儒学思想的现代价值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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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学思想的现代价值范文
一个儒家版本的有限民主
孟荀人性伦理的多维哲学解读
牟宗三后期存有论存在巨大失误吗
论方东美对《尚书》的创造性解读
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和平、富足与和谐
“善”与“善的生活”:孔子与基督
儒学与生活——黄玉顺教授访谈录
论章太炎评孔子
“与儒学”丛书总序
儒学的形上学化——帝国时代的儒学理论形态分析
社会儒学建构:当代儒学创新性发展的一种选择
论“大陆新儒家”——有感于李明辉教授的批评
诗性的自由——评陈纯《大陆新儒家与左翼自由主义》
论当代儒家政治哲学中的“综合儒家”
儒学的机遇与方向——大陆新儒家评议
“文化复兴”声中的警醒——黄玉顺谈“国学热”现象
中国现代性与儒学的综合创造——李翔海教授访谈录
经学的重建与经典诠释的方法论问题——姚中秋(秋风)教授访谈录
经学与哲学:经典与解释
“社会”的观念:荀子“群学”的生活儒学解读——兼评“社会儒学”概念
一个儒家版本的有限民主
孟荀人性伦理的多维哲学解读
牟宗三后期存有论存在巨大失误吗?——与杨泽波教授商榷
重返儒学的生活构成源头——张祥龙思想述评
论方东美对《尚书》的创造性解读
论“大陆新儒家”——有感于李明辉教授的批评
诗性的自由——评陈纯《大陆新儒家与左翼自由主义》
论章太炎评孔子
“与儒学”丛书总序
经学与哲学:经典与解释
情感与存在及正义问题——生活儒学及中国正义论的情感观念
城邦、人与正义:亚里士多德与荀子之间的对话
规矩的实践意义、价值原则及其根本缺陷——略评“中国正义论”
公义语境下的儒家社会正义原则——与黄玉顺教授商榷
从传统与现代化看儒家伦理的当代使命
儒教型社会性企业的探索——以朱子“社仓制”的现代性转型为中心
心学辨义——兼评牟宗三先生的理学研究
孝何以是一种德性?——在德性伦理学的视域下重审亲亲之爱
仁爱的“层级”观念——生活儒学对孔子仁学的理解与诠释
新世纪儒学复兴的几条进路——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当代儒学:路在何方?——《原道》二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儒学联合论坛”跟帖声明
《原道》和新儒学这二十年——黄玉顺、宋大琦、杨万江三人谈
儒学前沿问题高端论坛2014:“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唐学研究的新成就——“纪念唐君毅先生诞辰10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2篇：儒学思想的现代价值范文
【关键词】朱熹思想；形成；当代价值
朱熹是继孔孟之后，又一位儒学关键人物，在孔孟儒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把“仁”的思想传向世界，将儒学发展到最满意的地步。他合理地解释了性善与性恶的争议，完善了人性论。他的“以理为本”的本体论，是在“二程”理气关系学说的前提下，综合先秦各个学派的主要思想，使儒学的理论、系统和体系都更完善，这一理论，对中国哲学发展史，有着纪念性的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日益被关注的今天，对朱熹思想的认识和研究，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因此，需要分析出朱熹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朱熹思想的形成与演变
朱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大致是从最开始的儒、道、佛三教合一说，到后来的阳儒阴佛、儒表佛里说，到以儒家为主、道佛二家为次说，再到以道家道教为主说，再到阳儒阴法说，到最后的以儒为主，其次为佛，又其次为道教，即以儒家为中心的三教合一说。
二、对朱熹思想的正确认识
朱熹思想内容广泛，不应笼统地将其视为客观唯心主义，也不应片面地看待唯心主义。朱熹思想中的“万物有对”、“动静无端”、“一分为二”和无限分化等观点，都是对辩证法规律的体现，虽不完善，但也有合理之处。
封建统治阶段的意识形态是多样化的，朱熹思想只是其中之一，因此，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过，并不影响其传承价值。朱熹思想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中，除封建统治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意识形态。朱熹思想是对儒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自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其“仁”和“天理人欲”的观点，可以为劳动人民所用，他们可以用这种观念来揭发封建统治的罪恶行为。
朱熹思想具有其独立性，不应与当时的社会存在和生产发展水平相对而论。从历史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思想观念具有超越性，而这种超越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朱熹思想，对于当代社会是存在利用价值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经济和科学都得到了迅速发展。由此可见，包括朱熹思想在内的儒家思想，值得发掘和利用，而这种利用也将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三、朱熹思想的精华
（一）爱国思想。朱熹思想对“天下为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思想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是对爱国思想的充分体现。
（二）仁爱思想。朱熹不仅继承了孔孟提出的仁、义、礼、智的道德标准，还借鉴了西汉董仲舒提出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之道，并以此作为其观点进行表达。对于“仁”，他的解说是：“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而谈到仁与义、礼、智、信之间的联系，他的说法是：“仁、义、礼、智，皆天所与之良贵，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统四者。”，另外“仁则为慈善之类，义则为刚断之类，礼则为谦让，智则为明辨，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不是假，谓之信。”这些解释，都体现了“仁”的重要性，也表现了朱熹思想中的仁爱思想。
（三）教学思想。朱熹在融入孔孟儒学思想的同时，保留了自己的独到观点，他认为“人皆应学”，“自天子至庶人，无一人之不学”，而学习教育可减少国家治理问题，使社会更和谐。朱熹的教育思想比较科学，并不盲目。他认为教育应“各因其所长而教之者也”，他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求学之序，至今影响深远。
（四）以民为本思想。朱熹认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他提出“养民为本”，提倡不扰民，爱民。以民心为重，才能更好地取得财富。在他从政期间，一方面反对，另外还实施救助工作，并提出“宽民力”、“减赋税”的建议。他主张德刑兼施的治理之道，他认为只有以德服人，才能赢得民心，从而得到天下。
（五）人道思想。朱熹用“天人一理”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并约束自己，他的“存理去欲”思想是对客观规律的肯定。朱熹思想在先秦儒学思想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观念，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把理作为世界的本原，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
四、朱熹思想的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中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值得借鉴和利用，这对于当今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中国现代化的实现，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而朱熹思想也包括在内。
继承和发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要以中国现实为基础，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并不断借鉴西方优秀思想。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部分，其中的思想文化成果和优秀精神，是可获取的宝贵财富。
继承和发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加深爱国热情和加强民族凝聚力。儒家传统文化，是子孙后代了解历史、了解祖先一个很好的依据。儒家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加强，有着积极意义。
五、结语
包括朱熹思想在内的儒家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传承和发扬，但也应理性看待，并不能把其作为主要的指导思想，使其失去原有的价值。在保留其重要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加以认识和利用，对于缺乏理性和科学的方面，则还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创新，使其合理传承，科学发展，也能够更好的为现代社会所用。继续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韦英生.发掘朱熹思想精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03）：42-49.
第3篇：儒学思想的现代价值范文
文化的根柢全在道家”；世界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先生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像一棵烂
掉了根的大树。”的确，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道学的作用实与儒学不相上下，它们一隐一显，
共同浇灌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对中国社会之发展和中华民族性格之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
响。
然而，长期以来，或者更准确地说，90年代之前，道学研究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如果说
儒学的研究可谓“门庭若市”的话，那么，道学的研究则可谓“门庭冷落”。有人将这种情况概
括为“儒热道冷”，是大体符合实际的。令人欣慰的是，90年代以后，道学研究开始步“儒学
热”之后尘，受到学界的关注，并陆续出版、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果说用“道学热”来揭
示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特点，具有某种言过其实和“扬道抑儒”之嫌的话，那么，指出道学研
究构成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却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总的看，20世纪后半叶的20年特别是后10年，道家文化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这种进展主
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关于老庄其人其书及其他道家人物与著作的研究；二是关于道家思
想渊源及学派演变的研究；三是关于道家文化基本精神及特质的研究；四是关于道家思想的研究
特别是道家之道论与人论研究；五是关于道家思想的比较研究包括道家学派内部的比较研究，道
家与其他学派的比较研究，道家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六是关于道家之历史地位与道学之现代
价值的研究；七是其他问题的研究，诸如道家与道教的关系研究，道学史研究，郭店道家简研究
等等。前不久，笔者组织编写《中国文化研究20年》一书，就中曾设专章，从上述诸方面就近20
年道家文化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通过这一总结，并通过与儒学及儒学研究
之情况的比较考察，我们感到，有几个问题仍有必要提出来，以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和重视。
（一）关于道家之地位问题
80年代中后期以来，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除
极少数论者执守扬儒抑道的立场外，绝大多数论者都普遍认同道家之重要历史地位。这其中，有
一种看法尤为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这就是“道家主干说”。“道家主干说”的代表人物前有周
玉燕、勤，继有陈鼓应，后有胡孚琛、吕锡琛及涂又光，就中又以陈鼓应先生倡导最力最
勤。客观地说，“道家主干说”的提出和讨论，对于重新认识道学之历史作用，推进道学研究的
深入，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然它与传统的“儒家主干说”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隐含着学派的偏
见或门户之见，潜存着发展为“独尊道学”之可能。这是不能不让人有所担忧的。历史上董仲舒
的“独尊儒术”，给予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进步曾造成极坏的影响，教训是沉重
而深刻的。因此，人们有理由有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避免从重视道学、推崇道学走向“独尊道
学”。事实上，儒学和道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中皆有其显著的地位，二者交叉主干，互
补互动，不论从积极方面抑或从消极方面，都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何以一定要人为地在二者之间分出高低、主次呢？所谓交叉主干，说的是，为中国社会不同时期
的历史条件和文化需求所决定，儒、道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递相变化和发展的。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来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儒学起着主导的作
用，占居基础的地位；在另外的一些历史时期，则是道学起着主导的作用，占据基础的地位。所
谓互补互动，说的是儒学的道家化和道学的儒家化。儒学的道家化倾向乃“道家主干说”论者所
持，道学的儒家化倾向目前学界尚无人这么提。事实上，这两种倾向在历史上都是客观的存在。
前者说的是“援道入儒”，“以道补儒”；后者讲的是“援儒入道”，“以儒补道”。很显然，
“互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是相互颉颃、相互刺激、相互吸收。
（二）关于新道家、新道学问题
在儒学的历史发展中，有所谓新儒家、新儒学。与之相对应，有论者认为存在一个新道家学派。
董光璧先生在《当代新道家》一书中明确指出：“当代新道家的思想几乎是同当代新儒家并行发
展的，它是在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危机情势下，由一批科学家发展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阐述道
家思想的世界意义，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论证道家思想的现代性，美国科学家卡普拉推崇道家思
想中的生态智慧。“我把他们发展的道家思想的现代形式归纳为四个基本论点：道实论、生成
论、循环论和无为论。”这是“一种以科学新成就为根据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
观”，“一种基于文化趋同性的世界主义文化观。”董先生称李约瑟、汤川秀树、卡普拉为当代
新道家的几个“最引人注目者”。从中国学界来说，陈鼓应先生倡导“道家主干说”最力最勤，
胡孚琛先生对道学可谓推崇备至。尽管他们并没有自命为当代新道家，是否可以大致称之为中国
的当代新道家。与此相联系，有论者如董光璧先生“确信重新发现道家具有地球船改变航向的历
史意义”，有论者如胡孚琛先生进而提出创立新道学，以作为中华民族21世纪的文化战略。这实
际上是要将道学提升为当代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基础地位或主导地位。从学术自由的角度
看，与新儒家、新儒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一样，新道家、新道学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但我们对“道学是参天地、赞化育、贯中西、通古今的大学问，创立新道学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
史潮流中审时度势，应变自强的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参见胡孚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的说法，眼下还只能保留意见。希图新道学引领中国乃至世界走向大同，是
否期许过高？不过，正如“道家主干说”的讨论一样，关于新道家、新道学的讨论也将是有意义
的和必要的。
（三）关于道学与的结合问题
儒学研究中，人们曾就儒学与的结合问题进行讨论，并取得一定的进展。虽然人们关
于二者能否结合的认识见仁见智，但多数论者普遍认为，“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可是在道学
研究中，道学与的结合问题似乎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依笔者看，探讨道学与马克
思主义的相同相异、相通相融关系，既是推进的进一步中国化，发展中国特色和中国
气派的的需要，同时也是使道学获得提升、获得发展和发扬光大的需要。一方面，马
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有赖与中国的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的同时，吸收包括道学在内的中
国文化的有益养分，从而充实和丰富自身；另一方面，道学要实现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创造
性转化，有必要以为指导，用理论来改造自身，使其获得新的生机与活
力。现在，道学之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得到愈来愈多的人们的普遍认同，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实
现道学精神与的结合或融合，正是使道学之现代价值获得充分体现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所谓“儒道互补”；在现代中国，显然存在一个道学或儒道与的
互补问题。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可作，相信学术界有人为之。
（四）关于道学的普及与大众化问题
儒学研究中，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曾就儒学的普及与大众化展开讨论，亦有人做了一些儒学普
及的实际工作，如儒家伦理的启蒙教育，儒家经典的背诵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总的说，还
局限在学术讨论的层面，从学术探讨进入普及的真正的实际操作，还有很大的距离。然毕竟迈出
了可喜的一步。笔者认为，道学也存在一个普及与大众化的问题。道学研究工作者在这方面亦是
可以大有作为的。当然，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一方面，道学中有精华有糟粕，有“神奇”
有“臭腐”，需要人们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和取舍；另一方面，道学之普及化、大众化不等于道
学之庸俗化、简单化，其间的分寸也不易把握。正因为如此，道学研究工作者更有责任提高自身
的政治素养、理论素养、道学素养乃至语言素养，在道学之普及中发挥引导作用。现在的要务是
提高认识，重视起来，尽快将道学之普及与大众化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五）关于道学史研究
随着道学研究纵横两方面的展开，道学史研究近年也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在道学通史的研究
上，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黄钊先生主编的《道家思想史纲》，陆玉林等著《中国道家》，胡孚
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等等。在道学断代史的研究上，学术界较为注重者为先秦道学、魏晋
玄学、道教等。关于先秦道学，较为代表性的作品有：张松如、邵汉明著《道家哲学智慧》，朱
哲著《先秦道家哲学研究》，张运华著《先秦两汉道家思想研究》等；关于魏晋玄学，较为代表
性的作品有：汤一介著《郭象与魏晋玄学》，许抗生著《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赵书廉著《魏
晋玄学探微》，高晨阳著《儒道会通与正始玄学》，王葆玹著《正始玄学》等；关于道教或道教
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卿希泰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和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等。此
外，关于稷下道家、黄老之学、唐代道家等方面的研究，也有若干成果问世。上述作品的先后发
表，对于人们克服扬儒抑道的传统偏见，重新认识道学的历史地位，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
用。但总的看，与儒学史研究相比，道学史研究仍显薄弱，至少现在还没有一部贯通古今的全面
详尽的《道学通史》。如果有一学界权威人士出来，牵头组织编写一部多卷本的《道学通史》，
当是道学研究与发展中之幸事。应该说，现在时机已经成熟。
（六）关于郭店竹简与儒道关系问题
1973年，帛书《老子》的发掘，曾使老学研究取得新的进展。时隔20年，1993年郭店楚墓竹简—
—《儒家简》、《道家简》的发掘，为儒学和道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契机和条件。短短的若干
年，在该方面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多部著作，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一些论文
集中反映在《中国哲学》第20辑、第21辑中。对于郭店楚墓竹简的价值，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海外学者甚至誉之为“中国的死海遗书”。还有论者说，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
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一个颇为普遍的认识，是肯认儒道之相通
而非绝然对立。笔者以为，对于帛书《老子》和郭店《儒家简》、《道家简》，还有进一步探究
第4篇：儒学思想的现代价值范文
关键词 儒学思想 IT中层领导 困境
IT中层管理者是当代知识分子，大多数人的知识架构是理工科的数量逻辑为主。在整个知识框架中，数量逻辑固然实用，但是缺少了人文素养，会让他们在面临职场困境中缺乏灵活。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注重调解自己内心和行为来应对所面临的问题，它可以为陷于职场困境中的中层领导提供化解困境的思路和方法。
一、IT中层领导职场常见困境①
IT中层领导由于既有技术开发任务又有行政管理职务，他们的工作肯定相当繁杂。不稳定的团队、职场晋升的压力、“夹心层”的困境也是部门领导们常常头疼的问题。
（一）工作繁杂困境。IT中层领导工作即多又杂，他们一方面要指导、带领下属员工，另一方面自己还要完成老板交代的重要任务，亲自上阵，亲力亲为。可谓是“上有老，下有小”。不少IT行业中技术出身的中层领导，只懂技术不懂管理，自己搞开发还行，要是到了中层领导，分管一片工作还真的力不从心。
（二）团队不稳困境。在干部年轻化的背景下，一大批年轻有为的专业能手纷纷走上领导岗位，面对一些工龄比自己长很多的老员工怎么处理；面对一并竞争上岗，但是落选的技术能手该怎么处理。刚刚上任的年轻领导们如何尽快的服众，是值得每一个刚刚上任领导思考。
（三）内部竞争困境。中层领导大部分都是“人中之杰”，他们都有不凡的能力，也有晋升的强烈愿望。有能力和雄心的人们在一起，难免会产生激烈的竞争，甚至会出现一些过激的竞争。在中国，网上曝出有人为上百名官员拆除窃听器，一周曾拆除40多个窃听器。在国外，“窃听门”的事件也是层出不穷。在IT行业，这种有更多机会接触更加先进的技术的经理们，他们为了自己的“雄心”这会把这种竞争引向更加激烈的、更加阴暗的方向，如何防治成为每个中层领导思考的重要议题。
（四）“夹心层”②困境。“夹心层”是指IT中层领导要受到领导的压力，要面对下级的雄心勃勃，自己遇到了升值“天花板”的中层领导。他们的涨势不再喜人，“没劲”成为了IT中层领导的口头禅。“夹心层”的困境是困惑着每一个中层领导的问题，技术出身的他们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比其他人更加渴望找到自己心灵的一个归宿。
二、儒学管理思想的提炼
儒学思想是非常强调个人的内在心理的端正。儒家认为，管理者只有端正的内心，才有正确的行为，才能正确影响下属、平级、上级、乃至自己的未来。
（一）心正修身。儒学认为只有身心安顿，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才能体现中国读书人的价值取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③“心正”是指端正思想态度。“修身”是指不断提到自己思想境界。孔子常常“三省吾身”来修身，可见“反省”是修身的重要途径。清代的靠写日记来反省自己：做了好事，就在日记中鼓励自己；做了错事，就在日记中鞭策自己。作为领导能够常常反省自己的管理方式，不断地改正错误的管理方式，发挥先进的管理方式，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对人对己都是大有好处的。
（二）礼法并重。儒学孔孟根据“性善论”为基础，主张依礼而行，“制民恒产”“省刑法，薄税敛”，才能实现天下大治。孔孟认为要用温和的方式进行治理。荀子根据“性恶论”，批判式继承了孔孟的治理思想，提出“法”的重要性，主张建立了以礼法思想为核心，隆礼重法④，明德慎罚的法治思想。总之，儒家即强调德治，又重视法治，以德治为本，以刑罚为用。管理人员应该一方面用“礼”引导下属，另一方面用“法”来规范下属；一柔一刚，刚柔相济才是管理之道。
（三）慎独而居。《礼记·中庸》中提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所谓“慎独”⑤，是指人们在独处时，道德原则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的，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行动。因此，一个有道德的领导者应该不论有没有人监督，都能小心谨慎地不做任何违背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事，这样的管理者才不可能给人留下道德的把柄。
（四）以人为本。儒学一直以来都强调“人”，所以提出很多著名的思想“仁者爱人”、“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尊重人的地位和价值，提出人与人之间要彼此尊重、和谐共处，使得每个人都能到地位尊重，价值得到保障，从而使自己和他人能够全面发展。现实工作中，这里的人可以理解为三方面的人：老板、下级、顾客和自己，这里的“本”指的是看问题的视角。良好的管理者只有依据具体环境，能够站在不同的视角，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才是在公司立于不败之地的长久之计。
三、儒学管理思想在应对IT中层领导职场常见困境的应用
我们这里所提到的儒家管理思想，主要是探讨个人修为对IT中层领导管理的作用。我们认为IT中层管理者先要正己，然后才能修人；先把自己管理好，管理他人才有权威。
（一）面对工作繁杂的困境，要心正修身。任务多，一段时间公司做的项目多；任务重，公司限定要有限时间内尽快完成；任务杂，要自己带队开发项目，又要应付领导的检查，还要参加各种名目的会议。儒家告诉我们“心正”就是端正态度，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前提。
中层领导的工作已经不仅仅是挣钱养活自己，更重要的是达到了给别人创造了价值，用儒学的观念看，前者是“利”，代表金钱；后者是“义”，代表价值。义是重于利的。IT管理者本身就是高工资，如果仅仅是为了钱而工作，他会觉得不值得。但是为自己的价值而工作时，他心胸会宽广很多，工作的干劲也会强很多。
每天会有新的干扰因素，心正是一个不断的过程，所以每日的反省是必不可少，反思自己有没有思想中有消极的想法，有没有给顾客带来更大的价值等等。有了反思，就应该记录下来，不断地批判这样的行为，使得自己的内心不断朝着好的一面发展，让自己工作更加有激情！
（二）面对团队不稳的困境，要礼法并重。稳定团队，就是稳定人心；稳定人心，就是要给予他们最迫切的诉求，消除他们错误的行为，恩威并行，才是最好的方法。“礼”就是领导者自己对下属给与关爱，在生活上关心下属，在业务上帮助下属。对于年龄比较大的下属要充分的尊重，着力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对于业务比较精通的下属，要充分肯定他们的专长，给予他们表现自我的机会，让他们充分感受到自己的价值。用一种十分温和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尽量满足各个方面的要求。
“法”⑥就是要通过部门的规章制度，约束下属的行为，让他们明白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禁止做的，什么是鼓励做的。“法”是一个公司、一个部门维持团队、组织的必要手段，也是“礼”的坚实后盾。礼要有法的辅助，才能用严格的管理制度保证项目开发的顺利进行。法要有礼的帮助，才能用柔性的管理方式促进人心的凝聚，团队的稳定。礼法并举，刚柔兼及，才是最好的组合。
（三）面对内部竞争的困境，要慎独而处。内部竞争这里指的是IT经理们晋升时产生的相互竞争。“窃听门”常常是这场竞争的所在，同事、下级、副手都有可能安排这些窃听设备。人性中的贪婪、欲望都有可能成为葬身自己的导火索。在IT行业中，经理、程序员彼此间都缺乏交流，人与人少了份热情，多了份冷漠；少了分担当，多了份猜疑。此外，IT行业的经理们成天要处理巨大的数据，精神压力比其他行业大很多。网易对11453名男性进行调查，信息工程业人士找“小三”的比例是最高。正是平时不注重个人行为的规范，在色上面犯错误，被竞争对手通过“窃听”抓住把柄，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使得公司形象大打折扣，最后还是毁掉自己的前途。俗话说，“苍蝇不会叮无缝的鸡蛋”要是做得慎独，在人前人后都用高尚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就不怕别人的窃听事件。处处都行得正，坐得直就不怕别人的“窃听”。
（四）面对“夹心层”困境，要以人为本。IT中层管理人员要根据不同的事情，细分不同的人群，采取灵活的措施，在处理“夹心层”困境时，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一是上级，以老板为本，就是要讲求“忠”。IT开发的经理们会长期干一个职位，从而产生烦躁厌倦之感。儒学中的“忠”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就是公司利益至上。因为在公司的利益体上，公司的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只有每一个人都忠心耿耿，才能够使得公司利益得以实现，进而满足个人利益。为了使得自己有安生立命资本，还是要忍耐烦躁厌倦之感。
二是下级，以下级为本，就是要讲求“悌”。在一个技术团队里，领导如同一个兄长，对自己的弟弟们要友善、亲爱。对于刚进入的员工要引导，使他尽快进入角色；对于技术上有困难的员工要帮助，提高他们能力；对于有能力、有雄心的下级要要大度，不要怕他超过自己，要替他搭建更好的平台，这样反而能够赢得众人的尊重和赞赏。
三是顾客，以顾客为本，就是要讲求“信”。IT开发的经理们从事的是服务业，要讲求诚信，报出的价格不能“看人下菜碟”，不能给开发产品故意留漏洞。只有不断地满足顾客要求，不断地给顾客创造价值，自己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客源，才能在公司中树立更高的威望。
四是自己，以自己为本，就是要讲求“智”。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的职业发展、自己的家庭多加关心。具体情况不一样，关心的表现形式也不以尽相同，这就要求我们智慧的应对困境，把握人生。
1、如果跟能力、升职无关，只是普通烦恼，则要学会宣泄自己的烦恼。孔子在晚年编写论语时收录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名言。他是在自己受挫后观赏水流感叹的，所以现代的经理们心情不好可以旅游，来放松心情，增添生活乐趣。
2、如果是能力不济，但是有上升空间，则要向公司提出学习充电的申请。《劝学》中讲“学不可以已”。学习是一件不能停止的事情，能做到IT的经理一层，一定具有良好的文化，可是IT技术日新月异，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
3、如果是能力还行，但是完全没有升职空间，则可以跳槽去别的公司发展。《易经》上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这就告诉经理们，要学会变通。这家公司没有前景，我去另外一家，照样发挥自己的价值。
四、尾声
《易经》是儒家六经之首，作为IT中层管理者而言，《乾》《坤》两卦完全可以概括其对人对己管理的精髓，《乾》：“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告诉管理者要严于律己，要心正、要修身、要慎独；《坤》：“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告诉管理者要宽以待人，要变通，要以礼服人。这种基于哲学的思维对于现代管理而言是极具借鉴意义的。
拥有最先进信息技术的IT中层领导者，如果能诵读儒学以求融会贯通，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不断地提高个人的修为，用思考和实践去感悟，养成好的习惯来保持豁达的心态，对解决职场上遇到的问题也是极有帮助的，同时对个人气质、生活品味、工作效率都会有极大的提升。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注释：
①王飞.检索IT职场关键词困境关键词[J].软件工程师，2007.
②魏荣彬.儒学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
③礼记.
④赖素贞.论语.加算盘的经营之道—浅谈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2（7）.
第5篇：儒学思想的现代价值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人文主义；理论基础
“仁者爱人”，是经典儒学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支点。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经典儒家哲学就是以“仁”为本的哲学，也就是以“人”为本的哲学。“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仁者人也”，儒家之道，纯粹是人之道。儒道就是人道，儒学就是人学：“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
一、重视人的作用
孔子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重视人的作用，把人与人生看做他的仁学的根本问题。他怀疑上帝鬼神的存在，认为他们并不能主宰人的生存和祸福。他坚信人世间的事情都是人做的，人完全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需要依赖这些鬼神虚幻的东西。孔子的这种观点突出的人的主动意识和自我觉醒，表现了鲜明的人本主义倾向。
二、对人本性的深刻认识
孔子认为人具有生物本性。所谓“仁者人也”，是说人是人，不是神，神依靠祭肉的香味生活，人必须实实在在地吃饭穿衣才能维持生命，繁衍后代。凡是人类，无论贵贱，莫不如此。为此，他提出了“庶”与“富”的两项主张。庶就是要使民众不仅能生存下去，而且能繁衍生息。富就是使民众的生活不限于维持生命的水平，也不限于延续后代的水平，还要生活得丰衣足食，也就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孔子还认为人是社会中的人。人不是一般的动物，他必须要在社会这个大的环境里生存生活。社会这个大环境是由各种关系网所构成的。任何个人都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点，他们收到这个社会中各种规范的制约。礼就是对各个阶层的人的地位、义务、道德以及生活方式的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就是各等级的人的社会本性的集中体现和基本范畴。在孔子看来，社会上的等级差别，是天经地义的，是人性的自然表现，是人性与兽性根本不同的地方。与此相应，他在政治上提出了复礼、正名等主张，既反对上对下的过分压迫与剥削，更反对下对上的僭越与叛逆。
除此之外，孔子认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还具有道德本性。“仁者人也”，是说人的最高本性，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道德本性。没有道德上的自觉，人就不能称其为人。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下》）人不仅要有物质生活，而且要有精神的生活，这样才能超越于动物，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人。
三、寻找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
孔子认为，“仁”是高尚人性的目标，那么，体现“仁”的正人君子，就是理想人格的代表。从理想人格的角度来看，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仁”的道德实践，在于像君子那样过着高尚的精神生活，即使“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雍也》）。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
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的认识
孔子认为，充分体现了“仁”的精神的“大同世界”，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境界。这种世界，曾经存在于远古的往昔，是人类历史的源头，也将是人类和谐康乐的未来，是历史前进的前景。孔子指出，社会的失衡与失序，归根结底是由于道德的失落与失控引起的，唯有进行道德的复归，进行“仁”的复归，人类才能走出困境，走向普遍的繁荣。从表面上看，这种认识似乎有着复古的色彩，实际上包孕着历史螺旋式向上的前进运动。
在儒学得到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儒家人本思想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新儒学、实学、显学、国学这些都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但最为重要的是要保持儒家文化中人本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精神，虚心接受质朴的儒家人本思想是我们探索其现实价值、发挥其内在功能的前提。
儒家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思想在当代社会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以人为本”的儒家人本思想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发挥着重大的积极作用。儒家伦理重视社会的安定和谐，追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成就君子人格，其“天人合一”、“仁民爱物”思想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社会、人与人的共生、共处、共荣的精神，反映了人们对人类社会理想境界的追求，是人类发展的需要。经典儒学当中的人本思想这些精华的部分与“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目的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能够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统一性，正确处理个人、集体与国家以及自然界的关系，把个人能力的提升、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把人的发展与自然和谐统一起来，从而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
【参考文献】
[1]徐公喜.中国传统文化理想社会观[M].济南：齐鲁书社，2007.
[2]张立文.圣境――儒学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张崇飞.论儒家人本思想的现代化及其当代价值[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4]顾士敏.中国儒学导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第6篇：儒学思想的现代价值范文
一、国际上对儒家生态哲学的研究
国际上对儒家生态哲学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裔学者和美国有关中国哲学、历史学研究的学者中。杜维明较早提出了“超越启蒙心态”的问题，认为应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金则代替自私自利的原则，把“天人合一”发展成为“更为全面的环境伦理学”。在中国哲学的自然观方面，他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存有的连续性”的概念，认为中国哲学的“气”是物质和思维的统一，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存有的连续的本体论”;他还提出了“儒学生态学”的概念。玛丽・塔克尔提出了“气”可以对生态哲学做出贡献的七个具体方面。[1]成中英提出，儒学是包容性的人本主义，在圣人那里，天地人在道和太极的本体宇宙论上三位一体，人是“自然的完成者（consummator）而不是征服者，是自然的参与者而不是掠夺者”。[2]罗泰勒认为，儒学关注人类与宇宙的内在关联，当人性得以实现时，“仁”作为人性之核心亦成为宇宙之中心。因此，“成仁”就是要超越人类自身，这是儒家生态学的根源所在;儒家的仁就是生态学。[3]
关于儒家生态哲学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具体人物也有不少研究。布拉克雷（Donald Blakeley）分析了《论语》中的三原结构的动物价值论问题。艾文荷（P. J. Ivanhoe）认为《荀子》中有一种可称为“快乐的对称”（happy symmetry）的“清晰且非常有趣的环境伦理观”。[4]日本学者桑子敏雄认为，朱熹把人如何与他的环境宇宙相关的思想整合进了一个相容的系统。“这种整合不仅导致了对环境宇宙展现的结构的解释，而且导致了我们对一个困难问题的探究，即我们在何处定位最基本的价值，并且根据这一价值评价人的行为。” [5]艾周思（Joseph Adler）指出，宋代新儒家把“恕”拓展到自然界，使“应”（感应）具有了环境伦理的意义。其他如黄勇分析了二程的事实与价值统一的思想。[6]韦巴（Ralph Weber）研究了天人合一的“合”的形式，白诗朗（John Berthrong）则对“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把儒家关于修养和社会伦理的洞见扩展到新的领域”的八种设想。
二、国内儒家生态哲学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已开始对生态哲学或环境问题展开研究。当时的讨论热点是天人关系问题。1992年，中国政府在主题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里约宣言》上签字，此后“可持续发展”成为政治与学术话语。因为传统哲学的“究天人之际”的主题和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重合，于是引发了学界对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关系的探讨。
（一）以“天人合一”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
“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正如余谋昌先生所说：“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作为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7]学者们在研究儒家生态思想时都不能绕开“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季羡林、汤一介、张世英、余谋昌、牟钟鉴、陈来、蒙培元、李存山、柴文华、何成轩、胡伟希、陈国谦等学者都论述了天人合一含义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
在1993年，牟钟鉴就著文，认为“天人合一”表明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的‘天’或‘天地’的概念，大体上相当于‘自然界’的概念，当然也包括自然界的神秘性和超越性;其‘人’的概念，大体上相当于‘社会人生’，群体与个体都在其中了。因此，天人关系基本上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8]同年，季羡林在《东方》创刊号发表《“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1994年李存山发表文章认为，天人合一之“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接触与符合”;另一类是“客体就在主体之内，或客体是由主体的活动所产生”。[9]
陈国谦吸收冯友兰哲学思想，提出了“环境境界”的概念。他指出：“环境哲学是对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形上学反思”;环境哲学的功用“是提高人的环境精神境界，使人的环境意识从人与环境的彼此分离提高到人与环境相融一体”。[10]张世英深入比较了中西哲学关于主客关系的思想，认为中西方各有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思想。[11]在90年代天人关系的讨论中，主张天人合一和主客的“互补”成为主调。
胡伟希则认为，“‘天人合一’这一古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自然与人类合一’的意思。”[12]他还指出，将“天人合一”的观念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理解，认为“天人合一”的意思是提倡人类要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这一观点“深化了对儒学的认识，并为传统儒学如何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和前景。”[13]
对于“天人合一”思想的现实意义，汤一介说：“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可能直接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问题。但是，‘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一种思维模式，认为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而应把‘天’、‘人’看成是相即不离的一体，‘天’和‘人’存在着内在的相通关系，无疑会对从哲学思想上为解决‘天’、‘人’关系，解决当前存在的严重‘生态’问题提供一有积极意义的合理思路。”[7]
（二）以生态伦理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主导方向
生态伦理学，也称环境伦理学，“主张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际关系的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把伦理‘公正’概念扩大到对生命和自然界的关心，道德‘权利’概念扩大到自然界的实体过程，尊重生命的生存权利。”[13]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工业国家。然而，早在中国先秦时期，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已经蕴涵了生态伦理学的思想。随着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儒家的生态伦理学成为学者们所青睐的研究方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力图发掘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并探讨其现实意义。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从儒家传统的人伦概念中寻找生态伦理的意蕴。
“仁”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传统意义上对于“仁”的理解，学者大多关注于“仁”所涉及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随着对于儒家生态思想的深入研究，“仁”由传统的人的伦理扩展出生态伦理意义。王正平认为儒家“仁”的思想，在生态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先哲从‘天人谐调’思想出发，确信‘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只是以生为道’，尊重天地间的一切生命，歌颂生命价值，倡导‘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物我兼照’，‘衣养万物’，‘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的超我的仁爱观念，是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先声。”[14]对于“仁”的生态意义扩展，是根据“仁”的人的伦理推导出来的。张永刚指出，“儒家主张‘天下归仁’，把万物作为人类道德关怀的对象，把原本用于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情感扩大到天地万物之中，维护着天地的‘生生之德’。”[15]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把自然的‘生’与道德的‘仁’等量齐观，使‘生’不仅具有宇宙论的意义，也被视为人类道德的根源。”[16]蒙培元的《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以及围绕生态哲学问题发表文章多篇，对于儒家哲学的“生”、自然的目的性、仁的差异性与普遍性等生态思想进行了系统而又深入的论述。他指出：“自然界作为生命整体，当然是有内在目的的。”自然的目的就是生生，是向完善、完美发展，故可称为善，善即是目的。人是自然目的的“实现原则”，由此他特别强调儒家的“为天地立心”“不是为天地立法”，而是对于自然的照管;是肯定自然生生不息的事实，把自然的生生不息作为价值，自觉地、主动地帮助自然实现生生不息的过程。[17]柴文华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儒家思想和现代生态伦理学共同的思考客体;[18]何成轩也认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当今生态伦理相吻合。[19]任俊华认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表现为天道与人道一致的生态伦理信念，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念以及仁爱好生的生态伦理情怀。[20]
陈义军认为，“仁”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中心问题。“由于‘仁’内在天然地具有一种可以不断外推的特征和心理机制，‘仁’的实现过程，就是一种不断推己及人的过程，如此推衍，行‘仁’就不但要爱自己、爱别人，而且可以扩展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这是儒学内含的由人道推衍天道的具体体现，也是人类道德视野的一次革命性拓展。”他进一步说明董仲舒将“仁”扩展到爱鸟兽昆虫，无所不爱才是真正的“仁”，“从此，施仁的内在规定性便有了实质性进展，并且获得了生态道德的意蕴。”[21]学界有很多学者持这种观点，赵媛、方浩范也指出， “儒家的生态道德是一种真正地推己及人，由己及物的道德。它以‘仁爱’为基点，把人类社会的仁爱主张，推行于自然界，其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目的，首要是人类自身的生存需要，其次才是对自然万物的爱护和同情。……同时，儒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尽管人类的价值高于自然万物的价值，但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又是相互依存的，人类也是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为了使自然界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必须把管理社会的原则推广到自然界中去，对天地万物施以仁爱的精神，在人与自然界中建立起协同互济，相互制约的秩序。”[22]
（三）以解读概念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主要方法
学者们在进行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时候，主要采取的方法是选择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命题加以解析，从中发掘出具有生态意义的内容。
前文中提到的“天人合一”、“仁”都是学者们非常看重的概念，学者们通过对儒家思想中这些重要的概念进行详细的阐释，从中找到生态思想的因素。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概念，如“时”、“通”、“民胞物与”、“尔汝群物”等，学者们也做了解析。
“时”也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一个概念。儒家的“时”的范畴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意蕴。孔子的“使民以时”，孟子的“待时”，荀子的“应时”都具有生态意义。“儒家认为‘天’即自然界有着独立不倚的运行规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荀子基于对自然界的认识，提出了‘天行有常’的著名论断，即人类社会出现种种殃祸，正是有悖规律所导致的。尊重自然规律，当然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农业生产实践，儒家提出了‘取物以顺时’等符合生态农业规律的思想，认为人们应该根据时节，即按照大自然的节奏、生命万物的节律以及四季来决定什么时候该‘取物’，什么时候不该‘取物’。”[23]
笔者曾对“通”这一概念，做了全面的解析，论述了“通”的生态意义。“通”的意义在于自然规律向生态规律的转化。“‘通’范畴可以深化我们对于儒家自然哲学关于自然物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的认识，由此使我们可以对天人合一获得一些新的理解，认识到人和自然的生态一体性、相关性与依赖性。尤其是，人与自然的精神的沟通能够促进当今人类在面对生态危机时，能承担更大的责任。”[24]
可以看到，解读概念的研究方法就是选择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对其进行详细解读，发掘其中的生态意义，从而使研究更为深入。
三、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研究互动得到加强。国内儒家生态哲学研究在吸收当代西方生态哲学的基础上、基于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而展开。关于具体人物，如孔、孟、荀、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阳明等都得到了研究。然而，儒家思想中还有许多有关生态思想的内容等待学者们去发掘。笔者认为，研究儒家生态思想不仅能够拓宽儒家思想研究的道路，重新理解儒家思想，有利于儒学自身的发展，而且能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新思路，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Mary Evelyn Tucker（玛丽・塔克尔）.气的哲学：一种生态宇宙论[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C].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60-176.
[2] 成中英.儒家人格中宇宙论、生态学的三位一体[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C].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79-197.
[3] 罗泰勒.民胞物与：儒家生态学的源与流[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C].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39-57.
[4] 艾文荷.早期儒学与环境伦理学[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C].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58-73.
[5] 桑子敏雄.朱熹的环境关联性哲学[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C].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31-144.
[6] 艾周思.感应与责任：周敦颐与环境伦理的儒家资源[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M].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11-130.
[7] 余谋昌.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伦理价值[J].中国哲学史，1996，（1-2）.
[8] 牟钟鉴.生态哲学与儒家的天人之学[J].甘肃社会科学，1993，（3）.
[9] 李存山.析“天人合一”[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4）：12-20.
[10] 陈国谦.关于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J].哲学研究，1994，（5）：32-37.
[11] 张世英.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J].求是，2007，（7）：34-37，62.
[12] 胡伟希.儒家生态学的基本观念的现代阐释：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J].孔子研究，2000，（1）.
[13] 汤一介.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与当今的“生态问题”[J].国际儒学研究，第14辑.
[14] 王正平.“天人谐调”：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智慧[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11（12）.
[15] 张永刚.先秦儒家生态伦理情怀的现实观照[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16] 陈来.道德的生态观――宋明儒学仁说的生态面向及其现代诠释[J].中国哲学史，1999，（2）.
[17] 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8] 柴文华.“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J].学习与探索，2006，（1）.
[19] 何成轩.中国传统生态伦理观念与当代人类文明[J].哲学研究，1994，（5）.
[20] 任俊华.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3）.
[21] 陈义军.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初探[J].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8（3）.
[22] 赵媛，方浩范.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J].前沿，2008，（3）.
第7篇：儒学思想的现代价值范文
作为儒学的代表人物，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他全面继承了“学为君子”、“反省内求”的儒家教育思想，阐释了君子人格、孝道、“慎独”等观念，从道理、伦理方面进一步丰富了儒家思想的内容，被后世尊奉为“宗圣”。鉴于此，我想就曾子以孝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谈谈自己的认识。
1 老龄化日益凸显的中国应重视曾子以孝为核心的伦理思想
孝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在我国历史上，曾子也以孝称著于世，孝乃是曾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就非常重视孝道，在儒学经典著作《论语》中，论及孝道的有17处，曾子作为孔子的得意弟子，他的孝道思想也就是来源于此。
因此，曾子论孝，也是坚持了孔子的思想。孔子孝的核心内容是“敬”，曾子也由此突出了“敬”的含义，提出了孝德的这样几个基本要求：养、敬、安、久、卒，并认为孝应该做到养而能敬、敬而能安、安而能久、久而能卒。曾子说：“所谓孝也，民之本教日孝，其行之日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久为难；久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投，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
孝老是人之常情，孝老乃德之大义。无可厚非，孝敬父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何孝敬？最起码的要求应该是养之以敬，是父母感到舒心、安逸、幸福。作为子女，应该诚心孝敬，时刻将父母放在心中。
诚如是，这种孝的文化是我们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的精神磐石，也是我们塑造社会价值观的价值原点。一个人从母亲十月怀胎到呱呱坠地，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上学、择业到结婚生子，父母不知付出了多少精力和心血。孝是为人子女的义务本分，只有在尽孝中，我们才能知晓恩情的宝贵，懂得责任的重要，感佩担当的真诚。感恩、责任、担当这些孝道所蕴藏的要素，不仅是一个人正心、修身、齐家的行事依据，更是社会和谐所赖以维系的价值之核。孝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为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良好参照。以孝德实践为圆心向外扩展，孝文化就会成为代际沟通、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剂，社会道德建设也能获得坚实稳固的支撑。
2 现代化人才的培养应该借鉴曾子的伦理思想观
“培养什么样的人”，始终是教育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现代教育的目标是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为目标，以培养身心健康，具有主体意识，最终成为适应社会生活、为社会所融合，并对社会有益的社会人为目标。
然而曾子认为君子的理想人格应具备“仁义”的最高典范。他将孝看作是诸德之本，因此，践行孝德，就不仅仅是做一个孝敬父母的好子女，更是要做一个遵守社会道德的好人。如何做一个有德的好人？曾子阐述了自己的道德修养理论。他的道德修养理论中有很多观点和方法，都被后来的儒家学者继承和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内省”、“慎独”、和“忠信”。这一思想，对现代人才的培养有着积极的意义。培养德才兼备、有高尚的品质和社会适应能力，有积极的心态、自信、上进的复合型人才，才是我们社会需要的人才。
实际上，飞速发展的现代教育，并没有带来学生的全面发展。目前可以说较为普通的现象是学校重成绩轻品德教育，严重点说，校园欺凌现象在新闻报道中屡屡出现。更普遍存在现象的是，学校评选班干部、三好学生仅以成绩论英雄，有些同学即使热爱集体、乐于助人、乐观进取、品质优良，如果成绩不佳，也可能被划入后进生、差生行列。而所谓的“好学生”本身可能会有不爱劳动、不愿参加集体活动、瞧不起差同学等问题，但他们仍是学校和老师眼中的“宝贝”。这些现象都是现代教育在品德教育方面的缺失，是迫在眉睫急需解决的问题。
3 现代人的思想价值需要体现曾子的伦理思想观
在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基础上，曾子提出了一个更细密的体系：“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个想法更完整地强调学与习、学与思、学与行的结合。
曾子“反省内求”在现实教育中更有现实意义。学生的学习过程就是一个学习和思考相融合的系统过程，学习中有思考，思考后开始新的学习。这正与现代教育学家“反思教育”的观点不谋而合。反思是什么？现代教育家伯莱克认为：反思是立足于自我之外，批判地考察自已行动及情境的能力。杜威J为：反思是个体在头脑中对问题进行反复、严肃、执著地沉思，是对于任何信念或假设，按其所依据的基础和进一步推导的结论，进行主动、持久和周密的思考。
曾子秉承了孔子儒学的基本精神，始终把道德完善看作是一个学者的终极追求，因此，他对自己要求严格，时时检讨、反省自己的言行。这就形成了他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思想，即注重内省的修养方法。曾子常常思考自己的不足之处，对自己的言行要求很高，概括起来是“三不”原则。一是不要疏远自己的亲人而亲近外人。如果一个人连亲人都不珍重只顾着亲近、馅媚于他人，那就是亲疏、里外不分了。二是不要因为自身没有做好而埋怨别人，不要一旦有事情发生首先就想者埋怨和怪罪他人，那样不但不能解决问题，相反的只会使事情更糟还会影响与他人交往的感情。三是平常就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因为自己的过错而招致刑罚时再哭天喊地后悔。
第8篇：儒学思想的现代价值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现代管理；人本管理
1、现代企业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企业整体的离职率居高不下
根据2015年八月网易财经的调研报告，企业员工整体离职率平均高达17.7%，2014年离职率比2013年增加3.2%，员工主动离职率居然达到19.6%；2015年比2014年稍有下降，但部分企业的员工离职率仍然居高不下，达68.9%，个别企业甚至达到98%，远远高于平均水平。整体来看，据统计，之前员工离职的首要原因是对薪酬不满，2015年采取调薪措施，调薪幅度为7.6%，以降低离职率，因此2015年比2014年离职率稍有下降，但仍处于高位。高离职率会给企业带来诸多问题。第一，人力资源的管理费用增加，招聘单位的总成本增加。第二，企业的信誉受损。第三，公司业绩受损。
其次，企业缺乏人本管理
“人本”思想即是提倡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而是把人放在第一位，尽可能去考虑员工的需求，突出其在管理中的地位。企业管理上缺乏人性，会影响员工对公司的工作态度。然而，今天的企业财务目标却是在极力推崇利益最大化、效用最大化及股东财富最大化，高层管理人员只为股东利益考虑，忽视了中低层的职工利益，甚至耍领导范，不尊重低层员工，自己不愿做的事或者对自己不利的事却交给下属去做，为难下属，损人利己。上级都缺乏对待下属的基本道德，如何望下属为你为公司付出努力去工作！追究其原因，是管理人员缺乏那种爱人爱民的素养以及中国自古以来的等级观念未得以消除。
第三，员工主动性差
中国企业普遍存在员工缺乏归属感、主动性差、执行力差的问题。员工缺乏归属感，便会消极怠工，主动性变差，影响工作效率，势必会影响企业战略的执行。在国企，工作人员不努力不上进也不会丢工作，因此其对工作的主动性更差。问其原因，大部分人所持的观点是，公司不把员工当作人，而是把他们当作劳动工具，使得他们没有动力为公司卖力，仅仅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这些不但影响公司的质量和产量，影响公司的工作效率，还会给常常进入车间参观的客户留下不好的印象，影响公司的整体形象。这是企业对员工的管理工作没有做好，对员工的关心不到位。
最后，利己主义盛行
这样一个经济腾飞的时代，难免会带来功利主义，人们会为了挣钱而追求功利，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这些行为会引发更多的欺骗和不诚实。当今我国就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人与人之间信任度降低，人人追名逐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很紧张，人际关系得不到好的解决，那么何来团队，何来团结！团结的力量对公司很重要，利己就会打乱团结，打乱队伍，管理更加困难。企业之间若诚信缺失，为逃税做假账，为谋取私利而损害环境和他人，那么假货充次市场，社会市场秩序混乱，不但会影响企业存亡，还会影响国家的发展进步。
2、儒家思想的时代性
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是曲折的，大概可分为四个阶段：先秦的“仁爱”思想、两汉的独尊儒术、宋明的程朱理学、现代的新儒学。在这期间也曾阻碍重重，秦始皇焚书坑儒、明末清初对儒学的批判、民国初期打倒孔家店、批孔运动。儒学总是繁荣一阵又被打被批，但是每次被阻被批之后总会再次崛起、继续向前发展。经济全球化，西方先进企业管理模式盛行的现代，人们批判儒家说其是封建礼教，只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然而，近年来市场经济跌的风云变幻，美国遭遇经济危机，而以儒家思想为首的企业文化承受住了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对今天的企业管理有着重要作用，并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化。跌倒又爬起的无数次经历，让儒学更显其顽强的生命力，更具有时代价值。
3、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以“仁”待人，天下归仁，管理者应该爱自己的下属和所有员工。若尽可能去考虑员工的需求，把他们当作家人一样看待，根据自己的财务能力给员工适当的调薪，满足他们物质需求；常常给予他们关心和鼓励，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积极开发人才，管理人才，对他们委以重任，让他们有一颗为公司奉献的真心。以“仁”治企，实现人本管理，以激发员工主动积极性。富士康跳楼事件频繁发生，追究其原因却是其缺乏人性化的管理，为了获得财富而把人当作劳动工具。对待员工像对待机器，对员工管的过紧，待人不够“仁”。
以“义”要求自己，君子“行义以达其道”，“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这并不是说只讲义不讲利的清高，而是强调追求“利”应该建立在“义”的基础上。面对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难免会追名逐利，一心为利己而损他人，克服利己主义，需要建立一种内心的觉悟，良好的个人品行是管理工作要求的基本素质，修己才能更好地安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样一来，大部分工人都对他尊重有佳。通过这样的有效沟通和管理，可提高效率。以礼相待，让员工感受到爱和尊重以及自己的存在价值。
4、总结
儒家思想是我国的传统精神文明的精髓，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穿越历史长河流传至今，值得今天的我们传承和发扬。任何思想都有其历史性和局限性，我们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坏的丢弃，把好的传承下去。如其核心思想“仁义礼忠信”，本是用于教一个国君如何治理好国家，也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今天，还可以延伸其功能，将其用到企业的管理中，管理企业，可用“仁”来分工，用“礼”为规范，用“义”可约束，用“智”谋发展，用“忠”于职守，用“信”创和谐。儒家思想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弥补现代企业管理的缺陷，完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陈晨捷，论先秦儒家“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J].孔子研究，2010，（2）.
[2]孙大林.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J]中外企业家，2015（17）.
第9篇：儒学思想的现代价值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东亚；经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F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0－0048－02
东亚经济制度主要是指日本及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我国的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制度。这些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的下半叶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分析其中原因，不能不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东亚的国家和地区，都具有共同的儒学传统，同属于“儒学文化圈”，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本文主要从制度角度阐述儒家思想对东亚经济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富民”思想与“经济优先主义”
“富民”思想和“衣食足而知礼节”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主张。孔子曾引述古圣王的事迹来明己意：尧舜在让位给舜禹的时候，他们都曾向自己的继承者作了郑重告诫：“四海困穷，无禄永终！”把富民治国同是否能保住政权联系在一起。孟子也认为“衣食足”和“富民”对王天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说：“此为救死而恐不赡，奚暇礼仪哉？”意思是老百姓连保命都恐怕来不及，还哪有什么工夫来修养礼仪呢？“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意思是老年人有丝棉衣服穿，有肉吃，一般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见，儒家认为，衣食足才能知礼仪，强调政治统治秩序要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水平之上才能稳固。儒家的“衣食足而知礼仪”和“富民”的传统理念成为促进东亚国家和地区确立“经济优先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济优先主义”，其基本含义是把经济发展放在国家各项工作的首位，政治与经济相比，经济第一位，政治第二位；军事与经济相比，经济第一位，军事第二位。经济优先主义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奉行的最高原则，也是东亚成功的第一要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选择了“经济立国”这条道路，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二、尊重权威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
尊重权威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家思想强调要尊重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孟子云“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在谈到人们渴望权威出现来结束乱世时说道：“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儒家思想特别强调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这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确立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具有重大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东亚国家和地区均选择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其“经济优先”的战略。以强大的政府来整合社会资源，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克服单一市场调节的弊端。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一种创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相比，根本特征在于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介入。
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介入经济生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即直接干预经济，推动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另一种是推进制度变迁，致力于法律和制度建设。
东亚国家和地区参与资源配置、干预经济的政策主要是指政府通过制定宏观的经济政策来指导经济发展。宏观决策主要包括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发展战略、基本经济政策及政策手段等。例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就提出发展目标是经济现代化和赶超欧美。为实现这一个目标，日本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决策机构，保证宏观经济决策的正确性和及时性，并通过设立在微观层次的各纵向专业局来推行政府的经济政策。
政府推动制度变迁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政府推动制度变迁具有规模效应，比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然形成成本更低、新制度确立的时间更短、更有效率、相对收益更大。东亚国家和地区利用强大的政府建立了一整套的法律和制度体系，通过法律和制度强制性地规范企业和个人的行为，保证市场交易的进行和经济福利的增进。东亚的经济成长始终伴随着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干预并不像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导致民众、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对抗和猜疑，从而不能实现良好的协作。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在儒家文化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忠孝、等级、秩序，强调尊重权威，在这些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通常都希望政府对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政府的宏观框架内，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如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任职期间曾提出大胆的改造日本新构想。在这个构想的引导下，实施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计划。国民信任政府，积极参与，在全国范围内开山筑路，大兴土木，从而出现日本列岛改造的繁荣局面。可见，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在东亚国家和地区能够成功建立和运转，这与东亚国家和地区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尊重权威、尊重政府的观念是分不开的。
三、义利观与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
《论语》中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吾从所好。”《孟子・告子上》中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由此可见，儒家思想提倡人们在谋取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要采取正当的手段，在义利关系上应先义后利。儒家的这种义利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就是强调道德至上前提下的义利双全，而在义利不可调和时，倡导人们要见利思义、以义统利、以义制利和取义舍利，反对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确带来了巨大的效率。但是，这种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因此，围绕着市场经济所构建的各种管理制度，就产生了一个怎样使市场经济朝着“善”的方向发展的问题。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对于校正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使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健康运行，具有重大的作用。
首先，儒家思想认为“义”要合乎道德，这既适用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也适用于规范经济活动的制度。就前者而言，既要求经济活动者不仅要遵循经济法则，而且还要做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就后者而言，经济制度在实现效率、收益的过程中，要坚持社会正义，维护社会公正，做到利益与价值的统一。因此，儒学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中把“义”理解为合道德，这实际上是要求经济人和经济制度在其活动过程中要保持真与善的统一。用这种真、善统一的思想来指导今天的经济制度建设，其意义是非常深刻的。
其次，儒家思想主张的以义统利、以义制利，这也有普适性价值。对于经济制度而言，也应该体现这种道德精神。因为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其他各种制度都不能背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的原则，而经济制度所以具有规范经济运行和管理的功能，是因为它本身就内含着经济职能与精神价值的统一。故而，儒学以义统利、以义制利的精神，对促进东亚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儒学的义利观对公私关系的处理也有借鉴意义。现代经济制度作为对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所作出的规定，它一方面要维护个体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保障公共利益，而公利与私利之间有时又是矛盾的。儒学强调私利服从公利，这就为解决这个矛盾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因此，儒学的公私观并非过时了的古董，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价值仍值得开掘。
总之，儒学的义利观与现代制度之间是具有相容性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其现代工业化进程中将儒学义利观和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成功实践，已在这方面作出了证明。
四、家庭观念和东亚的企业制度
在东亚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家族中心主义。东亚人的家族中心主义主要来源于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伦”，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三纲五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对父母的孝，而对企业和国家的忠则被当作孝在更大坐标上的升华。以孝为基础的忠孝合一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行为准则。
东亚国家和地区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家庭思想和忠孝思想，人们首先为自己的家族而工作，然后把自己的利益和集团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自己的积极劳动来推动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儒家的家族伦理和家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促进了东亚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被运用于企业的经营，形成了家族式的企业管理体制，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在韩国的传统社会中，人们通常给家族的利益、名誉和繁荣赋予最高价值。今天家族观念仍然是韩国人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基础。这种观念反映在企业中就是，韩国经济起飞时，出现了很多家庭企业。在家庭企业内部体现着家长制的管理原则，职工是家庭成员或有血缘关系的人。企业主就是家长，企业人员都尊重与服从家长的管理指挥，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和谐共进。企业对待员工像对待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一样，承担着无私的责任和义务，企业的职工也在共同体意识的驱动下，努力地证明他对自己所属集团的忠心，献身于企业公司。所以，韩国的企业就像是由无数小的家庭实体织成的网，家庭因素体现得非常明显。
日本也是一样。日本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与家族制度和家族伦理密切相关。财阀是日本特有的经济组织，就其起源来讲，财阀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以代代继承、维持和发展家业为基本目标，一部财阀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家的发展史。正是这种体现家族功能的独特企业组织形式，适应了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促使日本第一个在东方国家里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尽管财阀在战后被解散，但财阀的家族式结构与家族式管理仍以其特有的影响力存在于现代日本的企业当中。另外，在日本普遍推行“终身雇佣制”和“提建议制度”，也有利于企业主实行家族主义的经营管理。日本的这种家族式的管理体制使职工和公司形成像家庭似的“命运共同体”，从而使公司能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活力，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