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刑事辩护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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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律援助刑事辩护范文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辩护权

2012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正，亮点颇多，尤其是对辩护制度的完善更堪称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史上的一次革命，其中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改进引人注目。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并减免法律服务费，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律师辩护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它必须平等地为公民所享有，否则将造成司法不公。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却陷入了困境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以期增进法律援助的进步空间。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

（一）提前了提供强制刑事诉讼法律援助的时间

在新《刑事诉讼法》第34条和267条规定规定了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援助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但没有规定何时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根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文字表述应认定为强制提供辩护扩大到了整个刑事诉讼阶段，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也同样可获得强制法律援助的权利。侦查阶段与审查阶段的权利行使和权利保障对审判阶段有重要影响，甚至影响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将被判以怎样的刑罚、将承担怎样的不利后果。受职业、立场影响，侦查机关一般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利证据的收集和调查力度不大，将法律援助提前，不仅对证据完善起到补充作用，而且对国家司法资源也是巨大的节约。为此，新法律援助制度将强制法律援助延伸到审查阶段和侦查阶段。

（二）扩大了提供强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等三种情形时司法机关应当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67条的规定，未成年犯罪没有委托辩护人，司法机构也应当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而原《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援助的对象中，“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是可以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而不是应当。意味着司法机关既可以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也可以不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这无疑会损伤这一情形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权益。再者，新《刑事诉讼法》取消了受援案件须“公诉人出庭公诉”的强制性规定，将符合辩护条件的公诉人不出庭公诉和自诉案件纳入到指定强制辩护的范围，也扩大了援助案件的范围。

（三）增加了法律援助申请人的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这一规定一方面加快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时间进度，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律师的辩护；另一方面，避免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关押在看守所里，律师没有授权委托书就见不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见不到律师就无法亲自签字委托的矛盾境地。因此可以说这一规定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极大进步。

二、新刑事诉讼法框架下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不足

(一)不当的认定，缩小了刑事法律援助范围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承担法律费用的和盲、聋、哑、未成年人或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等六种情形下都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后五种情形比较好认定，但对前一种，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承担法律费用”认定出现了偏差。规矩相关规定，要对提出申请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经济审查，符合规定的才给予法律援助，不符合规定的，则不给予法律援助。但问题是在司法实践中，各地的经济审查是不一样的。大部分司法机关都认为应该是没有生活来源或者生活保障的，才能定义为“经济困难”。诚然，没有生活来源或者生活保障的是“经济困难”，但是却还有很多因为真实的经济困难请不起律师的，比如家中突然遭遇重大经济变故的。形式的定义“经济困难”必然导致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变小了。

(三)人员、经费的不足，导致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后继乏力

虽然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六种情形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都有权力获得法律援助，但在实践中却很难办到，或者办的效果很差。原因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很多律师，甚至是刚入行的律师都不愿意办法律援助的案子，认为既没有钱，又赚不到名声，吃力不讨好，纯粹帮公家做事。另一方面是法律援助的经费主要由国家给付，而受制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平衡，很多地方根本无法给予这部分法律援助费用。两方面的原因相互作用，国家没有钱给法律援助，律师更不愿意提供法律援助；律师不积极提供法律援助，部分司法机关认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请了也是白请，更不愿意去花钱请援助律师，导致形成恶性循环，刑事法律援助形同虚设。

（五）受地域所限，法律援助规模不一

我国是发展中的国家，东部沿海经济发达，而中西部经济发展落后，与经济相匹配，东、中、西部的法律援助状况也呈梯状结构，总体上东部的法律援助最好，中部次之，西部最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东部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充足，中西部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甚至没有。这从各地对法律援助经费的财政拨款可以反映出来，有的地方非常的少，根本无法提供法律援助经费。二是东部法律援助的律师队伍强大，中西部没有组建法律援助律师队伍，甚至由非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例如，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仅刑事法律援助业务就建立了一支由50名律师组成的骨干队伍，而在青海某地甚至连律师都没有。三是因地域的差异，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不一，具有可能是政府行政机构性质，也有可能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甚至可能是事业单位或者人民团体。

三、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一）进一步扩大强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适用范围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将应当给予强制辩护的案件扩大到无期徒刑案件，并取消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而获得强制辩护中有关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但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步伐视乎迈的太过谨慎，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角度来看，扩大强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适用的范围成为一种趋势。《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于审判适用死刑或无期或最高刑期超过三年惩役监禁的案件”适用强制辩护；《韩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审理死刑、无期、或三年以上惩役或禁锢的案件”适用强辩护；值得说明的是，即便在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立法也要求对于那些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倘若没有委托辩护人，司法机关也应通知律师或者其他辩护人给予辩护。因此，我国有必要进一步扩大适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以保障公民的辩护权。

（二）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经费

提供充足的法律援助经费，需要政府加大对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同时调动社会的力量，设立法律援助专项基金。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优秀律师参与到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法律援助“走过场”现象，不仅保障刑事程序公正，更能达到真正的辩护效果。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极端不平衡，导致各个地方的财政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一些地方政府没有余力发展地方法律援助体系，而只能单纯依靠中央财政接济，这是无法满足日益高涨的法律援助需求的，特别是刑事法律援助的需求。因此，对于一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中央和地方财政都要考虑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对于一些地区设立专项拨款，用于刑事法律援助建设。

（三）进一步加强律师社会责任教育，探索“公设辩护人制度”

律师作为专门的法律工作者，在刑事法律援助事业中应起到关键作用。在政府加大对法律援助经费投入的同时，律师也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在法律援助案件中，认真负责，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维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英、美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广泛建立了“公设辩护人制度”，并且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在我国台湾地区，对于司法机关提供辩护的有公职辩护和社会辩护。公职辩护人主要是司法机关中的工作人员担任，属于公职人员，受法院监督管理，所以不经费保障不足等问题。社会辩护人主要由自由律师担任，甚至其他的法律工作者也可以担任，有的带有公益性质。这些辩护人给予那些没有委托律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有效保证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这种多种辩护模式并存的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四、结语

所以说，我们在看到新《刑事诉讼法》进步的同时，也应不忽视其存在的不足。如果法律不与实际相符合，它便形同虚设。我们必须结合国情，在经费不足、人员匮乏的情况下，应探索建立公设辩护人队伍，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同时，我们也应与国际接轨，与时代同步，扩大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减少不必要的人为障碍。

［参考文献］

［1］左宁.《论我国侦查阶段法律援助的缺陷与完善》.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9期.

［2］玉品健，李明翰.《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研究》.法制与经济，2012年5月第312期.

［3］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新形势下浦东新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2012年山东日照法律援助工作座谈会会议材料.

［4］谢佑平，吴羽.《刑事法律援助与共设辩护人制度的构建》.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三期.

第2篇：法律援助刑事辩护范文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83-02

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在刑事案件中，依照法律规定为贫穷的、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案件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的制度。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援助的核心是刑事法律援助。由于刑事诉讼可能会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因而在法律援助中最重要的便是刑事法律援助，与民事诉讼、行政不同，因为刑事诉讼实质上是代表统治关系的国家对“孤立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而与其进行的表现为诉讼活动的“斗争”，且追诉行为所具有的强烈的惩罚性特征，出于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以及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需要，有必要重视刑事法律援助，以保障贫弱残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被杜绝于救济之门。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困境

（一）司法机关不重视、甚至抵触法律援助

司法机关不重视、甚至抵触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是众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从职权配置上看，法律援助机构并没有约束公检法机关必须配合工作的强制力，实践中很多司法机关出于部门利益和方便办案的考虑，认为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一名律师与自己作对无异于自讨苦吃，不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所以只要没有明显的不利后果，侦控机关往往并不将需要援助的案件及时移交到法律援助机构。就算司法机关迫于某些压力将案件移交法律援助，也不能够给予充分的配合。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指定辩护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义务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但是如果司法机关将律师视为“异己”力量，不将其视作促进中国法制进步的积极力量，试问能有多大的动力履行这些义务呢？虽然司法部与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此下发过联合通知，就帮助犯罪嫌疑人尽快获得法律援助作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有关司法机关在法律援助方面基本上没有行动，绝大部分案件只有到了审判阶段，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才匆匆介入案件。这样的情况在新法实施后是否能够避免，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二）实际覆盖面较小，适用率较低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较以往有所扩大，但从实际操作来看，绝大多数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法院指定辩护的五种人，非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相当稀少，刑事法律援助总体上的适用率是极其低的。据统计，2003年时，全国法律援助总量大约14万件，到了2011年已经增长到了80余万件，但刑事法律援助的数量自2006年来几乎始终保持在11万件左右。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无论在案件数量还是受援助人数上与其他类法律援助案件相比远远不及。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量不高，主要还是思想观念的问题，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案件60%以上来自法院的指定，且大部分为未成年人案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符合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对象缺少相关知识，对法律援助缺乏信任，不懂得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其次，是由于公检法机关对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有抵触；再次，是由于法律援助机构及律师对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积极性不够；最后，当地的经济水平也和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情况有直接联系。

（三）缺乏激励和监督机制，刑事法律援助质量低下

《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明确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值得欣慰的是，大部分的律师还是很有责任心，愿意提供法律援助的，然而，由于律师的业务比较繁多，而法律援助往往是免费的或者只支付办案成本，个别贫困地区甚至还打给律师欠条，加之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都得不到保障，遇到司法机关的百般阻拦，久而久之，一些律师对刑事法律援助逐渐失去了热情，如赵作海案中，由于其他律师不愿承接此案，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胡泓强只是一位律师事务所的实习生。

即使《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了一些激励和监督机制，但过于空洞，缺乏可操作性，现实中基本得不到实施，实践中一些律师消极怠工，如不积极调查取证，不到法院阅卷，不会见被告人，不按时出庭，在庭审过程中不尽职尽责地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有的律师在庭审中只是敷衍了事地说几句要求从轻、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被告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真正的维护。此外，有关机关对律师援助的过程和质量也往往不予过问，这就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普遍低于有偿服务案件的局面。

（四）缺乏程序性制裁

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了司法机关在刑事法律援助的种种义务，如告知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义务，对于符合条件的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的义务，等等。但是，新法缺少对司法机关违反程序性事项的后果和救济途径，无救济则无权利，若缺乏救济途径，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注定无法行使相关诉讼权利，合法权益必然受到损害；缺乏程序性后果，某些司法工作人员便无所顾忌地不履行法定义务。缺乏救济途径和程序性制裁措施的后果，便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无法真正得到有效实施。

二、如何使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落到实处

（一）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机关的沟通，保障律师权利

法律援助机构和援助律师能得到公检法三家的支持和配合，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前提基础。法律援助涉及侦查、审查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如果在此过程中，得不到公检法三家司法机关的支持与配合，法律援助律师将很难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因此，完善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机关的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在新《刑事诉讼法》已作出突破性的规定之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已迈进一大步，下面要解决的，是如何在新法实施后贯彻落实相关规定；其次，各地在执行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对象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要在相关制度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特别是对司法机关不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申请法律援助权利和不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的情况，有必要规定相应的程序性后果，以保障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实施。

（二）加大财政投入，拓宽资金渠道

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增多，由于援助阶段涵盖侦查、、审判三个阶段，这对律师的业务水平、数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阶段我国律师数量仍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加大政府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财政投入，同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通过提高办案经费来吸引律师愿意承担法律援助案件，以保障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能够顺利实施，真正能为需要法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有益的帮助。

（三）加强对援助案件的监督

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其直接目的就是帮助其有效地行使辩护权。然而，当援助机构指定的辩护人无力或不愿提供积极有效的辩护时，对被追诉人的此项法律援助就变得毫无意义。实践中，很多承办法律援助的律师责任心较差，准备案件草率简单，有的律师甚至不会见、不阅卷，不取证，仅仅在开庭时例行公事般讲几句无关痛瘁的辩护意见，根本不对案件本身的事实和定性做深入分析，最终使受援对象的诉讼权利流于形式，不能得到真正实现。因而，建立健全对援助案件的监督机制，确保办案质量，是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重点工作。

虽然《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和第24条第1款对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有明确规定，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可借鉴国外一些国家做法，如瑞士，援助律师在结案时，交给法律援助中心一份详细的结案报告汇报具体的情况，包括与当事人会谈的次数时间，调查取证的次数与证据的数量，阅卷的次数，出庭的次数。法律援助中心在审核确认无误后，才予以结案，并给予相应的援助补偿。从质的方面可从两个角度进行监督：一方面由于援助律师始终与当事人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当事人对援助律师是否尽职尽责履行其援助义务具有最直观的感受，故法律援助机构可向当事人征询有关援助最基本的情况，再要求援助律师作一个总结，之后进行综合的审查；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最集中反映于办案过程中，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作为办案机关，并具有专业的知识，在结案后，由其依照法定的标准对援助律师作一个评价将客观地反映法律援助的真实面貌。通过以上过程，将会把法律援助纳入有效的管理监督体系之中，从而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最终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初衷。

第3篇：法律援助刑事辩护范文

关键词：刑事诉讼；指定辩护；人权；侦查阶段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指定辩护的现行规定与不足

（一）我国指定辩护的现行规定。指定辩护是辩护的一种，是人民法院基于法律及被告人的特殊身份或某种情况，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一）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二）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

第三十七条规定：“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一）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二）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三）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五）具有外国国籍的；（六）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七）人民法院认为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

法律虽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但是刑事辩护的费用昂贵是一个不争事实，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大量的被告人存在经济支付障碍，这就使得委托辩护存在非广泛性，无法满足正常刑事诉讼活动对律师参与诉讼辩护的需要。指定辩护制度正是在被告人缺少律师参与诉讼辩护的形势下，出现的有效解决方案。

（二）就侦查阶段确立指定辩护而言我国指定辩护制度存在的不足

1、指定辩护范围的限制。当前，我国刑事案件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比例相当低，很多被告人因为经济状况等原因而未聘请律师为其辩护。造成这种现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目前指定辩护制度的适用普遍集中在强制指定辩护这一相对狭小的范围。而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因经济困难而无法聘请律师辩护的被告人的辩护权却被设计为“可以”指定的辩护，导致该类案件被告人的辩护权无法得到切实有效地保护。

2、诉讼阶段上的限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被告人获得指定辩护人帮助的最早时间是开庭前的十日，将指定辩护局限在了审判阶段。在至多10日的短短时间里，要求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在经济因素的制约下，去调查清楚那些相比之下案情复杂、取证困难的案件事实，这是不现实的。这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辩护律师只是走走过场，而使指定辩护流于形式，显然不利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虽然在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11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规定将律师提供援助提前至侦查阶段，但是鉴于《法律援助条例》的法律位阶性，在具体实践中，到底能有多大作用是值得怀疑的。并且《条例》第11条的规定含糊，操作性不强。“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固然将申请法律援助的主体扩大为所有因经济贫困的公民，体现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公平”精神；然而，公民仅仅是被赋予了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实施办法、程序以及责任条款来赋予公、检、法三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

二、国际条约及外国关于侦查阶段指定辩护的规定

1990年《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7条规定：“各国政府还应确保被拘留或逮捕的所有人，无论是否受到刑事指控，均应迅速得到机会与一名律师联系，不管在任何情况下至迟不得超过自逮捕或拘留之时的48小时。”

在英国，根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所有被警察逮捕者都必须被告知有权随时以书面、书信或者电话的方式与独立的律师取得联系，并且可以获得值班律师的免费咨询。

美国确立的“米兰达规则”，规定公民被警察拘留或讯问前有权获得适当、及时的警告，告知他有权保持沉默；他所说的任何话都可能被作为在法庭上指控他的证据；他有权同律师商议，如果他无钱聘请律师，将为他指定一名律师。当然，嫌疑人可以放弃这些权利，但必须是“自愿的、知情的和明智的”，多数警察局要求放弃者必须在书面表格上签名。

大陆法系国家也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辩护的保障措施，司法人员负有告知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义务。在法国预审法官应告知被审查人有权选定一名律师或者要求法院指定一名律师，德国刑事诉讼法也有同样的规定。

日本为了保障因贫困或其他原因而无能力聘请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创立了“值班律师”制度，从而为侦查阶段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提供了辩护援助，弥补了此前“国选辩护”制度不适用于侦查阶段的弊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侦查阶段建立指定辩护的必要性

（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设立指定辩护制度是从保障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利的立场出发。考虑到一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无法聘请辩护律师，为了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至少是形式上的平等），由国家尽量为不能聘请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请辩护律师。那么，有能力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在侦查阶段即享受律师的服务，而无能力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只有到了审判阶段才能被指定辩护人而开始接收辩护人的帮助，则严重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连形式上的平等也未能达到。并且相对于审判阶段，审前阶段尤其是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容易受到侵害，将指定辩护扩大适用于侦查阶段是势在必行。

（二）司法公正的要求。刑事诉讼无异于一场攻防竞技，只有双方拥有均等的攻击和防御手段，才能平等地参与诉讼并最终赢得胜诉的机会和能力。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拥有强大的力量，有国家作为后盾，犯罪嫌疑人无论在心理上还是事实上都不能或者不敢与侦查机关相抗衡。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也不一定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就会受到侵犯，但是刑罚是对一个人的人身自由、财产甚至生命的剥夺，因此在强势的侦查机关面前，为弱势的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人是为实现程序正义、控辩平等，以促进刑事司法的公正。

四、侦查阶段建立指定辩护的构想

指定辩护人介入侦查程序，能够有效监督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从而确保所收集的证据材料的质量。从犯罪嫌疑人方面看，辩护人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能够保证辩护人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案情，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使辩护人能够切实、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辩护职责，在和审判阶段高质量地完成自己的辩护任务。因此，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应扩大到侦查阶段，这不仅是刑事辩护制度适应刑事诉讼程序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目前指定辩护范围过窄、指定辩护流于形式等问题的需要。

（一）指定辩护案件范围的建立

1、确立指定辩护适用对象经济条件的标准。将强制性指定辩护的范围扩大，将因贫困无力自行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纳入到指定辩护惠及的范围中；换言之，将强制性指定辩护和任意性指定辩护合并，不存在所谓的“可以”指定的情形，但凡涉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要是因为贫穷无力聘请律师的，都有权利获得国家为其指定的免费律师，从而打破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上的不平等。

2、确立指定辩护适用对象案情条件的标准。由于我国司法资源整体上的有限性和地域、城乡的差别，部分地区律师资源严重匮乏。为此，在以经济条件为原则的基础上，可以以相应的案情条件为标准来合理配置有限司法资源的流向，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对于保障侦查阶段指定辩护的实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可以考虑建立如同日本的值班律师制度。值班律师首先是自愿的，需要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可以跟值班律师进行会见，并在初次会见时由值班律师向他说明诉讼程序，告知其诉讼权利，并向其提供必要的建议和咨询。值班律师应该为成为其委托律师而努力，但如果犯罪嫌疑人因为经济原因无法支付辩护费用，值班律师应当充当其法律援助，类似继续提供法律帮助和服务。同时，建立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评价指标，由当事人、司法人员进行评价打分，并把这种评价结果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布，用于激励和约束法律援助律师的工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第4篇：法律援助刑事辩护范文

（一）法律援助机构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参与刑事诉讼活动

原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指定的对象是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新刑诉法规定司法机关应当通知的对象是法律援助机构，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由向律师转达法院的指定，改变为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公、检、法机关的通知，指派律师提供辩护。经过修改，法律援助首次写入新法，法律援助机构不仅进入到刑事诉讼活动中，而且进一步明确了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法律地位，有助于更好地贯彻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基本准则。

（二）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和范围

由原来的盲、聋、哑、未成年被告人和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扩大到具有上述情形的嫌疑人和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另外，新刑诉法将指定（通知）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扩大至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和强制医疗程序中的精神病人，使法律援助涵盖了刑事诉讼侦查、、审判三个阶段和强制医疗程序。

（三）明确司法机关的共同责任

新刑诉法明确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各自的职能阶段均有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法律援助对象提供辩护的义务和责任。这一规定必然对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各阶段各部门需要更好的协调配合，才能切实预防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四）增加申请法律援助的理由

新刑诉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明确了“申请”这一刑事法律援助启动程序。在刑诉法层面对国务院《法律援助条列》相关规定进行了确认。同时新刑诉法将申请理由从《法律援助条列》规定的经济困难扩大至“其他原因”。另外新刑诉法删除了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规定，取消了审判人员特定情形下对强制辩护的自由裁量权，使法律援助成为法定情形下必须进行的法定程序。

二、建立检援对接机制、进一步落实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法律援助机构在各级司法机关的配合下，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太原市委、市政府就建立全市法律援助新机制提出了实施意见。为共同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我市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共同出台了《进一步畅通刑事法律援助渠道的实施意见》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律师法律服务全程跟进制度》等，在保障贫弱群体诉讼权益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工作。我市法律援助中心紧紧围绕太原转型跨越发展，主动介入社会难点问题，努力维护贫弱群体合法权益，积极参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检援双方密切配合，为维护我市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前法律援助工作与太原转型跨越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法律援助工作在新刑诉法实施后与相关机关的衔接机制不够完善，法律援助大格局还未形成。我们要以新刑诉法实施为契机，建立法律援助新机制。

（一）明确加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意义

这次刑诉法修改不仅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基本原则写进新法，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各项制度中。法律援助制度是体现司法文明及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刑事诉讼涉及对国家、集体和公民财产和生命权利的保护，涉及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权的剥夺，刑事诉讼程序公平、公正对公民人权的意义重大。特别是十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畅通和规范权益保障渠道。所以，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法律援助机构都要进一步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以新刑诉法实施为契机，认真学习，做好过渡、衔接与配合。

（二）加强领导，确保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扎实稳步推进

各级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加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工作，将这项工作列入工作重点，保证各项工作有效落实。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都要成立专门工作领导组，领导组成员由双方有关分管领导组成。领导组可设在法律援助机构，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必要时随时召开，听取新刑诉法实施后法律援助衔接配合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确保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衔接配合机制稳步推进。

（三）加强协作，建立完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权利义务告知制度

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要建立法律援助权利义务告知制度。检察机关承办人收到移送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在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的同时，对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的，应当告知其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应当书面告知，并将回执入卷。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把法律援助申请书通过检察机关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检察机关将申请书转交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应当听取法律援助律师的意见，在作出提起公诉、不决定后，应当及时将案件办理结果告知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

（四）建立专门机构，做好检援对接工作

第5篇：法律援助刑事辩护范文

论文摘要 法律援助一般被社会大众认为是法律界的“阳光工程”、“希望工程”。从本质上来说，法律援助是属于社会公益事业的范畴，在维护贫困群体的辩护权，促进司法公正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对于人权和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的具体表现。近年来，法律援助制度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法律援助的理论完善和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因此，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 法律援助 立法 完善对策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社会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文明进步和法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法律援助制度在西方国家有着数百年的历史，并且拥有较为完善的体系，尤其是在英国，是世界上实施法律援助最早也是效果最好的国家之一，在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尽管各国由于国情及其法治程度的不同，尽管在援助主体、援助范围、援助程序、援助对象等具体的制度安排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概念大致相同的，即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因经济困难以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社会公益法律制度。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我国第一次在立法上将“法律援助”明确写入法律，以及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对法律援助的有关规内容做了专章规定，这两部法律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做了明文规定，标志着这一制度在我国的真正建立。 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日趣完善。2010年上海浦东新区第一个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设立，是法律援助制度的一个新起点，成为现行的法律援助制度的有力补充，弥补法律援助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的不足，更好地落实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不足

从总体上说，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制度在保护公民辩护权，保障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援助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法律援助责任主体的转移

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明确的规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有的学者将国家责任的有无作为区分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与传统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区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从宏观层面对公民的法律地位及法律权利进行规定，无疑这规定的付诸实施理所当然应该由国家来承担。同时，中国作为国家法的主体，中国已经加入或者参与缔结的国际条约、公约也决定了其实施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法律援助已经成为律师的义务，实际上是国家对律师权利的变相剥夺，也是对其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的推诿和不作为。在法律援助的实际工作中，应当承担法律援助责任的主体—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扮演一个管理者、监督者的角色，而不应当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职业律师却承担了大部分的法律援助义务。 法律援助责任的转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会律师的负担，也大大降低了国家对公民辩护权保护的力度，不利于贫困者获得有效且高质量的保护。

（二）立法层面不完善，没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发展至今也不过才十几年的时间，尚未建立起健全的法律援助体系作为保障，与西方发达国家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尽管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等法律涉及一些法律援助的内容，且由国务院制定的 《法律援助条例》 也在行政法规层面对法律援助进行了规定。但是，我国还没有通过立法程序，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对公民接受法律援助的范围、条件、经费、程序等内容进行具体和系统化的规定，并且上升到国家基本法的高度上，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能与《宪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体系相衔接一系列问题。

（三）法律援助经费缺乏保障，办案质量较低

《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虽然条例对经费的来源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但是具体投入多少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加之缺乏有效的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制度，及需要提供法律援助案件的激增，十分有限的经费在拨付到法律援助机构之后，又有相当大一部分变成法律援助机构的日常开支。 经费短缺问题不仅会影响被追诉人是否会获得法律援助，在一定程度上被追诉人即使获得了法律援助也会大大损害其法律援助的质量。较少的办案补贴很难调动法律援助律师的积极性，常常敷衍了事，导致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较低，并没有真正地保护好公民的辩护权，完全背离了该制度建立的初衷。

（四）法律援助供求矛盾突出，且整体队伍质量不高

对于提供法律援助的日益增大，但法律援助的提供能力与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法律援助人员数量上的不足仅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质量上也亟须提高。在具体实践中，一方面，一般的律师事务所在指派辩护律师时偏向于指派新来的律师去提供法律援助，由于缺乏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专业知识，辩护质量很难得以保证，很难有效地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由于地区差异，经济发达与经济落后地区，城市与农村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经济落后和农村地区公民所获得法律援助较少，且质量得不到到有效的保障，法律资源与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的供求矛盾问题便更加凸显。

三、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的建议

（一）建立公设辩护人制度作为现行法律援助制度的有力补充

公设辩护人，是指政府机关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被追诉人承担法律援助责任而专门设置的，在刑事案件中为被追述人免费提供法律服务的政府专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有明显的公职性、授权性、无偿性 。对于公设辩护人制度在我国的具体构建，我们可以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及吸收域外法律援助制度成功的经验，尤其是英美国家。上面已经提及了法律援助制度责任主体的转移，很少有律师是出于主观意愿去接受案件，获得的报酬与其正常所接收的案件的报酬形成巨大落差，有时甚至还得倒贴交通补贴费等，这严重挫败了提供法律援助案件律师的积极性。但是公设人辩护制度是属于国家下设的部门，其性质类似公检法系统，公设辩护人具有与检察院对抗的同等公权利，不像法律援助律师那样因惧怕报复不敢与公权力机关对抗。因此，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可以真正落实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而且使《宪法》中“被告人有权得到辩护”的规定从纸面上落实到实处，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完善立法援助立法，形成科学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

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是由国务院制定，属于行政法规的层次，不具有国家根本法的效力，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日益凸显不足。我们应该在总结法律援助的实践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借鉴域外法律援助制度的基础上，将现有的《法律援助条例》加以完善，上升到国家基本法的层面上，制定系统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只有通过立法的形式上升到国家基本法的高度，才能更好地规范法律援助的行为，更好地实现实现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救助制度之间的衔接、协调和配合，做好其与《宪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体系的衔接。这样做不仅体现了现代法治理念下司法公平公正的价值追求，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更好实现。

（三）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提高办案质量

我国的法律援助资金主要依靠国家划拨，每年所得的经费数额都很有限，根本无法满足需求，法律援助不应该仅仅依靠国家财政的支持，应该利用其公益性呼吁社会的资金的支持。我们应该建立切实可行的法律援助制度保障机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1）每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都存在着差异，各地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本年度的财政预算；（2）充分发挥律师协会的作用，每年由律师协会提供其向执业律师收取的会费的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所需；（3）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 （4）利用法律援助的公益性质吸收社会资本。

第6篇：法律援助刑事辩护范文

第一条为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在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的法律服务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

本条例所称法律服务机构，是指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和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援助人员，是指根据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实施法律援助的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受援人，是指获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

第三条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本辖区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四条法律援助经费应当列入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提供捐助。

第五条有关机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人员依据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实施法律援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六条鼓励社会团体、其他组织和法律服务人员自愿对经济困难或者有其他特殊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

第七条对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和形式

第八条当事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服务，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经济困难的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不低于本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一点五倍确定。

第九条下列事项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请求医疗事故、交通事故、工伤事故赔偿的；

(七)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八)其他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事项。

第十条有下列情形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的刑事案件当事人，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一)公诉人出庭公诉，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二)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三)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四)人民法院按规定指定辩护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法律援助主要采取下列形式：

(一)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刑事辩护和刑事；

(三)民事诉讼；

(四)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

(五)仲裁；

(六)非诉讼法律事务；

(七)公证证明；

(八)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第三章法律援助程序

第十三条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该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非指定辩护的刑事诉讼的法律援助申请，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前两款规定之外的法律援助事项的申请，由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申请人向其他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由受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受理。

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三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申请人可以直接向法律服务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服务机构认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报请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审查确认，但法律服务机构自愿提供无偿法律服务的除外。

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法律服务机构可以直接决定予以办理。

第十五条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下列证明、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权的证明；

(二)申请人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有关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经济状况的证明；

(三)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及相关的证明、证据材料。

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或者法定人代为申请。

第十六条法律援助机构中负责审查和批准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也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其回避：

(一)是所申请事项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所申请事项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办理该申请的。

第十七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法律援助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及时确定法律援助人员，并通知申请人办理有关手续；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销申请。申请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确有困难，法律援助机构根据有关情况认为确有必要提供法律援助的，可以决定对其提供法律援助。

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再进行审查：

(一)诉讼时效即将届满的；

(二)必须立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

(三)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形的。

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发现先行提供法律援助不符合条件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因先行提供法律援助而发生的费用，由申请人负担。

第十九条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在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十五日内，向所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提交结案报告。

第四章权利与义务

第二十条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按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并接受法律援助机构及所在法律服务机构的监督。法律援助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者中止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第二十一条法律援助人员不得向受援人收取钱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法律援助人员不得泄露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

第二十二条法律援助人员依法进行调查取证，有关单位、个人应当提供便利。

第二十三条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需要调阅、查询有关材料的，经出具法律援助机构的有关证明，有关机关应当免收相关费用；需要复制有关材料的，经出具法律援助机构的有关证明，有关机关收取费用的标准不得高于复制所需原材料的成本费。

劳动仲裁机构应当对法律援助案件缓收、减收或者免收仲裁费用。

鉴定机构应当对法律援助案件先行缓收鉴定费用，待案件审结后根据人民法院或者劳动仲裁机构的裁决由当事人承担鉴定费用。受援人交纳鉴定费用确有困难的，由法律援助机构给予适当补助。

人民法院应当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受援人先行作出缓收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的决定，待案件审结后再根据有关规定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对受援人诉讼费的减免。

第二十四条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发现受援人不符合受援条件的，应当报请法律援助机构批准，终止法律援助。受援人愿意支付有关费用的，可以继续提供法律服务。

第二十五条法律服务机构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后，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规定向其支付办案补贴，办案补贴费在法律援助经费中列支。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会同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第二十六条受援人应当向法律援助人员如实陈述有关事实，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证据材料。

受援人有权了解法律援助案件的进展情况，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如实告知。

受援人认为法律援助人员消极履行义务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法律援助机构查证属实的，应当予以更换。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法律援助人员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责令退还，并可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法律服务机构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予以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

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服务机构以及法律援助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八条法律援助人员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受援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所在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关法律援助人员追偿。

第二十九条有关单位为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出具虚假的经济困难证明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建议该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监察部门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7篇：法律援助刑事辩护范文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有效性；实现

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的重构

（一）宪法应包括律师帮助公民实现法律援助的权利

作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既是公民基本权利制度化的重要体现，又是体现人权保障的重要制度。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故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将公民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提升为宪法性的权利，并以国家法的形式进行了确认。

然而，我国对此的认识尚未到位，并未在《宪法》中体现出公民享受法律帮助的权利，这无疑是我国人权保障方面的一大不足之处。因此，在以后进行《宪法》修订时，可以考虑将公民享有获取法律帮助的权利以根本法的形式进行保障，将其纳入到《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中。《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是许多法律制定的直接依据。因此，将公民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纳入《宪法》条款之中，可为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相关立法提供依据。

（二）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目前，《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是我国法律援助所依据的重要法律，2003年9月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这两部法律的重要补充和完善。作为我国首部与法律援助相关的全国性法律和最高级别立法《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相比，《法律援助条例》有着明显的进步。但作为只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的立法还是比较较低，并且与法律援助所牵涉的公安司法机关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该《条例》在制度设计中存有诸多的无法弥补的缺陷（例如没有触及法律援助制度的沉疴痼疾），未能完全借鉴和吸收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的先进之处。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司法制度层面的重构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适用范围的逐步扩大

1、指定辩护的适用对象的进一步扩大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设立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权，使生出困境的被告人有获得无偿法律援助的机会。它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了令众多的社会弱势群体都能享受该制度的帮助。然而，法律援助的资源并不是非常丰富的，很难在同一时间满足所有有需要的人。因此，为使最迫切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得到帮助，我们应当依据我国具体情况，将稀缺的法律援助资源尤其是律师资源进行合理和系统的分配与组合。

“司法利益有此需要”是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最低限度标准，联合国对此有深刻的认识，这一概念体现在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然而这一条标准过于抽象化，为此，一些国家为规范其实际操作性，结合本国情况进行了具体说明。其中，在人权保障较为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实施较早的英美等国规定“司法利益的需要”起点为被告人有被判处一年以上的监禁的可能。相对而言，我国的指定辩护适应对象则没有那么宽，我国相当比例的刑法学者都已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作为是否为重刑的分界线，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等量刑幅度在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名中占据很大的比重。从这点来说，这和大多数国家以及联合国的抽象标准有一定差异。

2、被害人应享有刑事法律援助应保障的权利

因为被害人在经历刑事犯罪的过程中就已经遭受了一次伤害，倘若未能获得律师给予的刑事诉讼方面的有效帮助，极易遭受“二次伤害”。

为此，联合国制定的《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将被害人享有获取法律援助的权利写入其中，第六条第三款规定必须在法律过程自始至终为受害者提供持续的帮助。

首先，被害人有获取律师帮助的权利，法院和检察院有义务向其告知。同时，法院和检察院有义务对对符合援助条件的被害人给予帮助，比如他们可以联系被害人所在地其他相关的法律援助机构接受被害人的法律援助申请。另外，还可以对司法机关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予以制裁措施。

其次，对于被害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条件加以明确，其中包括案件条件以及经济条件。案件条件就是要具体分析案件，对于符合法律援助制度的被害人都可以提供援助。经济条件是指被告人符合一定标准的经济困难，其中包括被告本身原经济就很困难，也包括因犯罪行为导致的经济困难。总而言之，被害人只要经济困难就可以，不管经济困难是否与犯罪行为之间有任何关联。

3、完善侦查阶段的刑事法律援助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首次将犯罪嫌疑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时间提前至审查阶段。

第8篇：法律援助刑事辩护范文

死刑无罪律师要根据实施情况来进行辩护，证据充分律师是可以做到的。

【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来源：文章屋网 ）

第9篇：法律援助刑事辩护范文

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最新全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法律援助活动，保障公民享有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促进社会稳定和文明进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法律援助，是指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的公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者特殊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收、减收或者缓收费用的法律服务保障制度。

本条例所称的法律服务机构，是指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依法设立的其他法律服务组织。

本条例所称的法律援助人员，是指实施法律援助的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及其他法律援助人员。

本条例所称的受援人，是指获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

第三条　法律援助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对法律援助机构统一领导和管理监督。

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统一负责本辖区的法律援助工作，受理法律援助事项，指派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本辖区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法律援助案件。

第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依照有关法律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

法律服务机构和律师每年应当承担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事项。

第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在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第七条　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个人，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人员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二章　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和形式

第八条　有本省常住户口或者暂住证的公民，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者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失业保险金又无其他收入的;

(二)经济困难的优抚对象;

(三)因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经济困难正在接受救济的;

(四)经济困难的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和家庭经济困难或者社会福利组织收养的未成年人;

(五)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的。

经济困难的标准，参照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根据社会福利组织的法律援助申请，决定是否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第九条　刑事案件在侦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又无人或者未委托律师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

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或者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提出上诉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

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第十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的法律援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下列法律事项：

(一)刑事案件;

(二)请求赡养、扶养、抚育和给付劳动报酬的;

(三)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追索侵权赔偿的;

(四)因公受伤害请求赔偿、补偿的;

(五)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的受害人，追索医疗费用和赔偿的;

(六)追索抚恤金、救济金、社会保险金的;

(七)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案件;

(八)需要予以公证的与人身财产密切相关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

(九)其他需要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

第十二条　法律援助包括下列形式：

(一)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法律意见;

(二)刑事辩护和刑事;

(三)民事诉讼;

(四)行政诉讼;

(五)非诉讼法律事务;

(六)公证证明;

(七)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第三章　法律援助的管辖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统一受理。

非指定辩护的刑事诉讼和其他诉讼案件的法律援助申请，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非诉讼法律援助事项，由申请人居住地或者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四条　同一法律援助事项，由同一法律援助机构受理。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有权受理的法律援助事项，申请人就同一法律援助事项只能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第十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发生管辖争议时，由共同的上级法律援助机构指定管辖。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定下级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事项，也可以指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同一法律援助事项。

第十六条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在必要时，可以联合办理同一法律援助事项。

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需要，可以委托异地法律援助机构代为调查取证、送达法律文书，所需费用由委托方承担，被委托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办理。

第四章　法律援助的程序

第十七条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由申请人或者其人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

《法律援助申请表》由省司法行政部门统一制定。

第十八条　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下列证明及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

(二)所在工作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申请人及家庭经济状况的证明;

(三)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的相关证明及证据材料;

(四)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对指定辩护的案件，应当在开庭十个工作日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或者一审判决书送交同级法律援助机构，并附送被告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情况说明或者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条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和审查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是法律援助事项的申请人或者与申请人有亲属关系的;

(二)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视为放弃申请：

(一)不按规定提供有关材料或者不能按照要求对有关情况做出说明;

(二)自行聘请律师或者其他法律服务人员。

第二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指定法律服务机构，通过法律服务机构指派法律援助人员，同时书面通知受援人;决定不予法律援助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三条　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供的证明及材料不完备或者有疑问的，可以通知申请人补充或者说明，并可以向有关单位、个人进行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并免收费用。

第二十四条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与受援人或者其人签订法律援助协议，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五条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予法律援助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的司法行政部门申请重新审查。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面临生命危险或者重大财产损失及其他紧急情况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予以法律援助;法律服务机构亦可先行提供法律援助，之后报法律援助机构备案。

第二十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在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发现受援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并向受援人收取法律援助支出的费用。

第二十八条　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法律援助事项办结报告，并附办结的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由法律援助机构验收存档。

结案报告验收后，需要向法律援助人员付费的，法律援助机构应从法律援助专项业务经费中及时给付。

第五章　受援人和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义务

第二十九条　受援人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享有以下权利：

(一)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

(二)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对其提供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予以保密;

(三)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

(四)凭法律援助决定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申请免交、减交、缓交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或者仲裁费。

第三十条　受援人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如实陈述法律援助事项的事实及相关情况，并及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二)协助法律援助人员调查法律援助事项的事实;

(三)经济状况和案件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告知法律援助人员和法律援助机构;

(四)按照法律援助协议的约定向法律援助机构支付相应的办案分担费用;

(五)受援期间因经济状况改善，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时，经与法律援助机构协商，可以继续接受法律服务，但应当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六)因法律援助事项的办结获得较大经济利益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补偿法律援助费用。

第三十一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享有以下权利：

(一)要求受援人提供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

(二)发现受援人不具备受援条件时，提请法律援助机构撤销法律援助决定;

(三)受援人不遵守法律、法规或者违反法律援助协议的，请求法律援助机构中止或者撤销法律援助决定;

(四)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第三十二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二)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监督，不得擅自拒绝、延迟、中止或者终止法律援助;

(三)保守国家秘密和有关的商业秘密，不得泄漏当事人的隐私;

(四)及时向受援人告知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

第六章　法律援助的保障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健全法律援助体系，全面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第三十四条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配备一定数量的公职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任务。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本辖区的社会团体内设立非法人性质的联络机构，协助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组织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社会志愿者，开展法律援助活动。

第三十五条　法律援助所需经费列入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经费由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法律援助机构依据本条例规定收取的法律服务费，应当列入法律援助经费。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接受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捐赠，用于法律援助活动。

第三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依据有关法律和本条例的规定，在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不得向受援人索取财物，不得利用法律援助事项牟取不正当利益。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受理法律援助申请或者不按规定期限做出决定，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由主管的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八条　法律服务机构拒绝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妨碍法律援助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由司法行政部门或者法律援助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暂缓年检。

第三十九条　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违法执业、泄露当事人隐私、索取财物、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由主管的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暂缓注册，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受援人以欺骗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并责令其双倍支付已获得法律服务的全部费用。

第四十一条　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贪污、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法律援助的重要意义法律援助在政府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权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战略意义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法律援助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第二，法律援助是依法治国得以实现的有力保证。

第三，法律援助有助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