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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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 资本项目 输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1-091-03

一种货币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在境外要有一定规模的流通，以便于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国际交易中广泛的使用人民币，其他国家接受人民币作为结算和交易的手段，进而就会有一部分人民币留在离岸市场。这部分离岸人民币是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清、结算渠道输出的。目前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条件下，推动人民币跨境输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有益之举，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而人民币资本项下的输出则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

一、人民币资本项目跨境输出的路径

1.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是人民币资本项目跨境输出的一个重要渠道。境外直接投资是指境内机构经境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核准，使用人民币资金通过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在境外设立或取得企业或项目全部或部分所有权、控制权或经营管理权等权益的行为。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深入开展，境内机构对于使用人民币到境外直接投资的需求日益强烈。为了顺应市场需求，支持企业“走出去”，从2010年第二季度起，我国政府开始通过个案审批方式试点办理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业务。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在总结个案试点的基础上，于2011年1月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试点管理办法，允许银行和企业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金额1865.6亿元，同比增长118%。截至2014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金额3264.2亿元。

2.境内银行向境外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与提供外币贷款相比，境内银行向境外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拓宽了人民币的跨境输出渠道。为了更好地支持企业“走出去”，2011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了关于金融机构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的指导意见，规范了商业银行开展境外项目贷款的业务操作。截至2013年底，境外项目人民币融资已批贷金额1040.8亿元，贷款余额402.3亿元。境内主体在国外所经营的项目在向国内出口产品时，很可能会继续以人民币进行结算，因此，境内银行向境外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也为后期的人民币跨境输出提供了潜在的可能。

3.货币互换。货币互换通常是指市场中持有不同币种的两个交易主体按事先约定，在期初交换等值货币，在期末再换回各自本金并相互支付利息的市场交易行为。即允许双方在进行贸易和投资时直接使用本国货币进行结算，不必使用第三国货币，从而避免了汇兑损失。以此约定为基础签订的协定称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协议旨在保持双方贸易正常发展，避免周边金融不稳定带来的不利影响。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是人民币跨境输出的重要潜在渠道。

2014年，人民银行先后和瑞士、斯里兰卡、俄罗斯、卡塔尔、加拿大等5个国家央行新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新签规模5450亿元。截至2015年6月末，我国已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约3.1万亿元人民币。境外货币当局发起本币互换交易金额约2.3万亿人民币，动用人民币金额共计807亿元；人民银行发起本币互换交易折人民币共计41亿元，动用对方货币折人民币金额共计15.8亿元。本币互换协议的积极动用标志着央行间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

4.人民币纳入境外央行（货币当局）外汇储备。2014年，共有10家境外央行、1家国际金融机构和2家财富基金获准进入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获批额度为773亿元。截至2014年末，我国香港金管局等27家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国际机构和财富基金共持有债券总面额为2868亿元。部分境外央行还通过在离岸市场购买人民币债券等形式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据不完全统计，超过47个国家央行或货币当局把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

5.“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的建立为人民币“走出去”提供了机遇。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大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日益活跃，金融市场持续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拓展具有巨大的空间和潜力。“周边大通道”和“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逐步落实，400亿美元丝路基金的成立以及亚投行的建立，都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注入新的动力。沿路沿带的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产业园区和传统产业转移等方面和我国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巨大的合作空间，将会派生出更大、更广的人民币跨境投资和国际使用的市场需求。

二、存在的问题

1.人民币跨境输出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亟待完善。人民币走出去离不开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只有配套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使得国内外经济主体和个人的人民币资产得到有效保护，才能够促进人民币跨境资金的良性循环，才能够有效遏制信用欺诈与逃避金融债务行为的发生。一方面，人民币跨境输出的时间还很短，与人民币跨境输出相关的法律法规处于完善之中。另一方面，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时间很短，法律意识亟需加强。最后，在制定政策时缺乏沟通和协调，相关部门的协调意识有待加强，各部门的法律法规协调性亟需完善。

2.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的比重较低。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是人民币资本项目输出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企业“走出去”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从2011年1月开始实行境外人民币直接投资试点至2014年底结算额只达到了3264.2亿元，其中，2013年，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856.1亿元，仅占全国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量的1.38%；2014年，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1865.6亿元，仅占全国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量的1.87%。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一旦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做大，在外国投资的中国企业在向中国进口产品和服务时，就会成为出口人民币定价和结算的重要推动力量。

3.人民币跨境回流渠道还不够顺畅。虽然现有的人民币跨境循环渠道已基本满足了实体经济需求和境外人民币资金部分保值增值的需要。但是人民币跨境循环中回流渠道有限。在境外人民币市场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和自我循环的情况下，境外人民币资金使用渠道有限。由于离岸人民币衍生品和以人民币为标的金融产品较少，一旦人民币出现大的波动，对冲工具的缺乏会使企业无法应对汇率风险，缺乏以人民币为标的投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持有人民币的积极性。当前，境外机构或个人持有的人民币资金很难像美元、欧元那样可在国际市场上找到丰富的投资避险工具，人民币流回境内渠道有限，保值增值的投资需求无法满足，导致境外贸易伙伴持有人民币的意愿不高，从而制约了人民币跨境输出的发展。

三、政策建议

1.建立健全与人民币跨境输出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一国政府在货币国际化中起主导作用，政府的推动力度，影响着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和进度。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国际化关键环节之一的人民币跨境输出，即是以国际贸易和投资为基础的市场需求下自然发展的过程，也应是主管部门合力推动的过程。（下转第96页）（上接第92页）为了配合人民币走出去，要构建中央银行法律制度商业银行法律制度及其他相关的与之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另外，政府各部门在制定政策、法律法规时，应加强沟通，注意相互间的协调配合，避免冲突。

2.完善配套机制建设，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一是配合“一带一路”建设，鼓励境内机构使用人民币对外贷款、投资和援助，支持企业“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等业务。二是优化金融机构和企业“走出去”的环境，支持境内金融机构“走出去”开发人民币业务，加快培育人民币国际资本市场，建立境外人民币资金池。支持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股票等证券，扩大开展个人对外投资。三是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海外布局，开发人民币金融产品，降低境外人民币兑换难度，增加人民币保值增值渠道。四是建立健全人民币现钞回流机制，以防范人民币境外持有和流动可能产生的风险，减少与人民币现钞跨境流动相关的违法行为。

3.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利用人民币结算的话语权。紧抓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机遇，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采取有效措施，扩大人民币跨境输出。加强境外投资业务的法规建设和宏观指导。政府要从境外投资的产业政策、投资主体、投资区域、投资行业等方面进行整体规划，定期更新投资合作产业国别导向指引，完善境外产业布局。要在政府层面加大与相关国家就投资产业合作、科技研发、设施建设、劳务管理、投资保险、政府服务、业务监管等方面的沟通和合作，为境外投资业务发展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

参考文献：

[1] 尹继志.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与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研究.南方金融，2012（5）

[2] 单宏，孙树强.提高货币互换资金使用效率.中国金融，2014（11）

[3] 田涛，王豪.人民币国际化的困境及其对策分析.海南金融，2015（8）

[4] 时东.完善人民币跨境循环机制.中国金融，2012（22）

（作者单位：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 辽宁沈阳 110032）

第2篇：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结算货币；跨境贸易；跨境贸易结算

[DOI]10.13939/ki.zgsc.2015.42.093

1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人民币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所认可并且使用。尽管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逐年上升，发展势头迅猛，但仍存在流入、流出总量及结构不均衡等方面的问题。全面掌握跨境资金流动状况，同时分析评价当前各项跨境人民币政策的有效性，不仅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还可以为提升政府对跨境人民币流动的研判能力、前瞻能力和服务能力提供决策参考。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贸易及投资中人民币的结算和使用的现状进行分析，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找出优化的方法以便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2文献综述

2.1货币政策和供给水平

Corsetti和Pesenti（2002）分析了当货币政策最佳时，最理想的汇率政策和企业定价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汇率制度的不同会影响企业对结算货币的选择。Devereux（2004）运用两国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当该国货币供给波动幅度较低时，贸易双方会更倾向于使用该国货币计价。Engel（2006）运用了同样的方法研究强调了当产品价格具有粘性时选择的计价货币对产品价格易变时汇率传递的影响是最小的，从而提高了选择该国货币进行结算的可行性。

2.2市场份额和经济规模

Bacchetta 和Van Winccop（2005）从垄断企业层面利用局部均衡模型做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美国等7个国家计价货币的选择因素，发现贸易两国的经济规模会影响计价货币的选择。Bacchetta 和Van Winccop（2005）从企业层面调查了各企业对计价货币的选择，Goldberg和Tille（2009）研究加拿大进口计价货币选择时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2.3币值稳定程度和汇率水平

Magee和Rao（1980）把货币按照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分为弱货币和强货币，通货膨胀率高的货币为弱货币，反之为强货币。若两国货币通胀率持平，则两国货币充当计价货币的比例也是持平的。Tavlas（1997）的研究表明，德国马克之所以能成为除美元以外最广泛使用的国际计价货币，是因为德国一直以来都采取较稳健的货币政策，币值较为稳定。Wilander（2004）发现在一个稳定金融市场，不存在资本控制和黑市的条件下，低通货膨胀会促进本币在国际贸易中用于定价。

2.4产品差异化程度

MiKinnon（1979）研究了商品特质对计价货币选择的影响，他把商品分为同质化和异质化两类商品，同质化商品是那些很容易被相似品种所替代的商品，异质化商品则是不容易被替代的，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他认为，出口商品的差别越大，即异质化程度越高，贸易中使用出口国货币或者第三国货币计价的比例越高。

3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现状分析

3.1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开展初期，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较小，结算比例仅占0.4%，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结构来看（见图1），货物贸易结算比重较大。2012年第一季度货物贸易结算占比超过七成，长期以来该比例波动幅度较小，货物贸易占比维持在60%以上，与我国以货物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相符。2014年8月起，政策规定部分转口贸易调整到货物贸易统计，因此，2014年第三季度货物贸易金额扩大，由第二季度占比61.8%增加到81%，服务贸易金额相应减少，比重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

图1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结构

从图2可以看出，在试点初期，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收付结构严重不均衡，2011年前三个月收付比为1∶5，说明人民币跨境结算政策不够完善，人民币在海外的认可度较低，人民币回流渠道受阻等现象。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主体范围的扩大以及相关政策的完善，2011年第三季度收付比下降到1∶1.67，截至2014年年末，收付比一直维持在1∶1.5左右的水平。2015年第一季度首次出现实收金额大于实付金额的现象，基本实现收付均衡，有效缓解了我国外汇储备的压力。

图2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收付比

3.2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结算业务

2011年，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人民币直接投资业务相继开放，2012年实现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304.4亿元和外商人民币直接投资2535.9亿元。从图3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结算结构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流入流出结构不均衡，这可能与我国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的结构有关。相对而言，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减幅度比外商人民币直接投资增减幅度大，这可能是我国一系列 “走出去”战略政策的影响。

图3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结算结构

3.3跨境人民币结算产品

总的来看，在跨境人民币结算中，已经开展或具备条件开展的人民币流动路径包括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跨境投融资人民币流动、跨境现钞流动及其他相关流动通道等十多种路径。如今跨境人民币业务已经涵盖了贸易结算、投资结算、企业融资等方方面面，满足了实体经济对跨境人民币的需求。

跨境人民币业务不断拓展，参与主体广度已经覆盖了银行、保险、证券、信用社、进出口企业等多类主体，涵盖了境内外企业人民币结算、个人人民币结算等多个渠道。从深度上来看，在贸易结算基础上，投资、融资（贷款）、非主要货币挂牌交易等业务不断推陈出新，呈现纵向发展的态势。

4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的数据整理分析，不难发现，我国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也在不断进步，但是存在很多不均衡的状况，包括流入流出的不均衡、结算项目的不均衡以及地区结算业务发展的不均衡，这些状况一方面说明流动中隐藏风险，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另一方面说明跨境人民币结算展处于培育阶段。一是由于市场发育程度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政策作用发挥受限，鲜有市场主体符合政策条件；二是现有的全国性政策在有些地方难以突破，且又因为部门及报批环节较多等原因，改革创新相关配套政策难以落地，政策未能用足用活。因此，人民币跨境结算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针对以上研究结果来看，目前跨境人民币流动存在阻力，很多境外人民币在海外国家沉淀下来，没有很好地促进投融资，因此加快人民币跨境循环机制建设可以促进人民币跨境的良性循环，还可以为提高我国跨境人民币的流动性和使用效率提供多元化、低成本的资金供给，为其健康持续发展输送活力和动力，进而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同时可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采用境内外联动、投贷联动、基金运作与企业海外发展联动的运作模式，发展异质性产品，引导有能力创新的行业企业进行产品出口，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金融机构的建设和发展，为跨境人民币结算奠定基础。此外，需要对跨境人民币结算状况进行准确的监测，监测跨境人民币流动的景气程度、跨境人民币流动资金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匹配程度以及跨境人民币流动的波动程度，形成完整健全的人民币监测体系。要完善跨境人民币流动资金管理的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横向制度安排，培育和扶持跨境人民币流动市场，推动建立由“中央―省―市”组成的上下联动的纵向制度安排，自上而下、由内向外形成合力。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建立上下联动、汇报对接、协调督导、工作保障、动态跟踪机制和分析报告制度，把握方向，推进工作，抓好落实。

参考文献：

[1]Bacchetta P.，E.Van Wincoop.A Theory of Currency Denom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5，67 （2），295-319.

[2]Corsetti Giancarlo，Pesenti Paolo.Self-validating Optimum Currency Areas[Z].NBER Working Paper No.8783，2002.

[3]Goldberg L.，Tille C..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voicing[R].Society for Economic Dynamics，2009.

[4]Magee Stephen P.，Ramesh K.S.Rao.Vehicle and Nonvehicle Currenci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70（2）： 368-373.

第3篇：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范文

为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规范银行和境外投资者办理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并于2011年10月13日公布实施。

银监会拟新规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

为促进商业银行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稳健运行，中国银监会于2011年10月11日起草并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根据征求意见稿，银监会进一步强调了银行集团的流动性风险管理要求，并规定对重要币种应单独实施流动性风险管理。

中国商务部发文规范跨境人民币直投

2011年10月14日，中国商务部公布了《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标志着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业务正式放开。《通知》中规定，境外人民币主要包括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取得的人民币；汇出境外的人民币利润和转股、减资、清算、先行回收投资所得人民币；在境外通过发行人民币债券、人民币股票以及其他合法渠道取得的人民币。

中国国税总局明确重组免征营业税

中国国税总局于2011年10月9日下发“2011年第51号”公告，明确“重组免征营业税”，代替了此前申请免征“一事一议”的国税函形式。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实施意见》

2011年10月8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了《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实施意见》(简称《意见》)，这是贯彻落实财政部、审计署、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联合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提升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信息披露质量和内部控制水平的重要举措。

第4篇：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范文

跨境资本流动有多种分类方式，按照流动主体可分为官方资本和私人资本；按流动周期可分为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国际上测度跨境资本流动状况，主要沿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和金融项目，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不含储备资产变动）。

直接投资。直接投资通常是指以获取有效发言权为目的的投资，其显著特点是一经济体的居民对另一经济体的居民实施管理上的控制或重要影响。根据中国的法律，外资比例必须不小于25%才算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统计中，直接投资的门槛为10%或以上。直接投资方式包括股权、实物、无形资产、不动产等。

证券投资。证券投资是指以购买证券（包括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等）的方式进行的跨境投资，这是机构投资者常用的投资方式。其跨境交易均未达到10%的表决权。例如，当股票投资从去年的9%增持到10%时，需要在国际收支平衡表减记证券投资9%，同时记直接投资10%。

其他投资。其他投资为资本和金融项下的剩余类别，是指没有列入上述渠道以及储备资产的跨境交易和头寸，包括长短期的贸易信贷及融资、国际贷款、货币和存款以及其他类型的应收应付账款。其中，贸易信贷（或称“商业信贷”）是指在国际贸易中供给者与需求者间的信贷或是预先付款而形成的短期资本流动；贸易融资是指银行对进出口商提供的与进出口贸易结算相关的短期融资或信用便利。国际贷款是指通过银行等中介机构进行的借贷。

需要说明的是，跨境资金流动具有严格的定义和规范的统计标准。投机性资本流动（即俗称的“热钱”）是指为追求最小风险下的最大收益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迅速流动的跨境资本，是跨境资金流动的一部分，有理论上的定义，但无严格意义的统计规范和标准，这种投机性的资本流动往往并不采取特定的流动形式和渠道，有时甚至混同在贸易和服务贸易等账户中。

中国三套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数据

国际上，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主要靠采集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目前编制标准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拟于2015年过渡到第六版。国际收支平衡表按权责发生制记录一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所有经贸往来，能够全面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交往的基本状况和基本趋势。2012年，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达到7.5万亿美元。

为了保证国际收支统计的准确性，中国实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制度，主要通过1996年建立的国际交易报告系统采集对外资金收付数据。在此基础上，中国建立了跨境资金收付统计体系。跨境收付数据按照现金收付制反映企业、个人等主体在境内外之间的资金划转。与此同时，1994年汇改建立的结售汇制度催生了结售汇统计。2012年，企业、个人等主体通过银行办理的跨境收付交易达3500多万笔、金额5.1万亿美元；结汇和售汇总额2.8万亿美元。以上三套数据基本涵盖了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的交易、收付和兑换全过程（见图1）。

相对于单一的国际收支统计来说，当前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所依赖的数据体系具有如下优势：首先，统计频率更高。跨境收付数据基本的统计和监测频率为月度，实际上可以按日采集逐笔数据。结售汇数据基本的统计和监测频率也为月度，可以按日监测总量数据（即不区分交易性质、交易主体等）。其次，口径更加广泛、维度更加多元。跨境收付和结售汇统计数据不但参考了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交易项目进行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直接投资等不同交易性质的统计分类，还可以区分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居民个人、非居民个人等不同的交易主体，以及国内的地区和银行分类，等等。此外，跨境收付统计还可以按照境外对手方国别、跨境收支交易币种等标准进一步分类。最后，更加全面地呈现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状况和外汇市场供求压力。国际收支、跨境收付、结售汇和补充统计分别反映境内主体涉外交易及资本流动的不同环节，各环节的数据比较还可以反映外汇存款、贷款、人民币结算等很多与外汇相关的问题。

从进出口、跨境收支和结售汇等流程图（见图2）看，各环节数据差异反映了企业在贸易中的财务运作行为。例如，企业出口后收款可能是外汇，也可能是人民币。企业收到货物贸易项下的外汇货款后，可能存入银行，或偿还银行外汇贷款，或卖给银行（即货物贸易结汇）。

海关进出口和货物贸易跨境收付不一致

出口与货物贸易跨境收入的差异可以反映企业出口收款周期，以及相关的贸易信贷等情况。从海关进出口和货物贸易跨境收支的对比看，2007年以来，中国企业的出口收入率和进口支出率总体上有所上升，说明中国企业的外贸货款结算速度有一定改善，这也反映了企业外贸订单短期化、规避外贸外汇风险倾向。

出口收入率和进口支出率的明显波动，还可以反映国内外宏观环境对企业收付款的影响（见图3）。例如，2008年底2009年初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境外交易对手资金紧张，对中国进口的付款要求提速。同时，由于人民币存在贬值预期，企业尽快支付进口更加合适，进口支出率大幅攀升。此外，当时中国企业出口收款难度有所加大，出口收入率下降。总的影响是，当时货物贸易跨境净收入的资金规模远小于进出口顺差。再如，2010年年初和2011年年初中国都出现了出口收入率上升、进口支出率下降的情况，导致货物贸易跨境净流入超过净出口，主要是因为当时外部流动性比较宽松，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为避免汇兑损失或者获取汇兑收益，企业出口后尽快收取货款的意愿较强，进口后推迟购买支付外汇的倾向增多。这又得益于银行提供远期信用证承兑贴现、进出口押汇、海外代付等跨境贸易融资。

货物贸易跨境收付和货物贸易结售汇数据不一致

从货物贸易跨境收支和货物贸易结售汇的对比情况看，企业货物贸易跨境收入结汇率的波动没有支出售汇率那么明显，说明企业主要通过支付进口货款时的财务运作，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人民币升值预期高涨，企业都不愿意通过从银行买外汇的方式（即售汇）支付进口，而是使用了很多外汇贷款支付进口，导致支出售汇率很低。在此情况下，企业结汇稳中有升，但购汇明显减少，最终增加了外汇储备。危机爆发期间，人民币出现贬值预期，银行外汇贷款资金紧张，企业更多从银行购汇支付进口，使得支出售汇率大幅增长，外汇储备积累放慢。危机以来的几次波动也都与市场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对结售汇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动造成较大影响（见图4）。

根据图2，货物贸易结售汇和货物贸易收付汇之间的关系如下式：

货物贸易结售汇差额=货物贸易收付汇差额+境内贸易融资净额+货物贸易人民币净支付+其他因素

根据上述公式，我们可分析出2013年前10个月货物贸易结售汇3349亿美元（见表1），除了货物跨境收付净额1263亿美元外，其他渠道还有境内贸易融资推迟购汇（占38%）和人民币净支付替代购汇（占31%）。

结论

中国跨境资金流动以稳定的实体经济资金为主。长期来看，进出口和直接投资是中国主要资金净流入渠道，占2008年至2013年上半年非银行部门结售汇顺差1.8万亿美元的77%。因此，需要继续贯彻“扩内需、减顺差、调结构、促平衡”的战略。

长期来看波动性跨境资金流动净额占比较低。稳定的资金流动除了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外，还有境外投资收益和境内企业境外上市筹资，上述四项总额2001～2012年合计32730亿美元。同期外汇储备增量（32611亿美元）与其差额（119亿美元），可称为波动性跨境资金流动净额，也可视为热钱的一种算法。总体看，热钱的比例较低。当然这也不绝对是热钱。2012年流出较大是由于企业持汇意愿上升实现了“藏汇于民”，而不是卖汇给央行（见图5）。

企业财务运作加大了跨境资金的短期波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经济复苏进程、债务危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等对国际金融市场时有冲击，导致人民币双向波动加大。同时，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断推进，境内机构和个人对汇率、利率等价格信号日益敏感，更加善于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调整财务运作，如通过外汇贷款、贸易信贷管理进出口收付款周期、资金配置等，规避汇率风险或者套取收益（见图6）。2008年以来，货物贸易进出口和直接投资顺差相对稳定，其他跨境资金流动多体现企业的这种财务运作，是结售汇差额波动的主要影响渠道。

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操作主体在境内而非境外。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主要是外贸企业在境内银行帮助下的财务运作。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主要渠道在明而非在暗，主要是通过银行跨境融资和外汇信贷套取利差和汇差。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长期动因是实体经济而非单纯市场套利，外贸顺差、外商直接投资、境外上市筹资和境外投资收益占绝大多数。

第5篇：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范文

除国家限制类和重点调控类项目暂不受理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外，其他项目包括用于新设立企业出资、并购境内企业、股权转让以及对现有企业进行增资等，均可申请进行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在提速。

意义：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一大步

《通知》指出，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目前处于个案试点阶段。为了防范热钱流入，目前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业务试点对国家限制类和重点调控类项目暂不受理。

用于新设立企业出资、并购境内企业(不合返程并购)、股权转让以及对现有企业进行增资、提供股东贷款，非金融类的人民币FDI项目在试点期间都需要按照一定的流程展开。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研究报告表示，根据《通知》内容，所有外资企业都可申请将在离岸市场募集的人民币资金以人民币FDI形式回流至内地。“我们认为这项人民币FDI政策，代表着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马骏称。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博士后杜征征也表示，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不断扩大人民币非本国使用结算的范围和规模。人民币在离岸市场募集的人民币资金，回流内地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重要一步。

作用：可有效防范热钱流入

为了监控跨境资金的异常流动，《通知》还规定，参与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境外行，不能办理与内地企业无直接贸易往来支付的人民币购售业务。此外，境外参加银行只可为3个月内具有真实贸易支付需要的企业客户办理人民币购售业务。如果企业客户在境外参加银行办理人民币购售后，必须在同一家银行完成购售相关的贸易支付。

央行明确指出，“境外参加银行应当追踪客户购售人民币后的资金流向，对新客户及金额较大的交易作更详细地审核，并应当注意监测异常交易。”

专家指出，借贸易途径“蒙混过关”是热钱入境的一大重要渠道，通知加强了对无贸易背景的国际贸易融资授信或预收货款等热钱流入方式的监管。

《通知》规定，境外参与银行不得办理内地企业进口支付的人民币购售业务，并重申境外参与行要确保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真实性。工银亚洲董事总经理黄远辉表示，此规范举措可保护内地传统金融机构的人民币结算业务，同时更利于内地监管层掌握人民币的兑换情况。

交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鄂永健指出，《通知》要求境外参加银行有真实贸易背景，这样可以稳步有序地进行FDI的开发，可有效地控制风险。鄂永健指出，将来一定会开发证券投资领域的FDI，但在这之前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保证其有序、稳健开展。

观点：并不影响货币政策

马骏在报告中称，尽管《通知》中表示上述程序只是试点项目，“但在我们看来，实际上将外资企业进行人民币FDI制度化了。”他预计，香港人民币市场的债券发行和人民币融资将因此快速发展，并认为国务院会在几个月后将试点方案在全国推开。

马骏曾表示，内地监管层担心香港离岸市场发展太快，创造新的货币供应量，给外储对冲带来压力。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类型资产都会带来压力，只有其中一种即中国内地机构到香港融资，才会增加内地的货币流通量。

第6篇：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离岸人民币利率，影响因素，供求，汇率

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前行，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迅猛，资金池稳健增长，金融产品不断丰富，价格机制逐步形成。本文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探讨了香港离岸人民币利率的影响因素，并将汇率单独列出进行详细论证。

一、香港人民币供给侧影响因素分析

香港人民币供给侧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是香港人民币资金池的大小，而资金池的规模又是人民币跨境流入和流出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具体方式来看，人民币跨境流入和流出渠道可分为个人汇兑、贸易结算、跨境投融资、政府行为四种。

从个人汇兑渠道来看，内地居民对港汇款和携钞入港有利于扩大香港人民币资金池，而香港居民汇出人民币和携带人民币出港将带来人民币资金池规模的缩小。从贸易结算渠道来看，香港对内地出口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和境内货物出口人民币收入存放香港金融机构将会为香港带来更多的流动性，而香港对内地进口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则会导致人民币流回内地。从跨境投融资渠道来看，内地对港人民币直接投资、境内母公司人民币增资在港子公司、内地金融机构对港人民币贷款、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投资香港资本市场、境内普通投资者投资港股组合ETF或是通过“沪港通”购买港股都将促进人民币流入香港地区；而香港对外人民币FDI、香港金融机构向前海自贸区企业放出人民币贷款或是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港外机构赴港发行人民币债券、香港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Ⅱ）投资内地资本市场或是普通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都将导致香港地区人民币存量减少。

从政府行为来看，境内与香港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将会在不同时段分别引起人民币流入和流出香港地区。在这些渠道当中，香港对内地出口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和境内对港人民币直接投资是香港人民币流动性的主要来源，而在港点心债的发行、香港机构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沪港通”资金入沪则是香港人民币流出的主要渠道。

一直以来，香港人民币供给状况对境内资金流入处于十分依赖的状态，过去一段时间由于跨境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长期处于净流入状态以及央行不断推行政策助力人民币国际化，香港地区人民币供给一直十分充足，利率长期处于低位。然而近期央行为了打击香港人民币空头，采取了对离岸人民币开征存款准备金等举措收缩离岸资金池，香港人民币供给一度紧缺，利率也随之飙升。

二、香港人民币需求侧影响因素分析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提出，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可以归纳为交易性、预防性和投机性动机。相对应的，香港地区对于人民币的货币需求也可以划分为交易性、预防性和投机性需求三类。

对于香港离岸市场来说，交易性需求主要来源于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于进口贸易人民币结算以及直接投资的需求，这类需求主要取决于人民币在国际上的认可程度，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周边地区对于人民币贸易结算的支持力度有了显著提升，而随着“一带一路” 区域合作平台的建立，相信人民币直接投资也会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可，这些因素都会为香港地区带来更多的人民币交易性需求。

不同于一般预防性货币需求的含义，对外币的预防性需求是指人们由于未来交易成本、政府政策等因素的不确定性持有外币以预防风险的需求。当香港居民预期中国内地将会收紧人民币流出导致兑换人民币交易成本上升时，他们就可能持有人民币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香港居民对人民币的另一类需求是配置人民币资产以提高收益率、实现保值目标的投机性需求，不同于交易性和预防性需求，投机性需求对于利率、通货膨胀率等宏观指标非常敏感，香港居民会根据经济情况及时调整持有各国货币资产的比例，寻求风险既定条件下的收益最大化。由于市场上的各类资产处于竞争状态，当美元或港币资产收益率高于人民币资产时，市场参与者对人民币的需求就会降低。同时，如果香港地区与内地相比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香港居民就有可能对港币失去信心，转而增持其他货币从而实现保值需求，这时人民币就会成为可能的选择之一。

三、汇率对于香港离岸人民币利率的影响分析

汇率对于香港离岸人民币利率的影响则更为复杂。首先应当明确的是香港目前仍然实行联系汇率制，人民币兑港币的汇率趋势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趋势保持一致。

当人民币贬值时，从供给侧来看，香港贸易商更倾向于使用人民币进行进口付款而非出口收款，香港居民也会通过跨境投融资增加人民币负债，香港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收缩，流动性告急，自然拉高了人民币利率。

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在于一旦人民币出现了强烈的贬值预期，市场会出现大量的做空盘，做空者在香港地区先借入人民币换汇，在未来再通过结汇偿还人民币借款，这样就可以赚取汇率变化的差价。

第7篇：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范文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在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将对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主要是对人民币国际化策略的研究，尹亚红（2010）分析发现人民币――港元一体化可以很好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王元龙（2009）和陈雨露（2012）指出了人民币国际化要走的三步路；苏治和李进（2013）指出人民币实现区域化是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战略步骤。可以看出，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是当下研究的重点。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研究

（一）从国内层面来看，1.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人民币国际化。因为虽然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但是中国绝大部分的国际贸易仍然是以其他货币尤其是美元结算的，这给中国参加国际贸易的厂商带来了汇率风险。2.人民币国际化也是合理控制和化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风险的需要。中国作为一个非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事实上存在着国际收支的风险。

（二）从国际层面来看，人民币国际化也是全球经济再平衡及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国际经济金融界已经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让国际经济和金融逐步多元化从而增加稳定性。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在收益与风险

（一）潜在收益

1.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通过国内外两个融资渠道，一些国内机构将能够避开国内政策管制和体制束缚；另一方面，国内银行和企业也能利用海外投资机会、获得更高回报。2.减少汇率和流动性风险，提升企业定价能力。3.加快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和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会增加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推动国内金融市场加快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及其相伴的更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也意味着加快推进利率和汇率改革势在必行。

（二）潜在成本

1.人民币持续升值可能伤及国内制造业部门。2.国内资金成本或上升。人们通常认为，进一步的资本账户开放会增加新兴经济体的海外融资，从而降低其资金成本、促进国内投资。3.经济和金融部门或受到冲击。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资本流动的波动可能会增大，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更容易受到全球市场波动的影响，汇率波动更加剧烈，并且由于离岸活动更加频繁、离岸和在岸联系更加紧密，流动性条件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这些因素可能会使人民银行对货币信贷条件的管理变得更复杂，影响国内金融系统和经济的稳定。

四、人民币国际化进展

(一）促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及直接投资中的使用

1.发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2009年4月，中国启动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允许国内5个城市符合要求的外贸企业与其香港贸易伙伴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2010年6月，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20个省市区（占中国贸易总额的95%）。2013年3月，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全国所有从事经常项目结算的企业。

2.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迅速，但人民币贸易计价进展缓慢。2013年，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达4.63万亿元，较2012年增长40%。2013年上半年，中国约11%的货物贸易以人民币结算。不过，大多数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活动仍以其他主要货币计价，尤其是美元。

3.推进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从2011年1月开始，国内企业可以使用人民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当年10月该政策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外商直接投资，并且简化了人民币结算流程。2012年，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额达到5337亿元，比2012年增长88%，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规模大幅升至4481亿元。

（二）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放松证券投资管制

1.与其他央行签订人民币互换协议。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人民银行已与22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管理局签订了人民币互换协议，总额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

2.放松对证券投资的资本管制。提高在岸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可得性对促进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意义重大。近年来这个方面有不少进展，包括：扩大QFII额度，出台人民币QFII (RQFII)使离岸人民币能投资于中国大陆。截至2013年6月，QFII投资总资产达到约450亿美元，截至7月RQFII投资总额达到1220亿元人民币。

3.除了加快审批投资额度，外国投资者的投资选项也日益丰富，国内银行间债市逐步对外开放。2010年8月份，参与人民币清算及贸易结算的离岸银行以及一些外国央行获准可以投资于国内银行间市场。2013年3月，这一范围扩大至18家RQFII和部分QFII投资者（需获得人民银行批准）。2013年7月，人民银行将RQFII范围扩大至新加坡和伦敦。

4.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及产品。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并支持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新加坡、台湾及伦敦最近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目前香港仍然是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流动性充足，占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的80%，人民币产品种类也最多。

（三）外国央行持有更多的人民币资产

2006年12月，马来西亚正式宣布将人民币纳为主要储备货币，泰国、韩国及尼日利亚也先后跟进。2012年3月，日本也公布了购买中国国债的计划，日本成为首个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发达国家。2013年4月，澳大利亚宣布计划将不超过5%的外汇资产投资于中国国债。

五、人民币国际化的走向

（一) 汇率制度改革：渐进可控的市场化道路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浮动区间放开，而体现政府管理的汇市日常干预减少，但政府管理汇率的能力绝不会降低。中期来看，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越透明，人民币汇率离市场化浮动就越近。另外，汇率浮动区间扩大降低了货币当局干预汇市的压力，为外汇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中国外汇管理的原则已由“宽进严出”向“双向均衡管理”转变，其间伴以逐步减少行政管制，逐步取消内资与外资企业之间、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机构与个人之间的差别待遇。

（二）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一方面，应当促进和鼓励银行间拆借市场、企业债市场以及国债市场的发展，建立完整的利率联动体系，实现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市场利率这一机制的良好运转。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应该依照“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顺序，循序渐进地放弃对商业存贷款利率的直接干预，控制短期信贷的增长速度，减少短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

（三）资本账户开放：循序渐进的有限自由化

在汇制改革逐步推进的支撑下，中国的资本账户会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而逐步自由化。但是，资本账户开放也是一把双刃剑。国外大量的危机经验表明，在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如不注重必要的管理和引导，容易出现短期资本逆转、过度借贷等种种问题，对本国金融体系稳定造成冲击，不少经济体因为各种冲击，经历了长期的资本账户自由化进程，中间不乏反复。

（四）在境内建立具有国际水平的金融中心

第8篇：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回流；债券市场；外商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8-0038-05

一、境外人民币回流机制与人民币国际化

一般而言，一国货币的国际化都需经历通过离岸中心对外辐射的过程。人民币要走出去，要扩大在境外的使用，不可避免要有一个或多个离岸市场。2009年下半年，我国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境外人民币使用量增长迅猛，香港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的速度也超过市场预期。仅在2010年下半年，在港人民币存款增长了250％，2010年底达到3150亿元。而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4月2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香港人民币存款达到4514亿元。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对人民币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国的经验显示，离岸市场在起步阶段需要在岸市场(境内市场)的支持与配合。对人民币而言：一方面，离岸市场初始阶段，需要通过在岸市场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稳定地提供本币输出，并促使境外人民币存量达到一定规模，基本可以实现自我循环，这样，离岸市场对人民币在岸市场的依赖才能逐步减小，才能形成真正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另一方面，离岸市场发展初期也需要有比较通畅的向在岸市场回流的渠道，才能使市场主体在离岸市场做贸易结算时愿意使用人民币，否则在离岸市场尚未繁荣和产品结构单一的情况下，人民币在离岸市场只能办理存款或投资数量、品种都十分有限的金融债，这不利于提高离岸市场主体持有人民币资产的积极性，不利于离岸市场人民币业务的发展。

二、境外人民币回流现状

目前，境外人民币回流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贸易结算渠道。目前，全国试点地区出口试点企业共计67724家。从贸易结算情况看，截至2011年3月末，跨境贸易结算实际收付人民币6080.59亿元，其中，境内收到人民币887.81亿元，境内支付人民币5192.78亿元，收付比为1：5.85，境内向境外支付人民币的比例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占比高达85％。由此说明人民币的对外支出与回流是不平衡的。究其原因：一是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境外客户不愿意将手中持有的人民币作为贸易支付手段向境内支付：二是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时间尚短，境外人民币存量有限，即使存在境外客户愿意向境内支付人民币的情况，也可能由于其自身缺乏人民币资金而无法实施；三是贸易结算回流渠道并非完全畅通，在现有的管理制度下，只有出口试点企业才可在出口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出口收取人民币的贸易主体受限严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的外经贸企业约有130万家，出口试点企业只占5％。此外，由于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仍在试点阶段，出口企业在办理人民币结算后可能存在不能及时退税等问题，造成部分出口试点企业对出口贸易项下的人民币结算业务仍心存顾虑。

二是跨境投融资渠道。目前，监管部门对人民币的跨境投融资交易仍实行个案试点、逐案审批的方式。截至2011年3月末。各试点地区共办理人民币跨境资本交易金额为987.90亿元，其中跨境资本收入478.98亿元，跨境资本支出508.92亿元。跨境资本交易项下的人民币支出与回流基本保持平衡。中国人民银行于2011年初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明确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的银行和企业可开展境外直接投资(ODI)人民币结算试点。在外商直接投资(FDI)方面，目前仍没有明确的管理办法予以规定，境外人民币通过FDI渠道回流仍存在不确定性。

三是债券投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于201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允许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香港、澳门地区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外参加银行等三类金融机构运用人民币资金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此举拓宽了境外人民币运用及回流渠道，有利于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持续发展。但由于对境外债券投资主体仍限制在三类金融机构范围内。且相关投资申请需要逐一向监管部门申请，因此。目前通过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回流的人民币微乎其微。

三、主要国际货币回流渠道的经验与启示

从美元、日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发展历史看，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基本是先通过各种渠道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本币的净输出，同时通过一定比例的回流来实现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的相互协调。由于美、日、德(欧)等经济体属于自由经济体，在贸易结算领域使用本币基本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基于贸易渠道的本币输出与回流主要受其本国要素禀赋以及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地位的影响而具有一定的内生性。而资本账户的本币输出与回流则与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金融监管政策、金融市场开放及发展水平息息相关。考察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资本账户，研究其资本账户的回流情况，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出这些国家对本币回流体系建设的侧重点和成效。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IFS)，我们通过汇总美、英、日、德以及欧元区等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地区)近40年(美国、英国为1970-2009年；日本为1977-2009年：德国为1971-2009年；欧元区为1998-2009年)的资本及金融账户国际收支情况，发现这些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地区)回流的资本主要以FDI和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为主。

在各国的回流资本中，境外直接投资(DIR.IN.VEST.IN REP.ECON.，N，I.E.)与投资债券市场(PIDEBT SECURITIES LIAB)的合计比重在所有回流资本中基本占一半以上，英国略低，如图1所示。其中美国、日本的境外投资与投资债券市场合计比重最高。分别达到62.29％和65.56％；而欧元区和德国也分别达到55.29％和60.54％。FDI和境内债券市场作为容纳境外回流资本的资产池意义重大。

四、开放债券投资和FDI应是境外人民币回流机制建设的重点

(一)开放债券市场可为回流人民币提供稳定安全的资产池

从主要货币的国际化特征看，货币的国际化要求该货币发行国具有较广、较深的金融市场，“广”指拥有多种金融工具，“深”指存在发达的二级市场。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为海外提供以该国货币计值的成本低、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金融资产，也有助于进出口

商管理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外汇风险。历史上，纽约、伦敦发达的金融市场对树立美元、英镑的国际地位都起过重要作用。

随着人民币跨境业务的不断发展，非居民对人民币的持有量将显著增加。那些与我国有着双边经贸关系的国家出于支付双边贸易差额、偿还双边债务、干预双边汇率的需要，将在其外汇储备中保留一定数量的人民币。目前，已有白俄罗斯、菲律宾等国家央行宣布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印度、奥地利等国家也表达了将人民币纳入储备的意愿。非居民和官方持有人民币的增加，客观上要求我国开放金融市场，为非居民和境外官方持有的人民币提供一个价值储藏、投资增值的场所。而国内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也将进一步提高非居民对人民币的持有意愿。

从投资品种的安全性与流动性看，国内债券市场相比其他金融市场，对境外央行及机构投资者更具吸引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债券市场快速发展，目前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发行和交易占国内债券总额的98％；2010年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成交量达64万亿元，债券回购成交量达87.6万亿元；银行间债市日成交量高达6000-9000亿元，远超沪深两市普通单日成交额；市场上交易流通的债券品种包括国债、政策性银行债券、金融债券等十多个品种，是人民币机构投资者进行流动性管理和资产负债管理的重要平台。鉴于债券市场巨大的容量，离岸人民币回流国内债券市场对境内影响可控。此外，债券市场的波动较股票市场要小，相应的债券市场的投资主体一般较股票市场的投资主体更为理性和厌恶风险，因此，开放债券市场供回流资金投资相比开放股票市场所带来的跨境资本流动会相对更为平稳。

(二)开放人民币FDI有利于提高人民币“第三方使用”

从有利于境外人民币价值储藏、投资增值的角度出发，除开放境内债券市场供非居民投资外，对非居民开放人民币FDI也是现阶段可行的另一回流渠道。根据德意志银行于2011年4月对44家在大陆运营的跨国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6％受访企业称，若官方开放人民币FDI，公司会在香港筹募人民币，而香港融资成本低于境内是原因之一。此外。德意志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每年约500亿美元的FDI经由香港投资大陆。如果其中部分被人民币FDI取代，意味着人民币FDI将在香港创造规模更大的人民币贷款及债券市场。此外，从美元和日元的国际化经验来看，境外的“第三方使用”(境外机构发行债券募集美元或日元，再转换币种并于第三国使用)，将是非常重要的资产需求。德银指出，欧洲美元的境外第三方市场规模约为7500亿美元，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欧洲日元市场的规模估计有2000亿美元，占日本GDP的5％。假设五年内境外第三方对人民币债券和贷款的需求量达到中国大陆GDP的1％，总规模就将达人民币6000亿元。人民币FDI政策的推出，将使人民币“第三方使用”在香港越来越普遍。

五、构建境外人民币回流机制应关注的问题与建议

(一)回流机制建设应以日元“迂回流动”为鉴

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是为了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特别是在非居民中的使用。因此，在设计离岸市场人民币回流机制时，应注意吸取日元国际化的教训。防止离岸人民币大量地通过回流渠道从非居民向居民持有转移。一旦离岸人民币的持有主体大量透过回流管道向境内居民转变，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将起消极作用。

日本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并于1986年建立“日本离岸市场”(Japan Off-shore Market，简称JOM)。1989年4月，放松对JOM的管制；同年5月向国内居民开放了中长期欧洲日元贷款，6月解除了对欧洲日元债券和居民的海外存款限制，实现了欧洲日元业务的全面自由化。在此期间，日本一直保持着资本输出大国的地位。JOM建立后，日本与东亚(特别是香港)之间的资金流动急剧扩大。1985年，香港对日本的资金交易额约占其对外资交易总额的10％，但在JOM建立后，香港对日资金交易迅速增加，香港银行体系对日债权债务余额占其对外债权债务总余额之比曾一度接近70％。此外，自1989年开始，香港对亚太地区的海外银行间交易的债务额超过债权额，到1995年两者的差额已达1万亿港元以上，这些资金主要来自日本银行(见图2)。

但与此同时，以日元计价的金融交易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也没有影响到美元作为东亚地区主要交易货币的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日本国内存在各种金融管制，特别是“窗口指导”对国内贷款的诸多制约，而日本外汇银行海外分行向国内居民的欧洲日元贷款和国内分行的外币贷款属于“窗口指导”管制外的交易。因此，日本输出到JOM以及其他日元离岸市场的资金，通过“迂回流动”(见图3)大部分流回日本。

日本金融机构通过迂回流动规避国内管制的两种方式：

A：①②；B：①③④

作为迂回交易的直接结果，日元离岸市场向居民发放的欧洲日元贷款也从1989年开始迅猛增长(见表1)。这种迂回流动也造成日本输出的巨额日元资金并没有沉淀在离岸市场参与资本交易，海外金融市场上的日元使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直至1990年代中期日本逐步取消国内的种种金融管制，这种“迂回流动”才逐渐消失。

当前，在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境外热钱伺机流入，且我国境内由于通胀形势影响对于信贷规模采取严格控制的背景下，在设计人民币回流机制时，应参考借鉴日元国际化的经验和教训。在构建顺畅回流机制的同时，确保回流的可控。通过加强对资本项目流人流出总量、流人流出净额、居民对离岸市场的人民币负债等指标的监控。适时调整政策，有针对性地对异常流动、流动总规模加以管控。

(二)境内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开放应与回流机制建设同步

仍以日元国际化的教训为例：作为一个典型的贸易国家，日本的金融市场虽已具相当规模，但它仍然是一个相对保守、排外和不够成熟的市场，其开放与发达程度与欧美国家先进国家相比相去甚远。在日元国际化进程中，为了避免日元国际化冲击，日本使用了内外分断的金融改革战略，过于关注海外市场而忽略国内市场的发展，只注重欧洲日元市场和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建设，忽视或是由于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没有充分进行国内金融市场的改革。这不但导致了日本在市场开放和市场运行的国际标准化方面严重落后，而且使日元国际化进程受到了严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金融市场内外分离，许多规则不合理、不透明，市场工具的创新和流动性不足，限制了日元国际使用的便利性和接受度；二是日本有价证券交易税、印花税等税率过高，对非居民征收利息源泉税(在欧美对非居民不征收利息源泉税)，导致股票、债券等交易成本较高，以日元计价的金融产品缺乏竞争力；三是证券结算系统和资金结算体系长期落后于欧美，不能适应信息技术、金融国际

化和使用者需求多样化的发展需要。

此外，就金融市场的国际标准化而言，日本同欧美先进国家相比相去甚远，严重制约了“日元国际化”的发展。如村濑哲司(2000)的分析表明，日本国债市场长期以来没有起到金融、资本市场基准点的作用。各国央行和投资者在运营资产时，主要的对象是美国国债(美元)、德国的联邦债券(欧元)等长短期国债。国债同其他债券相比是安全性比较高的金融资产，市场规模大，流动性一般比较高，其流通利率自然成为市场利率的基准。日本的债券市场规模约为1000兆日元，其中2／3是国债，其余为政府保证债券、地方债券、金融债券和公司债券以及以日元计价的外债等。日本的国债市场余额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在国内金融、资本市场中国债的信用也是最高的，以其交易比率(交易额／发行余额)所测定的市场流动性也比其他债券高许多。但是，日本的国债市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非居民的持有比率仅有10％(美国为近40％，德国为近30％)，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二是国债没有发挥金融、资本市场基准点的作用与功能。就日本国债的情况来看，市场对欧洲日元债券要比对日本国债更为看好，而且，就不同期限的国债来看，能够发挥基准功能的只有10年期的国债，其他的日本国债因交易量少而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相比之下，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独一无二的主导地位与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最有效率的债券市场是分不开的。“次贷”危机发生时，尽管各国谴责是美元和美国过度消费的增长模式将世界经济拖下了水，但我们看到，作为美国最大的两个债权国，中国和日本仍在继续增持美国国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债券市场仍然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国债仍然是世界安全的投资工具，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类似的资产。这也是克林顿时期尽管美国财政状况好转，却丝毫不缩减作为保证足够流动性的资产池而存在的美国国债存量的最根本原因。近年来，尽管日本在改善金融市场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由于缺乏像美国那样十分发达、开放的短期国债市场以及银行承兑票据市场等，不能有效地吸引私人游资和官方闲置资金，阻碍了非居民使用日元和日元国际地位的提高。日元在很多场合仍然只是作为美元交易的中介，起到辅助和支撑美元地位的作用。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我们应吸取日元国际化的经验。针对我国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不足的实际。要加大我国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发展力度，扩大金融市场整体规模，以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同时，要加快金融市场创新，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进而增强人民币金融资产对非居民的吸引力。

(三)应注意控制居民在离岸市场融资后的回流

在对FDI的风险防控上，应注意对不同主体通过离岸人民币市场融资，进而以FDI途径回流境内的情况加以区分。对于境内居民在离岸市场进行人民币融资回流境内的情况，应进行适当的控制，这种做法除了以日本为鉴，防止境内人民币通过离岸市场“迂回流动”的考虑外，还涉及到境外人民币回流对境内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对中资企业在离岸人民币市场融资的情况而言，假设这些中资机构本来没有使用外债的额度。不存在以外币向境内汇款的情况，那么这些中资机构在获得人民币融资Q后将其汇回境内，这些数量的人民币进入境内之后，会创造R倍的乘数(假定境内货币乘数效应为R)，因此这部分回流的资金将增加境内广义货币(M2)量Q*R。居民在离岸市场融资回流对境内M2影响：AM=Q*R

对于外资企业在离岸人民币市场融资的情况而言，假设这些企业本来就计划用美元向中国境内直接投资，现在通过离岸市场融资获得资金0并以人民币FDI的形式向境内投资。这笔资金流人中国境内时，一方面会通过R的乘数效应创造总量为Q*R的人民币M2；但与不存在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情况相比，由于改用人民币进行FDI，减少了外企向境内外汇市场售汇Q／6.5亿美元(假定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6.5)，因此相应减少了央行购汇Q／6.5亿美元，并通过乘数效应减少广义货币QR。因此，这类人民币的回流对M2的影响为零(中性)。

第9篇：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范文

随着对外开放日益扩大、融入世界不断加深，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既定改革目标，也是必然趋势。2015年又逢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评审，有望催化完成资本账户开放的最后一公里。十万亿美元体量、世界储蓄率最高和出口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试图以本币国际化推进的资本账户开放是史无前例的，对未来世界金融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

跨境资本流动的过去、现状和未来

资本管制措施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既无外债，也不允许外商直接投资，资本项目交易处于空白。从1978年开始，中国在吸引和利用外资方面放松管制，事实上启动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到1996年，中国接受IMF章程第八条款义务，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此后，资本项目开放成为国际收支改革的主要内容。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倒退，相关改革在2001年入世后得以加速推进。2002年推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允许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由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持续大额双顺差，中国一方面在2005年改革了汇率形成机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进入了一个长期升值的通道；另一方面开始鼓励资金有序流出、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外汇管理由“宽进严出”向“双向均衡管理”转变。例如，在2006年出台了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计划，允许投资境外证券市场。随着2009年开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人民币国际化正式启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跨境流动的便利化程度通过RQFII、RQDII等安排得以迅速提高。2014年，中国宣布“沪港通”试点，离岸与在岸资本市场的联系进一步增强。

但直到今天，几乎所有资本项目交易依然处于不同程度的管制之下。根据IMF《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2014年报》，按资本市场工具等13个大类分，中国仅商业信贷一项被认为无管制（表1）。中国是大类管制最多的国家之一，高于OECD国家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分细项看，在42个项目中完全不可兑换的有3项，涉及非居民参与境内货币市场、集合理财以及衍生品交易；同时，个人跨境投资仍受限于每人每年5万美元的汇兑额度，境外机构来华发行股票亦尚无先例。在可兑换项目中，“2Q”管理、即资质和配额管理是普遍现象，其中债券、股票、不动产交易项目等实现了部分可兑换，而信贷工具、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清盘等项目实现了基本可兑换。

总之，中国资本管制在形式上程度仍然较高、与金融自由开放还有差距，而在结构上则有很强的不对称性和选择性。此外，我国的管制措施还具有资本流出严于资本流入；短期流动严于长期流动；复杂交易严于简单交易等特点。因此，虽然目前的管制安排对宏观和金融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造成了市场激励的扭曲、甚至监管套利的机会。

从资本管制的效果来看，管制措施较为有效地限制了跨境资本流动，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活动。中国对外资产和负债总和占GDP比重仅为107%，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在股权交易方面，境外投资者可通过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等计划投资中国PE和VC市场、通过QFII、RQFII与“沪港通”等渠道投资上市公司，但股票市场上外国投资者的参与度仅为1.1%（图1），远低于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就债券市场而言，2014年底，6462家银行间市场参与者中，共有211家包括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国际金融机构、财富基金、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外参加行、境外保险机构、QFII和RQFII等在内的境外机构获准进入，其中有180家入市交易。截至2015年4月，外国投资者持有债券7352亿元，仅占银行间债券市场托管额的2.5%（图2）。

资本管制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限制了跨境资本套利，但这种情况近期有所改变。资本管制近年来出现了“明紧实松”的倾向，尤其对非金融企业和个人的约束力正在下降。规避管制的途径很多，既有非法的，也有合法的。比如，通过低报出口、高报进口，转移价格、利润，或改变交易时间和交易条件都可以实现资本进出。许多国际收支同时具有经常性和资本性特征，事实上很难严格区分。歧视性管制也有漏洞使得被严格限制的交易可以在更开放的资本项目下完成，以规避管制。

作为一个佐证，看似严格的个人投资汇兑限制并未制约中国居民海外资产配置的步伐。自2007年开始，个人汇兑限额为每人每年5万美元。根据招商银行《2014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高净值人群所持境外资产已占其可投资资产总额的20%。相比之下，波士顿咨询公司《2014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在世界范围内高净值人群持有离岸财富的比例仅为5.9%。即便存在汇兑限制，中国高净值人群海外资产配置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在不动产方面，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2013年中国居民在美房产投资额达220亿美元，为最大外国投资人群。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批委员会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居民在澳房产投资为59亿澳元。同年在搜房网监测的海外购房目标国家中，美国和澳大利亚位列前二，分别占21%和11%。由此反推，2013年中国居民海外房产投资总额应在5000亿人民币左右。定向资本管制的可渗透性由此可见一斑。

总体而言，国际收支结构反映了资本管制措施及其效果的一些变化，第一，跨境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运行的影响明显增大。资本项目差额对国际收支总差额（储备资产变动）的贡献和干扰加大（图3）；第二，短期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越来越大。基础国际收支差额（经常项目与直接投资差额之和）相对权重下降，但近年来非直接投资流动的相对影响上升、并呈钟摆态势（图3）；第三，净误差和遗漏项的波动放大，且与人民币汇率预期有很强关联性（图4）。作为平衡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的统计缺口，该项目部分反应了隐性资本流动，它与人民币汇率的关联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隐性资本的跨境逐利。

资本账户开放

资本账户开放从来不是二元选择，而是关于管制项目与管制程度的多维选择。这其中包含了两层涵义：其一，资本账户各项交易获得准许；其二，资本账户各项交易更加自由。中国资本账户在内涵和外延上的自由化与未来可能依然存在的管理措施并不矛盾。具体而言，我们预计中国年内可能出台包括放松对跨境个人投资的限制、放松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银行间市场以及升级自贸区内的金融开放措施等一系列举措，部分措施可能在即将进行《外汇管理条例》的修订中有所体现。随着相关举措的实施，资本账户各项交易都被打通且更加便利，人民币至2015年年底或可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

2015年之所以成为金融开放的重要时间窗口，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

市场条件基本成熟。从国际收支来看，中国经常账户收支趋向基本平衡，顺差占GDP比重从2007年最高的10.1%回落至2014年的2.1%，处于国际认可的正负4%的合理范围之内，而资本流动呈现双向振荡，外汇储备累积趋势已经放缓。相应地，人民币汇率趋于均衡、波动加大，市场预期呈现多样化，无风险套利机会不复存在。

推动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现实需要。SDR货币的基本要求是“可自由使用”，即“在国际支付中广泛使用”和“在外汇市场上广泛交易”。资本账户开放既可在短期内迅速提升人民币的使用和交易程度，也可展现中国政府积极合作的姿态，为赢得IMF成员国的支持创造条件。

美联储加息不远，美元进入升值周期。国际经验、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的经验都表明，资本账户开放的初期往往伴随着国际资本流入、资产价格上涨和本币升值的压力。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美元进入升值通道。此时，放松管制带来的短期冲击相对较小。

资本账户开放后的国际收支运行

在一般情况下，资本账户开放初期可能面临短期较为强劲的资本净流入（尤其证券投资），以及资产价格和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压力。主要原因在于国际资本对国内资产配置的需求一段时间内可能高于国内资本对境外配置的要求。在股票投资方面，中国股市规模已达近56万亿人民币，与中国经济规模基本匹配，但国际资本的参与度还很低。目前在比较有代表性的反映全球投资者可投规模的MSCI全球指数中，中国权重只有2.7%。在EPFR统计的跟踪各市场的国际资金中，截至2015年3月中国的权重也只有2.7%。根据中金策略组测算，外资对中国股票配置的增加可能意味着超过1万亿美元海外资金逐步进入A股市场。在债券投资方面，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尤其如果今年成功加入SDR、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更多官方机构和私人部门将开始持有人民币债券。在当前条件下，基于其他储备货币的过往经验，我们估计人民币在国际储备中的潜在份额可达3.7%，相当于0.4万亿美元，而这仅包含了国际资本对流动性好、安全性高、可充当储备资产的人民币债券的潜在配置。

然而，资本流动在开放环境下往往表现出很高波动性。外生冲击和突发事件都可能改变短期资本的流向。

资本流动

国际投资头寸作为存量指标更有利于揭示资本的长期流向。国际投资头寸反映一国对外资产和负债情况，是资本流动累积的结果。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对外总资产6.4万亿美元，总负债4.6万亿美元，净资产1.8万亿美元，分别占GDP的62%，45%和17%（表2）。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却是资本净输出国。一些人可能对此感到意外，但中国是世界最大出口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这就意味着须将资源投资于国外。只不过经过外汇市场干预，部分对外投资以储备资产的形式存在：3.9万亿美元储备资产是对外资产第一大项，占GDP的38%。反映资本管制的现实，对外直接投资（ODI）、股权和债权投资的存量都相对较小。在负债方，最大项是2.7万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占GDP的26%，而股权和债权下的对外负债较少。

中国“高储备资产、高FDI负债”的对外头寸结构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角色，与美国和日本形成鲜明而有趣的对比。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变成现在最大的输入国，而日本则在80年代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表3显示，第一，美国对外净资产显著为负，日本则显著为正，而中国也是国际资本的重要提供者；第二，除储备资产和FDI负债，美国和日本各项资产和负债占GDP比重都远高于中国，私人部门对外总资产和总负债也均超过各自GDP，体现了对国际资本市场的深度参与；第三，储备资产和FDI负债为主、短期资本活动较少的对外头寸则反映了中国以实体经济活动为基础的跨境资本流动。

中国目前的国际头寸结构比较稳健但相对收益偏低。从波动的角度来说，储备资产处于官方机构掌控下，FDI也是相对稳定的资本来源；相比之下，证券投资和衍生品投资的波动性大，相关金融风险也更高。从收益的角度来看，储备资产多配置于安全性和流动性高的债务工具上，回报率低，但外国资本却通过FDI等长期投资从中国赚取了更高的风险调整收益。

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看，对外净资产是经常账户历史盈余和估值效应影响的综合结果。中国仍有足够竞争力在未来继续保持每年占GDP2%左右的经常账户盈余。考虑估值效应后，我们预计，对外净资产占GDP比重到2020年可能增至23%。另一方面，随着外汇干预逐步退出，货币当局可能维持一个相对固定的储备资产水平。若钉住一个目标水平，我们认为，目前3.9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量是一个基本参照。维持当前储备规模，随着经济增长，至2020年其所占GDP比重将被稀释至26%左右。这一比例不低，可为金融稳定提供足够保障，而相对被动式的管理对金融市场冲击也最小。

若以OECD资本输出国过去10年的平均经验作为判断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后私人部门跨境投资的基准，可以预料，私人部门资本流动总规模将显著放大，但将趋于平衡，同时，直接投资将面临较大净流出，其中ODI增长空间巨大， FDI则大致持平。此外，证券投资的双向流动都较大增长空间，其中债权投资的增长潜力最大。由于证券投资，尤其是债券以及其他债务工具投资受到严格管制，潜力可能在未来进一步释放。跨境衍生品交易可能放开较晚，但一旦放开也有一定的增长空间。

汇率走向

从长期趋势看，资本账户开放主要通过中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影响人民币实际汇率。对外净负债的经济体在未来必然需要通过净出口实现债务偿还，相应要求本国产品价格下降或者本国货币贬值。反之，对外净资产将转化为本国货币的升值压力。与此同时，实际汇率走势还受其他基础因素的影响，包括本国的相对竞争力、贸易条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