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的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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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际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国际对外投资；全球投资治理；双边投资协定；中美BIT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急速变化，国际体系正处于转型期，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遭受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经济领域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开始凸显并越来越严重。就投资领域而言，国际投资迅猛发展，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增速超过发达国家，国家投资格局发生变革，这种变革对传统国际投资规则体系带来冲击，传统国际投资规则促进国际投资的功能越来越弱。在国际投资格局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改革传统国际投资规则体系，构建新型国际投资规则体系成为世界各国的强烈呼声，全球投资治理已逐渐成为当今国际投资事务治理的新方式和构建国际投资秩序的新途径。作为国际投资大国，中国是全球投资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全球投资治理必须拥有中国元素。

一、全球投资治理的概念

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后，“治理”（governance）一词在世界上被广泛使用，并应用于解决国际间的重大问题。在冷战即将全面终结之际，即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政治家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最早提出全球治理的概念；几乎与此同时，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首次从学术上提炼和建立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他提出全球治理是“没有政府的治理”，强调全球治理是“通过运用控制手段追求具有跨国影响之目标的所有人类活动层面――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体系”。正如全球化扩展到经济领域演变成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扩展到经济领域则演变成全球经济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一样，全球经济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网络治理体系，是多元多层的治理体系，包括民族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等共同组成的多元治理主体，超国家层次、国家层次、次国家层次等多层治理体系。

全球投资治理是全球经济治理在投资领域的具体表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全球投资治理是一个新的概念，何为全球投资治理呢？参照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笔者认为，全球投资治理是指各国以非歧视原则为核心原则，以实现国际投资规则化、自由化和公平性为目标，通过协商谈判制定一套具有约束力的全面覆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和自由化的国际投资规则，从而促进国际投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全球投资治理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

自19世纪中后期起源至今，国际直接投资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国际直接投资总体规模日益壮大。根据《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全球FDI存量达到25.5万亿美元，2013年全球FDI流出量达到1.411万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全球FDI流量2014年达到1.6万亿美元，2015年1.75万亿美元，2016年增长到1.85万亿美元。

长期以来，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一直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已经将发展中国家远远的甩在身后，但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正在逐步扩大，其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地位正在稳步提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过3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起步探索、稳步发展、加速发展和高速发展四个阶段。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初具规模，并且呈现出持续的快速增长的态势。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1078.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中国直接对外投资规模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截止2013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6604.8亿美元。随着中国对外投资额近几年的迅猛增长，从世界看，2012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4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国。从国内看，中国吸收投资和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据统计，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超过吸引外资总量，中国正在成为净资本输出国。

三、传统全球投资治理体系及其评价

国际社会为建立国际投资体系进行了不懈努力，例如双边投资治理协定、世界银行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和多边担保机构、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然而，当前的国际投资规则覆盖区域小、涉及内容窄，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国际投资领域体制建构明显落后，既没有一个综合性全球多边投资协定，又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监管机构。

双边投资协定（简称BITs）是两国在互惠的基础上签订的旨在鼓励、促进和保护签约国之间投资活动专门性投资条约。双边投资协定（BITs）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仅指促进和保护投资双边协定，也即双边投资协定（BITs）；广义的通常还包括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由于当前缺乏一个综合性全球多边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投资管理机制，也是最重要的传统全球投资治理体系。

世界银行多边投资治理框架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成立于1966年，它是根据1965年《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议公约》（《华盛公约》）设立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关于直接投资引发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简称“MIGA”）是1988年基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也称《汉城公约》）成立的、具有完全法人资格的国家组织。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是世界银行集团的第5个新增成员，其目标是鼓励成员国之间，尤其是向发展中会员国进行生产性投资。世界贸易组织多边投资治理框架下的是1991年1月关贸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所达成的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的多边投资协议，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在国际投资领域所达成的唯一一个全球性、实体性的多边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也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重要成果之一，它首次将服务贸易纳入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中，是第一个关于服务贸易的全球性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协议。

总体来看，传统的全球投资治理体系以双边投资治理协定为主，双边投资治理协定具有保护投资和促进投资的两大功能。当前，全球性的与投资相关的公约或协定局限于国际投资规则的某一领域，并不是一般性的、全方面地处理投资问题的多边投资协定。当前世界缺乏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全面覆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和自由化的综合性的、全球性的国际投资规则。

四、全球性新型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构建：中国的参与战略

当前，国际投资规则进入重塑期，世界缺乏一个全球性的国际投资规则，这给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提供了挑战和机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对外投资大国，中国的国际投资地位与经济实力不符，中国一直受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投资规则约束，国际投资话语权不足。美国等发达国家呈现“进攻”态势，企图利用TPP和TTIP等限制中国的国际投资地位，谋取国际投资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从而维护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权益，巩固发达国家国家投资的主导地位。但是，中国不应该放弃参与权，中国必须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投资治理，中国有意愿和能力参与重塑国际投资规则。中国需要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而最佳路径是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其成为构建多边投资框架的范本和平台，从而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

事实上，中国已经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签订了BIT，但这些BIT普遍对投资的保护程度和自由化水平不高。自1982年与瑞典签署第一个BIT以来，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与131个国家签订了此类协议，其中与100个国家签署的BIT已经生效。但是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并没有签订BIT，这不利于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投资。中美BIT谈判始于2008年6月，因美国对BIT（2004）范本的修订，谈判曾一度搁浅。美国BIT（2012）范本公布后，中美双方重启谈判。2014年，中美双方就备受关注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达成“时间表”，同意争取2014年就BIT文本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承诺2015年早期启动负面清单谈判。目前中美BIT谈判已经进入文本谈判阶段。

在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谈判内容涉及“国民待遇”、资本自由转移、征收与补偿、国际争端解决等多项核心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不过中美双方已经就这一问题达成了共识，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进行BIT谈判。为了有效应对中美BIT谈判，中国需要全面改革外资管理体制，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引入我国的外资管理办法，合理处理和监管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问题，还有实现市场的对等开放，中国在海外投资寻求更大的市场开放和更多的投资保护时，也需要给对方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和投资者保护。（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参考文献：

[1] 王碧B：《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

[2] 李玉梅、桑百川：《国际投资规则比较、趋势与中国对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1期.

第2篇：国际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大国经济有效资本理论思考

当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全球过剩资本输出趋于紧缩、本国垄断优势资本在总体上尚未形成的特殊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压力是双重的：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压力，即跨国性行业的形成，使得企业从根本上失去了在封闭的国内市场中培育垄断优势能力的机会；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地位随着其全球战略的实施而日益扩散。在这种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理念的更新对于指导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至关重要的。而要实现理念更新，笔者以为，不仅要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置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以认识，同时，还必须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结合起来考虑。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基于“大国经济”开展

此处“大国经济”概念上是指一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有庞大的经济总量，对世界市场及至世界经济格局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与该国是否具有较高的人均国民收入无关，是一个总量概念。往往表现为该国人口众多、较大的经济规模、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大等特性。与此相对的概念是“小国经济”。对照我国现状，我国经济体可归于“大国经济”，只不过人均GNP过低罢了。

大国由于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创新能力，以及经济发展路径等方面具有很大差异,这往往会给大国带来某种综合性的竞争优势。如大国内部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产模式往往存在巨大差异，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特点。这往往意味着该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大量潜在的市场机会。这种潜在的市场机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则表现为通过产业空间布局的变动使产业成长期延长、衰退期后移。再如，各地区之间在生产模式上的差异，一方面说明各地生产发展主要是受区域内市场需求变化影响的，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各地区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不同生产模式在地区之间的相互转移和相互衔接，是支撑各产业持续成长的重要途径。此外，大国所存在的地区经济差异，还为改变落后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即利用国内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分别进入不同的分工体系，形成包括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在内的混合型分工体系，并逐步扩大在水平分工体系中的市场份额。

如前所述，我国经济体可归于“大国经济”。同时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具有“转型”和“多元”的特征：从纵向看，它处于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中，这个转型时期是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粗放型经济与集约型经济并存的时期；从横向看，它处于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中，这种“多元”状态是多元的地区结构、经济结构及技术结构并存的状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考虑，应该在“大国经济”这一特殊约束条件下，以“转型”和“多元”的现实状况为基础，整合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自然的、经济的和技术方面的资源，形成融发达国家优势和发展中国家优势于一体的“大国综合优势”，从而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出最佳的经济效益。

二、有效资本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必然选择

当前，全球FDI输出的环境、条件及其机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动。这表现在：①跨国公司优势形成机制根本性转变。在世界各国国内市场国际化的条件下，并不存在一个专为本国资本培育垄断优势的封闭的国内市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厂商不仅是在国内市场培育其跨国经营优势，跨国经营本身或许是内部化的垄断优势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直接来源。如果说西方跨国公司在其早期扩张阶段存在着先培育内部化的垄断优势而后再开展FDI的机会，那么，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则部分地失去了这种机会，内部化的垄断优势培育与FDI输出已被合并为同一过程。②跨国竞争战略的重大变化。在以市场动态化和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国际环境中，合作已成为企业巩固其市场竞争地位的重要基础。因此，跨国公司纷纷通过建立战略联盟调整竞争战略，即从对抗性或排他性竞争转向相互依存的“合作竞争”。多家竞争对手联结而成的“网络式战略联盟”，将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主流竞争战略。

上述两个方面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厂商的垄断优势并不构成FDI输出的必要条件。构成FDI输出的必要条件是那些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有效集合生产要素、建构或进入与东道国区位优势相匹配的跨国产业增殖链的资本，即为FDI的“有效资本”。显然，“有效资本”是一个动态概念。不同时期、不同区位，资本有效性的衡量标准是各不相同的。但要素整合能力、跨国性增殖链建构能力以及适应性反应能力，则是有效资本的最一般特征。具体来说:①要素整合能力。有效资本的FDI是以要素“集合包装”的形式来实现的。有效资本功能之一在于具备适应区位特征组织生产要素，开展多元化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其以灵活的适应能力，按照区位特征配置生产要素，以进入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②跨国性增殖链建构能力。跨国产业增殖链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在投资国与受资国之间建立双边或多边“共享产业”的过程。共享产业的选择具有两大基准：“优势要素互补性基准”与“需求偏好相似性基准”。优势要素是具有降低成本的资源优势，包括自然资源、技术条件、人力资本和信息流转等。优势要素互补是产业共享的基础。③FDI主体对投资区位优势的适应能力。如前所述，共享产业是一个以需求偏好相似、优势生产要素互补为特征的产业，因而是一个典型的区位性概念。跨国性共享产业不仅具有要素供给结构优势互补“偏好”，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空间偏好”。“空间偏好”意味着东道国某种要素优势越明显，就越容易吸引共享产业资源的聚集。因此，有效资本型FDI注重的不仅仅是投资主体单方面所具备的优势，同时，更注重于投资主体优势与东道国优势的配搭能力。

笔者以为，有效资本的概念给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FDI的基本理念：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中国企业FDI能力可在产业增殖链国际化的过程逐步培育；而这一过程的实质是培育企业对跨国经营环境的适应性，即企业通过适应性地整合生产要素，使国内有效资本转变为国际性有效资本。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全球FDI输出的环境、条件及其机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动，为我国国内有效资本进入FDI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企业FDI发展速度及其规模取决于有效资本供给能力的大小。

三、基于大国经济的有效资本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构想也渐渐展现出来。也就是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要以母国的优势为依托，而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从局部看，其优势有明显的“差异性”；从整体看，其优势又具有“综合性”。可以以这种“差异性”和“综合性”的优势为依托，整合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自然的、经济的和技术的资源，形成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有效集合生产要素、建构或进入与东道国区位优势相匹配的跨国产业增值链的有效资本，开展“差异化”的对外直接投资，构建“综合性”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框架。

1.投资主体的选择

鉴于我国企业的规模、资金实力、技术和管理水平差别很大，而且不同类型的企业具有不同的优势，适合于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投资方式，因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选择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了有力地提升竞争力，防范经营风险，我们应该积极发展具有海外投资实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发挥集团化经营的优势。另一方面，以民营企业为依托，积极发展中小跨国公司，构建我国市场经济跨国公司的框架体系。特别地，要注重以产业为纽带形成企业集群，发挥集群经营的优势。中小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形成集群，既可以保持中小企业机制灵活和适应小规模市场的优势，又可以造成规模优势，因而同时具备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的某些优势。

2.投资产业的选择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立足于大国经济的特点，整合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自然的、经济的和技术的资源，根据动态比较优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确定跨国经营的产业目标。①首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调整为存在生产能力过剩、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或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制造业上。尽管获取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生产性资源是现阶段海外投资必须考虑的投资重点，因为像生产活动中的铁矿、石油和木材等资源在中国已变得日益短缺。但是，资源开发业毕竟属于低附加值的行业。而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更有效地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因而中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从以资源开发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加大对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②其次，资源开发型产业可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预防性产业。我国是人均资源不充裕的国家，尤其是油田、矿山、森林资源不足。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源约束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而将资源开发型产业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预防性产业显然是明智的。那些资源充裕的非洲、拉丁美洲、中亚等友好国家可作为投资的重点区域。③此外，研究与开发型技术产业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产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强调的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能体现“核心”二字的应该是企业的“核心技术”，为此企业不得不重视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近年来跨国公司研究与开发投资所占其销售额比重的不断提高就印证了这一事实。我国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不断升级，更离不开技术创新的支持。

3.投资区域的选择

如前所述，我国是一个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和企业，经济技术水平处在不同的层次，而且各地的资源状况、市场需求都不相同。因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应基于大国经济的特点，同时针对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及环境条件，结合产业选择的目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①巩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目前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区域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这是因为，基于比较优势的原则，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有着良好的政治经济联系。同时这些国家正积极开放市场，制定各项优惠政策。因而在这些国家投资有利于我国适用技术优势的发挥，降低投资成本，带动我国技术、设备、劳动力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一揽子转移，扩大出口创汇。②有针对性地扩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发达国家拥有世界最广大的市场和优良的投资环境，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水平高，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健全，金融市场发达，是对外投资的理想场所。但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达，企业竞争力强，产品技术含量高，市场竞争激烈，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还不具备与之对抗的能力，因此对发达国家投资，应以市场导向和综合效率导向型作为对外投资的重点选择对象，以逐步实现投资市场的多元化。对发达国家投资，可避开贸易壁垒，扩大市场占有率，减少贸易摩擦，还可通过技术回流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国内提供信息，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欧阳尧:构建大国综合优势[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6（2）

第3篇：国际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

国际直接投资又称为外商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或对外直接投资。我国把吸收和利用的国际直接投资称之为外商直接投资，是因为我国吸收利用的国际直接投资不仅来源于一些国家，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我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二、辽宁省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

辽宁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值虽在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但总体上不断增加。从1990年的2.48亿美元到2014年的274.2亿美元，增长近110倍，平均增长率为21.66%。（如表1）

三、FDI对辽宁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分析

根据表1的数据绘制出辽宁省历年地区生产总值和FDI的序列表可以明显看出，1990～2014年间辽宁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和FDI的增长趋势基本一致。由地区生产总值和FDI的散点图也可以看出数据大体呈线形分布，说明地区生产总值和FDI存在线形关系。因此本文决定用时间序列线形模型来研究FDI对辽宁省增长的影响。

以GDP为因变量，以FDI为解释变量，建立简单的一元线形模型：

经济学涵义为：第t年要素投入与第t年经济总量之间满足一元线形关系；b表示要素投入的报酬率，即投入每增长1%时产出的增长率；a作为常数项，表示除之外其他所有要素投入的影响，表示随机误差项。

使用1990～2014年的统计数据（见表1），利用Eviews5.0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模型（1）的回归方程为：

这说明辽宁FDI和GDP有明显的线形相关关系，FDI的增长对GDP的增长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即FDI每增长1亿元人民币，辽宁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长14.351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FDI的流入对辽宁省经济总量的增长产生了较大的正面作用。

四、辽宁进一步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层面的对策建议

投资环境是外商投资决策中极其关键的影响因素，投资环境的好坏决定了东道国与外商投资相对的竞争地位，东道国较高标准的投资环境会增强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虽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辽宁吸引外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辽宁的投资环境与广东、上海相比，差距还很大，有待进一步完善。为了进一步改善辽宁的投资环境，应该同时加强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建设。

（二）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第4篇：国际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

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理论

冼国明与杨锐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两类：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即学习型投资，和发展中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即竞争策略型投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某种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以加速技术积累的速度。从短期看这种投资有可能亏损，但从长期看这种学习型投资加快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积累过程，当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技术与同期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技术之间的差距小于某个特定值时，学习型投资才能向竞争策略型投资转换。杨青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探讨了FDI理论，可以看作是对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阶段论的补充和发展。邓宁曾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将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对外直接投资联系起来考察。但实际上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与一国经济发展的联系更为密切。一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很高，但对外投资却并不多，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外大量投资。因此要研究一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重要的是研究经济发展。具体说要研究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市场结构以及一系列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与直接投资的关系。这一研究视角对处于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尤为重要。

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综合优势理论

欧阳蛲提出了大国综合优势理论，认为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这是大国的基本特征；发展不平衡，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两个方面的结合，构成了发展中大国的基本特征。中国是一个大国，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某些方面具有发达国家的优势，在有些方面又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概括起来叫“大国综合优势”。基于“大国综合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会形成优势多元化、动机多元化、主体多元化、产业多元化和区域多元化的特征。整合这种多元化的资源，就会获得对外直接投资的更大利益。

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理论

程惠芳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是指一国投资者在跨国投资活动中，在生产要素配置能力、产品生产与销售的效率与效益、投资产业和区位选择、国际市场进入与退出能力，以及从本国政府及宏观经济环境中所能获得支持等方面与国内外其他投资者进行综合比较所反映出来的相对优势。比较优势只有在竞争过程中转化为国际竞争力或竞争优势才能有效实现比较利益。聂名华指出必须把比较优势理论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应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同时必须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使其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转化为智力劳动密集型。对外直接投资与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理论

程惠芳把对外直接投资纳入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分析，认为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大多侧重微观分析，由于缺乏与宏观经济运行的联系，无法了解一国宏观经济均衡发展对海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的影响，也不能揭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对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和作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趋增强。

毛中根、段军山基于外汇储备的角度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收支的关系，认为一国国际收支发展到成熟阶段，应该以经常项目顺差而不是以资本项目顺差为主，而且资本项目应更多地表现为资本输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国际收支有积极的调节作用，其中对本国经常项目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选择的产业如果是贸易互补型的，那么投资会促进本国商品的出口，这对贸易收支平衡产生了正面影响；如果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正确，产生了较高的收益率，这对经常项目的平衡也是有利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子公司支付母公司的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增加了本国的收入，对经常项目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本项目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如果海外投资企业是在东道国或国际金融市场上贷款筹资进行直接投资的，那么这些贷款就属于本国的长期资本输入，对国际收支平衡有利；直接投资的增加也有利于改善国际资本结构，从而保证资本项目收支相对稳定性。对于中国由于外贸顺差和外资大量进入而带来的外汇储备增加所导致的本币升值压力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发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积极主动地“走出去”，通过大力推进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中国经济的外部平衡。

跨国直接投资门槛论

楚建波、胡罡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即跨国投资门槛论。该理论认为，垄断优势并非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和决定因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由企业的投资能力和对外投资“门槛”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企业在母国积累起来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国际经验，是决定这些企业是否能够跨越对外直接投资“门槛”的内在条件。当扩张的需要使企业产生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冲动，而且其投资能力又能够跨越对外直接投资“门槛”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就可能发生。该理论进一步指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跨越的门槛高度与投资动机有关。

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理论

近年来，不少中国学者基于现有FDI理论的缺陷和中国的现实，在对FDI理论进行综合的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取得了一些成果。毛蕴诗提出了FDI四维分析模型，并尝试运用此模型对海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解释。他把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基本内容分为产业选择、技术选择、区位选择、时机选择和方式选择五个要素。该项决策受到来自左右上下四个方向的力量作用，即模型中的四维，而每个方向又包含了多种因素。模型中的四维分别是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目标、投资主体内部要素与能力、投资目标国环境因素、投资流出国环境因素。作者将对外投资行为分为主动型、诱发型和迫动型三种，在此划分的基础上，可采用矩阵方式对不同类型的对外投资行为进行组合(作者组合出51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以解释更为复杂的投资行为。

邢建国在对马克思FDI理论范式和西方FDI理论范式进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资本型FDI理论模型。以马克思范式来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得出“乐观”的判断，而以OIL范式对中国进行分析又会得出“悲观”的判断。邢建国认为，以过剩资本和垄断优势资本为核心的理论范式对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缺乏全面的解释力，通过对两大FDI理论范式的综合提出了“有效资本”概念。要素的整合能力、跨国性产业增殖链的进入能力以及灵活的适应能力，是有效资本的核心能力或竞争优势。有效资本注重的不是资本的数量规模和垄断性优势的大小，而是资本的特定功能。有效资本型FDI理念反映了当代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特征，是发展中国家后起跨国公司扩张的重要途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要素跨国整合能力，以产业增殖链为纽带，充分利用东道国资源优势，是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直接投资的有效战略选择。

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整体评价

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主流FDI理论是把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特定研究对象的，但随着后起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崛起，西方学者已意识到FDI主流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扩张缺乏“普适性”，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研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主要有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坎特威尔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第5篇：国际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

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溯源与现状

（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三）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现状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

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

（二）为何重拾国际分工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

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

三、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

（一）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作出决策

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

表1竞争优势整合

组织结构优势社会资源优势

国际贸易必需具备无需具备

技术许可转让必需具备有无均可

国际直接投资必需具备必需具备

（二）从收益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附图

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

附图

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为主体选择在国内生产和销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4.如果r[,D]＜r[,T]或r[,D]＜r[,F]，行为主体选择的决策公式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公式(4)即可从收益的角度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从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附图

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

1.结构A由组态(XY)组成。在这个组态中，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对无论是中间产品X还是最终产品Y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设在组态(XY)中。（注：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结构的角点均衡是：

附图

附图

图1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企业制度

附图

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3.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4.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

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

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

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

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四）从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

四、小结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

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日］小岛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文真堂，1985年。

[3]迈克尔·波特著，陈小悦译：《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1997年。

[4]KiyoshiKojima(1996),Trade,InvestmentandPacificEconomicIntegration:SelectedEssaysof

KiyoshiKojima,Tokyo:BunshindoPublishingCompany.

[5]PaulR.Krugman(1990),RethinkingInternationalTrade,TheMITPress.

[6]王福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国际生产的一般理论述评》，《国际经贸探索》1999年第1期。

第6篇：国际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跨国公司；中小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4-0020-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新特征促进了跨国公司理论的创新，出现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理论流派，其中以投资发展水平理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最具代表性。而且纵观近几年的文献，不难看出，FDI的研究注重利用案例和经验数据对原有理论验证、补充和修正，并推动研究向更加深入和贴近现实的方向发展。下面将从修正、检验原有的理论体系，对国际直接投资动因、过程和动向的分析，对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和经济后果的研究三个方面进行分类综述。

一、修正、检验原有的理论体系

Vernon提出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近两年来由Bartlett and Ghoshal(1998)将其扩展。他们提出了产品创新(包括产品开发、技术和核心能力在国际间的转移等)、接近市场(当地化战略、产品的差异化和当地改造等)和通过竞争降低成本(全球生产、标准化、合理化等)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新的三位一体弥补了Vernon的理论缺陷，较好地将各种能够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流向的因素结合起来。Scott Liu(1998)对内部化理论进行检验和补充。指出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含有信息量， 一是因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导致新的知识进入市场，影响其在外部市场的经营；二是跨国公司在进行直接投资决策时，含有对未来收益状况的预期。Dunning(1988)在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即投资发展水平理论。该理论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纳入分析框架，从宏观的角度描述了一国的吸引外资能力和对外投资能力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结合在一起的。Dunning认为，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条件下，一国的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是紧密相连的两个发展过程，并且指出，一国的海外投资地位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比关系，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逐步提高，一国将从净资产流入国转变净投资流出国。Barry等(2003)利用爱尔兰的数据对Dunning投资发展水平理论进行了验证，结论支持了投资发展水平理论的假设。

二、对国际直接投资动因、过程和动向的分析

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动因的探索。美国经济学家Wells(1983)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拥有为小市场服务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成本较低，灵活性较高，特别适合小批量生产，能够满足低收入国家制成品市场的需要。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在这种市场无法获得规模效益，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利用其小规模生产技术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和民族文化的特点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Lall(1983)在对印度跨国公司竞争优势进行分析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并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进行了改造、消化和创新，这种创新活动使引进的技术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条件和需求，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英国学者Cantwell and Tolentino(1990)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升级理论，用以解释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对任何国家都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技术创新是一国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掌握和开发现有的技术。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也随之变化，并且可以预测。Lecraw(1993)考察了印度尼西亚在1986―1990年企业的FDI行为，发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促使企业进行FDI。一是为了占领国际市场，即市场经营的国际延伸；二是为了提高母公司的产品出口，即通过投资获取东道国的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从而促进母公司的产品出口。Shapiro等(2003)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分析基础，对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和西方典型跨国公司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在强调私人关系网络的市场环境中进行谈判和做生意的能力是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独特所有权优势来源，因此，中国跨国公司在亚洲的盈利能力要强过西方跨国公司。这也解释了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为什么在亚洲地区选择有“关系”背景的合作伙伴，而在亚洲地区之外选择能力上能够互补的合作伙伴。

对中小企业直接投资动因的探索。Homin Chen 和Tain-Jy Chen(1998)通过对中国台湾企业的行为分析，指出中小型企业更热衷于外部网络联系，利用网络资源可以弥补中小型企业进行FDI时缺乏内部化资源的能力不足。Liesch和Knight(1999)从信息和知识获得角度对中小型企业国际化进行分析，得出中小型企业在国际化之前就具有了信息内部化的优势。网络联系和其他战略伙伴关系等非传统等级组织形式也同样构成中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另外， 中小型企业固有的优势使其更富有创造性， 更容易接近顾客， 更快面对新技术以及顾客特殊需要， 在整个公司内部更易有效地形成内部化的信息。Shi等(2001)考察了香港小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行为和模式，认为组织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隐性经验和某些社会联系是这些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各种因素与企业直接投资动因关系。Lall(1999)利用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1985―1995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之后指出，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交易成本高、政策透明度低、基础设施差等因素，因此，在高新技术产品的领域发展中国家对FDI的吸引力较弱，区位优势不强，这一结论既为判断高新技术行业的FDI的流向提供了依据，又同时指出FDI的诱发因素。Harms(2002)利用1987―1995年间55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分析得出政治风险对FDI流入有显著的影响。Foster(2003)通过对土耳其情况的分析验证了工业基础薄弱、政治不稳定、高通胀率及腐败对外资流入的负面影响。Alderson(2004)分析了17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情况，得出的结论表明，政府的社会民主控制程度、罢工强度和工会密度对一个国家向外投资流量的大小具有积极的影响。

国际投资过程和动向的分析。Johanson & Vahlne(1977)对瑞典公司国际化进程的研究表明在发展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通常是通过两种方式而不断增进：渗透水平模式和区位选择。即倾向于先通过人的方式出口商品进行他们的国际化，下一步是建立一个销售分支，最终建立起一个制造分支。区位选择即指投资从与本国在语言、教育、商业惯例、文化以及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化程度小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然后依次向外扩散。Porter(1990)在系统总结John Stopford和Louis Wells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战略管理理论，其理论关注的是跨国公司发展机制问题，从而大大激发了对有关理论问题，如跨国公司的定义、组织结构、战略活动等的重新认识，显示了新的理论发展空间。Krugman (1991)、Dunning(1995)、Dermot Pavelin(2001)等从理论上研究了聚集效应的影响。Kogut 和Chang(1996)等利用国别数据，也得出类似的结论。Lipsey(2000)对发达国家的外资流向与产业结构做了研究， 分析具体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由日本学者小泽辉智(Ozawa)提出，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是一种非OLI 范式的FDI宏观动态模式， 它竭力把跨国公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与开放的经济发展理论结合在一起， 试图用一种一体化的理论解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去促进经济转型，以及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Coughlin & Sebev(2000)研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FDI 的区域差异作为一个独立解释变量加入到已有的多元回归检验模型。采用虚拟变量法，Coughlin & Sebev 的研究结果表明，FDI的区域分布如同经济实力、人均生产率这类指标一样显著地决定着FDI的流向与规模。Lamb和Liesch(2002)选取了澳大利亚的两家小企业作为案例对象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原来所认为的国际化过程中的市场投入、市场知识和市场参与三者之间的单向顺序关系存在问题，这三个国际化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之间存在着双向网络化的关系，因此，小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也就表现为一个成长与学习的动态过程。Li(2004)在将经验学习、系统计划模型和权变观点整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国际化过程的复合模型。

三、对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和经济后果的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力是广泛的，不仅对东道国有多方面的影响，而且对母国也同样如此。

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最初由Mundell(1957)提出。Markuson和Melvin(1983)利用非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Markuson 和Svensson(1985)利用要素比例模型， 指出商品贸易和投资之间是替代还是互补的关系取决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合作”与“非合作”的关系。Helpman(1984)、Helpman和Krugman(1985)指出，由于存在要素禀赋不对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很难通过外部市场达成交易， 因此大量的内部贸易行为和中间产品的需求会产生，从而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Belderbos和Sleuwaegen(1996)利用公司层面的数据发现： 当目标市场处于贸易保护的情况下，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如Swenson(1997)对日本汽车企业研究发现：在美国投资生产汽车，却从本国进口大量的零部件。Bhagwati(1987)和Dinopoulos(1991)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提出了补偿投资或者化解关税投资的概念。Dinopoulos 等(1986、1989、1991)从寡头竞争和企业层面的角度对补偿投资做了进一步研究， 揭示出口国家的企业如何利用补偿投资来化解潜在的保护威胁， 并讨论了补偿投资对两个国家的福利影响。

与技术的关系。Nediri (1991)、Imbriani & Reganat(1997)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欧洲国家的检验结果均表明，外资企业对当地企业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Branstetter(2001)对美国、日本双向投资检验结果也发现存在显著的双向外溢效应。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一致性的结论，Blomstrom & Persson(1983)、Blomstrom & Wolff(1989)、Kokko & Zejan(1994)Kokko(1996)，Sjoholm(1999)等人分别发现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在乌拉圭、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成立；但是Blomstrom(1986)、Haddad & Harrison(1993)、Kokko(1994)、Goldar(1994)、Haksar(1995)、Aitken & 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FDI技术外溢假设，或者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

Cohen & 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Abramovitz (1986)的“社会能力学说”持有类似观点：为了获取外部的技术成果，一个国家、企业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等基本条件。Borenstein等人的研究说明了单纯的FDI流入并不直接导致技术溢出效应，FDI是否能促进东道国经济的技术进步归根结底还得取决于东道国吸收能力。Keller(1996)，Xu(1999)证实了如果东道国缺乏一定的吸收能力(人力资本储量)，则FDI 流入并不直接推动经济增长。Rozeue(2000)则通过考察流入我国农业部门的外资与农业技术变化间的关系来验证引入外资是否可视为一种生产技术方式的进口。Tain-Jy Chen，Homin Chen & Ying-Hua Ku(2004)按照以扩展东道国的企业特有优势为目的的“扩展型”FDI和寻求东道国廉价劳动力为目的的“防御型”FDI的分类标准，研究了流入我国台湾的FDI是否增强或削弱了台湾当地企业的竞争能力。

从以上的综述中不难看出，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这两类群体将成为关注的对象。同时，对跨国公司FDI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FDI因素会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实践不止，理论之树常青，相信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不断创新，尤其是随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不断涌现和中小企业国际化的进程，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会不断被完善和突破，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也会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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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国际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

KeyWords：Bankingindustryinternationalization;Theory;Cause

一､引言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在此背景下，从要素流动的角度分析，银行资本作为国际资本的一部分，其国际化过程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资本的流动，站在东道国资本流入的角度分析，以资本要素为主要载体的银行业国际化，必定对东道国的宏观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其影响面不但涉及该部门或行业本身的经济利益，而且直接或间接关系到一国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最终影响东道国的宏观经济利益和金融安全。

在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一体化背景下，伴随银行业经营不断走向混业化､跨国并购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朝着纵深方向发展，银行业国际化的趋势和影响日益凸现。从国际资本流动效应､银行产业组织等角度分析，银行业国际化对东道国乃至对世界金融､经济的影响与日俱增，因此，对其国际化经营的理论依据､动因等方面进行研究，客观上有助于进一步掌握其发展趋势和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银行业国际化的概念界定

在概念上，关于国际化这一问题，国外学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美国著名学者赖肖尔认为，国际化是把世界作为一个共同体连接起来的国际现象。首先，从企业角度入手。对于企业的国际化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定义，总结起来，可谓角度多样。其中，由Beamish(1990)所提出的定义比较准确，他对国际化的定义为“国际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司日益意识到国际交易对其未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与其他国家建立并执行交易”。此观点比较全面，因为它在综合了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对国际化概念的总体解释。认识到国际化既有行为成分，又有经济成分，且该定义以过程为基础，意味着国际化是动态的､不断演进的，另外，定义并不局限于“外向”的投资模式，也包括了“内向”的国际化行为。其次，从银行角度入手。有关银行业国际化含义，尚未达成一致的定论，主要集中于跨国银行方面。如1983年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主要从银行的国外分支机构数量的角度对跨国银行进行了界定;国外学者查理·W·赫尔特曼从银行对外业务范围的角度对跨国银行进行了定义，但概念还是比较模糊。国内学者对银行业国际化的定义主要有两种，一是把银行业国际化看作是银行发展的一个过程，另一种是把银行业国际化看作是银行经营的一个状态，即指银行经营要素的国际流动和国际组合。如果沿用学者王自力关于金融国际化的概念来定义，可以认为银行业国际化是指在各国放松国内金融管制和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实施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其经营活动跨出国界，日益与国际间各国金融融合在一起的过程和状态。[1]

因此，从广义和一般的概念出发，银行业的国际化可以概括为其跨越国界的过程或发展趋势。具体来说，就是以货币的国际化为基础，以资本的国际流动为纽带，通过各国货币政策的国际传递与协调，实现金融资源在世界范围的优化配置，即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其发展方向上，不仅外国银行要向本国发展，而且本国银行也要向外发展，外国银行进入本国市场和本国银行的跨国经营相结合，两个方向的发展即为广义上的银行业国际化，也就是所谓的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双向结合。如果单独对其中的一个方向进行研究，即为狭义上的银行业国际化。纵观银行业国际化的历史，其发展历程表现为由单个银行的国际化不断走向行业的国际化。因此，银行业国际化问题常常与单个银行国际化问题相联系，后者是前者研究的基础和起点。不过，银行业的国际化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一般侧重于对东道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而单个银行国际化往往从厂商的角度开始，其分析思路基本上建立在一个微观分析框架的基础之上，其指向主要是由内而外的，将银行置身于母国､东道国以及世界整体环境的相互关系之中，从银行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出发，探讨银行国际化经营的动机､组织形式､效益及其影响等。

三､银行业国际化的主要理论基础

从金融服务媒介的角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国际化银行发展的两个前提，跨国界贸易和跨国界投资发展的结果自然是带动并促进银行业国际化发展的客观因素;从直接投资的角度，金融服务业(跨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的一种特殊形态;另外，从间接投资角度，由于资本的国际化往往是以银行的国际化为先导，而国际间接投资一般通过银行来实现，因此，在分析银行业国际化的一系列问题时，常常还会借鉴国际间接投资理论，所以，有关银行业国际化问题研究的角度是多方面的，但是往往离不开国际资本流动这一根主线。二战以后，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银行业国际化的动因､形成条件､进程和效应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诠释，在理论分析框架上，基本上以国际贸易理论､资本流动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2]

1.国际贸易理论视角。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绝大多数研究以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为基础，其中，由于比较优势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发达国家银行的国际化现象，被较早地引入银行业国际化原因的分析中。认为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其凭借在资金､管理､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进而达到实现国际化经营的目的。

2.资本流动理论视角。关于早期的资本输出理论，经济学观点认为：国际资本流动本质上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必然导致资本跨越国界而对外扩张;另一方面，资本输出或资本国际化是与国际分工和生产国际化相伴随的，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认为“资本输出到国外，……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绝对不能使用，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使用”。[3]从形式上划分，资本输出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生产资本输出，另一种是借贷资本输出。[4]这样，从资本要素这一角度，能将银行业国际化与国际资本流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两者的视角不同，但本质一样。

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理论，20世纪初，欧文·费雪的资本流动理论在李嘉图比较利益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率理论模型，认为各国资金利率的差异是决定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主要因素，而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结果反过来又会消除各国之间的利率差异，直至本国利率与世界利率水平相等时为止。

到20世纪20年代，以俄林(Olin，B.，1924)为代表的早期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中，通过建立要素流量模型，认为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更高的收益率引导了资本流动，这个更高的收益率来源于国际信贷市场上的利率差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利润。

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复苏和发展，现代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应运而生，以米德(Meade，J.E.)､蒙代尔(Mundell，R.A)和弗莱明(Fleming，M.)等为代表的流量理论观点均认为：利率水平的变动决定了国际资本的流动。而60年代的存量理论(马科维兹和托宾的资产组合理论，又称为资产选择理论或证券投资组合理论)认为：利率差异不是决定国际资本流动的唯一因素，还应考虑国内和国外的风险水平以及投资者或潜在投资者的能力。将此理论运用到银行业国际化问题研究时，可以认为银行业之所以实行国际化，其目的既是为了获利，又是为了避险。[5]

3.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视角。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围绕在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问题上，有“垄断优势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等理论。而70年代后，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形成，由于受理论本身所存在的片面性限制，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已不能解释发展态势越来越普遍､形式上越来越复杂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新的理论应运而生。其特点表现为：一是把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合起来用以解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理论和观点在80年代纷纷产生，如：“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等;二是在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方面有较大的进展，如“规模经济理论”､“技术地方化”､“小规模技术理论”。由于跨国银行与跨国公司在本质上的一致性，所以，这一时期的对外投资理论和观点都被应用到有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国际化动因的分析中。

产业组织理论视角。在解释企业要实现跨国经营问题时，以金德尔伯格(CharlessP·Kindleberger)为代表，认为企业要实现跨国经营，必须在产品市场､技术或规模经济等方面具有垄断优势，其理论含义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垄断优势论”的观点基本一致，能较为全面地解释跨国银行在发展中国家扩张的动因。另外在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方面，尼克博克(FrederickT·Knickerbocker)同样从产业组织理论出发，所提出的“寡占反应论”(OligopolisticReactionTheory)尤其具有独特之处。认为在寡占市场结构中，投资国的寡头市场结构促使厂商到海外投资以寻找垄断利润和通过出口无法获得的市场份额，这即是“进攻型”的直接投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果竞争的一方到海外投资，其余的竞争对手为了维持各自在市场中的竞争势力，就会相继模仿､跟进，追随领头者到海外去投资，一方面以防止竞争对手用海外投资所得利润扩充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以保持其在新的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这一类型的战略投资被尼克博克称为“防御性投资”。银行业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行业，从对外投资的角度，所有这些理论均是其从事国际化经营的理论依据，这一点从当今中外银行业的并购､战略投资等对外扩张行为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另外，从一般企业的角度，作为其国际化经营的结果，企业的开户银行为了防止客户的流失而纷纷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导致了银行经营的国际化。

四､银行业国际化的动因分析

1.从比较优势理论角度分析。罗伯特·阿尔伯(R.Z.Aliber)将其比较优势理论和银行业国际化联系起来，认为效率高的银行在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银行业国际化的步伐往往较快。金融贸易壁垒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各个国家银行业的比较优势和效率存在较大差别，各国银行间存贷利差的不同是导致银行业国际化的主要原因。另外，根据哈波特·格鲁拜尔(HerbertG.Grubel)的业务三分类理论，从银行业务专业优势和特点的角度，将国际化银行的业务分为三类，即跨国零售业务､跨国服务业务和跨国批发业务，在此基础上，分别分析了这三种业务类型的国际化银行在海外扩张的动因和优势来源。认为擅长于各类业务的银行在具备垄断优势的前提下，通过国际化经营可以扩充市场､降低经营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一目标。

2.从金融服务贸易的角度分析。银行之所以实行国际化经营，其主要动因是为了金融服务和投资的需要。即满足普通商品和资本因跨国流动而产生的对担保承诺､结算､融资等方面的需要，为从事国际贸易或者跨国经营的企业提供全面且快捷的金融服务，以达到稳定既有的客户资源､维持市场份额的目的。正如Aliber(1984)提出的“贸易引导论”所说：跨国银行的主要发展动机是配合国际贸易的进行。以及Grubel(1977)和Aliber(1984)所提出的“投资引导论”：认为银行业国际化的目的在于更有效的为国内客户的跨国经营提供服务。总之，“贸易引导论”和“投资引导论”均一致认为服务于贸易或海外投资可以给银行带来更多的海外业务量，在国内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可以使净利润有大幅度提高的可能。

3.从内部化理论视角分析。通过国际化经营是提高银行整体效率和分散风险的重要途径。拉格曼(AlanM·Rugman)将巴克莱(PeterJ·Buckley)和卡森(MailC·Casson)提出的内部化理论引入到银行国际化的分析中，认为和国内金融市场相比，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更大，其内部化收益大大高于国内金融市场，因此，银行通过国际化经营这一内部化行为往往会降低其综合经营成本，比国内银行的获利更多。此外，银行通过国际化还可以从投资多元化中获得优势，既可以分散风险､还可以获取稳定的投资收益等，尤其在风险方面，银行业无论是在产品还是在市场方面，所面临的随机性和风险性的广度和深度均比一般企业要高得多，因此，在其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后，通过国际化经营也是确保其安全性的主要途径之一。

4.从金融发展的角度出发。银行业国际化有利于一国金融的发展。如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率先开创了金融结构研究之先河，在其金融结构理论中指出，外国银行的引进和金融技术的转让对一国的金融发展起着重大作用，是迅速提高本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一种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银行业国际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加速了银行业国际化的发展步伐。

5.从金融深化的角度。银行业国际化对一国的经济具有积极的作用。麦金农(R.I.Mckinnon)和肖(E.S.Shaw)在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中，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的严格管制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必须放弃政府的行政干预，采取有效的措施和合理的步骤推行金融自由化。该理论的提出，使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倍受发展中国家的推崇，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使各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银行业国际化势头空前高涨。

第8篇：国际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增长，2015年上半年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434.3亿美元，同比增长23.6%，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创新高，达63.5%。自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逐步放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准入限制，外资进入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市场结构和经济绩效的影响越来越大，直接投资进入对本国市场结构效应的分析一直是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

二、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市场结构的机理分析

Hymer（1960）首先提出了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跨国公司是“市场不完全性”的产物。市场的不完全让少数企业拥有垄断优势，从而进行企业规模的扩张，形成跨国投资。Dunning（1977）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阐释了跨国企业选择海外投资方式的动因，当企业同时拥有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时，会选择直接投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直接投资方式也可分为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两种。绿地投资又称作新建投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新建厂房，购置新设备进行生产经营，绿地投资会增加厂商数量，在东道国市场引入竞争效应。并购投资是通过合并收购东道国现有企业获得股权，形成对东道国在位企业的控制，并购投资方式没有直接增加东道国市场厂商数量，初期不会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明显影响，但长久看溢出效应的作用使东道国在位企业效率提高，市场竞争程度加剧，会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影响。

三、基于我国信息服务和软件业的分析

1.信息服务与软件业市场结构现状

通常刻画市场结构特征的一个重要量化指标是市场集中度，它能够比较真实的体现市场中企业相对规模的大小，综合地反映出市场的竞争状况。经常使用的集中计量指标有：CRn、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本文将采用CRn指数反映行业集中度，式（1）是CRn指数的基本计算公式，其中，xi/X表示第i家厂商的市场份额，该指标的数值越大，表明前n位的企业对市场的操控能力越强，本文计算了2005年-2014年软件与信息服务业集中度指标。

2.信息服务与软件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现状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一个存量的概念，准确估算FDI的规模能够如实反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状况。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FDI存量，根据国家队外资企业的最低残值率10%，折旧年限15年，用固定资产折旧的平均年限法，最终按照年折旧率6%计算得到各年的FDI存量，计算方法如下：

2005年-2014年，我国信息服务与软件业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总体增加，其中，2006、2008年增幅较大，分别由584337624.3万元、1784867185万元增至1401269652万元、2796713019万元，涨幅达139.8%和56.69%。2008年后，除2012年达到最高2823027243万元，其余各年无较大幅度增减。

3.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市场结构关系

我国信息服务和软件业行业集中度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现状呈先大幅上升后略微下降的趋势，可以推测两个变量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为了进一步验证两者间的相关关系，本文拟通过简单的回归分析加以验证，将信息服务和软件业行业集中度作为因变量，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作为自变量，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方程，运用Eviews7.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表3：

模型总体R方达0.504693，整体拟合情况良好；F检验中，模型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行业集中度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存在回归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系数为正，T检验P值为0.0213，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信息服务与软件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与行业集中度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由此，可以认为在信息服务与软件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对行业集中度有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高行业集中度，提升行业竞争力。

4.影响信息服务与软件业市场结构的其他因素

首先是政策因素，国家对不同行业实施的产业政策的异同也会对行业集中度产生影响。其次是行业因素，市场容量的大小会对行业集中度产生一定影响。

第9篇：国际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动机 区位选择

Stephen P.Meyer和Milford B.Green（1996）为了研究加拿大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他们收集了超过4500个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加拿大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加拿大的FDI 大多聚集在西欧、加勒比、澳大利亚、巴西和亚洲一些地区和国家。加拿大对外直接投资大多流向东道国拥有较大的市场潜力，与加拿大有着良好的贸易伙伴关系的国家。

Lilach Nachum，Srilata Zaheer和Shulamith Gross（2008）以美国的跨国公司为例，实证研究出不仅东道国自身的禀赋会影响到美国跨国公司投资的区位选择，而且东道国在全球中与其他国家的地理距离的接近程度也会影响到美国跨国公司投资的区位选择。如果东道国与世界上其他知识、资源都比较丰腴以及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国家的地理距离比较接近的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美国的跨国公司到该国投资。

Bala Ramasamy，Matthew Yeung和Sylvie Laforet（2012）以2006—2008年中国跨国公司为样本，运用泊松统计数据回归模型，来研究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差异，他们研究表明，所有权不同的跨国公司，它们的投资的动机也存在差异。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主要会选择一些政府风险比较高（腐败、贫富差距大、法制不健全、人权不平等）的国家，且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则是一种市场导向型，是为了寻求更大的国外市场。但是，无论何种所有权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它们在追求获取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目的上是一致的。

Yuanfei Kang和Fuming Jiang（2012）构造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综合传统的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在提出一些列假设的基础上，以中国企业对东亚和东南亚8个经济体13年的投资数据，构造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一方面，传统的经济因素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而制度因素相对于传统经济因素来说，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的作用更大且表现出较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一定的动态特征，即中国FDI会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不同的时期，其规模和流向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同时，发达国家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和研究框架并不完全符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从制度变量来看，中国国内的制度和政策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Steven Globerman，Ari Kokko和Fredrik Sjoholm（2000）以瑞典大型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如何更好获取国际技术外溢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这两类公司主要通过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取国外的技术和知识，并且这两类企业的资本倾向于向专利数较高且与瑞典地理距离较近的一些国家，同样瑞典这些企业贸易对象的选择也具有同样的特点。从总体上看，跨国直接投资是瑞典大型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获取国际技术溢出的最重要的方式，而贸易一般对于中小企业显得更为常用和重要。

Carmen Stoian（2013）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20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状况作为面板数据，母国的制度变量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其对外直接投资。在构造的随机效应模型中，包含着制度变量，将会增加模型的解释能力，并且母国的竞争策略和制度改革（贸易自由话制度、公司重组制度等）状况，对解释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结果还发现，母国的技术水平对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母国接受FDI的流入量和人均GDP，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对外直接投资。

Wen-Chung Hsu，Xingbo Gaohe和Hsin Mei Lin（2011）探讨台湾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给台湾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是中性的。但是，这种技术进步效应会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不同而不同，从台湾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看，对中国的投资给台湾技术进步带来的效应并不明显，而对其他国家的投资则会显著促进台湾制造行业生产效率的进步。

Allan Webster（2013）以世界上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其他国家企业到美国设立子公司的目的，主要是由于美国国内拥有大批技术熟练的工人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优势。然而，其他国家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最重要的战略动机上看，是希望通过对美国直接投资这种途径来获取美国国内的战略性资产（知识、生产效率）。

Wilbur Chung·Juan Alcacer（2002）他以1987-1993年OECD国家对外美国制造业投资的区位选择，使用随机参数逻辑回归方法，来研究企业在不同投资动机下对美国FDI的选择。他的研究不仅证实了之前企业追求更大的市场规模、低生产要素成本、低进入壁垒对FDI的吸引力的研究。而且通过研究还发现通过FDI获取技术的特征。从OECD国家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以获得技术溢出来看，东道国的R&D密度并不能够吸引他国的直接投资，因为这些跨国投资企业往往处于技术密集度很低的行业中，相反，研发密度较高的跨国企业，受东道国的R&D密度的吸引力就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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