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主导思想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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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的主导思想范文

关键词：儒家音乐思想 孔子 音乐文化

    一、前言

    中国素以“礼乐之邦”称着于世,具有悠久的乐教传统。纵观悠远流长的中国音乐教育史,我们不难发现在音乐教育中,音乐更多地承载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因此它备受历代统治阶级的关注和推崇。“音乐思想,即音乐观,是指对音乐的看法”。从古至今对音乐的看法可谓众说纷纭,而儒家学派的音乐思想对我国音乐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

    二、儒家音乐思想的基本观点

    1.主张善与美、仁与乐的统一

    “美”(其最重要的本质就是“乐”)“善”(即合乎孔子“仁”的政治思想)合一,是孔子基于对音乐的体验而提出的对音乐的基本认识、要求。《礼记·乐记》说:“乐者乐(Le)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乐(Yue)首先能带给人以感官上的“乐”(Le),这是音乐“美”的基础。孔子对此十分重视、充分肯定,因为这也是孔子把音乐作为教化手段的基础。但是正如《史记·乐书》所说:凡作乐者,所以节(节制)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Yue)其如此也。所谓“和”,实指各种异质的谐和统一,各种对立性质的消解。音乐的功能正在于和合人心,当然只有“美”、“善”统一,“仁”、“乐”结合的音乐才具备这样的功能。强调“美”与“善”、“仁”与“乐”的和谐统一,是孔子为人生的艺术的最重要基础。

    2.主张“礼”“乐”并重

    所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又把“礼”“乐”“刑”“政”同举,认为“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史记·乐书》)。可见乐被赋予了何等重要的政治教化功能。当然,“乐”与“礼”与“刑”“政”发生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因为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是也。乐者圣人之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乐论》)“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因人心之乐(而以乐导之,,就是陶冶的功能。以美善合一,合乎“仁”的要求的音乐陶冶教化人,可以让人心之乐(le)成为追求“仁”的力量,使得出治道也。”这就达到了乐(yue)的目的。

    3.提倡乐通伦理

    儒家向来强调“修”(修身)、“齐”(齐家)、“治”(治国)、“平”(平天下),认为知识分子的个人修养通于天下,这是儒家的传统。“诗”、“歌”、“舞”是构成音乐的基本要素,和人类的其他艺术相比较,这三者是不须借助于别的客观事物就可成立的,所以说“三者本于心”。因此金石丝竹这些乐器对于音乐而言本质上是第二义的,所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应当也是基于上述原因而得出的结论,所以中国传统器乐缺乏独立性,有人说中国音乐史几乎就是一部“歌曲史”。更重要的是,儒家认为乐为“德之华”,乐“通伦理”,同时儒家又认定良知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美好的道德是人的本性的自然表现,“德者情之端也”,又说“乐者德之华也”,“乐者,所以象德也”。君子作乐用来陶情养性,教化万民,移风易俗,当然就是本乎情性的最自然的事。

    三、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及其主导地位

    孔子在音乐上总结先秦以来的美学思想,形成了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精华,这些思想精华在后世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并逐渐成为一种主导地位。

第2篇：儒家的主导思想范文

一、儒家传统思想概述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孔子把“仁”作为最高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高中语文教学中儒家思想的体现

韩愈在《师说》中强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者一直贯彻着人格培养精神。因为儒家着重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十分关注人的存在，十分强调“为仁由己”“君子求诸己”“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心”“诚意”“修身”“慎独”等观念，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道德学问和人生志向方面自主自强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儒家学者在开创了中国“语文”的教学体制的同时，把“语文”教学与学生人格培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三、儒家思想与高中语文教学

虽然孔子的教育思想诞生于几千年前，但对我们当前的教育尤其是高中的教育仍有积极意义。对于高中的语文教学，我认为其积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作为教师我们在教育上要消除高低、贵贱、贫富等方面的差别对待，应一视同仁地给予相同的教育。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有家境贫寒者，也有富可敌国者；有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甚至是强盗，也有极富社会地位的生意人。这正是孔子实践其教育主张的鲜明体现。在传播文化知识的同时，我们应像孔子一样重视德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孔子要求学生在学习时的第一要务就是学会如何做人，将学习做人之道和塑造完美的人格品质放在教育的重要地位，这一点正是当今社会教育所欠缺的，我们应从德育角度进行反思。

其次，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应明确教学方法，做到事半功倍，才能应付当前严峻的高考形式。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这句话的本义是：只重学习而不注重思考，就有可能陷入迷惑；只重思考而不注重学习，就有可能误入歧途。十指有长短，学生自然也是不尽相同。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做到因材施教。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指的是要消除阶级上的歧视和差别，其“因材施教”则告诉我们应正视学生学习能力上的不同。

第3篇：儒家的主导思想范文

关键词：柳宗元；伦理思想；颜色

柳宗元作为中唐时期的进步思想家、优秀文学家和改造政治家，将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品德集于一身，在其中任何一个范畴，他的成就都是出色的。他的政治思想交融了先秦以来各家政治学说，是我们传统政治道德中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本文试从柳宗元生活的时期背景、共同的生活阅历、政治思想及文学创作等方面来剖析其思想的政治颜色。

一儒家“圣人之道”的主色彩

柳宗元从小遭到的是儒家传统教育，无论是其父柳镇还是母亲卢氏，都以儒家经义教诲和请求柳宗元，这使得柳宗元从小就被培育起了儒家的忧国忧民、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肉体。特别是父亲柳镇，通晓儒家经典、不畏强权、为国为民、耿直无私的儒士肉体给柳宗元以极大鼓励，对柳宗元的人生观、世界观的构成产生了积极地影响。因而，在柳宗元的信心和思想中，占领主导位置的是儒家的肉体，正如他在《寄许京兆盂容书》中写说的那样：“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

在柳宗元看来，“兴尧、舜、孔子之道”就是行“圣人之道”，就是要以“利安元元为务”——进民生，以民为本。柳宗元在很多著作中都表达过相似的说法和思想。他在《时令论上》中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而已矣”。就指出了，圣人之道没有什么神秘的，不用仰之弥高，以为不可能做到。其实，圣人所做的就是要“利于人(民)，备于事”而已。又如，柳宗元十分敬重商汤贤相伊尹，以为：“彼伊尹者，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民生而已。日：‘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为尧舜，而吾生人尧舜人也。”’就是说，伊尹是当之无愧的圣人，他所关怀的是人民能否幸福安康，而不是君主是姓夏姓商。假如君主能做到“心乎于民”，那么，这样的君主便是尧舜一样的明君，人民就和尧舜时期的人民一样幸福。于是，柳宗元终其终身都在为行“圣人之道”而不时努力与拼搏。不管是他政治上自得之时，还是仕途坎坷之际，他都没有忘却内心这种信心与理想。或许，柳宗元也有过徘徊和绝望，感到过无助与失意，但他一直不曾放弃这种儒家理念中最高的境地，有的只是唯恐不能真正做到“圣人之道”的惶恐。

柳宗元有一位叫周君巢的亲戚，在长安时，柳宗元与他曾经情投意合，相约共同努力为国效能。后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周君巢也失意于仕途。周君巢在仕途不顺时，内心抑郁不堪，逐步信奉了道教，希翼求得长生不老。他还曾特地劝过柳宗元也去求仙得道、炼丹修真以求长生。柳宗元对周君巢停止了批判，同时标明本人追求“圣人之道”的坚决信心，并劝导周君巢不要遗忘本人的志向。柳宗元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一文中指出：“柳宗元始者讲道不笃，以蒙世显利，动获大谬。用是奔窜禁锢，为世之所诟病。凡所施设，皆以为戾。从而吠者成群，己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获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喝万受摒弃，不更乎其内，大都类往时京城西与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史人同往时所执，推而大之，不为方士所惑。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

柳宗元在儒家“圣人之道”的根底上，提出了“圣且贤”的主张。在这里，“圣”指的足德性方面，“贤”则指个人的才干。“圣且贤”请求每个行“圣人之道”的人不只应当既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做到耿直无私、心存国度与人民，而且又要具备较好地为国为民效劳的才干和身手，做到德才兼备。正是柳宗元心中对儒家“圣人之道”的无限神往与执着，才使得柳宗元积极地入世，努力理论“励才干，兴功力，敛太康干民，垂不灭之声”的报负。

第4篇：儒家的主导思想范文

儒家文化的理论核心是“仁”“、仁爱”,即“爱人”“;忠、恕”是儒家文化的中心思想“,忠”的本义为诚心竭力“,恕”包含有宽恕、容人的意思“;诚信”是儒家文化的行为之本,强调做人做事要重“诚”守“信”。医学所具有的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在医学科学迅猛发展、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现代医学模式改变以及卫生服务需求加大的背景下,对医务工作者的人文精神要求越来越高。高等医学教育担负着为医学培养和输送合格人才的重任,医学学生素质的高低,将影响今后医疗卫生工作的质量。医学学生人文素质在医学学生各项素质中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高等医学教育在对单纯科技理性教育反思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医学学生人文素质这一根本素质的培养。

2儒家文化的“‘仁’本思想”对医学学生素质教育的主导作用

儒家文化以“人”为本,主张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同类性,强调人的作用,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体现了“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即尊重人,理解人,重视人,同情人,关怀人。医学学生要成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要具有仁爱之心,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看到病人的痛苦,看到病人家属的忧虑,就会动恻隐之心,不是为了金钱,也不是为了迎合谁,而是发自内心的“不忍人之心”,就产生要尽力救治的冲动。有此仁爱之心其医术方能称之为仁术。同时,培养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情怀是医德建设的根本宗旨,这就要求医学学生在今后工作中,同情和尊重患者,做到儒家所提倡的“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仁”是儒家文化的根本核心。医学学生是未来社会上的医务工作者,医学学生的“仁”对于培养医学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具有巨大的主导作用。

3儒家文化的“‘忠、恕’思想”对医学学生素质教育的导向作用

“忠”和“恕”是“仁”的具体表现。“。忠”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忠厚诚恳,以及对事业的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恕”体现了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思想,构造了一种忠诚、宽恕、兼容、博爱的精神体系。选择医学,人民健康所系,群众性命相托,这样的责任是一名医学学生、一名医者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医学学生要忠诚于自己、忠诚于患者、忠诚于自己的专业知识;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为病人的疾病做出正确的诊断及引导,病人消除紧张焦虑情绪,医生的工作也会相对顺利。为何当今社会医患关系如此紧张？除少数是因患者的无理取闹外,多数还是因为医患的地位不对等,患者不理解医生导致的误会和矛盾,医生以忠诚、宽恕、兼容、博爱的精神去理解患者,将心比心的关心患者,医患关系紧张这种问题自然不会出现。医者应以“仁”为本,拥有一颗“忠诚”“、宽恕”之心,这不仅是对医生这一行业的负责,更是对那一条条人命的负责;不仅是忠诚的对待患者,更是与患者建立心灵上的桥梁,为今后的医务工作升华。

4儒家文化的“‘诚信’思想”对医学学生素质教育的自律作用

第5篇：儒家的主导思想范文

关键词：仁；和；儒家；管理思想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儒家学说在两千年来长期一直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如果将中国传统思想比喻成一棵树，则儒家学说就是主干，儒家学说以孔、孟两位圣贤的思想为主体，他们的思想不仅对中华民族的管理思想影响深远，而且对日、韩及其东南亚管理思想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主张以人为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核心是“仁”。在德性上，它提倡仁爱，崇尚礼仪，推崇道德；在人际交往上，它主张以和为贵，以信取人，与人和谐相处；在义利关系上，它推崇见利思义，不唯利是图；在修身利己上，它提倡人们修身养性，提高素质。本文主要通过“仁” “和”两个方面来介绍儒家学说的管理思想及其现实的价值应用。

一、关于“仁”

（一）何谓“仁”。

在孔子之前就有“仁”的记载，最早的记载是在《尚书》和《诗经》中，孔子在吸取前人的思想基础上，将西周的德治融汇结合，形成了“仁”的观点。

“仁，亲也，从人丛二”（《说文》）解释道：“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的概念宽泛复杂，包括了孝悌，忠恕，诚信等德性。对于弟子的“仁”问，孔子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仁者，人也” （《礼记中庸》）认为“仁”的本质是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认为“仁”的本质是爱人。

（二）关于“仁”与“礼”。

“仁”的内在核心是爱人，表现到外在的行为就是仁的实践，而仁的实践需要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礼”。 何为礼？在孔子心目中：“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那么就不肯能有礼；而只有遵从“礼”的行为才是“仁”，“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就是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要符合礼仪的规定，这就是仁。

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礼”是“仁”的外化，人的仁爱之心通过“礼”来表现；“仁”是“礼”的内容，徒有形式“礼”的不能称之“礼”，只有合乎“仁”的“礼”才是“礼”，才能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起到约束作用。

（三）“仁”的目标——“富民”“安人”。

一切管理都有自己的目标，没有目标的管理是盲目的活动，是不可能取得预期目标的。儒家学也有自己的目标----“富民”“安人”。

“仁”的目标之一是“富民”，孔子在《论语子路》中的“庶之”“富之”“教之”的观点中认为：一个国家要想能够治理好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二是人们要富裕，三是要对人民实行教育。孟子也曾在《孟子梁惠王》中指出，要使黎民百姓“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就是实行“王道”的开始，所谓“王道”就是施行“仁”道，而“富民”也就是“仁”道的目标。

另一个目标是“安人”，孔子在《论语庸也》中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说有高尚品德的君主广施恩于众人，济度众人，使得人们安居乐业，礼乐兴，刑法中，上下有序，从而民富人安，天下太平，最终实现了君主对国家的有效管理。

（四）“仁”在管理学的价值应用。

“仁”应用于现代管理中，就是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企业的主体是人，只有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发开他们的智力，激发他们的能动性和创造力，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因此，作为企业的管理者，胸怀“仁爱”，把人作为企业的一切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将员工当做企业的主人看待，尊重员工，满足其需要，实行柔性化管理，创造优良的生活工作环境。让员工积极的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和运行。这样，企业的发展和员工的发展紧密相连，由“仁”产生出来的员工积极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将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关于“和”思考

（一）何谓“和”。

中国传统观念十分重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协调、和谐、有序，并把这种状态称之为“和”。在《说文解字》中，“和，调也”，和就是调和，协调之意。对于“和”，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界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礼记》）这些观点无疑展露了“和”的理念。

“和”的理念在许多方面得到体现：反映在思想上，“中气以为和”（《老子》）；反映在政治上，“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反映在经济上，“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大运》）；反映在处事上，“和为贵”（《论语学而》）。简单来说，“和”就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一种关系，使其团结，治国，和能兴邦；治生，和能生财。

儒家学说中，“和”是以自身和谐为起点，通过道德修养达到个人自身和谐，从而推广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人的社会和谐了，人与自然才能更好的和谐。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理念就是一个“和”的演变过程。

（二）关于“和”与“同”。

在《论语子路》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君子讲调和而不是盲目的附和，小人盲从附和而不讲调和。这里的“和”是指不同的东西和合统一，强调不同事物之间的有机结合，“同”是指没有差别，盲目的一致、同一。

在《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就是说，只有参差不齐，各不相同的东西，才能取长补短，产生新的事物，而完全相同的东西聚在一起，则只能永远停留在原来固有的状态，不可能继续发展。“以他平他”就是把不同的事物结合在一起，相互协调，相互影响，达到和谐同一，从而形成新的事物，这就是“和”。而“同”就是相同的东西无联系的机械组合在一起。

（三）“和”在管理学的价值应用。

“和”在“人--人”管理实践中，协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使二者达到和谐；协调高层管理者和低层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使二者达到和谐。这种以“人和”为目标的管理，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体现管理的人本思想。在管理中，领导者通过身体力行，注重民主，关怀下属，创造良好的和谐气氛和环境，进而员工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努力工作，拼搏奋进。

综上所述，“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和”是儒家思想的价值目标。儒家提倡仁爱，通过道德教化，使人性不断升华，达到个人“和”的状态，继而推广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自然和谐。

参考文献：

[1] 丌名杰.管理思想史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第6篇：儒家的主导思想范文

儒家思想 传统音乐 影响

一、儒家思想打开了我国传统音乐发展之门

春秋战国墨家学派的墨翟（约前480—前420），提出了“非乐”的主张。认为音乐能引起人的美感，使人快乐。但它的存在，上有害于国家的治理，下不中万民之利。因此，他主张“圣王不为乐”（《墨子·三辩》），圣明的君主是不要音乐的。在墨翟看来，音乐愈进步、愈发展，国家的治理就愈难，“乐逾繁者，其治逾寡”。他认为，音乐对治国平天下毫无用处。墨翟的见解，从其同情下层民众、反对“王公大人”过分的音乐享受来说，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与墨家学派相对立有儒家孔丘、荀卿、公孙尼等人。

儒家音乐思想以公孙尼子的《乐记》为代表。他继承、发展了儒家音乐理论，使之适应新兴的封建社会制度的需要，并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体系。他的见解被保存在经过汉代学者整理的音乐论著《乐记》里。《乐记》首先谈到音乐与现实的关系，对它做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音乐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就是说，“乐”是人的心受了外界事物的影响，激动起来，便产生了一定的思想感情，然后用按一定规律组织成的声音和舞蹈动作去把它形象地再现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作者进一步论证了音乐的内容只要有真实根据，便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通过对《大武》的分析，说明“乐者，象成者也”（音乐，是反映已经完成的事物的）。音乐是不能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它要反映真实的思想感情，即“唯乐不可以为伪。”充分肯定了音乐对现实的反映。

儒家音乐进一步明确论述了音乐和生活、政治的关系，认为音乐必然表现社会的政治，为政治服务。《乐记》提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就是说音乐与政治是相通的。所以，太平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安乐，政治也修明、和美；祸乱频仍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怨恨，政治也倒行逆施；国家将亡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悲哀，民生也困苦不堪。《乐记》认为，音乐作为人们思想感情的语言，它会与欣赏者内心的感情发生共鸣，所以有什么样的音乐，人们听了就有什么样的感受，又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从而对现实政治也会产生批判或赞助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乐记》发挥了孔丘重视音乐社会教育作用的观点，强调音乐对人们心灵的巨大感染力量。

儒家音乐认为，音乐要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必须强调其政治、道德的标准，所谓“德成而上”，就是说有了合乎“礼”（封建的统治秩序与道德规范）的思想感情——“德”，才是上等作品。艺术标准在这种意义下是次要的，所谓“艺成而下”。但是，作者并不认为“艺”是无关紧要的，它指出音乐是“德”开出来的花朵，它要引人喜爱，总不能没有艳容与芬芳。所以音乐必须要有艺术性；必须“治其饰”，就是说要用美的形式表现出来。要使曲调（“声”）、歌词（“文”）及各种美的形式和表现手法（“曲直、繁瘠、廉肉、节奏”）都符合内容的要求，能感动人们的向“善”之心。在《乐记》看来，凡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作品，才是应该提倡的“德音”“和乐”，否则，就是应该反对的“溺音”“乐”。由此可见，儒家强调的正是音乐与现实人生的联系，是情与理的统一，是音乐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实用功利，而这一点也是其他学派所没有论及的。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古典音乐进程的影响

古典音乐是封建社会中后期培育起来的综合性艺术样式，儒家思想对音乐的浸染也是不可避免的。古典音乐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都与儒家思想有着多方面的联系。

儒家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虽然不能涵盖传统文化之全部，但毋庸置疑，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主导成分，是核心内容。它否定了商周以来把音乐从属于“神”的传统观念和种种否定音乐存在的见解，肯定了音乐与现实人生的联系，奠定了我国音乐的现实主义传统。但过分强调音乐的实用功利，往往会束缚艺术和审美的发展，使音乐失去美感和动人心魄的力量。这方面，道家“有无相生”的思想则成为它的对立和补充。它以超脱一切的力量（想象、情感、美，还有较晚出现的传神、意境等，都是这种思想的延伸与发展），给中国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儒家的“道统”长期获得官方的支持。宋元以降，张扬“道统”的理学成为“显学”，凡是与“道统”不合的学派，一律受到排斥。儒家的礼义之学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三纲五常是君临天下的伦理规范，封建统治阶级以“孝”治天下，我国素有“礼义之邦”的美称，儒家思想的核心——伦理道德是封建社会塑造整个中华民族灵魂的主要的精神力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学派的礼教文化，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社会影响的广泛性、持久性和深刻性，是其它任何一个思想流派都无法比拟的。

儒家重实际而黜玄想，重视历史经验。被历代王朝所尊崇的“史官文化”蕴涵相当丰富，这一文化成果及其所蕴涵的文化精神给古典音乐以深刻影响，导致音乐与历史的紧紧“缠绕”。

三、中国古典音乐的表现形式

儒家思想是入世思想，注重人生种种现实的问题，尤其在处理人的关系，所以看待艺术也从其助教化的积极作用着眼，于是就有了“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乐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的观点。儒家希望利用音乐来成就道德人格并强调音乐必须表现道德和至善境界的风格。因此，在它影响下，有一类琴曲的内容都与“德”“仁”等有关。

徐青山的《溪山琴况》，虽然是琴学专著，但他总结的二十四况，却可以视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全部审美要求。这二十四况是：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这二十四个字，除去几个古琴的技法而外，几乎适用于中国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中的绝大部分及民间音乐中的一部分。这种美学观的确立，是儒家思想要求的结果。儒家音乐美学把“中正”“平和”“淡雅”“肃庄”作为基本原则。儒家的“乐”要为“礼”服务，音乐要服从政治。

历史故事和传说是古典戏曲重要的题材来源，仅就现存元杂剧而论，取材于史传，以历史人物（帝王将相）和历史事件为描写对象的剧作就有四十多部，约占现存元杂剧总数的四分之一。中国古典音乐又恰恰随着戏曲而得以传承。以史传为载体的史官文化大体上属于儒家文化，主要体现儒家思想和统治阶级的思想意志，然而，即使是取材于史传的历史剧真正以传达史传所昭示的劝讽意义的作品却并不是很多，大量的历史剧以传达作者现实的生存体验为主旨，这种体验大多是史传所没有的。

古典音乐主要融儒道二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从道德而主张乐而不、言之有物，道家从体道而主张无为、逍遥，因后者以逍遥的眼光观宇宙；以超然的姿态看人生，因而在艺术的实践上其影响尤深。但都巧妙地殊途同归，确立了琴曲清和淡雅、优雅恬静的风格。“和雅”和“清淡”，可说是古琴音乐一直以来所推崇的审美情趣和理想风格。由此可见儒道思想在古典音乐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的古琴音乐最擅长用“虚”“远”来制造出一种空灵的美感。其常用的虚音，是在左手实按之后移动手指所发出的延长变化音，这种滑行几个音位的长滑音则往往造成琴乐若断若继、若有若无的音乐效果。另外，震音、吟、揉的运用若超过三至四次以上，其余音便会转弱或消失，只余手指在琴面上转动，这“无声之乐”便形成了音乐进行中的空间感，和那种飘逸、秀丽、禅境式的空灵。从虚、清、远的气韵直至“平淡天真”是一种“化境”，平淡到极处，才有宇宙万象的涌动；天真显露，才有活泼生机往来的空灵和变化。心中廓然无一物，真实的生命直与宇宙自然真纯的元气淋漓混融，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是成熟的琴师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彻悟者共有的精神上的完全解脱。

古代许多学者认为，中国音乐是非独立的审美艺术（独立的审美艺术，与非独立的审美艺术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是否从属于实用功能。非独立艺术，一般都从属于社会生活的实用需要）。他们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始终是“移风易俗”“使人无欲、心平气定”等政治教化作用的工具。“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和伦理价值，音乐应在道德上感化人，表现善与美，要合乎道德和平、中庸的原则。这些观点和言论成为中国音乐理论的主流，长期桎梏了中国音乐创作的主体精神。中国传统音乐博大精深，又有众多形式、流派、风格。中国传统音乐美学，除去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外，它的纯审美的要求，却是有着相当稳固的一贯性的。

音乐家在创作过程中，或者把自己幻想成作品中的事物，或者酒酣操琴，任乐思奔涌，目的都是为把主观思想感情移入客体，使主客体双向交流。在这个过程中，音乐家常常物我不分，或物我两忘。创作中的这种心理能力，既不属于逻辑思维，也不属于形象思维，它来自心灵深处。在人的整个心灵与自然交合的直觉体验中，悟本穷源，得到终极真理。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导成分，对中国古典音乐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春秋战国儒、道两家已经初步奠定了我国音乐美学的思想体系，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对我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所体现出的伦理精神及由其形成的史官文化，导致了古典音乐与历史的紧紧“缠绕”，使历史故事和传说成为中国古代音乐的重要题材来源。儒家“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人格所张扬的循礼守制、贵贱不逾而又以睦相守的程式化生活，赋予中国传统音乐以程式之美。

参考文献：

[1] 陈迎辉.儒道两家思想对中国审美文化的影响.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2]安吉乡.从儒、道、佛的视角论中国绘画艺术.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1）.

第7篇：儒家的主导思想范文

关键词：文人画；社会文化思想

中图分类号：J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9-19-1

东方绘画与思想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早期社会文化思想儒家、道家、玄学、佛学思想都对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绘画表达的就是思想见识、文化认识。不同时代对不同文化思想的侧重，必然要影响到绘画的创作思想和审美认识。

一、儒、道思想构成了两汉文人作画的审美基础

绘画发展到两汉时期，汉文帝以道家思想治国，汉文帝时代的绘画多吸收了老庄的思想，对绘画创作“解衣磐礴”的探讨提升了绘画的境界。到了汉武帝时，为了富国强兵，安定边疆，汉武帝积极吸收儒家“尚用”的思想，这时的绘画因儒家思想的提倡而具有了“历史之境”的作用，多以鉴戒为目的。

儒家对绘画艺术是从两个方面来肯定的，即一为对个人修身养性而言，一为对社会“明劝诫”而言。儒家主张亲近自然，认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儒家思想表现在为艺上，认为人应该亲近自然山水，把自己修养成为一个既文雅又朴实的人，然后才能真正做到用“诚”去体会造物的内在精神，并在绘画创作中表现出“人性”，使作品表现出自然、朴实、文雅的审美面貌以及正派君子的气度，这样的作品才能起到劝诫的作用。

从思想对绘画的影响来看，道家的思想比儒家的思想对绘画贡献更大。儒家提倡积极入世，艺术只是“小道”，儒家认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不应该将太多时间用于绘画研究。道家从出世的认识论出发，认为“道”的本性就是自然，而自然本身就是一个和谐统一体，因而“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王弼著《老子五章注》）。与儒家相比，道家更注意人的精神活动和思想感情，在艺术创作上主张重意轻形，强调“得意忘言”、“得鱼忘筌”。由于“任自然”的影响，在审美上倾向于自然、天真、朴拙；由于重意轻形，其作品则表现为不重工巧而更注重人的感情和思想的表达。

儒、道两家虽然因思想主张和认识的出发点不同而在艺术主张上各有侧重，但在审美认识上都倾向于自然美、朴实美。两汉时期，儒、道都曾单独作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影响绘画。文人自汉以来参与画事，与儒、道两家对艺术是人的修养的一部分的提倡是不可分的。而对自然美、朴实美的追求构成了两汉文人作画的审美基础。

二、魏晋玄学、隋唐佛学思想对绘画的影响

玄学兴起于汉、魏之际，此时社会动乱，文化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玄学以老庄思想为基础，调和了儒家的某些思想，把道家的自然无为更加绝对化、抽象化。玄学汲取了老庄“言不尽意”的思想，以言象为末，以意为本，重意轻言、轻象，这种“得意忘象”、“寄言出意”的思想发展到南北朝时的表现就是绘画理论上“取之象外”的审美原则的提出。谢郝在评画时提出“风范气候，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骨法。若拘于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这里所谓的“象外”则是指形似之外的神似。玄学对“言不尽意”中“意”的强调，对文艺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思想使绘画更加倾向于主观认识、主观精神活动的表达。中国的文人作画思想正是在老庄舍象求意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取象方法，并在玄学的推动下，把表达思想与情感作为创作的指导原则。

随着民族大融合趋势的加强，佛教随着少数民族内迁而得到广泛传播，佛学思想的影响也日见扩大，到唐代，百丈禅师创建禅林制度，佛教在中国扎根，成为民族文化思想的一支。佛家的“神”和道家的“意”在绘画上更是不谋而合。在唐代佛教和佛学思想从两方面影响文人作画：一、禅定思想。佛法说禅、定、慧，什么叫定？就是禅者心静之澄静和安详。作画者只有先心境达到澄静和安详，才能使画面呈现出自然、静气，给人一种舒适的美感，如道家思想对真画者“解衣磐薄”的论述一样，只有心静达到澄静和安详才能在作画时得到“庖丁解牛”――“神遇”的境界。二、无象。禅门说无象，认为形器世间（物质世界）是虚幻不实的，世人应该自觉截断物欲的诱惑，这样才能回归到那个形而上的道体，从写意的角度看，象就是客观景物的外形，或绘画的表现形式，本真就是画家的主观意识，即意。通常过份执著客观物象会相对减弱画家主观意识的表现。佛学还影响了绘画中对“形”“神”的探讨。佛家认为“神”是万物的本真，是万物的道体，认为形器世间（物质世界）是虚幻不实的，这些认识使文人作画从“神”即主观与客观物体的道体出发去认识和表现形象，并侧重于主体精神的表达，既然万物各有道体，而这个“道体”又是主观的精神能认识的，那么在画面中就要表现佛家这一认识的过程，要通过自然万物的表达，表现天地的道体，表现人的主观精神对这一道题的认识，王维水墨山水画的绘画形式就是用水墨表现“山水的道体”。

文人画是绘画在中国文化思想影响下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两汉文人在儒道思想影响下对自然美、朴实美的追求形成了两汉时期文人画的审美观；魏晋在老庄思想以及玄学思想影响下形成了魏晋文人画以表达思想、情感为主的艺术指导原则；隋唐在佛学以及佛教影响下形成了文人作画从“神”即主观与客观物体的道体出发去认识和表现形象，并侧重于主体精神表达的艺术追求。早期社会文化思想如儒家、道家、玄学、佛学思想，都对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8篇：儒家的主导思想范文

1中华传统文化与服务外包企业的联系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应用广泛的主要有儒家、道家、佛家文化等，以其独到的思想理念与现代文明的契合，使之蔓延数千年，经久不衰。服务外包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企业管理模式，通常指企业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营销经验以后，根据自身情况适当地把一些如人力资源等业务外包出去，在不影响企业正常运作的前提下还能够实现高效产出，堪称一种新经济形势下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下面就来看一下中华传统文化与服务外包企业的联系。

1.1儒家文化与服务外包企业的联系

儒家思想在我国已传承千年之久，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成为我国历史上各朝代君王所确定的主导思想。一旦一种文化或者一种思想理念被一个国家作为了主导思想，那么必将对国家未来的发展、人民的生活状况产生深远影响。孔子是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庸思想是其核心理念，对当今社会的发展，企业的管理仍有重要意义。所谓中庸思想就是强调做人行事要有度，掌握分寸，适时适宜[1]。对服务外包企业来说，就是管理工作要实行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又满足企业自身条件，恰到好处的模式，真正做到按照国家的政策方针，紧跟时代步伐，发挥企业自身优势，与国家接轨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服务外包企业管理中经常强调以人为本，这正是儒家思想仁人观念的现时体现，也是企业树立管理威信，尊重员工的必然要求。服务外包企业的出现，也说明企业管理者有着远见卓识，能够高瞻远瞩，管理能力正逐步提高，从而也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益。可见在现代文明飞速发展的当下，服务外包企业的管理仍然离不开中庸、仁人等思想的指导，儒家文化与服务外包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

1.2道家文化与服务外包企业的联系

道家文化理念集中体现在哲学思想方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历史上乃至现代化的中国都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老子是道家文化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事原则推出了“无为而治”“、天人合一”等重要理念，注重顺从自然法则，不违背天理，成为区别于儒家思想的又一文化瑰宝[2]。老子上善若水的思想与当前服务外包企业管理中的“人本”理念正好契合。古往今来，功成名就的帝王将相无不注重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以期在其建功立业、固国安邦的时候能够助自己一臂之力。在如今看来，企业把后勤保障、人力资源、财会核算等服务外包出去正是看重专业服务公司优秀的服务能力，从而借彼之长补己之短，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正是识人善任的表现。所以服务外包企业管理要坚持以人本思想为主导，深刻意识到人才的作用，把充分发挥人才的优势作为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坚持选择符合企业自身发展节奏，满足企业服务目标的公司进行合作，从而提高生产质量和效率。可见当今企业遵循市场发展规律，加强人本思想，正是道家文化影响企业发展的具体体现。因此，服务外包企业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文化同样有密切的联系。

1.3佛家文化与服务外包企业的联系

佛家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其浅显易懂、平实朴素的特点在我国民间普通百姓中广为流传，甚至在当前的很多佛家文化圣地、广大农村依然较为盛行。佛家思想强调人的心性和谐，提倡人们要“弃恶从善”“、慈悲为怀”，由此很自然地就想到当前国家一直在国际关系中倡导和平，反对战争；在国内的经济战略中，提倡要走和谐发展道路，创建和谐社会。而企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角，其发展前景的好坏，无疑制约着国家经济发展的走向，所以企业在管理中同样要秉行走和谐发展之路，尤其是服务外包企业可能涉及到离岸外包、近岸外包等，更要树立我国企业的良好形象，不能因利益的驱使忘掉中华儿女善良的根本。企业管理者要培养自己和谐的心性，始终本着互利共赢的目标，加强交流与学习，增进友谊与共识，使服务外包企业管理向和谐统一的方向发展[3]。可见佛家文化大道至简，却有着绝妙的相处之道隐含其中，对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对服务外包企业的管理工作仍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说佛家文化与服务外包企业也是密不可分的。

2中华传统文化在服务外包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2.1儒家文化在服务外包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儒家的仁人思想不仅适用于人与人的关系，同样适用于人与企业的关系当中。如今我们常会看到企业欠薪、员工以死相逼，员工在其位不谋其职等不和谐现象的发生。可见当今企业管理想要处理好员工与企业的关系依然要坚持仁人思想，寻求和谐发展。我们通常所说的“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就是这个道理[4]。企业也是一个大家庭，如何处理好这个大家庭里的日常事务、人际关系就成了管理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儒家文化正是仁和文化的集中体现，强调中庸、平和等思想观念。推而至今，就是说明企业的发展首先要求企业团体内部达到和谐统一，目标一致，只有团结一致，企业具有凝聚力与可塑性，接下来才能求生存求发展。服务外包企业的管理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正是运用了儒家文化的思想，把员工作为企业发展的主体，通过服务外包降低生产成本，而对本企业员工放宽福利政策，优化人员结构，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使企业深得民心，逐步走上良性发展道路。与此同时，服务外包也体现了企业间的，互利共赢，优化了企业市场结构，实现合理竞争。

2.2道家文化在服务外包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前面提到道家文化强调无为而治的思想，这点在服务外包企业管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企业把原本应该自行处理的技术服务、财会工作、人力资源服务等外包出去，表面上是“无为”，却通过与更优秀的服务企业合作达到了“而治”的效果。这种企业管理方案的实施，达到了“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境界，使企业的管理模式更加科学、完善,加强了不同业态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了企业的高效性发展，是企业管理者高明智慧的结晶，顺应了时代潮流[5]。服务外包企业的管理较一般企业管理而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必须拟定更加实用、长久性的管理模式才能符合服务外包企业的管理特点和发展需要，同时确保企业管理模式的执行力和高效性。然而服务外包属于朝阳行业，仍处于发展时期，相应的管理运作尚不成熟，因此企业管理模式的确立很容易发生蝴蝶效应，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小觑。这就要求管理者在拟定管理模式时要有思想格局，全面考虑问题，切不可一意孤行。这也是道家“无为”思想在服务外包企业管理中应用的结果，所以企业管理要计划周密，谨慎抉择，确保万无一失。可见合理运用道家文化思想有助于企业在制定执行管理制度时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规避企业自身发展弊端，为企业提高竞争力，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3佛家文化在服务外包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第9篇：儒家的主导思想范文

关键词：渤海国；中原文化；效仿唐制；留学生

大江大河孕育了人类的早期文明。在黑龙江流域的历史上，渤海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渤海国宗法盛唐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在与中原唐朝的频繁交往中，逐渐形成了“车书本一家”的关系，渤海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深刻。

一、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之中，儒学逐步走向成熟，到西汉武帝时期，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学习儒学、研究儒学成为无数知识分子的一生追求，儒家思想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周边诸多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都十分向往中原王朝的繁荣，尤其仰慕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并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的传统儒学。

渤海国于公元698年建立，于公元926年被辽所灭，在黑龙江流域共存在229年。此时的中原正处于唐朝统治时期，大唐王朝尤其是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上最为文明繁荣的国度。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在文化交往中得到广泛传播，对周边各民族和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渤海国在政治、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积极效仿唐朝，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王国的文明与繁荣。唐玄宗于公元713年册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统辖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粟末靺鞨政权以渤海为号，成为唐朝版图上一个享有一定自治权的羁縻州。接受唐王朝册封以后，同唐朝的政治关系日渐密切，中原文化及典章制度不断被引入渤海国。受先进的中原文化影响，渤海王国对沿袭下来的靺鞨及高丽旧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学习和效仿唐朝的相关制度和管理模式，建立并逐步完善各方面规章制度。渤海国仿效唐制，建立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与唐朝一样强化王权在国家的核心地位，在国家的政治建构中，国王是最高统治者，独揽军政大权，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一套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统治机构；渤海国仿效唐制，实行尊卑贵贱的品阶勋爵制度，官阶以品而论，与中原王朝基本相同，各级官吏的地位、待遇以至于着装、佩饰均有严格规定，表现出等级森严的特点；渤海国还实行职事散位制，这也与唐王朝基本相同，职事官指担当具体职务有一定差事的官员，散官指只有官位品阶而无具体职事的官员，这些是渤海国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渤海还效仿唐朝，建立勋官封爵制度，按照中央制定的标准进行官僚任免，大力强化中央集权；渤海国还借鉴唐朝司法体制，唐朝的司法体制不断被输入渤海，司法制度的逐步完善，有效地维护了渤海国的封建统治；渤海国还仿效唐制，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在地方建立与唐王朝相似的行政机构。三省分别指政堂省、宣召省和中台省，分别相当于唐朝的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地方行政机构也同唐朝一样，分为府、州、县三级，一般是府管数州，州管数县等。可以看出，接受唐朝册封对渤海国的政治建构作用明显，唐朝的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对渤海国的政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二、渤海王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封建国家，在全面学习和借鉴中原文化和典章制度的过程中，强化儒家思想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当时儒家思想在渤海、新罗、日本等地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对各地的政治行为、思想道德、价值取向等都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对渤海国的影响最为深刻。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成为渤海国统治阶级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并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

儒家思想对渤海王国的影响由来已久，早在王国建立之初，就逐步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输入途径有三：一是生活在营州一带的粟末靺鞨人长时期与汉人杂居，上层人物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自隋以来，先后内附居于营州及辽西一带的肃末靺鞨及其它靺鞨人，在长期与汉人杂居过程中，汉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不断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很多上层人物及其子弟接受儒学教育，其他民众也不断地接受儒学灌输，儒家思想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二是原高丽故地以及辽东地区居住着大量汉人，唐灭高丽后又派官吏和军队驻守，相当一部分后来变成渤海国的编户齐民，这些人在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印有深刻的中原文化痕迹，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对当地各族人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三是在渤海国居住的高丽人已经普遍地接受了儒学教育，他们后来转化为渤海国居民，而在原高丽故地居住而又长期接受高丽政权统治的靺鞨诸部上层人物及其子弟，也有许多人接受儒学教育。这些都对渤海政权接受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在渤海国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随着儒学在渤海社会的广泛传播，中原王朝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日益成为渤海统治阶级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渤海国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立政施教的指导思想，中央机构设置集中体现了儒家“王道”和“仁政”的执政理念，渤海国的“三省六部”设置完全袭用唐制，忠、仁、义、礼、智、信的“六部”称谓，充分说明“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对渤海国政治的深刻影响，其他诸如司、监、台、局之类的机构名称，也多以中正、文籍、司宾、太长等字样，打上了极为深刻的儒家纲常思想烙印，这些都表明渤海国统治阶级已经全面地接受了儒家思想。

通过当时一些文献典籍和私人著作可以看出，渤海国积极倡导忠贞、仁厚、礼仪、怀德的君子形象，渤海王廷和上层社会已经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修身齐家的行为规范，可见中原的传统儒学对渤海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据《辽史·太宗记》载：“己亥，诏东丹吏民为其王倍姬肖氏服（丧）”。这里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渤海国尊亲服丧的社会风俗，表现出深刻的儒家“孝”的文化印记。渤海统治阶级不仅用儒家伦理道德来约束自身言行，而且还以此作为教育和培养子孙的重要内容，这在贞孝、贞惠二公主的“幼受女师之教，克比思齐”，长大后“孰 诗悦礼、履慎谦谦”，出嫁后“六行孔备，三从是高”，丈夫死后“学恭姜之信矢，衔杞妇之哀悽”的生平经历中，得到了生动而集中的体现，由此看出儒家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对渤海国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刻程度。

渤海王国效仿中原王朝，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体系，儒家思想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并日益成为渤海王廷统治民众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渤海国，中央设有国子监，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广泛进行儒学和汉语教育，教育内容大体与唐朝学校相同。渤海国多次派遣官吏、遣唐使等到唐朝抄写儒学经典，带回后成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据考古发现，在贞惠、贞孝二公主墓所用的典故，就分别出自数十种经、史、子、集等古代典籍。此外渤海国还向唐朝派遣大量留学生，据《渤海国纪》记载“武王所遣生六人，开元三年二月抵京师。大震所遣生，咸和四年归国者三人，李居正、米承朝、高寿海。同年随册命使至者三人，解楚卿、赵孝朝、刘宝俊。”留学生中的大部分是渤海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弟，他们学成回国后，带来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为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很多留学生后来官居要职，如位列公卿的李居

正，考中唐朝进士归国后任国相的乌昭度等。由此可以看出渤海统治者对归国留学生的重视程度。中原文化不仅影响着渤海国的政治，而且还影响到文化和教育，影响到人民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

渤海国在黑龙江流域存在了200余年，关于它的文献记载较少。通过仅有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渤海国与中原唐朝的密切关系，中原文化对渤海国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影响，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国的文明与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魏国忠，渤海国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王禹浪，神秘的东北历史与文化[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