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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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范文

关键词：中医基础理论；共同体障碍；优势与不足；研究路径及特点

【中图分类号】R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02（2015）03-0002-02

引言：随着我国中医基础理论的正式建立以及着手研究，迄今为止60余年的甲子轮回、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从最初的中医经典理论基础研究、梳理以及构建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到现在的多学科性的专题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同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是就目前中医基础理论的整体研究来看，其在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方面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严重的阻碍了我国中医科学的发展。因此，应该加强中医与现代医学相关学科紧密联系，促进中医基础理论学科新内涵的建设，从而能够推进具有中医特点的新兴医学理论学科的发展。

1 清醒认识中医所遭遇的共同体的障碍

中医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医学体系，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在文化、方法论以及中医基础理论体系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中医基础理论在研究过程中存在前所未有的共同体的障碍，下面就共同体障碍的具体表现进行简单的分析：

1.1 科学共同体的障碍。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科学共同体障碍，指的是中医学方面形成的理论、方法难以与目前的大科学体系相融合发展，直接导致了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缓慢，也使得中医学基础理论在实际的研究发展中难以形成理论、技术以及实践三者相结合的循环发展机制，从而影响了中医学整体的发展。

1.2 受众共同体的障碍。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目前我国的民众接受的医学理念和知识，基本都是建立在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西方医学上，对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中医学术却不是很了解。由于中医医学发展缓慢，而西医却在普及和发展，我国作为中医的发源地，民众对于中医的任课也兴趣不高，从而影响了中医学术研究的的社会地位，以及心理地位，进而对中医的发展以及潜能的开发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2 正确评价中医基础理论的优势与不足

正确的评价中医基础理论的优势与不足，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即从理论的分类、理论的发生以及理论的推演结果进行评价，下面就此进行简单的分析阐述：

2.1 从理论的分类评价中医基础理论。学科的理论主要是由科学理论、数学与逻辑理

论三部分构成，其中科学理论主要指的是系统化的科学知识，也即是对于事物的客观看法和评价，数学理论是是从数学的基础之上对事物进行规律性的认识，逻辑理论指的是对事物进行客观的逻辑认证。就中医基础理论来看，其在科学理论方面还是具有较大的优势，其本身具有中医，中药的基础性体系，而在数学理论以及逻辑理论方面则是较为欠缺，这是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2.1 从理论的发生评价中医基础理论。通过对中医基础理论的构成的仔细研究分析，

我我们可以得知中医学的推理发生是以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的思维模式为基础，这也可以说明中医学基础理论并不是以经验成分与模式推演所形成的非经验成分的混杂，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中运气学为基础，这也使得中医学从发生的角度来说，优势在于理论性较强，不足之处在于缺少必要实践，因此，在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应对其中的模式与经验的成分进行判别，尽可能的应用现代实证科学方法进行研究。

2.3 从理论推演的结果评价中医基础理论。 任何的科学理论，都是具有解释、预见两项功能的，这也是科学理论对客观事物进行本质和规律性总结的基础。在中医基础理论中，传统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主要是以中国古典的“运气学”为基础。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形成不仅仅具有经验性的概括总结，同时还具有各种模式的推演，这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优势，但这也影响了中医基础理论对现代临床医学的指导。

3 明确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路径及其特点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路径来看，主要还是由理论研究、临床总结、实验研究这3种路径构成，下面就这三种路径及特点进行简单的分析：

3.1 理论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理论研究路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中国古代相关的中医文献为基础，从演变的规律，体系结构以及病证论治用药规律等方面进行研究。该路径的特点在于难以形成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可持续性以及中医的理论、技术以及实践的循环机制。 二是以中医理论现代研究文献为基础，进而进行梳理、总结以及详细挖掘研究。该研究路径的特点在于局限性，难以对中医理论进行整合集成。

3.2 临床研究。临床研究是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形成的重要途径，临床研究简单来说就是根据病情实际进行总结，该路径的特点在于因为现代医学的进步，导致临床研究

的实践机会越来越少，难以真正在中医的临床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科学的中医基础理论。

3.3 实验研究。实验研究是当代医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实验研究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实验，可以对一些医学理论进行验证，但是对于中医医学来说，中医理论是以“象”思维作为基础理论构建的基础，西方医学则是以还原论作为指导思想，因此，在实验之中如何融合这两种不同思维的思想，这是实验路径存在的最大问题，也是中医理论中的科学问题。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是我国中医医学学术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因此，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而言，政府及中医相关的机构应该持着开放的态度，欢迎社会以及各个医学研究机构的参与。在中医基础理论的具体研究方面，应该在继承经典的中医基础理论科学的基础之上，努力创新，用中医现代化作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思想，同时加强中医学术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加强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研究，寻找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现代科学的结合点，从而加速我国中医的发展，推动中医科学的发展与更新。

参考文献

[1] 邢玉瑞. 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内涵探讨[J]. 中华中医药学刊，2009（12）. 2473-2474

[2] 林德宏，张相轮. 东方的智慧[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605.

[3] 王庆其. 黄帝内经理论与实践[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111.

第2篇：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范文

关键词：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思路

最早在1979年林中鹏教授提出的是“中医现代化”这一概念。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医学辩证法讲习会上，还提出了中医现代化的经典定义：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武装中医、发展中医；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知识和方法研究中医、阐明中医。自1996年国家正式启动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以来，逐渐开始称“中医药现代化”。2003年国家颁布了《中医药条例》，更明确提出要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吴仪副总理在2004年全国中医药会议上也指出“要努力继续切实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但对中医药现代化的理解及其实现的途径，目前意见尚不统一，下面笔者从基础理论、诊断方法、治疗手段等几个方面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1 基础理论的现代化

所谓“现代化”就是指与同时代的其他科学技术发展同步，达到同时代的先进水平。《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等著作就代表了中医药在不同时期的先进水平，可以说是历史各个时期中医药的“现代化”。在当时虽然是最先进的，但沿用至今，有的内容已经陈旧，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相协调。因此，要敢于并善于否定旧的理论，根据新的科学实践，修正原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对新的现象、新的问题作出新的解释、产生新的理论。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化发展，也应该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技术和方法来补充、完善、提高。中医基础理论由于历史的因素造成了其形成时必须要与古代的哲学思想融会贯通，用朴素的唯物辨证法，即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所以就表现为哲学的思辨性，具有社会科学的属性，而其应用则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认识中医科学的这一特点对如何实现中医药现代化是非常必要的。现代的控制论认为，认识客观“黑箱”有两种方法，即打开黑箱和不打开黑箱。中医“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观点，就是通过不打开黑箱的方法，所以用西医还原论的方法，通过解剖、实验，从分子水平或基因水平上来观察、研究人体并不适合于中医，近些年这方面的研究并未使中医基础理论取得突破也证明了此路是行不通的。中医的很多理论是无法通过现代研究来证实的，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现代研究无法证实它的存在，然而它在实际应用中却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有人曾经将中医基础理论现代化拿汉字输入法的发明来比喻，笔者觉得有一定道理，当时汉字输入法未发明以前，有人建议用汉语拼音代替汉字，这就类似于用西医还原论的方法来研究中医，但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汉字输入法最终研制成功。所以，中医基础理论现代化应根据中医学理论的特点，充分运用现代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和复杂性科学研究等理论来分析、研究中医，对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等学说，在原始理论的基础上提高、升华，这才是使中医基础理论现代化的正确途径。

2　诊断方法的现代化

《内经》确立了“以表知里，司外揣内”这一把握机体作为整体在自然状态下表现出来的人体信息的方法。所以中医学诊断是以望、闻、问、切为主要手段，即依靠医生和病人的感觉器官认识疾病现象，基本上不采用仪器检测手段。由于人的主观感觉的局限性，导致中医关于疾病现象的描述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有很大的主观性和经验性，可靠性差。尤其是脉诊，明朝的李时珍就曾感慨脉诊是“心中易了，指下难明”。如果在现代科学技术允许的条件下，作出相关定量分析则会大大地提高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如中医的消渴证，表现为“三多一少”的临床症状，其中一大部分就是现代医学的糖尿病，但糖尿病有一部分病人症状不典型甚或没有临床症状，用中医的望、阐、问、切就难以明确诊断，但如查一下血糖、尿糖等相关检查，我们就很容易诊断了。所以，现代医学应用的各项化验检查及影象学检查，只要有助于诊断，都可以采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医特色的证候、舌苔、脉象更应制订客观化的指标和研制相应的检测设备，以实现中医诊断的标准化。

3　治疗手段的现代化

中药是中医治病的主要手段，几十年来对中药的研究如中药的有效成分、药理作用、毒理作用、剂型改革等方面均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有人认为中药现代化应包括两部分，一个是“现代化地研究中药”，一个是“中药的现代化研究”。“现代化地研究中药”又称“研究中药、现代化研究中药、中药现代化开发”，像青蒿素、联苯双酯这样的现代单一化学成分，就属于第一种情况。而“中药的现代化研究”是以中药为前提，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在这个前提下，不拘一格地利用现代技术来研究中药。张伯礼提出应重视中药基础理论的研究，运用传统理论和现代植物化学研究方法，开展对中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反畏、七情和合、配伍及禁忌等中药理论研究，提示其内在规律和科学基础，达到中药基础理论科学阐述，构建现代中药理论体系。他提出的“方剂的有效组分”概念是中药现代化道路上做的初步探索。所以研究中药一定要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这样研究出来的成果再现代化还是中药，中药现代化要以此为主要任务。

第3篇：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范文

[关键词] 中医学基础理论；学术争鸣；综述

[中图分类号] R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3）19-42-03

近20年来，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据报道，仅国家“973”计划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5年共投入近3亿元科研经费，171个参研单位、超过2000名参研人员携手攻关，在中医理论基础研究领域展开深入研究[1]。在这个过程中，中医学学术争鸣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况。本研究就近20年的学术争鸣进行了归纳整理，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基本资料

1.1 时间

文献资料搜集时间从1990年1月1日起，截止到2012年12月31日。

1.2 文献来源

公开发表的期刊、报纸、硕士、博士论文和会议资料。

1.3 文献检索工具

知网、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检索系统。

2 入选标准

只要涉及中医学理论的唯心与唯物、科学与伪科学、解构与反解构、继承与创新、标准化与泛化、中西医结合与纯中医争鸣的论点都纳入本综述。

3 方法

运用关键词搜索法及主题搜索法。关键词或主题有但不限于词语：唯心、唯物、科学、伪科学、解构、反解构，搜集相关文献进行分类处理，将作者的观点按照争鸣的归类，不限文章出处和内容。同类文献选取有代表性的文献摘录，观点涉及到多个争鸣分类的，分别纳入相关类别。

4 结果

本研究共检索了300篇相关文献，引用文献18篇次，涉

及中医学理论的唯心与唯物、科学与伪科学、解构与反解构争鸣的主要论点。三个方面引文观点分布均匀，观点明确。结果如下。

4.1 中医学理论的唯心与唯物之争

近20年来，关于中医学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争鸣始终是中医学学术的核心问题。在这个争鸣的过程中，主张中医学是唯物主义的占大多数，主张唯心的占少数。典型的唯物主义的主张集中观点是：有学者[2]主张“用哲学思维方式，点击五行学说，脉象、经络、六、七情、疫毒学说、心主神明等，其中的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审视中医学。提出了中医也要充分利用现代设备，注重微观辨证。”有学者认为[3]：“中医学理论以实践为基础，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阴阳五行学说是对客观物质世界规律性的认识；中医研究具有可复制性、规范性，对疾病的解释是有量化的倾向；中医是辨证法和实践论的最好体现。中医学是唯物主义的形象已经确定了下来，是进行时而不是将来时，是客观迈进而不是主观迈进。”有学者认为[4]：“明末大医张介宾的太极命门论，在历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它把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太极说转化为医学中的唯物主义太极说，对中医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发展都起过积极影响。也有当时难以避免的迷误和不足。值得今人再认识。”在宋明时期，中医学的确得到了长足发展，涌现了一批中医学名家。这些名家对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成就进行了继承和发扬，但具体到中医学本身，阴阳五行学说的基本逻辑和说理工具没有改变，中医学仍然在认识疾病的工具上没有大的突破。为此，有学者[5]认为，“中医学是治病救人的科学。属应用科学范畴，是具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特点的自然科学。”这种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定位，也是一种认识中医学的思路。还有学者[6]认为，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哲学思想，包括“实践第一”“辨证地看问题”“整体地看问题”“实事求是”等都是辨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由于其思想和方法正确，就确保了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经久不衰及必然昌盛。但是，在唯心和唯物的争鸣中，有学者认为[7]，中医学基础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客观唯心思辨的基础上学科，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和历史特征。客观认识和评价中医学理论基础体系，不仅不会伤害到中医学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会促进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现代化。有学者认为[8]：中医学之所以发展缓慢，原因之一就是“崇古遵经、求同排异抑遏着实事求是、勇于批判、大胆创新的探索精神”，同时，“认识不能超越历史。最初的有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中医理论体系，在其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同时代的成果，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掺进了封建、迷信、宗教和唯心主义思想，理应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更新或弃之。”有学者[9]认为：“哲学式中医理论如一口双刃剑，其强大的解释能力和取类比象的推演能力迅速地丰富了中医理论，使中医理论能够脱离实际自成一体，后来的医者可以完全不懂生理解剖，也能游刃有余地看病；另一方面，过度推演使中医学最终演变成为神秘莫测的玄学，反而阻碍了人们掌握它。中医是哲学，讲述普遍原理，因此具有高瞻远瞩的指导能力，但缺乏现代科学的精确，需要用现代科学从新解释、形成全新的理论体系。”因此，中医学理论的唯心唯物之争，重点放在应用和实践上，在理论基础不易分辨的情况下，在实践过程中的唯物特征还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在理论基础上，客观唯心思辨的观点值得引起关注。

第4篇：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范文

一、直面缺憾：我们失去了什么

历经拨乱反正、引进趋新和体系创造的步步足履，新时期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无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和文艺复苏的时代大潮，为理论家的创造和理论的推进提供了适宜的精神生态和广阔的话语空间，文艺理论的观念更新与学科拓展赢得历史的尊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对文艺理论实绩的真诚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论研究自身的缺憾，我们对理论走势的欣喜也难以开释对理论困窘的深层焦虑。对于21世纪的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来说，得到的已成为过去，而失去的却要影响未来。于是，直面缺憾，检视我们这些年在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许对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更具启迪意义。

缺憾之一：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和商品大潮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使文学艺术及其理论一道被置身于一个告别和进入、解体与建构的动荡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失去轰动效应，经济的“热”和文艺的“冷”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致出现精神审美功利与物质实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艺术价值与衡量作品的经济杠杆之间的反差和艺术消费中“曲高和寡”与“媚俗获众”的错位，文学日渐偏离“社会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缘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艺理论领域，其边缘化不仅表现在这些年来的文艺研究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那般红火和抢眼，还在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边缘化处境。譬如，文学理论研究队伍的边缘化——理论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学者越来越少；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扎扎实实从学理本体和基本问题上做“功夫学问”的人在分化和锐减，而赶时髦、求新潮、扮“黑马”、标新立异走“捷径”的投机学人越来越多；还有文学理论研究学科目标的边缘化——即以所谓应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来替代基础原理研究。例如，这些年把文艺原理“美学化”“文化学化”“社会学化”，乃至于“哲学化”或“科学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夸赞。这里潜藏着的危机在于：有些研究在将文艺理论打了一阵跨学科“擦边球”后，理论自身的原理性难题并未得到有效地解决；相反，简单地把文论问题做“美学化”或“文化学化”处理，丧失的却是对文艺理论学科本身独特而系统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论文体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如果说边缘化错位使我们的求异思维找错了坐标，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则常常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被求同思维所困扰。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将自己的思维支点依托于前人的某种理论范式上，以“本本”“经典”“权威”为依归，以读解、引征或推崇、效仿来代替理论创新和学术超越。这有三种表现：一是向马列文论认同。诸如从经典著作中找到哲学认识论、意识形态论或艺术生产论等论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论根据和学理体系。二是向现当代的西方文论认同。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从语义学、符号学到解释学、接受美学，乃至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殖民理论、西方等等，都被一些人风车似的玩过，都曾被持论者认同为先锋理论的界碑和方法论武器。三是向中国本土的文论传统认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论宝库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遗产不仅成为一些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而且成为一些研究者的学术精神原乡。

这些理论认同并非毫无意义，比如，向马列文论的认同使我们有了主流意识，向外国文论认同使我们找到了参照坐标，而向中国古代文论认同则使我们拥有了理论的民族本根。问题在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论认同，极易造成对文学基础理论不是“接着说”而是“照着说”，不是“说自己”而是“说别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囵吞枣或照抄照搬。结果便是理论研究的陈旧、重复、学舌和玄虚，理论建设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调、中外文论的“元件组装”或前人观点的“穿靴戴帽”，从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创意识和理论成果的超越价值。

缺憾之三：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功利化，使我们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功利学术”的泛滥正侵害着理论研究的健康肌体。走近时下的学术圈，你不难发现，为晋升专业技术职称而进行理论研究、为完成科研指标而从事科研活动、为编写教材、完成丛书出版计划而写书的不乏其人，更不用说“著书只为稻粱谋”的“编书”了。许多人把精力放在争课题、报大奖、拜名家、找路子等“学外工夫”上，希图靠虚名浮利尽快扬名立腕，而对学问本身关注不多或思考不深。功利化学术在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上通常表现为：第一，轻基础理论研究重应用研究。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对治学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而应用研究诸如介入热点、评品时尚、点击流行文化、追踪偶像明星等，做起来投入少，见效快，事半功倍又名利双收。第二，用浮躁和炒作代替沉思与创造。文坛的心浮气躁常常滋生出一个个泡沫学术和商业化炒作，传统的“求道之思”或“授艺之学”已被演绎成“卖点秀”或“包装术”，骂名人、唱反调、游走传媒、吸引“娱记”，论题惊世骇俗、开口语惊四座，是其惯用的操作方式。第三，重体系搭建轻问题研究。这些年国内出版的不下几十种文学原理教材以及众多学术专著，已经构建出许许多多相同或不同的文论形态和体系，如文艺反映论体系、文艺认识论体系、文艺意识形态论体系、文艺生产论体系、文艺主体论体系、文艺心理学体系、文艺符号论体系、文艺系统论体系等等，无疑它们从总体上推进了文艺理论建设。这些理论体系中，有些是具有创造性的或有具创造性的成分，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每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深入思辨和科学解答基础之上的，如果仅有体系空壳而没有思想新创，疑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那么所谓的“体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对推进文艺理论的实际进展和建构文艺学当代形态是无济于事的。缺乏学理创新而忙于搭建体系，是功利化学术的反映，也是文艺基础理论研究失去思想和方法论支撑的表现。

二、认准坐标：我们选择什么

当历史把文艺理论研究带入21世纪的时候，时代迫使我们对建设什么样的文论范式以及怎样建设这种范式作出自己的选择，开放的理论背景又为我们提供了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时至今日，至少有4个层面的观念坐标需要我们去认真面对、认知和选择。

从纵向上讲，我们正面对“传统与未来”的价值选择。建设新世纪的文艺理论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过去，开凿自己脚下的理论岩层，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艺理论遗产，吸纳文论传统的丰富营养；同时，文艺理论的发展又不可为传统所累，背负沉重的包袱前行，或囿于旧有模式而驻足，而应该面向现实发展，关注时代进步，把目光投向未来，开辟文艺理论建设的新境界。

从横向上说，我们要面对“自律与他律”的价值选择。文艺理论建设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秉承民族的文论血脉和人文精神，重新镀亮自己的理论个性，以理论的民族性来赢得理论价值的世界性；同时，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又需要广撷博采人类一切优秀的理论质素来滋补我们的文论肌体，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民族文论的“橄榄枝”作为我们理论建构的借鉴，任何封闭意识和“国粹”心态都将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这种“中化”和“西学”或“中体”与“西用”的关系，构成了一个自律和他律的观念悖论。

从理论范式上看，我们正面对文艺理论的“经典形态”“传统形态”与“当代形态”的价值选择。“经典形态”是指文艺理论创始人及其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它们通常代表着文艺理论的主导思想、基本观点和权威话语模式，具有学理的典范性和观念的规范性。“传统形态”是指“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发展和积累起来的习见理论模式，它们是以文艺理论教材及专著式成果所形成的、被多数人认可的文论形态，具有理论范式的约定俗成性以及价值取向的惯性和思维定势的惰性。“当代形态”则是正在创造和发展中的文艺理论，这种文论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例如，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会给它带来异域文论、甚至是殖民文化的渗透与挤压，高科技的迅速兴起形成文艺存在方式和媒介形式的变异，还有大众审美文艺、特别是影视艺术、网络艺术和“快餐文化”形成的文艺本体变迁和观念革命的新选择等，它们使得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常常要在“适应”与“定位”的不断碰撞中，不得不作出无以选择的选择。

最后，还有理论特色的价值取向问题。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切合新世纪文艺发展实际的理论。而“中国特色”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色呢？这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可以是指中国古代文艺学传统所铸就的“中国特色”，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根基和“底色”；可以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在其构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色，这是我们所依托的现实理论背景和学理延续的“接口”；还可以指文艺思想在中国传播、接受、发展、变异以来所显示出的“中国特色”，即“马列文论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1]。这3种“中国特色”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尤其是后2个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齐头并进、此消彼长的。3个层面在各自发展中所表现出的“中国特色”都应当纳入我们所要建构的文艺理论形态中，问题只在于如何把握和选择它们。

以上4个坐标的立体交叉与相互渗透，把当前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观念困境推到了学科建设的前沿，而对之作出怎样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文艺理论的未来。当然，认准这几个坐标并不难，从理论上找出自己的选择维度也容易做到，但要从实践上让理论选择的自我意识变成理论创造的有效成果，也许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三、构建学理：我们应该做什么

首先是要回到基础理论本体，以“元问题”研究来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构建。

文艺理论的发展取决于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取决于基础理论问题的局部突破带动学理的整体建构。因而，当前的文论研究应该倡导回归本体，而不是解决外围；回到问题，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体系；回到起点、找准支点以解决基础理论命题，而不是凌空蹈虚或避坑落井。美国学者拉夫尔·科恩(Ralph Cohen)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谈到：“人们正处在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文学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人们认识到原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2](1)这些话对当前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也是适应的，而我们检验文学转变过程所得出的教训之一便是要关注理论本体中的“元问题”，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文学有什么用”等，并据此来深入探讨文学的本体论、客体论、主体论、文本论、价值论等“元问题”[3]，从这些“元问题”出发延伸出一个个“问题元”。通过这样回到最基本的范畴，抓住最基本的问题，靠理论本身的逻辑产生理论的张力，才会带来学理推进的思想动能，并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要达到这一理论目标，就需要确立文论本位意识，排除边缘心态；确立基础研究意识，排除功利心态；确立理论原创意识，排除认同心态。从范畴概念到观念观点，从思辨方式到思想体系，都采取“问题化”的研究眼光，本体论的研究角度，“推进性”的研究态度，从而一步步构建出具有原创性和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学当代形态。

其次是面向未来，实现“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

文艺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它是在依托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不断拓展中，把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变成无限的追求，最终使追求本身变成无限的过程。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就是这样的一个无限追求的历史过程，而“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正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途径。

“一体两翼”的“一体”，是指文艺理论研究要以新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为“体”，就是让文论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文艺发展的实际，贴近实践，实事求是，回应现实的需求，瞩目变迁中的世界，让理论品格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两翼”是指文艺理论的民族传统和外来精良。对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主要是吸纳它的人文精神，并实现古论范式的现代转换。如古代文论在文艺家与现实关系上的“交感”说（心物交感、天人合一），在文艺家与文艺关系上的“言志”说（诗言志、诗缘情），在创作与作品关系上的“意境”论（意象、兴味、性灵、境界），在作品与现实关系上的“教化”说（诗教、讽喻美刺、有补于世、有为而作）等，都是富含人文内蕴和价值理性的文论传统，一旦将其转换为现代文论的有机成分与合理血脉，不仅会使新的理论建设底蕴充盈，而且还可以使古代文论在21世纪焕发新的活力。外国文艺理论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弃其蹄毛，留其精粹”，洋为中用，一方面要将外来文论的理论质素与中国的文艺现状和理论传统结合起来，实现对其营养素的消化式吸收，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同化”与“顺应”的辩证关系，实现文艺理论的跨文化对话和中外互补。

所谓“综合创新”，即运用辩证思维的研究方法，对以往的文艺理论形态进行辩证地分析和综合，让它们根据现实的需要融合为一，铸就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框架。它要求我们通过对文艺理论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经典形态与新创形态的重新审视、辨识、转化和吸收，找到同历史走向和时代精神相符合的思想线索，形成对当代学理本位的思想支撑、对学术立场的重新定位和研究方法的重新选择。在这里，“综合”是创新的手段，“创新”是综合的目标。研究者应该以传统为鉴，以创新为本，光大中国既有的卓越的文艺思想品格，同时采纳外来文论有价值的丰厚资源，发扬中国文论注重整体性、蕴藉性、颖悟性的辩证思维传统和西方文论重逻辑思辨和求新求异的原创意识，而克服中国传统文论“圆而神”的和谐有余、“方以智”的锋角不足的治学缺陷，以及西方文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思想承继与观念变异“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从而创造出既把握宏观又剖析微观，既跨学科融通又中外互补，既有学派对话又回应现实问题，既总结过去又指向未来……这样一种由范畴、观念、命题和思想体系一以贯之的、具有原创性又具有科学的思想与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基础理论体系。

另外，在理论视野上，要关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对文艺基础理论建设的生态滋养。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革命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使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一方面受到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挤压，另一方面也为跨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应该是更广阔的思维视野、更丰赡的学术资源和更具价值的理论参照。例如，20世纪的西方文论在上半期是从历史走向语言，从内容走向形式；但是，如希利斯·米勒所说：“事实上，从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的’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做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2](122)当近20年来的西方文论从语言返回历史、从形式返回内容的时候，我国的文艺理论却走了一条几乎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发展道路，这对于长期陷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二元对立困境中的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来说，不是颇具警示和借鉴意义么？

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的嬗变更是新世纪学理建构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当新技术革命悄然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它所带来的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高效和便捷、精神生活的新奇与变异，还有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例如，电子媒介、网络文学和视听艺术的崛起，造成了语言艺术日渐被音像艺术所取代，艺术样式由单媒介向多媒介延伸，以及文艺传播方式由“硬载体”向网络“软载体”转变，由此造成了文艺存在方式，文艺功能方式，文艺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艺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文艺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带来的文艺研究方法——诸如信息通讯技术、信息存储检索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用于文艺研究所形成方法和手段的革命。同时，由科技进步引发的大众审美文化变迁，正使得“快餐文化”“准艺术”和“视听消费”一步步挤占高雅艺术、纯文学和精英文化的市场份额。这时候，文艺基础理论建设需要的不仅是搭建一个宽待时尚、兼容先锋、多元并存、自然甄陶、自由竞争的理论环境平台，更需要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理论观点、思想体系和学理模式等总体构架上，认准自己的发展坐标，由理论新变达成学理创新，构筑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文艺基础理论新体系。这里我想引用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学理论的未来时所说的一段话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文艺研究现状：“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4]

参考文献

[1]　董学文.文艺学当代形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拉夫尔·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第5篇：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范文

        首先， 成人教育发展战略中所遇到各种问题的提出

目前成人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目前成人教育的基础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对于成人教育这个基本概念，目前教育理论界尚缺乏统一的认识;其次，对于成教基础性理论以及教育理念的研究较为落后，对于成教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目前成人教育发展理论的研究目前主要是侧重于操作性以及技术性方面，对于成教发展较深层次的基础理论研究目前较少，研究过程中缺乏系统性以及整体性;最后，成人教育目前发展的比例存在这严重失调的现象，严重限制了成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目前成人教育的教育基础理论研究不深入以及系统性不强等是限制成人教育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正确认识成教发展的现状，不断加强相关的理论研究，才能够为成教的快速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以及发展的前提。

其次， 成人教育发展战略的几个新基本观点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成人教育的发展状况的相关因素较多，其中包含诸多决定性的因素。从目前成人教育发展的现状以及本质来看，成人教育发展过程中主要决定性因素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教育工作者必须对于教育体制有较为深刻、清晰的认识。主要就是对于教育方面的基本理念的认识与理解。教育本身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与理论性，在教育研究过程中能够以此作为主要依据，并作为教育理念的确立、战略发展制定的依据及基础。目前可以借鉴的主要有现有先进的教育思想以及教育理念，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等观念;其次是教育对象方面的研究。所涉及到的研究主要是对象的需求以及特点等方面的情况。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教育对象的学习认知规律以及学习的系统结构。教育、学习以及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教育理论研究的重点方面。教育的目标和依据就是学习者的需要以及社会的实际需求。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状况以及学习者本身的需要一直是教育的出发点以及最终归宿点，因此教育战略决策的制定以及实施就必须建立在对于学习对象以及学习的系统的整体研究的基础之上。最后需要进行研究分析的有关于成人高等教育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理论。从哲学、教育学等学科角度进行分析，在教育过程中的人是整个教育的主体，教育的对象、教育的组织者以及教育的决策者都是人。所以对于人尤其是人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对于教育理论中教育生存以及发展的成功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质上分析可以得出，人始终是教育最基本的出发点以及最终的归宿点，人是整个教育过程的全部，因此教育本质功能的认识依赖于对于人的本质属性研究观念的认识与理解。

因此对于教育过程的研究一定要能够坚持研究教育的核心是人的基本观念，在研究中一定要注重对于人本质属性深层次的把握，进一步明确教育的本质。教育成功生存以及发展研究的关键在于对人的本质研究。只有在解决好对于人的研究的问题，教育的核心理论基础才会确立。

再次， 成人教育发展战略中研究所采取的基本路线

在进行成人教育的发展战略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研究所采取的基本路线政策。实际上由于教育的主体是人，所以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的本质属性、教育的本质以及教育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其次是对人的本质属性以及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探索，主要分析解决的教育的功能层次以及本质问题;最后需要分析的就是如何进行教育本质功能的实施，在教育实践过程中，要能够为成人教育发展战略方面提供实践经验以及理论依据的问题。

第6篇：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范文

1阴阳五行学说确立中医医学模式形成的雏形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医学现象的相互贯通和紧密结合，使得传统中医在阐述人体的生命活动时具有模糊而不具体、系统而不周密、广泛而不精确的哲学性思辨特点。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腑经络、六七情、辨证论治等基本理论形式典型地体现出东方文明特有的整体思维方式，由此我们可推断出中医在临床实践中治疗原则和方法模糊性的由来。哲学性的建构范式确定了传统中医理论体系的内在涵义、基本结构和标准形态。同时，我们可明显感到传统中医所兼备的哲学和经验科学的双重特性。从其内涵的自然属性来讲，其科学性是不容忽视和无可厚非的。而哲学含义基本表现在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代表的中医辩证逻辑体系。中医理论体系是以“阴阳”这种辩证矛盾为逻辑开端，用阴阳学说的对立统一制约着诊疗思想揭示生命运动中同一思想的内在差异;从动态平衡的角度，对中医基础理论的诠释和分析，体现了辩证逻辑对立统一思维规律的本质特性，从而有根据的，在大量临床经验效验下，建构了一个中医辩证逻辑体系。

对此我们可在《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中屡有发现，其间论述集合临床诊疗、养生保健、生活起居等诸方面，可谓异彩纷呈，各有建树。但其核心思想和指导原则显然是由辩证逻辑思维引发而出的。可以说，辩证思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理念和指导思想。由辩证思维产生辨证论治，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因为只有它才能充分体现医家认识和反映疾病变化客观实际的自然过程。中医理论受自然科学朴素性特点的影响，在其各部经典中表述的经验理论，其素材真实可信、可被医家临床实践检验，所以历久不衰，在临床实践中经得起推敲和考验。如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角度来分析，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内涵是最有说服力的。阴阳五行学说不仅将这种原始的朴素的世界万物构成的根本和基础加以诠释，并且将其引申到在疾病的形成发展和预后中。

中医基础理论通过阴阳的属性深刻分析了疾病本身的属性和含义，又通过五行学说使各种疾病的表象与人体内部脏腑经络的病变本质和传变规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后人可以较全面地了解我们所面对的疾病所具有的辩证统一性，由此辨证论治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这种自然朴素的辩证思维形式同时具有的普适性、对比性以及相关性，是后来医家在临床医疗实践中继续和传扬中医理论认知及其本位功能的基础和依据。

由于阴阳学说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五行学说，揭示了自然万物的基本特性和内在规律，它的普适性可以充分解释和说明中医理论的性质和问题。今人研究中医更注重它的文化内涵，既然是文化就应有它的属性，这种属性既包含文化自身的，也应有哲学范畴的。然而，如何将二者区分开来是中医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在中医理论的形成、演变以及指导临床诊疗中，无不渗透着哲学元素的影子，其影响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应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有范式和特性，构成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思维框架，而其中尤以辩证思维为代表。辩证思维的(对立统一)的独特思维方式为辨证论治的产生提供了立论确凿的依据。故此，体现了一个核心理念“辩证思维产生辨证论治”。然而，无论是中医理论研究还是临床诊疗又让我们感受到，哲学理论和中医理论这两个看似很规范很接近的成型理论，如将其两者简单套用并不一定能说明哲学在中医学中的作用以及中医理论的思维模式。哲学的辩证法特性还相对地针对较稳定的理论结构，然而就中医理论自身特点应体现一种动态变化的关系，其对立统一性是充分体现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

2阴阳五行学说体现中医医学模式的的特性

但是哲学对医学的解释和分析还应成立，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它所具有的对比性表明，阴阳互立、阴阳互补、阴阳中再分阴阳，五行中五脏主五色、五病、五味、五方、五志、五神等，都体现了对于疾病的治疗不仅要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考虑，而且由于五行学说的出现使我们对于疾病的诊疗更可以拥有多元化、多因素的考量，体现了对疾病具体全面、多角度、多方位，有层次感的理解和运用。这两者的区分不是无序的、无为的，其核心理念应体现一个关键点，即哲学的对立统一律。中医理论博大精深，通过辩证思维对立统一，其对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疾病现象的认知和诊疗思维活动的反映等诸多方面就可以具体全面、条分缕析地呈现出来，便于理论研究者和临床医家的判断分析、掌握和理解。

将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的特点引申到医学领域，尤其是中医理论中，它的哲学性凸显出来是不容忽视的。这在于它与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有着较多的内在联系，其可表现于人体内部脏象的外部生理现象以及病因病机等诸多方面，联系脏腑表里上下、沟通脏腑内外虚实，并可有效地将脏与腑之间的生理联系作为病理诊断的依据和有力解释。人类通过阴阳五行之间密切相关的特性，认识人体自身的各种微妙变化的根本性质和决定因素，反映疾病现象发展变化的运动过程及其规律，再经过辨证论治、方证相应的治疗显然也是不言而喻了。

就此我们也有必要关注当代哲学元素对于中医科学性的影响，可以说中医理论体现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对自然人体生命现象的研究方式，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独特的思维方法。而这种研究方式和思维方法，与当代自然科学新发展的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的哲学观点不谋而合。这种情况促成了当代中国哲学元素借助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等方法向中医理论认知和临床实践诊疗活动中的渗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医科学性的潜能也是巨大的。

第7篇：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范文

从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引进角度来看，从由周谷城等任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系统介绍国外文化研究成果的《世界文化丛书》开始，包括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大型系列丛书在内，国内各大出版社所组织的翻译丛书之中都包含有若干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著作。自90年代起，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文化和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全球文化系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知识分子图书馆”翻译系列丛书等等，更是为国内这个方面的学术研究引进了比较系统的参考材料，同时极大地缩短了翻译引进和原作出版在时间上的距离，为国内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与世界学术界同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翻译和引进尚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由于没有对这些著作的学术发展脉络进行必要的梳理而显得有些杂乱，而且严格的文化哲学方面的著作偏少。

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国内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也逐渐开始崛起并迅速发展。通过概览国内学术界引进的外国学术著作和自己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就国内学者进行的文化研究，特别是文化哲学研究成果而言，自90年代起，国内各出版社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文化哲学研究专著接近20部。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朱谦之从社会哲学角度论述文化研究的《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程通过运用现象学方法进行系统细致的文化哲学研究而出版的《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许苏民试图从哲学角度梳理文化研究成果而出版的《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衣俊卿试图通过对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交汇处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而出版的《文化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等。此外，自90年代以来，包括各大学学报在内的国内各主要报刊杂志，不仅刊登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方面的文章日益增多，而且，诸如《求是学刊》的“文化哲学研究”专栏还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名栏”———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刊登在全国报刊杂志上的文化和文化哲学研究文章已经超过了5000篇，而且仍然呈现出日益增长之势。因此，总的说来，国内的文化哲学研究不仅基本上与世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同步，而且其对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视和所做的一系列工作，也是当今大多数西方学者所不及的。

就其基本发展态势而论，当前国内的文化哲学研究主要表现出两个基本趋势：第一，继续深入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力求在文化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框架和方法论视角方面取得根本性突破，这项工作目前主要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哲学与文化研究室”在进行；第二，继续把文化哲学研究与日常生活批判结合起来，努力通过使该研究向微观的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制度哲学等领域的渗透，实现文化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具体化，这项工作目前主要是由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在做。

二、当前国内文化哲学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

总的说来，国内学术界将近20年的文化哲学研究，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文化哲学研究进一步实现实质性的理论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但是，当前欣欣向荣的研究状态背后，也隐藏着难以回避的深层次理论难题；毋庸讳言，当前文化哲学研究的繁荣局面也包含着不少虚假的成分，以至于难以取得真正能够指导当今社会实践的理论研究成果。

概略说来，这些深层次理论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难以真正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发，对作为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对象而存在的“文化”，做出既经得起严格的学术推敲、而又富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解释力的定义。综合观之，无论国内目前进行文化哲学研究的各家各派提出何种“独特”的文化定义，都基本上仍然停留在把文化视为“生活方式”的水平上，不同之处只在于具体的表述方式而已。而这样一来，不仅素以学术研究的严格性和深刻性著称的“文化哲学”研究，必然会因为无法确切界定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本质特征、存在方式和发挥社会作用的具体形式和途径，而处于非常尴尬的学术研究境地，难以建立起真正具有哲学理论高度的、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正因为它主要是沿袭以往的、早在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大而全”的文化定义，试图把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都当作文化现象来加以研究，而没有加以更准确的界定。所以，它在具体进行各项研究的过程中，往往“越俎代庖”地研究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冲击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而不是真正发挥自己的理论优势和指导作用。第二，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难以真正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发，进行面对现实的、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和深刻彻底的哲学批判反思。真正实现对西方主流的唯理智主义传统思维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的突破和彻底变革。找到既符合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又适合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之本质特征的哲学研究框架、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而是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完全照搬以自然事物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有进行这样的扎实研究和批判反思的必要。因而只能通过不断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不断探究研究对象的细枝末节而维持表面繁荣的不断“发展”局面。从严格的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这样的研究虽然得出了不少具体研究结论，但由于没有找到真正适合于对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进行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因而不可能得出具有哲学的理论深度和高屋建瓴视野的研究成果，更不用说建立相应的、系统全面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了。

第8篇：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范文

理论是一套用以解释或说明某类事物或现象的观念或命题，它是以对某一结构的接受为依据的。任何学科均需要有一个理论结构，借以建立起统一的逻辑推理体系，审计也如此。蔡春指出，我国审计理论研究中最为严峻的就是缺乏一个基本理论框架，很多问题都源于此。审计理论作为一个系统不能没有一个结构，忽视对其的构建不仅影响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使审计实践不尽人意；不仅影响高素质审计人才的培养，也障碍审计实务水平整体提升。如何构建审计理论结构，至今仍未形成统一、公认的观点。为此，笔者拟从审计的逻辑起点，即基本动因――维护产权出发，研究审计理论结构。

二、审计理论结构的演进

（一）审计理论的内涵 对于何为理论解释较多。《韦氏新国际辞典》认为：理论是指某一探究领域的通用观点所构成的一套前后一贯的假设性、概念性和实用性的原理的整体，构成了所要探索领域的可供探索的一般框架。著名会计学家莫斯特教授认为：“理论是对描述或规定一系列现象的规则和原则的系统表述，它可视为有助于组织概念、解释现象和预测行为的框架。”《辞海》中认为理论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那何为审计？何为审计理论？1972年美国会计学会的《审计基本概念公告》中对审计的定义是：“审计是为了查明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的表现与所定标准之间的一致程序而客观地收集和评价有关证据，并将其结果传达给有利害关系使用者的有组织的过程。”日本著名审计学者三泽一教授在《审计基础理论》中认为：“审计是具有公正不伪立场的第三者就一定的对象的必须查明的事项进行批评性的调查行为，还包含报告调查结果”。英国著名审计学家弗林特教授认为：“审计理论旨在提供一套有关审计活动的首尾一贯的命题以解释审计的社会目的与目标，进而为将审计实务和程序同审计目的与目标联系起来提供合理基础与依据。这套命题还可以解释审计在各种社会机构以及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中的活动空间。”蔡春认为：“审计理论是一套用以解释、指导（或预测）审计行为活动（即审计实践）的系统化和理性化的命题。”综合以上定义，笔者认为审计理论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一串精准的文字所能概括解释的，而是一套完整的体系，是一个评价、指引、改善审计实务的首尾相连、前后一贯的理论框架。

（二）审计理论的历史演进 审计理论框架的空白，以及体系前后不连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前后矛盾，必将严重影响其科学性、阻碍学科的发展。相对于审计实践的蓬勃发展，审计理论研究明显滞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审计历史被“审计无理论观”占据，严重阻碍人们对审计理论的研究。1961年美国的罗伯特・莫茨（Robert K. Martz）和埃及的侯赛因・夏拉夫（Hussein A. Sharaf）教授第一次以哲学为起点，全面、系统、科学的构建以哲学基础、假设、概念、规则、实际运用等五个要素有机结合，层层相扣的理论体系，彻底打破了审计无理论观的“童话”，拉开了审计研究的帷幕，为后续审计理论研究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都可归属于哲学，审计也不例外。故，将哲学作为审计的逻辑起点似有不妥。那么有无具有该学科特色的理论起点？谁具备担此重任的“能力”？被后人誉为审计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尚德尔教授的专著《审计理论的评价、调查与判断》，从信息传播理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以假设为导向，包含定理、结构、原则和标准等要素所构成的审计理论体系，深化和拓展了莫、夏观点、思想，为审计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加拿大著名审计学家安德森教授在其《外部审计学》中提出以目标为基点，包含准则、概念、假定、技术方法和过程等要素所构成的理论体系，虽然该体系从基础理论延伸至审计实务即“审计过程”，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审计研究领域，但笔者认为，理论应是纲领性、指导性、原则性的，否则不能达到指导实践的目的，特别是面临不断涌现的新兴事物。随着审计研究的不断推进，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出现了新的动向，英国著名审计学家汤姆・李在其《公司审计学》中提出以本质和目标为起点，包含假设和概念等要素构成的理论框架。而戴维・弗林特教授在其《审计哲学与原理导论》中也提出以本质和目标为起点，包含假设、概念、标准等要素所构成的框架体系。可见，无论莫氏模式，还是尚氏、安氏、李氏以及弗氏模式都将理论体系的构成要素作为逻辑起点，值得探讨。

近四十年的审计发展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为审计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牵引和推动了整个理论体系的前进步伐，迄今为止现有的研究成果基本都是在上述架构内进行，但都未形成较为公认的审计理论结构。笔者认为，理论框架是一个大系统，应用系统的观点、联系的观点，进行辨证分析，即不仅应包括基础理论体系，还应包括应用理论体系，如此才能形成前后一贯，首尾相连的审计理论框架，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但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倾向于一个层面或是一个点。

三、审计理论的逻辑起点

（一）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 逻辑起点是构造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或建基点，是该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理论范畴，它对该学科其他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构造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旦确立了一门学科的正确定义，也就确定了它的知识体系，从而只需借助于通常的哲学分析方法就能确立起该学科的理论。”（尚德尔，1978）可见，审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整个审计理论体系的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切入口；是审计理论体系产生、存在的根源和发展的动力，那么，谁可担任逻辑起点的重任呢？受托责任论者指出，受托责任关系是审计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根本动因。美国学者查特菲尔德认为：“会计和审计都是产权结构变化的产物，是为监督企业契约签订和执行而产生的。”自从出现私有制，奴隶主为了坐享其成，往往将自有的财产委托精明能干的人进行管理，同时委派亲信审查人是否忠诚。文硕在《世界审计史》中指出：“11世纪左右的寺院审计、城市审计、行会审计和庄园审计等都是通过会计账目的审查了解受托经济责任履行情况。”杨时展教授指出：“中外审计理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审计作为一项独立的经济监督活动，因受托经济责任的产生而产生，并伴随着受托经济责任的发展而发展。”能否将起点归结于受托责任呢？笔者认为应从“为什么委托”、“为什么受托”、“为什么监督”出发，挖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二）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出发 审计基础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应该最简单、最普遍、最基本、最常见，应该揭示审计理论框架的内在矛盾，至少应具备根本性、简单性与历史起点的一致性等三个特征。郭道扬在《中国会计史稿》中指出：无论是结绳记事、简单刻记，还是原始公社制末出现的‘书契’的萌芽，……从家族私有部分讲，主要是核算私有财产的数量，以求保护和不断扩大其私有财产。在委托方和被委托方都存在这种需求的情况下，既具有独立身份，又具有专业技能的审计人员就产生了。问题在于：受托责任乃是审计的对象，并没有触及审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审计受托责任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委托者和管理者为什么花不菲的资金去委托第三者审计经营管理者的责任？ 这种存在于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受托责任关系本质是什么？笔者认为这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护产权，只不过具体内容不同罢了。所有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而经营者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经营权。在所有权和经管权成功分离后，如何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如何保证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成为所有者面临的一道难题。在古代权利系统中，国王将其所拥有的财富委托给其控制的官吏进行管理，为确保资产的安全及效益，常委派一些兼职或专职的人员代替国王进行检查。在民间，所有者委托专业的管理人员对其拥有的资源进行管理。管理人员拥有资源的部分使用权和处置权，直接对所有者负责。这时候的资源所有者就需要有人对管理者资源管理的有效性进行监督，而管理人员也需要超然的监督人员证明管理绩效，这样，具有独立身份的审计人员就成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理解：两权分离是前提和基础，受托责任是条件和内容，维护产权是根本和动因。基于此，笔者提出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因是维护产权。

（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 在原始社会早期，人们还没有私有观念，财产占有权和管理权尚未分离，受托责任也不存在，审计的产生更无从谈起。原始社会后期，随着交换和商品的产生与发展，出现了动产，私有制才逐渐产生并发展。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部分人拥有私有财产，规模不断扩大。当财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由于多方面的局限，财产所有者自己无法管理大量资产，只得将财产交与他人管理。为防止管理者的行为背离所有者的意愿，需要委托专人对管理者进行必要的监督检查。为了检查受托管理者是否忠实地履行了经济责任，独立的第三方检查便应运而生。这样便形成了早期的受托责任关系。这种对管理者进行监督检查的专职，成为审计的鼻祖。产权权能的分解是审计产生的基础，而满足产权权能分解的条件需要一个过程，在原始社会末期，少数人利用权利逐步拥有一定数量的私有产品，但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私有财产的数量不会太多，这部分人可以自行管理财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这些人所拥有的私有财产数量越来越大，这时自行管理已经行不通了。基于产权权能的分解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受托责任关系的出现。

早在西周时代，由于疆域扩大，中央机构急剧膨胀，财政收支迅速增长，周王没有精力亲自审理一切财政事务，便指派宰夫行使财计稽察之权。可以说周王朝是我国国家审计的雏形。美国学者查特菲尔德在其《会计思想史》中指出：“在周王朝时代官厅会计发展到最高峰……在内部控制、预算和审计程序等方面，周代在古代世界是无与伦比的。”归根到底，国家审计产生的内在原因还是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对整个国家财产的所有权，而对财产管理者――各级官吏履行经济责任情况的监督。当皇帝不能亲自检查这种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时，代皇帝行使这些监督的审计人员和机构的出现便成为必然。

在西方国家，审计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早在古罗马、古埃及时代，已有官厅审计机构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查，监督国家的财政收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权的不断完善，审计的功效与日聚增。从18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企业生产规模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随着企业对资金要求的增长，股份制企业应运而生。但由于当时股份制企业刚刚诞生，缺乏必要的管理制度，助长了经营舞弊行为。股东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适应新的经营管理模式，迫切需要独立专业人员监督管理者的日常管理行为。加之一些企业推行的不切实际的经营计划招致失败，造成大量企业倒闭，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条件促使在国家审计的基础上产生了社会审计。1845年英国政府修订《公司法》时规定，企业可聘请职业会计师协助审查公司账务。1853年在苏格兰的爱丁堡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职业会计师的专业团体――“爱丁堡会计师协会”。随后，民间审计队伍迅速扩散、壮大。如，1877年美国会计师公众会成立以及后续的普华永道、德勤、安永、毕马威等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相续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渠道推动本国企业向海外拓展，跨国公司得到空前发展，许多企业迈进综合化、集团化管理体系。在这种大型企业中，组织结构庞大、复杂、仅仅靠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很难保证经营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高层管理人员为了维护自身的职业前景与声誉，需及时掌握企业内部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加以控制和解决，实现整个集团效率的提升和价值的最大化。内部审计在这种情况下顺应时代需求而发展壮大。通过在企业内部设置相对独立的人员，调查分析企业经营管理流程和内部控制状况，指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公司经营业绩完成情况对比分析，以此为依据奖罚各级管理人员，甚至会涉及到每个员工的切身利益，实现公司整体效率的提升；通过对公司经营活动过程以及经营政策的监控，防止各利益相关部门及单位与公司总体发展规划相背离，确保并提升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

“一切经济最后都归结为时间的经济”，“节约劳动时间规律是各个社会的首要经济规律”（马克思）。正是由于维护产权，从而加速了审计的发展，强化了经济管理，实现了劳动时间的节约，维护了所有者的权益。

四、审计理论结构的构建

（一）审计理论框架 在理清了审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之后，如何构建审计理论结构？该结构应包含哪些基本要素？各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又如何体现？我国审计理论界对审计理论诸范畴进行了大量的纵深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现有研究成果大都侧重研究各范畴的内涵，甚至孤立地进行，对诸范畴间相互关系研究不足，特别是应用理论体系，从而影响审计理论结构的整体性、完整性、前后一贯性。《蒙氏审计学》指出：确认某种活动为一个职业的五个特征的第一个就是具有“专门的知识体系，通常通过正规教育途径获得”。《现代汉语词典》指出：“体系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万物皆系统，对审计理论的研究也应运用系统论的方法，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从整体出发，层层分解，即研究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排列层次，从联系中发现矛盾，从矛盾中找出结合点。著名审计学家安德森教授指出：“审计理论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合理的、首尾相应的概念结构以决定实现既定审计目标必需的审计程序……审计理论还提供一个评价与改善现行实务与程序的框架结构。”为此，笔者提出图1所示的审计理论结构：

（二）审计理论结构解析 审计理论结构的层次以及各组成要素的合理分类是构建一个完整体系的核心。笔者从“指导”、“升华”两条线出发，将审计理论结构分为基础理论体系和应用理论体系两部分。这样分类的依据如下：首先，基础理论体系解决了审计开展的前提，回答了为何需要审计？揭示了审计的本质、基本原理、概念等，展现了该体系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审计理论结构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它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审计概念群落按其内部逻辑关系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是应用理论体系研究的基础与依托。其次，应用理论体系是基础理论体系的外在表现和具体化，既对基础理论体系进行检验、充实和完善，又是指引审计实务的理论基础。可见，应用理论体系不应排除在审计理论结构框架之外，也不可将应用理论体系归属于基础理论体系之中，对于两者的研究均不可有失偏颇，更不宜以排序“第一位”或“第二位”将两者截然分开，否则难以收到好的效果。

审计基本准则按其功效分设独立审计、国家审计和内部审计，后两者还设序言。为增强基本准则的理论概括和指导作用，需建立审计基本准则概念（理论）框架。审计基本准则概念（理论）框架属于应用理论体系范畴，它由主体理论、客体理论、依据理论、证据理论、程序和方法理论以及报告理论等诸要素构成，用以指导和评价审计基本准则及其序言的制定，指引审计工作的开展，是审计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审计基础理论和审计基本准则及序言的中介。因此，在应用理论体系中将其分为两部分：审计基本准则理论、审计基本准则及序。

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经济现象不断出现，审计人员可根据基本准则的精神进行处理，而审计具体准则或审计规范（标准）、审计工作等则属于审计实务，是审计理论框架指导和评价的具体对象，故笔者认为不应纳入审计理论框架。同样作为审计工作的产品“审计报告”，也不属于审计理论框架。

五、结论

任何职业都必须以某一特定的理论结构为依托，都需要进行全方位、综合的考虑，否则会影响整体效果，形不达意。审计理论的研究也不例外，如果没有一个全面的、完整的、科学的、合理的结构作为支撑，就会出现一些自相矛盾的行为，影响审计行业的生存和发展。一套科学的、符合逻辑的框架是进行该学科体系研究和建设的基石，也因此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客观事物，并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而推动该学科体系的发展。对审计理论的研究无疑会有助于改革和更新审计实务中出现的新问题，解决理论与实务相困惑的难题；有利于加强对审计实践的指导，提高我国审计理论教学和科研水平，为培养高素质的审计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笔者采用二大类三部分的分类法，展示了彼此间密切的联系：审计基本理论对审计应用理论的建设和发展起着奠基与指导作用；审计基本准则及序则是审计基本准则理论在各自研究领域中的具体应用或延伸，二者都归属于应用理论体系。此三部分理论“指标”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合理、结构完整的审计理论“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上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

[2]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陈今池：《西方现代会计理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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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静、李保刚：《以审计动因为逻辑起点构建、完善我国审计理论体系》，《审计研究》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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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autz，V.M.O.，Montgomery’s Auditing，John wiley & Sons，1990.

[9]Schandl，C. W. Theory of auditing ：Evaluation，Investigation and Judgment，Scholars Book Co.，1978.

[10]Flint，D.Philosophy and Principles of Auditing：An Introduction，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8.

第9篇：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范文

事物的概念自其产生之初,并非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其内涵与外延处于动态的变化发展之中。若要准确地理解“法哲学”与“法理学”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对二者的词源发展有所了解。

(一)“法哲学”的词源发展

“法哲学”一词英文为philosophy of law,德文为Rechtsphilosophie。“法哲学”一词出现的历史远比法哲学这门学问悠久得多。在漫长的法律思想史中,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新自然法学派、功利主义、社会法学派等各大法学流派无不提出了自己对于法律的深刻思考。17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法学教学的新方法》(1667)中首先使用这个概念。19世纪以前,在主流的自然法思想的支配下,法哲学的讨论范围仅仅限于自然法的一般原理。从康德开始,对自然法的批判成为潮流,法学家们的研究中心转移到实在法上,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更是使用了“法律的形而上学原理”以取代“自然法原理”。胡果在其《作为实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1797)一书中首次使用“实证法哲学”一词,这被认为具备了“法哲学概念雏形”。之后克乌格将德语中的Rechts(法)与Philosophie(哲学)相结合,组成了“Philosophie des Rechts”,缔造了德语的“法哲学”(RechtsPhilosophie)一词。

1831年,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使得“法哲学”的概念得到更新,并被人们普遍接受。“法哲学这一门科学以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为对象”。其“法哲学”实际上是以实在法为研究对象。1839年,文科尼西《作为法的自然学说的法哲学》一书使其被部分学者称为完整使用“法哲学”一词的第一人。

“法哲学”很快在整个德语区和欧洲大陆为人们所接受,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以“法哲学”为名的专着与教科书层出不穷,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内容。20世纪20年代, 近代法哲学的理论体系基本确立,斯塔姆勒的《法哲学教程》(1921)成为其中的代表作,法哲学自此便专注于研究共同普遍适用的法的一般理论,成为了一门独立的法律基础理论学科。之后欧洲大陆法哲学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发展,逐渐影响了拉美和亚洲的法哲学理论,并传播到中国。

(二)“法理学”的词源发展

法理学”(Jurisprudence)一词由拉丁文Jurisprudentia演化而来,原意是“法律的知识”或“法律的技术”。19世纪以前,哲学为学科之王,法学还只是哲学与政治学的附属,其内部亦没有划分部门,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法理学”。在欧洲大陆普遍接纳德国人创立的法哲学概念的同时,处在大西洋彼岸的英美学者却有了另一个选择。直到边沁和奥斯丁之前,“法学”着作侧重于探讨自然法亦即应然的法,法学家大多都由哲学家“兼任”。经验论哲学的兴起使得英国分析法学派代表人物边沁、奥斯汀等人对唯理论的法学传统产生了强烈反感,于是他们没有选用法哲学这个看似高深艰涩的用语,而是用法理学(Jurisprudence)一词去表明他们的实证主义主张。边沁所着《法理学的范围》(The limits of Jurisprudence Defined,1782)便是这种主张的代表作,该书第一次对法律概念作了翔实的实证主义分析。奥斯丁继承并发扬了这种实证主张,其《法理学范围之确定》(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1832)一书更被视为英美法理学的开端。

“法理学”一词深受英国经验论的影响,早期的经验主义由于过分强调经验实践的观察与证实,使得自然法的研究受到冲击。后来这种割裂经验与理性、观察与思辨、否定思辨的意义的信念和方法论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因而后实证主义为校正早期实证主义的信念,在坚持经验方法优先的前提下,恢复了对理论的信念。

之后社会法学派创始人庞德相继批判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诸法学流派并进行整合,重构了“法理学”的概念和内容。“法理学(Jurisprudence)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乃是指法律科学(the science law)。这是其原初的含义和词源学上的含义,亦是与其最上乘用法相符合的。”在他看来,法理学的研究内容,不仅包括法律领域中的所有应然问题,而且应该包括将实然转化为应然的方法论等问题。

汉语中的“法理学”来自日本,1881年,法学家穗积陈重认为当时流行日本的“法哲学”名称之“主观性”的形而上学气味太重,提出“法理学”这个译名,在日本历史上首次开设法理学课程。他所说的“法理学”实际上是英美法系的“法理学”与大陆法系的“法哲学”的糅合体。中国最早接触的便是日本的“法理学”,解放前的法学界受到日本法学理论的影响,导致部分人把法理学和法哲学两个概念混用,而且采用“法理学”的概念。当欧陆及英美的法哲学与法理学理论相继传入,我国法学界对“法理学”和“法哲学”两个概念使用上的混乱现象产生随之成为必然。

二、法哲学与法理学的关系 法哲学与法理学是在漫长的法学思想史中分别由两大法系提出来的概念,是在不同的哲学语境下产生的。我们需要以历史的、动态的眼光去看待二者的关系。

(一)法哲学与法理学的区别

1.性质不同。我国多数学者倾向于将法哲学视为法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在“法哲学”一词产生之地德语世界,法哲学一直都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德国《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认为:“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科,它以一定的方式,有系统地从事法律和哲学的一般原理(意义和目的,起源和效力)。”在此意义上,笔者看法与德语世界一致,法哲学的性质最终归宿应在哲学。法哲学是法的形而上学,是对法律世界永恒问题的思考,是自由的理性思辨。就其渊源而言,“法哲学”一词由康德至黑格尔赋予其特殊意义时的初衷就是对法的理念的思辨,而其他的法学基础理论问题,就交给所谓的“法律教义学(Rechtsdogmatik)”去研究了。

至于法理学的性质,它是一个法学流派气味十足的词语,是经验论影响下由分析法学派所创,经过后实证主义法学修正,并为社会法学派、综合法学派所继承并发展的“法理学”。其自产生之初,就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理论的代名词,亦即“法学基础理论”。经过庞德和综合法学派修正后,它既研究实证法的一般原理,也向法的理念、抽象法的原理扩张。这实际上是经验论哲学向唯理论的一种妥协,但其基本立场未变。当代的法理学(西方法理学),已经发展为一种综合性的学科,它的性质最终归宿仍然当属法学学科。

2.研究对象不同。虽然法哲学与法理学都宣称对法律世界的一般现象进行研究,二者所研究的对象有根本的不同。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正如黑格尔所言,是以法的理念,即

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为对象,它试图从应然的角度去寻找法律世界的最普遍原理。换句话说,法哲学研究的就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形而上学问题。它是对法律世界的一般现象的哲学思考,是抽象的法的思辨。 而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在其发展演进的过程中,相比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所限定的范围,已经有了比较大的超越。庞德《法理学》就提出,法理学应该研究什么是“法律”、 法律的目的、法学的方法、法律的价值以及法的理论体系。

3.研究方法不同。法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于理性主义的思辨传统,运用抽象思维以及精密的逻辑体系,是站在形而上的高度上对从形而下的法律现象中所得出的结论进行的再加工。这样重理性的思维方法显然不同于法理学研究所持的方法。法理学的研究方法,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其最开始的分析实证主义的简单的分析方法,经过社会法学派和综合法学派的继承发展,已经扩展到分析方法、历史方法、社会学方法与哲理方法等实证方法与抽象思维并用的状态。

4.研究目的不同。法哲学探索法的本质、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试图寻求法的理念和绝对必然性,从而从哲学的高度给法学研究以理论指导。而法理学的研究目的,由于英美法系经验论的传统,从其产生之时发展演变到今天,其强烈的实践目的性不言自明。亦即是说,法理学的研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立法、执法、司法工作提供统一明确的意识形态,为实现社会秩序的协调而努力。这是近现代法理学、尤其是社会法学派的主张一直以来从未改变过的立场。

(二)法哲学与法理学的联系

首先,“法哲学”与“法理学”是两大法系学术传统的折射,它们各自反映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法学理论的哲学传统,同时又体现了两大法系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在西方法学舞台上相互碰撞,“法哲学”与“法理学”分别成为了两种哲学传统的折射,并不断发生着演变和交融。

其次,分析法学派创造“法理学”一词之始,实际上是经验论不满唯理论理性主义的滥觞,转而寻求经验分析的方法进行法学研究,走向了法理论研究的实证主义道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英美法系“法理学”一词的发展演变,体现了法学家们对早期极端实证主义的校正。而在大陆法系,虽然没有“法理学”一词的存在,法学家们却用了其他的词汇弥补“法哲学”以外的法学基础理论的空缺。这已然说明了“法哲学”与“法理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是大陆法系的概念层次显得更加清晰,理论体系上显得更加分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