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中的方法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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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学中的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社会学，“经济人”，方法论

人与社会是社会科学各科共同关注的问题，但不同的学科对二者有着不同的观察角度与认识，经济学和社会学尤其如是，甚至其作为学科的分野，与其说是从关注领域的不同，不如说是在于观察维度的差异，或曰方法论上的差异。对“人”与社会的不同的预设可以说是构成二者方法论上差异的根本所在。在学科的界限开始日益模糊的今天，社会学与经济学也在逐渐相互借鉴对方观察世界的角度，修改与完善自己认识的前提预设，从而也形成许多跨学科的“研究规划”与“准学科”领域，使认识更加全面、真实。本文回顾了经济学与社会学方法论背后隐含的对“人”及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的前提预设，在此基础上思考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互借鉴的意义。

一．经济学与社会学方法论中关于“人”的不同前提预设

经济学已经发展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学科，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革命，再至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几次革命，有了很大发展，但所有这些理论的背后，都没有离开一个从古典经济学分析开始便确立起的前提，也即其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个体主义心理学的，并且其对人的认识有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假设。

“经济人”的概念被归认为是从亚当·斯密开始，体现“经济人”思想的《国富论》出版的时代（1776年），正处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背景，斯密对这一理性、利己的经济人模型的运用与其对自由放任经济，国家不干预政策的主张是分不开的。其实经济人思想的形成更早可以回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运动中，“利己”被作为人之本性就有被宣扬（董建新，1999，6-7页）[1]，启蒙运动中，理性受到了更大的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也被提到更高的地位。作为启蒙思想家之一的斯密，其著作中之以人的利己性、理性为出发点，其实是对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人参与权力的一种强调（蒋自强、何樟勇，1998），因为在理性经济人基础之上，国家的放任不干预、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才最可以使社会秩序得以确立，他指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亚当·斯密，1996，252页）[2]

“经济人”在被发展成为经济学精典的基本假设后，主要包含了这样一些内涵：一是人的自利性，每个人要为自己打算；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则；三是人的完全理性假定，即人具有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对面临的一切备选方案具有完全的信息、具有完全内在一致的偏好会做出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的选择。“经济人”在发展中逐渐成为一种建立数学模式的工具，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确切的、模式化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才使经济学能够向数学化、精确化的成熟学科体系迈进；但同时也不应忘记，在“经济人”产生之初，或者在斯密的“经济人”中，这样一种假设的思想是深深根植于对个人自由、不干涉政府、自然演进的经济秩序的追求的价值判断之中的。

社会学则恰恰产生于一个不同的思路。它作为学科的确立要晚于经济学，起源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19世纪30年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期，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描述到[3]：“在欧洲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在1815年至1849年之间那样普遍地恐惧——和希望——革命的”。社会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革命后动荡的社会中对于社会秩序重建的需要变得十分迫切，侧重于普遍规律与秩序研究的学科——社会学，创建起来，而其作为一门学科在19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则主要是当时一些社会改革协会所从事的工作在大学里的制度化（华勒斯坦，1997，20页）[4]。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接受了实证主义信念，并将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相类比，将社会也看作一个有机体，社会现象被看作完整社会体系中相互联系的某种功能，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简单个人的组合，不能从分析其构成的个人（如经济人）的方法来分析社会整体；至正式确立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更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社会事实，是先于个体的实在，外在于个人意识，并强制性加于个体意识之上的。在迪尔凯姆，人之于社会，正如细胞之于人，社会一经产生，也就成为与个人不同的一个更高的独立的层次，与个人服从不同的规律，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迪尔凯姆提出，一种社会事实只能由另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而不能还原为个体层次理解。

虽然在19世纪末，西方文明走向一个新的人文主义，反实证性的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成为社会学中的另一个传统，但对秩序问题的关注以及实证主义的继承，使社会学的研究更多地还是在整体层面展开，组织、制度、结构、角色的概念是社会学主要关注的对象。正如亚历山大（2000，8页）[5]概括的，“社会学家之所以是社会学家，是因为他们相信社会模型的存在，社会模型是由个人构成但又独立于个人的社会结构。”在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的基于整体主义立场的研究将社会模型视为先于任何具体个人行动的存在，任何个体行动都受到先前存在的结构导向力量的作用；反实证主义的理论更多基于个体主义的立场，但也常常基于承认社会中存在超越个体的结构，只是认为这结构是行动者在个体不断交往中创造出来的。个人特质与人性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都在社会过程中不断变换，被剥离出的是场景和与此相应的身分角色，个体只是这些社会场景中各种身分的集合体（汪丁丁，1998）[6]。

这样，一方面，产生于对社会秩序建构的实际需要中的社会学更多关注到制度、社会结构等的实体性以及社会条件对个体行动的制约，人被放入社会关系和结构中去理解，沿承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从宏观到宏观，以整体概念解释整体概念的方法很大程度左右了社会学研究者的思维，对这一点在西方社会学70年代后的反思中也开始提出批判，认识到社会学忽视“人”的因素，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不足；另一方面，经济学恰恰相反，它始终以“经济人”假定为出发点，以基于个人的微观分析为基础，自边际主义革命开始，引入了其特有的分析工具，将导数的概念引入经济学研究，以后发展出各种的数学模型，日渐走上数学化精确化的道路。而这种假设中的“人”，是很模式化的、一致的、理性的“生物人”，且与市场经济密切相联的，其与现实世界中人的不相符也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受到了诸多挑战。概言之，关于经济学与社会学对“人”的观察点，如果借用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先生在经历了几十年实地研究后对社会学研究作出的反思：社会学过于“只见社会不见人”（，1992）[7]，那么可以说经济学始终是只见模型的“人”不见真实的人。

二．回溯在社会学与经济学学科分立之初

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4]（1997，4、8页）中指出，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出现于十九世纪，但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学科结构中反映出的思想多元化才在大学确立。在早期的学者，如斯密、马克思、韦伯的研究中，并没有严格在后来所说的独立学科的框架中工作，他们都关注个人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问题，其思维方法也是较为综合的。

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斯密的原著中，其实并不是完全理性、自利的。首先，斯密的确接受了孟德威尔把人的自利性看做社会发展动力的看法，但他并没有认为人的行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导着，他的《道德情操论》便论述了人的道德方面，在斯密，人是利己心与同情心共存的。第二，关于斯密对“经济人”理性的界定。哈耶克指出：“亚当·斯密及其信徒们根本没有作此假定（完全理性假定），要说他们认为懒惰、目光短浅，恣意挥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过环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经济地或谨慎地调整其手段来实现其目标，或许更加符合事实”（哈耶克，1989，11页）[8]。斯密指出“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受到的两方面约束，一是来自于人本性中的内在道德约束；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外在法律的约束。其实，在斯密眼里，人具有自利性和社会性双重本性，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汪丁丁，1998）[6]。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是方法论上个人主义的。韦伯继承了伏尔泰人的自由意志的观念，但在研究态度上又坚持实证主义科学程序的客观性，他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个人主体的社会行动，而将个体化与类型化的方法结合起来，并将意义理解与因果说明结合起来。韦伯解释社会学中的“社会行动”，是“行动的个人赋予其行为以主观意义，行为考虑到他人的行为，并且在其行动过程中也是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的行动”，这表明在韦伯的研究方法中，首先，其出发点是个人主义的，个人及其行动是研究的基本单位；第二，个人赋予行动以意义，这种意义是主观的，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自觉地（理性地）意识到的行动的目的和价值；第三，行动以他人为目标，是将社会关系考虑在内的。也就是说，这种行动是社会中的行动。可见，韦伯的研究中，个人及其行动是被作为基本出发点的，他对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始终遵循方法论个人主义，如同“国家”、“人民”、“社会”这样的抽象概念在韦伯并没有实际的意义，他认为人的社会行为有规律性，但是没有独立于主观意识之外的社会规律，只有通过理解人的行为可以找出社会现象的规律并对人的行为加以预测。

早期研究者所持的人性的双重态度以及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逐渐被极端化了，也构成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前者日益极端地坚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则，后者日益极端地坚持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原则（汪丁丁，1998）[6]。而在学科界限日益模糊的今天，社会学及经济学家又重新认识到这种极端走向的弊端，均开始对自己学科的方法论或前提预设进行反思。

三．经济学对“经济人”预设的修正与发展

在经济学界，“经济人”的假定近年来遭到了多方面的批评而被不断修正，这主要来自对“利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等的质疑。

1.关于人性：针对经典“经济人”的完全利己主义，20世纪20年代起，行为科学家们分别提出了实利人、社会人、成就人和复杂人等人性假设，提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不仅仅要追求经济利益。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获得一种无形资产或满足自己更高层次的需要，人类的最终利己目的则可以表现出利他主义的行为，西蒙指出，“这种利他实际上意味着明智的利己”。这些努力力图使“经济人”这种抽象的人更接近于“真实的人”。

2．最大化假设：行为经济学派莱宾斯坦提出X（低）效率理论，认为个人的努力或行为不是一个常量，与压力相关，通常情况是：由于动力（也可能是压力）不足，人们只是把一部分精力用于作出合理决策所必需的信息上，而让决策同时也依赖于习俗、惯例和道德规范等方面，并不努力追求极大化。（杨春学，1997）[9]。

3．对理性假定的修正：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仑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认为生物本能只是人的经济行为的原始根源，真正决定行为的主要力量是“制度”。新制度经济学用“有限理性”取代了“完全理性”，指出来自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制度的约束等对完全理性判断的制约。提出用“满意解”代替极大化的追求。诺斯更将意识形态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强调意识形态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弥补产权结构的不完全，对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构成约束[10]。

4．对经济人应用范围的扩充：发端于本世纪50年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的概念扩充到了非经济分析。它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经济行为还是政治行为，其结果都应从人类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其行为的基础都是利益的互换；另外，人的本性是一样的，无论处于什么位置，追求私利与个人效用的最大化都是最基本的动机。布坎南将此归结为三大要素，即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人的经济学和交易政治学。

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说明西方经济学已开始注意到人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动物，而且还具有情感、道德伦理观念，并受到社会规则的制约，在此基础上发展出 “新经济人”的概念（杨春学，1997），一方面，把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行为领域的分析，从而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另一方面，结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新的学术成果来修改新古典经济人模式中的完全理性预设，发掘出约束经济人行为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层含义。但应当指出，从以上分析的“经济人”假设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经济学对“经济人”的所有修订始终是站在对经典“经济人”假设加以约束条件的立场上的，它使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考虑一些他们不曾考虑到的有关因素或领域，使“经济人”的概念更为丰富，而不是否定“经济人”模式；恰恰相反，对这一概念的修正本身构成了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基础。“经济人”仍是全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假设与出发点。

四．当代社会学方法论中的新趋势

二战以后社会学中心由欧洲转移到美国，便与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实用主义将世界看成开放的，其特征是不确定性、选择性、创新及可能性；其关于人的概念，不再是服从自然规律的客体或独立于社会过程的旁观者，而是行动者，通由与其他行动者组成的环境的互动而成为其自身。社会学中心移至美国后，40到60年代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一直占据主流，他对社会学理论全面回顾之上试图调和实证反实证主义、个人与整体等的对立，建构起以意志为起点的社会行动理论，并引入了功能分析模式作为社会学的分析工具。帕森斯过于庞大的理论构架使其流于空泛，60年代后在对其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理论多元化的局面，再次围绕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展开争论。符号互动、现象学、俗民方法论、交换理论等微观及更具人本主义倾向的社会学理论开始得到发展。人本主义的社会学强调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偶然性，人的自由意志、能动性、非理性受到重视，“理解”的方法与“价值”问题被提出。

7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学表现出一种衰落，以法国、德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学家对美国追求普遍主义的思维逻辑提出质疑，从不同程度上批判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更加采取带有强思辩色彩的人文主义方法论，以一种新的方法论个体主义，显示出主体哲学、文化解释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张扬生活经验与行动实践的多样性，关注人们的情感、认知、理性等领域，注重通过理解、解释来剖析社会现象和建构社会理论。70年代末80年代以来社会学理论的“新综合”以“综而不合”为特征，即更承认社会科学对象的复杂多变，不再试图创造一个单一的中心性理论，而存留多元化的综合。

五．经济学与社会学视角的相互借鉴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学是以个体主义的心理学为出发点的，“经济人”概念的发展很好体现了经济学的方法论特性；而起源于对社会秩序关注的社会学，个人的自主性被放入“秩序”中理解，各种理论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在学科发展中，一方面，经济学对人的认识从全智全能、信息完全、无制度约束的“经济人”到将人看作社会的、有限理性的、受制度与文化约束的有选择的主体；另一方面，社会学开始反思自己宏观整体的方法论的不足以及对人主体性重视的不够，出现面对复杂社会的多元化的理论综合。那么，基于经济学与社会学对人与社会认识的不同视角，二者能够相互借鉴些什么呢？

首先，个人主义与社会实体性的立场：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是对西方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个人至上主义哲学的方法论的反映，其背后是一种对个人自由观的坚持与功利主义的哲学基础。社会学70~80年代后也出现了更多人本主义倾向，开始更加关注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看到“人”是社会秩序的“活的载体”。但可以看到，这两种个人主义的视角还是有所不同的，经济学的个人主义不仅有实证角度的含义，即将社会问题都归结为个人面临的可选择方案及其选择；还包括了规范角度的含义，即含有价值判断的意义，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行动的权利，应该将权力交给个人自身来做判断，人类的无知是绝对的，任何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克服个体理性有限性的最佳办法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充分地参与经济活动，让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方向上“试错”。而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参与经济活动的最佳体制就是市场经济体制（蒋自强、何樟勇，1998）[11]。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在逐渐向人文主义回归，人的主体意义与个人独立、自由的观念是时代必然的潮流，“只见社会不见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与解释当代的社会是不够的，只反思到人在社会结构构建中的作用也是不够的，社会学在承认社会是实体有其运行规律的同时，在认识社会实体中体系因人的行为而发生效用之上，还需要反观到社会的目的，即个人的需要与个人的主体性本身，更多借鉴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其他学科成就，使社会学理论不会流于空泛，而更具有实际意义。

但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对个体理性、自利性、极大化原则的强调，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将社会利益看作个人利益之和的假设已经被事实所批判，因为个人行为的理性最大化决策往往会产生集体的非理性。现代制度经济学派引入了制度因素，试图用搏弈理论来协调个人与集体的理性，但其所谓的制度约束主要是指产权制度，引入数学分析一些新的参数。社会学对于制度的研究却非常丰富，它对于人的认识始终是将之置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中来看的，并强调社会独立于个人存在的实体性，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是简单个人的加合。经济学对制度结构的忽视为社会行动者提供了一个非现实的或虚伪的唯意志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的个人主义理论并没有使自由成为现实，“它忽视了社会结构对自由的实际威胁，同样也忽视了社会结构对自由可能提供的巨大支持”（亚历山大，2000）[5]，这恰是社会学所能提供的。

其次，经济学对人的认识是抽象的、理想化的、表述明确的，这使得经济学方法是数学模型化的，其发展是继承与修正性的，是不断深化人们的思维的过程。而社会学注重人的复杂性、非理性，方法是描述的、模糊的，理论是综合而且是多元综合共存的，其发展使人们的思想与认识得到丰富。经济学的理想化及统一的数学语言使其学科一脉相承，从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的发展最可以看出它学科的继承性，其发展的累积性。社会学理论则由于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常常缺乏逻辑性，尤其是对于前提条件的忽视，使许多研究的根基就不明确，难以对话，更缺乏继承性。社会学实证主义的范式中，随计算机与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发展，定量分析的应用也日渐广泛，但这种定量化只是利用了统计技术，其前提假设仍不清晰。所以，看到人理性的一面，适当取舍与精确化所观察问题，尤其是明确研究的前提假设，是社会学应当从经济学中得到借鉴的；而社会学则为经济学对人性认识的丰富提供了可能。

最后，无论经济学还是社会学，在其学科制度化的过程中，总是导致了对现实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排斥，回思学科分立之初，无论斯密的“经济人”还是韦伯对社会经济的研究，都包含了对人性本身的意义的思考，和强烈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怀。目前对客观性的一种偏见是将客观性与绝对的价值中立等同起来，其实韦伯便认为研究中要将人的行为与其价值目的联系起来考察，他也不回避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其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中立”便是与立题和结论应用中的“价值相关”结合在一起的。同样，传统理性经济人，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权利强调的基础上的，与经济管理中从生产者积极性调动的角度对“人的因素”的强调不同，后者是功利性的，人被看成了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要返回古典废除学科分工，但从其历史发展来反思与借鉴是有益的，它使理论的发展更具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董建新，1999：《“经济人”的界说、理论分析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亚当·斯密，199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出版社，

[3]布洛克，1997：《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出版社

[4]华勒斯坦，1997：《开放社会科学》，三联出版社

[5]亚历山大，2000：《社会学二十讲》，华夏出版社

[6]汪丁丁，1998：“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2：1-11

[7]，1992：“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中国人的行为与观念》，天津人民出版社

[8]哈耶克，1989：《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9]诺斯，1997：《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

第2篇：哲学中的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职业中学;图书馆读者教育;方法

书籍在人类文明的进步过程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图书馆作为集中向人们提供书籍借阅的场所，对于人们自身素养的提升着重要的作用。在中等职业学校中，图书馆不但汇聚了相关的专业书籍，丰富的文化书籍对于提升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综合素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现阶段，职业中学的图书馆利用率并不高，所以研究职业中学的图书馆读者教育方法便成了很多职业学校关注的重点。

1职业中学开展图书馆读者教育的重要性

职业中学图书馆藏书丰富，但是因为职业中学学生的文化基础较为薄弱，职业中学的教师很少会向学生介绍如何使用图书馆，而新兴的培养学生文献资源利用意识的图书馆读者教育方式，在职业中学的课堂之中就更为少见了。要在职业中学开展图书馆读者教育，教师要首先认识到在职业中学开展图书馆读者教育的重要性。

1.1教学改革

新课改大纲对于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提出了新要求的同时，对于职业中学的教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同于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职业中学的教学因为学生的文化基础较为薄弱，进行课程改革的难度更大。要顺利的开展职业中学的教学改革，首先要做的是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培养学生利用图书馆进行学习的能力。职业中学的教师要逐渐的改变自己以往以教材为主，配合实践的教学模式，将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放在首位。职业中学开展图书馆读者教育是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手段，对于职业中学的教学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1.2学生知识更新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知识的更新速度也是越来越快，尤其是技术方面的知识更新更是日新月异。职业中学教授的只是当时或者是落后的技术知识，而更新的技术知识，需要学生自己去学习，学生只用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掌握真正的生产技术要领，这就需要学生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学生自主学习意识的培养，需要教师进行引导的，而最好的引导方式，就是开展图书馆读者教育活动。教师通过引导帮助学生了解文献信息，指导学生熟悉掌握文献信息，并且学会利用文献信息，以培养学生的终生学习意识，保证学生的技术更新能够跟得上知识进步的速度。

1.3图书馆建设

职业中学因为教学侧重点和普通高中不同，所以其图书馆的建设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及缺陷，这些不足和缺陷，只有在图书馆的实际使用过程之中才能够被发现，并且及时的得到修正。职业中学开阵图书馆读者教育，可以提高图书馆的馆藏使用以及基础设施使用频率，在图书馆建设之中存在的隐患问题，才会渐渐的暴露出来。只有逐步完善的图书馆建设，才能够更好的开展图书馆读者教育。

2职业中学开展图书馆读者教育的问题及方法

职业中学开展图书馆读者教育，其中必然会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要完善职业学校的图书馆读者教育，不但要及时的发现在读者教育之中存在的不足，还要采取适当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发展职业中学图书馆读者教育。

2.1馆前教育

职业中学学生入校之后，对于新的学习环境十分的陌生，再加上他们本就比较薄弱的文化课基础，使得职业中学的学生对于图书馆普遍不感兴趣。此外，刚刚入校的学生对于图书馆的使用流程并不了解，对于图书馆所能够提供的书籍类型也并不清楚，这都将影响学生使用图书馆，从而影响要在职业中学开展图书馆读者教育。开展图书馆读者教学，首先要让学生对于学校的图书馆有所了解。例如，在新生入校的时候，开展图书馆入馆前教育，让学生对于图书馆所能提供的图书，所有图书的分类，借阅流程以及文献阅读、使用方法等有所初步的了解。其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阅读兴趣，使得学生在了解了图书馆的适用流程以及文献借阅、使用方法的之后，有兴趣能够自主的去图书馆进行学习。例如，教师可以在课堂之上提出和学生专业有关的问题，并且留作课后习题，指导学生利用图书馆的文献进行完成。这样不但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兴趣，还能够吸引学生利用图书馆进行学习，为开展图书馆读者教育做好前期准备。最后，在对于学生进行馆前教育之前，要对于所用到的信息和多媒体精心准备，使其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得学生在入馆前的教育中能够接受到必要的信息。

2.2课程开设与图书馆建设

现阶段，职业中学的课堂教育受应试教育影响，以教师为课堂主导，以教材内容为主要的授课内容。这样的教学模式，不但对于学生的学习热情是很大的打击，对于图书馆读者教育的开展，也有着严重的不利影响。此外，职业中学将建设重点放在了职业技能培训所需的设施以及场地之上，对于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的建设并不注重，这就导致了职业中学图书馆的基础设施更新速度延缓，馆藏图书较为落后等问题的出现，这也严重制约了职业中学图书馆读者教育的发展。

虽然在职业中学开展图书馆读者教育，其最终目的是进行职业中学教学改革，但是一如既往的教学模式并不利于职业中学图书馆读者教育的开展。开展图书馆读者教育的前提，是教师要改变以自己为主导的课堂教学模式，将学生变成课堂的主体，并以此开展教学。在教学内容方面，职业中学应该开设相关的图书馆文献阅读和使用课程，引导学生不断的深入了解文献的阅览和使用，同时提高学生阅读和理解文献的能力，为学生终生学习意识的培养奠定一定的基础。

3.结语

职业中学开展图书馆读者教育是培养学生终生学习能力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提高技术性人才学习能力的有效手段。但是想要完善这一教学模式，还需要职业中学教师不断的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进行完善。

参考文献：

[1]胡炎辉.职业中学图书馆读者教育的探讨[J].时代教育：教育教学版，2012（33）：7-8

第3篇：哲学中的方法论范文

中医学具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医学逐步形成并发展为完整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为中国人民的保健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中医学的世界观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名词，现代哲学所研究的内容在中国古代被称作“道”。“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了探讨世界的本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规律而提出的。“道”其本义是指行走的道路，有“开头”、“起始”的意思，故老子及其以后的哲学家赋予“道”字宇宙本源，万物之始的涵义。由于道路规定了行人前进的方向，是达到某一目的地所必由的途径，故又引申为规律、道理。在道家学说中，道既指事物的本源，又指事物的运动变化的规律。道家以外的其他各家学说则主要着眼于道的规律性涵义。

中国哲学注重本根,不像西方哲学有一条明晰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因此，中国哲学内涵也不能简单地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划分。但中国哲人有一个根本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是宇宙之根本事实,变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中国哲学关于宇宙大化之根本见解，即在于认为宇宙是变动的，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变易历程，所以名之大化。西方哲学中有认为动为假相者。印度哲学家多认为变化为虚幻。在中国似乎没有，中国思想家都认为变动是实在的，这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

国哲人对于变化多数有深刻的见解，大多数哲人认为变易是普遍的事实，而变易之中有其常则，其次对变易之规律与变易之根源，亦多有精深的研究，宇宙总是在运动,更无止息之时，只有动中之静，而无绝对的静，宇宙根本是运动的。因此中国思想家都认识到恒动，在恒动的基础上思考一切，恒动观成为中国哲人一致的倾向。

“气”一般人都认为是空虚神秘的字眼，其实是一个比较实际的观念，与物质的观念相接近，由于中国古代恒动观的倾向，“气”的特性被中国古代一呰哲学家用来说明宇宙的本源、本体，用“气”描述一切事物的存在。“气”即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因此，中国哲人恒动观倾向模糊了唯物与唯心倾向，走了以恒动观为倾向研究一切的方向。

中医学中的气虽然具有医学方面的特定内涵，但就其涵义与特性本质来说，与中国古代哲学是共通的，是对中国哲学的引用，即用气的特性阐述其理论。

2中医学的方法论

由于中国哲人恒动观倾向，究竟本根常与恒动相统一。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迁流中，整个宇宙是一个变化的大历程。化是变之渐，变是化之成。事物的反复两一乃是根本，反复是变易之规律，两一是变易之根源。变易、反复、两一是中国哲学对认识事物运动变化的主要贡献，是中国哲人可贵的认识。

阴阳和五行观念的出现可以看成是中国哲学形成和开拓的主要标志之一，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阴阳概念的产生，其原来的含义是很朴素的。最初仅指光的向背而言，凡向日光或阳光充足的地方为阳，背光或阳光少或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则为阴，上升到观念只不过是正.反两个方面和整体现象而已。古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观察到自然界有天地、日月、昼夜、寒暑、明暗、死生、雌雄以及人类本身有男女等客观现象，由此而引申出明与暗、日与月、天与地、昼与夜、水与火.热与寒、动与静、刚与柔、清与浊、气与形等对立的概念，就用阴阳作为这两个方面的代表，借以概括各种事物和现象，阴阳逐渐被提升为表示两种对立统一事物或同一事物的对立统一的两面的符号，加之中国哲人恒动观倾向，《易传》不仅把阴阳看成是宇宙万物本体,而且把“阴阳”当成描述、解释宇宙生命一切现象的模型方法,从而把认识事物的阴阳方法上升为中国哲学方法论，形成了中国哲学探讨事物运动变化最基本的动态方法论，即阴阳学说。

五行概念的产生，学术界存在几种观点。人类认识事物是在分类中进行的，由于中国哲人恒动观倾向，金、木、水、火、土行的涵义得到增强，随着古人观察和认识的不断深入，五行的物质元素意义逐渐趋于削弱和淡化，而其方法论的作用则日益加强和突出，逐渐演变成一种既定的思维模式和理论框架,即五行学说。

阴阳五行方法论是中国哲人在恒动观影响下形成的动态方法论，是中国哲人对事物变易.反复.两一更深刻的认识，阴阳方法论是中国哲人用阴阳两种存在的运动形式描述事物的运动变化，五行方法论是中国哲人用金、木、水、火、土五种存在的运动形式描述事物的运动变化，当然周易八卦方法论也同样是用八种存在的运动形式描述事物的运动变化。因此，中国哲人的恒动观倾向，造就了各种不同的动态方法论，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事物的运动变化，但最简单最基本的动态方法论是阴阳方法论，形成了其他动态方法论的前提。总而言之，动态方法论是中国哲人深人研究事物运动变化的总趋势。

第4篇：哲学中的方法论范文

论文摘要：社会学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在本体论思维的束缚下把各自的个体、社会整体本体化、实体化，并因此导致了个人和社会、行动和结构、微观和宏观等的理论对立。彻底抛弃本体论预设、解构实体，从实体视角转向关系视角是克服上述二元对立的有效途径，布迪厄和吉登斯的努力体现了社会学方法论的这一转向。

自社会学诞生起，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就被作为截然对立的两种方法论引入社会学研究中，并在社会学中演化出个人和会、微观与宏观、行动与结构的关系之争。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斗争后，当代社会学理论家开始认识到：在表面上相互对立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本体论预设，个体主义预设了个体本体，整体主义预设了社会本体，这种隐藏着的本体论预设造成了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理论对立，从而为融合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找到了突破El。抛弃本体、解构实体，从实体视角向关系视角转移成为当代社会学方法的主导特征。

一、个体主义方法论及其困境

个体主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原子论哲学。古希腊的哲学家恩培多克勒就曾经用“从部分说明整体”的方法来说生命现象，他认为人、兽、植物等所有生命都是由水、火、土、气的混合组成。唯物主义哲学集大成者德谟克里特认为，万物均由原子构成，而原子本身则“是既不能毁坏也不能改变的”这些论述中已经包含了个体主义方法论思想的雏形：整体只能从它的构成部分获得解释。到了中世纪，个体主义思想是以唯名论的方式传递的。唯名论认为，共相不过是名称，个体先于共相。[2进入近代以后，原子论思想在物理学、化学、牛顿力学等自然科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为社会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提供了有力的信念支撑。

作为社会学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最初是由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韦伯提出的。他认为社会中的集体构造(如政府、社会、股份公司等)只不过是特殊行动的组织模式和结果，个体才是这些特殊行动的唯一载体。

就社会学的目的来说，不存在诸如“起作用”的集体的“个体”这类事物。因此，个体行动是社会过程的原因，社会学要对社会过程及结果作出说明，就必须研究个体行动的主观意义，因此个体行动构成了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的最基本分析单位。2O世纪，随着社会学中心转移到美国，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相结合，催生了以霍曼斯、布劳等人为代表的交换理论，布鲁默、库恩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以及以加芬克尔等人为代表的常人方法学。这些学派都以微观的、个体行动作为社会学研究单元，试图从中阐明社会是如何构成的。

尽管个体主义方法论在演变过程中含义有所变化，但仍可以对其共同的基本特征进行归纳。卢克斯对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归纳堪称经典，他认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要点有以下几点：(1)主张只有通过分析个体的行动才能解释社会现象；(2)认为所有的关于社会现象的判断都可以被还原为对个体性质的描述，而不至于损失什么意义；(3)认为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集体概念只不过是理论家的建构；(4)宣称社会

科学不可能有什么法则，即使有，也是个体的心理倾向所具备的法则o[4](P327)从上述的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个体主义方法论虽然表面上表现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但由于方法论个体主义一般都把行动者具有行动能力作为不言自明的理论预设，这就使其方法论下面仍然隐藏着本体论预设，即个体本体论。因此，在个体主义者那里，个人成为一个超越历史的不变的、自由的、离散的、自主的个人，社会是这种个人的自由的组合体，社会现象只能通过个体行动来解释，而个体行动则无须通过社会来解释。个体主义在拒绝对个体采取外部归因和社会决定论的立场、保存个体行动自主性的同时，也就使得个体自身遭遇发生困境，即个体主义所坚持的个体是一个“非社会化”或“社会化”不足的个体。对此，埃里亚斯在《什么是社会学?》一书里指出，这种“个人”生来就是成人，既不要经过呀呀学语的幼儿阶段和在社会环境中成长的社会化过程，也不会衰老和死去。显然，这样的个人是非现实的、神秘的、抽象的个人，而非具体的社会一历史人。嘲而这个原本是抽象的个体却被个体主义赋予了实体行动者的性质，一个抽象概念在不知不觉中被物象化为一个封闭、自主的行动者。

二、整体主义方法论极其困境

整体主义思想同样也可在古希腊哲学中找到其源头。柏拉图在论述治国的知识时，明确地把治国知识与国家里的各种各样的具体知识区分开来o[1](Pl09)其中就包含着作为整体的目家是与其组成部分相区别的思想。到了中世纪，整体主义思想则以实在论的形式与唯名论进行持续的斗争。“实在论主张共相就是万事万物，而且共相先于个体。而近代以有机体为研究对象的生物科学则为社会学整体主义方法论提供了启发和信念支撑。

作为社会学方法论的整体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社会学的奠基人孔德那里，他认为当时在物理、化学、机械力学中盛行的原子主义方法并不适合对社会的研究，“如果把社会分割为若干部分而分别进行研究，就不可能对社会的条件和社会的运动进行科学的研究”，在社会学中只有一种正确的途径即方法论整体主义，也就是“借助于整体的系统观察各个部分”。作为孔德的继承者，杜尔克姆认为，“社会是独立存在的客体，尽管社会是由无数个人联合而成的，但它本身是属于高于个人的相对独立的实体，具有超越于个人的独特性质，这种独特性质无法在单个个人身上找到。”杜尔克姆在其名著《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详细论述了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首要原则是将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来对待，社会不是人为的，它不仅不受个人意志的影响，反而对个人施加强制力。因此，绝不能把社会事实化约为个人的心理层次而加以研究，只能用一个社会事实去解释另外一个社会事实。社会现象也有常态和病态之区分等。

通过帕森斯的努力，社会学整体主义方法论在美国乃至西方社会学界曾经取得过霸主地位。帕森斯最初试图整合韦伯的个体主义和杜尔克姆的整体主义，这个努力表现在他的早期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中，但在其后期发表的《社会系统》、《经济与社会》、《现代社会系统》等一系列著作中，个体主义成分消失殆尽，个体成了共同文化规范的傀儡。帕森斯的强规范主义后来成了个体主义攻击的主要目标。布劳是美国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坚持用客观的社会结构条件去解释社会现象，反对把心理和文化的因素作为首要的解释工具，坚持以社会群体、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反对仅仅用个人因素去说明社会变化的个体主义观点。

在不同时代、不同学者那里，社会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内涵虽有变化，但仍有共同接受的基本观点：社会整体是不同于个体集合的真实存在，虽然社会不能脱离个体存在，但社会也不能还原为个体。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之类的宏观社会现象才是社会学分析的对象，而不是个体行动。一种社会现象只能通过另外一种社会现象解释，而不能用个体现象去解释。相反，个体现象则只有在社会结构中才能得到理解，社会结构是个体行为的决定性力量。

因此，在整体主义方法论背后也同样隐藏着本体论预设，即社会本体。社会本体是所有解释的出发点，而社会自身则不能由个体行动来解释。整体主义虽然正确地抓住了社会整体的化约性，但它也同样面临发生学的困境，即社会结构自身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布迪厄深刻地指出：“这种客观主义立场的主要危险在于：由于它未能考虑这些规律生成方面的原则，所以就容易滑向现实。这就是说它将自己建构的各种结构看作自主实体，赋予它真实的行动者那样‘行为’的能力，从而使抽象的结构概念物化

三、对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超越

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在社会学中虽然都是以方法论的面目出现的，但都没有能够真正克服本体论哲学的思维方式，从而在方法论下面隐藏了本体论预设。本体论哲学的最终诉求是寻求世界的终极原因即世界的本原，本体论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创造者，因而它不能被创造，“万物都是由它构成的，都是首先从它产生、最后又化为它”。作为创造者的本原是终极原因，是解释者，而不能成为被解释的对象。这种实体化、单向度解释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致使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陷入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境地，并由此演化出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对立。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摆脱哲学思辨、进入经验社会生活为己任，然而在过去的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却一直未能摆脱本体论哲学的束缚，这正好印证了恩格斯的论断：“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

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对立的根源在于各自把个体、整体实体化、本体化了，因此，社会学要超越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对立，就应该彻底抛弃本体化、实体化的思维方式，从关系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个体、社会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推动社会学方法论从实体视角向关系视角转变的应当首推当代社会学界的大师级人物皮埃尔·布迪厄和安东尼·吉登斯。

布迪厄大力倡导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他敏锐地指出：“所有方法论上的一元论，都声称要确立要么结构要么能动者(agent)，要么系统要么行动者、要么集合体要么个人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并坚定地强调，这种源于我们使用的语言本身的二元论式的抉择必须从社会学中祛除。他睿智地把黑格尔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论断改写为“存在的就是关系的”，[8](P133)并用关系性的“场域”和“惯习”分别取代被本体化了的个体和社会整体。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问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构成。这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参与者在场域中彼此竞争，在竞争中改变场域内的各种资本形式的分布和相对分量，从而改变场域的结构。而“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构成。惯习是创造性的，能体现想像力，但又受限于其结构，这些结构则是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积淀，惯习和场域是双向社会生成过程，它们只有在彼此的关系之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8](n∞。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又反过来赋予场域以意义并建构场域。惯习和场域之间的双向生成过程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真实逻辑。

第5篇：哲学中的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特点 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1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一个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方法论体系，每一个方法论体系都由哲学理论作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也不例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是哲学理论。

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总结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且揭示了人类思维领域发展的规律，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指出了合理的方法。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同其它一切哲学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它公然申明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的，它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提供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基本理论揭示了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人的发展规律和思想变化发展规律。只有正确运用这些规律，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推进人社会全面发展，才能提高人们的思想素质。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原理，告诉我们人们的思想是在客观世界和社会发展中形成和变化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影响社会存在和发展，所以在研究人们思想发展变化状况，必须掌握社会发展这一物质基础，必须以人们所处的客观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掌握人们的思想变化发展状况，分析思想发展特点，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另外，还可以通过掌握人们的思想发展状况来充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

认识论，在揭示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辩证运动外，还指出参与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根本方法和途径。人们的思想来源于在生活中的实践，在某种方面上，人们的思想认识不仅能动地反映了客观世界，而且还能动地反作用于客观世界，即对世界的改造。方法论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研究工作都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坚持正确的路线，反对唯心主义路线；才能正确认识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反对主观主义错误。但是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过程中，既要坚持哲学方法论，又要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运用哲学方法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不是杂乱无章的，是有机可循的，是各个方法论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是横向纵向结合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论的系统性是指将诸多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不同特征进行整合，使其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有机整体。相对统一的有机整体不仅仅是以往各种要素的简单的堆积，而且能够形成一个科学化的、 系统化的、理论化的知识体系。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又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以哲学为理论基础知识，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是具有系统性和统一性的，它是根据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总结而来的，是依据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需求总结而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系统性是在方法的指导下，把哲学中的对社会发展规律有益的理论方法综合整理，为人们解决问题，提供合理的方法、思维和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不仅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在各个方面吸收了各个方面的理论，具有渗透性特征，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普遍性特征和抽象性特征。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普遍性是指以哲学为理论指导；抽象性是就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特征和特性而言的，也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对各个不同学科理论的辩证吸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与人们的理论和观点相联系的，是根据人们的心理发展状况和生活需要来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此相对应的是精神文化。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依据政策方针的制定情况下，制定适合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方法和措施。每一个时期，不仅人们的思想发展状况不是一成不变成直线的，而且人们的心理特点也是多样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只有准确地把握心理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特点，才能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的合理分析和解决问题。不能照本宣科地采用书本上的理论来解决问题，这样不仅不能取得教育效果，还有可能会带来不良的后果。

3小结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有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工具，对进一步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新时期，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出现不同的现象，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因此要充分尊重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发展的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理解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多样化发展的内容，结合实际情况作出合理的应对措施，在依据这一科学方法论的前提下，进一步创新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

第6篇：哲学中的方法论范文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学术界在思索拓展新的思维空间和学术新维度的深层问题，但在人文科学长期僵化思想压抑中，已然无法寻绎到新的思想资源和入思角度催生新的思想，也无力从人文体系中产生新思维的平台。于是以"科学"的名义，寻找人文科学转型的地基，成为时代的内在焦虑和要求。并进而在科学方法论中，获得人文科学学术思想转型的可能性。

当人文科学和文学意义处于僵化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伦理遮蔽之中时，人们开始重新询问艺术本体存在的意义，而要抵达艺术本体意义的深层，则必须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学方法论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的名义使僵化意识和保守心态无可责难，而且可以追踪世界最新的思维方法--尽管是自然科学方法。这样，中国学术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用自然科学方法全面而整体性地进入人文研究领域的现象，并持续了相当的时间。这一学术史的新现象值得学界认真审理。

一新方法论的引入与人文科学视野拓展

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的"主体性"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论"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空前凸显。美学界李泽厚的"积淀说"，文论界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的杂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新思想出现的信号，即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们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于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前奏出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界。其后，几部重要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借鉴和提升作用。这些著作有：《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尤其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更是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学方法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们一再质疑--尽管也有在鲁迅《阿Q正传》研究方面用系统论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人们所用一套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大谈文学艺术：信息、反馈、系统、耗散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望文生义地误读科学方法论亦不在少数。当科学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艺术本质、文学史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仍坚若磐石。当然，这不能怪科学方法论的无能，实在是它因越界而无法解答。科学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这界限揭示出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世界既不想又不能变成科学世界。科学方法论可以在某些局部打开一个文艺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文艺本体之中，艺术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方法，女权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共时态地涌进了学界。人们在最初接受译著译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应，并诞生了一批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三部方法论的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如：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时，张卓民、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文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新的高度，"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相当的发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方法渗入文艺研究方法中，在文艺时究领域出现了诸如整体、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叙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畴。艺术方法论也从摹仿论、功用论、表现论向形式论转化。文学研究方法告别了作为实现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狭窄的专业领域，在新世纪中唤醒了新的方法论意识，开始以一种更清醒更自觉的姿态寻找方法系统的建立。理论批评家争先恐后创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领域，从而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批评流派，跨入了文艺研究方法变革的时代。这时期，出版了多种关于文艺理论和其他学科方法论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鹏著《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

大学出版社，1987），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赵吉惠著《历史学方法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编《现代科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张余金编《科学方法论》，（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尔凯姆(E.Durkheim)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美)威尔逊(Wilson,E.B.)著《科学研究方法论》，石大中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孙世雄著《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王鸿钧、孙宏安著《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书等主编《社会科学方法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见到，当代文论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借用现代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原型方法、语言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文论和文学史现象，学界出现了新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方法翻新的表层，其深层正表露出这样的意向性：人们渴望通过新方法，去对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加以意义界定，从而展示出人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文化心态使真实的生命意义被遮蔽，人们只能通过新方法抵达反思的源头，通过语言的重新解释与已退隐的东西照面--通过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隐不彰的意义多元化地呈现出来。

进入90年代，方法论研究已经失去了80年代那种夺人的气势，而成为一种学理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稳步地进行着。出版有：徐本顺、殷启正著《数学中的美学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陈嘉明著《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朱立元、程介未编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何国瑞著《文艺学方法论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盛钧平著《最新思维方法论》，（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论导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冯毓云著《文艺学与方法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陈保亚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郭晓川著《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__），刘明今著《方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__）等。不难看到，这些著作在各自层面上推进了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在整体构架和思路上远远高于80年代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但是我要说，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方法研究，的确对门类繁多的文学现象加以多元多维的分析，然而作为一种崛起的当代文艺方法论思潮，再也没有80年代那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了。

二当代中国文论方法论学术史的意义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80年代的科学新方法仅仅具有敞开言路、推进新学的意义，而人文科学新方法尤其是与文艺本体关系密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精神，促使文艺方法论超越了科学方法论维度，开始重视西学人文科学方法论，进而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型--以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传统批评方法。现代批评方法本质上是对文学生产、作品结构、读者接受这一总体过程各环节的思维活动的评判。其思维方式构成了批评方法的内在结构，而四种连续的思维程度构成完整的辩证分析方法模式。第一个思维程序是准备，选择一个基本出发点，确定分析的原则，并在客观背景上考察对象的总体图景。第二个思维程序是近观和环视，即在中距离和近距离观察对象，细细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联系、含义和意义。第三个思维程序是潜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内部结构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结构、各要素组合的意义。第四个思维程序是领会本质，会通前三个程序而达到对作品的完整认识。这种新的综合，在螺旋式认识过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这意味着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是一个具有不同层面的结构。现代文艺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批评方法不再是单一的、零碎的，而成为吸收融合各门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法的一个有机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哲学一逻辑方法、一般批评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学一逻辑方法"，吸收当代哲学的精神资源，面对种种文艺现象，广泛采用归纳、演绎和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加以评论。其二，一般批评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这四维关系中对其中某一维度进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如侧重作家心理和创作经验的研究，则产生文学社会研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论等；强调作品本体研究，则产生符号学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侧重读者接受研究，则有文艺现象学研究方法、文艺解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而注重社会文化研究，则有文学解构主义方法、西方文艺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乃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书信日记"考辨法"--发现作家创作心态、创作规律、构思过程以及作家身世与主人公的"投射"关系等；细读法--通

过细读发现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义"；"评点法"--以只言片语对文中的关键点加以印象式的批评，或随点随评，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较法"--通过作品与同代作品比较，作品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比较看出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社会统计法"--通过计算机计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关著作用词频律、关键字出现的次数和文字风格等；"文化场"--对文学背后的权力运作进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误读文化现象；"症候研究法"--通过文化症候分析比较值计算等精确方法，来规定、解释或描述某些文学现象。在我看来，哲学一逻辑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学的气质，能在总体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但是容易空通话而脱离文艺的具体时间，出现作品阐释的失效。一般批评模式能够产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发现对象的独特性和另类型，但是逃不脱"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观研究法，其当代运用能体现文学研究不同侧重点、不同维度的批评个性。应该说，文学研究方法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演变的有机体，是探索文学艺术奥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艺本体论真正出场，才代表了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精神的自觉。

第7篇：哲学中的方法论范文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演变,经济学和哲学已经分化成各自独立的两门学科。尤其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兴起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往往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为依据,标榜自己是如同物理学一般的经验描述和预测科学,是"价值中立"的,与哲学毫不相干。但是,理论经济学的方法论仍然是经济学与哲学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的一座桥梁。有一些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如米塞斯、哈耶克等,则直接经过这座桥梁,自觉地涉足于哲学的领域,对于社会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哲学学科中的基础性理论作出自己的回答,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西方哲学界也有不少学者作出了回应。有鉴于此,我国哲学界也有必要在西方经济学大量传人的今天,把海尔布隆纳称之为"世界性哲学家"的经济学大家的经济哲学思

    想的研究,提上日程。本文关于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以求正于学界方家。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着名代表,哈耶克称他为与伏尔泰、孟德斯鸿、托克维尔和穆勒不相伯仲的伟大思想家。作为一个激进的自由放任主义者,米塞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主义。这种立场使他的学说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年代受到人们的冷淡。但是,随着过度的国家干预所造成的社会问题逐渐暴露,米塞斯的学说在西方社会又重新受到重视,在70年代开始的所谓"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危机"中,新奥地利经济学派主要是从米塞斯(以及哈耶克)那里发掘"挽救和重建"经济学的思想源泉[1]。在政治哲学中,在约翰·罗尔斯之后,以罗伯特·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也从米塞斯那里寻找抵制社会民主主义化了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理论依

    据[2]

    米塞斯深刻地意识到,他以及他所继承和发展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分歧不仅仅是经济学具体观点的分歧,而且也是它们所建诸的哲学基础的分歧。因此他对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这方面的着作有《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1933)、《理论与历史》(1957)和《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1962)等[3]。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和经济法则是一门演绎科学,一种先验的、非假设性的真实陈述,"赋予经济学在纯知识界特殊和独立地位的是它的特殊定理不受任何以经验为基础的证实与证伪的检验……经济定理的正确与否的最终尺度,完全在于不借助经验的推理。"[4]然而,奇怪的是

    ,米塞斯的先验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却是由他的学生罗宾斯的着作《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而首先引起世人重视的。直到50年代初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学说兴起为止,罗宾斯的这部着作一直被看成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教材和指南;米塞斯本人的观点则仅仅被视为它的一种夸张和极端的表现而卑之无甚高论。萨缪尔逊说道:"想到过去在经济学中对演绎和先验的论证作用的夸大地宣扬--被福兰克·奈特、被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夸大地宣扬--我对我的学科的声誉感到不寒而栗。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抛掉了这些东西。"'[5]

    然而,姑且不论经济学是否真的能抛掉先验方法,从米塞斯所产生的持续影响来看,米塞斯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点不在于它的先验论立场,而在于它揭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事实性内容和规范性内容的互动关系。自新古典学派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都采取实证经济学的立场,它们认为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或政治哲学是掺杂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是严格的科学研究应当剔除的东西。而米塞斯则认为它们是不可分的。一方面,自由主义的规范性内容必须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懂国民经济就不能理解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是一种应用国民经济,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6]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社会理论,为经济

    学研究提供了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尽管经济学必须避免直接进行价值判断(根据经济学理论作政策建议是另一回事),但在元理论的层次上却不可避免地具有规范性内容。

    因此,米塞斯所说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有两个层次:一是如何进行经济研究的具体方法,先验性演绎是其特征。二是关于究竟什么才被算作一种经济学解释的认可,其基础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正是后者持续地同时影响着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性质不同的理论工作。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这两个层次的方法论之间的关系。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是"人类行动科学"(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的一个分支。行动(action)和行为(behavior)是两个概念。行为是人的身体的物理过程之统称,而行动则是与行动者的意识不可分的。"行动是目的性的活动,它不仅仅是行为,而是由于价值判断而产生的行为;它指向明确的目的,并以关于特定手段之适合性与否的观念为指导。"[7]行动是有意识的行为,是选择和意志力的行使。因而,行动是人的本质特征,"对人的研

    究,如果不是生物学的话,就始终是对人类行动的研究。"[8]作为人类行动科学的分支,经济科学是对人类行动及其效果的研究而不是对非人格化的经济变量的数学分析。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的性质决定了实证主义方法对于经济学的不适应。实证主义的本质是泛物理主义,它企图把以物理学为典范的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一切领域。在米塞斯看来,这一目标,无异于"取消人类行动科学"。自然科学方法之所以无法研究人类的行动,首先是因为行动是与行动者的目的和价值观念不可分的。"如果不参照价值判断,就不可能对人的行动说出任何东西。""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认知原则运用于人类行动问题的企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些科学没有处理价值评判的工具……价值判断不可能由实验者的观察地位所感知,也不能由物理学语言的基本句子(指描述直接经验或知觉的命题--笔者插注)所描述。"[9]人类行动科学的目的是"理解"行动的意义。这种理解也即是狄尔泰和韦伯所

第8篇：哲学中的方法论范文

论文关键词 问卷调查法 实证性 法社会学 实证主义

法社会学是对法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在社会学中运用的研究方法，在法社会学中的研究中同样可以应用。在对法律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法律在社会中所产生的后果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社会调查法是进行这种研究较为常用的方法，其中问卷调查法又在法律现象的社会的调查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法社会学调查中最为常用的一种调查方法。以问卷调查运用为主的研究方法在法社会学研究中已是最主要的类型之一，在法社会学的调研中应用比较广泛。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称“问卷是社会调查的支柱”，英国社会学家莫泽则说“十项社会调查中就有九项是采用问卷进行的”。

问卷调查法，是指调查者根据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方案，通过设计一套要求被调查者回答的问题表来收集资料的方法。作为具体方法的问卷调查法有着与之密切相连的方法论背景或基础，是区别于其他某些方法的重要标志。问卷调查法的理论基础是实证主义哲学指导下的方法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实证主义方法论渊源于近代经验主义哲学，并在实验科学发展的条件下，由孔德首先提出来。他相信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有着客观规律，这些规律应该通过观察、实验、比较以及其它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方法去发现。其基本的观点是：一切关于事实的理论知识都以经验的实证材料为根据，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纯客观的，社会现象也如同自然界一样服从于基本规律，我们在因果规律的探究中，就能够确定社会的秩序和运行。涂尔干实证主义社会学以客观性和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认为社会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都是受客观必然性支配，这就决定了其研究方法必然采用自然科学中研究自然现象的实证的方法，通过观察、实验、比较、检验等方法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解释社会规律的具体方法就是在自然科学中已成功运用的观察、实验和比较的方法。正如涂尔干自己所说：实证社会学的“主要目的是将科学的理想方法扩大到人类行为的解释上，说明因果关系的必然性，社会现象的可理解性，对于科学和实践同样是必要的”。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笔者从问卷调查法的一些重要特征探析其实证性的特质：

一、从事物的现象出发体现实证的逻辑前提

问卷调查法主要针对社会中出现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中进行抽样调查，在进行抽样调查的过程中，抽样的标准以及抽样的准确度都经过精密的计算。这种抽样调查的结果具有代表性，能够体现社会现实的一般状况，体现了从个别到一般的发展规律。进行抽样的问卷调查的设计主要针对现实社会中出现的各种表征，社会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现象。问卷调查法主要针对这种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分别的归类统计分析，从而得出法社会学中所出现的各种法的表现形式，体现出法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问卷调查法所针对的调查对象体现了实证主义的逻辑前提。实证主义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上，通过经验观察的数据和实验研究的手段来揭示一般结论，并且要求这种结论在同一条件下具有可证性。实证主义排斥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反对传统哲学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和高度抽象思辨的哲学，主张哲学应当建立在来自观察试验的经验事实和实证科学的基础之上，把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任务局限在与科学有关的范围和领域。试图用“经验”、“感觉”、“要素”等取代传统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对立，以“中性”哲学自居。实证主义主张把知识局限在感觉经验或现象的范围之内，强调科学认识论的根本任务只是记录感觉、描述现象及其相互关系。实证主义者认为，人们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到某个事物的色、香、味、声、形，那么人们对于这个事物的色、香、味、声、形的经验知识是可靠的。“布莱克试图像研究自然现象那样研究法现象，试图从法现象中发现一个贯穿始终的描述法的发生与运行的根本规则或法则。他认为真正科学的法学研究是：（1）只分析法现象而不探索法本质；（2）法学的观念应是具体的，可与经验相参照；（3）从经验事实中不能推出价值判断。”这三条原则构成了布莱克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核心，也是所有实证主义者所共同拥有的方法论信条。

问卷调查法研究事物的外在表象，并且对事物的外在表象进行统计、分类、分析，体现了实证主义研究事物的出发点，及从客观的外在表象为起点，具备了其实证性的起点。

二、高标准化要求从形式上确认实证性

问卷调查法主要针对调查的对象，设计一整套的调查问题，从纷繁复杂的各种法社会现象中，根据在工具及程序上的高度标准化要求，将原本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归结为事物的现象或者表象的一些规范化的问题，形式上表现出了从事物的现象出发来研究事物的本质。问卷是进行变量测量和资料收集的工具，而统计分析则是处理这种虽来自于样本却要反映总体的，以问卷形式收集的大量资料的程序。问卷调查研究的规范操作程序，还使得其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可以迅速反映动态的社会信息，应用范围十分广泛。通过问卷来收集研究资料，所设计的问题与项目都是由研究者根据课题研究目的和课题需要，严格筛选和精心设计的简明易答的问题或表格，因而它的标准化程度较高，较容易对事物的表象与体现进行定量评估。

问卷调查法在工具及程序上的高度标准化要求，符合了形式上的实证性。但是又常常使得原本很复杂的问题流于表面化，即形式的要求导致了内容的肤浅。形式化的表面的问题，很难对被调查者产生某种思想、行为的背景原因，获得直接的、切实的感受。无论是纷繁复杂的人类的行为，还是各种形式的社会生活现象，研究者在设身处地的研究同一问题，与他们面对一叠问卷表或一堆统计数据时，获得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它只能获得书面的社会信息，而不能了解到生动、具体的社会情况。因此也只是从形式上确认其实证性。

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最为典型的是定量研究，通过定量研究将社会现象及其关系和变化趋势用精确的统计语言描述出来，从而达到认识和预测社会世界的目的。定量研究在形式上确认高度标准化的要求，体现实证的准确性和严密性。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涂尔干指出，社会学既然是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的，那么它就必须注意到社会事实同时具有的物质性和观念性双重特征。因此，社会学方法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从社会事实的物质性特征出发，社会学是可以借鉴自然科学中某些普遍性方法的；另一方面，从社会事实的观念性出发，自然科学方法又需要经过某种形式的改变，才能允许被应用到社会研究中去。从法社会现象的物质性特征出发，即以形式的方式来体现其准确性、确认实证性。诺内特对此评论道，“拒价值判断于千里之外的实证主义立场的实质，意味着在法学研究中宁要无知也不要偏见；但实际上偏见（即利益、同情、感觉力、兴趣等）具有促进思考的能量，在无视一切价值的场合知识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问卷调查法也因此只是从形式上体现了实证性，而不能从本质上体现实证性。

三、逻辑演绎的特质体现实证性

问卷调查法的优点是它既可以用来描述某一事物总体的概况、特征，以及进行事物总体各个方面之间的比较，也可以用来解释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体现其逻辑演绎的特质。作为一种实证的方法，问卷调查法有着于众多自然科学方法相类似的逻辑程序。问卷调查法的逻辑演绎的这种实证性质，决定了它与随机抽样、与统计分析密不可分。或者说，问卷调查法实际上意味着抽样、问卷与统计分析三者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内在的联系。抽样解决的是调查对象的问题，问卷则是进行变量测量和资料收集的工具，而统计分析则是处理这种来自于样本却要反映总体的，以问卷形式收集的大量资料的必要方法。问卷调查法的抽样、问卷与统计分析体现逻辑演绎的特质。

实证主义方法论最大的特点是，要求每一步演绎推断必须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即推理的结果也可以直接用实践进行检验。法社会学不仅客观地阐明法律现象“究竟是如何”，而且进一步关注于法社会现象的原因和规律。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认为科学的假说必须由经验证据来检验，某一理论只有得到经验证据的完备支持才是可靠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认为，虽然社会科学在方法、技术的运用上有其特点，但它在理论建构、证据搜集与分析、理论检验等方面所运用的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无本质区别。实证主义者坚持认为社会研究的逻辑方法是假设演绎法，科学假说的陈述必须由经验实施来检验，理论仅当它得到经验证据的完备支持时才是可接受的。获取经验证据需要采用实验、系统观察、调查、访问、文献考察等方法，其中问卷调查法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法。实证主义者把自然科学方法论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把自然科学当做科学的范例，在他们看来，社会学是也符合科学的逻辑的，当然法社会学的问卷调查研究方法也同样体现这种逻辑演绎的特质。问卷调查法中以抽样和问卷为前提，统计分析则是其逻辑演绎的具体表现。

四、问卷的准确性较低，其实证性降低

问卷调查法完全依靠问卷、依靠被调查者的自我报告来收集资料，调查者难以了解被调查者是认真填写还是随便敷衍。填答问卷比较容易，有的被调查者或者是任意打勾、画圈，或者是在从众心理驱使下按照社会主流意识填答；或者被调查者对问题不了解，对回答方式不清楚，无法得到指导和说明；或者对问卷的回复率和有效率低，对无回答者的研究比较困难。问卷回收不确定因素而影响回收率外，还有问卷的灵活性不够，多数问卷要求由结构式来回答问题，使被调查者的态度与观点不能充分说明和表达，并且，问卷调查与被调查者的文化素质有直接关系，特别是问卷要求用文字表述自己的观点或意见时，对文化素质较低的被调查者较为困难，因此问卷调查使用范围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全面准确的反映客观现实的实际。因此问卷调查法的准确性较低。

第9篇：哲学中的方法论范文

谁不想做一个学习好的学生呢，但是要想成为一名真正学习好的学生，第一条就要好好学习，就是要敢于吃苦，就是要珍惜时间，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中政治哲学大题答题技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高中政治哲学大题答题技巧高中政治哲学答题注意事项

①(辨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人生观与价值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②哲学道理(世界观+方法论)、哲学原理(世界观)、哲学依据(世界观)、哲学启示(方法论)的区别。

1、是什么：

①体现了什么哲学道理或运用哲学道理分析上述材料：哲学原理(名称+内容)+方法论+联系材料。

②运用具体哲学道理分析：哲学原理(名称+内容)+方法论+联系材料。

③哲学启示型：方法论+原理名称+联系材料。

2、为什么：①哲学依据(哲学原理);

②书本中的含义、地位和现实意义;③归纳材料，提炼要点。

3、怎么办：①含义;

②书本要点;③提炼材料，作为要点。

4、谈认识、谈看法(辨析题)：①下判断(正确、错误和不科学);

②正确的部分要论证(运用正确的哲学道理);③错误的部分要纠正(a、摆出正确的道理内容;b、指出错误的实质及危害);④总结一个正确的结论。

政治哲学的答题技巧总结明晰设问，不仅有利于考生明确试题立意与正确理解情境，也有助于考生正确把握主旨，有的放矢地答题。考生可以利用“三定法”即“定知识”“定题型”“定材料”来研读设问，把握设问主旨，清晰试题“用什么材料来考”“考什么知识”“出什么题型”等指向性。

政治哲学主观题的材料往往是对来自生活的时鲜素材的凝练，具有内在的逻辑层次，通常用叙事方式进行描述。考生可通过“句读+分层+关键词”研读材料的句读，把握材料的逻辑层次及其关系，通过抓“关键词”等方法明确“用什么(哪些)材料来考”，从材料中筛选、提取、整合有效信息，提升材料阅读能力。

知识犹如粮食需要颗粒归仓、仓储到位，不能散乱一地、混杂一堆。考生可从宏观上照单元标题——课标题——框标题——目标题的“目录体系法”进行纲举目张式的知识建模，明确知识条目所在的目录层级，把握内在关联，准确定位知识，灵活调取知识。从微观上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三W追问法”精读框(目)题及相应考点，精细仓储知识，这才能更大的解答出政治哲学的原理。

虽然高考政治哲学主观题设问方式多样，总体可概括为“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等常见题型。考生在遵循政治主观题的“有理有据、理据对应、分点作答”答题普适套路的同时，还要注重图表题、措施类、关系类、认识类、原因依据类等题型的一般思路的归纳与梳理。

高中政治哲学具体的答题方法一、自然界的物质性原理：

原理内容：自然界是物质的，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方法论： ①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是人类意识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

②我们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时候，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二丶世界的物质性原理：

原理内容：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

方法论： 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

三、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

①物质决定意识。这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②意识对物质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对事物的发展起促进作用，错误的意识对事物的发展起阻碍作用。这要求我们重视意识的能动作用，树立正确的意识，克服错误的意识。

四、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原理：

原理内容：①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是辩证统一的。

②发挥主观能动性是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的必要条件;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基础。

方法论： 我们在想问题办事情的时候，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把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五、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原理：

原理内容： ①客观性：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②普遍性：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都遵循其固有的规律。

方法论： ①要求我们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而不能违背规律，一旦违背规律，必然受到规律的惩罚。

②在客观规律面前，人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人可以在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根据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形式利用规律，改造客观世界，造福人类。

抓住这几点，高中政治轻松学1.划分句子成分──全面地把握概念

许多政治名词概念，表面看好像很复杂，但只要我们运用划分句子成分的办法，就能迅速地、准确地、全面地加以理解。

2.区分易混词──准确地理解知识点

俗话说：一字值千金，所以读书须仔细。这些年高考的选择题和辨析题，有些题目就是在某些易混词上做文章，用来检查学生是否对知识准确地掌握。

3.抓住近义词──培养信息转换能力

信息转换能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能力。在近几年的高考题中，都有一些材料题，要求阅读后完成一定的题目。这种题就属于检测信息转换能力的题目。在这种题目中，往往有一些通俗的词语，其实就对应着我们高中政治必修4《生活与哲学》课本中的名词概念。重点、中心、关键、首要，这四个名词与主要矛盾就是近义词;主流、大局、方向，这三个名词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近义词在教学中，对于这些近义词，我们可以在课本上做好旁批，准确地理解知识点。

4.注意对应词──学得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