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重要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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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的重要意义范文

的茶文化，中国和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天，2000多年前，它仍然对中国人的行为习惯、思维和生活方式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茶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茶的故乡。饮茶的历史很长，但在最初的时期，人们对茶的需求只是为了解渴、解毒、治病。在汉晋时期，一些人开始将茶与精神文化联系起来。到了唐代，茶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以陆羽、白居易和焦然为代表的众多茶人的努力下，茶文化已经形成，世界上第一本茶书《茶经》的出版标志着茶文化的形成[1]。陆羽本人倾向于儒家思想。正是儒家的积极理念促使他周游全国，认真学习，记录自己的积累《茶经》编纂多年，促进了茶叶的发展，为后世做出了巨大贡献，可见儒家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而且在中国茶文化中也蕴涵着儒家思想。在儒家，和谐是程度，和谐是适当的，和谐是适当的，一切都很好。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喜欢和追求《和为贵》、《和谐》、《和美》和《祥和》。《论语》提到“礼仪之邦，你受尊重，先王道斯美”。这句话表达了仪式的基本含义，决定了“仪式”的社会功能。一个社会是由各个层次组成的，协调社会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和谐”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和”是万物之源，体现在自然、社会、生活等方面。“和”是春秋时期儒家思想中拯救社会的一条好途径。儒家思想注重人性的和谐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和谐。这一儒家思想在秦汉和宋明时期不断得到加强，并深深地进入人们的头脑，在其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茶道的“和谐”主要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尊重，人与环境、人与工具之间的和谐，以及事物之间的协调。茶，作为一种饮料和客观物质，已经演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并且从生活方式到精神层面，它已经演变成文化，深深扎根于对传统文化“和谐”的记忆中，成为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2]。茶的“和平”文化需要人们内心的平静。茶文化类似于儒家的思想，茶艺术文化类似于儒学的“和谐”和“和美”的思想有共同之处。因此，茶自然成为儒学思想的传承载体。由于茶艺术是一门高贵典雅的艺术，热爱茶道的人自然会受到影响。因此，在茶道，茶道人被要求端庄典雅，看起来平和，茶道一气呵成。应o茶文化博大精深，仪式众多，因此无论是煮茶、煮茶还是品茶，都要求茶道人必须展示茶道的动作要领，充分理解和体验茶文化的魅力，向人们展示美丽的视觉和宁静的氛围R

“和谐”体现了茶道的最高境界，充分体现了学者们对儒家思想的深刻钦佩和对茶协会的强烈响应。儒家重视“仪式”，这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如果每个人都能按照礼仪精神对待他人，整个社会就会处于一种非常和谐的状态，这就是儒家重视礼仪的原因。礼仪的基本精神清楚地写在《礼记》中：“有礼貌的人自尊心很低，尊重他人。”可以看出，礼仪是让人们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以谦逊的精神，贬低自己，尊重他人。礼仪是对人的尊重，而不是对富人和穷人的水平的尊重。一方面，礼仪可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调节自己的情绪，从而做到开朗、宽宏大量、大方。由于儒家的倡导和重视，中国人也特别注重礼仪，言行规范礼貌。因此，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是一个讲究礼仪的文化大国。从古代孔融让梨，到现代林秀贞对孤寡老人的爱，再到全国劳动模范郭明义的爱与奉献，都充分体现了传统社会文化礼仪在中国古代的延续与不断创新与发展。可以说，主人和客人的礼貌以及老人和孩子之间的和谐是传统茶道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茶道的“仪式”是秩序、尊重、仁慈和友谊。“客来敬茶”是中华的优良传统美德。金代王蒙的《茶汤敬客》、恒温的《茶果宴客》和陆纳的《茶果待客》都流传至今。客人来到门口，喝了一杯茶，这不仅表达了以茶会友和续谊的真诚心情，也表达了他们对客人的尊重。“客来敬茶”的礼仪深深扎根于我国人民的心中。主人家提供茶水以示礼貌和文明。喝茶的地方干净整洁。精选的茶具干净卫生。茶也是家里的上品无论是茶道人的礼仪，茶道中的礼仪，还是茶道的过程，如开水、煮茶、买茶、品茶，每一步都体现了一种礼仪和每个人的风格。甚至客人举杯的顺序也很特别，比如先端茶向谁举杯等等。茶道中的仪式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是社会治理的缩影，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和谐和相互尊重。

儒家文化的礼仪在中国茶道得到充分体现。在孔子看来，礼仪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从天子到普通人，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用自己的正直和道德去影响人们，用礼仪来规范和规范他们的行为。茶使人头脑清醒，因此中华茶文化也吸收了“仪式”的精神。茶道强调仪式，类似于儒家[4]。

。古往今来,有志之士始终提倡节俭,廉洁。他们赞美诚实的良好道德，献身于正义事业，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由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历代文人都选择了茶，这是一种干净优质的饮料。茶在保持整体性、启发性、雅志等方面的作用从古到今，清茶一杯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东晋贵族很奢侈，把它当作一种时尚。当时，儒家理论的实践者继承了晏子精致节俭的饮神，用茶来保持清洁，以抵制同时期的奢侈[5]。儒家非常重视茶的高贵和干净的品质，将茶视为自省、灵感和生命。帮助其他人维护“本我”，并在浮躁的社会中塑造自己的个性。在古代,，“茶宴地区”紧随着迄今为止演变的“茶话会”。一杯绿茶将在大都市举行各种活动，如庆祝和表彰、欢迎新老、接待、讨论和友谊。一杯茶配上适量的水果小吃，既庄重又清淡。其中，儒家一直倡导的是继承的清廉作风。

在茶道的“诚信”不仅是古代清官的诚信行为，也是现代人崇尚诚信的高尚表现。通过饮用清茶，礼仪茶中的人们可以更好地看到、审视和反省自己，了解自己，反省自己，了解他人。这样更方便生活在礼仪茶中的人们设身处地，了解他人的困难和痛苦，从而使自己对人和社会更加宽容，对他人和社会的心和事更加和谐宽容。一个干净的人意味着正直。“茶香缥缈清茶杯”影响深远，吸引了无数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和解读。从中国历史上茶的发展来看，茶不仅是一种消暑解渴的饮品，更是饮茶者精神境界的体现。清茶让人们反思和提升自己，在卷曲的茶香中体会生命之美，寻找淡泊宁静和幸福的生活。喝茶能让人安静，在喧闹的市场上也能找到保持安静的好方法。茶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财富。茶是茶树的精华。绿茶散发出香气，散发出独特的生命力。茶树生长在群山深处，被群山所覆盖。他们崇尚天地之义，朴实正直。通过饮茶和品茶，我们逐渐了解茶的本质，并将茶与人们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在喝茶的过程中，我们陶冶情操，陶冶情操，提高品质，感受生活。

大多数人将茶与人格相提并论，称之为茶德比仁爱，它体现了儒家追求冷漠、诚实和优雅的绅士性格。茶道的“廉价”就是这样，在品茶中寻找淡泊宁静。茶道也是茶德。它用茶来滋养性和诚实。茶道人们向往茶的清净高贵，向往茶的绅士风度，向往茶的优雅气质和清淡绅士风度，

的儒家文化在先秦百家争鸣中散发出灿烂的生命力。儒家理念的创始人孔子在当今世界备受尊敬，他所创造的文化影响深远。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宝贵的传统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儒家思想与中国茶的融合与结晶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挖掘。研究儒家思想与中国茶文化，有助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髓，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交流。弘扬中华茶文化，复兴中华的茶艺术[6]。因此，儒家思想在茶文化中的体现具有重要意义。

[1]王芳，黄毅彪，中国茶文化中的儒家思想[J.三明学院杂志，2016，（01）.

[2]牛玉芬，“和谐”文化与中国茶道[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47-49.

[3]吴玉冰茶的医疗本质与原因[D]湖南中医药大学，2010.

[4]方雯岚.从精神到形式——儒家茶道的创造[J]农业考古学，2008，（05）：68-71.

第2篇：儒家思想的重要意义范文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高中语文教学中儒家思想的体现

韩愈在《师说》中强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古往今来以一贯之的教育思想 。在中国教育史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者一直贯彻着人格培养精神。因为儒家着重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十分关注人的存在，十分强调“为仁由己”“君子求诸己”“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心”“诚意”“修身”“慎独”等观念，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道德学问和人生志向方面自主自强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儒家学者在开创了中国“语文”的教学体制的同时，即把“语文”教学与学生人格培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所以，纵使时代变迁，儒家传统思想在当代高中语文教学中仍有体现：

1、 高中语文教材内容

高中语文教材中直接选录了不少《论语》、《孟子》、《荀子》和《学记》中的篇章，而教材中其他诸多的文言作品也渗透着儒家思想。

如《述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公治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等，还有人教版必修三《荀子•劝学》中“学不可以已”，“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人教版必修一《名著导读》中《论语》提到：“‘仁’绝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它也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要达到“仁”，就要做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些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作品，不仅从教育学习的角度传授给学生以文化知识，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而且还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2、 教学方法

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对儒家的教育方法感受最深。它的因材施教的思想、教学相长的思想，它的启发式、积渐式方法等等至今应用广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的权利。这也时刻提醒我们，用爱来关注学生，平等地对待学生。在六年的教书生涯中，我也能始终做到不以成绩好坏另眼看待学生，总是耐心的回答学生的提问，特别关注学习有问题的学生。儒学认为：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 特别是“因材施教”的思想，对现代教育影响尤为深远。《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到高中语文课程要“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这个个性其实就是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个性化。而要做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必须要因材施教，从学生和教材两方面出发，教材必须符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同时考虑学生的个性特点和个性差异，适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使每个学生的才能品行获得最大发展。

3、 高考试题

作为高中教学的指挥棒――高考试卷，从近几年试题的选文来看，也深刻反映出儒学的影响。

2010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辽宁卷）第一卷阅读题的现代文阅读《文化遗产的寿命》剖析了儒家思想，选择题“2 下列关于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理解，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也特别关注儒家学说。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Ⅱ）第一卷的第二大题《经典是这样铸成的――编辑．流传小史》也关注了儒家经典――《论语》。

浙江省的高中语文新课程有一个特点：要求学生研读儒家经典《论语》。2009年浙江新高考试题中，考查了对《论语》片段的理解，要求“根据孔子与子贡的对话，概况出一条教学原则，并加以评析。”这些考题的出现提升了高考语文卷的品位，为新高考语文试卷也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三、 语文教学的价值取向与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虽然说儒家思想一开始出现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不可否认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儒家的内在精神是内仁外礼、培养人才、教化民众，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高度文明与和谐。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高中语文课程要充分发挥其促进学生发展的独特功能，使全体高中学生获得应该具备的语文素养，并为学生的不同发展倾向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要为造就时代所需要的多方面人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发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点和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基于此，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就更应具备儒学观念，时刻准备把儒家教育渗透进语文教学中。在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的同时，让学生乐意地去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提高自身修养，增强民族自豪感。

第3篇：儒家思想的重要意义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高中语文教材；人格养成

【中图分类号】G633.3

儒家文化自其创立以来，在其发展的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历代儒家通过多种形式的努力与继承，使其不仅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更加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都有明确表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儒家思想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是对高中学生进行人文性教育的重要来源之一。

现行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将大量的儒家文化经典编选其中，对于传承儒家文化传统，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收录了大量古诗文，整套必修教材中编排的古诗文约占课文总数的38%，必修一4篇；必修二4篇；必修三

8篇；必修四12篇；必修五8篇；课文总数为95篇。

一、作品分析

“我们阅读传统经典，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也是为了一个悠久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或许是寻求一个完善、独立的自我与品格的最好途径。” 依照当今的社会现实，儒家思想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精神对于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弥补社会道德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爱国主义

春秋战国乃为乱世，儒家文化诞生于乱世，那么自其出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忧患的色彩。孔子主张的“入世”并不仅仅在于在社会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更加强调的是“救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孔孟以‘君子有终身之忧’为思想基调，强调君子要忧国、忧民、忧礼乐之失传、忧文明之失散” ，他们的忧患意识对古代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古往今来的有志之士创作了一批又一批爱国作品。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课文有：《烛之武退秦师》、《离骚》、《永遇乐・京口北故亭怀古》、《五人墓碑记》、《指南录后序》等。以《五人墓碑记》为例，课文讲述了明末时期东林党人和苏州人民不畏不怕牺牲敢于同魏忠贤这类奸佞之流进行斗争的英勇事迹，歌颂了其中五人“慷慨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高度评价了他们“激于义而死”的崇高精神，肯定了其斗争的重大意义和不朽功绩，揭示出“明生死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

爱国主义并不是近现代的产物，古已有之，属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这是一种对祖国和民族的深深眷恋，是日积月累在普通老百姓心中种下的挂念国家、济世救民的果实。儒家文化教会我们，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有义务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付出。

（二）美好品德

《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孔子此言有三层涵义：第一层是说“中庸”是一种道德；第二层是说“中庸”是最高的道德；第三层是说老百姓中很少有能做到“中庸”的。中庸之道之所以是“德”，并且是“至德”，因为它是“以人为本”的，是以平衡人际关系为手段，置社会于安定和平的。

“仁”，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各种道德规范的总纲。具体来说，“仁”包括忠、恕、孝、悌、信、恭、敬、智、俭、良、耻等所有道德范畴，是对各种善品质的总概括。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意思是说，“孝悌”是“仁”最基本的内容。孟子也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了孝悌，才有后来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幼有序”。亲情是一种十分伟大的感情，一个人只有先爱自己的父母亲人，才能将这种爱作用于他人和社会，实现“博爱”。所谓国家，有“家”才有“国”，在这一层面上看，“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对“孝”的发展。《孝经》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移于君”，家庭和睦在先，之后才能君臣和睦，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说孝悌观念是规范家庭成员行为的基本理念，原则是“长幼有序，尊卑有等”，那么这又体现了“礼”，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许多篇目都是关于道德文化的，如：《项脊轩志》、《陈情表》、《廉颇蔺相如传》等。以《陈情表》为例，这是西晋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章。文章叙述了祖母在艰难环境下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和自己应当竭尽全力报养祖母的大孝之义。在感谢朝廷知遇之恩同时，又真情倾诉了难以从命的苦衷。真情流露，委婉畅达，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更有“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说法。

（三）仁政与民本思想

治国以礼，为政以德是儒家思想对君王提出的要求，民本思想是对仁政思想的补充。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主张君王须以仁爱之心治理天下，他提出：“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贵君轻”等思想，将“爱民”看成是政治的最高准则。

教材中体现仁政与民本思想的课文有《季氏将罚颛臾》、《寡人之于国也》等。以《寡人之于国也》为例，这是表现孟子“仁政”思想的文章，论述了如何通过实行“仁政”以“王道”来统一天下的问题。只有实行仁政，才能得民心，得天下。本文气势宏达，说理切剩阐明了孟子的治国之策，大力宣扬了他的仁政思想。

（四）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在儒家思想中的内涵并不能简简单单用我们今天所说的人与自然和宇宙的合一来诠释，它是儒家思想在生命哲学领域的中心思想。儒家认为，生命来源于天，即天命。在孔子奠定的生命哲学中，最根本的就是天命，天道。人需要对天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这是生命的根本。生命生生不息，不断传承与轮回，我们需要对天保持敬畏，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教材中就有不少关于生命、人生的经典文章与诗歌，如：《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滕王阁序》、《琵琶行》、《锦瑟》等。以《锦瑟》为例，辞藻华丽，情思缠绵，意象迷离，含义深邈，但对于诗歌主题历来存在争论。一般认为这是作者李商隐追忆似水流年，感叹悲欢离合，相思梦想都幻灭，所得只是眼泪和迷惘的怅然之作。

（五）“学思”并重

孔子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先天就有差别，所受的教育也必须不同，体现出其因材施教的思想。孔子重视学知，认为“生而知之”仅是一种虚设，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需要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知识。在学习上，他强调四个方面：

一要实事求是。《论语・子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思是，不要自己不懂却凭空造作，不要武断专横，不要顽固不化，不要自以为是。二要多方面学习。《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将“多闻”、“多见”和“择善而从之”作为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他自己也“入太庙，每事问”。三要思考功夫。《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认为学习和思考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学思须并重。四要触类旁通。孔子提出“闻一知十”，“上学而下达”等学习方法，在积累丰富的感性知识基础上发挥理性的能动作用。此外，在言与行的关系上，孔子提出“敏于事而慎于言”，说话要慎重，但做事要敏捷，言行一致。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苏教版必修一《劝学》篇就典型体现出儒家对学习的重视。文章围绕“学不可以已”这一中心论点，先后阐述了学习的重要性，学习的作用，学习的方法和态度。

二、结语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西方的快餐文化日益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高中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引导不当，就容易滋生出崇洋、摒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情绪，譬如圣诞节热热闹闹，重阳节却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对儒家经典文本的收录十分必要。一方面，能够潜移默化地塑造学生的心灵，提高其文化品位，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和社会中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将被世代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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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受安等.中国古代九大思想学派集要[M].北京：出版社，2002.

[3] 蔡莹涓.高中语文教学中儒家传统思想问题[D].福建师范大学.2003.8.

[4] 井源.论语文教学中的儒家经典文本教育[D].山东师范大学.2006.4.

[5] 张啸宇.试论儒家文化在高中教学中的渗透[D].云南师范大学.2014.5.

[6] 张世颖.中学语文教材中儒道经典选篇现状与教学研究――以人教版新n标中学语文教材为例[D].吉林师范大学.2014.6.

[7] 吴伟明.中学语文教材中儒家经典选文及其教学研究[D].河南大学.2011.5.

第4篇：儒家思想的重要意义范文

众所周知，人类认识自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思辨过程。这也正如一个人从孩童到成年，婴幼儿不知道自己是谁一样，但有些人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这种情况，不是认知出了问题，而是做人出了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作为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这四大支柱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但最是基础、最根本的还是学会做人。

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对于如何做人的论述，不仅使我们耳熟能详，而且感悟颇深。儒家思想在教育目的方面，就是培养个人良好的德行，养成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孔子要求学生能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做到“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德育为先。儒家集大成者，亚圣孟子认为，人有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即仁、义、礼、智之四端。这应是对儒家“性善论”的最好诠释。同为儒之大家的荀子先把人赞赏了一番，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而人有气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接着又反驳了孔子和孟子，指出了人性向恶的一面，说道：“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逸”。荀子主张“性恶论”，他认为人性皆恶，其善者“伪”。孔子告诉我们人得接受教育，孟子告诉我们人可以接受教育，荀子则强调人必须接受教育。儒家思想从不同侧面告诉我们，人是环境的产物，无论人性善或恶，都是可以教化的，是可以改变的。直到如今，这些思想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纵观历史，从文化典籍到家教故事，从颜氏家训到各类家书，无不包括深刻的做人道理，并使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家庭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而问题却越来越多的情势下，面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家教读物，看看“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孩子，如果你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失落与迷茫，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教孩子做人。

苏格拉底的名言是“美德即知识”。意思是说，一个真正有知识的人，他的灵魂一定是智慧的。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道德认知理论，认为人的认知水平和道德水准具有平行发展的关系。道德高尚的人大都是学识渊博的人，反之，知识浅薄、思想偏激，则很难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但知识不等于道德，人要成其为人的制约因素很多，所以学会做人是大学问。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靠什么去书写人生？在竞争日趋激烈的职场，靠什么与人竞争？最重要的就是要靠学会做人。

第5篇：儒家思想的重要意义范文

 

关键词：儒学　法律思想　司法实践

一、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一)对法律指导思想的影响

先秦时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礼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最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仁”的观点，基于此呼吁“为政在人”“德主刑辅”的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德主刑辅”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直保留着，从汉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国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谐，以人为本是没有变化的，这也是其区别于西方法律思想的鲜明特征。

(二)对法律制定的影响

1．在刑法上

中国传统法律步入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根据德主刑辅的原则，刑法原则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杀”的指导思想。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废除肉刑，这是儒家人治对法律的具体影响。此外，刑名的减少，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及加役流，死刑复审的创立无不闪耀着当政者以民为本的儒学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对古代刑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其家庭本位的观点对使古代法律伦理化。孔子从“亲亲”的家庭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了“父子相隐”，这不仅是引礼入法的表现，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刑法适用与诉讼。从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带有明显亲情原则的刑法规定，如“亲亲相隐”“存留养亲”“宽纵复仇”。此外，这种法律思想还体现在男尊女卑对法律适用的影响以及爱护老幼的人本色彩。

2．在民事法律中

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发达，这与儒家主张的息讼有很大关系，但儒学还是深刻的作用着传统民法的发展。孟子是儒家学派中对法律与经济关系把握最好的。他提出的“薄税产”“制民之产”，告诫统治者不要暴敛，重赋。后世的明君都把其作为民事的基本原则和富国之策。

儒家思想毕竟是与封建大一统相适应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也要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具体到土地所有制度上就是坚决贯彻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制定严格的户籍赋税制度。本着重农抑商的原则，在商业发展中也有大量限制。即使在封建社会最为发达开放的唐朝，集市也只能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开放。在婚姻继承制度上，女人的地位也低于男人，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3．关于行事法律

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封建法律的特色，其本身却饱含了儒家的特色。从选官制度看，汉代举孝廉强烈的体现了儒家重孝对社会的影u向，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儒家重门第，区分，维护封建等级制的表现，隋唐后科举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儒家“为政在人”的思想，科举其本身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巩固了儒学的统治，因为国家以儒学考生，举人都是因儒学而致世。而在为官之上，儒学影响也颇大。举例来说，官员的品级不论多大，父母去世都要弃官守丧，否则有悖伦常，遭人谴责。连明朝首辅张居正也不例外，其不为父守丧虽有皇帝夺情，也不免他人非难。

(三)对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

1．在法律解释上

儒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统治地位的，其在法律上的确立经历了很多过程，而其中法律解释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知道一种学说成为法律思想，不单单是一部法律就能达到的，它必须通过解释使大多数人了解，接受，并通过此使法律更好的适用于实践。儒学在汉代确立后，就是通过以经断律和以经注律使儒学法律化，再经过后世纳礼入律最终到《唐律》一准乎礼，法律的儒家化告成。

2．在司法实践中

儒学对司法实践影响的最大体现就是《春秋决狱》，将儒家经典直接作为律文案例指导实践。此外，儒家思想讲究天人合一，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从刑狱时令到灾异赦宥，都有浓厚的对自然与和谐的考虑。另外，秉承儒家一贯的等级观念，封建法律大多都规定了特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遵循着不平等的原则。而且行政与司法不分，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大特色。

二、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影响的利弊

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向来主张“礼主刑辅”，使法律与思想教育，道德感化紧密结合，并且儒家主张阿“礼乐刑政”并举，这些对我们今天建设自己的法律体系都有深刻影响。而且儒家一直教导人们经世致用，有一种“天下为公”的无私精神和“先忧后乐”的奉献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继承的瑰宝。

第6篇：儒家思想的重要意义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自然法；礼；天道；义；理性

中国古代有没有自然法思想，作为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都受到学者的关注。夏勇教授曾言：“如果把自然法观念界定为一种关于外在于或超越于人类实在法，但可以通过人类理性去认识和把握的客观法则和永恒法则的理念，那么，中国古代就是有自然法思想的”。

登特列夫曾谓：“自然法被认为是对与错的终极标准，是正直的生活或合于自然的生活之模范”，同时借巴克爵士的口说出“自然法观念的起源，可以归诸人类心灵之一项古老而无法取消的活动，这个活动促使心灵形成一个永恒不变的正义观念……这种正义被认为是更高的或终极的法律，出自宇宙之本性——出自上帝之存有以及人之理性”，“理想的社会模式与实际的法律体制之间，存在着一种差别或明显对比，前者是自然法所表现的，后者则是我们在人间世中所面对的。”这揭示了自然法理论的特征，即（一）自然法代表了一种永恒的存在，不因时间、空间的殊异而变化；（二）自然法以正义为核心价值，追求善和公正；（三）除自然法外，在人世间存在实定法，二者对立存在；其中自然法具有更高地位，实定法应与自然法一致，符合其价值追求。（四）自然法来自人的理性，人类通过理性可以认识自然法及其核心价值。

我们可以认为，只要具有以上特征的法学思想，我们都可以将其归入自然法思想的行列。鉴于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中长期处于支配地位，在讨论中国古代有无自然法思想时，儒家思想更具有代表性。

一、自然法是恒久的法

登特列夫称赞：“自然法的头一个伟大成就见于法律的固有领域……乃是与大自然相符合的正理，是普遍适用的，不变而永存的”，体现了自然法所具有的恒久性。

反观儒家思想，关于这一点论述颇多。第一，儒家认为存在一种高于一切具体存在的“规律”，即道或理（常）。《周易》：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宋明理学以理为宇宙本体，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不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有所损益。第二，儒家倡导“天人合一”，主张“人道本于天道”，“以人事解释自然界（拟人论），再拿这个人事化的自然界来做人世间的模范”。《周易·系辞》开篇就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将人世间的尊卑差等观念投射于原本没有尊卑之分的天地之上。第三，儒家视野中的自然法，在人世中的具体表现为“礼”，“礼本于天”，是与先定的宇宙伦理秩序一致的道德准则和规范。荀子云：“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因为人世中存在着贵贱分殊，所以礼作为人间秩序的代表也就必须富有差别性。礼代表着“常”——即万世不易的规则，即社会的贵贱之分与家族中亲疏、尊卑之异，这两种差异同为维护社会秩序所不可缺少，“儒家心目中的社会秩序，即上述两种社会差异的总和”，因此我们可以说，礼背后所代表的社会等级差异正是儒家所倡导和孜孜以求的亘古秩序。

有学者认为礼是“在特定的历史传统中逐渐形成的惯例性规范，亦即并非永恒的、决定性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以此否定礼的恒久性，并进而否定儒家的自然法思想。不可否认，孔子曾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礼也确实“并非体现宇宙秩序的永恒之法，而是随时间和环境变化而变化的行为规范”。但这并不能否认礼作为永恒秩序的代表。因为在儒家思想中，礼本身有两个层面，一为礼仪，二为礼义。前者是人们根据天道制定出来的具体行为规则，“内容有多寡丰陋繁简以及仪式上的种种差异”，在特定社会中表现为特定的风俗；后者则是礼的更深层含义，通过礼显示每个人的特殊名位，彰显尊卑之别，“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这其中所蕴含的亘古不变的“天道”才是礼的本义，我们也正是在礼义的层面上论证儒家自然法思想的。

二、自然法之核心价值

正义是自然法传统的价值追求，“人类关于正义的思想演化同人类假设的‘自然法’的存在及其存在的重要意义的各种探究之间关系极为深厚”。西方自罗马法以来的自然法传统认为，“一套法律意图以自身固有价值作为其存在基础，而不是以其强制力为基础”，将自然法“视为实现永远公平与善良的事物之一种不歇的努力”。虽然正义概念的含义、标准等具体内容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不同，但却一直是自然法的最高价值目标和追求。

在儒家传统思想中，有“四德”（仁、义、礼、智）或“五常”（仁、义、礼、智、信）之说，代表儒学核心价值。其中的义，便是儒家正义观。儒家伦理侧重人的内在德性，体现在社会中，则成为伦理关系中一项重要原则，即正义原则。《中庸》有言：“义者，宜也。”朱熹解释为：“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即恰当之意。“义”的实质也就是人们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体现为正义的原则。《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此处“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是“摄礼归义”的理论。“质”既实质，君子以礼“行义”。换言之，“礼依于义而成立，义是礼的实质，礼是义的表现”，礼的核心价值体现在义中。“义”既为“为事之宜的义”，也就可以用来确定个人或集团间应有的分际，作为巩固秩序和加强个人自制的价值标的而存在。如果离开了“义”这一核心价值，礼也就只剩下“礼仪”，成为徒有其表的繁文缛节，失去其作为价值标准的作用。

三、自然法与实定法的关系

自然法的思想通常“包含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存在一整套超越政治的原则，这些原则支持、保证了‘实在法’。”西方自然法思想中，自然法和实定法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除自然法之外，还存在着实定法，二者对立；实定法由某种权威制定，具有强制力。其二，在两者的对立关系中，自然法具有更高的地位，实定法应与自然法一致，符合其核心价值；违反自然法价值的实定法不能称为真正的法。

儒家思想崇尚礼的作用，倡导“为国以礼”，以“复礼”——恢复社会中尊卑亲疏的差别性秩序为最终目标。同时又承认除此之外还存在律、刑书等实定法，认为“是由最高统治者制定的，人们必须服从的准则”。孔子就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刑和礼是两种不同的规范，对刑（实定法）和礼（自然法）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论述。前者由统治者制定和实施，对人的行为具有强制力，如果不遵从，会受到惩罚；后者则代表着一种道德的个体自律和指引作用，并非由官方机构制定而是圣人顺应天道揭示出来的，没有强制性。儒家的这些主张，都肯定了自然法和实定法的区别，并认为实定法由统治者制定和实施，对人的行为具有强制性。

儒家学者认为礼（自然法）的地位高于律法（实定法），“尊德礼而卑刑罚”，律法必须符合自然法。周公曾依礼制法，统一臣民的思想与行为，指导国家的运营和法制的建设。荀子曾说：“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儒家主张法（实定法）应该遵循礼（自然法）的价值，必须体现亲疏、贵贱，否则就难以长久的通行于世。为了能够更好的规范人的行为，保证社会尊卑秩序的正常运转，儒家主张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因为在儒家看来，“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大戴礼记》卷二《礼察》），实定法立足于事后的惩罚补救，欠缺使人主动为善的力量，只能以威吓的力量禁人为恶；而自然法却能“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大戴礼记》卷二《礼察》），在源头上消除人们为恶的动机。

四、自然法来源于人的理性

斯多葛学派认为，整个宇宙由一种实质构成，这种实质就是理性，自然法就是理性法。“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一部分，本质上就是一种理性动物。在服从理性命令的过程中，人乃是根据符合其自身本性的法则安排其生活的。”他们将理性看做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阿奎那认为，上帝赋予人类以理性，可凭这一能力认识永恒法的部分内容，并形成自然法，也肯定了理性之于人认识自然法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代以降，启蒙思想家认为，理性的力量普遍适用于所有人，“把理性视为价值之终极准则”。

儒家的“良知”学说与西方理性大抵相同。孟子首倡，经王阳明发展到极致，认为“良知良能”是认识自然法的能力。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无须后天学习和思考，就可 “知”，是“我固有之”的理性。“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下》）思是人心的官能，构成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本质，与西方“人是理性的动物”如出一辙，也就是能够认识到天道的本质，保证了通过理性认识自然法的可能性。

儒家倡导“天人合一”，人的良知良能与天有内在和本质的同一性。人们只要发挥思的能力，就能知晓自身之性，孟子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在认识自身的基础上，就能认识“天”，达至天人合一，也就是说，认识自身的过程，就是认识自然法的过程，就是体察天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体现了自然法实际上根源于人的理性，理性认识自身就是认识自然法。

质言之，良知是这样一种既普遍又内在的理性，是天地万物所蕴含的天道之根源。作为天道，它具有恒久性和至上性，是衡量是非的价值标准；作为理性，它有能体现人类自我认识的属性和能力，构成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的本质和正义判断的条件。

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提出天道这一恒久性观念，落实在人世中表现为“礼”；“礼”以义为核心价值，是一切行为价值判断的最终标准；承认在“礼”之外还存在“法”、“律”等具有强制力的制定法形式，并在此基础上主张礼法合一，赋予制定法更多礼的内涵；同时赋予人以“思”的能力，成为认识天道和自然法的来源，这些内容足以使我们相信中国古代有自然法的思想，只是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并不完全一致，带有本民族的色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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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儒家思想的重要意义范文

关键词：韩愈；道统；道统论；儒学复兴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一、韩愈的道统论的基本内涵

韩愈在《原道》中以儒家之道区别于佛老之道，以儒家道统对抗佛家法统，建构了道统论。因而，我们可以从“道”与“统”两方面理解道统。“道”主要是理论与精神因素，具有超越性与普遍性的特征；“统”主要是历史因素，具有时间性与连续性的特征。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蔫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①“道”也称为“先王之道教”。在他看来，“道”首先是作为儒家思想本质和理论硬核的仁义道德，其实质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即以仁义为本的天下公言。因而，“道”超越一切具体知识特别是异端思想，处于优先于一切的根本性地位，提供了一切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根据与本源。“道”不仅是以仁义为核心的精神价值，也包括儒家的典章制度、社会阶层与分工、伦理秩序、社会风俗，“这实际是韩愈所了解的整个儒家文化——社会秩序”。就经验层面而言，道体现于社会各个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就超验层面而言，道存乎古今、贯通天人。自古至今，道的传承有一历史过程，这便是统。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蔫。”②圣与道合一，所谓的道统就是儒家思想的历史传承谱系。韩愈的道统说据陈寅恪先生讲，一是由孟子篇章所启发，二是由禅宗祖统说摹袭得来①。其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单纯确立一种人物的外在谱系，而在于借此梳理思想的内在传承，通过道统的构建使儒家思想（道）具有连续性、普遍性、根本性和超越性，从而能够凌驾一切异端思想，成为绝对真理与唯一权威而重现占据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最终实现儒学的复兴。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解读韩愈的道统论。

首先，我们看韩愈的儒家文化立场。韩愈辨名析理着力阐述孔孟之道体现着他理智上对于儒家思想及精神价值的理解，他虚构历史，以圣人史观盛赞先王之教，体现着他情感上对古圣先贤的景仰，合而论之即是对儒家文化认同与坚守。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的长期压力与道教的兴盛，加上儒学的长期衰落，士人阶层与普通民众发生了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以至于出现这种局面：“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亦尝云尔。不惟举之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③对文化思想界的这种混乱状况，韩愈挺身而出拨乱反正，打起儒家的大旗，并重新明确规定其内容，以正人心排佛老尊儒学，坚定了儒学文化立场，明确了士人阶层与普通阶层的文化归属。

其次，我们看韩愈的正统观念。正统观念主要是指在儒家内部存在多个学派时，某些儒者特别是具有道统观念者认为自己得到了先王之道的真传，视自己为儒门正统，而把其他学派视为旁门乃至异端。因而道统首先意味着对儒学本质的理解和对其内在精神的把握，在儒学内部起着划分学派——“判教”的作用，甚至说道统保证了儒学学脉的“纯正”与一以贯之。正统观念是儒家文化立场的内在要求与进一步延伸。荀子与杨雄“择蔫而不精，语蔫而不详” ，既没有正确把握孔孟之道的实质，也没有充分阐释先王之教的本真精神，因而不能列入道统。韩愈自命：“天下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知欲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

再者，我们看韩愈的卫道精神。反击佛老与捍卫、弘扬孔孟之道是一事的两面，但后者更为根本。韩愈在《原道》中历数佛老对政治经济造成的严重危害后指出先王之教面临严重威胁——“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②，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③的激进措施，期望通过这些措施打击并禁绝佛老的异端思想。韩愈一生以积极排佛而著称，为此差点送了性命，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使其道由愈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限”④，是儒家真正的卫道勇士。

最后，我们看韩愈的弘道精神。卫道精神与弘道精神相辅相存，同构成儒者的现实生命。韩愈具有强烈的担当意识，以传承道统弘扬儒学为自己义不容辞的文化使命与历史责任，为此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孔子说：“人能弘道” ④。孟子一生“正人心，息邪说，拒行，放词” ⑤，积极弘扬先王之道极有功于圣门。在佛老盛行，儒学衰微之际，韩愈积极弘扬孔孟之道，是对传统儒家弘道精神的全面继承与努力实践。

道统的四个方面紧密相连，相互融通。韩愈的道统论通过这四个方面完成了对儒家仁义道德的形而上学论证，使道最终具有了超越一切的至上地位和普遍价值，道统传承谱系为儒学的重建与复兴提供了重要内容。

二、道统论的历史依据与理论根据

农耕时代的生存背景使中国古代一直重视历史，同时，中国古典哲学又具有解释学的传统，新思想往往借助诠释传统而开出。想要重新确立思想的地位和权威一般而言必须从历史深处寻求历史渊源的支持和经典文本特别是儒学经典的依据，否则，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将会面临巨大的怀疑与严峻的挑战⑥。道统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根据即来源于对历史的重构与对儒家经典与精神重新诠释。

韩愈说：“转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身；欲先正其身，现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⑦一方面他将儒家之道的修心诠释为有为以驳斥佛老之法追求修心而忘记社会责任的空寂无为思想，在注重实用理性、强调经世观念的古代中国很容易得到认可与支持；重要要的是从中所挖掘出来的历史资源提供了一个沟通内在心灵培养与外在国家秩序治理的思路，以前由外而内的思维路径被整个变成由内而外的理性自觉，一切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据由“宇宙天地”转向“心灵性情” 。这种转向意味着中国哲学开始由宇宙论转向形上学、心性论，正是这种转向，修心与治世沟通了，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同样，韩愈对孟子的推崇也与此相关。从学理上看孟子主张向内反求诸己，由内在心性培养外在政治推衍④，这与《大学》运思途径一致，可以为道统论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孟子在《尽心下》中的类似的道统观念启发了韩愈的思路，提供了道统论的历史渊源。孟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义”，与韩愈所理解的道的精神实质相同。孟子积极拒斥异端与韩愈性情相同。因而，在韩愈看来，只有孟子真正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与精神，是先王之道的真传、儒门正宗。通过排列古圣先贤谱系，将孟子列入道统，再一句“柯之死，不得其传蔫”便将历史接续到当下，确立了他本人的合法性地位。因为在古代中国，一种新思想必须同时具有古老经典的依据与思想历史的传承谱系 ，超时空的道必须在时空中落空才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获得普遍认同。

三、道统论与儒学复兴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道教一直处于兴盛状态，而长期处于意识形态主流的儒学却一直在衰落，并且隋唐之际的儒学衰落远胜于魏晋之际，儒学危机是不争的事实。儒学复兴运动作为危机的产物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发展总的趋势，而新儒学是其最重要结果。韩愈作为先驱人物以道统论掀开了儒学复兴运动的序幕。

儒学复兴首先要与佛老异端思想划分界限，明确并强化儒家文化认同，道统论发挥了这一功能。

精神文化的发展有其内在与外在的逻辑与时代课题，新儒学作为复兴运动的产物，其形态和特质是思想的内部渊源与外部挑战的相应性②。韩愈在积极应对异端挑战时既努力挖掘历史资源又尽量吸收当下的东西，在道统构建上他沿袭了古代“尊王攘夷”的思路与策略。在大汉族中心主义影响下，尊王攘夷的观念在士人阶层与普通民众心理中根深蒂固，华夷之辩是士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再加上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异族对于中原长期统治与残酷蹂躏，特别是安史之乱距韩愈又不久，那份痛苦的历史记忆在大众心中久久不能散去。“直至安史之乱后，由于安史为西胡杂种，尊王攘夷的思想始于文士之间抬头”③，此时，韩愈将佛老思想斥为狄夷之法，反对“狄夷之法加诸于先王之教之上” ④，很容易在士人与大众心理上获得普遍认同与广泛支持。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道统论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学思想，另一方面作为儒家复兴先驱之作，道统论直接开启了宋明理学。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前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⑤总体而言，韩愈以仁义为核心，比较正确地理解并继承了儒学的核心思想与精神实质。他通过《原道》等著作从世界观、人性论、伦理学、历史观等对儒学理论的多方面探究构成他继承并复兴儒学的重要内容，而最显著的便是道统论。他立道统排佛老兴儒学，为儒学复兴树立起了鲜明的标志，并结合孔孟的仁义与《大学》的修齐治平的思想予以论证，尤其是对《大学》的重视，对后来宋明新儒学的意义十分重大。今天，现代新儒学依然在试图重建道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不论是韩愈所处的时代还是宋明之时，乃至今天，一个共同的思想文化背景就是儒学复兴，而道统论是儒学复兴的一面大旗帜⑥。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了韩愈的重大作用：“建立道统证明传统之渊源”、“直指人伦章句之繁琐”、“排斥佛老匡救政俗只弊害”、“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功效”、“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六个方面。陈先生这种儒学本位主义的评价曾受到过严厉批判，但是如果我们认同自身的传统，以理智的心态面对历史，以同情的理解面对韩愈及其道统论，那么我们会承认，韩愈建立儒家道统勇敢地捍卫儒学、积极地弘扬儒学，在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统与发扬上厥功至伟，宋明时期儒学的复兴是其直接的明证。

韩愈已经远去一千多年，那个时代的一切成为一种历史的沉积与记忆。我们发现，韩愈所为也是那一个时代士人共同的行为选择与价值趋向，道

第8篇：儒家思想的重要意义范文

[关键词] 儒家商业伦理商业活动价值

商品交换活动总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指导下进行的。中国古代儒家所倡导的仁者爱人、先义后利、中贵和、诚信为本等商业伦理思想，在现代商业活动中仍具有重要价值。

一、仁爱至上

“仁爱”是儒家学说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其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孔子对“仁”作了大量论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在儒家思想中，仁具有多种内涵，其核心和主要内容是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爱作为儒家伦理的一般道德原则，其出发点是“亲亲之爱”，但又不限于亲亲之爱，而是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把“爱人”推及到全体社会成员，即“泛爱众，而亲仁。”（《学而》）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人，自然就会形成协调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家“仁爱至上”的精神对于现代商业活动具有重要启示。首先，企业领导者和管理者对内要善待员工，尊重人、信任人、爱护人。知人善任，以信任来换取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使员工和企业同呼吸，共命运，最终换来企业的业绩。其次，对外应当树立“消费者第一”的理念。市场主体应为消费者提供质量过硬的产品和服务，在消费者满意中获得企业的利润。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以社会分工为前提，是为满足他人、满足社会的需要而生产的，因而生产的是使用价值，只有产品对别人有用有利，适销对路，才能实现生产经营者的利益。因此，企业在交换中应考虑对方的利益，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

二、先义后利

“义”是指人的道德价值；“利”是指人的功利价值或物质利益。在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上，儒家提出了“先义后利”和“以义取利”的思想。孔子一再强调“见利思义”（《宪问》）；“见得思义”（《季氏》）。在孔子看来，一个是否有“义”是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孔子并非一概地否定对“利”的追求，只不过认为在富贵利禄面前，不能丧失道德良心，而只能循义而求之。

儒家“先义后利”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事生产和经营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一定要先义后利，以义取利。在义和利发生矛盾时，必须让利尽义。当今国内外所有业绩卓著的企业，都是反对“见利忘义”，主张“先义后利”的。这不仅体现在它们一般都重视做善事和促进地区与全社会繁荣上，还更主要体现在它们的生产和经营活动都十分注意不损害消费者和社会的利益。但也有少数企业，“见利忘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道德，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以不义得之，必以不义失之，未有苟得而能长也”（黄石公《素书注》）。只有遵循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义利两全的道德准则，才能使企业在义利两全中实现发展目标。

三、尚中贵和

“中”就是“中庸之道”。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和”就是“以和为贵”。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学而》）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尚中贵和”的理念对于现代商品交换活动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应注重不同经营者之间的互利合作，寻找共同生财之道，所谓“有钱大家赚”。提倡既竞争又合作，反对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搞你死我活，相互吞并。二是应提倡对顾客的和气态度，处处为顾客着想，树立“顾客是上帝”的服务意识。三是应注重企业内部的人际和谐。要求领导设身处地为员工着想，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和身心健康，合情合理地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员工应体谅企业的困难，增强对企业的支持意识；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员工之间应互助合作，克服本位主义，树立全局观念，增强彼此之间的协作意识等。

四、诚信为本

诚信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范畴之一。在孔子看来，“信”是一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据，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可以行之哉？”（《为政》）他还大力主张“谨而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提倡“以信交友”。因为“信则人任焉。”（《阳货》）孔子还提倡以信治国、取信于民。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学而》）;“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

诚信作为一条重要的道德原则，既是人立身处世、自我修养的基本原则，也是人们进行市场交易活动的基本原则。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商界逐渐形成了“诚信为本”的商业伦理。“人无信不立，店无信不开”，“诚招天下客，信揽四方财”。司马迁把商人分为“义商”和“奸商”两类。“义商”恪守诚信无欺、公平交易的原则，深知“黄金有价，信誉无价”。“奸商”则作伪欺诈，牟取暴利，唯利是图，到手为快，不知“信义”为何物。

第9篇：儒家思想的重要意义范文

关键词：仁爱；诚信；道德建设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思想的主干，它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体系博大，义理宏深。儒家思想从一定角度反映了我们民族的道德取向，体现了我们民族创造精神文明的智慧，且经历了长期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成为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对于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弘扬和培育其中华民族精神，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儒家仁爱思想及其内涵

“仁”是儒家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范畴，在《论语》中提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9次（其中一处“仁”作“人”讲，另有三处系重复）。“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其基本内涵表现为克己复礼、推己及人、无求生害仁、为政以德。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此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孔子看来，实施仁的推及要建立在两个原则和前提之上，一是人道的原则，即把别人看成和自己一样的人，尊重别人的人格，二是理性的原则，也就是说，要建立在人类共同的是非、善恶、美丑这样的基础之上。上述儒家仁爱观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被历代统治者所提倡，成为国学中具有超时代性的进步观。

二、以“仁者爱人”思想熏陶大学生典型培育

儒家仁爱思想是调节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道德手段。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提倡广泛的理解和体贴他人，以爱人之心调节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儒家所倡导的敬德保民、厚德仁民思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权”意识。尽管“保民”的动机是维护封建专制，“仁民”的措施也往往落空，但“人”的生命价值却由此获得承认和尊重，并受到“礼”、“法”的保护。这不仅完全可以作为现代人权的逻辑起点，而且他较之于西方所谓天赋人权更现实、更直接、更朴素、更加通俗和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从这样的逻辑前提出发，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人权既不神秘，也不深奥。它一目了然地告诉人们，作为个体，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所需要的生存、自由、平等、安全、人格、尊严等权利，别人也都是需要的。如果人们在自己的行为过程中，能够设身处地以维护、捍卫自己权利的态度来维护、捍卫他人的权利。那么，苦难的世界就会成为真正美好的人间。

仁爱思想对于当代大学生典型的挖掘和培养具有积极地指导意义。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以德育人，培养德才兼备的现代化人才。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的个性发展为前提，面向全体学生使其得到全面发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文化尚德、重德、注重德教，“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孔子主张“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使得人们在实践中具有“仁”的自觉性，进而将理性自觉与主观能动性紧密的结合起来，由“仁”到“知”。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就要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实践，培养和提高他们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实效。学习不仅指理论知识的获得，而且还包括个人道德的修养，特别是当今大学生要在学习时不能光啃书本上的知识，要勤于思考，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内化为心灵的伦理道德，然后外化为社会实践活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强调了学贵能用，这告诫当今大学生在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时，要努力完善自己，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多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增长才干，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便具有现实性。这一系列思想是我们进行大学生先进典型培育的深厚文化土壤，只有汲取仁学思想中的精髓，发挥传统文化的魅力，才能有的放矢的做好典型培养，进而以优秀模范典型示范带动普通学生践行优秀传统文化。

三、儒家诚信思想及其内涵

诚信是儒学中又一重要观念。儒家把诚信视为修身的基础，言行的出发点，事业成功的保证，并提升为道德核心。故称人不可不忠信，背弃诚信，则被人鄙视、谴责，遵守诚信与否，成为社会上衡量人与事的尺度。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信”是五常之一，是君子处理人际关系的精神纽带。“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诚”具有最高的道德境界。古人早已看到了诚信对于个人、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民无信不立”，“思诚者，人之道也。”君主行忠信，可以保一身；君主行忠信，可以保一国。在社会交际中，孔子认为与人相处要表里一致，反对与人交往中的“巧言、令色、足恭”和“匿怨而友其人”，并以此为耻。孔子还主张“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以诚信为道德准则，做到言行一致，用于当今的生活中，同样可建构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这同样也是人际交往中的一种科学而积极的交往方式，心胸开阔，以诚待人。交友方面，君子“尊贤而客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认为既要尊敬贤人，同时也容得下一般的人，称赞有才德之人，同情没有能力的人，要求人不要自傲，要和人相容相处，这和今天提倡的平易近人、宽容谅解是一致的。这都是人际交往中的以诚为信，以诚待人。

四、以诚信思想熏陶大学生典型培育

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大学校园早已不能独善其身。部分大学生价值取向、道德判断标准丧失，是非不明，荣辱不分，善恶不辨，美丑不分，行为失范的现象时时可见。诚信是无价的。儒家历来以“诚”为立身、立业、立国之本，并且重视“诚信”的实践，强调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儒家诚信思想在引领大学生先进典型上至少给我了我们以下三方面的提示：第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两千多年前的圣人叮咛，应该成为当今第一号的警世名言。“信”首先要求在人际交往中要守信用，表里如一，所谓“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信则人任焉”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往和相互的信任与尊重。信要求人的行为保持一贯性，不能朝三暮四，翻云覆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在不断完善，信用制度、信用体制正在建立，因而大学生应自觉遵守法律和道德，以道德信用自律。第二、诚信引导大学生追求真、善、美。“讲信修睦，修己及人”的思想，启示我们要信守“诚实守信”传统职业美德。更有后世的儒家思想家把“诚”当作人生的最高理想，将其描绘成一种至静至灵的神秘的人生境界。诚信观在培养中华民族朴实宽厚、信守如一的性格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诚信居于大学生价值观培养的核心地位，儒家历来重视“诚信”的实践，强调言行一致、知行合一。“诚信”之德，是个人立身之本，是国家立国之本。儒家认为诚是德行的基础，至诚则众德自备，其他的道德规范都必须建立在诚的基础上，符合诚的要求。构建大学校园良好的诚信关系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我们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在大学校园后大力宣传和弘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务求实效等时代精神。学校作为学生诚信教育的主阵地，要以开展诚信教育为抓手，要将诚信教育要与传统美德教育相结合，充分挖掘和利用传统美德中有关诚信内容的格言、楷模、典故、故事等，通过诵读、故事会、表演等形式，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在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活动中，使学生感受、体会诚信是做人的根本。

“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建设倡议，综观其内容，充分涵盖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尤其吸收、借鉴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与当代价值的完善结合，为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做出榜样。综合上述，我们对儒学中具有的仁爱、诚信观念进行的重新认识，对发扬其优秀传统，服务为道德之本、行为之源，培育当代大学生模范典型具有普遍的借鉴和启发价值。

参考文献：

[1]黄钊.儒家德育学说论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社，2006.1

[2]吴立群.儒家仁学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船山学刊，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