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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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各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竞相引入外资的政策已经产生了相当的负面作用。本文拟分析利用外资政策中的内在矛盾，以希望能为政府外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1、“以政策换资本”导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失控

国内学术界对适度外资规模有两种定义，一种是将适度外资规模定义为“外资对内资只起补充而不起替代作用时，国内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具有偿还能力的外资规模”。另一种对适度外资规模的定义是“一国在其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外资对内资只起追加而不起替代作用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发展客观需要，能被经济发展所实际吸收且具有偿还能力时的利用外资规模”。这两个概念都明确揭示了适度外资规模与经济发展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包含三层内容，其一是外资与内资的关系是，外资对内资只起补充和追加作用，而不是替代作用；其二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所需、为经济发展所实际吸收的外资；其三是所吸收外资不能超出一国的偿还能力。这里，外资的概念显然是广义的，从偿还能力的角度看，它更多涉及外部贷款和债券形式的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不只是一定量的外来资本，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技术、知识、管理技能，以及有效组织这些资源的方式。因此，从效率角度衡量，外资可以替代内资，但不是简单的替代。简单替代有两种形式，一是外资本身并非全部用于生产投资，二是外资进入生产领域，但效率低下。外资对内资的有效替代表现为，外资的投入对国内的生产能力具有提升作用，外资的投入具有带动内资的刺激效应。当然，有效替代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东道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积极效应的有效吸收能力，决定这一吸收能力的两大关键是：国内的配套投资能力，即每增加吸收一单位外商直接投资所需与之配套投入的国内投资；另一个则是国内的技术消化能力，即每吸收一单位外商直接投资后配套投入的国内投资中用于追加的技术投入。国内投资乏力、技术投入不足，就无法实现直接投资的最佳吸收效果。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初的动机来自于国内资金不足和出口能力低下，因此，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初政策目标就是加速资本形成和扩大出口创汇。在“以政策换资本”的口号下，以弥补资金不足为目标一度导致全国各地不计优劣、不计成本的招商引资热潮。尽管在1986年颁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时，直接投资应对国家的出口有所贡献，应对国家的技术提高有所贡献已受到重视，但是出口结构的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等具有战略发展的部分仍未提及，简单意义上的加工区仍是直接投资引入中主要的形式。

“以政策换资本”的思路导致对外资数量的追求超过了对外资作用的追求。盲目建立开发区，简单追求外商投资规模扩张(有时，甚至只是外商投资的合同规模)使我们付出了国内土地、人、财、物等资源的浪费、国内生产能力闲置、投资的边际收益下降的沉重代价。低层次技术的重复引进不仅浪费了资源，而且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外在压制效应，对于这类项目的优惠政策不仅浪费了政府的财政资源，还排挤了国内更有效率的投资。另一方面则是国内投资及技术改造投入不相匹配，无法充分吸收直接投资的积极效应，致使某些地区的外商投资规模远远超出有效吸收规模，政策收益无法真正转化为发展动能。

2、以“市场换资本”导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结构失控

市场结构失控是指外商已经在中国的多个行业，如洗涤用品，饮料、啤酒、轮胎制造、程控交换机、移动通讯设备、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家用电器等行业确立起市场垄断结构。市场结构失控不仅涉及个别竞争对手的生存，而且可能导致整个行业的发展游离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之外。当这个行业是主导国民经济的命脉时，还会从根本上削弱国家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

与“以政策换资本”相似，“以市场换资本”的策略也只是以追求外资流入为决策目标，忽视了长期不利的效果，假如缺乏对外资积极效应的利用，未能从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中蓄积起自身的竞争能力，又如何能赢回被换走的市场呢。

外商在我国实现市场垄断的主要手段包括：

第一，通过对同一产业或同一地区内国有企业的兼并、收购、以及系列投资，实行产业或地区内一体化的控制。随着改革的推进，外商只能收购兼并小型或亏损国有企业的政策限制在不少地区被一再突破。外商从重点购并效益较好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进而向有目的地收购同一地区所有国有企业或不同地区同一行业的骨干企业，直至全行业收购。如1992年5月，香港中策投资有限公司以60％的股权收购泉州市所有40家国有企业，成立“泉州中侨(集团)有限公司”。之后，香港中策还在全国范围内投资收购了多家行业骨干企业，包括太原、杭州等地的轮胎厂，并以“中国轮胎控股公司”的名义在百慕大注册并到美国上市，进而以所筹得的，1．037亿美元分别对重庆轮胎厂、烟台轮胎厂、银川轮胎厂控股51％以上，掌握了中国轮胎行业的控制权，引发了震惊全国的“中策”现象。

1998年3月，美国柯达公司先是与厦门市福达感光材料有限公司、汕头市公元感光材料工业总公司合资组建柯达(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又与无锡阿尔梅感光化学公司合资组建柯达(无锡)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完成了对中国感光行业的全行业合资。

第二，通过产业关联特性，实施由一个行业辐射及相关行业的控制。自1995年4月4日，外经贸部颁布“关于外商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以来，已批准的外商投资控股公司已达140多家，这些控股公司既投资于上中下游的最终产品，也投资相关的零部件，既投资于生产性项目，也投资于销售、融资、保险、咨询、运输等相关项目，操纵和影响着一大批协作配套厂家。

第2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东道国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20. 019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20- 0030- 02

0 引 言

20世纪60年代初，Mcdougall在分析直接投资的一般福利效应时，第一次把技术溢出效应视为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现象。他认为溢出效应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从而引起当地技术进步或生产力的进步、而跨国公司子公司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情形。后危机时期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纷纷采取措施，大力引进外资，一般都认为，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综合体，它会给东道国带来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带动本国产业发展。

1 东道国对技术溢出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越来越多地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而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已经成为了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励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产生溢出效应，同时减少外商直接投资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成为了我国政府和企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1.1 从宏观市场方面考虑。

（1）需求方面的因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决定了该国的购买力水平，对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多少和需求层次的高低，直接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数量、采用的技术和所生产产品的技术含量等；同时，广阔的市场容量将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前来投资，而且能促使外商不仅仅依靠品牌和营销来保持市场份额，而是靠不断更新技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甚至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研发中心。总之，需求方面的因素都将影响外商资本的区位选择，同时有力地促进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

（2）供给方面的因素。赖明勇（2002）的研究表明，中国国内所具备的人力资源丰裕程度，决定了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从而最终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说明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将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增多，但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的质量（即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增强，技术溢出效应就能更好地被吸收和消化。而像技术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状况、金融市场效率等因素，在为外商投资提供良好的配套功能和对促进溢出效应的发挥方面，起着重要的间接作用。

（3）投资环境方面的因素。从我国引资的实际来看，随着经济开放度逐步提高，以及法律法制逐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等投资环境逐步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的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外资的分布范围从集中在东部沿海大中城市开始向中西部和内地转移，同时政府制定的一系列优惠和鼓励政策以及国家政策的连续性，使得外资对我国的兴趣和信心大增，如外商投资总额在某些年份（如1993年）表现为急剧上升并且近年来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良好的投资环境能吸收数量更多、含金量更高的外国资本，同时为溢出效应的发挥打下良好的基础。

（4）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因素。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东西部经济增长差距较大，虽然多年来政府制定了各项优惠政策支持发展西部经济，但是与东部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直接影响到了该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能力大小。首先由于在自然资源、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本等方面的优势，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欠发达地区能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这样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可以更快地促进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其次经济发达地区的国内企业技术水平一般比较高，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较小，学习能力也比较高，容易吸收溢出效应。另外，一般来讲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流动频率要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这是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一个重要途径。

1.2 行业层面的影响因素分析

（1）行业竞争程度。行业竞争越激烈，外资企业受到的压力越大，就会迫使外资企业采用或引进更先进的技术，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加明显。行业集中度越低，技术溢出效应越明显；反之，反然（参见陈涛涛2003年的研究）。当把行业技术差距考虑进来以后，在行业集中度较低的行业中，企业的技术差距有助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而在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如果技术差距大，则会阻碍溢出效应的产生。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跨国公司都进军中国的轿车行业，为了保持他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跨国公司加快了在中国的技术更新的步伐，纷纷把最先进的车型投向中国市场，如在引入上海别克、广州本田雅阁后，德国大众迅速将先进的奥迪A6引入一汽大众，将帕萨特引入上海大众，技术水平一下跃升3个等级。

第3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

我国从1979年开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5年底，我国累计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度达6224亿美元，是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国内外学者致力于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其中地理位置、市场情况以及生产成本等是其研究的重点，然而，在所积累的大量文献中，专注于研究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较少，而这正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重点。

一、人民币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造成外币贬值，外商投资所需资金也就相应增多，那么会对外商直接投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1人民币升值对现实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潜在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同

(1)对现实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从资本核算方面，人民币升值，促进了对现实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投资收益转为新增投资，而不是汇出境外。这是因为，转为新增投资，其在资本核算时，所获取的收益以外币表示会相应增加，这种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收益会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对已经来华投资并需要增加投资的企业，如果是以盈利部分转为新增资本的，汇率几乎没有影响，因为这部分企业将其在中国获利的部分增加投资，实际上是人民币形式折算为美元。如果其增加投资的部分超过了其收益部分，则增加的部分会受到汇率的影响，但从其增资行为看，其产品的预期利润必然会大于受汇率影响的因素。

从产品出口方面，随着人民币升值，减少了出口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相对于人民币升值之前，我国出口到国外的商品价格升高，价格的升高削弱了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由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所生产的产品又多半是面向国际市场的，因此，人民币升值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出口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2)对潜在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许多FDI的投资者都预期人民币升值。但是人民币升值的现状，究竟会对潜在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怎样的影响，关键要看目前升值的幅度是不是符合投资者的预期。如果投资者认为人民币目前的升值幅度没有达到他们的合理预期，即在长期人民币还会继续升值，他们就会抢在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之前，将大量投资引入我国，以规避进一步升值后在投资所带来的汇率折算损失。例如一些外资企业采用独资或者合资的方式，采取注册资本金快速到位的方法。因此，现期人民币的升值，未必会抑制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对未来汇率的预期。

2投资目的不同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升值的反应不同

对于具有真实投资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升值，外币的购买力下降，资产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以外币计价的本国资产价格上升，资产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外资企业在我国当地购买设备、厂房等前期投资所需要的启动资金也会增加。这样，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成本和经营成本都会提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在国内的独资和并购行为。近年来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引起了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许多没有真实投资目的的“热钱”乔装在资本项下以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我国，暗赌人民币升值，以期获得升值后的投机利益。于是，人民币升值的现实和预期越强烈，越能刺激这类没有真实投资目的的外资流入，进行套汇。

3外商直接投资“采购一销售”渠道不同，人民币升值对其产生的影响不同

对于“国内采购一产品外销”型跨国公司，人民币币值低估的时候，它们把一部分生产放在我国国内进行，以此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然后将产品出口，在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市场上以较高的价格销售，从而获取高额利润。但人民币升值后，外销产品返销国际市场时相对价格较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减弱。尤其若该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大，价格提高对产品的需求就会减少，企业收益受损，由于人民币升值后，这类跨国公司的优势策略难以发挥，他们可能将资金移至货币低估的国家进行投资，导致我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下降。

对于“两头在外”的制造加工型企业，他们的原材料主要依赖从国外进口，而生产出的成品也主要是出品，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在降低了出口收入的同时也降低了原材料进口的成本，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所以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明显地减少这部分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

对于“本地生产一本地销售”的跨国公司，人民币升值后，公司在我国国内采购原材料的成本提高、劳动力工资成本提高，但由于在我国本土销售，产品价格不会由于汇率折算而过高，但是，如果投入我国的产业存在进口替代效应，人民币升值，则进口商品的实际价格就会下降，进口商品将具有比国内商品更高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影响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市场占有率。

二、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如何保持FDI持续健康的增长

目前，引进外资是我国应当长期坚持的基本政策。引进外资有利于弥补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推动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近年来，面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比如：外商收购兼并增多，外商钻我国政策和法规的漏洞而谋取暴利等。所以，如何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合理利用外资、保持外资流入和健康发展，就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1人民币实现小幅度升值，保证外商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在近期内，我国仍应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避免人民币对外币的大幅度升值，以便使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继续保持较大的吸引力。目前，我国正处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黄金时期，由于加入WTO的效应以及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增强，大量的外资正涌入我国。我们应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近期内调整好我国的外资政策，解决好使用外资中存在的问题。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取消对其过分的优惠。使外资政策更有利于吸引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而使引入的外资有利于我国国际收支平衡，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小幅度升值，可以为外资提供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这对增强国外投资者的信心，并使中国的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2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宏观调控方向上要注意把握好总体尺度。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虽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进人仍能保持良好预期，但也要警惕经济增长可能出现拐点时外资的逆转。在宏观调控取得预期成效的情况，如果宏观调控部门再度强调“宏观调控仍在关键期”，就会持续给市场送去“继续紧缩”的寒冷信号；如果宏观调控使得人民币升值幅度超过一定程度，则会给国内相关产业带来紧缩压力，给尚未进入我国的外资带来投资成本的增加；再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变动，如投机性货币有可能减少并且撤出，从而被动性地减少货币效应，则形势的急转直下就可能发生。因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宏观政策有必要从行政调控转向经典的参数调控，以把握宏观调控方向和程度，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第4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

本文以中国1985-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数据为依据，在对其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基础上，对今后中国如何更好的利用FDI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

FDI；经济增长；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从1985年到2012年，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FDI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中国自1993年起连续五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东道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FDI数额达到468.78亿美元，大约是1985年的24倍，2002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第一年，受WTO影响，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从吸收FDI的增长情况来看，1985年至2012年实际利用FDI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7%。二是FDI结构不断优化，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为界，引进FDI的目标由弥补“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为主转变为弥补“管理缺口”“技术缺口”为主，外商直接投资转移的技术含量明显提高。外资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1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1.1 数据与变量

本文所采用的样本数据为1985年-2009年的年度数据，FDI 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取中国历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GDP是由产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反映中国的宏观经济总量，其变化反映经济增长情况。其中FDI值按统计年鉴提供的历年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换算所得。

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因变量，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自变量，建立计量模型。为了克服异方差，分别对其取对数LnGDP和LnFDI，取对数后不影响原变量的平稳性，LnFDI和LnGDP的变化情况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

1.2 相关性分析

运用Eviews6.0软件，检验GDP和FDI两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大小，相关系数矩阵见表2。

由表1可知，GDP和FDI的相关系数为0.952625，两者有较强的相关性，说明中国吸收和利用FDI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1.3 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协整检验分析之前，必须先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如果平稳则可直接进行回归，如果两个变量不平稳但是为同阶单整序列，则继续进行协整检验。运用Eviews6.0软件进行ADF检验得到表3的结果：

1.4 协整检验

首先利用最小二乘法对LnGDP和LnFDI进行回归，然后再把所得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对LnGDP和LnFDI用OLS方法回归：

其中、为待定参数，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得：

（1）

（26.81049）（14.99522）

（F=224.8565）

从统计学上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可决系数为0.907204，拟合效果非常好，F统计值为224.8586，远大于F统计值的临界值，说明从总体上看，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成立。常数项的t统计值26.81049和回归系数的t统计值14.99522都大于t统计值的临界值，因而回归结果中的各变量都是显著的。

1.5 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建立LnGDP和LnFDI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其中，

，是非均衡误差，表示LnGDP和LnFDI的长期关系，是修正系数，也就是误差修正项对LnGDP的修正速度，即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差分项反映了短期波动的影响。

由Eviews6.0得出回归结果如下：

（2）

由（2）式的回归结果可知，在短期内，中国吸收FDI的变化对GDP变化的弹性系数是0.109348，也就是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短期内可以促使GDP增加0.109348%。的系数是-0.097467，反映了当短期波动偏离了长期均衡时，FDI将以-0.097467的力度将本年度的非均衡拉向均衡状态。

由此也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促进作用不及长期作用，长期的弹性系数大于短期系数，这也说明，尽管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当年所发挥的资金投入效应有一定显现，但是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滞后性，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定的时滞性，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管理效应外溢以及扩大就业、促进贸易等有一定的长期效应。

1.6 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中国FDI流量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也确定了序列间存在短期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也就是：GDP的增长是由FDI引起的，还是FDI的增长是由GDP引起的，或者两者互为因果关系，又或者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来检验FDI和GDP之间的因果关系。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实质就是：假设变量A对变量B存在格兰杰非因果性，如果P小于0.05，则拒绝原假设，即变量A对B存在格兰杰因果性。因为随着滞后期的不同，检验结果也不相同（表3所示），

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在滞后期为2时，格兰杰检验不显著，因此不能据此拒绝或接受任一假设。而在滞后期为3和4时，拒绝原假设，即LnFDI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FDI的流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GDP的增长。

2 结论与政策建议

2.1 结论

综合分析以上实证数据，GDP与FDI的相关系数是0.952625，两者有较强的相关性，由此说明中国实际利用FDI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

虽然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原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取对数之后的数据均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而且存在协整关系，即GDP和FDI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FDI对GDP的弹性系数是0.453827，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可以促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453827%。误差修正模型表明，短期内FDI对GDP的弹性系数要小于长期内的弹性系数，虽然短期内FDI对GDP的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总体来说，FDI的时滞效应使得其对GDP未来一定时间内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最佳滞后期为3，LnFDI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持续的促进作用；相反，LnGDP并不是LnFDI的格兰杰原因，就是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是促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原因，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东道国的经济实力、投资环境、吸收能力以及产业结构等，中国在许多方面还需要不断的完善和规范。

2.2 政策建议

由以上实证分析结论可知，总体上，自改革开放以来，FDI的流入对中国经增长的贡献是积极的、显著的。然而，世界经济变幻莫测，中国要想在面临种种挑战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必须增加对FDI的认识，并逐渐改变利用FDI的方式，使之更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第一，不仅要在利用FDI的数量上，更要在其质量上有所提高。大力引进高新技术项目带动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吸收FDI继续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于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要给予重视，因为这些跨国公司往往拥有其独特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都是促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同时，跨国公司的示范效应也是促使资金流入的一个重要动力。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FDI如果能够对这两个因素产生显著的影响，就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要做到这一步，关键是中国要积极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真正地做到为我所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育高品质、高涵养的国际品牌。

第二，加强中国投资环境的建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东部沿海虽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是其容量毕竟是有限的，要大力整顿内地的投资环境，引导外资的进入，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吸引大型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研发机构，进而促进中国科技研究的发展。

第三，要充分利用中国在人力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优势，重点引进国外先进的现代服务业项目、高技术含量的项目等，推动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且还要不断提高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比重，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大力引导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同时还要积极地将技术引进与中国的自主创新相结合，提高我们自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带动中国整体经济的持续增长。

总之，要提高中国吸收、利用FDI的整体效率，这样，最终也就增加了FDI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使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突出，从而也就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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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一、引言

2015年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制造”的概念。指出: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制造业是我们的优势产业。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在这一宏伟战略下,天津面临着制造业产业改革的重任和历史机遇。“十二五”时期天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7万美元,年均增长12.3%,“三二一”的产业格局基本形成,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5年底,天津制定了“十三五”规划,其中指出天津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综合实力不够强、经济总量不大、产业结构不够优化等等。目前天津正值历史发展的最佳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等五大战略叠加,发展潜力巨大,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们更加应该加快天津的支柱产业——制造业的改革,在新常态下,充分利用外商对津直接投资的良好契机,加快制造业从传统到现代的改革,拉动其产业结构升级,向着新型制造业快速发展。2014年外商及港澳台商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企业数目达到了1577个,较1999年增加了43.8%,2014年外商及港澳台商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企业销售产值达到了10617.7亿元,较1999年增加了8.65倍,由此可见近年来外商对制造业的投资确实大大促进了天津制造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天津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从理论上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主要通过集中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分析等几个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主要还是沿用了FDI对于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原理,钱纳里(H.B.Chenery,1966)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一定程度解决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技术和资本这两大两缺口。弗农(1996)提出产品周期理论,把产品周期分为创新与市场引入期、成熟期和标准化期三个阶段,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顺应以上周期变化,在成熟产品向东道国转移的时候引起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赤松要(1932)提出了雁型模型,一国某一产业的发展大致经历进口、本地生产、开始出口、出口增长等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的更替中东道国的产业结构随之升级。小岛清(1978)提出边际产业转移理论,此理论提出对外投资应从投资国己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及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而这些产业对于东道国来说却具有明显或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能够有利于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小泽辉智(ozawal,1992)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阶段发展论,他认为引起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国家间动态比较优势的互补性。中外很多学者都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进行了分析。第一是技术溢出效应,Kokko(2001)、Marin(2006)、Nguyen(2008)、Barrios(2005)、Fiore(2007)等大多数学者通过对英、法等不同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是Bosco(2001)、Barry(2001)等一些学者也使用了不同国家的数据经过实证检验,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负的或者不能确定的技术溢出效应。第二是就业效应,刘诗白(2005)指出随着技术进步,劳动力会从制造业中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流动到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随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罗良文(2007)选取1984-2005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影响最大的就是第二产业,大大促进了该产业的结构升级。第三是资本挤入和挤出效应,Lubitz(1966)根据加拿大制造业的数据实证研究表明1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会引致加拿大3美元资本的形成,从而有利于该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8)构建了投资方程,也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刺激了该产业的内资投入,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问题,中外学者也给予了关注和研究。BarrioS和strobl(2002)、Glass&saggi(2002)、Marin(2006)等学者认为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学者们将吸收能力做成技术积累、人力资本的函数,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吸收能力的重要性。Driffield(2001)、Narula(2004)、Barrios(2005)等学者认为东道国制造业企业间的竞争程度会影响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随着跨国公司的进入东道国,东道国的企业竞争效应明显出现,在竞争效应的刺激下,东道国的企业奋起直追,从而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Brios(2004)、Lutz(2004)、Sabirianova(2005)等学者认为东道国的开放程度也是影响东道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多数研究表明,随着东道国开放程度的提高,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应用到东道国的制造业生产中,变成实际的生产力,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有利于东道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众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确实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基于大量文献研究发现,基于整体总量数据的实证研究很多,但是针对于制造业单独产业的研究很少;基于中国整体数据的实证研究很多,但是针对某个单独城市的研究很少。因此,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制造业的数据,针对天津这个传统制造业城市,搜集相关数据,运用经济计量模型,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度分析

(一)变量选取

1.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TJSTR)关于制造业产业结构水平的评判标准,中外学者都给出了一定的计算方法,根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制造业密度为标准进行的分类,使用天津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占天津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水平。而关于高技术制造业的划分标准,本文采用毛日,魏浩(2007)的方法。具体过程为:计算2003-2007年分行业的研发密集度和人力资本密集度,将二者相乘,然后将5年的数据进行平均,取数值较大的十个行业为高技术行业。经过统计计算,高技术制造业主要包括: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十个行业。这些数据主要根据天津统计年鉴(2001-2015年)数据计算得出。另外,在数据的选取过程中采用了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数据,而小型企业的数据代表性不高,而且制造业中小型企业比较少,部分数据缺失,查找难度较大,所以并没有选用小型企业的数据,但是这并不影响数据的代表性。2.外商对津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额(FDI)外商对天津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额数据,主要来源于天津统计年鉴(1980-2015年)中的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投资情况中的对天津制造业直接投资的具体数据,虽然在这里包括了港澳台商企业的投资额,但是他们作为天津主要的投资地区,在天津制造业的发展中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就选用了这个数据作为外商对津制造业投资的数据。3.天津制造业内资投入额(KD)天津制造业内资投入额主要来源于天津统计年鉴(1980-2015年)中的按行业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明细中的制造业投资数额,部分年限缺失的数据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白皮书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4.天津制造业劳动力投入额(ML)数据来源于天津统计年鉴(2001-2015年)公布按国民经济行业分各类从业人员数量。这里选取的是制造业社会从业人员总数,这样使得实证检验数据更加准确。

(二)模型建立

本文为了研究的方便选取了2000-2014年的时间序列模型。从表1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外商对天津的制造业直接投资从2000年开始呈现出稳步增加的趋势,特别是从2009年开始外商投资力度大幅度增加,直到2014年外商对津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了832944万美元,是近十五年来的顶峰,较2000年增长了4.8倍之多。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外商对津的制造业投资不降反升,主要是因为天津制造业基础较好,天津近年来的发展迅速,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在良好的招商引资政策和环境下,吸引了大批外商来津投资办厂。再来看看内资的投入额,进入到21世纪,天津政府也在不断加大对天津制造业的投资力度,特别是2006年开始,内资投入力度大幅度增加,直到2014年内资投入额为4028.83亿元,是近十五年来的顶峰,较2000年增加了28.2倍,可见政府大力扶植天津制造业发展的力度确实很大。最后看看天津制造业的就业人数,随着内外资投入力度的增加,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人数也呈现了不断上升的趋势,2013年就业人数249.97万人,是近十五年来的顶峰,较2000年增长了33.3%。从总体来看,随着制造业外商和内资投入额的增加,产值不断攀升,而从业人数的增长速度远远小于产值的增长速度,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天津制造业正在经历着从劳动密集型走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过程,大大推动了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选取外商对津制造业直接投资总额、天津内资投入总额和天津制造业年从业人员总数3个变量,构造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根据因果关系,构造的模型为:TJSTR=α1+β1FDI+β2KD+β3ML+ε。(1)其中,TJSTR为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状况,FDI为外商对津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额,KD为天津制造业内资投入额,ML为天津制造业劳动力投入额。为了抑制异方差的出现,在实际回归过程中对上述模型进行了取对数处理,即:lnTJSTR=α1+β1lnFDI+β2lnKD+β3lnML+ε。(2)(见表1)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Eviews6.0对上述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首先通过lnTJSTR和lnFDI、lnKD、lnML三个变量做散点图,发现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与外资投入、内资投入以及从业人数具有一定的线性关系。然后对模型(1-2)做单位根检验,这里选用了ADF检验,根据检验结果表2来看,除了天津制造业结构水平以外,剩下的三个变量都是在一阶滞后项的情况下,通过了t检验,说明该序列是平稳的。接下来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根据检验结果表3来看,变量都经过了5%水平下的检验,说明该序列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虽然根据ADF检验,一阶差分是稳定的,但是通过了协整检验,并不存在伪回归现象,变量回归模型依然可以代表一定的经济含义。(见表2)根据回归结果可见,可决系数R2为89%,说明有89%的变量可以解释,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同时F值为34.57,DW值为1.98,均通过了检验。下面对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第一,与原假设相同,外商直接投资与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是正相关关系,并且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单位,对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具有20.61%的贡献。外商直接投资天津制造业由来已久,特别是随着2001年日本丰田汽车开始在天津投资本厂,带动大量跨国公司大力投资天津制造业。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力度的不断增加,为天津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资金支持,随着一些先进设备的引进,天津从传统制造业开始向先进制造业转变。在十二五期间,天津成功引进丰田汽车、空客A320等一系列世界500强企业,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超过50%,装备制造成为万亿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石化、冶金、轻纺等传统产业实现了改造升级。这些都与外商直接投资息息相关。第二,制造业内资的投入是其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变量。从实证结果来看,天津制造业内资投入每增加1个单位,对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具有42.75%的贡献,其贡献率要远远的超过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率。天津制造业是天津的支柱产业,制造业的投入一般较大,需要政府增加投资力度,并且给予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从统计数据来看,近年来天津政府不断加大了制造业的投资力度,并且着重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的投资力度,开始重视制造业的生产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对于制造厂商,天津政府鼓励建立科研中心,依托天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等高校,加大投资,促进校企联合,力争快速转化生产力。内资的不断投入必然带动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三,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也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变量。从市政结果来看,制造业从业人数每增加1个单位,对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具有10.21%的贡献,其贡献率虽然不如外商直接投资高,但是也会大大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天津制造业中的大多数企业还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人员的技术水平、素质等等都会影响制造业的产出水平。近年来,天津的整体就业情况有所好转,随着制造业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和一些专业技能院校培养出来的技术工人越来越多,天津制造业整体工人素质大大提高,具备专业技能的员工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加快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

(一)调整外商对津制造业的直接投资结构

天津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在资本、生产技术、管理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津的制造业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和内资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建设资金方面的缺口越来越小,利用外资的迫切度较改革开放初期大大降低,但是这并不代表天津制造业不需要外资。现在正值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看到天津制造业的基础很好,但是高新制造业的水平相对落后,所以在引进外资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高技术制造业的引进,利用国外的高技术制造业的先进技术弥补天津制造业水平不高的劣势。引进国外的高技术制造业不仅可以快速提高天津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最重要的是有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不仅可以辐射到天津制造业内部,带动全部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且可以辐射到其他产业,在产业关联效应的作用下,带动天津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适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指出,为了理顺产业发展链条,推动产业有序承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北京主要发挥科技创新中心作用,天津优先发展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先进制造业,河北积极承接首都产业功能转移和京津科技成果转化。在新时期,天津制造业引进外资的过程要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更多的关注外商的生产领域和技术水平,根据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要求,充分整合天津制造业的现有资源,为能够顺利引进先进制造业搭建更高的平台。在引进先进制造业的过程中,一方面会给天津制造业注入新的血液,提高天津制造业的生产水平,另一方面也会加剧天津制造业的竞争力度,对于传统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要保护传统制造业而将先进的技术拒之门外,应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利用好外资,加快传统制造业的改革,提高天津制造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

(三)不断提高天津制造业的学习吸收能力

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天津制造业溢出效应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本地企业的学习吸收能力。今后,天津会不断地选取高技术水平的投资厂商,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能否做好对接,更多的学习借鉴,在新常态下,结合天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学习吸收外商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至关重要的。学习、吸收、创造是未来天津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经之路。现在我们正处于学习吸收阶段,所以要求从领导到员工,放下姿态,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工作素养,在生产实践中勤于思考,结合天津的生产实际,不断研发新的产品,从而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效率,同时推动天津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

(四)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双项工作

第6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

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

对于我国来说，外商直接投资指的就是外国的投资者通过在我国设立相关企业等方式进行投资，而且还可以利用现金或者无形资产等进行再投资，外资同时也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投资。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吸收的劳动力是非常多的，在地区分布上存在不均衡的情况，随着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流入国内，对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投资金额及就业人数总体呈现增长的趋势，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带动作用。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就业量产生影响的原因

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利用的是雇佣的方式，能直接的增加我国制造业就业量，我国的劳动力充足而廉价，外资企业在经营中为了获得更大的成本优势，增加自身的经济利益，提升企业竞争力，会将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向我国迁移。而制造业之中大多数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外商将比较多的资金直接投向了服装、鞋类等行业之中。这种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制造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会对本地劳动力的雇佣状况产生直接的影响，使得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人数逐渐增加。由此，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我国制造业中的就业人数也在增加。而制造业中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也是最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下我国制造业中的就业人数也随之增加，这使得我国的总体的就业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另外，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还出现了“溢出效应”，使得内资制造业也不断增加投资，扩大规模生产，引入了更多的劳动力，就业机会也相应增加[1]。外国企业投资的加入，不但会出现技术上的溢出效应，在资本投入方面同样会存在溢出效应。企业的经营最主要目标就是增加自身利益，我国本土企业经营中发现外资企业投资制造业得到了较大的利润，内资企业就会增加对制造业的资本、技术上的投入，实现企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一过程中需要增加劳动者数量，促进企业的发展。

二、我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建议

（一）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结构

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是比较多的，但通过相关的统计数据来看，制造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外资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出现了撤资的现象[2]。所以，在对外资进行引进的时候需要时注重正确的选择，实现外商直接投资结构的不断优化。首先，应该鼓励外商将资金投向那些就业潜力好的服务行业之中。从国际范围来分析，发达国家中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占据一半以上，而在我国这一比例是远远不够的。其次，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也需要不断的增加外商直接投资，我国技术能力不强，应该积极借助外资力量获得高新技术产业的进步，使我国就业水平得到提高。为了让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能够更多的吸纳就业人数，政府应该出台相关的外商投资鼓励政策，使其能够在服务业与技术行业中不断的增家投资力度，实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正确、科学的引导，增家社会发展中新的就业岗位。

（二）维护制造业员工权益

从我国开始大量引进外资开始，就存在外资企业侵犯员工权益的状况，克扣、拖欠员工工资，延长工资时间，侵犯员工社会保障权益等时有发生，政府应该对这种状况进行合理的调控。实现相关法律法规的改进完善，使外资企业行为受到约束，还需要定期的对外资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实行监督排查。如果发现有不当行为就应该即刻查处。其次，外商企业中的经营者应该对我国的相关法律有一个总体的了解，严格根据有关规定行事，防止产生侵犯职工权益的问题。做到尊重、爱护企业员工。此外，企业员工也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保护意识，在遇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能够采取正确合理的措施去保护自己的权益。可以获取企业工会的支持与帮助，要善于利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身权益。

（三）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从现阶段我国制造业中的劳动力总体现状来看，从事相关工作的劳动者大部分都比较缺乏专业的技术知识及技能，他们中大多都是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也比较低。现代企业发展中对工作人员的综合技能与素质要求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当前的劳动力供给状况与企业的实际需求并不均衡，使得很大一部分的非技术人员面临着失业。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实现制造业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就需要加强对人力资本的关注与投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对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加强技能上的培训，让农民工拥有更加专业化的技术能力，让非技术劳动人员都能够实现向技术劳动人员的转变。同时还应该重视对教育的发展，使得我国就业人员总体素质可以得到提升，最终实现就业质量的提高。

三、结束语

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受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负面的，在今后的发展中我国制造业在生产环境及技术等方面都会更加先进，因此，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应该鼓励其对高新技术及节能环保领域增加关注，发挥制造业的劳动力优势，减少生产中对能源与资源的耗费，并且还要加强对优秀人才的引进，使得制造业对外资的利用水平以及综合效益都能得到不断的提升，促进我国制造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岳沼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结构竞争力影响研究[D].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14.

第7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

一、外商投资及产业结构分布状况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规模不断扩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55万家，合同外资金额约1.2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约6000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2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对华投资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外商直接对华投资金额呈逐年递增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间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而且投资在各产业内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现在投入在制造业的比重过大，上述情况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产业结构出现问题原因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多以小型化、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进技术和长期竞争力的投资项目，都必须具有较大的项目投资规模。世界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平均规模约为600万美元，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与之相差甚远。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70%左右的项目均在100万美元以下，而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仅占投资项目总数的4%－5%。在投资项目中资金密集与技术密集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偏低既不利于规模经济形成，也制约了投资技术含量的提高，严重削弱了外商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其突出表现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劳动密集型项目居多，技术密集型项目较少。在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绝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在第二产业中轻纺、加工工业又占很大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我国吸收利用外资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

(2)外商投资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外商投资在制造加工业过多。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而资金密集型产业少；投资于一般技术多，甚至存在低层次的重复引进，而高新技术产业少。

(3)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发达国家是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国是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结构上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主要是由于外商与我国的目标与价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资公司长期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新的不合理变化。目前，跨国公司来华主要在制造业领域。由于绝大多数公司不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所以所谓"世界工厂"只是"世界加工厂"。外资的进入并未直接地带动我国自主研发能力。并且，外商投资企业往往严密控制其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扩散，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并没有很好的实现。多年以来，我国主动让出市场份额换来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术，如果我国在技术上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产业的技术总是处于落后地位，我国将无法和国外竞争，也将危及到我国的产业安全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最后，外国直接投资很多是将其母国已经淘汰的产品生产或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中国，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三、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性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当前，以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已经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必须在工业化的同时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和知识供给的有利地位。他们不断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与开发力度，以保持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承担劳动密集度高、资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类型产品的生产。这是对我们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发展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我们就无法摆脱在国际竞争中的这种不利地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

而且我国2000年的人均GDP已达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样的发展水平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大变动时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又需要大量进口的问题，必须靠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来解决。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一个国家对任何一种产业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极限。当一个产业的市场需求达到饱和以后，增长速度就会随着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如果不通过发展新的技术开发新的产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当现有产业的需求都达到饱和以后，整个经济就会出现停滞，直至萎缩。我国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巨大，但生产手段和产品质量还较为落后，目前我国的大部分传统产业都基本达到了市场饱和的阶段，增长速度普遍下降，经济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才能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5%，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33%。制造业在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只占产值的14%，吸收11%的劳动力；而服务业的份额，占美国经济产值的60%，吸收了美国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比起制造业来，服务业属于智能产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高，利润丰厚。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科技资源不足，科技进步不够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的瓶颈、制约，也是结构调整必须加以克服的关键因素。发展高新技术，发展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资调整产业结构的建议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评判投资是否成功的标准由单纯的按数量转变为是否增强我国的技术竞争力。我国是否能够保持高速健康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至关重要。而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弱。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提高产业竞争力。因此要积极调整现行的外资政策，加强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资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制造业中促进高科技新型制造业的外资投入，加速外资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鼓励外资向第一产业流动；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主要有以下建议：

(1)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我国农业，能源交通能基础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困扰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引导外资投向基础产业和设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为此，我们可以采取税收减免，适当补贴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资。

(2)提高对FDI的要求。根据《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可分为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和允许类外商投资产业项目。对于技术含量高的项目，我们应该鼓励外资进入，而对于技术含量低的对我国经济没有促进作用的项目，我们应该加以限制。一是外资政策和产业政策不再向一般制造业倾斜，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彩电、空调、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手机、电话等家电和一般电信设备行业；二是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对于我国现阶段水平与世界差距较大的计算机、电子通信设备、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高科技的新型制造业应鼓励外资进入。对这些行业可以实行幅度较大的税收减免和优惠，同时，政府可给予相应的科研补助，放宽外资政策的限制。三是鼓励外资参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对于汽车、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应该以促进其核心技术转移为目标，加快对技术的引进和改造。四是对于目前跨国公司向我国转移较快的重化工业则应以注重产品的资源节约和环保为原则，对于生态资源环境形成负面影响的行业，如造纸和一些重化工产品行业应提高外资进入门槛，加大税收征管，限制外资流入。

(3)调整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尤其是促使外资向知识型现代服务业流动将是现阶段我国吸引外资的首要任务。一是加快对零售、餐饮等传统服务业的全面开放，鼓励大型跨国零售集团的投资；鼓励外资对国有商业企业的并购重组。二是加快对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业的开放，鼓励大型跨国金融财团采用合资和开设分支机构等形式的投资；鼓励跨国公司参与国有商业银行以及保险、证券业的改造。三是逐步加大对文化、教育、影视服务等行业的开放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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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元龙：《外商直接投资宏观调空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薛荣久：《国际贸易》[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8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

一、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效应分析

上世纪8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效应，主要体现在弥补了资金和技术上的缺口，带动了出口产业的扩张。而时至今日，外商投资中西部地区除了资本的带动效应外，还有其他一些效应更加突显出来。

1．中西部地区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充分发挥制度变迁效应

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和对外开放程度四个方面。中西部地区在制度改革方面的进展至今仍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市场化程度仍然较低，如果外商投资企业能够更多进入，其跨国公司带入的合理完善的制度要素与制度特征，必然会被中西部地区的政府和当地企业所模仿和学习，从而使当地的产权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度因素发生明显的变迁效应。在政府方面会促进各种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和创新，从而为进一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在企业方面，外商投资企业的“示范效应”会促进当地国有企业的产权重组，加快企业的国际化步伐。此外，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了吸收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必须改善市场环境，从而导致当地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2．中西部地区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充分发挥技术外溢效应

目前，来中国投资的企业主要是国外的跨国公司，其技术的外溢效应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和R&D资本的扩散。人力资本体现了劳动者的素质与技能，R&D资本体现了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本品的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的影响主要是指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培训当地雇员，此类培训涉及各个层次，即包括简单的生产操作员、较复杂的质量监督员，也包括高级技术专家和高级管理专家。当地雇员在外资企业工作期间积累了各种技能和经验，随着这些雇员的“跳槽”和创办自己的公司而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跨国公司投资对R&D资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在当地进行的研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技术扩散效应；二是跨国公司参与中国市场竞争而产生的竞争效应。从长期来看，当外国公司与当地公司在同一市场上相互竞争时，当地公司为了在竞争中不处于劣势，必然会加快培养人才和增加研发经费，提高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

3．中西部地区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在发达国家，产业集聚已十分普遍和成熟，基于产业集聚而形成的集聚经济早已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板块和亮点。我国的集聚经济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步产生的新鲜事物，目前，产业集聚在浙江、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开始蔚然成风，而且这一趋势正朝着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方向发展。借鉴于东部沿海地区吸引外资的经验教训，中西部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应事先有明确的产业发展规划，通过引进产业核心项目、大型项目，吸引产业配套项目的集聚，提高产业集中度。由此产生的产业集聚效应，必将带动中西部地区整体经济的发展。

二、制约外商选择中西部进行直接投资因素分析

1．市场因素

30年来，进入中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多，难以形成规模投资，不是因为这里无利可图，而是因为这里与东部地区比较，有更多的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般说来，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大小既包括现实的市场容量，也包括将来的市场潜力。如果外资企业把制造工厂选择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将可以接近消费者和要素市场，从而减少运输成本，及时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并获取聚集规模经济效益。然而，中西部地区从市场规模、经济发展速度、发展阶段而言都很滞后，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因此，受市场因素的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大都集中在东部，中西部所占比例很小。同时，人口的多寡也是市场潜力的前提条件，东部的人口密度远远大于中西部，这也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中西部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

2． 成本因素

中西部地区虽然具有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但是不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劳动力工资成本对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工资水平越低，越有利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工资水平过低，可能从另一角度说明当地劳动力的素质低下，因而对其的报酬也较少。对大多数外国投资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效率工资。效率工资是指每创造一单位产出所支付的工资额。就我国来说，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较高，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外资集中的大城市，因为该地区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效能高，尽管工资水平较高，但效率工资水平并不算太高，甚至要低于其他地区。尽管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较低，但与东部地区比照而言劳动力素质低下，其他成本也较高，因此中西部地区的低工资在吸引外资方面未起到相应的作用。

3．产业配套能力

大量的研究表明，产业配套能力对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制造业为例，外商在华制造业投资高度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主要就是看中了这几个区域拥有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而且，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率先进入后，会带动其他相关企业相应跟进，其示范效应也会带动其他跨国公司的进驻，产业的集聚效应又进一步放大。中西部由于开放的时间较东部地区晚，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体系均不完备，产业的配套能力差，因而严重制约了外商投资在中西部地区大规划投资。

4．地理区位因素

地理位置区位联系是国际直接投资的直接催化剂和粘合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投资的效果。尤其是投资我国外资企业，大都采用出口加工贸易的方式，地理区位因素十分重要。就我国情况看，东部沿海的省市各口岸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中心，因为参与国际分工，进行国际贸易时，对于远距离运输而言，海洋运输是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此时地理因素的独立作用就可以表现出来。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地势较高，气候较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繁，山区面积很大，而且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劳动生产率较为低下，所有这些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对FDI产生的影响是很显然的。

5．基础设施

我国目前西部地区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严重滞后，投资硬环境有待改善。仅从铁路密度来看，每万平方公里面积拥有的铁路长度，全国平均为78.33公里，东部高达198.24公里，中部159.85公里，西部仅为40.03公里，西部铁路的网间距离达727公里，远远超出了公路运输的有效范围，致使许多地区处于封闭状态。再者，由于中西部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导致水力、电力设施建设极为困难，邮电信息建设就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尽管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能源及其他资源丰富，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阻碍了外商直接投资。

三、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战略分析

当前，加快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既面临机遇，也存在困难。尽管东部地区的引资门槛提高了，但要吸引外商大规模投资我国中西部地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政府层面来说，不单要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更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制定有利于中西部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和加速国内外产业转移的战略。

1．鼓励东部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向西部地区转移

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具有较大的规模优势，部分技术已经本土化，比较熟悉我国情况，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和市场也对其具有吸引力。国家尽快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促进国际投资企业“西进”步伐，加快东部沿海产业链向中西部转移。通过建立东西部产业合作新机制，以推动中西部产业规模的扩张。

2．针对周边国家采取有区别的优惠政策。

周边国家直接投资进入我国西部地区对发展我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家要加大西部地区具有吸引周边国家直接投资的政策优势，吸引南亚、东盟沿边邻国、俄罗斯等国直接投资优先进入西部地区，推动区域合作。中西地区也应根据自身的产业优势，特定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有针对性招商，形成有特定国家或地区特色的产业园区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针对已在本地投资的外商，制定一系列动态性的相关扶持政策，鼓励其再投资，形成特定的集聚效应。

3．着力提升我国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

只有尽快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推动城市群的发展，才能以强劲的市场需求和完善的基础设施来吸引更多投资，尤其要充分发挥武汉、重庆、西安、成都等特大城市的优势。注重发挥城市中服务产业集聚效应对外资的影响。在金融、通讯、法律、零售等敏感领域倾斜性地开放我国中西部地区，把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培育成金融中心，建立和引入各种金融中介机构，利用其在吸引外资方面成本低、信息量大、规范性强、成功率高的特点，推动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形成服务业集聚效应以吸引外资。

4．加快吸引投资的软硬件环境建设

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难，主要难在吸引投资的软硬件环境方面。从硬件方面来说，要充分利用国家的财政投入和优惠政策，同时吸引外资，大力发展交通、能源、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建设区域航空网络，联合发展中、西部与国内外连通的电信网络，建立一批生产资料、消费资料、金融保险、劳动等区域性市场等，构建良好的经济的运行平台。从软件方面说，主要是要强化吸引高素质人才的环境，市场信用环境，公共服务环境和生态居住环境。这些对吸引外商投资会产生极大的环境效应。

5．政府应加快引资调控到引资服务的定位转变中、西部地区在与东部地区的引资竞争中，完全处于劣势地位

中西部要扭转当前的不利局面，除了调整引资政策以外，政府引资角色的转换同样不容忽视。政府不是引资的市场主体，更不能为了追求政绩而不惜一切代价地引资。政府的最主要职能就是提供公共服务。通过提供信息、技术升级、人才培训、资金支持等多角度、多层面的引资服务举措，促进关联的范围和深度，培育外资聚集的产业空间，将更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实现引资增长和产业升级的双重目的。

参考文献：

[1]姚新超，回顾与展望：我国吸引外商投资走势分析[J] 国际贸易， 2007年1月号.

[2]冯其云 程传超，我国西部地区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效应分析 [J] 对外经贸实务，2007年第9期.

第9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

FDI与中国环境污染的现状

（一）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2012年，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呈现逆差，但直接投资依然保持着较大的净流入。全年，直接投资流入3 079亿美元，流出1 168亿美元，净流入1 911亿美元，较上年下降17%。

1.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来华直接投资下降

自2011年11月以来，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连续6 个月出现负增长，引起各方关注。2012年，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2535亿美元，较上年下降9%（见图1）；其中，流入2845亿美元，流出311亿美元，降幅均为9%。从流入情况看，受国际经济环境动荡及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2012年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新设及增资流入较上年下降9%。

2.外商直接投资结构性变化，利用外资质量提高

随着中国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逐步进入一个调整适应期。制造业作为在外国直接投资最集中的产业，2001年吸收的投资占全部FDI的比重高达65.9% ，但2011年则降至44.9%，十年间下降了21个百分点。受外部需求减少、国内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2012年制造业外资流入较上年下降8%（见表1），占非金融部门利用外资总量的比重由46%下降至44%。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3.中国仍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由中国欧盟商会和罗兰贝格管理公司联合的《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12》显示，超过半数参与问卷调查的企业认为中国市场带来的收入超过了企业全球总收入的10%，这个数据较2009 年增长了50%。从长期来看，中国作为全球加工制造中心的优势依然存在，吸引FDI的前景看好；而且，中国仍然是未来全球最具潜力和最大的消费市场，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二）中国环境污染的现状

现阶段，我国的环境污染水平随着FDI逐年攀高的节奏也呈现了不断恶化的趋势，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环境压力高峰。

在中国的环境污染中，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仍然是最大的问题。近几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多次出现雾霾天气，且持续时间久，程度较为严重。监测表明，PM2.5是雾霾产生的重要原因。其中有森林火灾等自然因素，但是工业废气、汽车尾气等人为因 素是主要原因，它大量排放污染物，加剧了PM2.5的排放，更加重了霾的形成。中国在工业固体废物治理上有比较明显的效果，除个别年份有所上升外，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全国工业固体废物年产生量达8.2亿吨，综合利用率约46%。另外，由于中国目前的环境标准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仍然是国外工业废物“来料加工”的地点，可能会加重中国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破坏。由此可见，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我们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要想改善空气与水的质量，治理好环境问题，尽快调整产业结构，科学引进外资是十分必要的举措。

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分析

（一）技术效应

技术溢出本身是指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实现其技术转移，即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指这种技术转让对东道国的外部经济影响。

如图2所示，2009年中国企业内部研发费用的支出较2000年增加了3.95倍；中国企业技术吸收费用在2000年到 2009 年增长了3.51倍。企业研发费用和技术吸收费用支出的增多，反映了外资企业在中国技术溢出效果比较明显。中国企业使用了外企的环境友好技术和有效率的管理技术，吸收了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 呈现出了技术效应对环境的正效应。

（二）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是指 FDI 导致的经济规模变化使得生产成本和经营费用降低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多项有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表明，我国还没有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也就是说我国FDI 的规模处于曲线的左侧，规模的继续增加只会加重环境的污染。

（三） 结构效应

结构效应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地区分布来分析对投资所在地环境的影响。我国FDI无论在产业上还是区域上都比较集中，产业上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制造业，约有88%的FDI工业增加值集中在污染密集型产业，其中有30%是重度污染密集型产业。区域上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各地区的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差别较大。

这种引资结构和分布特征使得每个单位的国民生产总值排出的污染量远远大于其他同等国民收入的国家，会加剧污染的排放，对我国的环境产生更多的损害。

对策和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引进 FDI 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与进展，成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与力量，但同时，我们不能忽略 FDI 对我国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在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必须制定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有选择地利用外资，实现内资与外资相互补充，实现FDI和环境协调发展。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确引导企业投资方向

在继续扩大引进外资规模的同时，要不断提高外资质量，在财政、税收等方面鼓励国内企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特别是环保友好型技术；扶持绿色产品和环保产业，尽快形成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平台。

（二）因地制宜改善引资结构，制定可持续发展规划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我国既要根据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阶梯性状态及趋势适当调整地区引资结构，又要积极引导外商投向第一和第三产业，以提高农业发展水平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三）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法，加大环保执法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