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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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

第1篇：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研究宏观的图书馆活动现象，要用比较的方法。第四，在注意研究图书馆实体的同时，还要超脱图书馆实体，把图书馆学投入社会，探索其社会效应。这样不仅对提高图书馆在新形势下和社会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具体的实际意义，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认识图书馆学的价值，深化研究主题，甚至可以在理论上得到新的启发。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我们首先要继承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注重对图书馆实体的考察，并以此作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的基础。其次，研究工作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图书馆实体的研究上，而是要把图书馆实体的微观研究纳入到对图书馆活动发展的宏观研究的系统中去，探求图书馆活动的经验和规律，得到理性的升华。从而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继承传统定性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改革创新，在改革创新中发展丰富定性研究方法。

二、定性与定量研究比较

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中，定性与定量研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下面就主要用比较的方法将定性与定量研究进行对比。

（一）哲学基础定性与定量研究作为图书馆学研究中存在的两种主要方法，前一范式是从人文科学推演而来，所注重的是整体和定性的信息，以及说明的方法；后一范式则是模仿自然科学，强调适合于用数学工具来分析经验的、可定量化的研究，研究目的在于确定因果关系，并作出解释。定性研究的哲学基础包括建构主义、后实证主义、解释学、现象学等多种流派，而定量研究是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论具体化的直接产物，与前者有着本质区别：首先，在本体论上，现象学等哲学流派认为现实并非客观存在，而是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是在互动关系中主体对客体的重新构建；实证主义则认为事物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主客体是截然分开的两个实体，主体可以通过工具获得对客体的认识。其次，在认识论上，现象学等流派否认事实与价值是相互独立的客体，否认知识的客观性，认为知识只是各方面在互动中达成的暂时共识，不存在普遍的、抽象的知识；实证主义则注重经验，认为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必须建立在经验基础上，一切概念必须还原为直接的经验，真理必须由经验来验证。知识的规律性使其具有可重复性，可以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推广。再次，在方法论上，现象学等流派认为应关注价值、意义、态度、情感等因素，而这些无法通过数学的语言以数字来表现，只能通过描述性、解释性的语言来实现；实证主义则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提倡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强调研究的精确化、量化。

（二）研究对象定性研究是对事物质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事物的质是它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定量研究则是对事物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事物的量即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速度、程度以及构成事物的共同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等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也就是说，定性研究是通过解决“是什么”的性质问题，定量研究是通过解决“有多少”的数量问题，从而对复杂的图书馆学问题做出语言的或数字的描述，来反映研究对象特征和倾向的方法。

（三）研究目的定性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事物质的规定性，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广泛细致地研究，来深刻地理解研究对象，进一步揭示图书馆工作的内部动力和定量研究所忽视了的那些层面，并不以追求普遍的规律性为目的。定量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事物量的规律性，即通过具体的数学统计、运算和定量分析，揭示研究对象的数量关系，从量的关系上发现图书馆活动的本质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以指导图书馆实践。

（四）研究视角定性研究关注的是事物发展的过程以及相互关系，立足于从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层次上探讨，从而整体地、发展地、反思地、综合地把握研究对象质的特征。在研究视角上，定性研究更注重全面地把握信息，揭示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取得对研究对象的整体分析和完整透视。定量研究分析的对象则是具有数量关系的资料，运用数学分析的方法，对杂乱无章的数据进行算术或逻辑运算，抽取或推导出对特定问题有价值有意义的数据，经过解释并赋予一定的意义，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结论。所以，定量研究的结果是将文字的、非定量的信息转化为定量的数据，通过统计检验来解释和鉴别研究的结果，在研究视角上属于从局部推断整体的情况。

（五）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不同，定性研究不需要事先做出理论假设，只是随着研究进程的推进，使问题逐渐得到澄清，通过对非定向资料的归纳分析、提炼精简、抽象概括再上升为理论。定性研究在本质上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归纳过程，它不仅关注图书馆工作的结果，更关注工作发生的背景、过程，以便准确地理解结果。定量研究则主要用观察、实验、调查、统计等方法研究图书馆工作，经过提出假设、确定具有因果关系的各种变量、抽样、选择测量工具、控制无关变量、实施测量、检验校对、数据运算分析等一系列标准化程序，实现自上而下的演绎，最终验证研究者的假设，是以“先在理论”为基础的一种研究。

三、图书馆学定性研究方法的未来走向

（一）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在进行图书馆学研究时，必然会遇到诸如发展战略、政策、规划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都包含着质和量相统一的两个方面。在进行图书馆质的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图书馆的量变，以及与其它领域(诸如经济、人口等)之间数量联系和数量变化的客观规律和相互作用。这样，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或结论才能在未来实践中达到充分利用的具体程度或精确程度。马克思在研究经济现象中运用数学分析的方法，为我们进行图书馆学研究树立了典范例如，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被剥削的剩余价值和劳动力时指出:要对这个过程进行纯粹的分析。为此，这里要运用数学上的一条规律，就是数学上运算变量与常量的定律，即运算常量变量相加减的定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0页)经济研究工程中运用的数量分析方法，在我们图书馆学研究中同样是非常必要的。

（二）定性研究与社会调查研究相结合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而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研究更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图书馆学研究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项科学研究，进行社会调查也就成为必需的方法之一。社会调查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交谈式、走访式的社会调查和填表式的社会调查等等。但不管采用何种方式，进行社会调查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a.可以了解图书馆学研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b.了解学科间进行相互合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c.捕捉和收集与研究有关的信息，以便及时修正、充实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使图书馆学研究成果更具有竞争力和被使用性。

（三）定性研究与系统分析研究相结合图书馆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是一个系统，它包含着众多的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宏观问题包括图书馆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人口等问题，以及涉及到整个图书馆本身的方针、政策、发展规模、速度等方面的内容；微观问题包括图书馆内部各层次、各级的管理自、藏书体系、服务方式等方面的内容。图书馆学研究运用宏观与微观系统分析的方法，就是要打破图书馆传统的狭窄概念，把图书馆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要看到图书馆的发展不仅要依靠图书馆本身的努力，而且必须依靠图书馆的外部力量和关系。这样，图书馆才能求得发展，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2篇：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1渊源与发展

《周易》是中国经典文化的“原体”有“群经之首”之称,她通过卦的形象变化来寻求自然、人化的规律。生动的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而丰富的辨证法思想,极大地深化了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是通过进取诸身、远察诸物、取类比象的方法而建构的，这正是《周易》所创,所以说医源于易。明代张介宾的“医易同源”论曰:“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中医学#而变化莫大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医易同源，不仅是指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指理论形态的合一。

中医发源于先秦，其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经历了三次发展，第一次出现于战国到秦汉时期，此期《黄帝内经》的产生标志着以整体观念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该书基于秦汉以前的天文、历法、气象、数学、生物、地理等学科的重要成果，在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总结春秋战国以前的医疗成就和治疗经验,确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成为中医学发展的基础和理论源泉。《黄帝内经》与确立辨证论治原则的《伤寒杂病论》、系统总结药物学的《神衣本草经》以及《难经》和《黄帝内经》被历代一家奉为四大经典，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第二次为唐、宋、金、元时期，此期各种专科和综合性论著层出叠见，金元四大家学术思想各具特色，各有创见，均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第三次为明清时期，吴又可提出治疗传染病的学术见解，创立了温病学说，与伤寒学说相辅相成，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两大学说。此期，李时珍《本草纲目》问世，而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标志着古典形态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成熟。

中医学以“气一元论”为指导思想，以藏象经络学说为核心，以阴阳五行学说为说理工具，说明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疾病的病理变化;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手段，诊察病情；运用八纲、脏腑、经络、精气血津、卫气营血“六经”和“三焦”等多种辨证方法,根据病情表现，辨明疾病的症候,确定相应的治则治法,采用中药、针灸、推拿等多种治疗手段治疗疾病。在治疗疾病时，强调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

西医源于古希腊文明，最早创造医学体系的是爱奥尼亚地区柯斯岛上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左右），以他的名义流传下来的著作集成《希波克拉底文集》是有关西医的第一本著作。希波克拉底创建了体液理论，认为人身上有4种体液，即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这四种液体的流动维系着人的生命,它们相互调和、平衡，人就健康;如果平衡破坏,人就生病。希腊化时期，盖伦（公元130-200年)总结了希腊医学自希波克拉底以来的成就并基于大量的解剖实践和临床实践，创立了自成体系的医学理论。盖伦的医学理论在欧洲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迎来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大发展，16-17世纪,维萨留斯通过人体解剖校正了盖伦的人体生理结构，出版了伟大的著作《人体结构》》标志着解剖学的诞生。哈维等则发现血液循环理论,将物理学、化学的概念引入生物医学中。显微镜的发明不但确立了“细胞”概念而且认识了微生物。18-19世纪，细胞学、实验生理学、遗传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等学科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医学的诞生。巴斯德灭菌法的发明使手术死亡率降到15%，而疫苗的发明使传染病有效控制,标志着现代医学走向成熟。20世纪抗生素和化学药物的出现使现代医学完全进入了实际应用时代。50年代,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奠定了70年代基因工程技术的诞生,使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生命的探索、操作和创造成为可能。西医学发展达到了巅峰。

西医学把人简化为生物学客体,注重人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属性,是通过解剖尸体，用实验做出生物学等指标来解释人体的生命现象和规律。把人的疾病与健康问题还原为生物的、物理的、化学的问题。认为疾病是由某些生物、化学、物理等致病因子,对人体某一部分的损害,或人体缺乏某些必需物质所致。因而一旦特定病因被查出来了,诊断便确立。治疗上，西医是依靠药物等治疗手段，针对致病因素进行对抗治疗，强调消除人的病。

量子中医学是中医理论现代化的科研成果，它是基于在科学、哲学层面的充分比较中医之气与量子的本质特性特征，提出“量子表征中医之气”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利用量子理论、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论)、特别是机体电磁辐射的相干性理论，揭示中医理论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天人相应、药性等学说的科学内涵。拟用量子理论等现论转化中医理论，建立现代的中医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其基本思想是以整体观和辨证唯物论为哲学思想，以量子理论等现代学科为理论基础，基于机体电磁辐射场表征中医人体之“气”的观点，运用微观状态的电磁辐射光（量子）辐射、能量（热）等量子形式,研究阐述中医理论关于人的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科学。概括的讲，量子中医学就是在机体电磁辐射层面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一门学科。当然，量子中医学目前还仅仅是个概念，形成一个完整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大量的理论和实验层面的支撑。但随着中医理论科学内涵的揭示，量子中医学的雏形已经形成。

2科学哲学观

中医学的哲学观同中国古代哲学观，为辨证、有机唯物主义，主要以取象思维为主。其方法论为思辨。中医药学是采用模型建构、整体认知、直觉观测、动态把握的方法来看问题。其特点为：①整体观，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在病理上相互影响。而且人体与自然界也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变化随时影响着人体生理病理转化,人类在能动的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着正常的生命活动。②功能性，中医学在认识解剖形体的基础上,特别重视人体的功能活动，常常从这一角度分析和认识人体的生命规律。③恒动性，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不断发生着气的升降出入运动而维系着形气相互转化过程的机体,人的生理和病理过程是机体气的动态平衡和失衡的过程。

西医学的哲学观为机械唯物主义，以还原分析论为其方法论，其思维方式为逻辑思维，西医学是采用物质分析、数学定量、实验实证的方法来看问题^其特点为①将人体视为各个零部件的组合。主要从病灶局部出发，用微观的、分析物质结构的方法及实验手段，来研究和认识人体的病灶一一人的病。②注重结构忽视功能，以解剖学为基础，着重研究人体的形体器官和化学构成，认为人是一台机器,只有物理的关系，而没有情感的融通。缺乏对人的整体生命的考察。③注重人体生理、病理的静态、局部忽视其变化、动态及整体。

量子中医学的哲学观与中医学相同，为有机、辨证唯物主义,其思维方式则以逻辑思维为主，方法论以还原、综合并重。量子中医学是中医学理论框架下，利用量子理论等现论转化构建而形成的。其特点与中医学有诸多相同点,①整体观,量子的通讯联系性可以将具有电磁辐射的万物联系起来，具有整体观外，量子组成的电磁场在宇宙的空间中伸延且没有边界，表现为整体性；量子的纠缠性、非定域性、超距作用等特性，更深刻的刻画出量子的整体观的属性,②功能性,机体的量子是机体内非分子型的通讯信使，机体电磁辐射是生命现象基础特征，其形成的电磁辐射场具有高度相干性，与生命体系相互关联，是调节生命功能和生命状态的有效途径。③恒动性，电磁辐射都是恒动的、永无静止的。④量子可以通过基于光电效应的仪器，定量的测知机体辐射的量子的数目、频率及量子统计，从而分析生物体系（如：人）的状态。与中医气的可察性相比，量子的可测性更客观更缜密，这是量子中医学建立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的基础。

3支撑学科

中医学的支撑学科是中国古代哲学，以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作为其思辨工具。这是目前唯一的不但以哲学作为其指导思想而且以哲学作为其说理工具的自然科学范畴的学科。造成了中医理论抽象化、概念模糊化、诊察方法主观化,缺乏现代科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可证性等基本特征,使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显现,而且难以理解和掌握。

西医学的支撑学科为16-19世纪发展起来的经典物理学、化学等近代科学体系，西医学以经典的物理学、化学的基本原理和技术为基础，建立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病原生物学等为基础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察及实验研究体系,形成了西医的生物医学模式。具备现代科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可证性等基本特征。

量子中医学的支撑学科是量子理论、自组织理论、机体电磁辐射的相干性理论以及电磁理论等现代科学体系。量子中医学是用量子理论等现代科学转化中医学的阴阳五行、气等哲学思辨工具形成的学科,是在机体电磁辐射层面上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基于量子的强度、频率及量子统计等建立起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的。

综上可见，中医学、西医学、量子中医学的支撑基础学科不同，决定了其研究层面不同，中医学是以人体之“气”这一抽象的物质概念为研究对象,西医学是以机体的器官、细胞、分子为其研究对象的，量子中医学是以机体的量子、（电磁辐射）为研究对象的。

4临床诊治

中医理论是基于“气一元论”思想建立起来的，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整个宇宙都是由气构成的，人的生理、病理转变也是气的使然,气的阴阳平衡是衡量机体健康与否的标准尺度,气的状态是由医者通过望诊、闻诊、问诊、切诊等四诊之诊察方法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利用八纲、脏腑、病因、病机等中医基础理论,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即气的状态。然后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如方剂、针灸、推拿等,这一过程中医称为辨证论治。

四诊诊断方法依据有三条:①司外揣内。意为通过观察、分析病人的外部表现,测知其体内的病理变化。②见微知著,通过观察局部的、微小的变化，测知整体的、全身的病变。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任何一部分都与整体或其它部分密切联系，因而局部可反映整体的生理、病理信息。③以常达变，即以正常的状况为标准，通过对比发现太过或不及的异常变化。意为以健康人体的表现或状态去衡量病人，即可发现病人的异常之处及病变所在，从而为做出正确的诊断提供线索和依据。

中医主要应用源于天然的中药和以疏通经络为主的各种非药物治疗，用中医药理论对药物进行复方组合，对人体进行有重点的整体治疗。在大量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先者们根据不同的症候总结出大量的相应的药方，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智慧结晶，有是证用是方是中医的重要医则。中医主要是通过调整机体的状态恢复患者的健康的，以治未病为主的,所以其治疗的范围有限。

西医在诊断疾病过程中，根据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并借助于各种实验仪器设备及检查技术对疾病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包括病因诊断、病理解剖诊断、病理生理诊断等方面。

西医主要应用化学药品和手术治疗，消除病原体的侵袭和弥补机体的代偿功能。随着技术的发展,西医治疗还有放射治疗，介入治疗,透析治疗，物理治疗等等。在治疗疾病的不同阶段,西医可能会采用一种治疗方法,或一种方法为主同时采用多种治疗方法。

西医学的治疗原理是针对病变的特异性病因、病理，运用药物的化学作用性质和方式,形成特异性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的治疗。治疗思想是针对病因、病理、病位以直接控制的逆施性对抗疗法。治疗手段的选择和设计是以能够特异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为标准，治疗活动就是运用这种手段去消除病因、纠正病理的过程。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向更低的微观层次深入，越来越趋向于在分子水平的层次上理解疾病和医学现象。

量子中医学是在传统中医的框架下，用量子理论转化传统中医哲学内容构建的，认为量子可以表征中医之气。其诊断方法是用生物光子分析系统或其他检测生物超微弱发光、电磁、热能等仪器检测机体的量子行为，定量确定机体的状态,通过建立机体量子的行为与方剂、针灸等的定量数理关系，实施治疗的。量子中医学的治疗方法和治疗理念与传统中医学一样，最大的区别在于量子中医学实现治疗的定量化，中医学则是定性的。

5讨论

中医理论源于东方文明，西医理论源于西方古希腊文明，量子中医学却是用源于西方文明的量子理论转化来自东方文明的中医理论而来的。他们有相同的目的性即抵御人的疾病保障人的健康。

中医学是建立在人体之“气是构成并维持人生命活动的最重要、最基础的物质”这一哲学抽象概念之上的，量子中医学是建立在人体之“气是机体电磁辐射场”这一具体物质概念之上的，中医学“气”的概念是哲学层面的概念是彻底的、绝对的，量子中医学“量子”的概念是物理层面的概念,是实在的、可定量检测的。量子中医学认为量子与气具有同构性,而西方传统的思想文化以原子和还原论为代表,认为“原子”是世界万物的本原；量子中医学是以中医学为实践基础，以量子理论等现代科学为理论基础建立的学科，同中医学一样强调人体生命的功能变化规律，西医是以经典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近代科学为支撑建立的学科,强调人体生命的结构变化规律，强调征服自然。中医学以中国古代哲学为支撑学科，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哲学思辨工具为其说理工具。中医学和量子中医学重视机体的整体性、恒动性、功能性,形神统一，西医则重视脏器和细胞组织分析、强调局部、静态、结构，排斥精神因素；中医学重唯象研究，强调阴阳平衡，而量子中医学和西医学则重实证研究,注重实证分析、综合。量子中医学从机体电磁辐射层面研究人体;西医学从分子水平研究人体，中医学则从整体水平来研究人体的变化；中医学的诊断擅长司外揣内的功能观察法，辨证逻辑和定性分析，量子中医学和西医学的诊断尽可能运用一切科学技术发明，以定量检测为主；治疗上中医学和量子中医学是以天然的中药、针灸、拔罐等通过调整机体的状态，调动机体的抗病潜能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并用多种药物配伍，多种方法并用来提高疗效,侧重于治未病，西医治病则主要是以化学药物、手术等为主要工具，通过对抗局部病灶达到消除疾病的目的，侧重于治已病。

量子中医学刚刚形成，是基于中医现代化研究的结果,其理论性实践性都是初步的、尚未完善的#需要大量的长期的理论和实验研究。中医学和西医学已分别诞生了两千多年和四百多年，理论成熟,临床实践丰富。

第3篇：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化学方法；实验归纳法；化学直觉；化学创造力

文章编号： 1005–6629(2012)5–0075–04 中图分类号： G633.8 文献标识码： B

1 一部化学发展史也是一部化学方法的演变史

循着化学学科发展的历史线索，我们编写了关于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化学家、学者及化学工作者所作贡献的系列化学史话。尝试向读者提供能具体触摸化学历史发展脉络的史料与见解。这对有兴趣进一步学习与研究化学史的化学教育工作者来说，也许是有益的。我国胶体化学家、化学教育家傅鹰教授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一门科学的历史是那门科学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因为科学只能给我们知识，而科学的历史却能给我们智慧”。在他看来，化学与化学史的关系也是如此，而作为化学史给我们的智慧的结晶，则主要体现在人们对化学知识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对此，抱有同感的还有中国化学会前会长柳大纲先生，他曾言简意赅地说过：“化学穷物质转化运动之理，综宏析微、拨伪存真、精益求精，乃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之锁钥”（中国化学会成立50周年《祝愿》词）。在这里，所谓“综宏析微、拨伪存真、精益求精”亦就是对运用化学方法探索化学科学真理的作用的经典描述。

化学史家们现在一般都承认：化学发现与发明，无论巨细，几乎从来就不是个人自发做出的独创贡献。即使那些最具革命性的化学理论也都是长期演变或发展的结果。一些基本的化学思想（如元素、原子、分子等）产生于各个不同的地域，这些思想逐渐经过交融、合并、修改和补充，最后公之于众，形成了一种新的化学概念。这种化学概念又转而影响和改变后来的化学理论，结果使化学科学有可能永无止境的进步不己。在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明确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推动化学科学不断前进的动力因素究竟是什么？从科学方法论的视角来考察，化学的不同发展阶段就会孕育或形成不同的化学方法，而一旦新的化学方法产生又会推动化学发展从一个阶段迈向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部化学发展史也是一部化学方法的演化史。

化学方法从其内涵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化学家的思维方式，另一个是化学家运用的物质手段。用现代约定俗成的话来说，前一个是“软件”，后一个“硬件”，两者相辅相成才构成完整的所谓的科学方法。而要比较全面而又系统地叙述和探讨化学方法的演化史，不仅要涉及化学家的个人秉性和才智，而且也涉及到化学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他们所接触的哲学思想。

2 古代实用化学时期和化学方法的孕育

化学的原始形式是炼金术（或炼丹术），炼金术是思辨哲学（在古希腊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在古代中国则是道教哲学）和工艺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其后形成的医药化学和冶金化学则是炼金术向近代化学的过渡，比起炼金术来，后者更注重化学工艺技术、强调实用。但是，其哲学思想基础仍然是和炼金术一脉相承。此时的化学还没有从生产实践和哲学中分化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相对应的化学方法也不具有科学的形志，而具有思辨的特征和“准实验”（或用火操作的化学实践）的痕迹。

2.1 思辨方法

炼金术士力图通过物体的可直接观察的性质（如颜色、熔度及晶形等）作为实证来阐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亚里士多德关于“万物皆变”并趋向“完善”的思想告诉人们，金属中那些不够完善的金属（所谓贱金属），总是力求变得象黄金等贵金属一样尽善尽美。炼金术士们坚信自己掌握的化学工艺技术手段能使之如愿以偿，即可用火操作把贱金属变成为贵金属，这既是炼金术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也是从当时冶金实践中得出的仿佛合乎逻辑的结论。与其惊人相似的是信奉道教哲学的中国著名炼丹家葛洪有句名言：“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嫌金银不可以异物乎”。在他看来，不仅金银等贵金属可以由它物变化而来，而且金银等“不腐”、“不朽”的属性也可发生转移，甚至进入体内。这种“万物皆可互变”的思想使炼丹方士们坚信“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

综上所述，古代的化学思辨方法是以观察为基础，并运用原始的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方法所构成的。其中包括了直观的观察、天才的猜测和原始的逻辑推理三个构成内容。而古代原子论和逻辑学则是这种方法的两大杰出成果，可以说它们是后来化学发展为科学的内在“种子”或“胚芽”。

古代原子论的创立者德谟克利特首先写成《论逻辑》一书，认为人对自然的认识是从经验观察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在该过程中需要运用归纳逻辑等方法。他在建立原子论的过程中，把直观可见的水、气、火、土等“元素”以致自然万物，都视为由不可见的“原子”所构成的物质客体，试图以观察不到的本质来说明可观察到的现象，从而产生了科学方法的“胚芽”，即以微观物质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宏观运动现象的方法。该方法试图把宏观层次物质变化现象还原到微观层次原子运动变化的规律来认识。这种“还原思维模式”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继德谟克利特之后，主张四元素说的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论述了演绎逻辑，他把以往的一些零散的逻辑方法论思想加以吸收、改造并以其名著《工具论》一书的完成确立了逻辑学。他强调把逻辑方法视为研究科学、认识真理的重要工具，并试图说明思辨观念怎样从经验的东西产生的，进而从逻辑上对思辨方法进行了总结。

2.2 准实验方法

实用化学时期产生的化学思辨方法有其合理性，并具有科学内在“种子”或“胚芽”的积极意义。但在古代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思辨方法还不可能依照充分的事实去进行理论概括，更不可能进行科学实验去检验，从而就可能导致粗糙的以致是错误的结论。例如，把本来并非是化学元素的水、气、土、火等复杂物质看成是最简单的“元素”等。由此可见，没有用实践或实验去检验化学认识的结果，也没有用假设所预言的事实，来验证各种假设——这是思辨方法的根本缺陷。带有这种缺陷的化学思辨方法还只是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科学方法，尽管它是与处于化学原始形态的炼金术（或炼丹术）是相适应的，但毕竟是极不完善的，还需要向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方法转变。

处在16世纪至17世纪前半叶的医药化学家和冶金化学家们，对变贱金属为贵金属的目标已经不感兴趣。对于他们来说，宁肯放弃炼金术的思辨观念，也要强调实用。这是由于炼金术（或炼丹术），无论在西欧还是在中国流行千年之久，但结果得不偿失。相反由于它的神秘性质和脱离生产实际，终究还是严重地延缓以致阻滞了化学的发展。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在实践中摒弃炼金术（或炼丹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西欧的医药化学派帕拉塞斯、冶金化学派阿格里柯拉，在中国则是医药学家李时珍和编撰化学工艺百科全书《天工开物》的学者宋应星。他们主张化学只有从炼金术（或炼丹术）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才能达到它前进的真正出发点。

正是在制取药物和冶炼金属的实践中，天平开始得到广泛应用、定量观念得到传播、定量实验方法的重要性开始受到重视，一些元素和化合物的知识有了新的积累，酸、碱、盐及其反应的性质开始为人知。可见从炼金术士（或炼丹方士）开始到冶金化学家及医药化学家的活动，无疑带来了多种可以作为科学解释的结果。但是，这些近代化学的先驱者们的目标均属实用性质，而不属于化学科学。作为科学的化学还需要以建立科学理论为目标，还需科学的理念来指导观察和理解实验事实。

3 近代实验化学时期和化学方法的形成

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化学进入实验化学时期，它开始同思辨哲学相分离，并彻底从炼金术（或炼丹术）中解放出来，近代化学由此开端。这一时期化学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材料”，对物质及其性质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就需要运用化学实验手段对物质进行分解或分析，并在依次获得的大量经验知识基础上进行归纳与概括，结果抽提出了关于科学的元素概念和燃烧的氧化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以实验归纳为标志的经验方法，作为科学形态的化学方法开始形成。

3.1 经验方法

波义耳和拉瓦锡作为这一时期的两个富有代表性的化学家，为化学方法的形成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怀疑派化学家”波义耳以他的新思想（机械论的微粒哲学）和新方法（化学实验方法），把化学开始确立为科学，而拉瓦锡则以他的具有系统性、严格定量性的实验方法和善于运用理论思维的逻辑推理方法（主要是归纳法）完成了由波义耳开始的将化学变成科学的化学革命过程。

具体来说，波义耳深受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科学方法论（或“新工具论”）和机械论的微粒哲学的影响。在他的化学和物理学研究中，相当强调实验和归纳法的科学方法论作用，同时非常严格地遵循机械论解释的原则。波义耳反对把化学看做一种制造黄金等贵金属或者医疗药物的经验技艺，而应当看作一门科学，作为科学的一个分支，化学主要从事对化学现象作理论解释，而不是单纯去实际利用它们。他还主张，实验的方法和与此相联系的对自然界的观察是形成科学思维的基础，化学应该用实验方法而不是用玄虚的思辨和抽象的空谈来确立关于物质化学变化的定律。同时波义耳复兴了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相悖逆的古代朴素的原子论，强调了物质的微粒哲学的观点。该观点认为：自然界是由一些细小致密、用物理方法不可分割的粒子构成，粒子结合成粒子团，粒子团作为基本单位参与化学反应。在这里可以说已经孕育着近代科学原子论的雏形。

拉瓦锡同波义耳一样，继承了弗朗西斯·培根的科学实验论，强调“除了通过实验和观察的自然道路去寻求真理之外，别无它途”。但他与波义耳不同，特别强调了实验归纳中的定量性，认为“必须用天平进行测定来确定真理”。并以精密的规范操作实践检验传统理论。拉瓦锡把波义耳倡导的经验性的实验归纳法推进到了新的阶段。其经验方法表现出了如下特点：从定性的实验归纳发展到了定量的实验归纳。拉瓦锡是明确提出，把由天平确定的量作为衡量的尺度，对化学现象进行实验证明的第一个化学家。正是运用了这种“以量求质”的方法用以检验传统的燃素说，终于否定了燃素的存在，了燃素理论对化学的百年统治。

拉瓦锡时代的化学方法尚属经验性质，但具有较高的严密性和系统性，较强的理论概括性。正是在实验基础上，运用概括的理论思维方法，拉瓦锡把从若干燃烧反应中所抽取出来的氧化的本质属性，推广到所有燃烧反应过程，从而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氧化燃烧理论。

总之，波义耳——拉瓦锡时代的化学方法已趋形成，但比较强调“知识不能超出经验范围”，相对来说还比较忽视科学抽象、假说和演绎的理论思维作用。化学的进一步发展就需要推动化学方法，从经验方法过渡到理论方法的阶段。

3.2 理论方法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化学呈现出从搜集材料向整理材料发展的势头。在此期间，化学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化学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要求，已经成为势在必然。而建立化学的各个知识领域相互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不可避免。由此，近代化学开始走进了理论领域。这一时期得到发展的理论方法主要有科学抽象、演绎推理、科学假说、比较分类及非逻辑推理等。

3.2.1 科学抽象

由波义耳倡导，拉瓦锡加以发展的定量实验归纳法，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得到了化学家们普遍的重视与运用。在这种状况下，质量守恒定律、定比定律和当量定律等化学基本定量定律被发现，紧接着对这些定律作出理论上的科学解释亦就成为化学家的迫切任务。英国化学家道尔顿首先把这些在化学实验基础上归纳总结得出的定量定律跟物质由原子构成的观念相联系，并把原子量概念引入化学，建立了科学的原子论。该理论在19世纪初被公认为理论化学的最高成就。他所采用的就是一种称谓“科学抽象”的理论方法，即在经验归纳所提供的大量科学事实的基础上，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思维方法，抽提出物质内部的共同本质，确认了“原子”的客观实在，并就原子的不同类型、性质和质量等属性提出了科学论断，从而找到了各个经验定律的内部联系，建立起了科学的原子论。这种科学抽象的方法具有把观察与思考、实验经验的积累和丰富想象，新颖的理论构思相结合的特点，致使他的思维分析能达到实验分析所不能达到的深度。即使在显微镜得到改进时也不易被人看见的原子，道尔顿却早已用思维把握住了原子。

3.2.2 演绎推理

该理论方法是指从一般规律或原理出发，运用数学的演算或者逻辑的证明，得出特殊事实应遵循的规律，即“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理方法。演绎推理是一种必然性的推理，只要推理的前提是真实的，推理形式是合乎逻辑的，那么推理结论也必然是正确的。在道尔顿时代，化学理论的建立与发展就迫切需要运用这种演绎推理的思维工具。19世纪初，道尔顿在初步建立科学原子论后，就从这一普遍原理出发，考察不同元素的原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他注意到：一种元素的原子不仅可以同另一种元素的一个原子相化合形成化合物，也可以同另一种元素的两个、三个或更多个原子相化合形成化合物，而每种元素的原子的重量（原子量）又都是固定的。据此运用原子论就可以推论得出：在由两种元素生成的多种化合物中，同一定重量的第一种元素相化合的第二种元素的重量，彼此间就必然会呈现出简单整数比的关系。

沿着这样的思路前行，后来，化学家们用演绎方法推理出了“倍比定律”。此后，道尔顿根据倍比定律的逻辑推理，有目的地进行了定量分析实验，从氮的氧化物、碳的氧化物等一系列化合物组成分析的数据中证实了倍比定律的成立。

3.2.3 科学假说

科学假说的出现是理论方法日趋成熟的一个标志。因为运用假说方法能够在已知科学事实的基础上超出经验感觉的范围，对未知现象作出假定性的说明。正如1811年，意大利化学家阿伏伽德罗提出分子假说时所做的那样。当时道尔顿的原子论和盖·吕萨克所发现的气体体积简比定律的经验事实之间正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状态。而解决这一矛盾，不能单纯依靠经验方法，以此为契机，阿伏伽德罗提出“分子假说”，把原子理论推向前进。阿伏伽德罗的理论研究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那就是试图找出化合物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之间的联系。同时还试图用数学方法不但表示化合物的物理性质，还用它来表示化合物的化学性质。

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分子假说长期受到压抑而未获承认，直到坎尼查罗加以重新论证和分子量的实验测定得以确认，终于把道尔顿的原子论和阿佛加德罗的分子假说协调成一个合理的理论系统，也就是说，通过分子假说的方法把道尔顿原子论发展成为原子分子学说。

3.2.4 比较分类

这是既有区别又有密切相关的一组理论方法，它们是近代化学得以完成其“整理材料”任务的一对重要思维工具。“比较”是根据物质及其运动变化属性之间的某些共同点或相似方面的对称比对，以揭示其内在本质联系的推理方法，而“分类”则是根据事物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点把研究对象区分为不同从属关系的逻辑方法。可见“分类”是以“比较”为基础的，两者相辅相成，有助于化学家们透过纷繁复杂的化学现象，寻找到隐藏在背后的化学物质及其变化的规律。十九世纪中期，以门捷列夫为代表的无机化学家就是创造性地运用比较与分类的方法，把当时已有的庞杂混乱的化学元素及化合物的知识加以整理和综合，从而发现了化学元素周期律。

门捷列夫既强调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通过全面的比较和自然的分类，从质和量（即元素性质和原子量）的关系上去对化学元素的自然体系进行理论概括，又主张只有把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才能发现元素性质周期性变化的规律并据此作出科学的预测。他对某些公认原子量的校正和对类铝（镓）、类硼（铝）、类硅（锗）的预测就是有力的例证。

3.2.5 化学直觉

随着科学原子论、分子假说、原子分子学说的建立和元素周期律的发现及周期系理论的形成，在整个19世纪，理论方法已在化学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也应当看到在理论方法发展的同时，经验方法也在进一步发展，而且构成了理论方法发展的坚实基础。尤其在有机化学领域，基于发展了的经验方法派生出了一种非逻辑推理——化学直觉，它极大地推动了有机分子结构理论的建立与建立与发展，并赋予化学理论方法特有的个性化色彩。

所谓“直觉”是一种在感知过程中未经严格逻辑证明，但能迅速而准确填补知识空白的能力，广义的直觉包括灵感（顿悟）及直感、直观等不同层次的一类非逻辑思维形式。科学史表明，化学家尤其有机化学家，他们擅长于凭籍化学经验取得对化学事实的直观的理解，并能卓有成效地运用那种不注重逻辑推理，而直接得到基本正确的结果。例如，在制备某一染料之前，对于它的颜色他也会有一定的设想，在试图合成一种具有某种药性的药物时也往往有一种预见，而结果往往跟预想取得一致。这也就是说，化学家有了丰富的化学经验，就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对某些结果的“预感”或“直感”——这也许是化学家，尤其是有机化学家所具有的一种特有的科学素养，称之为“化学直觉”，这是一种认识上的飞跃，属于直觉思维范畴。

尽管这种直觉思维并未以突发性的形式出现，即不表现为“灵感”或“顿悟”，但基于丰富的化学经验并通过长时间的沉思和积累，化学家会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这种灵感或顿悟的。应该承认，依靠“化学直觉”，有机化学家用化学变化的逻辑就能想象或预感原子在空间中的复杂构型，并通过富有成效的实验合成手段制成具有这种构型的有机化合物，进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握住了有机物性质与结构的关系，建立起了有机分子结构理论。可见化学直觉是有机化学家富有创造潜力的一种标志。众所周知，德国有机化学家凯库勒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正是他，把个人的才智和对碳原子相互结合关系的理论研究相联系，最终完成了一种天赋般的直觉判断——苯的碳原子之间成环状结构。在这里，凯库勒的个人才智主要表现在他早期学习建筑所获得的对事物“空间结构美”的认识和对事物形象化的孜孜追求。一旦这种才智和他的化学经验积累相结合，就会产生一种闪耀智慧火花的化学直觉。

参考文献：

[1]王德胜主编.化学方法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

第4篇：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钱学森；复杂系统；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

[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1-0008-06

导言

认识世界，特别是认识人类自身，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永恒主题。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海量数据的产生，人类知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复杂性进军。虽然理性认识已高度普及，科学理论还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突出的挑战是：如何应对复杂性?

当前，科学界普遍面临着三大复杂性难题的挑战：如何整合大量数据和知识，以形成对事物的深入系统的认识并用于指导社会实践?如何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如何综合人类的知识体系，构建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科学图景?传统的还原论观点难以解决这些难题。

社会虽然高度发展，但社会管理不断面临新的需求和挑战，尤其在医疗和教育两大领域。“看病难，看病贵”等社会现象，催化对医疗体系的深度思考，正在呼唤着以保障健康为目标、重在全民参与的新医疗体系。教育体制改革、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呼唤新的教育理论，对杰出人才的需求将催生以开发人体心智潜能为目标的新教育模式。建立在解剖学、生物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人体还原论基础上的医学模型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实践需求，基于学科分类的知识结构理论，也对知识的整合、教育模式的更新设置了障碍。人们迫切需要对“人”和社会形成系统的认识，并从根本上加深对知识与实践的关系的理解，形成从认识到实践、到荐认识持续循环的科学认识过程。

正是在上述科学、文化、社会发展的诸多需求背景下，产生了复杂系统科学，特别是钱学森复杂系统思想。

钱学森复杂系统思想是20世纪末我国系统学研究之辉煌成果。有“大成智慧”之誉。将复杂系统研究运用于国计民生是力学泰斗钱学森教授几十年来的深切愿望。“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机衔接，“专家研讨厅”体系将精确逻辑思维和开放直觉思维有效集成，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进一步为研究脑与思维、人与社会等复杂系统提供了基础的科学模型，为面对社会系统开展认识、实践、再认识的科学思维活动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里，钱学森以力学家特有的气魄，引导人们在新世纪各种变幻莫测、错综复杂的事物面前，进行严谨的科学思考，作出智慧的判断决策。他表示：“我在余生中就想促进这件事情：建立一个科学体系，并运用它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

一、钱学森复杂系统思想

钱学森在长达数十年的探索过程中，与他周围的专家学者，紧密跟踪国际学术发展趋势，以解决重大科学和社会实践问题为目标，创建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等若干原创性的学术思想。这一学术体系正在发展为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大成智慧。

其中，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和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是钱学森复杂系统思想的核心。在此基础上。钱学森还提出创建一系列新学科的构想。例如，把人脑作为复杂巨系统来研究，提出了“思维科学”；把地球表层作为复杂巨系统来研究，提出了“地理科学”；把人体作为复杂巨系统来研究，提出了“人体科学”等。这些学术构想，为新时期的学科创新指出了方向。

在钱学森复杂系统思想中，哲学观具有核心作用。爱因斯坦曾指出：“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显然，哲学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影响科学发展的哲学观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四大层面。在对复杂事物的认识中，这四个层面的相互影响更为突出。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即本体论)深刻地影响着人们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方式(即认识论)，影响着学者对系统的观测和建模(即基础科学)，最终影响人们对系统实施干预的目的和方法(即技术和工程)。因此，钱学森复杂系统理论的发展应该贯穿哲学观、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与工程实践四大层次，形成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

二、复杂系统本体论

1.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论

复杂系统复杂在何处?为什么传统的科学方法论难以处理?钱学森在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中，提炼出一些复杂系统的本质性特征。他从开放性、子系统特征、相互作用特征等几方面对系统进行了分类，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人脑系统、人体系统、地理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等，都是典型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些系统的复杂性特点表现在：(1)系统与环境之间有丰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开放性)；(2)系统存在多层次的子系统(层次性)；(3)子系统数量巨大，种类多样，定性模型各异(多样性)；(4)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复杂(复杂性)；(5)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处于永久的进化过程中(进化性)。对于这样的系统，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不能提供有效的指导。钱学森指出，对这类系统的研究，需要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

对复杂系统的研究不适于简单地走自下而上的路线。与简单系统不同，对复杂系统的观测必然产生大量的、多层次、多层面、甚至相互对立的丰富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并形成理论模型的途径是不唯一的，不同理论模型拥有不同的自洽度。事实证明，依靠传统的简单模型的思路来收集数据，通过自下而上的整合信息来获取对复杂系统的认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极为困难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任何具体的复杂系统的有效认识，必须首先有一个原始的复杂系统论的模型作为出发点，再结合具体系统的知识(数据)，形成具体的模型和认识。这样获得的认识一定是初步的，有待深入完善的，必须在应用于实践，然后收集实践效果的真实资料，来重新认识。这样形成的一个迭代检验、修正认识的完整途径，在复杂系统研究中占据一个远比简单系统研究中更为重要的地位。

那么，最原始的复杂系统模型从哪里来呢?应该从对复杂系统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中来!对系统本质特征的严密论述，就上升到了哲学本体论。因此复杂系统研究的突破，在最根本的层次上取决于哲学本体论的突破。复杂系统科学研究需要发展复杂系统的

本体论。

2.复杂系统的本体论

东西方哲学思想中蕴含着大量的关于本体论的阐述，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代希腊哲学，到康德、黑格尔、柏格森和罗素的近代西方哲学，从孔子、释迦摩尼和老子的古代东方儒释道朴素的哲学思想，到当代运用、并结合中国发展的实践所产生的思想等，对事物本质的阐述(本体论探索)始终占据核心的位置。

我们在深入梳理上述学术思想的同时，在继承钱学森复杂系统思想的基础上，融合现代自然科学原理，探索建立一个集古今东西方哲学、科学成果于一体的复杂系统哲学观。由此，我们提出如下的存在论命题：宇宙中普遍存在“形体一元二面多维多层次”的开放的复杂系统，钱学森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是其一般表达形式。

特定的复杂系统和宇宙(自然)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这个整体就是一元。整体一元性的科学依据是系统的自组织性，而开放性是系统在一元性下支撑其存在的条件。开放的复杂系统的运动遵循两大科学原理，即物理宇宙的能量守恒原理和生命世界的达尔文进化原理，其运动表现形式可以概括为形体二面复杂多层次性。其中，显现的一面是体，隐现的一面是形。体以结构为表现形式，形以功能为表现形式，数学上表现为场，或形态，与体结构相伴而同时存在。形体二面的存在性源于量子物理的观点，证明如下：如果确认波函数是对宇宙的精确描述，则复杂生命系统同时存在宏观的振幅密度分布和相位梯度场，前者可以直接观察，后者可以通过前者的运动来推知。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天空中飘浮的白云和推动白云运动的气流，云为体，气(流)为形，气流与云的运动是一个整体。多维，即指多自由度，指系统包括大量的子系统。也只有当子系统数目巨大时，才能产生所谓的“涌现”，形成新的层次和维度。跨层次的结构和功能一般处于不同的维度，它们之间的联系常常难以建立，甚至难以理解。正因为多层次性，才构成复杂系统。多层次性是复杂的自组织性的体现，层次的数目刻画了系统的复杂性。

以人体生命系统为例。核酸、蛋白质、细胞、组织、器官、系统、人体等属于多层次的体系统结构，形成丰富的体世界，同样，人体形系统也存在对等的多层次结构。与体系统的结构性相对立，形系统的数学形态是场，通常的运动形式是波，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和互补。思想、观念、认识、意识等都是个人的形世界中的子结构，这些结构的变化和演化，就是社会变化发展的主要内容。

上述内容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复杂系统的哲学本体论，虽然还有待深入和完善，它已经可以指导我们来研究复杂系统。那么，从这一哲学本体论出发，研究复杂系统的思路是什么呢?那就是：针对一个具体的复杂系统，我们首先问，系统的一元性、二面性、多维性、多层次性体现在何处?应该用什么方式(文字，数学)来刻画?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构成了对特定对象的复杂系统论模型。

一个特殊的复杂系统是人类的认识系统，它的运动规律就是人类的思维规律。对思维本质规律的阐述，就是认识论。对具体思维过程的阐述，就是思维科学的内容。我们运用上述复杂系统的本体论开展对人类面对复杂系统时开展思维活动和规律的探索，形成复杂系统的认识论，以及描写思维活动的普适数学模型，发展思维模型，同时，从宏观上指导人们开展高效率的复杂系统思维。这是钱学森对发展思维科学所寄予的厚望。

三、复杂系统认识论和思维模型

1.钱学森论复杂性思维

钱学森指出，认识复杂系统的主体不应该是抽象的个人，而应该是一个由具备多方面知识和经验的群体。这是因为，用来认识和优化复杂系统的知识是多样化的，不但包括成文的知识，而且包括专家直觉和经验，后者在对复杂系统的认识过程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对复杂系统的深刻的认识和有效的干预，必须将先前的认识(直觉和经验)和当前认识结论(决策)将要产生的效应(实践效果)综合起来考虑。这是复杂性思维的特色，是研究思维创新的关键。科学发展遭遇到瓶颈，正暴露了传统思维的局限性。以物理学为例，爱因斯坦曾指出，在遇到发展瓶颈的时刻，如果科学家“不去批判地考查一个更加困难的多的问题，即分析日常思维的本性问题，他就不能前进一步”。对思维本性的认识就是哲学认识论。爱因斯坦指出，“科学要是没有认识论――只要这真是可以设想的――就是原始的混乱的东西”。

2.复杂系统的认识论原理

在学习、继承钱学森复杂性思维的基础上，以及在上述的复杂系统本体论的指导下，我们提炼了复杂系统认识论的三条原理，即认识主客体的相对复杂性原理、认识的时空相对性原理以及理性知识的层次性和可综合性原理。

认识主客体的相对复杂性原理是指，高级复杂系统拥有更大的复杂度，才能概括和表达低级复杂系统的特点。科学哲学家雷舍尔指出，“认识论最基础性的原则之一就是，较低智商必定被更高智商所迷惑”。从更积极角度看待这个规律，就是要充分提高认识主体的复杂度，运用高复杂度的认知系统来概括低级复杂系统的特点。由此产生的一个关于认识论的基本命题是，为了研究一个复杂系统，首先必须界定问题的性质和其复杂度，然后，选择适当的研究工具，包括研究主体。钱学森“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的认识论基础就在此。

认识的时空相对性原理。我们将稳定的公共的认识，称为真理。真理本质上是人类文明(形世界)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涌现)的公共的稳定的认知结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恒定不变的认知结构，真理具有相对性。复杂系统本体论指出，形体世界具有一元两面的特性，它们的密切相互作用是推动“真理”这个认知结构产生演化(观念进化)的动力。传统的真理观只注重真理的时间相对性，这里倡导的认识时空相对性原理同时还注重“空间”的相对性，即不同的人群可以拥有其相对稳定的、内容独特的认知结构。生命世界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必然带来认识的多样性，这是复杂系统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真理观的挑战，值得深入探讨。这一原理对未来世界大同、多文化和谐共存的图景有重要意义。

理性知识的层次性和可综合性原理。理性知识是人类的一类特殊的认知结构。古代，哲学是表达理性知识的形式。科学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理性知识体系，形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庞大的知识体系。但是，随着技术的先进，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获得见解和知识――由于复杂性，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知识和见解之间存在冲突，这是复杂性的来源。层次性和可综合性原理的正命题是说：存在一个多层次的整体，将互相冲突的知识安置在合适的层次和层面。我们将这一整体性的认知结构形象性地表述为“知识宝塔”。知识宝塔的存在是基于复杂系统的自组织性：无论系统如何复杂，它在

现实世界中依靠自组织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知识宝塔是与这个现实的整体最贴近的表述。相互冲突的见解，如果它们在客观上是合理的，就是对事物的不同侧面和不同层次的性质的反映。发现知识宝塔，就是找到了综合这些合理见解的途径，也就解决了冲突――在更高层次上统一了相互冲突的知识。

上述认识论原理对于认识复杂系统的现象，集成观察数据，开展科学建模，以及指导实践具有指导性意义。具体地，也可以指导研究思维本身的具体的和微观层次的规律，这就是思维科学的内容。

3.思维科学与思维网络动力学模型

钱学森一直高度重视对思维规律的探索。他从系统论的思想出发，依照复杂度和应用特征，将思维分为四个层次――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灵感顿悟思维和社会集体思维，并且提出了若干课题和猜想。钱学森有关思维的论述集中体现了以下几点：首先，思维具有多层次性，从抽象思维、到形象思维、到灵感思维，以及更多的层次；其次，思维是开放的系统。钱学森有关思维的猜想虽然不具体，但更具有科学模型的特征，对中国思维科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过去几年，我们在系统梳理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尝试将康德的有机体概念落实到思维模型的构建中，形成与康德和黑格尔哲学思辨相呼应的思维和知识模型，并结合神经科学的最新发现，具体地将知识结构与网络回路联系起来，将思维过程与网络通道的激发和回路竞争动力学联系在一起，形成能够统一理解数理逻辑、辩证逻辑，甚至更广泛的复杂思维逻辑的理论框架，这就是思维的网络动力学模型。

在思维的网络动力学模型中，知识是一个存储在网络中的、具有多层次性及开放性特点的复杂系统，网络是对这个有机整体结构的描述，思维活动可以表述为是网络中存在的各类激发。具体地说，人在思维时，在大脑中形成一系列的网络通路激发，这些激发分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组织和调控过程。思维活动所形成的理性知识。是在诸多激发中形成的稳定回路结构，它们是一种亚宏观涌现，我们称之为知识回路。从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若干证据出发，我们猜想，知识回路展现出非线性多尺度动力学行为和网络状可变拓扑结构。这些认识形成了如下的知识回路模型：以概念形成思维网络的元节点，将命题表述为概念元之间的连接通道，将知识表述为多个命题通道形成的网络回路。

多层次、多连通的知识网络是对复杂系统多层次和多层面性质表述的需要，也是辩证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辩证逻辑不要求命题之间无矛盾，它本身就是在处理有矛盾的命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我们提出的知识网络系统中，包含康德所提出的双向因果，它体现为由多个命题回路形成的自反馈超回路；随着概念元和连接数量的增加，网络层次可以多方位拓展，超越层次的回路结构可以形成，为完成黑格尔的辩证法思维提供保障。在形式逻辑层面上相互矛盾的命题，在更广泛的多层次的网络结构中可以存在。

4.复杂概念网络与新一代专家系统

上述的思维网络动力学模型建立了以网络回路之间的竞争动力学来实现演绎推理等思维活动的理论新框架，这为新一代专家系统的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

思维的网络动力学模型，为我们解读实际的复杂思维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以中医临床医疗的辨证论治复杂思维为例，我们构建了基于复杂概念网络的中医思维动力学模型和模拟方法：(1)用概念网络的有序激活模拟推理；(2)用回路输出模拟医疗推理的结论和深层解释；(3)用多层次概念的逐层激活模拟推理的方向；(4)用多回路激活与竞争动力学模拟中医辨证论治；(5)用“多次迭代、逐级逼近”实现思维收敛并提高准确性。

中医的思维动力学模型，可以运用于中医典籍和临床医案的解读，进而构建中医复杂概念网络知识库和设计推理运算。2009年，我们初步构建了中医《伤寒论》的概念子网络，进行了中医诊断思维的初步模拟试验，获得与医案记载一致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之上，开始研制智能中医知识网络原型。这一研究，有望为新一代中医专家系统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为中医现代化和计算机智能化的发展建立一个新的基础。

四、复杂系统方法论

1.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

1990年，钱学森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是对复杂系统本质认识的运用。综合集成法把专家集体的知识和存储在计算机里的丰富系统信息有机结合起来，开展综合模拟和分析。这一方法的运用，把人的思维成果、经验、知识、智慧以及各种情报、资料和信息加以综合集成，从整体的模糊的定性认识细化到局部的精确的定量认识。综合集成法的运用分为三个步骤：(1)集成多方面专家意见形成假设；(2)形成多参数定量模型；(3)形成预言并开展模型检验(实践)。上述三个步骤构成一个持续迭代的循环，促进对复杂系统认识的不断优化。2006年，于景元将钱学森复杂系统思想概括为钱学森综合集成体系――从综合集成思想、综合集成方法、综合集成理论、综合集成技术到综合集成工程。

上述复杂系统认识论的主体与客体的相对复杂性原理，为综合集成法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对于复杂度高的系统，例如人体和社会系统，必须依靠一个专家群体，运用多学科的综合知识，才能构建全面和深入细致的理解，形成有价值的模型和较为全面的行动方案。

综合集成法凝聚了钱学森多年从事科学研究和工程管理的经验，具有丰富的实践基础。钱学森指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本质上是科学和经验的结合。”需要在充分运用以后，“才能再升华出理论，现在还只是方法而已”。人们普遍关注，如何运用综合集成法?多学科的知识如何集成?从理论上来说，首要的科学问题是通过怎样的宏观思维来确定复杂系统的维度(广度)和层次度(深度)，对系统形成合适的知识宝塔，这是有效集成多学科知识的前提。其次，对局部的精确建模也十分重要，这就涉及到复杂系统具体建模的方法论。

2.复杂系统建模的方法论策略

在多年从事复杂力学系统建模的基础上，我们提炼了如下复杂系统建模的方法论策略。

首先，复杂系统建模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和问题。因为复杂系统包含着巨大数量的要素，而且还具有永恒的动态性，因此通常表现为数据众多而理论不足，在数据与目标、问题之间显现出巨大的鸿沟。所以，首先要对系统的问题目标展开理性的思辨和优化确定。明确阶段性认识目标，合理地规划对数据的分析，是首要任务。为此，必须从本体论原理出发，最大限度地利用复杂性共性实现对系统的“触类旁通”，并以此为基础鉴别所观察的信息和所提出的问题的价值。这就是“知识宝塔”的重要性，信息都应该在知识宝塔上有正确的定位，其重要性取决于它与系统研究目标和所解答的问题的

第5篇：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一、运用数学中的定量分析法开展市场预测，以确定企业的营销目标和营销策略。市场预测是指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各种信息资料，采用科学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以推测未来一定时期内市场需求情况及发展趋势，为企业确定营销目标和制定营销策略提供依据。其中预测市场的一种重要的科学分析方法是定量分析法。定量预测法主要是依靠数学模型和数理统计方法，对各种资料进行计算分析，从而对市场变化趋势做出预测。这类方法适用于历史统计资料，能准确、详尽、预测对象变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常用的定量分析预测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简均法。计算预测目标实际值在各个时期的平均数将其作为下期预测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2）、加权平均法。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值对预测值影响程度的差异，分别给予不同的权数。一般地，近期实际数据的权数大些，远期实际数据的权数小些。再进行加权平均，所得的加权平均数作为下一期的预测值，加权平均计算方法如下：

（3）、平滑预测法。对于市场营销的短期预测，可以使用指数平滑的时间序列预测法。采用这种方法，需要三种信息：

（4）、一元回归预测。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回归预测法，用以分析一个自变量与一个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一元回归方程为：

该计算方法通常是根据历史资料，通过列表求出有关数据，先解出a、b参数值，然后带入回归方法求的预测值。

二、借助平面直角坐标系直观形象描述市场营销方案、策略和市场发展趋势，便于营销者在实际研究中快速领会运用。

（1）运用平面直角坐标系制作市场定位图，使营销人员可以直观地了解市场状况。在实际营销分析时可以把企业放到“定位图”可能选择的不同位置，每一种位置意味着一种定位方案，分析、评价各种可能方案后选出理想的方案作为初步的定位，定位图制作如下：

（2）运用平面直角坐标图绘制产品生命周期曲线图，直观清晰地描述一种产品从投入市场开始到被市场淘汰为止，都要经历的产生、发展和衰退的过程，借助曲线图可以了解产品的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市场特点，便于营销人员及时采取相应的市场对策，从而更快地扩大和占领市场。产品市场寿命周期曲线图如下：

其中：OA为投入期BC为成熟期

AB为成长期C点以后为衰退期

三、借助数理计算公式能精确计算出产品价格，获得适当定价策略，主要运用有以下几种：

（1）总成本加成定价法

单位产品价格=单位产品总成本×（1+成本利润加成率）

（2）售价成本加成定位法。是零售商的售价为基础，按加成百分率计算售价。

（3）变动成本定价法。也称边际贡献定价法。边际贡献就是销售收入减去变动成本后的差额。公式如下

（4）收支平衡定价法。也称保本点定价法。这种方法是企业按照生产某种产品的总成本和该产品的销售收入保持平衡的原则来制定该产品的价格。计算公式如下：

（5）收益比较定价法。就是在最低价与高价之间进行比较选择一个最佳的价格标准，以使营销定价为企业带来可观的利润。计算公式如下：

第6篇：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统计学；辩证统一；统计规律；思想

1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统计学为探索随机现象统计规律性，必须正确处理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辨证关系。在总体中诸个体某种数量标志表现偶然，而诸标志值平均则为必然。重复测量某种同一客体出现不同的数值属偶然，而同一客体本身真实数值则为必然。必然性通过大量偶然性的数量差异为自己开辟道路。统计研究中经过综合平均，将大量偶然性所形成的数量差异，互相抵消，显露出平均则为必然。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在统计抽样调查问题上表现极为明显。客观事物极其复杂，表现千差万别，同一总体各单位的数量差异也非常大，从个别单位，往往因偶然因素的影响而无法探索其本质和规律性。然而，通过大量观察，排除偶然性因素影响，就可暴露出事物的真象，显现其本质。在进行抽样调查时，只有随机抽取的个体足够多，消除诸多偶然因素影响，才能通过抽样总体的数量特征正确地推断总体的数量特征。

2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实践和科学都证明矛盾的普遍性，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矛盾着的事物是普遍存在的，况且同一事物或过程的矛盾有其共性。而对于每个事物或过程的矛盾也各有其个性。因此说，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就是一般与特殊或普遍与个别的关系，它们是辨证统一的关系。统计学中存在着各种矛盾，每一矛盾具有不同特点。在统计认识中，个体的差异性中蕴含着总体的同一性。统计方法就是运用科学的手段抽象掉各个个体的差异性，探求总体的同一性，并用差异性去标志同一性的内在质量。差异性是统计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没有差异性就没有统计；而同一性则是统计的目的，为了求得同一性才需要进行统计。因此，统计研究要运用大量观察法与个别观察法相结合使用的统计方法。

统计研究中运用大量观察法，实现从个别到一般，从个性到共性的认识过程。同时，根据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的对立统一规律，统计研究在大量观察的基础上，运用个别观察所搜集的资料来说明总体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势，使认识更深刻、更具体。

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规律指导统计研究必须是将统计中的平均数与分组法结合，用组平均数补充说明总平均数，用反映现象的离散趋势的变异指标与反映现象集中趋势的平均数结合使用，以使研究更全面，更完善。

3整体与局部的统一

统计学的研究着眼于总体，着手于样本，立足于个体；同时从总体出发，分解剖析，认识局域（类、层、组）甚至个体，并对其进行调查研究，观察计量，搜集资料。接着对个体的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进行计算分析，或归纳演绎，用样本来推断总体，达到对总体的系统性认识。即为“统而计之”和“计而统之”的总和，以实现以统定计，以计达统的目的。所以，统计学的思维是一种系统思维，要求一切认识对象不仅它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而且它还要作为某个更大系统的要素来认识。这种对系统客体的“主体”认识，是一种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性度量的系统思维方式。

因而，统计认识充分体现了整体和局部的有机统一，这是统计研究的一大优点，也是统计认识比较接近客观、真实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它认识方法往往是就某一要素而研究某一要素，就某一系统而认识某一系统，忽略或没有充分重视各要素的整合作用和系统环境对系统的制约作用。

4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统一

从统计认识过程而言，充分体现着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对立统一的关系。定量分析研究是统计研究的特色所在，但统计的定量分析不是纯粹数量意义的，即不是就数量论数量，而是基于所研究事物本身的特点，并且从所研究事物的有关联系或现实背景中，紧紧扣住认识所研究事物内在本质这一主题来展开的，他注重的是定量分析背后的具体含义和意义，这也正是统计学与数学的区别所在。那么统计研究怎样才能通过数量来体现其具体含义与现实意义？这就必须结合定性分析，即以定性分析为起点，并以定性分析为终点。具体来说，统计研究总是按照“初步（感性）的定性认识——客观科学的定量认识——高级（理性）的定性认识”这一过程来进行的，即从定性开始，确定认识事物有关方面的指标，经过定量过程，搜集，整理，进而对其分析研究，上升到更高的认识，深入认识事物的质，完成定性认识。统计认识活动遵循质与量对立统一规律，从初始的定性入手，依设计的科学的方案一整套统计指标体系，按要求搜集有关数据资料，经过整理和分析对比，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也就是说统计的定量分析是人类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个飞跃的重要途径，是避免产生认识主观偏差的重要手段。

因此，统计研究最终是为人类定性认识服务的，是为了定性认识才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的，前面所讲的统计的方法性、应用性也正体现在这里。实际上，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统计研究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统一，才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重点。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探求质与量变化的规律和界限，研究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的关系，将质与量同一与度中，即量的规定性定性于度中，质的规定性定量于度中，以实现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真正统一。

5分析与综合的统一

在统计研究过程中，分析和综合是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一个基本方法。统计认识活动的根本目的是在各个局部进行剖析的基础上达到对总体的认识，揭示其本质和规律性。

所谓分析方法，就是把研究对象分解为若干组成部分，并分别加以研究，从而认识事物的基础或本质的一种思维方法。任何事物的整体都是有若干组成部分构成的，将客观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分解成各组成部分，分别研究其结构与功能、各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特点以及在各种外界条件作用下所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属性和特点，从而达到对事物本质及内在规律性的认识之目的。可见，分析方法是以客观事物的整体与部分关系为客观基础的。在统计研究中诸如分组分析、因素分析、因果分析、结构分析、定性和定量比较分析、比例分析等等。这些分析在人们的认识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要把分析所得到的认识变为对整体的认识，揭示整体的本质和规律性，就必须进行综合。

所谓综合方法，就是把研究对象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从而在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一种思维办法。与分析方法相比，综合方法认识过程的方向完全相反。它是将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结为整体，通过全面掌握事物各部分、各方面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加以概括和上升。从事物各部分及其属性、关系的真实联系和本来面目，复现事物的整体，综合为多样性的统一体。在统计中，诸如人口统计的将分组、结构、比例分析化为对整个人口状况分析；商品销售总额分析时分解为价格和销售量变动的影响，进而从总体上分析其因素影响；社会总产值的变化，分解成各个部门行业的影响，进而综合研究其全貌等等。

分析与综合是对立统一，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统领分析。没有具体的分析，就不能具体深入地把握事物的各部分、各侧面和各种属性与诸因素，从而也就无法综合；同时，分析也离不开综合，它在综合统领下，以综合为目的，达到确切地揭示事物的总体和本质和规律性，使认识升华。因此，没有分析的综合，其结论就只能是空洞的、无根据的，是一个混沌的、外在的、直观的整体。“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页）。”分析的结果，也就是综合的出发点。统计认识的发展总是沿着“分析——综合——新的分析——新的综合……”轨迹不断前进的，促使统计认识活动不断深化，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6归纳与演绎的统一

所谓归纳推理，就是从特殊到一般，给出新认识；但新认识是不确定的，可能是错的；特殊材料的组合不同，给出的认识也不同甚至矛盾；基于不完善甚至劣质信息作出决策。所谓演绎推理就是从前提（公理）到命题，不提供超越前提的新知识；容许选择多个前提，但前提可能是错的；大前提里的不同小前提（公理系统里的不同子集合）会给出不同甚至矛盾的结论。以观察为基础对事物的不确定性进行度量主要属于归纳推理问题；但若已知各种事件发生的结果和发生的概率，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则可以转化为演绎推理问题。

统计认识是通过个别研究认识一般的，所以统计思维必然是一种归纳（即必须通过归纳才能实现）。统计不仅要根据所构建的原始信息通过统计推理获得一般的“知识”，而且还必须进行假设检验、机理检验等，对所获得的知识进行论证。所以说，统计思维是归纳与演绎的统一。归纳方法论强调了方法和外来信息的重要性，而演绎方法论则强调了问题和先存知识的重要性。实际上，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需要相互补充和协调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比如在统计思维中的回归分析既是归纳，又是演绎。所以说，统计思维将归纳和演绎高度而有效地结合运用，收到了很好的认识效果。也只有通过归纳、演绎和实践的相互作用才能找到可靠的科学真理。

7具体和抽象的统一

按照统计认识要运用材料来看，统计学的实际应用具有具体性，它是依据一定的数据和事实，使人们得到启发，运用已有的经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作出迅速的识别和直接的理解，并对对象的总体状况作出判断。统计认识在取得统计数据之后，首先就是根据数据的特点，运用一定的数据整理手段（如分组、直方图、茎叶图、频率图等）和统计研究人员积累的统计认识经验，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获取初步认识。在此基础上再对统计数据的背景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必要时还要进行典型剖析或抽样验证。所以说，在统计认识的数据收集、分析与所做结论需要具体化。同时，对统计理论方法研究时具有抽象性，在一定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数理研究，是具有抽象思维的特点。属于抽象思维的范畴，它舍弃具体向客体的规客规律性逼近。因此，统计学是具体和抽象的统一。

8经验思维和理性思维的统一

统计认识过程不仅是通常所说的实证性研究活动，同时也是探索性研究活动。它自始至终都是理性认识和感性材料的相互结合和相互渗透。

按照统计认识属于实证性研究来说，它具有经验思维

的特点。经验思维就是运用实践经验、感性认识和感性材料进行的思维活动。它的功能主要是认识具体事物的外部状况、表面联系和现象，通过经验思维能够对丰富的大量材料初步加工，把握事物多种多样的具体状态，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描述性统计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经验思维。它依据的是客体的个体的实际状况或者是客体过去的、现在的状态，是事实的归纳、概括、整理。从推断性统计来看，它在描述性统计提供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理论、概念，依据严密的逻辑规则和推理过程进行假设检验、数理推断、悖论分析，对描述信息、经验认识进行理论思考，使经验认识升华，这又是有理性思维的特点。它抽象掉具体个体数量上的差异，得出有关对象的共同本质特征的认识；抽象掉所依据的经验材料的特殊，得出有关“类”的一般的认识。

实际上，描述性统计是推断性统计的重要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讲，推断是另一种描述；有时候描述性统计与推断性统计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统计认识是经验思维和理性思维的统一，兼具有两种思维的成分，两种思维相互交叉，相互补充，使统计认识更系统、更具体和更深刻。

总之，统计学是一门认识方法论，统计活动是一种认识活动，是要研究探索和发现认识客体本质及其规律性的方法。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它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它和统计学是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哲学对统计学起着指导作用，为统计科学研究和统计工作提供一般指导原则和思维方法；统计学是哲学一般认识方法的具体化。所以，对统计思想进行较深入的探讨和归纳，有利于推进统计理论研究，廓清人们对统计的认识，有助于更合理、广泛的运用统计方法。

参考文献

［1］李金昌.关于统计思想若干问题的探讨［J］.统计研究，2006，(3).

［2］陈福贵.统计思想雏议［J］.北京统计，2004，(5).

第7篇：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论文关键词：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研究取向

教育技术定义中指出，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对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五个范畴。教育技术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应用教育技术进行教育活动过程的发生、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因果关系，对被观察到的事实和应用教育技术进行教育活动的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预测和控制，建立系统的理论以期对教育技术中复杂的图景做出精确、深刻的描述。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则是“人们为深刻认识应用教育技术进行教育活动的过程和现象而采用的途径、手段或工具等。”这决定了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对象和必要性，也昭示了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意义。

教育技术学与其它科学的最根本区别是研究取向的差异。所谓研究取向是指研究者在研究某种特定对象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的综合体。研究取向的不同可能会导致研究方法的不同。教育技术学从产生至今，研究取向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回顾和反思这些研究取向的演变，分析教育技术研究取向的现状，展望研究取向发展的未来趋势对于我们合理选题，从事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什么是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论，通俗的理解：人们在进行教育技术研究过程中所采取的步骤、手段和工具的总称，是按照某种途径，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进行教育技术研究和构建教育技术理论的方式。它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行为方式；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方法体系，又是具体实践的行为策略。通常情况下，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按照其普遍程度可以分为四类：哲学方法，元方法，一般研究方法，专门研究方法。哲学方法是具有普遍适应性的最高层次的研究方法，适合于所有研究对象；元方法是是指研究的观念思想体系，包括基木的理论假设、研究的哲学取向和原则等；一般研究方法是对某一学科进行研究的具体方法；专门研究方法是对某一具体问题而采取的研究方法。

面对众多的研究方法，教育技术工作者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到底选用哪种方法最好呢？就像媒体没有优劣之分，研究方法也无所谓好与不好。因为每一种研究方法，对于研究者来说都是有价值的，每一种方法都代表了一种不同的工具。一种特定方法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要研究问题的性质以及特定研究所发生的具体背景。我们要针对具体的研究问题，在具体的情境下去选择最合适、最适宜的研究方法。我们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方法的应用是很灵活的，只要可以达到研究的目的，各种方法都可以拿来用。我们要从尽可能多的焦度，来了解教育中的各种现象，从广泛的角度去解释研究，即:研究应该从询问多种问题入手，同时要向多个方句进行，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使用多种工具。

长期以来，实验验证假说一直是作为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论的核心，研究通常采用实验分组对比的方式来验证各种媒体工具的功效和学习课件所产生的教学效果。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正在逐步走向多样化、多元化的轨道。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研究目的的多样性、教育研究过程的阶段性以及研究者的个性化等因素所导致的。现在实证研究将不再是教育技术研究唯一的主流，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结合，行动研究法、多种综合方法的系统研究都将成为教育技术学今后研究的重点。

多元化方法一：思辨哲学方法与实证科学方法的融合

用思辨哲学方法研究教育技术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教育技术学领域的一些概念、思想、范畴加以讨论，打破固有的思维方式，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对教育技术学的观念进行创新，从而使得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这也是教育技术学得以存在的基础。

实证科学方法遵循自然科学“科学化”研究范式，按照“实验、统计、测量”的基本手段，对教育技术学进行研究。实证科学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可信服性，但是，这一研究方法难以适应对复杂问题比如像教学活动的分析，难以适应及时变化了的形势，因而有其狭窄的一面。

思辨哲学方法与实证科学方法的分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当成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分歧。教育技术学是从自然科学领域中成长起来的社会科学，在这样的前提下，在对教育技术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把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研究模型、研究原则比如系统论、控制论的方法积极运用到教育技术学领域，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不但要提出对教育技术学的观点，同时还要利用自身优势对自然科学得出的结论加以分析、综合，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新的概念、原理或假说，并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原则适当加以验证。这意味着，实证科学方法可以为思辨哲学方法提供立论基础，思辨哲学方法可以为实证科学方法提供命题假设，二者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统一于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这也是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必由之路。

多元化方法二：质的研究方法和量的研究的相互补充

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方法是随时代变迁而变化的。近年来，研究者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的论文数量逐年增加，同时以实证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心理学研究日益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并正在受到理论心理学者的猛烈批判。这样一种现状在客观上造成定量研究与质的研究双峰对峙的格局。其实，从后现代观点来看，可以认为，质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科学表现的方法”被重新获得而已(徐晓东，2001)。

事实就是这样，量的研究方法的使用是有一定条件的，当然在这一条件下也可以使用质的研究。由此可见，在很多条件下定量研究和质的研究可以和睦相处。因此，为了获取某一现象的数据，质的研究的数据也好，量的研究的数据也好，都只不过是广泛数据群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并非互相排斥、也不存有什么不合适。

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决定了教育技术学研究者的研究范式、研究目标、研究对象、研究原则、研究程序等问题，也决定着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者如何利用教育技术学理论来进行教育指导与实践。同时，教育技术学的迅速发展，也要求教育技术学研究力一法的创新。但是，与之相反，教育技术学却仍没有明确的属于自身的研究方法，因此，对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仍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徐晓东.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方法,电化教育研究.2003,(9)

[2]宋新芳,.现象学教育研究方法及其对教育技术研究的启示[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06,(8).

[3]陈桂生,.略论“教育研究方法”[J].当代教育论坛,2006,(7).

[4]刘红斌,.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两种范式的整合[J].当代教育论坛,2006,(3).

第8篇：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教育研究;范式;混合方法研究

引言

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长期以来存在着“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两种研究范式,且研究者因这两种研究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同而各持己见,认为自己的方法更“合理”,更“可信”,更“有效”[1]。作为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科学,其领域内同样存在着“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两种范式之争。究竟哪种研究范式更适合我们的研究呢?我们有必要做一次认真反思,以避免“为方法而方法”的错误倾向。

一范式及教育研究范式

1 范式

范式的概念是美国著名科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nn)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并首次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科学发展的模式。随后,“范式”逐渐成为了科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在库恩看来,范式是指常规的科学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是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整体等,它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先例,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且在一定程度内具有公认性。

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一次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做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因而导致了人们对库恩极富弹性的解释感到无所适从,引起了人们对范式的广泛争议。西方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对《科学革命的结构》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后发现,库恩对“范式”概念的界定竟达二十一种之多[2]。笔者认可其中的一种解释,即范式是某一科学家团体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是他们的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

2 教育研究范式

二十世纪教育研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3]:第一阶段是从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这一阶段是教育研究定量研究的全盛时期,在此阶段,研究者以实证精神为指导,主张用严格的观察、统计和实验来研究教育;第二阶段是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危机与战乱,政府对教育投入的经费大幅缩减,使得这段时间成为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晦暗时期;第三阶段是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后期,在这段时间内研究者开始从技术推动教育变革角度进行教育科学研究,同时某些研究者(龙巴赫和坎贝尔)开始对传统实证主义强调的定量方法提出异议,主张不可忽视其他研究方法(如定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这些都为教育研究方法的变革都起到了推动作用;第四阶段是从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末,在这一阶段,人们普遍认识到没有一种研究范式能够解决所有存在于教育研究中的问题,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基本出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人们对研究范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逐步开始综合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发挥各研究范式的长处,弥补单一范式的不足。

从教育研究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中,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量化研究及以现象学、建构主义、解释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质性研究两大范式。在我国,教育学的研究不同于西方的传统,在浓厚的人文背景下,研究者大多选择了人文主义研究取向,致使现在许多研究仅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并没有实际深入到基层进行认真的调查访谈,没能得到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最终也就不能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其实,质与量的研究并非矛盾对立,水火不容,而应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科学实证主义研究者完全可以采用质性研究去揭示“客观规律”,而人文主义研究者完全可以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去“建构”对研究问题的理解。例如,参与式观察或非正式的访谈也可以像量的研究方法一样被用来检验某一理论或假说;而调查也可以被用来了解被试对某一社会现象的理解与解释。

近年来,研究者也渐渐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原本相互对立的两方研究者之间的矛盾趋于缓和并逐步认识到另一种研究范式的重要性,某些研究者也已在尝试结合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即混合方法研究)进行研究活动。

二混合方法研究的概念及产生背景

1 混合方法研究的概念

顾名思义混合方法研究是指采用了一种以上的研究方法或整合了不同研究策略的研究[4]。有人撰文把它称为混合研究(mixed research),也有人把它称为整合研究(integrative research),但目前更为流行的称谓是混合方法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约翰逊和奥屋格普兹(2004)认为,更为确切地说“混和方法研究就是研究者在同一研究中综合调配或混合定量和质性研究的技术、方法、手段、概念或语言的研究类别”。它区别于其它两种研究方法范式的核心在于必须在同一研究中运用一种或一种以上质性研究的方法和定量研究的方法。

2 混合方法研究产生的背景

混合方法研究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从范式的角度看,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两种范式之间的激烈斗争。在上世纪60年代前,定量研究范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60年代之后,随着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和发展,质性研究方法范式逐渐彰显,一举成为揭示社会现象、人类经验、和客观事实的主要范式。因为量化研究属于演绎性质,倾向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从事的是中立的观察与测量,避免介入或影响研究对象,最大限度的追求研究的“客观性”。而质性研究却是归纳性质,它相信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存在着多样的主观事实,强调人在某种特定情景中的意义建构及其联系;相信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可分割性。由于这两种研究范式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程序,及在客观事实的本质、研究逻辑间的不同,导致了质性、量化研究范式之间的争斗日益激烈。

这种单一方法论者非此即彼的争论不但夸大了量化与质性研究两种范式之间的区别,阻碍了它们的沟通与交流,影响了教育研究质量的提高,影响了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为此,一些教育领域中的学者在20世纪晚期就先后提出质性与定量研究可以和谐共处、共同使用的观点。美国教育研究方法学者约翰逊和奥屋格普兹(2004)在《混合方法研究的时代已经来临》一文中把混合方法研究称为继量化与质性研究范式之后的“第三种研究范式”或教育研究运动的“第三次浪潮” [5]。他们希望这第三种研究范式能够架起质性与量化研究范式间的桥梁,为研究方法指导教育实践提供新的更有效的途径。

3 混合方法研究的发展历程

美国教育研究方法论学者约翰逊和奥屋格普兹把混和方法研究称为继量化研究范式和质性研究范式之后的“第三种教育研究范式”,并且明确提出“混合研究方法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这一时代来临之前,混合方法研究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从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定量研究范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实证主义在本体论上属于实在论,相信存在着受自然规律所支配的“客观事实”,在认识论上属于客观主义,认为受研究者价值观以及时间、场景影响的研究是可能实现的,认为研究者从事的是中立的观察与测量,避免介入或影响研究对象,最大限度的追求研究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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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基于现象学、建构主义及人类学等的研究方法得到较大的应用与发展,以现象学、建构主义、解释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质性研究方法范式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一种与量化研究范式地位相当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相信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存在着多样的主观事实,强调人在某一特定情景中的意义建构及其联系,强调研究发现是主客体交互作用的结果。在这种研究范式中,研究者的价值观在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3)20世纪末至今:“混合方法研究”的提出,缓和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两种范式之间的矛盾,同时也给广大研究者开辟了另一片广阔的天地。混合方法研究是一种更加包容的、多元的、交叉的研究方法,它的使用让解决问题的手段显得更加多样化,更具创造性和扩张性。同时它也指出研究方法的选择应随研究问题的不同而做出相应的变动,而不是唯方法至上。

4 混合方法研究的优缺点

混合方法研究现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并得到了广泛的尝试与运用,因为它有诸多优点:

混合方法研究能结合量化与质性研究的优点,克服一些由单一方法带来的问题。具体而言,使用混合方法研究的优势至少有如下十点:第一,研究中使用的文字、图片和表格可以被用来增加其中数字的意义;第二,研究中使用的数字可以被用来增加文字、图片和表格的准确性;第三,可以充分展示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的优点;第四,研究者可能产生和检验一个扎根理论;第五,由于研究者并不局限于一种单一的方法或手段,因而可以回答一个更宽和更全面范围的研究问题;第六,在一个研究中通过使用两种方法,研究者可以利用一种附加方法的优点去克服另一种方法的弱点,形成交叉性优势;第七,通过结果的集中和证实可以为研究结论提供更有力的证据;第八,可以增加仅有单一方法被使用而可能忽略的洞察和理解;第九,可以被用于提升结果的概括化水平;第十,质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在一起使用可以产生沟通理论与实践所需要的更加完全的知识[6]。

虽说混合方法研究有如上诸多优点,但它正处于成长阶段,其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其研究成果的信度和效度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论证;另外,运用混合方法研究对研究者的要求很高,研究者不但要掌握质性研究方法还要掌握量化研究方法,一般来说,研究者想同时掌握好这两类研究方法,是比较困难的;还有,混合方法研究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花费。所以,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我们在日常的研究活动中也不能唯方法至上,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研究者可以根据他们所研究的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和手段,而不是根据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形成的关于研究范式的偏见选择研究手段,要从实际出发,对我们的研究活动有利的并为我们熟练掌握了的则用之,否则弃之。

三混合方法研究的策略

由于混合方法研究综合了质性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两种范式,因此在运用混合方法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就面临着如何选择研究策略的问题。

混合方法研究共分两类六种策略,它们分别是顺序性解释策略(量化研究优先)、顺序性探究策略(质性研究优先)和顺序性转换策略与并行三角互证策略、并行嵌套策略和并行转换策略[7]。

顺序性解释策略:此策略简洁明了,定量数据收集在先,定性数据收集在后,在研究的解释阶段对两种数据进行整合。这种策略的目的通常都是用定性的结论来对初步的定量研究结果予以辅的解释和说明。当非预期性结果出现在定量研究中时,此策略就显得非常有用。

顺序性探究策略:此策略与前者相似,也分两个阶段实施,但定性方法收集的数据在前,定量方法收集的数据在后,两个阶段的结果同样是在解释阶段加以整合。此策略的主要目的是探究某种现象,摩根(Morgan,1998)认为,这种策略适合于对定性研究阶段浮现的理论进行检验,也适用于向各种样本推广其定性研究的结果。

顺序性转换策略:在此策略运用过程中,定性数据与定量数据的收集各自独立进行,但要据实际问题确定可以优先进行定性研究也可以优先运用定量研究,与前两种策略不同的是此策略需要一定的思想体系或理论框架来进行指导。这种策略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用哪些最能够服务于研究者理论视角的方法。

并行三角互证策略:此策略中两种数据收集方式同时进行,使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结果进行验证。使独立的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互补充,扬长避短。

并行嵌套策略:此策略运用时,在一种研究范式(量化研究或质性研究)的指导下,另外一种研究范式根据不同问题适时插入或嵌套到指导范式中去,定量和定性数据可以同时收集,没有优先顺序。

并行转换策略:此策略运用时,有能体现研究目的或研究问题的理论指导,此策略主要为了推进研究者的观点,数据的整合多在数据分析阶段,它具有并行三角互证和并行嵌套两种策略的优点。

四混合方法研究应用案例

1混合式研究过程的8个阶段:(如图1所示)[8]

图1 混合式研究的重要步骤

虽然研究步骤均被编号,但研究者仍可以(跳过某个或某些步骤)沿多个方向进行研究(特别是通过第四步直接到第七步)。如果选择了混合式研究这条路线,这就说明了我们愿意以务实的态度来对待研究并且不会武断的只注重某种单一的方法。

在研究过程的开始,我们首先要确定研究的问题是否有必要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然后阐述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理由并选择合适本研究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来收集数据,分析数据,解释数据并最终撰写研究报告了。

2 应用案例

本研究是对全国(美国)城乡聋哑学校中47名教师所做的一项混合研究,这是一项关于这些教师如何参与在线训练方案,如何运用在线方案进行教学的研究。这一训练方案的目的是鼓励教师将技术运用到实际的教学中去。在本研究的评价过程中,研究者试图找出影响这一方案成功实施的因素,其所用到的数据一部分来自正式的问卷调查,一部分来自方案本身,还有一部分来自网络留言。在参与研究的教师方面,教师对技术的焦虑及初始技能并没有决定他们的参与资格,但是研究当地相关部门的支持程度却使得有些教师留下而有些则退出。[9]

本研究是一个典型的混合方法研究,具体程序如下:

(1)选取混合方法研究的理由:教师教学行为的变化过程存在多种形式,本研究将侧重于其中两种,一种是教师对教学行为变化的自然抵触心理的研究,另一种是在教学行为变化过程中,反映教师思想转变过程的相关因素的研究。因为单一方法不能满足相关复杂数据的采集及处理,所以研究者采用了一种能够提供多方向和多评价形式的方式来开展此项繁杂的研究。

(2)选取研究对象:参与研究的这47位教师主要来自城市,并且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种族团体,这些教师年龄介于27和54之间,他们当中只大多数教师听力正常,其余的则存在缺陷或完全失聪;学生参与者则从学前儿童到高中各个层次均有,智力水平则从弱智到较高水平。

(3)数据收集:在数据收集部分,研究者从定量及定性两个角度入手。第一,定量数据的收集:首先,在计算机使用情况这一问题上,因为缺乏相应的仪器来测量和评价教师将计算机整合到课堂教学中的情况,研究者运用了问卷调查的形式来收集与此相关数据;其次,在教师对技术革新问题上,研究者采用了关心程度问卷,他们之所以运用这一方式,是因为关心程度问卷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测量技术革新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这种研究方法为测量教师对课堂中技术应用的焦虑和抵触情绪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第二,定性数据的收集:研究者将对参与教师的网络讨论进行跟踪,对教师所回答的问题进行记录;对参与教师在课堂上运用计算机进行教学的情况进行记录;观察参与教师运用网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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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分析:研究者将使用奥屋格普兹(Onwuegbuzie)和特德利(Teddlie)七步混合设计分析框架来对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本研究中研究者仅用到了七步中的四步:数据缩减,数据转换,数据合并和数据整合。其中,数据缩减用于处理问卷调查所得定量数据和在线讨论所得的定性数据,然后这两种数据将会被按统一方式转换成“1”和“0”两种形式,最后所有转换成标准形式的数据将会被合并整合到SPSS中等待进一步处理。

(5)得出结论:通过本研究,研究者按教师对计算机的应用水平将他们分为了一下四个层次:新手(Beginner),探索者(Explorer),熟练者(Journalman)和专家(Export)。其中新手和探索者在计算机技术与课堂教学整合过程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挑战(对技术的焦虑和抵触)而非益处,与之相反,熟练者跟专家则看到的更多的是技术运用带来的好处。研究结果还表明,在学习过程的不同层次技术的整合水平也不尽相同。在初级水平,教师会合理使用基本的软件;在高级水平,教师会像运用日常生活用具一样将计算机合理的运用的课堂教学中去。

(6)研究总结(撰写研究报告):对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本研究是一个典型的混合方法研究的案例,研究者根据研究的目的选取了定量跟定性两种研究范式中的几种研究方法,并在研究过程中将其综合运用与数据收集、分析及解释,研究者还运用三角互证策略,使研究数据相互补充,对研究结论进行相互验证,最终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

五结束语

就现实情况而言,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其实是一体的,每项研究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个有价值的研究都不是只用一种研究范式能够完成的,都需要基本理论来支持,然后在实际应用中去验证,到底本研究有没有给人们带来益处,应用群体最有发言权。而混合方法研究却融合了这两种研究范式,弥补了此两种研究的不足,使研究真正变得有意义,有价值。如同媒体没有优劣之分一样,世界上也不存在哪种研究方法是万能的。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尽可能从多个角度去分析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最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准确、更客观、更全面的去描述问题,揭示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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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辰坤. 库恩“范式”理论在社会问题研究中的应用[D].南宁:广西大学,2006.

[3]王木丹.20世纪教育研究范式的类型分析[J].教育科学,2000,(1):28.

[4][5] Viadero, Debra.Mixed Methods’Research Examined Researchers See Pros and Cons of Mixed Methods’Studies. Education Week. 1-26,2005:20.转引自田虎伟.混和方法研究――美国教育研究方法的一种新范式[J].比较教育研究,2007,(1):12.

[6]Johnson R B & Onwuegbuzie A J. Mixed methods research: A research paradigm whose time has come. [J]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04, Vol.33 (7):12-26.

[7]约翰•W•克雷斯威尔著.崔延强译.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方法研究的路径[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168-171.

[8] Burke Johnson, Larry Christensen.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ntities, qualitative and mixed approaches [M]. USA:merrill. 2003:422.

[9] Thomas N Kluwin, Martin Noretsky. A Mixed-methods study of teachers of the deaf learning to integrate computers into their teaching. [J].American annals of the deaf volume 2005,(4):150.

The Third Paradigm of Education Research

――Mixed Methods Research

NIE YongWEI Jiu-li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College, Xi’an, Shaanxi, 710062, China)

Abstract: Mixed methods research springs up recent years, and it is called the third paradigm of education research after quantity research and quality research .It integrates the advantages of quantity research and quality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it gives new vigor to education research, but in the process of real research, researchers would consider factors of every aspect, then make rational choice, to complete the research work.

第9篇：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环境哲学；环境本体论；环境认知论；环境实践论；环境方法论

对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 philosophy），本人从来是虔诚地敬仰之，但自从完成《环境伦理学的困境反思与重建》后，这种基于本能的虔敬看法被迫改变。客观论之，环境哲学研究虽已近40年，但它并没有形成相对自性的自我，而是形象杂芜、问题甚多甚至相互纠缠。溯其原因，实乃自身在源头定位上出了差错。从复杂性角度观之，任何事物都具有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并且经历时间的孕育，这种敏感依赖性总会将自己变成另一个自己。环境哲学就是这样，它从一开始就将自己作为“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的别称，这就导致了它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自己的独立方位。本文基于此对“环境哲学”获得自身独立定位何以可能作一尝试性审问。但其前提性努力是先悬置成见，即将“凡西人的东西都是好的”和“凡名人大家的东西都是对的”这两个为学的成见悬置起来（因为前一个成见形成于我们将贩卖变成职责和真学问本身，而失质疑之品质；后一种成见使我们只有亦步亦趋的本事，而无探寻真理之想望），对环境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一归真性判断，然后才尝试阐述其判断的基本理由：

（1）环境哲学不是环境伦理学，也不是“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 ethics）或“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

（2）环境哲学的主体内容不是价值论问题。

（3）环境哲学研究不需要比喻方法和虚构方式。

一、环境哲学的自身位置

将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等同，这从未有过疑问；用生态伦理学（比如罗尔斯顿）、生态哲学（比如纳厄斯等人）来指涉环境哲学，也得到较为广泛的宽容性理解，因为从事环境哲学者――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都或多或少从生态学那里获得启发，因而大都将生态学看成环境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但正是这种几近于本能的渊源意识，才导致了对环境哲学的“失身”性理解和定位。

客观论之，环境哲学虽然与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有关联性，但绝不构成等同关系。要辨明这一点，须从学科分类学和学科构成论两个方面人手。

（1）环境哲学的哲学来源及分类学定位。在人类知识生产学科化的时代，任何方面的理性致思，都将（主动或被动）承受学科分类学的框架，并从而获得相应的学科归属。以此来看环境哲学，它的学科归属于何处？它由此而形成的学科身份如何？

当审视这两个问题时，就会发现生态学并不构成环境哲学的来源，因而生态学也没有资格构成环境哲学的理论基础，人们将生态学视为环境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基于断源截流式的急功近利方式从生态学那里吸收营养，却忽视了对其本属于自己的源头智慧的吸取。

环境哲学的源头智慧有两个：一是哲学；二是环境科学。

从哲学看，环境哲学是哲学的实践形态，因而，它的第一个来源是哲学。

既然环境哲学来源于哲学，那么，它在哲学中应该居于什么位置？这需要从哲学的构成性角度来审视。

考察哲学的构成性问题，有两种并行的方式：一种是内涵构成式；一种是范围构成式。

范围构成式其实就是现行统一的学科分类法：哲学被定位为一级学科，下设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科技哲学等二级学科。这种划分既没有逻辑规则，也是没有意义的内在关联性。与此不同，其内涵构成方式是哲学的语义生成性方法：哲学（Philosophv）意即爱智慧，这源于词源学规定――希腊文philia乃是“爱”或“友谊”之意，sophia即智慧。由此形成哲学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存在之本性的拷问，这就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也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哲学本体论，它展开为三个维度，即世界存在的本原论、生成论和本质论；二是知识（或真理）探讨，即什么可以认知和如何认知以及真正的知识是如何构成的，也就是认知论（epistemology）；三是德性生成的研究，即道德如何生成德性和德性怎样生成美德，这就是伦理学（ethics），它构成哲学的实践论部分。

在哲学的内涵构成中，哲学对存在之本性的拷问，必然自我超拔而达向神学，这是哲学的上升之路；哲学向下俯视则形成对德性生成的关注，必然伫立大地而统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将此二者统一起来的是认知论，具体地讲就是逻辑、知识、真理，它所达到的是自由和美。

哲学与其他领域的关联，往往是通过实践（包括认知和方法实践）本身而实现。哲学作为人类存在的最高智慧，因为人的存在和生存获得上天入地的全景视域性的实践功能，由此形成各种实践哲学，比如管理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科学哲学、艺术哲学、宗教哲学等，环境哲学就是如此实践意义上的哲学实践形态。

在现实生活运动进程中，哲学的实践形态往往被人们理解为部门哲学或实践哲学，大而化之，确可这样说，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部门哲学通常是指从某个特定的领域里归纳、提炼出来的并涵摄此领域的基本认知理念和操作准则及方法；实践哲学通常是指从整个社会劳动中提炼、抽象出来的一般认知理念、准则和方法。而哲学的实践形态，是指以哲学的方式去观照实践问题，以求得根本的解决（比如本体解决、认知解决、方法解决、操作行动解决）之道。这里所讲的哲学的方式，既是古希腊人对“哲学”的原初定义方式，即爱智方式，也可通俗地表述为“理解的方式”，“哲学既非事关知识的扩展，也非事关世界新真理的获取；哲学家也不占有其他人得不到的信息。哲学并非事关知识，而是事关理解；也就是说，哲学事关已知事物的条理”。哲学的实践形态，就是哲学以自身方式去理解具体领域的已知事物，以及这些已知事物的形成性智慧与本体性存在方式。

数学家和有机论哲学家怀特海曾认为，欧洲哲学传统所形成的最可靠的特征是：其后的所有哲学成就都不过是对柏拉图思想的注释而已。欧洲哲学没有摆脱并且也不想摆脱柏拉图，是因为柏拉图构建了哲学理解世界的总体性框架和基本路径，即他区分并突显了存在的本体的世界（woad of being）和存在的形成的世界（woad of becoming）。哲学作为对存在的理解方式，它是从本体的和形成的两个维度展开的：存在的本体的世界，是赫拉克利特所讲的“变中不变”的世界；存在的形成的世界，是赫拉克利特所讲的“不变中变”的世界。哲学就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存在的两维世界；哲学的实践形态则是从具体的角度来理解存在的两维世界，因而，哲学达向实践领域的任何形态，都必然涉及存在的本体世界和存在的形成世界的理解。换言之，哲学的实践形态的展开同样面临对存在之本性、存在之认知和存在之伦理的理解问题。

以此来看环境哲学，它就是以哲学的方式来对我们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的理解，即理解我们已知的环境及其已知环境的形成性智慧和本体性存在方式，由此形成环境本体论、环境认知论和环境实践论（图1）。

环境本体论包括环境本原论、环境本质论和环境生成论：环境本原论探讨，必然要发现宇宙创化力，具体地讲是宇宙野性狂暴创造力与理性约束秩序力之对立统一张力；环境生成论拷问必然要指向对环境自组织机能的把握；环境本质论考察必然要揭示环境之内在的生生本性和外在的自在方式。

环境认知论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环境认知何以可能，包括认知环境的依据、前提、条件；二是如何认知环境，即环境认知的范式和路径；三是环境知识的生成机制与构建方法。

环境实践论是将环境哲学推向广阔领域，使之与人存在的方方面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开放性生成构建的世界。从总体讲，环境哲学的实践论之基本问题是环境伦理学问题，环境哲学的价值论探讨主要在这个领域的这个层面展开。环境伦理学就是构建环境哲学的实践价值论。在其实践价值论规范下，环境政治学、环境法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美学、环境教育学等，构成了环境实践论的具体形式。概括地讲，环境哲学的实践论问题，涉及环境实践论的一般问题和环境实践论的具体问题，对这两个方面内容的整体探讨和把握，就构成环境哲学的实践论。

（2）环境哲学的科学来源及分类学定位。环境哲学作为哲学的实践形态，其指向实践的领域是环境。环境是被我们所意识的存在世界：环境始终是自在地存在世界，当它被我们所意识时，它就在我们的看待中成为环境；当未被我们所意识时，它就是存在世界（即自然世界）本身。

环境虽然是被我们所意识的存在世界，但它首先且最终还是其自在的存在世界。自在的存在世界，就是以自在方式而存在的世界，哪怕人充斥其间，它仍然以自在方式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世界――无论是被我们所意识的存在世界，还是未被我们所意识的存在世界（即康德所讲的自在之物的世界）――都是科学所认知的世界。所以，科学构成了环境哲学的另一个来源。

科学与哲学，有本源上的联系，有认知层面的同构性，但存在两方面的根本性区别：

首先，哲学和科学都面对存在世界，但哲学在于理解存在世界，因而哲学构成对存在世界的理解方式；科学在于认知存在世界，因而科学构成对存在世界的认知方式。

哲学作为对存在世界的理解方式，重心在于对存在世界之问题的追问，所以哲学这种理解方式必启动理性直观，追求形而上学，达于先验演绎；科学作为对存在世界的认知方式，重心在于对存在世界之规律的发现，所以科学这种认知方式必启动感觉直观，追求经验实证，达于逻辑推理。

其次，哲学作为对存在世界的理解方式，是融形而上学、认知论、实践论于一体，敞开的是全景视域的方法论。与此不同，科学作为对存在世界的认知方式，主要停留于认知论领域。柏拉图揭示存在的本体的世界和存在的形成的世界，其实也是在为形而上学和认知论分界，或者说是在作哲学和科学分界：存在的本体的世界，感觉、经验、实证以及观念逻辑的推论等都将失效，因而，科学只能在存在的形成的世界中发挥功能，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将形而上学定位为“物理学之后”的理由。

亚里士多德总结希腊哲学，以物理学为其主体形式，他所讲的“物理学之后”，其实可以理解为“物理学之上”，以此与“物理学之下”相对应：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物理学之上，是形而上学，这是对存在的本体的世界理解的必由道路；与此相对，物理学之下，就是实践的科学，亚里士多德将其概括为政治学、伦理学、技艺学，并且认为在实践的科学中，政治学高于伦理学（近代笛卡儿在“大树”哲学体系中认为伦理学高于政治学）。由此，科学获得其严格的自为边界：向上，科学的边界是形而上学；向下，科学的边界是伦理学、政治学等实践的科学。

科学作为对存在的世界的认知方式，只关注存在的形成的世界，认知它何以可能和怎样认知它，为我们尽可能地理解不断形成的存在世界提供认知的基本知识、方式和方法。由于其边界的限定，科学侧重于训练我们的心智，拓展我们的感觉并提升我们的经验；面对心灵、情感、意愿、美等，科学则更多地显得无能为力，因为心灵、情感、意愿、美要以灵魂为本体、以自由意志为源泉、以生命激情为原动力，需要开启的是先验天赋，而形而上学为其提供了激励方法和理解方式。但实践之于社会，不仅需要经验，更需要理性；实践之于个体，始终是心灵、情感、意志、理性、感觉、经验接受价值引导的境遇性涌现行为（emergentbehavior）。所以，科学只能走向认知实践，如果要走向操作实践，必须与哲学结合，更具体地讲，必须与哲学之实践方式伦理学相结合。换言之，科学要从认知实践（思维与心智训练）达向操作实践，须接受伦理的规范，并且只有通过伦理规范才可进入政治、法律、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

通过如上的思路清理，再回过头看环境哲学，环境哲学的关注对象是环境，但环境首先不是并且最终不是环境哲学的专有研究对象。在原初或者本来的意义上，环境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由此形成环境学，它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环境科学；二是环境哲学（图2）。

环境科学，是环境学的认知论，它关注环境存在演变的自生规律及运动机制。环境科学的基本形态是地球环境学和宇宙环境学，前者如地理学、地质学、海洋学、土壤学等，都属地球环境学的具体学科形态；后者如天文学、宇宙学、气候学、气象学等，是宇宙环境学的具体学科形态。整体地看，地球环境学和宇宙环境学各自不断辐射，形成了既相互交叉又相互独立的开放性的学科体系。其中，数学是环境科学的思维工具，物理学是环境科学的理论基础，环境史是环境科学的认知指南。

与此不同，环境哲学是环境学的实践形态，它关注的是环境存在演变的变异规律及其运动机制。换言之，环境科学是环境学的正面研究，它从不同方面、不同领域探讨环境自在运动的规律和机制，为人类提供了解环境、认知环境、实践环境的知识、方法、智慧；环境哲学则是环境学的反面研究，它从不同的方面和领域探讨环境逆向运动的规律和机制，为人类矫正自己对环境的错误认知和无度行为提供反思的智慧、方式和方法。这就是环境哲学在环境学中的基本定位。在这一明晰的定位下，环境哲学同样不是环境的领域性研究或方面性研究，而是对环境予以整体性的实践研究。

二、环境哲学研究的视野与范围

概括如上内容，环境哲学有两个来源：一是哲学；一是环境学。由此，两个来源使环境哲学获得了双栖性，即环境哲学既是理解方式的也是认知方式的，并且理解方式和认知方式必须统一，这种必须的统一最终只能通过实践的方式才能达成；具体地讲，环境哲学的理解方式和认知方式只有通过伦理的方式才能达成。

如图3所示，环境哲学的底座是哲学和环境学：哲学为环境哲学提供先验的和超验的理解方式和反思性的定性研究方法；环境学为环境哲学提供经验的认知方式和实证性的定量研究方法。

实证性的定量研究方法，贯穿价值中立、追求客观真实，它具体呈现为材料和数据的分析。环境哲学研究须立足于环境事实本身，真实反映环境变异、恶变或恢复、治理的基本状况及其可能性趋势，为此而必须收集材料、信息、资料、数据等，并用社会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对材料、信息、资料、数据予以客观分析。否则，环境哲学研究就会蹈空现实、脱离实际、忽视事实。

实证性的定量研究方法让环境哲学研究落地，但落地并不等于生根，更不等于正确前行。因为落地生根需要土壤的培植，正确前行需要眼睛的明亮。此二者是实证性定量方法所不能自给的，它需要反思性的定性研究方法的帮助。“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同时需要定性和定量研究，两者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分割开，也不能把它们相互对立起来”，并且“定量分析通常是以定性分析的结果为基础，再对社会现象的变化过程、社会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数据分析，从而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②。因为定性分析是发现本质、理解规律、把握方向，在环境哲学研究中，它具有奠定基础、提供土壤、发挥指南的功能。所以环境哲学研究必须是哲学与科学的统一，或是哲学的理解方式和科学的认知方式的统一。

在环境哲学中，哲学的理解方式与科学的认知方式的统一，需要有“统一”的方式或者工具，这就是伦理学的方式，因为伦理学既是实践的，更是理论的。伦理学的理论诉求，使它开辟形上道路而追求以理解的方式看世界；伦理学的实践诉求，使它开辟形下道路而追求以认知的方式看世界。并且，伦理学对实践的关注，并不仅仅停留于认知层面，还要指向操作实践并指导操作实践。所以，伦理学的实践方式既是认知实践的方式，也是操作实践的方式，是认知实践方式和操作实践方式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最终由理解的方式为主导来完成。

由此不难看出，环境哲学作为哲学的实践形态和作为实践的理论形态，其学科构成的基本框架由环境本体论、环境认知论、环境伦理论和环境方法论四部分构成（图4）。

首先，环境本体论涉及环境存在论的全部问题。其次，环境认知论的展开，形成环境社会学、环境史学、环境人类学、环境文化学等具体的研究领域。再次，环境伦理论的展开形成一般研究和具体研究两个维度：（1）一般研究即环境伦理学，它关注伦理的基础问题，为具体研究提供价值系统、原理、原则及其规范要求；（2）以环境伦理学研究所提供的价值系统、原理、原则、规范为导向，其具体（或者说应用）研究的展开就形成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环境法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学、环境灾疫学、环境美学等。最后是环境方法论，主要探讨环境哲学研究的方法生成。环境问题，是一个开放性、形成性的复杂系统，对它展开哲学研究，必须探索和具备大科际整合方法。一般的科际整合方法，是对相邻或相近学科的理论资源、学科知识和方法予以整合运用。而大科际整合方法，是指因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术三大领域，进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术各领域智识、理论、方法的整合运用；这种整合最终将落实为原理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有机运用。客观地看，环境哲学方法论是异常复杂的问题，笔者将另文专论。

三、环境哲学的本体论问题

环境哲学始终是哲学的实践形态。哲学必为环境哲学研究提供思想的基础，这是哲学对环境哲学的基本要求，也是环境哲学对哲学本来的基本期待。因为从根本论，“哲学是一门思考的学科，包括对推理和争辩方法的思考。作为一门学科或一系列学科的哲学，涉及研究学科界线内工作用以进行的方法途径。这样一种哲学的核心基础是它的认识论或它的关于知识的理论，它提供诸如‘我们能知道什么？’和‘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它？’这类基本问题的答案。认识论包括知识的四个方面：它的性质――一个人所相信的是什么；它的类型――诸如自己体验的知识和别人描述的知识（第一手知识和第二手知识）；它的客体――知识主题所反映的事实；以及它的起源。在哲学框架内与认识论联系在一起的是本体论，即关于存在的理论或关于什么可知的理论。在形而上学――关于超越于实际问题的世界之性质的争论――中，本体论的理论限定着‘什么可能存在’（例如像在宗教中那样）。然而在作为学术学科的哲学中，它与‘接受什么’[事实]有关。”“因此，每一种学科的哲学都既包含某种认识论又包括某种本体论――一个限定着‘我们能认识什么’和‘我们怎样才能最终认识它’的框架。它们一起被用来限定某种方法论，一套指示研究和争论将如何在学科内进行的规则和程序，即如何才能将信息收集并组织起来。”概括地讲，哲学所能为环境哲学研究提供的思想基础实际上涉及三个方面，即本体的、认知的和实践的。但这三者要真正对环境哲学发挥其功能，只能通过方法，而哲学的根本方法就是形而上学：环境哲学研究必须充分运用形而上学方法，这是因为环境哲学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问题。

运用形而上学方法来探讨环境的本体论问题，构成了环境哲学的奠基性任务。

环境哲学的首要本体论问题，是环境的本原论问题，即“环境何以产生”和“环境如何产生”的问题。

相对第一个问题论，环境可能因为人的生存而得到意识地突显，但环境始终先于人而产生，因为从宗教讲，人是众生物的神性方式；从科学论，人是众生物的进化方式，所以环境首先相对生命论：环境即生命得以存在的栖息地。从起源讲，环境虽然为众生物的诞生和存在提供了条件和土壤，但它本身却是自创化的：从宗教论，环境（宇宙天地）乃上帝创造的最初成果；从科学论，环境是（宇宙）自创化的结果。综合此二者，环境（被我们所意识的存在世界）不过是自创化的体现，其自创化的原初动力非它，乃无形的自然力：在上帝创世蓝图里面，“上帝”不过是自然力的神性表达；在科学创世图景里，推动宇宙大爆炸的是一个不知来源于何处的“致密炽热的奇点”。

无论从宗教观还是从科学论，环境起源论中蕴含着环境本原论：环境是无形之自然力自创化的呈现形态。这一无形的自然力是野性狂暴的创造力与理性约束的秩序力相共生所形成的创化张力。这种创化张力既创造了环境，又在创造环境的同时赋予环境以内在本性，由此形成环境本性。环境本性是环境自持存在的内在规定和外在方式：作为自持存在的内在规定，环境本性是环境自我秩序力量和自我创造力量的对立统一，即野性狂暴创造力与理性约束秩序力的对立统一张力构成了环境本性。作为自持存在的外在方式，环境是自在的，它以自持本性的方式敞开其存在。

环境哲学的本体论探讨所涉及的第二个维度是环境生成，这个问题具体表述为两个方面：环境是“怎样生成自身”和“如何生成它者”。

要真实地理解环境生成论的这两个基本方面，首先须重新理解“环境”与生命、存在物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环境是对生命、存在物的整体表述；生命、存在物是环境的构成内容。从其存在形态学论，环境是以自持（自在）的方式生成自身；但从其存在构成学论，环境是以自持的方式生成它者（包括它种生命、它种存在物）。

环境以自持的方式生成自身的同时生成它者，均源于环境的自在本性。环境的自在本性就是自我秩序和自我创造实现其对立统一的生生本性；这一生生本性的时间化敞开方式，就是自组织方式，它构成了环境生生不息创造自己，又生生不息地创造存在于其中的所有存在物、一切生命的基本方式。

环境哲学的本体论探讨所涉及的第三个维度，就是环境本质问题。基于环境本性和环境自组织之双重规定，环境的本质只能是生殖。环境，无论从存在的形态学论还是从存在的构成学论，生殖是其基本诉求。从存在的形态学论，环境必须自我生殖：环境的自我生殖是整体论的，它以整体动力向局部动力的完成方式来实现其整体生殖。从存在的构成学论，环境必须生殖它者：环境生殖它者是具体论的，它以局部动力向整体动力的回归方式来展开其具体生殖，比如敞开具体环境的生殖或具体物种、具体种群、具体群落的生殖。

环境生殖自身，推动环境自组织、自催化、自修复、自构建，实现环境的自我新陈代谢；环境生殖它者，推动环境敞开它组织、催化、修复、构建进程，实现环境之整体与具体的共生互生。

四、环境哲学的认知论问题

环境哲学的本体论构建为环境哲学的认知论探讨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基本视域和形而上学方法论。环境哲学的认知论问题涉及三个维度的内容。

环境认知论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环境认知何以可能”，其目的是解决环境认知的依据、前提和条件等问题。

环境认知的依据何在？所涉及的实质问题：认知环境的真实逻辑起点在哪里？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有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从客观论，认知环境的真实逻辑起点是存在世界，因为环境就是为人类所意识的存在世界，这个存在世界由自然（地球和宇宙）、地球生命和其他存在物、人三者共生性构成；从主观论，当我们存在于其中的存在世界一旦被我们所意识地突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存在于其中的存在世界本身出现了问题，并且其所出现的问题已经危及我们的安全存在，所以，业已出现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实际上危及到我们存在安全的存在世界，才构成认知环境的逻辑起点。换言之，环境问题才构成环境认知的逻辑起点。因而，考察环境问题生成的根源成为环境认知的必要前提。

考察环境问题生成的根源，必须有判断的客观依据，即什么样的环境才是正常的环境，什么样的环境才是问题环境。要寻找这一判别依据，首先必须考察环境（即存在世界）得以正常存在的内在原理，简称为环境原理。遵循环境原理而展开其存在的环境，是正常存在的环境；反之，脱离或者违背环境原理而运动的环境，就是逆生态化的问题环境。所以，环境原理构成了考察环境问题生成的客观依据。

环境认知论所关注的第二个基本问题，是环境认知的范式与途径问题。

环境认知是人对环境的认知，因而，环境认知本身就是构建认知范式。构建环境认知范式有两个基本方式，即主观性认知方式和客观性认知方式，由此形成两种认知范式，即主观性认知范式和客观性认知范式。前者采取二元分离的方式，将人与环境一分为二，形成主客对立的认知范式：人是环境认知的主体，它是自为的和为自己的；环境是环境认知的客体，它是异己的和为他的。在这种主客对立的认知范式中，环境是静止、无生命的，只具有使用价值，是人的任意使用物。与此相反，后者采取主客一体的方式，发现和把握人与环境的相互嵌含性：“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来说，你在环境之中，环境也在你之中。你的皮肤并不是一道将你和环境分离开来的屏障。相反，你的皮肤，就像你身上的其他器官一样，都是环境的一种延续。你是一个有机体，也就是说，是一种过程，进行着持续的交换，与环境中的其他力量进行着某种交易。你绝不是世界中孤立的看客，而是世界中活的生物。”从人与环境的相互嵌含角度人手，构建起生态整体的认知范式：在这种认知范式中，人与环境互为主体，因为环境本身是自组织的，是动态生成性的，它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因为环境首先是生命存在体，它以自在方式存在这一本原性位态决定了其存在价值是首要的、根本的，它为人所利用是有限度的，即环境被人所利用的前提是它必须确保自己的完整存在。

客观地看，主客对立的环境认知范式，是无视环境本性和自在方式的认知范式，它成为人类推动环境发生变异和逆生化的最终推手；与此相反，生态整体的认知范式，是尊重环境本性和自在方式的认知范式，它将规范人们按照环境法则而谋求生存及发展，其前提是始终维护环境的自生境功能。

以生态整体的认知范式为指南，环境认知探讨应该着手解决三重关系：一是整体与具体的关系；二是生命与人的关系；三是物理与生命的关系。对这三重关系的关注与探讨构成环境认知的宏观途径。

首先，环境认知应该改变由具体构建整体的认知路径，构建由整体构建具体的认知路径。这一认知路径的抽象表达就是整体存在的环境创化具体的生命和人，它实在地开启了整体动力向局部动力的实现和局部动力向整体动力的回归之双重路径。比如面对雾霾气候而探讨其形成及解决之道，客观地存在着具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种思路，前者从眼前的、感觉到的、直接的现象出发，把握推动气候失律、雾霾嗜掠的成因，总是具体的和单向度的，比如排放。因而，谋求解决的思路也是单一、具体和经验主义的，这就是治理，更具体地讲就是减排。后者则发现导致气候失律、雾霾嗜掠的原因是整体的和动态生成性的，它不仅是一个排放无度的问题，更是地球、大气层丧失自净化能力的问题。谋求其解决之道，不但要治理、减排，还需要恢复、化污。后者才是治本之道，前者仅是治表之策。治表与治本的有机统一，恰恰是整体动力向局部动力的实现和局部动力向整体动力的回归。

其次，环境认知应改变由人主宰地球生命的认知路径，重新恢复环境、生命、人三者的原本性关联：环境是生命的摇篮，生命是人的本体――人源于物种生命的进化，最终不能摆脱物种生命。因而，敬畏生命、热爱生命、尊重生命，既是通向环境认知的必由路径，也是人在世界中构建其共互存在之主体地位的正确途径。

其三，环境认知应改变自然与生命两分的认知路径，重新恢复自然与生命的内在生成关系，这种生成关系可抽象地表述为“自然为生命立法”。“自然为生命立法”这一法则可具体化为：第一，自然为人立法；第二，环境为人立法。

环境认知论所关注的第三个基本问题是环境知识如何生成的问题，要实质性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探讨环境知识生成构建的内在机制和方法。

环境认知范式的双重性，形成环境知识生成构建起两种不同的运行机制。采取主客对立的认知范式，环境知识生成构建的内在机制是人本中心论的：它以人为出发点和目的主观想象性地构建环境知识，比如人与环境的二元分离观、环境的非生命观、环境的使用价值观、环境利害观、单纯的环境治理观等，都是人本中心论的环境知识论内容。与此不同，采取生态整体的认知范式，环境知识生成构建的内在机制是自然中心论的：它以自然为出发点和目的来构建客观主义环境知识，因为环境的生成变化运动并不按照人的意愿而敞开，而是遵循宇宙律令、自然法则、生命原理而敞开。宇宙律令、自然法则、生命原理的整合化具象，就是环境白组织原理。具体地讲，环境知识的生成构建必须遵循环境自组织原理。

环境自组织原理揭示环境的存在敞开是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自修复、自构建的，其内在运行机制却是自催化和竞争。环境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自修复、自构建之实质就是自催化，其基本动力有二：一是环境本性，即构成环境的生命及其存在物之本性――生命本性和物性，它们共同构成环境自催化的本原性动力；二是环境序参数，“我们将认识到，单个组元好像一只无形之手促成的那样自行安排起来，但相反正是这些单个组元通过它们的协作才转而创建出这只无形之手。我们称这只使一切事物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的无形之手为序参数”。所谓环境序参数，实质上就是环境随机变量，它构成环境自催化的外部动力。任何一个外在的环境随机变量，都因其复杂的开放性生成的环境系统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而对环境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作用。比如，太平洋上的一场龙卷风可能来源于几个月前伦敦上空的一只蝴蝶任意地扇动了几下翅膀。这只蝴蝶随意扇动的那几下翅膀（随机变量）通过几个月时间孕育龙卷风的过程，就是环境自催化的运行过程，但这一过程的生成却需要环境自在运动之内在本性的推动。

五、环境哲学的实践论问题

环境哲学对其本体问题的拷问，是为环境重建确立自身的依据和最终的理由；环境哲学对其认知问题的检讨，是为环境重建构建必备的智识体系。然而，无论其本体论拷问还是其认知论检讨，都必须走向实践的引导与规训，环境哲学才产生实际意义并获得应有的价值。所以，环境哲学需要上天，但上天的最终目的是入地：开启形上道路，仅是环境哲学的前提性工作；开辟形下的践行道路，才是环境哲学的目的性努力。

环境哲学对其实践道路的开辟方式，就是环境伦理学。

在环境哲学研究中，环境伦理学是最成熟又是问题最多的。客观地看，环境伦理学从诞生到发展的全过程，都是以论争的方式展开，并产生出许多的环境伦理观念、理念甚至理论，比如大地伦理理论、救生艇理论、公地悲剧理论、生态伦理学理论等。但这些有关环境的观念、理论都是由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之争所催生出来的，它们都属于环境伦理学的外部性探讨成果，时至目前，有关环境伦理学的自身建设尚未起步。

环境伦理学研究所出现的这种状况，源于它对如下三个基本问题的忽视或无力解决：

（1）环境道德的基础何在？

（2）环境道德的边界何在？

（3）环境伦理与传统伦理的内在关联何在？

前两个问题是环境伦理学研究得以正确展开的前提性问题，解决的正确路径是从审查并定位“环境”概念人手：环境相对生命和存在物而论，它既是生命、存在物得以存在的土壤、平台，也是创造、繁衍生命、存在物的母体。环境是一个自在自为自生的生命体，它具有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自修复、自构建的能力。以此来看，环境道德的基础在于环境本身；并且环境道德的边界亦在环境本身。因为环境作为被我们所意识的存在世界，它的宇观形态是涵摄了宇宙和地球的气候运动，它的宏观形态就是地球运动；而地球表面的生物群落、种群的生存运动以及人类的区域性活动，构成了不同尺度意义上的微观环境。

环境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传统伦理的问题，环境伦理学之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之争的症结，恰恰是双方本能地采取一种二元对立的观念和“非此即彼”的方法，表现为“有我无你”的敌视和对抗。这种敌视和对抗的实质，恰恰是错误地定位环境伦理自身所致。

首先，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环境本身，而是出现了无法自恢复的问题环境。客观地看，环境就是人、生命、存在物存在于其中的存在世界，这个使我们赖以存在于其中的存在世界之所以被我们所意识地关注，恰恰是因为它本身出现了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影响到了生命、存在物、当然包括人本身的安全存在。简单地讲，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问题环境或环境问题。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找到环境问题形成的伦理根源和解决环境问题的伦理路径与方法。

环境的具体构成是生命和存在物，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因为人的意识的进化使其成为一种在某些方面不断获得超越力量的生命存在形式。在这种状况下，环境出现危及生命和存在物安全存在的问题，表面看是环境问题，但实质上是只有当人及其存在普遍地出现了问题时，环境才形成问题。因而，环境伦理学所要为之努力的，表面上看是探求环境问题形成的根源和解决环境问题的伦理路径与方法，但实质上却是探求解决人的问题形成的根源和解决人的问题的伦理路径与方法。由此，环境伦理必然与传统伦理发生关联：环境伦理必须正视传统伦理，传统伦理必须融入环境伦理。

环境伦理必须正视传统伦理，涉及如何正视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必须确立其正确的认知，即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导致了环境问题，即当人将自己抬高到“尺度”和“惟一目的”的地位时，环境就成为人的附属物而获得纯粹单一的使用价值，由此价值引导所形成的人类活动就自然展开向自然进军、向环境开战，向存在世界要永不满足的财富和物质幸福。

环境伦理一旦正视传统伦理，必然要展开三个方面：一是正视传统伦理的偏执与弊病、错误与荒谬。传统伦理的唯人本中心论、物质幸福论和权力价值取向论，此三者从根本上异化了伦理，使其伦理功能发生了偏执与狭隘。二是正视传统伦理的功能。伦理对人及其由人缔造出来的社会具有规范、矫正、引导、激励功能，这种功能并不因为环境伦理的兴起而消失，而是因环境伦理的兴起而得到拓展和强化。三是正视传统伦理的基本内容的合理性及其对现实世界和人类发展的要求性，这主要体现在传统伦理的基本认知原理和行为规范准则始终体现了普遍的人性要求，并蕴含着能够显现和张扬的自然原理。

基于这三个方面的正视，环境伦理学研究必须慎重考量传统伦理，并寻求构建起对传统伦理资源――知识资源、理论资源、思想资源、方法资源――的正确处理。这种处理的最终呈现，就是传统伦理对环境伦理的融会和环境伦理对传统伦理的贯通。

传统伦理对环境伦理的融会和环境伦理对传统伦理的贯通之根本前提，是探究、发现和确立环境原理。环境原理的实质是自然原理，它由环境自生境原理和环境逆生化原理这正反两个维度构成：环境自生境原理，是由宇宙的自创生和它创生原理、自然的生变原理和生命的生生原理所构成的原理体系，也就是说，环境原理体系是由宇宙律令、自然法则和生命原理所构成；环境的逆生化原理，即是环境逆向编程的层累原理、突变原理和环境滑向自毁灭的边际效应原理。

以环境原理为规范和指南，传统伦理对环境伦理的融会，具体表现为环境伦理学为传统伦理打开视域空间，使传统伦理走出人本中心论的狭隘，获得环境视野和生命维度。

以环境原理为规范和指南，环境伦理对传统伦理的贯通，首先要求环境伦理学抛弃一切形式的观念偏见，以客观姿态审查环境、进入环境，并以环境原理为环境伦理的自然依据，构建环境伦理原理，使其能够涵摄制度社会和自然社会两个领域，并指导人的生存行动。

以环境原理为自然依据而构建起来的环境伦理原理有二：一是环境伦理的动力原理，这就是“生、利、爱”之人性原理，具体表述为生己、利己、爱己与生他、利他、爱他的对立统一原理。“生、利、爱”之人性原理，原本是传统伦理的基本原理，但当环境伦理赋予它环境视野之后，就获得了对自然世界和制度社会的双重指涉，因而，生、利、爱的主体及其指涉对象，不仅仅是人，也包括地球生命及其他存在物。二是环境伦理的认知规范原理，这就是权责对等原理。它同样是传统伦理原理，一旦为环境原理所贯通，则必然构成环境伦理的认知规范原理。

权责对等即权利与责任对等。在传统伦理体系中，权责对等是相对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论，但在为环境原理所贯通的环境伦理世界里，权责对等既相对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论，也相对人与地球生命、人与自然、人与环境论。由此，权责对等原理涵摄了自然社会和制度社会两个领域，构成了人进出自然社会和制度社会两个领域都必须遵守的规范原理。

权责对等原理之所以具有如上认知规范功能，在于它统摄了四个环境自生境法则，即存在关联法则、价值生成法则、顺性生存法则和成本支付法则。存在关联法则揭示环境与地球生命及其所有存在物之间存在着本原性的关联性，这种本原性的关联性使环境与地球生命及其存在物之间必须共在互存、共生互生。价值生成法则揭示了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存在世界中，生命与生命、存在物与存在物之间所形成的这种本原性的存在关联性之实质，恰恰是其平等指向的价值生成链条。在这一价值生成链条上，每个生命、每个存在物都顺其本性生存，这种顺性生存法则可表述为在限度的竞争中有限度地适应。一旦因为强力或偶然的不得已等因素打破了这种竞争与适应相协调的限度时，则必然要为之担负责任，这就是成本支付的环境法则。这一环境法则运用到人类生活领域，就获得了三个维度的指涉与规范功能，这就是谁消费谁买单、谁污染谁付费、谁破坏谁恢复。

以“生、利、爱”之人性原理为动力指南的权责对等原理，不仅具有普遍的认知规范功能，更具有全面的行为规范功能，这是因为权责对等原理最终落实为利己不损他和利己亦利他两个环境伦理原则。这个“他”，既指他人，也指他物、他种存在。利己不损他这一环境伦理原则蕴含着环境利益的最大化再生诉求；利己亦利他这一环境伦理原则蕴含着环境利益的平等共享诉求。

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精选(九篇)

第1篇：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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