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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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机理分析，分别从途径分析、影响形式分析和效应分析三方面进行描述。其中途径分析是从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两方面进行探讨；正面影响主要是从资本的形成、资源配置、产业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负面影响是从国家经济发展和研发水平的角度进行分析。形式分析分别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方面进行；直接影响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投资形式本身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间接影响体现在是外商直接投资通过间接的溢出效应影响经济增长方式，最后效应分析通过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竞争效应、联系效应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方式；机理分析

0 引言

国际资本流动在全球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外国资本的流入是外商直接投资为东道国带来的最为表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在进入东道国市场以后，能够间接引起国家或地区的资源再支配和进一步的优化配置、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发生改变。主要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把较为先进的技术、管理技能以及市场销售能力等带入东道国市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方式，那么外商直接投资投资是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机理和途径是什么？本文将作出分析。

1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途径分析

1.1 促使国内资本形成，填补资本缺口

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在突飞猛进的过程中，暴露的资源缺口，无法满足管理、经济等各种要求。如储蓄投资缺口、财政收支、外汇缺口等都需要迫切的解决。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比较快的解决这种缺口问题，把发达国家的较占优势的生产要素带到东道国，从而缩小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比较大的差距。

1.2 激活并充分利用国内闲置、浪费的生产要素，促使资源优化配置水平提高

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吸收不单单促使国内生产要素在使用效率方面得到提高，运用东道国相对低级的生产要素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国家的高级生产要素，东道国闲置要素与外商直接投资国家的流动要素交换，这样就能够逐步改善国内经济结构、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升级、产品技术提高，至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促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硬件、软件的引进，可以有效的改善和提高东道国本地企业在资源上的配置效率。

1.3 促进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

每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技术支持，只能从劳动密集型或者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发展，才能有效转变产业结构，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在注入过程中，通过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促使东道国的生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转变和优化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发挥的作用，产业结构的升级，就能促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

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对东道国在其经济增长上的影响并不全是正面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不但有时候没有实现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反而有可能造成本国的经济倒退、引发经济泡沫，更加大了东道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不合理布局将导致东道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而形成的东道国技术溢出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在引入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产业之间的平衡发展，避免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东道国呈现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状态，重要原因在于产业布局的不规范、不合理性导致的。

（2）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垄断阻碍东道国研发水平的提高。

很多跨国企业在进入比其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时，对生产技术进行行业垄断，会直接影响东道国经济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投入国家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大，技术水平的悬殊会越来越明显。

2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形式分析

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受跨国公司的外资进入影响越来越深远。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通过上两条思路可以进行如下的概括：

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直接影响方式主要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投资形式本身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东道国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以后，外资企业所具备的技术水平高、管理经验先进的优势，随着对东道国的外资投入，渗透到东道国，缓解东道国优势行业垄断、劣势行业只能淘汰的现状，使得产业结构优化、资源合理整合。

二是外商直接投资通过间接的溢出效应影响经济增长方式，外商直接投资从表面上看仅仅有资本的流动功能，但是在资本输出的过程中管理经验、产品技术、销售技巧、网络覆盖等都随之输出。并能大大提高东道国的产业技术水平。而这些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是一种相对表面和外部性的表现。

3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效应分析

3.1 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的影响

东道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机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与扩散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控制约束着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与扩散力度；第二是东道国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制约着模仿学习能力。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企业便会对在东道国进行的技术研发实行垄断或技术控制。

3.2 竞争效应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其目的都有所不同，在东道国生产本地化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在与其它国家竞争的过程中，在压力之下，东道国的企业就会采用模仿学习手段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竞争效应和模仿学习效应之间就会逐向趋同，从而竞争效应就能提高东道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3 联系效应的影响

发达国家的雇员不用通过流动而仅仅通过与东道国企业雇员之间的交流，就会将其熟悉掌握的知识传输给东道国的企业雇员。东道国企业的前向关联外资企业因为其在东道国的本地化程度提高而需要提供包含更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而后向关联的跨国公司企业随着在东道国本地化程度的提高，则需要更多的中间投入品，东道国的本地供应商因为跨国公司外资企业的技术帮助、培训以及质量控制标准化等而获取到更多的技术和管理。

【参考文献】

[1]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0- 62.

[2]傅元海.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20- 60.

[3]张天阵，钟娟. 基于金融发展水平的 FDI 技术溢出效应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10（4）： 17-24

[4]包群，彭水军.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 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估计[J].世界经济，2010（ 11）：18-23

第2篇：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

大陆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区、市)，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逐年增加，并有力促进了西部经济增长。近年来，对外商投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不断增多，但这些研究针对全国和东部的比较多，对外商直接投资与西部经济增长的研究尚有待完善。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试图以1993～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数据为基础，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以便为我国西部地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从而加快发展经济提供实证依据。

一、文献综述

在国际上，对于国际投资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并未取得共识。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只源于技术进步与劳动力自然增长等外生变量，而外国直接投资仅增加了资本积累，因而只能对短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许多学者认为，在国内资金充裕、外汇储备较多的条件下，强劲的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导致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产生行业垄断、阻碍民族工业发展，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负面作用。Gupta和Islam(1983)通过采用对发展中国家时间序列与横截面序列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方法，考察了1950～1973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作用。Salz，I．S(1992)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Eastedy(1993)认为采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会阻碍国内投资，当内外资企业收益差距很大时，引进外资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Borensztein等人(1998)的分析表明，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吸收能力是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只有当引资国达到某种最低人力资本存量的条件之后，外商直接投资才能比国内投资有更高的生产率。然而，自巴罗和萨拉伊马丁(Robert J．Barro & X．Sala－I－Martin，1995)提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同样可以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Romer(1987)认为，外国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一国国民经济存量的增加。R．Barro(1995，1997)作为新经济增长理论实证分析的先驱之一，对技术进步、技术差距、技术外溢、人力资本等影响经济增长的诸要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确定各因素之间关系的模型，并对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及趋向性关系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为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基础。

具体到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不少研究。Chen(1995)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正相关，而且还与固定资产总量正相关。Dayal－Gulatiand Aasim(2000)认为，中国不同地区导致了技术转移的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对经济增长有强烈推动作用，相对富裕的东部、南部地区由于相对繁荣和具有较发达的基础设施更能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了经济增长收敛的速度。Ja．hangir and Duenwald(2001)认为，1978-1997年中国各省的经济增长出现了两极分化，加入WTO之后会加速这种分化的速度，沿海地区可能会从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大利益，从而使经济增长更快；而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相对穷省人均收入增长会进一步下降。赵晋平(2001)在定性和定量分析外资流入的直接经济效果基础上，认为外资流入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萧政和沈艳(2002)利用中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资料来分析中国的实际GDP与FDI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循环式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国内生产总值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王成岐等(2002)采用增长率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认为FDI引起GDP的增长，而GDP的增长不是FDI增长的原因。Francose Lemoine(2002)的研究表明，中国开放程度提高、国际贸易迅速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三者之间紧密相关。任永菊(2003)根据中国1983～2002年的有关数据，对FDI和GDP进行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两者存在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叶莉等(2004)利用1985～2001年的相关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张卫东等(2005)通过分析中部地区1992～2003年的相关数据，认为经济增长率同主要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程度受政策左右。以上分析，虽然在分析方法、数据来源和选区时段上各不相同，但结论基本相同，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

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西部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西部资本积累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要顺利实现经济起飞，其前提和先决条件是投资率(资本积累率)达到10％以上。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增加了西部地区总资本的供给，从而提高了资本形成水平，而且通过竞争环境的改善、技术的引进、外部经济和溢出效应的加速，提高了西部地区资本的边际产出和资本的生产效率，从而为西部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

(二)积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弥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储蓄缺口

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是缺少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资本，且因经济的发展储蓄缺口呈扩大趋势。钱纳里等人提出的“两缺口”模型表明，当发展中国家出现国内资源供给不足，不能满足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数量时，利用外部资源是主要途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为西部地区带来金融资本，弥补经济发展的储蓄缺口，有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

(三)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增加西部地区就业机会

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东部地区就业立过汗马功劳，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成千上万的三资企业创造了数以千万计的工作岗位，为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进入制造业及下岗职工重新就业做了积极贡献。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不仅可以通过外资企业直接为西部地区提供就业机会，还可以通过刺激前后关联产业发展间接创造就业机会，从而缓解西部地区就业压力。

(四)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先进的经验与管理模式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西部地区投资设厂过程中，必然会带来新的管理理念、组织形式。通过辐射效应、示范效应、溢出效应以及人才在各个企业间的流动，可以培养一批高级管理人才，使西部地区企业从中受益。

三、外商直接投资促进西部经济增长的数理推导

假设经济是开放的，存在国内和国外两类投资部门，经济结构不变，技术进步是中性的，资源自由流动，并且资本与其它生产要素的结合总是处于最优配置状态，则在资源约束一定的条件下，实际产出取决于社会总资本在国内和国外两类投资部门之间的分配。即存在生产函数：

Y=F(K1，K2)　(1)

s．t．：KI+K2=K　(2)

其中Y为实际产出，K1为国内投资部门投资总量，K2为国外投资部门投资总量，K为社会总资本。

进一步假定实际产出函数是一次齐次函数，且资本是同质的，则实际产出变换如下：

y=Y／K1=f(K2／KI)=f(k)　(3)

上述函数具备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形式和性质，必定具备如下特征：f’(k)>0，即实际产出函数是国外投资部门投资总量的增函数；f’(O)=+∞，即当国外投资部门投资总量和国内投资部门投资总量之比很小时，国外投资的边际产出非常大。

西部大开发以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措施，鼓励东部企业到西部进行投资。我国国内投资部门投资于西部的资本总量逐年递增，相比之下，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仍处于低水平起步状态，实际吸收外资数额在全国比重低，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因此，就目前而言，我国西部地区外商投资总量与国内投资部门投资总量之比仍然很小。根据上述分析，此时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外资流入，将对加快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四、外商投资与西部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一以为例

(一)模型的基本形式

本文以FDI为自变量(X)，以GDP为因变量(Y)，建立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线性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GDP=a+bFDI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1994～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1993～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和地区生产总值统计数据为数据来源(见下表)，其中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美元)按照当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数额。

(三)模型分析

用Eviews3．1软件包对模型进行回归，其结果为R2＝0．447，F=7．272，b=0．6690。由此可见，FDI和GDP有一定的线性相关关系，FDI的增长对GDP的增长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即FDI每增长1亿元人民币，内蒙古的地区生产总值就会增长0．669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FDI的流入对内蒙古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正面作用。

五、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相关性显著，外商直接投资是西部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因此，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是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第3篇：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

近十年来，外资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带动了该地区出口的增长，而且使一些国家从农业以及原材料的供应国，逐渐转变为工业制品的出口国。研究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有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对我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的对比分析，找出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的差距与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比较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比较客观的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外资的依赖程度。

首先，从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自1990年以来一直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势头，到2003年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达到35.6%，高于发达国家31.4%的平均水平。不过与东南亚的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还是存在差距。“四小龙”中的我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尤为突出，基本上都在100%以上，远远高于我国同期水平，表现出明显的自由港城市经济特征。东盟四国中的马来西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也远高于我国，达到了60%左右。不过，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由于传统上比较依赖于对外借款等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韩国在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仅为8.5%。

其次，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来看，亚洲四小龙当中，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也均大大高于我国。东盟四国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绝大多数年份里，马来西亚和泰国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都高于我国，菲律宾也在某些年份里比我国要高，而印尼则由于国内投资环境总体上消极因素比较多，外资出现了净流出现象。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自1995年以来，大致保持在10～14%之间，与同期世界和发展国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

通过比较，我国虽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绝对金额来说比较可观，但如果用GDP和固定资本修正后的相对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不少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都颇为成功，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高于我国的比比皆是，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并非特别突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我国仍然有拓展空间。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特征比较分析

从产业分布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服务业起点低，发展水平也相对滞后，对外开放程度有限，使得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初级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也相对偏低。1995年，我国的初级产业、制造业、服务业占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分别为1.6%、58.5%和36.1%，到2002年，则分别变为1.9%、63.2%和31.4%，相比而言，初级产业所占比重有所增长但仍然微不足道，制造业的比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继续占据绝大部分份额，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却有所下降。与同期“四小龙”相比，我们看到2002年“四小龙”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与1995年相比在制造业领域所占比重有所降低，而在服务业领域所占比重较1995年则均有所提高，且高于我国。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2002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分别有93.0%和63.8%流向了服务业，而2002年韩国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领域所占存量的比重为57.4%，虽然在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较高，但仍然低于同期我国所占比重，并且与1995年相比还呈下降趋势的。从东盟四国来看，1995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三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制造业比重均超过50%，其中印尼更是高达64.5%，而服务业所占比重相对较低，与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结构基本相同，但印尼和菲律宾在初级产业方面所占比重明显高于我国，而泰国吸引外资的结构则完全与我国相反，制造业占36.6%，服务业却占57.4%。到2002年，除印尼因数据缺失无法进行比较外，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制造业所占比重均有大幅下降，分别为38.0%和39.3%，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则分别上升至38.0%和43.9%，其中马来西亚初级产业所占比重也有了明显上升，为24.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所吸引的外资均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次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制造业所占比重还在逐步提高，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却有所削弱。我国这种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状况不但与世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差距较大，就是与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也有很大差别，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方向还有待完善。

（三）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比较分析

从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并购投资所占比重来看，1990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仅为0.2%，此后随着1999年我国加入WTO前景逐渐明朗化之后，在国际跨国并购热潮和我国入世的驱动下并购投资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才得以逐步上升，到2003年达到最高峰7.1%。相比之下，“四小龙”由于区内经济比较发达、金融市场相对较为完善，因此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以并购投资方式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占相当的比重，除少数年份在15%左右，其他年份均在30%以上。近年来更是达到40%以上，远远高于我国同期水平。而从东盟四国情况来看，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的1996年，东盟四国并购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就已达11.4%，高于我国同期4.6%的水平，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四国为了更多的吸引外资，加快国内经济复苏的改革步伐，继续推行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政策，对外资进一步开放了国内市场，鼓励跨国并购，一时间跨国并购资本纷至沓来，并购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急剧上升，甚至超过100%（如2000、2001年）。

我国利用外资20多年来，由于资本市场发育缓慢、融资机制不健全、企业制度改革落后，加之我国以前对跨国并购方式采取了事实上的严格限制，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一直偏向于绿地投资方式，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进入我国的外资很少，从而造成并购投资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一直很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国家平均水平，就是与东南亚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也有相当的距离，吸收并购投资有待加强。

三、促进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在利用外资方面，我国还存在许多不足。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等一系列战略措施的实行，我国仍然需要大量外资的流入，为此我们还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

1、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外资的引进步伐，大幅提高服务业引资比重。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04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构成已从制造业外包为主转向服务业外包。服务业外包和高科技、高增值的制造业环节的转移成为带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重要引擎，也是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特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大对服务业的引资力度，以便有效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

2、把并购投资作为重要的引资增长点，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已成为世界普遍流行的利用外资形式，它不但能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而且有利于缩小东道国的绿地投资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减少企业过度竞争，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20多年的绿地投资，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已经造成诸如重复建设、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不合理、环境污染、加剧能源和原材料供给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不但需要通过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而且更需要通过跨国并购的市场竞争机制来矫正。

第4篇：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

关键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河北省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5-0068-04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产业转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服务业国际转移已成为新的热点,并且呈现出涉及领域广、市场增长快、发展潜力大的特点。与此相对应的是,为了履行入世承诺,中国正逐渐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可以肯定的是,服务业将成为继制造业之后,河北省吸引国际投资的热点领域,这是由国际经济规律和中国的国情共同决定的。但由于河北省服务业不发达、服务体系发育程度低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以及对已吸引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高效利用。

一、河北省近年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情况分析

(一)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

进入21世纪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正以惊人的速度大量涌入中国,中国正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分工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其作为跨国投资的东道国吸引力越来越强。而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1. 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利用外资中的主要形式。如表1所示,河北省2004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占实际利用外资额的82%,2005-2008年分别为83%、84.5%、80%、81%。近五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占外资总额的比例一直持续在80%以上,尤其以2006年为顶峰。与其他形式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占据了绝对优势,成为河北省利用外资中的主要形式。

2. 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率迅速提高。如表1所示,2005年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2004年相比增加了17.8%,虽然2006年比2005年仅增加了5%,但2007年达到了新高,比2006年增加了20%。

3.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较低。通常一个省市经济规模越大(根据GDP衡量),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就越多,而河北省近年来实际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要少于应该吸引的数量,这可能是由于投资促进不利或其他因素所致,但从另一方面可以说明,河北省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还有很大潜力。

(二)河北省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从世界范围来看,服务业正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现代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源动力,其兴旺发达已经成为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与世界发达地区相比,河北省服务业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存在明显的“短腿”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其总量的比例低。如表2所示,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上,其2004-2008年比重分别为70.5%、83.52%、82.9%、83.34%、84.1%,一直呈增长趋势。而2004年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仅占其总量的12.35%,2005-2008年分别为14%、14.5%、14.95%、14.3%。可以看出,2007年达到的最高值也仅有14.95%,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比例低,与全国约41%的比例还有很大差距,更无法与发达国家服务业相比。

2. 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有较高的增长率,但现在基本保持稳定。如表2所示,河北省2005年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比2004年增长了33.76%,2006年比2005年仅增长了9%,但是2007年比2006年增长了23.7%,其后,近两年投资额基本持平。

3. 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分布不合理。如表3所示,近年来河北省服务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投资在房地产业上,2004-2008年房地产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部服务业总额的比例分别为69.37%、34%、67.59%、71.73%、72.10%,一直呈增长趋势,后3年都维持在2/3以上;另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通信业、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服务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平均都保持在10%左右;而金融、保险业、开发研究业等新兴的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服务业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这与世界服务业结构不断升级,新兴服务产业主导服务业的发展潮流大相径庭。

二、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向服务业转型是河北省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与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世界经济相比,过分依赖制造业对河北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不利影响。

(一)河北省制造业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主要集中在资源、化工、机械制造等领域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前3个制造行业分别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平均比重为14.9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占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平均比重为8.24%)、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占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平均比重为7.31%)。显而易见,这些行业对资源、能源和原材料等的消耗较大,造成了严重的环境与生态压力。如果一直过度依赖制造业而不改变过去的经济模式,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矿产的减少,最终将会制约河北省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而这也是与中国所主张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相矛盾的。

而与之相对应的服务业,它的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很低,消耗少,对环境的污染更是少之又少。以用电为例,第三产业总用电量占全部产业用电量的比重仅为11.2%,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1.8%;第三产业单位GDP用电量仅为制造业单位GDP用电量的1/4。可见,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服务业比制造业有较大优势。

(二)河北省制造业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另一个主要产业是食品及服装、纺织产业

如食品类产业(主要有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及饮料制造业)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占制造业总量的比重大约维持在14.45%左右;服装、纺织类产业(主要有纺织业和服装制造业)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占制造业总量的比重平均为8.14%。

值得注意的是,食品和服装产业收入弹性小,经济附加值低,也不利于河北省经济持续发展。需求收入弹性是衡量需求量对消费者收入变动的反应程度,是用弹性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除以收入变动的百分比来计算的。像食品、服装这类生活必需品往往收入弹性小,因为消费者无论收入多低也要选择购买这类产品。而服务业往往收入弹性大,因为消费者知道如果他们收入较低,他们就可以不选择这类消费。

从图1中可以看出,随着河北省人均收入的增加,对服务产品需求的增加量要远远超过食品和服装制造业的增加量,特别是一些超出基本生活需求的服务产品,在较高收入水平时才能形成大规模消费,例如旅游、高等教育、休闲、健身等。随着河北省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用于此类消费的收入比重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另外,今后几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这会增强人们即期消费的愿望和能力。可见,河北省今后对服务业的需求会进一步提高,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是河北省保持经济快速前进的强劲动力。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服务业是增长最快的行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可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向服务业转移对于河北省经济快速、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河北省经济发展的关键。

三、河北省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制约因素

(一)服务业基础设施落后,结构不合理

如表3所示,河北省服务业相对发达的部门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通信业、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服务业上,而全球贸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险、咨询、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服务行业在河北省仍处于起步阶段,与其他行业的发展很不协调。不仅服务业内部各个行业联系不够紧密,而且远没有和制造业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二)产业政策向制造业倾斜

产业政策是投资“政策环境”的重要部分,对外资投向结构的影响至关重要。由于中国的领导政绩考核制度非常重视经济效益,地方政府往往对能较快带来经济效益的制造业给予政策倾斜,服务业长期发展受到忽视,河北省也不例外。这种政策倾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基本建设投资向制造业倾斜;另一方面,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更多关注的是制造业而非服务业。

(三)城市化滞后

毋庸置疑,农民收入和服务消费能力很低,农村缺少服务基础设施和高素质服务人才,这些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显得乏善可陈。而河北省别说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就算与中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相比,城市化程度也还是很落后,农村人口还占全省人口的大多数,滞后的城市化进程成为河北省吸引服务业直接投资的一大障碍。

(四)人力资源素质低

服务行业的劳动密集程度较资本密集程度高,可见服务业的发展对人员素质高低的依赖程度很大,尤其是现代的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更是如此。而河北省在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整体素质较低,这会极大地制约河北省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

四、对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建议

要想进一步促进河北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就要加强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向服务业转移,尤其是要抓住中国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快的机遇。同时,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服务业发展面临的体制环境将显著改善,外资进入服务业领域的一些限制将显著减少。正是在这一机遇和挑战下,河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工作应围绕以下几个重点:

(一)优化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环境

1. 制定适当的政策导向,在政策上鼓励和引导服务业直接投资。应制定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从转变观念、规范行为和适当扶持等多个方面加以引导,吸引外资向服务业转移。

2. 大力促进新兴服务行业的发展。河北省服务业发展滞后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些新兴服务行业发展不够,甚至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明确重点发展的服务行业,对于能够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起明显的带动作用以及能代表未来整个服务业发展方向的服务行业优先发展,并给以相应的吸引外资优惠政策。

3. 提高政府行政服务效率,深化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健全外商投资审批和管理的全过程服务,加强政府在维护市场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提高监管水平等方面的能力。

(二)改善服务业吸引FDI的基础环境

1. 要进一步改善体制环境。要理顺推进服务业发展体制,明确各行业发展主管部门和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加强统筹协调,进一步细化落实行业规划、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要降低门槛,推动政府部门管理重点从审批环节转向监督、查处环节,在教育、卫生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大力引导外资向服务业转移。

2. 要大力培养服务业人才。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归根到底依赖于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可以通过多种手段进行专业培训,对高校的服务业相关专业按照国际服务业发展趋势进行细分和调整,鼓励海外专业人才来河北省就业,全面提高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

3. 要大力推动城市服务业的发展。目前,河北省的城市化水平为35%左右,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同时,按照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每年将城市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所以加快河北省服务业发展,必须以城市化为依托,推动房地产、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保健、休闲、法律顾问等与城市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行业稳步发展,并且积极吸引FDI向这些领域转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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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丁玉春,杨逸.FDI流入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分析[J].经济师,2009,(1).

[5]李珠峰.中国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4,(7).

[7]孙文博.90年代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投资环境因子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3,(10).

[7]葛顺奇,郑小洁.中国31省市利用外资业绩与潜力比较研究[J].世界经济,2004,(1).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ttracting FDI in Hebei Province

Zhou Wenjun1,Wang Bin2

(1. School of Accounting,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Shijiazhuang 050031, China;

2. Housing and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in Hebei Province, Shijiazhuang, 050051, China)

第5篇：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etal.1995;Kaiseretal.1996;Lardy1995;WhalleyandXin2006;ZhangandSong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andZebregs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1992;Zhan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andDémurger2000;ModyandWang1997;Wei1994;Weietal.2001;ZhangandFelmingham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etal.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1995;UNCTAD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第一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企业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即使将因果关系问题、可出口品的竞争问题搁置一边,从现有数据推断出外资企业为中国外汇收入的增长起主要作用,这仍是颇为夸大失实。事实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过40%,2001年超过50%;然而,观察各年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口份额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资企业每一年都存在相当规模的外贸赤字,形成对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国贸易表现顺差。尽管外资企业从1998年以来一直享有顺差,但这些顺差仅占国家总顺差很小的一部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的部分进口是随同投资一起进来的生产设备,在这一点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可能贡献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对使用进口设备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的技术转移,另一是,在长期上促使外资企业成为净出口者,只是,这种前景迄今为止始终还只是潜在可能性。与此相关的话题是,外资企业以什么形式来实现外贸扩展?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占主导的外贸出口是加工贸易,这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动所从事的主要是加工贸易。从加工贸易的生产特性看,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这里定义为净出口对出口总额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势头,1998年以后则停止上升,基本维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国对外贸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贸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这么低的水平,这与中国追求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不相符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透过改进经济效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流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以下列几种形式发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对同行业或相关联行业的其它企业产生溢出效应,根据“禀赋”比较优势原则实现经济结构转变,按市场原则实现制度转变,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实现,这些净效果主要表现在与中国其他行业相关的整个外资企业部门的绩效上。图1标示出外资企业相对于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可以注意到相对劳动生产率序列在1993-2005年期间表现出长期的下滑趋势。从表面判断,这种趋势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中国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结构转变的论题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国现有的“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优势进行产业转变。这种趋势也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倾向于使劳动非技能化的理论相一致。换句话说,这种倾向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同时削弱了生产效率。这就有必要去考察总的效率指标,这个总效率指标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率的演化来表示。在1993-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和外资企业的大幅度增加这个长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序列也表现出相同的下降倾向。这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已超过了资源配置效更多精品：3edu文书率的所得,由此,这就很难给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评价。

上文的分析自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外资企业的相对效率确实是在下降,那为什么中国工业中外资企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却在不断的扩大?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策机制作进一步的考察。但这个答案有可能与劳动补偿有关。众所周知,由于进入该部门的产业工人无限的供给,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基本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发生变化。图1显示,外资企业相对整个工业企业的相对平均工资率一直表现为下降倾向。这种状况说明,尽管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恶化趋势,外资企业仍是有利可图。这种倾向自身就意味着,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与外资企业部门膨胀相关的发展是不能作为效率判断的依据。首先,我们对1991-2005年期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相对生产率作一比较。观察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那些行业的数据,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涉及外资企业的行业分布与有关行业的技术特征。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激进学派的“劳动的新国际分工”理论都认为,外资企业既然是市场导向的,那么它们应倾向于集中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工业行业。这与现实基本上是相符的。在贸易分析文献中,通常将劳动生产率低于0.9的行业列为劳动密集行业。按照这个标准,在2005年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1个行业可以列为劳动密集行业,1991年也是如此。

第二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流理论一般倾向认为,外资企业占主导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平均水平,这反映出它们采用了更多的劳动密集性生产技术。这一点与现实也是基本相符的。所讨论的17个工业部门,在1991-2005年期间,有13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这种绩效与资源配载效率改进的预期是一致的。然而,这种绩效与激进理论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也是相符的;激进理论认为,外资企业以及由此延伸的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一般倾向于延缓劳动生产率的改进。

第三点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效率的总体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数值的表现上。可以观察到,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这个指标对应的是整个中国工业的水平,它就排除了整体经济因素效应,而强化了行业的特定因素,包括了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因素的效应。这个指标大体上能捕捉到一些有关技术转移、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市场制度的改进等等信息。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与主流文献形成较好的对照: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在1991-200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出现了负增长。很明显,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对中国工业效率存在正的影响,但是,现实情况同样符合结构主义和激进理论所判断的负面影响,综合而言,占主导的是负面影响。

我们还可以对1991-2005年期间30个省区的工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2005年仅有6个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福建)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背景中,所涉及的这6个省市的绩效与行业分析结果略有不同。从相对劳动率标准判断,1991年这6个省区的工业都不能视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到2005年,6个中有2个(广东和福建)转变成为劳动密集型。因为这两个省的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比重确实远比其他省区高,或许可以说,在空间分布上,外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与此同时,从空间分布看,外资企业也确实表现出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六个省市中有4个在1991-2005年间相对劳动生产率都出现负增长,仅有天津和江苏例外。恰恰是这两个省市在1991-2005年期间出现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增长,而其余4个省则出现负增长。显然,这些区域数据分析结果,大致上与行业分析结果相同。

行业-区域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期,但是,由此就认为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强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这却是不符合事实。上文的分析结果,一方面固然是符合主流新古典论断,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外资企业的运作有助于工业行业和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这些结果同样符合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导致劳动生产率进步停滞、以及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有可能扭曲行业或区域的经济结构的批判性论断。上文的分析结果,是大部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始终还是偏向于负面的。

最后,作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行业-区域分析的结束部分,下文试图对行业-区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上文的分析仅仅考察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而不是全部数据,这对于总体上分析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表现来说,关注面可能显得过于狭小。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文的分析又有可能显得过于一般化,因为分析其实只是考察了有关行业-区域的特有因素对它们的相对生产率表现的影响,却并没有从各种特有因素别突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外资企业增加值比重这个因素。对总体数据的统计分析有可能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特别地,可以假定一个行业或地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A)由行业或省区的总规模(由总增加值V表示)和行业或省区外资企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Vf/V)决定,即:

lnA=a+blnV+c(Vf/V)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分析框架应该是可取的。其一,将V作为A的解释变量,意味着该分析考虑到了行业或省区的特定增长路径,即考虑到可能存在着规模经济或集聚经济;其二,在进行跨区域的比较中,这种分析将有助于检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部门内溢出效应、以及外资促进结构和制度变动的效果。这是因为,这种溢出效应和变动一般应该是主要在同一个省区之内发生作用的。最后,值得指出,变量Vf/V反映的是外资企业在一个特定行业或省区渗透的累积效应,对2005年一年数据的分析,将能为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中的累积影响提供一个推断依据。结论

现有主流研究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大部分都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们倾向于假定,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是代表了对接受经济体而言是一种“净增加”的资金、技术或制度资源,相应地,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只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纯粹依系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显得关注面过于狭小,由此衍生的判断就大有可能有失公允。事实上,相关的理论文献中,同样存在着其他理论传统,它们并不将外商直接投资仅仅视为可以利用的新资源,而是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还承载着其他特性,有可能对后进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本文试图超越狭窄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诉诸于更为宽广的理论文献,以此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的主要分析发现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的的确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又恶化了生产性效率,而两者综合起来的作用应该是倾向于负面的。

上文谈及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整个外资企业部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可引伸,可以进而分析那些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工业行业和省份的相对经济绩效表现。在某个行业或省份中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比重这个指标,所显示的,是从起始年度直到考察年度的外商直接投资在该个行业或省份的累积渗透,因此,分析这个指标与这些行业或省份的绩效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测试主流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转移、溢出效应、制度和结构变迁等等改进效率论述的假说,也有助于考察结构主义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扭曲或扼杀国内产业发展的假说,以及激进主义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的现实解释力。

内容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上,中国被广泛地认为是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主流文献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得出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出口扩张、技术转移和推动经济结构和制度转变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本文则从涵盖结构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学派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后进发展研究的一个多方位视角,来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确实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妨碍了生产性效率的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综合而言,总的效应却应该是偏向于负面的。

第6篇：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国际收支；外商直接投资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涵义

外商直接投资（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也叫国际直接投资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它以控制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是与国际间接投资相对应的一种国际投资基本形式。国家统计局定义：外商直接投资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一般外商直接投资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合作开发等方式存在。

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外商直接投资是造成货物与服务贸易账户、收益账户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可以有效地改善经常账户的情况，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平衡有重要意义。

（1）外资来源单一。我国当前的投资来源比较单一。2009年我国外商投资总额603.25亿美元，其中亚洲地区的投资为357.2亿美元，占50%以上，北美地区为37.3亿美元，欧洲地区为56.4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投资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日本、欧美等国对我国的投资虽然有所增加，但比重仍然很小（见表1）。

（2）优惠政策引发负面效应。首先，优惠政策使外资企业相对于国内企业来说有着诸多优势，使原本资本和技术实力就落后于外资企业的国内企业在政策方面又处于不利的地位，直接限制了国内企业的发展。其次，由于外资企业享有的税收政策不同与国内企业，出现了数额巨大的“假合资”，即内资为了享受外资的待遇，有的企业便设法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然后以“外资”的身份流回国内，套取各种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形成了许多“假外资”企业。（3）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分布不平衡。而我国的外资产业分布格局是第二产业比重偏高，占70%以上，其中多以制造业为主，第一产业仅仅占2%左右，第三产业占20%左右。在第三产业中，房地产占了吸收外资的首位，约占了第三业的2/3，而金融、保险、商业、外贸、信息服务业等行业外资流入的数量有限。从地区分布来看，目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及闽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中西部地区起步较晚。

三、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1）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保持外国直接投资适度规模是提高质量的前提，对于实现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在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引发了有关引进外国直接投资适度规模讨论的热潮，提出了其适度规模的概念。适度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具体是指在国家自我经济发展控制权的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能为经济发展所消化吸收，并能促进经济。（2）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取向。重点支持先进技术，大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于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型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同时鼓励外商对我国农业的投资，加快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的进程，提高我国初级产品的国际竞争力。（3）有针对性地打击外国直接投资热钱流入行为。首先针对贸易项下存在着进口价格虚报、假借贸易名义融资等行为，在不限制其用汇条件下加强真实性审核，提高监管的效率。其次，严格限制资本项目的借汇，对外资企业外债实行审查备案制度，对其资本项目外汇实行有条件结汇。对资本项目不按规定渠道审批和结汇的各种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最后，严格进行收支凭证的审核和实施法人负责制。要防止利用境内外母公司和子公司及关联公司之间的财务关系进行资金的投机炒作，严格进行收支凭证的审核和实施法人负责制。

参考文献

[1]王博雅．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J]．价值工程.2011（22）

第7篇：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Arrow）在1962年发表的《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中提出，在生产过程中边干边学积累的经验也是一种要素投入。阿罗用生产经验作为要素投入则旨在说明：只要生产继续，生产经验可以无限增长，资本收益就不会消失，这样经济的无限发展就会得到物质保障。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Romer，1986）继承了阿罗的研究思想，用技术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把知识作为一个要素引入模型，提出技术变革或创新是知识积累的产物，知识积累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其模型基本结论是：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率，投资又会导致知识的积累；知识的增加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种正反馈中，经济系统中出现了一个良性循环，从而保证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因此，一国经济要保持长期增长，不断增加资本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必须是充分的。罗默的贡献在于从知识天生具有的“外部溢出性”来说明为什么以知识作为要素投入的生产函数会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他认为一国知识存量越大，各专业知识之间交流与沟通越便利；而新知识、新技术出现越快，知识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先发国家所以形成“先发优势”，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而后发国家可以从先发国家先进技术“外部扩散”中获取巨大收益，从而形成“后发优势”。

干中学和知识外溢观念的引入为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主流。巴格瓦迪（bhagwati，1978）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内总资本的一部分对本国经济总量有重要影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在质量上区别于国内资本，它比国内资本有更高的效率，隐含更多的技术。正因为如此，外商直接投资被公认为发展中国家知识和技术增长的主要源泉。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传递生产知识和管理技术，使得其具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利用外资的显著特点，外部性或外溢效果也被认为是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主要好处。然而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经济增长的很小部分。这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初始人力资本差异造成的。发展中国家R＆D投资受发达国家的外部效果限制，因为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出口非技术密集型产品。差异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消除。发达国家通过R＆D，不断创新并积累知识与技术，不断应用并扩散知识与技术，已形成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获得了先发优势和先发利益；而发达国家的新知识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另外，外资企业技术禀赋的优越性，可以迫使本国企业投资于学习和创新，以保持其在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反过来，本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又迫使外资企业带来更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隐含的技能和技术提高了本国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力，加速了经济增长。

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应该承认外商直接投资是带来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然而，其潜能的发挥需要一个合适的经济环境。发达国家积累的技术知识无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笔可供利用的巨大资源。然而，除非发展中国家自己有一定的“消化吸收能力”（包括资本引进、技术消化和管理适应等因素），否则，它们不可能利用这笔财富。因此，缺乏合适的环境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甚至阻碍经济增长。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检验模型

内生增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即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力推动的结果。该理论重视对知识外溢、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与开发等问题的研究，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下面建立的模型是按照传统方式包含劳动力、国内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要素的生产函数。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以两种身份进入生产函数，一方面作为国内资本总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产生内生技术进步的因素。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和新技术纳入生产函数，在此抓住了与外商直接投资有关的外部性、干中学和外溢效果。将生产函数写成：

Y=f（K，A（FDK），L，t）

其中：Y表示国内生产总值，K表示国内资本存量，L表示劳动投入，FDK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t表示时间趋势。A（FDK）是扩大劳动的由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决定的内生技术进步，假设它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一阶齐次函数。如果A（FDK）和L给定，则一个国家面临资本递增的效益。然而，一旦一国鼓励外资流入，就可以从外资中得到技术外溢的好处，从而提高本国的生产率。

如果生产函数和技术水平指标都是科布———道格拉斯型的，经济增长率的表达式可以写作：

gy/1=a+agk/1+（1-）gf

其中：gy/1，gk/1，gf分别表示人均经济增长率、人均资本增长率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基于资本存量测度问题的困难，前人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采用了避免资本存量的替代方法，即用投资在GDP中的份额代替资本存量增长率。这样就可以用国内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与GDP的比率分别代替国内资本和外商投资存量的增长率，可以将增长方程简化为：

y=a+bl+c（I/Y）+d（FDI/Y）

其中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I/Y表示总投资率。

三、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利用外资概况

吸引外商投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中国利用外资大体分为三类，即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等。外资在中国的发展也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1985年为起步阶段，每年实际利用外资在20亿-50亿美元之间，其中大部分是借款，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很小。1986年-1991年为稳定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外资流入明显加快，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7%.1992年以后是外资大规模增长阶段，年平均实际利用额达到408.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达30%，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迅速，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开放的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又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吸引外资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态势，据外经贸部统计，截至2002年9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414796个，合同外资金额8136.6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47.8亿美元，目前，全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中国设立了企业。中国不仅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吸引外商投资国，而且在2002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引资国。外资的大幅度增长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大规模地利用外资从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作为重要的投资资金来源促进了生产要素存量的增长，提高了我国经济的潜在供给能力。二是与外商直接投资相伴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及其扩散效应，直接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三是利用外资在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带动了我国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经济结构的提升，加速了我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四是大型跨国公司投资推动了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内部产品结构的升级。全球500强几乎垄断了全世界大约80%以上的高新技术，是当代科技成果的主要拥有者，吸引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积极效应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符合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提高我国技术和装备水平，促进一些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发展，而且也推动着这些行业内部产品结构的升级。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内生增长关系实证考察

根据上述模型，结合中国（1985年-2001年）相关数据，现就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增长率等于净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增长量加上折旧率，如果采用西方经济学家惯用的假定，按资本折旧率5%计算，则经济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gy/1=-4.6197+0.5716gk/1+0.3051gf

（-1.675）（2.306）（4.246）

R2=0.6993D-W=2.2153

如果不考虑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内生技术进步的贡献，仅用劳动力和资本解释经济增长，其解释力将显著下降：

gy/1=1.4837+0.7494gk/1

（0.6249）（2.5878）

R2=0.3187D-W=1.2174

通过上述两式比较可以看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解释经济增长使判定系数R2从0.3187上升至0.6993，D-W统计量也变得更加接近合理值。

四、结论

第8篇：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

【关键词】 吉林省 外商直接投资 影响

1. 外商直接投资的含义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

我国外商投资分为直接投资方式和其他投资方式两种。直接投资方式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作）、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独资）、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合作开发；其他投资方式包括对外发行股票、国际租赁、补偿贸易、加工装配。

2. 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吉林省实行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将近30年，外商直接投资是主要方式之一，大体上主要经历了起步、快速增长、稳定调整和高速发展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4一1990)：起步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吉林省经济相对于国内其他沿海地区比较滞后，第一个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引进于1984年，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只有8笔合同，规模仅有239万美元，之后每年也都在1亿美元以下。由于对外开放程度低，外商到吉林省投资信心不足，外资项目少，投资规模小，基本都是尝试与观望的态度，进展迟缓。这一阶段虽然刚刚起步，但也标志着吉林省利用外资从无到有，就此拉开了序幕。

第二阶段(1991一1996)：快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国家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外商投资的政策环境也得到改善，相关规章制度也日趋成熟。在大好的环境下，吉林省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无论是流入数量还是流入速度都有了新的起色。1996年达到4.52亿美元成为该阶段最高水平，年平均利用外资项目数达到787个，且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50%，处于迅猛发展态势，但是在这一阶段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只注重量的增长，结构不合理，外资大量投向房地产和娱乐业，这两个部门的比重高达28%。

第三阶段(1997一2003)：稳定调整阶段。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整体经济水平遭受严重打击，这一时期，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各项指标明显下降，竞争带来的投资风险加剧，使一些中小外商来吉林省投资决策更加审慎。直到2004年才基本恢复到1996年的实际水平，所以这个阶段几乎没有增长，只是不断的调整和保持稳定。

第四阶段(2004一至今)：高速发展阶段。经历了上一阶段的徘徊之后，从2004年开始，迎来了吉林省利用外资的大发展时代。到2011年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14.81亿美元，是2004年的3倍还多，年平均增速15%左右，2012年仅上半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就超过10亿美元。这一阶段重点是由数量扩张逐渐转向质量的提高，鼓励外资企业设立研发机构，扩大投资领域，强化产业结构调整。

3. 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经过30年的发展，吉林省外商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一直保持平稳增长，投资的产业相对稳定。截至2011年底，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90.27亿美元，其中累计外商直接投资117.14亿美元，占全国累计外商直接投资额的5.32%。

下面从四个方面分别对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进行分析。

3.1从投资方式来看，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有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这三种类型。其中独资企业占54%，达到一半以上，合资企业占39%，合作企业占7%，独资和合资企业成为吉林省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据统计，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数达到4309户，比上一年增加100多户，总投资额223亿美元，注册资本123亿美元。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早期倾向于建立合资企业，后期逐渐转变为偏好建立独资企业或直接并购。

3.2从行业分布来看，从1997年到2011年，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额累计约为83.54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食品加工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农林牧渔业五大行业，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合计高达94.22%，其他行业的比重仅为5.78%。另外，产业分布中还偏重于投资少、盈利高、见效快的第二产业，比重高达86%。

3.3从投资来源地分布来看，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包括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韩国、德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几个少数国家，从地理位置的便利程度来看，吉林省与东北亚地区的国家联系比较密切，由此可见，吉林省吸收外资来源的范围仍然很有限。

3.4从区位分布来看，吉林省外资主要投向发展较早，工业基础较好的长春市和吉林市，长春市尤为明显，外商投资累计企业数占全省三分之一以上，加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即有少数民族特色，又处于俄、朝交界的特殊位置，更能吸引外商投资，这三个地区外商投资累计企业数占全省总量的88%,成为全省外商投资的主导。国家批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建设就是要加快吸引外商投资的步伐，带动全省经济的发展。

4. 外商直接投资对吉林省经济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经济水平总体上保持平稳健康的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十几年，以开放促发展，以投资促增长，经济突飞猛进。2007年，由于国家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政策，外商投资到吉林省的热情高涨，吉林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8.85亿美元，同比增长16.3%，增幅创历史新高。2008年之后两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外大企业投资意愿减弱，投资增速放缓，但仍然保持增长。实践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推动吉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和振兴，促进本省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的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缓解就业压力、吸纳培育高级管理人才、推行先进管理经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4.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吉林省经济的增长

近几年，吉林省引进与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不断增长。1984年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GDP）174.39亿元，2011年达到10530.71亿元，是1984年的60倍还多，与此同时，FDI占GDP比重由1984年的0.032%到2011年的0.93%，增长了30倍。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力地促进了吉林省的改革开放，加快了吉林省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吉林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快主要得益于一些外资大项目陆续到资，对实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大项目主要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农副产品食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房地产业等行业，这说明外商在吉林省投资的信心增强。比较突出的包括中粮生化能源有限公司、锦湖轮胎有限公司、吉林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长春玉成淀粉糖有限公司、和记黄埔地产有限公司、吉林凯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

4.2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吉林省对外贸易的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获得了迅速发展，从外贸增长的来源看，主要是依靠外商投资企业来推动。对

吉林省来说，外商投资企业对吉林省进口贸易的影响作用也十分明显。外商投资企业不仅本身增加了吉林省商品的出口还间接带动了本地企业增加出口，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也增加了吉林省的进口贸易。从2001年到2007年，三资企业实现进出口额占该省进出口总额比重平均47%左右，在2004年超过50%。2011年全年累计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20.47亿美元，增长30.9%。全年实际利用外资49.47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其中外商直接投资14.81亿美元。

4.3外商直接投资加快吉林省企业的技术进步

外商直接投资对吉林省技术进步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外商投资可以带来直接的技术转移，或者研究开发活动的转移，提高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直接带动吉林省技术的进步，即外溢效应。间接效应是有的企业通过学习、模仿，获得外来先进技术，另外，外资的技术优势会给企业带来压力，刺激省内企业加强技术开发，从而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即模仿效应和竞争效应。外商投资主要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含量较高的资本货物和加工工艺、引进高科技研发能力和高效率的管理能力等途径使外商在当地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不断进步，而且外资企业通过技术溢出的方式影响一个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就业机会，加快人才流动，在竞争中提高劳动者专业技术能力和综合素质。

4.4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吉林省产业结构的升级

从文章前面提到的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现状中可以看出，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明显集中于第二产业。2012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增速加快，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第三产业同比下降。第一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0.43亿美元，占全省比重的4.1%，比上年同期提高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9.35亿美元，占全省的比重为90.4%，比上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0.56亿美元，占全省比重的5.4%，同比下降2.7%。外资的流入刺激了政府对第一产业的投资和居民对第二、三产业的消费，提升了第一产业在整体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通过优胜劣汰的 “竞争效应”使内部原有的资本得到高效率的利用，提高了第二、三产业的整体发展。

5. 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几点建议

从上述四各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水平逐年稳步的提高，但是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外商投资规模小、行业分布不合理，投资来源和区位分布不均衡等问题，2008年以来，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吉林省新批项目和合同外资额双双出现下降，表明后利用外资后劲不足。东北三省外商投资规模吉林省位居第三，如果跟国内同期其他省份比较，仍有很大差距。

吉林省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时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注重质与量相结合。外商投资不能只追求短期数量上的增长，而忽视了长期质量上的要求，要严把质量关，合理控制准入原则，优先引进高科技、低能耗、轻污染、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第二，产业结构、区位分布均衡发展。目前，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长吉图地区，在引资时要注意科学引导和调控，合理布局，明确重点项目，逐步拓宽领域，带动其他行业和地区共同进步，以促进全省利用外资协调发展。第三，加大科学技术的投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鼓励外资企业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引进高科技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加强技术的国际化交流，提高竞争力。

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研究.

参考文献：

[1]邹积新.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8年5月.

[2]胡宁.外商直接投资对吉林省经济的影响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09年4月.

[3]魏后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2第4期.

[4]廉晓梅.长吉图先导区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J].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6期.

[5]杨红，冯超.吉林省吸收外商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长白学刊.2010年第4期.

[6]马秀颖.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状况探析.吉林日报[N].2010年9月13日.

第9篇：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福建经济；连带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两者的联系。Bhagwati（1994）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规模和发挥的作用随着一国对外政策，即采取出口导向战略（EP）还是进口导向战略（IS）而改变。Balasubramanyam等（1996）证实，外商直接投资在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大于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与此同时，许多研究也表明，外商投资对东道国是存在正面和负面效益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效益表现在，其承载了东道国所具有的先进技术。这些技术将东道国的生产提高到新的水平，使同样数量的物质投入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出，从而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会加剧东道国产业结构不合理，拉大了地区发展的差异；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在其只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很容易垄断部分行业等等。

中国作为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自1979年以来，以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日益改善的软硬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尤其是我国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开放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福建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凭借着国家赋予的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把全方位，多形式利用外资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福建省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全省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1/10，利用外资已成为福建经济走势的重要力量。

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福建经济之间关系的问题，国内不少学者已采用了不同角度对其展开了研究，如黄立（2006）运用产业结构偏差指数SD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省产业结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罗承（2006）以区位优势理论为基础，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福建省劳动力工资水平、市场容量和消费水平、产业结构等变量之间的关系；何晓奇（2005）通过对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出口与GDP增长之间的实证分析,得出了出口与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很大,而外商直接投资与福建省经济增长的波动关联不大的结论；进（2003）从技术溢出效应的角度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分析，认为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显著。由此可见，对福建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进行细致的研究，这对研究福建经济发展以及今后外资直接投资发展的努力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近几年来福建外商直接投资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发展状态。据统计数据显示，福建2006年批准设立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162个，比上年8.8%；按历史可比口径统计合同外资金额108.02亿美元，增长26.2%；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71.85亿美元，增长15.3%。按验资口径统计合同外资金额78.29亿美元，增长31.4%；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32.2亿美元，增长23.5%。与此同时，随着福建不断加强引进外资，福建省经济发展也得到稳步的提高，2006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7501.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885.23亿元，增长2.5%；第二产业增加值3736.08亿元，增长17.0%；第三产业增加值2880.32亿元，增长12.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1152元，比上年增长12.7%。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福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省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其作用体现为连带效应,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本的积累而加大。关于这个结论，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1）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经济增长的确起到了促进作用。外商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来源，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增加了社会有效需求，拉动了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技术溢出效应，通过引进外资，跨国公司通过示范和传递效应加速国内企业采用新技术的速度，随着技术的累积，福建对外投资的内部化优势和所有权优势提高，从而为今后的对外直接投资准备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扩大引进外资和吸收先进技术创造了条件，进一步促进了国内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2）外商投资的长期效应比短期效应显著，由于滞后几年的固定资产累积，使外商直接投资在该地区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密度，产生了一定的聚合效应，对此后一段时间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积极有力的区位导向，加大了外资流入。从实践中看，外商的不断流入吸引了世界跨国公司进入投资，而大型跨国公司挺进市场又坚定了其他中小型企业的投资信心，进而带动更多企业的进入国内市场投资，大力推动当期经济发展。这正是福建利用并扩大外资特别是跨国直接投资的积极意义之一。

自1979年以来，福建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幅度不断增加，20世纪90年代起更是有了飞速的提高。随着福建省的投资软环境和硬环境不断改善，近几年外商的投资信心持续增强，来自港澳台、东南亚的外资比重加大，大项目带动明显增强，据《2005―2006年度福建省投资环境监测评价调查报告》显示，有82.5%的外商表示将继续在中国投资，这一比例比上年度提高了3.3个百分点。而从总体情况来看，外商的分布和投资领域也得到不断的扩展，一些过去未对外商开放的行业，外商也开始涉及。外商直接投资正逐步走向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