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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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范文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解释东道国对外开放度是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实现途径的。
1.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实现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包括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首先，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引起当地技术进步，带来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张诚等人（2001）认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第一，跨国公司采用先进技术对当地企业产生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增加竞争压力，迫使国内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第二，通过跨国公司的员工流向本地企业而实现技术溢出；第三，跨国公司子公司会以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身份与当地企业建立起业务联系网络，从而通过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带来技术溢出。其次，跨国公司也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引致负的溢出效应。在进入初期，跨国公司通常会带来激烈竞争，改变当地市场的供求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地企业受益于积极的溢出效应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线，但因为跨国公司扩大市场份额或将需求从当地企业转到其他企业，从而使当地企业维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产规模无法实现，结果是企业实际生产点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线向上移动，其实际生产的单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国公司进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低估人才的真实价值，跨国公司的进入就会从当地企业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负向的溢出效应。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本地市场中存在若干面临固定生产成本的企业。由于边际成本较低，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更大的生产规模，而为本地市场生产时跨国公司就将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迫使其削减产量。如图1所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使得本地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由AC0下移至AC1，但额外的竞争迫使当地企业的产量从Q0削减至Q1。由于现在当地企业只能在一个更小的产量上平摊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点，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是提高了当地企业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见，如果竞争效应B′C′足够大，则即使存在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A′B′，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A′C′也会为负。
2.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可以从全球范围内进行融资和招募人才，当地企业就更有机会利用新技术，经由示范模仿、人员流动和产业关联等途径获取积极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面临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所以当地企业可以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中获取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缩小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使得当地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当地企业就难以达到最优的生产规模，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就会加大，限制了东道国企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正溢出效应。
东道国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可以用图1来说明。如上所述，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分别取决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则由A′C′表示。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会影响到企业的平均成本。如果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很高，当地企业不仅更容易获取所需生产要素，还可以面临更广阔的市场，从而比封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形成最优生产规模，在图1中AC1必然是该期内较低的一条平均成本曲线，当地企业充分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由于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更为接近，跨国公司就难以大幅度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所以当地企业产量削减不会太多，Q0和Q1比较接近，故而竞争效应B′C′较小。这样的话，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就会为正，在图形上体现为C′落入A′B′线段上。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当地企业获取所需生产要素就越便利，企业的生产规模越趋于最优规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就会越大，C′就会越接近于B′点①。相反，在相对封闭的国家，当地企业就很难获取所需生产要素，技术溢出效应不会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线，而竞争效应则会使产量削减的幅度足够大，结果使得C′就会落在A′点之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为负。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对外开放的程度。
二、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赵奇伟、张诚（2007）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制度在内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过影响国内研发部门的知识积累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途径产生影响。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扩展，可以理解为包含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在内的制度变量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设1997年为时刻1）。
其中，被解释变量γYit为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中第i地区第t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工业总产值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1991=100）调整为实际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1997～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类似地，Hit为i地区第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由各地区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值来刻画。具体计算时，我们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记为6年、9年、12年和16年，则各地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16①。所使用数据来自1998～200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θit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计算方法为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减去1。其中，劳动生产率表示为工业增加值与就业人员的比值。在这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外企就业人数单位为万人，两类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缺乏直接数据，由各地区工业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②。
openit是对外开放度。一国的对外开放度可以用外资依存度③来表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开放度还可以用一国的贸易依存度来表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1995），发展对外贸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些都为东道国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创造了更多条件；此外，也有人综合考虑前面两个因素，用外资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对外开放度（兰宜生，2002）。本文中选取的指标是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来表示open，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回归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其中，进出口总额根据各年度汇率中间价调整为人民币计价,以和GDP单位相统一。进出口贸易总额、汇率中间价和各地区GDP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把openit和FDIit作为控制变量后，我们就可以用openit×FDIit来衡量受东道国开放程度制约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我们分别用两个指标来刻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个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AFDI。所用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我们约定，使用FGDP时的计量模型为模型1，使用AFDI时为模型2。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开放度所决定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4年期间为负，即开放度相对于外资规模来讲相对较低。这个结论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断不一致，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已经很高了。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采用外贸依存度而不是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开放度，这显然会低估开放度的值；第二，兰宜生（2003）指出，尽管我国目前的名义贸易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综合考虑经济规模、贸易形式差异、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实际贸易依存度并不高，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国内许多产业虽然贸易依存度很高，但没有形成较强的前后向联系，不能起到结构进步的“出口导向”作用。为了观测我国对外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动态影响，我们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计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0，2001～2004年两个阶段都为负，但是在第二个阶段负效应更为明显。这说明，开放度在第一个阶段相对于外资规模已经较低，到了2001年，随着外资累计规模的进一步增大，开放度相对更低了。
三、结论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由于开放度高的国家可以为当地企业提供融资、获取人才、以及接触外资企业上的便利，所以开放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可以获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
第二，我们所提及的开放程度是个相对的概念，当开放程度相对于外资规模较高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正；而当开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发展比外资规模相对滞后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负。于是，这就出现了一国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变化。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开放程度相对于现有的外资规模一直是滞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在近两年已经全部为负。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某些产业，特别是增加生产行业的开放度。另一方面，对某些外资比重过高的行业要对引资规模加以限制，保持适度的内外资比例，给内资企业以成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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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范文
关键词 中国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 竞争优势 战略选择
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回顾及其简要评析
1.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回顾
在国际上，影响广泛的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有：海默、金德尔伯格和约翰逊的垄断优势理论，维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巴克莱、卡森与拉格曼的内部化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
1.1.1 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海默以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为对象，采用了不完全竞争的基本假定和产业组织理论，首先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
该理论认为，美国企业拥有的技术与规模等垄断性优势，是美国企业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垄断优势的产生在于美国企业控制了技术的使用以及实行水平一体化与垂直一体化经营。美国跨国公司拥有三类垄断优势：一是来自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如产品判别、商标、销售技术与价格控制等；二是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包括专利与融资、管理技能等；三是企业拥有的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
该理论解释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与决定性因素，以及产生这些条件的原因所在。
1.1.2 维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维农以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为研究对象，采用了产品生命周期和区位理论，提出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产品周期理论。
该理论认为，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产品周期有关，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产品周期运动中，由于生产条件和竞争条件变动而作出的决策：在产品创新阶段，美国企业主要通过出口来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在成熟阶段，美国企业考虑并进行对西欧等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在标准化阶段，美国企业开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该理论首次在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增加了动态分析和时间因素，解释了美国企业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和区位选择。
1.1.3 巴克莱、卡森的内部化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英国里丁大学学者巴克莱、卡森与加拿大学者拉格曼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西方学者，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含日本）为研究对象，沿用了美国学者科斯的新厂商理论和市场不完全的基本假定，建立了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内部化理论。
该理论从国际分工不通过世界市场，而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来进行这点出发，研究了世界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跨国公司的性质，并由此解释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决定因素，其中市场不完全性及企业的性质是内部化理论的核心。该理论有助于说明各种类型跨国公司形成的基础。其后有些学者将技术优势及内部化概念进一步引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该理论还解释了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安排这三种方式之间选择的依据。
内部化理论是西方学者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依据。以前的理论主要研究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动机与决定因素，而内部化理论则研究各国（主要是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形式与企业国际分工与生产的组织形式，认为跨国公司正是国际分工的组织形式。
1.1.4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里丁大学教授J.H.邓宁提出了他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由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组变量决定。这三组变量的不同组合决定跨国公司在出口贸易、直接投资与许可证安排之间的选择。同时这三组变量的结合决定了各国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类型、行业及地理分布。
该理论从各国经济活动的结构、经济环境与政府政策的特点说明了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的起源与特点，并把它们与各国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的特征与类型联系起来。还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与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与结构联系起来，研究了各国国际生产或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性质。
1.1.5 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是日本学者小岛清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
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以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些产业是指已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力密集部门以及某些行业中装配或生产特定部件的劳动力密集的生产过程或部门。凡是本国已趋于比较劣势的生产活动都应通过直接投资依次向国外转移。小岛清认为，国际贸易是按既定的比较成本进行的，根据从比较劣势行业开始投资的原则所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扩大两国的比较成本差距，创造出新的比较成本格局。据此小岛清认为，日本的传统工业部门很容易在海外找到立足点，传统工业部门到国外生产要素和技术水平相适应的地区进行投资，其优势远比在国内新行业投资要大。
1.2 简要评析
这些理论始终以欧美各国的跨国公司先行者们为研究对象，例如，垄断优势理论、国际产品周期理论的研究对象仅是美国企业；内部化理论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欧美国家企业。其主要内容是解释海外直接投资行为，揭示其中的。其中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被认为是现有跨国公司理论中最权威的一个，虽然存在诸多的局限性，但总的说来对于发达国家私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大的阐释力，同时对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上述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类经济技术状况背景下提出的，这种状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难以很好地解释跨国公司近10年来的发展，很难解释价值链“爆炸"的诸多。
2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问题
2.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中国商务部数字显示，2003年，经商务部批准和备案设立的境外非类中资企业达51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20.8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5.7%和112.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二、三产业中都有分布，其中，服务贸易、工业生产加工、农业与农产品开发、资源开发等行业相对集中。
2.2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首先，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明显偏小。中国境外投资金额仅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0.15%。据统计，吸引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为1∶1.14，发展中国家为1∶0.13，而中国仅为1∶0.09。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
其次，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也并不高。尽管近几年中国海外投资质量和档次有所提高，出现了一批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项目，还有一些高企业积极在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建立独资或合资的研究机构和技术中心，但总体来说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仍然偏小。由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类似产品的竞争，这类项目拓展海外市场的前景不甚乐观。
第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地区结构不尽合理，这也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进一步拓展。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46.8%在港澳地区；其次是北美，占13.7%。从整个海外投资布局来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仍明显偏少。要想企业在海外投资影响力和竞争力扩大，这些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但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较快。10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76.8%，这将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力。
3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
由于企业战略环境在20世纪最后十几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化、技术信息化、“温饱后”，汇成自工商企业诞生15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变革，而且企业跨国经营已成为其在全球化条件下成长的一般方式之一。若干原来没有什么竞争优势的公司却通过跨国而取得了竞争优势。作为未开始或正开始进行国际化经营时就面临着国际市场中的许多跨国公司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总体上处于中游地位，这种特定位置决定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同时存在。一类是利用既有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即以发挥局部相对优势对更低阶梯的国家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另一类是通过跨国经营获取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即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而向更高阶梯国家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
3.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地理区位选择要根据企业跨国经营战略目标和中国企业本身优势来决定。如果企业以开辟市场、增加产品销售为目标，则应以发达国家为主要目标市场；如果企业以利用国外资源为目标，则应到资源丰富而投资办企业环境又较好的国家和地区，例如林业开发应以北美为主，矿产资源开发应以澳大利亚为主，如果企业以获取技术管理为目标，应选择发达国家为主，如欧洲、北美和日本等；如果企业以提供服务为主要目标，则应选择发达国家和石油出口国为主，因为这些国家国民收入水平高，对服务业需求也很高。
总的来说，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较好，投资于发达国家有利于汲取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使中国企业绕过非关税壁垒，直接在东道国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但发达国家市场竞争激烈，优惠措施较少，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和、赋税风险。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中国的传统市场，对外资优惠措施多，对技术工艺水平的要求比发达国家低。对其投资有利于利用其资源优势，同时带动中国相关机械设备、技术和劳务的输出。但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较差，且受、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较大。
3.2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国际经验表明，不管是美、日等发达国家还是亚洲新兴化国家与地区，其产业选择大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型———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获取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生产性资源是现阶段海外投资必须考虑的投资重点，因为像生产活动中的铁矿、石油和木材等资源在中国已变得日益短缺。但是，资源开发业毕竟属于低附加值的行业。而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更有效地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中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从以资源开发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加大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
(1)由于中国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对中国现阶段的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而言，我们认为投资重点应放在生产能力过剩、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或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制造业上。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相对优势主要体现在成熟的标准化技术和适应较小市场需求或适应当地投入要素的技术。由于本国(地区)市场容量较小，资金技术实力较发达国家不足，他们往往要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进行改造，使之符合自身需要。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海外子公司充分利用这些已经发展成熟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技术进行生产。由于这些技术更符合那些国内市场有限、劳动力众多的发展中东道国的实际，因而在这些国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迄今为止，中国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虽然中国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纺织、冶炼、化工、医药等产业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此外，中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如家用电器、、轻型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阶梯度较小，易于为它们所接受。
(2)以高技术产业为主的优势产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它将决定中国未来在国际投资领域的竞争力。
高、尖、精技术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稀缺的资源。因此，中国海外资源性投资的一个重点，应是寻求高技术资源。新技术革命以来，欧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是全球和先进技术的先行者，特别是美国在机、生物工程、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领域占有世界领先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都重视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其主要动机之一就是追求美国的高，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以求在高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作为后发展起来的中国跨国公司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通过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投资，以获得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对产业的选择和对投资区位的选择，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成败的关键。实际上，区位的选择与产业的选择是相互关联的。企业应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实力特点进行产业和区位选择。政府也应鼓励更多的企业走向世界，同时，应提供政策性指导，这有助于减少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盲目性，更好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既定目标。
1 龙永庆. 跨国经营管理百科全书[M]. 北京：远方出版社，2002
2 王志乐. 走向世界的中国跨国公司[M].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
3 赵春明. 企业战略管理———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第3篇：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范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投资动机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0—0044—07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取代国际贸易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增长强劲。然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有较大差距。截止201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4 247.8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9.4%。除此之外，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规模也远远小于吸引外资的规模。2011年中国利用外资量为1 240亿美元，截至2011年末，利用外资存量约为7 120亿美元[1]。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与流入的巨大差额是导致当前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增强了中国的国际支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但其持有成本巨大，且外部失衡给国内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扭曲了国内经济结构。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充分利用外汇资源，提高对外资产回报，避免巨额外汇储备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推动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中国当前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现实选择，而且是全球化与经济危机背景下统筹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因而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文献综述
相对于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目前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国外学者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也日渐增多。Buckley 等[2]利用1984—2001年中国企业对49个国家的OFDI流量数据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影响因素发现，市场规模大、文化相似性强、政治风险高的国家或地区吸引了更多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东道国具有的资源禀赋和专利注册情况影响不显著。Cheng和Ma[3]运用引力模型对2003—2006年中国企业对90个国家或地区的OFDI流量和存量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市场规模和地理距离的影响显著，市场规模大、地理距离近的国家能吸引更多的OFDI流量。Cheung和Qian[4]利用1991—2005年中国企业对31个国家的OFDI流量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市场规模大、工资水平低、自然资源丰富的东道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具吸引力。Kolstad和Wiig[5]研究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与自然资源禀赋共同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中，自然资源禀赋越好越具有吸引力，二者存在替代作用。Ramasamy等[6]运用泊松回归模型对2006—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国有控股企业倾向于对资源丰富、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进行投资，而私有企业则主要为市场寻求型投资。此外，部分学者还基于更大的发展中国家样本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第4篇：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汇率 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7-0061-02
一、人民币汇率走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1.人民币汇率走势。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走势基本呈现出“大涨小跌“缓慢盘升的特点。2005年人民币汇率保持小幅升值；2006―2007年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汇率波动幅度增大；2008年以来更是一路“破关”，4月10日迈入“六时代”；2009―2010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6.8368～6.8201区间内小幅度的波动；直至2011年4月15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5301元，创汇改以来最高，这一价格与汇改前的8.2765相比，累计升值达到了21.1%。此外，中国目前居高不下的外汇储备水平与紧缩的货币政策手段，会使得人民币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升值的态势。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迅速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呈加速增长。据统计，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565.3亿美元，从存量上看，截至2008年底，中国随外直接投资企业超过了1万家，对外直接投资额累积达1 179.1亿美元。2002―2008年年均增长率达到143%。
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加速增长，但仍存在着不少问题：（1）从投资规模来看（如表1所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总额都在不断增长，2002年和2003年连续两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吸收FDI第一大国；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规模相对偏小，2007年之前每年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的比例一直小于0.3，这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93），与中国整体经济实力以及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严重不相符。（2）从投资地区来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地区分布不均衡，主要几种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这种过分集中的地区分布，不但不利于分散风险，而且会造成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自相竞争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结果。（3）从投资行业来看，中国的对外投资结构过于低级化，第一、第二产业在中国FDI中所占比例已经超过80%。这种低级化的投资结构会对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产生不利的影响。（4）从投资方式来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比较单一，超过七成的对外投资企业属于投资新建企业，且经营形式以合资和跨国并购为主。
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1.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传统理论认为，本国货币升值有利于本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一个国家的货币升值意味着外国货币对本国货币贬值了，即以本币衡量的外国资产价格、市场上的原材料价格以及名义工资降低了，本国对外直接投资所需要的投资成本减少；另一方面，汇率的小幅稳步提升必定会提高本国经济和货币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为本国对外投资企业提供更好的对外投资条件。
为了研究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我们利用1999―2009年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年度数据，建立了一元线性回归基本模型：LnFDI=β0+β1LnE+μ。其中，FDI为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净额；E为直接标价法表示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并利用Eviews6.0软件对上述两个变量的平稳性和协整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两个变量都是二阶单整，且变量LNFDI和LNE有协整关系，其协整回归方程如下：
LNFDI=118.9764-17.19524LNE
（4.9871）（-4.8101）
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人民币的汇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即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会带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17.19524个百分点。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两个P值分别是0.2972和0.0246，说明变量LNE是LNFDI的格兰杰原因，但LNFDI不是LNE的格兰杰原因，即人民币汇率变化是引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表2
2.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影响。人民币升值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主体带来的最显著的影响是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数量明显增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主要力量是国有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由于人民币升值带来了新机遇，许多创新型企业踏入这个新领域，例如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集体企业、联营企业等，中国的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和合理化。
3.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影响。在人民币汇率波动和众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投资方式和对外合作方式趋于多样化和创新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主要有投资办厂、兴建生产基地、跨国并购、参股控股等投资方式。
4.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的影响。要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就必须调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而人民币升值恰好给中国出口型投资企业提供了这个契机。行业中的优势企业由于人民币的升值更占优势。
三、人民币升值背景下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
1.投资主体策略。一方面要积极培养中小投资主体：中小型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产权、营销、成本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在产权方面，国有企业由于委托等因素往往会造成化公为私、私吞投资款项等现象的发生，而中小型民营企业由于投资者就是经营者并且企业内部管理层较少，化公为私等现象发生的几率较低，另外投资者会首先考虑自身利益谨慎投资；在营销方面，对于长期在国内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来说，中小型民营企业对于东道国的市场更为敏感，能更快的适应和挖掘东道国的市场；在成本方面，相比大型的国有企业，中小型民营企业无疑是无论在人力、技术还是生产方面的成本都占有很大的比较优势。中小型民营企业为了盈利会从利益最大化角度配置人员，充分发挥和利用现有人才，达到效率最大化。另一方面要加强企业的管理水平：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缺乏高技能、高创新能力、高素质的管理、科技、法律等方面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另外，对外投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投资分析制度、财务预算制度、财务分析制度等。对外投资企业应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效的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优化企业内部经营环境，进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率。
2.投资区位选择策略。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企业的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更要灵活多变。首先，可以针对性的加大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因为发达国家具有技术以及管理上的优势，且市场潜力较大，拥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收益率相比较高。并且发达国家拥有一些难以通过外部市场交易获得的高端技术，中国可通过在发达国家设立研究机构学习这些高端技术。其次，可以选择性的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相比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进入障碍较少，资源性较强，并且其投资空间及投资潜力较大，发展潜力巨大。并且对于中国经济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型投资可以极大缓解中国的资源紧缺状况。
3.投资方式结构策略。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以适当转变经营方式，灵活应对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最直接影响到的是价格，所以一些企业如果能够采取措施控制其商品的价格，这会大大减少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的影响。一些纯粹的出口企业，可以转变经营方式，转型为供应商，直接在国外创立自己的品牌、自己的营销网络以及自己的服务体系，更为直接的接触其商品的购买者，也可对购买者进行调研，掌握其偏好的变化，进而建立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感，逐步使自己的产品同其他同类产品差别化，从而可以部分的控制其产品价格，减少汇率波动产生的影响，也可以赚取超额利润。
4.政府宏观扶持策略。政府的扶持会使一些融资困难、信息缺乏以及投资风险过大的中小型投资企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在人民币升值趋势下，政府的扶持无疑是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强有力的催化剂；而且在这种背景下鼓励中国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解决流动性过剩，平衡国内外经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1）简化省批程序。政府可以适当放宽审批政策，简化审批程序，使各种类型的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竞争。（2）给予投资者鼓励优惠政策，加快生产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对于某些利用国内生产设备和生产资源出口到国外进行投资建厂的，政府可以适当缩减出口税收；对于某些投资潜力大发展前景好的投资企业给予适当的优惠贷款；对于一些在国外投资并开发出国内缺乏的技术产品或资源材料的企业，在中国进口时也可给予减少税收以及外汇补偿的优惠。（3）加大对中国对外投资的法律支持力度，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4）积极参加同各种地区性的经济合作，通过签订互利互惠的双边或多边协议，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参与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的投资项目，改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参考文献：
第5篇：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范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路径选择；十二五时期
【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改革开放后，鼓励本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之后的20年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处于起步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上升缓慢，并存在一定的波动。直到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不论是投资规模还是投资区域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
（一）投资规模持续扩大
2000年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受阻碍逐步减少，规模迅速扩大，2001年还只有17.75亿美元，到了2008年就激增至521.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71.97%，虽然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降为480亿美元，但2010年在世界大部分国家经济回落的背景下逆势上扬，增加至680亿美元，2011年又进一步增至746.54亿美元。
（二）投资主体向民营企业转变
自我国“十五”计划提出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之后，我国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扩大，其投资成功率也远远高于国有企业。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从投资额来看还是国有企业比重大，但是从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数量来看，民营企业占大多数。近年来，我国沿海及内地发达地区已有上千家民营企业在获得进出口自营权后进入国际市场，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将会是民营企业。
（三）投资区域相对集中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初期，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域主要分布于港澳地区和发展中国家，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发展，投资区域逐渐向发达国家扩展。但主要还是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等收入较低的地区。截至2011年底，中国在亚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3034.35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71.43%；对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存量为551.72亿美元，占投资存量总额的13%，而对欧美发等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明显不足，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欧洲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5%。
（四）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合理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上，集中于资源开采、加工制造、批发零售和商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明显偏少。截至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55.97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34.29%；采矿业144.46亿美元，占19.35%；金融业60.7亿美元，占比为8.13%；批发零售业103.24亿美元，占比13.83%；制造业70.71亿美元，占比9.43%。而含金量较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仅为7.76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仅为1.04%；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投资仅为7.07亿美元，占比只有0.95%。
二、“十二五”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制约因素
虽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步伐不断加快，但并不理想，这既有国内外环境的制约，也有来自企业自身的因素。
（一）国际环境因素
首先，近年来， “中国”盛行，一些国家对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和国际合作加以阻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一步复杂化，使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更大的风险。
其次，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国际局势动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国际市场影响巨大，未来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大；恐怖活动加剧，突发事件频繁。这些都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形成了制约。
第三，历史文化和不同，导致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不同，这就造成了投资国和目的国之间的文化冲突，如果不妥善处理，将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进而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并导致企业跨国并购的失败。
（二）国内环境因素
首先，我国尚未出台规范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相关法律，致使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没有权威的法规依据。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复杂，也增加了企业投资成本，影响了企业的积极性；由审批耗时过长，也容易使企业贻误商机。国内的外汇管制和金融资本市场尚不完善，会造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融资困难。
其次，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全面、及时地了解东道国的政策、市场情况、文化背景，对指导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作用重大。但是我国尚未建立为企业提供跨国投资与合作信息的专业平台，而企业凭借自身又无法力全面、及时地获取信息，这就增加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难度。
（三）企业自身因素
首先，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规模还较小，缺乏国际竞争力。在最新的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上，上榜的 11家中国企业全都是国有企业。
其次，现阶段我国企业的投资决策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亟待提高。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一个好的经营管理团队是成功获取投资信息、开拓市场和盈利的保证。而我国大部分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不完善，缺乏善于国际经营管理的专业人才。
三、“十二五”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选择
（一）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制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过于繁琐，金融市场机制存在缺陷，外汇管理制度过于严格，这些都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制约。因此，政府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应法律政策和投资体制，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扫平障碍。
（二）构建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平台
由于资金、人才等方面的制约，仅凭企业自身无法快速、全面地获得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信息，这就使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的风险。为此，我国应尽快构建专门提供对外直接投资相关信息的平台，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有效服务。
（三）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开采、加工制造、批发零售和商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明显不足。同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主要是亚洲、拉丁美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比较少。应在保证加快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步伐的前提下，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并大力发展对发达国家的学习性投资。
（四）企业要加大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力度
目前，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人才储备方面还比较薄弱，国内相关人才较少，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进行投资决策和经营管理的很多人员未经过专门学习或专业培训，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单一，家族化倾向严重，不能合理地用人，导致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缺少科学的可行性调查论证。因此，应加大企业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储备力度。
（五）积极争取国际资金支持
资金是制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败的瓶颈。我国现阶段的体制、制度和金融市场环境，导致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融资困难。为解决这一难题，除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我国体制制度环境和金融市场环境，放宽外汇管制之外，积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寻求资金支持也是一条捷径。
（六）以采取多元有效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当今社会，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方式是跨国并购，我国的企业也大都采用此方式。此外，应根据不同的投资对象采用用不同的方式。如在向东盟国家进行投资时，可采取经济合作的方式，通过输出设备、劳务等，或通过在当地建立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公司等进行投资。
【参考文献】
[1] 刘志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及路径选择[J]. 中国物价， 2011（2）.
[2] 李保民. 中国对外投资的政策与支持[J]. 国际贸易论坛， 2008（01）.
第6篇：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范文
【关键词】中国汽车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
近几年，中国企业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比较慢，采用不断摸索的方式，逐步增加投资的规模。我国汽车行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必须明确各项影响因素，才能巩固我国的海外市场，推进汽车行业的国际化发展，以便获取更多的投资效益。
一、中国汽车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一）行业规模
行业规模是指排名规模与品牌规模，其在中国汽车行业中，影响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例举排名和品牌的实际影响，如：（1）我国汽车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属于跨国公司的范畴，行业的排名状态，直接影响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如果选择投资行业，必须要明确该行业在区域中的排名位置，从排名规模的角度上，考察中国汽车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具有可行性的特征；（2）品牌排名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影响，表明了汽车品牌在投资方面的影响性，明确汽车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忠诚度等因素，可以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选择可靠的品牌，进而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二）财务绩效
中国汽车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财政绩效，是评价汽车行业海外经营的一项指标，直接的反馈出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我国汽车行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规模非常大，如果能够获取可观的财务绩效，才能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可行、可取。在财政绩效上，必须合理的分析财务绩效，以此来评估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可以选择2010~2016年为数据统计的期间，专门统计对外投资的总额、固定资产净值、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等参数，研究财政绩效的影响，以便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性。
（三）营业额度
营业额度是影响中国汽车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因素，也是考察企业规模的指标。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自2011年之前呈现出上涨的态势，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获得了良好的营业额，同时也反应了我国汽车规模在逐渐的扩大。例举2007~2010年，《财富》杂志中，世界500强，中国入选的汽车行业，其在营业中的数据额，做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中的分析对象，如下表1。
（四）盈利水平
盈利水平与营业额度相同，均是反馈中国汽车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效果的因素，而且盈利水平也是影响投资的重要指标。中国汽车行业，考虑到盈利水平对直接对外投资效果的影响，将其做为考察经济效益的指标，同样以财富杂志中的数据为例，列出下表2，明确对外直接投资在2007~2010年阶段中，盈利水平造成的影响。实际，近年来，中国汽车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盈利水平表现出上涨的区域，经济效益逐步提高，促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力。
二、中国汽车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未来发展
（一）投资规模扩大化
中国汽车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未来发展中，投资规模朝向扩大化的方向进行，我国应该抓住汽车行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机遇，扩大投资的规模，将资金注入到具有可盈利条件的海外国家，适当的更改对外投资的管理方式，充分运用中国的投资政策，支持汽车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强中国汽车行业对外直接投Y的效益。
（二）投资方式多样化
中国汽车行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上，推行多样化的理念。目前，汽车行业中，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非常活跃，应该注重两类产业的建设，促使其具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体现出投资方式多样化的特点，借鉴投资、并购、海外研究所等投资路径，提倡投资方式的多样化发展。
（三）投资格局多元化
中国汽车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多元化，能够提高企业行业在海外市场中的竞争力，打开海外市场的大门。我国提倡对外投资格局的多元化，将产业投放在发达与发展中过大，保障中国汽车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局，能够渗透到全面领域内，最大化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和水平。
三、结束语
中国汽车行业想要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站稳，应该明确自身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汽车企业的未来发展，既可以保障中国汽车行业直接对外投资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又能最大程度的获取经济利润，表明了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汽车行业中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胡彦涛.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调整［D］.厦门大学，2009
［2］姜亚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制度影响与主体结构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2011
第7篇：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范文
【摘要】金融抑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抑制下的信贷配给制是国有企业主导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不应仅仅依赖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或者行政行为等暂时对策，而应该通过促进金融自身发展来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平等、合理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贷配给
【作者简介】金国轩，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由国有企业实施的。我国作为转型与增长双重考虑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正经历一个更均匀融入世界的过程。201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878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位。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结构与发达国家不同，呈现显著差异：国有企业是资本输出的主力军，投资行为主要由在国内拥有垄断优势的国有企业进行。自200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实施以来，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占比始终保持在60%以上，2006年更是达到81%，2012年仍占投资流量的近50%，凸显投资主体的结构单一。是什么导致国有企业主导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呢？是资金来源不足限制了非国有企业投资？似乎不能这样说。实际上，我国存在巨额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最近数年， 相比美、法、日、韩及墨西哥等国，我国社会总储蓄与GDP之比、企业储蓄与GDP之比及政府储蓄与GDP之比都保持最高水平。1990～2012年，我国社会储蓄总额与GDP之比从36%上升到64%，其中企业储蓄与GDP 之比从10.2%上升到26.3%，很难说是资金来源不足限制了对外直接投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偏少呢？
作者试图从金融发展视角来解释这一现象。伴随着对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金融因素及更为现实的市场缺陷被更多地纳入经济学理论和模型中进行讨论。在传统理论中，无论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理论，多是从微观视角进行讨论，而关注宏观因素的较少（仇娟东，2011），对金融发展与国际间资本流动关系的讨论更少，更罕见关于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讨论，本文拟从该角度进行探讨。
二、相关理论回顾
与本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文献多集中在企业跨国经营融资难与保险机制缺失的应对方面。资金不足与风险担保机制不健全是企业跨国经营中的两大“瓶颈”。首先是融资难。目前，国内提供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性融资支持的仅有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银行，但其服务多集中在对外贸易方面，投放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仍较少，而国内企业信用评级机制的不完善则进一步加大了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的难度。其次是保险机制缺失。我国海外投资遍布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的跨境经营受到商业风险与政治风险的双重影响，2012年叙利亚内战给中方带来的巨大损失就是一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起步较晚，直到2001年才出现了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的海外投资险，但其业务范围仍限于贸易。
当市场失灵时必须靠“看得见的手”来发挥作用。政府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力最早体现在Kojima 与Dunning 的文献中。在Heckscher－Ohlin资源禀赋理论基础上，Kojima （1977） 提出政府应推动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后的Dunning （1981） 投资发展周期论则明确提出了制度、法律及市场机制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而近期的一些文献亦强调了政府对跨国企业金融服务所呈现的显著制度化特征。建立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乃至财税政策等渠道成为主要对策。其中，财政政策不但能够改变资本存量，而且能显著改变投资边际收益。跨国投资战略转变与税制优化目标应放在对“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激励上，重视投资税抵免对投资规模、区位与产业的引导。
目前的对策性研究都强调了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及优惠财税政策的重要性，认为政策性金融的出发点是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提供融资和保险等金融服务是“走出去”战略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也是世贸规则所允许的政府扶持行为。政策性金融具有资金“虹吸”效应，它先市场而行，将资金投放到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产业，表明国家意图，进而引导其他资金参与。
在这些已有的研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一是政策性金融难以全面覆盖企业跨国投资融资需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政策性信贷“僧多粥少”，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权宜之计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跨境投资的融资难与保险机制缺失局面。二是政府主导的信贷配给可能带来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国有企业与监管部门间天然的联系可能惯性地带来政策性信贷对国企的有偏配置。三是金融自身的发展可能意义更大。金融发展是解决企业融资难、分散风险和国企改革的需要，更是宏观调控的需要。
三、我国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金融发展规模及金融市场效率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长期中都有显著相关性，但是找不出即时的因果关系，这显然与传统金融理论关于金融是经济增长引擎的认识相悖。早在1781 年，Hamilton就提出“作为最令人愉快的经济增长引擎，银行通过方便大型项目融资在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Hicks （1969） 亦强调真正引起英国工业革命的是金融创新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技术创新，“金融创新通过向大型项目融资提供了工业革命前就已存在的技术实现其价值的条件”。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长期与短期现象的背离呢？笔者认为是我国长期金融发展不足造成的。McKinnon （1973） 的金融深化理论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我国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长期的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的过渡过程，我国金融发展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尚有显著差距。其差距表现之一就是正规金融市场对跨境企业融资需求反应的时滞，直接导致难以获得支持的企业转而求助于非正规金融，因而出现了前述我国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长期与即时关系的背离。
四、信贷配给造就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在实践中，伴随金融抑制的是事实上存在的信贷配给，而这可能带来了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长期的金融抑制带来我国金融市场制度设计尚不够完善，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准入限制、负利率与储蓄增长并存以及贷款方向扭曲等方面，这直接导致银行业竞争不足，行业集中度较高。这些特征带来了储蓄投资转化率不高与信贷资源紧缺，这是造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主导的诱因之一。
金融中介通过影响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及资本产出比这三个途径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影响过程是递进的。
（一） 金融抑制带来的是金融资源不足
一方面，金融抑制带来了储蓄挤出。面对金融抑制带来的长期低于通胀率的人为低利率，储蓄者不但得不到储蓄回报，反而可能上缴通胀税。这直接导致边际储蓄率下降，政府不得不通过“保值储蓄”等资源动员来弥补储蓄挤出。另一方面，人为低利率导致银行惜贷，偏好风险规避型资产，经营保守。而这两方面的结合，进一步导致了跨境投资资金支持不足。
（二） 金融资源不足造成低效率的信贷配给制
面对人为低利率，金融资源供不应求，这直接削弱了金融资源配置过程的投资鉴别功能，只能由政府主导进行信贷配给。在信贷配给环境下，投资者实际上是用投资向监管方“购买”投资环境，这一扭曲的投资者甄别机制使得实力强的投资者得到较好的投资环境，实力弱的投资者面临较差的投资环境，其投资需求也被压抑，表现为不同企业跨境投资能力的差异。
（三） 信贷配给使国企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
信贷配给偏爱国有企业带来了信贷资源配置扭曲。一方面，作为内生变量的经济政策一旦被置顶，就会在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下沿着自己的轨迹演变。利益集团的存在会带来显著的道德风险，我国经济中金融资源和商业机会的分配是按照从国有到集体再到民营的顺序进行，这直接导致国有企业享受低利率而民营企业却受到信用约束。另一方面，关系性金融以及银行信贷风险鉴别能力弱化带来了政府的兜底预期。在此预期下，国有企业没有破产的压力，往往拖延还贷甚至不归还贷款，强行占有受配给地位，这加剧了民营部门的融资难，加剧了市场道德风险，降低了信贷配置效率。而国有企业资本回报率较低降低了金融市场效率，这凸显了国有企业低成本资金优势及政府对经济的强力控制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此机制下，国有企业自然主导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五、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的建议
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影响，金融约束与实际上的信贷配给抑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金融发展不足给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融资成本高、投资风险分散难及投资主体结构单一等问题，因此，必须以市场方式推进金融业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鉴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受到储蓄规模、储蓄投资转化率、经济发展水平及对外开放度的显著影响，建议从以下四方面加强建设。
（一）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统一领导机制
要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统一领导机制，明确监管方与金融机构的职责划分，减少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及财政补贴等短期行为对商业金融的替代。商务部、财政部及央行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对外投资的审批、日常监管与信息服务方面，而金融市场的功能则应放在融资便利与海外投资风险分担方面。
（二） 全方位构建对外直接投资金融与保险的市场化体系
这一体系不应仅仅包括政策性金融，更重要的是推进金融深化，进一步明确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工，构建多层次、宽领域、分阶段的金融支持体系。监管方应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海外投资实行差异化支持政策，构建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协调互补的新型金融结构。在融资服务方面，可以通过国家信用手段满足企业“走出去”的初期资金需要，发挥政策性金融的“虹吸”效应，引导商业性资金参与。其后，随着商业性金融不断进入，政策性金融应择机退出。在保险方面，应着重创新保险品种，扩大保险覆盖面，增设政治险，使跨国企业不仅仅能“走得出”，还能“走得稳”。
（三） 优化金融市场结构，促进金融业竞争
优化金融服务不能单纯依靠金融市场的规模扩张，更要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与质量，这就要求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促进市场主体多元化，准许民营资本进入，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与市场竞争程度。
（四） 着力解决信贷资源有偏配置，确保各类企业公平参与跨境投资
在确保国有企业在支柱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应积极为民营企业提供公平的金融支持，保证有投资意愿的民营企业能够“走出去”。
参考文献
[1]仇娟东.金融抑制、金融约束、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的互动关系探讨[J].现代财经,2011,(6).
[2]B.Ohlin.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Alexander Hamilton,James Madison,John Jay.The Federalist Paper[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
[4]Kojima,K.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Business Operations[M].London:Croom Helm,1978.
[5]Dunning,J.H.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Enterprise[M].London:Allen and Unwin,1981.
[6]Sir 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M].London:OxfordUniversity,1969.
第8篇：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范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5.4；F832.6；F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5-0190-02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也发展迅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出口、就业、国民收入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受到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本文试图从母国角度，利用25省市面板数据通过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各个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希望对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以及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思路的开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Dunning（1980）利用折衷理论，研究证明了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量的大小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Hennart&Park（1994）研究证明，为了回避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日本跨国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对市场规模大的美国产品市场特别感兴趣。Dunning（1996）的研究指出，汇率水平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相对重要的因素。
以上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研究得到的，国内对OFDI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的并不是很多。官建成、王晓静（2007）研究得出吸引外资额和出口是中国OFDI的决定因素的结论，现阶段技术能力尚不构成中国OFDI的决定因素。杨先民、赵果庆（2007）进行了分析，重点突出了技术创新能力对一国OFDI的影响。温磊（2013）研究表明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呈现微弱正相关关系，汇率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
一、变量的选择与假设
本文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试图从中国国内的影响因素出发，利用已有的宏观数据，来探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另外，必须考虑变量选择的问题、变量的可计量型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主要通过考察我国的宏观经济水平、出口水平、汇率、贷款基准利率、吸引外资水平、科技水平以及市场环境等宏观经济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别用人均GDP、出口额、汇率、利率、吸收的对外直接投资、专利授权量及金融危机前后的国际市场环境来表示，并提出如下的假设。
假设H1：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则人均GDP越高，对外直接投资量就越大。
假设H2：利用专利授权数量代表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垄断优势，如果一国企业的专利授权量增加，则表示该企业技术水平和所有权垄断优势提高，从而可以促进该国企业对外投资额的增加。
假设H3：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越低，我国对其直接投资量也越大。即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额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
假设H4：银行贷款利率水平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成负相关关系。
假设H5：出口越多，越有可能造成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出于规避进口国贸易壁垒的目的，出口额越大，企业越有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假设H6：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国际环境，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投资环境变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大幅度降低。
假设H7：中国的改革开放吸引了大量FDI，这些FDI形成的生产能力对国内企业产生了巨大压力。出于策略型投资的考虑，这些地区的OFDI会随着流入这些地区的实际FDI的增加而增加。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成正相关关系。
在计量模型中将考虑FDI滞后一期的影响。因为根据理论的假定，国内企业只有感受到实质威胁时才会实施OFDI，在这个过程中存在FDI形成实际生产能力和国内企业做出OFDI决策并付诸实施的时滞。
二、数据及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我们利用2003―2012年我国25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变量用OFDI表示，数据来源于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专利授权变量用PAT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用PGDP表示，出口变量用EX表示，汇率水平用ER，以上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外商直接投资的滞后1期变量用FDI1表示，该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银行贷款利率用LR来表示，该变量来自各年度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利率采用各年银行1年贷款利率，汇率为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
（二）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上文提出的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7个假设，本文建立了回归模型。希望通过回归分析，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识别。进而剔除影响微弱的因素，以找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真正决定因素，为进一步研究其决定机理、寻求政策建议奠定研究基础。
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OFDIit=β0+β1PGDPit+β2EXit+β3ERit+β4IRit+β5FDI1it+β6PATit+β7d08+uit
其中，OFD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额；PGDP表示人均GDP；EX表示出口；ER表示汇率；IR表示银行贷款利率；FDI1表示吸收的外资额滞后一期；PAT表示专利授权量；d08表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虚拟变量，2008年之前设为0，2008年之后设为1；μ为随机误差，β0、β1、β2、β3、β4、β5、β6、β7为各变量的对外直接投资弹性系数。
三、实证分析
在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时，使用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可以控制无法直接观测到的变量（如获取自然资源的动机）对OFDI的影响，解决遗漏重要变量的问题，并得到较为可靠的估计结果。本文利用STATA10.0统计软件来分析上述模型，对每个模型都进行了OLS估计、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
经过对三种估计结果的比较发现，OLS估计和随机效应结果一致，优于固定效应。故采取OLS估计模型的结果来解释。
回归结果显示，人均GDP的增长正向显著地影响了对外直接投资，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人均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平均增加约0.337个百分点。
模型显示，专利授权量可以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且系数在1% 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专利授权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平均增加约0.774个百分点。专利授权量的增加体现了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即企业的垄断所有权优势不断增强，从而促进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而出口的系数0.0024太小，说明出口的增长虽然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但是作用并不是很明显。说明中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有比较弱的互补关系。
汇率、贷款利率和对外投资负相关关系的原假设通过检验并且系数相当大，这说明东道国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价值越高，即汇率的上升会导致我国对其直接投资额大量减少；贷款利率的上升，会严重影响我国的对外投资，使得投资额度大幅度下降。
实证结果显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延续，使得国际投资环境变差，导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速度下降，投资幅度降低。
最后回归结果显示，流入我国的FDI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系数尽管在模型中为正，但统计检验并不显著，吸引外资FDI的T值（0.16）偏低，这与（ 代中强，2008）的发现一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假外资”现象（ 内资以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流出，后又以外商直接投资形式进入国内）造成的。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母国角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汇率水平、利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技术水平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性决定因素，而出口水平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明显，FDI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基本没有影响。且汇率、利率、较差的国际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呈负相关关系，出口、人均GDP、FDI和技术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
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植，同时企业也应积极应对，制定科学的对外投资策略。针对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
1.政府要鼓励和支持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走出去战略，简化企业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
2.重点支持高技术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以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3.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高技术外商投资，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
4.进一步完善汇率制度改革和利率制度的改革，尽早建立以供求为基础的市场化的利率机制和汇率机制。
参考文献：
[1] Dunnin g.J.“Toward an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Some Empi rical Tes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0，（11）.
[2] Hennart，J&Y.Park，1994，“Location，governance，and strategic determinants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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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官建成，王晓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研究[J].科技与经济，2007，（2）.
[4] 杨先民，赵果庆.基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国际直接投资阶段论及对中国的验证[J].世界经济研究，2007，（3）.
第9篇：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范文
问题以及相关的对策建议进行一些分析和探讨。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
1.大中型公司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批有竞争力的大中型跨国公司，它们具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在国际竞争中明显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如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石化、海尔集团和首都钢铁总公司等，在境外市场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英国著名的跨国公司问题研究专家约翰・H・邓宁教授，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已成为研究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主流理论学派，被世界公认为是指导跨国公司实践的权威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时，就完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有学者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与西方雄厚实力的大企业相比不具备所有权优势，在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方面也相形见拙，所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不适合于解释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行为。但本人认为以上观点值得分析和探讨。首先，邓宁所提出的境外投资企业的3种竞争优势，并非绝对地超过其他竞争对手的综合优势，而是一种相对优势。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任何一个企业不可能在某个行业永远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并且其相对优势地位在激烈竞争中也会不断发生变化。其次，中国企业经过几十年的技术引进、吸收和创新以及自主开发，生产规模、技术、产品日益成熟，已具备了相当的竞争优势，如果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是具备相当的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的，近年来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所取得的成绩即为明证。邓宁教授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2.小型企业亦拥有比较优势
发展中国家欢迎外国资本的流入，但其能提供的投资环境并不完善，市场范围小，从客观上限制了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我国小型企业尚处于小规模阶段，可避免与大型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适合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的需要。另外，中国跨国公司派出人员的费用和出口零部件相对便宜，使中国境外加工的产品能以低价占领国外市场。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与其母国的市场特征紧密相关的低生产成本；英国经济学家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也证明了落后国家企业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和经营活动仍可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中国企业实现跨国经营，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从理论上说是具有可行性的。应当指出的是，上述两个理论从不同方面阐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的竞争优势，指出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企业境外投资具有重要意义。两理论有一共同点，即强调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竞争优势不是绝对优势，而是相对优势。这个“相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拥有更加适合当地市场条件的生产技术，因此，在同类型发展中国家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相对于欠发达国家的当地企业，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又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因而具有竞争优势。我国企业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正是具备了这种相对优势。
3.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
我国长期自主开发形成了某些传统专有技术和高精尖技术，如中药、气功、园林、烹调、生物工程和航天技术等，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可以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一显身手。
4.中国的特殊产品和特有渠道
中国特殊产品，如中式菜肴和中医等具有鲜明的特色，为特定消费者――华人所钟爱。这些华人虽然居住他乡，但有相同的文化语言背景，互相之间容易沟通。依靠这种特有的华人渠道，在侨民集中的地区直接进行投资设厂，生产特殊产品，是中国跨国公司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一种特有优势。福建省是著名的侨乡，绝大多数福建海外企业是通过华侨牵线搭桥建立起来的。
5.政策环境良好
中国与大多数国家签有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这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必要的保护和良好的政策环境。
6.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外汇储备的增加
目前，中国GDP总值位居世界第四，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在一些沿海发达城市甚至超过5000美元。截止2003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4033亿美元。这些为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强大保障，提高了外商与中国企业开展合资合作的信心和决心。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外汇储备的增加已成为我国企业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一项重要竞争优势。
当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突出特点
1.境外投资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生产性企业以合资为主，国有企业盈利少。
目前我国境外投资企业中平均投资规模约153万美元，产业大多集中在贸易领域（约占总投资的60%），生产性企业的70%以合资为主，亏损或持平企业约占2/3，盈利企业仅有1/3。
2.每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大，但增长迅猛，投资目的地国逐渐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
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为21亿美元，增长110%，其中53%的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占33%，港澳地区占14%）。
3.经营主体和经营方式多元化。
我国的境外投资正在从单一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向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对外直接投资转变，从在境外设立流通领域的贸易企业和贸易机构为主向设立境外加工贸易企业和专业市场等形式转变。特别是民营企业已成为我境外直接投资的“黑马”。由于产权清晰，机制灵活，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率很高，如青岛金王集团和浙江万象集团等。
4.在国外设立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已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亮点。
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可以有助于利用国外的技术创新来改进和提高国内产品的技术含量，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企业运行模式，促使我国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如山东的海尔集团和浙江省的华立集团分别在美国和日本设立了研发中心，通过境外产品开发来推动国内产品的技术升级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
5.并购国外企业以获得技术或生产许可证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方式。
例如，三九制药集团收购日本东亚制药公司和上海电器集团收购日本秋山印刷厂都是成功的例子。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遇到的主要问题
据调查，尽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但也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
1.企业体制因素导致境外投资失败
在我国，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多数大型企业仍是国有或国有控股。国有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缺陷，包括所有者和经营者在目标取向方面存在扭曲，责权不对称，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不足，使得国有企业在国外市场竞争中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另外，我国企业在财务管理、技术标准以及产品质量标准等方面都与国际惯例有一定差距，也使自己在国外竞争中处于劣势。
2.资金短缺
我国的国有企业由于长期低效率运行，基本不具备依靠自有资金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而我国的金融体系还很不健全，资本市场尚不发达，国有银行体系并未与国际接轨，银行对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缺乏科学和全面的评估，存在“惜贷”现象。
3.人才匮乏
跨国经营需要技术、管理、法律、财务和营销等方面高素质的人才。我国企业由于受传统体制因素影响，人才的待遇和培训比不上外企，造成人才的大量流失。由于缺乏高素质的人才，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会面临很多风险。
4.信息缺乏
由于对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市场、行业和产品等信息缺乏深入了解，企业往往有对外投资的愿望，却无法实施相应的计划。有时即使实施了，也会因为信息缺乏而失败。
5.管理环节过多
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管理环节过多和审批时间太长（有企业反映，有些项目审批时间需花2-3年）的问题，不利于企业抓住商机。
6.缺乏核心技术
从总体上看，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不足。对于许多引进技术缺乏吸收消化，创新不够。即使是当前非常看好的家电行业，许多产品，特别是高端产品的核心技术仍然依靠进口。
7.监管体制不畅
目前存在着“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对国有企业境外机构来说，加强监管是提高经营效率，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手段。目前，境外企业监管制度亟待改革和完善。
对政府决策的相关建议
目前，我国既不属“资金饱和型”投资国，也不是技术创新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发展初期，企业对国外环境不很熟悉，缺乏必要的境外投资的经验积累，因此，为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资源，帮助企业在境外投资中增强抗风险的能力，我国政府有必要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定战略规划和提供必要的促进、支持和服务。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结合国内经济发展情况和产业结构调整，制定对外投资战略规划，明确对外投资的重点区位和产业，对已确定的重点区位和产业，应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规划，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分阶段实施，以求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稳定的拉动作用。在区位选择上，应优先选择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有优惠政策和双边关系友好的重点国家和地区。在行业选择上，应优先考虑资源导向性项目、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家电和轻纺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以及被欧美等国家征收反倾销税而使我丧失市场的产品领域。
其次，应当尽快完善相关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法律体系尚不完善，仅有一些内部规定或实施办法，没有完备的法律体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营法》应尽早出台，明确投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强化所有权优势，提高对外投资的技术含量。企业应加大研发力度，国家应进一步推动实施高精尖技术产业化。
第四，坚持“帮大扶小”的原则。选择有实力、管理好、拥有自主品牌的重点企业拓展境外投资业务，给予必要优惠政策，以充分体现国家的对外投资产业导向政策。同时也应鼓励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取消歧视，使其在优惠贷款、信息交流、境外投资保险等方面与国有企业享有同等待遇。
第五，建立并完善促进体系。
一是政府促进：重大项目要纳入双边经贸合作框架，利用双边经贸混委会，及时予以推动和促进。若东道国政府对经济干预较深，我国政府也应做好企业后盾，特别是对资源开发型项目更应如此。
二是制度促进：建立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促进体系。一方面在财税和金融等方面对企业进行支持，逐步放宽境外投资外汇管制。另一方面对企业返回的资源产品应给予进口配额、税收和外汇等方面的支持。同时参照法国外贸保险公司的做法，设立境外投资保险机构，对境外投资进行政策性保险。
三是人力资源开发促进：进一步加大政府或中介机构对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不仅要使企业了解国内外的相关信息，而且应大力推广对外投资成功企业的经验和模式。先有贸易或工程承包后开展投资是其中一种成功模式。
第六，建立支持体系。
一是体制支持：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境外资产的内部治理机构。同时，结合《行政许可法》的实施，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审批效率。审批要做到规范、透明，妥善解决目前在审批过程中国务院部门间的协调问题，建立良好的工作机制。应对审批制度进行改革，逐步将审批制改为审批和备案制相结合，对以自有资金或商业银行贷款进行境外投资的企业，原则上实行备案制。
二是资金支持：一方面要建立金融服务体系，努力解决制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瓶颈，充分发挥各商业银行融资主渠道的作用。另一方面降低外贸发展基金和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的使用门槛。同时还应充分发挥援外资金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建立“双边互利合作基金”，即从我对外无偿援款中拿出部分资金设立合作基金，供双方的“合资合作项目”有偿使用。当双方的合作项目遇到资金困难时，经过办理一定的批准手续后，可从基金帐户中得到优惠贷款(基金帐户实行优惠利率，可以是低息甚至无息)。
三是理论和人才支持：一要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为对外投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二要加强人才培训，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国内院校和企业联合办学、国内专业培训以及出国培训等方法，尽快培养建立一支稳定的对外投资人才队伍。
第七，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
一是信息服务：参照发达国家做法成立境外投资促进机构，如日本的贸易振兴机构，进一步发挥信息网络的优势，为企业提供国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市场、产品和行业等方面的信息，减少企业在海外投资和生产经营时所遭遇的风险。
二是完善社会中介服务：充分发挥法律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作用，加强与国外中介组织的合作，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法律、财务、认证等服务，积极稳妥地通过社会力量帮助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三是各地商务部门和国外的使领馆应强化服务，为企业国际化经营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