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哲学的基本内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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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过程哲学的基本内容范文

战后几十年中发展起来的现代教育理论，依其基本主张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种主要的类别。

一、新传统派教育理论

30年代末，首先在美国出现了新传统派教育思潮。它以反对现代派教育为出发点，直接抨击现代派教育理论、坚决要求恢复传统教育原则的新传统派教育理论，它们包括要素主义（Essentialism）、永恒主义(Perennialism)、新托马斯主义等派别。

1、要素主义教育理论

要素主义教育理论是新传统派教育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派别。它强调在民族生活、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的、永恒不变的、青年人必须学习的文化与知识要素，同时也坚决主张传统的教育、教学的基本内容、原则、方法等仍应是现代教育必须保留并发扬的要素。

要素主义教育理论与其它一些理论流派不同，它不是某一种哲学理论在教学问题上的表述，也不仅仅是阐述教育的一般的、思辨性的基本原理，它完全立足于现实的教育、教学问题，探讨现存教育、教学制度之弊病，阐明教育、教学的理想实施原则、内容与方法，它批评、指责以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为支柱的现代派教育措施中的种种缺点，而重新论证已为近代传统教育所证实的诸种教育原理，并使其与当代需要相适合。

要素主义的核心人物、美国教育家巴格莱(WilliamChandlerBagley1874-1946)，19世纪末做过公立学校和师范学校教师，有丰富的教育经验。1917年后，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教授。本世纪20、30年代他出版过《教育过程》、《教学概论》等书。在这些著作中，表述了重视传授系统知识和重视发展智力的基本观点。

要素主义教育的几项基本要求：

重建严格的学术标准，加强对学生的严格训练；教育过程的核心应是吸收预先规定的教材，必须重新考虑学科设置与课程体系的建立；开展天才教育；重申教育过程中的主动权在教师而不在学生。

2、永恒主义的教育理论

永恒主义也是在上世纪38年代产生的一派属

第2篇：过程哲学的基本内容范文

学校文化 变革 建构 文化哲学

一、学校文化建设的案例分享：宜昌实验小学的“首善”文化之旅

三峡地区是巴楚文化的交汇之地，歌舞盛行，三峡民间文化艺术具有自己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当地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重要资源。宜昌实验小学坐落于此，学校充分意识到这一资源的巨大价值，开发以三峡文化艺术为特色的课程体系，在推动课程建设的过程中，逐渐生发出学校文化建设的理念。

1.从项目到研究

1989年春天，宜昌实验小学成立了宜昌市首个校园艺术团，同时学校艺术教育中心也相继成立，并开展了一系列的艺术教育实践探索。2008年，学校将“新芽艺术团”升级为“七色花艺术团”，进一步提升学校艺术教育品牌，开展“三峡文化艺术进校园”的课题研究，分别在教育目标、教育方法、教育渠道、教育手段和教育策略五个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艺术教育经验。

2.从学科到学校

在宜昌实验小学艺术教育逐渐实现特色学科教育系统化之后，学校也开始不断反思“特色”背后的教育价值深度取向问题。首先，就艺术特色教育学科而言，其本身的发展已经趋于成熟，但是单项特色项目就学校整体发展而言，缺少总体的架构和长远的设计。其次，从对区域文化的汲取过程来看，文化资源的吸取还停留在表层直接利用层面，对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涵尤其是核心价值理念的理解上，还没有深入挖掘。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提出了“首善”的文化理念，意为“学校为育才首善之地，教化所从出，非行法之所”，确立了学校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框架，提出了艺术特色到“首善文化”建设的构想。

3.从校园到组织

宜昌实验小学在确立了“首善”文化作为学校的核心办学理念和育人价值理念之后，在学校的管理与领导方面，管理重心逐渐由物转向人，以尊重人、发展人、成全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学校针对班级的组织文化建设开展学生自主管理实践探索，调动学生的主体性，营造浓厚的班级文化氛围。

二、案例反思――文化哲学的视角

学校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西方社会学家开始关注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青年颓废问题及其文化成因问题。1932年，美国学者沃勒（Waller.W）从社会学中结构主义的视角分析学校这一社会体系的结构和功能，指出学校是一种形式的社会雏形，由于同质的学生参与学校，学校必然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体系”，有独特的社会性格，有一定人口，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有独特的文化。[1]学校文化在我国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在理论上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关注，90年代之后逐渐扩大到各个层次的学校教育系统之中，伴随着课程改革中对学校建设及人才培养问题的思考，文化考察的视角成为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取向和研究领域，学校文化的研究也逐渐取代校园文化的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教育实践研究场域。顾明远先生借鉴张岱年和程宜山对“文化”概念的阐述，将“学校文化”定义为，经过长期发展、历史积淀形成的全校师生的教育实践活动方式及其所创造的成果的总和。[2]

学校文化与社会大文化的关系以及学校文化自身的规定性决定了学校文化的总体特征。学校文化作为社会大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社会大文化必然会影响、制约学校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其次，学校文化对社会大文化有反作用力，表现在学校文化对社会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有一定的导向性。但是由于社会大文化的笼统性和泛化，仅以文化的社会大传统作为学校文化建构的整体参照，只会使得学校文化呈现出内容上的空洞、形式上的不稳定以及文化符号语境的模糊。宜昌实验小学的学校文化建设之路正是在社会文化转型和学校变革的双重背景下，探索以校为本的文化建设之路，并表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代表了我国当前学校文化建设的一种发展模式。通过这样一个学校建设的案例我们发现，就目前学校文化研究的关注点来看，学校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所使用的文化概念，还是对学校文化的概念、分类、建设等问题，关注点仍然是文化学分类中制度文化、组织文化、管理文化方面，所探讨的领域还是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范畴内。如果以此为学校文化建设的架构的话，那么它与学校教育的区别何在？是否二者之间存在基本的一致而非本质的差别呢？我们的问题是，学校文化的研究是否在研究旨趣上借用了文化研究的概念，而事实上并未真正走进一个文化的问题场域？在去除学校文化现象的外衣，作为学校定主体的教师和学生，他们的独特生存方式和实践活动背后的结构模式、生成过程、价值选择等问题的追问，却是引导我们从哲学终极意义上对学校文化研究的一种观照。

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世界越来越呈现为文化世界，文化问题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哲学主题。如果不从哲学研究层次上予以深究，研究者通常多是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或“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基于这样貌似“包容性”极大的概念出发，对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其实是潜藏某种研究的边界危机的，它极易混淆某一特定学科的研究边界，如教育文化与教育理论的研究，其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很难严格区分。因此，必须对特定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作具有前提性的追问，这样才能对文化的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进行学理性的揭示。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文化研究，应采用历时性思维与共识性思维相结合的方法论视角，将社会个体特定的精神性的自由追求，通过具有表现形式的文化符号的起源、生成过程、基本内容和感性特征的揭示，来阐发其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价值与意义。这样的文化研究，才具有终极性的定位和解释力。

三、文化哲学视野下学校文化变革与建构的维度

人们对教育的关注，离不开对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尤其是当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活动，其运行过程中不断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困惑，如知识的无限性与个体发展的有限性的矛盾，个体潜能的无限性与教育的可能性的矛盾，教育中的科学主义取向与人文主义取向的矛盾，如此等等。教育中的人不得不寻求从自然世界和文化世界获得根本性认识，继而生发出对解决教育中矛盾和困惑的方法，因此教育中的哲学诉求也就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

文化哲学的出发点，是对人的认识，人是文化哲学语境中的关键要素。学校是学生和教师日常实践活动的发生地，学生又是学校教育中的核心，作为特殊场域下的人的群体，他们的自我活动和自我行为的实现过程，必须借助所在文化世界的结构。因此，学校文化构建中，不应当仅仅停留在文化现象的层面做文章，还应重视文化本体性问题的考察，即学校文化的独特发展模式、学校文化的实践性本质和学校作为特殊的场域对人的发展的文化价值。学校文化的研究应采用历时性思维与共识性思维相结合的方法论视角，将学校中个体特定的精神性的自由追求，通过具有表现形式的文化符号的起源、生成过程、基本内容和感性特征的揭示，来阐发其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价值与意义。文化哲学作为当代哲学的转型范式，对学校文化的研究同样具有范式转换的借鉴意义。在文化哲学的视野下，学校文化的建设和研究可以从以下维度给予观照。

1.学校文化的本质结构――共时性的基准模式构建

学校作为一个文化场域，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特有的文化世界。这个文化世界里包含学校中的人所有意向性活动的时空条件和物理条件，人的活动是这个世界的基本运动方式。生命存在的表象不是文化哲学所应把握的对象，而真正的对象是作为这种表象的基础的它的内在结构，即它的内在模式。因而在文化的结构中，作为文化要素的个人的存在是表象性或者偶然性的，而真正有意义的是如何使个人联结为一个文化体的那种结构方式或构造方式。[2]

学校是以人为中心的活动场域，学生和教师在共同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他们共同完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和必然性特点的文化系统的构建，在这个结构中，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内容是组成结构的要素，而远比这些要素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和联系。在学校教育产生初期，学校还是一个刚从生产和生活中独立出来的机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还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教育内容是日益成熟中的知识和技能，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联结关系是将教育内容控制性地进行传递，其中，教育者和教育内容是学校文化结构关系中的主要要素。到了近代工业化时期，学校教育发展和衍生的物质基础获得了极大丰富，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学校教育的发展无论是在种类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趋势，各种学科的快速分化、人才培养规格的层次化要求，催生了现代制度化的教育出现，在这一阶段中，培养合格的人和合格的技能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受教育者和教育内容成为学校文化结构中的主要要素。现当代随着信息技术在学校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学校教育的理念中广泛融入了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教育内容从静态文本走向动态的信息提取过程，因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成为当代学校文化教育结构中的主要因素。可以看出，对学校教育的文化基准机构的分析，可以更加明晰学校文化发展的本质，而非仅仅是在人类学和社会学视角下的文化事物的研究。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学校文化研究还主要停留在教育思想、教育目标和教育方法的浅层“文”的维度建设上，对作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化”的过程探究不足，学校文化的深层结构改造显得不足。

2.学校文化的基本内容――文化交往

文化的中的“人”的探讨是一个群体意义下的概念，个体的文化也是以群体文化为保障的。在由个体联结的文化统一体中，人际关系所构成的现实的文化性质，统称为“交往的文化”。[3]在西方，个体交往关系的意识基础是“个人自由”，由此产生的道德准则便是平等基础上的文化能力的发展。基于这样一种文化哲学视角考察的文化交往关系，是一种人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人人都是文化主体，而非传统认识论中意识哲学中的“主-客体”的关系理论。教育作为完人的实践活动，正是在这种特有的存在方式和交往方式下，完成学生个体的自我文化养成，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实现文化的人、功能性的人以及现实与理想统一的人。学校中的规则是将学生社会关系在学校交往文化中的“形式化”，习得规则是学校文化的重要内容，而学生和教师作为学校中的文化主体，他们在彼此的交往中正视对方的角色性质定位便是其伦理道德的构建过程。那么如何构建这样一种理性的道德文化哲学系统呢？只有进行系统的人格教育，同时使得这个教育成为人自觉的文化成长的迫切需要，并把外在的系统教育“内化”为“自我反思”，把外在的思想资料转变为人自身的意识内涵，只有达到这种程度，教育成为人的自我教育和自我修养，道德法则变成自觉的道德意识，成为自己的文化行为的内在律令，才是可能的。[3]

3.学校文化的生成过程――历时性的符号获取过程

“符号”是文化哲学中另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他认为符号是人与动物的边界。卡西尔的符号论实质上是对人的本质的探讨，是“人论”，在他的符号形式哲学研究中，任何问题都是在研究人的本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在卡西尔看来，符号的研究是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研究，他指出，“心理学、人种学、人类学和历史已经积累了丰富得令人惊异并且仍在不断增长的大量事实……然而我们似乎还没找到一个方法，能够控制和组织这些材料。……事实的财富并不必然就是我们的思想的财富”[4]。符号正是具有这样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功能，能够以整体性的方向引领人们对人类文化的一般性格的把握。这里我们所说的符号，不是单纯的“形式”性的符号，而是包含着某种“意义”的可感形式，即具有抽象性和概念性。[3]语言、文字、信息都是符号的形式，因此，卡西尔通过对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问题的考察，以功能型的定义模式，建立起他具有整体性知觉取向的符号哲学体系。

学校文化应当是具有教育性的。学校文化的生成中，正是学校中的“人”不断建立与符号之间的关系的过程。学生和教师在教育教学的交往中，不断借助已有的代表文化符号的学科知识教育内容，获取自身存在和发展意义，完成自身的符号化过程，同时也就实现了人、符号和文化的共生机制。而我们的教育过程如何体现这种文化过程的特质呢？近年来众多的“反教育”现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学校文化当中存在的问题，即对学生作为个体的人的文化过程的忽视，对学生成长中真正文化需求的满足欠缺。我们的学校并没有让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感受到自身发展的意义，所有的教育内容很大程度上只是既有的符号存在，却没有真正建立与人的互动关系，习得这些符号的过程是技术性和工具性的，对教育内容的符号价值开发得极少，学生的学习和受教育过程不是一个意义的生成过程，这也导致了学校难以有一种成就学生生存和生命价值提升的氛围，我们认为这是学校文化建设中具有本体性意义的思考。

4.学校文化的感性特征――文化时空下的价值追求

文化价值指的就是人对自己生命存在的文化意义的理解和确定。[3]文化活动是极其复杂的活动现象，人以自身生命体的优化作为价值目标，同时，人又是这个价值目标实现活动的参与者。在这一个统一的活动过程中，我们在进行学理的分析时可以发现，个人的生命存在得以优化是一个绝对的价值目标，或者说是一个终极的价值选择，而人同时又以活动参与者的身份出现，这时人的角色又具有了工具性的色彩，表现为功能价值的实现。在现实的文化分析中，二者有时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经常会出现一种二者之间的分裂现象，主要表现为人作为劳动者被迫地放弃自己的生存价值目标而为异己的他人的价值目标劳动。[3]文化价值的实现过程具有过程性和空间现实性的特点，在现实的文化选择中，就表现为文化在历时性维度上的继承和超越，以及在共时性维度上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

学校文化的演变过程，清晰地展现了学生特有的活动场域中的文化价值选择、融合、冲突等问题。学校作为一个微型的社会形态，既具有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需要，同时也是文化冲突和融合的场域。杜威在他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论述中指出，“教育的价值的讨论集中在讨论课程殊科目所要推动的各种目的上……详细讨论教育价值可以提供一个机会，一方面回顾一下有关目的和兴趣的讨论，另一方面，考察一下有关课程的讨论，把这两个方面互相联系起来”[5]。这表明，在学校文化的价值追问中，课程等具有符号特征的教育内容是学校文化价值的一个载体，同时，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的文化意象的表达更为重要。因此杜威指出，我们决不能把课程的许多科目分成欣赏的科目，即有内在价值的科目和工具的科目，即在他们本身以外有价值或有目的的科目。[5]杜威还指出，给每门科目指定独立的价值，同时把整个课程看作由各种独立的价值聚集而成的混合体，这种趋势是社会团体和阶级隔离孤立的结果。所以，民主的社会团体的教育任务，在于和这种隔离孤立的现象做斗争，使各种利益能相互支援和相互影响。由此可见，在学校文化的时空下，文化价值的追求应当是通过个体的知觉体验而产生的与生活世界的文化融合过程。当今学校教育中经常被追问的问题，就是教育的价值迷失问题，即本体价值与功能价值的本末倒置。

基于以上从文化哲学视角对学校文化发展维度的诊断，我们认为，学校文化建设不应只是停留在对各种文化事项的具象理解，学校是人的发展场域，这一点恰恰应该给我们启示，要从作为人的本质这一问题出发，从本体意义思考学校文化的构建问题。

参考文献

[1] 朱亚红.构建学校文化，打造学校品牌[J].教学与管理，2006（11）.

[2] 顾明远.论学校文化建设[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

[3] 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第3篇：过程哲学的基本内容范文

[关键词]实践 实践哲学 唯理智主义 共时性和历时性 社会个体生成论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025-07

无论从今天哲学研究必须进行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角度来看，还是就20世纪初以来西方哲学界已经出现的“社会哲学转向”而言，对实践进行恰当的哲学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关键性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实践观点既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代表了其与所有其他哲学观点不同的崭新本质特征，是其与时俱进的旺盛生命力的根源之所在；同时也因为无论马克思本人还是其他经典作家，都没有建立严格学术意义上的、以实践为研究对象的系统完善的哲学理论体系，因而即使在今天看来，“究竟应当如何对实践进行恰当的哲学研究”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根本性方法论问题。另一方面，西方哲学界自20世纪初以来出现的“走向生活世界、实施社会转向”的基本态势，实际上既从研究对象角度表明了研究活生生的现实社会实践活动必然是“走向生活世界”的进一步具体化和根本出路，也因此对其所有研究者提出了进行方法论反思和创新的关键性任务，即如果实践本身不同于西方哲学研究迄今为止的研究对象，那么研究者显然就必须进行必要的反思，探索真正适合于研究实践的崭新的方法论模式。

这样一来，“究竟应当如何对实践进行恰当的哲学研究”这样一个实践哲学的方法论问题，显然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枝节问题或者伪问题，而是一个既事关实践哲学研究成败，也事关当今哲学研究究竟是否能够健康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实际上，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者本身究竟是如何看待作为其研究对象而实际存在的“实践”的。是在继续沿用西方传统的唯理智主义哲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把它看作是与相对静止、不涉及任何社会维度和个体维度的自然物质对象一般无二的；还是实事求是地承认它与自然物质对象有本质的不同，是既包含有机结合的社会维度和个体维度，又同时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不断进行改造的动态性过程。如果承认后者，那么，我们显然就绝不能继续沿用这种唯理智主义方法论和研究模式，而是必须通过实事求是的探讨和研究，找到扬弃了这种唯理智主义方法论和研究模式的崭新的、真正适合于研究社会实践过程的方法论和研究模式。

一、实践怎么可能是本体

探讨和论述以实践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首先必须确定作为被研究对象的实践的本质特征。如上所述，假如研究者能够完全把动态的社会实践活动与静态的自然物质对象等量齐观，那么，进行这样的探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完全可以继续沿用――事实已经证明能够非常有效地研究中观范围的自然物质对象的――西方唯理智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而不用对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进行任何批判改造。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作为被研究对象的实践与自然物质对象的本质区别是一目了然的。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下列关键性问题，即究竟是被研究对象的基本内容、存在状态和本质特征决定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还是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决定被研究对象。如果承认前者，我们的探讨就显然是必要的；假如承认后者，则不仅会最终导致“削足适履”的不良结果，使迄今为止的实践哲学研究举步维艰，同时也显然违背了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坚持的客观立场。因此，探讨和研究实践哲学的方法论问题，是当今进行实践哲学研究的关键性问题，而这种探讨和研究的起点则必然是首先清晰地确定作为被研究对象的实践本身的本质特征。

概览一下10余年来国内外、特别是国内学者有关实践的界定性观点可见，许多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不再坚持“物质本体论”，开始通过把实践看作是本体而尝试建立各种各样的“实践本体论”。举凡所谓“实践本体论”、“物质―实践本体论”、“实践生成本体论”、“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实践―价值本体论”等等，实际上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把实践看作是本体、把马克思实践哲学看作是某种“实践本体论”。① 客观地说，这些举措虽然体现了这些研究者面对新的现实问题，通过研究和吸收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研究成果而进行的种种新的努力探索和研究进展，不过，在对这些富有创新色彩的观点的钦佩、研究和反思之余，人们却不禁会提出“实践是本体吗”这样的问题。如果实践不是本体，那么它与西方哲学以往所说的“本体”又有哪些不同？我认为，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实践”根本不可能是西方哲学传统意义上的“本体”。

第一，就基本内容而言：西方哲学传统意义上的、表示“存在”或者“有”、“是”之义的“本体”（on，sein，to be，being等等），所指的主要是作为整个世界的原始起点、终极基础、最抽象依据和最一般本源的“本原”、“始基”、“唯一者”等等，同时也兼及各种具体事物（即所谓“存在者”）的、抽象的共同属性，因而无论它们的具体表达方式是什么、相应的具体译名② 是什么，“本体”都主要是指作为“第一推动者”和“不动的推动者”而存在的“本原”、“始基”。所以，“本体”只能是极其抽象的、静态的，既不涉及社会也不涉及现实个体的最一般范畴。相形之下，“实践”则具有与此截然不同的含义。尽管西方哲学史上论述这个概念的一流哲学家不少，但从学术的现实针对性及其意义的角度来看，只有马克思的实践观最符合实际，亦即只有认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 （P55） 的观点，才是最恰当的观点。因此，“实践”不仅是现实的人进行的、有直接目的的、具体的和动态的现实活动抑或现实行动，而且它同时涉及并导致对环境的改造和对作为现实社会个体的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因此，实践不仅改造具体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同时也改造生存于这两者之中并构成特定的人类社会的现实社会个体。

第二，就存在状态而言，虽然研究者可以认为具有上述含义的“本体”也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实际上却只可能存在于某种特定的观念之中，而根本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之中。也就是说，就像人们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之中找到并指认“上帝”的实际存在那样，无论就自然环境来说还是就社会环境而言，人们都不可能在其中真正找到并指认“本体”实际上就是什么；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处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环境之中的研究者，所形成的“本体”观也截然不同。这显然意味着，“本体”实际上只存在于某种特定的观念之中，抑或说只能是在一定的理论层次上对某种特定的观念或者信念的表达。相形之下，“实践”则显然是具体存在于人们对现实生活之中并且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意味着它不仅涉及对特定自然界、对具体社会环境进行的不断改造过程，同时还涉及对包括哲学研究者在内的所有现实社会个体的不断改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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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特定功能而言，通过简要概览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本体论观点可见，以往哲学家们之所以设定“本体”，基本上是力图使之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作为这些哲学家所认定的终极性原因、本原而发挥整个世界的始因、起源、基础和前提的作用，二是为这些哲学家通过逻辑推理构建其理论体系提供特定的基本前提、出发点和依据。① 相形之下，“实践”的功能则丰富得多。它不仅发挥对各种认识结论的检验和评判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到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特别是涉及到使作为社会个体而实际存在的现实的人真正成为人，使其精神境界不断生成和提高的过程。[2] 一言以蔽之，只有借助于活生生的具体社会实践过程，通过同时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过程，各种观念的力量才能真正实际发挥出来，人才能从抽象的、生物意义上的人具体生成为现实的社会意义上的人，并且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动过程（social interactions）使其人生境界不断得到提高。因此，如果说作为“观念的王国”之最坚固的基石和最根本的内容，“本体”存在于既抽象又富丽堂皇的“天国”之中，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原点”；那么，“实践”则是存在于尘世之中、弥漫着人间烟火并充满了利益博弈的动态性现实改造过程之中。

最后，就其理论表现形式而言，概略说来，研究“本体”的理论即作为传统的“第一哲学”和“形而上学”之核心的“本体论”，是以所谓“始基”、“第一因”为基本前提，通过运用抽象的、似乎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演绎逻辑推理过程逐步构建起来的；而且，尽管这种研究在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多次对象的变化和方法的翻新，但它总的说来已经达到了成熟稳定状态，使其研究对象、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乃至研究结论，共同构成了“本体论研究”这样一个富有西方哲学特色、作为形而上学的一个最重要部分而存在的学统。相形之下，尽管当今国内外都有不少研究者认为，以“实践”为研究对象的“实践哲学”已经取代“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而成为当代“第一哲学”，但是，由于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它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哲学的一个边缘性部门或者分支而存在，特别是因为几乎所有研究者都对究竟什么是“实践”众说纷纭，对究竟应当运用何种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对它加以研究莫衷一是，所以，即使到今天，“实践哲学”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研究对象不明、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五花八门、研究结论不清的“年轻”学科。

这样一来，我们自然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许多研究者究竟为什么认为实践是本体？这种做法对实践哲学研究究竟有什么利弊？”回答这个问题要比回答上述第一个问题简单得多。

第一，没有从根本上弄清楚“本体”的确切含义，因而把本来具有上述截然不同的“实践”等同于“本体”并加以研究了。从一定程度上说，这表明，这些实践哲学的研究者既因为特定的知识积累差异，没有真正搞清楚“本体”在西方哲学传统之中的具体含义和用法，也因为哲学研究和西方哲学研究之间存在的门户壁垒，没有真正准确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所实现的、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彻底变革的真谛究竟是什么，更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彻底变革对于今天的实践哲学研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二，未加彻底批判地反思就直接搬用现代西方学者的观点。不少现代西方学者对“本体”这个概念的运用同样没有严格遵循它的传统含义，而是表现出了一定的随意性，如所谓“社会存在本体论”[3] 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证。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本体”与实质上的某一种“被研究对象”等同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不仅表面上混淆了这两者各自的本质特征，因而显得具体含义不明；实质上也为我们今天重新探讨实践哲学的方法论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即使就卢卡奇的相应观点而言，“社会存在”也和“实践”一样根本不可能是“本体”，因为后者根本不具有任何“社会”的维度和成分。

第三，最重要的是，国内许多实践哲学研究者采用这样的观点，是为了论述自己的实践哲学观，进而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他们实际上试图通过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搬用上述西方学者构建其“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来展开自己的实践哲学研究，建立自己需要的理论体系。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建立其哲学理论体系的方式，并没有真正清楚地意识到“本体”与“实践”的上述本质区别，更没有立足于这些区别、通过进一步展开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而构建真正符合实际的理论体系。而这样一来，其研究结论究竟是不是实事求是，在何种程度上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相应的解释力，显然就大有问题了。

综上所述，只要承认被研究对象的基本内容、存在状态和本质特征决定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只要承认作为被研究对象的“实践”根本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本体”，那么，我们显然就不应当继续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搬用西方哲学家们用于研究“本体”的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来进行实践哲学研究，而必须在彻底批判反思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基础上，探讨和研究崭新的、真正适合于研究实践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

二、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为什么不适合于研究实践

实际上，虽然对实践进行研究的确必须同样坚持严格的学术探究精神；作为西方学术主流的唯理智主义哲学传统所一贯坚持的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也确实一直被认为是严格的学术研究的典型代表，但是，人们并没有任何充分理由因此而得出它完全适合于研究实践的结论。因为这种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完全是以数学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为典范的，而后者在其研究者那里则是为了追求并获得具有尽可能完全的客观性、静态性和形式普遍性的知识，其通过一系列日益系统化和越来越严格的研究程序所探讨和研究的，也基本上都是处于中观领域之中的、相对静止的、没有生命和情感的客观物质性对象，而不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有作为现实社会个体而存在的人参与其中的、既改造客观世界又改造主观世界的、活生生的现实社会活动。因此，总的说来，这种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并不适合于探讨和研究实践。具体说来，主要是由其下列基本特征决定的。

第一，这种研究的根本取向是，研究者立足于抽象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分裂对立，力图以富有机械色彩的直线性客观因果性为依据而获得绝对客观、绝对普遍有效的真理。这种取向就其本身而言虽然无可非议，但其中却隐含着对所有各种具有社会性和个体主观性的现实成分，特别是对各种主观活动、主观体验和感受的忽视、贬低，甚至彻底抹煞。这样一来，它是不可能恰当地看待和研究既改造包括社会世界在内的客观世界，又改造包括所有各种主观成分的主观世界所进行的社会实践过程的。

第二，这种研究的基本方式是，研究者只集中着眼于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亦即主要只关注被研究对象的客观现状，力图通过“透过现象看本质”而得出具有绝对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的研究结论，因而基本上忽视了被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维度，没有充分重视这种对象的生成脉络。尽管这样做有可能使研究者保持“充分的客观性”，但要想因此而使其研究结论具有“普遍有效性”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即使这种有效性实际存在，它并不仅仅涉及该对象的共时性的空间范围维度，同时还必然会涉及该对象的历时性的时间绵延维度，而对象由于后者而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则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作为既改造客观世界又改造主观世界的现实社会活动过程的实践，其不同于相对静态的中观自然物质对象的根本特征之一，恰恰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历时性维度体现出来的、不断变化生成的活动过程。因此，这种忽视被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维度的哲学研究方式不可能适合于研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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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种研究的基本步骤是，研究者往往试图最大限度地舍弃包括被研究对象的实质内容在内的，所有各种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成分和因素，通过不断采用越来越纯粹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的研究手段和研究程序，力图因此而保证其研究结论的绝对普遍有效性。这样一来，被研究对象的各种无法量化的成分，包括不断变化生成的社会成分和主观体验成分，便都被排斥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了。其结果是，尽管从纯粹形式推理的角度来看，研究者因此而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严格的、严密的和必然有效的，但一旦具体运用于活生生的、不断流动变化的社会生活之中，这种结论的严格性和有效性就会因为各种已经被“忽略不计”的现实因素而大打折扣。而在涉及到以社会成分和主观精神成分为本质特征的社会实践过程的时候，这样的严格性和有效性究竟还能存在几何，就更是难以说清楚了。

最后，就这种研究的具体结论而言，由于研究者采取的上述根本取向、基本方式和基本步骤所产生的支配性影响，其研究结论显然只可能涉及没有生命、情感和欲望的自然物质对象；而对于主体参与其中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对于既改造客观世界又改造主观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来说，则显然会出现两种结果：亦即要么由于研究者的无能为力而对这样的被研究对象、特别是对其表现为活生生的改造过程的本质特征存而不论，甚至置之不理；要么把这种被研究对象与不包含任何社会成分、相对静止的物质对象等量齐观，运用同样的研究模式加以探讨和研究，从而得出削足适履的结果。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们不是像某些走极端的研究者那样，要从根本上完全彻底地否定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在研究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由于现实存在的社会实践过程本身并不纯粹是“一切皆流、无物常驻”，而是既具有历时性维度又具有共时性维度，既具有不断变化生成的特征又具有相对静止的特征；所以，这种能够相对有效地探讨和研究中观领域自然物质对象的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并不是根本不能被用于探讨和研究社会实践过程的相对静止的维度，而是恰恰相反――包括诸如社会统计学在内的、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各种“社会科学”已经有效发挥的种种作用，实际上从不同的角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要想在今天的实践哲学研究中真正做到恰当地对待和运用这种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研究者必须坚持马克思哲学所具有的既唯物又辩证的科学指导方针，从严格彻底的批判反思精神出发，通过对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进行系统、深入、全面的批判性考察，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地、清晰地确定它的有效性限度，从而真正实现对它进行的严格学术定位（academic location）。实际上，只有通过实现了对它的这种严格学术定位，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有具体针对性地、实事求是地全面探讨和研究它的学术地位、作用和意义，从而清晰准确地确定它在我们探讨和研究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究竟能够发挥哪些有意义的作用，以及如何才能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只有在完成了这样的彻底批判反思和严格学术定位任务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通过彻底扬弃这种为西方哲学传统所特有的，从总体上来看并不适合于探讨和研究社会实践过程的唯理智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逐步走上探索并找到真正适合于探讨和研究社会实践过程的、崭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正确道路。而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显然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究竟它的关键性缺陷是什么。在我看来，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根本缺陷，一方面表现为就研究内容而言的既忽视现实存在的社会，又忽视现实存在的社会个体；另一方面，就研究模式而言，也表现为忽视以生成、变化和发展为本质特征的被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维度。正因为如此，我自己经过长期摸索而在数年前提出并一直不断加以完善的 “社会个体生成论”（the social individual growing-up theory）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有可能为我们进行这样的探索提供一条富有启发性的基本思路。

三、社会个体生成论为什么可能成为富有启发意义的基本思路

所谓“社会个体生成论”，是我在以往长期进行西方哲学研究，特别是结合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进行社会哲学探索和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基本思路和一系列相应的基本观点。[4] （P2-5） 概而言之，它力图通过既批判扬弃迄今为止一直存在于西方社会哲学和社会理论之中的，使社会和个体处于分裂对立状态的种种做法；同时也实事求是地继承并发展以马克思为杰出代表的，充分强调被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发展过程维度的基本立场和研究模式，突出强调这种社会和个体的分裂对立状态完全是观念性的，主要是由作为西方哲学传统主流的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造成的，因而只有创立把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有机统一起来的、社会和个体相互生成的“生成视角”（growing-up perspective），才能真正恰当和有效地探讨和研究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在内的所有各种被研究对象，特别是才能真正恰当和有效地探讨和研究与中观自然物质对象截然不同的，既改造客观世界又改造主观世界的社会实践过程。第一，包括学术研究者在内的任何一个现实社会个体，都生存于某种以历史文化传统和具体社会现实为实际背景和现实环境的，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动过程进行的实际生成过程之中；而这种现实存在和不断生成变化的社会实践过程，则既是这种生成过程的现实母体和基本前提，同时也是其最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以各种方式不断发挥着直接或者间接地决定其他所有方面的作用。第二，这种以实践为基本内容和主体部分的生成过程包含着两个有机统一的方面。其一是现实社会个体通过各种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现实性，既有冲突又有协作的社会互动过程，不断承担、变换内容日益丰富和形式日益多样的社会角色。其二则是个体的主观世界由于这些社会互动过程而不断得到生成和提升，达到越来越高的精神境界。① 第三，包括学术研究活动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都是由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的现实社会个体，通过这种以实践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社会互动过程和生成过程而造成的结果，因而都是这样的社会个体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进行各种各样的建构和解构过程所造成的结果。最后，包括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在内的所有各种被研究对象，尤其是特定社会个体针对所有这些对象的研究方式、研究过程和具体研究结果，都必须从这种关于社会个体主观世界的生成过程的视角出发进行探讨和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加以系统全面的理解。

概略说来，“社会个体生成论”具有的以下三个方面的关键性优势或者根本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真正能够适合于看待、探讨和研究社会实践过程。

第一，社会个体生成论具有融被研究对象的静态与动态、既定现状与生成过程于一体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在这里，所谓“成”（up）涉及的是被研究对象之静态的、共时性的现状维度，而这种维度正是上述西方传统哲学的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所集中关注的对象。因此，社会个体生成论不仅坚持了所有研究者都必须坚持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实际上也通过批判扬弃而实事求是地肯定和吸收了西方唯理智主义立场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社会个体生成论的方法论视角所谓的“生”（growing）则通过充分强调研究者只有进一步集中关注被研究对象之动态的、历时性的生成维度，亦即只有充分关注和认识被研究对象之“所以然”，才能更加系统和全面地认识其“然”，才能将被研究对象实事求是地置于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的整体性生成发展脉络之中，加以系统全面的探讨和研究。因而破除了这种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仅仅以孤立、静止、片面的方式，对待和研究所有各种被研究对象，特别是对待和研究社会现象所出现的种种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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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正因为具有上述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社会个体生成论根本不像上述唯理智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那样对包括实践活动在内的几乎所有各种社会现象都无能为力，而是完全有能力把既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现实社会实践过程，当作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构成人类社会其他所有生成过程之根本前提和现实母体的，具有来龙去脉的现实生成过程而加以探讨和研究。简而言之，无论是主要改造客观世界，还是主要改造主观世界，特定的社会实践过程实质上都是既作为现实个体而实际存在，又作为具有特定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社会人”，出于特定的欲求、目的和动机而进行的具体改造某种对象，从而通过生成（“创造”）某种新事物而实现自己愿望的现实活动过程。而这种既包含由过去、现在和未来共同构成的历时性维度，更进一步拥有极其鲜明的“改造―创造”特征的现实社会实践活动，显然是上述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所无法加以研究的。

第三，综观西方哲学史上自觉不自觉地以上述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为依据的各种实践哲学观，它们基本上都没有真正涉及现实存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和个体的互动过程和相互关系，更不要说把这些内容当作社会实践本身的主要内容来加以系统详细的探讨和研究了。在它们那里，“个体”是既没有血肉和七情六欲，更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远离人间烟火的抽象符号，“社会”则是和自然物质对象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纯粹“事实”。而这样一来，尽管它们有可能抽象出各种各样似乎能够作为“金科玉律”（golden rules）而存在的“绝对命令”，但在现实生活之中，特别是在活生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这些戒律充其量只能发挥类似“底线伦理”（base line ethic）的作用，实质上是完全与现实存在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脱节的，① 因而难以发挥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规范引导作用。

相形之下，社会个体生成论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根本不是照搬这种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把现实的社会个体参与其中的社会实践过程当作自然物质对象，以“一刀切”的方式来加以探讨和研究；而是在彻底批判扬弃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基础上，把现实的“个体”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当作以活生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基础和前提，既由“社会”通过各种社会互动过程不断培育和塑造个体，又由个体通过富有创造性的建构和解构过程不断构成并推动“社会”前进的有机动态过程来加以探讨和研究。因此，它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这样一来，真正既具有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又具有充分的现实针对性的当代实践哲学研究，就不会具有这些秉持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研究者所憧憬追求的、永远凝固不变的、绝对的普遍有效性了。从社会个体生成论的角度出发来看，真正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解释力的实践哲学研究结论，根本不可能是以脱离客观现实为代价换取“绝对的普遍有效性”的“实践哲学”理论，而只能是与时俱进的、活生生的、对现实存在和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过程提供有效的指导意义的实践哲学理论。

最后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我们这里对“实践”与“本体”的严格区分，对唯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分析批判，以及对有可能成为今后实践哲学研究之现实发展出路的社会个体生成论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论述，本身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探索色彩，而不是“一锤定音”式的结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霍桂桓. 论实践的主体超越性――社会个体生成论的实践哲学观概要[J]. 哲学研究，2005，（1）.

[3]卢卡奇.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第4篇：过程哲学的基本内容范文

    目前师专数学系毕业的学生，除少数有较广泛兴趣，涉猎过一些有关数学史，数学方法论和数学哲学知识的人外，绝大部分人知之甚少，对历史上的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笛卡尔、费尔马、牛顿、、莱布尼兹、欧拉、柯西、希尔伯特。及现代的罗素、冯诺依曼、陈省身等著名数学家的科学工作、个人特点、突出贡献都了解不多，至于对我国古代数学，特别是数学家所作出的伟大功绩，除中小学生受教育的外，更为渺茫。作为师范专科的学生，特别是作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跨世纪的数学老师更深感不足。对于全部数学都精通虽不可能，但在一定程度上作全局的了解，对数学的本质，内在联系、发展有所认识和了解，我们认为是必要的。通过数学史、数学方法、数学思想的分析、研究、评述，可以深刻地、更全面地了解数学，弄清数学的概念和理论的来龙去脉，才能真正体会到数学概念和理论是克服一系列矛盾，经过了许多挫折逐步形成的，从而增强人们追求和创造的勇气和信心。纵观数学思想史、既可了解数学发展的趋势，又可以从前人的成就中得到教育和鼓舞。法国著名数学家彭加勒说得好，如果我们希望预见数学的未来，最合适的途径就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历史和现状。通过学习还会使人看到并真正体会数学的理论形成和发展决不是单纯的知识，技巧的堆砌、单纯的逻辑推导，而是数学的每一步发展和创造都是和科学省学认识论的突破相伴的，并且有着巨大的斗争，痛苦和欢乐。通过学习，可以了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祖国数学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有助于提高民族自豪感，激发爱国主义热情，促使我们努力发掘祖国数学的丰富遗产，发挥祖国数学的优良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民族气节、优良的道德。让我们共同欣赏一段二十世纪的数学家克莱因的话吧:“数学是人类最高超的智力成就，也是人类心灵最独特的创作。音乐能激发和抚慰情怀，绘画能使人赏心悦目，诗歌能动人心弦，哲学使人获得智慧，科技可以改善物质生活，但数学却能提供以上的一切。”一个数学教师就像一个独奏表演者，凭着自己的理解、领会和功力去演译音乐作品”，但要演译得美妙动听，表演者本人必须首先了解作品。我们认为师专生，未来的(跨世纪的)数学教师，能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方式不断充实、拓宽知识，添加一些思维营养，特别是数学史、数李思想、数学方法论的特殊营养，对以后的数学教学工作或数学教学研究工作都将是十分有益的。

     “数学史、数学方法论”作为一门课程，其教学目的及主要数学任务应该是:使学生掌握了解数学各个分支在孕育，创立和发展中的主事件和主要内容，了解数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了解杰出的数学家的简历、突出贡献，学习优秀数学家及数学教育家的高尚思想品质，弘扬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并能在未来的教学岗位上运用所学知识激励自己教育学生。     基本内容和讲法

这类课不必要求全面，也很难全面。时间、对象、选材、讲法都可以很灵活，很大程度可以取决于讲授者的条件，爱好和特长。教学时间可安排三十至四十个课时，其基本内容可不受数学发展的时间顺序拘束，数学史、教学思想、教学方法及数学哲学可有机地结合起来讲，这里我建议采取这样的编排方式;总论，包括数学史研究的对象目的、意义，研究数学思想、教学方法论的目的意义，研究的内容简介。

    初等数学这和古代数学的形成，发展及数学思想方法简介，如古代巴比伦、埃及等数学发展史，历史悠久，风格独特的中国数学，此内容较多，占篇幅量稍大，如中国萌芽时期的数学，诸家百子和数学哲学、“算经十书”古代数学家的思想、方法，重要贡献，宗元全盛时期的中国数学，西方数学传入时期的数学成就。

    古希腊的数学、哲学、概况及几个代表学派，特别是古希腊的的三大数学家突出贡献，印度数学，承前启后的阿拉伯数学，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数学。

    变量数学和数学思想方法，介绍变量数学的概貌，如笛卡尔、费尔马的解析几何，微积分的创建、进展情况，这里内容十分丰富，事例典型，篇幅较大。;摘要介绍十八至二十世纪对数学的发展，数学教育作出突出贡献的数学家，包括中国现代的数学家，如陈建功、华罗庚、苏步青、陈省身等，尤其突出其爱国主义思想。‘简单介绍中国数学教育史，这对了解我国数学教育，特别是面向二十一世纪，对数学教学研究起借鉴作用。

第5篇：过程哲学的基本内容范文

哲学大众化是将哲学这种比较难懂的，常人难以理解的学问通俗化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就是让哲学的基本原理从抽象难懂向具体、通俗易懂转变的变化过程，这样使得原来仅仅有一小部分的人理解哲学，进而转变为被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并且运用。哲学大众化的成功与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哲学能否在中国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它决定了哲学理论未来在中国的发展命运。人民大众包括的群体众多，无论何种职业、宗教、地位等人群都可以称之为人民大众，人民大众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作用重大，人民大众创造了历史同样承担了文化的弘扬和传播者，将哲学大众化就是让哲学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所运用，而不是“小部分人的特权”。哲学大众化主要是让哲学来指导人民大众的社会实践和用人民大众从实践中不断积累的知识、经验来补充和发展哲学等基本内容。对哲学大众化进行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研究中国化的过程，这就需要在传播和发展哲学的过程中要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之通俗化的语言来使哲学为人民大众理解并运用。

1.哲学大众化的紧迫性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发展进步，经济文化不断地繁荣发展，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第一，一部分人认为哲学只是小部分学者们的知识，而且他们只是执政党的一个执政手段。第二，一部人认为哲学只是晦涩难懂的理论，没有认识到其在指导实践方面的重要意义。最后，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至今仍有一部分人对马克思列宁等经典思想家的观点还存在着一些偏见和误解。实际上在中国，哲学不单单只是这些思想家的经典观点，还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发展的指导人民生活的更好的理论。所以，哲学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对过去错误看法和误解予以更正，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应重新认识哲学，将其与我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哲学理论在我国的实践中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但是，在生产力、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变化很大，这种变化势必会引起哲学领域的变革。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化过程中，哲学理论提出与19世纪为了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在社会的变化中要不断的发展变化，进行不断的丰富。将高深的哲学理论转变为能被人民大众都接受的文化理念，使其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继续服务。

2.哲学大众化的基本原则

2.1对哲学进行深入研究

专家学者在对哲学大众化研究和推广过程中，应该继续对哲学理论的基本成果理论继续重视和发展。有关哲学的作品一般都是比较高深专业难懂的思想，因此，在宣传哲学的过程中，要将高深难懂的理论思想简单化，使得人民大众都能接受，最理想的就是让文盲都可以接受理解理论，就想在时期，全国上下都理解拥护。

2.2对最新成果的宣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哲学基本原理的重点之一，推动最新成国的形成，从而有利于大力推进哲学基本原理的创新，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3应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

中国哲学大众化应在当今的社会实际的前提下，运用哲学基本原理的观点来指导社会发展，促使社会的科学发展。除此之外，还应和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紧密联系，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和情况。

3.哲学大众化的推进方法

3.1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深奥的哲学理论

在具体推进哲学大众化的工作过程当中中，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应将晦涩难懂的哲学理论转换为通俗易懂的理论，使得人人都可以理解都明白，从而使得哲学大众化更进一步发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可以采取诸如将相关的理论书籍用大众化的语言进行编写等措施，使得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其地位不能变，它是人人都需要尊重敬仰的一种文化，不能过于低俗或者庸俗。

3.2运用多种宣传方式

推进哲学大众化，需要多种宣传方式的综合运用。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实现宣传手段的多样化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使得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接受哲学的基本理论。但在这个过程也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诸如生活习惯、知识水平等因素，将晦涩难懂的哲学理论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呈现给大众，让哲学大众化的工作进一步的深入。

第6篇：过程哲学的基本内容范文

本文重点研究安全教育方法学的第二、三层次的方法，即一般方法与专门方法，特别是应用于解决安全教育实践过程具体问题与矛盾的方法与手段，以更好的满足安全教育学其实践与应用学科的特征，增强研究的针对性与应用价值。

1 安全教育方法学的概念

安全教育学是起源于安全教育实践的一门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学科特征，因此安全教育学的相关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应用的针对性，相关理论与规律都需要在安全教育实践中接受检验，安全教育方法学的研究也不例外。

安全教育方法学的哲学方法论为方法体系的上层建筑，也是第二、三层次方法的哲学基础，具有明显的认识论的哲学意识与纯理论形态特征，其对安全教育实践及其研究的指导是通过对第二、三层次的方法指导与规范来实现的。

2 安全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

安全教育研究方法若完全借鉴教育学研究方法，方法体系非常的复杂，也无明确的分类标准，为了加强安全教育研究方法的针对性与系统性，基于上述对科学方法、教育学与安全科学方法的考察，结合安全教育研究的实践性、多学科与多层次的特点，对安全教育研究方法按不同标准分类如下，以构成安全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

2.1 依据方法性质与属性构建安全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

安全教育方法学就是研究安全教育及其学科的方法总和，可分为多个层次与方面，按人们认识安全教育学过程的发展顺序和深度的不同，借鉴方法科学对方法的划分规则，将安全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依据其本身的性质与属性大体上将其划分为三类：

（1）获取安全教育实践感性经验材料的基本方法，即感性方法，如观察法、安全实验（试验）法等。

（2）加工安全教育学研究资料和作出相应结论的基本方法，即理性方法。主要包括科学抽象方法、各种逻辑方法、数学方法与科学假说方法等。

（3）综合性方法，也称系统科学方法。它包括系统论方法、控制论和信息论方法等。

2.2 基于研究问题性质来构建安全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

在方法学中以问题性质为标准可以将研究方法分为：理论方法、实证方法、实验研究方法与历史研究方法四大类，其被广泛应用在教育学的研究中，安全教育学属于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具有教育学的显著特征，因此，可以依据安全教育学研究中问题的性质来构建安全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体系。

（1）安全教育学理论研究方法。其主要的研究手段包括归纳、演绎、类比、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和概括等。

（2）安全教育学实证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方法是形成安全教育事实的方法，主要应用于对大量的安全教育实践现象与个案的研究中，包括观察法、问卷法、访谈法、测量法、行动法与个案法等。

（3）安全教育学实验研究方法。实验法是教育学里量化研究的重要手段，是安全教育的量化与实证研究常见方法。一般用在安全教育经济学、管理学、教学模式、教学手段与统计研究等方面，根据控制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真实验与准实验等。

（4）安全教育学历史研究方法。安全教育学的历史研究法就是借助历史研究法，通过搜集某种安全教育现象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事实，加以系统客观的分析研究，从而揭示其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一般主要应用在安全教育理论、历史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应用于安全教育历史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法、内容分析法等。

（5）基于研究方法的性质与主要作用，结合安全教育学的特点，将安全教育研究方法划分为思辨研究法、描述研究法、实验研究法与开发研究法五大类。

（6）按研究安全教育获取资料的过程来划分，可大致分为直接、间接获取，以及融合两种方式的综合获取。

上述研究表明，安全教育学研究方法可广泛吸收用于借鉴哲学方法、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学科学方法，这与其交叉与综合的学科属性是一致的，实验法是一切自然科学研究的最基本方法，非逻辑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辨证法、文献法、调查法、归纳法、比较法、系统科学方法是安全教育学基本与主要的研究方法，本文根据上述分析，结合安全教育研究对象特点与需要，综合各种研究方法特征，按照安全教育方法学的体系来构建安全教育学研究方法综合体系。

另基于对安全教育研究方法的综合思考，借鉴教育等科学的研究方法，按照安全教育方法论层次"哲学方法一般方法――专门方法"的线索构建了安全教育研究研究方法综合体系，该体系由"方法分类"、"方法原理与特征描述"与"研究对象举例"三项构成，大致满足了安全教育研究对方法的分类、阐述、选择与应用的要求（如附表1）：

3 结论

（1）该体系实现安全教育研究过程中对方法使用的四项基本内容（分类、原理与特征描述、选择与应用），便于研究时的快速选择与使用。

（2）鉴于科学方法体系过于庞大、复杂，目前无统一标准，安全教育研究方法广泛借鉴了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三大方法体系，因此，在上述方法分类中，不可避免会出现重复、交叉与可商量（方法定性的问题）的现象，如同一种方法可以划到不同的方法分支体系中。

（3）在以上综合体系中，方法分支没有完全列写所有方法，只例举了常用、基本与重要方法，方法体系的拓展空间很大，选用时不能完全拘泥于该表，要依据研究需要来恰当地选用。限于精力与篇幅，每种研究方法在安全教育研究中应用过程（程序）没有单独阐述，可以大致借鉴该方法一般研究程序，注意使用对象的特殊性即可，若不能直接使用，则可进行适当的改进后再选用。

（4）安全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为辨证法、文献法、调查法、归纳法、比较法与系统科学方法，本文重点关注与阐述的是处于第二层次的一般方法。

第7篇：过程哲学的基本内容范文

【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哲学有着生死相随的紧密联系。哲学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确立了一般性原则。哲学，作为彻底的、实践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哲学，为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科学的一般性原则。

一、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理论基础――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认为，劳动实践是人的本质属性，也是社会的本质属性。人在劳动实践中与自然界和其他人发生相互联系，形成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必要因素。社会科学把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是研究人在劳动实践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可见，哲学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哲学的视野中，人的劳动实践，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和规律的，因而社会科学也存在一般性原则，并且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则一脉相承，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一般性原则体现在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科学立场。恩格斯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因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就是社会科学一般性原则的基本内容。

1.社会科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原则。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精神与物质的本源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精神是由物质所派生的。在现实社会中，人是以劳动实践区别于动物而显示其社会存在的，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从根本上说，都是人的劳动实践产生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这一观点：第一，生产力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基本状态；第二，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体。哲学的基本立场为社会科学树立了第一个科学的一般性原则，即唯物主义原则。

2.社会科学研究的辩证性原则。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存在状态以及用什么样的思维方法来把握世界。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和发展的，世界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可能是静止的，而是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的，并且不断运动变化的。在哲学中，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是统一的。虽然物质是世界的本源，精神由物质派生，但是精神反过来也会影响物质，人们的社会意识也会对社会存在起着巨大的反作用。这一基本问题反映在在社会历史中就具体体现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就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反之，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为社会科学研究树立了第二条基本原则，即辩证性原则。

3.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性原则。实践是哲学的基础。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时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哲学发现，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实践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又是人与人之间互换活动的过程，同时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观念的变换过程。[3]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实践性。运用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要诀就是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哲学的实践特性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第三条一般性原则，即实践性原则。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性原则是唯物主义原则与辩证性原则统一的基础。社会科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原则强调物质对于人的意识的决定性作用、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辩证性原则强调社会各个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实践性原则贯穿于前两种原则之中，成为这两种原则融合统一的基础。物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人民群众与社会历史，都是因为人的劳动实践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为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就是劳动实践，没有人的社会存在就没有社会的存在，也就没有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因此，离开了劳动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性原则就都将不存在；有了劳动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性原则就具有统一性，统一于人的劳动实践。

二、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方法论基础――世界观、历史观、整体观、发展观

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是哲学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具体说来，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主要受到的世界观、整体观、历史观和发展观的指导。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即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根本看法，历史观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观不仅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科学方法，而社会历史观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社会科学的研究只有以正确的世界观作为选择方法的指导思想，才能坚持唯物论、排除主观先验论；才能从特殊中把握普遍性、从复杂现象中把握本质规律；才能坚持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辩证统一。整体观是指从全局考虑问题的观念。作为整体的客观事物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的结构体系，包含着物质多样性、丰富性。因此，作为反映这一整体性的人的观念有整体与局部、整体与层次、整体与系统、整体与个别、全面与片面等哲学范畴。社会科学的研究只能以整体之中的某一局部、某个层次或系统中的某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但社会科学研究同时遵循着整体性原则。发展观是指物质世界的一切事物、现象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有规律的运动和变化过程。发展观是科学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它是世界观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的世界观，包括历史观、整体观和发展观，为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和运用这些原理时的基本规范，实际上就从方法论上为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一般性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的世界观、历史观、整体观和发展观，是坚持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基本前提和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223.

第8篇：过程哲学的基本内容范文

    哲学是客观环境在人们的思想中产生的投影,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哲学侧重点都不同,但是都表达了人们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观。思想哲学就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人类对现实的理解与认知就是哲学发展的根基与动力。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政治哲学都不断进步。比如,西方从古代希腊社会的形而上学社会政治哲学基础,到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再到欧洲各国政治变迁的“君权神授”思想;儒家、佛家、道家三派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哲学主体思想,其中以儒家思想影响最为深远,政治上强调“君权神授”,社会统治上以“仁、义、礼、信、智”等作为道德规范基础,我们不难发现,古代政治哲学以统治阶级为服务对象,不断发展与完善以更好地维持统治秩序。近代以来,“社会认识论”成为政治哲学的基础,人类的理性是政治的基本观点,这时的政治哲学开始追求社会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在人类社会中表现为追求独立自主与民族自由。而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现代政治哲学,完全是按照科学主义来理解、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理论地位上有一定的独立性。

    二、中国政治哲学发展脉络

    我国思想政治哲学发展了几千年,大致分为了三个阶段,即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政治哲学思想虽然属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物质现实的范畴,但在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的差异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古代思想政治哲学针对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主要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其哲学思想以及社会实践手段都是为了建立和完善集中权力的统治制度,以维护少数人的统治为主要目的;而近代以来,传统的政治制度逐步瓦解,我国社会遭遇巨大变迁,社会现实导致新的社会政治思想产生,在认识论的的基础上开始追求人的理性和社会的理性,尤其是资本主义与思想,它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积累和深化;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对于社会规律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科学的唯物主义已成为我国现代的思想政治哲学的主流,在政治哲学中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经济发展与人们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三、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概况

    我国自西周时期开始便产生了思想政治哲学,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现实、对人生对道德、对宗教的关注,并对后世产生了长期且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为政治服务的,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表现为追求国家的长治久安。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权变迁剧烈,朝代更替频繁,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政治稳定就是人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思想家、政治家最为关心、最为迫切的任务便是如何构建一个统一而有序的国家的问题。因而,从政治哲学形成的起初,社会不同学派的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围绕着这个中心而不断地创造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有德治、法治以及民本等思想观念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德治”是古代政治哲学家们一致推崇的重要政治思想,“以德治国”既是统治阶级对自身施政方式的阐述,也是对社会上下亲和关系的向往。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创立了“以德配天”的政治伦理观。周公认为:“惟命不于常”,“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就是说,“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在他看来,夏商的灭亡,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敬德保民”。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天命不可恃”,惟有敬德才能保人民、保天下。春秋战国时期,即奴隶制衰亡到封建制社会兴起时期,子产提出“以宽服民”和“以猛服民”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儒家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子产的“以宽服民”思想,强调“德主刑辅”,孔子是从“礼”与“仁”相结合的思想出发,极力提倡“德治”,认为统治者如果能“为政以德”,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赋予儒家思想理学的思辩形态,把正统的儒家思想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伦理纲常,但他们的基本理念都来自孔孟。宋代至清代,儒家学说更稳居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地位。

    而在中国古代社会“法治”思想虽然并未占据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想,但是始终便随着政治统治而执行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但是受阶级的局限性,我国古代的法治却也只能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而难以达到“公平”、“公正”。

第9篇：过程哲学的基本内容范文

关键词：动物外科 教学 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8（b）-0030-02

外科手术学基础教学是医学生进入外科临床实习的基础，在我校五年制临床医学本科及临床医学八年制的外科手术学基础的教学中，动物外科操作是这项教学中采取的最主要的教学方法，我们通常所选用比格犬作为实验动物指导学生进行手术学基础的实践，动物外科操作仿真度高，在很多项操作上，具有教学模具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同时，这样直接面对生命的操作练习也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接触到类似医疗活动中的一些生命伦理问题。目前，我们感觉在动物外科的教学中普遍存在着两方面与有关伦理学问题相关的现象，其一，有些学生因为过度同情实验犬而不忍动手，练习时缩手缩脚，影响教学效果；其二，有些学生而将实验犬当做教学模具，操作练习增加了很多随意性和不正规性，既使实验犬遭受到更大的伤害，也同样影响教学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医学生基础阶段的学习中，伦理学教育内容不够全面，主要表现为“重人轻物”。进入外科手术学基础的动物外科操作课程时，多数学生对实验动物的伦理学方面要求的理解和认识是片面的，甚至是模糊的，因而导致了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以上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动物外科教学既具有专业技能教学职能，也具有动物伦理学教育职能。在动物外科的教学中贯穿必要的动物伦理学教育既是健全学生伦理学意识的需要，也是学习好外科手术学基础的实际需要。医学生学习过程中动物外科不仅是提高外科手术学基本操作实践性和综合性的重要途径，也应当是完善医德伦理教育，培养医学生伦理素养的重要途径。

1 外科手术学基础教学中动物伦理学教育的背景

人类为了避免自身受到痛苦或伤害，获得研究数据而利用动物进行科学实验，据统计，全球现在每年大约有两千万只动物被当作实验对象，其中3/4被用作医学目的。在人类进行动物实验的同时，实验动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生理或心理的伤害，甚至死亡。很多哲学家和医学工作者把思考和争论的焦点集中到动物实验特别是利用高等哺乳类动物的实验的伦理学合理性[1]。尽管哲学家和医学工作者的思考和应用的注重点以及善待实验动物的目的、方式和程度的不同，随着社会经济、人文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最终都统一到了应该善待动物，尊重动物的权利以及福利的观点。

医学动物实验在整个人类生物医学发展事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所以，世界各国的医学动物实验的研究者们都遵循医学动物实验伦理道德，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英国首先在1822年通过了一部禁止虐待动物的马丁法案，1876年通过了《禁止虐待动物法》，1986年通过《科学实验动物法》。自1980年以来，欧盟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先后都进行了动物福利方面的立法。当前世界上大概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动物福利法规。WTO的国际贸易规则中也写入了有关动物福利的条款。我国直到1988年10月31日才批准通过了《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在这部条例中有关动物福利的内容只是占据了部分章节，所以并不算是一部完整的动物福利法规[2]。

从动物伦理学的立法进程来看，动物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还是相对滞后，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于作为未来医学工作者的主力军的医学生，在课程学习的动物实验阶段必须完善相关的伦理学知识，增强动物伦理学的概念。以规范动物实验、推动医学科学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加快动物伦理学在国内的发展和立法进程创造必要的条件。

2 外科手术学基础教学中动物伦理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既然动物伦理学教学的内容贯穿动物外科教学全过程，那么在这样的教学中，我们应该以什么作为动物伦理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呢？这就是牵涉到动物伦理学的几个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