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哲学的基本观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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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工程哲学的基本观点范文

摘要：提出技术哲学研究要融入哲学主流和切近社会现实，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在这样的定位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又成为了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内容。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展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人哲学主流；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人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技术哲学研究要融人哲学主流，要切近社会现实，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什么样的学科主题。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是什么，在中外技术哲学界有很大的争论。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从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视角看，技术解释有两个基本观点，即“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一体的”。它们贯穿在雅斯贝尔斯关于技术的界定中，它们也正是海德格尔追问技术本质时首先“穿过的正确的东西”。技术是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国内学者称：“技术就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人工过程或活动本身”。国外学者称：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技术是“设计一实施”。说到底，“技术是做”，技术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技术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本应该定位为“自然改造论”，即是研究“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笔者不赞同，技术哲学研究应“以技术认识论为中心”的主张。这种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把技术化约为一种“知识体系”，把技术问题归之于认识问题，把技术哲学归结为“技术认识论”。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那种“重视超然的理论思考，轻视实践活动”的哲学传统在今日技术哲学中的继续。如上所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论”。“自然改造论”，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动本身，研究其本质、要素、结构和形态，但并不排斥“技术认识论”。技术实践活动中需要知识，有独特的认识现象，技术认识论问题当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构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论”，应该从更好的哲学开始。在这里，“更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的”“实践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实践活动作为其世界观的支撑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实践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生活、实在的对象化活动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础性，而其他现代哲学则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交往，都将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才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才能为“自然改造论”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实，由于其突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地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改造论”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自然改造论”研究，不仅能使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成长，而且也会推进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如陈昌曙先生所言，“离开自然改造论，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relations)。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userphase)转移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创新哲学研究

一旦把技术哲学研究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技术哲学研究的众多主题中，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显得特别关键和紧迫。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或“技术方法论研究”领域，而是属于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深入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技术哲学就难以真正确立。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实践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实践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揭示技术的内在本质。历史上通常认为，技术是发明家的创造，而创造本身是一种无结构、无过程的心理顿悟，似乎是“来无踪迹”、“带有魔幻色彩”。这种技术创造的“恩赐说”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们对“技术内部的认识。现在人们则认为，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与技术相适应的社会。这个技术产生的实践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实践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可见，“技术创新”概念本身就意含着使技术创造过程“祛魅”，使其“物质化”而纳入实践范畴的意思，已经内在地向“技术内部”的认识敞开。所以。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实质上，德韶尔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技术哲学惟有研究技术创造活动，才能发现“技术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确地指出：“为了遇见技术的本质，我们必须到新形式首次被创造的地方去寻找。大规模工业生产只是类似于诗和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再生产，而只有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那里我们才更接近于诗和音乐的本质。技术的核心是发明。只可惜，他把技术创造活动主要归之于发明家的“内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确地把它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德韶尔这种原本正确的技术哲学研究思想，在后来的技术哲学研究中没有被实行。从整体上看，实际的技术哲学研究“最惊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术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认真对待技术”的哲学家那里，德韶尔的这个思想才逐渐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其二，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发展轴心，才能向现实社会“敞开”，指导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在古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隐含着的，可以从史前各种先王从事创造的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从历史深处看，从宏观上说，技术创新的体制化始于19世纪末，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技术创新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性本体，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标志。从微观上说，技术创新恰恰就是一个新的“制作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必将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如果不“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则技术哲学研究就不可能实现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学旨趣。譬如，芒福德、马尔库塞、弗洛姆提出的技术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则必须发展出相应的较为具体的人性化技术创新理论。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以技术发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由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譬如，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至少要包括“实践结构论”和“实践形态论”，而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就必须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工程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结构论”必须有人文的透视，而人文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形态论”必须有工程的基础。

另外，进行技术创新研究于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积极面向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我国企业搞活、民族复兴最终要落实到技术创新上来。面对全球化、生态化、信息化、知识化的严峻挑战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如何依靠技术创新求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关键性难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供哲学智慧是当代中国技术哲学家的责无旁贷的任务。另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创特色的可能之所在。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不能再走一味的引进一述评的学科跟随战略。鉴于国际上技术哲学研究尚处于前范式时期，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只要立足中国现实，视野开阔，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是有可能创出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理论的。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作为“晚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面对前述的严峻挑战和国情，我国技术创新涉及因素尤为复杂，进行得尤为艰难，因而构成突出的社会实践问题。牢牢抓住当代中国技术创新实践，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指导，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或许能创出自己的特色。

第2篇：工程哲学的基本观点范文

【关键词】双主体 双重活动教学法 哲学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7C-

0166-02

人的素质问题历来是人们尤其是教育界关注的焦点。新世纪的高素质人才首先要有远大的抱负，拥有创新与合作的精神，其次需要有开拓的意识，必须懂得负责，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与组织的能力。在道德修养方面，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修身，在于学会尊重他人，讲信用，有感恩之心，能自觉遵守社会公共道德秩序，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与人格。在知识储备方面，必须是复合型的高层次人才，要学有所长，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有实践与应用知识的能力，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还要求掌握至少一门外语并懂得计算机相关知识。在这种形势下，传统的、僵化的教学思想受到严重的挑战，时代要求外语教师紧跟步伐，树立教育、教学新观念，并用它来指导教学实践，以培养出符合新时期社会所需求的全新人才。

英语作为学校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肩负着培养学生运用外语的交际能力和提高人的素质的重任。英语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包含着多种因素，如教育政策、教学思想、教学目的、教师、学生、教材、教学法等。英语教学工作者要顺利地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要做的工作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教学指导思想的转变，所谓观念是行动的先导。由此可见，对传统的外语教学模式进行哲学的反思，总结经验，更新教学观念是关键。

一、关于教学中主体问题的两种极端观点

（一）教师中心论

传统的教学论观点认为教学就是教师教，学生学，即一种填鸭式的教学。教师的任务就是将知识传授给学生，把学生看成是收集知识的“仓库”。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宰，真理的化身，学生一切唯教师之命是从。这种思想根源于我国传统的“师道尊严”的教学论观点，所谓“君子思不出其位”，意指人们不能超越自己的社会地位去探索问题，这就使教育活动被确立为一种封闭式的师授生承模式。

这种思想反映到英语教学实践中，就会出现教师以形式语言学为基础，注重语言结构的传授，传给学生的是一些毫无生气的语法规则，条条框框的句法结构，学生被动地储存语言知识，课堂无活力，无交际，学生的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被压抑住了，致使英语教学的目的――培养运用语言的交际能力和提高人的素质难以达成。

（二）学生中心论

这种观点是以反对传统的“书本中心”和“教师中心”而提出的，主张教学从学生的本能、自发的兴趣和需要出发，课堂以学生的自发活动为主，鼓励学生自己设计、自己学习，这就形成了一切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该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教育家杜威。其认为教学就是促进学生本能成长的过程，哲学指导思想是实用主义的经验论，把学生获取主观经验作为教学活动的理论依据，这是有悖于教育活动的客观规律的。

按照科学的、辩证的教学论观点来剖析教与学，我们可以归纳为教学一方面包括教师的活动（教），另一方面包括学生的活动（学），这是教学双方互动的双向统一活动。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因此，无论是“教师中心论”还是“学生中心论”都片面地割裂了教与学的辩证关系，过分夸大教师的作用或学生的作用，偏执一端，这样只能给教学活动带来不良的后果。

二、双重活动教学法简介

双重活动教学法是一种系统的教学模式，该模式是在哲学的指导下，融合了中国哲学传统思想中的辩证观点，并合理地运用了信息论、交际论等一系列新兴理论观察教学过程，以中国的英语教学实际为基础，在总结国内外教学经验的前提下提出的系统教学模式。双重活动教学法从基本要求、实施原则、教学步骤等三方面对众多外语教学中的热点问题作了新的探讨。在此将这一教法的基本观点介绍如下。

（一）教学的实质是交际

“双重活动教学法”认为教学的实质是交际，是师生二主体在思想、情感和信息这三个层次上的平等交流。可用三个英语表达式来体现这一精神：

Teaching is of communication.

Teaching is by communication.

Teaching is for communication.

（二）活动是关键

“双重活动教学法”强调活动的重要性，认为活动是转变教学方式的关键，是教学过程的本体，是更新教学观念，开创英语教学新局面的一个重要哲学支撑点。具体来说，教学的实质是交际，是通过活动来表现的。

（三）“双重活动教学法”认为外语教学是系统工程，其主要构成因素是六个“双重”

1.教学双目的。英语教学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培养学生运用外语的交际能力，另一个是提高学生的素质。在外语教学过程中，要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充分发挥语言教学中“言为心声”的优势，通过情景交融的活动，使得学生既能熟练运用外语进行交际，又能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提高整体素质，如知识、技能、人格、道德素养等。

2.教学双主体。英语教学中，教与学的双方都是主体，只有充分发挥双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教学的目的。要充分发挥教与学两个主体的作用，既不能只片面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而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也不能只以学生为中心，削弱教师的主导作用。要使两个主体完美结合，以达到共同作用、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理想效果。

3.外语双信息。外语信息具有双重性――观念性和物质性。外语语音、语用规则的内化到外化是通过具体的言行表现出来的。外语信息的输入是通过两个输出实现的――外在刺激和人脑中原有的认知结构。

4.输入双渠道。外语信息是通过双渠道输入的，即外在刺激和原有的认识结构。教师要了解学生现有的知识结构与认知水平，有针对性地通过合理的课堂教学活动，调动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的潜能，使学生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的主观能动的外语信息输入状态。

5.输出双环境。外语的输出受到内外两个环境的共同制约。内部环境是指学生通过学习而获得的知识储备，从而在大脑建立的“信息库”（information bank），外部环境是指把外语运用在交际当中的人、地、时的环境。外语的输出要考虑到学生学习的阶段性，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要求，教学活动的设计与编排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使得学生不仅学有所乐，还学有所获。

6.交际双层次。双重活动教学法认为教学的实质是交际，如同交际一样，教学是在内容和情感两个层次上进行的。教师在组织教学活动时，要了解与尊重学生的心理需求，学生存在个体差异，不同的学生对知识的接受能力及掌握程度不尽相同，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知识层次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与活动，要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形成和谐、活跃的课堂气氛，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通过解读“双重活动教学法”，我们可以看出此教学法系统中最核心的是双主体和活动这两个因素，因为该系统中的其他因素，如教学目的，英语双信息，输入双渠道，输出双环境和交际的双层次都是要由双主体――教师和学生来组织、承担和实现，而活动又是师生完成这一教学过程的中介。“双主体+活动”具体体现了哲学上所揭示的关于“人”的深层本质命题和实践活动观。

三、“双主体”和“活动”的哲学内涵

“双重活动教学法”把“双主体”和“活动”的概念引入英语教学，是教学思想上的两大哲学转变。“双主体”与“活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双主体”是“活动”中的双主体，“活动”是“双主体”从事的活动，二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

（一）哲学上关于“人的本质”的揭示

哲学把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从哲学的高度揭示出人的深层本质。正是在对象性的活动和关系中，确立了人与周围世界的统一性，确立了人对感性世界的能动性、主导性及其主体性地位，揭示出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自然的存在物以及社会的存在物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的有机统一。因此，人是实践性的主体，既创造着周围的外部世界，又创造着自己的内部世界。

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最深刻的本质，就是人自发的、千姿百态的实践创造活动，此为人的实践活动产生及存在的主体依据。而外部物质世界的可塑性，又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客观前提。因此，人的实践活动不仅符合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还符合人的存在的内在原则。

（二）实践活动观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也就是说，人对世界的实践创造活动这一行为的本身就是一种全面的、整体的关系，是一种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相互交换的统一过程。人们在实践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关系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实践主体与自身的关系。由此可见，实践关系是人对世界的占支配地位的、根本性的关系。

在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看来，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是整个现实的对象世界产生的基础、存在的本质和发展的动力。实践的方法，也就是哲学地理解、剖析和把握这个现实世界的通用的方法。从这个层面出发，科学合理的实践观，既是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根本内容，也是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基本特性。它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

如果说，以往社会发展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授知识，培养技能，以满足发展物质生产为核心的社会建设，未来社会在向高度文明的富裕社会过渡时，教育发展的目的显然就是要全面提高人类的综合素质，满足人类自身个性发展的需求及提高生活质量。时代呼唤新的教育模式，在这个新的教育模式中，素质教育将是根本。

【参考文献】

[1]蔡基刚.大学英语教学发展史上的两个新的突破[J].中国外语，2004（1）

[2]范云峰.关于教学主体论的哲学思考[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1（4）

第3篇：工程哲学的基本观点范文

1．教学过程不合理教学过程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学内容时代性不足。目前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内容包括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社会论、中国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等5个方面。教学过程中，教师大都偏重于经典理论的阐释，对于科学与伦理关系的探讨、思维方式演进规律的探寻等时代焦点性问题至多只能点到为止，无法深入分析。二是课堂规模超大。由于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逐渐扩大，从1980年的每年不足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53．9万左右，而师资人员并没有相应增加，这造成现在高校硕士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班级一般都在150人以上，甚至200人以上。其直接造成两个问题:一是教师工作量大，疲于奔命，根本没有时间学习提高，追踪现代科技发展前沿;二是学生大都来自不同的院系，无法做到因材施教。

2．教学效果不理想教学效果不理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普遍兴趣不高，到课率低。不少研究生认为学习本课程是为了获得学位而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这方面的问题就更为突出，由于其在培养目标上侧重于应用性，这导致部分专业硕士研究生错误地认为作为公共基础课的自然辩证法课程并不重要，专业课程才是学习的重点和核心;由于研究生政治理论公共课教学班级规模普遍较大，任课教师教学管理一旦处于“放松”状态，研究生到课率不高也就不足为奇了。二是即使有部分课堂学生到课率较高，但吸引学生的主要是教师上课时所展现出的幽默感或讲述的有趣故事，教师表演的色彩远大于教育的实际效果，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科学思维水平和创新能力。

二、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效果不理想原因分析

1．自然辩证法课程学科属性不明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中存在种种问题的首要原因应是该课程学科属性不明。“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名称源于1925年在苏联首次公开出版的恩格斯著作《自然辩证法》。1956年我国在制定全国十二年(1956—1967)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首次确认恩格斯所创立的“自然辩证法”是处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一门独立科学，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自其诞生以来，关于其学科归属一直争议不断。主要是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应归属于哲学范畴，其基本依据为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由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与思维辩证法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二是等同于哲学学科门类中“哲学”的“科学技术哲学”，其基本依据是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内容和观点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自然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当代形态。三是认为“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并不是作为一个学科而是作为一个“学科群”在发展，其基本依据是这门课程具有“马列、哲学与政治”三门课程的属性。而根据《意见》制订的教学大纲则认为:“自然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目前的学科分类中理论一级学科下面并没有“自然辩证法”二级学科。

2．学科组织体系不顺，师资队伍水平偏低由于学科属性不明直接导致学科组织体系不顺，表现为自然辩证法课程在《意见》中明确规定为理论公共课，其课程应归属于承担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独立教学实体二级单位，一般为学院或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但许多重点大学一般都有专业的哲学院系，甚至设有科技哲学专业，这些院校自然辩证法课程一般由这些哲学专业院系教师承担教学任务，其教学内容主要围绕科技哲学相关内容展开，大大削弱了该课程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由于“自然辩证法”学科有明显的“大口袋”特色，即该学科具有开放性、动态适应性、交叉性、跨学科性等特点，这实际上对任课教师有较高的要求，而目前自然辩证法教师大都是文科背景出身，自然知识匮乏，更谈不上紧跟最新科技前沿成果。

3．课时数较短和教学内容丰富性之间的矛盾自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全国“自然辩证法”教学已按照《意见》和新的教学大纲全面展开。《意见》规定将硕士研究生“自然辩证法概论”从必修课(3学分，54学时)调整为选修课(1学分，18学时)。经过2012年、2013年两个教学周期的教学实践，笔者明显感觉到与自然辩证法课程丰富的教学内容相比，18个课时过于短少，根本无法完成教学任务。而在2013年对教学大纲进行修订的过程中又增加了十精神的相关内容。主要是在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三个方面，将十的新观点、新提法体现在大纲的各个章节中。［1］65这使得两者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三、提高专业硕士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有效性路径分析

1．加强自然辩证法课程学科建设是基础当前“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学科定位。学科定位的基本依据在于准确理解学科的研究对象。2012年版教学大纲将“自然辩证法”定义为“是关于自然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理论体系;是对以科学技术为中介和手段的人与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的概括、总结。”虽然在表述上同1979年版、1991年版以及2004年版全国统编讲义或教材略有不同，但其基本观点都是一致的，即“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的方法。这种观点显然是对理论板块化理解的产物，即将简单的分为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规律)、科学社会主义(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界的认识规律)。实际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著作中所阐释的“自然”其内涵绝不仅限于自然界，是包含“社会和思维”意义上的自然，是全部现实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全书内容的安排上，既讲“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也讲了“自然界和社会”的原因。如这样理解自然辩证法，是不是同唯物辩证法相混淆了呢?显然不是，前者强调的是对全部现实世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后者则强调的是在掌握前者的基础上，对全部现实世界能动的改造，即社会实践。这同科技哲学的研究对象———人们对自然、自然科学及其技术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为了自然辩证法和科技哲学的共同发展，在“理论”一级学科下再设一个“自然辩证法理论”二级学科，哲学门中保持现有“科学技术哲学”二级学科，是个不错的选择。

2．理顺学科组织体系，提高师资水平是保障学科定位准确为理顺学科组织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将“自然辩证法”定位在理论二级学科之后，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的教师自然应归属学院。鉴于在国内重点大学目前大多数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的教师大都属于哲学院系，可以让教师自己选择是到学院从事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和研究，还是继续在哲学院系从事科技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这样有利于自然辩证法和科技哲学两个学科的共同发展。对于在学院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的教师，应加强相关学科内容的培训，尽快提高其教学科研水平。因“自然辩证法”学科具有“大口袋”特色，所以，应根据任课教师学科背景的不同，分别进行培训。就目前全国自然辩证法教师队伍现状而言，人文学科背景的教师占大多数，所以要加强任课教师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相关教学内容的学习。在教学班级的组成上，鉴于专业硕士研究生规模逐渐扩大，可以把教学班级分为两大类:专业硕士类和学术硕士类。任课教师也可分为相应的两类。

第4篇：工程哲学的基本观点范文

什么是当前管理工程师的人才标准,管理工程师的培养目标是什么?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源张先生描述为:“管理工程师是工程师的一种,是工程师殊的一种。工程师都有一个专业,专门负责某一个工种,如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化学工程师甚至电焊工程师、水道工程师,等等。管理工程师的专业是综合性的,是把其他专业工程师的工作综合起来完成一项更大的工作。”“因此对他的要求是要体现出这个综合性和全局性,应该有下面三条:①能领会。领会就是搞懂,弄清。……为此,要有来自工程科技和人文社科相结合的广泛知识。②能协调。管理就是组织,协调。……为此,管理工程师首先要有合作的精神和服务的精神。③能说服。一个企业、组织的活动都是集体的活动。……为此,管理工程师要有较强的文字和语言的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使命感。”[2]刘源张院士的观点具有普遍性和共识性。朱高峰院士则反思现状,忧虑地指出:“我国现有的工程管理人员的现状是:①技术素质较强,但是知识面过窄;②基本素质方面缺乏事业心和科学精神,国际化素质较为缺乏;③管理综合素质普遍不高,协调沟通能力欠缺,缺乏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缺乏团队协作精神。资本运作能力欠缺。”[3]综上可鉴,管理工程师是指具有综合素质、全局观念、协调能力的特殊的工程师。他们既要有专业知识,熟悉工程业务,又要有管理能力,可以协调上下左右的人事关系。因此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不能像培养工业工程师那样专精,但是必须广博。所以在教育培养上,既要重视专业的学习又要讲究人文的素养。简言之,管理工程师需要理工文管等学科进行综合的培养。那么,大学对此如何应对和行动呢?我们的研讨准备从课程着手,因为,课程是教学的内容和过程,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它上连人才培养目标、下接教学计划,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和地位。帅传敏等调查了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哈尔滨建筑大学等14所高校的工程管理专业的课程结构。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文献解读,发现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和重视。

首先,技术方面课程比重大,人文课程成为技术课程的附属品。这些大学大多采纳了1999年7月在西安召开的建设部第三届高等工程管理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所讨论的四个专业平台课的方案,即专业基础课按技术、经济、管理、法律等四类课程设置。作为管理工程师需要熟悉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这是勿庸置疑的。需要我们慎重对待的是下面这些问题:专业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基础课程应该吸收一些什么学科,它们在课程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是多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主从关系还是平等关系,怎么才能有利于管理工程师的人才目标。朱高峰院士认为当前的工程教育的问题主要有:①技术知识面不够广泛,缺少与管理的密切结合;②职业道德教育欠缺;③资本运作的教育不足;④实践性教学内容过少。[4]这四个问题都是当前大学课程设置上与人才目标不符的具体体现。第一个问题反映了专业基础课程口径过窄,无法统合做事和做人两方面的知识;第二个问题反映了人文知识在课程结构中缺失严重,一是所需的职业道德知识在教学内容上没有体现,二是在专业基础课中没有列出人文学课程,经济、管理和法律是社会学课程,而非人文学课程;第三个问题和第四个问题都反映的是课程设置脱离实际需要,缺少实际操作。要克服以上问题必须加强课程与课程体系间在逻辑和结构上的联系与综合,权重好专业技术与道德素质方面的课程比重,协调好科学与人文交融方式,对各教学环节进行合理安排和整体优化。其次,在教育理念上,重视制“器”而忽视了育“人”。理念高于目标,并统率目标,是对目标的终极反思。《论语•为政》提出的教育理念“君子不器”,就是希望我们在设定教育目标的时候能充分关照人的德智体美的全面和谐发展。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课程设置对这方面的重视不够乐观,“从各高校的课程设置情况来看,都十分注重工程技术、经济、管理、数学、计算机类课程的教学”,计算机、外语、经济都是实用性很强的课程,主要培养学生应用的本领和谋职的手段,哲学、历史、文学、科学思想史等人文课程能引导学生对形而上的深层反思、追寻命运的无常和生命的永恒、感悟仁爱济世的情怀,能够使人远离浮躁、认识自我、体认自由,用来灵活方法、拓展视野、启迪思维、丰富想象。其三,将“两课”代替人文学。在课程体系中“两课”常常被当作人文学课程,其实“两课”与人文学是有很大区别的。“两课”是专指理论、思想道德品质两门课程,准确地讲它是人文社会科学中关于哲学和伦理学的一部分,因为政治思想教育的需要,它还只是哲学和伦理学中有选择性的很少的一部分。什么是人文学?人文学的知识是有关人生自我最切近的一种学问,最切近自己人生意义、价值、前途的学问。就是基础人文学科,甚至还包括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理科。哈佛大学开设的“核心课程”就是人文学,涵括了文、史、哲、艺术和自然科学,但不包括技术性工程课程。因此,在内容上,“两课”与人文学是有区别的,将“两课”等同于人文学,难免陷入以偏概全、混淆概念的误区。14所高校工程管理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共同特点是,重视专业知识、实用知识、政治知识而不同程度地忽视了通识知识、理性知识和人文知识。这样就出现了管理工程师的人才目标与当前大学课程设置之间的不谐。目标定的是综合素质的音,课程唱的是专业技术的调。音调不和,必然会唱出嘈音、怪音。矛盾如何解决?美国在这方面的实践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美国的工科大学就很注重人文学科的发展。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在发展工科的过程中,不断认识人文学的重要性。它的哲学系是美国最好的哲学系之一,有着像乔姆斯基这样声名卓著而又心系天下的哲学家;它的政治学、社会学,曾经有着像罗斯托这样影响美国政治走向的重要学者;它的经济学不仅有萨缪尔森这样的伟大学者,现在仍有像克鲁格曼这样杰出的支持人文理念的著名经济学家;它的历史系甚至早就开设了中国历史的课程。这样的学校还能把它理解为单纯的工程学院吗?而且这种取向在美国已相当普遍,加州理工大学、德州农工学院的文科和人文学教育都很强大,一般文科大学都很难比肩。

二、掌握知识,更要领悟智慧

进一步探讨工程管理的本质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人文对工程管理的重要性。工程管理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汪应洛院士在《时代呼唤工程管理》一文中把“工程管理”定义为广义的工程管理,涵括工业工程、计算机工程、化学工程、系统工程等方面。泛指对于具有产业依附性、技术集成性和组织协调性的各种工程活动进行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的工作。而在此之前,在我国工程管理是作狭义理解的,专指土木建筑工程管理。广义的工程管理提倡用发展的眼光、从系统论的角度一揽子处理有关联的项目工程,从源头开始,通盘考虑过程和目标,使有限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人财物各居其所,各尽其用,代表了工程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工程管理的发展中,管理的地位被突显出来了,可以说工程管理的精髓在于管理。因为它能将原来不太相干的、基本独立的单个工程糅为一体,成为一个相互协调、彼此依存的有机整体。管理首先是一门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定义科学,指“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因而科学代表着知识,是反映客观的稳定的、具有普遍性的知识。科学性和知识性规定了管理必须如实地反映客观规律,不断靠近真理。但是,假如管理仅仅是知识,是可以量化和复制的知识,那么工程管理的人才就太好培养了,只要将量化的知识按步骤输入到学生的头脑中,让他们背诵、记忆、熟悉和复制知识,经过考核成绩优秀的是拔尖人才,成绩合格的是一般人才。

但现实中往往不尽如此,成绩一般而成就突出、成绩突出而成就平庸的事例俯身可拾。我们还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前面工程管理专业开设的课程,这些课程是不乏知识的,但是缺乏人文。通过这些课程培养的学生一定有成绩非常优秀的,对专业知识掌握得很牢很好,甚至能够熟练操作工程中各种技术设备。但是我们在这种人才方案和课程结构上培养出来的合乎国际标准的可以称得上是工程师的人才却很少。问题在哪里?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认为,自然科学最终只能提供知识而不能提供智慧,而智慧才是取胜的关键。因而,管理更需要智慧。与其说管理是科学,还不如说管理就是智慧。在人类古代,科学知识缺乏,但并不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社会各阶层的稳定、国与国之间的对话。在我国唐朝行政管理制度已是十分完备,社会制度稳定、人们安居乐业、国际间交流频繁、精神生活充实而有信仰。如果用当今的科技与之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谁能否认唐朝在管理上的成就。相反人类在科学知识强盛的今天,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人自身的问题层出不穷,一点不比千年以前少,反而愈演愈烈。由此可见,科学知识给人类带来的是改造自然的工具,改造人自身还是需要更多的智慧。智慧是知识与判断力和创造力的综合。智慧甚于知识,远比知识重要。知识的可靠性取决于对特殊性和主观性的排斥,取决于在同等条件下可以反复验证的普遍有效性,因为这个特点,意义世界、价值领域、审美境界都不在知识的范围之内。智慧一定和主体有关,没有非主体的智慧。智慧是理解、洞察、预见、决断、协调的能力。因此,智慧的培养与体验、领悟有关;而知识可以通过耳提面命、死记硬背及作业考试来完成。智慧总是与人文一起,知识一般与科学相连。

培养智慧离不开人文。这是因为,首先,智慧本身就是人文,智慧总是闪现在人与物、人与我、情与理、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纠缠和矛盾中,人们只有在遇到这些纠缠不清的矛盾时智慧才会被召唤,有智慧可以化解这些矛盾,缺少智慧则会使矛盾加深,因而智慧就是感化自身、化解矛盾、进而“化成天下”的能力。而人文就是以“化成天下”为自身责任和存在价值。智慧和人文交织在一起,它们都是一种施化的能力。区别在于智慧与个人相连,人文与社会相系,智慧是个体中的人文,人文是社会的智慧。其次,智慧只能在人文的环境中生成。俗话说,“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可见,学问、文章、智慧不是端坐在书房里完成的,人的经验、阅历、见识、判断、决策、协调这些功夫都只能在充斥着人文的环境中学会,这个人文的环境就是我们现世的生活,这也是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先生一贯强调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不断的改造和改组”的见解一致的。知识,无论如何学习、掌握、运用,它终究是别人的体验、间接的经验;智慧,是将间接的经验通过自身直接的体验而产生的新的知识。所以学知识难以创造,学智慧方能创新。朱熹在其《四书章句集注》的序中说过,入小学,而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子所说的“节”与“文”,就是知识,是做事和做人的标准和规范,这些是小学功夫;而“道”才是智慧,是为人处事、安身立命的大智慧,这才是大学要旨。

三、哲学课程培养有智慧的工程管理人才

理想的工程管理人才应该是充满智慧的。他们在专业知识方面是技术娴熟、技艺超人的专家;在思维、决策上也是杰出人物。他们不仅在务事时能精益求精,而且在做人上也通世豁达,深明大义。培养智慧主要靠人文学,而且主要是哲学。哲学是系统的世界观,它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根本观点是一贯到底的。哲学是认识论,它不停留在对象的现象门口,也不为芜杂的现象所目眩,它要深入到对象的本质底层,去把握其固有的、必要的联系。哲学是辩证法,它既提供物质变精神的方法,又提供精神变物质的路线,是实现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武器。因而,要把人文装备成为工程教育的通用指标,学校要普遍开设以哲学为中心内容的人文课程。自然哲学,以宇宙、天体的演变为研究对象,揭示气与道的生化规律。

第5篇：工程哲学的基本观点范文

教师在教育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我个人认为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这是教育工作者应树立的基本观点。因为教师的特定活动对象是学生，他根据一定的社会委托，对学生身心施加某种影响，他跟学生的关系是据此而产生的。社会对受教育者的要求，主要通过教师来体现，教师是一定社会教育方针、政策去培养人，使学生的身心朝着社会的要求方向发展，在教育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其次，教师术有专攻，受过专门的教育训练，教师知之在先，知之较多，在知与不知的矛盾中教师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教育计划、大纲主要靠教师去组织实施。而学生则知之在后，知之较少，教师要针对学生实际，对前人的文化成果，加以消化，进行一番取舍、组织、加工、转化为学生的知识、能力和观点，教师不仅用丰富的知识观点哺育学生，还要教给学生获得知识能力的正确方法，他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引路者。美国的心理学家科克实验证明：“学生的成优劣与指导多寡成正比，指导越具体、细致，成绩越优，缺乏指导，成绩最差，各组的成绩均因指导的增加而上升。”

第二，教师又是年青一代心灵的启蒙者和塑造者。加里宁曾说过：“教育是什么意义？这就是影响学生们的心理和道德面貌，要在整整十年的学生期间内，从一定方向上影响学生地就是说，要把学生造就成人。”

儿童步入学校后，他的知识，智力的开拓和发展，道德观、人生观，个性的形成都与教师的启蒙和塑造密切相关，不仅如此，教师对儿童的健康成长也有重要作用，教师是塑造学生心灵的工程师，是使学生健康成长发展的保健师，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者，这种建设者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物质文明的建设，正因如此，党和国家对教师寄予莫大的希望。

此外，“凡是学生都感到自己是学生，都有一种‘向师性’，都会产生‘学生感’，他要学习，要听教师的指挥。”这种属性，在学生的学习、生活起着主导作用，这有客观上也要求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但是教育起主导作用并不属于教师说的算，教师可以包办、代替，教师可以把学生当成“白纸”、“瓶子”、“罐子”，将前人积累的文化科学成果移植到他脑中去，因为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具有主动性、积极性的学生，肯定教师的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否定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相反，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是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精心培育的结果，所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是衡量教师主导作用的观点的重要标志。

可见，无论从教与学的全过程看，或者是从认识的角度上看，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都起主导作用。这就是我们应树立正确的教师观，显然那种认为教师应该放弃主导作用的观点是错误的。

然而，教师主导作用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其主导作用能否发挥或发挥多大，与教师自身的业务水平、思想水平、工作水平和客观的工作条件密切相关。

第6篇：工程哲学的基本观点范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实事求是

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坚持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观点，同时也融入了极具活力的新内容。科学发展观在观照目标上呈现多元化，包括自然界以及在实践中产生的人和人类社会，主旨在于三者的协调融洽。本质上，科学发展观为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唯物史观赋予了新的时代气息。

一、从本体论角度，科学发展观是将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检验标准的人本与社会政治实践相协调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在遵循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理论中所阐述的社会模式更迭的一般规律及世界演变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效能二者相结合基础上形成的。它从实践的角度界定了发展的目的，其所具有的意义和所采取的方式，是对马克思发展观的新发展。马克思认为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及其所从事的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中固有的、稳定的、必然的联系。人改造客观世界获得实在实物的活动是必不可缺少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外的各类活动则是依托物质生产活动而形成并始终受其影响的。明确指出社会发展是自始至终受到人类生产实践制约的，但又不局限于此，而是包括其他因素的综合思考。马克思把人及其创造活动写入了社会的本质，只有人的主观能动行为才可以形成社会进步和逻辑。社会发展规律与物质生产规律是现象与本质的地位，后者制约前者。如果没有了人的物质生产劳动，那么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无从谈起。马克思所认为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正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核心的理论根源。学说具有相当份量的是关于人的学说，它从生产活动的角度观察人、分析人。马克思认为人的价值最根本的特点是实践创造性。人的价值的实现是在实践中由不确定价值向确定价值转化的过程。人的价值可以一分为二，即一个是个人价值，另一个是社会价值。与之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观阐明了人在社会进步中居于主导地位，人的非消极、非被动、非保守的特性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动力。在建设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采取更加有效措施来让广大群众不断感受到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发展获得感，是新时期中国政治领域加强建设取得文明进步的主旨。践行科学发展观，必定会在实际中反映出重视人而非忽视人的政治意蕴，以人能否得到彻底解放和能否得到更好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这实际上就是政治哲学。所以，践行科学发展观必须以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首要条件，以积极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内在协调为目标。同时，要兼顾后代人的需求，在不间断的发展中实现社会与人的科学发展、永续发展。

二、从认识论角度，科学发展观是把发展的主体与客体相互适应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发展观

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基础，最根本、最直接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新时期面临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人，如何在思想上形成既有利于自己又利于他人的观念，成为科学发展观努力的方向。这要求我们一方面积极维护社会的公平，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人的正当利益诉求。努力使人与人之间在交往中形成互助、友爱和协作的优良品质，以此作为人格基础来推动社会发展。同时，把诚信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内在要求，积极提倡捐资助学、社会关爱工程建设、地方公共设施建设等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形成物质、精神、政治三方面文明建设互为动力的局面。在此基础上，社会各个利益群体能够为共同理想和目标团结奋斗，完善政事通达、人心和顺的管理机制，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实现社会和谐，其首要条件就是要促使发展的主体与客体达到和谐。在改革大潮中，随着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公民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他们积极主动地培养和发掘内在潜能，以期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在这一过程中，须用的开放眼光来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同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建立社会长久发展的运行机制，注重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大科技的研究与开发，力争位居世界科技发展前列。加强文化传承与创新，持续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实力与影响力，以此来不断满足人们日益物质文化需求。从根本上确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政绩评判标准，把人民满不满意作为重要标准，在主动性与创新性发挥中实现发展主体的人与发展客体的社会达成积极互动。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与政治文明的密切联系。政治经济学表明，人类的社会文明来源于物质产品创造、精神成果的积累、政治收获的积淀。政治文明一般体现为人为实现全面发展而对所崇尚的既公平又正义、既平等又自由、既民主又法治等努力的程度。政治文明是政治哲学的外在表现，政治哲学则是政治文明的理论底蕴。政治文明为政治哲学指明了方向，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能够不断创新发展的根基。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的政治文明所进行的生动贴切的表述，它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新形势、新实践，在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也不忽视民众对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的诉求，积极调动每一个人的热情与才智，让个体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并切实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把保护与发展社会弱势阶层的利益放在当前与长远的考量之中，让全体人民同富裕、共发展的社会发展目标得到有效保证。

三、从价值论角度，科学发展观是把促进人的综合协调发展作为最终目标追求的发展观

人在社会的进步中既是权衡的参照又是实现的目的。当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它给人们的思想造成许多不解与困惑，人们的精神生活变得纷繁无序，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价值感到怀疑，进而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前景产生焦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模式，人们由此产生不真实的意识，以往对时间自由的支配难以重返。所以，大力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在社会发展中就显得更加重要。让社会充满关怀与友爱，让人的创造力得以彻底迸发，让人与人在相互促进中得以共同发展，每个人的个体特性也就能转变为现实。在社会进步的新阶段，积极推动人的综合发展是实现社会基本价值的关键措施。这是由于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与协作离不开高层次文化水平人的参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基本价值就在于人的进步，前一代人的文明成果为下一代人的进步创造了条件。因此，对人的发展所持有的意识和行动倾向就可以作为评判社会发展水平高低的尺度。在实现社会基本价值进程中积极推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深刻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长远愿景。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义，集中一点就是让当代人建设发展的成果，为后代人更加全面发展奠定基础。所以，科学发展观成为人充分且不受拘束发展的政治依据。科学发展观不仅着眼于当前问题的解决，同时也为今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宽广的思路。使社会在阶段性发展过程中层层递进，不仅讲究社会发展的速度和内在的质量，同时也积极追求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在人与自然的和睦共处中，实现人由自发向自觉的飞跃。历史发展中不断积累下来的民族文化，在人的发展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使社会发展模式呈现多样性。人的发展成为激发民族活力的时代强音。历史已经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有着辉煌的前景，不仅决定于其改造物质世界所获得的成果，更决定于其拥有的无形的智慧财富，而智慧财富的掌握者就是人。实现人的全面、自在、无拘无束的发展对于社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推进人的全面、自在、无拘无束的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最高政治境界。

四、从方法论角度，科学发展观是把统筹兼顾作为建设的基本指引举措，在整体进步中突显出协调与可持续性基本特征的发展观

政治哲学所秉持的能动地对待外界的方法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其含义是指人们在对世界的改造利用中所遵循的最广泛、最基本的方法。辩证唯物论是政治哲学方法论的精华。科学发展观在与时俱进中对政治哲学方法论进行了准确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先进的理论回答了人类共同面对的科学发展方法选择的难题，也就是“怎样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把唯物辩证法贯穿于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当中，并将此统一与综合。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全面发展观”再到“科学发展观”，这种演变不仅是我党对中国化的深入领会，也是政治层面哲学方法论上的进一步升华，是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合规律性的层层推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以创新的精神积极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科学发展的办法。“发展是硬道理”，指明了只有发展才能解决我国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存在的主要矛盾，科学把握了当代中国的现实状况、社会主义内在必然性和全面建设小康的重要结合点。但是发展不能只停留于经济的增长上，要更注重人的进步;发展不是片面的经济发展，而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发展。“全面发展观”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发展，主张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发展，并在兼顾全局中达成平衡与协调;当代人需要发展，后代人同样有发展的诉求，“科学发展观”这个时代命题就应运而生。这反映出当代中国在如何选择发展模式、如何设计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的全局考虑上，从增长转到发展、再从发展转向科学发展的辩证递进的方法论演变过程。

五、结语

第7篇：工程哲学的基本观点范文

1.哲学视角

音乐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艺术，实践的音乐教育哲学观从实用主义的视角提出，立足于教学实践，构建了一种新的音乐教育理念，即强调音乐是一种多样化的人类实践，处理音乐教育中的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说明音乐的学习更在于实践。因此，音乐教育实践哲学为音乐教学提出了一种新的音乐课程发展观。

2.代表人物

戴维•埃里奥特博士现为纽约大学音乐与表演艺术系音乐教育专业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他曾在多伦多大学任教，并在印第安那大学、西北大学、开普敦大学、北德州大学和里莫力克大学爱尔兰音乐中心担任客座教授。作为音乐教育哲学家，埃里奥特博士在音乐教育专业所任教的课程包括音乐教育基础、音乐认知、研究方法、音乐课程发展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1995年，美国学者戴维•埃里奥特在其著作《音乐问题种种：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音乐教育哲学，即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他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把音乐教育哲学置于具体的语境，以独特的视角解读音乐的本质和价值。

3.哲学主张

从音乐教育实践哲学观的主张上看，戴维•埃里奥特基于对过去的哲学思想敏锐的反思，在汲取前人哲学理论研究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创造，将音乐教育的基本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研究，为音乐教育教学开创了新的发展局面。他认为实践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强调“音乐是一种多样化的人类实践”，这一主张有助于促进高师音乐教学从理论到行为的转型。戴维•埃里奥特主张音乐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就是说在音乐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参与意识，加强学生参与音乐实践的过程，突破了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上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局限，引导音乐教师运用实践哲学观去指导自身的教学，使得音乐学习中的学生主体地位真正得以实现。戴维•埃里奥特的这一哲学主张与我国新课程改革所提倡的“以人为本”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强调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性，在实践中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同步增长。另外，这一哲学观还特别强调“音乐行动”是受制于情境的，让学生在真实的语境中得到知识。

二、我国高师音乐教育教学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高师音乐教育教学的现状不容乐观，还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究其原因，我国高师音乐理论课教学改革徘徊不前的原因较多，哲学理论教学因素的地位在音乐教学中并没有占据有利地位，这与忽视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指导不无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的早期师范教育主要是借鉴苏联、日本等国外音乐教育体系，在教学方面单纯地模范他国教学模式较为常见，没有形成自身的教学体系，更别提音乐教学特色理论的研究了，尤其是音乐教育哲学领域发展相对缓慢，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在音乐教育过程中，高师音乐理论课教学呈现出智育化倾向，教学目的以纯知识和纯技能学习为主，忽视了学生主体意识的发挥，与此同时，教学评价方式也较为单一，也制约着我国音乐教学水平的提高，显然与我国古代“善民心，感人深”的乐教思想相违背。加之高师音乐理论课教学主要问题在于过分注重智育，没有考虑到高师音乐教学的师范性这一要素，所培养的音乐教师自身素质难以满足现实教学的需要，在知识运用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和漏洞。近年来，我国高师音乐教育教学的研究逐步深入，王耀华教授之《世界民族音乐》中“尊重多元文化、拓展音乐的国际视野、提倡音乐文化认同”的理念的传达，马达教授的“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实施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构想”和“反思性教学与音乐教师教育”关系的剖析，管建华教授的《后现代音乐教育学》的研究与出版，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出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影响。在我国音乐新课程改革中，对于实践部分也有十分明确的要求，《音乐课程标准》中的教学领域之三一——“创造”，包括两类学习内容：其一是“与音乐有关的发掘学生潜能的即兴创造活动；其二是运用音乐材料创作音乐”。由此可见，音乐教育教学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是高师音乐教学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音乐教育实践哲学观下的音乐教育改革途径

为进一步提高高师音乐教育教学的水平，发挥哲学在音乐教育教学中的作用，在了解音乐教育实践哲学观和我国高师音乐教育教学的现状的基础上，立足于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基本观点，以音乐教育实践哲学观指导音乐教育改革的途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下文将逐一进行分析：

1.开展“多维度”音乐教育，强化音乐教育实践哲学意识

开展“多维度”音乐教育，强化音乐教育实践哲学意识，是音乐教育实践哲学观下的音乐教育改革的关键。就目前而言，多元文化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发展趋势，而音乐是人类的表达方式，从来就具有多元文化的特性。埃利奥特以为，相比“实践”，“多维度”（multidimentional）一词更能概括实践哲学的精髓。“多维度”体现在：音乐与音乐素质的概念是开放的、多层次的；对于音乐作品可以有多方面的的理解；音乐与音乐教育具有多方面的的价值；教学方法是多样的。利用音乐哲学实践理论开展音乐教育实践活动，这是因为教学体现了教师对学科、专业以及课程的理解和认识。对音乐教师而言，只有认识到音乐教育实践哲学观的重要性，强化音乐教育实践哲学意识，才能以实践哲学为基础开展多元音乐文化教育活动，为学生开启尊重与理解多元文化的大门。具体说来，注重对音乐教师思维方式的变革，可以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对高师音乐教师的培训活动，将师范技能培养与理论知识学习融为一体，提高音乐教师对实践哲学观的认识，以便为开展“多维度”的音乐教育提供思想基础，进而提高音乐教育教学工作的有效性。

2.发展学生的音乐素质，注重知识学习场景的真实再现

发展学生的音乐素质，注重知识学习场景的真实再现，是音乐教育实践哲学观下音乐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埃利奥特认为，音乐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学生的音乐素质，这种音乐素质包含了听赏素质，“本身既是知识又是行动”。音乐素质在本质上是程序性知识，是非语言的“知道如何去做”（knowninghow）。音乐素质是开放的、持续发展的过程，其内容根据音乐风格的不同而异，并且是情境化的实践。以音乐教育实践哲学思想为指导的理论课学习，对高师音乐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高师音乐教师而言，在课堂教学上应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把发展学生的音乐素质放在首要地位，通过注重知识学习场景的真实性和再现性，确立学生的主体意识，并采用一系列包括示范、训练、辅导、阐述等教学策略，使理论知识、师范技能、职业道德共同发展，从哲学教育观方面来研究音乐教育的根本方针，从音乐教育哲学的框架结构和理论的完整性，系统性等来推进高师音乐理论课教学改革。

3.开展音乐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广泛参与音乐的制作

开展音乐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广泛参与音乐的制作，对音乐教育实践哲学观下的音乐教育改革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音乐教育的实践哲学是从哲学层面对音乐教育进行理论剖析，根据音乐教育实践哲学观，音乐课程应该是反思性的音乐实习课。也就是说，在高师音乐教学过程中，音乐教师应将各种能力的培养与实践活动高度结合，以反思性的音乐实习课为主要手段，使学生在实践中获得知识的增长。这一主张，主要包括四个阶段，一是实践定位；二是准备与计划；三是情景化的教学行动；四是教学评价。对从事音乐教育活动的教师来说，引导学生广泛参与各种音乐制作活动，使这一哲学理念贯穿于音乐教学具体活动中，具体活动将音乐实践理论这一抽象的理论研究具体话，是音乐教育实践哲学观下的音乐教育改革的必经之路。具体说来，在实践定位上，高师音乐教师的音乐制作活动应定位于音乐实践，突出实践在音乐制作中的重要地位。在教学活动的准备与计划中，可以通过一系列的音乐游戏贯穿，提高学生学习音乐课程的兴趣，进而引导学生关注具体授课中实践创造活动。在情景化教学行动方面，整个游戏活动从节奏要素开始，到旋律创作并填词，都应有具体情景为依托。此外，教学评价在开展音乐实践活动中的作用也必不可少。高师音乐课程的评价应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注重过程性评价，建立健全完善可行的教育教学制度与方法，使知识的学习与测评当堂完成。

四、结语

第8篇：工程哲学的基本观点范文

1古代哲学与水文地质学

《周易》是自西周至东周不断充实才完成的重要文献,所引用的人事活动和自然现象的描述蕴含了人类早期科学萌芽和对自然现象的哲学思考。《周易》八卦中的坎代表水,兑代表泽,艮代表山,坤代表地。这些组合而成的彖、彖恰好表征了地下水的循环过程,当代水文地质学家以图来诠释,与水文学的描述相当吻合。公元前7世纪的泰勒斯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水科学家与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认为水与人与万物的存活如此息息相关,水的背后有些更深的法则与目的,他直接指出人可以思考有关水的“看不见”的意义,而非只是在“看得见”的使用,也许“看得见”的部份只是暂时的、多变的,而“看不见”的部份是永存的、不变的。

2近代水文地质学的发展

自十九世纪末,水文地质学成为一支独立的学科以来,在多位水文地质学家和水文地质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水文地质学从幼稚逐渐变得成熟,从单纯的现象描述发展到定量化的理论研究上[1]。泰斯于1935年利用地下水非稳定流与热传导的相似性,得出了地下水流向水井的非稳定流公式即泰斯公式,把地下水定量计算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20世纪中叶,苏联奥弗琴尼科夫和美国的怀特在水文地球化学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地下水的赋存、运动、补给、排泄、起源以至化学成分变化、水量评价等方面,均有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水文地质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了。20世纪70～80年代,由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地下水数学模拟成为处理复杂的水文地质问题的主要手段。同时,同位素方法在确定地下水平均贮留时间,追踪地下水流动等研究中得到应用。遥感技术及数学地质方法也被引进,用以解决水文地质问题。随着地下水污染、海水与咸水入侵淡含水层等问题的不断产生,与地下水中溶质迁移有关的问题开始受到重视。许多水文地质学家正在通过室内试验、野外试验与建立数学模型的办法去解决有关问题。

3现代水文地质学科技革命

3.1 科学技术革命对水文地质学发展的影响

水文地质学发展过程中的历次革命都是在科学技术革命及其产物的支持下完成的。首先对水文地质学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Darcy定律是H.Darcy受到电学中的欧姆定律和固体介质中的热传导定律的启发并通过试验验证得到的,三个定律的数学表达式完全相似,而欧姆定律和热传导定律早在Darcy定律出现之前就分别由欧姆和福里哀建立。其次对现代水文地质学的发展和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Theis公式和描述渗流的基本微分方程也都是从热传导理论中演绎过来的。另外,目前在渗流理论中广为应用的数值法是在新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之一—— 计算机的促进下才得以蓬勃发展的,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微型计算机的普及使得数值法在研究渗流问题时表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和优越性。现在计算机已渗人到水文地质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勘查、编图、开发、评价和管理等,正是在计算机帮助下,一些数学方法才得以用来解决水文地质问题。在地下水的勘查和研究中,当今广泛使用的技术和方法如电法、磁法、遥感、放射性测量、同位素、Υ-Ν等均是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这些方法和传统方法结合起来,借助计算机,不但解决了许多原来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且使水文地质学理论更丰富、更完善,并形成了多种交叉学科。

3.2 水文地质学今后发展方向

水文地质学发展到今天,经历了近150年,现在人们在解决渗流问题时基本上都按照这一模式进行:定性分析建立水文地质模型建立数学模型求解数学模型,这一模式通常称为数学模式[3]。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兴起一场以微电子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为中心的科学技术革命。新科学技术革命的主攻方向是智能信息科学技术,主要历史使命是建立智能科学理论,其核心是智能化,其科学、社会、经济效果将对人类产生巨大的冲击,将变革现在科学内部结构。受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水文地质学理论也将发生革命,解决水文地质问题的智能信息模型和混沌模型将代替现有的数学模型;同时受新材料、光导纤维、新能源、空间、电子和计算机等多项新技术革命的影响,在地下水的勘查和研究方法上也将发生根本的变革,届时目前水文地质学上的一些难题将迎刃而解。

为了更好地发展当代水文地质学,需要特别重视以下各类的学科交叉渗透:第一,根据研究目标的需要,开展相关学科与水文地质学相结合的研究;第二,将横断科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超循环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学、分形理论等)全面引入水文地质学,充实与发展水文地质学的理论与方法;第三,将水文地质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结合,加强软科学研究。目前,第一类学科交叉的研究,已经开始受到重视,但是,离开学科的真正融合,还有较大距离;第二类学科交叉的研究,已有不少探索性成果,但是,如何将横断科学全面系统引入水文地质学,要走的路还很长;第三类的学科交叉,则至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加强水文地质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的结合,其重要性如何强调也不为过。任何自然科学技术问题的解决,都无法回避人们的价值判断与利益协调。因此,自然科学技术成果,需要借助于社会人文学科的支撑,逾越种种利益门槛,才有可能被社会所接受,否则,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无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参考文献

[1] 王大纯,张人权,史毅红,等.水文地质学基础[M].北京:地质出版社,1995.

第9篇：工程哲学的基本观点范文

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着文学历史的进程,发展着我国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生产,构成文学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些文学批评刊物和批评成果在文学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组织的作用。但是,文学界对于文学批评在文学发展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认识不足,相关的研究也非常薄弱。我们知道,在文学创作、欣赏和批评实践中所积累的种种经验最终都要敛聚成思想、观念的结晶,以理论的形态反映文学思想、观念的发展水平。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发展,往往是从对既有批评理论局限性的批评开始的,以不断注入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实现推动文学的进步。无论是在文艺学学科领域,还是在现当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都是通过运用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实现对本学科领域研究的不断拓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批评研究所做的是为一定的文学批评方法提供理论基础,而相关研究的水平高低,决定着整个文学实践的发展水平。因此,全面梳理和评价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和现状,应该是当前文学研究的基本课题,对于推动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关于文学批评的理论研究,包括文学批评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发展论、功能论等,关系到文学批评逻辑前提、文学批评的对象与范围、文学批评的范畴与方法、文学批评的标准、文学批评功能,以至文学观念的建立等最为重要的文学基本问题。在文学界,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概称为/批评的世纪0,意指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成果对文学的影响超出了文学创作,不同流派的文学批评观念、理论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活动领域。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各个思想理论流派的出现及其对文学实践的积极推进作用,以实践成果表明了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对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为我国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总体上说进展与局限均极为明显。

就其进展来说,可以说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实现了解放思想、突破、全面开放;二是全面占有了世界上一切文学批评的思想与理论资源,获得了世界性的视野;三是在对影响当代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思想与理论资源)))文学批评理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理论、西方古典文学批评理论,及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在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入性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四是在吸收、融合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一些新的文学经验、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已经丰富了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形成了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形态。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在开放性、理论视野、占有的思想理论资源,以及思想、理论、方法的多样性方面,与新时期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新的繁荣。

但是,熟悉文学理论的人都明显感受到,新时期的发展历史中,受到诟病最多、最集中的不是某种文学创作现象,却是文学批评。这就意味着文学批评的发展现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就其现象层面看,存在着思想性的弱化、功利性的极端化、现实性的淡化、批评的人情化、消费性的娱乐化,以及捧、骂、炒、抄的非学理化等现象。就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层面,我国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总体上还处在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引进、模仿、吸收阶段,自身还没有形成关于建构文学批评的逻辑前提、方法、范畴等原创能力,还没有达到对现有的文学批评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综合、创造,从而与中国文学传统与现实经验相契合,建构符合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历史发展逻辑的要求。根据文学发展规律,这一层面的局限是最应该受到重视的,因为它关涉到文学批评思想理论的核心创造力的问题。近年来,文学界的学者们关注文学批评、批评文学批评、研究文学批评,就是要突破这种局限,探索形成原创力的方法和途径。

鉴于西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经验和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取得的成果与局限,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关键在于彻底改变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局限于对西方现代个别思想流派的思想、理论、观点引进、模仿、吸收的状态,形成中国文学思想理论的核心创造力,即在全面占有世界一切思想、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文学传统与现实,开展文学批评基础理论的研究,在文学批评的逻辑起点、方法、范畴、价值、功能、发展规律等本体层面进行系统研究,从而达到在综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建构反映中国文学经验与文化精神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实现这一目的,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的系统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在文学批评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功能论、发展论等不同领域全面开展研究,在多种思想、观点相互交流、碰撞、融合过程中实现综合与创新。应该说,新时期三十年中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在不同层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为此任务的提出和实现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仍没有以自觉的意识和明确的目标与方法开展系统的研究,实现综合与创新。基于此种认识,笔者主张,要自觉地开展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进展的课题研究,并且使之成为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热点课题,力图通过有规划、有组织的系统研究,分辨清楚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在历史的考察中掌握我国文学批评思想、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点,以对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发展方向和基本任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和反思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现状,对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任务提出自己的观点。开展这一课题研究不仅在文学批评理论建设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整个文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现状大体上可以从两个层面考察:一是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研究,一是文学批评理论的本体研究。考察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在这两个层面究竟做了哪些研究,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对于我们全面掌握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进展,反思、评价我国的文学批评研究的进展和水平,从而在此基础上自觉地整合各个具体研究,最终形成系统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对于构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研究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只是由于学科领域和具体研究目标的限制,这些研究都还是相对独立的,还没有实现较为理想的整体性的研究,更没有在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研究层面形成如西方二十世纪学派林立、不断创新的局面。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经为今天实现高水平的整合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个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研究对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意义与价值。概括地说,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国化,试图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和指导思想问题;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本土化,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性和现代性问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现代转化,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民族文学传统和民族特色问题;西方古典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基础性和普适性问题。这些努力,都从不同层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当代的文学批评思想和理论,为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在新世纪实现提升奠定了基础。对于文学批评理论本体的研究,如在文学批评理念、批评的逻辑起点、方法、标准、功能等等方面的研究,也都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可以说,本体研究是文学批评理论在新时期以来取得最显著进步的领域,从哲学基础对认识论模式的突破,到对语言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的借鉴和融合;从批评方法对社会历史批评的突破,到对语言学批评、英美新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阐释学批评、新历史批评、后现代批评、文化批评等等借鉴和融合;从概念、范畴对作者、环境、再现、表现、真实、典型、本质等核心范畴的超越,到对文本、读者、语义、能指、所指、共时、历时、结构、符号、无意识、原型、隐喻、转喻、变形、荒诞等范畴的借鉴与融合;从对文学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念的突破,到对审美、人文价值的借鉴与融合;从对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突破,到对本体论、交往论、对话论的借鉴与融合,等等。新时期以来发表的大量著述主要集中在这一层面,为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研究开拓了空前的视野与巨大的空间,使当代文学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成果体现为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中的点滴积累,逐渐汇聚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构成的思想、观点元素,丰富着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

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取得上述的成果,为今天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进程创造了可能性,提出了新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有必要在文学批评构成的各个层面系统地考察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发生的嬗变和所取得的进展,通过辨析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哲学基础、文化与文学思想资源、研究方法、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基本观点、理论形态等在新时期的发展变化,梳理出文学批评理论在不同层面所取得的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水平、存在的问题做出分析与评价。开展这一研究,必须要改变以重要的文学事件、理论论争现象为线索的思路和方法,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文学批评理论基本要素嬗变的考察上。这一考察应结合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实际,通过对各个基本层面的考察,最终达到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现状的总体把握。如在哲学基础层面的研究,系统考察批评理论界如何逐渐将关于、西方、中国文学理论哲学基础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哲学基础,形成了怎样的现实形态。又如,在范畴层面,考察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如何不断拓展研究的领域,丰富研究对象,将过去不在批评理论体系建构视野和研究范围的领域转化为文学批评的基本范畴的过程,并研究在中国的文化与文学语境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等。在历史的梳理与考辨中分析和评价文学批评理论的内在构成要素的嬗变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