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故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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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史记中的故事范文

关键词　司马迁，《史记》，科学思想，人天关系

Abstract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by　Sima　Qian　is　amonumental work　on　history　containing　substantial　contentab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angle　of　scientificthouhgt， this paper inquires into and comments on Sima　Qian'sunderstanding and appliance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nkindand Environment in ancient China，　as　well　as　his　originalview and elaboration about such　relations　on　the　basis　ofcriticizing and　inheriting　the　scientific　thought　of　hispredecessors.　It　also　makes　a　through　study　of　certainhistorical facts ab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t　down　in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pointing　out　that　they　provideimportant clues for conducting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Sima Qian，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scientificthought， relations between Mankind and Environment

司马迁的《史记》〔1〕，以52 万余言概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两千多年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内容丰富、含义深刻的科学思想（也广义地包含技术思想）的载述。一类是古代关于人天关系的认识与实践基本传统的记载；一类是体现司马迁批判地继承中的创新见解；再一类是史实与人物的主线中，涉及的一些体现中国科学技术独创性发展的重要线索。本文将从科学思想史角度探讨《史记》中这三类具有历史意义以至现实意义的部分载述，并试作分析评价，以期从古代智慧之果中获得新的启迪。

1　《史记》概括了先秦人天观的基本思想传统与实践

1.1　“法则天地”的基本观念

古代先民在长期从事生产实践中懂得，人的一切活动受制于自然界，因而在安排农事、制定法度时，朴素地、自发地效法天地。《太史公自序》指出：“维昔黄帝，法则天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3301页）。继黄帝之后是帝尧，《五帝本纪》载：帝尧“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16页）“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xuán＠①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 ”（24页）“xuán＠①玑玉衡”是舜时观测天象的古老仪器。 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时代，已建立了社会法度效法天地的传统。《史记》的记载，也获得考古的佐证。1960年和1973年山东诸地出土的距今4500年前的陶尊上就刻有太阳、云气和山岗的符号。古代天官主持祭祀日出，主管天象变化的观察记录，以授民时，指导农耕。天上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地上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则是对应的七政。黄帝之孙高阳因懂得“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xié＠②诚以祭祀”（11页），而继黄帝之后立为帝颛顼。当时通晓四时五行的运行规律以教化百姓是王者摄天子政的最高责职。

“五行”说是中国古老的自然哲学和社会定制的思想基础。轩辕之时“治五气”（3页），即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 《白虎通·五行篇》解释：“言行者，欲言为天之行气之义也，地之承天，……行尊于天也。”据《吕氏春秋》载，黄帝师“大桡探五行之情”，即探究天地节气的运行规律。《国语·郑语》从物质生成角度去理解，指出“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相杂，以成万物。”《宋微子世家》引箕子对五行的解释，阐明物质的形态与性质的关系，指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1612页）而《黄帝内经·天元纪大论》则论述了五行与脏腑的对应关系。“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

法则天地，首先是效法五行。正如《黄帝内经·天元纪大论》所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故应“以五为制”，“行五行之治。”而《白虎通·五行篇》则称为“法法五行”，即以五行作为一般事物的事理模式。周武王向箕子征求治国方略时，箕子指出的第一件事是五行，依五行相关规律指导农作，依五定制，分五事、五纪、五福。反映在天文历法中，则认为“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1350页）“五纪”则是“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生辰，五曰历数。”（1613页）解放前彝族十月历中，一年被分为土、铜、水、木、火五季，五行作五个节气理解[1]。 自然地理上定五岳；农艺上分五谷；生理上分五脏；医学上有五色诊。社会也多以五定制。《历书》记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qí＠③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1256页）甚至周朝贵族也分公侯伯子男五等，人朝执“五瑞”（五种玉石）；民分士农工商贾五民；礼分吉、凶、宾、军、嘉五礼；刑律分墨、劓、fèi＠④、宫、大辟五刑；乐定宫、商、角、徵、羽五声；歌作五章；舞有五行舞，即五色服装舞蹈。甚至性修貌、言、视、听、思五事，福修寿、富、康宁、好德、考终命五福，交通栈道也修五尺道等等。

封建伦理道德标准也是法则天地。天有天极，人有皇极，星空天道绕北极，百姓人道绕帝王，极为轴心，为最高规范。春秋制礼乐也不例外，《乐书》指出：“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1196页）“乐极和，礼极顺。”（1218页）总之，古代法天之极，比之万事，甚至秦皇陵和西汉一些陵墓中，也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象征人在中间，法自天地。西汉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王权神授为基础，定三纲五常作为封建伦理准则，也借着法则天地，论证神权，王权、族权、夫权的大一统关系，借至高无上的天道权威以论证人道王权的等级尊卑，成为历代封建统治思想基础。

司马迁对历代五行运行与天地相关的记述既肯定又批判。作为定季节、指导农事，他是充分肯定的，但对董仲舒等一些牵强附会的见解和记述，则予否定，认为“星气之书，多杂jī＠⑤祥，不经”（3306 页）。他对先秦至汉法则天地思想演变采取了科学严肃的态度进行整理，其所坚持的“法则天地”思想传统，既肯定了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性，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即“道法自然”的原则，但又抛弃荒诞不经之说。

1.2　阴阳和谐的思维方式

《史记》关于古代法则天地、道法自然基本观念的载述，又从另一角度体现为一种天地阴阳和谐统一的思维方式。《乐书》指出，“天地欣合，阴阳相得”（1203页）。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观念认为，天地为体，阴阳为气，“乐者天地之和也。”（1195页）天地运行不息而化生万物，天地有动静，乐为动，能明太始，即法天；礼为静，能形于教，即法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1188页）故先人作礼乐以应天地的和谐与顺序，其目的是和谐治世。

阴阳和谐的思维方式更突出地体现在古代医道中。扁鹊善于望闻问切，创始了脉诊临床。《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2788页）即是从脉象中分析阴阳是否失调以判断病情。《史记》记载汉代名医太仓公淳于意从公乘阳庆学医，其中就有“揆度阴阳外度”。阴阳交替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也是医道的根本规律，是中医判断脏腑属性、生理变化、诊断治疗、药性鉴别的基本思维方式。《黄帝内经》强调人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人体与天地同属和谐相关，调和阴阳也就成为中医思维与治病的要旨。

老子的《道德经》指出，“万物负阴而抱阳。”西汉初期主张破除秦代严法，实行无为而治。“斫雕而为朴”，“制治清浊之源”（3131页），其基本前提正是认为不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以至人体生理，要希望一切事物都象音律那样和谐有序，就需要反朴归真，从根本着眼，至简至朴，才能阴阳调和，无为而治。这正是司马迁所推崇的思维方式与方法原则。

1.3　地质演化的理性思路

古代人天相关的观念与阴阳和谐的思维方式也反映在关于地质变化重大事件的认识方面。司马迁的记载中，已概述了古代中国朴素的地质演变思想。《周本纪》载，“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145 页）这是运用阴阳和谐与制约的思维方式来阐明地震的原因。在这种朴素的解释中，已蕴含地质演化的科学思想。这种思想在其他古文献中也有所载。《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也记载：“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méng＠⑥zú＠⑦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形象地描述了地震引起地壳升降的情境和后果。19世纪英国地质学家赖尔认为地壳变化不是什么超自然力量支配的结果，而是地壳运动导致山川巨变所形成的。恩格斯指出，赖尔“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2]。而《史记》、《诗经》关于中国古代地质演变的记述与立论， 思路和赖尔基本相同，都是坚持从自然界自身的变化去说明地质演变，都是用理性把造物主排除在外，就这一点来说，时代却早了两千多年。

在先秦的地质演化载述中，既有科学合理的思想内容，又夹杂天人感应的色彩，认为“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145 页）但其中也包含合理的方面。《周本纪》指出，“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145页）在历代统治者中，往往由于大兴土木， 人为地任意挥霍砍伐，破坏水土保持，又耗尽民力，一旦水土失演，河竭山崩，人民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受破坏，无以为生，社会也必然失稳。就这一点来说，自然失序确实也有可能导致国运衰亡。其积极意义正在于警告后世君主顺应天时，勤修德政，节省民力，不能只向自然索取，不顾自然法度。而要利用与护养结合，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即使发生天灾，社会也仍保持安定，其寓意是深刻的。这与今天全球21世纪议程的“可持续发展”对策思想的新概念确实所见无异，思路一致。同时也要指出，自然演化与社会发展虽有相关性，但事件之间又决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如果作绝对性理解，则会陷入天人感应论。

1.4　水利疏导的系统思想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兴修水利，最早载誉史册的，应推夏禹。《史记》中多处记载了夏禹决川疏导、根治水患、兴修水利的辉煌业绩。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夏禹所以成功，正基于他在长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而形成的关于治水问题应整体协调、整体解决的基本见解。夏禹是中国古代最早运用系统思路解决全国性大型水利系统工程问题的杰出典范。

据《五帝纪》所载，夏禹“披九川，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2〕”（43页）所置九州实际是水利工程定界疏jùn＠⑧的九个自然地理区域。夏禹治水，首先是决川。《夏本纪》载，“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79页）在古代滔天洪水面前，根治的办法就是令河川与大海疏通，令田亩水渠与河川疏通，使全国各个水道水流通畅，不生阻塞。《越王勾践》载，“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渐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诸夏艾安。”（1756页）可见大禹治水注重根治，几千年受益于后世。

夏禹治水的同时，也令“九山刊旅，九川dí＠⑨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75页）即九山削木以示明通道，九江疏通以广泽农田，江岸筑堤以预防冲决，这又是有史记载的最早堤防工程。

《河渠书》还指出，大禹之后，全国各地发展了开凿运河的新水利工程事业。“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1405页）“西方（指楚）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山东）之间。”（1407页）鸿沟是春秋战国时期魏在黄河与淮河之间的荥阳地区开凿的运河。吴国则在长江、淮河之间修邗沟，是古代我国最早开凿的大运河。另外楚、齐各国也都开凿运河。《史记》概述了先秦各国修建运河的盛况，这是大禹治水之后的进一步发展。运河的开凿，又使区域定界的天然河川贯通起来，加之与堤防工程结合，就把区域水利工程连成整体有机系统。

在各流域内，春秋战国时期还修筑了不少大型水利灌溉工程。据《史记》所载，“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溉浸，百姓享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1402页）都江堰包括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个有机部分，合理解决分水、导洪、防洪除旱、引水灌溉和排除泥沙一系列相关重大工程问题，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水利工程。由于李冰父子建立了岁修制度，历两千多年而不衰，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至今在世界上仍享盛誉。在秦国，修郑国渠，“渠就，用注填阏于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1408页）在魏国邺郡，“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1408页）

从《史记》关于大禹治水到春秋战国时期所修的水利工程详细记载中表明，中国古代不仅修筑了许多重大水利工程，积累了宝贵经验，更可贵的是很早就形成了水利疏导的整体系统思路，并运用于工程实践，创造了许多成功范例，其高度系统性、科学性与持续性构思，至今仍值得效法。

中国古代关于法则天地的观念，阴阳和谐的思维方式，不仅限于对自然地质变化的认识，对水利工程实践的运用，且也运用于观察天象变化，指导农耕，以至社会政治、军事诸多方面，可以说，成为指导一切社会实践的思想导向，这里限于篇幅，不一一展开。而司马迁在整理先秦史事的哲理见解中又阐发了一些深邃的创见，值得我们有重点的予以研究。

2　 司马迁关于无为自化及科学求索论述所闪现的创新见解

2.1　关于“无为自化”这一道的根本的见解

《史记》成书虽处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代，然而司马迁仍坚持以道家的“无为自化”为道的根本。他深谙百家，“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3289页），即综百家精华。他又以“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的见解研究了道家与其他各家的关系，认为“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于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hé＠⑩少恩。皆原于道德之音，而老子深远矣。”（2156页）司马迁将老子的思想概括为“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认为这是道家的思想原则，同时也是司马迁对道家继承的基本点。

《太史公自序》指出：“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3313页），这出自《道德经》57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顺应自然，不要违背“道”，不要凌驾于“道”、强加于“道”，是“无为”的本意。也即认识事物，按事物规律办事，保持清静无为，社会才能安定，这就是无为而治的道的宗旨。

《春申君传》中说：“物至则反，冬夏是也”（2388页）。至即极，极则反，无为自化到一定临界点便出现物极必反，是任何事物演化的趋势。无为自化体现事物发展过程存在一种自发的自适应、自调节、自进化的自组织特征和趋势。现代系统论的自组织理论所阐述的正是这种思想，而在中国则是以朴素的见解早在古代就提出来了，被老子概括为“道”。司马迁在《范睢传》中指出：“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2422页）司马迁运用无为自化思想深刻剖析事物，并以比较的笔法阐发这一道理的幽微。正象犀象之死，惑于饵食；苏秦之死，惑于贪利；夫差自恃，杀身亡国；扁鹊神医，以伎见殃（2422、2817页）。《范睢传》中说：“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返者也。”（2424页）司马迁多处论证了“物盛而衰”（1420页）是自然之道，即现在我们说的普遍规律。他也运用于分析西汉时代商贸之道，认为经营贸易中，“财币欲其行如流水”（3256页）。《货殖传》中说：“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3254页）说明商贸之道与自然之道同理。正如“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3199、3282页）《史记》所举事例所说明的是市场社会、言谈发抒、处事及养生，都无不过犹不及。过，就是主观强加于客观，违背无为自化之道。

司马迁不仅看到物极必反，他对无为自化的理解还与发生、进化相联系。《龟策传》中说：“天下有阶，物不全乃生也。”（3227页）事物有阶，即有差别，客观存在的不平衡性是普遍的，不平衡才引起相干作用，引起随机涨落和消长，这是新旧事物交替的动力。在司马迁“不全乃生”的论断中已深寓此意。司马迁还说：“天尚不全，故世为屋，不成三瓦而陈之，以应之天。”（3237页）更充分说明了不全是绝对的，全是相对的，事无万全，既是应天道，也是生之本。这是司马迁从无为自化中透视的自然创生规律的真谛。

司马迁特别运用于认识社会问题。他引老子言：“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3131页）汉初律令从简，简得象能漏掉吞舟大鱼的鱼网一样，结果社会安定，一派新生。可见上德者不自以德全而确有德，下德者自以为德全反而无德。《太史公自序》指出：“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3292页）这是司马迁抒发对道家无为自化思想的深邃理解，其要旨在于奉劝一切人君必须因循无为自化这一“道”的根本作为治国纲纪。

但无为自化不能理解为完全消极地无作为或不作为。人是有自觉能动性的，《史记》中又发展了“庸命”思想，即关于顺天命与重人为相统一思想。这与无为自化这一“道”的根本是一致的。《五帝本纪》说，谁“能庸命，践朕位？”（21页）《集解》引郑玄注：所说“庸命”，指“能顺事用天命者”，即能洞察天道，按客观规律办事，这就是人的能动性。《史记》反对盲目畏天，而强调顺应天道的人为。董仲舒也讲顺天命，但轻人为。他在《贤良策一》中说：“按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时，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认为国家兴亡必有灾异先兆。但司马迁推古天变，指出“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藉jī＠⑤祥不法。 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1343页）所以《史记》中所述天象怪异，最多只作为事实记载，而不赞成牵强附会，盲目轻信，消极畏天，这一点与董仲舒有根本区别。《齐太公》上记载，齐景公32年，彗星出现，景公和群臣都为上天示警而忧虑，独晏子大笑，指出“彗星何惧乎？　”（1504页）认为社会兴衰不维系于彗星的出没，而在于修德政。“是时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故晏子以此谏之。”（1504页）这显然是司马迁所赞颂的。西汉初宫闱之争激烈，司马迁对诸吕外戚篡权现象是否归于天命甚是怀疑，故托语说：“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1967页）司马迁记述天象变化，也涉及天人感应，但不消极畏天，而重修德政。认为“国君疆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穰，正下无之。”（1351页）这是指有道之君，注重修德爱民，减刑，修好周边关系，而不在于祈求上苍保佑；无道昏君，即使上天真的示警也不起作用。天有天道，人有人道，虽同是遵从无为自化规律之道，有相关性方面，如天灾影响农事等，但又各别。人在天道变化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大禹治水就是历史的明证，天道变化决不代表人道变化。“无为”的深刻含义在于只能遵循而不能主观随意去改变规律，违背规律无不受到惩罚。遵从无为自化规律不是消极的，而是在客观规律容许的可能性范围内因循利导，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也可以达到最好结果。有道明君顺应无为自化之道，则在于勤修德政，尊重“无为”便能达到无不为。这样，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传统的庸命思想与无为自化之道相统一，就赋予了新的内涵，更富于积极意义，确也能为后代所效法。

2.2　《史记》创作宗旨体现的信息世界思想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他创作《史记》所坚持的三个宗旨，为古今学者所肯定。本文则从现代信息世界观念角度来理解这一基本宗旨的创造性和科学性。

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积累了关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成果，通过文字、符号把信息保存下来，以相互交流，传之后世。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把这类精神世界的产物概括为区别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信息世界（或称知识世界），并称之为“世界3”，以区别于前两者。“世界3”反映人类共同知识的积累，从这一意义来说， 先秦诸子百家的著述及司马迁的《史记》，也都为信息世界添砖加瓦，无不都是“述往事，思来者”（3300页），以影响后世为目的。尽管任何人都避免不了主体与时代的局限，但又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信息的客观性。司马迁也不例外，他作《史记》的三宗旨，也体现着他构建信息世界的基本宗旨。

“究天下之际”，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力求穷尽历史上一切自然与社会实际的信息，这是研究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依据。《报任安书》中指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亡之纪，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这就是司马迁的求实精神。“通古今之变”，也称“承敝通变”（3319页），则是司马迁从成败兴衰的历史信息中，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发现变中的不变，即发现历史演变的规律性。“成一家之言”，则表明司马迁坚持从自己的研究中去作结论，体现他研究态度的严肃性。《太史公自序》中指出：“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3300页）历史上任何学派对自然规律或社会规律的见解，无不反映作者的一定主观立场，其所带的主观性就是“志”，学派立论和见解的展开则是“思”。所以反映学派主体性的立场、意志、见解的能动性思想展开，就是“遂其志之思”。司马迁公然申明这一点，既肯定了人在建构信息世界中的作用，又不标谤自己是凌驾于一切的绝对真理，而仅是一家之言耳。

历史上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近代的黑格尔，也都探讨过人类信息世界的本质，说法不同而已。柏拉图称之为理念世界，但归之于天国，认为人只能通过回忆和反省去把握。黑格尔则称之为绝对精神，认为人类的观念世界只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而绝对精神则先于物质而存在。客观唯心论的共同点虽都承认在主客体之外存在一个知识世界之类的世界，但却把它当作先于人而存在，根本否认知识世界的形成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否认了人在建构信息世界中的能动作用。波普尔的“世界3 ”虽也包含信息世界客观性的见解，也不把它归之于天国，但他又宣称这个“世界3”是没有主体的世界，带有二元论倾向。其实“世界3”是社会实践中学术团体、学派，以至整个人类文化成果的总称，这是历史长河中人类知识的创造和积累，它虽不能归结为个体主体，但又是个体主体创造的积累。它也并非绝对没有主体，广义的主体就是人类群体，以至整个人类认识主体[3]。这一点司马迁的论述中， 已包含着类同的见解。《太史公自序》中指出，“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3288页）《索隐》注道：“六家同归于正，然所从之道殊涂，学或有传习省察，或有不省者耳。”其意思说明尽管六家百虑，途径和立场见解可能不同，有省察也有不省察之别，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探索自然与社会的规律性，这又是共同点。又正如《易传·彖上》所说，“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4]即只有最杰出者， 才能真正洞察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其见解能开启智慧，沟通意志，成为天下人的思想导向。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易经》到《史记》，都持人类知识积累的群体性见解，即肯定知识的客观性，又肯定个人在知识创造中的能动性和杰出人物的作用。这些较之柏拉图、黑格尔以至波普尔的见解又更加切实合理。

3　 《史记》记载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独创性发展的重要线索

3.1　同律度量衡的原理与方法

《史记》中记载了先秦历代通过定音律以作为定度量衡基准的原理与方法。《律书》指出：“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1239页）乐律是天地和谐的象征，阴阳律吕生养万物，故也为权衡等的基准。舜代尧摄天子职之后，东巡至泰山，会同诸侯，调整东方各邦国的音律度量衡、礼仪、历法、验证礼器等，使全国统一。《五帝本纪》所载的“同律度量衡”（24页），包括同律，即统一12音律；同度，即统一丈尺；同量，即统一斗斛；同衡，即统一斤两。定音律则是作为定度量衡的根本。

古代定音律是通过声共振实验进行的。据《后汉书·律历志》引《前书》所载：“黄帝使令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谷xiè＠⑾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管。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音，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律书》载：“凡得九寸，命曰黄钟之宫”（1251页）。黄钟为律吕之首，是制定其他11个音律的基础。12律中阳为律，阴为吕。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为六律；林钟、南吕、应钟、大吕、夹钟、中吕为六吕。《后汉书·律历志》载，古时定音律是在缇室中进行的。缇是一种没有花纹的丝织品，用缇缦绕成内外分隔三层的帐室，关闭三重相错的门户，并以牲血涂严门缝，使之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气流干扰的隔音密室。室中间按十二地支的方位安放12张木案，于上各放一根外高内低，一端封闭一端开口的微微倾斜律管，每个律管内安放一点由初生芦苇杆内的簿膜烧成的轻灰。做实验的人在缇室中心吹笛或拨弦以顺次发出12个音律，由于声波波长频率不同，便会分别与12根律管中具有相同频率的振动空气柱发生共鸣现象。如果管内长度刚好与四分之一声波波长相等，就会形成驻波，产生共鸣。驻波中有合振幅趋于极大的波腹，也有合振幅为零的波节。气至灰动，在波腹处轻灰被吹散，在波节处则轻灰积聚。如果管内斜面上有按波节的轻灰聚集，则表明已发生共振或共鸣。12根律管中，黄钟在子位，长9寸，孔径3分，围9分，其余各律管长度渐短，围数不变。

度者，定黄钟9寸之长为90黍之长，1黍为1分，10分为寸，10 寸为尺，10尺为丈，10丈为引。

量者，以黄钟管的容积定为1龠，合龠为合，10合为升，10 升为斗，10斗为斛。

衡（平）权（重）者，1龠容1200黍，重定为12铢，24铢为两， 16两为斤，30斤为钧，4钧为石。

黄钟律管经翻造作为标准量器发至全国。中央度量衡检查各地度量衡是否符合标准，就是将中央制定的黄钟律管与地方造的律管相比较，如有共鸣现象出现，才算合格，否则作废以至绳之以法。这套声共振实验方法，不仅用于统一度量衡，也用于各种乐器定标准音及气候的测定。因为律管发生共振共鸣与室温、湿度有关，只有声管之气与律管之气相“候”，才有应律共鸣发生。这表明我国古代很早就发现并利用一定音律与一定空气柱发生共鸣的物理现象，创造性地构建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声共振物理实验室[5]， 从而发明了以音律定计量单位的技术原理和标准量器，解决定音律、定通用度量衡的基准。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声共振实验技术和计量技术，也是人类社会推行度量衡的标准化、通用化和系列化的初期形式，在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汉书·律历志》的详细记载也表明，同律度量衡的科学技术思想与方法产生于黄帝时代，历代沿袭和改进，至汉代才以文字详细记载下来，已成为一种传统的技术和制度。

3.2　数纪运筹的思想与方法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十进制的国家之一。《周本纪》云，“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146页）这里的“纪”指数以十为进制。中国古代的数起于一，终于十，十则变，故曰纪。虽然《史记》中已涉及数纪概念，但没有展开论述。然而据考古发现，中国十进制运算法起源很早，《史记》关于数纪的记述，提供了与考古发现联系的线索。19世纪末，河南安阳小屯发掘的大批商代（前14—前11世纪）龟甲和兽骨中包含的数字，如记载俘敌或杀敌的数目，就是用十进制构成记数的概念体系和表达方式。而周代（前11—前3 世纪）的青铜器铸刻及货币上的铭文也有很多类似甲骨文的数字或记法，但数字记法已有所演变[6]。

中国古代虽应用十进制记数法，但计算过程不是应用记数文字来运算，而是应用“算筹（或suàn＠⑿）”作为计算工具来进行计算。“筹”是一些小竹棍，用于摆成不同形式以示不同数目，然后进行计算。《道德经》上已有“善计不用筹策”的论述，说明十进制用筹作为运算工具已有悠久历史。

中国古代文字是直行书写，自右至左，但算筹记数和运算方式则是排成横列，自左至右，与现行十进制位值体系记数法相同。即同一个算筹，当处于数列的不同位置时，表示的数的意义不同，即体现位值的不同。数的积累逢十而进位，这是中国古明的位值制记数法。而在其他文明古国中，虽也应用十进制，但记法复杂。古埃及的十进制，数逢十即用新符号记数。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十进制也都极烦琐，虽是十进制，但缺乏数字的位值成分，不能表示出一个数字符号的位值，这一点，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都一样。现代阿拉伯数字起源于印度，但印度的数码体系中，也没有进位记法，10与10的倍数，都用独立符号表示，每个符号都独立代表一个数，均不体现位值制位值成分的意义。按照李约瑟的估计，“在西方后来所习见的‘印度数字’的背后，位值制早已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年。”[7]可见中国的十进制的位值制更具有独创性，也远早于其他国家。其不足之处是不能象笔算那样在算筹运算上保留计算步骤，难于检验运算过程，也影响逻辑推理的发展。

《史记》在《留侯世家》及其他多处提及“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2043页）。这里的“运筹”，则不具体指以“筹”为工具的计算过程，而是指张良在帷帐中制定作战谋略与决策的过程。《孙子吴起传》记载了战国时期田忌与齐王赛马的故事。田忌的马不如齐王，由于采用了孙子的谋略，以下驷对齐王上驷，以上驷对中驷，以中驷对下驷，而终于获三战两胜的结果（2162页），这在今天仍是博奕论的典型范例。在西汉时代，“运筹”已被当作制定谋略与决策职能分工的代名词。

本世纪30年展起来的运筹学，其基本宗旨是探讨事理，强调做一项工作之前要明确目的，制定效果衡量指标体系作为估计不同方案所达到预定目标的程度的依据，在此基础上选择最优方案和实施有效管理。我国1955年开始研究运筹学时，正是从《史记》中摘取“运筹”一词作为OR（operations research）的意译， 就是包含运用筹划以智取胜的深刻含义。从《史记》对“运筹”的记述表明，我国运筹思想源远流长，对我国运筹学的建立和发展仍有重要影响。

3.3　信息思想及传递方式

《周本纪》记载，“幽王为fēng＠⒀suì＠⒁大鼓，有寇至则举fēng＠⒀火，诸侯悉至”（148页）。这表明公元前700多年，已应用光通讯技术远距离传递军机大事。烽（即fēng＠⒀）火台又称墩堆，是一种高筑的土台，有敌情时点燃薪草等易燃物，发出浓烟，一站一站相继点燃传递信息，诸侯获悉派兵支援。这种方式一直到明清时代还有使用。有时为使目标更加明显，还加入狼粪，又称狼烟。烽火台的通讯，就是中国最早的光通讯。

中国古代传统信息的载体很多，《史记》中有多处载述。旗帜是很早就发明的信息载体。《五帝纪》载，“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44页）。说明早在五帝时期就已经用旗帜为信息载体标志身分等级。《乐书》载，“龙qí＠⒂九旒，天子之旌也。”（1201 页）qí＠⒂为天子诸侯的旗帜，交龙为qí＠⒂。古代以旗帜的不同图案和饰物为信息载体，表示身份等级的差别。如上公九yóu＠⒃，侯伯七yóu＠⒃，子男五yóu＠⒃，“王建太常，十有二yóu＠⒃。”[8] 《礼记》云，“龙qí＠⒂九yóu＠⒃，所以养信也。”（1162页）除王建龙qí＠⒂外，卿建“zhān＠⒄通白之帛”。大夫士的旗帜为“物”， 系杂帛。师都建旗，画有六＠⒃熊虎。卅里建yú＠⒅， 画有七yóu＠⒃鸟隼。县鄙（都之所居）建zhào＠⒆，画龟蛇，四yóu＠⒃。[8]。熊示毅，虎示猛，鸟示速，隼示挚，龟示静而有知，蛇示敏而有勇。可见旗帜传递的信息，既示尊卑有别，养信于民；又示职责分工，各得其所。古代军事活动中，更普遍以旗帜为信息载体。都城驻地立杆旗以示级别和部队之间从属关系。颜色则标示方位，如青示东，赤示南，白示西，黑示北，黄示中央。战场上夺旗鼓为胜利标志（2876页），刈旗示失败标志（334页）。军队列阵， 常用鼓声传讯指挥。孙子吴起以鼓声指挥操练吴王宫女（2161页）。《宋微子》载，“不鼓不成列”（1626页）。“秦军鼓zào＠⒇勒兵”（2445页）。项羽“引兵鼓行”（305页）。从《史记》所载，先秦以旗鼓为信息载体， 标志身份，标志职责，标志方位，指挥 战阵行军，等等，传递的信息量极大。

语言、文字、丝帛、竹简、书信都是常用的通讯工具，也作为信息存贮的载体。《孝文纪》载，西汉律令“著于竹帛，宣布天下”，“著于竹帛，施于万世”（436页）。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还用鼎书、 铭文、碑刻为载体，这在《封禅书》、《秦始皇纪》中也有记载（1393、263页）。重要军情机密，还用铜虎符、竹虎符传递（424页）。而地理信息，建筑设计，则用地图、建筑图为信息载体。《孝武纪》称，“济南人公王带上黄帝时期明堂图。”（480页）《张仪传》载， “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2299页）因为图籍贮存全国版图和人口信息，故为王者所必争。

至于远距离传讯通道，除烽火台外，平时通讯往来则普设驿道，每到一处则设驿站。《汲郑》载，“常置驿马长安诸郊”（3112页），可见沿交通要道设置驿站，在汉时已连成邮递线路网络。秦统一全国后，建36郡，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字。”（239 页）正是通讯系统网络化、信息语言通用化的新开端，使信息传递更为便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在信息思想与传递方式上也是重要革命。

古代音乐也发挥着交流信息的功能，司马迁确实也认识到这一点，在《史记》中也有精辟记载。《乐书》云，“乐必发诸声音，形于动静，人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1220页）又指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动情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1181页）其基本见解是乐声与人心相通，音乐能表达人的内心世界思想感情微妙变化的信息，这种与心相通就是“正”。国家安定，人伦清正，“正和”；社会混乱，道德沦落，“正乖”，即不正常。所以，音乐以独特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秩序的信息。

在《史记》关于伏羲作八卦、文王作周易等记述中，还反映了中国古代已形成朴素的全息观念。《孝武纪》载，“闻昔大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下万物之所系终也。”（465 页）古人已直觉地猜到天地万物存在一统关系，这个“一统”有信息相关之意。《律书》上说，“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孰万物也。”（1243页）这是关于万物体现宇宙五行八正之气，因而通过五行八正之气又能沟通宇宙信息的朴素全息观念。古代占卜术士祈求通过占卜，“推归之至微，要＠②于精神也。”（3224页）希望获取自然变化的相通信息，判断思维中的疑难。至于占卜能否窥测未知事物这一点，司马迁则抱怀疑态度，故他又说，“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1344页）。

《史记》虽不是一部科学技术史书，但它是全面的历史巨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不少科学技术的思想与史实。除上面本文所述外，《史记》关于天文、数学、农事、中医、养生、纺织、车辆、机械、地质、栈道等诸多方面，还有不少重要事件和史实的载述，提供了许多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本文仅初步研究了部分的事例。但从上述《史记》数例的研究中，也基本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传统，反映了司马迁卓越的创见。西方学者认为，“从自然中学习什么即创造力”[9]， 自然界是最伟大的设计师，是激发人类创造力无穷无尽的源泉。中国古代形成了法法自然，绍物开智，向自然学习创造力的科学思想传统，创造了举世公认的辉煌业绩，这些正是今天我们向21世纪进军中所要继承和发扬的。

参考文献

[1]　阿苏大岭等，云南小凉山发现彝族太阳历， 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3 (2)

[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2

[3]　黄麟雏，也谈客观意义的知识·哲学研究，1991，(7)

[4]　易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35—36

[5]　杜晓庄，世界最古老的物理实验室·光明日报，1980.12.1

[6]　李俨，杜石然，中国古代数学简史·北京：中华书局， 1963年

[7]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32

[8]　六经图，周礼

[9]　Gern Binning. 创造力的秘密·世界科学，1992，(1)

注释：

〔1〕本文所引《史记》均系中华书局1959年版。 文中所引《史记》原文均将页码直接附于引文之后，不另加注。

第2篇：史记中的故事范文

[关键词] 股票市场 股市制度 股市分析 上市公司

一、中国股市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我国股票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规范到逐步规范, 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股票市场已经和正在发挥着其在国民经济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股市的现状可以说处于调整阶段，目前来看中国股市牛熊三年间的发展过程中，具体表现为我国股市自2005 年上证综指的历史最低点为998点以来，经历了两年波澜壮阔的牛市后，终于在2007 年10 月上证A股指数到达中国股市的最高点6124 点，随后，一路下探至2008年9 月的2000点。我们都知道股市的暴涨与暴跌，对于一国经济平稳快速有效地发展是不利的。在这一轮股市的调整中，中国的股市规模扩大了，供应量扩大了，但是相应的市场并没有因此而稳定。资金结构也也得到发展，由最初的散户主导，到了“更为倾向于”价值投资的机构, 但是遗憾的是股市也并没有因此在一个合理的价值预期中运行。就其不足来说中国股市的现状还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上市公司分红低相应的融资渠道短，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回报还是很低的。享受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可以培养投资者长线投资的习惯。公司每年的分红是基于该公司的年度盈利的。如果市场中的更多的投资者在选择投资一家公司的时候，更多是看重该公司的成长性，那么，有盈利能力、并且愿意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公司才会在市场上受到更多的关注。对于公司来说，在市场上受到关注后，股市可以成为公司融资的一个重要渠道，公司于是可以在实体经济中寻求合适的项目为股东带来进一步的回报，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可以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然而，在上市公司普遍吝于分红的背景下，很难培养投资者注重对于一个上市公司进行长期投资的习惯。如果市场更多的投资者只是注重价格的波动，那么整个市场就会处于一种相对不稳定的热点追逐的状态。忽冷忽热的市场不利于上市公司根据公司本身的资金需求，进行有效的融资。那么股市就渐渐会失去反应经济晴雨表的功能，而是更多地在反应投资者时而过度乐观、时而过度悲观的心态。

2.一级市场严重扭曲。股票市场包括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 即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在正常的股票市场中, 公司股票要上市应该按照有关规定自愿申报。企业只要符合标准, 经过审查合格, 均可上市。公司什么时候上市完全由市场状况决定。如果大势看好, 企业觉得能卖出个好价格就赶着上市, 反之, 大势不好, 企业觉得此时上市卖价低可以不上市或缓上市。而我国目前公司上市实行计划额度和计划价格的审批制, 这就使股票一级市场行为严重扭曲。上市公司“圈钱”心切。公司股票上市, 筹集资金, 目的是为了长远发展。然而, 眼下不排除相当数量的公司上市是为了圈钱。只要获准上市, 就等于开辟了一条不用还本付息的融资通道。有的公司, 除招股募集资金之外, 上市不久就迅速扩张股本, 有的先送后配, 有的不送也配。一旦圈到钱, 便溜之大吉，根本不把投资者的利益放在眼里。

3.中国股市缺乏有效的做空机制。过去一年的中国股市，经历了“5.30”的印花税政策的调整后，中国股市短暂调整后，当时的众多基金出现一日售罄的情况。之后的几个月，市场热点便从价格较为便宜的股票转移到了价格较为昂贵的蓝筹股。蓝筹股价格的大幅拉升，致使市场的平均市盈率上升到50倍左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泡沫。

二、对现存问题的几点对策思考

1.有效的分红机制可以帮助投资者区分公司的盈利能力，使一些业绩不好的公司遭到市场的冷落。这样，可以帮助投资者逐步转变做价格波动的习惯，从而使市场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帮助上市公司正确地认识参与股市的中小投资者与公司财务战略之间的关系，使上市公司建立积极地为投资者创造更多地回报的经营理念，应该是值得管理层重视的问题之一。

2.相关法制有待健全，违规操作的惩罚力度不够。中国股市的监管力度还有待提高，立法力度应该加强。公司的圈钱使公众对于中国股票市场常常有种不信任的感觉。基于这种对市场不信任的感觉，当市场一旦出现利好或利空的消息，投资者就会表现出过度的亢奋或者过度的悲观态度。有效地加强对于股市中的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可以增强中国股市的信息披露的公信力，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去发现上市公司的价值，进行长期投资，这对我国股市的发展起着主要的约束作用，也是维护股市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3.中国股市是一个先买后卖的单边的市场，这就造就出缺乏做空的情况的机会，在这种市场机制下，参与者只能通过不断扩大上涨幅度才能获取利润。因此，为了获取超额利润，投资者总是想以更低的价格来买入股票，再以更高的价格卖出股票。中国的公募基金一方面有最小持仓比例的限制，一方面有基金排行的压力，所以即使在市场估值偏高的情况下，基金公司只能选择有一定安全边际的蓝筹公司进行“长期价值投资“。但是，如果市场有做空机制的话，当市场有一定的泡沫后，有一部分资金会反手做空，使公司的估值回到一定的合理水平。在有期货和现货互动的市场平衡下，连续做空或者连续做多的心理都会趋于谨慎。因此，整个股市会在一定的估值中枢中运行，有利于股市的稳定。有效的做空机制能够帮助参与市场的投资者合理控制风险。

总之，中国股市的发展在面向世界开放的今天，经历着从初步到发展，从不正规到正规的变化，其中的挫折和失误是难免的，但前途是光明的。相信在政府有序的宏观调控下，我国股市定能走出熊市，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也为世界经济走出低迷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第3篇：史记中的故事范文

一、上市公司规模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1998年,中国工业500强的总资产平均值为7.11亿美元,销售收入平均值为3.98亿美元,分别仅相当于当年世界500强平均规模的0.88%和1.74%。1998年中国最大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为61.13亿美元,仅相当于同年世界500强最小企业销售收入89.02亿美元的68.7%。即使以中国工业100强同世界500强比较,差距也仍然是显着的。1998年中国工业100强的总资产平均值折算成美元为19.48亿美元,销售收入平均值为10.89亿美元,分别仅相当于当年世界500强平均规模的2.44%和4.75%。

1999年我国四大全资国有商业银行首次全部进入世界500强,但相比之下,它们在其中的表现却是“大而不强”。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我国四大全资国有商业银行的庞大规模是政府过去用巨额财政资金和垄断经营政策做大的。因此,我们的国有银行虽有世界级大银行的外壳,但尚缺乏跨国大银行的内在素质,当然也就不能算做名符其实的世界500强。

不难想象,从上述企业中产生的上市公司,其规模也必然会是偏小的。以上市公司的总股本规模为例,上海30指数所含30只成分股的可流通股本规模普遍都是偏小的。以2001年4月底的统计数据为准,在30只成分股中,可流通股本不足1亿股的就有2只:1亿~2亿股有12只;2亿一4亿股有8只;4亿~6亿股有6只;6亿股以上有2只。从统计结果看,有近一半成份股的可流通股规模不足2亿股,而且没有一只股的可流通股本达到10亿股。即便从这30家上市公司的总股本来看,公司规模也是偏小的。其中,总股本大于20亿元的只占2家;而总股本不足7亿元的则占18家;总股本介于7亿~20亿元之间的有10家。

再以香港股市为例,在香港恒生指数所含的33只成份股中,大多属于蓝筹股,它们的总股本(即可流通股本)规模现状是:5亿股以下只有1只;5亿~10亿股有6只;10亿一20亿股有7只;20亿~30亿股有12只;30亿一50亿股有4只;50亿股以上有2只;100亿股以上有1只。

二、上市公司股本结构

依世界各国的先例,股本一般只有普通股与优先股之分,而我国上市公司总股本却异样地分割为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三大块,而且,只有社会公众股才能上市流通,可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重仅30%多一点。原本偏小的总股本规模,当其中的60%以上又不能上市流通时,至少会引发以下后果:

1.由于股市的实际股本流通量狭小,易于大户操纵控盘,从而形成“投资不足、投机过剩”的格局,最终导致股价失真。曾经制造中国股市“天价奇迹”的亿安科技,为何能与其业绩如此不符地冲上126元的“天价”?后来人们从证监会的公告中才得知,原来是南方四个大户联手操纵的结果。其实,只要看一下亿安科技的股本结构,我们就不难发现问题所在:7000多万元的总股本已是够小的了,而可流通股更是少得可怜,仅有3500万股。正是由于流通股本太小,易于操纵,因此,经常的现象是,大户“坐庄”,散户“抬庄”,赚者投机,套者投资。

2.由于上市公司总股本不能整体上市流通,尤其是处于控股地位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一方面,它不仅造成了上市公司与上市股本的不对称,而且还导致了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不平等待遇以及市场并购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它不利于国有资产的存量活化与结构调整,易于造成国有资产的沉淀与流失。换言之,上市公司总股本不能整体上市流通,严重阻碍了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同时,退化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机能。

3.国有股与法人股的不能上市流通,易于形成内部人控制下的“一股独大”。由于股权的过分集中,监督与决策机制失衡,经常发生的现象是,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不正常的关联交易经常发生,强制上市公司为控股母公司担保,私分上市公司财产,抽逃上市公司资金,甚至大肆掏空上市公司,中饱私囊或满足小集体的利益。

我国上市公司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是我国股市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实际上,国家股东和法人股东要想转让股权,目前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经证券主管部门批准,与合格的机构投资者签订转让协议,可以一次性完成大宗股权的转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的这种转让主要是通过兼并收购、买壳、借壳等资产重组行为而展开的。业已开始试点的国有股减持方案显示:国有股减持将采取二级市场配售、增量发行、上市公司回购、向非国有企业协议转让等四种方式进行。我们相信,随着这一重大改革举措的推行,中国股市的国有股与法人股的类别划分,将最终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中消失。

三、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强弱,是企业内在素质和外在规模的综合体现。反映上市公司盈利水平的主要指标有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等。每股收益(也称每股盈利或每股税后利润)侧重反映企业当前经营业绩的好坏;每股净资产则着重反映企业经营的现实资本,及其未来创造利润并能抵御风险的能力。

纵观世界各国股市,凡属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股市发展史差不多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一样,长达一二百年,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上市公司(其中有不少是跨国公司)一般都有着较高的国际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以美国为例,1999年,在世界500强中,美国独占185家,我国大陆地区则只占5家。正因如此,美国股市有着大批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如J.P摩根,1999年每股收益竟高达11.16美元。美国类似公司,还有通用汽车、通用电气、可口可乐、IBM、英特尔、微软、戴尔等。正是有了这一批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绩优股,美国股市与股指

才能不断地成长壮大。 再以香港股市为例,恒指33只成份股中,绝大部分每股收益都在1港元以上,也有不少在2港元以上。其中,长江实业每股收益曾高达7.66港元。类似业绩的蓝筹股还有汇丰控股、九龙仓、恒生银行、和记黄浦、新鸿基地产等。这些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一般都达20港元以上,有的每股净资产甚至接近50港元。

我国上市公司则没有这么幸运。以2000年度业绩为例,沪深两市一千余家上市公司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仅0.20元,每股净资产为2.65元,净资产收益率为7.66%,亏损面8.55%(剔除年内新上市公司后则亏损面将达10%)。其中,业绩最差的每股收益为�3.12元,每股净资产最低的为�8.93元,每股未分配利润最少的为�10.96元;即便业绩最好的上市公司(一家酿酒公司)每股收益只有1.60元,每股净资产最高的公司(当年才增发新股)也没有达到10元。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同世界500强相比,中国工业500强的盈利能力明显偏低。1998年,中国工业500强的平均资产利润率、人均利润和人均收入分别为2.78%、1366美元从和27456美元/人,而当年世界500强的同类指标分别为11.29%、11093美元从和288855美元从,前者分别仅相当于后者的24.62%、12.31%和9.51%。由此可见,作为上市公司基础的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水平,与国际一流水平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四、上市公司利润分配

按照国际惯例,上市公司必须在兼顾眼前和长远利益的前提下,先行对税后利润至少作出如下几项必要的扣除后,才能对股东进行最后的利润分配。第一项扣除是抵补以前历年亏损;第二项扣除是留作法定公积金;第三项扣除是留作法定公益金。

从国外发达股市来看,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基本上是以派息为主的,而派息的多少则是依盈利水平而定的。例如,从香港恒生指数的33只成份股来看,公司对股东进行利润分配的主要形式是派息,而且绝大多数公司的派息水平都在每10股派5港元之上。其中,派息最多的是恒生银行,从网�上可查阅到的1995~1998年的资料来看,该公司连续4年派息都是最高的,其每年派息都在每10股派30港元之上。汇丰控股每年每10股派息则都在20港元之上。对股东如此丰厚的利润分配,如果没有极强的盈利能力,那的确是很难想象的。

相比之下,大陆股市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则以送股、配股、或直接增发新股为主要形式,而派息不过是象征性的,派息面与派息率均很低,例如,每10股派1元,甚至只有几角钱。这种现象在我国股市中可能还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上市公司股本偏小,客观上只有通过不断地送配或增发新股,才能“做大”股本规模,尤其配股和增发还能同时提高每股净资产含量;其二,上市公司普遍盈利能力较弱,每股盈利水平不高,若强制性要求所有上市公司的派息最低限,势必影响企业资本积累与投资扩张。因此,送配增发形式的分配方式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一举两得的现实选择。

五、机构投资者

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成熟股市一般都有着庞大的机构投资者,其中,尤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主体,这种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队伍的大小及其内在素质高低,是股市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据统计,1996年2月,美国共有五千多个开放式共同基金和五百多个封闭式共同基金,持有基金股东有一亿多人,共同基金资产总额达3.01万亿美元,相当于1995年美国GDP(7.4万亿美元)的40%。1997年6月,日本有基金管理公司44家,管理基金5300多个,管理资产近45万亿日元。1997年底,英国有单位信托基金管理公司154个,管理单位信托基金近1600个,管理资产1500亿英镑;另有投资信托公司570多个,管理资产580亿英镑。1997年底,我国香港特区共有46家基金管理公司、788个投资基金,基金资产总值约为六百多亿美元。

另据统计,在美国股市中,个人直接持有的股票占股票总市值的20%,个人通过共同基金持有的股票占股票总市值的27%;机构直接持有的股票占股票总市值的28%,机构通过共同基金持有的股票占股票总市值的25%;共同基金持有的股票占股票总市值的比例约为55%。1997年英国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占上市股票总值的79.5%。日本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增长很快,1960年为40.9%,1984年为64.4%,1989年为72%,1997年即增加到81%。

相比之下,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也起步较晚,规模相对较小。1998年初,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证券投资基金诞生。截止2001年5月初统计,沪深证交所挂牌的证券投资基金仅有33只,而且全部都属于封闭式基金。其中,最小规模只有5亿个基金单位(占11只);最大的基金规模也不过30亿个基金单位。

按照加入WTO谈判的承诺,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将逐步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因此,培育大批机构投资者的工作非常重要。事实上,为了满足股市超常规发展的需要,我国证券监管部门正在大力培植机构投资者队伍。例如,已经推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取代“老基金”、券商资本扩容、企业准人放宽限制、保险基金人市等;随后还将推出的其他举措包括:开放式基金面世、社保基金与养老金入市、外资设立基金入市、混业经营下的银行资金直接入市等,直至完全开放的外资机构入市。到那时,我国机构投资者将是股市最庞大的投资者群体,它们将支撑着我国股市的健康发展,并逐步走向完全的国际化。

六、股价分布

股价作为虚拟资本的一种价格,它是股票市场最重要的信号之一。股价只有在市场给予合理定位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从而做到准确有效地反映宏观基本面和微观景气度。一般地,股市较为成熟的国家或地区,其股市价格分布大多表现为极差(即最高价与最低价之差)较大的均匀分布。例如,美国股市最高股价为100多美元,股价仅有1美元多的也不少,甚至还有不足1美元的。很显然,其股价最高值与最低值之比均超出了100倍之多。

  相比之下,我国股市价格分布则不妙。以2001年5月11日(表1)收盘价为例,最高股价为华工科技53.35元,最低股价为马钢股份3.94元,二者相差仅12.5倍。在1091只上市A股中(不含PT股),位于50元之上的有1只,介于40~50元之间的有9只,介于30―40元之间的有31只;而落在7元以下的仅有20只;介于7―10元间有84只;其余的946只股票的价格则分布在10―30元之间,占全部股票的86.7%;其中727只股价高度密集在10~20元之间。也就是说,我国股市的股价分布是“一窝蜂”,是“大锅饭”,股价基本上没有拉开应有的档次,这样的股价分布,当然也就反映不出上市公司质量的优劣与差异性来。反过来讲,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不高,也正是股价普遍拉不开档次的根本原因。

表1 我国A股上市公司股份分布结构(2001年5月11日收盘价) 价格(元) 合计 7以下 7~10 10~20 20~30 30~40 40以上

股票(只) 1091 20 84 727 219 31 10

占比(%) 100.0 1.8 7.7 66.6 20.1 2.8 0.01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可流通股本规模偏小,这就使得股市客观上供不应求,而流通盘过小的股票则更成为投机者的追逐对象,无论公司业绩好坏,其股价均居高不下;相反,为数不多的流通大盘股,即便是绩优大盘股,其股价由于流通盘较大不易炒作而始终偏低,例如,10元以下股价中大盘股占多数。这种因股本而排列的股价严重偏离了上市公司的业绩和投资价值。

客观上的股市投资不足和投机过剩,势必造成股价整体水平高企,股价严重扭曲。以同时发行A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股价比较,同股却不能同价,普遍情形是,上市公司在大陆流通的A股市价无一例外地高于在香港流通的H股市价5~10倍,有的甚至达到近20倍。可以肯定的是,香港股市显然比大陆股市成熟而规范。 七、股价指数的成长性

股价指数是衡量并记录一国或地区股市成长历程的重要指标。股市的成长,意味着股指不断地向上“长大”,而股指“长大”正是上市公司不断成长壮大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反映股市涨落的股指,又是国民经济波动的“晴雨表”。

20世纪最后10年,美国经济经历了战后少见的长达一百多个月的经济持续增长,这也许是西方世界的奇迹,但正是这一奇迹制造了美国所谓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也正是这股动力推动了道琼斯指数在近十年中的超常“生长”。

而仅有十年发展历程的我国股市的确还很年轻。我国股市价格分布过于集中,在股价普遍偏高且拉不开档次差别的情况下,宏观面上稍有风吹草动,极易导致股市大起大落,进而形成股价上的普遍性同涨同跌,投资者方面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在股价反复的齐涨齐跌中,股指似乎很难长大。

以沪市综合指数为例,1992年股指从最低293点猛窜至1429点,但年末却又陡落至386点;1993年新年刚开市股指又猛升至1558点,随后又快速步入逐波下跌之路,直至1994年7月底跌至325点,随后上海综指强劲反弹至9月13日达1052点,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股指累计涨幅达223%,而年末收市又跌至600多点;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沉寂之后,1996年初股指从550点逐步启动,1997年6月股指直逼此波行情的最高点1510点;随后股指退守至1000点附近,这种进退两难的格局又维持了近两年,直到1999年6月我国连续第七次降息及《证券法》的即将实施,终于推动股指快速上扬至1756点的历史新高。

在经历了近十年的曲折后,股指终于第一次摆脱1500点的历史大箱顶,进而大步冲向2000年的最高点2125点,2001年5月份继续冲高至2200点之上。很显然,自1996年启动的这一波超长大牛市,一直没有大回头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宏观经济成功“软着陆”后的买方市场时代的到来,使我国国民经济摆脱了过去长期以来的“大起大落”的格局;二是上市公司在市场经济改革大潮中,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在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基本判断:随着这一波牛市的必然终结,下一波熊市的最低点如果能站稳在1750点之上,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我国股市已经告别了过去“大起大落”、难以“长大”的历史,这将是我国股市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八、股市的国际地位

国际股票市场,不仅拥有来自世界各地优秀的上市公司,而且还有着广阔的国际资本供给空间。一国或地区要想将国内或地区内的股票市场变成国际股票市场,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完全开放的贸易和金融制度、充分发达的经济和金融、规范的法治和有力的管制。从当今的国际股票市场来看,如纽约、伦敦、东京等地的国际性股票市场,它们无一例外地建在国际金融中心或开放的国度里。

第4篇：史记中的故事范文

在这些天马行空的故事中，除了神幻，我们还能找到经济学的影子。

在《酉阳杂俎》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唐宪宗元和年间，有个叫王清的洛阳人，挣了点小钱，在田边买了一棵枯栗树准备劈柴出售。当天晚上，有个邻居先下手为强前来盗砍，不料才砍了两斧子，树下就冒出一条黑蛇，居然还开口说话，“我是王清的树根，你不想活了？”邻居吓得丢下斧子逃走了。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唐朝产权意识的诞生。此时的黑蛇，成为保护产权的象征。

在现实世界中，当然不会有一条黑蛇跳出来为你维权，但确实有相类似的东西，比如铁丝网。铁丝网由美国人约瑟夫·格里夫发明，并在1874年美国专利局申请了专利。你也别小看这个铁丝网，它被称为改变世界面貌的七项专利之一。

美国铁丝网的销售量在1887年居然达到了17.3万吨，要知道，这相当于当时美国生铁产量的3％。如果说，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西部边疆的开发密切相关，那么铁丝网无疑左右着美国的经济，因为它的存在让人们的财产有了明晰的区分和保障，这才空前地激发人们的创业热情。从这个角度，王清买树的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唐朝经济繁荣的原因。

《酉阳杂俎》还记载一个更加离奇的故事：北魏时洛阳城有座菩提寺，为了扩建寺庙，人们掘墓取砖，结果就发现了一个活人。这人自称叫崔涵，说自己在地底下呆了十二年了。有一天，崔涵路过一家棺材店，对老板说：“你们要用柏木做棺材，不要用桑木做里衬。”别人就问原因了，崔涵说，阴间有规矩，凡被柏木棺材收殓的，可以免服兵役。

洛阳人听说这个故事以后一下子“洛阳棺贵”，柏木被抢购一空。

这个故事让我们见识了古代营销大师的魅力：当时的商人是如何通过故事来让产品添加附加值的。

第5篇：史记中的故事范文

规模变化：从缩一半到增一半

筛选后进入观察范围的36只明星基金中，二季度末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一季度末的有23只，其中不及一季度末净值60%的有5只，包括两只新华系基金――新华优选分红和新华钻石品质企业。这两只基金2015年以来一直坚持投资价值蓝筹，业绩表现也远远落后于同类基金，二季度末资产净值分别为一季度末的46.58%和52.45%，基本缩水一半。

与此同时，13只明星基金的资产净值在二季度环比上升，增幅超过20%的有5只，包括两只在6月份分红的基金――宝盈资源优选和华商盛世成长。由于权益登记日前涌入大量申购，二季度末两只基金的份额分别增长51.3%和21.57%，带动其二季度末资产净值较一季度末分别增长了54.9%和20.9%。

排除分红影响，二季度份额出现净增长的明星基金仅有两只――银河竞争优势成长和易方达科讯，分别增长10.08%和4.19%，对应的资产净值则分别增长30.54%和27.45%。

在份额萎缩的情况下，更多的基金是依靠单位净值的上涨实现了规模增长，最典型的是东方龙混合，二季度末份额下降了12.9%，但资产净值增长了13.36%，当季东方龙混合单位净值增长30.17%。

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末资产净值超过100亿元的三只明星基金都出现了明显萎缩，到二季度末规模都低于百亿元。其中，嘉实研究精选的收缩最为明显，一季度末基金规模为129.17亿元，到二季度末仅剩68.66亿元，下降46.85%;兴全趋势投资规模也从110.43亿元下降32.79%到74.22亿元，博时主题行业从124.69亿元下降25.28%到93.17亿元。从份额变动看，上述三只基金的降幅更为明显，按序分别为53.13%、40.23%和35.22%。

二季度末，36只明星基金中，规模突破100亿元的只有宝盈资源优选和易方达科讯，宝盈资源优选二季度末资产净值从一季度末的66.57亿元飙升至103.11亿元，易方达科讯从90.02亿元扩大到114.72亿元。

仓位变化――兴全系大幅减仓

仓位方面，兴业全球系（下称“兴全”）基金的前瞻性和执行力充分体现了专业机构和普通散户的区别。

《证券市场周刊》记者基于Wind数据统计发现，36只明星基金中，二季度末仓位环比下降的有18只，占一半，但18只中有12只降幅在4个百分点以内，降幅超过10个百分点的只有3只，全部来自兴全系基金，降幅最大的两只都超过了20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18只仓位提升的明星基金中，11只增幅低于4个百分点，宝盈资源优选和东方龙混合增幅最高，分别为10.58个和9.69个百分点。

实际上，在大跌前夕，不少明星基金都对市场中存在的泡沫表示担忧。在一季报中，除了兴全系基金，华泰柏瑞积极成长、华商动态阿尔法和富国天源平衡等基金也同样强调了后市很可能有大幅震荡。兴全系基金则在旗下所有基金一季报的后市展望中统一措辞发出预警，对A股后市表示强烈担忧，在一片唱多声中显得尤为醒目。在实际操作中，二季度兴全趋势投资仓位下降22.42个百分点，兴全合润分级下降20.19个百分点，兴全有机增长下降12.41个百分点，二季度末仓位分别为53.16%、74.20%和66.15%。

兴全趋势投资在二季报中写道，“二季度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市场情绪高涨，泡沫迅速扩大，因此，我们在5月初逐步降低股票仓位。虽然，在5月份的上涨中，我们落后较多，但在市场回调后，本基金取得了较大的超额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6月份分红的华商盛世成长和宝盈资源优选应该先进行了减仓以预备分红所需现金，此后仓位在6月末以前又恢复原水平甚至更高。华商盛世成长的基金经理在二季报中写道，“报告期内基金进行了大约25亿元的分红……分红工作于市场出现蹦极之前的6月18日顺利实施。”一季度末，华商盛世成长的资产净值为70.71亿元，仓位91.43%，到二季度末分别为85.5亿元和91.83%，显示在6月下旬的下跌行情中，该基金又大幅加仓。

特殊行业机会的坚守和撤离

在“互联网+”、国企改革等概念盛行的同时，那些特立独行的基金显得更加珍贵。

作为十年以上的老牌明星基金代表，博时主题行业在一季报中重点提到了燃气和石化行业的投资机会并阐述了投资逻辑。一季度，博时主题行业新进上海石化7571.66万股、深圳燃气5279.65万股、国新能源1068.16万股，持仓市值分别达到4.15亿元、5.73亿元和3.55亿元。

但在二季报中，深圳燃气和国新能源从十大重仓股名单中消失。基金经理在报告中表示，二季度石化行业的配置取得明显超额收益，但“高估了天然气价格改革的进程和未来的幅度”、“降低了燃气股的配置”。

基金经理提到的石化行业超额收益，集中体现在上海石化。6月份的反转行情中，上海石化和石化油服走出了一波独立行情，甚至创下了历史新高。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在7月初的持续暴跌中，上海石化股价较6月末历史高位也接近腰斩。二季度末，博时主题行业持有7500万股上海石化，期间微幅净减持71.66万股。

国新能源和深圳燃气在6月份下半月的表现就惨淡得多，尤其国新能源的跌幅较为猛烈，从6月15日见顶的28.65元到6月30日最低15.57元，最多下跌了45.65%。

另一只值得一提的基金为华泰柏瑞积极成长，该基金从2014年四季度起看好油价下跌带来的机会，从彼时开始重仓航空和航运股，并在一季度这类股票表现不是很突出的情况下继续坚守，直到二季度迎来超额收益：在6月下半月的行情中，航空和航运股表现明显相对坚挺。

一季度末，华泰柏瑞积极成长前十大重仓股包含南方航空、中国国航、渤海轮渡和海南航空，实际上这四只股票同样也是前四大重仓股;二季度末，重仓股名单包含渤海轮渡、南方航空、东方航空、中国国航和海南航空，其基金经理方伦煜对航空股可谓情有独钟。

有意思的是，方伦煜在一季报中也同样强烈预警了二季度可能将出现震荡甚至“踩踏”，“市场阶段性调整随时可能发生……鉴于目前市场杠杆使用较为普遍且数量巨大，一旦不测，‘踩踏’难以避免。或许当前火热的市场是一场火山口边的盛宴……”

不过，该基金最终并未和兴全系基金一样提前减仓，方伦煜在二季报中写道，“尽管我们此前有所准备，但下跌如此之迅猛，加之对政策作用估计过高，以致我们未能及时降低仓位。”

大调仓和后市展望

36只明星基金中，有6只基金的十大重仓股名单在二季度几乎“面目全非”，其中4只是从一批成长股换到另一批成长股，包括嘉实成长收益、浦银安盛价值成长、富国天源平衡和泰达宏利成长;1只是从一批价值股换到另一批价值股，即中银动态策略;还有1只是从一批成长股换成一批价值股，即中欧价值发现。

其余的明星基金也多数主要持有成长股，一些传统的价值股在二季度纷纷遭到大幅减持，如嘉实研究精选一季度末的第二大重仓股格力电器在二季度消失，兴全趋势投资一季度末的第一大重仓股中国平安在二季度末也无影无踪。

当然也有与众不同的，汇添富民营活力就在二季度大举增持中国平安，后者成为其第二大重仓股。值得一提的是，汇添富民营活力和汇添富优势精选这两只明星基金在二季度还新重仓了过去一轮泡沫的典型代表――全通教育。

第6篇：史记中的故事范文

（1）炼名词。一些意象名词，由于意象的独特性或代表性，可以通过它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尤其是多个名词连用时，意象的组合会营造一定的意境。如有送别相思之情的诗作常常会出现柳、酒、月、雁、楼等意象。如赵嘏的《寒塘》“乡心正无限，一雁度南楼”，游子心中蕴积的愁情，因秋而触发，化作无边的乡愁；孤雁从南楼飞过，凄哀的鸣叫，使乡愁更加上一层“雁归人未归”的感伤。情景交融，含蓄而耐人寻味。

（2）、炼动词。一首诗，是由一些诗的意象按照一定的艺术构思组合而成的，而真正能构成鲜明的化美为媚的意象的词，主要是表动态的具象动词。因为名词在诗句中往往只是一个被陈述的对象，它本身没有表述性，而能给作主语的名词以生动的形态的，主要就是常常充当谓语的动词，这样，具象动词的提炼，就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炼字的主要内容，离开了炼动词，炼字艺术就会黯然失色。在鉴赏诗歌时，我们要重点关照动词，特别是具有“多重含义”的动词。

例：你记得跨清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哀江南》孔尚任）

在这里，一个“剩”字引人注目，作者并没有用“留”、“见”，其妙处就在“剩”虽与“留”意思相近，但“剩”字一般是被动的，而且有“残存”，“残余”的意思；另外“剩”字有时间性，给人一种“无可奈何”之感。“留”则无这么多含义。“见”只就眼前而言，不能给人以今昔对比的变迁感。

（3）、炼形容词(修饰语)。诗歌是社会生活的主观化的表现，少不了绘景摹状，化抽象为具体，变无形为有形，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触其物，如历其境。这种任务，相当一部分是由形容词来承担的。这些词不仅可以从形、声、光、色等方面点出形象特点，还能传达出作者的感情。尤其是颜色，多能表现心情，增强描写的色彩感和画面感，渲染气氛。

例：“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蝴蝶飞来过墙去，应疑春色在邻家”，这是王驾写的《晴景》，王安石改后两句为“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除了易“蝴”为“蜂”，易“应”为“却”之外，炼字的关键就在于去“飞来”而改为“纷纷”，因为只有蜂忙蝶乱的侧写妙笔，才能令人动情地表现出晚春雨后特有的美景。《诗经》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4）、炼数量词。数量词大约和讲究概念与逻辑的数学、物理有某种密切的关系，因此，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角度来看，它似乎是枯燥乏味的。其实不然，优秀诗人的笔就仿佛是童话中一根可以使沙漠涌出绿洲的魔杖，那经过精心选择提炼的数量词，在他们的驱遣之下却可以产生丰富隽永的诗情。过去有一首诗：“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永不见。”庾信《小园赋》中的“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前人就称之为“读之骚逸欲绝”。

（5）、炼虚词。在古典诗词中，虚词的锤炼恰到好处时，可以获得疏通文气，开合呼应，悠扬委曲，活跃情韵，化板滞为流动等美学效果。罗大经《鹤林玉露》指出“作诗要健字撑拄，活字斡旋。撑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车之有轴”，就是从这个角度看到炼虚字的作用。盛唐诗人善于运用虚字，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去掉“与”、“共”二字就会大为减色，欧阳修《昼锦堂记》首句本为“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递走后飞骑追加二“而”字成“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因此而使文义大为增光，那么，从上面所引的诗例中，我们就更不难领略诗词中炼虚字的美的消息。

（6）、特殊词。在诗文中，有一些词本身与众不同，读者能很快找到它们：

a.叠词：叠词作用不外两种：增强语言的韵律感或是起强调作用。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其一》刘禹锡）

千门万户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元日》王安石）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李清照）

b.拟声词：有些拟声词就属于叠词，因为其出现频率很高，特单列一条。作 用有一：使诗文更生动形象，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浪淘沙》李煜）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杜甫)

c.表颜色的词：这些词有时作谓语用，有时作定语用，有时作主语或宾语用。但是作用只有一个，颜色一般表现心情，增强描写的色彩感和画面感，渲染气氛。 欣赏时，或抓住能表现色彩组合的字眼，体会诗歌的浓郁的画意与鲜明的节奏：“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黄、翠、白、青四种颜色，点缀得错落有致，而且由点到线，向着无限的空间延伸，画面静中有动，富有鲜明的立体节奏感。或抓住能表现鲜明对比色彩的字眼，体会诗歌感彩的浓度：“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红与绿道出了蒋捷感叹时序匆匆，春光易逝的这份儿“着色的思绪”。就是抓住单一色彩表现的词也能体会到诗人的浓情：“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怜惜与伤别离的情愫尽在“绿”与“醉红”中。

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扬州慢》姜夔）

红藕香残玉簟秋。（《一剪梅》李清照）

第7篇：史记中的故事范文

关键词：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一、股权激励出现的背景

所有权与经营权互相分离是现代企业的重要特征之一，股东委托经营管理层进行资产与业务的运营管理。股东与经营管理层的追求目标存在不完全一致性，股东作为企业的所有人，希望企业股权长期价值的最大化，经营管理层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股东与经营管理层开始利益博弈，导致企业委托成本问题出现。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不断发展，企业所有权不断趋于分散化并且与经营管理权分离趋势的加快，企业委托成本的冲突日益严重。

股权激励是解决股东层与经营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的有效方法之一。股权激励是指企业职业经理人和核心员工通过持有一定形式和一定数量的企业股权的形式，来分享企业红利（剩余索取权）以及通过企业所有权价值套利（股票交易），从而获得企业中长期企业价值的一种激励行为。股权激励的核心是通过经营管理层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建立与股东的利益一致性基础，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转化为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

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出现第一个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实践。截止目前，股权激励已经发展了60多年。在全球500强企业中，已超过85%的企业对经营管理层实施股权激励。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证明，股权激励对于提升公司运营效率、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推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也被认为是目前实施效果最好的企业激励机制之一。

二、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实践

2001年-2005年的大熊市使得中国A股证券市场的资本市场功能丧失，就整个A股市场来讲，当时在激励机制方面较为普遍的存在如下问题：

1.公司治理机制方面存在股东利益的不一致性。同样作为公司股东，不能流通的大股东和能够流通的小股东，在当时我国上市公司独特的股权设置下，利益不能得到统一和协调。在契约理论下，公司制度的主要矛盾是拥有所有权的委托方和拥有经营权的方之间的矛盾，但是在我国当时的情况下，却表现为委托方自身的矛盾。大股东独掌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关注实现利益最大化。对于如何激励经理管理层更好地为上市公司服务已成为次要矛盾，实质上是大股东控制经营管理层为其自身的利益服务。

2.经营管理层的薪酬结构单一，缺乏长期性激励机制。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国A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比较单一，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是工资、年终奖金和分红等固定薪酬，激励周期较短。企业的经营状况和高管们的收益之间呈现出弱相关性。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高管人员可能会急功近利，片面追求当期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却可能威胁了企业的长远利益，损害了股东的未来收益。

股权分置改革消除了非流通股与流通股的流通制度差异，建立起股权平等的制度基础，推动市场的透明高效、结构合理、机制健全、功能完善、运行安全。其实质是推动资本市场的机制转换、形成理性的定价机制。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形成并巩固所有股东的共同利益基础，使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接近尾声，为了巩固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果，证监会适时地出台了《试行办法》，鼓励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根据wind资讯统计，截止2014年8月，已经有460家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从实践情况来看，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实践取得了以下成效：①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②建立了价值创造为导向的绩效文化，建立股东与职业经理团队之间的利益共享与约束机制；③激励了持续价值的创造，保证了企业的长期稳健发展；④帮助管理层平衡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⑤吸引与保留优秀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⑥鼓励并奖励业务创新和变革精神，增公司的竞争力。

从证券市场表现来看，推出股权激励计划的A股上市公司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在股权激励实施之初，提出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股票受市场追捧。在二级市场上，股权激励概念成为推动个股上涨的主要动力之一。在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的股东利益得到内在统一，股权激励将有效弱化委托――机制问题，给经营人员带上“金手铐”，把他们的利益紧紧地同股东利益、公司利益“捆”在一起，减少短期化行为，更多地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作为资本市场的利好消息，无疑会得到市场的认可和追捧。

以在国内A股上市公司中将股权激励机制常态化的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而言，2009年、2010年、2012年、2014年分别推出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从已经行权的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效果来看，实现了股东、公司、员工的共赢。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从2009年的11.49亿元上升到2013年的41.68亿元，年度业绩复合增长率达到38%；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由2009年的14.89%增长到2013年的28.81%；公司市值由2009年1月1日的120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12月31日的530亿元。

三、中国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基本制度框架和要点

就股权激励事宜，2005年中国证监会对颁布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对股权激励的激励对象范围、股票来源、激励方式、实施程序等进行明确，后续在实践中又陆续《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3号》等三个文件对部分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为股权激励在A股上市公司的大规模实践提供了操作指引。

1.《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对股权激励方案的规定：

（1）激励对象额范围：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可以包括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以及公司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员工，但不应当包括独立董事。在后续的《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中，因为上市公司监事会应当对激励对象名单予以核实，并将核实情况在股东大会上予以说明。为确保上市公司监事独立性，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上市公司监事不得成为股权激励对象。

（2）激励标的股票的来源：拟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可以根据本公司实际情况，通过以下方式解决标的股票来源：（一）向激励对象发行股份；（二）回购本公司股份； （三）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3）激励标的股票总数限制：上市公司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非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批准，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

（4）激励的方式：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其中（1）限制性股票是指激励对象按照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条件，从上市公司获得的一定数量的本公司股票。A、上市公司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应当在股权激励计划中规定激励对象获授股票的业绩条件、禁售期限。B、上市公司以股票市价为基准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在下列期间内不得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一）定期报告公布前30日；（二）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2个交易日；（三）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2）股票期权是指上市公司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本公司一定数量股份的权利。激励对象可以其获授的股票期权在规定的期间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上市公司一定数量的股份，也可以放弃该种权利。

（5）实施程序和信息披露。①上市公司董事会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拟定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绩效考核体系和考核办法。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获董事会审议通过。③独立董事应当就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发表独立意见。④上市公司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后的2个交易日内，公告董事会决议、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独立董事意见。⑤上市公司应当聘请律师对股权激励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⑥上市公司董事会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上市公司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对股权激励计划的可行性、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以及对股东利益的影响发表专业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⑦董事会审议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后，上市公司应将有关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同时抄报证券交易所及公司所在地证监局。中国证监会自收到完整的股权激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未提出异议的，上市公司可以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审议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在上述期限内，中国证监会提出异议的，上市公司不得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审议及实施该计划。⑧上市公司在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时，应当同时公告法律意见书；聘请独立财务顾问的，还应当同时公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独立董事应当就股权激励计划向所有的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⑨股东大会应当对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表决，股东大会就上述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⑩上市公司应当按照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业务规则，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开设证券账户，用于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以及不得转让的标的股票，应当予以锁定。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的行权申请以及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解锁，经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的机构确认后，上市公司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经证券交易所确认后，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登记结算事宜。已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及时注销。

四、关于完善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的建议思考

就上市公司而言，在考虑制定股权激励方案时应考虑如下因素：

（1）应制定适当的期权行权价或股票认购价或者综合考虑激励方案的设计，避免激励对象在一开始就享有了巨额收益，弱化努力经营的积极性。

（2）考核指标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在多数公布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中，业绩考核标准主要是净利润增长率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仍侧重于传统的业绩评价标准但这也是在目前情况下上市公司努力所能做到的。如何考核指标不能全面、客观和科学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和管理层的努力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股权激励的效力。

就监管机构而言，为更好的发挥股权激励的效应，有如下建议：

①适当放宽股权激励方案的审批程序：目前股权激励审批仍需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方可召开股东大会。而在国外公司实践中，股东大会可以授权董事会在一定比例的股本范围内进行期权授予及股份回购安排。为提高效率，可否由目前的备案制调整为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一定股权比例范围内进行操作，由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需监管机构审核。

②放宽激励对象的范围。公司的发展需要多元化的资源和人才支持，在目前制度中，仅能对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员工进行激励。而监事、独立董事不能纳入公司激励对象范围，同时对公司有重大贡献但不在公司任职的人员纳入激励范围。

③外籍员工进行股权激励的问题。随着中国上市公司的国际化运营深入推进，提升中国上市公司全球竞争力需要整合全球优秀、一流人才。由于目前外籍人士不能在中国开设A股账户，不能通过股票增值权的方式进行激励、分享公司发展成果。需要监管机构从国家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角度出发，协同有关部门解决这一政策。

参考文献：

[1]《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3号》

第8篇：史记中的故事范文

【摘要】

目的观察鸡骨草（JGC）、毛鸡骨草（MJGC）及其种子的急性毒性。方法采用最大耐受量试验（MTD）与扩展（上下）试验方法测定（LD50）。结果①以JGC，MJGC给予小鼠灌胃（ig），两者MTD分别为400，364 g/kg。②以JGC，MJGC荚果给予小鼠ig，MTD分别为416，360 g /kg。③以JGC，MJGC种子给予小鼠ig，两者MTD测定结果均为224 g/kg。④以JGC，MJGC种子生品给予小鼠ig，两者的LD50分别为（10.01±2.90）和（6.77±2.46）g/kg。结论①JGC，MJGC的MTD分别大于400，364 g/kg体重。②JGC，MJGC荚果的MTD分别大于416，360 g/kg体重。③JGC，MJGC种子MTD均大于224 g/kg体重。④JGC、MJGC的种子（生品）的LD50分别为（10.01±2.90）g/kg和（6.77±2.46）g/kg。JGC，MJGC果实经水煎后毒性均明显降低。

【关键词】 鸡骨草；毛鸡骨草；急性毒性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acute toxicity of Abrus cantoniensis Hance， A.mollis Hance and their seeds. MethodsThe maximum tolerated dose(MTD) and expanding test (up and down tests) were adopted to determine the acute toxicity. Results①Abrus cantoniensis Hance and A.mollis Hance were given to mice by intragastric(ig) administration. MTD of them were 400，364 g/kg，respectively.②The legumes of Abrus cantoniensis Hance and A.mollis Hance were given to mice by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MTD of them were 416， 360 g/kg，respectively.③The seeds of Abrus cantoniensis Hance and A.mollis Hance were given to mice by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MTD of them were 224 g /kg，equally.④The fresh seeds of Abrus cantoniensis Hance and A.mollis Hance were given to mice by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LD50 of them were (10.01±2.90)，(6.77±2.46) g/kg，respectively.Conclusion①The MTD of Abrus cantoniensis Hance and A.mollis Hance are excess 400，364 g/kg. respectively.②The MTD of the legumes of Abrus cantoniensis Hance and A.mollis Hance are excess 416，360 g/kg，respectively.③The MTD of the seeds of Abrus cantoniensis Hance and A.mollis Hance both are excess 224 g /kg， ④LD50 of the fresh seeds of Abrus cantoniensis Hance and A.mollis Hance are （10.01±2.90）g/kg， （6.77±2.46）g/kg，respectively. The toxicity of the boiled seeds of Abrus cantoniensis Hance and A.mollis Hance are obviously lower.

Key words:Abrus cantoniensis Hance； A.mollis Hance； Acute toxicity

鸡骨草为华南地区常用草药。主要来源于豆科植物鸡骨草Abrus cantoniensis Hance和毛鸡骨草A.mollis Hance，具有清热解毒，舒肝止痛之功效，主要用于黄疸，胁肋不舒，治疗急、慢性肝炎［1］。药理研究表明JGC和MJGC对CCl4肝损伤和BCG与LPS诱导的小鼠免疫性肝损伤均保护作用［2］。有关文献记载两者的荚果（果实）有大毒，《中国药典》《广西中药材标准》《中药志》等仍规定要把荚果除去［3］。由于缺乏鸡骨草、毛鸡骨草及荚果毒性的实验研究，为验证本文对JGC，MJGC及其果实进行毒性研究，为JGC和MJGC的临床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仪器

1.1 药物来源及药物的制备［4］JGC，MJGC购于南宁药材站，经广西中医学院药用植物刘寿养副教授品种鉴定，JGC为Abrus cantoniensis Hance； MJGC为Abrus mollis Hance。JGC，MJGC种子由广西玉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1.1.1 JGC，MJGC（去荚果）水煎剂的制备

取JGC，MJGC各500 g，加10倍水浸泡30 min，按常规方法煎煮3次，40 min/次，滤液合并浓缩至JGC 500%，MJGC 455%，冰箱保存备用。

1.1.2 JGC，MJGC荚果水煎剂的制备

取JGC，MJGC荚果各250 g，加8倍水浸泡30 min，按常规方法煎煮3次，40 min/次，滤液合并JGC荚果浓缩至520%，MJGC荚果浓缩至400%，冰箱保存备用。

1.1.3 JGC，MJGC种子水煎剂的制备

取JGC、MJGC种子各200 g，捣碎，用4层纱布包，加10倍水浸泡30 min，按常规方法煎煮3次，40 min/次，滤液合并浓缩至280%。冰箱保存备用。

1.1.4 JGC，MJGC种子混悬液（生品）的制备

取JGC，MJGC种子各100 g，加蒸馏水200 ml置冰箱中浸泡24 h，再加适量蒸馏水用家用搅拌机反复搅拌成糊状，JGC种子加蒸馏水配成7.04%；MJGC种子加蒸馏水配成11%。备用。

1.2 动物

昆明种小鼠，普通级（CV），合格证号:桂医动字11004号，由广西中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1.3 条件

实验室室温为（25±2）℃（空调）。

1.4 仪器

电子天平，美国双杰兄弟（集团）有限公司，常熟双杰测试仪器厂生产，型号规格：T200，d=0.1 g。

2 方法与结果

2.1 JGC，MJGC水煎剂最大耐受量（MTD）的测定［5］

取健康昆明种小鼠60只，随机分成3组，20只/组（各10只），体重（20±2）g，禁食12h后，一组给予等容积的蒸馏水作为正常对照。另两组以JGC（500%）和MJGC（455%）给药容量40 ml/kg体重，ig给药，间隔6 h/次，一共2次。JGC，MJGC给药量每天分别为400，364 g生药/kg体重。按人用量50～100 g/d，即JGC相当于人用量的240～480倍；MJGJ相当于人用量的218.4～436.8倍。

2.2 JGC，MJGC荚果水煎剂最大耐受量（MTD）的测定［5，6］

取昆明种小鼠60只，随机分成3组，20只/组（各10只），体重（20±2）g，禁食12 h后，一组给予等容积的蒸馏水作为正常对照。另两组以JGC荚果（520%）、MJGC荚果（400%）给药容量为40 ml/kg，ig给药，间隔6 h 1次，一共2次。给药量每天分别为416，360 g生药/kg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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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JGC，MJGC种子水煎剂最大耐受量（MTD）的测定［5，6］

取昆明种小鼠60只，随机分成3组，20只/组（各10只），体重（20±2）g，禁食12h后，一组给予等容积的蒸馏水作为正常对照。另两组以280% JGC、MJGC种子给药容量为40 ml/kg体重，ig给药，间隔6h 1次，一共2次。两者给药量每天均为224 g生药/kg体重。

以上各实验组小鼠给药后1 h内密切观察动物反应，以后每天观察1次，正常喂食，除JGC，MJGC水煎熬剂于第2次给药后个别小鼠出现稀便外，其余各实验小鼠活动正常，动物外观、行为、进食、四肢活动、呼吸、二便等均未见异常，动物毛发光泽，未见死亡发生。连续观察14 d，分别于第8，15天上午称量体重，各小鼠体重增长正常。结果见表1～3。表1 JGC，MJG（去荚果）最大耐量小鼠平均增重率(略)表2 JGC，MJGC荚果最大耐量小鼠平均增重率(略)表3 JGC，MJGC种子（水煎）最大耐量小鼠平均增重率(略)

2.4 JGC，MJGC种子（生品）的LD50测定［5，7］

取昆明种小鼠50只，各半，体重（20±2）g，禁食12 h后，先用相当数量动物做预初试验。决定动物数、剂量的间距和剂量数，剂量选择包含LD50或至少接近LD50。正式实验用扩展试验（up-and-down tests），逐只进行实验。第一只所用的剂量选择最接近LD50的开始。若高一级剂量的动物死亡，下一只就用低一级的剂量；若存活，下一只就用高一级的剂量。

给药后立即观察动物反应情况，在24 h内作多次观察，每只动物给药后均连续观察14 d，以便观察延期性死亡，并记录动物毒性反应情况和死亡动物分布。测定结果JGC，MJGC种子的LD50分别为（10.01±2.90），（6.77±2.46）g/kg体重。

3 小结

以JGC，MJGC给予小鼠ig，MTD分别为400和364 g生药/kg动物体重，按人用量15～30 g/60 kg /d计算，JGC为人用量的240～480倍；MJGC为人用量的218.4～436.8倍。结果表明两者毒性剂量分别大于400，364 g/kg动物体重。

以JGC，MJGC种子水煎剂给予小鼠ig，MTD均为225 g（生药）/kg动物体重，实验表明，小鼠给药剂量为225 g/kg，未见有明显的毒性反应。JGC按成人用量15～30 g/d，有种子约0.1～0.2 g，结果认为种子毒性并不很大［5］。JGC，MJGC种子经水煎煮后毒性明显降低，两者毒性剂量均大于225 g/kg动物体重。

以JGC，MJGC荚果水煎剂给予小鼠ig，MTD均为360 g生药/kg体重，实验表明，小鼠给药剂量为360 g/kg，未见有明显的毒性反应。JGC，MJGC荚果经水煎煮后毒性明显降低，毒性反应剂量均大于360 g/kg动物体重。

以JGC，MJGC种子（生品）给予小鼠ig，用扩展（上下法）试验进行LD50的测定，每一个动物给药后观察14 d，以观察延期性死亡。测定结果：JGC，MJGC种子LD50剂量范围分别为（10.01±2.90），（6.77±2.46）g/kg体重。

综上所述，JGC，MJGC和JGC，MJGC种子及MJGC荚果水煎剂MTD，未见明显毒性反应，按人临床常用剂量100 g JGC或MJGC约含0.1～0.2 g种子，因此在人临床常用量的范围内使用是安全的。据文献报道种子含相思子毒蛋白［6］，毒性降低可能与经水煎后毒蛋白被破坏有关。由此说明JGC，MJGC荚果、种子经水煎煮后毒性明显降低。而JGC，MJGC种子（生品）均具有一定的毒性，其毒性与含相思子毒蛋白有关。按规定毒性试验要进行两种以上动物试验，同时还应做长期毒性实验［7］，因此有待更深入地进一步研究。

致谢：本实验承蒙赵一教授、周燕华、刘寿养副教授的指导，在此表示谢意！

【参考文献】

［1］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国药典［S］.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134.

［2］李爱媛，周芳，成彩霞.鸡骨草与毛鸡骨草对急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06，27(4)：35.

［3］江苏新医学院.中药大辞典，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1210.

［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中国药典，Ⅰ部［S］.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0：附录.

［5］徐叔云，卞如濂，陈修. 药理实验方法学，第3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27.

［6］玉林地区药品检验所.广西中药材标准，鸡骨草质量标准起草说明［S］.1990：215.

第9篇：史记中的故事范文

一、教育教学工作：

三尺讲台，是我永远的舞台，而学生，则是作为歌唱者我最欣喜见到的听众。

13年来，我的教学成绩都很突出，不管是科学教学，还是语文教学，都倾注了我的满腔热情。如前几年，当我在科学教育工作中正如鱼得水，应用自如时，学校语文教师出现了短缺，领导们将目标描向了我。开始时，我犹豫、彷徨，痛苦，因为我深深地知道：当时自己的科学教学正处于开花结果的时候，转教语文学科就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多年擅长的科学教学从零开始。对于即将踏入中年的我来说，不得不面临人生一个重大的挑战。 “干还是不干？”历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我的良知告诫我：要为五十多名学生负责。此时，我毅然以大局为重，放弃了自己的科学教学，全身心地投入到我并不熟悉的语文教学中。之后不久我又担任起60个孩子的班主任工作。一下子面对并从事着不熟悉的语文及班主任工作，我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是我并没有因此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从此研究语文教学及班级管理工作成了我的必修课，别人都休息了，我中午还在加班加点，晚上前后楼的灯光全部灭了，而我的灯一直亮到凌晨二、三点钟。这些日子里，每天我的睡眠时间平均只有个小时左右，但我不后悔，为了教育教学工作，我别无选择。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就代表学校在“首届初中说课竞赛”中主讲了语文说课《散步》，受到上级领导及听众的好评。后来我执教的《归园田居》获得了县级优质课评比二等奖，……

在自己取得成绩的同时，我所教学生获得了可喜的成绩：如上学期，我所教学生在九年级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中，优秀率高达85.5%，及格率为100%，全班平均分为89.6分，在全校文科考核中排名第一。值得一提的是，我从七年级上学期就开始给学生进行“快乐习作”训练，才短短的一年，孩子们写出的作文集足足有三本之多，既有质量亦有数量，而网络“快乐习作”开设，则令更多老师感到震惊，因为大家发现，许多家长也忍不住加入到写作中来，一起记录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让我们与众不同”，我和我的学生们真的做到了！

二、教科研等工作：

我庆幸，我能同那么多如我一样的歌者，以文字的形式谱奏新曲。融入到教育改革交响乐的美丽华章中。

近两年来，我不断学习教育理论，大胆进行教学改革和创新，教研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教研教改颇有一些收获。现在，我是语文报刊协会课堂教学分会成员、荆州市语文教学研导小组成员并实施新课标课堂教学。通过刻苦的研究，我所撰写的《解读文本、拥抱生活》获得市优秀论文评选一等奖 、《浅谈科学教学中的实验教学》获得全国“树人杯”论文评选一等奖 、《浅谈现代化语文教学》 收录《中华教育文库》、散文《绿》发表于《三峡文学》上、并成为《三峡文学》的特约记者，教学案例《三读杜甫》获语文报刊协会课堂教学新课改研讨活动一等奖。

三、班级管理工作：

人说，没当过班主任工作，不知道其中的甘苦。自从我担任着班主任工作起，我就深深体会到班主任工作的艰辛与不易。现在我带领着孩子们快乐、健康地走出初中。

在班级管理上，作为一名班主任，我关心爱护每个学生，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有加。每天很早来到教室，帮助学生开门、协助孩子们打扫卫生。课间积极开展各项丰富多彩的文体游戏和运动，促进了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班级文化建设方面，我精心布置班级墙壁，力求让每面墙都会说话；我还牺牲大量的休息时间，创造性的创办班级网站，在线与家长进行“学生习惯养成”等讨论活动，加强了家校的沟通，并把班级文化建设搞得有声有色。上学期我的主题班会“做文明学生”获得全校第一名，这个学期，我创造性的开创了主题班队课新局面，家长参与了我设计的《学会感恩＿＿做知礼行孝好少年》主题班队会活动。在队会上，家长通过生动的故事，让学生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养育实属不易，受到了真正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