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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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科学评价 人文社科 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
[分类号]G250
尽管当前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硕果累累，但伴随的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及抄袭剽窃事件却层出不穷。从总体上看，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失范状态是造成这种“泡沫学术”的原因之一，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中未能处理好评价对象“质”与“量”的关系。关于这点已有不少学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例如：叶纪元指出，目前学术评价上存在着质量和创新力评价弱化、过分数量化、过分形式化、过分行政化和评审专家人情化、评价结果软化等问题；刘大椿指出，造成现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管理中学术成果“质”与“量”评价倒置的原因除了管得太死、评价的角度太单一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理性缺失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视角的侵蚀，忽视更应该追求的东西――搭建“量”与“质”的桥梁。因此，从微观层次上厘清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中的“质”与“量”的关系及其结合的方法，即寻求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促进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主要方法
1.1 以定性为主的评价方法
定性评价是指某专业领域的专家基于自身对本专业的认知、理解、经验以及造诣等对被评价对象给予评判。定性评价的最主要形式就是专家评议，评议专家判断时的依据一方面是评价客体即参评成果所反映出的信息，另一方面是评价专家即评价主体储存在大脑中的学术信息与经验信息。这两种信息在专家的责任心与职业道德指引下进行复杂的信息匹配与价值判断，从而得出或评语或打分等各种形式的评价结论。
尽管同行专家是最具评论资格的主体且评价时能深入到评价对象的深层内容，但这种评价方式不能避免专家判断时的个人主观性。专家评价的个人主观性包括多个方面，首先这种评议是基于业内专家的个人造诣，而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即使专家对本研究领域有深厚的积累，也难以对所有的研究方向面面俱到。其次，在中国这个人情网络强大的国度里，个人往往难以避免人情世故的影响，在对本身具有主观性色彩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难以脱离这种负面影响。往往导致对评价对象做出有失公平的评价。再次，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广和研究方向的日益精深，对任何评价个体来说评价工作都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并且多个评价者难以达成共识导致，从而评价的信度降低。
1.2 以定量为主的评价方法
定量评价方法主要是用科学计量法借助一些能表征文献科研贡献的指标通过统计计量进行评价。目前科学计量的指标越来越多地与多种管理工程中的决策方法相结合，形成更为综合的定量评价方法。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论文、著作、研究报告等是研究成果的最主要的载体形式，计量这些成果的数量关系成为衡量科研工作质量的重要途径。因此，科学计量学是目前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重要方法。
以引文量为基础的文献计量分析又是科学计量中常用的基本方法之一，它是利用各种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以及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逻辑方法，对期刊、论文、著者等各种分析对象的引用或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科学计量研究方法。但目前文献计量学的发展阶段仍停留在文献统计数据的计量基础之上，这种基于统计数据的计量结果可以辅助文献的管理和应用。通过引文量以及以引文量为基础的统计指标进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目前还存在很多不妥之处，例如，常用的影响因子测度的是两年内的被引情况，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引用周期存在差异且应用周期比起自然科学长得多。
1.3 定性与定量方法的属性对照
以同行评议为代表的定性评价方法和以科学计量为代表的定量评价方法在评价的理论、出发点以及评价效果上都有诸多不同之处，可以视为两种相对独立的方法。两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点，但同时又有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因此依靠单独定性或定量的评价方法难以得到满意的评价结果，有必要找出两者的主要差异作为相互辅助的基础。通过对目前人文社会科学主要评价方法的分析，得出了两种方法的主要差异(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这两种相对独立的评价方法之间存在诸多差异，而这些差异可以形成互补。总体而言，目前定性的专家评价方法比起偏定量的科学计量方法更能较客观地对人文社会科学进行评价，这也是目前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评价的主要方法。科学计量方法在数据处理上多借助于统计软件，因此其效率比前者高而成本却远比前者低。但同行评议和科学计量法作为两种主要的评价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过程中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目前的科学计量方法之所以存在诸多争议是由于未能将方法更好地适应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需要。下文将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特征作为切入点，具体分析专家评议法和科学计量法应该如何相互支撑实现人文社会学科的更客观、满意的评价。
2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过程的复杂性特征
2.1评价过程中价值的短期不确定性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是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复杂人文社会现象，在研究过程中具有主观性和随机性等特点。目前存在多种关于人文社会评价的描述，其中娄策群将评价描述为一种价值判断过程，一种基于事实判断之上的价值判断、一种共识性价值认定的方法、一种学科发展的知识自觉、一种科研管理手段、一项社会经济活动的核算，这种描述方法比较全面地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概念和内容。而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主要是指对评价对象的实质内容进行深入评价，其核心是对“创新能力”的评价，而评价结果的客观性最终依赖于时间的检验。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成果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能起到立竿见影般的预期效果，其成果的发挥是循序渐进的。只有当社会大多数主体接受并使用时，它才能真正发挥功能。而这一过程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相对是漫长的。要在短时期内给予科学客观的评价需要更多的信息和更先进的评价方法来处理这些庞杂的信息。
2.2 评价过程中的主观复杂性
2.2.1人文社会科学价值的主观复杂性评价过程是对评价对象已经发挥的、正在发挥的和潜在发挥的功效的测度、判断和认同的过程。价值从哲学上讲是指在主客体相互关系中，客体是否按照主体的尺度满足主体需要，是否对主体的发展具有肯定的作用，这种作用或关系的表现就成为价值。由于评价是主体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客体进行评估，因此人们进行价值测度活动时不仅要从当前的客观事实出发，依据客观规律对事物的客观属性做出测度，还要根据自身群体的需要预先设想这种评估和选择可能达到或实现的
目标。使得评价结果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并能给人们带来利益，即评价要主观符合客观的同时，也要求主体对客体的判断符合主体的需求。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的主观性是本身具有的，因为评价中的价值是评价主体主观感受到的，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的事物从各种各样的分析中主观抽象出来的。这种主观性有其积极的意义也有负面的影响，一方面，评价主体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补充评价过程中的信息不足，并且可以将不可直接评价的因素转化为间接测度的指标；另一方面，这种主观性也导致了评价过程中的个人主观性。
2.2.2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规范的主观复杂性评价主体评价的不是评价对象的载体而是载体承载的内容价值，是主客体间客观实在的价值关系，评价活动的目标就是解释这一价值关系。评价尤其是科学意义上的评价是对价值判断的规范化和精确化，不再是个体的任意评论或某种纯粹主观情感、口味的表达。科学评价呈现为参照一定标准。依照一定程序，对评价对象的价值进行的估量。价值测度结果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价值因素，即评价者的价值标准；二是事实因素，即客体或评价对象的客观活动记录。
由于评价主体的价值观和感受程度的不同，对相同的评价对象也会形成存在诸多差异的评价结果，但同时人们在价值观念上又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共同性和客观性。这使得对特定事物形成群体判断成为可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规范和标准是专业领域科学共同体共同认可和遵照的，因此在以求真创新为重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只有通过同行评议才能解决以共识性批判为手段的价值认定，而目前以数据统计为主的科学计量方法还难以识别评价对象的创新程度。另外有些难以量化的评价指标需要通过科学共同体以主观方式将其转化为可以评价的间接性指标。
3 定性与定量评价的方法属性分析
3.1目前评价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3.1.1正视引文分析的功能角色成果被引用是最普遍的一种学术现象，论文引证数量也是目前最常用的评价成果质量的方法。引文分析在知识传播中有着知识导航的作用，可以系统地阐述并分析学科结构、学科定位及学科特征，通过引文网络可以发现知识传播和发展的脉络，为科研工作者提供所需的支持性材料，这才是引文的目的。目前通过引文分析评价科研成果的价值是对引文分析的真正功能的误用。至少以引文分析为代表的科学计量方法目前还难以承担起科学评价的任务。由于文献引用的目的和作用存在诸多差异。粗略的划分包括概念的引用、评判性引用和文章观点的引用等，因此并不能说明被引量大的论著就一定比被引量少的成果上乘，因为作者对论著的引用具有复杂的动机。
概念性引用作为引证文章的列举性引证，并不能直接说明被引用对象内容的价值，而批判性引用更是对被引文的负面性批判。将引文分析作为评价的参考指标，分清引用类型尤其重要，只有提出了具有创新性论点而被引用作为支撑性材料的引用类型，才可说明被引文献的指导性、创新性和其价值的被肯定性，也只有这种情况下才可将引文量视为对引证文献做出了贡献而作为评价的指标，因此评价科研成果价值的方法是深入了解其内容。以引文量为基础的统计数据只能间接反映被评价对象的价值。因此，需要对引文量作进一步分析，而不能直接作为评价的指标。
3.1.2综合性评级方法的使用需更多验证
为了能将定性得到的数据和定量得到的数据结合起来，目前研究人员多引用一些用于工程管理和决策的方法以追求能通过合理的方式将两种数据结合。尽管这些方法都借助于严密的数学逻辑推理，但这些工程评价方法用于评价带有主观人文性质的评价对象时往往难以凑效，并且还存在诸多不妥之处。因此，在应用这些综合评价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时，需要根据评价的目的进行适当的改造，只有经过验证可行的方法才可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工作中。
3.2 评价中“质与量”与“定性与定量”的关系
目前，科学评价多注重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结合，但是“定性与定量”并不是等同于“质与量”。“质与量”是指学术评价中的两个角度和层次，而“定性与定量”是指评价中所用的两种方法。评价方法服务于评价目的，而定性与定量方法也不能孤立使用而需要相互结合。对复杂对象的评价过程中，只有同行专家才能对评价对象的“质”做出评判，至少目前离开同行专家专业深入的甄别，仅使用统计方法是有缺陷的。同时。对“质”的判断不但需要定性的分析，也需要通过相关统汁数据提供更全面客观的信息，而以客观数据为基础的定量方法是摆脱专家个人主观性影响得到客观结果的重要途径。简而言之。只有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完善结合，才能满意地得到评价对象的“质”。
3.3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基本过程结构
针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复杂性，需要将评价过程中评价对象的价值构成分解，并将专家评议和科学汁量方法的属性分解。通过这种分解方式深人人文社会科学定性及定量评价方法的使用过程，从而探寻两者结合的契合点。如图1所示：
从图1可知，在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中，应根据评价对象自身的特征将其价值构成分解。依照一般的分类理论将评价对象的价值分为理论价值、应用价值、创新性价值和功能性价值等主要指标。在实际评价过程中，需要将价值构成分解到更为详细的指标体系。指标的选取要便于专家的量化，这样才能让同行专家给予更客观的评价。
通过解析专家评议和科学计量各自的方法属性和特征，构建出专家评议和科学计量在评价中的角色和位置关系。通过科学计量以及以能综合计量“影响因子”、“H指数”以及“特征因子”等文献计量指标的综合评价结果作为专家评议的参考，可更好地消除专家在评价过程中的个体主观性和科学计量方法在评价过程中对“质”的忽略。
4 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的评价框架
4.1 评价过程的前期分类工作
4.1.1 评价对象的合理分类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庞大。不同领域、专业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针对自身的特点，但各个专业领域都有相对独立的评价原则，凶此不同领域的对象一般不具有比较的意义。这就需要对评价对象进行评价体系分类。首先，基础性。理沦性研究和应用研究不能共用一套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相对而言，应用性研究更重视于短期受益，而基础性理论研究更侧重其长远的理论指导意义。如果用应用性项目的指标衡母基础性研究的价值，其结果势必是适得其反。
4.1.2 评价深度的层次划分根据前面的讨论，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从方法范畴上可主要划分为专家评议和科学计量两种。从评价深度上则可分为对评价对象外部数量特征的计量统计和对知识内容或知识单元进行的“质”的评价。前者是简单、粗糙的“量”的统计，是以发表论著数、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期刊影响广度、地域分布、半衰期等多种指标进行的形式评价。对“质”的评价不能对科研成果断章取义，而
是需要深入到评价对象的知识单元层次，最终对评价对象形成基于知识内容的评价结果。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宗旨是对评价对象的价值做出论断，以服务于评价的目的，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就是科研成果对于社会群体影响力的评价。“质”是“量”的前提，对于科学评价的评价对象来说，没有“质”的保证，“量”越多，往往越容易引起鱼龙混杂而造成科研资源的严重损失。学术科学评价的目的是给予评价对象合理的价值评估，对评价对象的“质”给予合理的定位。从哲学意义上讲，任何评价对象都通过一定数量的价值单元构成其整体价值，而同时评价对象任何“质”的特征都要依托于可以统计的“量”。因此不存在没有数量因素的质量，反之亦然。“质”与“量”的共存关系决定了评价过程中两个方面都要兼顾。
4.2 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的评价框架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在评价过程中定性和定量方法需要结合使川。在此笔者使用倒置树形构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过程巾定性与定量方法结合的评价框架，依据评价信息资源的特点交叉使用两种方法，两者结合的评价框架如图2所示：
在树形结构中将末端的评价指标视作树形结构的叶子节点。从上文分析可知综合评价方法有自身内在逻辑机理，而单一层次不能全面体现评价对象的价值，但同时层次过多会减少方法的稳定性和准确度，目前一般使用三级评价指标结构。在评价过程中从叶子节点开始，定性及定量的交叉应用直到树形结构的根节点即评价的最后结果，其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步，叶子节点价值评价。在评价过程中运用专家评议等定性方法对叶子节点的价值在知识单元层次上给予评价，依靠参加评议的科学共同体做出评价对象的创新性以及其他价值的判断。同时，使用科学计量等定量方法得出评价对象“量”的特征给予专家参考，确保整个评价过程建立在“质”的基础之上。叶子节点的评价是评价过程中最为关键也是最为复杂的一步，它犹如建筑物的地基，是整个评价是否科学客观的基础，在这一步中要从微观着手，以定性方法为主，并以定量方法为辅。
第二步，指标层的价值评价。在第一步的基础上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得到叶子层级指标的价值，即子指标层的评价值。将这一计算结果作为计算父指标层的评价数据，继续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处理父指标层的评价值，并由同行专家给予价值的及时修正。在这个过程中继续运用科学计量方法形成对专家评价的辅助数据，最终得到父指标层的综合评价值。
重复这一过程，由此通过定性和定量方法的交叉使用直到树形结构的根节点，得到计算结果即为评价对象的最终评价值。在这个由下及上的评价过程中综合使用了专家评议及科学计量方法，并通过综合评价法使得层与层之间的评价联系起来最终得到评价结果。
第2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医学院校；人文社会科学；定位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4-0201-02
目前我国医学院校中人文精神的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引起了学术界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文精神的缺失在传统的医学教育中体现为过分强调医学科学技术以及医学科学理性的培养，忽视道德追求和价值判断，把医学生设置为对象化的客体，从而剥夺了其主体性。实现人文精神的归复无疑成为传统医学教育改革无法避开的话题，而在医学院校中大力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对于医学人文精神的复归无疑起到关键的作用；本人就人文社会科学在医学院校中的定位和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
一、高等教育担负着国民素质教育的重任
众所周知，高等学校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心，大学教育不仅仅传授具体的知识与技能，更需要传播科学精神、理性精神、人文精神。社会对于大学的需求，除了经济的市场的需求外，还有更加广泛的文化精神需求、价值需求和理想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虚妄的消费时尚、急功近利的经济行为、喧嚣躁动的物质欲望破坏了大学校园内纯洁的求知氛围，更使年轻学子们无暇静心阅读理解人类那些古老的智慧与思想。在此情形下，大学应以自己的科学理性精神和文化品格对其加以引导提升，从而使大学所担负的传播科学文化、理性精神、人文价值理想的职责更具有一种特殊而广泛的现实意义。
高等学校要发挥自身的精神文化功能，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赋予大学教育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神蕴涵。从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人文科学研究与教育事业发展的进程来看，一般都不会任由市场原则与赢利原则的自发力量来左右人文科学教育事业。这些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总是会与市场、与社会物质生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与独立性，否则，将会对人文科学教育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政府和教育部门必须对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与人文科学研究给予专门的扶持与保护，可以说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
二、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与医学教育
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与医学教育应该成为高等医学院校的两个不可偏废的方面，医学教育是基础，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是一个理想引导。医学生接受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目的不是将来从事专业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也不是为了用掌握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作为谋生的手段与工具，而是通过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培养自身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塑造完善的人格和健全的个性，通过人文素养的内化过程，学会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关爱与宽容，学会从一个更富有人性意义的层面上来理解医学的意义，学会承担自己的人生责任和社会责任，为今后的人生奠定一个厚实的文化精神底蕴，在未来的人生实践中追求真善美的理想人生境界。医学生接受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主要途径是在医学领域中重塑人文精神，医学人文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对生命及其人的存在的根本态度,是“以人为本”的人文宗旨的彰显。医学领域中人文精神的缺失已经成为严峻的社会焦点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医学领域中重塑人文精神以促使医生个体理性与价值的和谐统一,这是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彰显医生个体“存在者之为存在者”[1]的意义,这是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实现医生个体的“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的积极扬弃,这是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途径,从而实现医生个体的本质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据研究，目前我国医学教育中对医学人文教育缺乏足够的认识，医学人文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方法单一，人文学科建设滞后,学科力量单薄，导致“医学生毕业后有良好的医学技能基础,却缺乏必要的人文素质和底蕴,反映在临床上即面对病人时,习惯单纯用生物医学的眼光和思维模式去审视疾病,对病人冷漠,对复杂状况无法应对,甚至出现医学生进入临床“变坏” 的现象,医患之间不信任情绪加深” [2]。因此，一个出色的医生不仅要有丰富的医疗知识和技能，还要具备高尚的品质和素养，这种全面素质的培养呼唤医学教育中的人文社会科学。正如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佩雷格里诺所说：“医学的人文学科教育，不仅仅只是教授一种绅士的品质，也不是为了显示医生的教养，而是临床医生在制定谨慎和正确决策中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如同作为医学基础知识和临床技能一样。”
三、国内外医学教育中的人文科学教育
基于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对于医疗从业者的重要性，国外医学院校都很重视在医学教育中开展对医学生的人文科学教育。通过开设医学人文教育课程、搭建医学人文素养实践平台等途径，加强医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美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着手推进人文教育改革，强化了医学教育中的人文教育。196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首次开设了医学人文课程，到1995年美国几乎所有医学院都开设了人文课程，并得到了联邦基金支持。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则直接体现了美国医学院校中人文精神的复兴，“生命伦理学是当代美国医学人文思想的主要实践载体之一,它承袭了人文思想的核心,即对人的尊重、对人类价值的关爱。这种直面问题的学科态度,解决问题时的多学科的或跨学科的融合,俨然已经成为生命伦理学学科的本质属性之一” [3]。
近些年来，西方多个国家的医学院逐渐形成了以综合性大学人文社会学科优势为依托、围绕医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医学人文学科群，包括哲学、历史、文学、宗教、人类学、伦理学以及法律等人文课程，作为必修及选修课贯穿于临床前期及临床实践的整个教学过程中。美国的SanJuan Bauti sta医学院，通过教育改革把人文课程设置为一项长达四年的基础学科，课程设置中包括一系列与医学道德、公众健康、合法行医和医学历史等相关的内容，通过课堂传授、小组讨论、互动的讲座、案例分析、习作能力训练、阅读思考文献等方式，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大陆教育界围绕人文医学展开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各医学院校也陆续兴起。来自医学史、自然辩证法、医学伦理学以及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研究人员，在承担传统医学人文学科的教学研究的同时，也开设了一些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1990年代后，国内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建设医学人文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必要性，各地分别召开过医学人文的学术研讨会，相关杂志也有呼吁和讨论医学人文的文章，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界和新闻出版界人士也开始关注医学人文的问题，研究医学人文教育的相关机构有了一定发展。这些举措表明国内对医学人文教育的建设有了一定共识。
2008年，我国公布了《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本科临床医学专业教育标准中明确规定课程计划中必须安排行为科学、社会科学和医学伦理学课程，还要安排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标准》还专门注释：行为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医学伦理学课程，通常包括心理学、社会医学、医学社会学、医学伦理学、卫生经济学、卫生法学、卫生事业管理等学科的内容；人文素质教育课程通常包括文学艺术类、医学史等知识内容。
然而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在教育理念上，没有完全认同人文科学应该是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目标设定上，没有明确将人文素质列入其中；在教学体系设置上，相关学科分散在医学之外，没有形成具有特色的医学－人文学科体系、教材和课程设置等；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形成课程教学和第二课堂教育相得益彰的环境和架构；在教学评价体系中，缺乏对医学生人文素质的评价指标。
四、人文社会科学在医学院校的发展定位
医学院校应该把培养既有医学等专业技术知识又具有人文科学素养的全面人才作为追求的目标，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理解大学教育理念，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渗透到学校所有专业和学科的教学之中，实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在教育思想和教育过程中的互渗互补。毋庸讳言，目前我国医学院校过分倚重医学类学科、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倾向非常明显。由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的生存空间日渐闭塞，其存在合理性似乎已成为一个问题。时代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大学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医学院校更加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但是，医学院校中人文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可竟其成，需要全校广大教师长期不懈的努力。本人认为探索医学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应当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识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如文艺、艺术、政治、经济方面的课程，作为学生的常识性基础；二是为医学生提供理解医学的复杂性和洞察病人个人体验的人文精神的实践养成。正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史怀哲医生所说的那样：“一位伟大的医生一定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不仅以他高超的技艺和人格力量在救助病人于困厄，同时他也在职业生涯中吸取着、享受着无穷的快乐和幸福”。
参考文献:
[1]戈文鲁. 论医学领域中重塑人文精神的意义―――基于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维度[J].医学与哲学，2010,（6）:22.
第3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文科研究生；创新；瓶颈
中图分类号：G40-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1-0119-02
文科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当下教育界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对各类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深入诠释和创造性解析，提出有实用价值的方案措施，都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与创新活动参与。由于文科研究生有着不同于理工科研究生的科研特点，而理工科院校在学术氛围、科研环境、教学组织等方面又与综合性院校或文科院校有所区别，因此其在文科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上存在诸多问题。如何突破瓶颈，寻求文科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突破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创新的内涵及文科研究生创新的特点
创新来自于实践，创新是长期实践积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思维领域的突破。可见，创新是一个过程行为，有其现实基础，不会一蹴而就；同时，创新是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的过程中，一种不断地“从积累到突破，从突破到创新”循环往复的活动，创新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对创新内涵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可以发现，文科研究生的创新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人文社会科学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争在理论或实践上有所前进，因此这种创新具有显著的继承性，不仅需要有敢于怀疑、突破现状的思想，还要有宽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意识，能够在吸收以往人类文明的同时加以批判。
第二，人文和社会科学有价值的成果的取得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人们认识水平、认识角度等等的不同，导致一些理论成果被社会所承认和接受，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不畏艰难、勇于前进的意志是文科创新人才所必备的品质。[1]
第三，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创新向多学科、交叉学科发展。随着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科学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的特点。在此背景下，各高校日益注重对复合型人才的培育，文科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时，越来越多地采用理工科的实验方法和策略。
二、理工科院校文科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瓶颈
值得关注的是，同综合性或文科类院校相比，理工科院校在文科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第一，教育管理模式单一。理工科院校往往存在文科研究生边缘化的情况，这些院校一般采取全校统一的教育管理模式，而不是针对文科研究生的特点制定特殊的培养策略。这使文科研究生的科研热情及条件受到限制，极大地影响了创新能力的形成；广泛阅读是文科研究生科研创新的重要条件，然而一些院校的文科实验室和图书资料不健全，不能满足研究和创新的需求。
第二，文科研究生的课程安排缺乏针对性。一些理工科院校在课程安排上仍然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没有设置科研方法方面的专门训练课，无法帮助学生树立创新意识、培育创新思维；文科实验课和实践教学环节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理论创新缺乏实践基础。
第三，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氛围不强。良好的学术氛围能够促使研究生积极投入科研创新，但是一些理工科院校较少举办高水平的学术讲座、学术研讨等活动，校园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环境。
三、提高文科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既然与综合型大学和文科院校相比，理工科院校的文科研究生培养存在着上文所述诸多问题，因此，必须积极寻求解决对策。
第一，重视对文科研究生科研教育经费的投入，加强基础教育设施建设。文科研究生科研创新的前提是广泛掌握基础知识和前沿理论，这需要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使研究生尽可能多地收集各种文献资料、及时获取最新资讯。理工科院校要尽量增加人文社会科学类图书资料，特别是理论前沿的期刊杂志。还应当建立文科实验室，改变理工科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类实验室资源匮乏、形式单一的现状，让学生的理论研究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实现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相结合。
第二，根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特点进行教学改革，专门设置关于科研创新的课程，转换现有的教学模式。传统的文科研究生科研方法的学习只是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由学生自己根据导师的意见去摸索，这无法满足科研创新的需要，应当开设文科科研方法课。课程内容针对研究生学习和科研的流程确定，如在公共基础理论学习阶段，进行基础科研方法的训练，在专业理论和方向理论学习阶段，则安排社会调查、抽样等专业研究方法的学习；[2]还可以借鉴欧美研究生教育的成功经验，使研究生教学应从课堂讲授向“研讨课”模式转换。研讨课分为主题讲授和研讨两部分，这种教学方式实现了学生与教师的良好互动，能够促使研究生在准备研讨资料和课堂研讨中发现问题、主动思考、并提炼观点；[3]此外，可以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通过批判思维的训练，能够鼓励学生大胆怀疑，独立思考，敢于理论创新，[4]使之在理论批判与重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三，促进学术交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宽松而活跃的学术环境有助于文科研究生产生创新的灵感，拓展科研的思维领域。学术交流是营造良好学术氛围的主要手段，应该让研究生广泛参加学术讲座，学校定期邀请在不同研究领域提出创新性和革命性学说的专家、学者讲学，并开展论坛、辩论、演讲、知识竞赛等多种交流活动，构筑良好的研究氛围。应当注意的是，对待学术研究，要允许研究生发表不同意见，鼓励和保护学生科研创新的积极性，可以建立激励机制，通过奖励和表彰等形式，使学生更加热情地投身科学研究。
第四，加强文科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强化实践能力。社会实践可以突破文科研究生的传统思维模式，同时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增强创新意识，从而不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实践能力是文科研究生形成创新能力的重要支撑。这就要求学校能够为文科研究生设计符合学科特点的实践能力培养方案，如建立专门的社会实践基地，组织学生积极参加有关社会问题的调查、服务和科研工作；还应当加强学校与地方、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的联系，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使人文学科不再重理论、轻实践。
参考文献：
[1] 王朝阳，崔华华.创新视野中的文科研究生能力培养[J].中国高教研究，2006（8）：10-12.
[2] 杨成平.文科研究生科研方法教育与训练的基本思路[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4（8）：25-29.
第4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人文素质包括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是一个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以提高综合素质为目的,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是我国医学教育发展的趋势。实践证明:优秀的医学人才不仅需要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更需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健康的心理素质,否则就很难适应现代医学模式的发展要求。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罗尔德•霍夫曼教授在谈他的人生经历时说:“一个人要想成为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人文修养。因为,一个科学家只具备自然科学素质,就只能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缺乏人文修养,很容易使人从简单的角度片面地看待世间的一切事务,使自己的事业很难成功,自己的人格也不可能完整。”未来社会的竞争,表面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对一个人而言,学习某种知识是重要的,培养某种才干也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学会做人。
人才素质主要是由自然科学技术素质和人文社会科学素质构成,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医学教育只有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并接受其社会价值导向,才能培养医学生关注现实、关爱生命、关怀平民的医学人文态度。医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良好而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就不可能有医学的卓越成就。失去人文精神的医学至少会导致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医学本身会朝着其目的相反的方向发展,从而变得越来越不关心人,二是人文医学发展的滞后会成为医学科学整体化趋势的瓶颈。只有向医学注入某种人文精神,让医学更关心人,对人注入更多的爱,医学才能走出自己的阴影,突出日益围困自己的围墙。当今医学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医学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渗透,趋向融合。其实,医学的本质属性就包含着人文性,它是研究人并最终服务于人的科学。它与人的生命、健康、幸福、安危及社会文明进步密切相关,是多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高度综合的复合体。医学的发展也要求人文社会科学为自己的发展创造出和谐的人际环境和文化环境。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就越来越成为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2医学生人文素质存在的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的医学教育过分注重学生的专业知识教育而忽视人文素质教育,突出知识的积累,轻视能力培养。由于人文知识的缺乏,使部分医学生追求物质享受,只讲实惠,不讲精神。由于在社会历史、现实人生、医学史和人际关系方面缺乏系统的学习,导致部分医学生整体文化素养有所下降,性格孤僻,心胸狭窄,自控能力差。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医德修养等方面表现不佳。对待患者缺少同情心,表现得比年长的医生更加冷漠、无所谓和不负责任。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职业的崇高性决定了医学生必须是一个人性丰满的大写的人。否则关爱人,抚慰人,尊重人,都会因人文素质的缺乏而化为空谈。
3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考
现代医学教育主张在更高层次上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从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及人文学等诸多学科考察人类的健康和疾病,认识医学的功能和潜能,从而对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几十年来,我国的医科院校大多数是单独办学。在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体系中,人文社科课程短缺,专业课程繁重,使得医学生片面追求生物医学的知识、理论和技能,忽视了生物医学的伦理、社会和审美价值,严重制约了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提高。这与国际医学教育是脱节的。国际上,高水平的医学院基本上都在综合性大学内,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都设有医学院。实践证明,一个只有自然科学而无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学校,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专门的技术学校,而远非一所从事高等教育的大学。为与国际高等教育接轨,我国不少大学在原有文史哲和理工等学科的基础上,将医学纳入学校的发展目标中。同时,医学也看准综合大学的优势,也先后与综合大学合作办学或并入综合大学内,以培养高质量的医学人才。利用现有教育资源,采取医学院校与综合大学联合办学、合作办学或合并的方式,形成医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社会科学并存的全方位教育结构,可以弥补传统单科医学院校教育造成的医学生人文素质的短缺。
近年来,我国各地医科大学与其他综合大学的合并就是医学教育改革的良好开端。如新北大、新西安交大、新吉大等。值得关注的是,认为“一并就灵,一并就能创一流”的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合并后的大学如何“进一步发展医学教育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医学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学时大约占总学时的8%左右,而国外医学院校医学课程基本上是由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医学三大类组成,其中人文医学类课程占总学时的比例,以美国、德国为多,达20%-25%,英国、日本约为10%-15%。对比来看我国医学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比例偏低。人文学科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建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较强的思维能力方面功不可没,因此,医学教育要将人文素质教育和与之相对应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贯穿于全过程之中。在课程设置上,增设人文类选修课,如社会学、行为学、史学等,增加与医学交叉形式的边缘学科课程,如医学哲学、行为医学、医学逻辑学等,定期举办文理交叉渗透的专业讲座,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具有医学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体系。但要注意避免出现形式主义,如盲目追求人文社科类课程在总课程中的比例,课程讲授只是进行概念性介绍等。
因为人文素质教育决不是让学生记住几个历史事件、几本名著的名称,而是教育学生把一种科学方法、坚韧不拔的毅力、较高的文化陶冶内化于心中,外在表现为一种能力,一种人生的态度。要全面培养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质和完善的人格品质,使之成为既有竞争意识,又有协同合作精神;既具有专业技术能力,又能体现人文精神的医学人才。我国医学院教授人文社科的教师多数缺乏医文渗透的知识结构,或对医学知之不多,或对人文社科了解不深。师资队伍通常按照“两课”的模式配备。有的教师没有接受过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方面的系统学习,还有的教师缺少医学伦理及计算机应用方面的知识,教学过程中或忽略科学素质教育的内涵,或不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教师的知识结构、学历层次等不能很好地满足现代医学模式的要求。是否具备素质优良的人文社科类教师,是医学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配备各方面的师资力量,拓展教师的视野,加强教师综合素质培养,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学校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引进和挖掘校内外人文素质教育人才,合理组建人文社科类教师队伍。对现有从事人文社科教学的教师,通过主讲导师制,外出进修,校内集体备课,跟班听课等途径提高其业务水平,以达到胜任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人的素质包括多个方面,有认知的,也有情感、态度等方面的,任何单一的教育都不可能达到提高综合素质的目的。因此,在加强人文社科类课程建设的同时,要进行校园文化建设,融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于校园文化环境之中。
第5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互联网+；高校文科；创新型；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C9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5-0125-02
“互联网 ”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而形成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模式，给传统产业带来了颠覆性的挑战，也对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互联网 ”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研究平台
人文社会科学由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构成。人文科学包括文、史、哲以及美学、宗教学、伦理学、文化学、艺术学等，主要是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精神文化为对象的科学；社会科学主要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如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教育学、文艺学、民族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关注人的问题或者由人构成的社会问题，都是以人类社会独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为研究对象。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人文社会科学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用数学公式精确地描述和求解问题；人文社会科学较少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较多采用思辨研究方法。在思维方式上，自然科学重点关注典型，通过典型现象的规律，概括并推广到个体和具体问题；而人文社会科学则无法归纳总结出普遍规律来描述和解释所有个体行为。
在“互联网 ”时代，信息互联互通，个人在真实世界的活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记录，这种记录为社会科学的定量分析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数据。由于能够测得更准、计算得更加精确，这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研究平台。[1]目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人文计算”、复杂网络分析、大规模数据分析为特征的研究方法逐渐被采纳，如通过对全国手机用户在各省区间的漫游数据进行分析，能够发现手机用户的流动规模和迁徙规律，为铁路运输、交通管理、人口普查、公共安全、商业消费等提供数据参考，提升管理效率。在商业领域，可以通过数据的分析，监控顾客在店内走动的情况，观察顾客对店内商品的关注度来判断顾客的喜好；在了解客户需求和确定目标市场的基础上，进行细分市场的定位[2]，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用强调特点的方式来打动消费者。企业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挖掘出消费者尚未察觉到的潜在需求，进行消费者需求的引导，从而为企业产品创造更多的价值。
二、“互联网 ”拓展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空间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工作、协作，并由此形成了网络社区。在庞大的网络社区中，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联系、交往，现实社会关系网络进一步延伸到了虚拟空间。通过调查博客、微博、论坛等基于互联网的各种应用，能够收集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反映不同人的性格、偏好、意愿，可以实现接近公众真实需求的细分。而当人们的兴趣、爱好、价值观、生活方式、沟通方式等都可以数据化以后，根据这些特征细分公众，在商业领域能够进行精确营销，调查公众对品牌、产品的偏好，从而开发出全新的商业模式和服务方式；在政治领域可以了解公的心态，分析公众舆论，预测社会群体演化，有效减少社会危机发生的不确定性，增强风险预警能力，实现由事后决策向事前预警的转变。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人们能随时随地地获取信息，开放、创新、共赢、合作的产业生态系统逐渐形成。上述的这些发展变化大大拓展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空间。
三、高校文科创新型人才培养策略
（一）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现状
创新型人才具有思想独立、能够自发地开展工作、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需要和高水平的自我控制能力、观察能力强、愿意尝试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等特征。
目前，国外高校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研究重点放在对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研究上。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其指导思想和改革的目标是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二是以创新素质导向为基础，围绕与“创造力”相关的个性品格、思维方法及实践技能，将这些具体素质的培养结合到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中，达到提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目的。例如哈佛大学主要是从重构课程体系入手，通过设立核心课程、对本科学生开展通识教育以促进学生知识结构的综合化，其核心课程的设置成为美国高校的课程设置模式；麻省理工学院重视学生的探究式教学，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探索、课内与课外有效契合以有效训练学生的学习方法[3]；德国和法国的高等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采取与企业的合作教育，使学生在企业有一个较长时间（半年甚至一年）的实践锻炼过程；加拿大高校注重对学生开展现场实践教学，通过和企业的合作教育对学生进行创新价值教育，提高“创新熵”。
国内研究主要涉及高等教育理念、体制与制度、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以及环境氛围营造等多方面的内容，如武汉大学实行“创新学分”实践教学模式、首都经贸大学的“三师一体”人才培养模式，等等。[4]
（二）高校文科创新型人才培养
目前，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探索大多数是在高校理工科学生中进行。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在高校文科创新型人才培养中，我们应该转变传统教育理念，倡导创新精神，构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开发、培育与创新行为关联度高的素质项目，以提高文科专业学生的社会竞争力。
1.更新教育理念，实施素质教育
在办学理念上，应从“以学科为本”转变为“以学生为本”，实现“一切以学生成长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树立以下教育理念。（1）分类培养的理念。按照学生本科毕业后升学、就业、出国等不同的出路，设置不同的培养目标和创新能力培养项目，形成“立足升学”、“面向就业”、“对外交流”三种类型的本科生培养机制。（2）注重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理念。人文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的学生思想比较活跃，对有志于创业的学生，可以引导他们凭借学校特色和专业优势，在社会服务、文化创意产业等进行创业，开展与社区服务、新媒体发展相关的业务。（3）强调实践和操作能力培养的理念。实践是培养和发展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先决条件，通过构建各个文科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对实践教学项目的设计、校内实验平台建设、校外实习基地建设的研究，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方案，把实践教学贯穿于本科阶段的整个学习过程。（4）突出国际视野、信息素养、学习能力及全面素质培养的理念。
2.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在“互联网+”背景下，传统的流水线式教育正在向自组织学习转变，学校和课堂由封闭式变为开放式，课程周期以微课程为主，学生学习安排更加个性化，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学习内容不限于书本，还有来源于实际的需求。在此背景下，一刀切式的教育方法正在向个性化发展：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教师由占主导地位变为引导者和帮助者，教师主要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为能力稍逊的学生提供额外教学，依据学生的入学水平、学习进度和学习路径来组织教学；学生学习收集信息、处理数据和呈现信息，对自己的学习进展负主要责任；在课堂上学生根据自己的进度来学习，参与协作学习或专题学习，并将各学科的一些内容进行整合。可以探索以下教学模式。（1）“平台+模块”文科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模式。“平台”指利用信息技术建设能够“模拟工作情境、再现工作流程、反映位要求、提供角色体验”的综合性训练平台；“模块”指专业课程的模块和设计性、综合性实验模块。（2）以问题为导向和以讨论为基础的案例教学模式。通过案例教学与情景模拟和角色扮演相结合，让学生站在一个具体的决策者、高层管理者或者实际执行者的角度思考问题。（3）以小组为单位的学习和实践模式。在课堂学习中，学生就某一特定的主题讨论和学习，以小组为单位进行陈述；在实践活动中，以小组为单位解决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或者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某个项目培训、某个地区的调研。（4）讲授、讲座与研讨会相结合的模式。（5）翻转课堂模式。（6）MOOC模式等。
3.建设能够培养创新特色的课程体系
第一，进行核心课程的分类设置，设立培养学生的不同知识和能力的课程群。如某类课程群突出学生分析、判断能力的培养，某类课程群则强调培养学生更好的实际执行能力和管理能力。第二，设置较多的分析技术和方法课程。如定量分析能力、统计分析以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第三，强化学生的实践认知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培养。通过对实践教学项目的设计，校内实验室和实训基地、校外实习基地建设的研究，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体系，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方案，把实践教学贯穿于本科阶段的整个学习过程。
[ 参 考 文 献 ]
[1] 王劲.大数据时代的管理变革[J].学术论坛，2013（1）：189-190.
[2] 李文莲，夏健明.基于“大数据”的商业模式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13（5）：83-95.
第6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社会科学；传播学；人文学科；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传播学作为一支晚生的学科，它来自于域外，速成于中国，其发展速度令人振奋，但是其内虚的体质却让我们担心它发展的持续性和未来成长空间。好在，中国传播学始终没有盲目乐观到失去起码的自省，这种可贵的自省一直伴随着中国传播学短暂的成长历史。这从今年来的关于传播学学科的一系列反思性文章以及讨论中都可以看出。由于中国传播学的特殊成长经历，对中国传播学进行反思，需要上溯到它的上游部位，即从其知识源头出发，对传播学的知识谱系进行整体性的观照。我认为，中国传播学存在的问题，除了受其自身主、客观条件的约束之外，也与传播学的域外处境有很大关系。与那些资深学科比起来，传播学在西方知识界先天不足，后天虚弱，其学科身份一直遭到质疑，其合法性基础比较脆弱。
一、传播学的合法性危机
传播学从其出生那天开始，就一直被身份危机的问题纠缠着。传播学的诞生，从社会需求来说，可谓是生逢其时。但从传播学学科权力的境遇来看，传播学又生不逢时，它出生于现代知识生产特别成熟的西方现代社会。传播学作为后来者，它在日益细化的学科家族中，在一个个历史悠久、知识积累异常丰富、学科规则业已成熟、知识权力巩固、具有相当话语权的强势学科面前，在知识权力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知识场域中，青涩的传播学面临着立足的困难。作为一门边缘和交叉学科，传播学是其他众学科的“余数”，是一个“剩余”的学科。在知识产生和传播过程中，充满着话语权力的争斗，知识权力的争夺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知识场域中的话语权力的博弈异常复杂，十分隐蔽。在西方知识场域中，传播学是一个后来者，它比新闻学还要晚。更何况，新闻学在血统分明，学术政治壁垒森严的西方知识场域中，根本就没有什么话语权可言。在一个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传播学没有显赫的血统，又没有足够强大的知识突破力量，它的学科合法性如何建立起来？传播学要跻身于学科丛林，会面临合法性危机，所遭遇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传播学想要进入其中，并获得一席之地，取得起码的知识权力，首先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知识话语，以赢得先入者的认同。但是，传播学作为其他学科的“余数”，很难在一个个知识理论巨无霸面前拿出足以垫起一个学科的理论。传播学的早期理论多是其他学科的衍生成果。比如，很多的传播学理论是出自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甚至数理学科。既然，传播学的主要家底是人家的，是靠其他学科援助支撑起来的，那么，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从何而来？
在传播学面前，耸立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知识共同体。三大知识王国各有各的话语权力，各有自己一套成熟的话语体系，各有自己的知识生产逻辑和表达语法，也有它们自己的问题域和解释范式，具有相对成熟的知识传统。特别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大知识共同体，具有悠久的知识谱系以及成熟的知识生产规范。在它们悠久的知识传统中，已经打下了坚固的话语权力基础。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知识生产上各有倚重，有各自不同的定义域和解释逻辑。自然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话语体系。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按科学的方法”被看作是指“超然的、客观的、事实主导、方法论严密、文本限定”。在科学的语言游戏中，真正的知识是客观、外在的知识。真正的知识与所研究现象的主观的、变化的、内在不可靠的内心感受泾渭分明。科学作为知识的一种，掩盖和否认其创作者的社会以及其内心体验。[1]科学的积累结构是一个充满了像扭结那样短小连接点的组织结构；而人文学科的学术领域的组织结构却更多地是一种任意的网络，其上的任何一点都好像能与任何其他点连接起来。[2]由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生产逻辑的深刻差异，他们之间的战争也一直没有消停过。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后，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强烈冲击过去以人文传统为主的知识权力格局。人文科学不得不调整知识解释系统，比如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自然科学的强劲冲击有很大关系。不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知识权力上基本上处于均势状态。
后来，社会科学的迅速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知识权力平衡。相对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一个迟到的第三者。社会科学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得自然科学之赐。早期社会学有一种“科学”冲动，希望像自然科学那些来研究社会。社会科学有一股模拟自然科学解释逻辑的冲动。受“科学”主义的蛊惑，社会科学试图要寻找诸如自然界规律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知识生产逻辑的偏爱打破了西方知识场域的权力平衡，引发社会科学自身的身份及合法性危机。本来，社会科学在其知识积累上应居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3]但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解释逻辑的倚重，引发人文科学的强烈质疑，同样也引起了社会科学内部有识之士的批评。
考量传播学的知识家底，不难发现，传播学的知识理论体系对社会科学的倚重是有目共睹的。传播学起家，多靠社会科学的支援。在很多传播学的理论家中，他们原初身份并不是传播学家，他们多出身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社会学科。不同学科的介入带来了传播学知识资源的多元杂陈。这种多元杂陈给传播学带来了诸多活力，同时也给传播学带来了麻烦：传播学学科的内在逻辑和核心语法无法建立起来。在传播学短暂的知识生产历史中，我们很难看到传播学的核心解释逻辑，看不到它的轴心范式。我们多看到一个个理论据点，却看不到各点连线后形成的稳定逻辑。缺乏这些，传播学的学科合法性如何建立？
传播学倚重社会科学，却并不能从社会科学那里获得多少合法性支持，更何况社会科学本身都存在合法性危机问题。处身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夹缝之中，社会科学的合法性根基是比较脆弱的。传播学知识资源和解释逻辑主要取自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合法性都遭到质疑，那么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支流，其合法性危机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对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合法性反思
如果没有外援，传播学的知识和理论根基就被掏空。因此，传播学的学科身份以及学科合法性是建立在其他学科之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西方传播学演化历史来看，传播学知识体系主要来自于社会科学，其中主要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而在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对传播学的援助尤多。可见，传播学与社会学的亲缘关系更密切一些。我们今天反思传播学，不能不对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进行整体性反思。既然社会学是传播学的支柱性理论外援，传播学学科身份以及合法性基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学。社会学的问题，特别是社会学的身份危机和合法性问题必然会影响传播学。下面我们就着重就社会科学中的重镇社会学谈谈社会学及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危机。
社会学从其鼻祖孔德开始，就有一个“科学”迷思诱惑着这门学科。在社会学内部，长时间盘踞着一个十分执拗的意愿：社会学要像自然科学研究自然世界那样来研究人类社会。“科学”的迷思把社会学引向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社会学的身份危机也多是因其“科学”迷思引起的。自然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模式和认知方式，同时还是一种社会进程。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的成功是由众多因素引起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它所推崇的实证精神极大地满足了资本主义发展对于程序、效率的追求。在这种追求过程中，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得到极大张扬，使科学得以战胜文化中的其它力量而上升到主流地位。科学事业与资本主义逻辑相互推波助澜，科学所获得的权力最后归由方法来代言。[4]正因科学在西方现代语境下渐渐演变成日益强势的“主义”，科学就渐渐演变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成为一条捆绑科学精神的绳索。致使社会学深陷在科学主义的牢笼之中本能自拔。毕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们的解释逻辑应该是不同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社会，是充满了主体张力的社会网络。对社会系统的解释，单靠冷冰冰的科学逻辑是难以周恰的。社会学作为准科学整个传统目标，是要达到对社会世界的最终的、共同的解释。社会学家当然不仅是局外观察者，他们也是自己文本创造出的真实中的参与者。整个社会建构起来的真实必然会与其他参与者的真实发生冲突，而且经常是根本性的冲突。[5]社会学家犯了采用科学的统一文本形式的错误。而他们本应该采用文本形式，展示文本的多样性。社会学家应该使用能反映社会生活文本多样性的文本形式。[6]社会学家对科学逻辑的偏爱造成了社会学理论的偏狭。本来，社会学试图把社会学变成一门“社会算术”，借助科学来垫高其合法性根基，通过科学的知识话语权来增强其学科话语权。但是，社会学的这种知识权力扩张策略，遭到了人文科学的质疑，同样也遭到了自然科学界的质疑。
在社会学内部，反对自然科学式方法论的声音也时有发生。 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就反对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理解社会学。其理由是：一是我们无法像了解自然世界中的客体或者事物那样了解社会或者“社会事实。”因为社会仅仅存在于人类自身的创造和再创造行为中。在社会理论中，我们不能把人类活动看作由因果关系所决定的事物，就像自然事物那样。只有从我所说的个体与制度逐渐的双重介入（doubleinvolvement）的角度，我们才能把握它们，也就是说，我们在创造社会的同时，社会也创造了我们。社会系统像一座建筑物，但时时刻刻被用来建筑它的每一块墙砖所重构。二是社会学的实践意涵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科学的技术用途。原子不可能懂得科学家对它所做的解释，也不会根据科学家的知识改变自身行为。但是，人类却会这样。社会学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必然不同于自然科学与其对象的关系。[7]因此，有人认为,社会学追求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是徒劳的，甚至这么警告说：“社会学家称之为科学性的东西也是值得质疑的”。那种以科学标榜或者以科学为目标的科学社会学研究模式基本上借用上个实际物理学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是机械论式的，同时也是决定论式的。因为它是按照一种直线性的因果关系，研究对孤立的对象产生影响的规律和规划。这样的审视排除了对象所处的环境，而且对象的环境被认为完全独立于其观察的条件。这样的审视从社会学的领域内排除了一切设想事件参与者、主体、责任、自由的可能性。科学社会学的悲剧在于它无法以实验的方式单独提取研究对象。我们是无法在社会结构中进行实验的。更何况组成社会结构的交互作用和反作用是如此复杂，很难将某个现象作为对象孤立起来。社会科学中的观察者既是个受到干扰的观察者，也是个起着干扰作用的观察者。[8]因此，从自然科学而来的外在的科学方法不足以使社会学成为科学。社会科学实际上是“非决定性科学”，其理论不能成功地预测独一无二的确定性结果。社会科学中正确的解释形式既非化约论的(non－reductionist),同时也非决定论的；这种解释形式所处理的现象不仅是多样性的和不规则的，而且也是有意向的和复杂的。[9]社会学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东西。[10]这些观点都在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社会是人的社会，而人是社会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形形的人组合成为内社会人，就很难用自然科学那种研究逻辑来解释，这就造成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社会学用化约论和决定论的逻辑来解释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其说服力是值得怀疑的。
三、传播学建构学科合法性的其他途径
社会学是传播学知识理论的柱石。传播学学科合法性在相当程度上得助于社会学。但是，社会学及其社会科学的合法性危机都没有解决，那传播学合法性问题就值得存疑了。这里我们质疑传播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并不是质疑那些具体的传播学理论的理论说服力。学科合法性除了依靠一系列具体的理论支撑之外，还需要有学科理论之间结构性逻辑的支撑，这种结构性逻辑将不同的知识点和理论节连接起来，形成学科话语的语法和范式。对于一个学科而言，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传播学除了从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那里获得合法性支持之外，它还会开掘其他合法性资源。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渠道：
一是从社会的实际应用中获得合法性支持。传播学后来在西方社会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传播学研究在社会上的实际需求。特别是战后西方社会对传播学研究的需求大增，大大刺激了传播学研究。传播学研究获得了大量的政府政策和财力支持，还有很多财团提供充沛的资金支持。大量的传播学研究成果及时转化到政府决策以及社会管理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现实效用。传播学研究在政府管理和社会控制中的广泛应用，为传播学赢得了空前的合法性支持。存在即是合理的。传播学既然在现实社会中很有用，这样的研究就应该有大力发展的理由。当然，这种实用主义的合法性解释遭到不少学者的尖锐批评。比如，凯利反对的是以控制论为代表、以社会控制为根本目的、以信息传递为基本观念、以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为基本模式的传播学。他推崇的是以人文价值为动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活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并使之升华为目标的传播研究。他反对以社会控制为目的的传播学研究，推崇以人本主义的传播学研究。在美国，他推崇具有浓厚人文传统的芝加哥学派的传播学研究。[11]
二是与新闻学结盟，借助新闻学的合法性打造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基础。新闻学进入西方知识界也很晚。新闻业是一门实践性的行业，他是一门与社会打成一片的技艺。它对理论的兴趣比较淡薄。新闻学进入知识共同体，是以大学开设新闻专业为标志。新闻学浑身上下冒着热气，闯入知识殿堂，就遭到其他学科的歧视。新闻无学，不仅是中国知识界对新闻学的偏见。在西方，新闻学同样遭到“无学”论的鄙视。后来，新闻学凭借其社会声誉以及可贵的理论努力，获得了知识界的认可，其学科合法性性也有了初步基础。但总体而言，学科合法性还是不足的。传播学从社会科学中起身，获得“科学”合法性之后，即与新闻学联姻，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对于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的新闻学而言，传播学的加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学理不足的欠缺。传播学从社会科学中搬运了很多理论资源，进入理论基础薄弱的新闻学，就给新闻学输出了很多理论血液。不过，传播学进入新闻学又产生了意料不到的后果。凯利对传播学进入新闻学引起的严重后果表示担忧。他尖锐地批判道：新兴的传播科学，为新闻教育带来了非常不幸的结果：一门控制的学科和以自由为精髓的新闻应当说水火不相容，但实际上它们却成了合作伙伴。殊不知，这门控制的学科并非关于启蒙和公民性的科学，并非是生长于社会之中的科学，并非为清晰我们的视野、扩大我们的选择、模拟我们实际面对的进退维谷、提高我们理解自己的细密而发展的科学，而是一个关于社会的科学，是为控制公民――哪怕是仁慈控制――而设立的科学。新闻已经失去了它作为一项民主的艺术所应有的独立，成为传播的一部分。[12]新闻业本来应该成为自由和民主的守护者，但是传播学进来以后，却让新闻传播学成为研究社会控制的学科。其结果是：传播学不但没有给自己的合法性加分，还给新闻学的合法性增加了麻烦。
三是从人文学科中汲取资源。传播学的知识理论主体来自于社会科学，但它也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借取理论资源。其中，对人文科学的吸纳也不少。比如，传播学中的批判学派理论，就具有很浓厚的人文色彩，吸收了很多人文学科的理论观点和解释框架。这就突破了传播学作为社会控制的学科限制，赋予传播学以启蒙的意义。传播学吸收人文学科理论资源，为其学科拓宽了合法性基础。但是，传播学中的人文资源与社会科学资源毕竟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二者的语法结构悬殊甚大。两股绳子搓在一起，就会经常打架，从而削弱了一个学科话语体系的统一性。
注释：
[1]迈克尔•马尔凯：《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5、46页。
[2]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3]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45、46页。
[4]吴小英：《社会学危机的涵义》，《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5]迈克尔•马尔凯：《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3页
[6]迈克尔•马尔凯：《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4页
[7]安东尼•吉登斯著， 郭忠华译：《批判的社会学导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年， 第8-9页。
[8]艾德加•莫兰 阎素伟译：《社会学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0页 。
[9][美]詹姆斯•博曼著 李霞等译：《社会科学的新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页。
[10]艾德加•莫兰 阎素伟译：《社会学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2页 。
第7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方法论；社会现象；社会科学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研究人类及社会问题为对象性的方法论，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随之存在其普遍的复杂性，而不同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也就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实践法、矛盾研究法、系统分析法、过程研究法、社会认知与评价法等。因自然与社会的统一性，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同社会科学中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相互应用，也可以使科学的研究方法更加精确完整。诸多方法中实践法具有最基本、最普遍性。实践更是人类社会形成的基础。
一、实践法之基本内涵
所谓的实践，就是指在主体和主体、主体和客体之间所存在的一种实际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或者说是主体和主体、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实际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相互交换过程。而实践法就是指通过主题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研究人类及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直面当代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展示了其能动性。实践是人类存在的方式。人类自身的产生、生存和活动，就是以实践为其基本方式和标志的。实践不仅具有客观物质性、自觉能动性及社会历史性等基本特征，还具有将人类和外部客观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作用。实践创造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又同时生成了人本身。的实践观，既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又提供给人认识社会、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
二、从社会科学的研究角度谈实践法的功能
（一）实践法是人们认识人类及社会的科学方法
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它对认识存在一种历时性的本质关系，而非结构性的关系。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就是实践的观点，的唯物主义其基本出发点就是随之人类产生的社会实践。我们只有从具有历史性、现实性和具体性的实践出发才能理解现实的人、现存的世界以及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关系，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源泉和根本。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位置，认为人的认识是根本不能离开实践的，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的，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观念及理论。认识论认为，认识首先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再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的辩证过程。实践法是人们认识人类及社会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科学方式。实践是人们认识人类及社会的来源和动力。
（二）实践法同理论相结合，从而升华为指导人们进行实践活动的理论
理论是人们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关于人类及物质世界的系统的概括。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运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论点，是关于唯物辩证法中有关认识论的著名的哲学论点。实践法是人类与客观物质世界相联系的桥梁。在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或是解决问题都需要通过实践法去解决。理论是将事物、现象等的共性总结起来，而实践就是形成理论，再升华理论。理论和实践的联系结合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理论联系实践，二是实践联系理论。理论与实践从来都是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其实就是知识的迁移和运行过程，且实践到理论的过程又是对知识的凝练和升华。
（三）实践法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相联系、相互动的方式
唯物论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世界的物质性的原理，是同从实践去理解客观自然世界的先在性原理有内在关联的。认为，实践是人类能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实践法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相联系，通过人和自然界之间存在的生产实践活动，从而产生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等实践活动。人类正是通过实践法同自然相联系，又是通过这种活动使人和自然获得存在和发展。只有从实践理解自然世界对人类世界的先在性，才能理解对人的活动来说的现实的自然界。实践连接着人和自然世界，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对象化活动。从马克思创立的实践思维方式来看，可以把世界看成是客观自然世界和主观人类世界的对立统一体，而人类世界，即指在自然世界的基础上，由人的实践活动生成发展的人化自然、人类社会。
（四）实践法是人们从实际出发
从实践的过程达到人们预订的目标，或加深人们对事物及其社会现象的认识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将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不是直观的反映或者消极的适应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活动，而是使人类能动地反映世界并改造世界。客观世界是认识的最基本的来源和内容，通过实践去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这是认识论的基础。因而实践法是沟通主客观联系的“桥梁”，也就是主客观之间的渠道，是研究主客观的科学方法。实践法是人们从实际的客观实际出发，能动的积极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实践法
实践法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了解客观实际，就需要实践的科学方法。实践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会不断的推动并促进客观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的话，这里说的“第一”是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中指明认识本来就离不开实践，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相比于认识，实践更是第一位的。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认识开始于实践，继而回到理性认识。
以实践中存在的现象为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去考察其现象之下存在的规律为真正的目的就是实践法的研究。其研究出的现实材料是人文社科研究的源头和瑰宝，也是文本的原始材料。它与实验性研究方法等相比，虽然不具有很精确、富有控制性等特征，但是它的丰富多样性、灵动性和广泛性却是实验性研究等其他研究方法所远不能及的，实践法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可根据事实进行客观的记录并阐述，从中解释现象或发现规律。实践是人类改造客观环境并变革对象的活动，这种活动首先展开于人与自然界之间。
四、总结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更应提倡学习理论知识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学会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及时的运用于现实生活中，做到学以致用，做好理论同实际的联系。从古至今，多少人失败于纸上谈兵。巧妙地运用实践的科学方法，就可以应对生活中的突发问题，创新灵巧的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特点是实践性与问题性，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范围都可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实践的活动场域。
尽管人类的理性是历史中的理性，由此对客观事物本来面目接近的过程表现为一个曲折回旋的过程，然而其总的趋势是不断地接近客观世界本来面目的。因而这一过程就以探索性为根本特征的科学实践活动为基础。而当前我国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脱离实际，这与研究者轻视实践价值取向是分不开的。如果对实际的关注不充分，对研究对象的现实了解太表面化，就必然使学术研究失去它的真实性，导致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脱离，往往许多研究所呈现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根本就在于缺乏真正原创性的成果。重视实践中的研究，正应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作者单位：青海大学）
参考文献：
[1] 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
[2] 何萍.论实践是人类存在的方式[J].哲学动态，1992，9（2）.
第8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首先，建立与其学科特点相适应的学术评价制度，要尊重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特点，体现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差异。我国理工农医类高校现行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制度基本上是对自然科学学术评价制度的简单模仿，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之间的学科差异，存在着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裁量、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的现象。其后果是造成哲学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都从属于自然科学，丧失自己的学科特色。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民族性、阶级性、本土性以及真理检验的直观性，价值实现的潜在性和间接性，成果多样性及引文的长周期性等特点。这些特点都要求我们在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时予以尊重。
其次，建立与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特点相适应的学术评价制度，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恢复同行评价制度。当代学术研究中，与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交叉并存的趋势使学科分化越来越细，隔行如隔山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似乎每个人都可以插上嘴说两句，但事实上，只有同行才能作出真正科学、客观的评价。在进行研究项目的评审时，也只有同行才能发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如方法的可行性，研究意义的大小等等。尽管同行评价可能受到个人学识水平、主观倾向或学术成见的影响，也可能因为利益关系而失去公正性和客观性，并非无懈可击，但相对于行政评价和量化评价，其优势也是明显的。近年来学术界所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的批评几乎都指向量化法，因为量化法重量而不重质，将学术研究等同于工厂里的流水线，是根本违背学术发展规律的。行政评价体现的是行政思维而不是学术思维，行政思维凭借行政力量会极大地妨碍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而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说，学术自由几乎就等于学术生命。同行评价虽然并非无懈可击，但其弊端的出现是非本质性的，可以通过单盲法、双盲法、公开式、交互式、集体法等多种方法来尽量保证评审的客观性。只不过同行评价程序的复杂性需要增加评价的成本投入，延长评价的时间，这需要得到高校领导和管理层的理解和支持。
再次，建立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校特点相适应的学术评价制度，还要求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内部差异。哲学社会科学或通常所称的文科各学科之间的差异并不比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小。以哲学和社会科学为例，以前我国学术界、教育界普遍不承认二者之间的差异，而统称之为社会科学。近年来，尽管哲学不属于科学，自然也不属于社会科学的观念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但在学术评价制度上没有相应的体现。我们现在将所有的学术研究统称为“科学研究”或“科研”，而哲学并不属于科学，对它的研究应不应该属于“科研”呢？如果不是，我们每年申报那么多的科研项目，填写科研成果，是否名不副实？不仅哲学，其他传统人文学科如文学、史学、历史学等能否称之为科学也一直存在争议，这个争议不仅仅是名义之争，更本质的是学科研究方法之争。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并向其借鉴研究方法，强调研究成果的可量化和可重复性，而这些特征不可能在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中体现出来。理工农医类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师资力量薄弱，往往难以独立组建院、系、所等二级单位，某些理工类高校的人文学院或社会科学学院因此成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都差异很大的学科的杂烩。这一特点反映到学术评价制度上就是忽视哲学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往往只根据某个强势学科的特点来制定学术评价标准，并对其他学科进行评价。而这些强势学科往往是实用性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它们的学科研究方法已经完全自然科学化，讲求实证、定量分析、模型分析等，与传统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相比，差异巨大。用这些学科的学术评价标准来评价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会造科的研究成果因为无法“科学化”、“实用化”而遭到忽视甚至歧视的状况。
三、尊重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高校教师的贡献，为他们潜心学术提供必要的保障
基本的物质利益是保障学术研究工作得以开展的前提，如果研究者整天要为稻粱而发愁，是不可能沉下心来做学术研究的。目前我国高校教师的薪酬水平普遍偏低，尽管其总体收入水平居于社会各行业中等偏上的位置，但与其他行业的同等学历人员相比，高校
转贴于
教师薪酬明显偏低，而且增长速度缓慢。王勇明等人对我国40所高校教师所作的一份薪酬满意度调查显示，在所有被调查的教师中对于薪酬“较满意”和“很满意”的仅仅只有14.84%，而表示“较不满意”和 “很不满意”的却占到被调查教师总数的41.01%，另有44.15%认为“一般”[8]。2010年10月，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江苏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2010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直言不讳地指出，仅仅靠国家规定的工资收入，高校教师的待遇就太差了[9]。目前高校教师的收入之所以还算体面，主要是建立在“创收”和“项目提成”的基础之上。但并不是每个学科都能够有足够的“创收”机会，因为不同的学科和研究方向决定了与市场需求联系的紧密程度。一些应用学科因为天然地紧跟市场需求，更易产生经济效益；某些传统的基础学科如文史哲等则很难通过市场获得“创收”。但这些教师同样面临住房、婚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经济压力，如果缺乏必要的物质保障，他们可能就会“潜心创收”而非“潜心学术”，或者急功近利，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学术资源和研究经费，从而引发学术道德失范等问题。
第9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文
1·1定位恰当,培养目标明确
西方有着悠久的人文教育传统,自20世纪60年代起,新的医学人文教育在西方兴起,进入80年代以后,加强人文教育已成为医学教育改革的强劲趋势。1982年美国医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CME)在“医学教育未来方向”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1984年美国医学院协会(AAMC)在《为21世纪培养医生》的报告中指出:“缺乏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的医生,在医学生涯中往往会丧失智力挑战的能力和应答这种挑战的能力”[2];1993年英国总医学委员会(GMC)在“明天的医生”(TomorrowsDoctors)报告中提出医学教育和实践中要加入更多的“人文学科特殊学习模块”(humanitiesspecialstudiesmodules,SSMs),以达到医学人文与医学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以至包容[3];法国也提出把人文教育与医学各科专业结合起来,培养“不受任何学科界线限制的人”。
1999年成立的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MedicalEducation,IIME),制定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该要求强调指出“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应把“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同“医学知识”、“临床技能”一样作为保证其毕业生具备“基本要求”所规定的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质之一[]4。这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卫生发展和医学教育的需要,也为医学人文教育提出了新的目标。综合上述要求,我们认为国外医学教育中的人文教育目标主要在于:树立新的医学观念和批判性思维(criticalthinking),全面认识医学与社会;培植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professionalvalues,attitudes,behaviorandeth-ics);依靠人文的知识和方法,发展医学生的沟通技能(com-municationskills)和协作精神;培养信息管理和社区管理能力。
1·2课程设置合理
为增强医学的人文特征,改变医学的“纯科学技术性”,20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对医学课程进行了改革,强化了医学预科的人文教育。同时,为了进一步克服因忽视人文教育所造成的“医预综合征”要求医学生进入医学院后,仍要学习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许多医学院校开始增设人文学课程,到1995年几乎所有的医学院都开设了人文学课程,并得到联邦基金,特别是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的支持。
美国大学实行选修制或半选修制和学分制教育体制,如哈佛大学医学院医患关系教育贯穿前两年半课程,以后的必修课有:医学人权和医生、生物科学技术的社会学研究、医学实践中困境的伦理方面、健康和疾病的伦理根源、医学社会史、社区卫生中心的医学人类学等;选修课有:医学伦理学、社会医学、医疗管理、生物科学的社会问题等[5]。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1978年已建议把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医学、行为医学、伦理学和医学法学等学科列入医学院必修课计划[6]。总的来看,国外的医学院校医学课程基本上由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医学三大类组成,其中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医学法学、行为医学以及医学社会学是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如在北美的医学人文学21个研究生教育点中,也是以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和医学法学以及医学社会学为主干课程[7],欧洲国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中,医学人文课程占总学时的比例以美国、德国为多,达20—25%,英国、法国、日本约为10%-15%[8]。
相比之下反观我国的医学院校,课程设置仍然停留在生物医学模式基础上,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偏少,课程学时大约只占总学时的8%左右,其中以意识形态教育类课程为主,约占人文社科课程课时总数的86·21%[9]。如作为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先河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对其80年的课程体系进行比较分析时指出该校人文社会课程由原来的无增加到目前的9门,但仍不到总课时的5%,且中国革命史、哲学等政治类课程就达5门,并占人文社会课程的73%[10]。
1·3教学内容的关联性、序惯性和实用性
1·3·1国外医学人文教育在课程内容方面表现出横向的“关联性”,即人文课程与自然科学、医学、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呈现出交叉性。如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医学法学、医学与文学等学科课程被大量开设,这些课程不是孤立地讲授而是彼此融汇一体,并与医学内容紧密结合,这也是推进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融合的有力举措,值得借鉴。
1·3·2人文课程体现出纵向的循序发展的“序贯性”,即人文课程在临床前期开设,但并没有在临床前期就结束,而是延续到教学的全过程中。如日本的医学院前2年主要用于学习基础科学与人文科学课程,以医学概论涵盖医学人文课程,并在第五学年开设续医学概论,了解医疗与法律、伦理、社会经济的关系[11]。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医患课程也从第2学年开设,贯穿4学年时间。
1987年英国的报告建议:医学伦理学应该贯穿在医学教育整个阶段、有一定间隔和反复进行,应该在临床教育中,按一定的间隔插入一定时间的、由医学以外很多专家进行的、跨学科的伦理教育。因此从总体上看,西方的人文教育以贯穿于专业教育的全过程为特征。此外,医学人文教学并没有在本科教育划上句号,而是成为医学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的内容。
1·3·3人文课程突出实用性。国外认为,医学教育的核心是病人,医学院是一个专业学院,人文教育应当整合到医疗实践中去,实现医学与人文课程的一体化,其突出特点表现为“轻理论,重行为”,并始终贯穿两个基本思想:一是以病人为中心,二是密切联系实际,很注重当前医学领域的社会问题以及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分析和提出解决办法。
例如,“当代法律与医学问题”主要讨论影响医患关系的法律以及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的法律基础问题,其教材从法律杂志、法庭判决、医学伦理学杂志和医学卫生政策期刊中挑选资料编写而成;再如在基础课中有一门必修课为《行为科学》(《behavioralscience》;内容包括行为现象学、社会心理学、心理病理学、性心理学以及社会医学、医学发展理论等,并紧密联系地域实际,讨论各种由社会、心理因素导致的行为问题,例如上瘾、车祸、青少年自杀等等,同时也为进入临床阶段《精神病学》学习打下基础[12]。国外大学医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都是针对现实问题,针对现实问题是国外医学人文课程教学的特点。
1·4教学和考核的方法灵活多样
国外的医学院校为了达到课程的教学目的,采用各种教学方式和手段,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学术研讨、课外阅读、写论文甚至参与教学等,以案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形式已被广泛采用,小组讨论作为重要的教学方法也倍受青睐,教师通过阅读材料来指导学生,鼓励并创造机会使学生说出自己的感受、信息和观点,给学生以最充分的自由度;也有的采取指定学生阅读、实际写作训练、直接的角色示范活动;还有的特别注重教学情境与场所的设置,如在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的教学中,采取直接的讨论方式,如邀请医生———诗人、医生———作家、危重病人、自愿参加临床实验的病人及其主管医生一同讨论,甚至在教学计划中安排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戏剧表演,以便学生真正投入到情景中去。如日本在大学一年级安排学生“体验实习”,每4-5名学生为一组,通过体验唤起心中的感受,达到西方所强调的“移情作用”[13]。此外,国外评价学生成绩的方法有考试、写论文、讲座及参加教学、研究项目等。
2国外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计划对我国医学人文教育的启示
2·1增进对人文教育的认识,明确合理的培养目标20世纪50年代学苏联,我国大学院系开始调整,实行了人文与科技教育分离的错误政策,高等教育推行比较狭窄的专业教育(professionaleducation)和职业教育(vocationaleduca-tion),重理轻文、智育至上、能力主义等观念已由学校渗入社会,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价值观念,致使学科背景原本就单一的医学院校又严重削弱了人文学科教育,除“两课”外,医学生与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难以接触,医学教育中也越来越追求纯粹的技术知识的攀升,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界限和迎合社会一时之需的侧重,加之医学院校普遍对校园文化建设不够重视,这样,医学院校大学生既在早期社会化机构中缺乏文化素养,又在大学校园内缺乏文化熏陶,真可谓人文教育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一状况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反而随着市场经济下功利行为的泛滥,唯科学主义与工具理性的盛行,医学教育对于技术的强调进一步加强,“学”渐被“术”所取代,必然导致了大学的人文资源和人文精神严重流失。
近些年来,这一现状和医疗活动中发生的一些不良事实,引发了国人的深刻反思,因而在报纸杂志的文章中,强调医学人文教育重要性的观点已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医学人文教育的水平离它应当承担的责任还相距甚远,医学人文教育的发展依然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在理念上,人文教育的重要性被不断地肯定,另一方面,在实行中,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又不断地被淡化,甚至忽视。我们认为人文教育在当代大学教育中之所以出现上述的矛盾与困境,最主要的是人文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更恰当地说,则是大学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人文教育应该是高等医学教育的一个组成,并且是一个重要的组成。
最值得反思的是,常常热心赞教育的人,对什么是人文教育,什么是人文教育的组成,却往往人言人殊,并无共识,因而我们认为人文课程本身没有“受尊重性”(respectability)可能是问题的核心,所以如何使人文教育赢得“受尊重性”,是使学生向人文教育归心、向心的根本之道。因此,增进教育和卫生行政部门与医学院校的院校长等决策层对人文教育的认识,克服把目光只集中在技术和设备、忽视人文精神教育的倾向,制订明确合理的人文课程培养目标是当务之急。
2·2明确规划医学人文教育核心课程与体系,增强教学内容的效用性首先,我们应认识到我国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设置有很大的随意性。实际上,由国家硬性规定的医学人文学科课程仅有医学伦理学一门,医学史、医学社会学等课程大多为选修,而且大多课程是依据学校或教师的兴趣开设的,缺乏学科整体性规划,课程的变动性大,盲目开课、为开课而开课的现象还十分严重,因此许多课程的教学和师资质量难以保证。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应确定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如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史、医学法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与社会、医学概论等,同时可以考虑设置医学人文学辅修专业(本科生),目前国内已经开设的医学人文学辅修专业有卫生事业管理、卫生法学、医学创新等。
其次,我国医学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比较注重理论的探讨,普遍侧重于范畴、体系的教授,让学生系统、全面地掌握学科的基本内容,力求知识的完备,试图让学生学会利用所学知识去观察、分析问题,而对实用性、实效性关注不够。但由于教材更新速度慢,近几年我国社会发展很快,学生学的与现实差距比较大,面对现实问题许多学生往往一筹莫展,有时甚至被错误的言行所同化。实践表明,医学人文课程的教学内容应以实用性为主,把人文课程整合到医疗实践中去,达到医学与人文课程一体化,体现出以“病人为中心”、“密切联系实际”的基本思想。
这样,才可以避免人文科学与医学实践的脱节,才能提高人文教育的实效性及体现医学人文教育的基本宗旨,即:将人文知识整合到医学实践中,不是为医学增加“文化外衣”,而是使之加强对人类生命、死亡及生存意义等方面的理解;学习的不是文学、伦理、法律、宗教等学科知识的理论体系,而是他们在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以及对医疗实践的引导和制约作用,使学生学会从医学、道德、科学、政治等不同角度去思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