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可卿人物分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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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秦可卿人物分析范文
编剧吕晓先生一直致力于专攻浅绛彩瓷收藏，数年的努力，他的各种浅绛彩瓷藏品已呈规模，收获颇丰。一方白瓷上的彩绘，呈现山河气势、人间百态；无论是大宗器型还是小件把玩之物，光影中书画相融，自成意境。
最具画意的瓷器
吕晓在湖北电视总台供职于电视剧中心编剧，兴致于收藏已有多年。自2003年始，在各类项目中周旋数年后，他最终将自己的兴趣锁定在浅绛彩瓷上。“我喜欢收藏是基于兴趣，非投资。”他说，“这话每个人都说了很多遍，但确实是真理。收藏这行当，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投资经济价值、修身养性……但在我看来，只是一个大前提下面的各种表象而已。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喜欢。”
浅绛彩瓷算是清末时景德镇具有创新意义的釉上彩新品种，并完美地综合了瓷器的特性和中国书画作品中的画意和艺术性。“中国书画艺术的‘四绝’――诗、书、画、印，在瓷器上都能综合表现。”吕晓说，“这种方式非常能够体现中国文人的修为，寄托他们的情怀；我觉得浅绛彩瓷是各类瓷器项中，当之无愧的最具画意的瓷器。”
“浅绛”一词的词义，最早是借用中国画的概念，指以水墨勾画轮廓并略加皴擦，以淡赭、花青为主渲染而成的山水画，起源于元代。浅绛画法以其清雅、高远的画面氛围，深得清高文人的偏爱。
而延伸至瓷器项中，目前为人所熟知的“浅绛彩瓷”为广义的浅绛，特指同治晚期到民国早期诗、书、画、印俱全的具有中国书画风格的釉上彩瓷器，其彩料也不仅仅局限于淡淡的浅绛料，而是包括粉彩、浅绛彩、民国彩等多种彩料的混合体，如中国画的墨色一般浓淡相间。其题材也不仅仅局限于山水，而是同时包含了人物、花卉、翎毛、走兽、鱼虫等。随着制瓷工艺的发展，“浅绛彩”已经成为一种区别于粉彩、青花等约定俗成的瓷器品种的新名称。
“浅绛彩瓷在历史上的时期其实不算特别长，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吕晓说，“最早期的浅绛彩瓷是同治末至光绪10年，中期是光绪11年至光绪20年，晚期是光绪21年至民国初期。浅绛彩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虽然有限，其历史地位却不容小视。浅绛彩瓷画的用笔、构图、赋彩十分讲究，一如绢纸画；画料齐全，山水，人物，花鸟草虫各有大家，甚至形成了瓷画创作的流派。”
瓷器上的文学
因其瓷器器型上绘有各种文学作品的故事题材，吕晓认定这其中的典故和文学题材也是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浅绛彩的选题通常和文学作品联系紧密，画工精湛，是集观赏性和考古性为一身的瓷器门类之一。”吕晓说，“我特别喜欢《红楼梦》，我很大一部分藏品的题材都是相关《红楼梦》的。”
吕晓的多件浅绛彩和粉彩瓷都对“红楼”青睐有加，最常见的是“金陵十二钗”画题。“我觉得仅仅就这一个题材，也是有很多细节可以研究的。”他指着一件道光时期的六方粉彩花瓶说：“我注意到，在金陵十二钗中，通常都是没有秦可卿的――尤二姐替代了她。而不止一件，我在好几件其他的瓷器上都见过类似的现象。我考虑到是否因为原著中，秦可卿仅出现到第十四回即香消玉殒，画家遂将尤二姐代替秦可卿。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十二钗中，妙玉和史湘云同着道袍。我们都知道妙玉是出家的，但被誉‘性情中人’的史湘云却也穿着出家人的衣服，还带有拂尘。”他指着罐上的人物，仔细解读说，“嘉庆时期，开始兴起纸上画红楼；到了嘉庆晚期、道光前期，就开始在瓷器上画红楼；最后发展到民国，红楼题材的形式就多种多样了。我觉得若是让红学家仔细分析一番，一定是很有趣的。不同时代的人如何解读同一部名著，也会对今天的受众有新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除了红楼题材，吕晓还有一件绘有水浒无双谱人物题材的清晚期温酒器：“通常瓷器上的文学性题材为《红楼梦》和《西厢记》等儿女情长之作，而《水浒》之类题材为当时统治阶级不喜悦在民间中见到的――怕造反嘛，所以这件器物也显得更为难得。”
好的瓷器是一定要带上床的
如同中国书画，浅绛彩瓷也讲究出处名家。据吕晓介绍，浅绛彩瓷玩的极致，是三大家――所谓程、金、王者。程门是浅绛彩瓷的开山人，擅长山水；金品卿与王少维，则被称为御窑厂的两只笔，金擅长花鸟，王擅长人物。他们的作品，现在都是极其抢手的硬通货。
大多数浅绛彩瓷的画家，都是有一定的绘画师承出身，有些画工还是御窑厂的高手；浅绛彩瓷的绘画虽不可与历史上的纸绢画比肩，但画师们在借鉴传统书画的基础上附着自己的审美观和创作情趣，推陈出新，将中国书画展瓷器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程门的山水、金品卿的花鸟、王少维的人物、徐善琴的仕女，各有千秋。
几件小型的浅绛彩瓷是吕晓特别钟爱的把玩之物。一方水盂，聊聊数笔，轻烟淡墨地勾勒出落寞女子娉婷的背影，应和“为他人做嫁衣”的题句，更显意境。而一只晚清浅绛彩松石款“荷塘三宝”小碟更是吕晓爱不释手的小物：“这是和一个朋友出让藏品时，对方赠与的，也是在地摊上的偶拾。”小碟上绘有一截藕，三只莲蓬，一粒菱角，是典型的中国画意。朱红的“松石款”和淡绿的莲蓬相映，颜色出挑；吕晓介绍说，松石姓程，为晚清浅绛彩瓷画师，画风清新，偶有上佳之作。
在吕晓看来，浅绛彩瓷最为精髓的地方在其无可比拟的画意。他说：“我个人以为，评估浅绛彩瓷的价值，依次为以下：一意境，二画工，三胎釉，四品相。意境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所谓的画意；而品相则是最次的。”吕晓说，“过去的工匠都不简单，很多都出身于御窑厂的画师，画出来的东西并非匠气十足，而是文人气质兼具。很多仕官――也就是中等官员，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地县级干部，肚里有墨水又兼备文气的，会选用这种瓷器互相馈赠。”吕晓说，浅绛彩瓷不同过去瓷绘分工的繁复套路，从师法宋院的工整细致转而师法元人的淡雅；而且从图稿设计、勾画渲染、书法题咏直至属款印章等，皆由一人完成，使得画面极富灵气，个性张扬。
第2篇：秦可卿人物分析范文
【关键词】明清小说；季节叙事；意义
明清小说通过描述四季更替的物理现象来表达故事里人物的心理变化。明清小说对季节的描述主要是四季交替，特别是对节气、节日的叙述也包含在其中，四季的描述与故事的情景交融在一起渲染出故事的气氛。
一、春季的季节叙事与文化意蕴
“季节叙事”与中国古代人的四时之观有关，文笔将时间和生命的流转带入书内，却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笔下展现出不同的处事智慧和文章形态。明清文丝丝入里，其故事层层渗透，深入了讲述了一个时代的特点。中国古代文人普遍遵循儒释道三法，使得其笔下的万物尽显圆滑，起于尘归于尘，人物的命运带有宿命论的格调，一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四季。
《儒林外史》中杜少卿迁府南京宴请宾客是在三月初，“名士大宴莺湖”是发生在天气清和的四月中旬，而莫愁湖大会则是在春季的五月初三举办，“祭先圣南京修礼”也是在春天发生的，而在春三月二十九日众人在泰伯祠房里斋戒、春四月一日祭先圣等处描述了各名士骚客相聚、尊祭古贤，借春烘托情景表述此文重要主题： 弃假儒之科考功名为念，扬真名士之社会理想。
二、春季的季节叙事与文化意蕴
清解韬有云，“四时之景，冬景最易写，秋景次之，春则易写难工，最难者为夏景。”春天若是促人萌愫，那夏天的燥热难耐可是清代小说家手中的促使故事主角迸绪利笔。《红楼梦》中湘云醉卧芍药圃、黛玉畅饮寿夜宴都是发生在夏日，夏日似乎人更难控制自己的情绪，而《红楼梦》中也用这些女人最后的夏季道出“盛筵难再”、“盛日难逢”，让故事的走势与故事的季节相互协调，渲染出这一阶段的故事氛围。在《水浒传》中的“智取生辰纲”，杨志为了应付不测，在天热时赶路，而天气燥热又促涨了杨志的如焚的急躁，于是对士兵痛骂加鞭，使至与士兵矛盾激化，为后一部分埋了伏笔。后吴用等人利用天气炎热，在酒中下蒙汗药。此处着重了夏日炎热对人物情绪的影响，又利用天气引导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情绪反之又推动了故事的进行，此可谓“描画已尽，叹今人千言之无当也”。
三、秋季的季节叙事与文化意蕴
自古逢秋悲寂寥，秋季是万物凋零的伊始，常常用来渲染故事或人物悲凉的命运。《红楼梦》中的秦可卿、晴雯、尤三姐都是死于秋季。秋日宝玉去找宝钗，见屋子内寂静无人，搬得空荡荡的，只听说“宝姑娘出去了”，而院中的景色比往日要凄凉得多了，原本热闹的路上也是寥寥无人，联想去了的丫头死了的姑娘和空荡的屋子，反衬以媒人来求亲，道出宝玉心想“大约园中之人不久都要散了”。这一段通过秋天的肃杀和凄渲染述出大观园内儿女风清云散的命脉。
《封神演绎》中西伯侯被纣王囚禁，七年后归乡时正是深秋时节，“只见金凤飒飒，梧叶飘飘，枫林翠色，景物随时堪观，怎奈寒鸟悲风，蛩声惨切。”秋天的万物寂寥正好衬托了西伯侯的悲戚之情。《三国演义》中董卓死后洛阳城动乱，深秋时节献帝和皇后被迫离京，一路遭遇追赶和截杀，只好步行逃离到黄河边，奈何只有一只船而岸高船低不得下船。这一段用秋天众物凋零的冲击加重了献帝穷途末路的凄凉之感。
四、冬季的季节叙事与文化意蕴
冬日是藏的季节，寒风凛冽，却也用来反衬人物的鉴定之心或结笔命运的终结。《红楼梦》中凤姐在腊月冬夜约见贾瑞，贾瑞顶着簌簌寒风苦等一夜，饿着肚子回去又被祖父罚跪在风里读文章。作者把这场闹剧放在冬日来衬托贾瑞的之心以及凤姐的狠辣行事。
重大战争也多是放在冬季来阐述。《三国演义》中曹操趁袁绍死后其子嗣争权夺位之时领兵出击，却因天气寒冷河道冰封致使粮船不能行，操令百姓斩兵拽船，百姓逃逸，操怒，派人追之杀之，却又假仁义告诉百姓勿让官兵捉到；郭嘉冬日卧病水土不服而死。这两件事一是显出冬日作战的艰苦，二是人物生命的循环到终结之处，三是反衬曹操身处乱世的奸雄之才。
明清小说“季节叙事”的核心还是依存四季的更替推动故事跌宕的走向，将传统的轮回更替天道循环意蕴其中，好似一个圆，始于一点回归一点，这如同人的命运，起于太虚归于太虚，又好像历朝的更替，盛极必衰，衰极毕又替之。明清小说用四季来称映小说的结构和故事发展，揭示人物命运的走向，揭示万物的转化和轮替，正如道家所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
参考文献：
[1]何孝荣.论明朝宗教的特点[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1）
第3篇：秦可卿人物分析范文
一、自读作品，初涉内容
小说每个章节各有侧重，又有联系，要理解课本内容，把握小说反封建的主题，一定要置身原著，全面解读小说内容。课文中宝黛初见时，林黛玉有“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的感觉，贾宝玉也觉得“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原著楔子“女娲补天” 的神话故事中有说，被贾母视为“命根子”的 “通灵宝玉”本是一块顽石。“木石前盟” 交代这块顽石与绛珠仙草的关系，这绛珠仙草就是林黛玉的前身。正因为这一段姻缘，他们初见时，就有了这般熟悉的感觉。“无材补天，幻形入世”的顽石随贾宝玉一起降生又被宝玉随身佩带，对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有隐喻的作用：一方面暗示他无“补天”之材，是个不符合封建社会要求的“蠢物”，另一方面他具有像从天而降的顽石一样的“顽劣”性，难以为世俗改变，暗示他与封建主义相对立的思想性格。如此看来，如果说本文的思想教育可以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完成，那主要反映在贾宝玉这个人物身上，要全面把握某个人物形象，就要深入原著，因为有些精神内涵不是凭短短几节课的讲授就能让学生理解的，我更看重深文浅教。这是置身原著的第一境界，至此，学生对原著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
二、专家解说，拓宽视野
《红楼梦》是一部“说不尽”的奇书，由它引发的“红学”已经是国际显学。百家讲坛《刘心武揭密“红楼梦”》系列节目讲解的红楼很有自己的特色，新颖的观点可以让准备读《红楼梦》的人有较强的兴趣阅读原著。刘心武从秦可卿身世之谜入手揭密 “曹家浮沉之谜”，又以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政治纠纷为背景，道出了这个封建贵族大家族在看似鼎盛，背后却隐藏着重重危机的王朝里必然覆灭的必然性，揭示了我国封建制度走向衰亡的历史趋势。刘心武对《红楼梦》的解说代表了索引派的观点，很多人，尤其是“红学”正统不太认可他的说法，说他对某些问题的解说理由过于牵强。我认为，刘心武的观点确实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性，但是这种侧重于人物背后隐藏的真实原型和现实背景探究的“新解”也别有一番风味，亦可引发听众的思考，知人论世，拓宽视野。
学生应以细品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法来沉淀文化、提高艺术修养为主，作为评点派的领军人物――脂砚斋的批书是不该错过的。《红楼梦》问世以来，书名就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封面上没有作者的名字，有人说这本书是曹雪芹和脂砚斋一起创作的（有观点表示脂砚斋就是作者）。在第一回中脂砚斋将曹雪芹的写作方法归纳为：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些岂是普通读者能体会出的？脂砚斋相伴着曹雪芹著书，知道曹家和曹雪芹的很多旧事，所以，不读“脂批”就难解作者写书时的心理。
三、多方探究，小心求证
《林黛玉进贾府》中有很多关于反映封建社会面貌的建筑、饮食、服饰、风俗的描写。以王熙凤的服饰为例，她出场时的服饰装扮令人惊艳，“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教参中对这段服饰描写的理解是：“在服饰方面，作者选取头饰、裙饰和服装三个要点，极力铺陈王熙凤集珍珠宝玉于一身的装扮，暗示了她的贪婪与俗气，从侧面反映了她内心世界的空虚。”王熙凤在贾府可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她精明能干，玩弄权术，重视物质享受，是贾府的实际掌权人，曹雪芹在其性格的塑造上是不遗余力的。然而这身装扮是否就“暗示了她的贪婪与俗气”呢？
贾宝玉出场时，作者对他的描绘是“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换装后是“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角；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其珍贵华美的细致程度和王熙凤不相上下，身为男孩子的贾宝玉虽不会佩戴过多的珠宝，服饰的精美华贵在荣府却是数一数二的，然而对他的评价也并没有“贪婪与俗气”之说。
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时，就差点把“遍身绫罗”的平儿当成是当家大奶奶，却不知道其只是个通房大丫头。贾府是官宦之家，衣着是贾府的门面，因此贾府上下，就连丫头们的服饰也用料讲究，何况是一个地位很高的年轻少奶奶？初进贾府的黛玉一路走来，发现“所见的这几个三等的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身为掌有贾府权势的人物，如果王熙凤的装扮朴素，会客时只穿着普通衣裳，不仅不符合事实，也会显得有失身份。
第4篇：秦可卿人物分析范文
关键词 文学作品 叠词 分析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部优秀的作品不仅内容丰厚、情节引人入胜，而且语言也往往独具特色。在语言的运用中，叠词是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我国古典和现当代文学中，许多优秀作品都有叠词的娴熟运用。
叠词是词的重叠形式，古汉语中称迭(叠)字、重言。汉词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量词、副词都可以重叠。单音名词和量词的重叠如“人人、条条”，表示“每一个”的意思。动词的重叠如“说说、讨论讨论”，表示动作时间短或幅度小。形容词的重叠表达的感彩比较复杂，一般带有加强的意味。由于叠词构成叠音，还可以加强作品的节奏感，具有反复的音乐美。
就文学体裁而言，诗词、散文、小说等都有叠词的运用。
一、诗词中的叠词
古典诗词中运用叠字的情况相当普遍。如汉代无名氏《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前六句连用六个叠字，不仅音节响亮，朗朗动听，而且极富于变化。头两个写景。“青青”写草的颜色，“郁郁”写柳的生态，展现出一幅生机盎然的艳阳景象：后四个细致描写思妇的美貌，“盈盈”形容姿容美好，“皎皎”形容皮肤白皙洁净，“娥娥”形容施脂粉后的娇艳，“纤纤”形容手指细而柔长。
李清照的《声声慢》是公认的一首叠字使用极佳的名作：“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词开头十四个字，全是重叠使用，一向为人所称道。“寻寻觅觅”从字面上看，似在寻找什么东西，“冷冷清清”则是“寻觅”的结果；“凄凄惨惨戚戚”则又是经过感受产生的深一层的愁苦情怀。这十四个字把一个生长于贵族之家、中经战乱丧夫、如今过着飘零生活的女人的愁苦心境表露无遗。
杜甫的诗作也善用叠字，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等等。
现代诗人徐志摩的诗有很强的音乐美。如《再别康桥》第一节：“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叠词“轻轻”连用三次，给人一种飘逸之感。把全诗柔和、优雅的情调在开头即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代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之所以感人至深，不仅在于使用四个意象邮票、船票、坟墓和海峡，使本来抽象的乡愁变得具体可感，而且与叠词的运用大有关系，四节中运用了四个叠词：小小、窄窄、矮矮、浅浅，使得全诗低回难抑，如怨如诉。
二、散文中的叠词
朱自清先生是现代散文大家，其脍炙人口的名篇《荷塘月色》、《绿》、《春》中均大量使用叠词。
写荷塘时，用“曲曲折折”来表现荷塘的广度，用“田田”来形容荷叶的密度，描绘出满塘荷叶相连的样子，并以“层层”来表明它的深度：写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静静”修饰“泻”，准确地写出了月光有形而无声的特点：“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薄薄”修饰“青雾”，更显月下荷塘轻柔、缥缈的特点。写荷塘四周的树时。用了“蓊蓊郁郁、远远近近、高高低低”。“蓊蓊郁郁”不但说明树木之多，而且加强了夜色浓厚的气氛：“远远近近、高高低低”极写荷塘四面树丛之茂密。
《绿》中“微微”的云、“深深”的梅雨潭、“纷纷”“点点”的水花，写出了轻柔的情态美：“湿湿的山石”，“油油”、“滑滑”、“清清”的绿意，都给人以娇嫩、透明的质感：描摹梅雨潭的水声用“花花花花”，更是悦耳动听、韵味无穷。
《春》中写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软绵绵的”：春风则是“轻悄悄的”，蜜蜂“嗡嗡地”闹着，显示出勃勃生机。春雨“密密地”斜织着，极写其细其小。春天来了，人们都走出了家门，开始了一年的劳作，“家家户户，老老小小”“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
当代作家碧野的散文《天山景物记》“在那白皑皑的群峰的雪线以下，是蜿蜒无尽的翠绿的原始森林，密密的塔松像无数撑天的巨伞。重重叠叠的枝丫间，只漏下斑斑点点点细碎的日影。”短短五句话使用了四个叠词“白皑皑、密密、重重叠叠、斑斑点点”。极写天山原始森林的广阔和茂密。
三、小说中的叠词
《红楼梦》第十三回《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描述宁国府贾珍因儿媳秦可卿去世悲痛不已，妻子尤氏又旧病复发，府中大小事务因无人管理以致出现混乱。经贾宝玉提醒。贾珍请求荣国府两位婶子王邢二夫人同意凤姐来宁国府协理家务：“怎么屈尊大妹妹一个月，在这里料理料理。”王夫人担心凤姐应付不了，以凤姐年轻没有经验为由要推掉此事：可是对凤姐来说这正是展示自己才干的好机会，于是就劝王夫人放宽心：“不过是里头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道的，问问太太就是了”。贾珍看事情有望，立刻接着凤姐的话说：“横竖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王夫人见状，只好对凤姐说：“你就照看照看罢了。”短短几句对话，五次使用动词重叠式。
本来协助管理一座处于丧事期间的几百口人的国公府，烦心劳神不必说，就其中担负的责任也会让一般人退避三舍，而这却为精明干练的王熙凤提供了用武之地。对话中涉及的三个人物：贾珍因用人心切而盼王熙凤尽早答应，王熙凤急于表现而又给自己留有余地，王夫人既为王熙凤着想又不便拒绝贾珍的坚持邀请，因而都有意无意地降低“协理”的难度，使用动词重叠式正好体现了一种大事化小的效果。
第5篇：秦可卿人物分析范文
关键词：古典文学 文学创作 对比法 人物
Abstract: The correlation method is one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creation important methods. This technique may pide into the situation and the character from the content aspect compares two broad headings. The situation comparison is the sentiment and the condition compares with two kind of poles apart; The character compares pides three kinds: First， around two different type’s characters the disposition， the appearance change carries on the comparison; second， the identical type’s character or the identical character’s around disposition， the appearance change carries on the comparison; third， the identical character’s appearance and its innermost feelings quality will compare. May pide into from the artistic aspect: “horizontal ratio” and “vertical comparison” two kinds. Embarks from the creation actual need， may also from with compared to with， different distinguish different， seeks common ground where differences exist， distinguishes the different these aspects with to further explain clearly.
key word: Classical literature literary production correlation method character
前 言
对照不仅是认识事物，辨别真伪美丑的科学方法，同时也是作家抒写作品时最常用的手法之一。
对比法，是指把两种或两种以上属性对立或有差异的不同事物进行比较，以便在相形中显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其间差别越大，所取得的艺术效果便愈强烈。
一般来说，这种手法一方面可从所写对象方面（内容）分为情境和人物对照两大类。前者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和境况加以比较；后者又可分为三类，一是把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前后性格、形貌的变化进行比较；二是把同一类型的人物或同一个人物的前后性格、形貌的变化进行比较；三是将同一个人物的外貌和其内心品质加以对照。因为俗语有云：人不可貌相，海水难以斗量。评价一个人物的品质如何，本领高低，不能凭其长相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貌美的人，可能是蛇蝎，而貌丑的人，或许是君子。因此，很多古典文学作品的作家，在命笔为文时，总是依照生活的真实，运用美丑对照法塑造他所欲塑造的人物形象。
一、情感、境况的对比
[唐]徐凝《汉宫曲》：“水色帘前流玉霜，赵家飞燕待昭阳。掌中舞罢箫声绝，三十六宫秋夜长。”
此诗前三句写汉成帝皇后赵飞燕由于美貌惊人，又因为能歌善舞，而在昭阳宫殿中承宠的盛况，最后一句状其它宫女由于受冷落而秋夜无眠的悲凉景象。通过两相对照，更将一人承宠、各院凄凉的意味写足。宋顾乐说：此诗“妙在直叙而不下断语，怨意愈见”（《唐人绝句选》）。
[唐]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此诗以“少小离家”与“老大回”、“乡音无改”同“鬓毛衰”、“相见”与“不相识”各个进行对照，从而把离人回乡时的喜悦和感激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此诗中的这两句，以朱门过着无比豪华奢侈生活的情景和广大人民饥不得食、寒不得衣而冻饿死路上的悲惨状况进行对照，从而无比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不合理现象。
杜甫《忆昔二首》之二：“忆昔开元全盛日……洒泪江汉身衰疾！”
此诗前十二句回忆“开元”全盛日的情况，后五句写现状。通过前后对照，入木三分地揭示了战争给唐朝所造成的惨景，表达了诗人无限忧国忧民的感情。
杜甫《莫相疑行》：“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不争好恶莫相疑！”
此诗作于公元765年，其时诗人正在严武幕府中。第三至七句回忆自己先前在蓬莱宫里奏献三大礼赋时，受到集贤殿上的无数学士的围观、赞扬、从而一日之间名扬四海的盛况；第八至十句写自己饥寒交迫，并受到那些少年当面奉承而背后嗤笑的现状。通过前后不同境遇的对比，深刻地抨击了人情纸薄、变化无常的世相。
二、人物对比
(1) 两种类型的人物性格对比
试以《红楼梦》中钗黛基本性格的对立为例。这种对立，主要表现在与环境（包括传统规范）的关系上。一言以蔽之，宝钗是适应型的，黛玉是特立型的。宝钗是自觉压抑个性和消溶自我以顺从传统观念的社会规范的要求，黛玉则自觉或不自觉地背离这种规范，追求个性自由；宝钗从不忘对宝玉“规引入正”，黛玉则从不说“混帐话”。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态度，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宝钗善于周旋应付，体贴拢络，能深得上至元首春贾母下至丫环仆妇的欢心，黛玉则局守一隅，自我封闭，又出语尖刻，为人所民忌。对于同宝玉的关系，宝钗总是极力掩饰对宝玉的感情，她的努力向着婚姻决定者——封建家长；而黛玉却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一意纠缠宝玉，只是为了得到宝玉的心，她的努力始终向着爱情的当事人，而置封建家长于不顾。宝钗是“冷美人”，黛玉是“泪美人”；“冷”是性格理性化的结果，“泪”是性格情感化的表现。在这种基本性格所体现的思想倾向上，作者是褒贬分明的，他着意突出黛玉的个体人格追求和与传统分离的叛逆意识。
第七十回黛玉、宝钗二人同样的咏柳絮，但所写的意境却迥然不同，前者充满哀愁，流露身世无定感慨；而后者却是豪情激荡，充满自信，尤其是结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表现了宝钗在贾府中要战胜黛玉、压倒群芳的气概。古人云：“诗言志”，作者正是通过这两首词所表现的相殊意境加以对照，生动地刻画了黛玉、宝钗两人不同的内心世界。
(2) 同一人物的外貌和其内心品质加以对照
在中国古典作品中，像《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等，都可找到这类的范例，如李逵、张飞等，都是外貌奇丑而内心美丽的人物；阎婆惜、王熙凤尽管外表很美，便其内心却很毒。
《水浒传》第二十回作家描写了阎婆惜的好容貌。本来就“长得好模样”的婆惜，因为和宋江同居之后，经常打扮得“满头珠翠，遍体绫罗”，就越显出她迷人的风姿了！从外貌看，宋江能娶上如此美妻，不知是几世修来的艳福！如若被西门庆瞧见，总该在她门前像走长途的汽车轮子不停的转动，磨破千双鞋子也不算为多；就是孔老夫子重生，恐怕也要破掉其目不斜视的清规，如见南子似的施展他瞧人的艺术了！可是谁知道；就是这个貌比“蕊珠仙子”的婆惜，她的心里全被毒蛇盘据了，她不但对丈夫不忠，暗和张三私通；更令人愤慨的是：当为了达到她和张三成亲的目的，要把宋江强置于死地了。同书第二十一回：“……婆惜道：‘不还！再饶你一百个不还！若要还时，郓城里还你！’”由此可见，这个外表俊丽的婆娘，其内心真是比毒蛇还毒！
作者正是运用美好的外表窝藏着一颗狠毒的心灵的对照法，使阎婆惜这个文学典型形象，直到今天，甚至再过千年，也未能失掉其魅力！在这里，读者看到了一块红纸包裹着一团臭肉的形象，因而，便突然觉得那红纸更脏更臭。
曹雪芹在为王熙凤画像时，也同样运用了类似的手法，一方面，熙凤的外貌可压群芳，当林黛玉刚从金陵来到荣国府的当天，她的容貌、风采举止，便让黛玉大开眼界。另一方面又通过毒设相思局、弄权铁槛寺、瞒消息设奇谋等场面的描写，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她的狠毒、贪婪、奸诈的内心世界。固然贾瑞是个肮脏人，但她为什么要如此处心积虑地摆设毒计害死他呢？她送秦可卿的灵柩到铁槛寺之时，水月庵的尼姑求凤姐利用和贾府有关系的官僚势力强迫人家退婚，结果她得了三千两银子，凭白无故地害死了一对未婚夫妻！还是她，在贾府的娘儿们——贾母和王夫人正为宝玉的婚事发愁时，献了一个“掉包儿”的毒计，很快将林黛玉致于死地！怪不得贾琏的仆人兴儿曾给她作了这样的结论：“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总之，通过对照手法的运用，王熙凤这个美丽的毒蛇形象，只要地球存在，它将永远是不可磨灭的！
(3) 同一类型的人物或同一人物的性格对比
《水浒传》第二十四回合潘金莲对武松讲的“有什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一席话，她讲的简直比唱的更动听！可是事实如何呢？和别人通奸的是她！谋害自己丈夫的也是她！一个女魔鬼竟然说得这般堂皇，如此漂亮，这无异乎用红漆涂在一根腐木上！作者正是将其言照行，活脱地刻画出她那比地狱更加黑暗的心灵，比烂尸更腐臭的品格！
《金瓶梅》第八十回合西门庆的头号帮闲应伯爵在主子死后要做二七之时，约了其它帮闲谢希大、花子油、祝日念等人所说的一段话（“大官人没了”至“这个好不好”）。从这段话中，可以想见应伯爵之流在西门庆死后所呈现的另一副嘴脸。这还不够，作家为了进一步提示应氏这种丑类“有奶便是娘，无奶成冤家”的可憎面目，又以浓墨描绘他一系列的所作所为，如他在投靠新的主子张二官之后，怎样帮助张二官娶李娇儿为二房娘子，并把西门庆家中大小之事，统统告诉新主子，同时还对张二官说：“你如今这般势耀，不得此女貌同享荣华枉自有许多富贵”。
《儒林外史》中的精彩片段“范进中举”一章中，同是范进这个人，未中举前，在胡屠户眼里是个“现世宝穷鬼”，像只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在中举之后，就突然变成了天上的星宿。作家正是通过胡屠户的那种粗野、势利、虚伪的形象，使人联想起那种一边装着白眼珠另一边装着青眼珠的魔鬼！
刘义庆《世说新语·自新》述说周处成长的故事。述说了同一个周处，未向名师学习前，由于“凶强侠气”被乡里视同老虎、水蛟，被人恨入骨髓；但经过学习后，痛改了前非，并成为有用之才。作家正是通过一个人前后的不同状况加以对比，歌颂了知错必改的精神，并使周处自新后的言行和以前的恶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就像将鲜红的苹果对照腐烂的苹果似的。
三、对比法的种类
对比法可分横比和纵比两种。在比较的时候，既要从历史的发展、时间的先后做“纵”的分析，也要同当时的其它可比事物做“横”的分析。“横比”是对同一时期的不同事物（或事物相反的对立面）作比较，提示此事物与彼事物的共同点与不同点，使我们通过此事物与彼事物的相互联系，从多种事物的“面”上去把握事物。“纵比”是把不同时期的同一事物的状况作比较，提示一事物此阶段与彼阶段的矛盾，使我们看到该事物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从事物发展的“线”上认识事物。纵横结合、线面结合，可以使我们获得比较完全的认识，不然就容易产生认识上的片面性、狭隘性。从对比的多种艺术形式方面可分为“横比”和“纵比”两大类，从写作的实际需要出发，又可从同中比同，异中辨异、异中求同、同中辨异这些方面进一步说明清楚。
(一) 同中比同
常有这样的现象，你感觉到某两个或几个事物是相同的，或者大家都认为某两个或几个事物是一样的，但如果让你把这“相同”、“一样”之处清清楚楚地说出来，却不见得能够做到。因为那只是一种“感觉”，还没有上升到理性的思辨，这就是所谓“同中比同”。
(二) 异中求同
从不同的事物中发现共同点，特别是从“看来”很不同的事物中发现共同点，是认识事物的本质，提示事物规律的重要思维能力。比如，《水浒》刻画人物的辩证法，具体地说，是发现了人物性格刻画中的异中之同。李逵是个朴实粗鲁的草莽英雄，小说几处写他的“奸滑”，这正是他胸无芥蒂、朴直真诚的深层表现。作者通过丰富多样的正反变化的“表现”刻画人物的一贯的、确定的性格，这也正是他在生活中把握了“异中之同”的结果。
(三) 异中辨异
和“同中比同”一样，我们有时感觉到某种事物或几种事物是不同的，但要把这“不同”具体地说出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只有当我们真的把这“不同”说清楚时，才算有了真的认识；也只有当我们能把这种“不同”清楚地告诉别人时，才算传授了真知识，这正是写作时需要的。
(四) 同中辨异
从看来相同的事物中发现不同点，特别是从看来十分相似的事物中发现不同点，与“异中求同”一样，是一种重要的思维能力。只不过前者侧重认识事物的普遍性，而同中辨异侧重在认识事物的个性。认识事物的个性，对写作与说话来讲，意义是重大的。如《水浒》中写鲁提辖打死郑屠夫的那三拳，也是一拳有一拳的意义，一拳有一拳的打法，一拳有一拳的效果。如果一拳致死，太单薄了；如果连打三拳没有区别，也不利于刻画英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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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曹保平著. 中国古典诗词分类赏析. 第一版，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9，9.
第6篇：秦可卿人物分析范文
论文摘要：《红楼梦》手抄本名为《石头记》，而书中更有女蜗补天之石、通灵宝玉等和石、玉相关的意象，甚至男女主人公也以“玉”命名，可见玉石在书中的地位.本文试从文化角度入手，分析作品中浓孟的玉石崇拜心理.并挖掘其文化底蕴，以求更深层次地理解曹曾芹的创作本竞。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和玉石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像玉石一样把富贵、高雅与纯洁、质朴如此有机地融合成一体。玉石，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品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我们形容富足的生活是“锦衣玉食”，我们比喻高贵的出身是“金枝玉叶”，我们赞美高雅的品质为“冰清玉洁”.我们祝福幸福的婚姻为“金玉良缘”，我们向往的最美的居所是“雕栏玉砌”.我们坚定自己意志的时候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这就是中国独特的玉石文化。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氛围中，《红楼梦》深受其影响也就不是一个什么难以理解的问题。很明显，《红楼梦)手抄本名为《石头记》，而书中更有女蜗补天之石、通灵宝玉等和石、玉相关的意象，书中重要人物也均以‘.玉”命名，如“宝玉”、“黛玉”、“妙玉”等等。都体现了浓重的玉石崇拜心理。但对作品中出现的女蜗所炼补天之石以及贯穿全书的通灵宝玉如何理解.还有诸多相关问题，历年来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若能揭开这个谜.也就更能理解曹雪芹的思想情感.更接近他的创作本意。
在此，本文试从中华民族的玉石文化人手，透过作品的玉石崇拜心理.挖掘其文化底蕴，以求更深层次地理解曹雪芹的创作。
人类对石头的崇拜，应始于石器时代。当先民们面对强大的自然界以求得生存时，从石头或石头磨制的石器中得到勇气和力量，由此产生了崇拜.敬畏的心理。特别是当我们的祖先从石头中认识了比石头更精美的玉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发现。于是，在把它从石头中分离出来的时候更加感受到了玉的珍贵。因此，人们把各种想法寄托在它上面，并赋予一定的思想内涵。
早在中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玉就已经成为通灵的神器。因此玉常常被称作通灵宝玉。西方用宗教来通神，而中国人则用玉来通神，也就是说一开始玉就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了神圣的地位。
提到玉。不能不让人想起中国历史上关于玉石的最著名的传说:在春秋战国时代，楚人卞和发现了一块璞玉，他先后两次向两代楚王进献，因其不识宝物.以为是块石头，卞和便以欺君之罪被砍去双脚。等到第三个楚王上台，卞和又将璞玉献上，这回楚王命人剖开石头，一块宝玉出现在楚国君臣面前。卞和洗清了罪名，他所献的宝玉也被雕成了象征最高权力的玉璧。后人为了纪念卞和，就叫它和氏璧。在这个故事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卞和的执着精神，还有玉石的非凡价值。后来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和氏璧被加工成一块御玺。显然，秦始皇希望能借助宝玉的神力护佑他的王朝千秋万世。从此以后.历代君王将各种宝玉雕琢成玉玺，玉便成了王权的象征。
在中国关于玉的神话传说有很多很多，人们相信:食玉成仙.饮玉还童，玉能使生人长命百岁，使死人灵魂升天;玉有神兆，能因人而变，因世而现;玉法力无边，能驱凶避邪，惩恶扬善……
与此同时，中国人还把很多美好的想法熔铸在玉石上面，使其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如幸福、吉祥、和平、圈满、高贵、圣洁……最为重要的是:玉石的天然品质竟如此惊人地与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特质相吻合。玉坚硬而柔和.晶莹又剔透.圆润且丰满.恰好成为我们这个温文擂雅、坚强平和的东方民族的绝妙象征。我们所创造的美玉文化，以其独到的方式连接着古老的文明，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它已悄悄地渗透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活当中.历久不衰。
可以说，曹雪芹深得中国玉石文化的精髓。所以才会在这部被演绎得如此美纶美焕的(红楼梦》中将玉石文化的丰富内涵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今天的读者已深深感到，《红楼梦》中的玉石意象最吸引人也最令人费解。
作品第一回就讲到，“女蜗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蜗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堪人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此后被一僧一道幻化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并携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替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立业。”由此“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作者在开篇独具匠心地设置了这个神话故事，不仅仅是为J’吸引读者、引起兴趣，更重要的是从作品的总体构思出发，使这块女蜗补天之石即后来的通灵宝玉成为连接梦幻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实物依托，从而实现作者写’‘梦”、写“幻”的’‘立意本旨”。同时，通灵宝玉还是结构全书情节的线索，种种纷繁复杂的事件、亦真亦幻而又众多的人物皆因通灵宝玉而相互钩连。且看前八十回的几个重要情节:宝玉衔玉而诞—宝。黛勿见，宝玉摔玉—探宝钗通灵遇金琐—路祭秦可卿.北静王赏玉一一姐弟逢五鬼，癫头和尚、踱足道人说通灵一边是神仙世界，一边是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又是一个多重的世界，包含着贾宝玉的人生悲剧、大观园的女儿悲剧、宝黛钗的爱情悲剧、贾府的盛衰悲剧等等.这些悲剧彼此牵连，形成诸多线索，最终皆由通灵宝玉而收拢，从而建立了全书的立体结构，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如梦如幻的艺术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这块女蜗补天之石即通灵宝玉由大荒山无稽崖被携人红尘，在“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后又回到青埂峰下，使全书形成了一个完整、周密的圆形结构。自然天成而又浑然无迹。
仍是第一回.因甄士隐的一梦.则又引出了绛珠仙草还泪的美丽神话:赤瑕宫的神瑛侍者每天以甘露灌溉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绛珠草.使她“久延岁月”，“修成个女体”:只因神瑛侍者“凡心偶炽”.，“欲下凡造历幻缘”，绛珠仙草也和他一起下世为人，并用一生的眼泪偿还神瑛侍者的“甘露之惠”于是，便有了宝(神瑛侍者》黛(绛珠仙草》缠绵排侧的爱情故事。应该注念的是，作者在这里并非故弄玄虚.而是独具匠心，道含深意。瑕，“玉小赤也。又玉有病也”;瑛，即美玉。可见.贾宝玉和玉的密切关系。也因而首先设置了一个机缘，让那一僧一道借“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人世”之时.将补天石幻化的通灵宝玉夹带其中，去人间“经历经历”。由此.补天石(通灵玉)、神瑛侍者同时降临人世.与贾宝玉三者合一融为一体;其次，“还泪”故事给宝黛爱悄蒙上了一层浪漫而又神秘的色调。这个宝、黛身前的因缘，倒极容易令人想起《搜神记·韩凭妻》、《孔雀东南飞》、《长恨歌》、《娇红记》、《梁山泊与祝英台》中男女主人公身后化成鸳鸯、比翼鸟、连理枝、蝴蝶的动人情节。身前也好身后也罢都象征了忠贞不渝、流芳千古的爱情;第三，交代“木石前盟”，以便展开后面的情节，形成“金玉”与“木石”的对立。‘.金玉良缘”意味着富贵婚姻，而“木石前盟”则代表着最素朴、最单纯、最坚实、最浑厚、最符合自然本性的爱情。这也正是全书所要突出的核心而这一核心又贯穿于贾府的荣辱兴衰之中。
再看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贾雨村亦讲了金陵甄府的宝玉。按脂砚斋甲戌本侧批:“甄家之宝玉乃上半部不写者.故此处极力表明.以遥照贾家之宝玉，凡写贾家之宝玉，则正为真宝玉传影。”蒙古本侧批:“灵玉却只有一块，而宝玉有两个，情性如一，亦如六耳、悟空之意耶?”它进一步点明了全书的总体设想，有一贾府便对应一个甄府，有一个贾宝玉就对应一个甄宝玉。二者不仅相互映衬.也彼此对照，并因通灵宝玉而连接挽合。
由此不难看出.补天之石即通灵宝玉在全书的总体构思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如果曹雪芹只是平铺直叙地讲故事.恐怕不会像现在这样有韵味、有深意，其艺术魅力无疑要大打折扣。
玉石本身的魅力在普通中国人的心中世代流传，而曹雪芹则作了最绝妙的诊释。
先说这块补天之石。在中国遍布名山大川，山中奇石自然众多。而作者独独选一块他自己杜撰出来的女蜗补天未用之石，这又有什么深意呢?“无才可去补苍天，枉人红尘若许年”，这是石头的自怨自艾之词。而贾宝玉“愚顽怕读文章”、“于国于家无望，.从世俗的眼光看就是无用.恰好说明了贾宝玉对传统人生道路的背离，尽管贾府盼其“补天”。一方面，作者慨叹石头亦是慨叹自己无力回天，充满悲凉之感;另一方面，对贾宝玉似贬实褒的评价又是肯定其行为。于是，作者在将石头、贾宝玉融为一体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可以看出作者思想上的矛盾与冲突。
再看这块通灵宝玉。玉是将石头精心雕琢而成，可谓集天地之精，必然更具灵性。宝玉衔玉而生，自是祥瑞之兆，且玉上还有字，人皆以为“来历不小”，故名宝玉，因而深得贾母的喜爱。不仅如此，宝玉自小聪明过人，显然是借玉而生出与常人殊异的灵性，通灵玉便成了他的灵魂。从中不难看出.贾宝玉是一个非写实的意象化了的人物，以玉命名是取其高贵、灵性之意。更何况.贾宝玉也确实如宝似玉.在贾府玉字辈乃至三代人(‘.文”字辈、“玉”字辈、“草，.字辈)中地位最突出。犹如蒙古本第三回脂砚斋回前批:‘.宝玉衔玉来.是补天之余，落地已久、得地气收藏，因人而现。其性质内阳外阴，其形体光白温润.天生有眼可穿。故名曰宝玉，将欲得者尽爱此玉之意也。”
第7篇：秦可卿人物分析范文
演员塑造人物形象的工作，概括说来不外乎两方面，一是理解人物，一是体现人物。理解人物是体现人物的前提，体现人物是理解人物的结果。演员对所扮演的人物只有深刻理解了才能生动地体现出来。前面说过，演员塑造人物是把剧作者用文学手段刻划的人物形象进行再创作，变成直接可见的，具体的午台、银幕形象，"使剧中人物从剧本中走出来，使我们更亲近、更理解他"。所以，理解人物最直接的依据是剧本。演员是在分析、研究了整个剧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理解自己扮演的人物。
理解人物，借用英国十九世纪演员麦克雷蒂的说法就是"去测定性格的深度，去探寻他的潜在动机，去感受他的最细致的情绪变化，去了解隐藏在字面下的思想，从而把握住一个具有个性的人的内心的真髓"。理解人物首先要抓住人物的性格基调。性格基调即人物最本质最核心的方面和人物思想、个性的主要特色。盖叫天同志举的例子很能说明什么是人物的性格基调，他说：周瑜、吕布、赵云三个都是三国时的名将，作为角色，都是穿白靠的武生，虽然外表相仿，但周瑜骄、吕布贱、赵云却是不骄不馁，敢作敢当的好汉，三者间不同就是人物各自的性格基调。
张瑞芳谈她演李双双的经验时说：“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不急于想如何表演李双双，而是试图在各方面去‘包围’、去摸索我的人物。……我首先要找到李双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有什么样的性特征和其它性格色彩?怎样形成自己的思想逻辑和行为逻辑?她给人总的印象是什么?我给这一切的总和起个名字叫‘人物总的精神状态’或‘人物基调”。她比喻说：“‘画画时要用虚线打轮廓，轮廓比例都对了，才好进行光彩浓淡描绘，并且在作画时要常常退后去看看，为的是能掌握总的画面精神。有位女同学，总喜欢停足在画架前，埋头先将细部画好，把眼睛画得非常细致，教师改画时，却因为整个比例不合适，只好连这美丽的眼睛也擦去了。……在塑造人物上，我也试图以虚线为人物打草稿，只是不在画布上，而是在我自己的心中”。演员把握住人物的基调，再进行“光彩浓淡的描绘”，“感受他的最细致的情绪变化”，才能做到万变不离其宗，既体现出人物多方面的色彩变化，使人物形象丰满动人，又不至于把人物演偏了，离开他的基本性格。
掌握人物性格基调主要从剧本情节和人物的行为、语言中去挖掘。高尔基说：“情节是性格的历史。”人物性格是在构成情节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和发展的。我们理解人物性格就要从情节的发展中，从人物在情节展开的每个事件里他做些什么和怎样做的行动中去探求。
《红楼梦》里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异常鲜明，作者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又着重描绘出他们各自独具的性格特点。我们看到了人物突出的个性特点是多次地反复地显现在许多不同的事件和行动中，离开了这些事件和行动，人物性格也就无从体现了。王熙凤个胎炙人口的不朽艺术典型，性格色彩丰富，个性鲜明突出，给读者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像。她的性格基调可以比做一条美丽的蛇，内里是心毒手狠、贪婪无已、心计极深，外表则八面玲珑惯于逢迎、口齿灵俐、谈笑风生、泼辣诙谐“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正像兴儿所说：“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如此复杂的人物性格，作者是通过一章章、一节节具体事件逐步展现出来的，我们也是从这些情节事件中逐步认识、感受的。例如：从王熙凤毒设想思局害死贾瑞，弄小巧借剑杀人逼死尤二姐，看到她的老谋深算、手段毒辣；从弄权铁槛寺，为了三千银子断送两条人命，看到她的贪；为秦可卿的丧事，王熙风协理宁国府，表现了她的干练、精明；正月十五晚上，王熙风效戏彩斑衣逗的贾母满心高兴，则写出了她八面玲珑于逢迎、谈笑风生、诙谐的一面。综观这些生动的情节，使我们从中提炼出王熙凤性格基调。李双双纯洁无私、敢于斗争、透明雪亮、火辣辣的性格特征，同样是在她同丈夫喜旺，同队长金樵，同孙有、孙有婆的落后思想进行斗争的一系列行动中揭示出来的。
人物性格同时也体现在人物的语言中。“情理不顺我就要管”，双双常说的这句话就是李双双性格基调的写照。一个中国的普通农村妇女能说出这样一句话，包含着多么深刻，多么不平凡的内容啊。过去几十年、几百年以至上千年来，她们只是做为男子的附属品而存在，被称做“俺那个屋里人”、“俺做饭的”、“孩子他妈”，一辈子的生活就是生儿育女，围着“三台”转，其它事情不能多问一句，更不用说“管”了。在新社会，在化的农村，他们有了新的生活内容，新的社会地位，接受新思想的教育，李双双这样的人物就像初春萌发的绿树，畅地吸收阳光、空气、水分那样吸收着周围的新鲜事物，她思想、精神面貌迅速地变化着，蕴藏在她身上的优美性格无束的进发出来，她全身心地热爱新的生活，热爱党，热爱，从这点出发，凡是对集体有益的事她使劲去做，对集体不利的事，她就要管，这是李双双性格中最本质、最核心方面。演员就得透过人物的语言发掘其中内含的丰富内容，向人物的内心深处。
李双双的“管”也与别人不同，有她自己的性格特色，这也在她的语言中表露出来。孙有婆偷了生产队的木板，双双街就拦住她，吵了起来。孙有婆又骂又闹，气势汹汹不肯认双双可不管这些，毫不留情地说：“嗯!你人缘老好，可就是了公家东西手就长点儿，见了劳动手就短点儿!”说完自己忍不住咯咯笑起来。一句话，一个笑，闪现出了双双心直口快泼辣大胆，爽朗风趣的性格火花。
选喜旺当记工员一场戏，双双的语言更富于性格化。她喜旺编排些理由推三阻四地不想干，忍不住“通”地站出来，着众人面“揭发”他：“乡亲们!他会算帐!去年秋季分红的候，他在家里算了一夜，加、减、乘、除算得可麻利啦!还有那号码字，他也会写，我还是他教的呢!”喜旺急得阻止她：“我么时候教你啦!?”双双：“今年春天!你敢说没有?”把大伙都乐了，双双还说：“你呀!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就见不得你一号!”大家轰然大笑。这段话脱口无心，痛快淋漓，既写出她见不得丈夫粘粘糊糊，怕这怕那的那个样，又流露出对丈能干的喜爱、夸耀，更主要的是她为了给集体选出个好记员，丝毫不顾忌喜旺是她丈夫这种个人关系，一个劲地推他，连家里的事都当着众人兜出来了。细细体会这语言，就能感受到李双双一心为公，火辣辣的，有那么一股“疯”劲的可爱性格。
演员要反复钻研剧本，分析每个情节，琢磨人物的每一句话，透过字里行间探索人物性格，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在心目中形成角色的雏形，这才有在舞台、银幕上塑造鲜明形象先决条件。演员主要是通过研究剧本理解人物，但仅止于此就不够了，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是深入生活。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演员对人物只有理性的分析理解和一般的感受是理解不深也演不好的，他需要从生活中获取对人物直接的感性体验，积累丰富的创作素材。可以说演员生活经验的多少、生活阅历的深浅是创作人物时理解人物、体现人物如何的决定性因素。卓别林说过：“我并没有什么使观众发笑的秘诀，我只是了解到人情的某些真理，并把这些真理应用到我们的职业上来。我们的一切成功归根结底都不过是一种对人的认识，不论这人是商人、店主、编辑或者演员”。
扮演华程的演员李仁堂谈到他的创作体会时说：“演员的表演，一举一动，音容笑貌是具体的，他要把一个人整个地端到银幕上，因此他应当尽可能地接触到与剧中人物相近似的活生生的人，亲自感受他们思想的火花，情感的波澜，脉搏的跳动，他们的言谈笑语，行动举止”。李仁堂成功地塑造了党的领导干部的形象，这与他长期的生活积累以及在大庆深入生活，与大庆领导干部和大庆工人密切接触，同生活，同劳动，切身感受到他们的思想情节和工作作风分不开的。
演好李双双，起码对河南农村妇女的生活要熟悉了解。剧中双双有一场戏要打面、切面，一场戏里她在烙饼，这些虽然只是一般的生活动作，可做好了能把李双双农村妇女的气质和她麻利、能干的一面演出来，做的不像就会破坏观众对人物的信念。看张瑞芳的表演，她走近灶边，揭开锅盖，倒水、取面团、揉面、扞面、切面，动作熟练自然，非常俐落，观众相信这是李双双在做饭。这些地方要靠演员在生活中认真观察和锻炼才能达到。
对人物的理解是深是浅，是对是错，还取决于演员文化知识、艺术素养和思想水平的高低，这需要日积月累，不断提高，是没有止境的。著名京剧演员李少春有段论述很有说服力，他说：“角色没有变，但演员会变，他的思想认识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一点上，他提高了、发展了，对角色会有新的认识，那么他所掌握的扮演同一‘角色的技术和分寸也必然会随之有新的发展与新的变化。以我演的猴为例，过去和现在的《闹天宫》就有很大不同。齐天大圣一进瑶池，玛瑙树等奇珍异宝琳琅满目，此时他念了一句：‘好一派景象也!’然后向左右看了两眼。在过去我每演至此处，总力图从眼神中闪耀出惊奇、羡慕、垂涎三尺的情态；但近几年每演至此处，我的眼神中却必尽量表达出一种惊奇、诧异与愤懑不平的情态。这里并没有更复杂的技术与程式的变化’，但是，赋予的内容不同了，这主要是因为我对齐天大圣的人物性格有了新的认识。在过去，我把猴王偷桃、盗丹、大闹天宫等一系列行为的贯串线理解为‘偷’，因为爱吃桃所以偷桃，因为爱仙丹所以偷仙丹，是因爱而偷；因为他从没见过玛蹈屏、珊瑚树，因此一看就觉得新奇，由奇而爱，由爱而垂涎，甚至也想把它偷到手。后来，我的思想水平提高了，逐渐理解了猴王的叛逆性格，因而理解?酵堤摇⒌恋ぁ⒋竽痔旃纫幌盗行形墓岽撸挥Φ笔恰怠Φ笔恰帧遣黄蕉帧S捎谟窕识院锿醪还砸郑挥捎谕跄负屠暇?nbsp;看不起猴王，所以要闹。偷桃盗丹是为了泄不平之愤，‘偷’是‘闹’的表现形式。一见到珊瑚树、玛瑙屏立刻就感到惊讶和诧：“啊!原来如此!天宫是这般生活!”咦!洞府为何不似这等模样?’这种诧异引起了不平与愤概，因而才大闹特闹。请，同是《闹天宫》，主要的表演程式并无变化，同样是左右一，并末多讲只言片语，但其中却有了新的眼神和新的神情气魄，而它们的背后又有演员的新的体验和理解，新的思想境界，新探索到的角色的内心天地，并且这一切都将使艺术形象获得了新的舞台生命力”。
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导演回顾影片的创作时也谈到这一点：“严格地说’，琼花这个人物塑造的深度还是不够的。原因之一是编剧和导演还没牢牢把握住琼花这个人物在成长过程中，在她和各个人物的关系中，在各种不同情境中的阶级感情的正确处理。或者说创作者还没能完全和人物的强烈的、朴实的阶级感情发生共鸣，达到切身感受的境地。……例如，琼花要求入伍，连长要她去登记一下，说明白为什么参军时，琼花拉开衣襟，露出鞭伤说：‘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现在演员的表演带一种反问的口气，潜台词似乎是：‘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委屈，不了解我的痛苦2”这样的理解，是和人物的朴实的性格不吻合的。正确的处理应该是她见到了亲人，有多少话要说啊!可是心里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惶急的心情，强烈的要求，一时又想不出用什么话来表达时，才触发似地猛一下拉开衣襟，露出斑斑血污的鞭痕，不择言地说：‘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这样的处理和表演就会使人感到更真实更朴素，效果就会更强烈”。
这些宝贵的经验之谈都说明了理解人物的重要。演员通过分析剧本、深入生活、进行排练以至整个演出过程中随着演员认识的提高，会不断加深对人物的理解，而理解人物的深度决定着塑造人物形像的深度。下面谈谈体现人物的几个问题。体现人物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把人物演出来。我们是在进行了表演的基础训练，掌握了正确表演方面的基础上着重谈有关体现人物的四个问题：体验和表现；性格化；分寸感；台词与潜台词。
二、体验与表现
关于表演艺术的创作方法，欧洲曾有过体验派与表现派的争论，两大派争论了二百多年，我国戏剧界1961年也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持有表现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十八世纪哲学家狄德罗、法国演员格哥兰(1841-1909)等；体验派的代表人物有英国演员亨利，欧文(1839一1905)、意大利演员萨尔维尼(1829-1916)、以及俄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两派争论的焦点是演员在表演中是否要真的动感情。“一个演员到底应该主动地去感受他所表演的情绪并为之感动呢?还是应当完全无动于衷，使自己的情绪跟角色的情绪仿佛总有一段距离，仅仅使观众以为他是被感动了而已呢?”
表现派认为表演重要的是找到足以深刻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外部形式，并有能力在每次演出中准确地再现这个形式，达到感动观众的效果，而不是演员自己感动。演员表演要十分冷静和理智地控制自己，不能听凭感情的驱使。狄德罗说：“演员的全部才能，不像你假设的那样，只是感受，而是仔细用心表现那些骗你的感情的外在记号。他的痛苦的呼喊是在他的耳朵里谱出来。他的绝望的手势是靠记忆来的，早在镜子前面准备好了。他知道准确的时间取手绢、流眼泪；你等着看吧，不迟还早，说到这句话、这个字，眼泪正好流出来。声音这样颤以及晕倒与狂怒；完全是模仿哭，是事前温习熟的功课，是激动人心的愁眉苦脸，是绝妙的依样画葫芦。”
他举例论证说：“勒·刊扮演尼尼阿斯，在父亲的坟里，捏死他的母亲，出来的时候，一手血，他恐怖万分，四肢抖动，眼睛发花，头发好象一根根直立起来。你感到恐怖，觉得自己也在颤索，像他一样激动。可是勒·刊一边演戏，一边看见一位演员掸子一只金钢钻耳环，就拿脚把它踢到后台去丁。这位演员进入角色了吧?不可能。你说他是坏演员吗?我决不信。又说：“盖利克在两扇门当中，露出他的头来，脸从狂喜变到小喜，从小喜变到平静，从平静变到诧异，从诧异变到惊奇，从惊奇变到忧郁，从忧郁变到消沉，从消沉变到畏惧，从畏变到恐怖，从恐怖变到绝望，又从这末一种变化回升从前一种变化，一路变下来，也就是四秒钟到五秒钟的时间。难道他的灵魂能感受这一切感受，配合他的面孔，形成这种音阶似的变化?我不相信。
体验派演员持有相反的看法，萨尔维尼说，“我力求生活于我的角色，然后按照我对他的想象来表演他。”“我相信每一个伟大的演员应当是，而实际也是被他所表演的情绪所感动的；他不仅容一温两遍地感受到这情绪，或者在他背诵台词时感受到它，而且他必须在每次演这个角色时，不管一次或一千次，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这种情绪。他能感动观众到什么程度，也正决定于他自己曾感动到什么程度。”罗西说：“我研究了我的角色，我分析了它，我留心地倾听了作者给它的语言，细致地观察了他的性格，于是进入了他的生活，仿佛这是我自己的生活一样，我好像亲身体验了他的一切感情和热情……”
亨利·欧文说：“我对狄德罗所主张的那种理论不能不予以斥责，他说什么演员不应该体验他所扮演的角色的感情。……由于演员的敏感性，表演上的不匀衡现像是不可避免的。他表演的好坏是由情绪的好坏而定。但是，一个演员如果拥有巨大的主观力量，而又精通自己的全部艺术手段，那么他给观众的影响，必然要比一个表演自己所没有的情感的演员大的多。”过两种观点的争论对于促进表演艺术理论发展大有助益，它探讨了表演艺术最本质的问题：表演要不要有充实的内在感情，以及怎样准确、鲜明地把感情表现出来传达给观众。我们的看法是：
1．体验派和表现派对表演艺术各自有其正确的观点和精辟见解，也各自有其偏执一面，趋于极端的问题，不过，在争论的基本点上，体验派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演员不能仅凭自己的形体、声音去表演，他必须要投入自己的思想、心灵和感情。一个冷漠的、缺乏热情的人不会成为一个好演员。正如俄国演员什迁普金说的：“假如凑巧给你两个演员：一个是年青、聪明、很会做戏，另外一个有一付火热的灵魂……假如他们同样热情地献身于艺术--那时候你就会看到真挚的情感和伪装之间有多么大的距离。”被狄德罗所称道的英国十八世纪著名喜剧演员盖利克也说：“只有‘富于情感的’演员才能抓住观众。‘当演员毫无感情的时候，不管他怎么装模作样，我们也看得出他是毫无情感的。”我国戏曲表演十分注重表演的外在形式，锤炼出各种细腻，优美的表演程式，这一点肯定是表现派所赞赏的，但是戏曲表演恰恰主张既要“形似”又要“神似”，认为“形似非神似，神似才为真”，“形似者为下品，神似者为上品。”“神似”就是要把人物的精神气质、内心情感体现出来，这只靠模仿感情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做不到的。川剧名演员周慕莲总结为：“演员表演，无论唱、做、念、打，都必须记住两个字：一是神，一是容。神是‘内在’，容是‘?獗怼I窆嵊谌荩癫还嵩蛉莶欢簧竦饺菟妫窆岫荻！庇酶墙刑斓幕袄此蹈ㄋ酌靼祝骸靶睦镉辛耍成喜庞校奔此健扒槎谥远斡谕狻！?/P>
亨利·欧文讲过一个例子：“麦克雷蒂承认，他在埋葬了他的爱女以后再上台演出《维琴尼厄斯》时，他的实际经验使他把这出戏里某些最悲伤的场面演得更加真挚有力了。”这正是因为演员表演时内心激起了自己曾经深切感受过的感情。
《创业》“我不趴下”一场戏里，华程驳斥冯超利用土豆问题对周挺杉的攻击，热情赞扬工人克服困难的精神，说到“他们要出力气啊，要提一百多斤的卡瓦啊，同志们，”他眼里闪动着激动的沼花，强烈的感情冲击着华程，也冲击着群众。当他讲到秦发愤，说：“老周啊?散会以后你把我的椅子搬走，给秦发愤同志放在柴油机旁边，有空让他坐一坐。”在这普通的话语是倾注着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演员李仁堂说，正是由于他在大庆同工人们一起劳动，自己拿起大吊钳干过，看到过工人是怎样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穿着背心裤权奋不顾身地抢救井喷的动人情景，深深被这些优秀人物的思想品质所感动。亲身地感受使他在说这些话时有着充实的内在基础，能够抒发出真挚的感情。对演员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活的磨炼，一个饱经沧桑，生活阅历很深的，经受过生活中酸甜苫辣、喜怒哀乐种种滋味的演员，他的实际生活感受是他表演的巨大财富。在我们经历了敬爱的逝世时那沉重、悲痛的日日夜夜之后，今天演《丹心谱》这样的戏，立即能唤起内心抑止不住的激烈的感情。
2．演员既要生活于剧作的规定情境之中，具有角色应的充实的内容活动和．真挚的感情，同时又要有高度的控制力。
萨尔维尼说：“他(演员)必须勤于感受，但他也必须像一个熟练的骑师驾驭烈马似地引导和控制他的感受，因为他要完成双重的任务；仅仅自已有所感受是不够的，他必须使别人有所感受，而如果他不运用抑制，就办不到这一点。“我特别希望读者相信这一点，就是在我表演的时候，我过的是双生活。一方面我在哭或笑，而同时我也在分析我的笑声和眼泪，以便使它更有力地影响我想要感动的那些人的心。”亨利·欧文也认为：“他必须具有一种可以说是双重的意识：在充分表露一切适合时宜的感情的同时，还自始至终十分注意的方法的每个细节。”表演是在演员意识控制下进行的，这点上体验派与表现派两者的意见是相近的。
许多演员谈到，如果演员到了完全“忘我；的境地，他在物五内俱摧，悲痛已极的时候，竟然失掉控制，嚎陶大哭不自主，鼻涕挂成冰柱，声音嘶哑，哽咽堵塞，话都说不出来，也就被破坏，难以演下去了。表演一个垂危的病人或一个熟者，演员也不可能真的像病人那样痛苦或者真的呼呼大睡起来。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演员表演时的“双重意识”：“苟慧生某次演《红娘》时，不慎将一只鞋掉在台口，作为红娘的苟慧立刻非常敏捷地将脚藏在裙下，眼珠一转，嗔娇地说：‘张相给我把鞋拾来’来。这场戏正是张生急需红娘将他带到花园与莺莺相会，有求于红娘，不得不听她使唤，所以那位演员马上适应了，将鞋拾来。红娘--苟慧生背过身来又说：‘张公，给我穿上’。这场戏演的非常生动，就好像戏中原来就有置一段揭示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的细节，观众感到非常有趣。”演员能把舞台上的意外事故变为剧中有趣细节，正是由于他充分把握住人物，能够生活于角色之中，敏于感受，才能即兴地产生合乎角色思想逻辑和角色性格的行动。也由于演员善于控制，才不会张惶失措，能机敏地当场采取这样巧妙的适应。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体验的最高境界说成是：“演员会不由自主地生活于角色之中，既不去注意他怎样感受，也不考虑他在做什么，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下意识地做出来的。”“在演员的这种表演中，舞台上的创作生活只有十分之一是有意识的，十分之九都是无意识的或超意识的。”这类玄秘的说教把体验强调到极端就变成谬误，不符合演员创作的实际，也把表演理论引向了唯心主义、神密主义的歧途。
我国戏曲表演经验所说表演要“(情)动于衷而形于外”，演戏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是真是假，真假难分”，“演员一身艺，千古一剧情，即是剧外人，又是剧中人，剧外和剧中，真假一个人”这些精辟的论述道出了表演艺术的实质。
3．体验不是目的，不能为体验而体验。体验人物的思想感情是为了达到表演的充实、真实、有强烈的感染力，人物的内心活动最终要准确、鲜明、细致地表达出来使观众感受到。表演反对内心空虚，反对没有充实的内在感受去装腔作势地表情，这被称作“表演情绪”，但不能错误地认为只要去体验的思想感情，就行了，不用注重它的表现。客观实践是检理的标准，一个演员自认为他有了充实的内在体验，但是并没有感受到，演员的表演感染不了观众，这表明或者演没有真实的体验，或者是他还缺乏训练，不能自如地以鲜明的外在形式表达充沛的内在情感。
人的思想感情的活动总是要通过相应的表情、动作表现出来。盖叫天讲：“表演起来，就要真演戏，发于内，形于外，出于自然，形成自然的身段，任其自然，不可矫揉造作，但也要靠脸部有深厚的基础功夫，才能把复杂的内心活动通过眼神眉宇之间，如实地、有层次地表达出来。”这个道理对于电影、话剧演员同样是适用的。虽然电影、话剧的表演同戏曲的表演不同，它不能使用舞蹈化、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但这仅止是艺术形式上的不同，其实质是相通的，都要求“情动于衷而形于外”。从某种意义来讲，电影表演更困难些，因为它没有一定的程式可遵循，电影要求演员的表演既要非常真实、非常生动、是演戏又不能露出演戏的痕迹，同时表演又应当是准确、鲜明、生动、典型的。这只能靠演员从生活中苦心观察、揣摩，从中提炼和精心设计能够最好地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外部动作，探索最能鲜明体现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符合人物性格的形体动作和表情动作。狄德认演员的每个动作、每个细节都应是事先安排好的，是经过反复研究用排练确定下来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我们同样反对那种只凭“灵感”、凭一时热情冲动就能演好戏的主张，反对忽视排练，“台上见”的轻率创作态度。
张瑞芳在《扮演李双双的几点体会》一文中就喜旺第二次回家，双双推开大门看见喜旺这段戏，相当细致地谈到演员在创作过程中对人物的每个动作是怎样精心研究，反复推敲的。文学剧本里写了动作提示：“她无力地将右手扶着门框，又把头倚在手上。”瑞芳同志说：“(剧本的)描写十分迷人。但是‘将右手扶着门框’这一细节，在表演上却费了不少周折。第一次拍摄的时候是这样处理的：我半信半疑，又惊又喜，到了家的门口，猛听到院子里一阵清脆的劈柴的声音。我被这种声音所吸引，脚步反而放慢下来。但当我意识到喜旺真的回来了，我又控制不住自己．向着大门冲去。我把门推开，一只脚随之自然地跨进门去，喜旺正抡着斧子劈柴，对着这种情境，我呆住了。我按着剧本的提示，用手扶着门框，头又靠在手上……。作为一个单独的静止头．为了表现双双这时复杂、激荡的感情，这只手扶着门的姿态的确很美。但是，作为一个连续的动作来处理，我要把猛劲推门的手缩回来，将跨进门槛的脚抽回来，然后才能扶着门框，将头靠在于上。
我演了几次，颇有‘缩不回去’之感。外在的动作要用内心的感情来推动，在这种情境和心情之下，这个动作幅度显得很大，我感到缺乏一种内在推动的因素。因为喜旺夫妇的别离不是三年五载，喜旺离家之后，他的必将回家，也在双双意料之中。她见到喜旺，自然很激动，但不可能做出好像跑到外边去哭一场，或做出其它强烈的动作。这个镜头直到第三次拍摄，我们才忍痛将剧本中提供的动作改掉。改为我用力推开大门，猛然见到喜旺，事情来得这么突然，我愣住了，我抑制不住惊喜和激动，但是马上又有点心酸，看看喜旺那身又破又脏的衣服，看着那股显然在发泄着内心复杂感情的劈柴的劲头，我的眼睛有点模糊了，我的全身顿然不能自持，就势地无力将头靠在门上……现在看来，这样处理这个细节，还是比较真实顺畅的。”
排练中需要逐渐把人物的地位调度、动作手势、表情变化；语气声调处理等等都确定下来，演员是“知道准确的时间取手绢、流眼泪”，不过演员并不是冷漠地、机械地、无动于衷地去重复表现这些准确规定的动作，而是“外在的运用要用内心的感情来推动”，他应当每一次演出都具有“新鲜感”，要像第一次感受那样去感受。激起真挚、充实的内心情感进行表演。另外，人物动作的确定和相互间准确细致的配合，并不排斥一定的即兴表演，往往感受所至，会情不自禁地产生很有光彩的即兴表演。
我们说内在情感要通过外部动作表露出来，外部动作又总是有其内心活动的依据，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紧密关联的，这还表现在不仅内在情感能激发产生相应的外部动作，而外部动作也能反过来激发产生相应的内在情感。例如：激怒的情绪使你大声争吵，拍桌子，甚至摔东西，而猛地一下拍桌子、摔东西，这些外部动作也会刺激情感，帮助你内心产生相应的激怒情绪。这种生理上相互刺激、相互作用的关系，对表演很重要。尤其在表演强烈激情的场面时，演员千万切记不能为了求得真实的内心感受而去‘挤’感情，越想‘挤’出内心的激动，越会把感情吓跑。这可以通过外部动作帮助自己，准确的动作以及与对手真实的交流，认真的感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诱导、唤感的作用。
第8篇：秦可卿人物分析范文
（一）明清小说儒释道思想的多视角表达1.明清小说的儒释道思想创作基础明清小说遵循着封建传统的伦理道德，在我国封建社会，儒家极力推崇的“孝悌”、“忠恕”等观念几乎是封建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在佛家理论中，“孝”也是一个重要伦理支撑，道家的“隐士”理论中“大隐”、“小隐”之说，放弃了道家在形式上的出世态度，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三家合一的伦理体系。《儒林外史》中的虞博士是掌握教化的官员，其礼乐仁政的政治思想，在人格上仍然是儒家占主导，但是并不妨碍他的道家隐逸情愫。《红楼梦》中甄士隐的“内圣”理想追求、仗义疏财、资助贾雨村赶考等都反映了“忠恕作风”、“仁义礼智信”的理想追求。2.明清小说对儒释道思想呈现的冲突明清时期，市民阶层的出现，使得“人性”的本质需求开始表现出来，启蒙思想开始冲击儒释道的主体地位。明清小说中，在贵族社会和民间百姓之间都渗透着方方面面的儒释道思想，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文化。但是反观小说中的贵族子弟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亵渎，整个贵族阶层熏染的不良风气深深体现出对儒释道传统思想的严重冲突。《红楼梦》中，贾雨村之流的伪儒败坏儒家精神，虽终日饱读诗书，满口仁义道德却把儒家经典作为一门仕途的敲门砖。佛家讲究因果，《金瓶梅》中善良的人遭遇不幸，如武大、宋仁、西门大姐等，而坏人如韩道国、苗青、西门庆等人反而没有受到应有的“报应”，有的通过投胎再生而减免了果报。另外作品的“戒”主旨与“宣”的作品创作，也体现了作品对佛家的重要冲突。明清小说也有着重要的道家因素，《金瓶梅》中李瓶儿之死就由潘道士言中，体现了浓重的宿命论色彩，但作品也对道士的场景进行了夸张和讽刺。道家无法深入伦理道德同现世和来世的人生评判，道家在《金瓶梅》中虽然闪耀着善恶有报、天堂地狱的戒律，但仍然体现着现世的人性追求。明清小说的儒释道精神和思想被封建末世的道德家所败坏，他们完全为了一己之私而我行我素，甚至谋财害命。明清小说中，有极多的作品体现了对儒释道思想的怀疑与批判，甚至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否定。
（二）明清小说中生死观的丰富展示我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中生死观的内涵十分丰富，影响着中国长期的生死信念表达与生死价值的判断和追求，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特有精神。儒家的“天命论”思想与“天人合一”的关照，把生死问题同宇宙的本真融合，形成了“舍生取义”的生死观。它不讲求来世和求得永生，但是充分追求精神的不朽，是积极的重生轻死的生死观。《醒世恒言•张淑儿巧智脱杨生》对人的死亡仅仅用了一句“其实堪伤”。《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形象是作者浓笔重写的一个人物，然而在描写其死时，也仅仅用“孔明不答。众将近前视之，已薨矣”做结。明清小说对死亡的另一层展示是对“死亡的最佳理想”，即长寿、无疾而终；而死亡的最高境界是羽化成仙。我国古代多以“寿终正寝”为福，早在先秦典籍《尚书》中就提出“五福”：寿、富、康宁、修好德、考的终命。《山海经》也有“不死国”等传说，长寿与永生不死一直是中国人追求的习俗。《三国演义》中忠义的关羽之死，使其最终羽化成神。《喻世明言•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冯主事大义救沈家，死后为神。这正是长久以来人们追求的死亡的最佳理想。
二、明清小说中的儒释道思想与大学生哲学思辨形成
明清小说中儒释道思想蕴含着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与糟粕，儒释道思想经过封建王朝的发展，早已深深渗进每个中国人的骨髓，成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释道思想洋溢着智慧的火花，内化成中国人对认识世界、认识社会和自我的独特哲学体系，毫无疑问，它对当代大学生的哲学思辨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儒释道思想与大学生世界观的形成如何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生不仅是一个哲学的命题，同样也是每个人思考的问题。明清小说儒释道思想集中表现在“因果报应”的观念，讲究“轮回”的佛道两家的观念，给作品呈现了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和宿命论思想，这固然是由于文艺作品的历史性所造成的，不仅显示了作品的局限性，更表达了明清时期传统中国人的普遍道德观念及世界观。当代大学生突破明清小说的认识局限，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摒弃明清小说对世界本原的认识，经过去伪存真、以“扬弃”的科学态度，更加坚定了“世界是物质的”这一科学哲学的命题的深刻认识，完全抛弃了世界是由鬼神主宰的世界观认识。
（二）儒释道思想与大学生辩证思想的形成明清小说表现出的儒家伦理秩序、“孝悌之道”、“忠恕”思想以及封建秩序体现的“三纲”、“五常”，都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性。在追求“无为”、“与世无争”的理想人生，追求洒脱人生的境界上，“人世解脱”、“轮回因果”等哲学命题上，将其与现代人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做观照，大学生不难发现正确认识世界、认识社会需要历史地、具体地加以认识，强化了当代大学生认识世界的正确历史观。明清小说也体现了强烈的辩证法，如《红楼梦》中就有“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还有秦可卿临死说的“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的道理，都体现出强烈的辩证法。哲学在于思辨，当代大学生的哲学思辨形成离不开明清小说中深刻的辩证思想的重要影响。
（三）儒释道思想与大学生人生观的形成明清小说不仅有儒家的“舍生取义”、“重生轻死”以及佛道的“羽化为仙”等生死观，更体现了浓厚的宿命论思想。大学生处于人生观的形成时期，是人生的重要年龄阶段，在死亡这一观点上，更能正确区分正确的观念与错误的认识。对明清一系列小说的生死展现，使大学生重新认识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正确的人生方向和自我的努力让大学生脱离哲学思辨的层次，从而追求理想人生的脚步，为其人生观及价值观形成发挥着巨大的理论影响和现实导向作用。在正确人生观的指引下，大学生充分展示时代风貌，展现自我精神与追求，形成了健康的人生观。
三、结语
第9篇：秦可卿人物分析范文
演员塑造人物形象的工作，概括说来不外乎两方面，一是理解人物，一是体现人物。理解人物是体现人物的前提，体现人物是理解人物的结果。演员对所扮演的人物只有深刻理解了才能生动地体现出来。前面说过，演员塑造人物是把剧作者用文学手段刻划的人物形象进行再创作，变成直接可见的，具体的午台、银幕形象，使剧中人物从剧本中走出来，使我们更亲近、更理解他。所以，理解人物最直接的依据是剧本。演员是在分析、研究了整个剧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理解自己扮演的人物。
理解人物，借用英国十九世纪演员麦克雷蒂的说法就是去测定性格的深度，去探寻他的潜在动机，去感受他的最细致的情绪变化，去了解隐藏在字面下的思想，从而把握住一个具有个性的人的内心的真髓。理解人物首先要抓住人物的性格基调。性格基调即人物最本质最核心的方面和人物思想、个性的主要特色。盖叫天同志举的例子很能说明什么是人物的性格基调，他说：周瑜、吕布、赵云三个都是三国时的名将，作为角色，都是穿白靠的武生，虽然外表相仿，但周瑜骄、吕布贱、赵云却是不骄不馁，敢作敢当的好汉，三者间不同就是人物各自的性格基调。
张瑞芳谈她演李双双的经验时说：“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不急于想如何表演李双双，而是试图在各方面去‘包围’、去摸索我的人物。……我首先要找到李双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有什么样的性特征和其它性格色彩?怎样形成自己的思想逻辑和行为逻辑?她给人总的印象是什么?我给这一切的总和起个名字叫‘人物总的精神状态’或‘人物基调”。她比喻说：“‘画画时要用虚线打轮廓，轮廓比例都对了，才好进行光彩浓淡描绘，并且在作画时要常常退后去看看，为的是能掌握总的画面精神。有位女同学，总喜欢停足在画架前，埋头先将细部画好，把眼睛画得非常细致，教师改画时，却因为整个比例不合适，只好连这美丽的眼睛也擦去了。……在塑造人物上，我也试图以虚线为人物打草稿，只是不在画布上，而是在我自己的心中”。演员把握住人物的基调，再进行“光彩浓淡的描绘”，“感受他的最细致的情绪变化”，才能做到万变不离其宗，既体现出人物多方面的色彩变化，使人物形象丰满动人，又不至于把人物演偏了，离开他的基本性格。
掌握人物性格基调主要从剧本情节和人物的行为、语言中去挖掘。高尔基说：“情节是性格的历史。”人物性格是在构成情节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和发展的。我们理解人物性格就要从情节的发展中，从人物在情节展开的每个事件里他做些什么和怎样做的行动中去探求。
《红楼梦》里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异常鲜明，作者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又着重描绘出他们各自独具的性格特点。我们看到了人物突出的个性特点是多次地反复地显现在许多不同的事件和行动中，离开了这些事件和行动，人物性格也就无从体现了。王熙凤个胎炙人口的不朽艺术典型，性格色彩丰富，个性鲜明突出，给读者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像。她的性格基调可以比做一条美丽的蛇，内里是心毒手狠、贪婪无已、心计极深，外表则八面玲珑惯于逢迎、口齿灵俐、谈笑风生、泼辣诙谐“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正像兴儿所说：“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如此复杂的人物性格，作者是通过一章章、一节节具体事件逐步展现出来的，我们也是从这些情节事件中逐步认识、感受的。例如：从王熙凤毒设想思局害死贾瑞，弄小巧借剑杀人逼死尤二姐，看到她的老谋深算、手段毒辣；从弄权铁槛寺，为了三千银子断送两条人命，看到她的贪；为秦可卿的丧事，王熙风协理宁国府，表现了她的干练、精明；正月十五晚上，王熙风效戏彩斑衣逗的贾母满心高兴，则写出了她八面玲珑于逢迎、谈笑风生、诙谐的一面。综观这些生动的情节，使我们从中提炼出王熙凤性格基调。李双双纯洁无私、敢于斗争、透明雪亮、火辣辣的性格特征，同样是在她同丈夫喜旺，同队长金樵，同孙有、孙有婆的落后思想进行斗争的一系列行动中揭示出来的。
人物性格同时也体现在人物的语言中。“情理不顺我就要管”，双双常说的这句话就是李双双性格基调的写照。一个中国的普通农村妇女能说出这样一句话，包含着多么深刻，多么不平凡的内容啊。过去几十年、几百年以至上千年来，她们只是做为男子的附属品而存在，被称做“俺那个屋里人”、“俺做饭的”、“孩子他妈”，一辈子的生活就是生儿育女，围着“三台”转，其它事情不能多问一句，更不用说“管”了。在新社会，在化的农村，他们有了新的生活内容，新的社会地位，接受新思想的教育，李双双这样的人物就像初春萌发的绿树，畅地吸收阳光、空气、水分那样吸收着周围的新鲜事物，她思想、精神面貌迅速地变化着，蕴藏在她身上的优美性格无束的进发出来，她全身心地热爱新的生活，热爱党，热爱，从这点出发，凡是对集体有益的事她使劲去做，对集体不利的事，她就要管，这是李双双性格中最本质、最核心方面。演员就得透过人物的语言发掘其中内含的丰富内容，向人物的内心深处。
李双双的“管”也与别人不同，有她自己的性格特色，这也在她的语言中表露出来。孙有婆偷了生产队的木板，双双街就拦住她，吵了起来。孙有婆又骂又闹，气势汹汹不肯认双双可不管这些，毫不留情地说：“嗯!你人缘老好，可就是了公家东西手就长点儿，见了劳动手就短点儿!”说完自己忍不住咯咯笑起来。一句话，一个笑，闪现出了双双心直口快泼辣大胆，爽朗风趣的性格火花。
选喜旺当记工员一场戏，双双的语言更富于性格化。她喜旺编排些理由推三阻四地不想干，忍不住“通”地站出来，着众人面“揭发”他：“乡亲们!他会算帐!去年秋季分红的候，他在家里算了一夜，加、减、乘、除算得可麻利啦!还有那号码字，他也会写，我还是他教的呢!”喜旺急得阻止她：“我么时候教你啦!?”双双：“今年春天!你敢说没有?”把大伙都乐了，双双还说：“你呀!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就见不得你一号!”大家轰然大笑。这段话脱口无心，痛快淋漓，既写出她见不得丈夫粘粘糊糊，怕这怕那的那个样，又流露出对丈能干的喜爱、夸耀，更主要的是她为了给集体选出个好记员，丝毫不顾忌喜旺是她丈夫这种个人关系，一个劲地推他，连家里的事都当着众人兜出来了。细细体会这语言，就能感受到李双双一心为公，火辣辣的，有那么一股“疯”劲的可爱性格。
演员要反复钻研剧本，分析每个情节，琢磨人物的每一句话，透过字里行间探索人物性格，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在心目中形成角色的雏形，这才有在舞台、银幕上塑造鲜明形象先决条件。演员主要是通过研究剧本理解人物，但仅止于此就不够了，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是深入生活。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演员对人物只有理性的分析理解和一般的感受是理解不深也演不好的，他需要从生活中获取对人物直接的感性体验，积累丰富的创作素材。可以说演员生活经验的多少、生活阅历的深浅是创作人物时理解人物、体现人物如何的决定性因素。卓别林说过：“我并没有什么使观众发笑的秘诀，我只是了解到人情的
些真理，并把这些真理应用到我们的职业上来。我们的一切成功归根结底都不过是一种对人的认识，不论这人是商人、店主、编辑或者演员”。
扮演华程的演员李仁堂谈到他的创作体会时说：“演员的表演，一举一动，音容笑貌是具体的，他要把一个人整个地端到银幕上，因此他应当尽可能地接触到与剧中人物相近似的活生生的人，亲自感受他们思想的火花，情感的波澜，脉搏的跳动，他们的言谈笑语，行动举止”。李仁堂成功地塑造了党的领导干部的形象，这与他长期的生活积累以及在大庆深入生活，与大庆领导干部和大庆工人密切接触，同生活，同劳动，切身感受到他们的思想情节和工作作风分不开的。
演好李双双，起码对河南农村妇女的生活要熟悉了解。剧中双双有一场戏要打面、切面，一场戏里她在烙饼，这些虽然只是一般的生活动作，可做好了能把李双双农村妇女的气质和她麻利、能干的一面演出来，做的不像就会破坏观众对人物的信念。看张瑞芳的表演，她走近灶边，揭开锅盖，倒水、取面团、揉面、扞面、切面，动作熟练自然，非常俐落，观众相信这是李双双在做饭。这些地方要靠演员在生活中认真观察和锻炼才能达到。
对人物的理解是深是浅，是对是错，还取决于演员文化知识、艺术素养和思想水平的高低，这需要日积月累，不断提高，是没有止境的。著名京剧演员李少春有段论述很有说服力，他说：“角色没有变，但演员会变，他的思想认识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一点上，他提高了、发展了，对角色会有新的认识，那么他所掌握的扮演同一‘角色的技术和分寸也必然会随之有新的发展与新的变化。以我演的猴为例，过去和现在的《闹天宫》就有很大不同。齐天大圣一进瑶池，玛瑙树等奇珍异宝琳琅满目，此时他念了一句：‘好一派景象也!’然后向左右看了两眼。在过去我每演至此处，总力图从眼神中闪耀出惊奇、羡慕、垂涎三尺的情态；但近几年每演至此处，我的眼神中却必尽量表达出一种惊奇、诧异与愤懑不平的情态。这里并没有更复杂的技术与程式的变化’，但是，赋予的内容不同了，这主要是因为我对齐天大圣的人物性格有了新的认识。在过去，我把猴王偷桃、盗丹、大闹天宫等一系列行为的贯串线理解为‘偷’，因为爱吃桃所以偷桃，因为爱仙丹所以偷仙丹，是因爱而偷；因为他从没见过玛蹈屏、珊瑚树，因此一看就觉得新奇，由奇而爱，由爱而垂涎，甚至也想把它偷到手。后来，我的思想水平提高了，逐渐理解了猴王的叛逆性格，因而理解到偷桃、盗丹、大闹天宫等一系列行为的贯串线，不应当是‘偷’，而应当是‘闹’，是不平而闹。由于玉皇对猴王不公，所以要闹；由于王母和老君看不起猴王，所以要闹。偷桃盗丹是为了泄不平之愤，‘偷’是‘闹’的表现形式。一见到珊瑚树、玛瑙屏立刻就感到惊讶和诧：“啊!原来如此!天宫是这般生活!”咦!洞府为何不似这等模样?’这种诧异引起了不平与愤概，因而才大闹特闹。请，同是《闹天宫》，主要的表演程式并无变化，同样是左右一，并末多讲只言片语，但其中却有了新的眼神和新的神情气魄，而它们的背后又有演员的新的体验和理解，新的思想境界，新探索到的角色的内心天地，并且这一切都将使艺术形象获得了新的舞台生命力”。
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导演回顾影片的创作时也谈到这一点：“严格地说’，琼花这个人物塑造的深度还是不够的。原因之一是编剧和导演还没牢牢把握住琼花这个人物在成长过程中，在她和各个人物的关系中，在各种不同情境中的阶级感情的正确处理。或者说创作者还没能完全和人物的强烈的、朴实的阶级感情发生共鸣，达到切身感受的境地。……例如，琼花要求入伍，连长要她去登记一下，说明白为什么参军时，琼花拉开衣襟，露出鞭伤说：‘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现在演员的表演带一种反问的口气，潜台词似乎是：‘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委屈，不了解我的痛苦2”这样的理解，是和人物的朴实的性格不吻合的。正确的处理应该是她见到了亲人，有多少话要说啊!可是心里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惶急的心情，强烈的要求，一时又想不出用什么话来表达时，才触发似地猛一下拉开衣襟，露出斑斑血污的鞭痕，不择言地说：‘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这样的处理和表演就会使人感到更真实更朴素，效果就会更强烈”。
这些宝贵的经验之谈都说明了理解人物的重要。演员通过分析剧本、深入生活、进行排练以至整个演出过程中随着演员认识的提高，会不断加深对人物的理解，而理解人物的深度决定着塑造人物形像的深度。下面谈谈体现人物的几个问题。体现人物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把人物演出来。我们是在进行了表演的基础训练，掌握了正确表演方面的基础上着重谈有关体现人物的四个问题：体验和表现；性格化；分寸感；台词与潜台词。
二、体验与表现
关于表演艺术的创作方法，欧洲曾有过体验派与表现派的争论，两大派争论了二百多年，我国戏剧界1961年也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持有表现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十八世纪哲学家狄德罗、法国演员格哥兰(1841-1909)等；体验派的代表人物有英国演员亨利，欧文(1839一1905)、意大利演员萨尔维尼(1829-1916)、以及俄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两派争论的焦点是演员在表演中是否要真的动感情。“一个演员到底应该主动地去感受他所表演的情绪并为之感动呢?还是应当完全无动于衷，使自己的情绪跟角色的情绪仿佛总有一段距离，仅仅使观众以为他是被感动了而已呢?”
表现派认为表演重要的是找到足以深刻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外部形式，并有能力在每次演出中准确地再现这个形式，达到感动观众的效果，而不是演员自己感动。演员表演要十分冷静和理智地控制自己，不能听凭感情的驱使。狄德罗说：“演员的全部才能，不像你假设的那样，只是感受，而是仔细用心表现那些骗你的感情的外在记号。他的痛苦的呼喊是在他的耳朵里谱出来。他的绝望的手势是靠记忆来的，早在镜子前面准备好了。他知道准确的时间取手绢、流眼泪；你等着看吧，不迟还早，说到这句话、这个字，眼泪正好流出来。声音这样颤以及晕倒与狂怒；完全是模仿哭，是事前温习熟的功课，是激动人心的愁眉苦脸，是绝妙的依样画葫芦。”
他举例论证说：“勒·刊扮演尼尼阿斯，在父亲的坟里，捏死他的母亲，出来的时候，一手血，他恐怖万分，四肢抖动，眼睛发花，头发好象一根根直立起来。你感到恐怖，觉得自己也在颤索，像他一样激动。可是勒·刊一边演戏，一边看见一位演员掸子一只金钢钻耳环，就拿脚把它踢到后台去丁。这位演员进入角色了吧?不可能。你说他是坏演员吗?我决不信。又说：“盖利克在两扇门当中，露出他的头来，脸从狂喜变到小喜，从小喜变到平静，从平静变到诧异，从诧异变到惊奇，从惊奇变到忧郁，从忧郁变到消沉，从消沉变到畏惧，从畏变到恐怖，从恐怖变到绝望，又从这末一种变化回升从前一种变化，一路变下来，也就是四秒钟到五秒钟的时间。难道他的灵魂能感受这一切感受，配合他的面孔，形成这种音阶似的变化?我不相信。
体验派演员持有相反的看法，萨尔维尼说，“我力求生活于我的角色，然后按照我对
他的想象来表演他。”“我相信每一个伟大的演员应当是，而实际也是被他所表演的情绪所感动的；他不仅容一温两遍地感受到这情绪，或者在他背诵台词时感受到它，而且他必须在每次演这个角色时，不管一次或一千次，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这种情绪。他能感动观众到什么程度，也正决定于他自己曾感动到什么程度。”罗西说：“我研究了我的角色，我分析了它，我留心地倾听了作者给它的语言，细致地观察了他的性格，于是进入了他的生活，仿佛这是我自己的生活一样，我好像亲身体验了他的一切感情和热情……”
亨利·欧文说：“我对狄德罗所主张的那种理论不能不予以斥责，他说什么演员不应该体验他所扮演的角色的感情。……由于演员的敏感性，表演上的不匀衡现像是不可避免的。他表演的好坏是由情绪的好坏而定。但是，一个演员如果拥有巨大的主观力量，而又精通自己的全部艺术手段，那么他给观众的影响，必然要比一个表演自己所没有的情感的演员大的多。”过两种观点的争论对于促进表演艺术理论发展大有助益，它探讨了表演艺术最本质的问题：表演要不要有充实的内在感情，以及怎样准确、鲜明地把感情表现出来传达给观众。我们的看法是：
1．体验派和表现派对表演艺术各自有其正确的观点和精辟见解，也各自有其偏执一面，趋于极端的问题，不过，在争论的基本点上，体验派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演员不能仅凭自己的形体、声音去表演，他必须要投入自己的思想、心灵和感情。一个冷漠的、缺乏热情的人不会成为一个好演员。正如俄国演员什迁普金说的：“假如凑巧给你两个演员：一个是年青、聪明、很会做戏，另外一个有一付火热的灵魂……假如他们同样热情地献身于艺术--那时候你就会看到真挚的情感和伪装之间有多么大的距离。”被狄德罗所称道的英国十八世纪著名喜剧演员盖利克也说：“只有‘富于情感的’演员才能抓住观众。‘当演员毫无感情的时候，不管他怎么装模作样，我们也看得出他是毫无情感的。”我国戏曲表演十分注重表演的外在形式，锤炼出各种细腻，优美的表演程式，这一点肯定是表现派所赞赏的，但是戏曲表演恰恰主张既要“形似”又要“神似”，认为“形似非神似，神似才为真”，“形似者为下品，神似者为上品。”“神似”就是要把人物的精神气质、内心情感体现出来，这只靠模仿感情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做不到的。川剧名演员周慕莲总结为：“演员表演，无论唱、做、念、打，都必须记住两个字：一是神，一是容。神是‘内在’，容是‘外表’。神贯于容，神不贯则容不动；神到容随，神贯而容动。”用盖叫天的话来说更为通俗明白：“心里有了，脸上才有，”即所谓“情动于衷而形于外。”
亨利·欧文讲过一个例子：“麦克雷蒂承认，他在埋葬了他的爱女以后再上台演出《维琴尼厄斯》时，他的实际经验使他把这出戏里某些最悲伤的场面演得更加真挚有力了。”这正是因为演员表演时内心激起了自己曾经深切感受过的感情。
《创业》“我不趴下”一场戏里，华程驳斥冯超利用土豆问题对周挺杉的攻击，热情赞扬工人克服困难的精神，说到“他们要出力气啊，要提一百多斤的卡瓦啊，同志们，”他眼里闪动着激动的沼花，强烈的感情冲击着华程，也冲击着群众。当他讲到秦发愤，说：“老周啊?散会以后你把我的椅子搬走，给秦发愤同志放在柴油机旁边，有空让他坐一坐。”在这普通的话语是倾注着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演员李仁堂说，正是由于他在大庆同工人们一起劳动，自己拿起大吊钳干过，看到过工人是怎样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穿着背心裤权奋不顾身地抢救井喷的动人情景，深深被这些优秀人物的思想品质所感动。亲身地感受使他在说这些话时有着充实的内在基础，能够抒发出真挚的感情。对演员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活的磨炼，一个饱经沧桑，生活阅历很深的，经受过生活中酸甜苫辣、喜怒哀乐种种滋味的演员，他的实际生活感受是他表演的巨大财富。在我们经历了敬爱的逝世时那沉重、悲痛的日日夜夜之后，今天演《丹心谱》这样的戏，立即能唤起内心抑止不住的激烈的感情。
2．演员既要生活于剧作的规定情境之中，具有角色应的充实的内容活动和．真挚的感情，同时又要有高度的控制力。
萨尔维尼说：“他(演员)必须勤于感受，但他也必须像一个熟练的骑师驾驭烈马似地引导和控制他的感受，因为他要完成双重的任务；仅仅自已有所感受是不够的，他必须使别人有所感受，而如果他不运用抑制，就办不到这一点。“我特别希望读者相信这一点，就是在我表演的时候，我过的是双生活。一方面我在哭或笑，而同时我也在分析我的笑声和眼泪，以便使它更有力地影响我想要感动的那些人的心。”亨利·欧文也认为：“他必须具有一种可以说是双重的意识：在充分表露一切适合时宜的感情的同时，还自始至终十分注意的方法的每个细节。”表演是在演员意识控制下进行的，这点上体验派与表现派两者的意见是相近的。
许多演员谈到，如果演员到了完全“忘我；的境地，他在物五内俱摧，悲痛已极的时候，竟然失掉控制，嚎陶大哭不自主，鼻涕挂成冰柱，声音嘶哑，哽咽堵塞，话都说不出来，也就被破坏，难以演下去了。表演一个垂危的病人或一个熟者，演员也不可能真的像病人那样痛苦或者真的呼呼大睡起来。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演员表演时的“双重意识”：“苟慧生某次演《红娘》时，不慎将一只鞋掉在台口，作为红娘的苟慧立刻非常敏捷地将脚藏在裙下，眼珠一转，嗔娇地说：‘张相给我把鞋拾来’来。这场戏正是张生急需红娘将他带到花园与莺莺相会，有求于红娘，不得不听她使唤，所以那位演员马上适应了，将鞋拾来。红娘--苟慧生背过身来又说：‘张公，给我穿上’。这场戏演的非常生动，就好像戏中原来就有置一段揭示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的细节，观众感到非常有趣。”演员能把舞台上的意外事故变为剧中有趣细节，正是由于他充分把握住人物，能够生活于角色之中，敏于感受，才能即兴地产生合乎角色思想逻辑和角色性格的行动。也由于演员善于控制，才不会张惶失措，能机敏地当场采取这样巧妙的适应。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体验的最高境界说成是：“演员会不由自主地生活于角色之中，既不去注意他怎样感受，也不考虑他在做什么，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下意识地做出来的。”“在演员的这种表演中，舞台上的创作生活只有十分之一是有意识的，十分之九都是无意识的或超意识的。”这类玄秘的说教把体验强调到极端就变成谬误，不符合演员创作的实际，也把表演理论引向了唯心主义、神密主义的歧途。
我国戏曲表演经验所说表演要“(情)动于衷而形于外”，演戏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是真是假，真假难分”，“演员一身艺，千古一剧情，即是剧外人，又是剧中人，剧外和剧中，真假一个人”这些精辟的论述道出了表演艺术的实质。
3．体验不是目的，不能为体验而体验。体验人物的思想感情是为了达到表演的充实、真实、有强烈的感染力，人物的内心活动最终要准确、鲜明、细致地表达出来使观众感受到。表演反对内心空虚，反对没有充实的内在感受去装腔作势地表情，这被称作“表演情绪
”，但不能错误地认为只要去体验的思想感情，就行了，不用注重它的表现。客观实践是检理的标准，一个演员自认为他有了充实的内在体验，但是并没有感受到，演员的表演感染不了观众，这表明或者演没有真实的体验，或者是他还缺乏训练，不能自如地以鲜明的外在形式表达充沛的内在情感。
人的思想感情的活动总是要通过相应的表情、动作表现出来。盖叫天讲：“表演起来，就要真演戏，发于内，形于外，出于自然，形成自然的身段，任其自然，不可矫揉造作，但也要靠脸部有深厚的基础功夫，才能把复杂的内心活动通过眼神眉宇之间，如实地、有层次地表达出来。”这个道理对于电影、话剧演员同样是适用的。虽然电影、话剧的表演同戏曲的表演不同，它不能使用舞蹈化、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但这仅止是艺术形式上的不同，其实质是相通的，都要求“情动于衷而形于外”。从某种意义来讲，电影表演更困难些，因为它没有一定的程式可遵循，电影要求演员的表演既要非常真实、非常生动、是演戏又不能露出演戏的痕迹，同时表演又应当是准确、鲜明、生动、典型的。这只能靠演员从生活中苦心观察、揣摩，从中提炼和精心设计能够最好地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外部动作，探索最能鲜明体现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符合人物性格的形体动作和表情动作。狄德认演员的每个动作、每个细节都应是事先安排好的，是经过反复研究用排练确定下来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我们同样反对那种只凭“灵感”、凭一时热情冲动就能演好戏的主张，反对忽视排练，“台上见”的轻率创作态度。
张瑞芳在《扮演李双双的几点体会》一文中就喜旺第二次回家，双双推开大门看见喜旺这段戏，相当细致地谈到演员在创作过程中对人物的每个动作是怎样精心研究，反复推敲的。文学剧本里写了动作提示：“她无力地将右手扶着门框，又把头倚在手上。”瑞芳同志说：“(剧本的)描写十分迷人。但是‘将右手扶着门框’这一细节，在表演上却费了不少周折。第一次拍摄的时候是这样处理的：我半信半疑，又惊又喜，到了家的门口，猛听到院子里一阵清脆的劈柴的声音。我被这种声音所吸引，脚步反而放慢下来。但当我意识到喜旺真的回来了，我又控制不住自己．向着大门冲去。我把门推开，一只脚随之自然地跨进门去，喜旺正抡着斧子劈柴，对着这种情境，我呆住了。我按着剧本的提示，用手扶着门框，头又靠在手上……。作为一个单独的静止头．为了表现双双这时复杂、激荡的感情，这只手扶着门的姿态的确很美。但是，作为一个连续的动作来处理，我要把猛劲推门的手缩回来，将跨进门槛的脚抽回来，然后才能扶着门框，将头靠在于上。
我演了几次，颇有‘缩不回去’之感。外在的动作要用内心的感情来推动，在这种情境和心情之下，这个动作幅度显得很大，我感到缺乏一种内在推动的因素。因为喜旺夫妇的别离不是三年五载，喜旺离家之后，他的必将回家，也在双双意料之中。她见到喜旺，自然很激动，但不可能做出好像跑到外边去哭一场，或做出其它强烈的动作。这个镜头直到第三次拍摄，我们才忍痛将剧本中提供的动作改掉。改为我用力推开大门，猛然见到喜旺，事情来得这么突然，我愣住了，我抑制不住惊喜和激动，但是马上又有点心酸，看看喜旺那身又破又脏的衣服，看着那股显然在发泄着内心复杂感情的劈柴的劲头，我的眼睛有点模糊了，我的全身顿然不能自持，就势地无力将头靠在门上……现在看来，这样处理这个细节，还是比较真实顺畅的。”
排练中需要逐渐把人物的地位调度、动作手势、表情变化；语气声调处理等等都确定下来，演员是“知道准确的时间取手绢、流眼泪”，不过演员并不是冷漠地、机械地、无动于衷地去重复表现这些准确规定的动作，而是“外在的运用要用内心的感情来推动”，他应当每一次演出都具有“新鲜感”，要像第一次感受那样去感受。激起真挚、充实的内心情感进行表演。另外，人物动作的确定和相互间准确细致的配合，并不排斥一定的即兴表演，往往感受所至，会情不自禁地产生很有光彩的即兴表演。
我们说内在情感要通过外部动作表露出来，外部动作又总是有其内心活动的依据，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紧密关联的，这还表现在不仅内在情感能激发产生相应的外部动作，而外部动作也能反过来激发产生相应的内在情感。例如：激怒的情绪使你大声争吵，拍桌子，甚至摔东西，而猛地一下拍桌子、摔东西，这些外部动作也会刺激情感，帮助你内心产生相应的激怒情绪。这种生理上相互刺激、相互作用的关系，对表演很重要。尤其在表演强烈激情的场面时，演员千万切记不能为了求得真实的内心感受而去‘挤’感情，越想‘挤’出内心的激动，越会把感情吓跑。这可以通过外部动作帮助自己，准确的动作以及与对手真实的交流，认真的感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诱导、唤感的作用。
总之，体验和表现是不可分割的同样重要的两个方面，不能只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从这点来说“体现人物”这个词比较准确，它反映了表演艺术是体验和表现的结合统一。
最后我们引用吴雪的一段论述归纳《体验与表现》这一节的内容，“表演全靠理智，排斥感情，行不通；相反完全靠感情，排斥理智也是不行的。实际上艺术创造过程就是感情与理智，体验与表现的矛盾统一过程。真正好的表演，是演员每时每刻都在人物的感情之中，我们叫它真实感，同时又经常在演员的理智控制之下，我们叫它表现力。……我们是主张在正确的世界观指导下的内与外，生活与技巧，感情与理智，体验与体现的结合论者。”三、分寸感
莎士比亚通过汉姆雷特的口阐述了他对表演的精辟见解，而其中主要内容是谈表演的分寸感。这段名言是大家所熟悉的：“请你念这段剧词的时候，要照我刚才读给你听的那样子，一个字一个字打舌头上很轻快地吐出来；要是你也像多数的伶人们一样，只会拉开了喉咙嘶叫，那么我宁愿叫那宣布告示的公差念我这几行词句。也不要老是把你的手在空中那么摇挥；一切动作都要温文，因为就是在洪水暴风一样的感情激发之中，你也必须取得一种节制，免得流于过火。啊!我顶不愿意听见一个披着满头假发的家伙在台上乱嚷乱叫，把一段感情片片撕碎，让那些只爱热闹的低级观众听了出神，他们中问的大部分是除了欣赏一些莫名其妙的手势以外，什么都不懂。……可是太平淡了也不对，你应该接受你自己的常识的指导，把动作和言语互相配合起来；特别要注意到这一点，你不能超过自然的常道；因为任何过分的表现都是和演剧的原意相反的，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要是表演得过分了或者太懈怠了，虽然可以博外行的观众一笑，明眼之士却要因此而皱眉，你必须看重这样一个卓识者的批评甚于满场观众盲目的毁誉。”
“节制”、不要“流于过火”也不要“太平淡”、既不“表演得过分”又不能“太懈怠”，这都属于分寸感的问题。演员的分寸感或者叫做“火候”是表演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一个演员表演的最好评价无过于“恰如其分”四个字了。该上去的上不去不行，过火了也不行，要恰到好处。我国川剧演员周慕莲说：“演员表演讲究言
有尽而意未尽，因而需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演员就自由了。留有余地，让观众回味回味，留点言外之意让他们想一想，才能引入入胜。……我演戏，讲究三不：不少--少则偷工减料；不多--多则庞杂臃肿；不过--过则失真走味。这‘三不’，也就是留有余地。演员在舞台上汗流浃背，观众在台下无动于衷，这是最坏的表演。表演能不能感动观众，不在于演员在台上拼死拼活，而在于演员的表演是否恰到好处。这恰到好处之中，也就留了余地。”这里谈的也是个表演分寸感。
观众往往是十分敏锐的，特别是在戏的紧要关头，人物思想感情变化复杂、微妙的关键时刻，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啃节”上，演员表演的分寸稍稍不对，不足或是太过了，立刻会让观众跳出剧情，感到很不满足，犹如别人给你搔痒没有搔到痒处那样难受。可以说演员的演技如何，就在于他能否准确地把握表演分寸，做到不温不火，不露不白，恰到好处。
那么，表演分寸的依据是什么?怎样算是分寸合适，恰到好处呢?莎翁对此已有正确回答：“接受你自己的常识的指导”，合乎“自然的常道。”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符合生活的常情，符合人物性格、人物所处的规定情境以及特定的人物关系。《创业》“忍着巨大的伤痛”一场是情绪激昂的戏，华程看到周挺杉腿受了重伤，裤腿一片殷红，鲜血滴在地板上，周挺杉忍着剧烈的伤痛，脸上挂着豆大的汗珠，他还是要说，要把心里的话掏出来，说服章易之放弃他的“贫油论”，不要撤出无名地。周挺杉在巨大压力面前表现出的刚毅的精神豪迈的气概、热诚的胸怀让华程百感交集，“眼里不由自主地涌出了泪水。”演员的表演恰当地掌握了应有的分寸，他那深沉、炯炯有神的眼睛被闪现的泪花模糊了，华程背转身去用手轻轻抹掉刚要流下的眼泪。这样地处理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华程这个久经沙场、经历过各种各样斗争风浪考验的硬汉子此时此刻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
法国影片《沉默的人》里女演员莱阿·玛莎丽的一段表演是极为精彩的。被苏联克格勃绑架劫走的法国物理学家梯贝尔经过了种种生死波折又回到了法国。他急于想见到自己的妻子玛丽亚，可是现在他已经知道在他被劫持苏联期间，他们唯一的儿子从山崖跌下摔死了，他妻子也以为他被害死，又重新嫁人而且有了孩子。当他完全心灰意懒，又处于被克格勃紧紧追踪，时刻有被他们消灭掉的危险情况下，梯贝尔出乎意料地在一家小酒店里看到妻子前来见他。一对离别了数年的夫妻，彼此都清楚对方目前的境况，他们面对面地坐着，对过去生活的回忆，重逢时燃起的感情，但是又不可能重新结合的难堪局面，这一切构成了人物多么复杂、微妙、难以言表的内心感情。重逢见面的瞬间，他默默地看着对方，干言万语不知道怎么开口。玛丽亚的眼睛交杂着忧郁、痛苦、怜爱、喜悦、内疚、关切的种种神情，手指神经质地摸着自己的脸，觉得应该笑又笑不出来，想哭也抑制不能哭，嘴角微微地扭动，眼睛垂下、抬起，脸上强露出的笑容……，这一切都是在--个近景镜头里表现出来的，观众的心被紧紧地揪住了，他们能够感受到人物最细致的内心感情变化，这是演员演技成功的杰作。文学家用多少描绘的语言也难以达到这一瞬间表演具有的艺术力量，在这样的时刻，演员表现的分寸稍有差失，就会破坏掉整个表演。
盖叫天讲过一个例子也说明了表演分寸感的重要。他幼年学者旦，唱《打龙袍》，先后有两位老师教他演宋仁宗的生母--藏蔽农村的老太后。两位老师两样演法。一位老师的太后这样表演：太后出场先高喊一声“苦啊……，”然后-手拿着讨饭棒，颤颤地指向前面探着路，混身哆嗦，两个眼睛眨着白眼珠，瘪着嘴，嘴两角下掉，像要哭出来似的，露出一脸的苦相，一面走，一面用手背擦着眼泪和鼻涕，一付苦老婆子的样子，伴着那一声声凄凄惨惨“苫啊”的“叫头”，观众可真叫好。可是这和《天雷报》里的老旦没有什么分别。另一位老师教的演法又是一样：太后出场不叫“苦”，“叫头’’用的是“走啊……”，因为她是太后，轻易是不肯叫苦的，出场也是一手拿竹棒，探路，但并不抖得太厉害，只在微微的颤动点在地上，点一下走一步，一步步走得很端庄，也不用手背去擦鼻涕。这样，给人看上去虽是讨饭，还有个谱，不是一般的穷老婆子，而是落魄的贵妇人，--个讨饭的皇太后。这个例子很清楚地表明完全是由于演员表演分寸的不同，一个过了，一个“火候”合适，体现出的人物性格、人物身份就大不相同。
关于表演的分寸感，过去表演理论家讲过不少好的意见，我们不必再多说什么，只想把他们的论述集中起来介绍给大家。对于手势的运用。德国剧评家戈·艾·莱辛说：“演员的手势会把一切事情完全搞坏。他们不懂得什么时候需要手势，需要什么样的手势。通常他们的手势实在太多了，并且都是毫无表现力的手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设想一下有这么一张被弄上许多道笔迹，散满斑点的白纸。再设想你必须在这样一张纸上用铅笔画出精致的风景画或肖像画。你首先得擦去纸上多余的笔道和斑点，要是把它们保留下来，就会损害图画，使它面目全非。画这种画是需要干净的白纸的。在我们这门事业中，情形也是如此。多余的手势就是垃圾、脏东西、斑点。演员的表演，要是手势太多了，就会像在一张弄污了纸上画出来的图画，所以在着手创造角色的外形，把它的内心生活和外部形象在形体上表达出来之先，要清除一切多余的东西；唯有这样，外形上的表达才能具有必要的精确性。属于演员本人的无节制的乱动只会歪曲角色的动作设计，使表演模糊不清，单调乏味，不相连贯。让每一个演员首先尽量节制自己的手势，使得不是手势控制住自己，而是自己控制住手势。演员们在舞台上用许多讨厌的、多余的手势掩盖了自己正确的、美好的、为角色所需要的动作，这是多么常见的事啊!有些演员有很好的面部表情，却不能让观众看清楚他的脸，因为他随时都用那些小手势把脸遮住了。这种演员是自作自受，因为正是他自己，妨碍了别人看到他的长处。
“控制手势在性格化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扮演每一个新的角色时，要改换自己的面目，在外形上不重复自己，就必须控制手势。属于演员本人的每一种多余的活动，都会使他脱离所扮演的形象，想起他自己。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演员总共只找到三四个可以说明角色性格、对角色说来是典型的手势。为了使这些手势够全剧用，在动作方面就必须十分节约。控制对这很有帮助。如果这三四个典型的手势消失在好几百个演员本人的手势之中，那么扮演者就等于拿掉角色的假面具，而以自己遮住他所扮演的人物。要是在他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里都重复这些，这演员在舞台上就会显得十分平淡乏味，因为他总是在表现他自己。”
分寸感不仅表现在外部动作的控制，更主要的还是如何准确地表达人物的内心感情。莱辛讲道：“关于演员的内心热情，人们谈论得很多；对于演员是否会有过多的热情，人们也有很多争论。认定会有的人是根据这样一个理由：演员会在必要激动的地方激动起来，或者至少他的激动的强度会超过所要求的强度；而否认这点的人也有理由说，在这种场合，演员不是表现了过多的热情，而是表现了过于缺乏理智。……为什么演员甚至在诗人不必做丝毫控制的地方也应该
在声音和动作这两方面加以节制，其原因是不难明白的。极端紧张的声音很少有人不会令人厌恶的，过分急速和过分剧烈的动作也很少是高雅的。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应该刺激观众的视觉和听觉。表现强烈的激情时，应该避免一切能够引起种种不愉快的感觉的表情。只有这样，表演才会平稳柔和；汉姆雷特即使在他的话语需要造成极强烈的印象和唤醒顽固不化的凶手的良心时，他也要求用如此平稳和柔和的话语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的演员如果按照艺术责成他们的那样，即使表现最强烈的感情，也要加以节制，这可能得不到观众的盛大赞誉，但这是什么赞誉呢?上层楼座的观众是最爱大叫大闹的了，他们绝不错过机会用响亮的掌声报答演员的强有力的嗓音。再说德国的池座观众也是以同样的趣味见称的，也的确有着极善于巧妙地利用这种趣味的演员。最迟钝的演员常常把力量保存到戏的终场，等到他必须下台的时候，他却忽然提高了嗓音，做出有力的手势，全然不考虑他的台词的含意是否需要这么卖力。往往这根本与他下台时必须表现的情绪相矛盾，但这与他有什么相干，他需要的只是向观众显示自己，要观众注意到他，并且向他鼓掌，如果他们愿意表示善意的话。观众应该对他嗤之以鼻才是!可惜观众们有的是不大精通艺术的人，有些人心肠太好了，他们把演员急于讨好观众的心理视为演员的功劳了”。今天我们的观众艺术鉴赏力是很高的，但是演员卖劲讨好观众的现象依然常见，他们只求博得一时的剧场效果和廉价的笑声，全然不顾这笑声中包含的讥讽意味以及观众们散场后发出的尖刻评论，这是应该引为以戒的。
重视“体验”和表演真实的斯氏也说：“在舞台上永远不要去夸大对真实的要求．也不要去夸大虚假的作用。偏爱事实，--定会落到为真实本身而做作真实。这是一切不真实中最坏的一种。至于过度害怕虚假，那就会造成不自然的谨慎，这也是最大的舞台‘不真实’中的一种。剧戏中所需要的真实，应该是恰好能够叫人真诚地来相信它，恰好能帮助你使自己信服，使对手信服，帮助你满怀信心地来执行所提出的创作任务的”。“演员在当众创作的情况下，由于激动的缘故，总想拿出比他实际上所具有的更多一些的情感。……就只能去抑制或者夸张动作，去作出比应该作的更多的努力，仿佛这样就能表达出情感似的。但这一切做法并不会加强情感，相反地，会破坏情感。这是外表的做作、夸张。”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句至理明言也成为表演艺术的--个警句，表演上分寸所在，一线不移，就拿通过眼睛表达感情来说，戏曲演员有人把眼神的表情动作作总结出惊、诧、惧、怕、爱、恨、羞、媚、盼、望、娇、嗅、喜、怒、哀、怨、疑、恶、病、醉、疯、恋、妒、痴、情等二十五种之多。这些感情的表达稍有差池就会惊、诧不知，惧、伯不分了。掌握表演分寸感是表演艺术中异常艰深的功夫，这要靠演员不断丰富自己的生活阅历，加深各方面的知识素养，提高自己的艺术鉴赏水平，磨砺身体各个部分的表现能力，在长期艺术实践中积累、总结正反两面的创作经验，才能达到合呼常情、恰如其分、随心自若、炉火纯青的境地。
四、台词与潜台词
这一节谈谈表演中的语言问题。语言和动作是表演的两大支柱。在话剧舞台和有声片时代，语言是塑造人物形象、体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是演员表演中的主要因素。语言较之于动作，能够传达更复杂、更深刻、更强烈、更丰富的思想和感情。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事实，思想的实际表达为语言。”斯大林在《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指出：“无论人的头脑中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的工具。”即使在无声片时代也要借助于字幕来表达人物的对白和较复杂的思想内容。在戏剧艺术里，语言具有极大的作用，思想、主旨、意向、冲突、所有这一切在戏剧作品里都是用语言表达的。就其表达思想的力量而言，语言是无可代替的，无论手势、表情，无论舞台调度，都不足以望其项背。观看舞台或舞剧很难使我们感动落泪或纵情哈哈大笑，我们更多是欣赏它的优美与和谐，但是仅靠语言的广播就能让人或黯然神伤、泪流满面，或心弦紧扣、紧张异常，或怀开意爽，捧腹大笑。语言具有如此的魅力，它可以把我们带到广阔无根的天涯海角，也可以引入人们心灵隐蔽的深处。
剧中人物的语言(台词)是剧本严格规定好的，演员要把剧作者用文字写出的无声语言变成有声有色，生动活泼的语言，具体、形象地表达出来。虽然我们都会说话，但是要说好台词决非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表演中，台词说的好坏优劣可能有天地之别，悬殊极大，所以戏曲里用“千斤白，四两唱”来形容道白之难。清朝戏曲家李渔说：“唱曲难而易，说白易而难。盖词曲中之高低、抑扬、缓急、顿挫，皆有一定不移之格，谱载分明，师传严切，习之既惯，自然不出范围。至宾白中之高低、抑扬、缓急、顿挫，则无腔板可按、谱籍可查，……吾观梨园之中，善唱曲者，十中必有二三，工说白者，百中仅可一二。”
演员台词说的不好，其问题多种多样，就寻常可见的毛病大体有这样一些：1、语言规范不好，字音不正，发声不准；2、用气不好，吐词不清，或有声无字，或有字无声，传之不远，含混不明；3、声音不亮，音色不美，呕哑嘲晰，晦涩干瘪；4、语言俟板，平淡寡味，语言无轻重，语调无高低，节奏无急缓，念句无顿挫；5、台词断断碎碎，不能一贯到底，该停不停，不该顿老顿；6、机械地背诵台词，一切都固定在“舌尖的肌肉”上了，语言没有动作性，没有内在思想感情的基础，不是在与对手交流中产生的活泼反应，只是抓住对手台词尾白做为应对的机械信号；7、语言本色，缺乏性格化的鲜明色彩；8、没有潜台词，传达不出台词微妙的、内含的、潜在的真正含意；9、台词不自然、不生活，拿腔拿调，矫柔造作，有舞台腔；10、台词和动作不能有机、利落地配合，说话时不会动作，动作中不会说话。演员说好台词，先决条件是练好语言基本功。语言基本功包括正音、吐字、发声、用气、练声几个方面。包括正音、吐字、发声、用气、练声几个方面。正音：我国地域辽阔，口音各异，电影、话剧中的语言以晋通话为标准，所以说好标准的普通话，是演员念好台词的第一步工作。语音不规范，常见的是n、1不分，Z、C、Zh不分，en、eng不分。，n、I不分，如：老与脑、刘与牛、兰与南、拉与那等字读音不清，容易念混，Z、C、S与Zh、Ch、Sh不分，如：春与村、三与山，常与藏，砖与钻等字，以及十四念成“时事”，四十念成“事实”，亲近念成“清静”，商业念成“桑叶”，知道念成“迟到”等。en、eng不分，如：盆与棚，藤与铜，通信与同姓等。
吐字、发声：面对于百听众讲话，要讲的清楚、讲的明白，让人听得懂、听得真，就需要
熟悉字音，准确掌握字音的发音部位。汉字有它的特殊构造，每一个汉字是一个音节，每个音节又可分析为若干音素，每个声母、韵母都是一个音素。传统的说法是字有字头、字尾、余音，字头即声母，为字的“开口”，字尾即韵母，为字的“收音”，尾后又有余音收煞此字。如：吹萧、姓萧的“萧”字，本音为“萧”，但出口的字头与收音的字尾，并不是“萧”，字头为“西”，字尾为“天”，尾后又有一“乌”字为余音煞住，这样念，“策”音方能准确发出。汉字个个如此，所以念字讲究要“吐字归音”，字音方能圆满，听者才能清楚。但要注意，“字头、字尾及余音，皆须隐而不现。使听音闻之，但有其音，并无其字，始称善用头、尾者。有字迹，则沾泥带水，有不如无”
字音发声，出自口腔，又有它一定的发音部位，即所谓“音”、“四呼”，喉、舌、齿、牙、唇，谓之五音；开、齐、摄、合，谓之四呼。“五音”是字音发出的部位，“四呼”是字音发出的口形。《乐府传声》中说：“最深为喉音，稍出为舌音，再出在两旁牝齿间为齿音，再出在前化齿间为牙音，再出在辱上为唇音。虽分五层，其实万殊，喉音之浅深不一，舌音之浅深亦不一，余三音皆然。故五音这正声皆易辩。然其界限，又复井然，一口之中，并无疆畔，而丝毫不可乱，此人之所以为至灵，造物之所以为至奇也”。如：“宫”为喉音、“商”为齿音、“角”为牙音、“征”为舌音、“羽”为辱音。
“四呼”是读字的口法。“开口谓之开，其用力在喉。齐齿谓之齐，其用力在齿。撮口谓之撮，其用力在唇。合口谓之合，其用力在满口”。这是汉语复韵母发音的特点之一，指明了韵母领先的一个音素的口形特点。十三个复韵母可以分列入四类：开口呼--ai、ei、ao、ou；齐齿呼--ia、ie、iao、iou；合口呼--ua、uo、uai、uei；撮口呼--ue。汉字又有“四声”，北京语音中一个音节大多有四个声调，分为阴平、阳平、上(赏)声、去声。由于语音的高低、升降、长短不同，构成了不同的声调；声调不同，字音和字义也随之不同。如：妈ma、麻ma、马ma、骂ma，声韵母都相同，只是调不同，就区别为四个字。在诗词中，把四声分为平两大类，平就是平声，仄就是上去入三声。汉语有了声、韵、调的变化，使我们的民族语言具有鲜明的音乐性，--篇好的诗文或台词，读起来朗朗上口，铿锵动听。
演员的吐字、发声，需要准确掌握字的头尾结构、发声部位、读字口法和声调变化，做到“吐字归音”，“字正腔圆”，“喷口”有力。另外，要苦练嘴上的功夫，做到口齿流利，清晰准确，吐字如珠，铿锵动听，使观众倦处生神。用气、练声：演员的声音要清彻明亮、优美圆润、有力达远、变化丰富，要有比较宽阔的音域和音量，才适应于创造各种角色语言的需要，达到艺术语言的要求。声音与气息的控制、动作是分不开的，气是声音的动力，声音发出时必须有气息的支持，所谓“气由声也，声由气也，气动则声发，声发则气振”，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演员必须严格地、持久不懈地训练自己的声音，学会正确的呼吸和控制气息并掌握各种换气的方法。
以上所谈语言的基本功是属于语言技巧课程的内容，这是一门专门的科学，是表演艺术创作的重要基础之一，演员必须予以充分重视，这里只是为了强调它的重要性，提纲写领地简略谈谈。做为表演艺术中的语言，关键在于台词要发自人物内心，通过台词充分表露、揭示人物的思想意愿、感情起伏、情绪变化；另外，语言要有鲜明的动作性，语言要性格化，体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语言和动作一样，都是人的内在思想感情活动的产物，而语言是人的思想的最具体的表达者，最能倾诉复杂、细腻的感情变化，亦即所谓“言为心声”。说台词同样要动之于衷，-言之于表，李笠翁讲：“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人立言，光代此一人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斯氏强调：“在舞台上，话语必须在演员心里。在他的对手心里，而且通过他们在观众心里激起各种各样的情感、欲望、思想、意向、意像、视觉……等感觉。”狄德罗说：“记住在说话时。每句话，甚至每个字都要表达一个新的思想，或思想的细致变化。思想当然产生在说话之先，因此你必须用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来使观众首先仿佛看到你在思想．然后准确地运用为表现和传达丰富的思想所需要的极其细致的语调变化来使观众听见你的思想。”戏曲中这样来表达声音、读词、内心情感二者的相互关系：“声欢，白宽，心中要笑；声悲，白哽，心中要悼；声调，白缓，心中要恼；声混，白急，心中要燥。”
这里的“声”’、“白”，指的是语言的语调和语气。说台词是通过语调、语气、节奏、重音等的变化来表达它的内容和人物的思想感情。语调有抑扬顿挫的变化；语气有轻重缓急的不同；节奏有高、有低、有紧、有松，其变化万殊，微妙无穷，难以尽述，肖伯纳说：“书写艺术，文法再好，在表达语调上无能为力的。‘是’字读起来有一百种变化，写起来只有一种。”每句话还有它的重音，重音不同，话所表达的意思就不一样，如：“过去我们怕他，现在还伯他”这句话的重音为“过去我们怕他，现在还怕他?”与“过去我们怕他，现在他还怕。”其意思、语气就完全不同了；“”一词如重音放在前一个字，就变成了“涂改”。语言表达手段，表达形式的这些变化都是由所要表达的人物此时此刻的思想感情决定的，不能脱离开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去单纯追求考虑语气、语调、节奏的变化。演员说好台词，首先要理解台词的内容、含意，更要设身处地去感受人物说这句话的内在感情。莱辛说：“一个仅仅能理解某一句话的演员，跟一位既能理解又能感受到某一句话的演员相比，那还差得很远呢2我们一旦了解了台词的含义，并把它们记住了，那就可以极为正确地说出台词，甚至在我们心里想着别的事情的时候也会如此。不过，在这样情况之下要表达情感却是不可能的。全部精神力量应当贯注到被说出来的事情上，应该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语言方面。”
语言本身也是动作。由于语言具有鲜明动作性，我们把表演中的语言称之为“语言动作”。作为人们彼此交流的手段，语言总是与人的某种意愿有着明显的或潜在的联系的。这种意愿的产生和完成赋予语言以动作性。通过语言我们可以去劝慰、说服、阻止、打动、威吓、诱惑、扇动、刺激、激怒、、教训、命令、开导、请求、哀求、辩护、辩解……等等，完成这些任务，靠的就是语言强烈的动作性。所以语言动作同形体动作一样，有着它的任务、目的和规定情境，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是语言动作，其动作是运用台词的内容和说话的语气、语调、节奏变化来表达的。演员必须抓住台词的任务、目的、规定情境，体现出语言的动作性才能说好台词。
语言作为塑造人物形像、刻划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必须做到性格化。语言的性格化有两个方面，一是台词的内容，也就是人物所说的话，要符合人物性格，体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这个任务就是剧作者在剧本中已经完成的。(当然，不少剧作者没能完成这个任务，剧中人物的语言写的一般化、概念化、平淡无奇、枯燥乏味，毫无个性特征可言，这又另当别论。)再者是人物语言性格化的体现，这就要靠演员来完
成了。表演不能“干人一面”，语言也不能“干人一声”，要做到“语言肖似”，“宛如其人”，“说一人像一人，不使雷同，或使浮泛”。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都有其说话的独特方式，老年人与中年人不同，中年人与青年人不同，性情粗暴的人与性情温和的人不同，工人与农民不同，文化程度高的与文化程度低的不同，轻浮的人与深沉的人不同，幽默的人与忧郁的人不同，坦率开朗的人与阴险狡诈的人不同……形形，不一而足。这些于差万别的不同，具体地体现在声音、音色、说话时的习惯、语气、语调等等方面，所以表演中语言性格化的手段有“声音的化妆”、探寻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说话习惯、掌握符合人物性格的语气、语调等等。这要通过细致的观察生活，深入理解人物的思想性格，并与演员的整个表演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很好完成。
最后谈谈“潜台词”与内心独白。所谓潜台词就是深藏在台词之中的真正含意。这种含意没有直接写出来，直接说出来，而是通过台词流露、表达出来的。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指的就是话中有话，有潜台词。潜台词表现出说话者的真正意图、真正动机。往往一句话的潜台词与台词的表面字义是完全相反的，如：“你真行啊”，这句话的直接意思是称赞、夸奖你能干、聪明、有办法、事情办的好等等，但是也可以赋予它含意完全相反的潜台词，说你愚蠢、无能、干出这样差劲的事情、把事全办糟了等等，其真正的动机是嘲讽、讥笑、责备、斥责。说话的动机、意图不同，其潜台词也就不同。表达潜台词，可以利用演员的全部表现手段，面部表情、手势、语调、语气等，手法是多种多样的。
虽然剧词不一定每句话都有它的潜台词，但是具有丰富的潜台词是戏剧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可以给观众留下意会和回味的余地。《马克辛三部曲》之-的《维堡区的故事》，影片结尾；马克辛结束了国立银行的工作，被任命为保卫彼得格勒的司令员，他去和娜塔莎告别。马克辛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忧郁而洋溢着爱情地低声说：“我和你告别了一次又一次。可是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我还没有告诉你。……有什么可讲的呢!……你自己知道。……”娜塔莎默默地看着他，用微笑掩饰着离别情绪。马克辛拉看她的手说：“再见2很快就可以相见，我的朋友娜塔莎!”“再见，马克辛!”紧紧的拥抱。这简单的告别对话含有比他们说出来的台词多得多的潜台词。马克辛重返前线，再一次同娜塔莎分别的时候，他有许多话要说，但是说不出口，不过从他那木讷讷的话语中，观众知道了他要说些什么，听到了他的潜台词。实际上他是在说：娜塔莎，我多么爱你，深深地爱着你，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分别是暂时的，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我们会胜利的，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的妻子，亲爱的娜塔莎……。娜塔莎说的短短的五个字也告诉了马克辛：我知道，我同样爱着你，多保重吧，我等着你，等着你回到我身边……。这些含意如果不是作为潜台词，而是直通通地说出来，那既不符合人物性格，不符合人物间的关系，也就变得索然寡味，甚至有些庸俗了。
深入发掘潜台词，并把它清楚地传达给观众，这就是演员创作中要完成的任务。“内心独白”则是指没有台词的时刻人物的内心思想活动。人物在行动过程中，在听对手讲话的时候，在表演的每个瞬间，内心都不应当是空虚的、空白的，而要像生活里一样，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有相应的内心感受和内心活动。人物在思索、考虑、沉思的时候，也都有它具体的思想内容，不能只做出个“想状”、“沉思状”，却不知道该想些什么或者根本什么都没想。演员内心的空虚势必造成表演的虚假、做作、泛泛般。生活里人们的内心活动是随着事情的发生、发展自然产生的，你同别人谈话，在听对方说话的时候，对方说些什么自然会引起你内心的反应和某种想法；你写篇文章就要思考文章的内容．想出恰当的词句；碰到要解决的难题，就会认真考虑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在表演中，人物的内心活动就不能即兴地让它自然产生了，因为戏剧中发生的事件都是虚构的，是事先安排好的，对手的台词内容和事件的演变发展也是演员早已熟悉了的，这就不能橡生活里那样给你以真实的、实在的刺激，另外，需要引起的是人物的内心思想活动而不是演员本人的思想活动，因此，演员在准备角色时，就要根据剧情的要求，研究剧中的情节、事件、台词、人物关系和人物所处的规定情境，找到人们此时此刻所应具有的内心感受和内心思想活动，而且要很具体、跟鲜明地确定下来，一般把这称作“组织内心独白”。
不过“内心独白”这个术语有它的弊病，不是很恰当的。因为“独白”的意思是“独自地说”，“内心独白”容易让人误解为是自己在心里默默地说或默默地念。有的演员准备角色时很认真地研究了人物每时每刻的“内心独白”，而且把人物的思想活动像写台词那样，一句一句都写下来，表演时就把这些充分准备好的“内心独白”在心里默默地念上一遍，结果他的每个反应、判断都拖得挺长。当导演指出他的反应或判断过程太拖拉，要快一些，演员则回答说：“我的‘内心独白’还没有完呢，”更有甚者，有的演员表演时，嘴唇一直喃喃微动，原来是在无声地念他的“内心独白”呢。这种错误的理解和运用是很有害的，只能造成表演的呆板、过分、不自然和虚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