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概念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文化交流概念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文化交流概念范文

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研究一直以来是理论界的研究重点，各种观点层出不群，但都脱离出儒学价值体系的大概框架，由此看来，儒家文化可是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还有别的学者提出，中华文化强调伦理，社会成员关系主要以人伦关系为主，即“父子兄弟君臣”，追求群体互助，这和西方文化的“个体本位”和“自我中心”是截然不同的。在思维方式上，中华传统文化重直观感受，发散性思维，依靠解释，以综合总结为主，不像西方那样重视理性推理，强调逻辑演绎，依靠严密的自然科学分析过程。在家庭关系方面，中国文化以社会本位价值体系为主，整个社会在家庭内部建立起了严格有序的尊卑关系，完全投射出“责任—义务”价值观，按照一种由下而上的依附关系，强调的是集体的威严制度，个体是整体的一份子，依靠强烈严格的“忠，孝，仁，义，礼”道德伦理价值观约束个体的独立性，宗族关系将整体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这一套严格有序的关系，具有典型的“自我——群体”结构特征。而与此相比，西方文化则以个人主义和自我为核心，把人看作为单个的具有独立思想个体，自己对自己负责。西方的个人——自我中心主义也催生了西方强烈的民主自由意识，偏重于对物质世界的关注和研究，具有敏感独特的自我空间意识，隐私价值观念。因此在各种社会关系和人际互动中，对自我隐私和空间的要求，对他人，对自己独立精神的特别尊重等，是西方群体散发的特性。而物质主义则是西方人世界观的集中体现。总而言之，中西方文化差异可以简要归结为以下几点：注重群体互助—注重独立自助；强调归结集体—强调个体价值；注重亲密关系—注重个人隐私空间；注重人情关系—注重规则关系；偏重群体和谐—偏重个人竞争；感性发散思维—理性直线思维；集体至上—个人至上等。

二、中西方跨文化交际的屏障

中西方文化中鲜明而强烈的差异性是造成两种文化交流不畅的主要原因，大大增强了两种文化交际的不适合摩擦，而这些种种不适的感觉直接来源于生活互动和交际中方方面面，从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到更深一层的约定俗成的社会交际规则。

1、文化异质性引起的跨文化交际错位

中西方文化的异质性在于两种文化的根源性所反映出来的对自然，宗教，政治的态度。以商业气息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文化围绕着海洋发展起来，而以农业气息为主的中国社会经济围绕着土地发展起来。西方文化在其文化个体对海洋的探索中塑造出强烈的冒险精神，公平民主意识，重视私利。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西方文化呈现一种尖锐对立关系，然而，西方人最终还是对自然采取俯首的态度，生活生产中，大自然时不时会展现出其冷酷强大的一面，各种超越人们认知的事件使人们愈发相信“神秘力量”的存在，“人主宰”的地位让位于“神”，揭开宗教的面纱，各种虔诚的崇拜无不是建立在对自然诡异力量的敬畏，宗教，图腾等的崇拜实际上就是人们对自然采取一种满怀感激和尊崇的态度，感激自然所赐予的生存生活资料。对于宗教，中国人更相信“人”的力量，连孔子都对鬼神之事避而不谈，宗教生活虽然也穿插在人们生活之中，但从来都不是主流和重点，没有像正统的儒家文化一样上升到整个国家的角度。中西方文化的这些明显的异质性很容易导致两种文化在跨交流中出现偏差乃至对立，作为深受文化熏陶的个体在交流过程中很容易在这些大的方面产生分歧和误解，进而影响到交际细节，产生错位对立，陷入困境。

2、文化特有概念

造成的跨文化认知障碍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一些共有概念在双方的文化语境下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此外，两种文化下的语言在某些方面总会有不同之处，当遇上了特定条件，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和另外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就出现了偏差，未经过这一特殊认知培训的人当然不会察觉到，自然而然缺乏一种特殊条件语用的敏感性，往往会在交际中走入误区，无意识地进行语用迁移，造成交际不畅。而在跨文化交流中，双方个体很容易忽略和关注这些，除非一些特别明显的忌讳。还有很多人在因这些原因引起的误解和摩擦后很难做到“换位”和“包容”。仅凭着一些思维定势去与另一种文化个体进行交流，结果可想而知，很容易造成交流不畅。因此，在中西跨文化交流中会出现这样一个泥淖：交流双方在对同一事物，有先天性的不同认知。同一概念或者词语在两种文化的语境下有截然不同的内涵和象征偏差。而问题就在于，交流双方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语境去衡量这种认知，站在自我中心的立场上看待另一种文化的认知，缺少一种换位的文化语境转换。由此，双方的交流就会出现“言此指彼”或者“各自言说”，无形走入跨文化交流的困境。

3、交流地位不平等造成的跨文化障碍

平等是适用于一切交流的最基本的准则和要求，而这正是中西方跨文化交流中所欠缺的。缺少平等，就会出现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颐指气使。“文化杠杆”只会“一边倒”。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强势，违背了最基本的文化概念。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近代的中西方文化交际在枪炮中就已经出现了地位偏差，西方文化一直在强调“普世价值观”的概念，传统的中国文化遭受着革命变换的巨大冲击，中国文化“西方化”的进程大大冲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而反思这些进程，无不是以西方近代的社会价值观，科学观作为标尺。过热的“以西为镜”，偏重西方体系，自然而然就会忽略自身文化体系中埋藏的巨大价值和潜力，以另一种文化的差异性去理解和对照自身文化，并追求“等同”，本身就将自身文化陷入了低一级的不平等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本文化中的道德，哲学，艺术，科学，宗教，民俗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偏差性的衡量。近代一系列的激烈社会变革和盲目的“文化潮”大大抹杀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光彩，过度地否定了传统道德文化的积极力量，造成了整个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轻视和不自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认同感，自豪感，民族价值感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传统的价值体系已然崩塌。从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角度来看，“西方潮”的突进正昭示了传统文化的缺口，为西方文化的“侵入”提供了良好契机。传统文化丧失“话语权”，西方文化独霸天下，用自我的“普世价值观”衡量一切文化。久而久之，“普世价值”在本文化残破的根基上生根发芽，为人们接受。西方人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理解东方文化，这种自我文化中心主义导致的偏见必然会加深“不平等”的姿态，大大阻碍中西方跨文化交流进程。

三、提高中西方跨文化交流适应的策略

提高中西方跨文化交流无疑最先要从跨文化双方的个体—人入手。无论涉及哪一个领域的跨文化交流，只要抓住了跨文化困境的主要矛盾，从主要方面，即中西方文化的特性和文化根源入手，逐渐深入理解双方文化载体下的具体细节的不同，才能做到理解，进而做到包容，不再以“先入为主”的思维偏见去看待跨文化交流中的异质点。交流双方的个体要带着审视和好奇的态度去对待新文化，多去主动通过各种途径加深对新文化的了解，有了了解，才能对交流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和忌讳有所准备，避免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尴尬。培养文化宽容性，交流双方在交流中要消除陌生感，在互相尊重对方文化特质的基础上，适当的拉近心理距离，增强互动，对新文化要保持持久的兴趣，进而加深双方的自由交流，在对异国文化的情感体验中加强跨文化交际能力。

四、结语

第2篇：文化交流概念范文

[关键词]文化包容意识 文化感知能力 有效交流

交流素养和能力的构成，包括文化宽容态度和文化尊重意识，即尊重参与沟通，协调、进行信息分享各方的不同文化背景，包容不同于本国文化的思维方式、谈吐表述模式；出于各自的立场，在各自的态度、意向上进行协调与沟通，表达各自的立场观点，通过有意义的信息传递、接收与反馈，用包容的态度达成彼此间的理解；以对方的表述习惯和方式进行信息共享，使参与交流的各方在一定程度上，寻求某种共识，或者产生互动，由此实现各自的合理意愿，维持各方的进步和发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是独特的，它的形成有着的深远的历史背景、地域因素的影响；其中占重要影响地位的因素主要有：该国家或民族所经历的特有的历史事件、其独特的历史经历；该国家或民族在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环境等等。这些诸多因素的不断地交织、演变并逐渐积淀最终了形成某国家或某民族的特有的人生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准则、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这一切构成了各民族之间特有文化，导致文化上的彼此差异。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所具有的文化都是其特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都应当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对各种不同于自身文化的外来文化的尊重包容意识，是文化理解能力的一项基本要素。

一、文化交际中的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

这里所提的文化交流涵盖了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

日益频繁进行的国际交流活动，使对于文化交流的基本概念也逐渐明确地分离出了文化交际和文化交流的不同层次，各有着不同的侧重。

（一）文化交际的含义

从民间的、国与国之间的交际交流层面讲，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组织机构之间交流活动，或是国与国之间的交际。它侧重于各种形式的交际往来，其愿望主要是增进彼此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和睦彼此间的关系，这种交流侧重于是不同的文化交际，发生的层面广泛多样，是文化交流的基本形式和基础。

（二）文化交流的实质目的：信息共享

从国家与国家之间或民族之间的角度讲，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传统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准则、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的接触，是在更深层次上的各种文化观念，习俗、行为模式的对话、沟通、协调。在这个层面上的文化交际实际是各种文化信息的分享、交流。国际事务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是：信息共享，通过有意义的信息传递、接收与反馈，在各自的态度、意向上进行协调与沟通，表达各自的立场观点，寻求某种共识，或者产生互动，由此实现各自的合理意愿，维持各方的进步和发展。

（三）有效的文化交流的能力要素：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

要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文化交流者必须具备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语言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结晶。任何一种语言都必然植根于特定文化的环境之中，是某特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随该特有文化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对自身文化又起着载体的作用：传承特定文化的内涵，并使之不断发展。各民族之间文化上的种种差异也必然在各民族的语言中表现出来（汪榕培 ，卢晓娟：《英语词汇学教程》）。然而在与不同文化背景者交流实际中，人们更多地关注于语言的流畅度。文化的交流、交际能力诸多因素影响，它不仅仅取决于外语语言能力、语言技巧，它还涉及到语言以外诸如政治、社会、文化、心理、习俗等许多因素。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母语不同语言的人在交际时，即使双方都使用相同的语言交谈，并且语言表述都流利到几乎没有语言障碍的程度，也同样会产生语用的不得体或语言迁移的错误，究其缘由，是因为双方母语文化背景的差异，最终导致交际中的文化性失误，即一方不了解另一方的文化价值观中的社会、文化、心理、习俗，甚至特有的身体语言所能提示的信息、意图所至，归结为交流者的文化能力有所欠缺。

二、实现“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在于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同步发展

对于文化能力，H．H．Stern(1992)认为：它不仅包含谙熟社会的规范，约定俗成的行为规则，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结构的构成定位，而且还包含从文化的视角辨认重要事实的能力以及具备区分可接受的文化成分和不可接受的文化成分。

文化能力具体表现为对其他文化的理解力。文化理解能力是文化能力的实质核心，是深层层面不同文化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只有具备了文化理解能力，才能在各种不同文化交流中做到得体，减少不必要的曲解和误会，它有力保障达成交流的愿望，从而提高交流的有效度。文化理解能力除去对其他文化特性特点的敏锐感悟力，而应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要树立文化平等观，承认各民族文化都具有合理性的。在文化交际交流中，对不同于本族文化的他文化具有包容意识。由此可见，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在必须具备良好的目标语言的听说能力的同时还要具备对其他文化特点的敏锐感受力、充分尊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不排斥与自身文化相异的其他文化意识中或价值观中的合理成分。交际双方变换视角，以对方文化的价值观来看待和评价对方的所作所为，跳出自身文化价值观的习惯性定势，容忍、尊重并理解彼此间存在的不同。对其他文化在交流中应持有的态度是：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

由于文化能力所包括的最基本组成有：对其他文化特点的辨识力，即感受力；对不同于自身文化的包容意识，即对其他外来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意识，它们是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有力保障；认知其他文化的先决条件是对其他文化的敏锐度，表现为在与他文化背景人士的交流过程中对对方的意愿、态度给予及时的反应和反馈；文化包容意识，这个文化能力的基本因素，即对与自身文化不同甚至差异很大的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的充分理解和包容，影响着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交流各参与方的所持的态度，认同感以及相互间的接纳程度，对于跨文化交流的有效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由此外语教学不仅是要使学习者掌握目标语，而且还要使他们通过学习了解该语言所依附的文化，使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得到同步发展，才是避免与不同文化背景人们交流中的误会、失误，充分地交换各种交流信息，理解彼此的交流意图、交流愿望，以达成真正意义上的“有效的沟通”和交流。

三、文化能力的培养：大学英语教学中需要更多的关注

2004年由高等教育司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明确地提出大学英语教学总体目标是使学生“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 。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与以往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有明显的两大不同点：

其一，特别强调了听说能力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占有的重要地位；

其二，突出强调大学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有效的信息交流。

外语教学的核心目的在这里清晰地突出强调了大学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有效的信息交流。外语学习者以按目标语言的思维习惯和交流模式，明确地表明态度、观点，阐述理由，进行论证说明，采用来自不同文化的交流对方所习惯的思维方式和交流方式，才能循得有效交流的有效达成途径，保障可能收获的最大交流成效，才真正地体现了对其他文化的敏锐感受力和包容意识，外语教学决不仅仅是培养听说读写四会能力，同时，让外语学习者真正理解文化能力内涵，并实践性地运用文化能力；为学生树立起这样的文化意识：既不能盲目模仿其他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也不能看不起自身的母语文化；每个文化都有着其各自的特点上、历史渊源和地理位置的成因，在跨文化接触交流中正确地理解来自它文化背景的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从而实现在深层次上进行观念、意图上的有效沟通。

因此，我们的大学英语教学应以中、小学阶段的英语文化背景知识教学为基础，对于英语学习者的文化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要予以足够的重视。要在坚持文化交流原则基础上，采用对比分析形式，增强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注意提高学生的文化感悟力和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使学生不仅掌握孤立的语法规则、词汇或句型，而且了解不同语言的文化背景，学会并习惯在实际交流中运用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在课堂教学中，首先应立足于教材，将文化背景知识融入到课堂语言教学中去，让学生在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了解西方文化，切实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和适应性，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其次，我们要注意教学内容的实用性，使文化因素的导人在与英语本族语使用者交往时应该非常实用。坚持相关性与实用性原则，着重选择在跨文化交际中会经常用到，并可以促使这些交流顺利而有效地持续进行的文化内容，结合语言的教学和训练施教，使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卓有成效。（郭绍波，董 燕：《寓文化教学于大学英语教学初探》）

四、文化能力培养：大学英语教学中需要更多关注

我国高等院校英语教学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培养英语学生的文化交际能力。应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的文化能力的培养给予足够的重视。文化知识教学在语言学习中不是可有可无的第五种技能，教师必须使文化教学始终渗透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把文化教学融合进大学英语的课堂教学，培养对各种他语文化间的深层差异的敏锐感知和辨认力，对学生进行文化能力训练，使它不游离于英语语言的听、说、读、写等技能训练，在学生中树立起对其它文化的宽厚的包容意识，坚持以文化交流的原则为出发点，发掘教材的内容素材，加强对学生的文化能力的培养，使英语学习者在发展英语的语言技能的同时，树立起不同文化交流中必需的文化意识尤其是文化包容意识，奠定良好的文化实际交流基础，在交流过程中能够以其它文化背景人士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习惯的从事习惯，进行不同种类信息的充分分享、交流。尽可能地减少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导致的交流误会、沟通障碍，以达成卓有成效地进行沟通和交流。最终实现大学英语教学总体目标：使学生“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

参考文献

[1]赵厚宪，赵 霞：《论文化教学原则》（2002年9月， 外语教学第23卷第5期）

[2]吴文虎主编：《传播学概论》（ P3-4.，武汉大学出版社）

[3]郭绍波，董 燕：《寓文化教学于大学英语教学初探》

[4]官希慧：《论语言能力、文化能力和交际能力之间的关系》

第3篇：文化交流概念范文

(一)文化融合的主要形式及表现的信息特征1．语言的融合不同的语言体系在交流过程中会产生主动或被动的融合现象。日本的语言体系是主动融合的典型代表之一。在1000年之前的中国汉语对日本平假名与片假名的创立影响，到现代日语的外来词汇如英语、德语、法语形成的片假名词汇等无不表现日语主动吸收外来语系，扩大并形成自己语言体系的主动融合特性。被动融合的现象在当前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英语被融合到其他语言体系的过程。英语的被动融合现象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发展的，体现了经济、技术与文化的融合。在语言融合的过程中，除了丰富自身的语言体系，更关键的是提升了语言工具使用者的信息素养，进而促进了整个语系使用族群的技术、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2．民族与习俗的融合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习俗惯例，随着国际交流范围的扩大，各族群与民族的交流更加频繁，生活习俗与惯例产生逐步融合的现象。例如，情人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在世界的普及，以及中国的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的扩大等。民族习俗的融合是人们交流、信息源扩大的结果。3．专业知识的融合专业知识是基于专业理论基础的知识与实践体系，专业知识的融合能扩大习得者的知识结构，开阔学习视野，能运用不同的知识体系来进行决策实践。如回归概念与方法在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的广泛计量分析使用是数据分析方法与专业融合的典型应用。专业知识的融合促进了整个知识系统的有机结合，使知识结构更丰富、合理，促进了信息转化为有价值的知识。4．价值观的融合价值观是决策体系的风向标与基础，不同的价值观就会形成不同的决策选择。信息意识与价值观决定了决策中的信息源、信息域、决策方法与评价体系等。博弈论研究以及换位思考决策的广泛应用，是价值观融合的结果与表现。5．综合形式文化的融合一般涉及的主体、客体复杂多样，因而在实践中的融合方式与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不但涉及上述的语言、民族习俗、专业领域和价值观等等方面，还涉及创新与延伸领域。

(二)信息素养教育的特殊性分析学生作为一个具有独立决策能力的主体，在学习与生活中必须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这样才能提高学生在多元化文化背景下的专业学习、科研与实践锻炼中的决策有效性。但是信息素养的培养与教育不同于一般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训练，其目标导向性、价值主导性、标准多样性以及决策判断贯穿于整个培养与实践过程。信息素养培养强调的不是接受知识的学习能力，而是在开放背景下，知识搜寻的范围广、准确、快速与有效的能力。1．信息素养教育是基于价值判断的教育信息素养的提升能促进决策者的决策效率与决策效果，而决策效率的提高和决策效果的提升需要决策标准的正确与评价方法的有效，而评价方法与标准的确立需要基于价值判断的信息观的确立。也就是说价值观的确立是信息素养教育的基础。2．信息素养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石信息素养为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起到了导航的作用，是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发展和学会改变等终身学习的核心素养的基石，它为终生学习构建了持续上进的改变机制与判断、决策机制。3．信息素养教育是能力教育信息源选取、信息域确定所表现的信息意识与信息能力，是当代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基础。如何选取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并选择相应的方法进行有效决策是信息素养能力教育的体现。当前高校学生表现出的决策无语现象说明应用能力培养的缺失或不够重视问题。4．信息素养教育是实践教育信息素养一方面表现为信息文化，一方面表现为实践操作与决策能力。它不单单是理论上的知识体系，需要掌握一定的理论基础，还需要具有相应的实践技巧与技能。例如，便利的信息技术的选取、安全的开放空间的交流技能、决策实施的效果与效率评价分析等，信息素养的水平是以实践中的操作效果来体现的。多元文化教育是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领域，而有选择的学习是会学习的主要标志之一。信息素养在多元文化融合与教育过程中为有选择的学习与决策目标的确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特殊性在于与应试教育不同，更侧重于决策能力的培养。文化融合过程的矛盾性、反复性与冲突性，需要信息素养的支撑与协调。信息素养的综合信息技术能力又会在促进融合的效率的同时满足目标的有效性。为了学生能够在信息查询和知识创新中做出符合预期的决策，那么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过程应是一个循序渐进、持续不断的过程。

二、多元文化教育与多元文化融合过程中信息素养教育的需求分析

基于多元文化视野下的信息素养综合能力的培养，主要是使得学生的学习视野拓展的全球范围，利用信息检索与学习软件提高专业知识学习的广度与深度，进而提高其研究能力、分析能力、决策能力与实践能力。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会表现出在本科阶段会学习，在研究生阶段会研究，在工作阶段会操作。因而信息素养教育的需求就体现出尊重需求、共生需求、包容需求和发展创新需求等。

(一)尊重需求经济全球化、计算机技术以及国际交流的深化与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快捷、突破性的视野范围。尊重需求体现了和平、发展与进化的需求，不是存同扼异的文化侵略，而是的协同发展。尊重需求一方面表现为文化知识之间的跨度，也就是不同的知识体系具有不同的研究内容、运作机制与应用领域;另一方面表现为决策者的人文背景，也就是起码的研究教养与学识风度。

(二)共生需求不同专业、语言文化甚至宗教，代表了不同的知识技术体系与价值背景。因此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会产生依赖信息传递效率的共生需求。共生需求的表现为文化专业知识的互补性，而不是价值批判的斗争性。

(三)包容需求学习与交流中的未知或难知问题，会以某种特定的形式留存在人们的潜意识之中，同样在跨文化交流的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一些与主体价值体系不一致或难以理解的认知等以留存状态存在，体现了多元文化教育与融合过程的包容特性。

(四)发展与创新需求技术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文化是技术进步与扩散的传感器，多元文化就像多通道系统会促进技术散播的效率，促进整个社会群体的共同进步。吸收其他文化的先进理念，完善决策主体的价值观体系为文化与技术创新开辟了新的途径。

三、多元文化融合与信息素养互动机制的概念模型

在多元文化教育过程中，某些指标如外语水平、学习视野的大小、教育的程度、跨文化学习的能力与动力等会促进学生的信息素养与多文化融合的提升。这些指标如外语水平可以是用大学英语四、六级水平或日语一、二级来表示的显变量，而有些是无法测度的潜变量，如:价值观的取向、评价方法的有效性等。因此需要设计调查问卷，获取实证分析的数据，据此理清多元文化教育、融合与信息素养水平的作用程度与关系，进而明确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并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跨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外合作办学提供研究基础。

(一)多元文化融合与信息素养教育互相影响的基础分析在多元文化教育过程与多元文化融合过程中，学习视野、跨文化交流技能等指标会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提升。多元文化融合的表现是语言能力的提升、专业知识的拓展以及价值观的多元性。语言能力、专业知识与信息素养的信息交流能力、信息获取渠道、信息处理能力呈正相关关系。价值观的多元性与信息处理工具、信息素养的决策方法选取为正相关关系。通过对天津理工大学2013届221名毕业生的调查分析，学生在进行数据源分析时的获取途径一般为向老师或同学请教、教材、统计数据库、网络查找以及自己实践或实验获得等5种常用方式。86%的同学获取途径为1～3种，12%的同学至少用到了四种以上且数据源定位率高。而数据源定位高的学生的专业学习成绩也较高(以综合绩点为成绩指标)，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94，呈现强正相关的关系，印证了上述概念分析。数据源分析是信息素养的基础，数据源的来源与数据域的定位准确与否是衡量信息素养的基本标准。多元文化融合与信息素养的指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说明其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作用机制，但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要数据验证(另文通过实证分析论述)。多元文化融合所体现的文化融合、价值观融合、习俗融合、专业知识融合等过程中，对于信息素养的数据源增加、数据域准确、信息处理技能以及信息决策方法等起到促进作用。反过来，信息素养的提升是由数据源增加、数据域准确、信息处理技能的提高以及信息决策方法的便捷有效等来体现的，同样会促进多元文化融合的效果。由此体现了多元文化融合与信息素养互促共进的作用机理。

(二)多元文化融合与信息素养互相影响的概念模型从提升学生学习视野的开放性、多元化、全球化、现代化与信息化的角度着眼分析，多元文化教育环境与指标体系的变化与信息获取途径的多样性，表现为多元文化融合与信息素养的互动机制。在影响多元文化教育与融合的因素中采取主成因法(阈值大于85%，下同)确定的主要指标为语言知识与能力、专业知识与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在影响信息素养的因素中采取主成因法确定的主要指标为信息源决策、信息知识体系和信息技能。由上述二级指标建立的多元文化融合与信息素养互动影响的概念模型如1图所示。由图中M3跨文化交流能力为例，其包含的二级指标为沟通能力、知识获取能力以及文化认知能力，分别与信息源决策、信息知识体系、信息技能互相影响，其余指亦然。通过分析多元文化融合与信息素养教育的作用机理，建立概念模型的目的是为实证分析建立理论假设的研究基础。然后通过实证分析确定二级与三级指标间的因果关系，确定信息素养与多元文化价值取向的影响度指标体系。为实践中的多元文化教育提供研究依据，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学习能力与决策能力。

(三)多元文化融合与信息素养互相影响的动力机制通过对多元文化融合与信息素养的作用机理分析，二者呈现互促共进的表现为互动机制。多元文化融合对信息素养对学生综合素质指标，如:跨文化学习能力、海量信息定向的选择判断能力、数据选择与决策方法的便捷有效呈正向影响。因为多元文化融合与信息素养教育的互动机制，所以在高等教育的跨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外合作办学的过程中需要从二者的相关互动关键指标体系入手，引导学生在多元文化学习过程中进行价值观维护、修正并形成成熟的价值观体系。然后进行开放式、跨文化交流，才会提升学生的学习技能与决策能力。互动机制一方面表现为二者的互相促进与正向影响，如专业知识的融合与语言的融合对于信息源扩大及选取方法的正确有效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引导机制，如语言的融合过程中会促使学生了解跨文化的学习背景，扩大了学习视野，提高了学习效果，也就说，通过多元文化融合引导并促进了信息素养的提升，反之亦然。

第4篇：文化交流概念范文

近年，我国的日语教育蓬勃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新时期的日本文学教学研究也走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但是“日本文学史”课程与其他各科相比相对滞后，很难反映中日文学交流的实际状况。本文拟从日语学科建设的角度，从多方面对这些年来我国“日本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得失进行分析，探讨建立“东亚汉字文化圈”视域内“日本文学史”课程教学的新思路。

一.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文学史”

首先，日本文史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别文学史的特性，这和中日文化、文学交流的特性是密切相关的。关于中日的文化交流，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有段精辟的论述：“在将近两千年的日中交流关系当中，中国的影响在古代是压倒性的，那以后就一直强劲地波及日本。进入近代以后，虽然从日本到中国的影响有一些回流。但是中国对日本压倒性的文化影响，从文字，从建筑，从法律，从城市规划，在一切方面，都进入到非常深的层次。而这又是不带军事占领的。这样的例子恐怕是再没有的。”他还举出罗马帝国来与对照，指出古代罗马在征服整个欧洲的时候，就实行了军事占领，甚至连英国也是。由于罗马帝国统治了英国，当然文化上的强大影响也就进来了。就从语言上看，拉丁语进入了英语。然而，中国对于日本，并没有军事占领的企图。从我国汉魏时代就已经开始的中日文化交流，是两国人民共本文由收集整理同参与和推动的。从那时直到19世纪末，都可以算是古典型的中日文化交流阶段。中日文化交流在这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以单向交流为主的模式。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从“汉风讴歌”时代到“国风”文学的勃兴，从平安时代初第一个“汉文学高峰”到“五山汉诗文”，可以说日本文学发展的每个时期都与中国文学、文化的东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部日本文学史（尤其是日本古典文学史）就是一部中日文学的交流史、影响史，而且这种交流和影响往往又是单项的，她总是以日本文学、文化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摄取为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汉字在两千年中日文学交流乃至在整个东亚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媒介作用，从而形成了一个所谓“东亚汉字文化圈”。正因为如此，这使得中日两国人们至今还能很轻松地阅读对方一千五百年前的作品，而围绕两国文化、文学的某些误解也因为汉字的隐蔽而延长了破解的时间。

中日文学交流的特性也是古代东亚文化发展的主要模式，我们应该抛弃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从整个东亚各国文化、文学发展的角度对“东亚国别文学史”做出自己的解读和阐释。只有建立在“东亚汉字文化圈”整体范围内的，反映这一汉字文化圈内部文学的横流与纵变的国别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才是适应当前世界范围内文学、文化交流碰撞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二.“日本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状况

目前我国“日本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又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它是否能与日本文学史的性质相适应呢？下面我们就这些问题做具体的分析考察。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日本文学教育和研究如枯木逢春，甘霖润物，进入播种希望的季节。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日本文学》和《日语学习与研究》的创刊，为热心日本文学教育和研究的学人准备好一块举趾扶犁的田地。为数不多的老学者余兴正高，初生牛犊的青年人乐在参与，日本文学研究迈出了学术化的第一步。

起步阶段的日本文学研究主要以日本文学的翻译、介绍为中心。这一时期，关于和歌、俳句翻译的讨论，犹如百鸟闹春，为播种的季节带来了满天生机。其标志性事件便是八十年代初以《日语学习与研究》为阵地而展开的一场关于“和歌”、“俳句”的翻译和欣赏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持续时间之长，参加的日语教学与研究人员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可谓空前。从此开启了我国日本文学教育和研究的新时期。

与老一代日本文学研究者以翻译、介绍日本文学而开启的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的新篇相适应，三十年来，我国的高校日本文学教育也基本是沿着这样一条主线进行的。教材方面，起初以使用日本原版文学史教材为主，其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师资力量还不足以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编写出自己的教材，另外，处于早期的各地方政府都与日本地方自治体建立了友好关系，几乎所有高校都不同程度地接受日本的图书资料援助，其重点之一便是教材的援助。近年来，随着我国日语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一情况有所改观，出现了一批自编教材，如《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日本古典文学赏析》等。但是，这些教材要么编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要么教材内容是以作者于上世纪八十年表于《日语知识》的“古典之心”系列文章为主改编而成，是我国早期受西方文史分科的学术方法和前苏联阶级文学概念影响下的产物，不能全面体现中日文学交流的全貌。

进入新世纪，随着日本教育的蓬勃开展，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不断回到国内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给我们的日本文学研究教育刮进了一股新风。他们把日本的学风引进国内，改变了国内日本文学长期以翻译、介绍为主的阶段。这一时期，一批中青年学者通力合作，编写出了新教材，如《日本古典文学入门》、《日本文学》等，这些教材以日本学术思想为指导编写而成，体现了国内日本文学研究的高水平。但也有与本土情怀结合不足而导致“水土不服”的情况。众所周知，日本学术以精细考证，深入分析见长，但缺点是往往见小不见大，“精深”而不“博大”。从他们的教学和研究实践来看，这一特征是十分明显的。

可见，既要跳出翻译、欣赏层面而进真正的学术研究领域，又要做到日本学术的精深与中国情怀的相互关照，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也是我国当前日本文学教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三.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相互关照的日本文学教育模式探究

前面我们主要介绍了30年来我国日本文学史教育的现状，所存在的问题基本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教材编写观念问题，受制于西方文史分科以及在前苏联阶级“文学”概念的束缚下的教材编写原则不适合中日文学、文化交流的具体形态。二是师资水平，旧观念囿于日本文学史而教日本文学史，视野狭窄，反映不了日本文学的全貌。新的，既体现本土情怀又关照国际视野的日本文学教学新模式的建立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新的日本文学教学模式的建立，首先要立足于具体的中日文学交流的实际，努力构建反映东亚汉字文化圈范围内中日文学交流全貌的文学史学科的建设。汉字是“东亚文化圈”形成的物质基础，东亚文学交流，尤其是古典文学交流以汉字为中心展开。对东亚国家诸如朝鲜半岛、越南等国文学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对这些国家历史上曾经发达的“汉文学”陌生的。近年我国的“域外汉文学”研究正如日中天，如火如荼。这种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汉文学发展又与东亚各国的民族文学的“发生”紧密相连，因此，“东亚汉字文化圈”视域内的日本文学，甚至东亚各国别文学的探讨才是全面而有意义的。

第5篇：文化交流概念范文

1995年全世界很多区域都在进行对于二战结束五十周年的反思和纪念。在这个年头里，和日本的知识界并没有表现出对于这一事件的共同性立场，相反，除了少数有识者之外，在各种形式的合作中，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回避正面触及这段历史所造成的感情创伤，以知识的态度对待这段历史。于是，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潜在前提。与此相关，1995年也是中国普通公民又一次强化战争记忆、燃起民族仇恨的年头。各种形态的有关历史的回忆，使得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在感情上加深了与日本的对抗情绪。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它很快带来了文化上的全球化要求，于是，中国人从日常生活到感情和文化选择，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既有的价值观念还在，但是它们已经被结构进一个完全不同的序列里，从而发生着不同的作用。

当全球化被语焉不详地不断复制为一个既定前提的时候，有关全球化的了解反倒被搁置起来了。特别是全球化与"普遍性"、"国际性"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对于中国人来说，最紧迫的任务被理解为与国际"接轨"，并由此衍生出所谓国际化与本土化两种立场。但无论是哪种立场，都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那就是全球化过程将带来的不是本土文化的开放或者消亡，而是本土文化的重新结构，在这个重新结构的过程中，本土文化的实体性将要受到挑战。

本文所要讨论的不是全球化本身的定义问题，而是在中国知识界普遍接受了全球化这一前提下所出现的一些基本状况；我认为，这些状况反映了某些误区的存在，它们集中地体现在"跨文化"对话的活动当中。实际上，在近年来中国的"跨文化"活动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大多被理解为某种实体，开放文化和固守文化只是在对立的两极上强调了文化的实体性而已，因而，全球化的过程所带来的本土文化的自我否定和重新结构的可能性，被这种实体化的思维方式遮蔽殆尽，它基本上变成了一个轻松的叙述。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经过两年的准备，在1997年，在少数中国和日本知识分子之间，开始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对话过程。我们给这样一个对话的尝试命名为"知识共同体对话"。不言而喻，主要发起人和参加者试图在这样的对话中建立的，是一种跨文化的共同性知识立场。这一尝试所试图面对的，则是在轻松的全球化叙述和谨慎的跨文化对话背后所隐藏着的、存在于中国和日本社会与知识界之间的尖锐的文化冲突。通过对这种文化冲突的触及，我们希望能够揭示全球化认识背后所隐藏的思维方式的误区，从而勾勒全球化文化互动的真实状态。我们非常清楚，文化差异的表述通常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假象所遮蔽。这种遮蔽导致的后果恰恰是被遮蔽的差异和矛盾的深刻化和白热化。仅就中国和日本而言，在两国的知识界之间进行的"文化交流"一直令人目不暇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各种面目呈现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程度。但是，在各个层面的交流之中，有一些被自觉回避的问题总是会以人们最不情愿的方式爆发出来；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战争历史的责任问题。这是一个始终未能在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中获得明确定位的问题。这样说倒不是意指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讨论，或者没有得到注意，而是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和真实的表达途径。所以，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有关战争责任问题的交锋往往会突如其来地爆发，又被突如其来地压抑。与此相关，如此频繁的文化交流，其实却是在非常狭窄的思路中进行的：所谓"专家式对话"是构成文化交流的基本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只允许就一个方向展开话题，比如两国中国学家的交流或者日本学家的交流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交流只以话题所依赖的某一方文化为基础，而相互之间的文化差异则仅仅被视为背景从而被虚化或搁置，只有当讨论无法顺利进展的时候，文化差异才被作为"退路"提出来，它的作用又往往在于以文化特殊论堵住另一方发言者的嘴：关于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有我们才了解。毋庸置疑，这样的模式没有给文化冲突准备余地，而且通常由于话题的设定是在一种文化内部，而这种文化又被视为是自足的，所以来自该文化的学者就无形中充当了"先生"的角色。也由于同一个原因，作为专家式对话的伴生现象，跨文化的学术交流常常会引起一些潜在的纠纷，而这些真正的文化冲突基本上被视为附加的问题被草率处理掉，从未构成讨论的主要对象。这使得跨文化交流的友好表象建立在极其虚假的层面上。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认为，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知识空间，把一直被遮蔽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差异问题推到前台，是一个迫切的课题。为此，我们在"知识共同体对话"的起点规定了如下几个基本的前提：

第6篇：文化交流概念范文

文化外交成效的不确定性

文化外交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它等同于对外文化工作，而在狭义上是指以文化为载体和手段来贯彻国家政府意图的外交行为。文化交流则是文化外交的基本方式。不过，不管是广义的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工作，还是狭义的文化外交，其成效都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其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影响人的心灵的机制独特而复杂，影响后果具有一定的无法预料性；二是在国际关系中，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仍然是主流观念，国家间权力和利益的冲突容易造成一国民众在心理上对另一国文化的看法扭曲；三是文化交流在当今时代的独立性上升，国际文化交往的潮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国家自主管控的范围。文化外交成效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不是文化交流活动越多，赢得的软实力就越多，国家的形象就越好。

文化外交的基本目标之一无疑是冀通过文化交流而引起对象国民众对于该国文化的喜爱，从而对于该国的国际形象产生积极的认知，或能从文化的角度理解该国的内外制度和政策的合理性，也即转化为国家的软实力。但文化交流是指向人的心灵的工作，其影响进程、机制和后果，都不会像商品交易那样一目了然。文化交流影响人心既可能具有滞后性、回忆性、突发性，也可能适得其反，使原本喜爱一国文化、或至少对该国文化没有什么偏向性感知的受众产生怀疑和反感。有媒体曾报道，一位英国市民就投诉在伦敦举办的中国农历春节活动因声音喧嚣而干扰了其生活。文化外交虽然通常有政府间相互认可的协议，但直接的受众毕竟是大量的普通民众。一国文化与对象国民众既有的文化价值、认知水平、心理结构是否适应，是文化外交能否达成目标的重要因素。而现实主义的权利和利益关系，正是通过影响人的心理而影响到对一国文化的好恶，这一点无需多言。

在整个冷战年代，中国文化外交的对象主要是两类，一类是社会主义国家，另一类是其他友好的亚非拉兄弟国家，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少之又少。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是那时文化交流的主导因素，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决定着文化交流的基本状况，说文化交流是政治关系的“婢女”似乎也不为过。但到了冷战后，文化交流的角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逐渐彰显出更多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特点，政治功利目的则被明显淡化。这是由于跨国文化交流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民众普遍的愿望和潮流，而冷战的终结使人们对于国际关系的关注焦点，也由政治与安全而偏向价值观和身份认同，更多地去探寻政治和安全关系背后的文化原由。在某种程度上说，对于一个融入世界体系的大国而言，文化外交已不是其是否愿意实行的问题，而是在文化张扬的时代必须有所作为的事情。国家政府已经很难像过去一样控制文化交流的进程与影响后果，这增加了文化外交成效的不确定性。

关键在于文化价值观的认同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文化外交呈现出蓬勃发展、遍地开花的态势，文化年、文化季、文化月、文化周等多种形式的“走出去”活动频繁举办，遍布五湖四海，具体的文化交流内容，更是从美术到音乐、从武术到电影、从京剧到民歌、从宫廷密宗到民间习俗、从儒家典籍到饮食烹饪、从甲骨文到兵马俑，等等，几乎包罗万象。近年来中国的春节习俗也被推到海外，舞狮舞龙，热闹非凡。当然，除了“走出去”，还有大量的“请进来”，两方面相结合构成中国文化外交的整体景象。如前已述，文化外交的基本目标之一是提升国家的软实力。然而，多年来如此庞杂的文化交流项目、甚至是无比热闹的文化交流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呢？

由于文化概念的外延可以“无所不及”，很容易造成文化交流的“无所不包”。但对于包含提升中国软实力目的的一种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而言，却必须搞清楚是哪些文化因素发挥了提升软实力的功能，哪些没能发挥这样的功能。这就有必要对文化进行分类，尽管这本身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一种虽然粗略却不失有效的分类办法，就是将文化分为物质性文化、精神性文化和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就是以物质方式存在的文化，如建筑、瓷器、丝绸、兵马俑等等；精神性文化，如宗教、习俗、文学艺术、审美等等；价值性文化，如伦理、道德观念、社会规则、意识形态等等。这三种类型的文化共同构建了国家文化形象的丰富性，但是，只有价值性文化与国家的软实力直接相关。这是因为，文化要转化为软实力，就必须使其文化的主流价值观被认同。换言之，如果一国文化所包含的主流价值观不能被认同与接受，那么即使其物质性文化与精神性文化再多姿多彩，也难以赢得软实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不管德国的建筑如何有特色、音乐如何动听、哲学如何高深，这些都不会转化为希特勒政权的软实力，因为世界不认同其法西斯的政治文化价值观。说到底，文化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价值观外交。而我们中国现在的文化外交侧重的却是物质性的和精神性的方面，而非价值观的方面，这就使我们的文化外交往往“费力不讨好”，达不到将文化外交转化为国家软实力的目的。

文化价值观的选取

在认识到文化外交提升软实力的关键在于文化价值观被认同之后，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该选取何种文化价值观进行文化外交。之所以需要对文化价值观作出选择，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并非是单一的或不言自明的，而是一个内在构成庞杂的、“博大精深”的体系。虽然说儒、道、释构成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主流，但中国文化内在的价值冲突比比皆是。比如，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之一是“和谐”价值，但也有强调斗争的，在讲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同时，也颂扬“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精神；在社会与政治领域，讲求“和谐”的同时强调恪守等级制（典型如三纲五常），希望把和谐秩序建立在权力和权利不平等的基础上。又如，中国文化中既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普世情怀，又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既有人心齐泰山移的集体主义精神，又有“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自私自利主张；既有“满纸的仁义道德”，又有纸背后“吃人”的人伦礼教；既提倡“杀身成仁”，“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也提倡“好死不如赖活”；既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卫道精神，也有“笑贫不笑”的功利主义传统；既有儒家的修齐平治人生诉求，也有道家的出世思想，还有佛家的“万物皆空”理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第7篇：文化交流概念范文

一、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敏感度

语言能力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部分，海姆斯（Hymes）最早提出外语教学中“交际能力”这一概念，使得外语教学的指导理念从传统的语言能力逐渐转移到跨文化交际能力。这是因为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只有领会目的语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才能在此基础上习得和应用相关语言知识。当前跨文化交际日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影响力随着重要性的增加而扩大。跨文化交际在语言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拉美地区就直接将双语教育称为跨文化教育。各方面相关研究结果也均表明跨文化敏感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强相关性，提高学习者跨文化敏感度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水平。

美国著名学者Chen&Starosta将跨文化敏感度定位为个体通过激发自身认识，理解和接受不同文化差异的主观能动性，培养跨文化敏感度是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手段。Bennett指出跨文化交际敏感度是一种对文化差异的识别和适应能力，而且这种识别和适应能力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以Chen&Starosta为代表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学者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方面，分别由跨文化理解力（interculturalawareness）、跨文化敏感度（inter-culturalsensitivity）和跨文化有效性（interculturaladroitness）三个维度构成。跨文化理解力强调的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认知层面，跨文化敏感度突出的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而跨文化有效性则重在对跨文化交际预期目标的实现层面，三者既相互独立又内在关联，共同促成跨文化交流活动的顺利进行。在其中，跨文化敏感度着重反映参与者在跨文化交流中情感方面问题，主要体现为个体欣赏和理解目的语文化而产生积极情绪的能力，它是完成跨文化交际活动的重要心理认知保障。

可以看出，跨文化敏感度包含了多层意义，首先对跨文化交流者来说是一种对异质文化的快速适应能力；其次是对跨文化交际场合的自我约束和控制能力，能够较好地以目的语为中心；第三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姿态，能够利用移情和换位等方式感受对方思想。跨文化敏感度高的人能够更好地留意语言行为的适应性，关注交流对象的反应表现，容易接纳和包容不同文化群体的观点，更能够从目的语文化的立场理解言语行为意义，进而保持跨文化交流活动的通畅。跨文化敏感度关注学习者在学习目的语文化中产生的情绪反应，即如何通过激发积极的交往情绪促进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建设性互动，这种建设性互动关系既是对目的语文化的一种尊重，也是对双方交流的主动建构。

二、目的语文化与语言教学

随着跨文化交际概念的兴起，人们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得到新的认识，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逐渐得到广大教师和学者的认同。文化教学已经日渐成为外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国内外很多研究表明，目的语文化教学能够对外语教学产生积极和正向影响。从事语言教学的工作者可以经常发现，学生视野语言实际应用中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对目的语文化了解而导致。学生在母语强大的认知图式背景下，会无意识地将母语文化横向迁移到目的语的交流使用中，进而产生语言误用和文化干扰现象。需要看到，目的语是目的语文化的载体，目的语的学习会受到其文化的制约，脱离目的语文化学习外语难以奏效。跨文化敏感度是跨文化交流能否有效实现的关键要素，只有对目的语文化有充分地了解和正确地态度，才能调动多方面交际技巧开展跨文化交流活动。

单纯对目的语文化教学无法收到良好效果，目的语文化的学习需要在与本族语的对比中才能更好习得。以本族语文化为基础建构文化比较的认知框架，能够较好地提升学生对目的语文化的敏感度，进而更为有效地使学生掌握两种文化的差异性，并在比较中获得对异域文化的深刻理解。一些研究也表明，提高对本族语文化的理解有助于加深对异域文化的了解，同时也能够促进学生对语言学习的主动性。大学英语教学需要重视培养学生对目的语与本族语文化差异性的感知能力，对目的语文化采取多元和包容态度，在与本族语的比对分析中理解目的语文化背后的价值内涵。因此大学英语教学应当合理地兼顾中国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习得，任何偏废一端或顾此失彼都不是理性的教学选择。

需要看到，导致学生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并非完全出自对目的语文化的知之甚少，而是对两种文化之间差异性缺乏了解。人们通常总是站在熟悉的本族语文化来认识世界，对目的语的认知也无所例外。如果对本族语这个认知出发点没有充分理解，则难以对两种文化的差异性有通透把握，进而无法在交际过程中去努力弥合这种差异。因此，对目的语文化的学习过程离不开本族语文化的理解，只有对两种文化都具有深入的把握，才能真正做到“跨”文化，只熟悉和了解任何单一文化是无法实现文化间的“跨越”。学生只有基于本族语文化的透彻领悟之后才能对异域文化产生移情，进而在比较中形成文化认识观和提高文化敏感度。

三、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策略

我国大学英语教学长期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认为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掌握语言符号系统，语言教学任务也主要集中在单纯语言能力的培养上。这使得大学英语教学过多重视对语言形式的习得，并使英语教学成为脱离目的语文化语境的语言技能训练，而有关文化的教学内容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当前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基本以语言知识传授为主，较少引导学生去主动关注目的语文化和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问题被严重忽略。近年来，虽然很多大学在英语教学中都增加了跨文化交际的内容，但实际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将目的语文化敏感度作为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重要目标。

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应当注重补充目的语文化的相关知识，将有关目的语文化内容贯穿于大学英语的教学过程之中，鼓励大学生通过多种方式了解目的语文化，进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单纯的语言知识教学不仅容易让学生失去对语言学习的兴趣，还会阻断学生对目的语文化的理解，反过来限制对语言的学习。大学英语教学应当增加有关目的语文化的教学活动，扩大学生接触目的语文化的机会。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多设置有关跨文化交际的情景，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感受跨文化交流活动的真实状态，避免纸上谈兵或者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罗列堆砌。大学英语教学中应当多讲授一些跨文化交际方面的技巧，增加学生主动开口的机会，通过在课堂上开展英语演讲、英语辩论、英语表演等带有角色性的教学活动，让学生能够在真实性的交际场景中内化所学的目的语文化，进而使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相互促进和相得益彰。

第8篇：文化交流概念范文

关键词：翻译理论；文化交流；发展历史

翻译理论是一个世界范畴的研究概念，不是简单的英语对中文翻译，它是一个世界范畴中文化交流、社会经济分工的重要工具。当前，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参与全球化的分工与协作，都需要进行文化等的交流。这种交流的加深让翻译成为必要的工具，也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古罗马文学翻译、翻译的人文主义思潮、改变观念的反叛者、翻译诗学、霍姆斯译学的基本构思、雅各布逊与等值翻译、卡特福德的等值转换理论、奈达：翻译科学的构筑、纽马克：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穆南倡导的翻译的语言学转向，这些翻译界的学派和理论是世界翻译理论发展的见证，这些理论无疑充实了翻译界。

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起步很早，中国最早的翻译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这个原则被认为是最初的直译说。晋、前秦时道安即在《革卑婆沙序》中提出了比支谦更为明确的主张，即

“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在道家所处的时代，佛经的翻译成为翻译理论建构的主要依托，当时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最有名的是提出“三不易”“五失本”之说。其意思是，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因此必须慎之又慎。随后，随着唐朝、宋朝、明朝等朝代经济社会文化的大发展，与国外的文化交流越来越

多，势必会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

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的诞生主要是在五四前后，这个时期伴随文学革命运动，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国外新思想、新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五四前后最有名的多产翻译家林纾，林纾译外国文学著作达一百七十余种，如：《黑奴吁天录》后译为《汤姆大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

《王子复仇记》（Hamlet）等，这些作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繁荣，也让国人开眼看世界，了解更多外国的事情，这为发展以及民主革命奠定了基础。林纾强调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认为译者是第一读者，要

让自己的主观体验作为翻译的重要前提，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这种交流是真实的感受。周桂笙是更早于林纾的重要翻译理论家，他的译作所采用的并不是古文，而是一种平易的报章体的文字，这种文字读起来并不晦涩，普通民众都可以阅读。

廖七一教授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中指出，传统翻译理论时期的中国对于几本没有对外国翻译理论著作的译介，国外翻译理论要比中国的发展体系完善，这套理论对于促进文化交流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翻译作为人类带有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其

中必然有许多共性或规律，各民族必然积累了可以相互启发和借鉴的经验，无视或鄙视国外译论并不符合吸收人类一切有用文化成果的精神。如：解构主义及解构主义者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解构一切规则和理论，当然这一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接受习惯、创作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具有地域地理显著特征的民族性，解构主义的诞生对学术界整个学术伦理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到翻译界，到底何种翻译才是好的，翻译的本质是否推动了世界交流，这些看似合理的理论基础都在接受挑战。解构主义对翻译理论是颠覆性的创新，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的是翻译本体的唯一性。功能翻译理论强调的是一种特殊的交际形式，这种交际形式涉及三种文本：原语文本、译者的图式文本和译语文本，这三个文本相互影响和制约。

对于原语文本，最重要的是抓住作者的修辞功能正确理解原语的修辞功能，是产生理想图式文本的关键。而正确把握原文的认知图式又是正确理解原文修辞功能的基础。理想的图式文本来自原文的认知图式，来自于对原文作者修辞意图的准确把握。在这个图式文本的基础上，产生怎样的译语文本，除了修辞功能等之外，还应该考虑翻译的目的和读者对象。

参考文献：

[1]杨晓荣.翻译标准制约因素分析[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4（6）.

第9篇：文化交流概念范文

本文作者：蔡激扬工作单位：上海金融学院

听说模块听说模块是英语口头交流的主要形式，主要有听力和口语两部分内容，教师布置适当的训练内容，让学生进行练习，教师观察学生的练习过程，发现问题并给以反馈。听说模块在整个课程的比例应达到三分之一。笔者在教学中结合学生的专业方向商务英语安排了听说的内容，听力主要是采用BEC中高级模拟练习，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根据较短的对话或陈述选择正确的相关信息，例如:Youwillhearanotherfivepieces．Foreachpiece，decidewhatthemainreasonisforthephonecall．另一种是根据一则较长的访谈选择回答相关问题，例如:Youwillhearpartofaninterviewwithaconsultantwhohasstudiedtheneedsofsmallcompanies．Choosethecorrectphrasetocompleteeachsentence．［1］所听内容的语速和难度对学生听力的提高较有帮助。口语练习主要采用了口译和会话的形式，即要求学生根据一段模拟国际商务情景的中文会话进行口译或根据中文提示用英语会话，在练习完成后，播放练习视频，学生通过听力对照回顾自己练习的质量，例如:———这张幻灯片显示的是去年总的净收入。蓝色的线条表示的是来自量小的利基市场类的产品收入。红色的线条代表的是来自低利润率而量大的产品收入。———打扰一下，虚线代表的是什么?———对不起，这条虚线代表的是来自配件和附加产品的收入。笔者在教学中还借鉴了西方课堂常采用的presentation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就有关题目进行准备并在课堂结合多媒体手段进行陈述，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对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语言表达能力非常有效，也较受学生欢迎。当然，陈述的话题最好还是能与学生的专业方向结合，笔者给学生布置的题目举例如下:“Theimportancetoacompanyofhavingwellmotivatedstaff．”“Whatisimportantwhenselec-tingthemostsuitableapplicantforamanager’spost．”［2］

写译模块写译模块是书面交流部分，因课程学时有限，写译模块练习内容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学生今后在相关领域工作中常用的交流形式，从而使学生的书面交流能力的提高更具实用价值。笔者在教学中主要是从学生的商务英语方向出发，对商务组织内部常用交流形式(备忘录、报告)和外部常用交流形式(商务信函)进行了针对性翻译和写作练习，翻译练习如:如果你方价格有竞争性，质量上乘，装运期可接受，我们将大量订购。目前我们的一些客户对你们的纯毛地毯颇有兴趣，并询问其质量和价格。我们认为你方的海尔空调在这里会很畅销，希望很快收到你们的样品。贵方的刺绣在欧洲很受欢迎。我们欲订购。请告知我们你们能提供什么样的产品，以及你们的销售条件，如支付方式，交货日期，折扣率等。写作练习形式较丰富，例如:Fillinblanksinthefollowingusefulexpressions．WehaveyournameandaddressfromtheCommer-cialCounselor’sOfficeofyourEmbassyinBeijingandarenowwritingtoyouforbusinessrela-tions．［3］又如:Readthefollowingletter，discusstheproblemsinitswritingandmakeimprovement．Gentlemen:YournameandaddresshasbeensecuredfromourChamberofCommercewhostateyouareinterestedinformingimportandexportconnectionsforvariouscom-moditiesandproducts…再如:Readthefollowingletterandwriteareply．DearSirorMadam;Weareimportersofindustrialchemicals，plasticsandfertilizersforresalewithinIceland．Althoughonlyasmallcountryintermsofpopulation，Icelandimportsconsiderablequantitiesofchemicalrawmaterialsasshehaslittleornobasicchemicalindustryofherown…［4］

跨文化交流模块笔者在教学中发现，国际商务交流活动常常发生跨文化背景中，跨文化交流模块似乎应成为英语专业实验课程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实践，笔者觉得该模块的设立取决于各校英语专业初级阶段的课程设置，如已开设过跨文化交流课程，则可仅安排相关案例由学生进行讨论，如未开设，教师可根据课时实际情况适当传授基本知识。笔者所在高校英语专业的《跨文化交际学》课程安排大三下学期，而实验课程是在大三上学期，所以在教学中需要先对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差异、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回避及男性女性维度等跨文化交际基本概念进行适当讲解，学生理解这些概念和明白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即可。在讲授这些知识时，要注意两点，第一，不应将这一模块作为一门跨文化课程来讲授，而是要让学生在语言实践的过程中来学习;第二，主要应采用案例式教学方法，例如:American:Mr．Sugimoto，Ihavenoticedthatyouaredoinganexcellentjobontheassemblyline．hopethattheotherworkersnoticehowitshouldbedone．Japanese:(Heisuneasy)．Praiseisnotnec-essary．Iamonlydoingmyjob．(HehopesotherJapaneseworkersdonothear．)American:Youarethefinest，mostexcel-lent，dedicatedworkerwehaveeverhadattheJonesCorporation．Japanese:(Heblushesandnodshisheadseveraltimes，andkeepsworking．)American:Well，areyougoingtosay“thankyou，”Mr．Sugimoto，orjustremainsilent?Japanese:Excuseme，Mr．Jones…mayItakeleaveforfiveminutes?American:Sure．(Heisannoyedandwat-chesSugimotoexit)．Ican’tbelievehowrudesomeJapaneseworkersare．Theyseemtobedis-turbedbypraiseanddon’tansweryou…justsi-lent．Question:WhywastheconversationbetweenMr．JonesandMr．Sugimotonotsopleasant?［5］在与学生交流讨论过程中引导启发和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选用的案例可长可短，对于较长案例应提前布置给予阅读，从而为课堂讨论做好准备。

英语专业实验课程的模块化教学体系需要有相应的测试环节与之配套，换而言之，就是对于听说、写译和跨文化三个模块应分别进行测试，测试的成绩按一定比例合成总成绩。通过各个模块的单独测试既可以保证模块化教学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也能注重学生的实践过程，强化过程管理，从而切实提高学生的口头和书面交流能力，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