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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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学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艺术考古学 艺术史 艺术教育

大约有10年左右的光景，在中国的艺术院校以及一些普通高校的艺术专业、考古专业陆续开设了艺术考古课程，有的称作美术考古。这说明，作为艺术考古学的学科教育已经浮出水面，不仅仅是少数研究者书斋案头上的事情了。可是，开设课程只是形式上的事情，是否真正的艺术考古教育，以及艺术考古教育是否真正成为艺术院校的必要学科则仍然值得考虑。

西安美术学院在全国的艺术院校中首先成立了中国艺术考古研究所，说明了学院对于艺术考古学科的重视。西安美术学院在硕士和博士教育层面已将艺术考古比较系统地纳入教育与研究，但在本科教育阶段，还只是以普及考古学内容和讲授美术史的形式贯穿某些艺术考古学科的内容。下面笔者分几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相关概念

为了比较深入地讨论有关艺术考古学科教育的问题，笔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讨论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这些概念，与常见的、书本教材的表达，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同之处提供了一些笔者的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

考古学是西方传进的一门先进的人文社会学科，其不同于文献史学，也不同于具有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文物学。但是，考古学又和文献史学、文物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时至今日，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研究历史科学，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历史科学，如果离开了考古学，就会有严重的缺憾。与之相仿，研究文物学，尤其是研究大致相当于中国宋代以前的文物学，离开了考古学也是万万不能的。

考古学以田野操作作为其基本的学术特征，简而言之，就是考古学探讨的问题出自于田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践于田野。这里所谓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样式，包括了存在的环境，维持人类生命及社会的基本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然是物化的表达），也包括了人对愉悦感的获得。

现在，在这里讨论一下“愉悦感的获得和肯定”问题。个体的人乃至组成为社会的人群，受大自然环境的基本掌控，会感觉到生存空间的逼仄。个体的人和组成社会的人群，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会感到自己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挑战这种逼仄和无能为力的状态，人类是需要思想、梦想和幻想的。

在人类的思想、梦想和幻想的范畴之内，既有对大自然、客观环境的琢磨和开发，也有对自身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包括对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鉴、学习和模仿）。此外，这些思想、梦想和幻想就要给予人们以憧憬、舒适感，以及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当然这种希望，首先建立在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上）。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物质剩余和时间闲余的时候，人们要把这种“美”、舒适的感觉物化，这就是艺术与审美的起源。

当人们需要了解人类适应环境、顺从环境、挑战环境、破坏环境又被环境所惩罚的历程时，人们离不开环境考古学。当人们了解自身的创造能力，以及由这些创造能力反过来为社会创造物质，生活条件改观，人们生活状态的多样化，又感觉到生产、生活资料总是不够丰富时，人们自然会应用一般考古学来了解这一历史。与人们对于环境考古学、一般考古学需求相仿佛，人们对“美”的历程（认知美、创造美）的探究，当然就需要艺术考古学。所以，社会上极少数人专门从事的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全体人类的历史、生命史、生活史、审美史是密合无缝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可这一点。

（二） 关于艺术史与艺术考古

艺术的起源，是和人类有闲余时间思考舒适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开始。这种物化，不仅仅是通过画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划，不仅仅是做出三维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人身本体的各种认可，包括对异性的欣赏、对老人的尊重、对婴孩的抚爱、对少年的引导教育；包括纹身、发饰、穿鼻、穿耳；包括运用发声器官而产生歌唱和诗吟，也包括用躯干、五官、肢体语言发展出的舞蹈。对人身和人群这种美的寄托，可能还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现。所以，艺术史的开端几乎和人类社会的开端一样古老，人们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对生命的维持之后，任何舒适感都有可能导致艺术的产生。所以，虽然个体生命会表达个体性的美感的外化显现，但社会性人类艺术的产生并不主要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群体的必然，由个体向群体的聚会和飞跃更为重要。

人们定居以后，对摆脱自然的掌控、创作出丰富的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强，其发展频率日益加快。同样对于艺术来说，它们的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展与演进，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学的收获可以说明这一切。

正如人们获得近现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难具体考虑人们从野生动物般生活状态时摆脱出来的那一刻，即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无论是环境、自身、技术获得与创造，极少去回溯、考虑这一初期或早期的问题。同样，在近现代艺术品类纷繁、光怪陆离、充满激情的表达下，人们也很难去考虑艺术起源的“端点”的问题，如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端。这当然是艺术史的问题，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上，又可以区分为美术史（还可以细分水墨画史、油画史、版画史、水彩画史、漫画史等）、设计史、工艺美术史、音乐舞蹈史、综合艺术史。应用考古学的方法，考虑艺术的端点问题以及艺术的早期发展问题，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端点和早期的问题。

正如人们对待新石器时代以后，文字文献产生之后，例如，中国对于从三代直到隋唐五代，虽然文献记载日益详尽，可是考古学还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发现、说明、解读甚至参与重建某个历史的片段。同样，尽管艺术史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文献记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学的发现、说明、解读，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关于艺术发展的问题，事关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

当现当代艺术不断甚至急切地向历史、向传统汲取营养，重新评价、批判、认识传统，以传统为一种参照以冷静地认识现当代艺术，考古学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关于艺术教育

人们对生活技能、生产技能的获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广义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校教育范畴之外的。例如，大人对孩童的诱导、模仿、各种教诲，在自然环境当中的趋利避害，人群当中的互相帮助，正确与人相处，包括异性间相处、同辈间相处、异辈间相处的方式和能力，一般来说，这些是非学校教育，每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些教育。艺术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对基本美丑的辨别，对自己的舒适感的肯定以及对人群总体的舒适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这一系列的行为都需要进行诱导和触发，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学校教育获得的。一些观点认为，人们的艺术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获得的，这种说法起码在后来就不尽准确了；也有认为艺术教育只能是依靠学校教育，这当然也是不完整的认识。

艺术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基本审美的教育，对美的认识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术教育。歌唱、舞蹈、绘画、雕塑、设计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个阶段，大致是为了造就专门的艺术人才或者称为专门的艺术家的，如音乐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学校培养的艺术天才、天籁之音等，实际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了，这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学校的外在形式，但是这一阶段本身是跨越不过去的。陕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识字的“白狼”柴根，讲述过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沟壑间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大声吼唱；津巴布韦地区的非洲石雕、木雕艺人，最有成就者，总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对手的作品作为参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对手，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的实例。所以，把艺术教育定位于一个广义的艺术教育，就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升华的过程。

我国既然有了艺术院校或艺术系科，有了成规模的学校、课堂、教材书本化的艺术教育，自然应当非常珍视这种条件，以造就现代艺术家。可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学校里往往难以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家和大师，其间的问题很多。有一般教育的问题（和非艺术广大院校的教育的问题同在），也有专门教育的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艺术教育的作用时，着重讨论艺术考古对艺术教育某些纠偏的意义和价值。

二、艺术考古教育探究

艺术考古教育，是个相当宽泛的问题，包括针对教育的对象，针对教育的需求和目的，这里分成几个主要层次、几个主要侧面进行讨论。

（一）一般层次

对于艺术教育，存在有中专水平、大学本科水平的一般艺术教育层次，艺术考古教育应当介入这个层次。

艺术考古学可以考虑专门的本科教育，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教学与训练。培养的毕业生，为将来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做准备，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单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会提供需要。

作为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艺术学科，应当把艺术考古学作为基础课、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不必占用很长时间。其主要任务是解释清楚审美的起源，艺术的起源，一般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关系，解说艺术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绍中外艺术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艺术学科的学生初步感觉到艺术考古训练的必要。

（二）中高级层次

所谓中高级层次的艺术教育，一般是指硕士、博士阶段，艺术考古的介入应当带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对于专修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专业一些。

例如，对艺术起源的研究，人类起源和艺术起源的关系，早期艺术与人们定居的关系，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之后艺术的发展问题。其中，艺术的起源的最早阶段其共性是远远大于个性的，人类定居之后，造成了人类艺术气质的分离、变异，要深究其时代和原因，要深究艺术本身与非艺术的因素。

不言而喻，就物质遗存来看，艺术考古学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即考古学的收获，以美术品占绝大多数。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体的表现；其次，可以分析出来设计的表现（包括工艺设计和艺术设计），间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乐、舞蹈、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因此，应当探讨各个艺术门类在考古学当中所反映的权重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种艺术门类其发展时的或迅速或迟缓的表现，以及深究其原因。

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区分，从人类定居时开始，西亚北非地区、中亚地区、欧洲南部、欧洲中部、欧洲西部，东亚等有关地区之间的艺术的差异。除了以上讲到过的艺术表现的差异之外，艺术考古学还要关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异，关注有关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因素。

（三）为现代艺术教育服务

在几乎任何艺术门类往往都有这样的现象，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尚未有掌握时，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强大，作品品格成为唯一、成为典范、成为不可逾越的巅峰。反之，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掌握的越加透彻，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加被束缚，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规中矩的艺术作品往往也是最为平庸的艺术作品。恐怕不会有人拒绝从艺术考古教育当中摄取古老艺术创作当中的原动力、原始冲动与创造力。

艺术考古学关注艺术家所用材料，艺术材料学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以后，会反向关注其原始、早期状态。材料的选择使用，会对艺术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例，甚至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个时代艺术材料的探讨，舍弃考古学是无法进行的。

艺术的历史以美术史为例，说到底，不过是写实主义与写意主义的理论与技法的纠结互动前进的历史，这一点从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们为了表现美，同时在向着具象和非具象两条道路在努力奋斗，伊比鲁尼亚、米诺斯、红山、马家窑、两河、埃及、黑非洲地区的早期艺术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西亚、北非、欧洲地区，写实主义主要是和环境地貌学、建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相结合，表达的写实主义情趣，即逼真性与人文内涵的结合。在东方，主要以中国艺术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趋同、至上与笼罩，表达了写意的充分发展。从早期的同途而殊往，发展到近现在的可能的殊途同归，艺术考古学不仅给予了实例和实证，表达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现，而且应当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规律，服务于未来的艺术发展。

现在的艺术批评，包括美术批评，尤其在中国，常常呈现出一种无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趋向，趋于玄学的趋向。艺术考古学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的、基本的参照物，于是当代艺术可以和传统艺术得以比较，个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体的无意识艺术倾向相比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学指出的时间带上相比较。对当代特定的区域，如中国，总体艺术发展水平的评价离不开艺术考古所提供的基础、所提供的路径、所提供的相对比的标本。这样的批评，由实证出发才有可能达到哲学的高度。

艺术考古学经过数以万年计的排队和爬梳，经过千余年以来有了专门的艺术家队伍的创作实践，以及艺术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艺术发展规律并以此建立艺术发展坐标系，这样有助于对人类未来艺术的预测。

（四）艺术的终极目的与艺术考古

艺术的终极目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牵涉人类为什么有了艺术而艺术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人类把艺术看作是具有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之后，便可知道艺术考古学的教育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

艺术的诞生是由人们的自我愉悦开始，艺术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促使人类的圆满达到可能的极致。简而言之，艺术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类社会在艺术层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实现。从这种认识出发，人们看到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直到现当代的太多的假恶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堕落卑劣的趋向。如果说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有真正的艺术家提出“艺术救国”的口号，我们这代人听到还带着一种不解的振奋的话，那么现当代的人们对于以艺术、以真善美来救世，恐怕就会有一种切肤的认同的感觉了。

艺术品和艺术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区别，如果当代人不能够悉数说清楚此间的区分的话，那么艺术考古却能够比较客观的、以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叙述人类以真、善、美对抗假、恶、丑的艺术历程。由此说来，认识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阐述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极需要艺术考古学的有力支撑，需要艺术考古学的认真培训。

三、艺术考古课程设计问题

艺术考古应当课程化，在艺术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艺术院校、系科所属地域不同，教学科研特点不同，在设置艺术考古学课程的具体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笔者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设计，以供参考。

（一）中专、本科阶段

以下指的是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专业。

开设“艺术考古学”课程，可以将艺术考古学作为美术史学的前半部。在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要给学生们以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知识，使学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学和文物学成果，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以断代和分类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课时量控制在16至20课时即可基本完成这一任务。

例如，在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院系的课程中设置一门考古学通史类课程，或在全校范围内由专业教师开设文物赏析类课程，课程内容不必过于精深，旨在为学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学、文物学、美学基础，提高学生欣赏美、感知美，有关作品中继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

区别中外，区别主要地域，进行艺术考古学的重点教育，树立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时间树”概念，开展艺术考古学方法论的探讨。使艺术史“物化”，变为空间环境艺术史、生命体验艺术史、生活创作艺术史。有条件的院校系科可以进行考古工地艺术考古实践，分专题的艺术考古实践（如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画像石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

尽可能完成认识中外艺术史文献和艺术考古实物的“互证”问题，这方面西方希腊罗马艺术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应当成为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的必选理论课程，应当推荐成为其他艺术科系的重点选修课程，鼓励产生艺术考古学范畴的硕士生论文。

（三）博士研究生阶段

进行有关艺术考古学的专门研究和专题研究，展拓视野，寻找热点，并且与现当代的艺术实践相结合，提供高质量的“艺术考古学”博士论文。

从学科的持续发展出发，重点培养年轻的学科带头人，培养各个层次的艺术考古学教员。组织去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艺术考古的交流、调查、访学，引进新鲜理论、技术与器械。

（四）其他

关注艺术考古学推向一般院校的历史、考古、哲学等的人文教育，推向综合性院校（包括理工科）的素质教育。加强和文物考古科研单位的联系，掌握最新的考古出土情报信息，使艺术考古学紧盯田野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和收获。加强国际交流，及时掌握国际的有关学科动向。

加强艺术考古学本身的理论研究。加强与哲学、美学、人类学、民族民俗学、社会学等的互相渗透和促进发展，在学科上确立艺术考古学和诸如美术考古学、设计考古学、音乐舞蹈考古学等学科层级关系，在促进艺术考古学发展的同时，也大力推进相关子学科的向前发展。

根据地域特点、教学科研特点以及具体任务，建立和健全艺术考古力量。目前，我国高校和有关省市考古文博科研单位已经建有几所艺术考古研究所（或称美术考古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应当更充分地服务于高校科研，服务于艺术教学，并且在教学科研实践中充实提高自身。各个有关研究所要互通情报，共同进步提高，为确立和发展艺术考古学科做出更多的努力。

第2篇：考古学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夜郎文化；夜郎考古；民族考古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5-0151-06

Yelang Civilization and Ethnoarchaeology

SONG Xian-shi

(Guizhou Provincial Ixstitute of Historical relic and Archaeology，Guiyang，Guizhou 550004，China)Abstract：In this article，we mainly discuss on different opinion about the yelang Civilization in

the Yelang archaeology research and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the Ethnoarchaeology in the course

of explorations of the Yelang Civilization.

Key words：yelang Civilization；yelangarchae；Ethnoarchaeology

一、关于“夜郎文化”的界定

(一)不同学科对“夜郎文化”的审视

关于“夜郎文化”的探讨，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自彼至今，众多的专家学者纷纷提出各自的研究所得及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把贵州对夜郎文化的讨论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范畴，形成了各自对“夜郎文化”的不同认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上述学科因各自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方法及整个研究体系的不同，导致在对同一个被称为“夜郎文化”的考察对象做出界定时，自然而然地从本学科的视角，分别给予了“夜郎文化”这一史载千年却又面貌不清的历史文化现象不同的定义与诠释。

历史学视野中的“夜郎文化”，主要是依据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并结合考古学、民族学的资料，观察分析夜郎国产生、发展、消亡的整个过程。着重点在于夜郎国的国别疆域、政治军事、人文地理、历史文化。因而可视为对夜郎这样一个具有特定地域文化概念的战国秦汉时期地方政权的聚焦。在这一层意义上的“夜郎文化”，按有些学者的观点，可以将其定义为“夜郎国文化”。[1]

民族学关于“夜郎文化”的研究，得益于其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并吸纳了考古学、历史学的成果。注重于对创造“夜郎文化”的主体民族即夜郎族的整体研究。从民族史的角度，利用民族志、文献学的资料，深入探讨夜郎文化的民族属性、夜郎民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特征及社会组织结构等。这一层面上言及的“夜郎文化”，已经超越了局限于夜郎国时空范围的“夜郎国文化”，应视为一定地域范围内以夜郎主体民族为主并包含了“夜郎旁小邑”等有关民族在内的共同体所创造的一种地方民族文化。

而考古学对“夜郎文化”的认定，一直囿于该学科对任一文化命名必须遵循的“三要素”原则，即必须具备共同的文化特征，分布与共同的地区，代表同一个时代。[2]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有的学者以此为依据反对提出“夜郎文化”；认为贵州目前只有“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而没有“夜郎文化”；[3]而极个别的又认为不仅具备了以上要件，将“夜郎文化”确立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甚至还进一步地把这种所谓的“夜郎文化”划分出了几个不同的文化类型，遭到绝大多数学者的否定和反对。[4]考古学界对“夜郎文化”研究工作的各树一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夜郎文化的客观认识，阻碍了夜郎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给整个学术界也造成了不小的困惑，令人无所适从。故此，本人不揣冒昧，提出一点肤浅的认识，以就教于考古界同仁及关心夜郎考古诸贤。

(二)考古学研究中对“夜郎文化”的不同认识，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学术观点：

1、“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论

该论点的提出，主要基于两点，(1)“根据文献资料和已发掘的遗址、墓葬、遗物综合研究”认为赫章可乐、威宁中水、普安铜鼓山“均系古夜郎国地望。其境内发现的这批墓葬，埋葬习俗特殊，出土各类器物具有强烈的地方特征。尤其是奇特的‘套头葬’，独具一格的陶器和青铜器，以及无法辨识的陶器刻画符号和青铜钺上的符号，为国内考古资料所罕见或少见，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种与汉文化、滇文化和巴蜀文化不同的文化。”(2)同时又认为“第一，这种文化发现的地域性不够广泛，要构成一种文化，尚需发掘更多的同类型遗址和墓葬……第二，这种文化的典型遗址、墓葬和遗物发掘太少，要从考古学上正式命名为一种文化，条件尚不成属。”“因此，我们将其定名为‘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5]

这一概念的提出，给夜郎文化研究罩上了一层迷雾：一方面认定讨论的对象是存在于“古夜郎地区”范围内与古夜郎国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具有区别于其它文化特征的自身民族文化特点的一个地方青铜文化。充分论证出土遗迹、遗物的夜郎文化性质，认为“不管上述遗址和墓葬的分布地域、时代、还是葬俗、遗物，均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夜郎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它们有可能就是夜郎先民的遗迹。”同时还进一步分析出“夜郎民族社会经济中，渔猎业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夜郎民族的制陶业和纺织业也是社会经济中的组成部分。”“夜郎先民已经开始使用文字”等等。[6]但又从各个方面否认这些夜郎民族的产物属于任何层次上的夜郎文化。因此在此之前早已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7]笔者认为，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具体内容分析，“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这一命名都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从理论上来讲，既然“要从考古学上正式命名为一种文化，条件尚不成熟”那“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又是根据什么文化理论提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概念下的文化？按原观点，既不是考古学文化，也不是“夜郎文化”，只让人理解成是一种分布于“古夜郎地区”并且与同时代的“汉文化、滇文化和巴蜀文化不同的文化”。殊不知符合此条件的除了关系“极其密切的”古夜郎国之外，还有其它什么文化具备如此特征？

第3篇：考古学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初探

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以七个纲领式的标题划分部分，概括地回顾了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在探索中国文明、中华文化起源过程这一重大课题的历程。在这本书中，苏秉琦先生归纳总结出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模式和规律，即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和国家形成发展的“三类型”和“三部曲”。可以说，这是一部既对中国各个地区考古分别进行论述，又整合起来总结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著作。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苏秉琦先生学术体系的核心内容。约一万年以来中国的六个主要区域大致都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历程，然后又从古国发展至方国，最后汇入到统一的帝国阶段。燕山南北地区的发展过程最早，约在距今8000年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5000年前进入了古国阶段，也就是传说时代中的黄帝时期，至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而到距今2000年前进入帝国阶段。这是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最具典型意义，属于原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又称为北方型。中原地区大约在距今6000年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四五千年间，不断吸收北方、东方、东南方等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在治理洪水过程中，进入古国阶段，其中在晋南形成了传说时代中的尧舜时期，这是第一个“中国”概念的产生。至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即夏商周三代。距今2000年前秦统一了六国，进入了帝国时代。这是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次生型的模式，又称中原型。而在秦汉统一帝国解体后，北方草原民族在经历了古国、方国之后，鲜卑族、契丹族、满族先后入主中原，建立了北朝、辽、清帝国。这是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续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又称北方草原型。古国阶段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了基础。方国阶段是夷夏关系互为消长的时期，而最后终于达到了多元一体格局相对稳定的共处关系。最后一个阶段——帝国阶段则把前段格局在政治上巩固下来，并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在此书中还有一些问题和说法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历史研究的“两个怪圈”概念，第一个“怪圈”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长久以来存在一种“中原文化中心思想”，意即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一直有“华”、“夷”之分。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作“四夷”的各少数民族恰恰是中国文化同外部文化的连接点和桥梁。没有“四夷”的存在，以及“四夷”与“中原”的交流和融合，中国文化很难展现出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异彩纷呈，所以不能把中国与周边世界文化分割开来。从旧石器时代起，中国就不是封闭的，也不是孤立的。虽然在历史上曾有过“闭关锁国”的时代，但那其实是统治者主观上的意愿，实际上中国和各民族的交流几乎从来没有中断过。而考古研究也证明，中国文明是多元一体的。另一个“怪圈”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但是不同地方的历史发展不是只有一条道路可走，中国的历史发展有它自己的特点，也有自己的轨迹，传统历史研究中把历史发展过程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对号入座，就有“牵强附会”之嫌了。苏先生认为，这样的思维模式，是当今历史学界应当反思，并进行改变的问题之一。

第4篇：考古学的概念范文

我国考古学学科中“田野学校”的发展

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基本建设工程，而考古部门则积极参与了诸如三门峡水利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工作，发现了安阳殷墟、西安大明宫等珍贵的考古遗址，从而使考古发掘和文化保护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然而，与我国近年来发现的大批珍贵遗址相比，我国考古学科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技术力量却远远不能支持和满足考古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一体化的发展需求。因此，坚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与国外同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使中国考古学更快走向世界;坚持把考古发掘同遗址保护与利用结合起来，自觉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提供学术支撑，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流。这两方面内容近几十年来都积累了基本经验，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也应予以传承和弘扬。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例，1994年以来，它先后与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国考古研究部门和高校合作开展中国田野考古工作［4］;2000年、2002年还派遣考古发掘队前往德国、俄罗斯等国参加田野考古活动。目前，该所已与日本、韩国、越南、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等国的相关高校及考古机构，签署了近20个长期友好合作交流框架协议项目。这也体现了田野学校这种交流手段已被国际考古学界接受，并在我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

(一)“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

考古学是文理交叉的边缘学科。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国内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以及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培养研究生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前提下，如何使得我国高等院校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已经成为考古学研究生教育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除了应该加大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实践的力度，进一步改善教学环境，创建国内一流的考古学专业实验室和一套完备合理的教学体系，我国一些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考古学者已经认识到参加及举办田野学校(FieldSchool)在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开创了田野学校这一培养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新途径，期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课堂讲授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其所取得的成绩，具体如下:1．2004年7月5日至8月18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师生7人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研究所在俄罗斯阿穆尔州的伊凡诺夫卡进行了考古发掘［5］。经过40天的野外作业，发掘面积共计250平方米，使用高技术手段测绘了30座靺鞨人古墓的地形图与平面图。同时，在此次发掘中，出土了包括陶器、金属耳环、马具、武器、青铜带具、石器等在内的一批对研究靺鞨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的遗物。针对此次考古田野学校的实践，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说:“这是一次全新概念下的田野考古发掘活动。”2．2009年7月15日至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的两位研究生赴罗马尼亚参加由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与罗马尼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罗马尼亚皮特雷特遗址的联合考古项目［6］。1943年，罗马尼亚国家博物馆曾对其进行过小规模的发掘。自2002年始，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与罗马尼亚科学院瓦西里•帕尔万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此次考古发掘之前已经进行了6个季度(2002、2004、2005、2006、2007、2008)的田野发掘作业。其发掘的目的是复原当地古代居民的生活，并考察当地公元前第五个千年的社会分化进程。此次发掘的领队为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的汉森教授，田野学校的成员包括来自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格鲁吉亚、芬兰、美国、中国的30多位考古学、地理学专业的学者及研究生。田野调查主要由考古学和地理学两个团队完成，其中，考古学团队负责遗址的发掘、土壤的浮选以及地磁探测等;地理学团队主要负责大面积的钻探、取样，以及勘测河道等收集古地貌信息的工作。在田野工作进行的同时，室内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主要包括陶片的清洗、统计、拼对、绘图、摄影等，负责室内工作的队员同时也负责考古队的后勤事务。另外，特殊的遗物亦有学者专门负责，并进行同步研究，例如对燧石核、石叶的分类，以及微痕分析等。通过参加此次的田野学校活动，使得考古学专业研究生熟悉并掌握了德国、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的考古发掘方法和研究理论，并与西方年轻学者建立起了联系，为促进日后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学习搭建了平台。3．2010年夏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学系的一位研究生赴洪都拉斯参加由美国哈佛大学皮博迪(Peabody)博物馆组织的夏季田野学校(SummerFieldSchool)［7］。皮博迪博物馆此次在科潘遗址举办的田野学校内容丰富，包括了田野考古发掘与整理、重要遗址参观、西班牙语和玛雅文字的专门教学、知名学者讲座、阅读与讨论等诸多内容。除了上述活动外，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在发掘环节中还和哈佛大学考古学专业的部分研究生合作分组进行探方发掘，并参与了撰写报告和整理陶片。通过此次田野学校的实习，使学生基本了解了科潘遗址的历史、发掘现状以及考古工作的方法。4．2008年夏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两位研究生参加了由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织的田野学校［8］。此次夏季田野学校发掘的均为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别为Kulbulak，Kyzyl－AlmaII，Obi－RakhmatandDodekatymII四个遗址。通过此次田野学校的学习活动，使中国的考古学专业研究生不仅学习了中亚地区较为独特的考古发掘方法，还对中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的遗址文化面貌有了较为直观的认识，同时也对晚更新世末期石叶技术在欧洲—中亚—东亚地区的传播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二)“田野学校”的特点及其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作用

根据国际考古学专业田野学校的一些主要活动情况，我们可以对田野学校的特点进行一定程度的归纳:一是在注重研究生基础训练的同时，着重培养了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和研究创新能力;二是注重教学相长;三是与研究生的学习兴趣和研究方向相结合，并贴近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同时为了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考虑到未来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因此，研究生阶段的田野学校应该纳入我国考古学科研究生专业的培养计划之中，最终成为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落实高校固本培源以及着重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和能力之办学特色的主要途径。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其发掘和研究的进展既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受到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为自然科学技术所推动。中外考古研究工作基本状况的差异尽管有着社会制度、历史情况和科技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难以通过阅读相关专业文献获得全面的认识，但仍然可以通过采取使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参加田野学校的形式进行了解，并为今后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的专业研究提供很多借鉴。由此可见，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田野学校形式多样，培养了研究生的学术创新能力;二是提高了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巩固了其专业兴趣;三是搭建了与国外考古青年学者及研究生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也为其毕业后可能存在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实行“田野学校”培养模式的思路及方案

第5篇：考古学的概念范文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亚洲动物考古的研究进展

(一)西亚的领先地位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西亚的动物考古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本土的专家，都非常重视现代动物考古学理论的应用，这一地区的动物考古研究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在某种程度上赶上了国际同行的步伐。从表2的统计不难看出，大多数动物考古学文章致力于方法和理论的探讨(82%)。其中生存对策研究文章占较大比重(33．7%)，其他方面比重较低，如驯化(14．5%)、宗教(12．2%)，埋藏学(9．6%)。有少量古DNA的文章发表(6．0%)。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18．2%，较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3．6%，中等层次的成果占60．2%，基础性成果占18%，而且研究主题具有多样性特点。因此，与国际同行相比，西亚动物考古研究的主体处于中高等层次。

(二)南亚及东南亚的积极努力从对南亚和东南亚与动物考古相关文章的一般统计来看，高层次研究成果占20%，较高层次的成果占2．9%，中等层次的成果占50%，基础性成果占27．1%。中等层次研究中生存对策相关研究占较大比例，达到34．3%，研究主题涉及面较广，表现出较强的学术进步势头。总体上看，本区高等及较高层次研究略逊于西亚，研究水平要高于东北亚和北亚，处于中等略偏高的研究层次。

(三)北亚的保守性基础工作基于表2的综合数据可见，北亚动物考古工作的主体多涉及方法论和理论领域，调查与报告约占文章总数的1/3。在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将近35%的文章属于生存对策主题，其中近1/4与驯化有关。也就是说，将近72．6%的工作已经达到中等水准，但是基础研究所占比重较高(达27．4%)，而且缺少高层次研究。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的主题与其所覆盖的空间地域和所经历的考古学文化变迁并不相符，涉及的主题比较有限，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总体上处于中等研究层次。

(四)东北亚的提升空间从表2中的数据不难看出，东北亚动物考古工作有一半以上处于基础性研究水准，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基本生物学信息(33．6%)以及基本鉴定过程(11．2%)的积累。在东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1/3略强的工作与中等层次的研究密切相关。包括宗教宴飨、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在内的高层次研究成果仅占6．1%，较高层次的综述性研究占7．8%，而包括埋藏学、动物驯化、生存对策、环境学和适应行为时空分布在内的中等层次研究成果却占33．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础性研究成果足足占有52．6%。综上所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层次还很低，但是研究主题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却是本区动物考古活力和未来快速发展的预兆。总体上看，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水平要低于除北亚外的亚洲其他地区，更不必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了，因此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五)亚洲动物考古的整体观察基于数百篇国内外动物考古文献资料进行的有关亚洲动物考古工作成果的简单统计分析似乎毫无意义，但事实上通过这种量化分析会使我们易于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做了什么，处于何等研究层次，进而意识到为了与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步伐保持一致，如何尽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囿于篇幅的限制，笔者无法将所有成果一一列出，只能抽选极少数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列入参考文献名录，在此深表歉意。上述统计表中所列数据，是建立在权威性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大样本量统计和分析基础上得到的，具有统计学意义。亚洲动物考古工作主要开始于20世纪晚期，但是大多数高水平的研究结果出自21世纪头十年。一般来讲，目前西亚动物考古已经进入全球动物考古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南亚和东南亚主体动物考古研究成果已经处于第二阶段，也有部分成果属于第三阶段的较高层次;北亚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整体上却还停留在第二阶段，其动物考古理论与实践水平都有待大幅度提高(参见表1、表2的数据)。学者们对于西亚、南亚、东南亚和北亚有关生存对策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东北亚就这一主题的研究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这是达到更高研究层次的坚实基础。另外，东北亚在生物学和古代环境信息方面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积累，这为深入的动物考古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基础性平台。与亚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已经开展的工作相比，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就诸如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等高层次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在亚洲(尤其是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开展的古DNA考古，在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如来自加拿大的杨冬亚等)和亚洲本土学者(如日本的奥村、石黑等)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骄人的进展，为深入开展更高层次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自然科学基础。

亚洲动物考古的未来之路

根据2010年8月23日至28日在巴黎召开的第11届国际动物考古会议的议题，结合上述有关动物考古研究层次的分析，可以将目前的主要研究议题归纳为下述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这也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努力的重要参考。

(一)较高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与宗教活动相关的葬礼用牲动物研究，国家形成过程中动物资源的强化利用状况研究，就动物考古对人类社会探究所做贡献的综述性研究，鹿科动物、猪、马、牛、羊(绵羊和山羊)等对经济形态转型(如跨时代畜牧业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影响和作用研究，动物考古的专业性研究，动物遗存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地位研究等，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所涉及的较高层次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投入更多精力加以深入研究。

(二)中等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外来贸易与生物入侵研究，副产品开发研究(如副产品革命新标志、乳制品制法的发展等)，方法论研究(如形态测量与相似属种比较相关的动物资源管理水平研究、利用同位素和痕量元素生物地球化学的动物迁徙性研究、与现代人类起源研究相关的各个氧同位素阶段的人类狩猎行为多样性探究等)，古代人地关系研究(通过动物遗存开展的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度研究等)，与遗址形成过程密切相关的埋藏学新探索，与人类迁徙问题相关的岛屿动物地理考古研究，更新世至早期全新世旧大陆古人类的生存对策研究，动物和人类食性与人类行为和食物加工技术相关性的综合分析，动物资源获取方式研究，地貌景观、环境及其变化研究，生存对策研究等等。这些是今后应当加强研究的中等层次动物考古学问题。

(三)基础性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按地域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如全新世非洲动物考古，环极地动物考古，新热带区动物考古新进展，旧大陆各时段动物群时空分布总结与研究，中东欧动物考古研究)，按动物类别进行的专题研究(如旧大陆的骆驼、古寄生虫、软体动物考古，猛犸绝灭的环境与人为因素研究，鹿科动物与社会)，数字化动物考古，实验动物考古等成为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的基础性研究。其他常规的基础性研究包括畜牧业基础信息、信仰系统食物加工以及食谱和营养性疾病状况、文化交流等。上述相关的基础性研究的加强，将有利于亚洲动物考古水平的稳步提高。四、结语总体上看，亚洲动物考古的发展在时空两个方面都还表现出相当的不平衡;来自不同国家的同行之间通过共享数据库进行的交流还远落后于快速发展的动物考古的需要;动物遗存基本鉴定的训练以及国际通用语言的运用也显得很薄弱。目前高校中动物考古知识的教育与技能的训练还无法满足该领域未来发展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求。这些不利因素都制约着亚洲动物考古的健康发展。鉴于拥有农业起源和动物驯化发祥地的重要地位，亚洲就经济形态转型为主题的动物考古研究应当以综合研究范式的方式得到进一步加强。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层次，我们应当结合对来自考古背景的文化遗存的分析，充分利用生物学和古环境重建信息的积累(其中富有遗址形成过程的大量信息)。在埋藏学研究方面，文化层和自然地层应当同时加以考察，并尽量配合成系列的测年数据，以便于在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下，更好地了解从生存组合到发掘所获材料经历的变化过程。中亚和北亚是需要我们投入更多努力的区域。在这样广大的地区，亟待就更广泛的议题开展国际合作性动物考古研究。尤其是从晚更新世到早全新世人类生存对策转型以及马的驯化这些重大考古学问题的探究，就更仰仗于结合与周边地区的大量比较所开展的多学科、多遗址、跨区域、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动物考古研究。鹿科动物遗存广泛出现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很长时间里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古生态环境重建，还是狩猎经济的主要狩猎对象，都离不开对这类动物的深入研究。中国的鹿科动物遗存的深入研究，必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形态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等高层次考古学问题的研究。

第6篇：考古学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代音乐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学；音乐考古学；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3）04007604

我国深受儒术思想的影响，汉代甚至独尊儒术，而儒家思想的音乐观又以“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为追求，这种将音乐与政治高度结合的音乐观成为了中国历朝的音乐思想传统，史家治史往往将“乐”作为“政”的一部分记录在正史之中。同时，在历代野史、笔记杂谈、传奇小说中，也有汗牛充栋的音乐史料。但我国近代具有科学意义的音乐史学研究却出现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起才出现了中国音乐史学的萌芽，代表作是叶伯和、朱谦之、郑觐文、王光祈等人的专著。及至20世纪40年代末，以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为代表，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已成为音乐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当代学界，古代音乐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景象。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现状的粗略梳理，在史学史发展、当前的研究特点、学科展望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一点思考。

一、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发展历程管窥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音乐史学的发源期，出现的论著主要有：叶伯和《中国音乐史》（1922年）、朱谦之《音乐的文学小史》（1925年）、童斐《中乐寻源》（1926年）、孔德《外族音乐流传中国史》（1926年）、郑觐文《中国音乐史》（1929年）等。这些音乐史类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音乐史学萌芽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音乐历史观念：“音乐史是供给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与衣食住为供给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是一样的，所以编写音乐史，第一项是要注意一个时代人文的发展，第二项才是考证历代作品的成绩。”①不同时代的新思维学者们不断地想摆脱研究历史的传统观念束缚，提倡用科学的、新型的、哲学的眼光来审视和观察，摈弃旧观念推进新理论，呈现出时代性强的音乐史发展观。诸多先行者意识到音乐史学学科的独立性，无疑具有非凡意义，但是，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谈何容易。音乐史学如果要从一般的历史学中独立出来，首先只能从现存的浩如烟海的史籍入手而别无他法；而对历史资料的鉴别、整理、审定，使音乐史学的先辈们只能采取考校、汇集等一系列传统研究历史的方式方法。

我们从许之衡、王光祈、缪天瑞等人的音乐史著作可以看出，他们明显不满于传统治学史观念。王光祈先生在《中国音乐史·自序》中讲到：“吾国历史一学，向来比较其他各学发达，但在事实上，亦只有‘史匠’而少‘史学家’（如司马迁之流仍凤毛麟角不可多得），只有‘挂帐式’的史书，而无‘谈进化’的著作”。②因此，王光祈企图用进化论思想贯穿于自己的著作，为后学开启一种全新的治学思维。建国后，以杨荫浏、廖辅叔、李纯一等为代表的研究队伍，为中国音乐史学发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大大丰富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成果。在音乐史学观念上产生了一次变革，引导着研究者们转向从现实的民间音乐实体来充实史学本身，努力使音乐史成为真正的音乐的历史，而不是在一般书籍里的音乐文学史。基于此，音乐史学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一个新的突破口——考古，一批学者深入到考古学的领域，以出土的文物来验证史籍中关于音乐方面的记述，用考古学的新发现来不断补充史料记载的不足。经过这些学者的不断努力，音乐史学又有了新的进展，逐渐开始充实起来并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道路。

音乐史学真正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意义上的学科，是在“”之后。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一批论文与专著的发表和出版，若干专题学术研讨会的举行，促使对中国音乐史探讨与商榷的争鸣，更使音乐史学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尤其在民族音乐学概念被提高到应有的高度之后，刺激了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从而在基础上大大加强了音乐史学的研究。这一时期，研究者们开始向音乐史学的深层挖掘，努力在音乐史实之间、史实与当今存留的乐声之间寻找必然的联系。同时注意到音乐形态的流动性，从而论及到中外音乐史、各民族之间的音乐流变关系，“中外音乐交流”等专题得到广泛讨论。这些积极的研究成果，也表明音乐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观念达到了新高度，使中国音乐史学逐步发展成为科学的音乐历史学。

二、对当下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从宏观角度来分析，中国音乐史研究到现今为止经历了以下几种史学观念与方法的演进：

（一）上世纪40年代之前，中国音乐史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从古代文献里寻找痕迹进行考据论证。如乾嘉学派通过训诂、校勘、注释、辑佚、辨伪等方式，整理了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文化典籍，涉及金石、考古、经学、小学等各学术方面，以及丛书、类书等的研究编撰等方面，给后人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研究方法。近代国学宗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深受影响，对史学学科发展的全新构建，如梁启超的“近代史学新构想”、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垣的“史源学”、陈寅恪的“史诗互证”等等。这些真知灼见的全新理论模式使传统治史方式获得深入的发展，对推进音乐史学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指导。

（二）20世纪50～70年代，田野考察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音乐文献结合民间音乐加以分析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视，如杨荫浏先生指出在田野考察中需采用“住居式考察”“个案调查”“地区性普查”等主要手段，将民间早已存在的传统与历史文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使用录音技术抢救遗存的声音，建立民间乐器展览，迄今为止，这仍被视为最先进的考察方法。这种方式抢救性地记录下一系列不为世人重视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所记录的这一时期的原生态艺术及其所处的社会氛围还尚未遭到外来强势文化的破坏。如上世纪50年代，杨荫浏、曹安和赴无锡采访“南鼓王”朱勤普等十位艺人，发掘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出版《苏南吹打曲》等等。这一系列的调查把中国器乐史的当下活态状况呈现在世人面前，几乎把所有录音演奏记录成谱。这些成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建立了一整套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三）20世纪80～90年代，对音乐史进行研究形成了以民族音乐学、音乐文献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等学科资源相互结合、渗透的研究方式的一股热潮，黄翔鹏先生提出了“音乐形态学”这个概念，打破了以往按照阶级等政治观念划分中国音乐史的惯例，创造性地依照中国音乐史发展形态的嬗变过程，将之划分为“先秦乐舞时代”“中古伎乐时代”和“剧曲音乐时代”三个阶段，充分考虑到了音乐文化内涵及其性质，音乐自身要素、风格及其发展规律特征，着眼于社会的变迁和政治更迭方面的因素，使音乐分期更为趋于合理。音乐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多学科视角理念的增强导致了对学科发展的重新审视，特别是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对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贡献巨大。

以上三种研究方式，形成了当下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因为历代各种史籍中大量的音乐史料记载并不能等于音乐史学；况且有些记载又是极其模糊、不明确，甚至是谬误的。随着近代以来大量考古出土的实物史料来看，我们对古代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认识在不断地超越着前人，所以传统音乐史学的史料结构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出了一个立体的史料系统，只是建立在音乐文献史料基础上的传统音乐史学已明显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研究需要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清楚地意识到，虽然一部全新的中国音乐史可以被考古学所提供的大量史前物证构建，但还远不足以填补漫长历史的空白，历史的真实面貌只能不断地去接近它，而永远不能达到它。不同学科领域，多层次、多角度进行综合论证，方能得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这是一个“创史”“补史”“正史”“证史”的过程。

三、对传统文献研究局限性成因的思考

笔者认为，只是建立在文献史料上的中国传统音乐史学有居多明显的局限性，走了一些不必要的弯路，具体因素大致如下：

（一）中国用来记录历史文献的载体在东汉造纸术发明之前的西汉和先秦时期，都用绢帛、竹简、木牍、龟甲、动物骨片等（石刻、钟磬、器皿铭文除外），极易受周边环境中湿度、温度、酸碱度、气压和风化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不易保存成百上千年。东汉造纸术、隋唐雕版印刷术、北宋活字印刷术等新技术手段的出现，仍然难以实现历史文献在自然无干扰状态下的持久保存，完全不同于古埃及的纸草记录载体以及古巴比伦的泥版、石版纪事。埃及、巴比伦属热带沙漠气候，干燥炎热，因此为纸草、泥版等载体在地下或废墟中保存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年以上提供了条件。

（二）文字的记载并不能反映出历史的全貌。与中国久远人类历史相比，文字的出现仅为短短的数千年，即使是从中国较为成熟的甲骨文文字算起，至今不过三千多年，之前并没有任何文献可查。人类的文明信息被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只是一部分，而书籍能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存留下来的，又只是一小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文献的积聚和传承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浩劫。比如“焚书坑儒”，当时究竟焚毁了多少先秦典籍恐怕不好定说，但仅从曾侯乙编钟上的铭文内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时至今日，我们对于先秦乐律理论的了解也实属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其真实性还存在疑问。

（三）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类中个体，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都要受到当时所处社会的制约。历史上任何人的意志，被当政者所左右的状况在普遍的正史中是经常遇见的。我们可以看出，在撰写历史的文人中，既懂乐律理论，又有音乐实践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我们知道，所谓的正史所记载的音乐内容主要是服务于宫廷的，而关于广大社会下层音乐生活的内容不多。我们姑且想象假若这些史官“他们对音乐有可能一知半解，假充知乐的人居多”，在这些正史中，被这些文人记录下来的音乐文字，扭曲当时音乐本貌的情况就不难得知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从未断裂，即使改朝换代，宫廷音乐形态转型为民间音乐文化也能照常健康的发展，古代文人们通过到民间寻访前代散失的宫廷乐工，就会将断裂的音乐历史重续，杨荫浏先生对于智化寺“京音乐”的调查就是这种再续前弦的举动。以往过度关注王侯将相等贵族化的音乐、宫廷生活相关的内容以及上层政治纲领相符合的内容，从而忽略了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宗教音乐、民间俗乐、地方歌舞戏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史，对于原生态民歌为代表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正好可以弥补此方面的空白，展现地域文化色彩和地理特征相关的音乐风格，勾画出浓郁乡土气息的生活意境。

（四）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很关注事物与时间的关系，历史学更是倾向于时间分期，20世纪中叶起，“法国年鉴学派”给史学研究带来启示：发现了政治史以外的社会史与生活史；发现了历史学的“时间”特质，“长时段”概念被引入史学研究方法之中，时间是一种序列，它的绵延带来诸多变化。目前中国音乐史分期大致有三种：第一，政治史分期；第二，文化史分期；第三，文化地理分期。以音乐分期来讲，政治变迁无法一夜之间使音乐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突变之初，音乐大致仍会沿着以往的规律的惯性向前发展，然后再依据外部影响的大小而逐渐嬗变。从音乐文化的内部，找寻音乐发展变化规律进行分期，具有合理性。对于音乐史实的认定，西方音乐史更为侧重乐谱的音乐的艺术风格，而中国音乐史更侧重于文化要素。

四、对学科发展的憧憬与展望

当前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越来越细化，许多研究从总的音乐史研究领域中日益凸显，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如乐律学、音乐考古学、琴学、古谱学等。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这就要求学者既要加强史学文献研究，又要引入“新史学”（整体史、生活史、社会史等）的视角，力求展开丰富的音乐历史的各个层面。新史学的一个关注热点是“社会生活”，从社会史角度将社会不同现象纳入到音乐史学研究中来，如制度中的音乐、生活中的音乐、音乐如何建构生活、都市生活与市民音乐等等。这一方面在近年来也是成果显赫，比如“乐户”研究，从制度到乐制、乐户、乐籍等等音乐现象予以考察，力求展开丰富的音乐历史各层面。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今这个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考古史料的信息来源十分丰富，考古学史料与文献史料并驾齐驱，成为当前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发展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时至21世纪的今日，在全球一体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方面逐渐宽松的背景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断深化，以往尚未注意到的新课题不断涌现，尽管如此，文献史料仍然是当今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侧重点，随着考古手段的提高、考古进度的加快，大量全新的考古史料出现，从基础上动摇和改变了传统音乐史学的史料结构，从而确立起一个全新的文献史料和文物史料相辅相成的史料系统。在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家响亮倡导文化强国的新形势下，作为文化强国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热切期盼能有反映时代特征的、权威的“中国音乐通史”，这将是我们这些从事研究中国音乐史学学者的夙愿！

注释：

①郑祖襄：《 十年一回首——漫话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现状》，《音乐研究》， 2008年第6期。

②秦序：《半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刘再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J].中国音乐学，1999（4）.

第7篇：考古学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福柯理论 人的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G7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7－0044－02

主体是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与人本身有着紧密联系。福柯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的主体性问题，而不是权力问题，或者话语问题。那么主体问题就会与人的所有问题有密切的关系，这些问题包括认识方面的问题，也包含有实践方面的问题。而主体哲学的发展史是一个对主体不断进行修正、改造的过程，同时也是主体被怀疑、否定和“掏空”的历史。许多当代哲学家都对现代性的主体进行了多样否定式的批判和反思。

福柯认为现代文化对主体的迷信是现代所有问题的根源，所以他要对主体进行解构。福柯反对现代主体哲学通过对主体的拔高以赋予人越来越高的位置。他认为，现代主体哲学提倡“人本”，把人看成主体，虽然这对实现人类的解放和自由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但福柯还是认为，这种具有绝对拔高性质的观点使人们对主体的认识陷入了迷信的领域，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人类就会失去从世界去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的能力，只能从一种片面的、主观的方面来把握世界，从而人类也就会失去对存在和真理的全面的把握。

福柯说“他的目的是要创立一种在人类的文化中把人变为主体的多种方式的历史”。这句话把福柯的所有的认识可以总结为对主体和主体哲学的解构。也就是说，他要揭示主体是如何在现代文化中被建构出来的。通过对福柯著作的深入研究，笔者认为主体性是从各种话语、权力和知识这几个方面进行建构的。

一、话语理论中人的主体性

“话语”一词源于语言学，原意是指“比单个句子更长的一个语言序列，交谈、对话、讲述和论证都被视为话语的形式”。福柯所理解的“话语”主要是探讨各种知识领域的话语。他认为，话语不仅是简单的“说”，还是一系列的事件，这些事件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和环境下，由特定的人对一个或几个特定的问题，围绕自己所要的目的，采取专门的形式、手段和策略向某一或一群对象说或写出的“言谈”或“言语”。可见，福柯注重用话语来体现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认识，是对人的主体性的体现。

根据《知识考古学》中的观点，对象只有被纳入到话语中，才会引起关注。话语的形成或实践是福柯考古学的核心内容，考古学就是一种对话语本身的研究或者说是关于话语的元理论，是一种关于“话语”的话语。这种考古学的目的是要在话语规则的层面上揭示话语所代表的个人的主体地位。

福柯的两性话语包含着身份确定的思想。在两性话语中，作为历史的主体不断被生产出来，这种主体通过对规律和原则的遵循，形成主体对于自我的关系，产生出“道德主体”。从福柯两性话语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主体身份的产生经历了从外到内的两个变化的过程。所谓“外”是说两性关系被延伸到公共领域, 双方的身份并不在两性之间产生，而是受到外在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左右。所谓“内”是说两性关系开始关注自身, 逐渐从外在因素的左右中回归自身,并在同对方的交往中确认自己的身份。主体身份的发展过程是在界限和规格之间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如果能建立这种关系，能够指出所涉及的话语的任何对象是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这种话语就确定了一种主体关系。对象在复杂的关系中能够形成自己的话语，也就表明对象有了一定的主体性。福柯认为，主体不决定话语，而是话语决定主体。说话者的身份、说话者的陈述方式的形成，应该被看作是某种话语中一些不同成分关系的建立。当个体在使用某一话语时，不同的表述形式应该归结为不同的身份主体所在的立场。这样，话语就是一个主体的扩散、连同它自身的不连续性在其中可以得到确定的总体。

二、权力理论中人的主体性

人们利益和欲望的满足与权力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所以权力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乐于探讨的焦点。在福柯看来，传统观念关于权力的阐述是将权力看成是主体对不同主体或者说是主体群对其他主体群的控制力或影响力。也可以这样说，它们都将权力理解为一种与肯定相反的力量。那么权力难道仅是具有压制性或否定性的吗，福柯并不这么认为。福柯从后现代主义多主体性或反主体性的立场出发，另辟蹊径，重新思考权力的本质及其运作方式。他认为，权力为在现代实践生活中解构主体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这种方法论提供的关于权力的运作方式不是在权力内部和主体方面对权力进行分析，而是在权力外部和主体行动的效果方面分析权力；不是将权力看成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权力的活动中对权力进行分析；不是从权力的中心观察权力的外扩，而是在权力的边缘处、局部形式中去分析权力；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方面，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福柯运用反主体的微观权力分析法对人的主体性进行了解构，是解构人的主体性的新方法。

当然，福柯研究权力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解释人的主体问题，按他的话说，他就是要说明主体是如何在强调实践的层次上进入真理游戏之中的。福柯是指，无论个体与个体是在语言交往中，还是在有关的制度或经济的关系中，个体总是想方设法操控另一个体的行为，因此，权力从始至终都贯穿其中，它们的这种关系是运动的，可逆的，但是是不稳定的，主体的自由是权力关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为此，想要巩固一种权力关系，权力双方必须始终要存有某种形式的自由。

福柯所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样性的力量关系，它们存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的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们、增强了它们、颠覆了它们。这些力量关系相互扶持，形成了锁链或系统，或者相反，形成了相互隔离的差别和矛盾”。这种意义上的阐述将权力直接作用于日常的生活，这种生活可以使个体明白其类属，显示其个性，并使生活与其个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福柯也进一步说明，“个体是权力形成的一种结果，而同时这种权力的结果在意义上有这样的传递作用：权力可以通过它自己建构的个体而通行”。这是一种使个体成为主体的权力形式。

三、知识理论中人的主体性

一般来说，说到知识，从科学认识的角度来说，是主观意识对客观事物的表象与反映。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的知识，就它反映的内容而言，是客观事物的属性与联系的反映，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就它的反映活动形式而言，有时表现为主体对事物的感性知觉或表象，属于感性知识，有时表现为关于事物的概念或规律，属于理性知识。就知识的范围来说，主要指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思维科学知识。而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知识的含义却发生了变化，他认为：“由某种言语行为按它所独有的规则构成的，它被认为是某门科学建立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们并不是一定会产生科学，但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之为知识。”这一认识表明不同的知识有不同的话语主体，不同的话语主体对知识的理解存在差异。

在考古学家们看来，任何知识都是言语的一种。所以，它们认为考古学是从个体的话语角度上进行的知识研究，创造了全新的知识论。福柯对主体观念的建构有不同的认识，他否定了传统思想关于“主体创造知识”的观念，承认“知识创造主体”的观念，他认为主体是随新知识的出现而产生，随知识的消退而消解的。考古学是解构主体的认识论基础，与传统的认识论不同，在考古学看来，主体意识是从历史的连续性上建构的，所以解构主体就要在反历史连续性上进行，但与反科学起源论、反科学真理论一样，反历史连续性最终也会指向反对主体。历史连续性观念之所以存在，之所以能赋予历史以所谓的意义，其原因是基于历史之外的超然主体存在。考古学者认为“历史目的论”是主体的目的，所以，他们要摆脱主体的束缚，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反主体的认识论。

四、新的主体性形式――生存美学

主体化过程就是将各种规范、观念、行动准则等内化到个体的自我意识之中的过程。它使成为主体的标准最终成为了“自我意识”或“自我教育”。福柯所说的主体形式就是伦理主体形式，即“我们所具有的文化中，人的主体化所依靠的不同模式的历史”，“个体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将个体构成自己行为的道德主体构建成寻找某种道理的道德主体”，也可以这样阐释：“主体在运用这些规则时，是如何将自己与这种规则进行平衡，并将规则赋予自己的生存。”福柯现代生存美学主张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古典文化理论，但不是要照搬照抄古代道德。总的说来，现代生存美学是与现代伦理相对立的一种新的观念。现代生存美学提倡的是反主体、反主体化的道德生活。现代生存美学主张回归到个体与自我的关系上来，他们认为这种关系应该成为道德生活的核心，并指导个体的整个生活。福柯认为，生存美学与以往的观念不同，它更加关注的是个体与自身的关系，这说明个体要获得美好的生活必须要运用一种美学思想来指导，还要成为有自己风格的艺术品。只有合乎美的自由的选择，才能从权力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最终指向一种美的生活状态。

福柯的现代生存美学将希望寄托在现代个体的自我改造或精神力量上，这种希望来自于知识――权力束缚之下的解脱。当代社会行为问题绝不仅仅是个体简单的选择问题，它与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应将其个体性和社会性结合在一起来考虑，而不应该仅仅强调个体的精神力量。因为社会不变革，仅仅依靠个体精神层面的努力，要完全解决现代行为和道德的困境是远远不行的，也是绝对不够的。对于任何一个主体来说，要得到个体发展，都应该重新接纳最新的研究成果，既要承认人的主体性，又要承认人的受动性，从而重构一个与自然、社会和个体自身和谐的主体观念，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L.德赖弗斯,保罗・拉比诺(著).张建超,张静(译).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271-272.

[2]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米歇尔・福柯.言论与写作[M].后现代主义哲学演讲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福柯(著),佘碧平(译).性经验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8-69.

[5]福柯(著),钱翰(译).必须保卫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8.

[6]福柯.关心自我(Le Souci de soi)[M].Gallimard,1984:53.

[7]刘永谋,宋薇.主体是如何被建构的―重读福柯[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31卷.

[8]从“知识考古”到“美学解救”――论现代“人”的福柯式解构[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6月,第10卷,第3期.

[9]福柯对人类主体化命运的审视与超越[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2月,第11卷,第4期.

第8篇：考古学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话语实践理论；价值；《知识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6-0279-03

尽管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是其关于历史的理论，但也反映了福柯的后现代知识观。本文将依据福柯的著作《知识考古学》，在解读福柯话语实践理论的基础上，理解其对于文化分析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一、对历史连续性的质疑

针对传统的连续历史观，福柯根据历史中断裂的事实，力图建立关于解释这种断裂的话语实践理论。福柯首先归纳了历史断裂的两个特征。

1.历史研究方法与问题发生了从重视连续性到开始转向关注断裂。福柯指出这种转变的影响，即他所描述的四种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在观念史中断裂的增加和在确切意义上的历史中出现的长时段；第二个后果是不连续性的概念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著位置，不连续性成为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历史中不连续的位移成为新历史最基本的特征之一；第三个后果是：全面历史的主题和可能性开始消失，一种总体历史的东西开始逐渐形成。“全面历史旨在重建某一文明的整体形式，某一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原则，某一时期全部现象所共有的意义，涉及这些现象的内聚力的规律——人们常比喻作某一时代的‘面貌’……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而“总体历史展开的是某一扩散的空间。”“……简言之，不仅要确定什么样的序列，还要确定什么样的‘序列中的序列’，或者说什么样的范围有可能被建立起来 [1]；而第四个后果则是这种转变的局限性。即新历史在方法论上与传统历史方法还有很多的一致性。

2.这种转变虽然早已出现，但是福柯认为历史的这一认识论的变化仍未完成。“即便是在今天，而且特别对思想史来说，这一变化仍未被予以关注和思考……犹似在这部人以自己的观念和知识划出的历史中极难提出一个关于不连续、序列、界限、单位、特殊秩序、自律性和不同的从属性的一般理论。”[1] 福柯认为，人们之所以对历史的连续性情有独钟，就在于人们要为意识这一主宰寻找一个得天独厚的庇护所，维护主体的至高地位，恢复各种想当然的关系，一如既往的使用历史的意识形态。

福柯的目的就是要对历史的这种传统提出质疑，就是要建立一个关于历史断裂和断裂历史的理论，提出自己一种新的分析历史的方法。即试图测量出在历史范围内所发生的变化；对传统思想史的方法、界限和主题进行质疑，并揭示这些传统局限的形成原因。福柯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在话语实践理论基础上的关于思想史的知识考古学。

二、话语实践理论

（一）话语及其层次

福柯通过陈述来界定话语：“话语是由符号序列的整体构成的，前提是这样符号序列是陈述……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总体。” [1] 在话语的界定中，福柯在指出话语是一种符号功能整体的同时，特别强调了话语所属的层次或是系列。在福柯的论述中，我们能够辨识出符号的四种功能层次以及每个层次分别隶属的系列。这四个层次及其隶属的系列分别是：句子层次，属于语言系列；命题层次，属于逻辑系列；表达层次，属于心理系列；陈述层次，属于陈述系列。句子层次上，词语是按照句法的或者语义的语法关系连接起来；命题层次上，词语是按照形式的协调或者概念的连贯的逻辑关系连接起来；表达层次上，词语是按意识形式的同一性，心理的恒定，或者某个设想的重复的心理关系联系起来；而陈述的层次“意味着我们能够确定它们的对象所遵循的一般规则，有规则的分配它们所谈及东西的分配形式，它们的参照系统；这还意味着我们确定陈述的不同方式所遵循的一般规则，主观位置的可能分布；这意味着我们能够确定所有相连接的形式，所有可能的、相继的、同时的，确定并规定它们的那个系列……最后还意味着我们能够确定这些陈述地位所遵循的普遍规则，它们得以制度化，被接受，被使用，重新使用，并相互结合的方式，它们借以成为适应的对象，为实现欲望或者利益的工具及某种策略的成分那种方式”[1]。福柯正是在话语的陈述层次上来分析话语的。那么，何为陈述？

（二）作为功能的陈述

福柯认为，陈述不是可见的语言单位，不同于句子的成分或逻辑的命题形式，陈述是种功能，是“符号整体所特有的存在方式”。陈述具有四种功能。

陈述的第一个功能是，陈述为陈述的对象提供了可能的出现范围。因为陈述具有指涉“它物”的性质。从福柯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象的扩散必须借助陈述来实现，正是一个一个的陈述，言说了一个一个不同的对象。一个陈述群，就可能是一个对象的可能空间。一个具体的陈述为对象开启了一个有限的扩散空间，呈现了一个对象的特殊系列。陈述的第二个功能是，它为主体提供了可能的位置。陈述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抽象意义的功能，一是一个具体陈述功能的实现。作为具体的陈述形态，主体的位置是唯一的，但是，作为抽象的陈述，可以呈现主置的任意一种组合，在这个意义上，陈述为主体提供可能的位置；这里表现出了陈述的辨证法：陈述是唯一的，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陈述与决定陈述的条件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陈述又是能动的，为主体不同位置的出现提供了可能。这样，不是主体决定陈述，而是陈述为主体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的位置。无论是陈述对象的范围还是主体可能出现的位置，福柯都称之为“游戏”，即对象的关系或主体的关系游戏。陈述的第三个功能是陈述可以满足或者提供的条件。即陈述可以调动一个句子或命题的系列。一个陈述不能通过单个句子、命题、单一的主体或关系发挥作用。这是陈述作为一种功能而非预件的原因。陈述必须参照其他的陈述才可以发挥功能。这可以理解为作为陈述功能的运作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功能结果的陈述间的关系。陈述通过其与其他陈述的关系来实现功能。陈述的这一功能特点，为其他层次符号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为它们提供一个呈现意义的、条件的、和关系的空间范围。陈述的第四个功能是，陈述可以赋予符号系列以物质的存在形式。福柯指出，一方面，没有物质载体的抽象的符号是不能被分析的；更重要的是，这里指的是可分析的符号系列的位置，或重要性。

福柯指出，话语形成与陈述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陈述与话语形成的四个维度的要求是一致的。“那些被作为‘话语形成’确定下来的东西强调在陈述的特殊的层次上被说出的事物的一般方面。我们在分析它时所涉及的四个方面与陈述功能实施的四个领域相吻合……这是因为它们以那种标志陈述层次的规则性涉及陈述的层次……”[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才同意对话语形成的分析就是一种陈述的描述。（2）话语形成的识别不受其他可能的统一原则的支配，它揭示出陈述的特殊层次，同时，陈述的描述和陈述层次构成方式的描述通向话语形成的个体化。陈述分析和形成的分析相辅相成。（3）陈述属于话语形成。陈述的规则性是由话语形成本身所决定的。标志话语形成的是事实的扩散，而陈述赋予这种扩散一种存在方式。（4）话语是陈述的整体，由有限的陈述构成，这些陈述的条件可以确定。

（三）话语的形成

话语的形成包含四个维度。即话语对象的形成、陈述方式的形成、概念的形成和理论（策略）的形成。这四个维度的形成都是关系的结果。福柯详细分析了实践关系如何决定了这四个要素出现的范围。

福柯认为，出现在话语中的对象具有模糊性，即将这一对象个体化时，会出现界限的扩散。对象具有不断流动的特点。福柯的话语描述不是要列举这些扩散的对象，而是要确定这种扩散的可能范围，即要寻找对象的形成原则。在福柯那里，这些原则指的是一种关系，包括对象出现可能地点、对象的审定主题以及对象所属的定位系统。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决定了对象可能出现的范围。

陈述方式，我们可以理解为获得和提供对象的方法。比如定性的方法、定量的方法等。福柯同样认为，陈述方式也是有外在于对象的实践要素间的关系决定的。就医学领域来讲，某种医学话语的陈述方式由与这种话语实践的要素，如医院、医生的地位特征、法院等相互间关系所决定的。

福柯认为，概念并不是由对象的内涵或由思想的演绎所决定。概念决定于陈述本身。概念变化有陈述的方式的变化所决定。实际上，最终也是由话语实践中各个相关要素间的关系决定的。

福柯将具体的理论选择，叫做策略。策略决定于陈述的以下条件：（1）概念可能的衍射点。包括不相容点、相等点和某种分类的连接点等。（2）衍射点为策略的选择提供了可能性，而实际策略的出现还需要描述特殊的需要以确定该策略出现的现实性。（3）非话语实践的影响。非话语实践指的是与话语功能没有关系的实践要素。

福柯总结到，“正像我们不能把对象的形成归纳于词与物；把陈述的形式归结于认识的纯粹形式和心理主体；把概念的形成归结于例行性结构和思想的连续性一样，我们也不应该把理论选择的形成归结为某个基本计划，或意见的次要作用。”[1] 这四个维度的任一个形成，都有标志话语形成的意义。话语形成是话语的终极层次，或者是最高层次。话语的这四个维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垂直的隶属关系。话语可能言及的对象范围，主体同对象的可能位置，决定这话语的陈述方式，陈述的结构网络，各种陈述的关系和数量，可以说各种陈述方式的组合，决定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概念的分歧空间，又决定了理论或者策论的选择。话语分析就是分别对话语的对象、陈述方式以及概念的形成及分布原则、理论选择原则进行描述。

（四）话语实践

福柯之所以要把话语与陈述联系起来，目的在于说明话语的实践性。话语分析的目的就在于分析话语的对象、主体的位置、概念以及策略是在一个怎样的客观的、历史的关系中产生的。而陈述功能的实施与这些客观的实践条件直接关联。

福柯指出，“话语的实践”不同于个体表述思想、愿望、形象等的表达行为；也不同于逻辑推理和语法的构造行为。“话语实践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规律的整体。这些规律总是被确定在时间和空间里，而这些时间和空间又是在一定的时代和某些既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或者语言等方面确定了陈述功能实施的条件”[1] 概括的理解，话语是规律的整体。这种规律不同于传统的思想史规律，传统的思想史规律是连续的、是由主体及其意识根据连续性、必然性的要求建构的，是脱离具体的时间、空间的空中的彩虹。而话语，或者话语规律，总是被置于具体的时间、空间条件之中，这些时间和空间又是有不同自然与社会条件内容的时间和空间。陈述就是受这些客观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时陈述又通过展现一个空间——对象、主体、概念和理论的扩散空间，为我们提供一个关系网络——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地理的等条件相互关系的网络。所以，话语是关系的话语，是实践的话语。

（五）把话语当做事件进行分析

把话语当做事件进行分析，是福柯话语实践理论的实质。福柯把整个思想史看做一个话语场，那么，思想史的连续性是如何实现的呢？福柯发现，传统的连续性的逻辑不仅存在诸如传统、影响等一套模糊的概念，诸如不同学科领域的模糊划分，而且在于对诸如书、作品等的释义。福柯首先将这些话语的单位和连续的机制束之高阁。福柯要关注的是话语本身。在福柯看来，话语就是事件。话语事件的特点在于他的客观性。首先，话语意味着一个客观的说或书写的发生过程，并借助一定的媒介或载体而存在；其次，话语事件与其他事件一样总是独一无二的，只是出现在重复、转换和复活当中。最后，话语事件同其他事件一样，处在各种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线性关系——笔者注）的空间之中。至此，福柯的目的就是要把话语当做事件，并描述事件本身。即福柯所说的“描述话语事件的计划”。福柯强调，对话语事件的描述，不是对话语的语言学分析，也不是对话语的内涵分析或释义。话语分析的对象就是话语本身。“……对于某个话语事实，语言分析提出的问题永远是：这一陈述是根据什么规律形成的？”而话语事件的描述提出的问题是：“这种陈述是怎么出现的，而在其位置的不是其他陈述”；“相对思想分析使用的话语来说，思想分析总是寓意的。它的问题必然是：那么在已说出的东西中所说的是什么？话语分析的范围是朝着另一个方向的；确定它的存在条件，尽可能准确的确定它的极限，建立它与其他可能与它发生关联的陈述的对应关系，指出什么是它排斥的其他陈述形式。”[1]

把话语当做客观的事件进行分析，福柯的意图何在呢？因为话语事件具有独一无二的客观性，与其环境条件相联系，不同的话语事件的出现，就意味着一个断裂的产生。话语本身就是这种断裂的标志。有这种话语系列构成的思想史，必然是一个断裂的，有不同的碎片扩散的空间，一个范围。这样，历史连续性就消失了，主体、主题的意识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话语之外。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就是一个关于历史断裂的理论。为他的知识考古学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基础。

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首先，它为文化的理解和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文化理论领域，一直存在着解释学、结构主义和现象学的争论。但无论是关于文化本质的理解，还是文化分析的方法，这三种理解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主体主义的缺陷。受主体主义的限制，解释学和结构主义主张意义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但解释学没能看到意义的关系性，而结构主义却从语义的关系角度来理解文化意义；现象学直接站在主体的角度上，无限放大了意义的可能性。而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则将文化置于具体的历史系列、空间位置和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着眼于文化背后的实践关系。从而为文化分析提供了“考古学”的视角；其次，为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分析提供了方法借鉴。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交织和竞争。科学认识各种文化和科学的文化实践，意义重大。尽管的文化观为我们科学认识文化和科学的文化实践提供了依据，但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关于文化的分析方法，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第9篇：考古学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遗址；遗址博物馆；遗址公园；差异

一、遗址的定义

关于遗址如何定义，Angkor认为遗址是人类历史上的杰作，在建设发展、艺术和景观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的遗迹。Peter Howard认为遗址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建筑等物质形体几乎破坏殆尽，且具有较高文化内涵的遗迹。赵宇鸣认为“遗址”是考古学概念，一般而言，“遗址”是指古代人类通过有意识的生产、生活活动而遗留下来的、各种建筑活动的基址。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原因，我国古代人们的建筑活动主要是土木建筑结构，经过千百年来的自然变迁，历史上的土木建筑结构只有它的基址部分得以保留下来，考古学的概念中称其为“遗址”，如城市废墟、宫殿址、村址、居址、作坊址、建筑物基址等。国际上通用的是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遗址的定义，将文化遗产分为三类，遗址是其中之一，是指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类的联合工程以及考古遗址地带。

二、遗址博物馆的概念

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并对那些有科学性、历史性或者艺术价值的物品进行分类，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的机构、建筑物、地点或者社会公共机构。博物馆是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对公众开放，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以学习、教育、娱乐为目的。

遗址博物馆就是在遗址空间的基础上建立的，并以它所在的遗址及遗址内的遗物和遗迹作为其藏品结构和陈列展览的核心和基础的博物馆。建造遗址博物馆的目的是保护文化遗产，并向人们展示。梁乔认为遗址距离人们的现实生活常常是遥远的、生疏的，需要一定的展示空间和手段使人们对遗址有所认知，博物馆展示空间形象与意境的构建是和遗址的历史环境、文化氛围息息相关的。人们通过对特定历史意境的感受而逐步认知遗址。

目前国内已建造了许多遗址博物馆，例如：北京周口店遗址博物馆、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北京琉璃河燕都遗址博物馆和山东临淄齐故城遗址博物馆等。

三、遗址公园的概念

公园，古代是指官家的园林，而现代一般是指政府修建并经营的作为自然观赏区和供公众的休息游玩的公共区域。具有着改善城市生态、防火、避难等作用。

遗址公园既是“遗址的”，又是“公园的”，即利用遗址这一珍贵历史文物资源而规划设计的，将遗址保护与景观设计相结合，运用保护、修复、创新等一系列手法，对历史的人文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再生，既充分挖掘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内涵，体现城市文脉的延续性，又满足现代文化生活的需要，体现新时代的景观设计思路。遗址公园是目前国内最普遍的一种整体遗址保护模式，不仅使遗址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而且通过公园的建设也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为当地的居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理想场所，是弘扬古文明、展示优秀历史文化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遗址公园模式是针对遗址保护与利用提出的一种方法。是将遗址保护与公园设计相结合，运用保护、修复、展示等一系列手法，对有效保护下来的遗址进行重新整合、再生，将已发掘或未发掘的遗址完整保存在公园的范围内，是目前国内外对遗址进行保护、发掘、研究、展示的较好模式。遗址公园理念的核心是现场保存展示，即以遗址及其周围环境为保存展示的主要内容，使游客在身临其境时达到有所观，有所感，有所体验，有所领悟，达到重温历史、增长知识、荡涤心灵的目的。

四、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差异

在上文回顾了国内外关于遗址、遗址博物馆、遗址公园的内涵界定的基础上，对遗址博物馆、遗址公园两种遗址保护与利用模式进行了比较。（具体见表1）

表1 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差异

五、结束语

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园作为两种不同的遗址保护模式，它们修建的目的同样都是为了保护遗址，并向人们展示，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这两种遗址保护模式的选择，应视遗址本身的情况而定，选择合适的模式，或者将两种模式相结合进行保护利用。

参考文献：

[1]张成渝，谢凝高.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J].人文地理，2002（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