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律救济的前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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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教育法律救济的前提范文

当前离职院校学生管理中的主要侵权表现

1．对学生受教育权的侵犯

侵犯学生受教育权主要表现在入学与退学两个方面。在入学方面，我国《教育法》第9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高等教育法》第9条规定：“高等学校必须招收符合国家规定的录取标准的残疾学生入学，不得因其残疾拒绝招收。”但在现实中，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现象。如全国统一高考不统一录取。造成不同地区考生入学的不平等；符合国家规定的录取标准的残疾学生，因其身体残疾而被拒之门外。在退学方面，主要表现为学校违法处分学生，特别在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方面存在着违法现象。如有些学校规定，学生有赌博、打架斗殴、考试舞弊、破坏公共财物等行为者，学校给予其劝退或勒令退学处分；未通过英语四级考试、计算机考试等，不予颁发学历证书或学位证书等。

2．侵犯学生人格权

学生人格权是学生依法享有的人格、名誉、隐私不受侵害的权利，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规定，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但是，高校在管理工作中，一些教师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动辄训人，造成对学生名誉权的侵犯。此外，学校对于大学生婚前和结婚做了禁止性规定，学生一旦触犯，便以该学生“品行恶劣，道德败坏”为由，给予勒令退学的处分，还将该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张榜公布等。学校的这些行为与社会发展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某种背离，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值得关注与思考。

3．侵犯学生财产权

与其他公民一样，学生依法享有财产权，但一些院校以各种借口侵犯学生财产权。如有些学校以学生自己保管财物不安全为由，在未经学生同意的情况下代其保管；有些学校为了谋取利益擅自动用学生财产如奖学金、助学金等，侵犯学生对自己财产的处分权；还有些学校没有经过物价部门的同意而向学生“乱收费”或提高为学生提供的生活用品的价格。有些学校似乎把依法治校理解为“以罚治校”，以对学生的经济处罚来代替其他教育手段，在对学生的处罚中设立罚款条款，与法律规定严重不符。

4．对学生程序性权利的侵犯

学生程序性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形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学生违纪处理条例中涉及违纪处理程序以及其他程序方面的内容偏少，措辞也较为原则、概括和模糊，操作性差；(2)在处分学生过程中，只体现学校管理者的单方意志，不注重调查取证，没有听证会，学生也没有机会申辩；(3)在事后救济方面，学生的申诉权也往往不能有效行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碍于各种利益往往互相推诿敷衍，使学生申诉无门。同时，由于目前法律的滞后性，学生的诉讼权也得不到有效保障。

导致学生管理侵权的主要原因

1．学校管理行为范围模糊

关于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行为是一种内部行政管理行为，还是外部行政管理行为，目前我国理论界、法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从司法实践来看也不明确。各地法院按照自己对该行为的理解。对于侵犯学生权益的案件有的受理并作出判决，有的却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驳回。因此，我们不能判断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行为到底是内部行政管理行为还是外部行政管理行为，从而导致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模糊。

2．学校规章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违背

从法理上讲，国家的法律、法规与学校的规章之间属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下位法的规定不能背离上位法的规定。然而，学校在制定内部学生管理规定时，未能充分考虑它们是否违反了国家的有关规定，因而在内容上不适当地扩大了规章的适用范围，增加了规章的调整手段，限制甚至剥夺了学生的正当权益。

3．传统思维依然强势，法治人权观念淡薄

“师道尊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些传统观念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还是根深蒂固。在学校教学和管理中，学校与教师往往居高临下，具有绝对权威，学生只能尊重和服从。在这种思维习惯的支配下，教育者很难把受教育者当作平等主体加以对待，在学生管理中也就容易出现“家长”式作风，进而造成对学生基本权利的忽视和侵害。因此，教育管理者的法制观念淡薄是造成高校学生管理侵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延伸到学生管理的各个层面。

高职院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途径

1．树立人权观念。增强法制意识，强化学校学生权利保护理念

树立人权观念，增强法制意识，强化学校管理者的学生权利保护理念，是做好学校学生管理工作，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的前提。一方面学校管理者应该更新教育理念，把学生当作平等主体对待，充分尊重学生的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同时，还应该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知法”才能真正“守法”，才能主动依法管理，切实保障大学生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大学生自身应该明确自己所享有的法律上的基本权利，逐步提高维权意识，大学生只有主动维权，善于维权才会有效遏制学生管理中侵权现象的发生。

2．完善教育法律体系

要实现高职院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必须要完善相应的法规制度体系。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普通高校行为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这些法律法规在明确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调整学校与政府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和维护高校体制与管理秩序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我国的教育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备，有些领域还存在着立法空白，为了使学生管理的每一项活动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除对现有的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以外，还应针对高职院校的特点制定专门的《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管理规定》，此外还应有《学生管理组织法》《国家考试法》《学校组织法》《校园法》等来规范学校和学生的各种行为。

3．完善学校的管理规章制度

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和大学自治的要求，学校有权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以管理学生和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但是学校的规章制度必须与国家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相协调，而不能与现有的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学校应通过对现有法律法规的分析研究，废除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校内规章制度，并出台一些新的尊重和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的规

范性文件。

4．建立和完善学生权利救济制度

(1)建立校内申诉制度，健全行政申诉制度

现行法律和规章尽管赋予了学生依法申诉的权利，但却没有规定如何行使的具体程序。为了依法保障学生申诉权利的实现，应该建立校内申诉制度，健全行政申诉制度，并把这些制度在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中加以明确规定。

校内申诉制度，就高校学生管理来讲，是指学生因对学校有关职能机构或人员作出的有关处理决定不服，或认为其有关具体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合法权益，申请学校依照规定程序进行审查处理的制度。学校应设立申诉委员会，受理学生的申诉请求。依多数意见形成处理意见书，经学校批准后，正式作出申诉处理决定。校内申诉制度作为内部学生权利救济制度，在公正、合理的前提下，可以有效地把学校有关职能机构或人员与学生的纠纷消化在内部，避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司法的介入，充分维护高校学生管理的秩序性和稳定性。

(2)引入听证制度

听证即“听取对方意见”。过去，处理学生的程序一般是：先由系里给出一个情况说明，上报给教务处，教务处再上报给校长办公室和有关学校领导，然后经讨论出台一个处罚决定，其间学生很少有参与的机会。这种“先处罚，后告知”的做法，缺乏透明度和公正性。因此，如果在学校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增设听证环节，给予利害关系人以说明理由和陈述的权利，会更有利于维护学生的正当权利，并能保障决策结果的最大公正性、合理性，达到“兼听则明”“惩前毖后”的双重效果。

(3)建立教育仲裁制度

教育仲裁制度是指根据教育法律的规定，当学生与学校发生纠纷时，依法向专门设置的教育仲裁机构申请，由教育仲裁委员会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调节、裁决的一系列活动。教育仲裁制度除具有仲裁制度的一般法律特征之外，还具有自身特点，如仲裁机构应设置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内部；仲裁员的组成上应由教育行政部门代表、高校代表等组成，并聘任教育界人士、法律界人士担任兼职仲裁员，从而保证教育仲裁的专业性和合法性。教育仲裁的受案范围应当与诉讼的受案范围一致。当学生未能或不愿通过申诉解决纠纷时，可以在申请仲裁和提讼之间选择，对仲裁裁决不服仍可以提讼。教育仲裁制度作为学生申诉与诉讼的衔接制度，有利于及时解决教育纠纷，化解学校与学生的矛盾。

第2篇：教育法律救济的前提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对我国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鉴于欠缺救济的制度保障，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几乎无权利可言，提出了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指出此举是增强学生法制观念，维护学生合法权益，有利于高等教育法治化进程的重要途径。

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往往是在受到退学、开除、取消入学资格、取消毕业(学位)证书授予资格等直接影响到学生求学、就业等切身利益的处分之后，才会到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寻求权利救济。换言之，在我们现在的教育管理环境与教育文化背景下，学生不到万不得已，一般是不会主动提出权利救济的。而一旦学生提出权利救济时，又得不到实现。如，近来出现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及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重庆某学院“女大学生怀孕被开除”案，……这一系列案件，标志着高等学校开始走出象牙塔，接受法治的考验。大学生维护自身权利意识的淡薄，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因此，建立并完善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是当前教育法治化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权利救济的含义及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现状

1、权利救济的含义

高校学生的权利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政治权利与民事权利；二是受教育者作为学生享有的权利，即教育法律法规规定的受教育者作为学生区别于其他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当受教育者的权利被损害或侵害时，应有相应的救济措施。

“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救济是对已发生或业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当行为进行纠正、矫正或改正。也就是说，当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从法律上获得解决，或请求司法机关及其他机关给予解决，使受损害的权益得到补救。根据法律规定，公民权利救济有三种方式：一是私力救济，指由受害人本人或利益关系人直接向实施侵权行为的人进行反击和惩罚，在法治社会私力救济基本上被废除，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有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如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二是公助救济，也称“类法律方式的救济”，如针对民事纠纷的调解，由保持中立的第三入主持和调解下，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三是公力救济，也就是法律救济，如司法救济，通过诉讼的形式，由国家司法机关解决纠纷。其中，法律救济被认为是最有力量和最终的救济手段。高校学生适用的法律救济主要有行政救济和民事救济两种形式，行政救济主要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民事救济主要指民事诉讼。

2、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现状

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当高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学校管理行为的侵犯后，在教育领域的救济途径有两种：一种是法律救济，法律救济又可分为行政救济与民事救济；二是一种特殊的救济制度，向学校内特定部门或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即学生申诉制度。

现实是：一方面，迄今为止我国现行教育法律体系尚未设定法律救济程序，高校处分权没有可诉性。由于高校学生因学校管理不当提起的诉讼大部分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而我国《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已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制为具体行政行为，并将内部行政行为明确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这为高校学生通过诉讼途径维护合法权益带来了很大的障碍。近年来频繁不断的有关“受教育权”的诉讼案，就涉及到了高等学校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其中又以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处分权争议为主要表现。在各种教育行政诉讼案件中，认为“学校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几乎是所有原告的共同理由，而以讼争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则是人民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或裁定驳回起诉的基本理由。这说明，日益增多的教育纠纷迫切需要可以凭借的纠纷解决机制予以处理和疏通。虽然20世纪80年代《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90年代《行政复议法》的颁布，以及《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和《高等教育法》，以及2005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有关教育权利救济制度的规定，但这个貌似宏大的体系却忽视了高校学生不服学校行政处分的救济。学生在遭受学校开除、退学等处分时，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由于欠缺救济的制度保障，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几乎无权利可言。

另一方面，学生申诉制度作为唯一的权利救济途径，也基本上是无章可循。高校学生申诉制度是指大学生在接受教学管理的过程中，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或认为学校和教师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而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重新作出处理的制度。《教育法》只是简略地提及，旧的《学生管理规定》规定了“对学生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新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尽管对建立学生的申诉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地方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及高校在具体落实中还没有进一步细化、完善。学生申诉有关制度建设的滞后，已经成为影响学生实现该项权利的主要问题。具体表现在：

(1)我国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诉讼上的申诉权利，都有明确的受理申诉的机关，而教育法的规定，只是将申诉这一由宪法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具体化为一种非诉讼的学生申诉权利。有关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学校中至今缺乏甚至没有受理学生申诉的专门机构，“申诉无门”的现象十分严重。

(2)教育法规定的申诉范围只限于“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从而难以充分保障学生多方面的合法权益，使大量的有关学生权利的纠纷不能合法地通过申诉渠道得到解决。

(3)缺乏甚至没有规范的可供选择的申诉形式，权利受到侵害的学生不知道如何主张和实现自己的申诉权利。

因此，为了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推进教育法治的进程，就必须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

二、建立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必要性

1．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是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

学生在违反纪律时，学校可以运用管理权对其进行处罚，甚至可以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将学生开除出校。对学校的行为，即使是违法或不当，学生也不能否认其效力或加以抵制，而只能事后通过各种救济途径加以解决。法律赋予学校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学校的教育管理预留了一定的伸展空间的同时，也常常被学校作为寻求其行为合法的依据。学校往往只重视自己的权力，而忽视受教育者的权利。学生慑于不能领取毕业证、学位证，或被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等对学生的名誉及将来的就业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后果，往往不敢对抗学校的权力。我们必须承认在依法治校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民主思想、平等观念、权利意识、法治理念在高校管理中尚未完全培植与渗透；由于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学生群体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高校学生权益救济途径及其作用仍相当有限。

2．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是增强学生法治观念，开展依法治校的重要途径

通过合法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强化学生的法治意识、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过程。法治化是高校管理的改革目标和努力方向。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以公办为主、具有福利性质的教育，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基本上不交费或只交一部分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管理部门都比较漠视学生的权利，学生习惯循规蹈矩。久而久之，学生自身应有的权利被渐渐地忽视了，这种权利意识的淡薄，直接导致了学生走入复杂的社会后生存与竞争能力的不足。但是，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在缴费上大学的前提下，高校学生的权利意识得到了普遍提高，权利救济意识也得到了普遍增强。因此，高校学生如何进行权利救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3．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是高校处分权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的保障

迄今为止，我国现行教育法律制度中尚未设定司法救济程序。当受处分学生不服处分决定时，很少能申请进行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最典型的案例是“重庆某高校女学生怀孕被退学案”，该生在学校申诉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法院认为该案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驳回起诉。致使该生不能获得司法救济。其根本原因在于高校的内部纪律处分与学校给予的行政处罚界定不清，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认为学校对学生的处分不属行政处罚，不能使其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在这样的情况下，其结果是学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高校处分权也不能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使高校成为不受司法监督的特殊主体，学生无法获得司法救济。

4．完善我国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立法规定

《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受教育者享有“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的权利。《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处理结论要由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诉、申辩和保留意见，对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法律、法规虽规定学生有“申诉权”、“对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但由于仅两个法条对学生申诉制度作出的规定过于笼统、简约，所以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无论是开除学籍的处分或者是警告处分，学生不服处分除了能够提出申诉以外，别无它法。已经在其他管理领域广泛适用的行政复议制度、仲裁制度、调解制度等多元、复合的救济方式并没有在教育纠纷解决中被采用，反映出法律救济体系的严重缺陷。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作了一定的规定，但是，作为一部行政规章，它在解决涉及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和学生受教育权法律纠纷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三、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可行性

1．教育部关于建立学生申诉制度的规定

从制度环境来看，我国已具备建立学生申诉制度的法律依据。《教育法》第42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为了保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不受到学校处分失实或失当的侵害，新的《学生管理规定》就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决定程序作了重要的改进。《规定》要求，对学生的处分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适当。

(1)权利告知：告知学生可以提出申诉及申诉的期限。(第59条)

(2)机构设置：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第60条)

(3)人员组成：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由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第60条)

(4)受理范围：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第60条)

(5)申诉时效：

校内申诉：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第61条)

申诉复查：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第62条)行政申诉：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第63条)

申诉答复：接到学生书面申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应当对申诉人的问题给予处理并答复。(第63条)

(6)申诉期限：从处分决定或者复查决定送交之日起，学生在申诉期内未提出申诉的，学校或者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不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诉。(第64条)

2．关于建立学生听证制度的规定

听证的内涵是“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尤其是在作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前应听取意见。它渊源于英美普通法上自然正义观念的听取两方面意见之法理。所谓听证指的是权力主体在作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之前，给相对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并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性法律制度。听证制度原只适用于司法审判，后逐步推广应用于立法和行政领域。由于教育法的授权，使得本不是行政机关、不享有行政执法权的高校成为授权行政主体，高校与学生的部分法律关系成为准行政关系，因此听证制度在高校管理中的引入也就顺理成章。新的《学生管理规定》中“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其人的陈述和申辩”之条款的设立，为在高校学生处分过程中引入听证制度提供了实施依据。

四、完善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

1．建立和健全学生申诉制度

学生申诉制度是一种特殊的非诉讼权利救济制度，即学生维权的准司法程序制度。根据受理学生申诉的部门不同，可以把学生申诉制度分为行政申诉制度和校内申诉制度。学生或其监护人认为学校工作人员和教师侵犯了学生合法权益时，适用于校内申诉制度；学生或其监护人认为学校侵犯了学生合法权益或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时，则适用于行政申诉制度。

学校应成立专门的申诉机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在组成方面，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由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学生对校方的各种处分认为有违法或不当并损及学生个人利益，可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学生对申诉处理委员会作出评议决定后不服，可向学校再次申请评议。评议决定作出后，除退学、开除学籍、勒令退学评议决定可提起行政诉讼外，其它各种评议均为终局性的评议决定，该决定一旦生效，当事人必须履行，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建立和健全学生听证制度

听证程序的实质与要义是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这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和内在体现。作为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听证所蕴涵的公开、参与、民主等价值构成了程序法治的生命源。其对行政民主、法治、保障人权的作用愈来愈突出，听证自身所具有的独立于实体结果的程序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在当代法治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在学校作出处分决定前通过增设听证环节，给予学生申诉的机会，与在学校作出处分决定后通过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给予学生申诉的机会相比，其维权效果更好，有利于避免事后矛盾的纠缠、积聚。理由是听证环节的设置，将确保校方在作出处分决定前能充分听取当事双方的陈述、申辩、质证，达到“兼听则明”、“惩前毖后”的双重效果。

第3篇：教育法律救济的前提范文

关键词：高校；大学生；申诉制度；申诉权

学生申诉制度是属于一种非诉讼上的申诉制度，是指高等学校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因学校、教职工及教育行政部门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向学校和教育行政有关部门要求重新进行处理的制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申诉制度是依据《教育法》第42条第四款和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学生申诉权的规定建立起来的，包括校内申诉和校外申诉两种。本文指的校内申诉，即指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过程中，学生及其利害关系人对学校做出的处分、处理决定不服，以及认为在与学校和教职工互动中遭受不公待遇，或学校内部行政、管理措施致其生活、学习、受教育等权益受损害，而向学校提出说明、陈情、申诉，学校给予其适当处理的行为。

一、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建立的必要性

（一）是高校学生管理现代化、法治化的必然之路

近年来随着法治国家建设的不断推进，人权观念的普及，高校管理者依法办事与学生维权意识的提高，受高校被诉案件增多压力的影响，学生申诉制度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为适应这一时代要求，教育部2005年3月出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首次对学生的权利和权利救济制度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其中，对学生权利和权利救济制度规定了学生申诉的范围、申诉的受理机构、申诉的审理程序，初步构建了我国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基本框架，成为现行学生申诉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

（二）现有学生申诉制度存在诸多局限有待完善

我国原《管理规定》对于学校如何做出处分决定和受处分学生在处分过程中有什么权利，缺乏有法治内涵的规定，造成了过去部分高校在对违纪学生的处分过程中侵犯学生合法权益，学生遇“处分”必“申诉”。新《管理规定》把学校与学生的关系调整为特定的法律关系，双方均承担各自的权利，履行各自的义务。所以高校学生申诉制度改革是适应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是维护学生和法权益的具体体现。

（三）是高校依法治校的客观要求。

构建学生申诉制度，是高校推进依法治校，实现民主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内在要求，是高校依法保护学生合法权益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依法治教是教育法治的基本目标，也是现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推动教育法治的进程，关键之一就是要使高校学生管理体现民主化、法制化，并能切实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高校学生申诉制度是维护高校学生合法权益的有效载体，建立和完善高校学生申诉制度不仅贯彻了依法治校的教育理念，也是现时期高校学生管理必须开拓的一项制度。它的建立和健全不但有利于学生有效地维权，而且可以成为依法治校的积极参与者和监督者，这将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法治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是尊重学生权利、维护学生权益的重要保障

我国高校长期以来在学生管理中，侵犯学生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等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已经引起了我们教育管理者的重视。但是到现在，学校管理制度中的不合法、不合理的规定以及管理过程中的侵权现象仍然可以见到。我国《教育法》和《管理规定》等都明确规定了学生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具有依法申诉的权利，却没有规定如何行使的具体程序。因此，高校改革学生申诉制度，是尊重学生权利、维护学生权益的重要保障，是切实保障大学生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合法权益的重要内涵。

（五）建立学生申诉制度发展应符合国际发展趋势

建立学生申诉制度是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化规律，符合现代法治、民主的潮流，我国高校建设和完善学生申诉制度符合国际发展趋势，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良性发展，有利于我国高校国际化发展，符合社会发展潮流。

二、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建设的应遵循的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合法性原则是指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制定、实施和处理都必须合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要求，具体要求：一是要按照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精神，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新《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并参考诉讼法律中相关程序立法精神，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生申诉制度。二是申诉受理机关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所赋予的职责权限，遵循法定的申诉处理程序，对学生的申诉进行审查，作出相应的申诉处理决定。三是作出的申诉处理决定的依据和内容必须合法。合法性原则是建立和健全高校学生申诉制度所要遵循的最基本、最首要的原则。合法性原则是法治原则在高校学生申诉制度中的具体运用，是教育法治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

（二）公开性原则

公开性原则是指学生申诉的相关信息必须在事前、事中、事后向社会或利害关系人公开，具体要求：一是学生申诉的法律法规或学校依法自行制定的申诉条例应该公开，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学校依据未经公开的校内规章制度所实施的申诉处理行为对申诉当事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二是学生申诉的程序公开，即申诉的受理、调查、决定、执行等具体环节必须向社会或有关申诉当事人公开。三是学生申诉处理结果及其所依据的法律依据和事实理由应向申诉当事人公开，使申诉当事人知悉，从而促使其自觉履行相关决定或进一步采取救济措施。公开性原则的最大价值在于将学生申诉活动置于外部监督之下，增强了申诉过程的透明度，有利于学生对申诉受理机关及其人员的行为实行有效监督，防止和纠正违法或不当行为，督促相关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事。

（三）公正性原则

公正性原则是指学生申诉处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学生申诉案件过程中要客观公道，平等地对待申诉人与被申诉人，排除各种可能造成的不平等或偏见的因素。高校学生申诉制度遵循公正性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既有利于树立申诉受理部门的权威，让申诉双方当事人真正信服申诉处理结果，从而保证其切实执行；又可以树立起学生寻求申诉救济来解决教育纠纷的信心，客观上也有助于产生稳定和谐校园的积极力量。

（四）及时性原则.

及时性原则是指申诉处理的每一个环节和整个过程必须有一定的时间限度，申诉受理机关在处理学生申诉案件，在正确、合法的前提下，提高效率，在学生申诉处理的各个环节都不拖延，保证申诉处理程序各个阶段的顺利进行，切实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具体要求：第一，学生申诉受理机关收到学生申诉申请后，及时审查，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第二，受理申诉之后，申诉处理机构及时审查案件，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调查取证。第三，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学生申诉机关应及时做出处理决定。高校学生申诉制度作为法律救济制度，必须整合公平与效率的理念。及时性原则则是反映效率的重要标准，要求申诉程序的各个环节都应当规定时间上的限制，超过时限即推定一种法律后果的存在，以此来提高效率和有效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学生申诉制度遵循及时性原则，既能有效避免在一定时期内权利义务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从而保证秩序，提高效率，又能促使申诉受理机构和申诉当事人及时行使职权和权利、履行职责和义务，防止无故拖延。

三、完善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学生申诉制度建设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领导对建立学生申诉委员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认为这样做会引发学生与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的对立，从而带来更多的麻烦。因此分管领导和职能部门相互推诱，不愿涉及。同时，缺乏建立学生申诉委员会的编制、专业人员和经费的保障，即使建立起来也是徒有虚名而已，无法实际开展工作。这就需要相应的观念、人员、经费等条件保证。

（二）制定完善的校内申诉制度，保证措施的可行性

按照权利实现的标准，高校学生权利可以分为自主性权利与救济型权利。高校学生的救济权保障要求高校必须建立相应的救济渠道，这样才能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及《规定》的要求，高校学生具有申诉的法定权利。但由于法律规定的学生申诉权本身较为原则，而且目前尚无实施细则，所以其可操作性较差。申诉法律制度本来是个程序法律制度，需要一个严格的程序来保障，但在现有法律规范中，对程序的这些问题都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就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实施细则》，以法规的形式对申诉制度从申诉主体、时效、范围、处理机构以及申请、受理、审理、处理的申诉处理环节在具体操作程序方面作出明确清晰的规定，以法律的权威性和制度的可行性保证制度作用的发挥，保障学生申诉救济权利的实现。

（三）加大校内申诉制度宣传力度，确保制度的透明度

制度不应只体现在手册上，各高校实践中应从“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出发，加大对学生申诉制度的宣传力度。在对学生进行入学教育时，应对该制度进行统一的组织学习，使学生在入学伊始就能了解自己所享有的申诉救济权利。在进行校内普法活动时更应该将该项制度作为重点宣传内容。在法律基础课中也应安排相应的制度教育课程和课时，并可通过考试的方式进一步强化学生对该制度的了解。此外，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时应严格按照法律规范要求告知学生应有的申诉权利，处理申诉案件过程中在不损害学生权益的前提下应公开进行，并公布处理决定，以申诉案例的辐射效应提高广大学生对其的知情率和认同度。

（四）完善申诉后的救济措施，提高制度的保障力度

要健全学生校内的申诉制度，应当确立学生申诉制度与诉讼制度之间的合理联系，完善申诉后的救济渠道。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只能通过申诉解决，既不能提出行政诉讼，也不能提起行政复议，这种做法忽视了他们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违反了基本“司法最终原则”。为实现依法治校，应该为受教育者的人身权、财产权之外的合法权益设定诉权并对诉讼范围加以界定，提供有效的司法保护。

参考文献

第4篇：教育法律救济的前提范文

[论文摘要]：由于学生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与高校自主管理的教育规律，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从高校设立起就开始存在。近几年，这两种权利的冲突日趋激烈。文章从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的现状、冲突的原因、冲突的表现形式及预防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高等学校在保障学校管理权的同时，应在冲突中寻求平衡尽最大可能地降低对学生权利的侵犯，以此推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高校实现其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的重要手段。基于法治的理念，这种管理应当以学生权利为本位、以法律制度为导向、以高校必要的教育教学秩序为目标。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高校作为办学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有权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享有管理权。在公民权利越来越重要的今天，这两种权利在行使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本文所论及的高校是指公办高等学校，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也是在这个范畴内展开的。

一、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的现状

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学位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我国高教领域的法治建设确定了基本框架和大致轮廓。2005年版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的出炉，可以说，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已经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这为依法治校提供了坚实的法制基础。但是，高校管理现状却不容乐观。学校不断被学生“送”上法庭的事实也凸现出高校管理方面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如，1996年，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在考试过程中，随身携带与考试内容有关的纸条。学校按照先前颁布的“068号通知”，认定田永考试作弊，决定对其按退学处理。但是，学校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他办理退学手续。临近毕业时，学校教务处突然通知田永不能毕业，不发放毕业证、学位证、派遣证等。田永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判令学校发放毕业证、学位证等。

二、冲突产生的原因

1.关于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比较模糊。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如何定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划分，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这实际属于司法上的界定。法、德等国的行政法理论普遍存在着公务法人的概念，倾向于将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特别权力关系。我国行政法没有公务法人的划分，只是根据“特别权力关系”，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如果高校的内部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不受司法审查，学生管理也就无所谓违法与否，“侵权”这一概念本身在学生管理中就毫无意义。进而，就会出现“法外治权”，高校也就会成为法治社会的“空白地带”，但这是“法治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我国法学理论界一般认为公立高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行使部分行政职能的授权组织，是行政主体的一种，但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并没有对“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范围明确加以界定，更为严重的是内部行政行为一直被排斥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尽管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把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其管理处分学生的行为理应纳人司法审查的倾向，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并没有被各地法院所接受。

2.法律制度的缺失、滞后和失范，致使高校学生管理无据、无序和错位。法治要求循法治理，法制自然就成为法治的前提基础。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高等教育领域一直不曾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对高校教育的管理均是依政策、上级指示而行。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制定了一些诸如《学位条例》《教师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但一方面由于这些法律法规来得太晚，加之对学校的管理和学生的权利规定的过于笼统，因此存在不少问题。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对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这种带有主观性和政治色彩的语言在实践中很难把握，容易引起歧义。还有第六十五条规定，对因“政治问题作出勒令退学、开除学籍，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有关部门同意”。这意味着党委有关部门不同意的话，该处分无效，但这是对违法者的处罚，而不是对违纪党员的处罚，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政治思维的怪圈。另一方面，高教领域的管理制度较严重地存在着违法现象。从法理的角度看，各级法律规范间存在着严格的效力等级，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任何规章制度都不得与法律或法规相抵触。不少学校在所谓“从严治校”的理念指导下，制定远比相关法律更高的要求标准、更严格的管理措施、更严厉的纪律处分，却在不经意间构成了对上位法的违反，对学生权利的侵犯。最典型的就是不少学校把英语四、六级考试及计算机等级考试与学位或学历相挂钩，这一做法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也不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所支持认可。

3.高校在学生管理中存在着较严重的程序瑕疵。高教领域法制的不健全、高校管理不规范的操作程序，从而催生了高校管理中无视程序、偏重实体的现象。这当中，最明显的是程序的忽视导致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缺失。通常认为，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而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那是恩惠。学生在面对学校的管理权力时也必须要享有相应的权利救济，从而防范权力的专横与失范。《教育法》等法规已经在学生的权利救济上作出了一些规定，如学生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但是这些规定的执行既有来自学校管理层的重重阻力，也有学生自身的权利意识淡薄的消极无为。如在田永诉讼北京科技大学案中，田永虽然已经“根据规定”被取消了学籍，但是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以书面形式通知其本人。正是这些只注重实体而轻视程序的做法，严重侵犯了学生的权益。而特别权力学说则更是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界定为一种特别行政关系，此领域是排除诉讼的，从而也就断绝了学生通过诉讼程序来捍卫自己合法权益的可能。同时，一些学校在学生的课程安排、教科书的指定、作息时间的规范、学生学籍的停、复、转、退等事项上都存在着不符合程序正当性原则之处。

4.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呈现出非法治化的状态。学校在实施其管理职能过程中侵犯学生权利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类:一是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这对学生来说是影响至深至远的伤害，因为教育权的享有与否与学生的未来发展密切相关。一些学校无视教育法规，随意开除学生，使学生的受教育权被不合理剥夺，而此点往往被当做学校严格管理而获得人们的道德认可和情感支持。二是侵犯学生的名誉权和隐私权。隐私观念的引人，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体现，是维系和谐人际关系的保障。一些学校为了达到“以做效尤”的目的，通常要把学生“越轨”的细节公之于众以示警诫，也有学校为了给学生努力学习营造“必要的竞争氛围”而把学生的考试成绩张榜公布。学校以管理之名置学生的法定权益于不顾，这既是学生权益保护的消极不作为，也是对既定规范的挑衅，这是与依法治校的理念相悖的。

三、冲突的表现形式

1.学校的管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的冲突。教育平等权是基本人权。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将教育平等作为基本人权，为教育平等权的确立提供了国际法依据。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教育平等权的联合国文件《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和《反对教育歧视建议》。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在规定教育权利的条款(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贯彻了反对教育歧视的原则。1990年，联合国召开世界全民教育大会通过《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满足基本学习需要》，该宣言第三条重申了反对教育歧视。至此，教育平等权作为一项国际法保障的权利已经十分明确。我国现行((宪法》于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平等权，第四十六条规定了受教育权。国家还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方面的法律，如《义务教育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相关配套实施细则。而现行各高校的校纪校规中剥夺学生受教育权的规定很多，如由于学生拖欠学费禁止学生参加期末或毕业考试，由于违纪开除学籍或不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等。以上高校种种不准参加考试、勒令退学、不颁发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开除学籍的行为严重背离了公民受教育权这一宪法权利。在这些案例中，“齐玉菩案”具有代表性。1990年齐玉菩考取济宁商业学校，但陈晓琪领走齐玉等的录取通知书，并假冒其姓名到济宁商业学校报到就读。毕业后以齐的名义被分配了工作。1999年齐得知情况后，以陈等为被告向枣庄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判决认为，陈假冒齐名字上学的行为侵害了齐的姓名权，应承担赔偿责任，但齐的受教育权未受侵害。齐不服，提起上诉。针对此案，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复中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菩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责任。”据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此案，齐玉答胜诉，依法获得了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赔偿近十万元。

2.高校的管理权与学生隐私权的冲突。隐私权是指公民不让别人所知悉的个人私事。而高校在管理学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意无意地涉及学生的一些隐私，如高校在处分违反校纪校规的学生时，将其处分决定在校园公布或广播，以警戒其他学生勿犯类似错误;在助学帮困的工作中，高校往往将其贫困生的名单在校园中公示，让其学生监督或举报其是否为真正的贫困生;有的高校为了更好地管理学生，还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在学生宿舍安装探头，来监视学生的一举一动。虽然这些学校的出发点或意图是好的，但其行为却损害了学生的隐私权。

3.学术行为对大学生权利的侵害。学术行为是高校特有的一种教学科研活动，如对大学生研究能力的评价、学业成果的认可、毕业结业的控制等。学术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比行政权力更加难以监督和制约的特点，其几乎完全仰仗学术权威的道德和良知来实现。在学业评价和毕业证书发放时，学术机构完全是行政机构行使国家公权力，高校学术机构可以凭借其艰深的专业性知识背景屏蔽司法和行政的监督，如北大博士刘燕文诉母校案、黄渊虎诉武汉大学案、在校硕士研究生王青松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等。而目前的救济措施尚无法覆盖学术领域，所以探索新的监督模式以及拓宽行政、司法救济渠道势在必行。 4.私人主体的公权力行为对大学生权利的侵害。某些私人行为虽然在形式上维持着私法行为的外观，但实际上乃是一种行政公权力的运作行为。这是因为，行政公权力在社会化的形势下为了更好地维护秩序、提高效率、满足专业化需求而授权给私人主体一定范围的公权力，形式上是一种权利转移行为，这种因权力转移而造成的侵权在本质上仍是公权侵私权，如高校后勤社会化过程中的侵权行为。问题不在于公权力可不可以转移，而应该分析哪些权力可以转移，以什么形式转移，如何监督等，如大学生毕业证书发放是典型的国家公权力，但却与高校后勤部门的某些私人单位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如果大学生欠交物业费(主观恶意除外)，就不发给学位证，这种公权力滥用的现象比较普遍。

另外，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的冲突，还表现在使用学校教育资源权(是指大学生充分合理地使用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实验室设备、图书馆书刊资料以及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等的权利)、知情权(是指大学生对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学校的发展状况、自己所学专业的发展前景、对本专业的师资队伍水平、课程设置以及经费投人等基本情况有全面了解的权利)、选择权(是指大学生有自主选择专业、自主选择课程、自由选择课堂和教师的权利)、监督权(是指大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态度以及课堂教学质量，对学校教学经费投人情况等进行监督的权利)、奖贷权(是指大学生有按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或助学金的权利)、婚姻权(是指在校大学生拥有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的权利)等方面。这里不一一详述。

四、预防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冲突的策略

1.整合法制资源，完善、实施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高教法规的不够明确、不够完善受到不少人的指责，但近年来这种状况已经在开始改变。2005年《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出台，和以往的教育法规相比，它的内容在很多环节上已经向法治的方向迈出了不小的步子。它取消了已往法规中一些不适当的规定，如禁止在校学生结婚的规定，明确了学生与学校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这无疑既有利于维护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又有利于界定、保护学生的正当权益。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学生还是学校都必须要有法治观念，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各安其分，各尽其责。同时它对处分学生提出了总体性要求和程序与实体方面的规定，即要求处分学生要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但是由于一些教育立法缺少与之相配套的司法解释，使其不确定性增加，现实操作性降低，致使各高校纷纷制定自己的“实施细则”，导致“政”出多门，标准各异，极不统一。即使为学者普遍看好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也是由教育部以部长令的方式颁布的，其在法规体系中的地位较低，而且需要细化的地方很多，这也为学生的继续被侵权“埋下伏笔”。所以，要真正调整好高校与学生间的关系，一整套完整的、配套合理的法律规范是必不可少的。清理既有的教育法规，使之实现法制资源的有效整合，减少法规间的不协调和脱节，将是建立和谐的学校与学生关系的重要环节。

2.健全和完善学生权利救济制度。学生的权利救济属于正当程序的组成部分，学生权利救济的内容应当在校规中得以体现。没有救济的权利是没有保障的权利，没有救济也就没有权利，由此可见权利救济的重要性。以前高等院校的相关校规对此是个空白，致使学生的救济性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从依法管理的角度对学生权利救济制度予以完善和重构，显得十分迫切。《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4项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可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其人的陈述和申辩。”即使学校处分学生，也应当遵守新《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的要求，召开校长会议进行研究讨论，并履行送达程序。必要时不妨引进行政法上的听证制度。如果排除了学校与学生间的特别权力关系，那自然也就应当应允学生通过几条途径来救济自己的权利，主要包括:一是通过校内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二是在省一级教育行政部门内设置专门管理学生投诉的职能机构;三是通过仲裁的渠道。因为学校与学生在有些领域是民事关系，完全可以借助仲裁这种准司法的途径来解决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权益之争;最后是司法途径。即诉讼的方式，它是保护学生权益的最后屏障。那种完全排除司法途径的作法是对学生权利的变相剥夺。笔者认为，不妨在诉讼法中建立起关于学生诉讼的特别程序，扩大受案范围，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缩短诉讼时间，以有利于学生维护自己的权益。程序的建构一方面可以使学校与学生间有一个各自行使自己权利(权力)和履行各自义务的基本步骤，也为他们之间可能出现的权益纠纷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3.分门别类地处理高校与学生间的权益纠纷。西方名言“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一思想对我们处理高校与学生关系不无启发，也与“分而治之”的思路是吻合的。既然学校与学生间存在着行政的和民事的双重关系，那么在处理二者纠纷时首先要对纠纷的性质有一个准确的识别，在此基础上确定它应当属于哪一个领域的规则来调整。如果属于前者，那么二者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平等关系，遵从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来处理。如果是后者，则学生与学校间是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平等、诚信、权利不得滥用等原则将成为支配他们的一切行为的准则。那种“一刀切”的模式，即妄图把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法律关系的做法是简单、粗暴的，也是导致高校与学生权益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5篇：教育法律救济的前提范文

关键词：学校；学生；法律关系

中图分类号：DF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6-0121-04

学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与学生之间形成了多种法律关系。依法评析这些法律关系间的内在联系，明确学校与学生间的权利义务，对于平衡教育权力与受教育权力的张力，解决教育法律纠纷，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学校与学生间法律关系的学说评析

（一）特别权力关系学说评析

认为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特别权力关系”的理论最早起源于德国，主张这种关系有如行政机关与其公务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内部管理关系，被归入内部行政因而不受法律调整领域。这种关系在法律关系之外，不适用于法律关系的所有原则，不受外部司法的干涉。

“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可以用来说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高校教育权力的运行状况，现已不符合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现实需要。市场经济要求主体权利平等，学校的教育权力和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应同等受到法律的保护；依法治国要求有权力就应该有救济，当学生的权利被侵害时，应当提供救济途径。随着理论、人权保障和依法治国理论的发展，理论界对特别权力关系进行了区分。德国行政法学家乌利（Ule）将学生与公立学校之间的权力关系分为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他认为与基本权利相关的决定属于行政行为，构成基础关系，如学生身份的取得、丧失及降级等决定，而管理关系中的命令不属于行政行为。基础关系涉及学生的基本权利，法院有审查权限，可以提讼。为容易区分，德国联邦将特别权力关系区分为“重要关系”与“非重要关系”。只要涉及重要关系的事项，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的方式规定，而不能让行政权自行决定，而且可以寻求法律救济。因此，高校的“部分特别权力”也应受到法律的审查，以便监督公权力，保护私权利。

（二）行政法律关系学说评析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学校作为教育事业的单位法人，依照法律、法规授权代表国家或接受国家的委托对学生进行管理，行使行政主体的管理职能。学校的管理权力，有的认为是行政职权，有的认为是行政公权力。学校行使的这些权力影响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具有单方性、强制性和自由裁量性，具有确定力、公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符合行政行为效力的构造和形态，属于行政行为。高等学校在行使教育管理权力的过程中，可以与学生形成行政法律关系，这是由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立法所决定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对学生全面收费，形成由学生向学校购买教育内容、研究成果和学位证书的特殊市场。中国的高等教育正从培养精英的知识共同体和国家职能机关的定位中退出来，迈向‘学生消费者的时代’。”国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去行政化”后，高校与主管行政机关的关系应重新定位，行使权力的性质应重新认定。教育理念的这些变化为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增添了新的内容，需要去探讨。

学校与学生具有行政隶属关系，一方是行政主体，另一方是行政相对人，才能形成行政法律关系。但是，在招生阶段，学校与学生间没有隶属关系，学校没有管理学生的权力。行政法律关系不能涵盖从学生入学到毕业与学校法律关系的变化过程。行政法律关系说以行政授权理论为基础，该理论本身也难以适应教育管理需要，不能很好地维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利。

（三）民事法律关系学说评析

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教育服务产品也由市场进行配置。在配置过程中，教育服务产品具有了商品的可分性和排他性，具有了一种新的运行模式――“市场化公益行为。”这种运行模式通过民事契约这一法律形式来实现。学生入学即意味着与高校建立了双向、自愿的民事契约关系。学校按照国家法律授予的权限和招生简章规定的条件招收学生，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学校、教育专业、教育内容和教育教师；学校按照国家教育标准和招生章程的承诺提供教育服务，学生遵守国家教育法律规定和学校规章制度接受教育服务。在教育过程中，学校与学生形成了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在英、美和日本等国认为是私法契约关系。在私法契约关系中，学生支付学费并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及保持良好的学术表现，学校提供教学并授予其学位。德国将私立学校与学生的关系确立为一种民事合同法律关系，其依据是学生进入非公立学校学习是建立在一种民事法律合同的基础上。

民事法律关系有任意性，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意思自治的方式发生、变更和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然而，高校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招生政策、标准和程序。可见，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不全是民事法律关系。与公办学校相比，我国民办学校有较大的办学自，但在招生方式、标准、程序和数量上也要受国家的严格控制，其没有完全的招生自。民办学校与学生间的关系也不全是民事法律关系。

二、学校与学生间法律关系学说评析的结论

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学校与学生间法律关系提出了一些看法，这些看法有一些道理，但是都不能完整反映我国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实际情况。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应该围绕教育目标来界定。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首先表现为教育法律关系。为实现教育目的，国家制定教育法律制度，行使教育权力，为教育法律关系增添了行政色彩。学校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招收录取学生，使教育法律关系具有民事契约性质。法律关系贯串于整个教育过程当中，为实现教育目标服务，不应按照不同的教育阶段，从不同的角度划分法律关系种类。笔者认为，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是一个教育行为产生的多种关系，这些关系形成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关系，表述为教育行政契约法律关系。

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产生于教育过程当中，具有连带性和统一性。一个教育行为涉及多个法律范畴，连带产生多个法律关系；多个法律关系紧密联系，统一为教育理想目标服务。教育行政契约法律关系，不是多种法律关系的简单相加，而是教育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契约法律关系紧密联系形成的统一整体，是一种法律关系。因教育是缔结法律关系的目标，行政是实现教育目标的方法，契约是实现教育目标的手段，在教育行政契约法律关系中，教育法律关系是主要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和契约法律关系是从属关系，是保障和服务教育法律关系的关系。教育法律关系居于支配地位，没有教育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和契约法律关系不复存在；没有行政法律关系和契约法律关系，教育法律关系不受影响，只是教育运行会受到些阻碍。在学校与学生缔结的多种法律关系中，教育法律关系始终是第一位的关系，其次是行政法律关系，再次是契约法律关系。

三、教育行政契约法律关系的法理分析

（一）教育行政契约法律关系之教育关系分析

学校与学生间形成教育法律关系是由高等教育的本质与特征决定的。高等教育“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于一身，培养学生的过程是一种主动的过程。”高等教育的实质是遵循教育规律实施教学。高等教育具有公益性，社会成员享有均等的受教育权，以不断提高国民素质和整体受教育水平为出发点。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它在体现国家意志的同时必须符合教育规律。学校的教育秩序是经过长期的教育实践而形成的一种范式，这种范式决定了学校与学生之间首先形成教育法律关系。教育法律关系是教育法律规范在调整学校与学生之间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教育法律关系中，学校是教育者，学生是受教育者，学校享有教育权力，学生享有受教育权利，权力和权利相互影响与相互促进，共同为实现教育理想目标服务。因教育的本质和特征决定，教育法律关系的设定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和教育发展的需要，必须体现教育的综合性特点，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遵循教育需要设定权利义务，在学校权力与学生权利间寻找最佳平衡点。学校在实现教育目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学生有容忍的义务，但学校权力不应侵犯学生的私人权利。遵循教育需要设定教育方法、运用教育手段，实现教育利益最大化。教育理念、教育性质、教育程度等对教育方法和手段有影响，但教育方法和手段主要应服从教育发展的需要，为教育目标服务。教育是学校一切行为的轴心，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始终以教育为中心而展开。

（二）教育行政契约法律关系之行政关系分析

公立学校为“公营造物”，私立学校的设立也要国家批准，国家垄断教育资源并在学校行使权力，这些都为教育粘染上了行政色彩。法国人让・里韦罗说：“行政及是政府当局，有时是私法机构，为满足公共利益的需求，必要时运用公权力的特权来活动。”行政代表着权力，原本指国家行政机关运用国家权力对行政相对人进行管理，达到国家设定的管理目标的活动。根据行政权力的强弱，将行政行为分为强行政行为和弱行政行为，强行政行为命令性和强制性因素居于支配地位，弱行政行为妥协性和自愿性因素居于支配地位。学校在国家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的行政行为是弱行政行为，其行使的是教育学生的行为，不是管理学生的行为，虽在教育过程当中对学生也有管理行为，但也只是为教育的需要，并为教育内容所包涵，因此，学校不是完全的行政主体。在教育过程当中，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不是完全的被管理对象，而且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学生一直称自已就读的学校为“母校”，学生没有把自己置于管理相对人的地位。学校的行政行为实现的目标是教育目标，不是社会管理目标，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行政法律关系，而是带有行政性的法律关系。行政是为教育服务的，是为教育提供组织实施的方法，其应尊重教育规律，适应教育发展需要。现阶段中国的教育法有行政法律属性，随着国家、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如行政组织实施方法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甚至阻碍教育发展时，教育就要“去行政化”，如此，学校与学生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将会被弱化。虽然从实定法的视角看，学校是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是行政主体，但从应然和发展的视角看，学校回归为教育主体更为合适，也就是说，与教育法律关系相比，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处于从属性地位。

（三）教育行政契约法律关系之契约关系分析

运用国家权力推行教育基本义务，满足公民的受教育权利，虽不是一般私法行为，但也应遵循教育规律，避免国家权力的过分侵入，弱化教育行政行为的单向性、命令性和强制性，强化教育行政主体与受教育者的沟通与合作。为实现教育目的，学校提供教育服务，学生接受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利，双方之间形成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学校享有在一定范围内概括性的教育决定权，但基本上都是在学生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的，学校与学生之间存在为追求教育目的依合意成立的契约关系。契约以平等、自愿为原则，双方当事人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就契约的内容进行协商达成一致，契约是缔结教育法律关系的手段和桥梁。因此，契约法律关系从属于教育法律关系，其内容和形式都是为教育法律关系的缔结和运作服务的。缔结契约法律关系必须适合教育的需要，不应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损害教育目的。契约关系始终应以教育关系为中心，为教育关系服务。脱离教育关系谈契约关系，会导致教育领域的乱收费、权力寻租、学校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措和学校功能变异等严重问题，损害国民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侵害教育的平等权利，影响社会的公正，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不利培养合格建设人才，不能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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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新民.行政法总论[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2000：134.

第6篇：教育法律救济的前提范文

一高校学生管理法治理念的错位与调整

（一）“权力本位”的现状与原因

高校虽然不是行政机关，但是作为行政主体，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准行政权力”即管理权力，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实质就是高校管理权力与学生权利的博弈。一直以来在学生管理中，高校具有绝对权威，“权”大于“法”现象普遍存在，高校依法行使权力的意识淡薄，习惯于依靠自己的意志和经验，运用行政手段，强调秩序，重视效率，喜欢严管重罚，要求学生绝对服从。在这种关系中，高校居于支配地位，学生处于隶属地位，关系的实质是纵向的、不平等的。这种“权力本位”理念造成的后果就是学生的权利被忽视，学生人身权、财产权甚至学生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屡被侵犯。

追果溯因，“权力本位”理念有着肥沃的生长土壤。首先，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有“重权力而轻权利”的传统，“人治”的思想根深蒂固，中国的老百姓素来以“顺民”标榜自己，早已习惯了“民不与官斗”的思维模式。其次，几千年来，儒家思想讲究“师道尊严”，传统思想中的等级观念对师生关系的影响甚深，教师与学生不平等的地位已深入人心。

（二）变“权力本位”为“权利本位”的必要性

首先，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来说。权利和义务是法的基本构成要素，权利是第一性的，义务是第二性的，设定义务的目的是保障权利的实现，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法治化的过程，实质体现为权利的运作过程，因而权利的实现程度就成为分析和评价法治状态和法治模式的重要参数。即法治实际上就是一个有选择地将应当有的、而且能够有的、但还没有法律化的自然权利确立为以规范形态存在的法定权利，并提供必要的条件促使权利主体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实际享有这些权利，使权利从应有转化为法定，再从规范形态转化为现实状态”[1]。

其次，从法治的要求来说。权利与权力是法治的基本内容，权力来源于权利又服务于权利，两者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制约。依法行政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控权是行政法的主导思想，因此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基本任务是控制和规范高校的管理权力，保障学生权利的实现。

最后，从高等教育的目的来说。学生接受教育和管理是高等教育的中心内容，高等教育的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高素质人才，促进他们全面和个性地发展。法律赋予高校行使管理权力，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的目的。学生是教育法律关系中的重要主体，学生的权利是教育法律领域的核心问题。高校管理权力与学生权利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高校依法行使管理权力是保障学生权利得以实现的最有效的方法，依法行使高校管理权力的最终目的正是保护学生的权利。

（三）确立“权利本位”的法治理念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进行，特别是在“为了学生的一切，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口号提出之后，保护学生合法权利日渐变得重要起来。高校学生管理法治理念应该进一步调整，彻底完成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弃“人治”，行“法治”，确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思想，树立权利至上的理念，转“以管理为目的”为“以服务为宗旨”。

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应遵守两大原则：“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对于学生权利来说，凡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推定为权利。学生首先是国家公民，应当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所有权利。另外，他们除了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受教育权外，同时还享有教育法律、法规、规章所赋予的专有权利。对于高校权力来说，法律授权是惟一来源。凡法律没有授权的，高校不得涉及；法律禁止的，高校更不得自作主张。

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要求高校以保护学生权利为出发点，去实施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使学生权利获得确认和保障，杜绝只规定义务而忽视权利的现象，并且要求在为学生设定义务的同时，应首先保障其应享有的权利，正如学者郝铁川所言“在设定公民义务时，首先要考虑与该义务对应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如果法律只作单纯义务规定，这样的法律难以为人们普遍接受，难以调动人们守法、护法的积极性”[2]。

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要求高校教师具有平等思想，要真正把学生当作平等的主体对待，承认和确立学生参与高校管理的主体地位。高校制定和施行任何规则，都必须要与学生平等交流、双向互动，保证学生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高校作出涉及学生权利的具体决定，特别是对学生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决定，要确保学生陈述和申辩的权利，重大决定还要给予学生听证和申诉的权利。

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依据的不足与完善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同样也是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基本要求。其中“有法可依”又是其它要求的前提。以制定主体为标准，学生管理依据的“法”，可分为“外部法”和“内部法”。“外部法”是指高校以外的主体制定的法律规范，包括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内部法”是指高校制定的管理规则。

（一）“外部法”的不足与完善

首先，法律规范内容滞后。大部分规范都是上个世纪制订的，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在2004年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在2005年进行修订以外，其他的法律规范近些年都没有修改完善过。而20世纪90年代至今正是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和与日俱新的高等教育形势相对比，法律规范内容的滞后是显而易见的。其次，不同位阶的法律规范之间有冲突。学生管理法律规范体系应该结构严谨、层次分明，但从目前我国的学生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看，各位阶间存在着一些矛盾，下位法与上位法相冲突的现象比较普遍。再次，法律规范存在空白和漏洞。法律规范多为原则性和政治性规定，指导性强，可操作性不够，不能覆盖学生管理的所有领域，特别是对学生权利的规定存在很多缺失。学生管理出现问题，有时会出现于法无据的现象。

如何完善这些不足之处？首先，对于学生管理立法，要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进行不断完善，处理好法制立、改、废的辩证关系，既要维护法制的稳定，也要保证法制的与时俱进。对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要进行定期清理，该废止的尽快废止，该修正的迅速修正，该补充的及时补充。其次，要严格按照位阶的关系，进行法制建设工作。下位法要严格遵守上位法的精神，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和冲突，内容上要以上位法为指导，对上位法进行细化，力争形成内容和谐一致、形式完整统一、层次排列有序的学生管理法律体系。再次，进一步提高立法技术，规范法律条文，扩大覆盖面，同时加强配套立法，增加实体性和程序性的规范，细化学生权利的具体内容。

(二)“内部法”的不足与完善

高等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只能就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基本、重大、共同的问题做出笼统的规定，多为原则性和指导性的条文，实际可操作性不强，于是法律赋予了高校依法细化制定学校规则的权力，这样学校规则的制定就成了高校学生管理中的重要环节。事实也证明学校规则的制定相当关键，在媒体已报道的案例中，造成学生管理中侵权行为的始作俑者，基本上都是高校的规则。

根据已报道的案例分析，高校规则的不足主要表现为违反了法律优位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三大原则。完善高校规则应该严格遵守这三大原则。

法律优位原则是指在法律规范的效力位阶上，法律高于其它任何法律规范，其它法律规范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法律优位原则所强调的是在宪法之下，法律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其它法律规范可在法定权限或授权的范围内就某事项作出规定，但一旦法律就同一事项作出规定时，则以法律规定为准。[3]高校制定规则应以法律为指导，与法律的基本精神保持高度一致。例如，有的高校规则规定学生大学期间不得结婚，否则开除学籍，显然与《婚姻法》相抵触，违反了法律优位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是指凡属宪法、法律规定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或者只能由法律规定；或者必须在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有权在其所制定的行政规范中做出规定。[4]关于法律保留原则范围的确立标准，主张采用“重要事项说”，即“凡属于国家的重要事项，特别是涉及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与行使的事项，必须由法律规定”。[3]对于高校来说，不予录取、开除、不授予毕业证或学位证等影响学生受教育权完整性的行为，影响学生以后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只能根据教育法律做出，高校无权制定相应的规则内容。

比例原则在行政法学领域具有独特的地位，著名的行政法学家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称比例原则是行政法中之帝王条款当之不过。”[5]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除了有法律依据这一前提外，行政主体还必须选择对相对人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包含三个内容，行政权力行使的法定目的、行政行为的不可替代、行政行为与目的的相称。[3]有的高校禁止乙肝病毒携带者入学，与其说是为了高校公共卫生安全，不如说是存在“乙肝歧视”，是行政目的不合法。行政行为的不可替代、行政行为与目的的相称是指行政权力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影响不得超越实现行政目的的必要程度，即行政主体在所有能够实现行政目的的方式中，必须选择对行政相对人权益损害最小、影响最轻微的方法。高校对学生行使管理权时，禁止权力滥用，应当充分考虑育人目的与管理手段之间的适度比例，不能因小过而重罚，责过不相当，应注重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

三高校学生管理法治程序的失当与规范

（一）正当程序的缺失与确立

正当程序是指行政主体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必须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采取包括告知、说明理由、听取意见等方式。[6]如果按时间顺序，正当程序可分为事前程序、事中程序和事后程序。事前程序应是行政主体行政行为依据的；事中程序应是行政主体向相对人说明行政行为的根据和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事后程序则是行政行为最后处理结果的作出和为相对人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

我国由于轻程序理念的影响和相关行政程序立法的不足，高校学生管理中存在普遍的程序瑕疵。从高校学生管理立法上来讲，以最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为例，它明确规定高校对学生的处分应做到程序正当，但并未规定处分学生的具体程序。从高校实施管理的过程来讲，正当程序的缺失更是严重，高校学生管理不讲程序，主观性、随意性太强。

高校学生管理应严格遵守这样的正当程序：首先，公布规则，告知学生规则的内容和违反规则的后果，以达到规范学生日常行为的目的。在有确凿的学生违反规则的事实和依据后，进入立案程序。立案之后是调查取证，这个环节应注意回避问题，即不能由原来的参与人加入到调查取证的队伍中来，以防止其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其次，高校在作出对学生不利的决定之前，要送达书面通知告知其依据的规则、相关的证据以及学生所享有的程序性权利。高校应同时听取学生陈述、申辩，必要的时候应该为其举行听证。在经过以上的过程之后，高校对学生应该作出是否处理的书面决定。最后，高校一经作出处理决定，需及时以书面“送达通知书”的形式送达学生本人，并让学生在“送达通知书”上签字，同时高校应提醒学生在规定的有效期限内采用申诉、复议和诉讼中合适的方式进行救济。申诉期满未提起申诉的，开始执行处理决定。

（二）救济渠道的障碍与畅通

救济是法治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后的环节。现行立法涉及高校学生管理救济的只有一种形式即申诉。根据现行立法，学生申诉包括校内申诉和校外申诉。前者是指向高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的申诉；后者是指向高校的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的申诉。根据《关于实施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学生的行政申诉，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受理。各级各类学校还应该建立和健全校内的申诉制度，维护教师、学生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看出，学生提出申诉时，可以由高校受理，也可以由其所在高校的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受理。而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规定“学生对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可以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可以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可见在校内申诉与校外申诉的关系问题上，我国的立法是存在矛盾的，这势必就容易导致申诉机构互相推诿责任。

学者林莉红认为：“对行政行为实施的救济，应形成一个系统。对不同的行为应相应设置不同的救济途径、方式和方法；反之，救济途径、方式和方法亦应与被救济的行为相适应，应根据被救济行为的不同特性设置具有与被救济行为相适应的程序和制度。”[7]解决高校学生管理纠纷可以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对待：行政申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学生管理行政申诉是指学生在接受高校管理过程中，认为其合法权利受到高校的侵害，依法向高校提出理由，要求重新处理的制度。现行立法中的校内申诉就是行政申诉。

学生管理行政复议是指学生认为高校在管理过程中的行政行为侵犯自己的合法权利，有权向高校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提起审查请求，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依法对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审查，并做出相应决定的活动。我国现行立法虽然没有规定高校学生管理行政复议制度之名，实际上却行了高校学生管理行政复议制度之实，实际上现行立法中的校外申诉就是行政复议。为化解现行立法对校内申诉和校外申诉关系规定的矛盾性，有必要进行修正，统一形式，从立法上变“校外申诉”为“行政复议”。

学生管理行政诉讼是指学生认为高校在管理过程中作出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利，请求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和裁决的活动。以前很多学者质疑学生行政诉讼，他们担心司法的介入会影响高校的自。实际上，只要我们把握好行政诉讼介入的度，一切迎刃而解。这里又要提及前面的“重要事项说”，凡是因不予录取、开除、不授予毕业证或学位证等影响学生受教育权完整性的行为而引起纠纷，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实践中有成功的案例，天津市法院曾这样处理，“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等处分并未改变原告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并未剥夺原告经过国家统一考试取得的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属于学校对学生进行正常教育的管理行为，学生对此如有异议可通过申诉等其他途径解决。”[8]

学者秦惠民说：“当前学生与高校间各种纠纷都直接寻求司法救济而导致诉讼泛滥，不仅不是法治社会的标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法治的不成熟。”[9]在高校学生管理引起的诉讼程序问题上，德国、日本等很多国家都是坚持“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借鉴“穷尽行政救济”原则，按照行政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顺序逐级进行，切实将诉讼作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是高校学生管理最合理的救济方式。

参考文献

[1]夏民，耿华昌.保障大学生法定权利的实现[J].江苏高教，200l（5）：54-55.

[2]郝铁川.不对称的权利和义务[N].检察日报，l999-03-24.

[3]马怀德.行政法学（二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4]应松年.行政法学新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

[5]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M].台北：三民书局，1995.

[6]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林莉红.行政救济基本理论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1999（1）：41-49.

第7篇：教育法律救济的前提范文

[关键词] 大学生 合法权利 依法治校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高校依法治校工作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2005年3月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出台，犹如冲击波冲击着校园和传统的高校管理模式，学生管理工作从观念到实践即将面临一场重大的变革。频繁发生的大学生诉高校侵权的案件耐人思索，新规定的出台，促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加强对大学生权利的认识和保护。笔者从学生管理实践的角度，分析了高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新规定，谈谈如何在学生管理工作中保障大学生的权利。

1 学生的权利

新《规定》增加了学生的权利和义务专章，明确了学生所享有的6项受教育权利和应当履行的6项义务，为学校和学生增强法律意识，为正确行使权利、依法履行义务明确了行为准则。

1.1 基本权利

大学生作为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宪法上的受教育权和婚姻自由权，以及民法上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等。(1)受教育权。高校学生纠纷主要涉及的受教育权主要是开除学籍等处分。（2）婚姻自。在新《规定》中取消了一些涉及学生婚恋的强制性规定，撤销了原规定中“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的条文，对学生能否结婚不再作特殊规定，保障了大学生作为公民应享有的婚姻自。（3）人身权。高校学生经常涉及的人身权利纠纷主要有人格权、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选择权、生命权、健康权、公正评价权、事后救济权、知情权、参与权、肖像权等。(4)财产权。高校学生经常涉及的财产权利纠纷主要有收费、教学设施、生活条件、损害赔偿等。

1.2 特殊权利

《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规定了高校学生享有的权利，新《规定》增加了学生的权利和义务专章，明确了学生所享有的6项受教育权利：(1)“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的权利；(2)“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的权利；(3)“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4)“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依法提出诉讼”的权利；(5)“在校内组织学生团体的权利”。(6) 被处分学生可逐级申诉，新规定根据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规定，为学生规定了申诉程序即权利救济机制。

2 当前学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新规定突出了大学生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也明确了高校在学生管理中的权限问题，并对学生受处分后的权益救济制度，这些对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从观念、制度到实践都提出了新的挑战。近年来频繁发生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纠纷， 其实质就是高校的管理权与大学生的权利的矛盾，是旧的管理模式忽视人权和现代大学生权利意识高涨的矛盾。高校在保护学生基本权利的方面在依法治校这一系统工程中是比较薄弱的，但学生和家长越来越重视对自身基本权利的确认和维护。如何维护学生的基本权利，主动适应新规定，已成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必须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实践中学生管理存在的管理权与大学生的权利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规章制度方面

2.1.1 合法性问题。普通高校是根据教育法的授权或行政机关的委托行使国家公民权利的授权组织。根据《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规定，学校享有办学自，有权“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等，即学校有权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但是，同时法制社会又要保障公民的权利，这二者往往产生矛盾。学生状告母校的案件中往往质疑学校规章制度的合法性，已出现有法院宣判学校的规章制度无效的事实。目前一般学校各项管理制度都是依照有关教育法律法规、参照院校之间“惯例”和结合本校实际制定的，没有专人和专门部门审查过是否合法、是否依法维护了学校和学生双方的利益。

2.1.2 合理性问题。学校的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为保证其组织目标的实现而对于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理的“自由裁量权”，即学校对很多事务享有自由判断并做出决定的权利。因为教育教学活动的特殊性，很多教育教学问题不能完全定量化，而是需要一定的定性判断，如德育标准、综合素质等，这就给学校留下一个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学校规章制度的合理性除要遵循教育规律外，主要是如何适度使用自由裁量权。这往往是社会、学生和家长对学校质疑和的主要问题之一，认为学校处理过重。而且，如何既能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又能保证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也是困扰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难题。

2.1.3 全面性问题。目前学校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在规定学生的责任方面应该是比较系统、具体的，但是在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保障学生的权益方面还不够完善。我国的学生申诉制度在《教育法》中规定，受教育者有权“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出诉讼”。但是一般高校缺乏学生申诉的规章制度，没有专门负责受理学生申诉的机构和人员。

2.2 管理观念方面

教育管理中，行政管理重于依法治校。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高校的管理人员和教师行政本位的思想较普遍，对涉及学生权益的问题往往采取行政办法解决，靠命令、凭经验来解决问题和化解矛盾，很少想到依法解决。但是学校与学生、教师与学生等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学生维权意识和能力的提高，已将学校推上了必须依法治校的道路，近年来涉及高校学生维权案件的增加就是实证。情感重于理性。学校和教师往往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热情和良好的愿望管理和教育学生，忽视用理性和法律来解决问题。但往往出现“合情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的问题。对学生的管教重于对学生权益的维护。“师道尊严”的观念让学校和学生、教师和学生之间无法平等，学生只能尊重和服从，缺乏以平等地位、民主方式、双向互动等方式与学生进行沟通。所以，规章制度经常是学校制定、学生执行，学生参与对教师教学质量考核的权重也较低。但当今高等教育已经是收费教育，学生要求参与学校管理、要求享受应得到的教育质量和教学条件的维权呼声也越来越高。

2.3 管理实践方面

实践中，严格的课堂管理导致大量学生因旷课而被清退，形成了与学生课程选择权的冲突；高校对考试作弊者给予的“开除学籍”处分，形成了与学生的“受教育权”的冲突；严格的作息、卫生检查制度和禁止异性同居等宿舍管理规定，形成了与学生隐私权、婚姻权和性权利的冲突；学校对违规学生的处理意见的公告和对贫困生家庭情况等的公示，形成了与学生隐私权的冲突。

3 适应新规定，以维护学生合法权益为目标，开展学生管理工作

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是依法治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规定》的重要内容。随着学校的法律地位的新变化，学校、教师、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出现了新的特点。高校应该适应新形势、新规定，转变观念，依法治校，以维护学生合法权益为目标，开展学生管理工作。

3.1 加强法制宣传，更新教育管理观念

提高师生员工的法律素质是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前提，因此，要加强学校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的法制教育。通过学校各级领导要带头学习法律知识，依法履行管理职能，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正确合理地行使教育权，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使学生建立正确的权义观等三个层面的法制教育，有效地规范和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保障大学生权益。

学校更新观念，转变对学生以控制为主、以服从为主的思想，树立尊重学生权益， 依法育人的新的教育管理观念;坚持以学生为本，提倡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参与制定有关规章制度，参与评价学校教育质量和教师教学水平。这样，既能反映学生的意愿，使学校管理符合实际，又能减少学生的逆反心理，树立权利至上的理念。

3.2 以学生为本，加强制度建设

随着学生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要求学校的制度建设在保证实现教育目标的同时，还要尊重学生合法权益，做到以生为本。学校各项规章制度首先必须合法，不能与国家法律法规相冲突，不能超出学校管理的范围，不能忽视学生享有的基本权利；其次必须合理，制定规章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教育和管理学生，而不是为了侵犯某些学生的合法权益；最后要管理有度，既把学生看成法律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又要把学生看成发展中的人，在违纪处分时，要将对学生产生影响限制在最小的限度内。

高校各级领导要依法办教育，严格按照教育法规和教育规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要依法行政， 以生为本，习惯用法律手段调整、规范和解决随着教育大众化等改革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依法管理，有接受法律监督、学生监督的思想准备和相应的机制，特别在处理与学生的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相冲突的事项时，应慎重行使权力，规范管理行为，按法治原则办事。要依法用好办学自，在提高学校办学的主动性和社会适应性的同时，避免滥用权力而导致侵权。

3.3 完善学生申诉裁决机制

新规定根据《教育法》进一步确立了学生权益救济制度，增设了学生对处分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和申诉权，限制了学校管理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高校学生管理“无救济就无处分”的法治思想，对学生合法权益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但目前国家行政机关并未建立完善的学生申诉裁决机构，高校也很少建立有关学生权利救济的规章制度，因此，学生申诉缺乏可操作性，申诉权较难得到实现。有关政府部门应尽快建立受理学生申诉的机构，并建立相应的申诉裁决机制， 学校也应尽快完善学生申诉制度，指定有关机构和人员受理学生的申诉。通过完善学生申诉制度，做到学生对学校处理不服时申诉有部门管、辩护有人听，使学生在权利受到侵害时，能通过权利救济得到补偿。

参考文献

[1] 刘同君,夏民.权利保障:大学生管理法治化之必然[J].中国高等教育,2003,(24):29-30.

[2] 靳国胜.大学生受教育权保护中的法律程序问题[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37-41.

第8篇：教育法律救济的前提范文

关键词 师范生 法律素养 缺失 提升措施

中图分类号：G655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依法治国”方略提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新世纪，具有良好的法律素养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是大学生顺利就业的必要条件， 也是法治国家对师范生的必然要求，然而法律素养的缺失说明必须提升师范生法律素养。

1师范生法律素养缺失

1.1师范生法律知识缺乏

有学者对杭州师范大学师范专业的本科学生作过调查，调查数据显示，25%的师范生认为教育法律与学习、工作、生活关系关系不大，12%的人不清楚教育法律与自己的生活、学习还有工作是否有关系，还有2%的觉得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在遇到侵权行为时，师范生想到使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益的人只有13%，且在19 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想到使用诉讼救济；32%的师范生对教育法律知识一点也不了解；在“对教师权利的认知”中，只有14%能正确选出所有选项，58%的回答中包含了错误答案；“对教师义务的认知”中，35%的师范生没有选对；师范生认为学校、教师和学生之间是监护关系的人数高达50%以上，尤以大三学生为甚，为57%；判断学生伤害事故责任承担的正确率的只有42%，错误率达45%，还有13%的人不知道该如何选择。调查者随意地挑选了选择“不需要承担责任”（正确答案）的被调查者进行访谈，发现有的同学是凭直觉认为不需要承担责任，有的同学是碰巧猜对。也就是说其实真正清楚这一法律规定，明确这一法律事实的人并不足42%。 可见师范生法律意识不强、法律知识缺乏。

1.2师范生法律责任意识淡薄

新世纪的师范生自我意识强，但法律责任意识淡薄。如2015年11月8日《华商报》就有《铜川女大学生考场偷手机居然是突发奇想》的报道：一名21岁铜川籍的西安某高校大三学生，“到教室门口的桌上放包的时候，突然想起自己曾经考试时，包这么放着也被别人偷走过手机，便突发其想，就试着去偷拿别人的了……”，该学生盗窃了两部手机价值上万元，已属盗窃数额较大，其一时兴起的行为结果已构成盗窃罪，依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可见，该大三学生没有一点法律责任意识。

2提升师范生法律素养的措施

法律素养就是一个人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是一个现代教师必备的基本素质。一个具有法律素养的人，他不仅知道法律规定即具有法律知识；而且他会尊崇、敬畏法律，自觉守法、自觉用法；更为重要的是，他个人内心会将法律尊为其行为的最高规则，形成法律信仰。因此，提升师范生法律素养，理当从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律意识，培养法律能力三方面入手。

2.1学习法律知识

师范生提升法律素养，首要措施是学法、知法、懂法。一定的法律知识是提高法律素养的前提，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作保证，提高法律素养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师范生或多或少地具备一些法律基本常识，并不是完全的法盲，但是，这些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是远远不够的。各高校必须优化师范生培养方案，开设法制课程，加强法制教育，让师范生在走出校门前深刻体会到自己的职责是“立德树人”，做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的表率，培养师范生的法律信仰意识。通过学习， 使未来的教师树立尊重学生权利意识，具备法律至上观念的法学理论知识；懂得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应该履行的义务， 如公民的人格尊严权、 生命权、健康权、通信秘密权、受教育权等权利，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物、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与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及依照法律纳税等义务的宪法知识；严重侵犯学生的合法权益， 有可能会触犯刑法， 涉嫌故意伤害罪、侮辱罪、诽谤罪等刑法知识；明白教师和学生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与法律救济途径的教育法学知识，系统学习《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教育法律，使得师范生具备比较丰富的教育法律知识，促使师范生认识到禁止体罚学生是教师的禁止性法律义务， 恶性殴打学生是体罚，超过身体能力极限的跑步、“ 劳动改造” 、罚抄过量作业、放学不让回家、不让吃饭或讽刺挖苦等变相体罚行为也同样是体罚之列；对于经常违纪、顶撞老师、殴打同学的“ 小霸王” 学生， “ 劝退”（逼其退学）， 这是变相的开除，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七条“对违反学校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予以批评教育，不得开除”的规定，属于违法行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因为师范生的教育法律知识没有得到充实、教育法律意识没有得到形成，以至于教育法律素养得不到提升，所以师范生必须努力学习法律知识。

2.2树立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它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它是人类在法律方面的实践活动的精神成果，包含着人类在认识法律现象方面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观念模式、情感、思想和期望。法律意识不是自发形成的，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学习和自觉培养的结果，也是法律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结果，它是法律素养的主观方面； 我们常常提及的一般意义上的学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条文，同时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适用的法律原理，这是法律素养的客观方面。师范生只有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更好地掌握教育法律知识，注重教育法律行为，运用教育法律武器，才能驱动他们积极守法，使其守法行为由国家力量的外在强制转化为师范生对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所内含的价值要素的认同，从而就会严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就会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就会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和争议，自觉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就会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因此，树立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提升师范生法律素养的重要举措。

2.3培养法律能力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强调，坚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这就要求师范生必须培养法律能力，因为“依法治校”、 “依法执教”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学校必须依法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教师必须依法进行教育教学，尊重学生人格，维护学生合法权益，形成符合法治精神的育人环境，提升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的法律素质，提高学校依法处理各种纠纷的能力，依法保障学校、举办者、教师、学生的合法权益。在学生管理中，学校应当正确认识和处理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重视学生在教育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主体地位，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督促学生依法履行义务。因此，师范生不仅需要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律意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法律能力即法律实践能力，也就是完成各项具体法律任务的能力，主要表现在探知法律事实的能力、证据操作能力、法律表达和论辩能力、运用法律程序的能力等。可以采取巧用学校规章制度的“渗透功能”、发挥师范生法律社团的“蝴蝶效应”、 敦促师范生在社会实践中感悟法律、弘扬浸润了法治理念的校园文化等方法，以培养师范生的法律能力。

[1] 董爱玲.浅谈中小学教师的法律素养及其培养[J].教育探索，2008（8）.

第9篇：教育法律救济的前提范文

[关键词]高职院校自主管理权大学生权利冲突

高职院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宪法和法律赋予了其自主管理权，包括对教学活动的管理和对学生的管理。高职院校的学生，作为国家公民、受教育者和消费者，《宪法》《教育法》和一些民事法律赋予了其受教育权、财产权、人身权等基本权利。学校自主管理权的行使是为了最大可能地创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保证学生各项权利的实现；而学生各项权利的行使a，也必须在遵守宪法、法律和高职院校管理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在某种程度上讲学校的自主管理权和学生的权利是一对矛盾，学校管理力的扩大则意味着学生权利的缩小，学生权利的彰显则会制约学校的权力。如何既保证高职院校自主管理权的有效行使，又保障学生权利的充分实现，已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要研究这一问题，首先需弄清大学生的权利内容，高职院校实施管理时哪些行为构成对大学生合法权益的侵犯，从而寻求合理路径，实现权力与权利的协调与平衡。

一、高职院校的权力与大学生的权利

1．高职院校享有自主管理权。在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逐步将权力下放给高校，高职院校同样享有自主管理权。《教育法》第28条和第43条、《高等教育法》第11条和第53条规定了高等学校的自主管理权及学生应服从学校的管理制度。2005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规定了学校对学生实施管理和纪律处分的权力，并要求高校建立健全学生管理制度，对学生实施有效管理。

高职院校的自主管理权是国家行政部门为了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而赋予学校的权力，具有行政权力的性质，这种权力是在学校内部管理上的一种自由裁量权。学校如何实施有效的管理，制订哪些规章制度，怎样制订和执行，都是具有很强专业性的教育问题，主要由学校内部决定。这种权力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2、高职院校学生的权利。在接受教育的特定时期，学生的身份和地位比较特殊，既是公民，又是受教育者，同时又足消费者。学生作为公民和消费者，享有《宪法》和民事法律规定的权利；作为受教育者又享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规定的权利。概括起来，学生的法定权利大致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受教育权。《宪法》第46条和《教育法》第9条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大学生作为中国公民享有受教育权，可以要求学校和教师中止影响其受教育权的一切行为，并获得补偿和救济权利。

二是参加教育活动并使用教学资源权。参加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合理使用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实验室设备、图书馆书刊资料等有关教学资源是每一个大学生的权利，这是受教育的前提和保证，也是受教育权的体现。《教育法》规定学生享有“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的权利。

三是选择权。即大学生享有自主选择专业、课程或者接受其他服务的权利。具体包括：(1)专业选择权。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爱或就业前景良好的专业和学校，包括转专业和转学，当然这种选择权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的管理规定。(2)课程、教师、学习进度和修学方式的选择权。作为消费者的大学生有权选择选修课程、选择课堂，对个别教学法态度不好、教学水平不高的教师有要求更换的权利。可以根据学校有关规定，申请辅修其他专业或者选修其他专业课程；可以根据校际间协议跨校修读课程；可以拒绝参加学校赢利性劳动或过重的体力劳动。(3)就餐、购物、住宿、娱乐的选择权。

四是公正评价权。大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享有要求教师、学校对自己的学业成绩和品行进行公正评价并客观真实地记录在成绩档案中，在完成相应的学业后获得相应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

五是获取相应知识权。大学生缴纳_r一定数额的学费，就有权要求高校提供至少与学费价值相当的知识、设施、服务；有权要求教师认真上课，保证质量，要求学校提供相应的教育设施、教学资源和教师，满足教学和学习的需要；有权拒绝高校增设毕业条件、标准，随意加重学生的负担。

六是知情权。大学生对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学校的发展状况、自己所学专业的发展前景、本专业的师资队伍、课程设置以及经费投入等基本情况有全面了解的权利。对学校及教师对学生的学业及各种教育教学活动的评价制度、评价结果都有知晓的权利。

七是参与权。大学生享有与教师、管理者同样的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权利。特别是与学生利益相关的学校事务，大学生作为利益主体，享有提出意见、参与决策的权利。2005年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和完善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支持和保障学生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保障了学生的参与权。

八是监督权。一是监督学校资源的使用，二是监督学日常机制的运作。大学生享有对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态度、课堂教学质量以及学校教学经费投入情况等进行监督的权利。学生可以就学校的各项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学校应予明确答复。

九是救济权。大学生在接受教育的服务中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教育法》第42条规定学生享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的权利。《高等教育法》第54条规定，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补助或者减免学费”。《中国人民银行助学贷款管理办法》规定，对家庭经济确有困难、学习努力、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纪律的学龄前生，均有权提出贷款申请，以解决在校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用。这种权利不能因为公立与私立、普通高校与成人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十是人身权。公民人身权被视为“天赋的权利”。人身权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人格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身份权主要指因为特定身份而享有的权利，包括亲属权、亲权、配偶权、荣誉权等。

十一是财产权。大学生享有财产受到妥善管理和保护的权利。大学生对其财产享有独立的所有权，只要不违法，学校无权没收其财产，也不能以学校名义对学生处以财产处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其财产应该得到学校的管理和保护。当学校没有尽到保护职责使其财产受到侵害时，学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学生有使用学校公有财产的权利，学校有为学生提供其完成学业所必需的教育教学资源的义务。

十二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指个人对其智力成果的独占排他利用从而取得利益的权利。学生对其付出了劳动、贡献了智慧的论文、著作、作品、科研成果及发明创造享有知识产权，学校和教师应给予充分尊重和保护。

十三是申诉权。“无救济则无权利。”当权利法定后在事实上或社会生活中遭到否定时，必须设立一种保障机制，使之能获得及时的救济。《教育法》第42条规定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2005年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也规定学校在对学生做出处分决定前，应当听取学生或其人的陈述和申辩。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学生对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

二、高职院校自主管理权对大学生权利的侵犯与分析

政府下放给高职院校自主管理权是为了保证其教育职能的实现，这种权力实际上是公众权利的让渡，而且主要是被管理的大学生权利的让渡。该权力的存在应以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为前提，它的行使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高校要自我约束管理权，接受法律的审视和社会的监督，否则极易造成学校权力对学生权利的侵犯。调查表明，高职院校为了实现统一管理，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在行使自主管理权时，侵犯学生权利的现象屡屡发生。1．侵犯学生的名誉权、隐私权。名誉权是指公民或法人对其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依法所享有的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学生名誉关系到其在学校的地位、人格尊严、老师同学对其信赖程度，公正的评价、良好的名声是学生进行正常学习、生活的保障。学生的名誉权受法律保护。高职院校在管理工作中，侵犯学生名誉权的现象较多。批评教育学生是教师的职责，但一些教师不分场合、不分对象、不考虑语调和语气，动辄训斥学生，甚至使用一些挖苦、嘲讽、伤害性或侮辱性的语言对学生进行责骂、体罚学生等，这无疑构成对学生人格尊严的践踏，侵犯了学生的名誉权。另外，有些教师在对学生进行鉴定或成绩评定时，不能客观、公正地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或能力水平给以评价，然后公布出去，也是对学生名誉权的侵犯。

隐私权是指公民个人和死者所享有的个人信息不被非法获悉和公开、个人生活不受外界非法侵扰、个人私事的决定不受非法干涉的一种独立人格权。高职院校学生有权对个人信息与生活情报进行控制和保密，禁止他人公布其个人信息与私人秘密。高职院校在实施管理时，学校管理权和学生隐私权发生冲突的现象很多，而且不可轻易断言是否存在侵权。如舍务管理人员晚上叫门查寝；安全检查部门对学生的衣物、床铺、箱包的搜查；老师对夜不归寝学生的细细盘问等等。这些行为是否构成对学生隐私权的侵犯，还需要将其放在具体背景下全面分析。但学校的下列行为是构侵犯学生隐私权的：一是学校对学生违纪的事实、处分结果张榜公布，这是权力的膨胀与泛化，是对学生隐私权的侵犯；二是学校将学生的分数公布于众。考试成绩属于学生的隐私，学生有权决定是否公开、对谁公开以及在什么场合公开，学校无权采取张榜公布或通报的形式将学生分数公之于众。

2．侵犯学生的自由权。有些学校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减少事故的发生，实行封闭式管理，大门紧闭，将学生局限在围墙之内。学生需要外出办事必须由老师开具出门证，有时间和次数限制。从法律视野看，这种封闭式管理是学校管理权对学生自由权的覆盖和湮没。另外，大多数高职院校都有晚自习制度，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到班级自习。有些班级秩序很混乱，不利于学习；学生为了完成作业或学习计划想到图书馆或网上查找资料，但为了遵守学校的自习制度，无法自行更换学习场所，否则要受到扣分等处分，这也是对学生自由权的侵犯。

3．侵犯学生的中诉权。《教育法》和《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都对学生的申诉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要求学校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学生的申诉。但目前高职院校在处分学生时还是先处分后告知，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或者没有，或者形同虚设，学生的申诉权无从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