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理论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考古理论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考古理论范文

大体说来，原始农业时期，已发明了整地、收获、加工脱粒等三类农具。商周时期已产生中耕技术，出现了中耕农具，并且发明了青铜农具。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以牛马为动力的犁耕并发明了铁农具，同时还创造了加工农具石磨。汉代是我国农具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发明了整地机械耦犁和播种机械耧犁以及加工机械踏碓和风扇车。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一套抗旱保墒的耕耙耱技术，相应地创造了耙耱等整地农具。唐代在农具上的最大成就则是发明了曲辕犁，大量使用碾磨。宋元以后的农具虽有一些改良和进步，但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中国传统农具已经基本成熟定型。下面扼要介绍各地出土的农具。

1．整地农具

整地是为了给播种后种子的发芽、生长创造良好的土壤条件。整地农具包括耕地、耙地和镇压等项作业所使用的工具。在原始农业阶段，最早的整地农具是耒耜。先是木质耒耜，稍后又发明了石耜和骨耜，以后又有石铲、石锄和石钁，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还发明了石犁。商周时期的整地农具新增了青铜制作的铲、钁、锸及犁。春秋战国时期的整地农具有铁制的耒、锸、犁铧、锄、钁及多齿锄等。汉代的整地农具除了犁铧之外，新发明了耧犁和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整地农具新增了耙。唐代的整地农具主要是完善了耕犁的结构，出现了曲辕犁，同时还发明了碌碡等。宋元时期新增加了在水田使用的耖。明清时期的农具基本上继承宋元，没有太大的突破，在考古发掘中明清不是重点，因此出土实物不多。

斧、锛

斧、锛是远古时代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出土的数量也最多。人们既可用它作为武器，也可用来打击野兽，还可以用它来砍伐森林、加工木材、制造木器和骨器。在石器时代，人们从事火耕和耜耕农业，开垦荒地之时，就需要用石斧、石锛来砍伐地面的森林，砍斫地里的树根。石锛也可用来掘土翻地，所以石斧、石锛也是原始农业开辟耕地时的重要农具，只有在商周之后，由于农业的进步，已脱离刀耕火种阶段，砍伐森林已不是农耕的重要任务，因此斧、锛在农耕作业中的地位大大下降，但在手工业中却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早期的石斧是直接用手掌握使用的，称为手斧，以后发展为装柄使用，提高了功效。石锛(尤其是有段石锛)一般都是安装在木柄上使用的。安装方法通常是用绳索将石斧、石锛捆绑在木柄上，但是石斧的刃口和木柄呈平行方向，石锛的刃口和木柄则是横向的。因而斧的功用是劈，锛的功用是斫。不过，从各地出土的考古资料来看，有些斧、锛的安装方法则是直接套入木柄前端的槽孔之中，一些有孔石斧则是先套入槽孔内再用绳索加固(图一八)。

耒、耜

耒、耜是两种农具，是最古老的挖土工具。耒的下端是尖锥式，耜的下端为平叶式。耒是从采集经济时期挖掘植物的尖木棍发展而来的。早期的耒就是一根尖木棍，以后在下端安一横木便于脚踏，入土容易，甲骨文中的就是它的象形。再后单尖演变为双尖，称为双尖耒(图一九)，甲骨文中的就是它的象形。单尖木耒的刃部发展成为扁平的板状刃，就成为木耜。它的挖土功效比耒大，但制作也比耒复杂，需要用石斧将整段木材劈削成圆棍形的柄和板状的刃，即所谓神农“破木为耜”、“斫木为耜”[135]。早期的耒、耜都是木质的，即《周易·系辞》所说的“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因此不易保存下来。不过在陕西省临潼县姜寨和河南省陕县庙底沟等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发现过使用双齿耒挖土后留下的痕迹，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和罗家角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木耜。由于木耜的刃部容易磨损，后来就改用动物的肩胛骨或石头制作耜刃绑在木柄上，成为骨耜或石耜，它们都比木耜更加坚硬耐磨，从而提高了挖土的功效。目前北方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和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以及辽宁、内蒙古等地的遗址中都出土了很多石耜，其年代最早可达8000年前，由此推测，木质耒耜的起始年代当更为久远。目前发现早期骨耜最多的地方是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和罗家角遗址，距今7000年左右。骨耜是用偶蹄类哺乳动物肩胛骨制成，肩部挖一方孔，可以穿过绳子绑住木柄。骨耜中部磨有一道凹槽以容木柄，在槽的两边又开了两个孔，穿绳正好绑住木柄末端，使木柄不易脱落，其制作方法已相当进步。这种骨耜在南方水田中使用，功效也很高(图二)。

耒、耜使用的年代相当长久，直到商周时期还是挖土的主要工具，《夏小正》载有“农纬厥耒”，《诗经》中多次提到耜。战国时期耒、耜依然是主要的整地农具。《管子·海王》载：“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并且还在耒的齿端套上金属套刃，使其更加坚固耐用，工效倍增。如在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水井中发现一件战国木耒，其双齿套有铁刃，挖土功效更为显著，这是木耒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图二一)。甚至到了汉代，犁耕已经普及，但耒、耜仍未绝迹，不但文献上经常提到，各地汉墓中也常有耒、耜的模型或实物出土。大约到三国以后，耒、耜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为成书于后魏(6世纪)的农书《齐民要术》提到的整地农具中就没有耒耜。后代文献所提到的耒耜只是农具的泛称而已，如唐代陆龟蒙的《耒耜经》，实际上是指耕犁。

铲

铲是一种直插式的整地农具。铲和耜是同类农具，在原始农业的生产工具中并无明显区别。现在一般将器身较宽而扁平、刃部平直或微呈弧形的称为铲，而将器身较狭长、刃部较尖锐的称为耜。最早的铲是木制的，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就出土过木铲(图二二)。各地出土更多的是石铲，也有少量骨铲。铲的器形较多样，早期的呈长方形，较晚出现的有肩石铲和钻孔石铲，使用时都需绑在木柄上。商周时期出现青铜铲，肩部中央有銎，可直接插柄使用。河南省郑州市人民公园出土过一件带柄的青铜铲，由此可以了解商代青铜铲的全貌(图二三)。春秋时出现铁铲，到战国时铁铲的使用更为普遍，形式有梯形的板式铲和有肩铁铲两种。至汉代始有铲的名称，《说文解字》已收有“铲”字。汉代的铲器形较为多样，有宽肩、圆肩、斜肩几种形式。四川汉墓中经常有执铲陶俑出土，陶俑所执的铲肩宽且平，刃部收缩呈弧形，附有长柄，从其与陶俑高度的比例测算，与现代的铁锹大小一样。铁铲在汉唐以后一直是主要的挖土工具之一，在宋元时期称为铁杴或铁锹。王祯《农书》：“煅铁为首，谓之铁枚，惟宜土工。”北方的一些金元时期遗址中常有铁铲出土，其形制大小都与现在的铁锹相似，说明铁铲到此已经定型，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化。

锸

锸为直插式挖土工具。锸在古作臿，《释名》“臿，插也，插地起土也”。最早的锸是木制的锸，与耜差不多，或者说就是耜，在木制的锸刃端加上金属套刃，就成了锸，它可以减少磨损和增强挖土能力。锸是商代新出现的农具，发展于战国，盛行于汉代，一直沿用到南北朝以后。商周时期的锸多为凹字形的青铜锸(图二四)，春秋时期的铜锸形式较多样，有平刃、弧刃或尖刃。战国时期开始改用铁锸，主要有一字形和凹字形两种。锸是汉代的主要挖土工具，在兴修水利取土时发挥很大作用，故有“举臿为云，决渠为雨”的民谣(《汉书·沟洫志》)。锸的铁套刃在汉代叫鐅，《说文解字》：“鐅，河内谓臿头金也。”安装鳖的木板叫“叶”。《释名·释用器》：“其板曰叶，像木叶也。”使用时双手握柄，左脚踏叶之左肩，用力踩入土中，再向后扳动将土翻起。《淮南子·齐俗训》：“修胫者使之跖臿。”高诱注：“长胫以蹋插。”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西汉墓出土一把完整的锸，其木叶左肩比右肩突出而稍低，就是为了便于左脚踩踏而设计的(图二五)。从四川等地汉墓出土的持锸俑，也可见到锸的完整形状。锸在南北朝时期继续使用，但出土的实物远少于汉代，《齐民要术》中没有提到锸，说明已不是主要农具。隋唐以后，锸已很少出土，但是并没有绝迹，至今在南方的一些偏僻农村仍在使用，如江西省奉新县、湖南省桃源县的农村中现在使用的一种铁锹，就还保存着古代铁锸的原始形状。

犁犁是用动力牵引的耕地农机具，也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整地农具，但是它产生的历史较晚，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一种石犁，是用石板打制成三角形的犁铧，上面凿钻圆孔，

可装在木柄上使用，估计当时还不可能采用牛耕，应是用人力牵引(图二六)。由于考古发现的都是石犁铧，木质的犁架未保存下来，因此对原始耕犁的犁架结构尚不清楚，而且当时也未能普遍使用，但它已具备动力、传动、工作三要素，远比其他原始农具的结构复杂，可算是最早的农机具，它的出现在我国农具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到商代，开始出现金属犁铧，江西省新干县大洋州商墓出土过两件青铜犁铧，呈三角形，上面铸有纹饰，一件宽15厘米、长11厘米、高2．5厘米，另一件宽13厘米、长9．7厘米、高1．7厘米。这是目前仅有的两件经过科学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和年代判断的商代铜犁铧。它证明商代确实使用过铜犁。虽然没有犁架出土，仍不明其具体结构，但从铜犁铧的形制观察，已和后代的铁犁铧相类似，因此推测其犁架结构应和西汉画像石上的框形犁相似，早已摆脱了石犁的原始状态。尽管目前还无法确定商代是否使用牛耕，但青铜犁的出现为以后铁犁的使用开辟了道路，因而在我国农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牛耕开始推广，铁犁铧也取代了青铜犁铧，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都有战国的铁犁铧出土，说明犁耕已在中原地区广泛使用(图二七)。但出土的多数是V字形铧冠，宽度在20厘米以上，比商代铜犁大得多。它是套在犁铧前端使用的，以便磨损后及时更换，减少损失。这说明战国的耕犁已比商周时期进步得多，大大提高了耕地能力。只是此一时期犁架的结构仍不明了。

耕犁到了汉代才得到普及，不仅中原各省都有铁犁铧出土，西北、东北边陲也出土了不少铁犁铧，就连史称“火耕水耨”的江南地区，远至福建、广西、广东等地，也有铁犁或牛耕模型出土，它们成为汉代农业生产力显著提高的主要标志之一。汉代的铁犁铧品种多样，大小不一，小的长、宽各20厘米左右，大的长、宽可达40厘米以上。陕西、河南等地还出土了汉代的铁犁壁，有单面的，呈菱形或板瓦形，可向一面翻土；也有双面的，呈马鞍形，可双面同时翻土，适于开沟起垄。犁壁是翻土碎土的重要装置，这一发明标志着中国耕犁已走上成熟道路，是耕犁史上的重大成就。从各地画像石和壁画的牛耕图上，还可看到汉代耕犁的具体结构，汉代耕犁已具备了犁辕、犁箭、犁床、犁梢等部件，说明已趋于成熟定型。大体说来，西北地区(如陕西、内蒙古)的耕犁犁床和犁梢区分明显，属于长床犁或框形犁(图二八)。东部地区(如山东、江苏)的耕犁形制有所不同，犁床和犁梢连成一体呈弓形，是用一根弯曲木头制成，看不出明显的犁床，故亦称为无床犁(图二九)。两类耕犁都是直辕犁，有用二牛牵引的长直辕犁和用一牛牵引的短直辕犁。长直辕犁适于在大块田地上使用，短直辕犁转弯灵活，适于在小块田里使用，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发明创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耕犁基本上是继承汉代的，但犁铧的形制还是有所变化，犁铧冠由汉代的长翼变化为较短的翼。西汉铁犁铧接近等腰三角形，从东汉开始向牛舌状改进，至南北朝定型化。犁铧有大、中、小三种，反映犁铧多样化。从魏晋墓壁画牛耕图看，当时的耕犁还是二牛挽拉的长辕犁。但《齐民要术》已指出：“长辕耕平地尚可，于山涧之间则不任用，且回转至难、费力，未若齐人蔚犁之柔便也。”说明山东一带已出现适合在山问谷地使用的蔚犁。将蔚犁与长辕犁相比，则蔚犁应是一种操作灵活轻便的短辕犁。这种犁的出现可能为唐代曲辕犁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耕犁发展到唐代又有一次重大的突破，这就是曲辕犁的出现。据陆龟蒙《耒耜经》记载，唐代晚期江东农村的耕犁共由11个部件组成，犁馋和犁壁是铁制的，其余的犁底、压馋、策额、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犁粲等部件都是木制的。犁身全长4米，比现在的犁要长许多，但它的辕是弯曲的，末端设有能转动的犁架，可用绳索套在牛肩上，牵引时犁可自由摆动和改变方向，克服了汉魏时长直辕犁耕至田边地角时“回转相妨”的缺点，更适合在江南田地面积较为狭小的水田中使用，故被称为曲辕犁。曲辕犁的另一个优点是设有犁评，可调节犁箭上下，改变牵引点的高度，并可控制犁地的深浅。又因犁壁竖立于犁铧之上，两者不成连续曲面，既便于碎土，又便于形成窜垡，因此操作起来比直长辕犁简便轻巧，能适应各种土壤和不同田块的耕作要求，既提高耕作效率，又提高耕地质量。可见，我国的耕犁发展到此已达相当完善的地步。从此以后，曲辕犁就成为我国耕犁的主流。目前考古资料中，只在陕西三原李寿墓壁画上看到一幅长曲辕犁的形象(图三)。

宋元时期的耕犁是在唐代曲辕犁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完善，使犁辕缩短、弯曲，减少策额、压馋等部件，犁身结构更加轻巧，使用灵活，耕地效率也更高了。正如王祯《农书·垦耕篇》所说：“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阔狭不等，一犁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便。”我国耕犁至此已完全成熟，明清时期的耕犁已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

钁

钁又称镢或镐，为横斫式整地农具。掘地部件为长条形，上有銎，可安装横柄，是深掘土地的得力工具，多用于开垦荒地，农家亦用于刨掘作物的根株，是农家主要的整地农具之一。钁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鹿角钁和有段石锛。商周已出现青铜钁，当时称为欘。《国语·齐语》：“恶金以铸锄、夷、斤、欘，试诸壤土。”韦昭注：“欘，斫也。”《尔雅·释器》：“斫谓之钃。”郭璞注：“钁也。”《说文解字》：“钁，大锄也。”至迟在战国时期，铁钁已得到推广，并且出现了横銎式铁钁。在此之前的钁都是直銎式的空首钁，其装柄的方法是在銎的顶部銎口插入长方形木块，在木块上横凿一孔以装木柄，或直接安装树杈形的弯曲木柄。横銎式的镬则是銎口横穿钁体的上方，直接横装木柄，加塞木楔，使之更加紧固牢靠，使用时不易脱落，其掘土功效更高，因此很快就淘汰了直銎式的空首钁，成为汉代以后的主要掘地农具之一。因此，汉代的《淮南子》一书就经常提到它，如：“今夫徭者，揭钁臿……”(《精神训》)，“奋儋(担)钁”(《兵略训》)，等等。王充《论衡·须颂篇》亦提到：“以钁臿凿地……如复增钁臿。”“或以钁臿平而夷之。”从河南省渑池县出土的铁农具中，可知南北朝时期的钁已有大中小三种，可适应不同的用途。至宋元时期钁已定型，与今天农村所用者毫无二致。王祯《农书·钁臿门》将钁放在首位：“钁，斫田器也……又作钃，诛也，主以诛除物株也。盖钁，斫器也。农家开辟地土，用以斫荒。凡田园山野之间用之者，又有阔狭大小之分，然总名钁。”从出土实物考察，宋元铁钁确有阔窄之分，其阔者，南方亦称为锄头，至今仍在使用。

第2篇：考古理论范文

 

关键词：税务　纳税评估　实践

 

随着税收征管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纳税监控体系的日益完善,纳税评估作为改革过程中的新生事物得以逐步发展并成为税收中期监控的有效手段,在现代税收征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提高征管质量,优化征管模式方面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但随着经济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和税收征管要求的进一步提高,纳税评估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正确认识和开展纳税评估工作,使其更有效地为税收征管服务,是当前征管改革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对纳税评估工作运行初期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明确纳税评估法律地位,促进纳税评估工作健康发展

 

到目前为止,对纳税评估作出最高法律解释的文件是2005年国家税务总局《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试行)》,按照法的渊源来看,属于部门规章。但《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试行)》主要是针对税务机关内部衔接和工作要求所做的规定,不涉及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对于一线操作人员而言,最关心的是纳税评估的法律效力。虽然有许多人认为其适用《征管法》的有关规定,但实际上并没有法律依据,只能是一种推测而已。纳税评估缺乏法律层面的支撑,工作开展缺乏法律保障,而《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六条却规定,从事纳税评估的工作人员,在纳税评估工作中徇私舞弊或者滥用职权,或为有涉嫌税收违法行为的纳税人通风报信致使其逃避查处的,或瞒报评估真实结果、应移交案件不移交的,或致使纳税评估结果失真、给纳税人造成损失的,不构成犯罪的,由税务机关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纳税评估人员很难把握其尺度,从而造成纳税评估人员对纳税评估工作产生一种困惑。虽然《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纳税评估分析报告和纳税评估底稿是税务机关内部资料,不发给纳税人,不作为行政复议和诉讼的依据。但是如果纳税人真正提出复议和诉讼,我们又拿什么应对呢?在纳税评估过程中发现有偷税嫌疑的,由于取得的是评估数据,而没有确凿的证据,纳税人不承认则税务机关很难予以确认,使纳税评估人员左右为难,移交证据不足,自查补税又怕日后通过其他检查方式确认为偷税行为,从而给自己带来不可预见风险,产生对纳税评估工作性质的怀疑,很容易损伤纳税评估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想使纳税评估工作真正发挥其效能,就必须在《征管法》中明确其法律地位和适用的法律条款,使纳税评估人员真正知道纳税评估工作应该做到什么程度,哪些方面是评估人员不该做的,做到责权利的有效统一,从而使纳税评估人员有的放矢地开展纳税评估工作,充分发挥纳税评估工作的职能作用,促进纳税评估工作健康发展。 

二、建立专业化的纳税评估队伍,提高纳税评估质量 

 

税收管理员是开展纳税评估工作的主体,科学配置税收管理员成为纳税评估最关键的保障基础。税收管理员日常忙于事务性工作,把主要精力用于税款征收上。基层征收单位日常式、临时性工作大多数都落在税收管理员身上,哪项工作都不能不办。为了及时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工作,税收管理员整日忙于应付,身心疲惫。而要完成好一项纳税评估工作大约需要7天时间,这需要税收管理员在没有其他事务性工作打扰的情况下完成,否则,对纳税评估工作只能是应付了事。这就需要给出各行业的一些评估方法,使税管员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纳税评估任务。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建立专业化的纳税评估队伍,即专业评估人员以行业纳税评估为主,总结出一些带有本地区行业特点的评估方法和指标参数,指导税管员有条不紊地开展纳税评估工作,形成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评估格局。对税管员的评估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考核。对复核时发现的有问题的评估报告,认真开展复评,避免出现税管员和纳税人对评估工作怀有应付了事的侥幸心理,并将其作为考核税管员业绩的主要指标。同时进行税管员之间的评估经验交流,从而提升全体税管员的税收征管水平。开展纳税评估工作不要急于求成,只有做到“评估一户、规范一个行业、监控一个行业”,才能达到纳税评估工作的目的,不断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

三、评估与征管查的有效互动,才能真正发挥纳税评估作用 

 

专业化评估机构建立起来以后,纳税评估工作并不是评估部门一个科室的事情,而是各个税务部

门相互配合的事情。只有各个部门相互协调配合,才能真正发挥纳税评估的作用。从数据信息的采集上看,除了从综合征管信息系统和数据分析平台上采集数据外,税管员日常掌握的纳税人信息更是不能忽视的;从税务部门的角度上看,最了解企业的是税管员,税管员为评估人员提供的信息更可靠、更真实、更有价值。笔者认为,如果能和税管员共同评估,捕捉的评估点更准确、质量更高,同时又能使税管员放下思想包袱,只有这样才会取得更好的纳税评估效果。要使我们的评估结果发挥事后监控的目的,就需要税管员了解评估部门的评估结果,及时进行跟踪问效,否则评估过的企业有可能又回到老路上去。做好纳税评估工作需要有税收政策作保障,这就需要业务部门提供税收政策支持,及时解决评估工作中遇到的税收政策问题。使评估工作中税收政策运用得更准确、更规范,使纳税人心服口服。而稽查部门可以为纳税评估工作保驾护航,如果纳税人对经科学分析、符合实际的评估结果不予认可,就需要稽查部门予以配合,而不以纳税评估证据确凿为前提条件,因为评估人员在目前情况下并没有收集各种证据的权力,只要纳税评估结果符合逻辑关系,纳税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并不认可评估结果的情况下,稽查部门就可以介入收集证据,确认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使纳税评估工作顺利进行。否则,纳税评估工作的存在就无意义可言,纳税评估只能是一种形式主义,难以发挥其在税收征管中的积极作用。 

 

四、合理测算评估指标预警值,使评估参照标准更具科学性 

 

在日常评估工作中常常遇到我们所参照的省局或国家局指标不被纳税人认可的情况,他们认为不符合本地区和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这就需要各级评估机构结合各地区的实际进行审计式评估,必要时可以在企业“蹲点”,真正了解掌握企业的真实性生产经营情况,总结出更加细化,具有可比性的评估指标预警值,使纳税评估结果更加符合企业实际。上述观点并不是要对每户企业都进行审计式评估,这样在人力、物力等方面投入太大,税收成本太高。我们可以通过个别企业的审计式评估以点代面,使本地区的纳税评估指标更符合本地区实际,使纳税人更容易接受,评估质量会更高。同时将测算的评估指标和预警值向省局备案,以备省局进行指导、监督和考核。创新并不能丢掉我们过去好的工作经验和做法。我们可以借鉴过去老的“纳税鉴定”方式,设计更符合企业特点的《企业生产经营具体情况表》,对每道工序的耗电、耗料等数据指标由企业负责填写,特别注明如不如实填写应承担的责任。税管员要对情况表进行认真审核,并对企业生产设备、生产能力等使用说明书进行备案。有必要的还要对企业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特别是决定企业产品产量的关键数据指标,这些资料必须在企业办理税务登记前就要事先搞清楚,否则不予办理税务登记,从源头上掌握企业的真实情况。同时对企业的指标变动,随时要求企业进行更正备案。笔者认为,只要我们认真去做了,那么评估工作质量会更高,更具科学性,评估结果也会为纳税人所接受。 

五、纳税评估工作要做好,必须有其他部门的密切配合 

 

第3篇：考古理论范文

技术分析像每种事物一样，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在这中间各种理论不断出现，并且日益完善，使得如今我们拥有了大量的分析理论依据，如波浪理论、循、环周期理论、道氏理论等等。然而有这样一种理论，是大多数人心中都非常清楚，但却难以把握或是能够真正在适合的时机起到指导作用的一种，那便是相反理论。

相反理论缩小到股市中又称股市相反论，其理论主要认为：只有同大多数参与证券投资的人持相反的行动才可能获得最大的收益。它的出发点基于这样一条原则：证券市场本身并不创造新的价值，尽管有一些分红，但总的来说是没有增值，甚至可以说是减值的。如果行动与大多数投资者的行动相同，那么一定不是获利最大的，因为，不可能多数获利。至于这个理论的核心只有短短几句，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能够准确把握共含义的人却实在是少数，这其中也蕴涵着一些投资哲理方面的因素。

类似于道氏理论，这也是一个原理型理论，它只起到投资理念的作用，笔者个人认为它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投资哲理，让人们在投资的总体过程中遵循这样一种理念，而不是一种像指标一样来指导你如何把握短线机会去博一个反弹。因此，相反理论更适用于投资气氛远远重于投机的市场中，特别是用于判断牛熊转化阶段。

举一个贴切的例子，当市场连续保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上升势态，并且成交进一步放大，作为投资者是否还要盲目地对后市看多?相反理论虽然不会告诉你具体离场的时间，但是它会让你警惕这种不健康的过分上涨。正如一些资深散户们的经验：当各营业厅门前人头攒动的时候，你别盲目杀进去。尽管他们不是高手，也曾多次被套，并且拿不出一种劝你别去参与或者改为短线参与的正规理论，但也就是这么一种“白话说法”，恰恰说明他们对于相反理论的认识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在经历了“血”的教训以后得出的一条准则，是值得我们去重视，去学习的。

看了这个例子，也许不免有人要问：“难道某某股票或者整个市场处于明显的强势涨升阶段中，要我们放着收益不要，马上离场吗?”。倘若谁对相反理论持有这样一种观点的话，那么只能说明他对该理论的认识是肤浅的，不仅没有正确理解该理论的深层含义，而且在今后的投资中必定会得到惨痛的教训。当市场出现一个次级趋势以上的反转之前，必定会有影响它的因素出现，此时市场的基本面正在发生一种潜在的变化，如2001年下半年市场下跌之初，深层基本面已经蕴涵着“国有股减持”、机构长期投机导致大多数股票价格与价值的背离更加严重、部分大机构在2200点以上已经开始减仓等因素，这些因素结合逐渐萎缩的成交量都预示着市场趋势将出现重大的变化。相反理论正是要求投资者在此刻注意分清盲目与审慎，以该理论的内核指导自己对市场的深层基本面做细致的分析，而决非市场放量上扬，深层基本面甚佳的时候，让我们放弃利益不要。该理论的实质与其说是判断市场趋势，更重要的目的是提醒人们在市场维持了一段时间某种格局以后，注意分析影响市场的各种因素发生了什么样变化，并且判断该变化能否导致当前市场运行趋势的改变。此乃相反理论的更深层含义。

第4篇：考古理论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考试改革； 研究成果；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1-0060-03

如何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为“思政课”）教学实效性？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现实问题。作为思政课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学界对思政课考试环节进行了多方面研究。本文对此进行综述，旨在对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性有所禆益。

一、传统思政课考试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现有研究来看，论者们普遍认为，传统思政课考试环节积累了许多好经验，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概括地说主要有：

1.命题内容呆板

王立荣认为，多年来思政课考试命题大多局限于书本知识，记忆性内容所占比重过大，极易导致学生习惯于死记硬背书本知识，不利于培养学生创新思维。[1]梁勇等人也认为，现有思政课考试内容囿于书本理论，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这既不能使学生通过考试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也不能使学生运用相关理论去发现、揭示和正确剖析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2]

2.考试形式单一

张振昶指出，传统考试方式仅从教材、课本出发，将考试局限在课堂内，缺乏对社会实践的考核，不能完全反映思政课的课程本质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3]王儒仿指出，多年来思政课考试大多采用开卷和闭卷两种考试形式，试卷结构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两部分，题型模式由选择、填空、名词解释、简答和论述等构成。这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变通思维与灵活性。[4]石裕东也指出，考试题型缺乏理性思辨，容易造成学生平时不认真学习，只是临考之前突击背诵，所以达不到思政课教学的应有目的。[5]

3.成绩评定失当

目前在思政课课程成绩评定上，许多高校采用“总评成绩=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的方式，这改变了“一考定终身”的传统，但由于期末考试成绩在课程成绩中所占比重大（一般要占到70%），所以许多学生还是把重点放在期末考试上。石裕东认为，这不能很好地体现对学生学习过程和能力的考核，有悖于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6]

4.考后分析缺位

考试有多方面的功能，而长期以来思政课在设置考试环节时，比较重视考试的检查功能，即仅仅将课程考试的及格与否作为监控思政课教学的唯一目标。对此，王儒仿认为，由于受教学课时、学习内容等诸多因素影响，思政课考试一般安排在一个学期期末或一门课程结束之时进行，也就是说考试实质上只是总结，而非诊断。[7]李楠也认为，过去对思政课考试作了孤立于思政课教学系统之外的狭隘理解，也即只是将考试看作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手段，而没有很好地发挥考试的反馈功能，更没有看到考试本身也是一个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过程。[8]

二、改革思政课考试的现实意义

关于改革思政课考试的现实意义，学界主要是围绕这四个层面来加以研究的：

1.改革思政课考试有利于消解传统考试的弊端

梁勇等论者指出，传统思政课考试在命题内容、考核形式、成绩评定、考试分析等方面的弊端，既有高校对考试环节设置错位的因素，也有教师对考试操控力不强的因素，还有学生应试目的不端正的因素，更有个别领导对考试改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使改革方案无有力保障而半途而废的因素。这些弊端和不利因素极大地制约了思政课考试意义的发挥，因而必须强化对思政课考试改革重要性的认知，积极推动思政课考试的改革实践。[9]

2.改革思政课考试有利于发挥考试的多种功能

王儒仿认为，传统思政课考试过分突出考试的检查和总结功能。这不利于发挥考试对学生学习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也不利于教师根据考核结果及时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10]马冀也认为，思政课考试不仅要测试学生掌握、运用知识的能力和水平，更要督促、引导和提升师生双方的教和学，因而从发挥考试本身具有的评价、导向和激励等多种功能来说，必须对思政课考试进行改革。[11]

3.改革思政课考试有利于实现教学的根本目标

杨建强提出思政课考试改革，应结合“05方案”的实施，积极探索多样化的考试形式，努力使考试成为提高大学生学习积极性与教师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手段，成为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重要环节。[12]王立荣提出，思政课考试形式要灵活多样，评价手段要改革创新。唯有如此，才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知识视野的拓宽、发现和认识规律以及综合素质和多种能力的提升。[13]马冀也提出，科学而又符合教育规律的思政课考试，不仅能促进思政课教学质量提高，而且有助于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顺利实现。[14]

4.改革思政课考试有利于顺应高等教育的发展

吴昌盛等论者认为，要通过改革思政课考试，使之更加适应教书育人这个大目标的客观需要，更好地适应注重素质教育这个时代大趋势的客观要求。[15]杨建强也认为，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考试理念、考试内容与考试形式已不完全符合时代、社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深化考试改革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而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政课教学，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积极探索和实施好考试改革。[16]

三、改革思政课考试的原则与对策

1.改革思政课考试的基本原则

为了积极而稳妥地推动思政课考试改革，论者普遍认为必须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其中，较典型的有四种观点：一是张振昶提出的必须将理论知识考试与实际表现考核相结合，期末测试与平时考核相结合，同时兼顾师生实际承受能力；[17]二是杨建强提出必须把考试的权威性与人本性相统一，考试目标与培养目标相一致，考试内容与考试形式相协调，理论考试与实际表现相结合；[18]三是李磊等论者提出必须坚持有利于培养人才、提高素质、转变学风、丰富实践和适应社会的“五个有利于”原则；[19]四是李庆华等论者提出了“六个相结合”，即坚持分层次与分阶段改革、开卷考查与闭卷考试、熟记知识点与运用基本理论、主课程小步改革与副课程大步改革、平时考核与期末试卷、考试成绩与读书心得等相结合。[20]

2.改革思政课考试的对策思路

如何切实有效地推动思政课考试改革？这是学界研究的重点。现将相关研究综述如下：

第一，拓展命题内容。思政课考试的内容不应局限于课堂讲授及书本知识，金春姬认为思政课考试命题除了要考查学生对教学大纲规定的基本知识和理论的掌握情况之外，还应考查对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和对知识体系的整体把握能力。[21]李楠也认为，作为思政课考试的内容范围，应减少对书本知识等纯粹记忆性内容的考核，适当增加社会实践内容的考查，重在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社会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的能力及逻辑思维能力、创新实践能力等方面。[22]

第二，创新考核形式。李楠提出可在保留期末考试这一前提下，探索多样化的平时考核方式。[23]王儒仿提出要全面创新考试形式，一方面改变考试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变换试卷的命题形式，突破单一的笔试考查方式，同时改革笔试考查内容。在考试题型方面压缩客观题比例，增加主观题含量，广泛采用材料式、分析型试题进行考查，以考查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逻辑思维的能力、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语言组织表达的能力和对社会现实关注的能力等。[24]基于任何单一的考试形式都有其优劣的认知，金春姬提出应构建闭卷与开卷结合、笔试与口试结合、理论考试与实践考核结合、课程论文与社会调查结合的考试考核形式系统。[25]

第三，完善成绩评定。李楠认为，改变思政课课程成绩评定不合理状况的关键是提高平时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重，这就要求在课程成绩的评定上贯彻“三个相结合”，即平时考核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以提高平时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例；理论知识考试成绩与社会实践考核成绩相结合，以加大社会实践考核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例；书面成绩与其他方式成绩相结合，以书面成绩为主。[26]张振昶认为，学生的过程性评价成绩和终结性评价成绩应分别按占总成绩的40%和60%计算为妥；[27]吴昌盛等论者提出“二三五”模式，即平时、期中和期末各占总成绩的20%、30%和50%较合适；[28]杨现勇认为思政课课程成绩要由理论考试成绩和实践考核成绩两部分构成，根据不同课程内容，两者在总成绩中的比例要有所区别，如理论课的理论成绩在总成绩中占比可稍高些，而思想品德课的实践成绩在总成绩中占比可略高些。[29]鉴于思政课课程的特殊性，李玉姣提出，在课程成绩评定上还必须跟学生的实际政治思想情况和日常表现结合起来。[30]

第四，重视考后分析。杨现勇认为，传统思政课考试比较重视考试的检查功能，而对考试的诊断、规范和引导功能的关注不够，以至产生把考试完成当作一门课程教学结束的狭隘理解。[31]魏春艳认为，考后分析是整个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起信息反馈的作用，因而考后应及时告诉学生考试成绩并对考试结果进行评析，使学生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同时，教师通过考后分析也能发现自己教学中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32]

四、推进思政课考试改革探索的若干思考

学界现有研究为推进思政课考试改革探索提供了良好基础，但也存在不完善之处，在今后的研究中以下这几个基本点值得关注：

1.必须创新视角

经过多年的实践运作，硕士生入学考试全国统考课，无论是在考试目标的设定，还是题型结构的设置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思政课学业考试借鉴，但目前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几乎是空白。另外，以往对思政课考试方式的研究，多是从考查形式、题型设置等方面展开的，而随着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能否进行网上考试的探索，能否将改革考试方式与完善考试机制、有效引导教学、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结合起来研究，目前还不多见。

2.必须深化研究

如何发挥思政课考试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效应，现实中存在哪些制约因素？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另外，如何科学安排思政课考试内容、规范设置考试形式、正确处理理论考试与实践考核的关系、合理划定课程成绩比例等问题的研究尚不够深入。此外，在考试内容、命题素材的选取乃至考试方式的设置上，今后应积极探索如何处理好思政课教学与学生日常行为教育的关系，努力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落实到对其日常行为规范的培养上。

3.必须注重应用

在今后思政课考试改革研究中，应加大应用性、实证性和对策性研究的力度，如关于思政课课程成绩的评定，多数论者主张要加大平时考核力度，但阐述必要性的居多，而创建具有一定可行性模式的还不多见；又如要借鉴和汲取现代教育考试学的理念、方式方法和技术手段，将之运用到思政课考试实践中，以体现对考试实践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13] 王立荣.创新型人才培养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改革[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12）：90-93.

[2][9] 梁勇，靳秀芳，李新英.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改革初探[J].中国电力教育，2008（9）：49-51.

[3][17][27] 张振昶.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J].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4）：58-61.

[4][7][10][24] 王儒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改革探析[J].教育探索，2008（4）：40-41.

[5][6] 石裕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改革探索与实践——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例[J].科教导刊，2010（35）：47，50.

[8][22][23][26] 李楠.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考核的特点及其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改革的启示[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5）：65-69.

[11][14] 马冀.探析应用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改革[J].学理论，2010（30）：267-268.

[12][16][18] 杨建强.新课程体系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改革初探[J].社科纵横，2010（7）：169-173.

[15][28] 吴昌盛，傅麟雅.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与建议[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09（4）：73-77.

[19] 李磊，冯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改革刍探[J].当代教育论坛，2007（3）：78-79.

[20] 李庆华，梁温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成绩评价的思考[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3）：77-79.

[21][25] 金春姬.创新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改革[J].林业科技情报，2007（3）：128-129.

[29][31] 杨现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体系的反思与重构[J].黑龙江教育，2007（6）：77-79.

第5篇：考古理论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方法

高职院校里作为面向大学生进行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既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又向学生开展理论教学，它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同高职院校的党团组织、各系部、各职能部门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内容、形式、时间等方面有较大的不同，开展的理论教学也与其它课程不同，这一特点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评估标准和评估体系。

一、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估指标体系

1.思想政治课教学评估的内涵及建立评估体系的必要性

评估是指依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对某事物或活动作出“评述”与“估价”。“评述”侧重于定性描述，“估价”侧重于定量描述，评估就是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对事物所作出的评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估就是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通过对来自教学对象――学生方面的信息反馈和对信息的定性、定量分析，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的过程及效果进行评判的一项活动。

目前高职院校中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进行的评估还和其它课程一起沿用同一个评估系统，这一系统突出了对教学各个环节进行监控，对教学效果的监控则比较单一，主要是通过测试的办法来检验教学效果，它无法反应学生的思想变化，更不会对学生的日常行为做出反应，因此它无法反应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点，也无法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作出完整、全面评估，为此，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评估改革势在必行。对高职思想政治课教学进行评估，一个首要的前提条件是建立起一个相对完整，且具有高职院校特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估指标体系。本文将根据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点，从教学的过程与效果两个维度出发，提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估三级指标体系和评估办法。

2.对教学过程与效果二维度评估三级指标体系

第一，教学过程评估指标体系(一级指标)。教学过程评估是指考察各个教学环节是否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并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求和体现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它包括的主要指标应有(二级指标)政治性(A1)、准确性(A2)、规范性(A3)、时代性(A4)、创新性(A5)、艺术性(A6)、职业性(A7)等。(三级指标)政治性(A1)指标包括：A11政治立场、A12党性原则、A13思想观点；准确性(A2)指标包括：A21教学深度、广度和进度、A22教学材料使用、A23原理运用；规范性(A3)指标包括：A31授课计划、A32教案、A33课堂语言和板书、A34学生成绩考评及作业批改；时代性(A4)指标包括：A41教学中所体现出的教育理念、A42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程度；A43教学设备使用；创新性(A5)指标包括：A51授课方式、A52授课方法、A53授课手段；艺术性(A6)指标包括：A61授课整体风格、A62构件组合、A63创意水平、A64感染力；职业性(A7)指标包括：A71职业道德、A72行业特点、A73就业观念。

第二，教学效果评估指标体系(一级指标)。教学效果评估指考察学生经过学习后在认识、认同方面有哪些程度的提高，在行为上如何表现，即从“知行台一”的维度去考察。它包括的主要指标有(二级指标)认识程度(B1)、认同程度(B2)、行为表现(B3)等。(三级指标)认识程度(B1)指标包括：(B11)基本原理、(B12)基本原则、(B13)基本立场、(B14)基本观点、(B15)运用方法；认同程度(B2)指标包括：(B21)世界观、(B22)人生观、(B23)价值观、(B24)思想、(B25)情感；行为表现(B3)指标包括：(B31)遵纪守法、(B32)遵守校规、(B33)向党、团组织靠拢、(B34)参加各种公益活动、(B35)参加各种文体活动、(B36)与同学和老师相处。

二、对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过程与效果进行评估的方法

以上提出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估的具体指标是根据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点而设定，这套指标体系同时具有评估的客观性、结果的相对性和作用的导向性的特点。同样是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点，笔者认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进行评估，应综合使用以下几种方法。

1.问卷调查法。就是运用统一设计的问卷，全面了解学生对党的方针、政策及理论的认识和掌握的程度，同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的调查方法。这样的方法面向的对象可以是全体学生，也可是随机抽取的部分学生，开展的时间应该是在教学开始前、教学过程中及教学结束后，其内容可涵盖教学效果评估指标体系中的认识程度(B1)指标和认同程度(B2)指标等。

2.座谈法。就是教学检查的主持人与学生、任课老师及相关人员直接面对面交谈，以获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信息和资料的一种方法。座谈采用统一设定问题、提问方式、提问顺序等的结构式座谈和与会人员海阔天空、畅所欲言的无结构式座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最大限度地获取教学效果的信息与资料，其内容可涵盖教学过程评估指标体系中的规范性(A3)指标、时代性(A4)指标、创新性(A5)指标、艺术性(A6)指标、职业性(A7)指标等。

3.测验法。指按教学大纲的要求，通过特定的程序，用一套(或若干套)题目，来检测或了解学生对所学知识掌握程度的手段和方法。测验法是我们检测教学效果的重要方法，其内容可涵盖教学效果评估指标体系中认识程度(B1)指标和认同程度(B2)指标。

4.同行互评法。指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教师、教学督导教师等按照教学大纲、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对思政课教师的教学过程进行评议的方法，它是从同行和教学督导角度对教学过程进行评估的方法，其内容可涵盖教学过程评估指标体系中的全部指标。

5.学生评议法。指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的学生，根据事先给定的的指标和评分标准，对授课老师的教学进行评分，其内容可涵盖教学过程的全部指标。

第6篇：考古理论范文

关键词：考古；研究；模式；对策

引言

中国考古研究时代比较久远，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考古实践中，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与考古环境和考古的要求相比，中国的考古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考古研究的模式分类

不同的分类角度，考古研究模式并不一样，本部分，笔者从考古环境的角度对当前中国比较流行的几种考古模式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地理环境考古模式

地理环境考古模式是由周昆叔最先提出来的，他根据自身的工作实践，结合中国考古环境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地理环境考古模式。地理环境考古模式强调的是：在考古过程中，首先进行勘探定点，在此基础上，进行探测验证，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开发挖掘，并从人类的行为、地质结构的构成、地形地貌以及工艺过程中收集有关的考古环境信息。该种考古研究模式主张的是在环境考古工作过程中，考古研究者首先应该去探索环境的演变规律，并根据环境演变的规律所导致的地质结构的变化来分析由此导致人类生活环境场所所发生的变化，来分析人类进步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著名的“环境——人类活动——文化”三者之间考古关系的表达。这一模式同时还具备了自然科学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特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二）文化历史环境考古模式

文化历史环境考古揭示的是环境考古学考古遗存与其赖以“生存”并发展起来的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发展的关系，来通过考古研究揭示人类的行为与社会的发展、文化的演变之间的规律变化。该种模式的环境考古模式具备一定的现实事实基础：（1）传统意义上的环境考古模式基本上都属于物质文化，而这些物质文化基本上都取自于“自然”；（2）传统意义上的考古文化中，尤其是关于生产工具方面的考古都直接取自于自然环境，因此，文化历史环境考古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三）资源环境考古模式

资源环境考古模式是由汤卓炜在其《环境考古学》一书中首先比较完整地、系统地提出来的。资源考古研究指得是环境考古根据反映人类各个时期生活环境的信息、资料以及开发出的遗存物，并利用环境学考古的理论方法、理论技术等，来研究古代人类的环境特征以及历史演变之间的规律性，进而根据这些规律来分析环境、人类以及与其赖以存在的文化特征、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的发展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该种模式在前两种模式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系统化了环境考古的理论过程和模式，完整的环境考古模式应该包括踏勘、探测、挖掘，然后再根据挖掘出的文物来分析地质地貌、古代生物学的特征等有关方面的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来分析各个时期的人类的行为、地理环境、物质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形成完整的考古报告。该种模式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以资源的利用为切入点，环境考古的空间也被相应地划分为考古区域、遗址区域以及遗址等三个层次，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资源环境考古模式实现了与西方考古环境之间的接轨，标志着以遗址作为核心、以资源利用为关键点、以环境理论为特征的资源性考古模式的正式形成，这也是当前中国环境考古模式中比较常用的一种环境考古模式。

二、考古研究模式存在的问题

三种比较典型的环境考古模式在中国环境考古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其所强调的重点来看，每一种考古模式都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理环境考古模式存在的问题

该种模式在早起环境考古模式中应用的较为广泛，而且在研究环境与人文、生活形态方面也起到了积极地意义，但是，该种模式也存在诸多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搜集不够准确，而且将信息的搜集与考古研究混为了一谈；古代环境与人类生存行为之间并不必然存在我们所猜想的之间的关系；古环境与各个时期生产工艺之间的联系也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该种模式所倡导的环境考古模式将人类的行为、地质地貌以及生产工艺作为环境报告的主要内容，这与环境考古学的发展出现了偏差。

（二）文化历史环境考古模式存在的问题

文化历史环境将工具、手段以及人类活动作为考古的重要载体，并单独将手段作为了一个文化的概念进行运用，这就为环境考古的发展找到了一个比较具有实际意义的“媒介”。但是，该种环境考古模式仍然没有摆脱考古学文化背景下的考古学研究的“桎梏”，仍然将考古研究认为是特定的、对考古学文化的考古遗存以及作为整个考古学文化生存背景之下的自然环境、遗存两个主要的部分。仅仅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与前文提到的地理环境的考古模式的确定存在诸多的相似之处，事实上，二者之间的界线也并不是特别的明晰。

（三）资源环境考古模式存在的问题

资源环境考古模式在考古实践中，由于对考古材料的分析和把握是建立在“考古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很容易将考古文化作为整个环境考古的核心，对环境背景的考古就出现了偏差，这种先入为主的特征使得环境考古的价值也出现了“折扣”，容易先入环境可能论的误区，而且还将历史环境、人类行为以及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简化，环境考古的目标也出现了偏差。但是，与前两种考古模式相比，该种考古模式仍然相对比较完善，研究的价值也较高，因此，其成为当前环境考古模式的主体就成为必然。

结论

中国现代的环境考古研究为我们深入地了解历史环境的变迁提供了可靠的渠道，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中国的考古学一直是建立在文化历史背景之下展开的，这就导致无论哪一种环境考古模式都将考古的核心定位于考古学文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中国环境考古的发展，因此，中国的环境考古学者们，应该从文化考古中走出来，应该更加尊重当时的历史特定的环境，以实现促进中国环境考古的快速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许永杰.中国考古层位学的里程碑之作——《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导读[J]. 南方文物，2012，(01) .

第7篇：考古理论范文

综合类专业院校的艺术专业也有以独立的艺术学院或艺术系的形式而存在的，也有与人文社科类系、部并存的，但无论如何，其专业数量和规模、师资队伍建设等诸方面，均无法与专业艺术类院校相比，其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与专业类院校也不完全相同。但作为综合类院校，我们不能单纯依靠艺术类专业的发展来促进其他专业与学科的发展，同样，我们也要提倡将不同专业、学科的资源合理利用。艺术考古是一个艺术类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能够充分发挥我国作为文化大国、文物大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更多的课程体系都应该有机地结合，促进艺术类专业学生个性化与综合性的发展格局。综合类院校开设艺术考古课程，无论在师资配备还是实践资源上都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作为艺术类学生必备的综合知识素养，艺术考古可以以讲座形式来开设。

艺术考古介入艺术类专业教学，是专业综合改革实践中课程体系综合改革的有益尝试

艺术考古是介于考古与艺术两大知识领域间的一个新兴学科，是高等艺术院校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与科研过程中形成的综合教研成果，也是综合知识体系教学改革的总结。该课程体系主要由四大方面综合而成，一是艺术考古与专业知识点综合理论基础的讲授，使艺术类学生能基本掌握艺术考古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了解国内外相关艺术考古及美术发展的前沿动态，掌握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能独立从事相关科学问题的分析与实践创作；二是博物馆实习参观与考察；三是艺术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四是实践作品的完善。目前，国内部分高等艺术院校，如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等虽已开设了艺术考古相关课程，但艺术考古教学和其他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尚未开展，因此，我们倡导艺术考古本科教学应在艺术类专业院校逐步开设，以充分发挥艺术考古教学的基础作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艺术考古学教学体系。艺术考古课程介入艺术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可以促进艺术类专业研究方法、思考方法与实践创作方法的创新。艺术考古不同于艺术创作，它是一门严谨而科学的实践课程，掌握艺术考古科学的正确研究方法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对于艺术考古专业人员来说，他们首先重视的是资料搜集能力的培养，实地调研考察能力的培养，对前人研究成果理性分析与评价能力的培养，文献调查及综述能力的培养；其次是选题、制定研究方案及科研创新、追踪学科发展动向能力的培养；第三是个案、专题研究、综合研究能力及理论研究能力的培养；第四是科研成果展示能力的培养。在艺术类院校本科教育中介入艺术考古教学，开拓中国艺术教育的新视野和新领域，建立科学、完整、崭新的教学思路与研究方法，不仅可以对学科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可以对艺术类学生严谨扎实的专业创作提供良好的科研基础与学养基础。严格意义上来说，艺术考古研究思路和艺术专业创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需要经过收集素材、构思草图、选题定位、创新提炼、作品成型等诸环节，只是艺术考古更侧重于对实物、实证的掌握，以及对历史专业知识体系的系统研究与挖掘论证，而艺术创作更侧重于在观察基础上形成独有思辨能力与创新能力，但艺术考古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将促进艺术创作水平的提高。同时，艺术考古课程介入艺术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有助于引导学生对相关知识体系的探究，也可以对艺术类学生的学科素养、感悟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高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比如对于本土文化的深入研究，地域文化特色的挖掘与品牌保护意识的提高，创意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等。多知识领域的融合，也为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提供了一些新机遇。原有单一的教育模式容易导致学生综合能力的低下，而宽泛、交叉知识体系的建构，特别是对边缘知识体系、零散而小学科知识体系的有效组织，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出不同专业的价值。当前，中国文化正在面临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与冲击，中国的艺术教育如果不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不主动地与其他学科进行合理而有机的结合，就不可能产生更大的艺术成就和科研成就。社会的发展已促使各个学科更广泛而深入地结合，多学科交叉教学已不是一种“时尚”或“潮流”，而是教育发展必备的基本手段之一。以艺术考古学教学为硬件条件，对艺术专业教学展开深入的探索，是适应社会需求、促进教育发展的有益尝试。

结语

第8篇：考古理论范文

就学科名称而言，音乐考古学是一个合成词，它反映了“音乐”与“考古”二者的交叉与联系，清晰地表明“音乐”与“考古”是构成其学科概念的二元结构。

1982年初，笔者在初用“音乐考古”一词时，曾尝试着解释为：“音乐考古，是利用历史遗留下来的音乐文物和文献对古代音乐所进行的研究，是古代音乐史研究的重要环节，也是音乐史界、考古界共同开辟的一个科学新领域。”这只是对一个新兴事物的初步描述和憧憬。其中的“共同”一词强调了考古之于音乐考古的重要关系。

更多学者先后从学科的高度定义“音乐考古学”，大多数也凸现了这种关系。

秦序：“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出土和传世的古代音乐实物史料研究音乐历史的科学，它既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换言之，它是考古学与音乐史学相互交叉渗透、相互融合发展起来的专门学科。”

蒋定穗：“‘音乐考古学’是近年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音乐文物大量出土和音乐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形成的一门‘潜科学’”。“音乐考古发展到今天，已不再能被一般的考古学所包容，使用一般的音乐史学方法研究出土乐器，也已显得不够用。它迫切需要建立起由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相互结合而形成的新学科。……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中遗留下来的音乐方面实物，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古代音乐历史的学科。”

谭若冰、黄翔鹏：“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它的研究范围与考古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最早是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而与美术考古、丝绸考古、陶瓷考古、青铜器考古等学科并立的，国际上称为音乐考古学。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

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

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

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

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

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

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

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

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

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

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

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

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

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

第9篇：考古理论范文

鉴于专业文献阅读的重要意义，我们配合2009年郑州大学本科生教学计划修订，为考古专业一年级本科生开设了“阅读与写作”课程。其目的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辅助专业主干课学习，通过若干专题文献的阅读，使学生系统地了解考古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基本研究方法和一些较为前沿的理论问题。二是通过阅读和读书笔记撰写，了解专业文献的撰写方法和基本格式，初步掌握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三是通过共同的阅读和课堂讨论，使学生接受较为集中的专业熏陶，从而更顺利地跨入专业之门。

鉴于教学目的和授课对象，我们在专业文献的选择上遵循了以下原则：一是覆盖面广。综合考古学的传统研究和新的动向，我们将阅读文献分为考古学文化、地层学与类型学、文化研究与器物研究、聚落考古、墓葬研究、风俗习惯与宗教观念、美术考古、田野考古报告等8个专题，基本涵盖了考古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二是兼顾前沿和经典。我们在各专题下设立核心文献和扩展文献，其中核心文献以新近学术论文为主，代表了该专业领域新近的研究动向和前沿；扩展文献则是包括早期经典文献在内的第二层次文献，以帮助学生拓展视野和更深入地学习。三是以研究案例为主，兼顾理论文献，并适当增加趣味专题。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带领大家阅读原初的研究文献，故而文献选择侧重于具体的研究案例，力图从具体研究案例中学习，增进对相关理论方法的了解。但是考虑到青年学生往往具有浓厚的理论兴趣，且好奇心强，对于有新意的研究有强烈的兴趣，我们在文献选择中亦兼顾了纯理论文献及有趣的专题文献，如对考古学文化、聚落考古、性别考古的理论探讨文献，以及有关拔牙习俗、古代妆饰、茶具酒具的文献。

本课程采取了课前阅读、课上讨论和课后撰写读书报告三结合的形式，可分三个步骤：一是课前阅读。由教师印制阅读资料，提前一周分发给学生。为了使阅读有针对性，还须拟定若干问题供学生阅读时思考，这些问题也是课堂讨论的提纲。为避免讨论流于空泛，所拟问题应紧扣材料，侧重论文的论证过程，围绕诸如论文的论据类别、论据的组织方式、论证逻辑、结论是否准确可靠等问题提出。二是课上讨论。作为讨论课，若要使每个同学都能充分参与讨论、发表意见，则分组讨论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每组人数应控制在4～6人。上课时，每组推举一人做主题发言，其余人可做补充发言。主题发言期间，其他同学若有问题，可随时提问，由发言的同学进行解答。三是课后撰写读书报告。每次讨论课后，教师安排大家根据讨论内容撰写读书报告，要求按照学术论文的格式规范地写作。读书报告的内容除对阅读材料作客观准确的总结外，应围绕若干相关内容进行分析、阐发。尤其鼓励围绕专题进一步查找、阅读其他文献，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和思考。

经过两年教学，“阅读与写作”课程产生了较好的反响，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认识到，开设文献研读课不但要求教师有更广阔的视野、阅读面和鉴别力，还应该有灵活主持、耐心倾听、准确总结的技巧和能力，并且还要为课堂设计、批改读书报告付出更多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