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需求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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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

关键词：江西省；“十二五”；农业剩余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3-0022-2

江西省作为农业大省，农业曾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截止2009年末，江西省4432万人口中，约有56.8%的农业劳动力。随着江西省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农业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将越来越少。“十二五”期间，发展生态农业，走农业产业化之路，是江西省富农强省的必由之路。而江西省农业劳动力众多，如何转移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江西省“十二五”期间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难题。

1 模型构建

1.1 理论基础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只要从事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边际收益不同，农民为追求收入最大化，必然要在城乡之间、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中西部与东部之间发生流动。只要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大于从事农业的收入，这种流动便会发生。所以，要实现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劳动力的最优配置须满足均衡条件：

（也即： ）

其中，为农村农业劳动力从事农业的边际收益；为农村农业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的边际收益；为农村农业劳动力从事农业平均工资；为农村农业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的平均工资。

1.2 江西省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与江西省非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

这里用江西省农业劳动力的年平均工资收入表示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 ；用江西省非农业劳动力的年平均工资表示非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1986-2007年22年间，江西省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从1986年的395.63元/年增加到2007年的4097.82元/年；江西省非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则从1986年的744.12元/年上升到2007年的11754.16元/年。1978-2007年江西省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 与非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 ，见表1。

注：图中虚线为江西省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趋势，实线为江西省非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趋势。

由图1可知，江西省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均呈现大幅度增加的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农业收入的增速要明显小于非农产业的收入增速，随着时间的变化，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的差距在不断的放大，这必将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非农行业。

1.3 农业劳动力剩余率（ALSR）的估计

农业劳动力剩余率（ALSR）为非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非农业劳动力的年平均工资收入）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农业劳动力的年平均工资收入）的差值比上非农劳动力的边际收益（非农业劳动力的年平均工资收入）：

笔者查阅了2008年江西省统计年鉴，收集整理了1986-2007年江西省农业与非农业劳动力年平均收入，代入公式（2）中，计算得到1986-2007年江西省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绘制散点图，由散点图可知江西省农业劳动力剩余率（ALSR）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一元线性函数模型特征，故使用SPSS11.5可得估计模型如下：

（3）

1.4 江西省农村农业劳动力估计

根据江西省统计年鉴统计1978-2007年江西省的农村农业劳动力人数，见表2。

根据1978-2007年江西省农村农业劳动力数据，分别采用Linear（一元线性）、Quadratic(二次函数)、Compound(复合函数)、Growth(生长函数)、Logarithmic(对数函数)、Cubic(三次函数)、S(S形曲线)、Exponential(指数函数)、Inverse(逆函数）、Power(幂函数)模型进行估计，以下为SPSS11.5中的模型估计结果（表3）：

其中，Mth表示模型形式，Rsq表示R2，d.f.表示自由度，F表示F检验值，Sigf表示F检验值的实际显著性水平即p值，b0表示常数项，b1、b2、b3表示回归参数。由表3可知，模型CUB（三次函数）形式时的R2=0.965、F=241.26值最大，QUA（二次函数）次之。所以，笔者选用三次函数模型拟合江西省农村农业劳动力人数随时间的变化。构建函数模型如下：

（4）

Y为江西省农村农业劳动力人数；T为时间年份。

构建的三次函数模型与原数据的拟合程度见图2：

图2中，实线为原始数据，虚线为拟和值。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拟和值与原始观测值是非常接近的，所以采用三次函数模型是合适的。

2 “十二五”期间江西省农业剩余劳动力预测

农业剩余劳动力（ALS）为农业劳动力（Y）与农业劳动力剩余率（ALSR）的乘积，即：

（5）

根据模型（3）、（4）和公式（5），可估算2011-2015年期间江西省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人数如下表（表4）：

3 结论

3.1 农业剩余劳动力人口基数大

从2011至2015年这五年间，江西省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人数虽然有所下降，从2011年的2236.36万人降至2015年的2030.86万人，但各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人数仍然维持在2000万人以上，这对一个总人口只有4000多万人（截止2009年年底，江西省人口4432.16万人）的省份来说，无疑是十分庞大的。

3.2 农业劳动剩余率在不断增大

可以看到，随着江西省农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升级，借助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江西省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必将越来越少，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将越来越多。

3.3 待转移人口多，任务艰巨

“十二五”期间，江西省总共要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2236.36-2030.86≈205万人，平均每年要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41万人。

4 建议

4.1 户籍制度放开需先行

长期以来，户籍制度一直是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转移的主要因素，江西省亦不例外。首先必须要从制度层面上保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后具有一个新的“身份”。笔者认为，对于江西省的三线城市和中小城镇可以完全放开户籍的限制，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而对于一、二线重点城市（如南昌、九江等），可以参照国外“技术移民”的做法，鼓励有技术、有才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精英转移，实现市民化。

4.2 职业技能培训是关键

江西省作为农业大省，农业剩余劳动力长期从事农业生产，非农业生产技能缺乏。这就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造成了障碍。江西省应积极开展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提供教育补贴，使每一个农业剩余劳动力都有一技之长。

4.3 第二、三产业转移是重点

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等，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建筑业等是吸纳劳动力的重点行业。2006年，中国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人数所占比重分别达到32.9%和64.9%，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江西省应结合自身特点（截止2008年7月，江西省共有世界遗产4处、世界地质公园2个、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和39个国家级森林公园等），发展扶持生态旅游业、观光农业等特色服务业，吸收大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本省内的转移；除了省内吸纳之外，江西省应积极筹措组建就业咨询公司，辅助就业中心等就业机构，收集就业信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出省就业。

参考文献

[1] 江西省统计局.2008年江西省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2] 国家统计局.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3] Wall, F.J.Statistical data analysis handbook, Donnelley & Sons Company,1986.

第2篇：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农业劳动力；农业现代化；农业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6-008-05

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规律，不仅是成熟的现代经济国家的历史经验，也是当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经济实践。马克思在其经典著述中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进行的深刻而全面的阐释，为我们探索和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理论借鉴。党的十从农民与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现阶段“三农”问题仍然突出，尤其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导致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过少，资本、技术投入不足，农业基础条件薄弱，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农业生产竞争力和比较利益下降。

梳理和挖掘马克思农业劳动力转移思想，不仅可以丰富和深化中国化的研究，而且可以为我国农业剩余劳力转移提供理论指导，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农业劳动力转移思想产生时代背景

马克思农业劳动力转移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考察马克思农业劳动力转移思想的产生背景，有助于对这一思想进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

1.工业革命带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变革

西方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1760年代的英国，直到1830～1840年代才宣告完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了以蒸汽机为动力、以机器体系为生产技术基础的近代大工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飞跃的同时，也使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过剩’方面却发生了更为强烈的作用，而且没遇到什么抵抗。”“在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了最革命的作用。”产业革命创造出一个工业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也创造出一个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阶级。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使工人无产阶级的力量得以壮大的同时，也加深工人与农民的联系，不断地改变着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

2.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对立加剧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185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总数首次超过了乡村人口总数，占全国人口的50.2%，城市的快速发展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城市成为拥有大量资本和先进生产力的聚集地，资本扩张使生产工具、资本、需求和享乐集中起来，财产也逐渐聚集在少数人手里，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转化为牧场、采用机器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断地被驱逐”，造成农村人口流离失所，并时刻面临疾病和饥饿的威胁，“这种情况也许比几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糟。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这种祸害更迅速滋长了，目前村民的居住条件简直糟糕透了。”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就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血泪史，城市扩张造成乡村衰落、城市病态以及城乡尖锐对立和冲突。英、法等国城市化中农业劳动力悲惨的移民现象，成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本质的切入点。

3.经济周期对农业人口流动的影响日益加深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规律开始发挥作用，在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支配下，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变得愈加尖锐，经济周期性的更替是矛盾的突出表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就业人口在资本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的综合作用下，发生剧烈的波动，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也相伴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如果说“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吮吸足够数量的剩余劳动的权利”，那么，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经济周期可以更加自由、更大规模地吸引或延滞农业剩余人口，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人口流动规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影响日益加深。

二、马克思农业劳动力转移思想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从人类演进的宏观视角，站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高度，根植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运行规律，深刻地揭示和概括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社会历史根源，科学预言了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农村的巨大变迁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

1.农业劳动力转移是现代农业代替传统农业的历史必然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传统农业是“在劳动孤立地进行和劳动的社会性不发展的情况下，直接表现为直接生产者对一定土地的产品的占有和生产。”属于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典型的“维持生计的农业”。他同时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这种分散落后的经济形式终将被历史所淘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旧的社会制度，通过市场交易将农业生产各要素和产品作为商品纳入农业领域，“使农业合理化，从而才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

在工业化已经越来越向农业领域渗透的进程中，小块土地所有制不再成为农民富裕的条件，反而成为了农民贫困的一个根源。“‘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而在这个世纪的过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农业工业化和规模经营加速了小农经济的解体，并将大量农业人口从封建宗法关系和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成为产业工人或农业工人。

2.机器和现代耕作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原因

“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成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的和刻板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这表明，“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的、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机器和现代耕作技术“迫使妇女和儿童也参加田间劳动，使工人的年龄不断下降。一旦妇女和儿童被大规模地使用，这又会反过来成为一个新的手段，造成农业中男工过剩，并使他们的工资下降。”“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描述到：“1846年，法国城市人口占24.42%，农村人口占75.58%；到1861年，城市人口占28.86%，农村人口占71.14%。最近5年来，农村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又大为减少了。”

马克思在1853年《强迫移民》一文中描述当时英国的农业移民现象时指出：“现代的强迫移民，情况则完全不同。现在，人口的过剩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由于在生产中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居民被从农业地区驱逐出去，同时人口在工业城市集中起来，我这里所谈的不是由淘金狂引起的移民，而是由于大地主占有制和土地的集中，由于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和大规模采用现代农业耕作法而引起的强迫移民。”

3.资本积累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根本驱动力

从表象看是机器排挤了农业劳动力，促使农业劳动力出现过剩，但就本质来说，资本积累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驱动力。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指出：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资本积累增加，对劳动力需求增大，即使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但劳动力需求总量是增加的，因此城市工业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工人。资本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

“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农村因租地集中，耕地转化为牧场，采用机器不断产生过剩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游离，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被游离出来。这些生活资料现在变成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被驱逐出来的农民必须从自己的新主人工业资本家那里，以工资的形式挣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国内农业提供的工业原料也同生活资料的情况一样。它转化为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这些从土地上分离出的农民，他们来自于农村，“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层。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它还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雇佣工人阶级，把绝大多数农业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

4.农业劳动力转移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和制约

马克思在谈到大工业对农业和农业生产当事人社会关系上引起的革命时指出，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水平不同，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路径是不一样的。“在剑桥郡和萨福尔克郡，最近20年来耕地面积大大扩大了，而在这一时期农村人口不但相对地减少了，而且绝对地减少了。在北美合众国，农业机器目前只是潜在地代替了工人，也就是说，它使生产者有可能耕种更大的面积，但是并没有在实际上驱逐在业工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领农业领域的深度越深，农业中转换为可以自由利用的劳动力就越多，例如1861年英格兰的《国情普查》显示：1851年全国城市580个，农村人口与城市差不多相等，到1861年农村区域人口仅增加6.5%，城市人口增加17.3%，这一差别是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这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英国，由于第二、三产业和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所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强，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美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则有限。马克思在论述爱尔兰资本积累对农业人口的影响时写到：“在工业国的英格兰，工业后备军是从农村得到补充，而在农业国的爱尔兰，农业后备军则是从城市，即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避难所得到补充。在英格兰，过剩的农业工人转化为工厂工人，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城市里去的农业工人，虽然对城市的工资形成压力，但仍然是农业工人，并不断地送回农村去找活干。”

5.农业劳动力转移引发农村社会关系的转型

在马克思看来，农业劳动力转移并不只是简单的由农村向城市的空间和产业转移，它必将引起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所以农业人口转移过程也是农村、农民社会关系转型的过程。他通过对英国、法国和德国农业和农村的研究发现，农民内部的社会流动和分化使农村居民中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一个是富裕农民阶层，他们由大土地占有者、大租佃农、大农和中农组成，属于农村资本家阶层；第二个阶层是小农阶层，这个阶层拥有农民的大多数，因而是农民阶级的主体，他们拥有小块土地、自我经营，是小私有者，同时也是劳动者；第三个阶层是农业工人阶层，主要在农业工厂打工生活，属于典型的农村无产阶级。“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内部分层是伴随着资本渗透农业进程自然分化的结果，对社会阶级阵营进行了新的调整，整个社会阶级逐渐分成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为整个资本主义埋下了“剥夺剥夺者”的革命种子。农民被彻底剥夺生产资料，成为大工业需要的劳动力商品，从农民的贫困转化为工人的贫困，阶级对立严重，社会矛盾激化。

三、现实启示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深刻的论述，今天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对于指导和顺利实现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充分认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和长期性

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众多，目前农村劳动力约4.7亿多。已经转移到城乡非农就业约2.2亿，按照农业专家的估计，未来农业适度就业规模应该在1.8亿，也就是说还要从农村转移出7000万劳动力，农业劳动力转移压力巨大。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普遍规律，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提出加快推进我国“三化同步”建设，重要前提就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城镇及第三产业还难以吸纳大量农民工；同时各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任务将是长期和艰巨的。

2.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巩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物质基础

历史经验表明，农业科技和现代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物质基础。只有推进农业现代化，才能提高农业生产率，农业剩余不断扩大，农业劳动力转移才有可能性。现代农业本质上是对传统农业生产的替代与创新，表现为技术、土地、劳动、资本和生产的组织管理最优化。更加高效配置资源，发展集约农业和规模化经营，实现“让更少的农民种更多的土地”，把大批农村劳动力从土地里解放出来。没有农业现代化，那么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只会是马克思描述的“强迫移民”，必然会引发社会问题，上个世纪拉美国家脱离实际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就是沉痛的历史教训。

3.大力发展农村地区工业化，推进城镇化是未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路径就是由农村进入城市。城市的工业、服务业发展为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的可能，但未来城市绝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阵地。随着世界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不断丧失，产业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工业吸纳新增就业人口能力不断下降；此外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对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带来严峻的挑战，城市病和环境恶化，将严重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当前要充分利用产业升级和地区转移机会，大力发展农村地区工业化，增强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能力；推进中、西部地区小城镇建设，积极发展服务业，增强人口吸纳能力。可见农村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未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

4.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构建城乡统一劳动力要素市场

人是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最积极、最重要的因素。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强调：农业“增长的关键在于获得并有效地使用某些现代（从贫穷经济中人民的经验来看就是非传统的）生产要素……持续增长便主要依靠向农民特殊投资，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识，从而成功地实现农业的经济增长。”我国长期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并没有显现其优势，农村劳动力价值低，同工不同酬，乃至拖欠工资现象普遍存在。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必须要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加大公共财政向农村基础教育倾斜，加强农村基础教育，适时普及高中教育；通过职业技术教育、技能培训，提升农民的思想、文化、道德素质和专业技能，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打破劳动力流动制度障碍，构建城乡统一劳动力要素市场，不仅有利于农村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同时也促进更加优质的劳动力等要素流向农村，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消除城乡差别。

5.推进制度创新。实现农村劳动力社会转型

伴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内部出现职业和阶层的分化。农民阶层分化体现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既有代表对农村和土地财富的追求，也有代表对城市工作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国家应尊重他们的选择权并满足他们的愿望，积极推进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标志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实现农民在医疗、保险、就业和民主管理等方面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创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变革农村生产经营方式。进一步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和经营组织创新，在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农村劳动力社会转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杨玉华.马克思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经济评论，2007，（2）.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0.

[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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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何增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述要[J].与现实，2005，（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96.

[10]杨守宝.论马克思关于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和转移理论[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11]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33.

第3篇：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妇女在农村和农业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正在逐步提高，这种趋势给农村和农业带来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带来负面影响。应该运用完善农村女性教育体系，提高其文化素质；推广农业信息和科技服务，激发农村女性农业生产的潜力；对农村家庭的生产结构进行调整；建立完善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等策略予以解决。

关键词：

劳动力女性化；农业经济；影响

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农村劳动自农村走向城镇，从事非农职业。男性劳动力率先进入城镇，将家中农业生产留给妇女，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形成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情况。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农村经济、农业生产以及妇女自身的影响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交点，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在农业生产中，妇女的贡献和作用较以前有所提高；一种观点是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发展经济有负面影响。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女性化的现状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逐步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我国各地都产生了农业女性化的发展趋势。按照我国相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1986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中，东部地区的妇女占36.4%，西部地区占13.6%，中部地区占20.8%。所以农村妇女向城镇转移的速度比较慢，而且越在贫困、边远地区转移的妇女劳动力越少，农村留守人员女性化的趋势非常明显。由于贫困、边远地区的妇女文化水平较差，影响她们转移的能力。1990年妇女从事农、牧、渔、林的人数占从事农业生产总人数的52.4%，2000年为61.6%。2002年由全国妇联开展的妇女地位社会调查数据显示，在农业家庭中女性从事养殖、种植等农业劳动的人数占妇女总人数的82.1%，而男性占68.7%，女性高于男性17.4%。2006年妇联在甘肃、云南、四川、湖南、河南、江西、浙江、江苏、吉林、河北等十个省对万余名农村妇女进行调查，其结果显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占总数的74.7%，妇女是生产生活的决策者，也是家务劳动的承担者。随着农村转移劳动力和调整产业结构，妇女在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更加重要，“男耕女织”逐渐转化成为“男工女耕”。农业劳动力女性化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特征。农村劳动力进行非农转移，是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主要原因。在转移过程中，转移的农村女性数量比较少，转移的代价相对较大，因为土地制度、家务、生育、素质、性别、户籍等原因的影响，大多数农村女性难以彻底离开农村外出打工，而是被限制在农业生产上。所以我们要正视女性在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过程中的贡献和作用，对于她们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在各有运用各种措施予以解决。

二、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农业经济具有的影响

（一）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发展农业经济的正面影响

第一、能在数量上满足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劳动力，降低或避免因为劳动力缺乏而产生的耕地撂荒现象。第二、能够确保农民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作物的基本供应，减轻市场所面临的压力。第三、它能够保障农民的生活与生产条件，进而减少因为非农转移而产生的社会和经济风险。第四、能够让妇女运用闲暇时间对庭院经济进行发展，并投入到第二、第三产业的活动中，以降低城市交通、就业、住房的压力和负担，另外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第五、它能让农村的孩子和老人得到帮助和照顾，对维持社会稳定和农村正常生活具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第六、它能够给农村妇女提供实践机会、经营管理机会、锻炼机会、学习和培训的机会等，进而增强农村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并推动农村人口素质的提升。

（二）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发展农业经济的负面影响

第一、农业劳动力女性化会降低农业劳动力结构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因为各种原因，农村男性的文化水平高于女性。我国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5周岁以上有1.8亿文盲，其中1.54亿为农村文盲，城镇有0.28亿文盲，城乡文盲数量比为1：9，农村女性文盲是我国文盲的主体。而且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农民中很多转移到城镇中工作。所以随着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发展，会导致农业劳动力在整体文化结构方面有所下降，这是双重因素的减少，因为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文化水平比全国农业劳动力所具有的文化水平高。另外农村留守女性，不但要进行农业的管理和生产，还要教育子女、操持家务，让她们没有时间学习文化知识，造成其文化水平难以提高。第二、农业劳动力女性化会造成劳动力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降低。我国运行生产责任制后，生产决策、土地经营、技术选择等事情由户主决定，而农村家庭的户主基本是男性。从前农村女性很少有得到科学技术和管理技能的训练的机会和条件。就农业推广而言，以前女性很少参与推广工作，她们尽管广泛、大量的从事农业活动，但接受农业推广指导、培训、教育的一般都是男性。从调查结果看，女性通常只参与村社级培训活动，而参与县级培训的女性所占比例特别少。所以当会管理、懂技术、有能力的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后，会造成劳动力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降低。第三、传统农业生产结构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当丈夫外出打工而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时，留守女性就会面对劳动时间长，购买生产资料困难、天旱、劳动设施陈旧等问题，让农业女性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处于困境之中。第四、农村缺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对农村女性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影响。现在农村社会保障能力差、水平较低，合作医疗的作用较小，重大疾病统筹体系还没有建立健全。造成家中老人生病时，加重农村女性的精神和经济负担。

三、应对农业劳动力女性化负面影响和提高农村经济的策略

（一）建立健全农村女性教育体系，提高其文化素质

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是劳动者，所以要保证农业生产安全、稳定农业生产，就要增强农村留守女性的文化水平，改变和更新其陈旧的观念，以满足建设新农村、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现在农村女性没有完善的教育体系是客观事实。我国现在文盲群体，留守的农村妇女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不但体现在由于农民工进城而出现的城市流动性打工子弟和农村留守学龄儿童的教育上，还反映出农村女性教育条件落后、教学资金不完善、教学内容较少等问题。面对这些情况，政府要从公正政策的环节入手予以解决。例如农村技术推广站可以运用夜校等形式开展农业知识的教育和普及活动，向广大农村女性劳动者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并开展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在增强她们农业知识的基础上，提高其减灾防灾的意识和实际操作能力，运用灵活有效的方式进行农业科技的教育和普及，进一步增强农村女性的技能水平和文化知识水平。

（二）推广农业信息和科技服务，激发农村女性农业生产的潜力

我国农业生产中不论是农产品还是生产方式具有的科技含量都较少，需要大幅度提高。在农村地区开展有效率的、规模大的信息服务与技术推广是建设农村、发展经济的重要方式。运用此方式为农村女性劳动力提供实用又灵活的生产服务，促进她们提高农业生产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技能，并让她们详细了解市场对各种农产品的需求情况，提高她们的经济意识，为调整农业结构，迈向国际化、现代化奠定基础。地方及中央政府要增强财政对于农业的扶持力度，以补偿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缺失。例如建立起科技下乡服务到农村的田间地头，发放科技资料，请专家进行现场指导，并开展专项技术讲座，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农业技术和知识。政府可以鼓励和动员高校农业专业人才，组织“教授顾问团”、“博士下乡服务团”等，对农业管理、栽培经济作物进行指导，并增强她们抗灾和作业的能力。在劳动力女性化的环境下，女人在生产管理方面有困难时，就要运用信息、科技等要素所具有的潜力，以弥补缺憾，保证粮食安全、农业稳定与经济快速发展。

（三）对农村家庭的生产结构进行调整

为了解决家人外出务工产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三层女性选择减少土地耕种面积，在这些女性中半数以上选择将土地交给其他人管理，两层人选择将土地出租出去，以获得租金或实物，具有不足一层人将土质差、距离远的土地撂荒不种。对农业生产类别进行调整的女性劳动力占总人数的三层左右，调整方式主要有：用单季稻代替双季稻、减少或增加水稻种植数量、减少或增加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减少或增加家禽或家畜的养殖数量等。农业女性劳动力对生产结构进行调整的影响因素有两个。其一是丈夫打工提高家庭的收入，女性一人耕种土地比较困难，她们会选择减少土地耕种的面积。其二是农村家庭粮食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丈夫外出打工致使家庭降低口粮需求，女性会降低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提高经济作物的面积来提高家庭经济。例如甘蔗、柑桔、种桑养蚕等作物比较省力，可以分散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比较符合女性劳动力的特点，其收益性较好，很多女性劳动力会降低水稻种植面积，选择经济作物来解决劳动力少的问题，还可以提高家庭的经济收入。

（四）建立完善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减轻农业劳动力女性的负担

当劳动力参与率不断提高，农村女性的负担更加沉重，她们不但从事农业的管理和生产，还负责赡养老人。而岁月流转，让老人的抵抗力不断下降，生病特别是重大疾病，会增加农村女性的负担。现代政府重要的属性是公共性，政府要担负起建设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的责任，在农村范围内积极推行现阶段能够实现的医疗体系，摆脱现在单一的家庭养老模式，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更加幸福。完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制能降低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负担，便于她们更好的参与农业生产，走好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每一步。

四、结束语

提高农业生产力、稳定农业地位是发展经济、建设新农村的必经途径和内在要求。我国已经体现出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趋势，成为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挑战。所以政府一定要正视农业劳动力女性带来的不良影响，在实践中要把性别意识引进到制定农村公共政策、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全过程中，以达到发展经济、建设新农村的目标。

作者：王晓东 单位：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汪卫霞.农业信息化：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新动力［J］.学术月刊，2011，（05）.

［2］张笑寒；洪艳.农业劳动力女性表征与妇女土地权益保障的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2012，（05）.

［3］姚德超；汪超.农业女性化研究文献回顾与展望［J］.农业展望，2012，（02）.

第4篇：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

关键词：农地流转；农业工；雇佣策略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5-0044-02

一、农地流转催生农业工的形成

（一）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从而产生农业劳动力的需求

首先，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放开，农村土地经营方式从农户家庭零碎向大规模经营转变，涌现出一批种养大户，他们仅靠自家劳动力远远不够，需要雇佣“农业工”帮忙干农活。尤其因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种养大户在农忙时人手不够，需要农业劳动力来帮工。其次，土地规模化经营促进农业机械化从而拓宽对低体力劳动力的需求。随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推进，大部分重体力活都用农业机械代替，对农业劳动力的体力要求降低，一些轻体力的农业劳动可由老龄、女性等低体力劳动力承担；况且，老龄、女性等低体力劳动力的保留工资要求比较低，雇主更愿意雇佣他们以降低人力成本[1]。最后，土地流转促进农业产业化从而衍生对专业技术农业劳动力需求。土地流转推动农业产业链延长和深化，包括农业新品种的引进、新技术的应用、大量经济作物的种植、农业生产环节延长等，使得对有一技之长的农业劳动力的需求随之增加。如花卉生产，除种植外，还可延伸出采摘、分级、保鲜、套袋、贴标签、装箱和运输等程序，形成生产、服务、销售一条龙，每一程序链都需吸纳大量的“农业工” [3]。

（二）土地转让促进留守农民提供剩余劳动力供给

一些农户通过出租、出卖或入股等方式转让出自己的土地“经营和使用权”，之后，家庭劳动力变得富余，一些人还具有较娴熟生产技能，于是在种好自己责任田的同时，向农业专业户、农业企业输出劳动力[1]。例如在江苏省灌南县新安镇一些有技术的农民，纷纷走出家门做起“技术钟点工”，干起了养殖防疫、果树栽培与修剪、配方施肥、配料育苗等各类技术性农活。

留守农民通过做农业工实现了充分就业[3]，从而盘活了农村闲置劳动力；农业工在务工过程中学到了农业实用技术，再在生产实践中通过传帮带，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科技的推广[1]；“农业工”由于其职业化和专业化，对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大有裨益[2]，解决了大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农业劳动力季节性紧缺的困难，为发展现代农业构筑了人力保障[1]。

二、农地流转中农业工队伍的构成

（一）专职农业工与两栖农业工

1.专职农业工。专职农业工是基本放弃耕种自有土地而受雇于农户（企业）的专职农业务工者。专职农业工的优点是：专职和连续务工，工作技能得到积累，职业生涯规划意识较强；存在失业压力因而服从管理，遵守纪律，组织化程度高，对企业忠诚感高。其缺点是：因缺乏用工弹性，雇主不易根据经营景气的波动增减人员，需要承担较高的固定人力成本；专职农业工缺少土地保障，对保留工资和社会保障要求较高。

2.两栖农业工。两栖农业工是既受雇于农户（企业）又耕种自有土地的农村劳动力，即农余时到公司打工、农忙时打理自家田地[3]。两栖农业工的优点是：由于两栖农业工的务工目的仅为非农创收，薪酬期望值不高，因而使雇主能就近获得廉价劳动力，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周期性使得农忙时节需要农业工，而农闲时节不需要，这使雇主选择雇佣兼业农业工来应对农忙 [1]；两栖农业工利用农闲时间务工，能够工余兼农顾家，回到自耕地易于将务工所学内容加以迁移运用。其缺点是：两栖农业工由于有土地保障因而缺乏专门务工的压力，形成临时打工观念；难以摆脱小农劳动生产方式的思维和行为定式，组织纪律性差，在自耕地劳动中养成的自由散漫习性很容易迁移到受雇工作岗位上；当家庭农活繁重而劳动力不足时，他们不得不丢下工作而回家支农，自耕地与雇主地构成劳动时间冲突；两栖农业工在自耕地与被雇地的劳动投入激励机制存在差异，前者激励力明显大于后者，必然出现在自耕地上很卖力而在被雇地“磨洋工”，某些人甚至可能将雇主的农资偷回家。

（二）短期农业工与长期农业工

1.短期农业工。短期农业工是农户（企业）临时雇佣的农村劳动力。短期农业工的优点是：能够随旺淡季灵活用工。农业生产的季节波动性很强，对劳动力需求是周期性变化的，容易出现淡季时人员闲置，旺季时人手不足，如果根据生产季节灵活增减人数，可降低固定人力成本。其缺点是：短期农业工上班时断时续，岗位变换不定，知识技能不能得到持续提高；劳资双方难以构建稳定的长期劳动契约，短期工怀有临时打工观念，哪里的工资较高，工作又不太累，他们就会跳槽；雇主过于依赖短期农业工会面临极大用工风险，畜禽、农作物生长周期具有强烈季节性。

2.长期农业工。长期农业工是农户（企业）长时间雇佣的农村劳动力。长期农业工的优点和缺点与全职农业工相似，这里不再赘述。

（三）本地农业工与外地农业工

第5篇：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

【关键词】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转移

1.四川省农村劳动力现状

目前，四川省各市在农村普遍存在一个问题，绝大多数家庭青壮年都不在家，留在家的绝大多数是小孩和中、老年人。在城乡收入差距和追求更好生活理念的驱动下，青壮年男性及妇女均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城市，尽管许多不可避免的加入失业大军或呈隐性失业状态，但这种劳动力转移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同时，当地农业生产出现了因先进技术不能很好普及和耕作技术落后引起的农业产量增长微弱，甚至停滞的现象。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城市工资率上升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似乎出现了盘旋上升的关系[1]。

2.安家村1、2社劳动力转移基本特点

2.1 基本情况

蓬南镇位于遂宁市蓬溪县南东部，是一个浅丘农业镇，是蓬溪县第二大的城镇。安家村位于蓬南镇偏西部，共有10个社。其中安家村1、2社面积较大，范围较广，独具特点，属于安家村比较典型的村社。1990年至2000年两社总人口为350人左右，其中农村劳动力资源约为231人，农村劳动力占农村总人口的66%。在农村劳动力中，从事第一、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分别占76.3%、6.02%、8.16%。20世纪末这两个村的村民仍然以在家务农为主，两社外出务工的人口约为70人，仅占总人口的20%。这期间转移劳动力主要以20-30岁为主，且以男性居多，转移方向以沿海为主，转移后大多数从事建筑业、纺织业和制造业等行业。在这部分转移劳动力中，多数人学历不高，多以小学毕业为主，主要通过熟人介绍或者自行转移到广东、福建以及重庆等地。

2.2 劳动力转移情况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非农产业的发展，我们村劳动力正快速向非农产业转移。外出打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日俱增，由此而孕育出的劳务经济急剧增大，为农民增收带来了实惠，加快了脱贫进程。据村务资料统计，至2005年这两个社已有168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达到历史高峰，外出劳务人员占农村劳动力比重达到了65.12%，其中外出到省外务工的劳动力达102人。由此可见安家村乃至蓬南镇以劳务输出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且通过询问这两个社的年事较高的长者，我了解到我们村这两个社劳动力带家眷转移情况：1990年至1995年主要以夫妻一同转移为主，2000年后开始全家一起转移。

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外出务工人员的积极性有所降低，到2010年，外出务工人员约为141人。这个时间段，外出人员的文化程度多以高中为主，还有少数大专以上文凭的务工人员；转移区域明显扩大，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方针政策，转移劳动力不仅仅局限于沿海地区，已经渐渐深入内陆、新疆、内蒙古、等地。从事的职业也有所变化，除了纺织业、建筑业、制造业，增加了旅游业、餐饮业及农业。

有部分劳动力回到家乡投资，让闲置在家的劳动力栽种果树，减少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也解决了闲置劳动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举动让荒置的土地得到合理利用。在过去，大量劳动力转移，土地为代耕，甚有一部分打荒。所以，农村的土地问题一时成为一个时势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最好的选择莫过于吸引外商投资和鼓励转移劳动力回乡创业。

3.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3.1 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生活水平要求的不断提高，优质劳动力也在不断转移。而农业部门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减少将会阻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甚至造成它的下降。这一方面是由于优质劳动力本身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力，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进步的载体。舒尔茨关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都证明了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农业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在于有较高知识和技术的劳动力。各种体现新技术的物质资本只有在人力资本的配合下才能发挥应有作用，很难想象在一个人力资本低下的农业生产环境中，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入能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2]。

3.2 对农业总产量的影响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现代城市部门如同一张大网，把大量农业优质劳动力网罗到城市，使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降低，这也是周瑞明先生称之为的城市筛选过程。农业劳动力在城市筛选机制作用下流入城市部门后总量虽仍过剩，可是由于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降低，必然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导致农业总产量下降。

4.结论及相关建议

（1）农村劳动力追求更高生活水平的转移是导致优质劳动力流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总产量下降的原因。

优质农业劳动力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更占优势。在劳动力转移的城市筛选过程中，有绝对优势的优质劳动力首先流出。虽然对个人和家庭来说是理性选择，但对农业的长期发展可能产生负面影响。随着农村优质劳动力的过分流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总产量极可能得不到有效的提高，甚至增长率下降、停滞，威胁着农业的长期发展。

对我国当下而言，农业基础设施总体水平还比较落后，因而农业发展中物质资本的增加所体现出的边际生产力递减尚未充分表现，农业劳动生产率在物质资本的增加下可能出现大幅增长。但是，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伴随对人力资本的更高要求，农业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不足将不可避免的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阻碍。因此，我们应当十分重视农业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使农业人力资本的积累率高于转移率，防止其成为农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3]。

（2）农村优质劳动力的流出，使我国呈现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上的无限供给与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不断上升的“矛盾”状态。

当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总产量得不到应有的提高时，农业部门就不能为工业部门提供足够的剩余，因而粮价上涨，工资上升。但同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总量上升中依然呈现出无限供给城市劳动力的状态。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盲目的转移，正因为如此导致了农村劳动力在总量过剩情况下，劳动力的流出造成了农业总产量下降。

（3）工资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相互循环促进。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求，从而驱使农村优质劳动力循环往复不断地向城市转移，使得农村优质劳动力的流失阻碍农村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从而制约农业总产量的提高，最终与城市的工资水平进一步拉大。

（4）劳动力转移在我国可能导致农业发展滞后与失业、“城市病”并存的问题。

农业优质劳动力的流出的结果之一就是女性与老人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许多土地也面临荒置。这势必有碍于科学知识的普及、良种的推广，也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最终甚至有可能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滑坡。城市范围内创造就业的机会小于劳动力的流入量，就业压力增加；另外结构调整和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城市失业问题，两股失业问题交织，加剧了城市失业。由于就业概率具有预期上的累积性，只要还存在经济势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会继续，导致城市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畸形发展。周而复始的现状使得社会问题更加明显，甚至可能造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扩大。

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人力资本投入，并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实行农业优惠，采取有力措施理顺主要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关系，缩小工农剪刀差，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从而使更多的农业优质劳动力愿意留在农业部门，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4]。这种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将有效的降低农产品价格和工资水平，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使经济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路径。同时，发展乡镇企业以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也是减少劳动力转移对城市就业和基础设施的压力的重要途径。另外，还可以鼓励转移劳动力回乡创业和吸引外商投资。

参考文献

[1]西奥多·舒尔茨.经济增长与农业[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2]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商务印书馆, 1987.

第6篇：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

一是市场意识滞后，思想开放不够。农业剩余劳动力，大多生活在贫困地区，多年来一直是政府关注的“扶贫”对象，大部分农民已形成了“等、靠、要”的思想；一切等着政府安排，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大多数农民家庭显得缺乏活力，有点门路的出去了，留在家中的，有些思想不活跃，小富即安，自满守旧；有些缺乏市场意识，前怕狼，后怕虎，小农意识浓，更谈不上主动适应市场，调整生产，不利于劳动力从土地释放出来。

二是劳动力素质低下。只有人的能力得到提高才能使人们提高获取收入的能力，具有更高教育水平的更容易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而文化程度的提高则会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并导致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素质较高的外出劳动力更受城市用人单位的欢迎，就业机会更多，外出对他们的吸引力也更大。然而就我国目前农村劳动力素质看，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科盲、法盲、生态盲的数量也更大。同时，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的机会却很少。根据1998―1999年12省12县的抽查，仅43.5%的农民参加过培训，平均每人次培训7.62天，这样一些文盲或近半文盲的劳动力，不说掌握现代技术，连进行简单操作也成问题。他们进城只能干“险、难、脏”活，如此局限了就业渠道，而且有些因不能胜任工作被“炒鱿鱼”。

三是制度性歧视。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唯出身论”管理观念下的制度模式，它充分体现了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产生而后不断被强化了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体制管理方式，它的本质就是限制人口在城乡之间甚至城市之间的流动，同时，随之出现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把农民排除在之外，如此使得农民“进不去城”，即使进去了，也住不下去，因为不能平等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民待遇”，受到歧视，极大地制约了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影响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农业劳动力转移难，农民增收困难，农村落后，这些因素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为此必须城乡统筹，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解难之方有以下几点：

一是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解放思想，提高认识。首先是解放城里人思想，农民工“进城”非洪水猛兽，而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事实也是如此。比如在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在这些地区的经济中所占比重极大，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因此，他们吸收了大量的异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者已占到当地企业职工总人数的60―70%。又如，这些年随着一些特大型城市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步伐的加快，城市建设如火如荼，而在城市建设的大军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异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事实上，他们已是城市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有生力量。为此应视农民为兄弟，加大维权力度，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其次是解放农民思想，开拓农民视野，让农民彻底摆脱“井底之蛙”的小农意识，消除自卑感，城市非城市人专利，平等就业，公平待遇。

二是改革不合理的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取消社会从业人员之间的不同“身份”，为农民兄弟进城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因为制度造成了不平等。制度歧视，影响农业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三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统筹城乡就业。一个完整、合理、统一的劳动力，能够合理地对劳动力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包括劳动力的规模，劳动力的自身素质技能等，使其能够按照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调节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规模、速度和结构，从而避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盲性、无序性；同时，一个高效的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必须要求劳动力在市场上一律平等，有助于消除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系列针对农村劳动力的不等待遇，为农民工进城提供适应的必备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如此农民工可以进城，城里人可以下乡，真正使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仅是“劳务输出”、“进城务工”，而是真正融入城镇，成为合格的“城里人”。

四是设立专项基金，加大劳动力培训力度，切实提高农民素质，通过培训使农业劳动力由“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变，不仅要有充沛的精力，而且须有较深的文化技术知识、熟练的劳动技术和经营才干。如此将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第7篇：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与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定义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个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学生、服兵役人员，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等。

2.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即制度工时数的一种状态。

3.农业剩余劳动力：指从事农业（含种植业、养殖业、林、牧、渔业）的农村不充分就业劳动力。

通过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我们实际上强调它的两点重要含意：其一，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核心和实质是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即就业不充分。其二，按照一个国际国内可以接受的标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数的多少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对劳动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为了说明不充分就业作为劳动力剩余的界定标准的合理性，我们拟对这一新定义的内涵和成立的条件作简要说明。

首先，我们认为用劳动时间或工作时间来计量劳动力就业充分与否是有其经济学基础的。早在19世纪中期，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剖析——剩余价值理论就是以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为基础的，事实上，劳动时间（而不是货币或其他计量单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计量单位。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一般劳动量来决定的，而劳动量是由劳动持续的时间来计算的，劳动时间则是用小时、日等作为计量单位。当代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面对难以用货币单位计量的复杂经济问题时也广泛采用时间（往往以小时为单位）作为定量分析单位。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构建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就避开了价格问题，而将一个人的童年、成长期受教育的时间，和一生的工作时间甚至先天禀赋条件通通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经济学派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和测度之所以产生缺陷和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系由农业生产函数中要素投入在质和量上的差异，以及农业生产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所致。其他几种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及相应的测定方法，如“耕地—劳动力比率变动法”（见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飞1996,105-106）、“国际标准比较法”（见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现与“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标准和方法相类似的问题和争议。因此，本研究尝试以劳动时间为基本计量单位来定义及测量中国农村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应当是更合理的选择。

其次，也应当强调采用工时作计量标准测定剩余劳动力必须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或假定，而这些前提或假定必须是通过经验实事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设定的几个经济学理论假定如下：

1.经济理性假定。农民（即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

2.工时有效性假定。在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对土地拥有法定使用权以及对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支配权的农民对其劳动时间的支配与利用将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农民不会在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内偷懒。

3.有效工时的同质性假定。根据工时有效性假定，可以将以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时为单位的劳动量视为无差别的、同质的劳动耗费并用以计算劳动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劳动力资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在中国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农民具有自行配置劳动力资源并使劳动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倾向（注：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寻求经济收益最大化为条件的劳动力充分就业是这一倾向的具体化。

保证这一剩余劳动力新定义成立的主要理论前提（或假定）是劳动者工时的有效性，即在当时当地既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时，其劳动时间的利用达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证是，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环境下），农村劳动力多数处于“出工不出力”、“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式的“磨洋工”状态，即劳动力单位工时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状态。一旦“有效工时假定”不成立，我们用以测定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定义及相关模型便会“失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劳动力有效工时不足为主要内涵的不充分就业来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适用于自1978年以来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

【参考文献】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

②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农业发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飞：《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贝尔克等（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杂志》98卷，1990年。

⑧罗伯特．卢卡斯：《论经济发展机制》，《货币经济学杂志》22卷1980年。

第8篇：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资本存量；农业生产函数

【作者简介】糜韩杰，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1 引言

在2008 年2月25日《人民日报》的经济周刊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在谈及中国劳动力成本仍然占优势时，把其归因于三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他认为中国劳动力资源总体上非常丰富，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亿以上，可随时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会提供一个长期的人力资源优势保障（白天亮，2008）。但是中国农村是否像莫荣副所长所说的有1亿多剩余劳动力呢？特别是在经历过近30 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之后的现在，会不会如蔡先生所说的，如今“坚持认为中国农村仍然有高比例、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的观点,已经成为缺乏经验证据的教条,且妨碍我们对劳动力市场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蔡，2007）。

本文通过修正目前学术界指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直接计算法的两处假设过严及估值偏低的不足，结合最优理论，从全社会农业生产支出成本最小的角度，推算出农村农业生产所需的合理劳动力，进而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以此揭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多寡的现状，以证明这种“教条”是否存在。

2 相关理论综述

2.1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定义

国内外理论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种:第一种是已被广泛接受的传统定义,即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而不会减少农业总产量的那部分农村劳动力。第二种定义是农业劳动力的供给量和社会需要量之差。本文所修正的直接计算法即是基于这种定义。第三种定义为边际收益低于非农业劳动力的农业劳动力。第四种定义为当一个国家(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就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

2.2 目前学术界对于测算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法

2.2.1 国际标准模型法

该方法由钱纳里和赛尔昆在《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一书中提出,他们通过对许多国家有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与不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适应的各部门劳动力份额和各部门产值份额的“国际标准结构”,并用所研究的国家农业劳动力份额与该“国际标准结构”相比较,从而得出该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准确”的估计值。但是，这种统计方法在计算过程中忽略了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太过粗略（江秀辉，李伟，2007）。

2.2.2 耕地劳动比例法

该方法是由胡鞍钢在《中国就业状况分析》一文中提出来的，通过估算一国农业生产中耕地数量与有效劳动力数量的比例来计算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各年的农业有效劳动力数量等于当年的耕地数量除以这一比率，而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就等于农业劳动力总量减去有效劳动力数量。该方法的关键是如何确定耕地与有效劳动之比。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假定某一年没有农业剩余劳动力，以该年的耕地劳动比作为系数，同时假定这一比例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胡鞍钢运用这一方法，假设1957 年中国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按照这一年的耕地劳动力比，对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了估计。但是假定耕地与有效劳动比例从1957 年开始一直保持不变，是一个很严格的假设。农业中的技术进步会对这一比例产生影响（胡鞍钢，1997）。

2.2.3 直接计算法

该方法是由王诚在《中国就业转型：从隐蔽失业、就业不足到效率型就业》一文中提出来的，是根据相关农业统计数据直接计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种方法。计算公式为RDU=RE-TVE-PE-IE-FE-CE。其中，RDU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RE 为农村总劳动力数量，TVE 为乡镇企业就业量，PE 为私营企业就业量，IE 个体劳动就业量，FE 为流入城市岗位就业量，CE为农业资源可容纳有效就业量。在文中作者指出，RE、TVE、PE、IE 这几个数据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查到。FE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算出1994 年在城市中成功就业的民工人数占城市就业人数的比例为5.35%，假定这一比例不变，用这一比例乘以城市就业人数就得到历年民工就业量。对于CE，作者据其测算的上世纪90 年代中期我国农业资源可容纳劳动力数量为1.5 亿，按照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计算出容纳系数为6.4，假设这一系数不变，用这一系数与历年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相乘就得到历年农业资源可容纳的劳动力数量。但是作者假设固定资产和劳动力数量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相抵，进而假设容纳系数不变，这与实际的替代效应占主导的情况不符。同时，在流入城市岗位就业量FE 的估计中，成功就业的民工人数占城市就业人数的比例不变的假定同样过严，以此推算往后各年的数据误差较大（王诚，1996）。

2.2.4 生产函数法

这种方法由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社区处在《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定量分析》中提出的, 在基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于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去农业劳动力需要量的共识下，他们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分析农业生产总量达到最大时,各生产要素(仅指劳动力与耕地)按最优配置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从而推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生产函数模型构造为:Y=ALdK1-d,其中A为常数,L、K分别为农业劳动力和土地。根据剩余劳动力的经济特征,农业总产值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通过计算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社区处多年的回归模型,发现1978年比较符合这一条件,即劳动力与耕地面积指数之和接近1。回归结果显示该模型通过各项统计检验,由此得到农业总产值与农业劳动力、耕地面积的生产函数模型:Y=18.43 Land0.6Lab0.32(Y为农业总产值,Land为耕地面积,Lab为需要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从理论角度分析,这种测算方法虽然与剩余劳动力的定义最为接近,但同时也成为它的弱点,剩余劳动力不仅包括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那部分劳动力,其实还应包括一部分边际生产率大于零的农业劳动力（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社区处，2002）。

3 模型修正及相关数据

针对直接计算法的不足，本文从三处对其进行了修正。

3.1 对流入城市岗位就业量FE的修正

在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中，2006年中国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人数是13181万。按照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的定义，其是指村住户户籍从业人员中，2006年到本乡镇行政管辖区域以外从业1个月及以上的人员。因为乡镇以外从业人数和流入城市岗位就业量是同一个概念的两个方面，所以可以以此作为直接计算法中2006年的流入城市岗位就业量，这样减少了按照成功就业的民工人数占城市就业人数的比例不变所推算的2006年流入城市岗位就业量的误差。

3.2 通过最优化方法对农业资源可容纳有效就业量CE的修正

3.2.1 农业生产函数的估计

（1） 模型介绍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通过计量经济学中的多元回归，拟合出我国农业生产函数

lnY=lnA+αlnK+βlnL

其中Y是农业产出（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值），A是技术水平和耕地面积等因素(注:需要特别指出，在短期，技术水平和耕地面积通常变化不大可以看做常数；而在长期，这两者会对农业生产总值产生较大影响。所以本文的农业生产函数需要每隔一段时间重新估算。)，K是农业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农业资本存量），L是农业劳动力人数（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由于农业产出，农业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农业劳动力人数，这些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在满足协方差稳定，或者是协整的前提下，可以拟合出农业生产函数曲线。得到，

lnY=lnA+αlnK+βlnL,即Y=AKαLβ

（2） 数据准备

产出Y：通过各年的第一产业生产总值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和1980年的第一产业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得到以1980年为基年的各年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实际值，见表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中国统计年鉴(200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农业资本存量K：农业资本存量就是指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在一定时点上所积累的实物资本，它反映了人们在一定时点上所掌握的农业物质生产手段的数量（吴方卫，2006）。目前通常采用的估计资本存量的方法是永续盘存法，它是由戈德史密斯提出的，其公式是Ksub>t=Kt-1(1-δ)+It。本文以1980年为基准年，数据的样本区间是1980~2006年。其中，1980年的农业资本存量基准采用1615.48亿元（Chow，1993）。以后各年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其中1981~1997年，采用吴方卫（1999）估算的相关数据，并按照他的方法推算了1997~2003年的数据，同时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在2005年以后不提供“国有经济按各种分组的固定资产投资”该项数据，所以2004~2006年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用《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新增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行业分”中的第一产业的数据。

同时，由于各年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都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名义值，所以需要通过以1980年为基年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折算成实际值。由于《中国统计年鉴》没有1991年以前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所以1991年以前的指数用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作为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代替（张军、章元，2003），1991年以后则仍用《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的相关的指数。折算后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值见表2：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折旧率采用王小鲁（2000）的估计为5%。按永续盘存法的公式，得到农业资本存量的估计劳动力投入L：与大多数研究相同，本文同样将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作为劳动力投入指标。 (3) 计量结果及检验

按多元回归拟合的我国农业生产函数为：

lnY=-0.621654+0.879324lnK+1.407260lnL

由于农业产出Y、农业资本存量K和农业就业人数L都是时间序列数据，所以需要进行协整检验（Engle，Granger，1987），通过对农业生产函数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见表4），可以看到在10%的置信水平下，函数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即残差序列是平稳的，也就是说这个回归方程不是伪回归。

ADF检验统计量-2.9496650.0539

检验的临界值: 1%置信水平-3.724070

5%置信水平-2.986225

10%置信水平-2.632604

*麦金农 (1996) 单侧p值。

注：零假设：残差序列存在单位根；滞后长度：

同时，由于回归方程的参数t检验、F检验、拟合优度R2均令人满意（见表5）。

表5 农业生产函数回归方程分析

3.2.2 最优就业量的估计

（1）模型介绍

等式约束极值问题求解在满足一定的农业总产出的要求下，社会对农业的支出成本，主要是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成本，最低情况下的固定资产和农业劳动力人数的最优配置

min wL+rK

其中，w是农业劳动力成本，这里用按行业分城镇单位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估算的农村农业从业人员平均收入的加权平均，r是资本成本（贷款基准利率），Y0是已知的当年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实际值。

通过一阶、二阶检验，得出最优的农业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劳动力人数。

这里有个数据处理的说明，农业资源可容纳有效就业量CE等于农业劳动力人数减去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第一产业）。之所以保留农业资源可容纳有效就业量的称谓，是为了和原公式保持一致，更合适的称谓是农村农业资源可容纳劳动力人数，因为它排除了城镇中的农业资源容纳劳动力人数。

（2）数据准备

农业劳动力成本w：由于有一部分城镇人员也从事农业，所以农业劳动力成本用按行业分城镇单位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估算的农村农业从业人员平均收入的加权平均。因为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中从事农业的人数很低。据有统计资料的2003年，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中从事农业的人数为46.5万人仅占当年农业从业人数的0.13%，所以暂不予以考虑。由《中国统计年鉴2007》按细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2006年城镇从事农业人员的年平均收入是9269元。农村农业从业人员平均收入,由于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所以通过下面的公式估算：

农村农业从业人员平均收入=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中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农村家庭平均每户常住人口/平均每户整半劳动力按《中国统计年鉴2007》，整劳动力指男子18周岁到50周岁，女子18周岁到45周岁；半劳动力指男子16周岁到17周岁，51周岁到60周岁；女子16周岁到17周岁，46周岁到55周岁，同时具有劳动能力的人 。。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2007》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7》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2006年的农村农业从业人员平均收入为2177.13元。以就业人数为权重，2006年农业劳动力成本为2271.84元。

资本成本r：资本成本用贷款1年期的基准利率表示。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在2006年两次上调了贷款的基准利率，从年初的5.58%，第一次上调到5.85%，第二次上调到6.12%，所以本文以天数加权估算出的年平均贷款利率为5.86%。

产出Y0：2006年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实际值4627.37亿。

（3）最优化结果及检验

其中，系数4.18是对农业资本存量作了由实际值到名义值转换的调整。按照拉格朗日方法解得:

L=1.8788K=10890.6799

这是唯一的驻点，又由方程的含义一定存在最小值，所以社会最小支出成本存在，此时的农业从业人员人数是18788.45万人（为了提高精度，单位由亿转换为万），农业资本存量是10890.68亿元。

3.2.3 农业资源可容纳有效就业量CE的估计

按照直接计算法的含义，农业资源可容纳有效就业量其实是单指农村农业资源可容纳有效就业量，此处之所以保留原有称谓是为了和原公式保持一致。上文已通过求等式约束极值得到在保持2006年农业产出不变的情况下，从全社会对农业支出成本最小的角度，所需的农业从业人员人数，即18788.45万人。因为城镇的农业生产结构优于农村，且对资源的配置比较合理，所以假定城镇的农业从业人数是满足最优条件的。在此假设前提下，最优的农村农业从业人员人数为农业从业人员人数减去城镇单位的农业从业人数（即：18788.45-435.2=18353.25万人）。所以CE农业资源可容纳有效就业量的估计值是18353.25万人。

3.3 对直接计算法其他项的修正

根据直接计算法的公式RDU=RE-TVE-PE-IE-FE-CE。其中，RDU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RE 为农村总劳动力数量；TVE 为乡镇企业就业量；PE 为私营企业就业量；IE 个体劳动就业量；FE 为流入城市岗位就业量；CE为农业资源可容纳有效就业量。等式右边RE-TVE-PE-IE-FE是为了计算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作者的角度是通过在农村总劳动力中减去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另外加上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就业，得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然后通过已求出的农村农业资源可容纳有效就业量，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但这种计算方法容易导致数值被低估，因为各经济类型中也是分行业的会包括部分农业生产人员，特别是包括在公式内的TVE 乡镇企业就业量《中国乡镇企业年鉴2006》中2005年各地乡镇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统计(按国民经济行业分)(从业人员年末数)中农林牧渔业有2852069人。、PE 私营企业就业量和IE 个体劳动就业量，虽然所属经济类型不同，但却可以从事相同的行业，特别是农业。

所以一种方法是按照本文3.1和3.2中对FE 流入城市岗位就业量和CE农业资源可容纳有效就业量的修正，通过直接计算法的原始公式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估计出的数据会低估农村剩余劳动力,且该低估值很难调整，因为只有乡镇企业就业量可以查到相应的按行业分的数据；另一种方法是，遵照直接计算法原始公式的含义，从另一个角度，即通过用农业就业人数减去城镇从事农业的就业人员人数，直接得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然后减去农村农业资源可容纳有效就业量，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本文采用后一种方法。4 修正后的直接计算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计

根据上文，修正后的直接计算法公式为

RDU=TAE-CAE-CE

其中，RDU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TAE为农业就业人数；CAE为城镇从事农业的就业人员人数；CE为农村农业资源可容纳有效就业量。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2007》可以获得2006年的TAE农业就业人数和CAE城镇从事农业的就业人员人数的相关统计数据，它们分别是农业就业人数32561万人、城镇从事农业的就业人员人数（城镇单位的农业从业人数）435.2万人。同时按照上文对CE农业资源可容纳有效就业量修正后的数值,可以得到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为13772.55万人（即：32561-435.2-18353.25）。

同时，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告（第五号），农村劳动力资源中，20岁以下占13.1%；21~30岁占17.3%；31~40岁占23.9%；41~50岁占20.7%；51岁以上占25%。所以剩余劳动力的年龄分布按此估算得，20岁以下1804.20万人；21~30岁2382.65万人；31~40岁3291.64万人；41~50岁2850.92万人；51岁以上3443.14万人。

另外，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0岁以下占16.1%；21~30岁占36.5%；31~40岁占29.5%；41~50岁占12.8%；51岁以上占5.1%。可以看出外出从业劳动力主要集中在50岁以下，占94.9%，50岁以上的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即使可以转移，也不存在相关的劳动力需求。

但是，农村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分布中50岁以上却占了足足1/4，所以真实的有需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应该不包括50 岁以上的人口。按此得出2006年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为10329.41万人。证实了本文引言中莫荣副所长的观点，即中国劳动力资源总体上非常丰富，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亿以上。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剩余劳动力并非可随时进入劳动力市场，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一个长期的人力资源优势保障，它是要受到农业资本存量的限制。因为10329.41万人的剩余劳动力需要10890.68亿元的农业资本存量，而按上文的估算2006年的农业资本存量仅为4627.01亿元（见表3），两者相差了6263.67亿元。如果按2006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值作为每年的投资量，且不考虑投资增长和资产折旧，那么要达到10890.68亿元的资本存量需要投资将近10年。当然随着投资的增长，这一年限可以大大缩短，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却不是随时，而是一个逐步的过程，随着投资的不断增加，由于替代效应的作用，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释放。

5 修正方法的局限及其对结果的可能影响

（1）修正方法较之原方法更加复杂，从收集数据到回归拟合，至最后通过最优理论推断，需要经过多个步骤，对计算的准确性和数据来源的可靠性的要求都很高。

（2）修正方法在对农业技术水平的考量中，主要通过拟合农业生产函数，估计出一个长期的平均值A，短期的农业技术水平的重大提高对农业劳动人数的影响，会由于回归拟合而减弱。因而，修正方法在短期对农业技术水平的反应会有一定的滞后，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但在长期中，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逐渐在生产函数中体现，最终将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趋于合理。

6 结论的政策含义

（1）要保证一个持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过程，以期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一个长期的保障，需要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通过资本和劳动力的替代作用，逐步释放出剩余劳动力。同时加快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政策建设。这主要包括促进平等就业、劳动力流动、培训、工资、企业用工、劳动力市场建设等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政策；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政策；进城务工人员的养老、医疗、工伤、最低工资支付、 失业、 生育等社会保障政策 ；保护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劳动合同、 劳动保护、 工作强度及工作时间等制度；面向进城务工人员的安置房、廉租房政策等（黄乾，2007）。这样通过构建起良好的对于进城务工人员的制度保障，不断吸引有条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出。

（2）加强对农村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按照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农村劳动力资源中，文盲3593万人，占6.8%；小学文化程度17341万人，占32.7%；初中文化程度26303万人，占49.5%；高中文化程度5215万人，占9.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648万人，占1.2%。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文盲占1.2%；小学文化程度占18.7%；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3%。所以当务之急是通过基本义务教育，职业培训等再教育降低农村，特别是50岁以下劳动力人口的小学文化程度以下人口的数量，增加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人数，这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才是有需求的剩余劳动力，真正能起到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一个长期的人力资源优势保障。

（3）虽然农村按估算有1亿以上的剩余劳动力，但随着中国整体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口逐渐呈现老龄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人数也会逐步减少，所以需要目前逐步展开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增加高端资本密集型行业，减少低端劳动密集型行业，加快行业整合，提高行业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提高中高端产品的生产，增加产品附加值，这样在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的同时，实现中国经济的平稳过渡，减少由于劳动力数量优势的丧失而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冲击。同时由于产品逐步向中高端转移，附加值不断增加，劳动力的待遇也会随之上升，实现人民富裕、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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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上海市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14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第9篇：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

关键词：农业职业技能；现代职业农民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2-0015-1

1 农业从业人员现状及存在问题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从业人员发生分化，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日趋明显，据统计和调查，目前江苏省农业劳动力总数850万人左右，除了兼业农民（约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58%）外，职业农民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2%。职业农民中，生产型（种养大户、专业户、农业企业工人等）占73%，经营管理型（经纪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带头人、农业企业负责人等）占11%，服务型（畜禽防疫员、植保防治员、农机手、沼气工等）占16%。分析农业从业人员队伍状况，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1 优质农业劳动力总量相对不足

兼业农民对农业不够重视，投入不足、管理不精心、产出不在乎，影响土地的产出率。职业农民以农业为主以农业为生，关注农业重视农业，是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但优质的职业农民队伍总量依然偏小，只占农业劳动力的40%左右，规模经营的面积不到耕地面积的一半。

1.2 整体素质偏低

农业从业人员文化水平很低，大部分在初中以下。科技素质不高，2010年全省持有农业职业资格证书或农业中等学历教育毕业证书的农民仅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3%。

1.3 结构不尽合理

从事传统产业（种植、养殖业）的较多，规模较小，从事产品加工、流通以及农业服务业的较少。

1.4 流失较为严重

农村青年初高中毕业后基本都进入城市或乡镇企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的都是老年人、中年以上妇女及体弱多病者，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现象十分明显，农村劳动力总量过剩与优质劳动力短缺的结构性矛盾并存。

2 加强现代职业农民培养的建议

针对农业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的问题，2006年起省委省政府启动农民培训工程，并列入“十一五”新农村五件实事工程，每年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民创业培训。“十一五”期间，全省累计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1123.44万人，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较快地被农民采纳应用，确保了粮食产量的八连增；农民创业培训53.8万人，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专业技能和较强创业能力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促进了高效农业的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但是随着农业现代化工程的实施，农业现代化推进步伐的加快，对农业劳动者特别是职业农民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持有涉农专业职业教育证书或专业资格证书的现代职业农民比例要达到35%，而2010年这个比例仅为4.3%，现状与目标差距很大，必须进一步加大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加快培养现代职业农民。

2.1 加大涉农学历教育

要为农业发展培养长期依靠的核心骨干力量，必须通过系统的涉农学历教育。目前我省中等职业教育涉农专业享受免学费政策。应充分利用这项政策，发挥农业部门自身优势，壮大办学规模。在大专及以上涉农学历教育方面，吸收借鉴浙江省对就读农学类专业的学生免收学费的经验做法，建立符合省情的涉农中专及以上学历免费教育的制度。

2.2 扩大培训规模

目前全省农业劳动力总数850万左右，按每年转移25万人推算，到2020年全省农业劳动力总数600万左右，持证农民比例占35%，总数要达到210万人。2010年全省持证农民为35万人左右，今后10年要培养175万人，每年18万人左右。因此，要进一步扩大培训规模，增加年培训人数，加快培养现代职业农民。

2.3 创新培训方式

农业产业分布有区域性、种类有多样性、生产有季节性，要根据农业农民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展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不同产业的职业农民可以采取分类培训的方法，在农作物生长的不同关键阶段可以采取分段培训的方式。培训形式除了集中授课外，要有现场教学、案例教学、观摩考察等，增加农民的感性认识。培训内容除了生产技术外，要有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培训后要加强跟踪指导，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2.4 重视手段建设

农民培训要有阵地场所，我省农民教育培训组织机构比较健全，省市县各级都有农广校、农干校或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但由于多年来缺乏专项资金投入，教学培训的基础设施（教室、宿舍等）陈旧、设备手段（电脑、多媒体等）落后，不适应现代农民教育培训的要求。在加大农民培训投入的同时，要安排部分资金用于教学培训能力建设，改善培训条件。

2.5 增加财政投入

培训农民、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是一种公益性投入，“十一五”期间，各级政府比较重视，已经拿出一定的资金用于农民培训，效果很好，但是随着培训规模的扩大和物价的上涨，现有补助标准偏低、投入总量不足，与客观需求差距很大。为此，应从省级层面制定农民教育培训的稳步投入机制，确保每年用于农民教育培训的财政投入增幅不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

2.6 完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