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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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范文

［关键词］ 凯恩斯就业理论；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生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1－0035-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国际收支状况良好，但就业形势却日趋严峻。在此，笔者从凯恩斯就业理论中所提出的周期性总量性失业模型入手，从理论上的整体失业概念阐释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生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一、凯恩斯就业理论与中国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提出

对就业的理解可以从三个层面上进行考察，第一个层面是潜在的就业规模。它是指意愿劳动力的总需求与意愿劳动力总供给相等时的就业规模，即均衡就业规模。第二个层面是充分就业规模。它是指非自愿失业为零时的就业规模。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点右边的失业均为自愿失业，只有在均衡点左边才存在着非自愿失业。因而，在均衡就业规模上就消除了非自愿失业，实现了充分就业。潜在就业与充分就业虽然内涵不同，但外延是一致的。第三个层面是实际就业规模。它是指经济社会中所实际存在的就业规模。

凯恩斯就业理论中所提出的失业类型是周期性总量性失业。他认为，潜在就业就是充分就业，解析非自愿失业的基本思路是将实际就业规模与潜在就业规模分离开来，而分离开来的基本工具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在一个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的社会里，价格向量（包括工资）是呈刚性的，有效需求可能是不足的。如果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市场萧条，企业就会通过解雇工人来对付产品滞销，从而一部分工人就会被迫离开他们的供给曲线，成为非自愿失业者，这种失业不能通过实际工资的变动而减少，必须提高总的有效需求，使商品供大于求的状况消失，才有可能重建充分就业均衡。在他的理论框架中，充分就业规模是一个外生变量，而实际就业规模受到有效需求的调节。有效需求限定了总供给，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使社会总产出与有效需求趋于一致。这一自发均衡产出规模决定了厂商对劳动力的实际需求，进而决定了实际的就业规模。实际就业规模与充分就业规模之间的差额就是非自愿失业。他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解释了总量性的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并系统地提出了一套治理非自愿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虽然这种非自愿失业是总量性的，但是这一理论只能解释在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有效需求不足时的非自愿失业，而对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有效需求旺盛时的非自愿失业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这种周期性失业具有阶段性，只有当有效需求不足时，总量性失业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实质上是他对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只作出了短期回答，而没有作出长期回答，他仅解析了短期的总量性失业。

从中国的失业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的失业问题主要应该归结为劳动力的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而不是市场的功能障碍或者有效需求的不足。不可否认，在中国，摩擦性、结构性和周期性失业都是存在的，但是中国失业人口的主体应该是劳动力总量大大多于就业岗位的总量而造成的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即使在经济处于时期这一失业仍然是存在的，只不过这时的失业率稍低一些。在中国的失业人口中，既不能由自然失业解析，也不能由周期性失业解析的那一部分就属于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据有关专家估计，中国的总失业率在30%左右，而周期性失业率只能解释5%左右的失业率，自然失业率只能解释4%~6%的失业率，还有20%左右的失业率属于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因此，现阶段解决好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问题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的建构

（一）相关经济学流派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的相关阐释

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萨伊，1803），经济社会不可能出现总量性的经济危机，社会资源可以得到充分利用。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否认了总量性失业存在的可能性。

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1867）认为：相对于劳动人口的绝对数而言，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一个独立变量。资本家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资本只有在其增殖的范围内才会雇佣劳动。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只是把工人人口分为产业现役军和产业后备军。同样，相对于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而言，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也是一个独立变量。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减少了单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限制了资本总量扩张，因而，劳动力的总供给不可避免地超过资本增殖对劳动力的需要，从而产生相对过剩人口。这种相对于资本价值增殖需要的过剩人口（产业后备军）显然就是长期的总量性的失业人口。相对过剩人口的提出揭示了长期的总量性失业产生的机制。相对过剩人口理论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可能存在着一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但是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局限，他未能对这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的形成机制作出深入的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确定了劳动的边际成本等于劳动边际收益的就业边界的原则，合理地解释了自愿失业的存在。但是它没有解释现实经济社会中存在的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将失业的成因归结为劳动力市场的功能障碍。依据新古典就业模型，工资的自由浮动可以出清劳动力市场。失业的持续存在，一定是工资的下降遇到了市场力量以外的其他障碍因素。这些因素引起了自然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它对经济社会长期的失业作了部分回答，即它仅能对长期的摩擦性和结构性失业作出合理解释，而对其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缺少解释的功能。虽然它可以说明长期的失业，但这种失业主要是由摩擦和结构性原因引起的。

刘易斯在其提出的二元经济的传统经济部门进行分析时认为：在传统经济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很低，甚至为零或负数。但劳动者的工资必须要能维持劳动者的最低生存，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超过对劳动的需求，劳动的供给是无限的。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点之外，尽管劳动的边际成本高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但在传统的经济部门中，劳动者都能直接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实现就业，劳动者实际上是处于隐性失业状况，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小于这个给定的不变工资的劳动人口。如果把它从传统经济部门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部门来考察，他们就是一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他是从基于劳动边际生产力水平的角度来分析失业的，为解析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提供了一个思路。但是他是在传统经济的隐性失业的形态上研究失业问题，而不是在失业的一般形态上的研究。同时他只解释了国民经济整体中的一个局部（传统经济部门）的失业总量，而没有解析国民经济整体的失业问题。他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只作出了局部回答，而没有作出整体的回答。因而，要构建一个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需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原理推广到整个国民经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认为社会是不可能存在总量性失业的；马克思用相对人口过剩理论指出了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可能性；新古典经济学仅解释了自愿失业，没有解释非自愿失业；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也只解析了长期的摩擦和结构失业，没有解析长期的总量性失业；刘易斯也仅是在从国民经济的局部解析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没有从整体上有所阐释。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的生成机制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完整的诠释。

（二）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的生成机制

笔者首先分别从劳动力供给曲线和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形状分析着手，然后在此基础上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构造出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

1. 劳动力的供给曲线。古典经济学认为，工资（劳动的自然价格）是由工人为维持其自身及其家属的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而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则是由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劳动的供求关系不调节劳动的自然价格，而是劳动的自然价格调节着劳动的供给量趋向于劳动的需求量。不是劳动的供给数量调节工资水平，而是劳动的工资水平调节劳动的需求量。正是因为在长期劳动的供给量总是趋向于劳动的需求量，劳动资源总是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依据其工资理论，劳动的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终止于与劳动需求曲线的交点。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的需求价格，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决定劳动的供给价格，劳动的供求均衡决定了均衡的工资水平。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决定劳动的供给价格依据的是古典经济学劳动成本决定工资的决定理论，它是把劳动的边际效用和劳动的边际成本结合起来分析均衡工资的决定。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成本决定劳动的供给价格（W）进而决定劳动供给量（L）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劳动成本应是劳动的生产成本与劳动的使用成本之和。劳动的生产成本主要是指生产维持劳动者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劳动的使用成本主要是指补偿劳动者因其劳动而带来负效用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劳动的生产成本，而忽视了劳动的使用成本，因而只得出了劳动的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的结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劳动的使用成本，忽视了劳动的生产成本，因而只得出了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的结论。它们都是片面的。所有的劳动者都要求工资必须补偿劳动的生产成本。有些劳动者不仅要求工资补偿劳动的生产成本，而且还必须补偿劳动的使用成本。不同的劳动者对劳动的使用成本的评价各不相同。因此，与劳动的生产成本所决定的工资水平为最低工资水平，劳动供给曲线不能向左下方无边界地延伸，在最低工资水平之下，劳动的供给为零。而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所有的不要求补偿劳动负效用的劳动者愿意工作，劳动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到了平行线的右端以后，要再增加劳动的供给，就必须要有更高的工资水平。依照对劳动负效用的评价由低到高的顺序供给劳动，劳动供给与工资水平正相关变化，劳动供给曲线表现为向右上方倾斜。到劳动的供给量到达劳动存量水平时，劳动供给就达到了极限。无论工资水平怎样提高，劳动供给量都不能增加，劳动供给曲线与横轴垂直。因此，总的劳动供给曲线如图1所示。

2. 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位置决定于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位置。对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变化的分析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进行。

（1）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短期分析。劳动边际生产力递减是以资本存量不变为前提的，它是一种短期现象。若资本存量发生了变化，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就会发生位移。在不同的短期有不同的资本存量，其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位置也就不一样。一般来说，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劳动边际生产力是向右上方移动的。资本积累对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位置的影响，实际上表现为不变投入――资本的变化所引起的短期边际成本曲线的位移。因为在短期，资本的投入是固定的，其边际成本为零，产品的边际成本全部表现为劳动成本，短期边际成本的变化从反面反映了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变化。而只要有了足够的资本积累，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在短期，劳动人口是一个既定的数量，在资本积累的推动下，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总可以调整到劳动边际生产力等于工资率的位置，从而劳动力的总需求就可以吸纳所有的劳动人口。但在现实经济中资本积累是普遍不足的，这是因为资本存量已经调整到最优规模，无法再进行资本积累，即使进行了资本积累，资本增量也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只有扩张资本存量的最优规模，厂商才有资本积累的需求。而资本存量的最优规模有限是一个长期的制约因素，不仅在短期调整内无法解决，在长期调整中也是难以解决的。所以，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从这个角度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长期性了。（2）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长期分析。从长期来看，资本品是一种中间产品。对资本品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是由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所决定的。资本品的价格受初级生产要素的优劣的影响。而由于初级生产要素都是有限的，而且在质量上有优劣之分。同时人们在进行资本品生产时，按照从优到劣的顺序使用初级生产要素。笔者在此假定产品的需求价格是既定的。当使用最优等的初级生产要素生产产品时，如果产品的供给价格低于产品的需求价格，这说明这种产品还有扩大生产的利益空间。但是，最优等的初级生产要素的数量是有限的，当这种等级的初级生产要素被充分利用以后，要继续扩大规模，只能使用次优等的初级生产要素。这个过程持续进行，直至产品的供给价格等于需求价格，扩大生产的利益空间完全消失。而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是由资本品的边际成本决定的。因为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有资本品的成本耗费和普通利润构成。这就要求使用最劣等的初级生产资料的厂商也必须得到普通的利润，否则这些生产要素在经济上就无法利用，因而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是逐渐递升的，这就引起最终产品的成本上升。

假设产品的边际效用线不变，而最终产品的边际成本线是上升的，两条线必定会在某一点上相交，这个交点就是效率约束条件的边界。这一点是宏观意义上长期调整所达到的最佳产量状况，整个社会的福利也是最大化的。在这个产量水平上，如果还有劳动力资源没有利用，那么这些劳动力资源只能处于一种闲置状态，这种失业是一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这些闲置的劳动力资源不是不能利用，只是利用这些资源生产的产品的供给价格高于需求价格，经济上是不合理的。因而，只要确定了社会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就可以确定资本存量的最优规模，因为最终产品的需求决定了对资本品的这种派生需求。而该最优规模又是由效率约束条件所决定的产出规模来确定的。资本存量最优规模的确定就进而决定了厂商对资本品的投资需求。而厂商对资本品的需求限定了资本品的供给，资本品的供给一旦确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曲线也随之确定了。

3. 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如图2）。在该模型中，ON0为在一定时点上经济社会的劳动人口的存量。在E点左边的劳动人口ON2处于就业状况，在E点右边的劳动人口N1N0因为不愿接受均衡的工资水平而失业，属于自愿失业，而N2N1的劳动人口的失业则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性质：（1）非自愿性。这部分劳动人口是在愿意接受均衡工资水平的条件下仍然处于失业状况，因而是一种非自愿失业。（2）总量性。这部分劳动人口之所以处于失业状况，是由于厂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小于劳动力的总供给，因而是一种总量性失业。（3）长期性。社会对劳动力的总供给是一种长期的总供给，厂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是一种长期的总需求，供求之间的不平等的状态无法通过短期调整来消除，因而是一种长期性的失业。从整体来看，这一部分失业是一种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

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把劳动力供给曲线不看作一条完全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而是把它分为三个不同的区间，一个区间与横轴平行，一个区间向右上方倾斜，一个区间与横轴垂直。当厂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曲线在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的区间（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相交时，潜在的就业规模与充分就业规模不仅在内涵上发生了分离，而且在数量上也发生了分离。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终端所对应的经济规模为充分就业的经济规模，而劳动力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相交的交点所对应的经济规模为潜在就业的经济规模，这两种经济规模之间的差额将引致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这时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位置特别的重要。如果劳动力需求曲线不与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相交，那么经济社会将不会存在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如果交点位置位于这一区间，那么长期的总量性失业就必然会产生，并且交点的位置越往左，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规模就越大；反之，这种失业的规模就越小。在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位置不变的情况下，劳动人口的增加表现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区间的延长，从而表现为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人口的增加；反之，则减少。

三、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治理对策

凯恩斯就业理论中对治理周期性总量性失业的对策是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扩张有效需求。这些对策对治理周期性总量性失业是有效的。但是用扩张有效需求的政策来治理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却是失效的。因为这种扩张有效需求最多只能将实际就业规模调整到潜在就业规模，而要将潜在的就业规模调整到充分就业规模，只能依靠扩张效益约束边界。凯恩斯认为，假定商品价格普遍上升而货币工资率不变，劳动力需求将增加，而劳动力供给保持不变，从而，效益约束边界可以扩张。因此，如果存在失业，通过增加货币量使价格提高就可以减少失业。但这种效益约束边界扩张仅是一种货币幻觉，而这种货币幻觉是不会长久，工人及其工会会觉察到价格上升所造成的实际工资下降，从而要求提高工资，并且在以后签订工资合同时把现期的通货膨胀率考虑在内。这样，工人逐渐将他们的预期价格水平调整到实际水平并且力求使实际工资调整到与价格上涨一致的水平，以弥补购买力的损失。因此，从长期来看，不能通过扩张需求的方式来扩张效率约束边界。在到了效率约束边界以后如果再继续扩张有效需求，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只能拉动通货膨胀。

凯恩斯对治理非自愿失业的对策主要是将实际就业规模调整到潜在就业规模。这种调整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是不产生影响的。根据上面的分析，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治理应当是将潜在的就业规模调整到充分就业的规模。当潜在经济规模小于充分就业规模时，两者的差额所对应的劳动力人口就是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这种调整就是要消除长期的总量性失业。这一方面，应该缩减充分就业规模。充分就业规模是由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的终端位置决定。因此，缩减充分就业规模，实际上就是要减少在生存工资上的劳动力供给量，即缩短劳动力供给曲线上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其主要手段是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降低劳动参与率和适当地缩短劳动时间，实行灵活的就业制度等；另一方面，扩张潜在就业规模，引致资本积累增加，从而推动劳动力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使劳动力市场的均衡点向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趋近。经济增长是解决就业的根本手段。从比较静态的角度考虑，经济增长的问题实际上是经济规模扩张问题，实际经济规模的扩张以潜在的经济规模为基础，潜在的经济规模由效率约束边界限定，而扩张效率约束边界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总产品的边际效用，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社会产品的边际成本。其基本方法是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管理改善等。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方福前.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厉以宁，吴凯泰.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M］.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1988.

［5］杨宜勇.失业理论与失业治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第2篇：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范文

关键词：农村，就业，剩余劳动力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的70%是农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一些沿海的大中城市都成为了国际的大都市。但是从客观上讲，中国的农村还很贫困，农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而农民收入低的核心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由于我国经济是从计划经济时展过来的，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是在这个阶段逐渐发育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分割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这已成为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同时也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目前来看，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劳动力市场的两方，需求方和供给方就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同时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本文从这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1. 劳动力需求

1.1农业内部转移

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大，以及我国现在各地的发展状况，是无法一下子把所有的剩余劳动力转出农业部门，流向非农部门的。同时，我国的农业产业科技含量较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可以大力挖掘农业产业的潜力，增加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但可以大大缓减伪装失业，还可以吸纳一部分返乡的劳动力。让农民“不离土不离乡”。。

1.1.1 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

我国的农业还属于传统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在国外，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已占到60%-80%，而我们现在还不到40%。因此我们应该对农业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如农村大棚技术的应用，反季节蔬菜等，使农民一年四季在土地上都可以有所收获，既能够提高收入，又能够安置更多的劳动力，使农业部门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同时，应该开垦宜农荒地及其他资源，对目前尚待开垦的宜农荒地、宜林荒山、荒坡等资源进行综合性开发建设，可吸收大量农业劳动力，并且提高复种指数。我国目前的耕地复种指数为 152％， 如能提高到159%， 可增加耕种面积 0.104 亿公顷， 可多使用劳动力 1000多万人。

1.1.2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第二、三产业

农业产业化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可以使农业各个环节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解决农业长期存在的分散经营的问题，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增强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同时推动农业产业化，可以打通农业各个再生产环节的联系，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益，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例如可以积极发展种苗培育，加工运输等专业化部门，实现农业向产中深化和向产前、产后延伸,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

1.1.3 加大农业投资，增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在扩大劳动力需求方面，政府应当积极发挥作用，引导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田和水利建设，如利用农闲季节,加强以防汛抗旱为中心的水利建设和控制水土流失为中心的农田建设,可以缓解农村季节性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同时针对我国环境破坏的现状，应加大国土整治力度，积极推进退耕还林，防风固沙的战略，而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又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既可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保证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改善投资环境，培育各种大中型批发市场，提供交通便利，促进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1.2 向外转移

如果说农业内部转移是提高产业生产效率而增加就业，那么向外转移就是促使劳动力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主动转移流动。主要表现为向小城镇转移，向大、中发达城市转移以及向国外输出劳务。

1.2.1 大力发展小城镇，扶持乡镇企业，促进城市化进程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受到限制，迫使农民寻找新的就业门路，因而造就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进入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减弱，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的同构性导致了乡镇企业的竞争弱势，另一方面一部分乡镇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加快了技术进步，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乡镇企业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最重要的途径，因此还要继续发展和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1.2.2 向大中型城市转移，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中型城市经济较为发达，各种基础设施完善，因此许多农民选择流往大中型发达城市，希望能够增加收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时，城市中的第三产业较为发达，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劳动力需求大，也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但是在我国建国初期由于历史条件的因素，实行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严格地限制了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虽然从2000年以后国家政策取消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种种不合理限制，促进劳动力的公平流动，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制度的惯性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需要，仍然存在着许多对农民进城和进城后的各种歧视现象。。如户籍障碍，社会保障歧视，教育和就业制度歧视等方面，因此在积极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型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应当注重解决这些阻碍劳动力顺利流动的因素。一方面，应深化制度革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各种制度上的歧视，促进劳动力的彻底转移。另一方面，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创造第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

1.2.3利用我国劳动力优势，积极向国外输出劳务

向国外输出劳务,也是转移剩余劳动力比较有效的手段，同时可以缓解国内的就业问题，将问题外移。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劳动力短缺并且劳动力成本高，因此国外对于廉价劳动力有着十分旺盛的需求。目前，我国劳务输出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 而且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我国劳动力资源是世界劳动力资源的20％，而劳务输出仅占世界劳务输出总量的3％左右，两者极不相称。有关资料表明，目前中东地区有上千亿美元的巨大劳务市场，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也需要从国外输入几百万劳动力。因此，向国际市场输出劳动力的潜力是相当大的。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放宽政策，开辟多种渠道，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2． 劳动力供给

2.1 控制农村人口增长，降低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村人口的过度增长。而这主要是农民生育观念落后和农村社会保障不完善所致。因此政府要加强宣传教育，转变观念，尽快建立覆盖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障措施，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加强农村流动人口管理，控制人口增长，降低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从根本上缓解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2.2 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加大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供给素质。

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过程中，劳动者的素质不高成为了他们流向高生产率部门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使他们具有更强的适应经济变化的能力，是农村劳动力长期持续就业的关键。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通过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增加劳动力价值，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选择的能力。。一方面，保证农村劳动力的义务教育年限，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延长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减少无效供给。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各种类型的非义务教育。要进一步开拓教育市场，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发展各种类型的非义务教育，使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型转向大众化。

3． 劳动力市场

除了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方入手解决农村劳动力问题，我国还必须重视作为配置劳动力的市场的完善，加速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3.1 要大力发展劳动服务中介组织,并成立受政府保护的维护城市农民工的民间组织，作为沟通、衔接剩余劳动力的新的就业岗位的桥梁，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获得充分及时的信息，降低寻访成本和流动的盲目性，提高劳动力流动的效率。同时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更好地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3.2 强化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督管理,通过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与管理制度,加强立法和执法力度,保障劳动力市场的高效有序运转。并且能够切实地保护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力市场健康、全面地发展。

4．结束语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农民作为中国最庞大的一个群体，却无法很好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收益，反而被城市所排斥。对比城市的繁华，乡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和在城市的车流中盲目穿梭的农民工仍然只是与富裕无缘。社会中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已经成为了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立足于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面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问题，关键就在于如何将剩余劳动力进行转移，如何保持转移的渠道畅通无阻。在我国现阶段经济的发展情况下，不仅要通过提升农业部门的竞争力来吸纳剩余劳动力，还要积极促进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在强调市场调节的同时，还应该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减少市场失灵，两者顺畅地结合起来，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1、张隽. 浅谈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J]. 山东劳动保障, 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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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甲朋、尹兴宽、杨兵杰.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讨论综述. 人口与经济[J]，2004,(1).

5、杨辉、罗素清. 我国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原因及出路.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J]，2003(8).

6、 中国农村年鉴[M],(2006).

第3篇：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范文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城乡劳动力不同的就业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后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就业模式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劳动力 就业模式 比较

城市化加速期城乡劳动力就业的状况及其原因

我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就业，城乡劳动力因其就业群体的不同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就业特点。

城市劳动力就业的主要特点是：就业压力大,登记失业率逐年上升，1994年到2003年年均登记失业率3.3%（实际失业率更高）。城市就业人员主要分布在国有(含控股)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其比例超过城镇就业人员的35%。城市劳动力就业群体相对稳定,省际间流动少。

农村进城务工者就业的主要特点是：数量庞大，以青壮年为主，素质较低。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1390万人, 占农村劳动力的23.2%。40岁以下的占85.9%。只有15%的外出务工人员具有高中文化程度或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外出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及餐饮服务、社区服务行业从事简单的体力工作（资料来源：2004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与城市劳动力相互竞争的局面并未形成,相反两者构成城市劳动力供给的两极。造成城市劳动力就业二元格局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劳动力和进城务工者的就业模式的不同。

城乡劳动力就业模式比较分析

这里的劳动力就业模式是影响就业行为的诸因素的总和，由于影响城乡劳动力就业行为的诸因素存在差异,才导致城乡劳动力就业模式的不同。

城乡劳动力需求模式比较分析

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决定于劳动力的工资率（W）和边际产品收益(MRP)。我们假定：企业的生产水平等诸因素不变,企业的生产要素仅有劳动力变动;所有企业的生产活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简单劳动不需要多少知识和技术能力,而复杂劳动需要更多的知识技术和能力,这种能力能带来经济收益。无论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企业生产的目标都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即边际产品=边际成本。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唯一可变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投入,因此可变成本也就是工资(W),那么增加单位劳动投入所增加的成本就是边际成本(MC)即MC=W，所以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MRP=MC＝W。劳动力需求与工资率呈反方向变动。进城务工者的工资比城市劳动力低很多,因此在从事简单劳动时,对于这两者而言,均满足MRP =W，而Wc>Wr(c代表城市劳动力，用r代表农村进城务工者)，企业会选择进城务工者。但从事复杂劳动就不一样了.因为城市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进城务工者,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使他们一经雇用就能带来经济收益。而农村进城务工者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后,才能具备与城市劳动力相同的能力。由于企业要额外支付农村进城务工者培训成本(Cr)，于是MCr=Wr+Cr。此时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因雇用对象的不同而不同。雇用城市劳动力的条件是MRPc=Wc 。假定进城务工者接受很短时间的培训就能掌握与城市劳动力同样的技能而且在培训前也不支付其工资,则可以将企业在培训进城务工者以后所获得的预期收益看成是现期收益,于是雇用进城务工者的条件为MRPr=Wr+Cr。经过培训后, MRPr＝MRPc,则有Wc-Wr=Cr,Cr>0。企业支付给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大于农村进城务工者,其差额是企业支付的培训成本。经过培训后进城务工者具备了与城市劳动力相同的技能,两者产生的边际收益相等，而进城务工者的工资低于城市劳动力,于是就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进城务工者要求得到与城市劳动力相等的报酬。如果企业增加了其工资,则Wr’+Cr>Wc。此时的雇用条件与简单劳动的相同，企业选择成本较低的城市劳动力而不会雇用农村务工者。另一种情况是企业不增加进城务工者的工资。,进城务工者不能接受同等的边际收益不同的工资报酬，他会选择离开企业。若此，企业将损失培训成本,这是企业不愿意的。由此可见,在复杂劳动中，企业选择农村进城务工者所获得的是预期收益,企业要承担损失培训成本的风险,而选择城市劳动力无须承担这种风险,因此简单劳动的企业多选择农村进城务工者,而复杂劳动的企业多选择城市劳动力。

城乡劳动力供给模式比较分析

城乡劳动力就业动力比较 城乡劳动力就业动力可以通过成本-收益来解释。如果就业带来的收益能够补偿各种成本就会产生劳动力供给。城市劳动力在就业之前除了其劳动力价值外不占有任何资料。劳动者就业获得的收益其实就是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报酬，此时城市劳动者就业动力决定于其实际工资报酬和生存成本。如果城市劳动者在就业时有一定的储蓄，则城市劳动力在就业时就会考虑个人偏好及放弃工作的机会成本，这时城市劳动力提供劳动力的前提是劳动报酬-生存成本-机会成本>0(个人偏好属于心理因素这里不讨论)。

与城市劳动力不同的是农民占有生产资料，在其进城务工前就拥有一份土地收益。因为城乡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别，农村剩余劳动力认为其进城务工所获得的收益一定会高于其在农村务工的收益，其就业的动力是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他们拥有土地所获得的实际收入总是存在的，而且足以补偿其生存成本，农村进城务工者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因此农村进城务工者提供其劳动力的前提是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进城的迁移成本>0。

城乡劳动力素质比较 城市劳动力就业范围广泛，几乎遍布所有行业，而农村进城务工者的就业渠道相对狭窄，基本是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这种就业领域的不同和两者的素质差异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城市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比农村进城务工者高，受教育时间比农村进城务工者长。城市劳动力70％以上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农村进城务工者只有15％左右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城市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2年，后者为7.7年。城市劳动力通过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种形式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而农村劳动者中不足15%的人接受过职能培训,农村劳动力参与率高，使本该接受教育的适龄人口过早地从事经济活动,农村劳动力参与率为75.98%，城市劳动力参与率为62.41%，农村劳动力参与率比城市劳动力参与率高13.57%（根据2004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计算），过低的素质、过高的劳动力参与率和过多的人口使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更大。

城乡劳动力就业弹性比较 城市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弹性小于农村进城务工者。从就业弹性来看,城市劳动力基本集中在以国有企业为主、就业弹性低的第二产业和部分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增长主要依靠扩大投资来实现，没有带动劳动力需求的同步增长。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第三产业是以吸纳劳动力为主的服务部门。农村进城务工者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以非国有企业为主、就业弹性相对大些的第三产业（虽然还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建筑业的施工部门，但这个行业的危险性高,工作既脏又累。在房产经济迅速膨胀的情况下，城市劳动力很少涉足此行业。因此，建筑施工业对农村进城务工者的需求弹性是很大的）（见表1）。

从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来看,由于国有企业工资刚性的惯性作用，城市劳动力的工资缺乏弹性,劳动力的供给也缺乏弹性。2003年国有单位劳动力供给弹性为0.3(2004年统计年鉴)。相比较而言，农村进城者的工资按市场机制给定,其劳动力价格弹性和劳动力供给弹性很大。农村外出务工的供给弹性为1.13（据2004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计算），比城市劳动力富有弹性。

城乡劳动力就业模式差异的存在，是由于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滞后于城市化速度，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劳动力替代程度不高而产生的短期现象。它将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加快逐步消除。因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劳动力就业模式的差异：一是要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二是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三是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

参考文献：

1.简新华.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国人口变动与就业.江汉论坛，2004.9

2.喻桂华.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问题.新华文摘，2004第23期

3.李红松.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问题研究.财经研究，2003第4期

第4篇：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范文

关键词：贸易开放度；制造业；工资差异；劳动需求供给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2013年，中国吸收外资的水平连续增长，然而，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本文从制造业部门出发，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希望找到中国贸易和FDI的发展对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贸易开放对工资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产生的分歧也不断增加，从传统的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认为，作为高技能劳动力丰裕的发达国家，贸易开放会带来高技能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从而扩大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而作为低技能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会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然而，实践结果与S-S理论有所出入。Feenstra（1996）模型分析了当发达国家逐渐将本国低技能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即进行外包，这将会减少对本国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扩大工资差距，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承包的这些生产环节仍然是高技能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这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也会扩大工资差距。我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关注贸易开放与我国工资差距的问题。喻美辞（2008、2010）分别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我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对外贸易和进口以及技术进步对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行业的对外贸易开放会导致劳动力工资差距的扩大。王中华等（2009）、邓军（2011）、王云飞和朱钟棣（2010）、赵明亮和臧旭恒（2011）主要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角度入手，发现研究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和产品内分工的加深会扩大我国工业行业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

由于选取的数据及研究方法的不同，使得学者们对开放与工资差距关系的结论也有所不同。本文，笔者将借鉴Avalos等（ 2006） 的方法来衡量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工资差距，利用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同时考虑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来分析对外开放与中国制造业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工资差距的关系。

二、模型设定及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文以Murphy等（1998）的模型为基础，同时加入于中国国庆有关的相关变量，得到一个如下的方程：

在式中，i代表截面单位（各省市i=1，2，…，28 ），t表示年份（ t=2007，2008，…2011）。

本文通过引入供给和需求模型，从影响劳动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因素的角度，重点关注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对工资差异的影响，这便是上式的研究意义。

（二）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7-2011年中国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方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1所示。

表1 被解释变量为上30%与下30%行业平均工资之比的回归结果

注：各变量回归系数后面括号中的数字为t 统计量，****、***、**、* 分别表示在

1%、5%、10%、15%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上。

表1是采用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EGLS得到的回归结果。模型（1）中贸易开放度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上是显著的，这说明贸易开放扩大了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差距，进一步解释为贸易开放提高了对熟练工人的需求，或降低了对非熟练工人的需求从而提高了熟练工人对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使得工资差距越来越大，这与S-S定理是不一致的。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地缩小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差距。模型（2）加入了研发费用的投入R&D这一估计量。结果发现，它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R&D能够显著地缩小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差距。这可能与以往的经验相反，以往的经验是R&D的投入主要提高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直接提高熟练劳动的工资，扩大相对工资差距，但中国的生产优势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而非熟练劳动力的产品往往是需要加大科技投入的产品，因此对这些产品的科研投入越多，越能提高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这就提高了非熟练劳动工人的工资，使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缩小。

模型（3）加入了教育水平edu这一变量，其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增加熟练劳动供给，熟练劳动供给的增加会降低熟练劳动的相对工资，从而缩小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差距。

模型（4）继续加入popu，urb和ref三个变量， popu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它可能扩大了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差距。urb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扩大了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差距。ref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中国实行市场化经济以来，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这说明市场化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工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

三、结论

本文选取2007-2012年中国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劳动力供需关系模型对对外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缩小制造业熟练与非熟练工人工资差距，而贸易开放则扩大了制造业业熟练与非熟练工人工资差距。

参考文献：

[1]王中华，王雅琳，赵曙东.国际垂直专业化与工资收入差距 基于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9，（7）.

[2]邓军.制造业的生产分割与工资收入差距16个行业证据[J].改革，2011，（1）.

[3]王云飞，朱钟棣.贸易发展对我国熟练及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就业与工资差距的影响-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J].经济经纬，2010，（4）.

第5篇：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范文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市场；零工市场；劳动力转移

一、引言

对劳动力、劳动力商品及劳动力市场等问题的讨论，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把劳动力成为商品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特点；西方经济学的中的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与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货币主义）之间关于市场效率与政策有效性的争论也主要集中在他们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上；发展经济学也充分讨论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劳动力剩余问题，甚至以此作为理论的起点。

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力能否成为商品进行过讨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劳动力成为商品与基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劳动力资源是否具有劳动力商品的属性。而讨论双方也都认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将走向市场，以效率的原则实现其优化配置。本文就是以大家都认同的这一观点为前提，来讨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问题。

可能是受发展经济学中“劳动力无限供给”问题的影响，理论界农村劳动力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面，即农村劳动力力向城市、向现代产业的转移，而关于劳动力的市场化问题，其讨论也主要集中在“乡－城劳动力市场”上。实际上，考察劳动力市场在农村、农业内部的劳动力资源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理论界一直关注的一个研究思路

说起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能不提到刘易斯，可以说正是刘易斯为理论界设定了对农村劳动力问题的研究方向。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他认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特征。他对“二元经济”的经典分析也是建立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前提下的。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两个部门：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经济发展过程是通过资本主义部门的不断扩张来进行的。而要实现其扩张，城市资本主义部门就要不断吸收农村维持生计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促使农民从农村的维持生计部门转移到资本主义部门的动力，就是在两个部门所能获得到的收入不同。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模型：

可能是受马克思的影响，刘易斯严格的区分了劳动力的产出量与其报酬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他那里两者分别被称为：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与工资水平。他认为前者高于后者，并将此归因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由于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因此工人不能像新古典主义所描述的那样获得与自己的边际生产率相等的报酬，相对无限数量的竞争者的存在，会使得他们的“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而这一最低工资要高于农民在农村的维持生计部门所能获得的收入水平――刘易斯认为这是资本主义部门获得雇工的必要条件：“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决定资本主义部门工资的下限，但是，实际上，工资必须高于这一水平，而且，资本主义工资与维持生计的收入之间的差额通常为30%左右”，其原因在于“城市消费的需要”、“资本主义工资所要求的嗜好与社会身分通常已被更高的实际工资所承认”以及工会的力量等等。如图1所示。

os是劳动者在农村维持生计部门所获得的收入，是仅够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而ow是资本主义部门劳动力的价格，是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而N1P1是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降低。由于os小于ow，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资本主义部门。而由于wp1低于N1P1，工人劳动的产出的剩余部（N1WP1）作为资本家的利润，形成资本主义部门的积累，用于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张。规模的扩张和技术的提高，则可以扩大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力需求量，及其边际生产率水平，从而促使N1P1提高到N2P2，资本主义部门的积累也由N1WP1提高到N2WP2……这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要保证这一良性循环的进行，就务必保证os小于ow，而NWP留在资本主义部门。这无疑又解释了为什么要对农民和农业实行歧视性的政策。

可以说刘易斯的分析设定了研究农村劳动力问题的基本方向。在他之后的研究也多数把注意力集中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方面。托达罗（Todaro，1969）提出了预期的绝对收入差距假说来解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认为劳动力迁移是农村劳动力对于城乡间存在的预期收入差距做出的反应。但是这一理论显然不能解释，为什么我国收入水平最低的西部地区，其迁移出的劳动力远远少于中部地区①。为了补充托达罗这一理论的不足，斯塔克等人借用伊斯特林（Esterlin）的相对收入理论，用农村劳动力所感受到的相对贫困来解释他们的迁移问题（Stark and Taylor，1991）。

我国对农村劳动力问题的研究也基本上沿用了刘易斯的思路，不同的是我们80年代曾经针对农村的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而提出了相对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的“三元论”；蔡等人还利用其获得的第一手资料②直接检验了“相对贫困”对农户迁移决策的影响。

三、关注农村的劳动力市场

应当说，可能被学者们所忽视的一点是，刘易斯的研究思路存在着这样一个潜在的假定前提：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一个现成的劳动力市场（当然可能是无形的）。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市场的存在，他才可以用市场经济中竞争与价格机制的原则，通过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来得出结论――工人由于市场上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的竞争，而只能忍受“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显然，他们也认为农民当然会以市场经济的原则，配置自己的劳动力――也只有这样，农民才依照劳动力的不同价格做出其迁移决策。而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则早已引起理论界注意，那就是，刘易斯及其继承者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都认为二元经济中，农村的“维持生计部门”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缺少商品经济关系――或者说这种关系不占主导。那么处于这种自然经济占主导的环境中的农民是否会依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配置自己的劳动力呢？即便是承认，农民存在着理性选择（如舒尔茨对于“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的经典分析，我国学者也曾对我国传统农村家庭部门中存在的商品关系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并以些来完善我国关于“三元经济”的判断③），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农民会以市场经济的原则来配置自己全部的资源，尤其是其劳动力资源。要弄清楚这一点就必须研究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问题。也就是说，虽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对于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市场化的问题（或者说这种迁移可能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也不能以此来替代我们对劳动力市场化问题的关注，简单的把劳动力的市场化看作一个理论前提，可能会忽视一些重要的问题。

如果说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是通过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来进行的，那么其前提也就必然成立――这个市场上的农民是通过市场来配置其劳动力资源的。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原先处于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中的农民，如何学会以市场经济的原则来配置自己的劳动力，其相应的劳动力市场又是如何形成的，可能对于揭示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以及它对农村传统部门的改造具有特殊的意义。应当引起注意的是，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及种植业的产值在农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小；但是农业及种植对于农村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对于农户经营观念的影响还是至关重要的。考察农村的劳动力市场化问题，就必须考虑农户在其种植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是否依照劳动力市场的规则来配置劳动力资源。

四、农业耕作需要交换劳动力

我们选择上世纪80年代初的推行作为时间和逻辑的起点。这个时期现实的前提是，农民开始获得一定的经营自，而农村经济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存在着产业结构单一化的问题。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来讨论：

如果把家庭看作农村最为基本的经营单位，那么只要家庭中的劳动力使用量和家庭的劳动力拥有量之间出现不相等，就必然产生农户对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

而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证明这种供给、需求的存在性：1、种植业生产的特殊性，种植业生产中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在时间上并不是均匀分步的，这要归因于种植业生产经营的不稳定性，在同一个生产周期中，需要投入的劳动量时多时少，任何一个农户都不可能保证自己家庭中拥有的劳动力数量，可以在每个时间段里都恰好满足其家庭所需的劳动量――永远没有剩余也永远不会出现短缺④。正因如此，种植业生产中历来就有“农忙”、“农闲”之分。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更为精确的定义“农忙”与“农闲”：种植业生产有的，对劳动力投入的需求量在时间上呈现出有规律的不均匀分部，而导致其耕作劳动出现的“时忙时闲”。2、家庭经营决策的独立性，随着的推行，农户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自主安排其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自主选择耕作何种农作物及如何耕作。而不同农作物之间存在着时令差别；即使是同种作物，其“农忙”的到来，也因农户之间具体经营方式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这样就必然会导致不同家庭之间的“农忙”和“农闲”在时间上的分部出现不一致。3、农村经济中单一化的产业结构。80年代初由于农村经济中非农产业发展的不足，以及农业内部多样化经营的程度极低，对于多数家庭来说，种植业生产中一两种农作物的耕作，可能是其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一两种农作物的“农忙”可能意味着家庭的劳动力数量不足，而“农闲”也就等于家庭的劳动力数量过剩。基于以上原因，由于劳动力的拥有量与需求量之间的矛盾，农户作为微观经济单位必然会产生交换劳动力的现实需要⑤，换言之，当有的家庭一家人忙不过来的同时，其他家庭的成员可能正无所事事。

五、案例：农村劳动力交换关系中的网络与市场

既然农村种植业内部就存在着交换劳动力的现实需要，那么如果农民具有劳动力市场的观念，劳动力的市场交易必然会在农村种植业内部出现。反过来说，如果农民不是通过劳动力市场来解决这种现实的需要的，也就可以否定其劳动力市场观念的存在。事实又是如何呢?

笔者以自己家乡山东省高密市的情况作为案例，这里的事实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80年代初，当地农村的劳动力的交换不是通过劳动力市场来进行的。和全国多数地方一样，当时的高密地区，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是农户之间的“互助”行为：他们通过其社会关系网络，组织起相互的“帮工”，来应对农忙时节。关系比较密切的几家农户，甚至在各家农忙都同时到来的时候，也通过协商安排⑥，几家人联合起来把各家的农活儿逐个忙完⑦。这种“劳动者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显然不是一种市场关系，在这里即没有市场的竞争与价格机制，也没有明确市场供求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显然是社会亲情网络而不是市场交易关系。这也就从事实上证明了，当时的农民还不存在劳动力市场的观念。

1995左右高密地区开始出现一种自发的劳动力“零工市场”。笔者曾亲身经历并对此作过相应的调查，这种市场有其固定的场所，一般都分步在乡镇交通主干线的支线位置⑧。待雇工们在市场上等待雇主的出现，双方通过计价还价达成协议后，雇主带雇工离开市场去工作场所工作。由于一般来说，需要雇工当天就开始工作，所以交易时间多数在清晨就开始，持续到中午⑨。市场上进行的绝大多数是“零工”交易，工期一般只有几天时间，每天的工资都是当天结算。市场上的待雇工一般为10－50个不等。当地称这种零工市场为“工夫市”，“工夫”在当地方言中兼有“时间”和“劳动力”两种含义，这一称呼恰好非常贴切的表现了这种“零工市场”的经济学含义。

这种“零工市场”在当地发展得很快，1996前后，来市场的雇主主要是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老板，雇工的工期也比较长，每次雇佣关系多数要持续在3天以上。市场上的待雇工一般也不超过20人，男工为主，价格一般为每天14－20元。“零工市场”当时还没有影响社会亲情网络在“农忙”时节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但是200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普通农户开始成为市场上的雇主，市场的规模也开始超过30人，雇工的工期缩短，多数只有一天甚至半天⑩，市场上的女工比例上升并开始超过1/2，而劳动力价格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零工市场”已经开始冲击社会亲情网络原有的主导地位，很多农户开始用“雇工”来解决自己的“农忙”，同时也到“零工市场”上为自己的空闲时间寻找“雇主”。到2002年前后，由于“零工市场”这个有价劳动力市场的普遍存在，已经很少有农户在农忙时节去求助于亲戚朋友无偿的“帮工”了――劳动力市场取代了社会亲情网络的主导地位。

可以说“零工市场”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恰如其分的例证。它证明，农民的劳动力市场观念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一个客观的、不可超越的过程。

六、相关的分析

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进程呢？我们仍然可以借助于对农村“零工市场”的分析来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的产权制度及其政府的基本的经济政策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劳动力的市场化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实现的。

1、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催促了“零工市场”的形成。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中的第二第三产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农业中的林、牧、副、渔四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提高也有所提高。相应的，这些非农业产业和农业中非种植业也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对很多家庭来说一两种主要农作物的经营耕作已经不再是其唯一的或主要的经营活动了。这也就改变了长期存在的“农闲”时间过长的而导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经常性闲置的问题。这种改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使得农户不再像原先那样“理所当然”的把农闲时的劳动力闲置起来，耗费掉。也就是说，农村经济产业的多样化开始让农户意识到，农闲时的劳动力，完全可以用来从事其他产业以获取更多的财富――多样化的产业结构和潜在的获得机会，使农户认识到其闲暇的“机会成本”。

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提出了客观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一些非种植业的经营与原有的种植业耕作模式有着较大的差别――这些产业往往需要相对稳定的劳动力投入，当这种稳定的投入量超过家庭所拥有的劳动力数量时，采用雇佣劳动力的方式来从事经营活动就成了必然的要求――也正是这种必然要求，促使在“零工市场”出现之前，农村就先出现了个体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长期雇佣。

2、农村中的个体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报酬，使农户意识到其闲置的劳动力的潜在收益，劳动力有偿转让和有偿使有的观念开始形成。

3、个体私营企业及乡镇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并非完全稳定，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中也存在着对短期“零工”的客观需求：由于其经营活动的波动，以及一些周期性偶然性的经营需要，这些企业往往在某些时期需要一些短期的“零工劳动”，但如果为了这些需要而扩大其长期雇工的数量，就会在企业中形成劳动力的闲置，影响企业的效益――而通过“零工市场”雇佣短期的“零工”来解决其需要，就要合算的多了。正是这些企业的理性选择，直接促使了农村最初的“零工市场”的产生，最初“零工市场”的特点，也正是为适应这些企业的劳动力需求而形成的。可以说正是这些企业，使潜在的、可能的劳动力需求，突破了家庭的社会亲情网络，形成了劳动力的市场需求。

4、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户要实现整个家庭向城市的迁移存在着多方面的困难，从而导致很多农户在向城市输出其劳动力的同时，是还必须在农村保留一定的劳动力数量以维持家庭基本的经营活动和基本的家庭生活；很多向乡镇企业提供劳动力的农户，也保留着一定的劳动力数量以经营其农业耕作――而种植业中“农闲”的存在，又会使这些家庭经常出现闲置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也会攀比城市劳动力市场和乡镇企业中劳动力的价格，到市场上寻找劳动力有偿转让的机会，这无疑又形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市场供给。

七、意义

现有的农村“零工市场”的存在，无疑会将劳动力有偿使用的观念普及到农村经济的方方面面。输出劳动力的农户可以放心地将其过剩的劳动力长期而稳定的输出到城市劳动力市场或乡镇企业，而通过从“零工市场”雇佣雇工的方式来经营其农业耕作。可见农村“零工市场”无疑是对“乡－城劳动力市场”和乡镇企业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的补充。而对这种“零工市场”的研究，也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的认识，完善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相关理论。

注释：

①2000年占全国农村人口32%的6个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省和自治区（江西、湖南、安徽、湖北、河南、广西）构成了全部人口迁出人口的59%（刘建进，2001）。

②他们于2000年对甘肃通渭、四川渠县、贵州威宁、陕西商州4个贫困县市的农户所做调查。

③见参考文献4。

④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即使劳动力的剩余是“常态”，其暂时的短缺也无法避免――出于时令的需要农户可能必须在一两天内就完成大量的耕作劳动。

⑤即使劳动力数量已经达到无限供给的程度，“农忙”所来的微观经济单位的现实的劳动力需求同样有效，并不影响以上分析的实质。

⑥比如抽签决定先后顺序。

⑦当然，这也可能是出于合作效率和“规模经济”的需要。

⑧这显然说明，这种自发形成的市场，其场所的选择也是一个自主地最优选择的结果：交通主干线旁边可以尽量缩短交易双方的路程，支线的位置也可以避免市场交易与主干线的相互干扰，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

⑨中午达成约定的雇工还可以干上一个下午。

⑩这反映了普通农户在“农忙”时节对雇工的需要――时间紧――事实上，很多农户为了应对“农忙”的需要而必须在一两天内多雇工几个“工”，以免耽误时令。而对于个体私营企业来说，减少雇工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会提高雇工的熟练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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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2010年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科研重点课题“资本积累理论与产业升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XJ20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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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范文

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是按照两个改革战略向前推进的,一是在传统的计划体制部门中逐步地引入市场机制,使其逐渐地转化为市场引导型的经济部门,这一战略的主要表现是在转变国有企业运行机制方面作出的种种努力和尝试。二是在传统计划体制之外发展新型的市场主导部门,改变过去的部门和企业的单一所有制结构,以创造更加充分的竞争环境。虽然这两种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是相辅相成的,构成了中国渐进式经济改革的一大特征(樊纲,1993),但是从改革战略的成本—效益分析上看,也正如中国十几年来经济改革的实际经验所显示的那样,我们不能不承认后一种改革战略是更为成功的①。新的市场主导部门的快速发展既是产业和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过程,同时也是生产要素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因而,在现有的经济制度条件下,对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资源是如何从传统的政府控制部门流向新兴的市场主导部门的过程和机制进行研究和描述,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和一般意义上的渐进式经济改革过程都是有意义的。本文选择劳动力的流动机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的一个范例进行分析和研究,是为了使得研究的主题相对集中,具有分析的边界和研究上的可行性,同时又不乏有一般意义。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把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农村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和城市经济中的二元体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从中试图发现劳动力流动与经济结构变迁和经济体制变迁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劳动力就业和工资的制度性特征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是中国劳动力就业的二元结构。在经济改革初期的1980年,占全国劳动力75%的农村劳动力被限制就业于农村这块土地上;仅占全国劳动力25%的城市劳动力在城市中享有就业优先权。这种优先权是以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排斥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的就业来实现的。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放松和劳动力流动经验的积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应该看到的是,这种流动并非意味着城市劳动力统一市场的形成。虽然农村劳动力流动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但是并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的认同,各级城市政府对外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或者采取“总量控制”的措施,或者采取“划地为牢”的政策。因而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机会是有限的,也是不公平的。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限制仅仅是一种城市政府行为,并非是企业行为。对于企业来说,农村劳动力除了具有供给价格低这一绝对优势之外,还具有品质和行为上的一些相对优势。因而企业对农村劳动力有着更大的需求。由于制度和相应政策的限制,只有那些较少受到限制的,新兴的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和企业才有可能为农村劳动力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

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中,城市经济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体制部门。一种是政府控制部门,一种是市场主导部门。这两种部门在劳动力就业和工资制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制度性差异。政府控制部门所吸收的就业者主要来自城市劳动力,在招收农村劳动力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政府控制部门中的就业者一般都享有长期的,甚至终身的就业保障。部门内部的工资受到统一的控制,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小,个人人力资本的报酬得不到应有的补偿。职工的一般工资水平具有刚性的特点。与此相反,市场主导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不采取歧视的做法,按照市场法则招收和使用劳动力。对就业职工不实行终身雇佣制,企业和职工都可以根据雇佣合同保留着解雇和辞职的自由和权力。企业有充分的制定工资的自利,根据职工的劳动生产率和贡献的大小实行有差别的工资水平。

与任何现代经济社会一样,中国城市经济也存在着劳动力的异质性的现实。造成劳动力异质性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劳动力之间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劳动力就业前受到的教育程度的高低,就业后技术培训和工作经验积累都是产生这种差异的直接来源。中国传统的劳动管理体制对劳动力异质性的重视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一般市场经济的国家。“干部编制”与“工人编制”的严格划分,“人才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分离都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

三、基本理论模型

1·模型的假定条件

以上讨论的中国劳动力就业和工资决定的制度因素是我们理论模型建立的背景条件,同时也是我们模型所依据的假定条件的经验前提。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抽象出以下四个假定条件。它们不仅是我们理论模型必不可少的前提,可以说又是中国劳动力就业制度的特征表现。(1)城市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政府控制部门,该部门的特点是政府实行统一控制的较为平均的工资率,并且不考虑或者低估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另一个部门是市场主导部门,该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2)城市经济中存在着两部分异质劳动力。一部分是专业技术人员,这部分人员基本上受到过专业教育和训练。拥有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另一部分是非专业技术人员,是指无需专业训练,或经过简单训练就可以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作人员。在短期内,后者对前者不产生替代效应,即替代率=0。因此,即使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由于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劳动力市场仍被“分割”为两个分市场。两部分人员的市场工资率完全是由两个分市场的劳动力的供求决定的。(3)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工资率明显高于其在农村就业的工资率,其差异足以诱使他们无限地流向城市劳动力市场。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假定农村劳动力流动在我们的模型中仅仅被看作为一个外生变量。(4)农村劳动力基本上都是非专业技术型。他们流入城市后,主要进入市场主导部门。而政府控制部门对他们的进入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措施。因而他们的流入只对市场主导部门的工资率产生影响,不会直接影响到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率。

2·市场主导部门模型

首先讨论的是计划体制部门和市场体制部门之间不存在劳动力流动情况下的市场主导部门的劳动力价格的决定。在以上假定条件下,首先我们可以用图1中的劳动力价格决定模型描绘出城市经济中两个劳动力分市场中的价格决定机制。横轴为劳动力数量,纵轴为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率)。Dp为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曲线,同时也表现为这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LMPp;Sp为专业技术人员的供给曲线;均衡点Ep决定了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率为wp,就业量为Lp。同样,Dn和Sn分别为非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和供给曲线。它们所决定的工资率和就业量分别为wn和Ln。专业技术人员和非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工资率差异为wp-wn(=0wp-0wn)。它一方面反映了两部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两个劳动力分市场供求的相对变动情况。对于非专业技术型的劳动力分市场来说,由于存在着农村劳动力无限进入的问题,其结果是使得Sn曲线向右移动,工资率wn也就相应地存在着不断下降的趋势。因此,在农村劳动力无限进入和非专业技术人员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替代率为零的假定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两个劳动力分市场上的工资率差异是在不断扩大的。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上面提到的农村劳动力的无限进入压低了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价格这个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两种异质劳动之间的互补性,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就业的增加会扩大市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

当两种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率分别为wp和wn时,我们可以计算出人力资本的个人收益(privatereturns)为wp-wn,收益率为(wp-wn)/wn。根据上述判断,我们不难推论出这样一点,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进入,城市经济中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是不断上升的。这一论点也是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吻合的。

3·政府控制部门模型

计划部门的工资制度的特点是,(1)在工资制定时基本上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差异,因此一般实行无差别的工资率;(2)工资率的决定并不取决于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这样我们可以画出一条政府控制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曲线或工资线,它应该是一条水平直线,即图2中的直线Dg。由于这条需求曲线与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供给曲线Sp和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供给曲线Sn分别相交于p点和n点,由此决定的两种劳动力的就业量分别为Lp和Ln,而决定的工资率是相同的,为wg,这样一种情况更符合于传统体制下的工资制度。在该种体制下,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的个人收益率被压得很低。改革以后,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是其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市场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专业技术型和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价格的决定机制并没有截然分开,仍处在一个统一的“计划”机制管理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画出另一条稍为倾斜的直线Dg’①。它与两条供给曲线的交点分别为p’和n’,由此决定的两种劳动力的工资率分别为wg1和wg2,就业量为Lp’和Ln’。由需求曲线Dg’决定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是大于零,即(wg1-wg2)/wg2。

4·政府控制部门和市场主导部门共存的模型

进一步的研究是把政府控制部门和市场主导部门的劳动力工资率放在一个模型中进行考察。为了避免复杂化,我们在模型中假定政府控制部门对专业技术型和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实行统一的工资率。由图3中可以看出,政府控制部门的需求曲线Dg或工资率wg是处在两种市场工资率wp和wn之间。由此而引出的问题是,这种情况是必然的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政府控制部门制定的统一工资率既不可能在专业技术人员的市场工资率wp水平之上,也不可能在非专业技术人员的市场工资率wn水平之下。当wg>wn,意味着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工资率远高于他们的边际生产率,其差额是政府控制部门难以负担的。同时,根据我们上面对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工资率wn是不断下降的,而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率是刚性的。因此,即使政府控制部门制定的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初始工资率wg等于wn,只是由于wn的下降也会使得wg>wn。

第二个相关的问题是政府控制部门的统一工资率究竟应该处在wp和wn之间的哪一点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取决于对政府控制部门行为的分析。一般而言,政府控制部门会将统一工资率wg确定在这一点上,使得其从专业技术人员那里获取的人力资本的收益能够补偿其对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支付的高出市场价格的那部分支付额。换句话来说,统一工资率是根据所有劳动力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制定的,而与劳动力内部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无关。

四、进一步修正的模型

在上述模型的讨论中,我们隐含的另一个假定是政府控制部门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受其工资率影响的。也就是说同一劳动力不论在政府控制部门就业还是市场主导部门就业,其实际劳动生产率是相同的。显然,这一假定是与经济现实有差距的,也是与劳动力的理不符的。因而我们这里将讨论这一假定放松后工资率的决定情况。首先讨论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情况。如果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对其工资率的反应是敏感的,特别是对其工资率与市场工资率的差额要作出反应,那么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可以看作为是这一差额的函数。用上图来说,LMPp=f(dw),其中dw=wp-wg。从劳动力的理的假定出发,f(dw)应该是一个递减函数。计划部门对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工资率压低程度越高,他们的实际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幅度就会越大。这种解释也是与“效率工资假说”相一致的①。它是“效率工资假说”的一个反论。在图4中,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会使得整个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LMPp下移。这样我们可以画出一条下移的曲线LMPp’。这条曲线与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供给曲线Sp也有一个交点Ep’。该点所决定的工资率为wp’。该工资率是指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在政府控制部门就业时贡献的劳动生产率的市场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同一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与计划价格的差额dw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劳动边际生产率的价格差异,即图4中的wp’-wg,二是同一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差异,即wp-wp’。用公式表示为dw=wp-wg=(wp-wp’)+(wp’-wg)。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dw的两部分差额进行分别讨论。劳动生产率的价格差额(wp’-wg),对于专业技术型劳动力来说,构成了一种价格上的损失。但是对于全社会来说并非是一种损失,因为这个差额被政府部门拿去后,用于支付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高估的工资,实际上是一个收入再分配过程。然而,对于劳动生产率差额(wp-wp’)来说却有不同意义。政府部门没有得到这部分差额,专业技术型劳动力也没有得到这部分差额。实际上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部分差额白白损失掉了②。我们把它称之为制度效率损失,并且可以知道制度效率损失率等于xp=(wp-wp’)/wp(1)既然“效率工资假说”可以用来解释政府控制部门中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那么它是否也可以用来解释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对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实行高于市场工资率的工资率就会激励他们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后产生的效益能够补偿由专业技术型劳动力降低劳动生产率带来的损失,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得”也有“失”,因而上述提到的制度效率损失可能是不存在的。应该说这种情形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是可能出现的。但是对于我们这里讨论的两部门模型来说它是不可能出现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政府控制部门对劳动力进入实行控制,存在着制度上的进入障碍。这样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不会冲击到政府控制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更不存在对原有劳动力替代的可能性。其次是政府控制部门实行的“铁饭碗”就业制度。这对于就业于政府控制部门中的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来说,意味着市场工资率不会成为他们现在就业的机会成本,他们现有的工资率也不会成为其将来失业的机会成本①,因为他们失业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五、理论模型的经济含义与结论

根据以上对几个模型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经济含义和结论。

(1)由于政府控制部门制定的统一工资率与两个劳动力分市场的工资率之间形成两个落差,这会引起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的流动,从而进一步引起两部门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这里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征是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受到市场主导部门较高的人力资本收益的吸引,会纷纷从政府控制部门向市场主导部门转移。相反,政府控制部门中的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则不会流向市场主导部门,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市场主导部门中的工资率低于他们已有的工资率。更可能的情况是市场主导部门中的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却有着想进入政府控制部门的强烈动机。

(2)政府控制部门中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工资率低于其市场工资率的另一个结果是他们在受到流动制度障碍时会降低自身的劳动生产率,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一部分制度效率损失。由于这部分损失起因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因而它的规模和程度是会受到劳动力流动限制条件强弱的影响。具体来说,如果专业技术型劳动力流动受到的限制越大,因此而产生的制度效率损失就越大。

(3)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率会直接造成劳动力配置上的偏差。从图4中不难看出,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工资率低于市场工资率,他们的劳动力供给量会相应地从wpEp降低为0Lp’。这意味着政府控制部门中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就业量低于其在市场规则下的应有水平。相反,对于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来说,他们的工资率高于市场工资率使得他们的劳动力供给量从wnEn上升到0Ln’,这一点表明就业量超出了政府控制部门在市场规则下的需求量。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不当。

(4)由于政府控制部门中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工资率低于其劳动生产率,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工资率高于其劳动生产率,这会激励政府控制部门去努力发展使用较大比例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以获取较多的财政收入和发展资金。同时忽视那些使用较多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样一种发展战略所产生的消极效应是多方面的。政府控制部门一方面对专业技术型劳动力有着很强的需求动力,另一方面对这部分劳动力进行低效率使用。这不能不说是政府控制部门的一大难题。政府控制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忽视,加上市场主导部门中同类产业的竞争,会使得政府控制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企业的境况每况愈下,这可以说是政府控制部门面临的又一大难题。

(5)模型隐含的收入分配的含义是,在现行收入分配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与经济体制转轨相伴随的劳动力转移过程会加速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扩大的过程。应该指出的是,这一过程是以人力资本收益率的上升为主导因素的。因此,它是对传统的工资政策和分配政策的一种修正。

六、相关体制和政策选择的模拟分析

上述的模型分析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无限进入会压低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工资率,也就意味着拉大了政府控制部门与市场主导部门之间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工资率差异。另一方面政府控制部门的专业技术劳动力不断地外流。这不仅降低了该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也导致了该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不断下降。由于这两方面的因素,政府控制部门中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与平均工资率会分离开来,也就是说在前者不断下降的同时,后者却会由于其刚性而保持不变或上升。这在图4中政府控制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和平均工资线不再是一条直线wgDg,而是如图5所示的那样,分离为两条直线wgwg’和DgDg’。

政府控制部门中平均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的分离给该部门带来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种分离或者会导致该部门利润率的不断下降,或者表现为部分企业的亏损。在后一种情况下,政府为了维持亏损企业的正常运行,不得不拿出一定的补贴。不论是利润率的下降,还是补贴亏损企业,都会给政府部门带来财政上的压力。有了压力也就有了改革的动力。因而,我们接下来逐一地考察政府部门可能做出的几种相关的政策选择。

(1)政府部门采取控制实际工资的办法,使得工资率的增长不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也是目前普遍采用的办法。这种办法适用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但是对于我们所考察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的情况,政府部门是难以下调实际工资的。另外,这种办法并不能阻止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外流和由此引起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的趋势。

(2)政府部门采取冻结名义工资的措施。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冻结名义工资也就意味着压低实际工资。在上图它表现为wgwg’和DgDg’两条直线的不断接近。这样做可以减少对亏损企业的补贴,以缓解财政上的压力。但是它也可能带来另一个问题,即非专业技术劳动力会对实际工资的下降作出消极的反应,从而会引起政府控制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此外,它也同样不能解决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外流和由此引起的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

(3)政府部门对亏损企业采取积极破产的办法,以提高整个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从而减少政府的财政补贴。这样一来,破产企业的职工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或市场主导部门。应该看到,在工资决定机制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这样一个过程将是长期的。

(4)按照市场工资率的水平,政府部门采取微调的办法使得专业技术劳动力和非专业技术劳动力各自的工资率不断地接近于其平均劳动生产率。这在上图中表现为工资线wgwg’逐步地倾斜,wg端逐渐上移和wg’端逐渐下移,直至与Ep和En两点相交。这样做的结果可以抑制政府部门中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外流和激励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自愿流出。同时政府控制部门可以逐步放松对外来劳动力进入的控制,这样至少在城市经济中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第7篇：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范文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 公共经济学 就业机会举措

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2(c)-0000-00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长期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制约了现代化进程。而农民问题的根源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1.22亿～1.65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5%[1]。因此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理论视角下就业机会的物品分析

在找出问题解决的方案之前，首先应清楚所要研究的对象的实质是什么。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就是要了解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物品。文章旨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机会。其理论依据具体阐述如下：

1.1 就业机会是混合物品

在公共经济学中，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可将物品分为以下四类：一是纯公益物品：既无排他性，也无竞争性；而是俱乐部物品：有排他性，而无竞争性；三是共同资源：无排他性，但有竞争性；四是私益物品：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除了第四类私益物品外，其他三类都是公益物品。混合物品是指兼具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特性的物品，或者说混合物品是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效应的私益物品，这些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不完全的。[2]属于此类物品的有科技、教育、医疗等。根据该概念界定，就业机会属于混合物品研究范畴。

其一，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私益物品的特征，既具有竞争性，也具有排他性。一方面是有限的就业机会，也即满足了就业机会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现实社会经济中，大量失业问题的存在，实际上也就是就业机会的需求与就业机会供给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增加就业机会的边际成本不可能为零。一般来讲，当劳动市场上的就业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需求小于劳动力的供给时，就会出现失业。所以，增加劳动力需求是新增或创造就业机会的前提，而增加的劳动力需求则要求用人单位花费一定的成本（如工资成本）[3]因此，新增加的就业机会成本不可能为零。而且，就业机会的获得也与一个人受教育程度和能力等条件有非常大的关系。从此层面上讲，就业机会也符合私益物品的特征。

其二，就业本身就是人的立足之本，没有获得就业，社会人就不具备能实现精神和物质方面需求的条件。从这个角度分析，就业就具备了私益物品的特征。从社会角度来看，妥善的就业，能有效的整合社会资源，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同时也能更好的让每个人为社会发挥自己的能力，最终可使整个社会获益。所以，就业机会是一种较大的正外部效应的私益物品。

其三，从实践角度分析，把就业定义在混合产品的研究范围内，也有利于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和协调市场管理中的合理定位。

1.2 混合物品的提供可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混合物品所具有的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的双重性质，在其提供方面，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可采用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供给方式。因为混合物品具有私益物品的特征，所以在开始阶段，私人总能发挥其充分的激励来提供这种物品，这也就表明，在市场经济下，市场本身就可以发挥其特长，创造一些可供就业的机会，也即是，为了实现劳动力需求方的利益最大化，劳动力需求方对劳动力有一种内在需求。然而，当劳动力的需求量到达饱和时，也即雇佣劳动力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时，劳动力需求方就不会在增加其劳动力，于是就会出现市场在提供就业机会中的失灵现象。[4]如果广大的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不仅其个人无法获得其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同时社会也会为此付出较高的代价，如社会不安定因素和社会失业保险金的增加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且人口众多，社会资源相对有限，劳动力供给过剩。而我国目前正处于结构升级和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就业问题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显得尤为严峻。虽然市场机制在就业问题中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面对我国的剩余劳动力的绝对过剩，市场的调节作用显示出了很多局限性。这也就表明了通过市场的调节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它只能根据市场规律的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发挥其效应。

市场调节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机遇。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市场与政府相结合是为混合物品提供的最佳方式，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其主导作用，政府干预可以矫正就业的正外部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失灵。也就是说，我国劳动力的供求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其市场的调节作用，但也不能完全听之任之。

2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公共经济学解释与根本原因

为什么会产生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现象呢？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由市场无法有效地矫正外部性导致的。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所说，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不过，该结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信息需充分、交易费用应该是零、理性经纪人并且必须是完全竞争。可是这个假设条件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基本无法满足，如此市场就会失灵，也就无法有效地矫正外部性了。我们知道，在正外部性存在的基础上，该物品的私人价值会小于其社会价值，如此，就业作为一种私益物品，并且它的正外部效应还比较大，自然而然的，因为它的正外部性，就业一直是过少供给的，也就是它的社会最适量远多于私人市场决定的数量。由此我们说它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缺就业机会的前提。

细化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原因：

2.1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自身角度来看，总体就业能力较欠缺。其一，由于他们偏低的文化水平、偏弱的职业技能，导致在就业市场上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本毫无竞争力；再则，经常会有这种现象，某用人单位培养出的熟练工过段时间又会流失到其他用人单位，也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性较大，这样用人单位就必须重新招聘、重新培养，使得用人单位的成本大大提高，利润也就相应降低。因此企业就必然会减少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

2.2 从社会制度上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因身份限制，古往今来，农村人口大多被束缚在其户籍所在地，这样就极大限制了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组合，使得资源得不到优化的配置，因此必须废除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自由迁移，这是一种大势所趋。此外，和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各种福利待遇（例如住房、医疗、退休金和最低生活补助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上不成熟，尽管这些年，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些试点探索工作，但是如何更好地统筹城乡社会保障，还是我们目前需面对的相当艰难并重要的任务。

2.3 从农民进城的现实情况来看，存在着各种壁垒。其一，如果农民进城，相应的生活支出、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尤其是经营资本的高昂支出，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因为没有大额财力的支撑，又回流到农村。其二，现有的用工政策（国家的或地方的）还不够完善，例如和城镇职工相比，农村人口无法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和同功同权，甚至还有一定的行业限制，这些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大大不利。

3 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几点建议

根据前述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若想排除农村人口进城就业的难度，增加农村人口进城就业的机会，必须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身份转换问题，切实打破其自由流动的壁垒，这是一个关键所在。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考虑先排除农村劳动力的顾虑，各个方面（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都要建立一些有效地制度，如下所示:

3.1 政府应建立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

针对用人单位，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财政补贴政策来减少其雇佣成本，例如若是雇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提供税收优惠或进行适量补贴。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政府应提高农村教育投入（包括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用以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的素质，提升其就业能力。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6]。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下，学习能力薄弱，这已经极大的限制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若是综合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农民工整体素质这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得出更为锐利的问题：大量文化素质低弱的并且流动性大的农村劳动力如何适应我们期望的企业从 “三高”企业（劳动密集型）向低碳时代的技术密集型企业转换。因此，企业若是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重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7]

3.2 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

如前所说，要改变二元户籍制度，建立起以身份证管理为主的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例如，不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落户城镇和进城就业（通过劳动部门和劳务市场）进行限制，并且，要切实考虑进城农民工（包括其所携家属）的经济适用房申购问题、教育问题、劳动就业问题、养老医疗问题以及治安管理问题，将这些工作列入各有关经费预算，以便有效地实现城乡人口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对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问题，首先要建立农村“低保”，使得特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由政府和社会提供。其次要在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建立并健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覆盖各个农村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然后改变以往普遍存在的农民将土地经营当作“生活保障”的情况，建立并健全以个人出资为主，国家、集体扶助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3.3 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小城镇建设。

首先，还是要继续坚持大中城市并举发展的道路。相比而言，我国的大中城市在数量上比较少，因而所需的农村劳力并不多；况且，我国的大中城市分布极为不均，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这就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就近转移。因此，我们要以继续发展大中城市，并且有重点的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大中城市。其次，要尤为重视小城镇的发展。因为如前所说，我国大中城市少导致能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相应有限，所以更为有效地并且是更为经济的方法是利用发展小城镇的第二、三产业进行吸纳。

3.4 建立完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

目前第一、二产业能够提供的就业能力已经下降，第三产业发展空间还很大，且在第三产业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所以，为安排农村多余的劳动力，应在第三产业上好好下功夫。与此同时，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使就业信息公开，建立公正、公平、自由合理的劳动力市场，为营造公平、公平的就业制度环境，监查部门应对劳动力中介组织进行监管督查。

3.5 拓展劳务输出；增强乡镇企业活力。

鼓励农民到境外就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就业机会的非常行之有效的措施。这样以来，农民的收入不仅能够得到大大提高，还能够使农民学习新技术、拓展新理念、增长新视野。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大大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根据乡镇企业的特点，其资金密度低，就业能力比大中城市国有企业高，在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将一如既往的发挥其作用。“充分利用农村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来发展乡镇企业，是发展农村经济、拓展农村内部就业空间的主要途径”[8]

安排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关系到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且也是关系国泰民安。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不仅需要劳动者勤劳肯干提高技术跟上社会的发展，而且也需要各级政府机构领导部门提供更多可行性政策和方向进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需要我们认清国情，开拓思维，积极提高农民工素质和培养其技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参考文献

[1] 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2] 布朗・杰克逊著，张馨译.公共部门经济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4] 付伯颖.公共经济学视角下就业问题的思考[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6 (2).

[5] (美)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第四版)微观经济学分册[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

[6] 纪韶.中国农民工就业状态的调研[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2).

第8篇：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120-02

《珠三角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09—2020年》明确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是广东省今后重大发展任务之一。要“按照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总体要求，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率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其中“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必要条件。

一、新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新古典学派在劳动经济学领域一直是公认的主流学派。该学派有许多代表人物，但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第一，强调市场机制以及市场要素在决定工资水平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而将其他影响因素如法律、制度、文化等作为事先给定的因素;第二，对人类行为模式的假设为:经济人、理性选择、偏好独立;第三，对劳动力市场本质的假设:劳动力市场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存在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给者，双方都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在市场自由进入和退出，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量运用边际决策原则，即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就是有利可图的。二是常常运用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假设条件少，能够推断出精美复杂的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致命缺陷:一旦假设条件稍有偏差，模型和预测结果便可能被全部推翻。

根据上述对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简短回顾，可以看出，在其理论框架中，劳动力市场被当做是富有竞争性的、统一的整体，不存在地区、城乡等的隔离现象，这是分析个人和企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MS)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与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假设截然不同，认为新古典学派的竞争性假设无法解释劳动力市场的许多现实(如贫穷、歧视、与人力资本相悖的收入分配等)，忽略了劳动力市场职业结构的性质和制度因素的作用。

该理论的特点是:劳动力市场不再被看做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而是被分割为几个不同的市场，各个市场有不同的特点，它们有不同的分配劳动和决定工资的方式;各个劳动力市场是相对封闭的，造成这种封闭的因素是集团因素的联合和制度因素的约束。该理论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第一，侧重从需求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均衡和工资的决定，而新古典学派侧重从供给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二，强调制度、组织、习俗包括社会歧视对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影响。

最早全面阐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是多林格和皮奥里，他们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有高度组织的正式劳动力市场，有详细的雇佣决策原则，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其需求方生产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工资分配遵循的并非新古典的边际原则，劳动者收入高，升迁机会较多。而次级劳动力市场的雇佣与工资分配则根据边际决策原则决定，市场力量工资和就业决定中发挥主要作用。其需求方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公司或行业，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缺乏培训与晋升的机会，一级市场与次级市场之间存在流动障碍。

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新古典学派从劳动力供给角度出发，认为人力资本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从劳动力需求角度出发，认为分割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产业结构的影响，如果企业面对的是产品需求稳定的市场，则企业创造的是一级市场，反之，则创造二级市场。另一方面是制度和工会的影响。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并非能力低，而是因为歧视等制度性障碍，难以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夹杂了许多体制性、制度性因素，而且这种制度性分割与西方国家的制度分割存在很大的差别，最明显的表现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三、发展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

发展经济学是以二元经济结构为理论基础的，该理论揭示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以及一体化的趋势。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

刘易斯模型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经济体系中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只能维持最低生存水平的、以传统方法进行生产的农业部门，在该部门中，工资不是由农民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是取决于劳动者平均分享农业的产量;另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的城市工业部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第二，传统部门存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第三，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农村劳动力会向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农业部门人多地少，即使资本主义部门现行工资不变，农村劳动力供给也是无限的。第四，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刘易斯拐点)，即农业部门工资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第五，当两个部门的生产率接近一致时，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此时，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的这一模型，后来得到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和拉尼斯的补充，故称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但是却受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的批评与否定。托达罗认为刘易斯人口转移模型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其主要观点是:第一，决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因素并不仅仅是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别，而是转移的预期收入。而影响他们的预期收入有两个因素:城乡实际工资差异以及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第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不能自动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因为，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很可能造成城市大量的失业。第三，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有效转化途径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 应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将发展重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上。

从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可以看出，两种模型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假设:城乡劳动力市场是处于分割状态的，各自具有不同的用工机制和劳动报酬决定机制。分割的原因在于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效率存在巨大差别。两种模型重要的区别在于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不同。刘易斯认为，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会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种城乡一体化会伴随资本主义部门的不断扩大和自给农业部门的逐渐萎缩，是农村完全融入城市的模式。其政策含义是加速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却不注重农业部门的发展。托达罗认为，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倾向于发展农村经济，建议政府应当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上主张实行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此外，虽然两种模型都隐含着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假设，但是，都将分割归因于劳动力需求因素，没有考虑到劳动力供给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

四、劳动力市场理论演进的启示

各学派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从最初的整体观，演变为分割观，进而演变为城乡分割观，表现为对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假设越来越接近社会现实。目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最突出的问题，劳动力市场要从分割走向一体化，关键要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以上理论也蕴涵着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不同路径和条件。新古典学派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劳动力供给方的差异，其政策含义是通过发展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本，减少劳动力的质量差异来增进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将劳动力市场分割归因于产业结构等需求方面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其政策含义是通过提高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制度改进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侧重研究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将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存在劳动效率的巨大差别。其中刘易斯模型主张通过发展城市工业部门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托达罗模型主张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农业与非农业的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因此，中国要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可从多个方面同时推进:第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不是以城带乡，也不是以乡带城，而是城乡的协调、同步发展，对于城市问题与农村问题、农业与工业的发展问题不能割裂处理，要有统一的规划和整体的布局。第二，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建立农村社区学院，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通过缩小城乡劳动力的质量差别来增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第三，提高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在深化农业和工业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重要的吸纳作用。第四，加快相关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比如，实行更灵活的土地政策，更宽松的人口流动政策以及建立统一、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程贯平.劳动力市场分割文献述评[J].西华大学学报，2005，(6).

[3]郭丛斌.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J].教育与经济，2004，(3).

[4]巨文辉.国外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的方向及其特点[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5，(6).

第9篇：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范文

[关键词]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就业

资本积累理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积累的本质、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其中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及相对人口过剩理论深刻地阐述了资本运作的内在规律。

一、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1.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得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有时甚至是绝对减少，造成部分工人失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可变资本在全部资本中的比重相对下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有时甚至绝对减少。供求结构失衡导致用工成本上升，企业就会核算，到底是购买机器还是购买劳动力划算。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不仅增加了劳动力的成本，也增加了企业的用工风险。据调查我国珠三角地区大部分企业主都表示，2008年后，他们的企业在生产线上增加了更多设备，替代了部分劳动力。我国许多企业主在生产构成中越来越倾向于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劳动力需求量下降，工人失业逐渐成为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

2.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得劳动力的供给绝对增加。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劳动力对资本的供给也在绝对地增加。就我国而言，由于劳动力丰富，劳动力供给量远远超过了劳动需求量。我国劳动力供给增加首先表现为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提高。其次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加入工人队伍。

3.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直接带来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先进机器设备的普遍运用，出现了开发新产品、新工艺和发现原材料新的使用方法的技术创新浪潮，逐步形成了新的产业部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进展很快，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其中，1978到1990年，由于第三产业的扩大，第二产业GDP的比重下降，之后该比重上升迅速。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不断从第一、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

二、促进就业的措施

1.政府加强管理，适度控制劳动供给量。随着市场就业体系的形成及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难以全面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作为长期决策，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政策选择上，要确立高素质人才优先就业的方针。政府应对各类企业进行分类，对高科技企业，如电力、化工、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等行业，给予特殊劳动力的供给政策，进入这些企业的人员就当具备较高的学历水平。第二，降低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劳动参与率。

2.改革产业结构，进一步发展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低的第三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开辟新的就业途径，继续实行分配倾斜政策。加快破产企业的资产重组，将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源转向新的产业。对那些重复建设的企业以及夕阳产业，就下决心进行关停。在宏观政策上，要通过税收等办法调节行业分配，提高艰苦行业的工资收入。一方面国家要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入。加大对基础设施等的投入，既可以为经济的高速高质量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又有利于增加就业；另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政策，鼓励企业、学校、社会团体及下岗职工兴办第三产业。在办理登记手续，发放经营执照，提供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提供各种方便，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3.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开放民间投资领域。中小企业数量多，资产规模小，资本有机构成低，劳动密集度高，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部门。应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在产业置换、转移和升级过程中，采取差别化的政策。充分发挥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的作用，完善评价机制与监督机制，引导广大中小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步伐。重点在产业集群和具有产业优势的地区推动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开发新产品，鼓励中小企业进入现代服务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

4.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以缓解就业的压力。由于技术进步与增加就业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进行技术选择时，必须以劳动密集型技术为主，资金密集和资源密集型技术为辅。即是说，考虑到我国目前巨大的就业压力，在进行产业和技术选择时，必须向劳动密集型倾斜，要选择多用劳动力的类型，在保证经济效率的前提下多增加就业。

参考文献

[1]张建平，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问题浅谈[OL].中国在职教育网。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