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考古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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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环境考古学范文

【关键词】艺术考古学 艺术史 艺术教育

大约有10年左右的光景，在中国的艺术院校以及一些普通高校的艺术专业、考古专业陆续开设了艺术考古课程，有的称作美术考古。这说明，作为艺术考古学的学科教育已经浮出水面，不仅仅是少数研究者书斋案头上的事情了。可是，开设课程只是形式上的事情，是否真正的艺术考古教育，以及艺术考古教育是否真正成为艺术院校的必要学科则仍然值得考虑。

西安美术学院在全国的艺术院校中首先成立了中国艺术考古研究所，说明了学院对于艺术考古学科的重视。西安美术学院在硕士和博士教育层面已将艺术考古比较系统地纳入教育与研究，但在本科教育阶段，还只是以普及考古学内容和讲授美术史的形式贯穿某些艺术考古学科的内容。下面笔者分几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相关概念

为了比较深入地讨论有关艺术考古学科教育的问题，笔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讨论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这些概念，与常见的、书本教材的表达，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同之处提供了一些笔者的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

考古学是西方传进的一门先进的人文社会学科，其不同于文献史学，也不同于具有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文物学。但是，考古学又和文献史学、文物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时至今日，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研究历史科学，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历史科学，如果离开了考古学，就会有严重的缺憾。与之相仿，研究文物学，尤其是研究大致相当于中国宋代以前的文物学，离开了考古学也是万万不能的。

考古学以田野操作作为其基本的学术特征，简而言之，就是考古学探讨的问题出自于田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践于田野。这里所谓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样式，包括了存在的环境，维持人类生命及社会的基本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然是物化的表达），也包括了人对愉悦感的获得。

现在，在这里讨论一下“愉悦感的获得和肯定”问题。个体的人乃至组成为社会的人群，受大自然环境的基本掌控，会感觉到生存空间的逼仄。个体的人和组成社会的人群，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会感到自己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挑战这种逼仄和无能为力的状态，人类是需要思想、梦想和幻想的。

在人类的思想、梦想和幻想的范畴之内，既有对大自然、客观环境的琢磨和开发，也有对自身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包括对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鉴、学习和模仿）。此外，这些思想、梦想和幻想就要给予人们以憧憬、舒适感，以及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当然这种希望，首先建立在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上）。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物质剩余和时间闲余的时候，人们要把这种“美”、舒适的感觉物化，这就是艺术与审美的起源。

当人们需要了解人类适应环境、顺从环境、挑战环境、破坏环境又被环境所惩罚的历程时，人们离不开环境考古学。当人们了解自身的创造能力，以及由这些创造能力反过来为社会创造物质，生活条件改观，人们生活状态的多样化，又感觉到生产、生活资料总是不够丰富时，人们自然会应用一般考古学来了解这一历史。与人们对于环境考古学、一般考古学需求相仿佛，人们对“美”的历程（认知美、创造美）的探究，当然就需要艺术考古学。所以，社会上极少数人专门从事的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全体人类的历史、生命史、生活史、审美史是密合无缝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可这一点。

（二） 关于艺术史与艺术考古

艺术的起源，是和人类有闲余时间思考舒适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开始。这种物化，不仅仅是通过画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划，不仅仅是做出三维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人身本体的各种认可，包括对异性的欣赏、对老人的尊重、对婴孩的抚爱、对少年的引导教育；包括纹身、发饰、穿鼻、穿耳；包括运用发声器官而产生歌唱和诗吟，也包括用躯干、五官、肢体语言发展出的舞蹈。对人身和人群这种美的寄托，可能还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现。所以，艺术史的开端几乎和人类社会的开端一样古老，人们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对生命的维持之后，任何舒适感都有可能导致艺术的产生。所以，虽然个体生命会表达个体性的美感的外化显现，但社会性人类艺术的产生并不主要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群体的必然，由个体向群体的聚会和飞跃更为重要。

人们定居以后，对摆脱自然的掌控、创作出丰富的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强，其发展频率日益加快。同样对于艺术来说，它们的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展与演进，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学的收获可以说明这一切。

正如人们获得近现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难具体考虑人们从野生动物般生活状态时摆脱出来的那一刻，即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无论是环境、自身、技术获得与创造，极少去回溯、考虑这一初期或早期的问题。同样，在近现代艺术品类纷繁、光怪陆离、充满激情的表达下，人们也很难去考虑艺术起源的“端点”的问题，如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端。这当然是艺术史的问题，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上，又可以区分为美术史（还可以细分水墨画史、油画史、版画史、水彩画史、漫画史等）、设计史、工艺美术史、音乐舞蹈史、综合艺术史。应用考古学的方法，考虑艺术的端点问题以及艺术的早期发展问题，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端点和早期的问题。

正如人们对待新石器时代以后，文字文献产生之后，例如，中国对于从三代直到隋唐五代，虽然文献记载日益详尽，可是考古学还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发现、说明、解读甚至参与重建某个历史的片段。同样，尽管艺术史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文献记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学的发现、说明、解读，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关于艺术发展的问题，事关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

当现当代艺术不断甚至急切地向历史、向传统汲取营养，重新评价、批判、认识传统，以传统为一种参照以冷静地认识现当代艺术，考古学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关于艺术教育

人们对生活技能、生产技能的获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广义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校教育范畴之外的。例如，大人对孩童的诱导、模仿、各种教诲，在自然环境当中的趋利避害，人群当中的互相帮助，正确与人相处，包括异性间相处、同辈间相处、异辈间相处的方式和能力，一般来说，这些是非学校教育，每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些教育。艺术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对基本美丑的辨别，对自己的舒适感的肯定以及对人群总体的舒适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这一系列的行为都需要进行诱导和触发，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学校教育获得的。一些观点认为，人们的艺术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获得的，这种说法起码在后来就不尽准确了；也有认为艺术教育只能是依靠学校教育，这当然也是不完整的认识。

艺术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基本审美的教育，对美的认识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术教育。歌唱、舞蹈、绘画、雕塑、设计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个阶段，大致是为了造就专门的艺术人才或者称为专门的艺术家的，如音乐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学校培养的艺术天才、天籁之音等，实际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了，这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学校的外在形式，但是这一阶段本身是跨越不过去的。陕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识字的“白狼”柴根，讲述过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沟壑间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大声吼唱；津巴布韦地区的非洲石雕、木雕艺人，最有成就者，总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对手的作品作为参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对手，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的实例。所以，把艺术教育定位于一个广义的艺术教育，就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升华的过程。

我国既然有了艺术院校或艺术系科，有了成规模的学校、课堂、教材书本化的艺术教育，自然应当非常珍视这种条件，以造就现代艺术家。可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学校里往往难以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家和大师，其间的问题很多。有一般教育的问题（和非艺术广大院校的教育的问题同在），也有专门教育的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艺术教育的作用时，着重讨论艺术考古对艺术教育某些纠偏的意义和价值。

二、艺术考古教育探究

艺术考古教育，是个相当宽泛的问题，包括针对教育的对象，针对教育的需求和目的，这里分成几个主要层次、几个主要侧面进行讨论。

（一）一般层次

对于艺术教育，存在有中专水平、大学本科水平的一般艺术教育层次，艺术考古教育应当介入这个层次。

艺术考古学可以考虑专门的本科教育，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教学与训练。培养的毕业生，为将来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做准备，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单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会提供需要。

作为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艺术学科，应当把艺术考古学作为基础课、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不必占用很长时间。其主要任务是解释清楚审美的起源，艺术的起源，一般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关系，解说艺术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绍中外艺术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艺术学科的学生初步感觉到艺术考古训练的必要。

（二）中高级层次

所谓中高级层次的艺术教育，一般是指硕士、博士阶段，艺术考古的介入应当带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对于专修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专业一些。

例如，对艺术起源的研究，人类起源和艺术起源的关系，早期艺术与人们定居的关系，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之后艺术的发展问题。其中，艺术的起源的最早阶段其共性是远远大于个性的，人类定居之后，造成了人类艺术气质的分离、变异，要深究其时代和原因，要深究艺术本身与非艺术的因素。

不言而喻，就物质遗存来看，艺术考古学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即考古学的收获，以美术品占绝大多数。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体的表现；其次，可以分析出来设计的表现（包括工艺设计和艺术设计），间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乐、舞蹈、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因此，应当探讨各个艺术门类在考古学当中所反映的权重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种艺术门类其发展时的或迅速或迟缓的表现，以及深究其原因。

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区分，从人类定居时开始，西亚北非地区、中亚地区、欧洲南部、欧洲中部、欧洲西部，东亚等有关地区之间的艺术的差异。除了以上讲到过的艺术表现的差异之外，艺术考古学还要关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异，关注有关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因素。

（三）为现代艺术教育服务

在几乎任何艺术门类往往都有这样的现象，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尚未有掌握时，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强大，作品品格成为唯一、成为典范、成为不可逾越的巅峰。反之，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掌握的越加透彻，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加被束缚，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规中矩的艺术作品往往也是最为平庸的艺术作品。恐怕不会有人拒绝从艺术考古教育当中摄取古老艺术创作当中的原动力、原始冲动与创造力。

艺术考古学关注艺术家所用材料，艺术材料学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以后，会反向关注其原始、早期状态。材料的选择使用，会对艺术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例，甚至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个时代艺术材料的探讨，舍弃考古学是无法进行的。

艺术的历史以美术史为例，说到底，不过是写实主义与写意主义的理论与技法的纠结互动前进的历史，这一点从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们为了表现美，同时在向着具象和非具象两条道路在努力奋斗，伊比鲁尼亚、米诺斯、红山、马家窑、两河、埃及、黑非洲地区的早期艺术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西亚、北非、欧洲地区，写实主义主要是和环境地貌学、建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相结合，表达的写实主义情趣，即逼真性与人文内涵的结合。在东方，主要以中国艺术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趋同、至上与笼罩，表达了写意的充分发展。从早期的同途而殊往，发展到近现在的可能的殊途同归，艺术考古学不仅给予了实例和实证，表达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现，而且应当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规律，服务于未来的艺术发展。

现在的艺术批评，包括美术批评，尤其在中国，常常呈现出一种无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趋向，趋于玄学的趋向。艺术考古学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的、基本的参照物，于是当代艺术可以和传统艺术得以比较，个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体的无意识艺术倾向相比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学指出的时间带上相比较。对当代特定的区域，如中国，总体艺术发展水平的评价离不开艺术考古所提供的基础、所提供的路径、所提供的相对比的标本。这样的批评，由实证出发才有可能达到哲学的高度。

艺术考古学经过数以万年计的排队和爬梳，经过千余年以来有了专门的艺术家队伍的创作实践，以及艺术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艺术发展规律并以此建立艺术发展坐标系，这样有助于对人类未来艺术的预测。

（四）艺术的终极目的与艺术考古

艺术的终极目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牵涉人类为什么有了艺术而艺术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人类把艺术看作是具有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之后，便可知道艺术考古学的教育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

艺术的诞生是由人们的自我愉悦开始，艺术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促使人类的圆满达到可能的极致。简而言之，艺术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类社会在艺术层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实现。从这种认识出发，人们看到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直到现当代的太多的假恶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堕落卑劣的趋向。如果说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有真正的艺术家提出“艺术救国”的口号，我们这代人听到还带着一种不解的振奋的话，那么现当代的人们对于以艺术、以真善美来救世，恐怕就会有一种切肤的认同的感觉了。

艺术品和艺术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区别，如果当代人不能够悉数说清楚此间的区分的话，那么艺术考古却能够比较客观的、以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叙述人类以真、善、美对抗假、恶、丑的艺术历程。由此说来，认识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阐述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极需要艺术考古学的有力支撑，需要艺术考古学的认真培训。

三、艺术考古课程设计问题

艺术考古应当课程化，在艺术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艺术院校、系科所属地域不同，教学科研特点不同，在设置艺术考古学课程的具体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笔者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设计，以供参考。

（一）中专、本科阶段

以下指的是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专业。

开设“艺术考古学”课程，可以将艺术考古学作为美术史学的前半部。在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要给学生们以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知识，使学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学和文物学成果，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以断代和分类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课时量控制在16至20课时即可基本完成这一任务。

例如，在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院系的课程中设置一门考古学通史类课程，或在全校范围内由专业教师开设文物赏析类课程，课程内容不必过于精深，旨在为学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学、文物学、美学基础，提高学生欣赏美、感知美，有关作品中继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

区别中外，区别主要地域，进行艺术考古学的重点教育，树立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时间树”概念，开展艺术考古学方法论的探讨。使艺术史“物化”，变为空间环境艺术史、生命体验艺术史、生活创作艺术史。有条件的院校系科可以进行考古工地艺术考古实践，分专题的艺术考古实践（如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画像石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

尽可能完成认识中外艺术史文献和艺术考古实物的“互证”问题，这方面西方希腊罗马艺术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应当成为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的必选理论课程，应当推荐成为其他艺术科系的重点选修课程，鼓励产生艺术考古学范畴的硕士生论文。

（三）博士研究生阶段

进行有关艺术考古学的专门研究和专题研究，展拓视野，寻找热点，并且与现当代的艺术实践相结合，提供高质量的“艺术考古学”博士论文。

从学科的持续发展出发，重点培养年轻的学科带头人，培养各个层次的艺术考古学教员。组织去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艺术考古的交流、调查、访学，引进新鲜理论、技术与器械。

（四）其他

关注艺术考古学推向一般院校的历史、考古、哲学等的人文教育，推向综合性院校（包括理工科）的素质教育。加强和文物考古科研单位的联系，掌握最新的考古出土情报信息，使艺术考古学紧盯田野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和收获。加强国际交流，及时掌握国际的有关学科动向。

加强艺术考古学本身的理论研究。加强与哲学、美学、人类学、民族民俗学、社会学等的互相渗透和促进发展，在学科上确立艺术考古学和诸如美术考古学、设计考古学、音乐舞蹈考古学等学科层级关系，在促进艺术考古学发展的同时，也大力推进相关子学科的向前发展。

根据地域特点、教学科研特点以及具体任务，建立和健全艺术考古力量。目前，我国高校和有关省市考古文博科研单位已经建有几所艺术考古研究所（或称美术考古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应当更充分地服务于高校科研，服务于艺术教学，并且在教学科研实践中充实提高自身。各个有关研究所要互通情报，共同进步提高，为确立和发展艺术考古学科做出更多的努力。

第2篇：环境考古学范文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研究思路和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从多学科的角度联合攻关研究。主要是考古学、第四纪环境科学、古气候学等多学科结合。最常见的是在一个考古学研究综合项目下，设立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子课题，根据综合研究课题的目的和任务，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绝大多数考古学课题在设计阶段就将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其课题组成员不仅有考古学家，还有古环境、古气候等方面的专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第四纪古环境研究课题，邀请考古学家参加，通过整理分析已有的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主要是结合考古发掘和综合研究项目的进行，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对考古遗址本身、遗址周围局域范围内和区域内的古环境信息进行提取和分析，在结合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考古遗址中古环境信息的提取主要是指通过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骸，分析人类活动的特点和环境状况。

对考古遗址中土壤样品进行孢粉和植硅体等古植物遗存分析，通常能够提供遗址周围局域或者区域植被方面的信息。遗址周围的人类活动总是要直接（农业活动等）或者间接地（放牧，践踏活动增加等）影响植被组合。通过为人类提供食物或者为牲畜提供草料、准备建筑材料和燃料以及进行装饰或者仪式性活动等目的，也可以将植物采集或者搬运到遗址中。因此，孢粉和植硅体分析能够为认识古代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提供证据。在英国Orkney曾经有一个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Orkney古冢项目”[2]，旨在加强对墓葬遗迹的管理，同时深入探讨青铜时代的丧葬礼仪和墓地的地貌特点。对一处青铜时代墓地的孢粉组合研究结果揭示：在这处墓地形成以前，这里曾经是开阔的草地，可能是作为牧场，还有零星的农作物种植在附近，这可能说明在聚落附近有足够的草场，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墓地，同时还反映人们更愿意将死去的人埋葬在聚落附近[3]。

此外，对考古遗址中保存的炭屑进行种属分析，还可以为认识古文化发展的环境背景特别是植被环境提供重要证据。对葡萄牙东部Estremadura地区的BuracaGrande洞穴遗址的炭屑分析，提供了重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植被的资料，结果显示，植被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松属和黄杨属植物的出现，第二阶段这种组合被更喜温的木犀榄属植物代替，考古遗址中木犀榄属植物的减少标志了第三阶段的开始。上述结果证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的气候较现在干冷，而全新世阶段的气候则与现今相似[4]。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炭屑进行树木的种属鉴定，不仅能够为人类文化发展提供环境背景，还为第四纪的古环境重建增加新的资料，这可以说是环境考古研究对第四纪环境科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对法国南部的Abeurador和Font-Juveanal两处洞穴遗址出土炭屑的分析，结果揭示了13000年以来地中海西北地区的植被变迁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植物种类作为建群植物[5]。

考古遗址周围局域古环境重建能够获得人类与环境关系，特别是人类对环境影响的直接证据。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考古遗址附近湖泊类沉积物进行孢粉、植硅体、硅藻等生物指标的分析，重建当时的环境，特别是植被特征，分析其中的人类活动因素。在挪威西南部Jearen地区，靠近史前时代遗址和中石器时代至中世纪遗迹的地区，有两个小湖泊，对其沉积物进行的孢粉等古环境指标分析结果清楚地显示，在大约距今3000年前后（大约公元前2500－2200年），混交林突然转变为石楠属植被。这个突然的变化，正好与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二段向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转变过程中农牧业经济的引入对应[6]。苏格兰东南部地区一些青铜时代以来的考古遗址周围发育了泥炭沼泽，孢粉分析揭示了晚全新世以来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有放射性碳测年结果的孢粉谱与考古和历史记录有比较好的对应关系，对比的结果表明，第一次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发生在铁器时代，这是导致这个地区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的一次重要事件，后来的几次森林变迁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7]。对芬兰东部的Karelia北部地区一个湖泊（Poettoelampi）沉积物进行的孢粉和炭屑分析，提供了延续1300年的森林火灾的历史记录，在人类影响开始以前，火灾是控制这里的森林变迁的主导因素，但从大约公元1600年开始，由于刀耕火种农业在这个地区的开始，沉积物中的炭屑含量明显增多，而且孢粉和炭屑的分析结果共同证明，在大约公元1720年到20世纪初，是刀耕火种农业迅速发展的阶段，由于农业活动而引起的火灾发生间隔的缩短，引起了这里的森林结构的变化，云杉明显减少，松树成为主要树种[8]。

区域范围内古环境重建，能够为分析人类活动特点、古文化发展与变迁提供环境背景，比如农业起源的环境背景，古代社会复杂化的环境背景等。对第四纪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能够为研究环境变迁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关系提供科学可靠的古环境资料。对全球范围内末次盛冰期以来主要植被演化历史的综合研究，为研究不同地区环境与人类关系提供了古植被方面的信息[9]。对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和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的对比分析表明，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衰落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其中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明显[10]。对西北欧洲的全新世考古学文化发展及其古环境背景的分析，结果显示，全新世气候变化是古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环境因素[11]。西北欧洲的人类文化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划分为7个阶段：距今5900，5500，4500，3800，3000－2800，1500和1100cal.，将其与根据太阳辐射、冰期活动、湖泊海洋水位、泥炭发育、树轮生长等环境指标重建的气候变化过程进行对比，发现人类影响自然环境/土地利用的过程与气候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尽管由于年代学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而使得精确的对比还比较困难，但是，在未来的研究中，随着对湖泊沉积的年层进行分析和高分辨率测年序列的建立，这个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这里大致介绍了欧洲的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的主要方面，如果仔细检索现有的文献，我们还能找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由于众多考古学与古环境科学、古气候学联合项目的实施和一些科学研究结果的公布，在欧洲的学术界和公众中，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其主要表现就是这类研究项目能够得到政府和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不论是考古学项目还是古环境、古气候研究项目，在项目设计论证的过程中就把多学科合作作为一个重点，从而保证了这类项目的顺利实施并不断取得重要成果。

[1]靳桂云，刘东生：《华北北部中全新世降温气候事件与古文化变迁》，《科学通报》，2001年46卷第20期：1725－1730；刘东生，吴文祥：《全新世中期气候转变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可能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3期：29－32；夏正楷，王赞红，赵青春：《我国中原地区3500aBP前后的异常洪水事件及其气候背景》，《中国科学（D辑）》，2003年33卷第9期：881－888。

[2]Downes,J.LingaFiold,Sandwick,Orkney.GlasgowArchaeologyResearchDivisionReport1995.

[3]Buntintg,M.J.,Tipping,R.“Anthropogenic”pollenassemblagesfromaBronzeAgecemeteryatLingaFiold,WestMainland,Orkney.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2001,28:487-500.

[4]Figueiral,I.Terral,J.-F.LateQuaternaryrefugiaofMediterraneantaxainthePortugeseEstremadura:charcoalbasedpalaeovegetationandclimaticrecostruction,QuaternaryScienceReviews,2002,21:549-558.

[5]Heinz,C.,Thieabault,S.CharacterizationandpalaeoecologicalsignificanceofarchaeologicalcharcoalassemblagesduringLateandPost-GlacialphasesinSouthernFrance,QuaternaryResearch,1998,50:56-68.

[6]Proesch-Danielsen,L.,Sandgren,P.Theuseofpollen,magneticandcarbonanalysesinidentifyingagriculturalactivityandsoilerosionfromtheNeolithictotheIronAge–astudyoftwolakesedimentcoresfromJearen,South-WesternNorway,EnvironmentalArchaeology2003,8:33-50.

[7]Dumanyne-Peaty,L.LateHolocenehumanimpactonthevegetationofsoutheasternScotland:apollendiagramfromDogdenMoss,Berwickshire,ReviewofPalaeobotanyandPalynology1999,105:121-141.

[8]Pitkaenen,A.,Huttunen,P.A1300-yearforest-firehistoryatasiteineasternFinlandbasedoncharcoalandpollenrecordsinlaminatedlakesediment,TheHolocene,1999,9,(3):311-320.

[9]Adams,J.M.,Faure,H.PreliminaryvegetationmapsoftheWorldsincethelastGlacialMaximum:anaidtoarchaeologicalunderstanding,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1997,24:623-647.

第3篇：环境考古学范文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命名；王仁湘

王仁湘先生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开篇指出文章内容概要：由命名考古学文化这一考古学家的主观行为而引发的一些分歧需要确立对其命名的原则及程序以尽可能的使它规范化。为了避免分歧达成共识，我们需要确立考古学文化命名准则及操作程序。文章分四个部分，分别为“夏鼐‘命名四原则’”；“命名分歧”；“考古学文化‘三要素’”；“‘命名确认’程序”。

第一部分“夏鼐‘命名四原则’”先简要概括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所经历的变化过程并转述了夏鼐先生20世纪提出的一个成熟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三原则”。第一，一种文化必须具有一群的特征；第二，同一类型的一直最好发现不止一处；第三，必须对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作者在三原则之后综合学术界主流观点，考古学界普遍的命名方法以及夏鼐先生的观点，归纳出第四个命名条件：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的小地名命名。强调“确定考古学文化的名称，既要求是第一次发现的遗址，又要求是又典型代表性的遗址，面对几种选择时，定名要适当”①。关于作者自己总结的第四条原则，安志敏先生在《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中也有提到：“根据考古学研究的惯例，一般是用最初发现的典型地点或富有特征的遗迹、遗物来命名”②。这不乏为一普遍通用的命名方法，有它的可取性与实用性。但是安先生同时也说：“尽管在文化命名上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地点为原则， 由于某些特殊情况也出现不同方式”③，并以老官台文化举例说明。这就是第二部分要讲的“命名分歧”

第二部分“命名分歧”中，作者指出考古学界对于夏鼐先生所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并无明显异议，但在理解过程和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分歧，然后举例分别列举了几种分歧现象。首先作者提到的是严文明先生强调约定俗成但应在新发现和认识基础上重新进行概括这样一个观点。严文明先生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两个问题》中谈到：“考古学文化史客观存在的，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认识却是逐步完成的”④。严先生认为随着研究的深入，典型遗址不一定保持它先前的典型性，可能到后来会发现其实它不处于此考古学文化的中心地带。其次谈及张忠培先生的看法，即强调“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迹”中得“典型”。张先生严格规范了典型遗址的标准尤其强调其中第三点：考古工作必须有一定的质量及规模。

上述两种观点是在赞同以典型遗址命名的前提下一些细部的分歧。近年来，不乏有学者否定这种以典型遗址命名的方法。像张国硕先生认为，在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命名时，应坚持以首次发现的遗址命名，避免“典型遗址”。作者也表示典型遗址的选择很难把握，但首次发现的遗址又可能不具代表性，所以不必以此来苛刻要求。最后，作者提出了自己对夏鼐先生命名“三原则”的一点看法。作者认为夏鼐先生对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不够具体，“例如他没有明确陶器群的量化问题，没有强调一个器物群至少应包括几种器型”⑤，并指出这也是仰韶文化分布范围越划越大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作者以仰韶文化为例，对中国考古学中文化命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尤其重点讨论了对仰韶文化的类型研究中有的学者提出的分解仰韶的命名方案，例如丁清贤先生认为仰韶体系过于庞大，提出的一个解决仰韶文化命名的方案。丁先生认为仰韶文化包含三支：关中地区由李家村文化和老官台文化发展而来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河南地区由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的龙山文化；以及河北豫西晋南关中东部由磁山文化发展而来的后岗二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并依次对其命名为半坡文化，大河村文化和仰韶文化。

第三部分“考古学文化‘三要素’”先通过罗列夏鼐，安志敏，张忠培，严文明等学者对考古学文化的定义表明致力于研究史前考古的学者们对考古学文化的定义基本没有分歧，并通过柴尔德对考古学文化的描述引出三要素：时间，空间，特征。作者认为三要素中最核心的莫过于“特征”。作者表示：“文化的时空维度常常是通过文化特征的研究推导出来的”⑥，他用不小的篇幅论证了要研究透彻“三要素”之后才为某支考古学文化命名是不现实的。表明“特征的确认，才是考古学文化确立的关键”并且用这个观点解答了之前提到的命名方法究竟该以首次发现命名还是以典型遗址命名的问题。答案就是看此遗址是否体现所要命名的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

最后一部分“‘命名确认’程序”是作者个人对命名确认提出的一系列具体实施方案。前文第三部分中提到学者们对考古学文化内涵无明显分歧，在这里作者由此引出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在具体操作上依然存在一定问题，随后提出自己的设想：作者认为考古学界应该建立一个“考古学文化命名委员会”，给予其审定命名的权利。只有通过审定的考古学文化命名才可以公开出现。笔者认为此种设想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考古学文化的纯洁性。对“‘命名确认’程序，作者提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方案：首先必须在原则上进行审查，并且依据进程适时调整；其次，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学者提出命名申请命名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如有异议可暂缓议决或采取投票表决对考古学新文化的命名审议通过后要“命名确认书”之类的公告。随后作者谈及考古学界关于命名确认的现状，夏鼐先生和尹达先生提过用群众路线解决考古学文化命名分歧，但未见实行。对于如何解决命名分歧问题，安志敏先生也曾提到：“对于新发现的考古遗存……如果产生争议， 也可以通过讨论或学术会议的裁定， 来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⑦这些年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一直处在一种较不规范的学术环境中。

最后，作者说道：“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在事实上还能通过淘汰过程实现优化……但是这个自然淘汰过程显得过于漫长”⑧。笔者个人也很期待考古学界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权威机构，并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像王仁湘先生设想的那样，使今后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在规范的学术环境下进行。

综上所述，王仁湘先生《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一文结构非常清晰，他搭建了一个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整体框架，环环紧扣，用整理归纳出来的学者观点将其充实，然后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匠心独运，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看法，例如建立一个“考古学文化命名委员会”，有助于解决考古学文化命名分歧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5][6][8]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2] [3][7]安志敏《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考古》，1999年第1期

[4] 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两个问题》，《文物》，1985年第8期

注解

① 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② 安志敏《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考古》，1999年第1期

③ 安志敏《关于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问题》，《考古》，1999年第1期

④ 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两个问题》，《文物》，1985年第8期

⑤ 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⑥ 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第4篇：环境考古学范文

古希腊雕塑曾一直被认为是白色的，这也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雕塑艺术思想和审美标准。人们认为白色可能是古希腊的美学标准，假如达·芬奇说古希腊雕塑是彩色的，恐怕也会被人耻笑。也正是因为这样，当时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甚至为了展出时表现古希腊雕塑的“纯白无瑕”，竟然愚蠢的将埃尔金大理石刻上残留的颜料刮去。然而最新的考古学研究证明，古希腊雕塑原本都饰有精美的彩绘。考古学家根据研究结果对古希腊雕塑的彩绘进行了复原，通过复原这些美丽色彩，也让我们对古希腊文明有了更多的了解。

文物如何被腐蚀

古希腊雕塑与兵马俑的彩绘都是因为遭受了腐蚀，从而导致上面的颜料脱落。而有一些腐蚀相对没有那么严重的则使得部分颜料残留在了表面，也使得考古学家可以借此来还原其原本的色彩。

每一种材料在一定的环境中都有一种稳定的形式，在化学、物理学的概念中称之为平衡状态。文物的保存环境中如果温度湿度等因素相对稳定，就会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文物遭受到腐蚀最严重的有三个时期：

第一个是刚被埋入地下以后，原本已经适应了地上环境的文物必须被迫去适应地下环境，在这个过程前期，文物会发生强烈的变化及损害；

第二个是在地下埋藏过程中，如果地下环境不稳定，譬如一会儿干、一会儿湿，文物达不到稳定的平衡状态，会不断的重复第一个时期的状态；

第三个是文物刚出土的时候，与第一个时期相反，原本适应了地下环境的文物，又要被迫适应地上环境，由此发生了强烈的腐蚀。

古代工艺有多神秘

当我们参观博物馆时，看到精美绝伦的文物总是赞叹于古人高超的工艺水平，甚至会有今人不如古人的感慨。今人真的不如古人么？

有一些古代工艺的确失传已久，然而在考古学家对器物上制作痕迹的观察研究，然后进行实验考古，考古学界已经成功找回了许多曾经失传的古代工艺。例如范铸法，这是青铜器制造的主要方法。先用泥制模，雕刻图案、铭文等，阴干以后进行烧制成为母模。然后再用母模制范，在外为外范，在内为内范，同样阴干烧制成陶范，熔化合金，将其浇注进陶范内，冷却后将范去掉，对器物再进一步打磨加工。

湖北鄂州博物馆董亚巍先生运用范铸法成功复原青铜镜，并通过研究发现了古代铜镜产生的“透光”效应的原因是镜面的曲率造成的，由此复原了古代的“透光”镜，这种“透光”也就是镜子在阳光下反光时，可以将镜子背面的图案映射到白色物体上。此外还通过观察制作痕迹发现了曾被学界公认为失蜡法所做的曾候乙尊盘和淅川下寺铜禁，是通过范铸加焊接工艺制造。

古人的智慧不可低估，而今人的智慧也是十分强大，考古学家可以通过一些微小的线索，推断复原古代制造技术与工艺，如陶器上的印痕，石器钻孔中的痕迹等。还有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古人卓越的技能与出色的想象力。挖，还是不挖

有人说：“考古就是挖宝。”其实也不无道理，考古的确是挖“宝”。但考古学中的“宝”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考古学最终是在研究人，所有的器物研究都是要透物见人。一块不起眼的陶片可能包含大量的信息，如制作材料、工艺、制作方法、纹饰含义等。这就是考古学家眼中的“宝”。

除器物研究之外，还有对遗迹现象等问题的研究。一个小小的土坑有什么好研究的？假如这个土坑里有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就可能是古人掩埋食物残渣的垃圾坑，通过这个小土坑我们就能了解古人的日常饮食行为习惯以及食物组成结构，又结合出土人骨的分析，对古人的体质有更为详细的了解。这里面的学问深了，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第5篇：环境考古学范文

关键词：关中地区；史前古城；缺乏原因

我国史前古城发现数量众多，分布地域极其广阔。史前古城的研究对于探讨文明起源、国家诞生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学术界对我国史前古城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与研究。然而，紧邻中原文明腹地的关中地区，史前古城的发现极其缺乏。对于关中地区缺乏史前古城的原因问题，学术界关注甚少。而关中地区缺乏史前古城的原因，也绝非仅是田野考古工作开展不足。本文从自然地理环境、考古学文化发展程度、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等方面入手，对关中地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以期找出关中地区缺乏史前古城的原因。

一、 自然地理环境

关中，东有潼关、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金锁关、萧关，因位于四周关隘之中，故得名。位于陕西省中部的关中地区，东临黄河，西至宝鸡峡，南依秦岭，北连渭北北山及陕北黄土高原，主要包括西安市、渭南市、铜川市、咸阳市、宝鸡市等地。关中地貌为盆地，形似“新月”，素有“八百里秦川”之称，西起宝鸡，东至潼关，长约300公里。南北宽度不一，东部最宽达100公里，西安附近约75公里，眉县一带仅20公里，至宝鸡逐渐闭合成峡谷，面积3.4万平方公里[1]。

关中盆地为地堑式构造。黄河最大支流渭河，自西向东横贯关中盆地，形成地形较为平坦的渭河冲积平原。区域内河流众多，有渭河、泾河、洛河等，气候为温带半湿润性气候，降水适中，动植物资源丰富，土壤肥沃。

极其封闭的地理环境成为关中地区极佳的天然防御屏障，这种特殊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关中地区筑城以自守的必要性。优越的自然环境又使得关中地区的古人们能够获得生存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

二、 考古学文化自身发展程度

我国史前古城始筑于仰韶时代中期，大发展于龙山时代。与我国史前古城出现、发展大体同时，主要分布于关中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依次为仰韶时代中期的庙底沟类型、晚期的西王村类型和龙山时代早期的案板三期文化、晚期的客省庄二期文化。

（一）仰韶时代

（1）仰韶时代中期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因陕县庙底沟遗址的发掘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关中、晋南、豫西、陕南、陇东等地区。常见陶器有双唇口尖底瓶、曲腹盆、曲腹碗、葫芦口平底瓶、深腹罐等。彩陶占较大比例。居住建筑多为半地穴，也有一定数量的地面建筑。许顺湛先生对陕西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聚落群进行了研究，并依聚落面积的差异分为特级聚落、一级聚落、二级聚落和三级聚落[2]。成人墓葬多采用单人仰身直肢葬，很少有随葬品，不见多人二次葬，儿童常用瓮棺葬。近些年在豫西灵宝西坡遗址发现属于庙底沟类型的规格较高的墓地[3]，以及面积达516平方米的特大型房屋基址[4]。

庙底沟类型在财富占有上出现不均，阶级上产生了一定的分化，社会复杂化程度有了一定的提高，为仰韶文化最为繁盛的时期。但等级的分化和差别还不是特别的普遍和明显。

（2）仰韶时代晚期

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因山西省芮城西王村遗址的发掘而得名，主要分布于关中、晋南、豫西等地区。常见陶器有喇叭口长颈尖底瓶、绳纹或篮纹加附加堆纹深腹罐、箍状堆纹筒形缸、曲腹钵等。房屋以地面建筑为主，筑造技术有所进步，出现分间式大房子。成人墓葬一般采用单人仰身直肢葬、儿童用瓮棺葬。未见到等级差别显著、随葬品悬殊的墓葬。

不难发现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社会等级分化不明显，社会复杂化程度较低，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程度较庙底沟类型有所下降，为仰韶文化衰落时期。

（二）龙山时代

（1）龙山时代早期

案板三期文化因陕西扶风案板遗址的发掘而得名，以关中西部为分布中心。典型陶器有深腹夹砂罐、单耳罐、双耳罐、喇叭口束颈平底瓶等。房屋以半地穴式单室建筑为主。墓葬流行单人土坑葬，葬式多为仰身直肢，随葬品少见且不丰富。

案板三期文化发展程度较低，贫富分化不明显，社会复杂化程度较低。

（2）龙山时代晚期

客省庄二期文化得名于陕西长安客省庄遗址的发掘，以关中地区为中心，包括陕南商洛、甘肃陇东等地区。该文化东部与西部的陶器在陶色、常见器形、流行纹饰等方面有差异。房屋建筑有半地穴式、地面式和窑洞式。部分房屋有夯土墙或土坯墙。发现有骨刻符号或原始文字。原始艺术品有简单的陶塑和骨雕等。许多遗址还有卜骨和陶祖、石祖的发现。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仰身直肢葬为主，大都无随葬品。

客省庄二期文化东邻陶寺文化。与前者相对，陶寺文化陶器制作技术先进，种类丰富，彩绘发达，纺织、制玉、木工和冶铜等手工也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墓葬制度上有了强烈的等级观念，文化、艺术等发展都大大领先于客省庄二期文化。

通过分析、对比，不难看出客省庄二期文化较案板三期文化在生产和生活等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财富占有差别更加显著，贫富分化加重，阶级差别、社会成员不平等现象更加普遍，社会复杂化程度有所提高。但与相邻的陶寺文化相比较，客省庄二期文化发展程度较低，大幅落后于后者。

我国史前古城有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内部阶级对立的隔离和防御。史前古城这项职能的出现必然是在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之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等级差别强烈，富有的上层阶级产生并与下层阶级形成强烈的对立，上层的特权阶级有能力、有必要筑城进行隔离和防御。关中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普遍发展程度较低，社会复杂化的程度有限，未达到筑城以自守的程度，而这应是该地区缺乏史前古城的根本原因。

三、 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

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可以使彼此互通有无，互取所需，吸收外界的先进性因素。一个地区考古学文化与周围地区考古学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是频繁就越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反之，则不利于其自身的发展。

关中地区南有秦岭的阻挡，北有黄土高原的阻隔，古人想要克服这样的天然屏障是相对困难的，周围的关隘使得该地区古人与外界的交流很不便利。关中地区较为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关中地区考古学文化与周围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周围地区交流的不便利会使关中地区考古学文化较难吸收外界先进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自身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利的影响会越来越显著，从而使该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程度较低。

龙山时代是一个万邦林立、征伐频繁的时期，也是我国史前古城大发展时期。史前古城一个重要的作用便是对外的军事防御，保护本部族生命和财产安全。关中地区内部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较为单一，社会复杂化程度较低，加之对外交流的不便利，使得关中地区相对稳定，部族之间的征伐因不甚频繁。因而，筑城以防卫的必要性亦降低。

综上所述，关中地区独特的极其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关中筑城以自守的必要性，且该地区也不存在筑城以防洪水的情况。关中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社会复杂化进程相对缓慢是其根本原因。加之，与外界交流不便利、考古学文化分布较为单一且混战征伐较少等多种原因综合作用在一起，使得关中地区缺乏史前古城。（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2] 许顺湛：《陕西仰韶文化聚落群的启示》，《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

第6篇：环境考古学范文

关键词 考古学 学术规范 公众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一般认为，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北宋时出现的“金石学”，主要以古代的“吉金”（青铜礼器）和石刻为研究对象。中国考古学经过长足的发展，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与多个学科融会贯通，采用了一些先进的技术和高科技，如C14测年、热释光、卫星遥感等，涉及到生物、化学、材料、计算机等方面的成果，充分应用到的考古研究中，形成了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水下考古等多个专门考古分类。在教育体系中，中国的考古学一直从属于历史学，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2011年，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我国的学科体系进行调整，考古学正式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级学科。与此同时，随着媒体和网络的宣传，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电视栏目，其中也不乏一些重要遗址现场发掘的直播，都向公众普及了一些基本的考古知识，也掀起了文物考古的热潮。由此可见，中国考古学与当代社会有密切的联系，研究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规范尤为必要。本文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 正确处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考古学虽然与狭义的历史学都是为了研究古代人类历史，但两者的差别是很大的。

首先，两者研究的对象即处理的材料不同。历史学主要是处理来自过去的文献，而考古学主要处理过去的实物遗存。所谓“文献”和“实物遗存”，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有的场合，两者却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统一。这是因为所有的“文献”总有一定的载体，不管是金文、石刻还是简牍，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实物遗存，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

其次，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区别。历史学家往往寻求并研究特定的历史事件的记录，然后加以比较和辨伪。将它们置于年代序列中，按照前因后果对事件进行解释。考古学则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①通过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代人类更广泛领域的生活方式，力求全方位揭示人类活动发展变化的轨迹。

科学的考古学的真正要义在于超脱文献而独立研究物质遗存。但是考古学现在的主要理论方法地层学和类型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方法，大量考古发掘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不能有效地反映历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在解读考古遗存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响了考古发掘报告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比如在描述某一个器物的特征时，常出现“弧腹”、“微弧腹”、“腹稍弧”等词语，除了报告的撰写人外，读者很难领悟到器物的具体形态特征。这也导致许多历史研究人员无法读懂考古报告，这种情况下文献和考古发现难以契合。②多数人对考古学的作用还局限于“正经补史”的阶段，还停留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认识上，从而忽视了考古学的本质就是超越历史文献，通过实物遗存反馈历史信息。

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历史时期的各种演变，从而探寻影响社会文化的各种因素。③在进行考古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参考文献材料，但是不能被其主导、引导，更要杜绝“先入为主”式的考古发掘，而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④通过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为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因此，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在谈论文献和考古的关系时，认为文献的甄别和与考古结合的工作不一定是考古学家一定要做的，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把物质文化研究清楚，然后把结果报告成历史等学科的专家能够使用的方式，然后让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并立而存在，两者结合的地方不一定能够找到，当然两者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侧面。⑤这种观点也是西方考古学界所共有的，也对现阶段中国考古学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 考古热潮与田野发掘规范

在商品经济的“唯利是图”的大背景下，一些专门宣传考古与文物收藏的栏目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如《探索发现》、《鉴宝》、《寻宝》和《天下收藏》等，平面媒体的宣传作用不容小视。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的考古以及文物收藏热潮。中国传统考古学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快速的发展，从而带来许多的被动和质疑。但是，中国考古学应该在自身学术规范健全的基础上，去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的需求，并借机宣传自己，一举两得。而如何向大众展示规范的考古学，让他们能接受考古的新发现，减少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这是我们下面讨论的重点。

首先，在田野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规范考古发掘的流程，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⑥进行，杜绝挖宝式的考古和唯经费至上的抢救性发掘。

其次，尽量避免破坏性的发掘，做好发掘后期的善后工作，给公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考古遗存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保护意识应贯穿着发掘工作的始终过程。发掘的遗迹是现场保护还是迁移保护，是现场展示还是就地掩埋，亦或就地回填等问题，需要妥善处理考古发掘与保护文物原状的关系，还涉及到可移动文物的现场提取和保护问题，也包括不可移动遗迹的长期保护相关问题。

为解决上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过程中，邀请文物保护和科技相关人员参与到考古发掘中。《科技日报》提及的“文物保护航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它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产物，由敦煌研究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发的，是我国首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自2009年起，先后多次出现在山西、陕西、山东和湖北等地的考古发掘现场，为考古工作提供比较系统的技术，并且及时地处理和保护了出土文物。⑦这种模式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3 公众考古学与当代社会

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也称为“公共考古学”，主要研究考古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与沟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以及考古发现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及影响等诸多方面。

2009年末，河南省文物局等在北京召开新闻会，宣布在河南省安阳市西高穴村发掘的东汉大墓（即2号墓）是魏武王曹操的高陵。⑧消息一出，旋即引起学术界、媒体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一项考古发现能够引发社会各界如此广泛的关注，是十分罕见的。⑨这不仅是因为曹操是中国大众心目中比较著名的历史人物，而且和前述的考古热潮关系密切，还出现了很多“质疑”曹操墓造假的声音，迎合了民众的猎奇心理。

中国传统考古学一直缺少与外界的有效沟通，在曹操高陵的世纪辩论中，甚至有考古人员提出“非专业人士不能质疑”的说法，遭到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考古不仅是一个专业问题，还牵涉到共同的学术规范，而这些学术规范适用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⑩这也就要求相关专家和部分在向公众公布信息时，一定要做到全面、严肃，尤其是考古的结论，应避免学术的浮躁，经多方面考证确认为定论后，才能公布于世。

英国考古学家特里格认为，如果把考古材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其结果对我们是有害而无益的。尤其是曹操高陵的商业价值，有学者估算出每年能为当地带来至少4.2亿元的经济收入。Z这就不免产生地方政府之间争夺名人效应的现象。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规范性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对树立考古学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极为重要。每一名考古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都有义务维护其学术规范，从而促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快速地发展。诚然，在进行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道德规范是考古研究人员的学术操守，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抄袭和学术不端行为，并同时尊重不同的学术思想，积极开展健康的学术争鸣，不为学术研究沾染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在考古学文章成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忠于原始材料，引用第一手的材料，如考古报告和简报等，避免因转引造成不必要的错误和争端。

注释

① 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J].文物，1983（5）.

② 张京华.20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文化研究，1999（春之卷）.

③ 陈淳.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J].文史哲，2006（6）.

④ 田建文.让材料牵着鼻子走[J].北方文物，2010（2）.

⑤ 《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访谈[J].考古与文物，2012（1）.

⑥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4.

⑦ 刘莉.“文物保护航母”开进考古现场[N].科技日报，2012-5-5（3）.

⑧ 李韵.西高穴大墓是曹操的陵墓[N].光明日报，2009-12-28（5）.

⑨ 白云翔.安阳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高陵之争的考古学思考[N].光明日报，2010-1-26（3）.

⑩ 柳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任何人都有质疑考古结论的权力[N].光明日报，2010-1-5（3）.

Z 杨雪梅.考古不再“纯学术”？[N].人民日报，2010-1-24（12）.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4.7.

[2]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6.

[3] 栾丰实等.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0.

[4] 科林・伦福儒.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0.

第7篇：环境考古学范文

最近，考古学家又提出了两个新观点――尼安德特人因身材壮硕而灭绝，或者因为穿不起皮草而灭绝。

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在野兽横行的时代，身材壮硕不是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吗？另外，尼安德特人经常捕杀大型猎物，怎么穿不起皮草呢？

身材壮硕也要命

尼安德特人壮硕的身材最初确实保护了他们。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考古学家对尼安德特人和同样生活在寒冷地带、以肉食为主要食物的因纽特人的骨骼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尼安德特人的腔和宽骨盆有助于获取能量和新陈代谢。

30万至3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像西伯利亚南部这样寒冷的地方，这些地方水果和蔬菜很少，动物脂肪和蛋白质是重要的能量来源。虽然脂肪更容易消化，但是在寒冷的环境中脂肪很稀少，因为动物们也需要燃烧自身的脂肪来维持生存。因此蛋白质是尼安德特人主要的能量来源。

但是蛋白质比脂肪更难代谢，并且蛋白质不是摄入越多越好。人体有一个蛋白质摄入量的上限――占我们饮食总量的35%～50%，摄入太多会增加肝脏和肾脏清除蛋白质有害代谢废物（比如氨、尿素）的压力。考古学家认为，尼安德特人可能找到了利用更多蛋白质的方法――进化出更大的肝脏和泌尿系统。更大的肝脏将摄入的食物转换为能量的能力更强；而更大的泌尿系统排出代谢废物的能力则更强。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进化出更大的胸腔以容纳变大的肝脏，还需要进化出更宽的骨盆来容纳变大的泌尿系统。这种体型帮助尼安德特人在寒冷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

然而，随着气候的变化，他们粗壮的身材成了大麻烦。美国考古学家在西班牙和法国的3处洞穴遗址中，找到了一些尼安德特人和智人食谱变化的线索。在尼安德特人居住的洞穴中，大型动物的骸骨很多，小型动物的骸骨很少，这些骸骨的年代可追溯到3万年前；在智人居住过的洞穴中，3万年前的骸骨主要来自大型动物，而之后小型动物的骸骨逐渐增多。而尼安德特人恰巧灭绝于3万年前。这说明尼安德特人对捕杀小型动物没兴趣？

考古学家认为，并不是尼安德特人不想捕杀小型动物，而是他们捕不到。尼安德特人身材粗壮，但是不够灵活，奔跑和跳跃能力都比较差，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捕杀笨重、行动缓慢的大型动物更容易，他们不需要奔跑，只需大家合力围捕就能杀死猎物。并且一只像猛犸象这样的大型猎物足够吃上几个月，因此他们不需要频繁地外出打猎。但是随着笨重、行动缓慢的大型动物越来越少，更灵活、速度更快的小型动物开始活跃，拥有着腔和宽骨盆的尼安德特人显得力不从心――他们追不上那些小动物。这种情况下，尼安德特人可能无法捕到足够的猎物，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有时甚至以同类为食，最终他们走向了灭绝。而智人有着更狭窄的骨盆和灵活的身体，因此他们能够捕杀更多猎物，将自己喂饱，从而生存了下来。

穿不起皮草更要命？

另一批考古学家认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命运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的穿衣风格不一样――尼安德特人只有简单的披肩，经常挨冻，而智人穿着温暖舒适的皮草大衣。

可是，动物的皮毛很难长时间保存，考古学家们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呢？

动物的皮毛不能保存至今，但骨骼却可以。于是，来自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考古学家想到，可以通过搜索皮毛能做衣服的动物骨骼，来寻找二者穿衣风格不同的证据。

首先，他们找出了冰河时期生活在欧洲的所有哺乳动物。然后，他们借助eHRAF世界文明数据库（包含全球258个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信息），确定了皮毛曾被用来制作防寒衣物的哺乳动物种类，比如鹿、野牛、貂、兔子和熊等等。最后，他们对这些动物的骨骼化石在欧洲的智人和尼安德特人遗址中出现的频率进行了对比。

结果发现，二者的遗址中均存在这类动物的骨骼，但非常适合缝制保暖衣物的兔科、犬科和鼬科动物的化石在智人遗址中出现的频率更高。

科拉德认为，早期的智人也许已经设计出复杂的服饰――把几种动物的皮毛缝在一起（因其遗址中有缝衣针）。尼安德特人可能只会制作简单的披肩，或者直接把动物皮披在肩上。

尼安德特人之所以穿不起皮草，也许就是因为尼安德特人身材太壮硕，捉不到小型动物，只能捕猎数量较少的大型动物。看来，尼安德特人身材太壮硕，不仅会导致他们挨饿，还导致他们挨冻。

而早期的智人就可以捕猎到很多小型动物，不仅填饱了肚子，而且把更保暖的皮毛做成衣服，顺利度过了寒冷的冰川期。

拓展阅读

尼安德特人的时尚

冰河时期生活在欧洲的尼安德特人虽然衣物简单，但他们也会添加装饰物。

考古学家发现，克罗地亚北部的尼安德特人遗址出土的、大约13万年前的鹰爪化石上有切割和打磨的痕迹。这些骨骼上还有曾曝露于酸性环境，如人体的汗液，而留下的腐蚀痕迹。这说明尼安德特人可能把鹰爪当作饰品，随身佩戴。

第8篇：环境考古学范文

尽管有人会把考古工作者与盗墓者等同看待，但是当你看到一片片瓦、一件件陶器、一幅幅壁画、一粒粒碳化的粮食时，你的脑海中就会出现古代人类生活与劳作的场景以及人类文明的各个阶段，从而对历史的敬畏感也油然而生，这些就足以让你毫无怨言、默默无闻地爱上考古。多年来，吉林大学的考古学子们始终跋涉在“独立天地证青史”的路上，用自己的一腔热血书写着考古人的使命与担当。

前路虽漫长，吾亦心向往之

考古教我严谨，开我眼界，行知结合，助我全面成长。前路虽漫长，吾亦心向往之。

从对考古神秘、冒险、浪漫的生活向往到严格遵循考古学严谨的研究理论和过程，再去思考遗迹、遗物的考古学意义，我在慢慢接近考古圣殿的大门。

我坚信，在大学里，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在面对一个问题或者现象时有自我的认识，能够提出为什么，并找到解决方法。所以，我不满足于光靠背书、抄笔记来获得一个不错的成绩，而是想在同样的成绩下比别人多一些筹码，这些筹码就是我从专业书籍中汲取的理论精华，从《考古学的大众传播》这一创新性课题研究中得到的厚重思考，以及在发表的一些专业文章中记录的考古心路历程。

在大多数时候，学习本就是一个枯燥乏味的过程，而研究古人和史料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我总能在繁琐的学习中发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并在破解某些难题时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既然选择了，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地走下去呢？即使学习再单调，专业再辛苦，与其想太多，还不如做好当下。

说起田野考古，我在内蒙古魏家窝铺留下了人生最火红的一段记忆。大三那年，我在北国的初夏离开了繁华的城市，来到了有着红山文化遗址（包括魏家窝铺遗址）的考古胜地――内蒙古赤峰市。在这里，没有自习室的灯火通明，没有书本的案牍劳形，只有白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拿着手铲挥汗如雨，夜晚在满天星斗的映衬下，师生围坐一圈吹着山风侃大山。正如电影《夺宝奇兵》中主人公所说的：“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考古学家，就要走出图书馆。”是的，我走出来了，那段风一般的日子柔柔地吹拂着我的考古情怀。

在热情的农民家中，灶台、土炕、大锅都是我最真实的记忆。我为纯朴的农妇能把家常菜做出那么多花样而惊奇，也为老农斜阳下拿着烟斗，遥想远方打工的儿子而感动。在这个太阳一落就黑得吓人、静得出奇的小村庄里，我真正体会到了靠天吃饭的沉重。“赤峰人民宁愿赶着驴车，也要把遗址留下来。”这样的情怀激发了我的历史使命感，我突然感觉到自己以前所谓的追求是那么的世故和狭隘。将文物遗产保护进行到底，让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被人们所了解，这才是考古人的幸福。

在辽宁阜新做田野调查时，我每天漫山遍野地走，采集地表的陶片。其中的艰苦不必多说，但我依旧相信，成功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不用做每件事都非得想着功成名就，世事难料，机遇难求，但只要知道自己的努力不会白费，不断坚持下去就好。

（赵宇超）

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喧嚣

席慕容说过：“在我们的世界里，时间是经，空间是纬，细细密密地织出了一连串的悲欢离合，织出了极有规律的阴差阳错。”而在我这里，阴差阳错不再是“痛苦和忧伤的来处”，反而织就了我生命中的美好。

我曾经想学金融专业，想在未来求职时多一份行业优势，但是偶然地被调剂到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阴差阳错使我感受到了考古学的魅力，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文物保护和公众考古的天地中。

在大学的这几年里，“忙碌”是我学习、生活的代名词，“丰收”则是我坚持与付出的结果。挫折和困难并没有熄灭我对考古的热情，我更加懂得自己喜欢什么、想要做什么。

我的课余生活过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大学四年我学会了打乒乓球、篮球和网球，还学习了快板、武术、交谊舞和摄影。每期必看《今日看世界》《亚洲周刊》《国家地理》等电视节目和杂志，错过了还会到网上看。似乎懂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浅薄，我不断汲取知识的养分，拓展自己的人文底蕴，为热爱的考古学蓄势。

我还忙着专业活动，虽然耗费精力，但喜获成长。我组织的“魅力哈民・揭开科尔沁史前文明的神秘面纱”图片展给了大众一个走近考古学的机会，而由我牵头的“北辰”考古文博学术沙龙更为广大考古学子提供了一个交流经验的学术平台。这两次大型活动更为我的大学生活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选择这样一种忙碌的生活，需要勇气与定力，而我也就是从大学开始成为了一个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喧嚣的人。

从学术到做人，我的导师无疑给了我最好的教导。从不将不成熟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发表，不急于彰显自己的辛劳付出，这是我的导师给我最深刻的影响。经常与导师一起打乒乓球，亦师亦友的关系更让我学到了恩师做人的精髓――低调内敛，蓄势待发。同时，我也懂得了一个团队对于考古的重要性，我相信，只要大家一起将该做的都做了，把事做成了才有成就可言。

在经常性的野外考古中，我开始看淡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设施的落后以及难与家人团聚的辛苦和不便。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考古经历是2008年在扎鲁特旗昆都岭的一次发掘，每天不少于8小时的野外工作量，喝的是碱水，一个多月只洗了一次澡，这些都不是在校园里的同学们能想象到的。有两天晚上，为了防止发掘出的玉器被盗，我和另一名同学留下来守墓，遇上了电闪雷鸣、狂风大作的天气，在简易帐篷中我们依旧被沙土蒙面。而第二夜又出奇的树静风止，我们本以为可以睡个好觉，却被小虫子叮得两条腿完全肿了起来，一个多月才消下去。那次野外的艰险经历让我更加从容淡定，经过那两夜，我可是什么苦都不怕了。

第9篇：环境考古学范文

如今，这段历史依然历历在目：西班牙人如灾难般突如其来，沉重打击了猝不及防的印第安人，使之一蹶不振，随之而来的疾病更是夺去了幸存者的生命，可怜的印第安人带着血泪走进天堂。古老的文献讲述了土著美国人的故事，诉说了他们的悲惨遭遇与不幸。然而在文献之外，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在当年的拉佛罗里达（北美洲大陆东南部西班牙传教地区），考古学家就从那些印第安人留下的累累遗骨上，发现了殖民者带来的种种不幸。

从1565年开始，印第安人与欧洲人在拉佛罗里达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罗马天主教的教徒们在当地建立了一系列教堂。对于皈依者来说，教堂是社会的核心；对于活着的人，它是精神寄托之处；对于死去的人，它是灵魂的归宿。在这些教堂的废墟下面，考古学家发现了印第安信徒的遗骨。这些骨骼完整地记录了印第安人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也记录着那些辛酸往事。

考古学家对遗骨进行分析后发现，欧洲人的到来改变了印第安人的食谱，但这种改变并非是一件好事。起初，印第安人的食物丰富多样，富含海产品和各种动植物，但后来，他们的食谱逐渐单一化，营养成分也比过去大大减少，主食变为玉米。

以玉米为主食并非好事――玉米含糖量高，易促使蛀牙产生，造成口腔问题。玉米还含有植酸盐，能阻止人体吸收矿物质，食用过多玉米的人易患贫血症以及其他低铁疾病。而在玉米中，人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钙、维生素B3的含量偏少，则直接影响人们的生长和发育。因此，在一些印第安信徒的牙齿上，出现的龋洞比他们祖先更多、更大。牙齿上的记录引导着考古学家一步步前行，深入当年印第安人的生活。他们发现，许多印第安人发育不良，或者是因为疾病，或者就是因为营养不良，这说明印第安人长期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遭受疾病的困扰，更别提得到充足的营养了。

然而，食物问题并不是印第安信徒所面临的唯一问题。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戴维•赫斯特•托马斯还在当地发掘出一口水井，这口水井有木板衬里，水位很浅，为寄生虫提供了孳生场所。今天，所有生活在该地区的人都知道，饮用浅水井中的水很危险，因为它容易遭到污染，导致人们患上寄生虫病或其他疾病。教区周围往往是印第安人成群聚居的地方，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些传染病很容易在人群间迅速传播。从发掘出来的遗骨上的痕迹看，由于感染细菌，很多人的下肢骨无不伤痕累累。一些寄生虫还会吸食寄主人体的血液，造成贫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