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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主流意识 大众文化 守土有责
一
主流意识形态是在文化竞争中形成的,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大传播力和广泛的认同的文化形式。现代高新科技革命对人类当代文化的发展正在产生着以往所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文化生产方式改变、主导传媒形式的革新和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引起了原有文化艺术生态格局的全面变化,封闭的,落后的,狭隘的文化和缺乏竞争力的文化,都将在文化市场中被文化消费者遗忘。一些曾经居于主导地位深受群众欢迎的 、十分红火的文化艺术形式将逐步失去主导地位被边缘化。一些传统的文化形式经过现代技术的改造或得了新的生命,而另一些传统的、民族的文化将主要依靠国家保护以维持人类文化资源的生态平衡。在现代社会里,一切关于思想文化的有效传播、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经济的实现,都只有通过和借助于文化产业的规模和手段才能实现,因此,文化经济的竞争背后实际上是国家和民族的综合实力的竞争,也是民族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文化敌视到文化融合,从文化输入到文化输出,实现文化双赢。
大众文化既是主流文化的营养基因,又是主流文化异化的力量。在文化市场化过程中,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可能有意无意地被人们忽略了,认为大众文化是消遣性文化,主要满足人们一般精神需求,事实上,一个民族价值观和道德文化都是通过大众文化的传承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大众文化用工业化的手段,以满足人们好奇心为内容传播着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同时,也渲染脱离现实社会的、违背人类本性的和民族歧视的极端化倾向以误导民众。弱小的个人面对强大的、铺垫盖地的、持续不断的大众文化只能从形式上的主动选择到被动无奈的接受,久而久之大众文化所渲染的、适合人们消极意识的价值观念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大众文化传播意识形态消极因素的强大力量,使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必须高度重视,所谓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就是指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对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形成的威胁。
二
“守土有责”是主流意识形态历史责任。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中有一种不良倾向,就是把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对立起来,用主流文化排斥或遏制大众文化滋生和传播。主流文化强调“守土有责”所特别强调的,它也是近年来思想文化建设所面临诸多问题的表现。 这里的“土”就是阵地的意思。由于对于具体的“土”的概念缺乏足够科学的界定和把握,忽视了思想文化领域里“土”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在形态上和本质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现实,固守传统的思想意识、运营模式和管制手段。事实上,原来意义上“阵地”,如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专营和审查,对主流文化的传播采取传达文件、班组学习、集中教育,说服谈心式思想工作,对大众文化的滋生、传播进行强制性遏制等等。这些手段和方法都因背离于社会发展,远离于广大群众而苍白无力。面对文化市场化趋势,主流意识形态必须迫切要解决守什么,怎样守的问题。
“守”就是保持主流文化的先进性和普适性。先进文化的大众化和大众文化的先进化的统一,是主流文化阵地得以巩固的根本保证。主流文化建设坚持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与民族性和科学性的要求以及社会主义的方向,都是围绕“大众”主体,以服务于“大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在文化建设中使先进文化的特征、性质和要求与“大众”主体有机地融合起来,先进文化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环境。文化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大众文化发展的程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一个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它既是一个社会整体文化发展状态和程度的标志,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否成熟的标志,它为主流文化的创新提供丰富的素养和发展动力。主流文化只有在深入到大众的心理层面,才能反映出社会文化的主流和基本特点,才能被广大群众接受并实现其功能和价值并引导和推动大众文化发展方向。主流文化之所以成为主流文化是因为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觉的渐进过程,主流文化具有了稳定性、连续性和统率性的特点是主流文化特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生命力在市场竞争中的表现。
“守”就是增强主流文化的产业性和扩张性。文化的竞争是没有国界的,所谓“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产业中的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的全球流动和配置。外国文化资本、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将更大量的渗透和进入到我国各种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我国文化产业的主体结构、所有权结构和市场结构将发生根本变化。这既是文明的交流,又是文明的冲撞、竞争和征服。主流文化必须超越时空界限,立足国家民族文化根基,瞄准国际市场空间,作大作强文化产业,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文化传播力量的大小与文化产业规模是正相关关系,倘若我们不能在文化产业领域里积极参与全球化文化市场竞争,那么,我们的主流文化的阵地就从有“土”难守变为无“土”可守。
“守”就是主流文化的传播手段和方式科技化、多样化。在传统社会中,主流文化大行其道的原因是它依附于国家意志和权力,以独特的传播手段和灌输渠道,以标准的价值观抑制其它文化的滋生和传播。而文化的市场化趋势促使文化传播手段的科技化和多样化。大众文化的市场敏感性要求文化的快捷和多变。主流文化的公益性和普及性使之天然的缺乏市场主动和市场敏感,面对自主的文化主体和铺天盖地的文化信息,主流文化阵地已失去了国家权力单纯的、强制的有效保护,如果再失去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和形式多样传播渠道,主流文化就会渐渐地在人民群众视线中淡出,其主流地位也自然而然地在一片“加强”的空谈声中丧失。
“守”就是提高主流文化的亲合力和整合力。长期以来主流文化都是以严肃的面孔、 居高临下的气势和强制性的口吻教育人民群众;以教条式的、公式化的和僵化的思想禁锢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以高不可攀道德追求和理想信念作为衡量人们思想行为的标准,不仅抹杀了文化的主体个性,也抑制了多种文化繁荣,阻断了主流文化赖以生存源泉,市场经济造就了独立的市场主体,培养了人们独立思考和自主行动习惯。经济多元化催生公民社会,滋长大众文化。主流文化依靠国家权力和政治运动去荡涤传统文化,筑起抵制外来文化思想长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主流文化所提供价值观和道德理念是温和的、兼容并包的、人民群众普遍认同的、对国家和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前进动力,对其它文化具有亲和力融合力和整合力。如果人民群众惧怕或拒绝而不是自觉把主流文化看作是凝聚全社会精神理念,只能说明主流文化缺乏或者还不具备统帅、整合全社会的共同信念和精神实质。如果主流文化还没有摆脱文化对权力依赖的习惯思维,还没有养成走下圣坛,走进民众,贴近民心,被民众认同的文化自觉性,就不可能成为国家和民族精神支柱。
[主题词]主流意识大众文化守土有责
一主流意识形态是在文化竞争中形成的,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大传播力和广泛的认同的文化形式。现代高新科技革命对人类当代文化的发展正在产生着以往所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文化生产方式改变、主导传媒形式的革新和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引起了原有文化艺术生态格局的全面变化,封闭的,落后的,狭隘的文化和缺乏竞争力的文化,都将在文化市场中被文化消费者遗忘。一些曾经居于主导地位深受群众欢迎的、十分红火的文化艺术形式将逐步失去主导地位被边缘化。一些传统的文化形式经过现代技术的改造或得了新的生命,而另一些传统的、民族的文化将主要依靠国家保护以维持人类文化资源的生态平衡。在现代社会里,一切关于思想文化的有效传播、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经济的实现,都只有通过和借助于文化产业的规模和手段才能实现,因此,文化经济的竞争背后实际上是国家和民族的综合实力的竞争,也是民族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文化敌视到文化融合,从文化输入到文化输出,实现文化双赢。
大众文化既是主流文化的营养基因,又是主流文化异化的力量。在文化市场化过程中,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可能有意无意地被人们忽略了,认为大众文化是消遣性文化,主要满足人们一般精神需求,事实上,一个民族价值观和道德文化都是通过大众文化的传承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大众文化用工业化的手段,以满足人们好奇心为内容传播着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同时,也渲染脱离现实社会的、违背人类本性的和民族歧视的极端化倾向以误导民众。弱小的个人面对强大的、铺垫盖地的、持续不断的大众文化只能从形式上的主动选择到被动无奈的接受,久而久之大众文化所渲染的、适合人们消极意识的价值观念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大众文化传播意识形态消极因素的强大力量,使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必须高度重视,所谓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就是指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对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形成的威胁。
二“守土有责”是主流意识形态历史责任。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中有一种不良倾向,就是把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对立起来,用主流文化排斥或遏制大众文化滋生和传播。主流文化强调“守土有责”所特别强调的,它也是近年来思想文化建设所面临诸多问题的表现。这里的“土”就是阵地的意思。由于对于具体的“土”的概念缺乏足够科学的界定和把握,忽视了思想文化领域里“土”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在形态上和本质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现实,固守传统的思想意识、运营模式和管制手段。事实上,原来意义上“阵地”,如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专营和审查,对主流文化的传播采取传达文件、班组学习、集中教育,说服谈心式思想工作,对大众文化的滋生、传播进行强制性遏制等等。这些手段和方法都因背离于社会发展,远离于广大群众而苍白无力。面对文化市场化趋势,主流意识形态必须迫切要解决守什么,怎样守的问题。
“守”就是保持主流文化的先进性和普适性。先进文化的大众化和大众文化的先进化的统一,是主流文化阵地得以巩固的根本保证。主流文化建设坚持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与民族性和科学性的要求以及社会主义的方向,都是围绕“大众”主体,以服务于“大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在文化建设中使先进文化的特征、性质和要求与“大众”主体有机地融合起来,先进文化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环境。文化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大众文化发展的程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一个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它既是一个社会整体文化发展状态和程度的标志,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否成熟的标志,它为主流文化的创新提供丰富的素养和发展动力。主流文化只有在深入到大众的心理层面,才能反映出社会文化的主流和基本特点,才能被广大群众接受并实现其功能和价值并引导和推动大众文化发展方向。主流文化之所以成为主流文化是因为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觉的渐进过程,主流文化具有了稳定性、连续性和统率性的特点是主流文化特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生命力在市场竞争中的表现。
“守”就是增强主流文化的产业性和扩张性。文化的竞争是没有国界的,所谓“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产业中的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的全球流动和配置。外国文化资本、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将更大量的渗透和进入到我国各种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我国文化产业的主体结构、所有权结构和市场结构将发生根本变化。这既是文明的交流,又是文明的冲撞、竞争和征服。主流文化必须超越时空界限,立足国家民族文化根基,瞄准国际市场空间,作大作强文化产业,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文化传播力量的大小与文化产业规模是正相关关系,倘若我们不能在文化产业领域里积极参与全球化文化市场竞争,那么,我们的主流文化的阵地就从有“土”难守变为无“土”可守。
“守”就是主流文化的传播手段和方式科技化、多样化。在传统社会中,主流文化大行其道的原因是它依附于国家意志和权力,以独特的传播手段和灌输渠道,以标准的价值观抑制其它文化的滋生和传播。而文化的市场化趋势促使文化传播手段的科技化和多样化。大众文化的市场敏感性要求文化的快捷和多变。主流文化的公益性和普及性使之天然的缺乏市场主动和市场敏感,面对自主的文化主体和铺天盖地的文化信息,主流文化阵地已失去了国家权力单纯的、强制的有效保护,如果再失去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和形式多样传播渠道,主流文化就会渐渐地在人民群众视线中淡出,其主流地位也自然而然地在一片“加强”的空谈声中丧失。
主张从多种视角来研究电视文化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第一,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理论研究落后于迅猛发展的实践。我国电视文化的历史始于20世纪中期,虽然晚于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经济和科技两个高速运转的车轮的驱动下,不仅在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技术上,而且在传播理念与文化理念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对电视文化的理论阐释却尚处于“盲人摸象”式的探索中,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的发展。理论的滞后、理解的偏差又反过来使实践的发展走向误区。
第二,电视文化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文化形态,既有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审美性,又有商品的物质性、消费性,既有强制性、操纵性,又有迎合性、对抗性,既有同质性,又有多元性,既有类型性,又有创造性;既有娱乐,又有教化功能。电视文化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形态,涉及到的领域已远远不是传统的文化艺术所能涵盖的。
第三,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发展已经置身于市场经济以及文化全球化的新的历史语境下,它的商品属性使其由以往的艺术文化转变成一种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新现象、新特征由此频频凸显。对这些新现象、新特征,尤其是其大众文化特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都使我们产生一种“莫相知”的恐慌,而没能从理论高度予以阐释。
第四,以往的从艺术单一视角对它所进行的理论研究陷入了阐释的困境。很多问题,例如大量不具有审美意义粗制滥造的文本却有很高的收视率、文本质量的提高主要依赖的是声像光电的技术手段而非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等等,仅从艺术的角度难以解释。
在这种复杂的状态下,既要正视电视文化迅猛发展的事实,承认电视文化所蕴涵的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特性,以历史的理性清醒地认识到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赋予文化转型的可能;又要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的把握、理性的认识,恰当的评价,审理各种理解的偏差,以期更有效地规范和引导这种新型的文化形态。
二、电视文化研究的几种视角
多重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助于对电视文化的多重认识,有助于在矫正操作的失误和寻找正确的发展方向时获得理论上的高度与支持。
社会文化视角:以往对电视文化的研究常常局限于文本本身,而忽略了这一文化活动的社会过程全身。随着中国社会文明进程的演变,电视文化已走出象牙塔,融入广大民众真实生动的生活中,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了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的品格。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社会公共事业,社会学视角、人类文化学视角的关注,也许能使我们穿越数量众多庞杂、质量良莠不齐的电视文本,抵达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的剖析。在这其中,意识形态视角的分析尤为重要,因为一切文化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代码”。从到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学说、文化研究学派、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无不是这些理论的重心。
大众文化视角:电视文化所表现出的商业性、消费性、大众娱乐性、通俗性(甚至媚俗性)、技术性、可复制性、程式化、无深度感正是大众文化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体现出与电视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一致性、同质性。因此,在对电视文化的研究中,借鉴西方某些学术思潮对大众文化已有的研究成果,虽不能祈望彻底解决中国电视文化存在的问题,也不是无益的。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使我们认识到电子传播作为生产力给对电视文化生产带来巨大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技术进步对人造成的新的控制,认识到其意识形态的操纵性、欺骗性的一面;后现代主义理论让我们对电视文化的世俗性、扁平性、游戏性、狂欢化获得了一种哲学上的认识高度;后殖民主义理论则令我们对电视文化、大众文化中的全球化倾向、文化同质化倾向保持高度警惕;新历史主义提醒我们,以“戏说”为代表的电视文化可能导致的危险;文化研究学派以它与社会的广泛联系和跨学科的学术胆识,启示我们以宏观的社会文化研究与微观的文本研究相结合,在微观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宏观的文化研究……这些理论奠定了以大众文化的视角来审理电视文化的理论基础。传播文化视角:电视文化与印刷媒体、广播媒体等其它大众文化形态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以科技含量极高的影像的传播与接受方式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视听文化,并对其它形态的大众文化形成强大冲击,获得了存在的独特性和优势性——影像传播文化的特性。所以说,传播学理论从电视传播的全过程来考察电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为电视文化的理论研究开辟一条更切实有效的新路。正如高鑫先生所说:“研究电视理论,首先要研究‘电视传播学’,因为电视本身就是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和载体而存在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电视节目,统统鲜明地烙印着信息的‘印记’。因此,抓住‘传播’也就抓住了电视理论研究的根本。”无可质疑,随着从播放型到数字化、新媒介的传播模式的全新构型,电视文化将会发生更为深刻的革命,因为传播模式的改变必将影响所传播的文化本身。
艺术文化视角:商业逻辑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僭越导致了电视文化的市场化、反艺术化,但并不能因此忽视电视文化的艺术特性。作为影像视听文化的电视文化,在深层次上更需要形象性、艺术性、审美性。并且,电视文化是一门综合的文化形态,需要借助各种艺术的长处来完善自身。例如电视文化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样式——电视剧:中国的电视文化和电视剧几乎是同时起步的,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开播,同年6月5日,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开启了中国电视文化和电视剧的发展史;中国老百姓普遍接触电视也是从看电视剧开始的,这个现象发生在80年代中期(1985年初统计,我国已有电视机5000万台,两亿多观众,该年电视剧产量已上百部。);而电视令万人空巷应该说还是与电视剧的发展密不可分,由古典四大名著和现代名著《四世同堂》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都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不能不说明文学穿越时代的永恒魅力。再如音乐是借助旋律节奏作用于听觉神经,造成空间虚幻感的时间艺术,而绘画艺术则是借助画面作用于视觉神经,造成对时间想象的空间艺术,电视文化正是借助它们的各有所长,把本来单方面满足于人的听觉艺术或视觉艺术转化为电视文化的视听艺术,创造出一种综合时空的威力。
【论文摘要】进入新世纪,我国的影视艺术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和巨大的潜力路和反思之后如今,我国的影视文化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弯不断走向成熟、健康和完善,表现出浓郁的当代性、生活化和平民化特色,最终走向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回归。
有人说.,影视作品“平实化意识的自觉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承继,有利于打造电视剧的民族文化品牌”,作为一个影视艺术爱好者和华夏五千年悠久文化的追随者,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当代影视文化与中国传统美学的关系给予足够的重视。
诚然,影视艺术是诸多艺术类型中最具时代特性的一种艺术样式。影视艺术的时代特性一方面是由其赖以生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其内在的美学品格。影视作为一种文化既具有其他艺术样式难以比拟的发展前景和潜力,也是接受范围最广的艺术形式,同时由于其市场化、商业化的特点,影视作品也成为最受大众影响的一种艺术形式。影视文化作为一种具有突出的审美意识形态特性的社会现象,其市场形态表征着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与内涵,同时,影视艺术的发展与衍变又势必受到民族审美心理、伦理道德水准等诸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因此,某一国或者某一民族的影视艺术要健康、继续的发展就必须同时兼顾到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
一、电视文化的时代性
一在现有的诸多艺术种类中,电影和电视无疑最具有时代性的。电影和电视在当代艺术文化的发展中,无论其表现形式、艺术语言,还是其文化意蕴,都体现出浓郁的创新意识和时代特征。笔者认为,影视文化的时代性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艺术与商业并重。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第一次向社会售票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地下室里公映电影《工厂的大门》标志着电影的诞生。影视艺术自诞生之日起便和市场有了割不断的联系,经由百余年的运作,已成为一门具有鲜明市场特性的艺术。同时,由于影视作品通俗性、大众性特点,以及其艺术表现形式与内涵的丰富性,使得影视作品同时具有了娱乐与审美的双重功能。综观当代的影视作品,不难发现,娱乐的未必是优秀的、美的,但优秀的作品之中必定有娱乐的成分,只有关注艺术接受者,让广大观众得到愉悦感和满足感一,与其审美经验和审美期待产生共鸣,影视作品才有市场,也才有能力继续运作。因此,影视文化的娱乐功能显然大于文学等艺术种类,只有在将市场牢牢把握的同时关注文化内涵,才能算是优秀的作品。第二,传播的迅速和受众的广泛。影视文化,特别是电视,其传播区域的广泛和速度的迅捷显然是无以伦比的,由此也带来了艺术信息的极大增殖,以及人们对现代传播媒体的高度重视;.同时由于影视文化艺术作品传播的迅捷和覆盖区域的广泛,影视作品,特别是电视作品,几乎在面世后的第一时间就会受到社会的关注,观众的审美情趣与接受心理以及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评判,这些因素也对影视文化极大的压力和挑战;第三,对现代科技的倚重。作为现代科技发展的附属产物的电影与电视艺术,愈来愈离不开最新科技成就的促动;每一项对艺术可能产生影响的科技成果,几乎都会同步地运用于电影电视的制作与传播之中。因此,可以说影视艺术作品体现着时展的脉搏和大众审美理想和接受心理变化的曲线,影视文化的健康发展首先必须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二、冲击·反思·回归
回顾电影诞生后的这一个多世纪,我国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对外交流一直是输入大于输出,这与我们的综合国力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直接相关。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但在汉寸外文化艺术交流方面的不对等现象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我国的影视文化在艰难成长的同时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误导。在这个科技高速发展,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人们采用高科技手段,大大增进了信息流通和传播的效能,对于文化艺术活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驱动着文化艺术事业的整体性发展。但同时也应看到,伴随信息化而来的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模式对我国的文化安全与文化主权有着负面的影响。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一些人坚持所谓“西方文化中心”论,更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鼓吹所谓“文化一体化”,将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的文化基土之上;在国内,也有一些人持类同的观点,似乎一提及国际间文化交流,就应该是对于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的盲目引进。然而,和影视技术与制作、艺术市场管理科学等具象的科学技术不同,影视文化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和民族性,不能以某一种文化模式来规范和代替其他国家或者民族影视艺术的发展。有感于此,很多有识之士提出了维护中国影视文化发展的主导权的倡议,“中国电视剧要坚持‘民族性’和开放的姿态,并且坚决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渗透,保护自己的“文化主权”。
丹纳曾经说:“不管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的种类。”如果一味追随西方文化的审美情趣,一味追求高科技手段带来的视觉效果,一味依赖市场条件下的商业运作,而背离我国影视文化生长的土壤,只会逐渐扼杀其生存的空间。曾经指导过《推手》《喜宴》等深刻挖掘新时期下民族心理擅变的优秀作品的华裔导演李安指导的电影《卧虎藏龙》就是值得反思的。影片虽然讲述的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式的含蓄的爱情故事,也夺得了2001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却没有在国内取得预想的收效。究其原因,蜻蜓点水、燕过无痕式的武术动作吸引了西方人好奇的目光,却忽视中国观众原有的审美情趣和接受心理,这样的处理自然不为中国观众接受。当地中国并不乏优秀的影视制作公司和艺术家,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和开掘广博的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宝库,使之生成更强大的艺术影响力。从本质上讲,提高当代影视文化水准最根本的在于植根于本国和本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同时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先进的科技手段,不断提高我国影视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才能够使其为广大国内观众喜闻乐道,并且逐步在对外文化艺术市场上站稳脚根,产生更大效应。
三、影视文化的生活化和平民化
改革开放之初的十几年间,我们的影视工作者曾经走过很多弯路,有一批盲从于西方审美情趣和接受心理的作品问世,经过一段时间的仿徨、挣扎和沉寂之后,中国的影视文艺工作者逐渐摸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近几年一,以平民和家庭伦理为题材的国产影视剧的实践,在中国影视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值得肯定成绩。观众对那些反映平实生活的电视作品反映的热烈程度远盛于其他风格的影视作品(其中反映当代人婚恋困扰的有王海翎《牵手》,万芳的《空镜子》、《空房子》系列,还有关注挣扎在城市生活底层的农民工生活状态的《生存之民工》等)。平实化是传统美学的重要法则,影视文化艺术平民化和生活化意识的自觉回归就是对传统美学平实化法则的继承。这种有意识的反思和回归有利于打造影视艺术文化的民族文化品牌。而在去年沸沸扬扬的批评声中落下帷幕的“超级女生”选拔活动,不论其文化价值含量究竟有多少,但是正因为功利的存在,在“超女”评选进行过程中出现的凌乱感和在年轻的“超女”之间发生着的吵闹,让平民受众感觉到市井生活的亲切感,让他们找到了最需要的,也是最真实的感觉,也因此让湖南电视台声名鹊起,树立了自己的文化品牌。
马克思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虽然影视文化艺术是最昂贵的、受市场制约最强的艺术,受到成本大、版权引进以及传播方式等方面的局限性,却是当代中国传播范围最广、最迅捷的一种艺术形式,因此,广大的影视艺术工作者不能不关注中国的社会现状。目前我国东部和西部,沿海和内陆,城市和农村贫富差距比较大,而这个拥有九亿农村人口的涣涣大国,不可能忽视占全部人口四分之三的农村受众和城市普通百姓的经济接受能力和审美价值取向,不能不把更多精力放在对传达他们审美理想上。目前,大众审美文化的崛起和兴盛是影视文化艺术市场的突出表征,这是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必然现象,符合马克思对于第一性和第二性的论断,同时也是对传统美学思想平实化的回归。
关键词 艺术设计 先进文化 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是深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措施,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先进的意识形态。当今世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化背景下,形成了多元文化的互动与交融。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体现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期盼。“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激发全民族的创造活力,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艺术设计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艺术设计的特性,研究其如何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是时代赋予艺术设计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艺术设计的审美性促进了社会文明风尚的养成
审美性是艺术设计区别于其他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标志。艺术思维是最接近完美的思维,人类对于美的追求是永恒不变的,艺术设计活动本身的审美属性,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增强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建设和谐文化,培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风尚。艺术设计作品通过其特有的审美性,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感悟与共鸣,要积极发挥艺术设计的普遍审美性对大众的引导作用,通过美的艺术熏陶,坚持正确思想导向,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树立社会诚信意识,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这样充满真善美的的艺术设计作品,不仅可以感染成年人,还可以做好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用雅俗共赏、妇孺皆知的艺术形式,“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互爱互助、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用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艺术设计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群众的世界观,培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风尚,这也是我国当前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更易为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接受。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风尚随之受到冲击与考验。一部分人走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精神上趋向于浅薄、颓废。但也有人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受到高雅艺术的熏陶,对文化艺术的欣赏水平不断提高,转向更高的精神生活追求。正是因为艺术设计产品作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艺术设计所倡导的绿色设计、人文设计、国际化设计、民族化设计等,会对人们的消费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其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艺术设计追求美的内在精神价值,不仅依然焕发出勃勃生机,而且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更充实和丰富,从而引导人们树立更加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态度,培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意识形态,树立新的社会风尚。
二、艺术设计的双重属性提高了人的精神毕活质量
艺术设计是伴随着人类的劳动而产生的,从其诞生就具有物质与精神双重属性,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情况下提出了“艺术生产”这一概念。其目的,就是把精神或艺术也作为一种产品放到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工艺流程中去考虑。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首先,生产艺术产品需要生产者付出一定的脑力和体力,因而是劳动的产品;其次,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艺术设计作品需求者通过交换获得艺术品的消费权,艺术设计作品生产者则通过交换实现其产品价值,这种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物,当然属于商品。还有,艺术设计作品生产出来是供人们使用的物质生活需求与精神生活欣赏的满足,这种艺术设计作品中凝结着生产者的抽象劳动,因而也具有价值。由于艺术设计生产的动机和目的不同,使其物质与精神的属性并不是等量的,而存在一定的偏差。人类进入到文明社会以后,便产生了两种基本需要,一种是物质的需要,另一种是包括美的需要在内的精神需求。尽管作为不同社会时期的人,在任何生产中都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但是物质生产从一开始所追求的是产品的实用价值,审美价值则是其附属价值。而艺术设计产品则有根本的不同,作为美的创造思维的成果,集中了一切美的高级意识形态的艺术品,其目的是在精神上带给人们美的享受,从美的陶冶和净化中得到特殊的愉悦,从而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
从远古到现在,虽然时代变迁,然而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在不断提高。艺术设计作品揭示了人类的生存、衍变和发展的无限奥秘,艺术设计作为特殊的生产活动义不容辞地担当重任。社会在发展,不仅要求物质文明有一个大的发展,而且要求精神文明也要有大的发展。因此,开创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极其关注的大事,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社会先进文化的发展水平,关系跨世纪宏伟蓝图的全面实现,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艺术设计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对提高国民精神境界和素质,打造民族品牌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艺术设计的创造性丰富了先进文化的内容
艺术设计是创造性的生产活动,是为社会和市场服务的综合性活动,被誉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正是这种趋于完美的创造性思维应用于人类的实践,才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不断拓展先进文化内容,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所谓设计,是指把一种设计、规划、设想、问题解决的方法,通过视觉的方式传达出来的活动过程。可见,艺术设计是一个创造性的脑力劳动过程。现代艺术设计不仅为人类提供舒适、安全、美观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提供人类方便的使用工具,同时也促进了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交流,加速社会整体前进的步伐。人类文明中最具有创造力的方式方法当属艺术设计,尤其是现代艺术设计,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有目共睹。譬如,每一届世博会都会展出最新的技术发明成果和艺术创新作品,并成为人类新思潮的发源地,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国家的发展动力在于创新,民族活力也在于创新。重视艺术设计的创造性对创新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在总理及相关国务院领导在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理事长朱焘呈送的“关于我国应大力发展工业设计的建议”上作出“要高度重视工业设计”的批示,以及党的十七大指出文化实践可以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等方面可以看出。“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的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的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因此,艺术设计创作应挖掘先进的意识形态,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的优秀精神艺术作品,
通过创造性的设计,“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运用高新技术创新艺术生产方式,大力发展创意产业,丰富文化的内容。增强国际竞争力,培育新的文化艺术业态,建立更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以先进文化引导创新型社会健康发展。
四、艺术设计的传承性保证了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关键词:国家形象;国家形象片;电影艺术;视觉呈现;传播策略;电视广告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与中国国家政策的不断清晰稳定,经济实力作为社会发展的刚性支撑,已经为中国的国际交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下,随着国际关系两极模式的解体,国际形势呈现出多维的新的特点,在多元化的新形势下,各国在“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方面采取了各具特色的方式与策略,特别是在国家形象的视觉呈现与信息传播策略方面尤为重视。2011年主席访美期间,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纽约时代广场的连续播出,成为中国国家形象视觉呈现与传播的重要标志,同时它也将一个重要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国家形象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呈现与传播。视觉艺术往往形象直观地传递着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既涉及到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也涉及到多角度、多层面的综合研究,在目前形势下,应充分参考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以国家形象片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新媒体时代国家形象视觉呈现与传播的理论建构、实施策略与评估机制进行研究,以强化国家形象传播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与有效性。
一般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等综合元素在国际上的声誉度。但在现实中,国家形象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现实呈现出不对等性,这除了历史造成的“刻板印象”、各国意识形态的差别、文化上的差异、民族主义造成的偏见等因素外。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一个国家形象的视觉呈现方式与传播策略有着重要的关系。由于国家形象在对外呈现与传播中具有建构与被塑造的特点,这种特点因国与国之间社会体制、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差异更显突出。在视像时代,一个国家形象的视觉呈现与传播形式与策略决定了国家形象建构的结果和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接受度与认同度,从而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国家形象涉及一个国家总体资源的媒介再现和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再造,是一个国家实体形象与认知形象的结合,具有被建构与被塑造的特点;一个国家外交智慧的彰显、软硬实力的现状,主要通过视觉呈现与传播;国家形象视觉呈现与传播是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方式,是国家“软实力”提升的重要策略载体。在所有的传播方式中,视觉呈现与传播具有观念的柔和性、形象的直观性、呈现的综合性、感官的渗透性、观点的隐在性、艺术的审美性与接受的亲和性等特点,因此应注重与强化对国家形象视觉呈现与传播策略的研究。
随着政治、经济、军事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力不断提升,正逐步显示出世界大国的姿态。然而,目前我国的国家形象与经济发展程度极不平衡,社会思想与观念、民主与法制建设、人民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然而中国之外的民众却无法全面了解我国社会的发展现状,甚至出现外国民众对我国形象认识停留在古代或近代的局面,误读现象非常普遍。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国家形象的整体传播零散,缺乏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推广,更缺乏系统、专业的整体规划。中国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现实与国家形象呈现与传播的现状极不相称,关于国家形象塑造的理论研究与国家形象呈现的可操作性对策严重脱节,有限的传播方式探索与良性传播效果评估机制极不匹配,这种现象迫切需要改变。
国内对国家形象视觉建构的研究,首先侧重从国际政治与关系等角度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进行研究,或从国际政治与关系的视角探讨(刘康,2008),或从对外传播的渠道分析(徐小鸽,1996;孙津,2002;张昆,2005),或从公共关系、品牌营销的角度研究建构方式(管文虎,1999),或从对外传播技巧探讨传播技巧(李希光、周庆安、赵心树,2005),或从文本、制度和受众三方面研究现状及对策(刘继南、何辉、刘鹏,2006,2010),或以奥运会、世博会为例进行分析(冯惠玲、胡百精,2008)。其次,从视觉文化与艺术学出发,前者或将塑造国家形象看作影视艺术的新使命(沈义贞,2007),或分析影像建构国家形象的作用(郑小慧、赵谦,2007),或梳理中国电影对国家形象呈现的脉络(倪震,2006),或分析国产影片中国家形象的表述策略(贾磊磊,2007),或从创作观念、主题和风格等方面探讨艺术与国家形象的关系(邹跃进,2002;傅谨,2005;周景雷、刘伟冬等,2007),另一类从新传媒环境的角度研究国家形象构建与传播问题(何辉、刘鹏,2010),但关注点主要停留在宏观层面。另有影视广告的研究(许俊义,2010),理论上建构也相对较为系统成熟,但其立足点主要在于影像如何服务于营销学与经济学的商业目的。
关键词:中国当代艺术;创造力;传统文化
中国当代艺术,因受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而发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真正深入中国社会,是与中国古代的文人画、宫廷画以及二十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现实主义美术传统相对立的艺术,强调的是观念、现象与思潮,也是对过去近三十多年在中国出现的新艺术现象状态的整体概括。学术界一般认为,凡是区别于传统艺术的,在艺术前沿比较另类、边缘、激进的探索现象都可称为“当代艺术”。中国当代艺术在发展之初,像一个步履蹒跚的孩子,跟随西方的步伐成长至今。期间经历了各种美术思潮与现象,出现了纷繁复杂,花样不断翻新的场景,成为中国美术界的重要组部分,甚至已迈入世界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世界的认可。然而,中国当代艺术在面对全球化的影响下,也出现了自身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艺术潮流的带动下,出现了盲目的崇拜、跟从,甚至是照搬;另一方面,外来文化的涌入和传统文化的断层,导致对本土文化的不自信或否定;再加上商业大潮的席卷,致使功利主义盛行。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健康发展,使得总体上创造力略显平庸,缺少本体构建,精神性匮乏,缺少给人以强烈震撼的艺术作品。中国当代艺术急需找到一根救命稻草,从西方话语权和市场功利化的泥潭中解脱出来,找到灵魂,自由呼吸,走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之路……
一、“学一半,撇一半”
在全球化的大潮下,国与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文化与思潮在发生着相互的融合与碰撞,尤其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价值体系,正在日益同化着世界。中国当代艺术自上世纪崛起于国际艺坛,如今已纳入了世界文化艺术的体系,而艺术的国际标准有去民族性、地域性的倾向,所以,我们在对待西方的态度时,应该“学一半,撇一半”。中国当代艺术有必要学习西方的艺术观念、艺术形式,包括先进的展览运作、策划营销等模式,充分利用西方先进的文化艺术资源,壮大自身,与西方艺术缩小差距。同时,在学习过程中,不可盲目崇拜,照搬、重复,应当用冷静和理智筛选、过滤掉西方文化艺术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体质霸权。应当站在自身文化的立场,看待艺术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把握话语的主导权,争取与西方平等对话。其次,我们在对待自身传统文化时,也要“学一半,撇一半”。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面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强烈攻击,中国当代艺术要树立对自身传统文化的信心,不可放弃传统跟随西方节奏,没有自身文化身份作为支撑,中国当代艺术很难在国际艺坛立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代艺术艺术应当发挥传统的优势,扬弃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的成分,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对传统文化进行合理的吸收和转化。中国当代艺术需要这种“学一半,撇一半”的合而再生的过程,站在自身文化的立场,进一步对传统文化资源和西方现当代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形成一种内在的化合。
二、艺术家个体价值体系的构建
在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下,艺术市场化、商品化的浪潮滋养着焦躁、功利的气息。处在包围中的艺术家个体,更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一种精神的寄托,构建自身价值体系,坚守作为一个职业艺术家的道德规范,保持独立性,从商业炒作、名利驱使的漩涡中突围,关注生活,批判现实,保持艺术的纯粹性。在以西方为主导的艺术国际化影响下,同样要保持冷静、理性的态度,以自身文化的视角,从盲目跟随西方规则的牵制中解脱出来,从自身传统中寻找独立发展的基础,合理借鉴世界艺术先进的东西。作为艺术家个体,在构建自身价值体系时,应该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与自身所处的时代相关联,融合出一种当下的、本土的文化意识,形成属于自身,也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传统,规范自身的言行,影响自身的艺术实践,创造出当代的传统文化艺术,这需要艺术家们共同的努力。
三、“自立门户”
中国当代艺术需要“自立门户”,从西方文化艺术的潮流中挣脱出来。“自立门户”,终究涉及到的是艺术创作语言表达的问题。中国当代艺术在对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模仿中,进行表面语言转换而创作出的作品,并不能引起太多的关注;肤浅运用中国传统符号,利用中国经验、中国身份,在世界“打中国牌”的作品,也只是一时满足西方的猎奇口味,不会长久;走个体伤感、记忆,青春的作品,更多的是被市场所追捧,等等。像90年代兴起的政治反讽、媚俗、犬儒等,或许已经丧失了前卫性。想要在国际艺坛中立足,确立自身文化身份,建立一种基于本土文化土壤之上的艺术表达方式是何等的重要。至于如何的建立,这需要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共同肩负起自身的文化责任,重建本土的艺术特征和文化价值,早日成功转型,共筑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之路。
参考文献:
[1]袁文彬.当代艺术中的挪用现象[J].美术观察,2002(4):27-28.
关键词:文化;传统建筑艺术;复归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6-0167-02
建筑本身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传统是不可丢弃的。我们国家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而传统建筑艺术更是独树一帜,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这不得不让我们把继承传统文化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对于中国建筑艺术来说,它由古至今衍生出许多美丽的建筑,对比今日的建筑,似乎美感更强,钢筋水泥难免生硬,最美民居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历史的深沉。随着当今社会,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建筑文化的东渐,我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建筑艺术思想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我们要掌握文化领域里的领导权,真正实现文化的大众性、民族性、科学性,那么在建筑艺术领域有必要也必须复归中国传统建筑艺术。
一、文化与建筑
文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范畴。一般说来,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作为观念形态的,与经济、政治并列的,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教育和科学等精神方面的内容。在这里,我们所讲的文化便是广义的文化,就是所谓的大文化。自从有人类文明开始,建筑就被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建筑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产品,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类型的代表,它积淀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步伐。法国作家雨果在著名的《巴黎圣母院》中说过:“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的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俄国作家果戈理说过:“建筑是历史的年鉴。”他们都认为建筑艺术反映和彰显着人类深刻的文化。当代艺术家简森说:“当我们想起任何一种重要的文明的时候,我们有一种习惯,就是用伟大的建筑来代表它。”中国建筑的文化产生于中国这片特定的土壤,它离不开产生它的民族土壤、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中国的传统建筑是一种文化的建筑,即他不是以追求形式体量的美为主,而是以文化的表述为基本结构,这是中国文化的混沌性在建筑领域的表现。所以如果研究中国传统建筑,并希望继承与发展之,首要的是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而不是肤浅地用‘洋框框’来修正删改自己的传统文化、传统建筑艺术”[1]。
二、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发展的阶段
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作为一种总体性的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经济、政治、文明的变迁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具特色,同时彰显着那个时代的文化气息,受那个时代文化领域范畴的控制,但总体来说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一)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主导地位阶段
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尤其在封建社会达到了高峰。大约在奴隶社会的商周时期,开始出现规模较大的宫殿和陵墓,以及以宫、室为中心的大小城市。与此同时,木构架也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方式,随着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新的生产关系和中央集权的建立,经济趋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尤其是文化艺术日趋丰富,建筑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建筑艺术形态日渐成熟,至汉代时,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些典型特征已基本形成,至唐宋时代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规划最严密的都城——长安城。到封建晚期的明清时代,中国古建筑在某些方面更趋完美,但同时也走向衰微。中国古建筑以一条中轴线将个个封闭的四合院落贯束起来,表现出封闭严谨含蓄的民族气质或可以说是地道的儒家风范和儒家文化。有些更多地带有道家思想的痕迹。传统建筑的文化内涵表明,建筑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不只是物质因素的作用,同时可能是,甚至更主要的是精神文化因素促成的结果。
(二)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西化阶段
从19世纪下半叶起,随着新建筑学理论和新建筑材料的诞生,在世界范围内,建筑开始了一场崭新的革命。中国的木构建筑作为农耕时代的产物,也已走完了它的历史进程,面临着蜕变的过程。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封建生产关系的解体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缓慢发展,“近代中国建筑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以西式建筑逐渐取代中国传统建筑的过程”[2],这一过程尤其在一些大城市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这与城市的殖民化和社会价值观的西化趋向是一致的。中华民族固有的木结构古典建筑体系逐渐被以钢筋混凝土结构、钢框架结构为基础的近代建筑体系所取代。在中国建筑艺术西化的过程中,虽然传统建筑依然占据较大比重,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风向的西风强劲的势头下,对中国古典建筑体系的破立推动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洋风建筑、教会、意识形态入侵大面积地占据中国建筑艺术。整个20世纪我们在总体上就未能跳出西方建筑的大窠臼。
关键词: 艺术 宗教 差异 影响
艺术与宗教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一种观点和体验。人们在艺术中追求梦想,探寻生命的意义和个体存在的价值,使得生命力得到全面地展现和迸发。因而,艺术是人类自由进行的审美创造活动。宗教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①投射到艺术创作中后,人们能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然后创造出建筑、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形式。宗教利用艺术为之服务,艺术成为宣扬宗教的工具。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对艺术的追求远大于宗教,以至于最终发展成为以审美为主的艺术,艺术一步步地摆脱宗教束缚,扬弃宗教意识。相对立的艺术与宗教,在一定条件下相辅相成。
一、艺术与宗教的差异比较
1.艺术与宗教性质比较
艺术与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是人类积极能动的文化创造,有着相对独立的文化价值。但由于在形态的变化中要通过多种元素,因而便对经济政治产生了制约并且呈现出性质上的多方面不平衡。既然艺术与宗教要与各个社会部门发生联系,那么必然与整个社会生活发生联系,才能使它们在不同的社会状态中呈现出不同的性质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
2.艺术与宗教特征比较
艺术与宗教虽然分成了两种各自独立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但它们仍相互影响。只是艺术是被人们无意识地融合了,宗教是被人们有意识地创造了。艺术表达了对自然的崇拜,宗教则加进了复杂的社会内容。艺术与宗教在特征上的类似也是早就定下结论的。艺术通过外在的魅力和内在价值吸引人们不断探索,并激起人们的情感反应,从而带来审美愉悦。和艺术相比,宗教所包含的佛、上帝、天使、魔鬼等也同样成为感染和打动众人的重要元素。但不同的是,宗教本身就具有吸引人的能力,这是艺术与宗教所不一样的。
艺术所创造的形象,是人审美情趣的再现,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丰富的个性化特点。宗教形象虽然也以现实生活中人的形象为基础,但宗教的概念化、类型化、模式化倾向已淡化和模糊了人的个体生命形式和生命本质。
艺术充满了想象,将众多表象改造成新的艺术形象才同生活拉开了距离,再吸引着人们。相比之下,宗教中的虚幻世界却是支配人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形式的反映。艺术虽然追求想象的真实,但人们并不相信幻想的就是真实的。而宗教的幻想使人们以为宗教意识变成了真实的存在并给人带来希望和憧憬,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对于宗教来说这也许是对精神的麻醉,但没有幻想又怎能为人们创造希望。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是主观的,而宗教是客观的,是因为艺术的情感是真实的情感,而宗教的情感则是上帝或神明给予人的情感。艺术与宗教在特征上具有共同点,是由于它们都能使人积压的情感得到很好的宣泄,这才是积极的。
3.艺术与宗教的精神内蕴比较
艺术精神是积极的、向上的,是自由的、美丽的,是张扬的、人文的。艺术精神有利于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宗教因其以神为本则会在特别的情况下禁锢人的思想,限制人的精神自由。这是艺术精神与宗教精神的本质区别。在这里,艺术精神对人的精神的解放与宗教精神对人的精神的消极束缚形成了对比。艺术精神和宗教精神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它们都把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关系概括成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但是,艺术是以个体为出发点,然后才展开到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和发展。
由于艺术与宗教在精神状态上的本质差异,艺术精神与宗教精神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别。艺术与宗教在文化精神上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为宗教并不全是消极的。宗教精神对人的引导存在着着双重性,对人的精神作用虽然会影响人们的思想,但它仍然有积极的一面,并与艺术精神相呼应。艺术精神与宗教精神都体现了对人的人文关怀,艺术给予人关怀,而宗教则拯救人脱离苦海。宗教的关怀指向是无形的,虽然宗教是神学,但是其中所包含的人文价值却并不亚于艺术。可是人们对宗教的信仰目的,大多数是对来世回报的期盼,最终目的却是为了自身的幸福。人们信仰宗教,从而祈盼神灵保佑生活的幸福与安宁,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信仰,它寄托了人间的美好愿望,对人的精神和行为既有相应的约束作用,又有相应的激励作用。在这一点上,艺术与宗教是相似的。但所不同的是,宗教主要是宣传道义,净化心灵,而艺术则不仅使人的心灵变得善良美好,而且重视人内心的释放。
二、宗教与艺术的相互影响
对于宗教和艺术产生的问题,国内有几种不同看法:第一种认为宗教乃源于神话,是先有神话后有宗教。第二种观点认为不是先有神话,而是先有宗教,神话渊源于宗教。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神话与宗教源于一个统一体。②
宗教与艺术二者相辅相成,互相影响。艺术是想象的东西,宗教则把想象的东西当作现实。艺术激发人的积极性去实现其目的,宗教则通过幻想使人脱离现实。我们总是认为艺术反映了宗教,宗教表现着艺术。可是我们忘了宗教的作用是引导,而艺术的作用是执行,虽然这已经不是区分宗教与艺术在虚构特性上的区别,但这足以用来指证宗教与信仰者、艺术与欣赏者之间的关系。
宗教通过艺术表现出人类心理需要的情感。人不但要求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基础,而且有复杂的心理、精神需要。正因为人必然受社会环境、生存需求的限制,所以当愿望的心理状态与事实不相符,甚至在现实中遭遇打击时,必须通过其他方式来宣泄、解脱。艺术作为宗教的情感寄托,与宗教互相影响,宗教又是艺术的精神解脱。宗教在艺术中得到张扬,得以展现;而人通过艺术在虚拟世界中脱离现实。艺术的目的是锻炼人们在了解自己时了解其他人,所以说艺术创作是高于生活的,是创作者们通过自身所处的环境、获得的个人经历中所感悟到的情感,它引领着人类追寻人的本质,关注人文情怀。而宗教的思想不但为人们缓解社会心理矛盾,而且避开了精神上的矛盾,这正揭示了人们在宗教中往往可以获得精神的解放。
宗教通过用艺术手段加以宣传,为艺术提供了题材和内容,使其更加神秘和富有魅力,不但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而且创造出了大量的雕塑、壁画艺术作品,对艺术的表现形式、艺术的发散思维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此以外,宗教还起到了推动艺术发展的作用,促进民族和文化艺术的交流。如佛教在印度产生后传入中国,然后又传入朝鲜,传到日本。而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宗教对艺术的影响也表现在宗教阻碍了艺术的发展。宗教作为一种世界观成为某些美学学说和艺术哲学的基础,它通过理论的形式来影响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活动,把艺术限于宗教规定的范围和样式中,不但阻碍了艺术思维的发展,而且阻碍了各种艺术形式的争鸣和创新,窒息了艺术发展的活力。
宗教往往利用艺术,以使人们更好地感受与理解宗教的真理,以有利于想象和宣扬。一方面,艺术手段可以强化宗教氛围,使宗教富有感染力,不仅对教徒产生显著效果,对一般民众也能发挥巨大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宗教也为艺术提供了宗教题材和内容,直接与艺术创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艺术发展不可争辩的因素。例如,中国的山水画也因禅宗而达到顶峰。虽然宗教与艺术有亲缘关系,但是宗教也有疏离艺术的一面,其根本原因是赖以发生的虔诚心理不能容纳艺术创作必需的自由创造精神。
艺术影响宗教表现在增强宗教的影响力的同时,使宗教富有感染力,从而使得宗教更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引起人们的兴趣。例如,东西方宗教都会利用音乐的庄严神秘来渲染气氛和激发感情。因而,优秀的艺术作品能够扩大宗教的影响,进一步挖掘其潜在的精神内涵,从而更多地吸引信仰者,更好地促进其发展。
三、结语
宗教和艺术是人类社会的两大现象,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宗教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它不仅拥有艺术的内涵,而且伴随着艺术的发展而发展。没有情感,就没有艺术。它们所塑造的各种具体艺术门类,各种艺术形象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质。例如,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形象需要通过文字语言与想象才能让人们感受到真实。而宗教中的艺术通过人们的眼睛,依附绘画、雕刻等作品,以直观、生动的形象进行宣扬,宗教同样也包含情感,因为宗教情感是产生的动力,同样也是人们对信仰对象的情感态度的结果。
注释: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恩选集.(第三卷):354.
②潜明兹.神话与原始宗教源于一个统一体.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5,(2):15-21.
参考文献:
[1][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2,3.
[2][苏]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北京,三联出版社,1987.
[3][日]石田一良.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美]N.沃尔斯托夫.艺术与宗教.工人出版社,19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