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前提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法律援助的前提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法律援助的前提范文

 

现以英国工业革命为例进行说明。19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发展很快，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被称为“世界工场”。正是因为当时的英国和其他国家相比最为充分地具备了工业革命发生所需要的种种条件，所以工业革命就首先在英国发生了。而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条件，通过上例，我们又可以把它初步概括为资本(资金)、技术、劳动力、资源、市场、政治环境条件六个要素，这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须具备的六大要素。但这一特征目前仅能看作“个例”，是否可称为“规律”，尚需做进一步的验证。

 

以美国为例，19世纪晚期，美国成为工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关于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教材是这样论述的：“美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优越，资源丰富;西部领土的开发，为美国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原料和更为广大的国内市场;源源而来的欧亚移民，不仅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必要的技术和经验;内战后的美国政治相对稳定，大量欧洲资本涌入。这一切都促进了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这段话说明了美国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发展有四点原因，对四点原因逐一提炼、简化，会发现，这里说的仍是六大要素，把它们按顺序排列出来，分别是资源、市场、劳动力、技术、政治环境、资本(资金)要素。

 

再看一个中国史的例子。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关于原因，教材是这样表述的：“究其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工业品;地主和富商将赚来的钱大量买房置地，严重影响到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封建国家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并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规模;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这一段文字分别说的是：国内市场狭小(农民贫困);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不足(资金用到买房置地上);国家政策(对内“重农抑商”，对外“闭关锁国”);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不仅使产品缺乏必要的国外市场，而且阻碍了中外文化技术的交流，从而不利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因此这里说的仍然是六大要素。

 

通过对以上诸多例子的分析，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这六个方面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须具备的六大要素，六大要素共同制约着经济的发展。这是教材在对有关这一方面的问题进行论述时的规律。

 

为使大家对这一规律的认识和应用更具体、更明确，下面我们对六大要素分别作进一步的分析：

 

(1)政治环境要素，包括国内、国际两方面。一般而言，国内政治环境涉及到国家政权的性质、政策的倾向性、政策的连续性、政策与国情的适合程度、社会环境的稳定程度、国家统一与分裂状况以及国家力量的大小、强弱等方面。国际环境包括国家力量的大小、国家外交状况、周边环境以及国际形势的影响等。

 

(2)市场要素，包括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二者都受当时、当地消费习惯、消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国外市场的有无与大小，与国家对外政策的倾向以及国力的大小都有关系。有些国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有些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政策又分为友好的对外开放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两类。

 

(3)资源要素，一般而言，包括原料和燃料两大部分，主要涉及到二者的有无与多少的问题。

 

(4)技术要素，主要指社会科技发展水平及其在生产中实际应用的程度。这又取决于多种因素(这一问题特别复杂，如19世纪晚期的英国与日本的技术状况)。

 

(5)资本要素，主要指资金的多少与资金的使用方向。无论是原料、燃料的购买，还是技术的开发(或引进)、推广，还是劳动力的雇佣等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

 

(6)劳动力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数量的多少和素质的高低两个方面。从数量上看，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内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是一定的;从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上看，科技越发达，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高。素质的高低又与教育的发展程度以及人们的行为习惯有关。

 

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规律，高考历史复习中，这一规律有助于大家对下列常见知识点的记忆，这一规律还有助于大家对以下知识点的理解：英国圈地运动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法国小农土地所有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什么说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等等。

 

总之，对于学习，尤其对于历史学习，一定要把握住这一点：情景不同，而道理相同;事虽多，理却同。善于从少数典型案例中抽象、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并能举一反三，以已知探求未知，就应付各种考试而言，叫做一种能力;就指导现实生活而言，叫“读史使人明智”。今天出现在我们身边的许多事情不就曾经多次在历史上重演过吗?学习，确实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

第2篇：法律援助的前提范文

一、加强法律援助事项办理

1、认真做好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项目。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加大法律援助咨询接待和案件办理力度，全区办案数在去年办案数量的基础上稳步提升。

2、积极探索青少年、农民工法律援助新途径、新方法，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理念，开展上门服务、心连心服务，突出做好农民工、零就业家庭和残疾人等特殊人群法律援助工作。

3、探索法律援助服务与人民调解的衔接机制，整合司法行政资源，形成合力，更好地发挥法律援助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职能作用。

4、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将经济困难标准放宽至低保线的2倍，加强“12348”服务平台建设，确保“12348”专线优质、高效、便捷、畅通。

5、创新服务方式方法，推进上门服务、延时服务、错时服务、预约服务、跟踪服务，优化案件指派方式；建立对当事人的心理疏导机制，努力实现最佳法律援助效果。

6、完善法律援助督办指导和质量评查机制，推行点援制，建立法律援助律师专业名录，引导律师积极参与法律援助，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和群众满意度。

二、推进法律援助机构接待窗口建设

7、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服务的网络建设，完善服务设施，增强服务能力，规范服务行为，打造“半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

8、按照《省法律援助机构窗口建设和工作规范》和窗口建设序时进度的要求，争创“法律援助示范窗口”建设，力争年内法律援助接待窗口达到规范化建设标准。

9、加强法律援助站（点）和社会法律援助机构建设，人员落实到位并充分发挥作用。各法律援助工作站做好法律援助案件的咨询、接待、初审工作，建立相关信息档案，依靠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办理非诉讼案件调解及民事案件诉讼案件。

三、完善法律援助社会服务体系

10、加强法律援助办案工作的管理和指导，确保办案质量。建立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重要案件旁听、一般案件庭前报告、办案质量测评等制度，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服务评价体系，提高群众满意率。

11、加强工、青、妇、残等站点的指导管理。鼓励和引导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利用自身资源开展法律援助，以满足困难群众不同层次的法律服务需求。

12、调动律师、法律工作者专业人员积极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提高工作质量、工作效率,每名律师、公证员年内办理不少于2件法律援助案件。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公证处要每月上报援助案件承办情况，提交援助案件卷宗。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公证处要建立的法律援助案件专人分派、登记、管理、质量检查、奖惩等制度。

13、随着以民生为重点、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社会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日益增长，群众对法律援助有着更高期盼。进一步发挥律师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作用，做大做强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工程，结合我区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情况，要求我区律师事务所全面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

四、扩大法律援助社会影响

第3篇：法律援助的前提范文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

1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意义

中国新闻网2018年10月30日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18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在留守儿童群体中，54.5％为男孩，45.5％为女孩，留守男童多于留守女童。99.4％的农村留守儿童身体健康，但也有0.5％的儿童残疾、0.1％的儿童患病。与2016年数据相比，0至5岁入学前留守儿童占比从33.1％下降至25.5％，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从65.3％上升至71.4％[1]。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农村留守儿童中义务教育阶段儿童比例高、数量庞大。而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年纪小、分辩是非的能力弱，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这一阶段的儿童在成长中如果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就很容易出现世界观偏差、被犯罪分子教唆、受到侵害，甚至是成为刑事犯罪的实施者。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不能给予其良好的教育和保护，造成儿童心理上的自卑和不健康。缺乏情感关怀的儿童在成长中心理脆弱、偏激、敏感。学校作为留守儿童生活的重要环境，本应当承担起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家庭调查、成长档案管理等责任。但是，由于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聚集的主要地区都处于经济条件较落后的地区。作为农村边远地区的学校大多没有能力为留守望儿童提供心理建设、法律援助的能力。全社会虽然对农村留守儿童给予关注，但毕竟鞭长莫及。城市里的爱心志愿者距离他们太遥远，不能给予及时的帮助。而边远地区的志愿者队伍发展缓慢，也不能够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帮助。因此，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着刑事诉讼问题时，就需要刑事法律援助。研究如何针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刑事法律援助就有着重要意义。

2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中的主要问题

2.1缺乏专业机构与人员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社会的特殊弱势群体，应该有法律援助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对他们进行刑事法律援助。然而现实情况是农村留守儿童大多聚集在偏远地区为主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这些地区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不够完善，缺乏专业法律援助机构，以及专门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案件经历和经验的法律援助律师。而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专项资金的支持[2]。

2.2刑事法律援助大多不能覆盖诉讼全过程

农村留守儿童无论作为刑事犯罪的实施者还是被害者因其年纪小等因素在诉讼的全过程当中都应该给予法律援助，以保护其正当合法权益，以及身心免受二次伤害。但是，当前由于农村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不了解申请法律授助的流程，甚至不知道，因此在案件的侦查与起诉阶段通常没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通常是在审判阶段由法院指定律师进行辩护[2]。而在调查取证等环节，涉事儿童没有受到应有的心理保护。

2.3缺乏法律援助的评价机制

当前，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刑事法律援助没有质量评价体制。律师工作繁忙，在面对法院指定的辩护工作时，有时精力投入有限，只做表面工夫，不能够实现高水平的法律援助。

3提高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策略

3.1构建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专业机构、组建专业援助团队

当前我国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和一部分社会援助。解决资金问题是构建团队的前提问题。司法部门应该关注到问题的重要性，申请更多的财政拨款，同时向全社会发起号召成立地区或全国范围内的专项资金，吸纳更多社会捐助。基于此，在农村留守儿童集中的地区进立专业的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机构并组建专业援助团队，针对涉及留守儿童刑事犯罪的主要问题、儿童身心特点，研究法律援助的具体方案[3]。

3.2简化法律援助手续，建立保护机制

简化法律援助的申请和受理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对于涉案的农村留守儿童,应给予覆盖全过程的法律援助。同时建立对涉案留守儿童的保护机制，免其在案例审理过程中受到二次伤害[4]。

第4篇：法律援助的前提范文

[关键词]：法律援助 司法救助 团体 司法救助专项基金 农民 律师 司法所

一、法律援助的渊源及现状

法律援助制度源自十九世纪的英格兰。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其法律援助主要有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两种形式。在英国，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Access to Justice Act）通过后，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分别被两个新的计划所取代，即社区法律服务和刑事辩护服务。法律服务局也被法律服务委员会所取代，法律服务委员会的两个重要职能便是更好地控制预算和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获得司法公正法》对英国法律援助体系最大的是将全新的合约制度引入了英国法律援助体制中。随着合约制的引入，英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有那些通过法律服务委员会质量认定并与之签订合约的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才能提供相关的法律援助服务。在民事法律援助方面，除原来的事务律师外，许多非赢利机构也能承担这项工作，前提是它们必须符合法律服务委员会制定的统一质量标准并获得法律服务委员会的合约。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法律服务委员会虽与所有符合质量要求的律师事务所签订合约，但并不完全依赖律师事务所从事该项工作[1].

为保证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法律服务委员会设计了一套专家质量评分标准，用于评价不同种类的工作，提供者要想成为签约事务所，必须获得一定的质量分数。而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则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措施保证质量，比如采用大案管理体系，与律师事务所单独签订合同，或建立专业名册制度，要求具有一定专业水平和办案经验的律师才能参与办案。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形成于本世纪中叶，它是世界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它已为世界上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宪法和一些国际公约确认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基本原则。

洛克说，“法律的目的是对受法律支配的一切人公正地运用法律，借以保护和救济无辜者”。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制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更是对平等的制度化的阐释。“在西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合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整个世纪的发展。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2]”。 平等不成为信仰，法律平等不过是一种规则上的平等，而不会成为生活实践。平等在伪法治国家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而不是一种信仰，因此，不可能拥有自己诚实的司法实践。一般而言，平等保护要实现两个法律目标：“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以及通过政府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其他公民侵犯”[3].与此相关的，平等保护往往通过三种渠道来完成：限制政府特权、法治原则、法律援助。限制政府和法治原则从否定方面实现了法律的平等原则，法律援助则从肯定方面贯彻平等原则。然而，无论是法治原则，还是对受歧视团体的法律援助，平等保护背后一直起作用的是对平等的信仰。法律援助制度不仅是对平等的法律信仰的推崇，更是这种法律信仰的体现[4].

法律援助在国内外虽有许多种内涵界定，但其实质正如肖扬在1996年第7次部长办公会上所讲的：“法律援助，简言之，就是为弱者、残者、少者、贫者提供法律救济、法律帮助，保护司法人权，实现司法公正，体现我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从援助主体上看，法律援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帮助，例如《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称“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5]；广义的法律援助指包括司法救助在内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民间组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帮助[6].即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狭义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和民间组织救助三大块内容。从受援主体上看，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或残疾者提供的法律帮助，换句话说，为经济上贫穷，智能上低下，生理上残缺而需要法律援助帮助的人，提供免费或者减少收费的法律服务，以实现法律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利[7].

（一）狭义法律援助的现状

我国以经济困难的诉讼当事人为援助对象的狭义法律援助萌芽始于1992年。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1994初，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探索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揭开了中国法制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2003年《法律援助制度》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师法》第41条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特别是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事务主要由各级法律援助中心承办。至2005年12月，全国已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31298个，法律援助专职人员 11377人，其中职业律师约5029人。1999年至2006年9月，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受理各类案件1224207件，受援人员2204403人。自1996年以来，我国许多律师事务所也同时承接法律援助事务，《律师法》和《法律援助条例》更是将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规定为其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近年来，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等法律援助人员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迅速增长。据统计，1999年，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91726件，2005年迅速增长到253665件，年增长率达到了25%；1999年受援人数为190545人，2005年增长到433965人，年增长率达到了18%.

狭义法律援助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发展中所遇到的弊端和困惑。第一，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整体水平不高。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数量和布局采取了量化的办法。例如在荷兰，政府要求保证申诉人1小时内能够到达最近的一个法律援助机构，5公里之内就应该有一个机构可以受理申请。再比如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法律服务公司，其大部分工作就是促使为每1万个穷人提供2个律师，以使美国各地都有法律援助9.而在我国，截至2005年底，尚有200左右的县、市（区）没有律师，全国每10万人才分享1名法律援助专职人员提供的服务，每24万人才分享1名职业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在财政经费方面，西方国家每年大都会划拨巨额财政用于法律援助，例如英国与荷兰法律援助的年度财政拨款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英国的法律援助开支是全世界最高的，约合每人30英镑，丹麦用于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5%.南非的法律援助经费全部由中央财政拨付，2005年的法律援助经费合计人民币4亿5千万元左右，而当年南非全国总人口约4千余万，人均拥有法律援助经费近10元。而我国2005年度各级财政用于法律援助的拨款总额为26220万元，以我国12亿人口为基数，人均占有法律援助经费仅为0.21元。

第5篇：法律援助的前提范文

关键词：法律援助；制度；完善

前言：

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不健全，因此给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开展带来了阻碍。为了更好的去开展我国法律援助事业，我国需要完善立法体系、健全管理和实施机构、扩大援助范围、提供充足的经费。健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可以更好的促进我国社会的稳定、和谐。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特征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福利性、社会性、公平性的特征。

首先，法律援助是针对经济困难的群体的，律师事务所可以为群众提供有偿法律服务，而我国法律援助是无偿帮助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的。不是所有人民都可以得到国家法律援助，而是经济困难而且有需要的社会成员才可，国家不仅为这类人群提供经济支持，同时也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1]。

其次，只要是符合国家法律援助条件的人，不分男女老少、职业地位等都可享有法律援助的支持。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功能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具有法律服务、人权保障、法制完善、扶贫济弱、维护稳定的功能。

首先，国家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服务，前提条件必须是有需要的且有经济困难的人群。其次，无论是社会任何阶层的人，都可享有法律援助的保障。最后，法律援助机构可以使有需要的困难者获得合法权益，实现合法权利。

（三）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行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行，需要很多条件。第一，有援助范围，国家法律援助帮助经济条件困难的人群。第二，有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有需求的人需要到专门的机构去办理业务。第三，有援助经费，经费是给援助律师的最低保障。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不足

（一）法律援助立法层次低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起步较晚，因此至今法律援助立法体系尚未完善[2]。我国法律援助立法体系层次较低，这就不利于法律援助在现实生活中的更好实现。我国完善高层次的法律援助立法，不仅可以巩固法律援助已有的成果，而且还可以开辟法律援助发展新道路。

（二）法律援助程序不合理

首先，我国法律援助程序申请没能对案件性质进行明确区分。我国法律援助分为几个方面，而对于法律援助的某一方面没有明确的细分，这样容易给工作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会给援助工作增加难度。

其次，援助申请的程序较为复杂。据有关调查显示，很多人知道法律援助的存在，可是因其申请过程较为复杂，所以会选择其他渠道进行解决问题。

（三）法律援助范围有局限性

法律援助是帮助有困难的人，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的，但是对于困难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我国很多城市都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也就成为很多人判断困难与否的标准了。因此，法律援助工作需要对援助对象的范围有明确界定[3]。

（四）法律援助经费不充足

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财政拨款不足；二是募集的资金有限。法律援助工作要更好的开展，需要足够的经费，除去给工作人员的月薪以及必要的开支外，剩余资金少之又少，因此办案效率是得不到保障的。

三、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立法体系

首先，将法律援助制度写入宪法中。我国的宪法是最具权威性的，将法律援助章程写入宪法，可以引起更多人的重视，也可以增强更多人对法律援助的认识。

其次，《法律援助法》应由最具权威的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不够完善，所以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法律效应。法律援助自成立到至今为止，所受理的案件等相关细节问题更让人反省，很多问题不仅仅涉及到法规的调整范围，甚至涉及到立法的范畴[4]。

（二）健全管理及实施机构

首先，增强援助机构的职能。目前为止，政府援助机构的职能有两种，一是管理职能；二是实施职能。前者负责法律援助等相关方面的制定和计划，监督援助实施机构的具体实施，对相关工作给予指导；后者负责具体案件的具体实施。

其次，发挥社会其他团体的补充作用。法律援助机构在我国起步较晚，因此知晓率不高。很多人不符合法律界定援助对象范围的条件，但是这些群体的确又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这时，可以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很多其他组织与特殊群体有更多交集，如妇联、残联等，社会组织可以充分发挥力量，将援助组织推荐给需要的人。

再次，提高法律援助队伍的素质。为需要的成员提供法律援助工作的专业人员素质一定要高，办事效率高、能力强。除了从援助人员自身加强素质之外，还需要管理部门人员提高素质，优化配置人力、财力、物力资源，可以节省案件所用经费和更好提高工作效率。

最后，加强乡镇的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很多乡镇居民对法律知识了解少，而且多数弱势群体生活在农村，因此，他们更需要法律援助。

（三）扩大援助范围

首先，调整“经济困难”中“困难”的标准。我国很多城市的居民，都会认为经济困难的人是拥有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其实不然，我国还有很多阶层的人群没有拥有最低生活保障，可是他们也无力支付法律服务的费用。因此，我国需要调整并明确困难标准。

其次，援助对象范围要扩大。我国目前要求援助对象只有几类人群，实际上我国应该扩大援助范围，真正做到给予需要帮助的人以法律援助。

再次，加强法律援助和司法援助相结合。我国法院做出司法援助决定的案件，法律援助结构是一定会提供服务的，可是法律援助机构做出法律援助决定的案件，法院是未必会提供司法援助的[5]。针对这一现象的发生，就会给法律援助工作带来很大的阻碍。

最后，增加援助服务的内容。我国目前的法律中，诉讼和辩护是法律援助的主要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成员对辩护和诉讼这两种方式需求减少，相反对非诉讼有所增加，因此，我国应增加援助服务的内容，做到与时俱进。

（四）补足援助经费

法律援助经费是工作人员更好开展援助工作的保障，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所用经费问题暂且不说，他们受理案件时需要的经费问题是更为重要的。

目前，法律援助机构获取援助经费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国家给予财政拨款，可是拨款所占比重小；二是募集资金，可是能力有限、数量有限，更多还是一些来自社会的闲散资金。因此，两个途径都是不能使国家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充足经费的，需要国家补足援助所用经费。

四、结论

法律援助工作可以帮助更多需要的且经济条件不好的人维护合法权益，可是我国法律援助起步较发达国家晚，而且援助制度也不够完善，因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以更好的去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参考文献：

[1]王迪.法律援助制度的绩效评估与完善[D].吉林大学，2013.

[2]胡萍.大连市中山区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3.

[3]向章平.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之理性思考[D].湖南师范大学，2009.

第6篇：法律援助的前提范文

关键词 社会弱势群体 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观念

作者简介：牛良玉，山西省阳泉市郊区法律援助中心，四级律师，研究方向：青少年，农民工，困难群体法律援助问题及刑法，劳动法。

在人类社会产生的各个阶段中都存在社会弱势群体。如何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成为古今中外科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近几年来，我国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而当今社会变革和社会结构转型步伐在逐渐加剧，导致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弱势群体，这严重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通过合理制定法律援助制度，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探讨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弱势群体的界定

任何社会均存在弱势群体。目前我国学术界尚未统一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界定，只是根据研究的需要进行粗略界定。如有从经济学角度来界定的，也有从社会学角度界定。总的来说，社会弱势群体是处在社会边缘底层受到不同条件制约的人。一般社会弱势群体具有缺乏话语权、经济贫瘠、政治影响力底下等特点。因此，为了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就必须加快法律援助制度的制定进度，让这些群体感受到来自祖国的关怀。制定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法规，体现了我国一视同仁的治国方针，有助于促进我国整体实力的进一步壮大。

有学者提出凭借自身力量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群体便是社会弱势群体。还有学者在界定社会弱势群体时将分配到的社会资源的多少作为主要依据，认为具有低层次生活质量、低经济利益以及低承受力特点的社会群体便是弱势群体。实际上，在界定社会弱势群体时必须综合考虑社会地位、竞争能力以及经济收入等具有时代背景的因素，判断是否需要国家的帮助支持。由国家给予帮助支持的群体便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在界定时不可随意将弱势群体范围进行扩大或缩小，避免在制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时不能做到尽善尽美。

弱势群体因其成因的不同，可划分社会弱势群体和生理性弱势群体。后者是处于个体自身的生理因素，如老弱病残等。而前者主要是受到社会改革的影响。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改革和转型的重要时期。该时期主要有三类社会弱势群体，分别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村劳动者、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以及失业人员。这些群体大部分缺乏必备的生存技能，生活缺乏基本经济来源，且文化程度较低，面对竞争日益加剧的当今社会，如果不采取法律措施来援助，必将威胁到他们的生存。通过制定关于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来保证这些群体能够享受国家和社会的援助，提高生活质量水平，为实现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目标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实施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时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弱势群体自身条件恶劣

目前，我国社会弱势群体在数量上呈现增长的趋势，而他们自身恶劣的条件将影响到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常实施。总的来说，社会弱势群体具有生活贫困、低收入水平等特点。而以下几种恶劣特征最为显著：第一，低社会地位。社会在保障弱势群体的救助能力极为有限，导致很多处于低社会地位的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如某些小企业不仅工作环境恶劣，而且在发放报酬时出现劳动时间、强度与报酬不一致现象，更有甚至拖欠扣发社会弱势群体的劳动报酬等。第二，自身文化素质低下，缺乏必要的自我保护能力。我国许多弱势群体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因缺乏建设相关的制度而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行权利的维护。第三，身体素质孱弱，年龄偏大。大多数下岗离职的弱势群体存在“两高”现象，即年龄偏高和女工比例高，加大了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难度。

（二）弱势群体法律观念淡薄，法律援助制度宣传力度不够

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重要工具。社会弱势群体只有全面了解和掌握该制度后，才能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而目前我国大多数弱势群体缺乏相关法律观念，导致法律援助制度不能真正的帮助到他们。此外，相关法律宣传人员在宣传法律援助制度上的力度不够，也是影响制度不能正常实施的一大问题。社会弱势群体法律观念的淡薄导致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知道利用正确手段向法律援助部门申请纠纷解决的措施。虽然有一些群体会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但司法能将一般问题个别化、价值问题技术化，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纷争，更无法平息由纷争带来的冲击。由此可见，做好法律援助制度宣传工作对制度的贯彻落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要加强各法律部门间的协调合作，还应加大宣传力度，将制度真正带入实际问题的解决层面，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三）缺乏足够的法律援助资金

社会弱势群体相关法律援助条例规定，财政拨款和社会捐助等均可成为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政府负责对社会弱势群体制定法律援助制度，而人民政府负责为援助提供财政，积极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进行。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尚且不高，财力资源有限，国家担负不起庞大的法律援助资金，导致大多数县级地区在实行法律援助制度时出现财政问题。此外，在社会捐赠方面，因缺乏系统规范的社会捐赠机制，导致用这种方法来获取法律援助资金受阻。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法律援助资金的募集方式和渠道等因素，极大地限制了法律援助资金的来源，造成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不能得到顺利实施。尽管大规模公益活动能够募得部分资金，但对支撑起整个法律援助体系还是远远不够的。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实施必须建立在经费物质基础上。由此可见，在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时，资金的匮乏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完善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的措施

（一）做好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宣传工作

法律援助制度通过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群众性，保证弱势群体在全面掌握法律援助观念的基础上，能够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让人们了解维权手段的前提。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保障人们权益的工具，只有在群体具备基本法律意识后，才能发挥其巨大的作用。因此，通过利用各种渠道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广泛宣传，不断加大宣传力度，有助于促进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的顺利实施。将法律援助制度贯彻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后，从实际成效中才能发现制度中的不足之处，并不断完善。例如，可通过开展相关义务法律咨询活动，以传单散发、电话咨询以及现场咨询等方式来做好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工作。此外，还可利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借助媒体手段宣传法律援助制度。在用媒体展现制度内容时，可结合案例分析来吸引群众的注意。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自身的维权意识。社会弱势群体可通过宣传来了解如何使用法律援助手段获得法律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宣传工作的顺利进行，有助于建设和谐法治社会，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构建法律援助资金保障体系，扩大资金来源渠道

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的顺利实施必须保证有足够的资金来源。我国在提供援助资金方面是以政府财政补助为主，并充分利用其它集资渠道筹集法律援助所必需的经费。通过构建相关法律援助资金保障体系，确保法律援助资金的筹集工作能够顺利开展。法律援助资金可从几个方面进行保障：首先，政府必须明确自身的责任。作为法律援助资金的主要承担者，在构建法律援助资金保障体系时，必须将援助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中，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合理调整法律援助经费的数量。不仅要促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也应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其次，还可通过协调各相关部门，减免司法法院诉讼费和执行费等。将法律你援助资金与公益诉讼基本统筹结合，实现提高大规模效益的目的。再次，通过扩宽社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资金集资渠道，促进法律援助制度的顺利实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建立，能够有效鼓励广大人们群众参与社会捐赠活动。社会力量的加入使得法律援助业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

此外，在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时，应合理使用所集资金，并严格规范援助标准。由各地按情况自行规定援助标准。如依据最低工资和最低生活保障线来确定资金支出的比例，并将所评到的群众划分到经济困难群体。实际上，在确定“经济困难”标准时必须考虑到申请人因家庭状况的原因而无法购买法律服务的因素。且当地相关工作人员还应清晰的判断当事人是否是无理取闹而造成法律援助资源的肆意浪费。在制定严格的法律援助标准后，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系列疑惑。最后，通过制定法律援助资金转移制度来减少法律援助资金的负担，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诉讼权益。法律援助经费一律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统一管理和监督。按照法律援助资金转移制度，法院有权命令对方当事人预先支付原告的法律援助费用，并在严格的审查制度的考核下判断当事人的实际援助情况，避免滥诉累诉的发生。

第7篇：法律援助的前提范文

一、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性质

笔者认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性质应由法律援助的性质决定。法律援助最初由宗教团体或慈善机构等基于道义或者良心为穷人提供法律帮助，再到律师自发地根据职业道德要求加入其中，最后由国家责任取代了个人责任。因此，法律援助发展史其实就是国家责任回归史。通过法律援助，为公民提供诉诸法律、寻求救济并获得公正审判机会，被视为国家职能重要内容之一。由国家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律帮助，这是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一项标志性特征。许多国家通过立法明确获得法律援助是公民一项法定权利，这也被《世界人权宣言》等联合国有关文件所认可。因此，法律援质就是政府责任，这是包括民主制度确立、经济水平提高、社会思潮影响与法律制度完善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作为政府，承担法律援助责任主要体现在设置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经费支持和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工作上。具体到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在我国主要集中在两类群体上：一类是公职人员，包括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和具有公职身份的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是应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另一类是非公职人员，主要是不具公职身份的社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是应法律援助机构代表国家实施政府购买服务。法律服务是专业人员利用专门知识为当事人等提供的一种技能。作为非公职的法律服务人员，其提供法律服务是以预期获得报酬为前提；而公民获得法律服务，就如同获得实物商品，也理应支付相应对价。这类法律服务应该遵循的是有偿原则。而作为公职人员，承担法律援助是职务行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就不应该遵循有偿原则。因此，作为为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提供报酬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其性质应根据提供人员的身份来决定，作为公职人员的办案补贴，是法律援助人员的办案费用支出补贴，只包括付出成本，不含智力服务费用；作为非公职人员的办案补贴，是政府付给法律服务人员的服务薪酬，包括办案费用支出和智力服务费用。认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不应包含智力服务费用的理由是：《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但是该规定并不排除智力服务费用。因此，对于非公职法律服务人员来说，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是基于与政府之间的法律服务合同，应遵循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既然市场法律服务包含了智力服务费用，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也应包含智力服务费用。同时笔者认为，法律援助不应该是律师的义务。理由是：一是社会律师是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核心是等价有偿。社会律师不属于财政供养人员，他们是以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而获取报酬，从而获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作为民事主体，其行为具有一个本质特征——对价性，即以自己的劳动或服务在市场中进行等价交换，以换取劳动报酬③。就此而言，国家要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是不适合的，超出了其作为市场主体应承担的义务范畴。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由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义务，是国家在目前人力、物力、财力等稀缺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权宜之举，充分考虑到律师可以利用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具有相对优势④。目前，我国财力、物力和人力已今非昔比，已经具备了对法律援助义务重新合理分配的条件。二是责任义务不可转移性。任何一个主体都不能任意转移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社会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并非完全出自其自愿，因此出现律师法律援助积极性不高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的现象。三是以职业特性或职业伦理作为律师承担法律援助的义务比较牵强。虽然律师的社会公共责任是律师安身立命的根本之一，不能放弃对社会公共责任的追求，但是不能以公共责任这一职业伦理而要求律师承担过多社会责任，就像医生没有为穷人免费提供医疗的义务，教师没有为贫困学生免费提供教育的义务。

二、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在制定标准、制定主体及发放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

（一）办案补贴标准整体偏低。从全国来看，2013年平均办案补贴为479元／案⑤。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认为法律援助是律师义务。有些地方法律援助管理人员认为，既然《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律师义务，因此，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应该是无偿的，法律援助机构无须支付任何费用。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承担法律援助责任的主体——国家，很大程度上只是扮演一个管理者、监督者的角色。结果导致一些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敷衍了事。一些律师事务所委派执业年限较短、资历较浅的律师从事刑事法律援助。他们在经验、能力方面的欠缺决定了援助的质量不高。另一方面，即使律师愿意承担法律援助义务，费用的严重不足也制约了律师的办案质量。二是办案补贴仅仅是办案成本的补助。认为只须对案件承办人员因为办理案件所支付费用的补偿，不包含承办人员为之所付出的劳务和智力服务费用。即使是也仅仅考虑成本，按照最低标准计算。目前的律师管理体制，社会律师成为市场化竞争主体，不仅国家没有为其支付任何工资和补贴，而且在执业中要向国家缴纳税收，同时，还要自行承担各项费用。有些律师为了将自己“损失”最小化，只能尽量减少援助工作的步骤和时间，其结果只能是牺牲了援助案件的质量与效果。另外，还要承担与其收益完全不对等的风险，导致一些律师不愿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营利合法化的具体规范起源于天职的“职业”义务观⑥。社会律师从事刑事法律援助需要时间、精力、物质、专业等成本的大量付出，没有基本对价的回报，仅仅靠道德和责任的支撑，法律援助事业很难获得长足发展。三是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从全国来看，2013年法律援助经费才16亿⑦，人均不足1.3元。因此，法律援助经费仍然存在较大缺口。

（二）办案补贴制定不规范。一是制定主体不规范。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由各省司法厅和财政厅联合制定。但在实际操作中，有的是由地市或者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制定办案补贴标准，甚至有的由法律援助机构自行制定补贴标准。而有些司法行政部门由于经费紧张，就尽可能压低办案补贴标准。二是制定程序不规范。《法律援助条例》要求结合当地经济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成本确定补贴标准。但很多地方在制定办案补贴标准时，并没有认真核算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成本，仅仅是参考其他财力相当地区的补贴标准，或者在往年的基础上适当提高。造成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与办案成本严重背离。三是调整不及时。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从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就没有调整过，因为地方财政核拨的法律援助经费也从来没有调整过。

（三）办案补贴支付不规范。一是发放不及时。办案补贴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已是公认的问题。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办案规程》的要求，承办人员在结案时，法律援助机构应支付办案补贴，但是实践中，经常存在拖欠办案补贴的现象。有的是因为经费紧张，等到财政经费到位后统一发放；也有的是法律援助管理人员图方便，一定时间才统一发一次办案补贴。二是法律援助机构人员不能领取补贴。工资改革以后，对发放津补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人事、审计部门认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也属于津补贴，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对公职承办人员发放办案补贴被认定为违规发放，轻则退款，重则党纪、政纪处分。因此，公职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产生的费用只能用票据报销，但有部分费用无法获取票据，如通讯费、餐费等，造成他们倒贴成本办理案件。以致法律援助机构人员不愿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而是将案件指派给社会律师或者基层法律服务人员办理。由于律师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县域律师较为匮乏，大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只能由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导致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尽如人意。三是办案补贴政策简单僵化。目前采取低标准包干补贴的现象非常普遍，且常常不能及时兑现，四是发放审核标准缺失。办案补贴的发放是基于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提供了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但由于目前没有一个可操作性的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审核人员要认定一项法律服务是否符合标准难度较大。结果只能是承办人员按规定提交了案件卷宗，法律援助机构就必须支付办案补贴。这也是造成部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

三、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度的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度。

(一)确定法律援助国家责任。一是加快《法律援助法》立法进程。在《法律援助法》中明确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按照等价有偿、公平竞争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吸引鼓励社会律师积极参与到法律援助活动。以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同类法律援助案件的成本为依据，结合当地经济状况，适当确定律师智力服务费用，科学合理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二是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制度。政府财政拨款是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中央要明文各地建立起法律援助经费最低保障机制，即规定省、设区市、县（市、区）三级法律援助机构经费保障标准，并形成自然增长制度，逐年提高法律援助保障水平。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要求专款专用，并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审计机制。同时，积极鼓励社会捐赠，建立和完善社会捐赠法律援助经费补充渠道。将社团组织、行业协会的法律援助经费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经费体系，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统一支配，将分散的法律援助经费统一起来。允许和鼓励设区市设立法律援助专项基金，鼓励企业为法律援助基金捐款，并对捐款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拓宽社会捐资来源。

（二）完善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制度。在现有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素质高、业务精、战斗力强的公职法律援助律师队伍。一是明确公职法律援助律师职责。应包括：承担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事项的审核；收集、反馈法律援助工作中的情况，针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二是提高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待遇，提高公职法律援助律师队伍素质，从而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增强法律援助服务能力。对于诉讼中的权利与义务，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应当与一般律师相同。鉴于公职法律援助律师是国家工职人员，其行使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应当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三是明确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办案补贴。应当明确公职法律援助律师能够领取办案补贴，但由于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属于职务行为，因此，办案补贴只能是办案支出成本的补偿。考虑到有些成本很难用票据报销，可以沿用之前采用的办案成本包干制，由管理机关按照当地办理法律援助的平均成本，确定办案补贴标准。

（三）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定程序。一是规范制定主体。《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核定。也就是说地市和县级财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是无权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的。由省级司法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联合制定标准，有助于提高标准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有利于标准的执行。二是建立科学的成本调查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因此，在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时，应该掌握不同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为了确保数据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应当建立法律援助办案成本调查制度，由办案补贴制定机关定期委托统计调查机构进行统计，在此基础上，科学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同时制定不同区域标准。由于办案补贴标准由省司法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联合制定，往往同一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应当科学划分区域标准。三是定期调整。《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应定期对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进行科学的调整，使其不断适应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以保持办案补贴标准的科学性。

（四）加强法律援助质量控制。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是法律援助制度成败的关键，是法律援助制度的生命线。因此，建立完善的质量监控体系，加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应是当前法律援助工作的重中之重。一要加强监管。完善法律援助质量标准体系、加强日常监督和开展集中质量检查。二要强化监督。设立法律援助监督员，邀请部分受援人、社会团体、社会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作为志愿者，对法律援助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过程进行监督。三要建立奖惩机制。建立投诉查处制度，法律援助机构对投诉进行认真查处，对查证属实的，依照《法律援助条例》及相关规定进行惩处。建立案件质量奖惩体系，让优秀案件承办人员得到褒奖，对于不称职的律师进行相应的惩处。四要建立民事赔偿制度。从民法的角度来说，辩护律师的不称职行为是一种失职行为。对于因这种失职行为造成的损害，被告有权主张民事损害赔偿⑧。一方面是对受援人的损失进行弥补，另一方面也是对律师的一个惩戒，有助于督促辩护律师在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中尽职尽责。

第8篇：法律援助的前提范文

关键词：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

中图分类号：D926.5

一、研究的背景

（一）中国农民工与新时期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或非农领域务工的劳动者，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1]

中国农民工与新时期农民工问题的现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农民工的规模庞大，以外出和青壮年为主。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4月27日的报告，其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长3.4%。从年龄段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6.3%，21-30岁占32.7%，31-40岁占22.7%，41-50岁占24.0%，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2]另外据全国总工会的项目统计，“我国现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即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总数约有近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已成为外出务工农民工主体”。[3]

2.农民工就业不稳定性与流动性强、权益受损明显。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许多农民工居住在距工作单位相对较近且房租低廉的城郊结合部，更有甚者居住在一些废弃的老、旧、危房内。[4]由于农民工长期处在城市的边缘，不被城市认同接纳乃至受到忽视、歧视或伤害，融不进城市社会，他们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会导致农民工对城市社会普遍怀有一种疏离感和责任匮乏心态。[3]在现实中，农民工的权益时常受到侵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劳动时间过长，休息权受到侵害；劳动报酬权受到侵害，很多时候享受不到同工同酬，还时常遭遇拖欠甚至拒付工资；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以及社会保险和福利权利的缺失。

3.新时期的农民工文化程度有所提高，权利意识萌发，法律援助需求强烈。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在农民工中，文盲占1.5%，小学文化程度占14.4%，初中文化程度占61.1%，高中文化程度占13.2%，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9.8%。外出农民工和年轻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分别占88.4%和93.8%。[2]新时期的农民工相比上一代农民工，其权利意识开始萌发，不愿再像其祖辈般对自己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逆来顺受，会积极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权利主张，其中也包括申请法律援助。[5]

综上，农民工权益受到侵犯的情况十分严重，但由于农民工的知识水平和经济状况很多时候不足以使他们自身运用法律来维护权益，但新时期的农民工又具有了较强的权利意识和维权意识，必须建立和健全我国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二）农民工获得法律援助的必要性

“法律援助实质上就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分配，以保障贫弱残疾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的一种司法救济制度。”[6] 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特别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其中在二十九条规定：“要把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要简化程序，快速办理。对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法律援助的，不再审查其经济困难条件。”由于农民工权益受损明显，用法律援助机制来维护农民工的权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1.法律援助可以解决部分农民工不懂法的问题。农民工相对而言文化层次较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很多农民工简单的认为遭遇不公平，但不知自己究竟有什么权利，法律援助可以为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让其明确自己的什么权益遭到了侵害，可以通过法律手段保障。法律援助是最基本的制度性帮助，是弱势群体所应获得的最低程度的帮助。[7]

2.法律援助可以解决农民工因为贫困而无法法律维权的窘境。新时期农民工虽然权利意识萌发，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但受经济条件所限，仍旧无钱聘请律师维权。如果农民工可以便捷地获得免费的法律援助服务，农民工就会努力地拿起法律的武器进行维权。

3.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可以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农民工的权益和其他公民的权益同样重要，这是宪法赋予我们每个公民的权利。法律援助可以使农民工权益纠纷和案件得到及时解决，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8]

总之，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增强和完善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制度将保障农民工的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对法治国家的建立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也是倡行联合国发展开发计划署提出的法律赋能的具体表现。

二、研究现状及研究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综述

国内有很多学者对农民工接受法律援助的现状与困境进行了分析。对于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大部分文献都说明了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需要得到法律援助，但同时也指明农民工维权即便是进入法律维权程序，也面临重重困难，常常是花费了时间和精力，却最终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1.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困境

（1）缺乏必要的经费和人力资源。有很多学者都提出政府承担法律援助责任在落实方面还不够完善，法律援助工作还缺乏必要的经费和人力资源保障。“目前，全国还有160个县（区）未成立法律援助机构，已成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中有15%的机构没有专职人员。多数县区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在3人以下。这种人员现状根本无法满足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陈昊以及韩娟都提出，经费的短缺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是阻碍法律援助工作的最大难题。冯哲提出：“农民工自身维权意识与能力欠缺制约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法律援助机构及服务人员的数量及设置无法满足农民工维权案件的需要。”[9]P67

（2）农民工法律援助缺乏专业性和连贯性。韩娟提出：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还没有实现人员的专业化，一些办案人员对农民工案件相关的法律不熟悉，业务水平不高，责任心不强，导致了农民工对法律援助的不信任。[10]柳忠卫提出由于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往往办案时间长，调查取证难度大， 而政府对此类案件的补助又较少，致使专业律师不愿意承接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乡镇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虽然比较愿意接受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但却由于他们相对专业水平不精而导致援助缺乏一定的专业性。另外，他还提出法律援助律师有时只是办理援助案件的某个阶段，比如仅办理劳动仲裁阶段，而后续的诉讼阶段还需农民工另行提出援助申请。由于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程序的复杂性，这种不连贯的法律援助会导致农民工对法律援助申请的畏缩。[11]

（3）农民工法律援助周期长，质量堪忧。有学者提出，农民工维权时间漫长，成本过高，简单的劳动争议案件根据法律规定也必须经过劳动仲裁、法院一审、二审和强制执行才能完成。另外也有学者提出，由于我国法律对法律援助行政不作为没有具体的问责制度，导致很多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不强，法律援助的质量堪忧。[12]

2.对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改进建议。

（1）扩大投入。很多学者都建议要加大投入，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人力和财力支持。贾午光提出中央财政应在每年拨付的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中和各省（区、市）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中增加专门针对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经费，用于扶持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开展法律援助工作。[12]

（2）提高质量，加强监督。在提高质量方面，有些学者提出可以建立“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相结合的质量监控体系”。首先，在事前监督阶段，援助机构应告知申请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并选派业务能力和工作责任心强的人员办案。其次，在事中监督阶段，援助机构要对办案过程跟踪检查，力争每个工作阶段的信息及时沟通。再次，在事后监督阶段，援助机构要进行主补贴的核发与监督案卷归档。援助机构还应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质量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予以通报。[13]

（3）创新机制。有学者建议应该完善施援主体建设，除了传统的司法行政机关设置的法律援助机构外，应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建设，尤其是在农民工聚集地区，应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覆盖面。另外，可以考虑将高校纳入到法律援助机构序列之中，很多高校教师具备律师从业资格，而高校学生又有法律实践的热情与知识，其有时间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14]

（4）建立异地协作机制。有学者提出要加强农民工输入地和输出地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协作。由于农民工的流动特性，异地协作机制对于农民工维权意义重大。杨宏建议：“对案件发生在本省、当事人已回户籍地或在外地的，可由现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审查受理，并通过协助制度由案发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援助。输出地可以依托本地政府在输入地的办事机构，输入地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要求输出地法律援助机构就案件调查取证、送达法律文书等事项提供协助。”[8]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综上，关于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文献大多局限于现行法律援助机构的困境并提出相关的改进意见，但尚无文献涉及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在农民工法律援助方面的实践和探讨。因此，本文试图解答如下问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是否可以化解上述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困境？

本文以彩票公益金法援项目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农民工法律援助服务方面的优势，探析其是否解决了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困境，是否符合农民工特别是新时期农民工的维权特点。本文的研究途径主要是整理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项目网站的数据库资料，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展座谈会和个案访谈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课题组选取北京市、河南省和陕西省为调查点，在各调查点与当地司法局、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机构开座谈会。另外，笔者在北京市选取了三例比较有代表性的农民工案件的案卷进行查阅，三个案例分别涉及工伤保险待遇给付、欠薪和固定劳动合同的确定，笔者对其中两位受援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个案访谈。

三、研究分析

（一）新时期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总体特点

1.农民工法律援助维权环节多，周期长

据统计，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大多是劳动合同、拖欠工资、工伤赔偿等劳动争议案件。比如农民工若遭遇工伤，而工伤认定的前提是有确定的劳动关系。但农民工很多情况下在非正规企业就业，没有劳动合同是很普遍的。在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援助的211起工伤案件中，只有26个人有劳动合同。[15]P107要确认劳动关系就必须通过劳动仲裁，如果对劳动仲裁不服，还要经历法院的一审、二审程序，这就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其次，就算能确定劳动关系，工伤认定本身也是很大的障碍。如果是职业病患者，还要先经过职业病诊断，对诊断结论不服，还需要进行两次鉴定。而工伤认定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法律规定时限是六十个工作日，但如果中间有争议或者用人单位故意耍赖拖时间的话，往往要走好几年。因为对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的一审、二审。认定完工伤后，还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对鉴定结论不服的，还可以申请重新鉴定，这样也要耗费几个月的时间。据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农民工工伤维权道路维艰，从发生工伤到生效判决，最短的时间3年9个月，最长达6年7个月。

第9篇：法律援助的前提范文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人性；受援助人

一、科学人性观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原理分析

（一）科学人性观理论分析

科学能够反映客观事物规律，符合实际情况。科学的人性观就是在对人性进行分析的时候，符合人性的内在规律。由于人性是人的社会性，所以人在社会生活中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可能没有需求，任何人都有需求满足的需要。正是因为人类需求的基础性，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直接将人类的需求性定义为人性，“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事实来定义人性：无论居于何处及实践何种文明，人都必须吃喝、呼吸、睡觉、生育，并且从机体排泄废物，并认为这些人性需求有导致各种各样的衍生需求，法律、宗教制度等只不过是满足需求的措施或手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的需求可能具有无限性，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但是这确实存在，所以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制度给予抑制。这就是说我们承认人们的需求，对其合理需求给予保护，对于不合理需求要给予限制。

出于自利和实现自我利益，人往往会有膨胀的心理。通过制度或其他外部的因素去制约，其制度设计所期望的效果往往并不能达到，因此需要个人的自我约束，这便涉及到人的理性。人不可能对外界一无所知，但不可能对外界及其自己做到全知，这说明了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度的，即有限理性。正是人的有限理性，人的行为中总免不了非理性的因素。对不同的人，其理性的要求应该不同。因此，经过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的科学人性观是承认人的有限理性，并在有限理性的指导下，尊重人的自利性，实现自我需求。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内涵的分析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依照法律规定对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的提供帮助，或者特定案件中为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没有聘请律师而提供法律咨询和刑事辩护帮助的法律制度。

2012年《刑事诉讼法》又在援助对象、介入阶段和援助方式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刑事法律援助为政府责任和律师义务，援助的对象为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诉人、被害人，援助服务包括刑事辩护、、法律咨询以及法律服务等。

（三）科学人性观研究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意义

接受刑事法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他人，绝大多数是经济上困难，相对于公检法机关来说，其地位也是被动的、低下的，尽管法律规定控辩平等、审判机关中立，但在实践中往往并非如此。《刑事诉讼法》规定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公检法就必须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派律师，这弥补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在法律知识储备等其他方面的欠缺，更好的对抗公检法机关对其利益的侵害。同时为其指派律师，也是满足其需求，希望得到公检法公正的对待，因为律师不仅仅辩护，也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律师发挥作用越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保护的相对程度就高。社会的真正价值的实现应该是弱势群体得到更好的保护。

二、人性观视角分析域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域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有私人社团型和国家福利型两种模式。私人社团型和国家福利型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援助的资金来源广泛，既有国家资助，也有其他组织的捐助，因此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费用有了保障。在排除某些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追求精神利益之外，对于大多数的律师来说，在提供法律援助时更多关注的是物质利益。

在这两种模式中，受援助对象的扩大，以及援助范围提前到侦查阶段，从受援助人的角度来说，这是对他们利益的满足，因为提供援助的律师介入时间越早，对其利益的保护的程度可能越高。而且受援助人可以自由选择援助律师，这也是对受援助人理性的尊重。在排除某些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追求精神利益之外，对于大多数的律师来说，在提供法律援助时更多关注的是物质利益。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现状与不足的人性观解读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本文将对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变化以及存在的不足从人性观方面进行分析。

（一）刑事法律援助立法的人性观解读

我国有关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规定散见于一些法律当中，如《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律师业务收费管理办法》，现有的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法律规定较零散且不成体系。

从人性角度来说，有关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相对零散，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主观原因即是立法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在刑事法律援助中，不同的受援助人，需求是各不相同的。因为立法的不完善，受援助人的合理需求可能得不到满足。援助律师在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提供法律援助时享有的权利以及应履行的义务，法律援助之后的相关程序，这些无不关系到援助律师的利益。

（二）受援助人的人性观解读

《刑事诉讼法》规定援助对象扩大和适用阶段提前，即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提前到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的利益往往相反，在此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与侦查机关形成法律上的平等，本身就是对他们有限理性的弥补，因为相对于公检法机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在刑事诉讼中，他们出于自利，优先想到的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更渴望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不管是免受虐待和折磨的需求还是减轻刑罚的需求，他们都需要有律师的帮助，使其合法的人身利益得到保护。

同时《刑事诉讼法》将十年有期徒刑排除在外。根据刑法的规定，诸多条款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作为某一情节的量刑幅度。作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他/她的利益同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利益基本没有任何区别，如生命、人身自由、财产等利益。

（三）法律援助律师的人性解读

《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的法律援助律师的申诉控告权。控告申诉的权利也代表着利益，在提供援助案件中，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既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求的表现，同时律师也希望整个援助程序的顺利进行，援助律师出于自利，时间、精力和体力都是援助律师要考虑的利益。

法律援助不能不顾及辩护律师的物质利益，法律援助就只会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是否有法律援助没有任何区别。考虑援助律师的物质利益，就是资金的问题，资金是法律援助运行的基础，随着援助对象的扩大，案件增加和财政不足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明显。

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完善的人性观分析

由于我国法律援助起步较晚，法律援助的社会基础较为弱，所以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从本土法律援助资源出发，结合上述的人性观，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立法的人性方向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当事人出于自利性，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因为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的程度，是判断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重要尺度。

第一，在宪法层面，在宪法中规定刑事诉讼的当事人有获得获得律师援助的权利。因为宪法是根本法，唯有宪法中有了规定，刑事法律援助才有存在的必要和前提。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体现的是对弱者的保护，这种保护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基于弱势群体自利性，更是对他们合理需求的满足，在刑事诉讼的案件中，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以主体性的身份参加诉讼，也是他们个人尊严的表现。

第二，在法律层面，借鉴英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专门性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以专章的形式规定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或者制定《法律援助法》。由于法律援助与律师有着紧密的关系，所以在《律师法》也需要有规定。

第三，是在行政法规及地方规章层面上，各个地方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具体细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二）扩大受援助人范围的人性观方向

随着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判处死刑刑罚的案件会越来越少。随着死刑案件的减少，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也是重刑，所涉及的案件事实和证据的比较复杂性，公检法机关往往受案件时限的约束，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案件的及时结案，涉及自己职位的晋升，以及社会的认可度，往往会侵害他们的利益。不管是物质性的利益还是精神方面的利益，在人民法院判决之前，需要保护这些利益，因此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应该将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作为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

（三）保障援助律师经费的人性观方向

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制度，不得不考虑律师的物质利益，虽然有些律师不存在通过提供法律援助获得物质利益，但是大多数的律师首要考虑的还是物质利益，这是律师出于自利性。如果一个律师在自己生存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去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毕竟是少数。这是法律援助的资金问题，借鉴国家福利型的模式，即在法律援助制度中，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国家支持，社会机构和组织捐助，同时建立专门的援助机构。

因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建立最低经费保障制度。法律援助的资金通过立法建立最低经费制度，由财政给予支持，将这部分资金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中，最重要的是保障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经费问题，比如，差旅费，交通费等。第二，建立相适应的鼓励机制，如为捐助法律援助资金的机构颁发荣誉证书或者给予税收的优惠。

五、结语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是维护司法的公正，实现社会主义，体现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在社会转型时期，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我们在研究制度的基础。刑事诉讼法是规范人的行为的，作为其中之一的制度，亦是如此。既然是规范人行为的，人的行为又是出于人的各种需求，为了满足需求，需要了解周围环境和自身，但是这种认识有限的，所以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了解周围环境实际上就是在与他人产生社会关系，然而这种社会关系就是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人是自利的。有限理性，需求，自利反映了人性的内在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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