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案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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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

内容摘要：我国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增长势头强劲，海外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其中彰显的突出问题是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规划的缺失，最终导致的是“中国”和海外直接投资收益率较低，因此制定海外直接投资战略规划意义重大，主要包括：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国内产业的实际状况，制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规划；根据企业竞争力的强弱制定区位选择规划；根据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制定海外投资时间规划，以及企业微观规划与整体规划的协调。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国家战略规划 中国 核心问题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家战略规划研究的意义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历史短但发展迅速，2000年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对外直接投资经过12年的发展，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行业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变成对外直接投资额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矿业和油气领域为主的中国第一轮海外并购热潮正被农业、制造业、金融服务以及汽车领域所取代。2002-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52%。2008年到2011年，美国经济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使得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很多欧洲国家困难重重，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这一阶段却仍然迅猛发展，增长势头强劲，很多企业海外并购扩张的过程中也忽视了国家方针政策，整体呈现为一种国家战略协调缺失的严重混乱状况，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企业海外投资收益率较低。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实践比理论发展迅速得多，盲目性也更大，要让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健康发展下去，政府应该制定整体性的战略规划，引导国内企业选择正确的投资目标、投资方向和投资策略，切实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家战略规划缺失产生的问题

（一）造成经济损失惨重

石油、天然气、铜、铝等国内紧缺的战略资源，仍然是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点。国内企业有着浓厚的买涨不买跌的心态。因为担心进一步上涨，价格越涨越买，而且不管多高的价格，只要能够保证有资源，国家也不会追究这些企业的责任。结果，重视眼前现货，忽视投资战略规划，总被国际战略资源市场牵制着，处处被动，经济损失惨重。

（二）并购成功率较低使得海外直接投资理想较难实现

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为全球最高，达到12%；2010年，这一比率降至11%，但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战略的缺失使得海外直接投资并购成功率较低。

（三）恶性竞争造成哄抬并购价格

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在海外并购的很多案例中，经常会出现多家中国公司之间相互竞价，最终抬高的是并购价格。并购中的企业相互竞价固然不可避免，但是如果考虑整个国家的战略进行适当地协调，那么有些恶性竞价的行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企业海外并购中更多的是考虑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而竞价的结果往往导致并购成本高升，即使并购成功，高昂的并购成本也使得并购收益大大降低。例如，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都与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接洽，讨论购买其在标准渣打银行的股份；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在苏丹一个管道项目上互相竞争；因此，缺乏战略规划产生的恶性竞争哄抬价格，损害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收益。

（四）对外投资随意性大造成海外重复投资

我国尚无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战略和行业规划，也没有明确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导向。由于对外投资缺乏统一的导向、协调，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各自为政，对外投资随意性大，例如，高科技领域、劳动密集型领域、基础建设领域近几年海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造成企业海外重复投资，在国外市场上我国企业相互之间恶性竞争，加上西方国家善于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使我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相互对立，严重破坏我国境外投资环境，影响整体投资收益。

（五）“中国”成为重要投资障碍

实际中由于缺少战略规划，一个小型的外国市场同一行业突然出现数家实力雄厚的中国企业，或者在并购一家外国企业时同时出现几家资金雄厚的中国企业，使得东道国政府和企业非常担心，进而对中国企业层层设限，加上媒体经常用夸大的语言报道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于是“中国”出现了，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障碍。

（六）对外直接投资收益不佳

根据商务部统计，我国企业海外投资65%都陷入亏损。另有估算指出，2008年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损失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已超出当年新增的并购规模。海外直接投资收益不佳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些问题的产生与战略规划缺失密切相关。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家战略规划应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缓解或避免“中国”的影响并提高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成功率

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规模不断扩大，“中国”成为影响我国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障碍。因此，通过积极、正面的沟通，打消投资东道国的疑虑，加强境外公关能力建设势在必行。要大力宣传我国对外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建设的积极影响，比如带动资金和技术，增加当地的就业与税收，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提高经济增长率等。在宣传中，要注意引用一些鲜活、生动的案例，增强形象宣传的正面效果。这就为双边投资和经济合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通过战略规划，从行业、产业、投资区位、时间段等方面进行限制，避免产生“中国”，提高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成功率。

第2篇：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

[关键词] 海外直接投资 反倾销 贸易壁垒

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现状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02年年底，中国共批准设立境外中资企业总数6960家，中外双方协议投资总额137.8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金额93.4亿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420家，中方企业投资额11.22亿美元。2002年当中，经原外经贸部批准或备案设立的境外中资企业共计350家，双方协议投资总额14.46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金额9.83亿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75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67亿美元。

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可以转移国内过剩的生产和技术能力，不断开发国外优势资源，学习国外最新的技术、管理、信息和营销经验，锻炼和提升企业竞争力，积极开拓国外市场，促进和带动商品出口，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构建企业的全球生产、研发和营销网络，加快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应对国外反倾销，享受入世后中国所应享受的权利。

二、利用海外投资应对反倾销的理论分析

1.投资替代贸易理论

从理论上讲，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投资能够完全替代国际贸易，按照传统理论的分析，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会使要素价格均等化，从而使国际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的国别差异）消失，所以投资和贸易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因此，在不存在任何国际投资壁垒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最高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

但在现实中，由于投资壁垒、市场不完全等因素的存在，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既体现出替代关系，又表现出互补关系，还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研究表明，贸易与投资究竟是替代还是互补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按照投资动机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Market-Oriented FDI），指的是跨国企业为了逃避东道国严厉的贸易保护壁垒，或者出于占领当地市场的需要，通过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第二种是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Production-Oriented FDI），指的是跨国企业受到低成本生产区位的吸引，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而进行的直接投资。第三种是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Trade-facilitating FDI），是指跨国企业为了更好地配合本身的出口贸易活动，为企业的出口提供各种服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在这些来源于不同投资动机的直接投资形式中，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容易成为贸易的替代，应对反倾销的作用明显；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应对反倾销的作用几乎没有；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可以增加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贸易量，不仅起不到应对反倾销的作用，有时反而会增加遭遇反倾销的可能。

然而，我国目前直接投资有近一半是属于贸易促进型的，这些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而跨越贸易壁垒的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例很小，未能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应对反倾销的作用。

国外的一些研究发现，日本20世纪80年代对欧盟和美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受到了两国反倾销案数量增加的正面影响，投资流量相应增加。例如：从1980年到1995年期间，美国共发起791起反倾销诉讼，其中有126讼中的被诉公司在诉讼后采取了绕过反倾销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美国投资，其中绝大部分是采取新建方式，还有一些企业是采取并购当地企业或者扩大原直接投资企业规模的方式。其他各国实践经验也表明，东道国严厉的反倾销等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最终会助长直接投资替代贸易的经济活动。可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绕过反倾销已经是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的一种策略。

2.行业发展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既可以用来解释产品的国际贸易问题，也可以用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维农把产品看成有生命的东西，并把一种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创新、成熟和标准化3个阶段，每个阶段中的贸易和投资特征与策略各不相同。根据维农的理论，在产品生命周期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都存在着企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绕过贸易壁垒，替代出口的行为。

受该理论的启发，可以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观点：即行业发展生命周期理论。某些行业在发展中，存在一个更大范围的行业发展生命周期，即由开始的完全进口阶段一直发展到最后大部分在海外生产海外销售阶段，这一生命周期具体包括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完全进口阶段；第二阶段是进口替代阶段；第三阶段是出口导向阶段；第四阶段是出口贸易与海外投资并行阶段；第五阶段是主要通过对外投资在国外当地生产当地销售阶段。日本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二战后对外贸易与海外投资的发展轨迹以及中国家电、机械等行业的发展历程印证了这一理论。可以发现，频繁受到反倾销威胁的产品一般都处于第三个阶段。因此，为了彻底解决反倾销问题，企业必须努力迈向第四和第五阶段，即必须借助对外直接投资化解反倾销困局。

3.区位特定优势可变理论

有国外学者认为，只有当一国企业的成本优势全部或部分是公司特定型并且可以转移到国外时，企业才会进行以绕过反倾销壁垒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而对于那些只具有本国区位特定优势的企业来说，无论东道国采取怎样的反倾销措施，这些企业只会选择出口而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国内一些企业也认为，中国企业的优势在于国内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属于本国区位特定优势，无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出去，而且在国外总体经营成本高，因此只能选择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如果遭遇反倾销，只能放弃目标市场，无法保持国外市场份额。

这种认识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环境下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区位特定优势是相对的，可变的。虽然，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普遍较高，但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高于我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劳动力成本高的损失，并且使用高素质的劳动力还能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次品率，从而赢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可。第二，虽然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产品成本上升，但海外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在质量提高的基础上也相应提高，价格高的产品一般不会受到反倾销调查。第三，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相当完善，能够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从而也能减少一部分必须支出的交易费用。

三、通过海外投资应对反倾销的案例分析

1.中国TCL集团案例

1988年6月，欧盟开始对中国彩电发起反倾销调查，中国彩电被迫退出欧盟市场。后来2002年8月，欧盟虽然同意在我国7家彩电厂家严格履行价格和数量承诺的基础上，对限量内的彩电免除反倾销税，但是欧盟给予中国7家彩电企业的配额仅占欧盟彩电的年销售量的1.6%，中国彩电企业从总体上讲实际上还是被排斥在欧盟市场之外。此外，作为世界重要彩电市场的美国在2003年5月也开始对中国彩电发起反倾销调查。为了彻底绕过欧盟和美国的反倾销壁垒，获得巨大的欧盟和美国市场，TCL集团采用了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应对反倾销。

2002年9月，中国TCL集团下属的TCL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其新成立的全资附属公司施耐德电子有限公司，与德国施耐德电子股份公司的破产管理人达成收购资产协议，收购施耐德电子有限公司的主要资产，包括生产设备、研发力量、销售渠道、存货及多个品牌。其中包括“施耐德”及“杜阿尔”等著名品牌的商标权益。同时协议租用施耐德位于土尔克海姆的2.4万平方米的土地，作为在欧洲的高端电视机生产基地，总共出资约820万欧元。施耐德是一家具有113年历史的家电生产厂家，号称德国三大民族品牌之一，是德国家喻户晓的企业。2002年年初，这家老牌企业正式宣布破产，5月底完全停止生产。2001年，施耐德在欧洲市场有高达2亿欧元的销售额和多于41万台彩电的市场份额，超过了欧盟于2002年给予中国7家彩电企业的配额总和。

TCL通过对这家家电名牌老企业的收购，TCL一方面可以避开反倾销壁垒，成功进入欧盟市场，另一方面，施耐德在德国和欧洲有着广泛的经营基础，可以帮助TCL快速进入欧洲市场。在2003年8月29日至9月3日于德国柏林举行的欧洲国际电子展上，施耐德电子及TCL集团有关事业部共接待来自欧洲、美洲、非洲、亚洲20多个国家近500个客户，签订本年内供货合同超过3000万欧元。TCL与施耐德展区的门庭若市，表明TCL借助欧洲当地品牌进入市场的海外战略首战告捷。

另外，继收购德国施耐德之后，TCL集团又于2003年7月花费数万美元收购了美国著名的家电企业戈维迪奥公司，这次收购是一次全资收购。戈维迪奥公司是一个做录像机、DVD等视像产品的渠道公司，一年的销售额有2亿多美元。并购美国戈维迪奥公司后，TCL集团仍计划借外国品牌打开海外市场，在美国市场继续使用戈维迪奥品牌销电、碟机等产品，努力扩大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借外国品牌打海外市场已经成为TCL绕过反倾销壁垒的重要手段。应该说，对于相对广阔的市场，通过收购当地一个有基础的知名品牌，快速切入这个市场，绕过反倾销壁垒，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种新的大胆尝试。

2.中国创维集团案例

创维是我国四大彩电巨头之一，近年来，创维一直是中国彩电出口量最大的企业。为了绕过高关税和反倾销等贸易壁垒，创维选择了在当地设立工厂的方法，同时也采取了在第三国投资设立企业应对反倾销的方式。创维在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都拥有自己的控股生产基地。由于墨西哥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所以在墨西哥设厂有助于创维开拓美国市场，降低遭受反倾销的可能；土耳其在整个欧洲地区成本相对较低，对于下一步重点进军西欧市场也具有地理优势，所以在土耳其设立生产和销售机构；而俄罗斯工厂则是创维面向俄罗斯及欧洲市场的桥头堡。由于以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加速发展，相信创维这种方式的海外直接投资会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用。

3.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案例

日本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汽车生产国，汽车工业是它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汽车出口贸易也是日本外贸的重要支柱。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随着日本汽车对美国出口的日益增多，日美之间的汽车贸易摩擦不断，日本汽车受到了美国大量的反倾销诉讼。在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下，特别是1981年的自动出口限额协议签订后，大量日本公司开始转而向美国直接投资，当地生产，就地销售，以绕开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丰田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1996年丰田公司投资1亿美元与通用建立了其在美国的第一家合资工厂，其后遭遇的两次反倾销诉讼加快了其在美国投资的步伐。1987年4月丰田公司遭到反倾销诉讼，1988年6月被判倾销成立，为了避免再次遭到反倾销，丰田扩大了在美国的投资，1997年丰田建立了丰田肯塔基州汽车制造公司。到目前为止，它在美国投资建有8家汽车制造公司，还拥有4家子公司或附属公司。从1991年之后，丰田再没有受到美国的任何反倾销诉讼。2002年丰田在美国销售了150万辆汽车，其中有110万辆是在北美洲地区生产制造的。

通过以上三个例子看出，无论是并购当地企业还是在海外直接投资，都不失为规避反倾销的一个好方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要注意的问题，下面笔者就如何利用海外投资应对反倾销进行分析。

四、利用海外投资应对反倾销的建议

1.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

我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贸易大国。对外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5097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拍名位列第6位。截至2002年6月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达2427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可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条件。

近年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加显著，表明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与此同时我国机电产品频频遭遇反倾销诉讼，不仅丢了现在的市场，而且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也无法进入对方市场。我国加入WTO后，利用我们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成为世界上的加工大国，而加工行业是发达国家的夕阳行业，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他们将更多的利用反倾销工具阻止我们的加工出口，反倾销对我们的威胁将越来越大。在存在贸易障碍威胁的条件下，有些投资是为了化解这些贸易障碍，经济学上称之为“补偿投资”。我国每年存在的巨大的贸易顺差和我国频频遭受反倾销有很大的关系。很好的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规避贸易壁垒将显得越来越重要。

2.应对反倾销的海外投资方式

（1)在东道国投资设立企业。设立企业的方式可以是通过绿地投资新建一个企业，也可以是并购一家当地企业。新建方式比较适合生产自己品牌的产品。并购方式的优点是可以快速进入目标市场，利用被并购企业的相关资源提高竞争力，但并购方式对企业的资金实力、目标企业的选择能力和整合能力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前例中丰田公司的做法就属于在国外新建一个企业，仍然使用自己的品牌，也成功的绕过了美国的贸易壁垒。

(2)在东道国购并知名品牌。即购并当地知名企业及品牌，借鸡下蛋，归我所有，为我所用，使用这些品牌生产产品在当地销售。这种方式需要购并企业具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和品牌管理能力，它的优点是可以利用原有知名品牌的营销渠道和忠诚的消费群体，从而获得重要客户关系，迅速开拓市场。前例中TCL集团的做法就是购并外国知名品牌，利用原知名品牌的营销渠道和客户基础迅速进入海外市场，并且节约了时间成本。

(3)在第三国投资设立企业应对反倾销。到与主要目标市场国家有某种贸易协定关系（如自由贸易区协定等）的国家或地区投资创办企业，然后利用第三国与主要目标市场国家之间存在的贸易优惠将产品销往主要目标市场国家。前例中创维在墨西哥设厂的做法就是利用了墨西哥在北美自由区的特殊地位，采取了在第三国墨西哥设立企业的方式应对反倾销。

3.利用海外投资应对反倾销要注意的问题

采用第一种方法规避反倾销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使产品的新增价值达到一定比例，因为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反倾销法中都有反倾销规避和反规避的内容，如果所设立的海外企业仅仅是简单组装产品的低成本“改锥工厂”，一旦被裁定存在规避反倾销的行为，则同样会被征收反倾销税。同样，采取第三种方式在第三国建立据点，迂回出口时，也要考虑反规避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世春王琴华张汉林:名家论坛――反倾销应对之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21

[2]唐凌李春杰:《反倾销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浅析》

第3篇：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

1.中国家电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家电企业经营规模普遍较小，生产技术条件落后，不具备走向国际市场的条件。进入90年代后，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企业开始大量为国外企业贴牌生产、直接与海外客户联系，直接将产品销往海外市场。到90年代后期，随着企业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和国际市场知识的不断积累，以海尔为首的一部分企业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实现国外生产、国外销售。进入21世纪，我国一些家电企业开始加大跨国并购方面的投资，这些家电企业期望通过在跨国并购跨越进口壁垒的同时，获得所收购企业的核心技术、分销渠道等战略性资源，进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012年，我国家电行业累计完成出口额494.78亿美元，同比增长6.76%。2013年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总额已经达到313.2亿美元，预计家电产品全年的出口规模将超过600亿美元。

2. 中国家电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以及优势

2.1 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

出口不是长久之计。众所周知，一个产业的成长光靠出口是不行的。2004年美国的“彩电倾销案”让人记忆犹新， 历时一年多的中国彩电业应诉美国反倾销一案， 以中方失利而告终。倾销风波还未结束， 欧盟又开始征收电子垃圾费。所以， 除了关税壁垒外，技术、质量、环保等非关税壁垒近年来也在逐渐提高， 中国家电出口的道路越来越艰难。为了绕开进口国设置的各种壁垒， 中国企业逐渐开始在出口对象国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或者在贸易政策相对好的第三国进行生产加工， 采用借道第三国的方式，保护和扩大原有的出口市场。

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技术创新是家电企业的关键， 中国家电业频频遭遇专利纠纷， 就是缺乏核心技术所造成的。由于发达国家为了长期垄断先进技术， 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垄断优势， 处于不败的竞争地位， 不愿将先进技术转让出去， 总是通过各种手段封锁其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和扩散。因而我们通过技术贸易渠道和引进外资渠道引进的往往都是二流的技术， 甚至是落后的技术， 难以获得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或尖端技术，所以对外直接投资是引进先进技术的有效途径。

生产能力过剩。随着市场的拥有量与饱和度逐步提高， 我国的家电业已经进入成熟阶段，有限的市场空间、过剩的生产能力， 使产品的平均价格不断下降， 利润空间也越来越小， 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 生存难度越来越大。中国市场容量有限和生产厂家生产能力过剩形成了一对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的有效途径就是积极理性的“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创造世界知名品牌。当今世界是一个品牌竞争的时代， 企业要想保持长久不衰， 必须创出自己的品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战略早期以输出产品为主， 后来输出资本， 再后来发展为输出品牌， 现在三种方式同时并用， 品牌成了主要的竞争手段。其实市场的争夺说到底就是品牌的争夺，品牌具有巨大的市场开拓力。中国家电企业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光有市场， 做的是OEM， 没有自己的品牌， 是不能成功的。

2.2 中国家电行业的优势

家电行业是我国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之一，也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典型行业之一，其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商主要的家电生产大国之一，几种主要家电产品的产量己位居世界首列。中国家电协会的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彩电产品占全球产能的80%，空调器产品占全世界产能的70%，冰箱产品占全世界产能的50%。

中国家电业的产品质量档次己达国际同类产品水平，品牌效应逐渐增强。目前我国已有数百家家电企业取得IS09000认证，数千个产品通过了质量认证，赢得了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其中电视机产业是技术含量高、质量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行业，并大量进入国际市场。

中国家电业已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开发能力与海外扩展能力。我国部分家电企业已能追踪国际最新技术，如变频技术、模糊逻辑控制技术、神经网络技术等，并已能够开发智能化、无污染、高档次的新产品与信息家电等市场新宠。

3.中国家电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进入策略与措施

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有两种进入方式：跨国并购和创建企业。跨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 必然要在并购和创建两种方式中进行选择， 以下是对并购和创建的优劣分析（见表1-1）。

表1-1 并购与创建的优、缺点

优 点 缺 点

并 购

1、筹建时间短

2、可利用目标企业的销售渠道较快的打开市场

3、可利用目标企业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无形资产等资源

4、确保稳定的供货来源 1、价值评估困难，易导致并购成本过高

2、容易受到东道国法律、政策的限制

3、原有契约和传统关系的束缚4、不易管理

创 建

1、不易受到东道国法律和政策上的限制，创建合资企业常有东道国优惠政策

2、没有后续工作的困扰

3、手续简单，主动性强

1、筹建时间长，工作量大

2、没有现成的销售渠道可用，拓展市场困难

通过回顾中国家电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历程， 不难发现中国家电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除了2001年6月19日海尔首次用700万美元收购意大利迈尼盖蒂公司一冰箱厂，2001年TCL为了进入欧洲市场用820万欧元并购了施耐德， 这两例是跨国并购以外， 其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22期2013年第39期-----转载须注名来源他都是以创建企业的形式为主，尤其是合资企业。海尔进军国际市场大都是创建企业， 康佳、春兰、格力等也都是选择创建的方式。在跨国并购已日益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下， 而我国家电企业却都是选择创建企业，这与我国市场的发达程度和东道国工业化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市场体制比较完善的美国等国家之间的投资大都选择跨国并购， 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上跨国创建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这是因为这些发达国家的投资自由化程度较高， 并购法律法规都比较健全， 资本市场自由化， 对并购的目标企业的资本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 操作起来比较方便。

其次，东道国的工业化程度。一般来说， 跨国企业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较多地采取并购方式进入目标市场， 而在工业化程度较低地国家和地区倾向于采取创建方式。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发达、工业化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的现有企业管理体系、技术水平比较符合跨国公司的发展要求， 有利于并购后的管理。而工业化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这方面的条件有限。

虽然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采取新建的方式，但是，以跨国并购方式进入国外市场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大，并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显现出非常强劲的势头。所以谈到以跨国并购的方式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目前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有以下一些优势：

并购有效地降低了进入新行业的壁垒。企业在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时，面临着现有企业的激烈反应，若以小规模方式进入则会面临成本劣势；而某些资本密集型行业要求巨额投资，企业进入新领域时存在较大风险，使企业在筹资方面有一定困难；由于原有企业同销售渠道之间长期密切的关系，企业要进入新市场时必须打破原有企业对销售渠道的控制，才有可能获得有效可靠的销售管道；新企业可能还面临着其它一系列诸如原企业拥有专门的生产技术、取得原料的有利途径、累积的经验以及政府的优惠政策等不利因素。

所以，当企业准备运用投资新建的方法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全部的进入壁垒，还必须考虑到由于新增生产能力对行业供求平衡的影响。然而在运用并购方式时，进入壁垒可以大幅度降低。由于并购没有给行业增添新生产能力，短期内行业内部的竞争结构保持不变，所以引起价格战或其他后果的可能性大大减小。总之，通过并购进入一个新市场，企业就可以有效地降低这种进入壁垒。

并购大幅度降低了企业发展的风险和成本。投资新建的方法并不仅仅涉及到新的生产能力，企业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获取稳定的原料来源，寻找合适的销售管道，开拓和争夺市场。因此，这种方法涉及更多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风险较大，资金市场所要求的风险成本较高。

企业通过并购能获得科学技术上的竞争优势。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在成本、质量上的竞争往往转化为科学技术上的竞争。企业常常为了取得生产技术或产品技术上的优势而进行并购活动。

4. 海尔集团的海外市场发展案例

第4篇：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

一、反倾销诱发直接投资理论兴起的背景及其内涵

反倾销诱发直接投资理论(Antidump-ing-induced FDI thbery)源自关税诱发直接投资理论，即Tariff-jumping FDI theory,而此理论认为企业为绕开东道国的层层高关税，应该直接到那里去投资设厂，这样一方面可以规避开东道国的关税障碍，另一方面可以使本国企业与当地市场直接接触，以便更好地提供服务，提高与东道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反倾销作为传统贸易保护壁垒的替代措施，和关税一样大大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而且这种影响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与其他贸易限制措施相似，反倾销也有诱发国际投资的作用，尤其是诱发对外直接投资(An-tidumping-Induced FDI)。因为反倾销在立法的规定、执行、操作等具体环节方面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随意性，因此，在诱发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甚至还超过关税。其次，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又是企业行为理论。布鲁斯A.布罗尼根利用1980-1990年的数据，在对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所有企业的诱发投资行为进行了计量统计研究后表明，反倾销诱发直接投资行为只是发达工业国跨国公司的现实选择。根据海默的跨国公司行为论，由于贸易壁垒或其他人为因素造成国际市场的不完全，同时企业也力图寻求交易成本的最小化，所以采取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兼并国外企业或者以一定的股权参股等形式，以便化企业外交易为企业内交易，降低贸易壁垒等对市场的限制程度。由此理论可以进一步得出，当一国的特定行业面临反倾销时，如果该国存在着具有较大竞争优势的大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绕行投资就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二、反倾销诱发直接投资研究现状

对反倾销诱发直接投资的探讨，学者大致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首先，在相关理论方面，较早的可见Webb(1987)的论述，他提出企业为了规避反倾销措施而要重新选择生产地址。Ronald D.Fischer(1992)则从理论上分析了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如何决定在哪里生产以及是否出口的问题，由此推导出企业面对不确定的反倾销保护下的行为。而对研究反倾销诱发投资具有重大启发意义的Markusen(19921认为，贸易税较小幅度的变动会导致企业重新选择生产地点，从而诱发投资。Brace A.Blonigen和Kasaundra Tomlin(2002)采用案例分析法，并进一步将直接投资的类型以及反倾销结果细化，分析了反倾销诱发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企业盈利水平的影响。Jan L.Haaland和IanWooton(1998)则选取博弈论的视角，分析了反倾销所引起的企业和政府的战略性决策行为，即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如何决定“生产多少”和“在哪里生产”，从而使企业选址成为其分析的中心问题。

其次，对反倾销诱发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大多数学者都集中在了对日本的分析上。相对于其他国家，日本在二战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出现了大量对欧美投资的跨国公司，同时，该时期欧美国家对日本实施了大量的包括反倾销在内的贸易保护措施，再加上日美间贸易和投资在统计口径上也可衔接，故而学界对日本企业尤其是机电企业的研究也相对多了些。Belderbos(1994)论证了日本机电产业在欧盟的投资与欧盟不断发起的对日本该产业的反倾销调查有关系，但他还没有将AD作为一个专门的因素变量来分析。Pugel etal(1996)则证实了像VERs这样的贸易限制措施促使日本向欧美直接投资。Ren 6 ABelderbos(1997)立的微观计量模型人手，分析了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调查以及其对反倾销法规定的差别，并据此研究了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在这两个地区的诱发性直接投资行为。Ren 6 A.BelderbosandLeoSleuwaegen(1998)通过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电子企业在欧盟的绕开反倾销壁垒直接到那里投资，在实证的基础上得出了反倾销诱发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的替代关系，从而很好地验证了贸易限制和投资间的替代性理论。Roger Farrell，Noel Gaston和Jan-Egbert Sturm(2003)用1984―1998年的数据分析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认为日本国内的宏观因素和东道国的日益增加的反倾销调查是其中的关键。RayBarrell和NigelPain(1998)利用日本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国家的总量投资数据，通过跨部门时间序列的年度分析，以欧美各国对日的反倾销总案例数为解释变量进行计量统计，认为在剔除市场份额和相对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该时期日本在欧美的投资主要缘自贸易限制(TradeRestraints)，其中尤其包括东道国政府对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Paul Azrak和Kevin Wynne(1995)更诠释了17年间日本在美国制造业上的直接投资与美国在该时期对其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之间的关系，认为贸易保护措施是使市场不完全的因素，而日本企业绕开贸易壁垒直接投资是为了实现内部化优势，这是典型的跨国公司理论的―个分支，实证的结果是，实施反倾销和反倾销威胁都会很明显地影响受调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另外，Tariff-Jumping FDI理论在实践中进一步拓展而为quid pro quo FDI理论，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化解实施反倾销措施威胁的一种工具，用它可以降低潜在的调查威胁以保持原出口的市场占有率。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Azrak和Wynnne(1995)以及Bruce A.Blonigen和Robert C.Feenstra(1996)，前者利用整体数据对美国反倾销威胁是否影响日本制造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进行了实证研究，其中所用的数据是日本制造业14年来对美国进行的58项直接投资，得出的结论证实了保护的威胁的确影响FDI的流向。后者则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推进，首先他们利用1981-1988日本年间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和同一时期日本遭受的美国对其反倾销的措施四分位的产业分类的数据，论证了事实保护措施和保护威胁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力的差异，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和保护的类型(事实保护措施和保

护威胁)在企业应对保护威胁时效果的差异。

三、日本企业的实践：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例

从20世纪70年末起，随着总体关税水平的降低和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兴起，美国对日本企业开始实施反倾销、反补贴、自动出口限制等措施以及免责条款，以应对日本企业的“不公平竞争”，限制日本对美国的出口，保护美国日渐丧失竞争力的行业。而在这几种措施中，美国使用最频繁的还是反倾销措施。研究发现，在1980-1988年间美国对日本共发起52起反倾销调查，平均每年近7起，最终导致征税的占总数的63％。在两分位的行业统计标准下，20个制造业部门中由14个部门发起过对日本的反倾销调查，从而使得日本成为美国该种贸易壁垒的最大受害者。而与此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对欧美的直接投资逐年递增，直到90年代初才有所收敛。从总量数据来看，日本在欧美的直接投资带有明显的绕开反倾销壁垒的特征，这一趋势从下图可以清晰地看出。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从20世纪70年代很低的水平激增到1991年价值为180多亿美元的巨额直接投资，而且流向美国的约一半的日本直接投资都集中在制造业部门。而20世纪80年代时，日本国内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已经和美欧相似，到欧美国家投资并不具备成本优势。

布罗尼根(2002)利用微观数据即企业数据对面对美国的反倾销调查的日本企业反应进行了统计，发现日本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和美对其的反倾销调查之间存在很好的正相关关系，同时计量统计的结果也很显著。

上表显示，在受到美国调查的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中，日本企业绕开反倾销壁垒而到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动机和行为事实比其他国家大得多。在反倾销调查的3年内，抽样的97家企业中竟有41家企业到美国投资，占总数的42，3％，而在反倾销调查案发生3年之后，仍有企业到日本去投资，综合起来，共有50家受到反倾销调查的企业到美国投资，即有51，5％的企业遵从了反倾销诱发投资的行为准则。另外，在加拿大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中，受到美国反倾销调查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加拿大和新加坡分别有1家和2家日资分支机构采取了对美直接投资的做法。如果将预期性的反倾销诱发直接投资行为(arIticipatory tariff-jumping FDI)或者补偿性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Quid pro quo FDD也考虑进去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考虑日本企业在美国发起反倾销调查之前，预期到或为了补偿美国因存在可能对其进行反倾销调查威胁所造成的损害而事先到美国直接投资的话，则日本企业的诱发直接投资行为就更为明显了。日本受到调查的企业大都是具有跨国经营能力的大型企业，具有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这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反倾销诱发直接投资行为更多针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来说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这一行为则不明显。

如果将日本对欧美国家的制造业投资在进一步划分的话，日本机电企业的出口受到的反倾销调查和其他的贸易限制措施的阻碍是最大的。从1987-1997年10年间，日本共受到来自全世界的反倾销调查132起，而机电行业占到了49起之多，同一时期世界所有国家在机电行业受到的反倾销调查共有295起，日本就占了16，6％的比例，居各国之首。欧美各国对日本机电企业的反倾销诉讼大多都发生在1979年之后，自1979年起，欧美各国进一步修改其反倾销法和反倾销的具体实施措施，以满足国内反倾销申诉者的利益。由于欧盟和美国在有关反倾销的许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如反倾销的机构、倾销确定的标准、征收反倾销税的方式以及各自对反倾销规避行为的反规避措施都存在差异，因而对日本机电企业在欧美各国的直接投资也存在不同的特点。比如反规避规定方面：一般来说，企业对反倾销的规避往往会采取两种方式，其一是在第三国直接投资，再从该国出口到反倾销发起国；其二是直接在反倾销发起国建立一个制造基地。这些都成为企业对反倾销的规避行为，而欧美各国对这种规避行为都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反规避。对第一种规避行为，欧美反规避措施在规定上区别不大，而在本文所涉及的第二种规避行为的规定上，却存在较大的差异。1987年之前，欧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直到1987年6月，欧盟引入“螺丝刀工厂”条款，该条款规定，国内企业可以对受到反倾销调查的产品提起反规避调查的要求，且一旦成立，所征税也同样适于在欧盟内组装的产品，在此规定下，共有7起申诉，都是针对日本企业。而美国在相似(like)产品的规定上更具灵活性，包括对被调查产品的配件和主要零件，即美国对日本某种机电产品的反倾销措施也同样适用于从日本进口的零配件，1984年，美国对日本的电子产品就实施了两起该种反规避，即对进口的这两种零部件不需再进行反倾销调查，而直接征收反倾销税。1988年，随着贸易和竞争法案的推行，这种规定更为正式和规范，对有可能造成同样威胁的企业所生产的零部件也同样适用，从而使得美国在反规避措施上比欧盟更具有威慑性。从机电企业对欧美的直接投资来看，在美国的要少于在欧盟的直接投资。

四、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较以前有了令世人瞩目的变化，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了。但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改革中存在很多的滞后环节，比如市场秩序混乱现象严重，大中型企业“改而不活”现状仍存在，政企分开仍不能完全实现，企业定价和竞争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等，这使得我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不断受到来自世界各国的反倾销调查，中国事实上已成为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而对中国发起反倾销的国家，除了传统的反倾销大国外，还确许多和中国有着密切经济联系的发展中国家，其中印度、墨西哥、智利等就比较显著。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4年5月底，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637起涉及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及特别保障措施调查。上述案件中，反倾销调查占573起，反补贴有2起，保障措施调查51起，特保调查11起，涉及4000多种产品，影响了我国约186亿美元的出口贸易。对此中国企业应该有所作为。

第一，中国应该进一步发展大中型企业，尽力培育一些能够走出国门的跨国公司，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从反倾销诱发直接投资理论和实践来看，能在反倾销前站稳脚跟，规避高额的反倾销税和繁冗的调查程序的，是那些在国际市场上有过经验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而且布罗尼根和欧诺认为，在出口市场上竞争的企业具有不同的绕开反倾销贸易保护的能力，从而使有能力绕开壁垒的企业通过倾销诱发其他国家也倾销，在当地政府构建反倾销保护时，他们就可以到出口市场直接投资，而不能到国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只能在承担高额的代价和退出市场中选择其一。这种行为被称为“构建保护的贸易”(protection-building trade)。目前，中国的跨国公司还很少，而具有积极市场反应的制造业跨国公司更是寥寥无几，对此中国企业不仅应有足够的认识，还应在提高企业竞争意识、增强企业自身实力方面扎实践行。

第二，中国企业除了积极应对国外的反倾销调查外，还应变被动为主动，直接到国外市场上投资设厂，更好地服务当地消费者，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事实上，有些中国企业已经走上了这条路，并且发展速度很快，已初见规模，呈现多元化的对外经营格局。截至2002年底，在对外投资方面，中方平均投资从2001年的252万美元提高到281万美元，中方投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就有65个。中国累计设立境外非金融类企业6960家，协议投资总额138亿美元，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1148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办厂和加工装配业务已扩展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第5篇：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

从事对外经济活动，尤其是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公司，必须在全球协调与当地适应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全球协调”是指：将母公司的标准、规范、方法、工艺流程和技巧施加给国外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对散布世界范围的子公司经营活动进行一体化整合，以便从规模经济和公司内贸易关系等的协同效应中获利。显然，只有在分散的经营活动被整齐划一或被标准化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有效的全球协调。标准化程度越高，协调越有效，跨国公司内部的一体化才能实现。“全球协调”的思想基础是认为消费者心理带有全球性的共性，企业应把整个世界看成一个大市场，不必理会各国家和地区的差别。全球协调可实现规模经济的效益。

“当地适应”是：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偏离母公司的标准，适应东道国当地环境，因地制宜地进行投资营销活动。“当地适应”的思想基础是认为世界市场的需求是各异的，国际企业应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针对每个目标市场需求的特点来设计、改进产品，设计和调整投资经营和营销方式，使之更适合当地市场的需要，这样能大幅度提高市场份额，增加利润，弥补并超过因修改和偏离母公司标准而增加的成本。

我国已提出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鼓励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应在对外直接投资和其他国际经营活动中，科学地选择和实施战略，灵活地对“全球协调”和“当地适应”进行最优搭配，以取得对外直接投资和其他国际经营活动的成功。笔者认为，我国企业应分析和考察以下因素，才能有效地把握好两者间的关系。

如果我国（某个或某些）企业拥有东道国企业和其他企业无法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如独占的无形资产（先进技术、专利、驰名商标等），企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优势、组织管理优势、融资能力优势、控制原材料和资源供应的优势，那么我国企业就可更多地实行全球协调，将其所有权优势扩大到海外子公司，利用其独有的所有权优势帮助子公司在国外市场站稳脚跟，树立竞争优势，产生滚雪球效果。

外部市场的交易风险和交易费用

通过外部市场出售或出租无形资产会使跨国公司面临丧失所有权优势、泄密和定价困难等交易障碍和风险，交易费用相应很高。即使是有形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交易，外部市场也存在障碍，如东道国政府运用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所引起的市场失效、交易渠道不畅、交易方式僵化、交易风险增大，交易费用增加等问题。因此，在外部市场的交易风险和交易费用较高的情况下，我国跨国公司就应更多地采用“全球协调”，在公司集团内部创设一个内部一体化市场，进行内部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交易和调配，以克服外部市场的风险和费用较高的问题，同时保持无形资产的独占性。

反之，如果东道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消减乃至取消贸易壁垒，健全市场交易规则，保护知识产权和私人财产权，因而外部市场的交易风险和交易费用大幅降低，那么我国跨国公司就可采用“当地适应”，利用外部市场来进行交易，而无须进行“全球协调”，在内部建立一个交易市场。

企业所经营的行业

如果企业在具有比较标准化的、无差异的消费者需求的行业里经营，可采用“全球协调”。无差异的消费者需求使得规模经济和价格竞争变得非常重要，因此压倒一切的战略要求就是效率。我国企业必须使其生产实现一体化和合理化，用非常经济（投入最小、产出最大）的方法来生产标准化产品。但我们应当看到，虽然随着许多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国际广告宣传的渗透，在一些产品领域的消费偏好和消费方式出现了趋同现象，在这些领域可进行全球协调和标准化经营。但在大多数行业和产品领域里，国别消费需求差异仍是主流，需要我国企业进行“当地适应”和差异化经营。

东道国的数目

这个指标能表明海外投资经营环境是否具有多样性，继而表明是否需要我国企业进行当地适应。东道国越多，环境差异就越大，环境多样性增加，因而我国跨国公司不大可能将总公司的标准原样移植到在千差万别的环境中经营的众多子公司，也就是说“全球协调”的难度大大增加了。我国跨国公司需要“当地适应”，在投资和营销方面进行调整，以适应多样化环境，进行差异化经营。反之，如果东道国的数目很少，则较易进行全球协调。

东道国对跨国公司和外资的态度及政策

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东道国对跨国公司和外资的态度和政策是不尽相同的。一般来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大多数东道国对跨国公司采取以限制为主的政策，以后是逐渐放宽政策，特别是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更加重视国际直接投资在本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对外资的政策自由化加快了。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和其他一些协议的执行更是加快了各成员外资政策自由化的进程。1997年全世界有76个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理条例和政策作了151次更改，其中89%的更改是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的。但各国对跨国公司和外资依然保留了或多或少的限制性措施。一般而言大多数发达国家对外资和跨国公司采取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政策和态度，发展中国家虽然总体上加大了自由化的力度，但设限还是较多。在态度和政策较宽松较自由的东道国投资，我国跨国公司面临较少的障碍，容易进行全球协调，将母公司的标准和方式移植到子公司，而不致遭致东道国的阻挠和非议。在态度和政策较严格设限较多的东道国投资，我国企业面临较多的障碍和束缚，为符合东道国的政策和法规要求，需要进行当地适应，否则会遭致东道国的阻挠。

海外子公司的重要性

某子公司所在东道国的市场在我国跨国公司总体战略中的地位，子公司所实现的销售额占公司销售总额的比重是衡量海外子公司重要性的两个重要参数。子公司所在东道国市场在我国跨国公司总体球协调”和“当地适应”并重的策略。一方面，母公司要进行“全球协调”，更多地关注和扶持该子公司，将该子公司的发展和该东道国市场的开发作为公司战略管理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为发挥子公司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母公司应实行“当地适应”，允许子公司在具体的营销方面拥有自，以更好地开拓市场。鉴于该东道国市场的重要战略价值，可在该东道国设立地区总部，代表总公司负责该市场的投资和市场开发。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20多年来，我国以引进外资为主，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一些成绩，截至2001年底，我国累计参与境外资源合作项目195个，设立各类境外企业6610家，协议投资总额123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84亿美元。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境外直接投资额仅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0.15%，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为1：0.09，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1：1.1的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1：0.13的水平，显示我国资本流入和流出的严重失衡。我国90%以上的境外项目投资金额在300万美元以下，而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单项平均金额在600万美元左右，发展中国家在450万美元左右。我国缺乏特大型的工业跨国公司。我国已有9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但没有一家是工业制造业企业。由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母公司对国外子公司要加强对其的监管。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

如果采用创建和独资经营的投资方式，我国企业可主动地独立地掌控投资经营事宜，较易进行全球协调。如果采用并购和合资经营的投资方式，我国企业受东道国政府和伙伴企业的约束较多，因而要进行“当地适应”。

东道国与中国的文化异同

世界上没有文化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文化差异体现在语言、价值观念、、教育、审美观、习俗礼仪、物质文明等方面。一般而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较大，发达国家文化与发展中国家文化差异较大，不同的国家文化差异较大。文化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偏好和消费方式，影响到商务习俗礼仪，影响到人力资源管理。文化对跨国公司经营成败会产生重大影响。文化适应能力和跨文化管理能力是影响跨国公司成功的重要因素。即使在技术和资金等硬件方面很占优战略中越具有战略地位，该子公司所实现的销售额占公司销售总额的比重越大，越显示该东道国市场的意义重大，该子公司地位越重要，因而要求我国跨国公司采取“全势，如果没有良好的文化适应能力和跨文化管理能力，跨国公司也要吃败仗。这方面的案例不胜枚举。仅举语言文化适应的营销案例为证。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曾为其雪佛兰系列中的一种车使用“NOVA”的品牌，它的英文意思是“神”，而在西班牙语中却是“跑不动”的意思，因而在使用西班牙语的许多拉美国家销路不佳。再如我国出口的“芳芳”口红在非洲不受欢迎，因为“Fang Fang”在当地表示毒蛇的毒牙。“白象”牌电池曾在我国很受欢迎，但直译成英文“White Elephant”却是“大而无用”的意思，影响其在英语国家的销路。当然也不乏成功的案例。一些外国大型跨国公司的商号和产品品牌的中文译名就很有中国韵味，因而帮助其在中国取得了成功，如“可口可乐”（Coca-Cola），“百事可乐”（Pepsi-Cola），德国名车“奔驰”（Benz），日本相机“佳能”（Canon），宝洁公司（P&G）等。因此，在文化迥异的东道国从事出口和投资经营，我国企业应大力进行“当地适应”，了解和熟悉当地文化，适应当地文化，强化跨文化管理，避免犯文化上的错误。在文化相似的东道国（地区）投资经营，“当地适应”和跨文化管理的任务要轻许多，全球协调的力度可相应加大。

参考资料：

1．郭国庆、张轶凡编著《国际营销学》[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

2．万林成、佟家栋主编《国际市场营销理论与实务》[M]，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

第6篇：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第7篇：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

海外投资的条约保护:规则、案例与对策

反倾销和反补贴协定中损害确定的条约解释

中国—东盟的金融合作:需求、领域及策略

欧盟双边投资协定“负面清单”及中欧谈判展望

中非经贸合作区:对非投资合作新模式

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铁矿的困境与出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光明大道”相互对接的思考

关于支持辽宁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思考

贸易融资资产证券化刍议

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回顾与展望

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绩效分析与思考

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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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新动力

铁矿石进口贸易金融业务的风险分析与防范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运营空间及竞争力分析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一带一路”

国际资本循环中的中国经济“新常态”

国际经贸与外国人超国民待遇

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对银行研判国别风险的启示

中国企业投资南非大有可为

我国与中东欧国家汽车产业合作潜力与模式

成功投资法国不可忽视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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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债务系数在国别风险分析中的应用

中国船舶企业困境探析

我国“负面清单”管理的实践与建议

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负面清单”及中美谈判展望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发展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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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能源合作:问题与前景

“新常态”下加快沿边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思考

企业研发机构投资荷兰的优惠政策与案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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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新常态”下中国直接投资法律框架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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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对非洲投资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丝绸之路”战略中金融支持体系安排的探讨

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征与问题

走势分化的世界经济形势与货币政策

中国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的策略选择

中国企业投资拉美:情势复杂、机遇难得

我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发展的新趋势及对策建议

中国对非洲投资的现状特点和趋势展望

跨境担保:银行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利器

第8篇：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第9篇：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

一、GE中国的发展历程

GE公司的对华投资始于1910年的电厂投资。1925年，GE公司买下丹麦人于19世纪初在中国创办的慎昌洋行，创办了中国电气工业的第一家制造厂。1929年，GE公司投资创办了上海电力公司，该公司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1979年，GE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从此大规模进军中国市场。后来又在上海和广州设立办事处，逐步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经营网络。

迄今为止，GE的所有工业产品集团均已在中国开展业务，总投资超过15亿美元。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各要素市场的逐步开放，GE的金融业务也正积极寻求在中国发展的机会。

截至2008年底，GE公司在华销售额为46.4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近80％。尽管受金融危机冲击而业绩下滑，GE公司并没有放慢在华投资的步伐。2008年，GE旗下的通用汽车(GM)在前三季度亏损数百亿美元的状况下，仍坚持每年在华投入10亿美元不变，于当年年底在上海投资2.5亿美元建立中国园区，用作亚太中国总部，并设立通用汽车前瞻性科研中心。GE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罗瑞立于2009年年初表示，在GE的亚太区几个市场中，韩国和泰国市场状况都比较弱，而印度的发展也在减缓，GE在一些地区的发展确会暂缓，但绝不是在中国。

二、GE对华直接投资特征及动因分析

GE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涵盖家电、航空、消费类电子产品、配电产品、能源、金融、医疗、照明、媒体与娱乐、油气、轨道交通、安防、水处理等诸多领域，是跨国投资中多元化经营屈指可数的成功案例。GE对华直接投资的成功，是对一系列跨国投资理论的极好的诠释。

(一)GE公司具有特定的垄断优势

垄断优势理论也称为特定优势论，是美国经济学家海默(S，HHymer)于1960年在其博士论文《一国企业的国际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海默认为，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而跨国公司持有的垄断或寡占优势是其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利益的条件。GE在中国提供的产品基本上都是高科技产品，所提供的服务中，对商业和消费者的金融服务占有极大的比例，这充分体现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

GE进入中国存在以下两个要素：一是GE公司具有企业特定优势，即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垄断优势，主要体现在其技术优势、先进的管理经验、雄厚的资金实力、规模经济优势和完备的信息销售网络上。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个不完全的国内市场。在中国的要素市场中，由于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全性，GE公司面临着知识外溢的损失，而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对相关产业高关税的设置，也成为GE选择在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

此外，根据凯夫斯(R，E，Caves)1971年对垄断优势的发展，产品的差异能力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优势。GE公司在中国注重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对原有产品或服务进行革新改造，使其与中国当地其他生产者的产品或者服务有所差异，与在美国的GM产品相比也更加中低端化，以此来适应不同层次和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偏好，吸引更多的消费群体，从而扩大产品的销量，为其带来优势的维护和强化。此外，通用独特的商标品牌也是一种无形资产，能够吸引国内的消费者，有助于其业绩的增加。

根据美国学者尼克博克(F，T，Knickerbocker)1973年对垄断优势理论的发展，GE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是一种防御性的投资，是由寡占反应引起的。以GM的对华投资为例，全球汽车行业是由几家大公司占统治地位的行业，每一家大公司对其他大公司的行动都十分敏感，紧盯竞争对手，一旦其采取对外直接投资，就紧随其后实行跟进战略，以维护自己的相对市场份额。GM资本进入中国，就是对德国大众的一种跟进，其目的在于抵消对方率先行动所带来的好处，避免给自己带来风险。

(二)GE公司的产品生命周期进入直接投资阶段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弗农(R，Vernon)认为，在开发新产品和技术的优势当中，主动的直接投资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阶段，因为厂商为国外提供最好的服务要比谋求利润的最大化更重要。因此，当厂商出口产品在东道国市场达到一定份额水平时，对东道国直接投资就是必然的结果。这一阶段的投资在弗农看来是一种被动的市场竞争方式。当GE公司的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面l临威胁时，GE就立即做出强烈的反映而直接在华设厂生产，这是对预期利润的考虑，不仅仅是传统的销售收益与总成本之差，还包括因市场份额下降所导致的收入减少部分。

(三)GE公司对华投资是一种边际产业的扩张

比较优势投资论，也被称为边际产业扩张论或边际比较优势论，是由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K，Kojima)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成本理论提出的，其主要核心就是，“一国应该从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此进行”。GE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很多领域如家电、消费类电子产品、配电产品等都是其国内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符合小岛清理论的核心内容。这种直接投资实现了双方贸易的互补和扩大，是一种顺贸易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

(四)GE公司对华投资寻求内部市场 根据拉格曼(A，Rugman)的内部化理论认为，由于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某些产品(如知识产品)的特殊性质或垄断优势的存在，导致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交易成本的增加，而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

一方面，由于中国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GE公司中间产品的进入面临着一系列的壁垒；另一方面，由于GE投资中国的相当多的一部分领域都是中国技术比较落后的领域，为避免其核心技术在外部市场上转让可能发生的产品外溢，GE选择在华直接投资设厂。GE将中间产品(主要是核心技术)在其相关行业的企

业内部转让，以内部市场来代替外部市场，以避免外部市场不完全造成的损失，谋求企业整体利润的最大化。

(五)GE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看重区位优势

邓宁(J，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核心理论组成的。GE选择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就是综合考虑了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国内市场广阔，外资政策优惠等区位优势而最终做出的选择。在GE中国的多领域经营中，对华直接投资的选址仍然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三个城市，体现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区位选择。三个地区繁荣的经济水平，发达的金融市场，较高的消费者购买力，广阔的市场容量，沪宁杭、京津唐、珠江三角洲发达的工业基地体系，都成为GE投资的重要动因。

通用汽车(GM)在华设立的七家合资企业和两家独资子公司都位于上海，是源于上海固有的、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优势。上海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中心位置，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齐全、金融发达、开放程度极高，沪宁杭的重工业基地也为汽车制造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资源，上海发达的经济和高消费水平、长江流域的广阔腹地也为通用汽车的销售提供了潜在的市场容量。此外，还有中国低价格的劳动力，中国政府对幼稚产业的优惠和扶持，都成就了GM对华投资的重要战略选择。

(六)GE中国实行多元化经营

GE公司近百年来在华进行直接投资，而且经营领域涉及金融、工业、医疗、基础设施等较多方面，这样有利于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风险。我们可以看到，GE中国的很多业务领域都是有相关性的，或者存在着上下游产业链的关系，这样有利于公司低成本高效率的运作和规模效益的实现，为其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其全球业务的夸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启示

(一)注重垄断优势的培养

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是其对外投资获利的根本条件，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必须注重核心技术研发，采用与国际接轨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实现规模经济优势，并加强完善的信息销售网络的建设，建立有效的营销渠道。此外，中国企业也应当在国际经营中注重本土化战略，使产品或者服务贴近东道国消费者的需求，并尽可能的与当地品牌形成差异化，实现企业特定优势。

(二)实现边际产业的转移

纺织、轻工、家电一直是我国的支柱产业。这类产业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企业不断壮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不断增强，但是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利润增长率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为延长其生命力，将其有选择地转移到该产业成本相对较低、正处于成长中的地区，不仅可以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比较优势，重新发挥对国内经济的积极作用。因此，我国的边际产业可以到亚非拉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得到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三)建立国际化内部市场

当今的国际市场是不完全的，存在着市场交易费用，而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又过多地采用绿地投资的新建方式，与内部化方式相比有明显的局限性，也存在着更大的风险。因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更多地采用并购的方式，建立国际化的内部市场，实现跨国流动要素在企业内部的转移，来防止技术知识外溢，降低交易成本，并最终提高国际竞争力。

(四)注重区位选择

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瞄准发达国家市场的同时，也应该积极进军发展中国家和一些不发达国家。区位的选择与产业的选择是相互关联的，我国的产业对一些国家的地区具有潜在的优势，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在市场。因此，东盟国家和其他周边国家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首选，其次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非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也是我们对外投资的重要市场。在一国国内投资地点的选择上，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应该选址在经济繁荣、市场广阔、交通便利、政策优惠的大中城市，以尽可能控制成本、降低风险，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五)实行多元化经营

跨国企业实现多元化经营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同样可以选择相关性强的产业链进行联合投资，从持续经营的战略角度来构思业务组合，强化资源的关联管理，并不断进行优化。同时，在跨国多元化经营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也应当考虑到因为跨国管理而带来的组织和管理成本，并尽可能减少资源配置的低效化和浪费。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张纪康：《跨国公司与直接投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王海平：OLI范式与跨国并购之动因，《国际经济合作》，2002年第5期，

彭秀文：从战略角度分析造成通用汽车公司现状的原因，《改革与开放》，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