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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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律援助的概念范文

法律援助经济困难证明是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和法律援助机构运用证据证明申请人的经济状况是否达到经济困难标准的活动。出具证明材料的机关、单位作出的依据则是经济困难标准，经济困难证明和经济困难标准在法律援助的范畴内是一对相互联系的概念。如果说经济困难标准从实体方面划定了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确定了政府应当承担法律援助责任的程度，那么经济困难证明则从程序上保障了符合经济困难标准的公民获得法律援助。但就目前来看，无论是《法律援助条例》，还是地方规范性文件中关于证明的规定都不尽完善。

因此，有必要制定规范的经济困难证明制度来知道实践操作。

一、经济困难证明的概念

经济困难证明是指申请人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的证明自己可以享受法律援助的一系列材料。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类：

1.准经济困难证明：民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等政府职能部门或人民法院所出具的职能范围内的证明，这些证明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和明确的发放条件，反映了公民的经济状况，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能够直接作为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法律援助决定的依据。至于哪些职能部门出具的证明能够作为法律援助机构认定申请人经济困难的依据，取决于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初步考虑这些证明包括：民政部门出具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农村特困户救助证》、《五保供养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灾民救助卡》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证明以及人民政府出具的见义勇为的证明材料和人民法院出具的司法救助的材料等等。还应当由县、市、区民政局、区总工会、区教育体育局、区残疾人联合会、区妇联将相关贫弱群体的数据资料提供给法律援助中心，由司法局按照一定的标准发放司法保障证，法律援助中心对持证者开通绿色法律援助通道。司法保障证是持证人符合经济困难标准的强有力的证据，法律援助机构仅需对该证的真伪进行形式审查，该证明材料是一种准经济困难证明。

2.普通经济困难证明：大多数地方法规规定，农村生活确实困难的村民、城镇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无劳动能力）和城镇生活确实困难的居民，应当由当地基层组织出具经济困难证明和相关证明材料，并经法律援助机构审查认可的符合法律规定的确实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系列材料。

3.特殊经济困难证明：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件中，也可以降低证明标准。比如，对于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特别是在与资方发生的纠纷中，农民工欲证明自身的经济收入是比较困难的。只要审查人员在申请人、异地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的其他信息基础上大致认为申请人符合经济困难的标准，且案情符合法律援助范围的情况下，即可作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

二、经济困难证明的内容

经济困难证明在目前各地使用的要求的基础上，应当逐步要求申请人提供其可动用资产、可支配收入、财务资源等材料，以此来证明申请人的收入符合经济困难证明的标准。例如《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申请人提交的经济困难证明，包括家庭成员证明和家庭经济状况证明。户口簿能证明家庭成员关系的，应当提供户口簿；户口簿不能证明的，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派出所、居委会或者村委会提供证明。家庭成员是指与申请人共同生活的具有法定赡养、扶养、抚养关系的人员。家庭经济状况包括家庭成员收入状况、支出状况和其他资产状况。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有工作单位的，由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所在工作单位出具收入证明。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没有工作单位的，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居委会或者村委会出具收入证明。享受民政部门社会救济的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无需提交经济困难证明。

三、出具经济困难证明的主体

对于出具经济困难证明的主体，当前各地普遍采取的做法是，将经济困难证明的主体设定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民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等政府职能部门或人民法院。目前，除去准经济困难证明和特殊经济困难证明以外，各地对于确立普通经济困难证明主体的具体做法是：首先，由居（村）民委员会承担主要的经济状况审查职能，由居（村）民委员会对申请人的拟提供的材料进行初步审查，然后再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进行进一步核查并出具证明，即相当于认同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是经济困难证明的主体。这样的做法是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

对于法律援助机构来说，更多的是承担经济困难证明的形式审查的职能，法律援助机构不应当是经济困难证明的主体。

四、经济困难证明的标准

第2篇：法律援助的概念范文

一、法律援助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法律人权保障制度

第一，2004年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是我国制度建设的重要标志。这就要求国家不仅要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而且要创新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设计为社会成员实现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提供制度和物质的保障，当社会成员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无法实现应有的权利时，国家有义务提供必需的帮助，保证社会成员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

第二，法律援助法律规范属于社会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法调整的是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等方面关系的法律规范，其目的在于，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劳动者、失业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和其他需要扶助的人的权益实行必需的、切实的保障。法律援助作为我国一项司法人权保障制度，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以制度来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法律规范；完善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可靠的“安全网”。

第三，从发展趋势上看，法律援助应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之一。我国的法律援助在现阶段，突出表现是一项对特殊群体的法律保障制度。从法律援助社会需求来看，法律援助应成为国家的义务，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之一。这是保障人权和公民权的要求；是平等和正义的法律价值的要求；是调整社会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的要求。

二、法律援助在我国应当明确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责任

第一，厘清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和“政府责任”的区别、界定两个概念，对于明确法律援助是国家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国家责任充分体现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我国《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考虑到条例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法规而非法律，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是恰当和准确的。然而，从国家与政府的关系来看，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是国家实体的一部分，主要用以实现国家的各项行政职能。法律援助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人权保障制度，其实施主体应是国家而非政府，国家与政府的不同内涵，决定了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不仅确定了政府的法律援助义务，也为民间组织在法律援助中发挥应有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法律层面的“法律援助法”，应当明确确定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

第二，明确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可以更好地促进法律援助的发展。国家责任强调的是：一个国家要为其国民的生存、发展、安全、健康、幸福生活和可持续发展承担和履行责任；现代社会保障的特点之一是以国家为首要主体，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国家的法律保障制度，应是国家全方位的责任。明确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可以更好地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促进法律援助的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重点在于管理和实施。将法律援助规定为国家责任，有利于国家依法对法律援助的制度和实施进行设计和管理；特别是在操作层面上，有利于法律援助机构与相关部门工作协作，有利于刑事诉讼中公检法司各部门工作衔接配合；特别重要的一点更在于，国家责任体现在国家财政应对法律援助的投入上。

第三，法律援助应当明确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责任。法律援助制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从民间行为变为国家行为，逐步演变成为国家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的。在法律援助的多元化主体中，法律援助应当首先明确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责任。政府要承担首要的职责，要履行首要的义务，要完成首要的任务。其他社会主体则是政府援助的必要补充，他们在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下，自愿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使政府援助和其他社会主体援助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形成多层次、多元化、多渠道的援助网络。

三、法律援助是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第一，法律援助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全面实现法律对社会管理的若干功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我们有能力、有经验对法律援助进行顶层设计。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正确实施法律援助，可以使特殊群体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这是明确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具体体现，更是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第3篇：法律援助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有效性；实现

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的重构

（一）宪法应包括律师帮助公民实现法律援助的权利

作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既是公民基本权利制度化的重要体现，又是体现人权保障的重要制度。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故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将公民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提升为宪法性的权利，并以国家法的形式进行了确认。

然而，我国对此的认识尚未到位，并未在《宪法》中体现出公民享受法律帮助的权利，这无疑是我国人权保障方面的一大不足之处。因此，在以后进行《宪法》修订时，可以考虑将公民享有获取法律帮助的权利以根本法的形式进行保障，将其纳入到《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中。《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是许多法律制定的直接依据。因此，将公民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纳入《宪法》条款之中，可为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相关立法提供依据。

（二）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目前，《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是我国法律援助所依据的重要法律，2003年9月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这两部法律的重要补充和完善。作为我国首部与法律援助相关的全国性法律和最高级别立法《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相比，《法律援助条例》有着明显的进步。但作为只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的立法还是比较较低，并且与法律援助所牵涉的公安司法机关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该《条例》在制度设计中存有诸多的无法弥补的缺陷（例如没有触及法律援助制度的沉疴痼疾），未能完全借鉴和吸收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的先进之处。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司法制度层面的重构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适用范围的逐步扩大

1、指定辩护的适用对象的进一步扩大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设立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权，使生出困境的被告人有获得无偿法律援助的机会。它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了令众多的社会弱势群体都能享受该制度的帮助。然而，法律援助的资源并不是非常丰富的，很难在同一时间满足所有有需要的人。因此，为使最迫切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得到帮助，我们应当依据我国具体情况，将稀缺的法律援助资源尤其是律师资源进行合理和系统的分配与组合。

“司法利益有此需要”是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最低限度标准，联合国对此有深刻的认识，这一概念体现在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然而这一条标准过于抽象化，为此，一些国家为规范其实际操作性，结合本国情况进行了具体说明。其中，在人权保障较为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实施较早的英美等国规定“司法利益的需要”起点为被告人有被判处一年以上的监禁的可能。相对而言，我国的指定辩护适应对象则没有那么宽，我国相当比例的刑法学者都已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作为是否为重刑的分界线，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等量刑幅度在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名中占据很大的比重。从这点来说，这和大多数国家以及联合国的抽象标准有一定差异。

2、被害人应享有刑事法律援助应保障的权利

因为被害人在经历刑事犯罪的过程中就已经遭受了一次伤害，倘若未能获得律师给予的刑事诉讼方面的有效帮助，极易遭受“二次伤害”。

为此，联合国制定的《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将被害人享有获取法律援助的权利写入其中，第六条第三款规定必须在法律过程自始至终为受害者提供持续的帮助。

首先，被害人有获取律师帮助的权利，法院和检察院有义务向其告知。同时，法院和检察院有义务对对符合援助条件的被害人给予帮助，比如他们可以联系被害人所在地其他相关的法律援助机构接受被害人的法律援助申请。另外，还可以对司法机关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予以制裁措施。

其次，对于被害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条件加以明确，其中包括案件条件以及经济条件。案件条件就是要具体分析案件，对于符合法律援助制度的被害人都可以提供援助。经济条件是指被告人符合一定标准的经济困难，其中包括被告本身原经济就很困难，也包括因犯罪行为导致的经济困难。总而言之，被害人只要经济困难就可以，不管经济困难是否与犯罪行为之间有任何关联。

3、完善侦查阶段的刑事法律援助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首次将犯罪嫌疑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时间提前至审查阶段。

第4篇：法律援助的概念范文

全国青联常委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管理委员会主席、创始人

我国律师业经过曲折的发展，现已进入市场化运作、经营化管理阶段，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正如2008年北京奥组委惟一中国法律顾问、惟一在美国东西两岸均设立分所的中国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创始人王俊峰所说：“我们的事业和成就在这个时代很正常”。

但是，我国律师事务所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密切关注。“改革开放30年的到来，中国律师行业的发展也走过了30年的历程。尽管律师行业3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令世人瞩目，但在现实的社会经济金融领域中，从国家宏观认知和制度设计上，对通过法律和法律服务来规范和推动社会经济运行发面的意识，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明显。”王俊峰说。

由于历史和传统认知方面的局限，长期以来社会普遍认为律师服务的主要内容仅为刑事与民事争讼、家庭事务及财产纷争等。“其实，现代社会的法律服务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早已超越了传统上的概念。30年来，中国律师从无到有，历经艰辛，与时俱进，获得较大发展，但由于综合方面因素，律师工作的社会经济与法治意义被严重忽视和缺位。”

此外，由于中国律师制度恢复的历史较短，整体上与国际律师业的竞争力较弱，加上国家对该行业关注和保护的意识和力度的严重不足，导致外国律师在我国境内及中国企业的国际经贸活动中异常活跃，甚至非法执业或经营的情况严重。“近年来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但中国企业境外并购除极少数成功案例外，由于中国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匮乏，事后法律救助机制欠缺，片面迷信和依赖外国律师等因素，使大多数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频频折戟，成本损失巨大。”王俊峰面露忧色。

然而，尽管中国律师服务业在发展中遇到许多阻碍，王俊峰依然相信其前景的美好。“面对全新的经济形势，我国经济包括中国企业都正站在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历史性转折点上。如同三十年来伴随着外资入境，外国律师在中国的出现、繁荣一样，随着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中国律师势必将在国家经济金融等领域的发展建设发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要有国家宏观引导支持和主流主体方面的认知。而一个健全进步富有影响力的法律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形成，势必对推进我国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对保证国家经济安全运行，对实现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目标，具有建设性的现实与长远意义。”

佟丽华：法律援助应得到进一步深化

全国青联委员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

佟丽华律师从大学毕业后做律师以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将自己的眼光和热情转向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注。他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农民工法律援助两大公益法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08年在政府继续稳步推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基础上，行业法律援助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全国律协法律援助与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在2008年已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21个省建立了专门向农民工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公益机构，超过60名专职律师和20名专职工作人员全职向农民工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和法律宣传培训。从各机构成立截至到2008年12月31日，累计接待咨询近4万件，涉及农民工15.8万人次，涉及金额10亿元以上；受理法律援助案件7200余件，其中已办结5606件，为农民工追回欠薪和赔偿金共计1.3亿元。”佟丽华用详细的数据向记者说明2008年农民工公益法律事务的进展情况。

虽然2008年关于公益法律事务的发展速度比往年都要快，佟丽华说，法律援助工作也存在着如下问题――

首先，应当制定《法律援助法》。目前实行的《法律援助条例》由国务院颁布，效力层级仅限于行政部门，而法律援助工作涉及立法、行政和司法多个部门，应当制定《法律援助法》，协调各方关系和资源。

其次，应成立更多的专门法律援助机构，实现法律援助的专业化。由于我国人数众多，需要法律援助的群体庞大且各有其特色，现有的法律援助体制不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因此，建议成立更多的专门法律援助机构，而且应尽可能依托社会力量建立，政府提供支持并加以监督制导，可以更有效的利用资源。

第5篇：法律援助的概念范文

一、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

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首先必须弄清诸如核心概念、构建原则、基本要素等重要理论问题。

（一）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核心概念

1.法律援助质量。质量概念有广狭二义，前者指法律援助工作满足明确或隐含需要的能力的特性总和，后者是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案件活动满足明确或隐含需要的能力的特性总和。本文采用狭义阐述。其中，需要和满足需要为质量的核心内容，这种需要包括法律和行业规范规定的要求，也包括受援人提出的要求。因此，法律援助质量实质上是法援人员办理案件活动满足法律、行业规范要求和受援人要求的程度，它是通过法援人员办理案件活动满足各种要求的能力的一系列特性表现出来的。揭示法律援助质量所包含的特性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反映了办案的要求和满足要求的能力，也是制定法律援助质量标准和评价指标的基本依据。我们认为，这些特性主要包括：（1）功能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2）规范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按照法律、行业规范规定的环节和要求操作。（3）可靠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做到准确，不出差错。（4）安全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有效避免受援人的诉讼风险。（5）时间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做到及时、准时和省时。（6）勤勉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做到勤勉尽责，最大限度地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7）文明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做到主动热情，尊重、重视受援人的意见和诉求。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特性只是确定了法律援助质量标准的基本方面，而它们所提出的要求则构成法律援助质量标准的具体内容。对于确定该标准的基点，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应当是一个合格标准，即基本要求或最低要求”①。我们认为，该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它为制定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进行了定位。当然，基于这些特性所提出的基本要求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法律、行业规范的修改和受援人要求的提升而不断提高的，由此法律援助质量标准也将随之不断提升。2.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是指在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中和办结后，由评价主体按照评价指标对法援人员承办案件质量进行全面综合审查和评定的活动。它具有三个特征：第一，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统一。从评价内容看，评价主体是对法援人员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办理案件能力的评定，这使得评价活动具有法律专业性；从评价手段看，评价主体是按照一系列评价指标对法援人员办案情况作出评定，这使得评价活动带有技术性。第二，全程性和事后性的统一。从评价实施看，它是受援人、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人员进行的过程评价和法律专家进行的案后评价的结合，评价结果是两者评分的相加。第三，全面性和综合性的统一。全面性就是评价主体对法援人员在了解案情、证据搜集、参加庭审、整理案卷等各办案环节的工作进行评价；综合性就是评价主体对法援人员办案的业务状况和态度状况作出综合评价。法律援助质量评价能有效弥补法律援助质量评估和法律援助质量过程监管的缺陷。质量评估仅是结案后的专家评价，其最大缺陷是专家面对的案卷材料和受援人反馈意见等评估材料不能充分反映法援人员庭审表现等动态状况和现场效果，也不能准确反映受援人的真实感受和投诉原委，从而影响评估的准确性。过程监管是由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人员实施的，由于监管者受到人员数量、专业能力、查阅完整案卷材料等限制，加上质量监督体系缺乏，这种监管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以过程评价和案后评价相结合、多元主体参与评价为特征的法律援助质量评价能够很好解决上述问题，以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3.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是指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评价要素构成的整体，包括评价对象、评价指标、评价主体、评价方法、评价程序等。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的内涵特征。从整体性来说，评价体系是由上述若干评价要素所构成的一个整体。从系统性来说，评价体系是由这些评价要素构成的严整有序的运行系统，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从协调性来说，评价体系的各评价要素之间相互协调配合，紧密衔接。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核心是强调以人为本。这是因为，法律援助的服务需求来源于受援人，而服务的提供者是法援人员，建立该体系的目的根本上是为了满足受援人的需求，实现他们的合法权益，也是为了使法援人员积极地参与法律援助服务工作，提升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二）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是奠基于一定的原则之上的，因为这些原则内含了构建者的价值追求，决定了体系中各要素的内容确定和规范设计。1.科学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就是构建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必须遵循援助案件办理的规律，符合法律援助质量及其评价的要求，确保质量评价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它要求：（1）在设计评价指标时，要按照案件办理的各个环节，对照法律援助的质量要求，找到影响质量的各种因素以及支撑这些因素的可考量的办案行为，并按照影响大小合理分配评价分值，以此形成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2）在确定评价主体时，要分析评价工作的具体内容以及对于评价主体的要求，以此作出不同评价主体的合理定位和事务安排。（3）在考虑评价方法时，要研究评价主体进行评价的分工和内容，以此确定保障其准确评价的基本方法。（4）在制定评价程序时，要认真分析各个工作步骤与评价结果的关系，以作出合理的程序设计。2.可行性原则。可行性原则就是构建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必须符合本地区援助案件办理的实际情况和实施质量评价的具体条件，便于有效开展法律援助质量评价工作。它要求：（1）在设计评价指标时，要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出发，找到影响案件质量的核心因素与重要行为，构建起适合本地区、简便有效的指标体系。（2）在考虑评价主体、方法和程序时，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明确评价主体的各自权限，确定切实可行的评价方法，形成高效便捷的评价程序。3.合目的性原则。合目的性原则就是构建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必须合乎自身的目的，即更好地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和提升案件办理质量，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援助质量评价工作。它要求：（1）在设计评价指标时，要从影响案件办理的关键行为和提升办案水平的重要环节入手，考虑一级、二级指标和具体评价标准，确定其分值和权重。（2）在确定评价对象时，要将案件风险状况和承办律师覆盖面作为考量因素。（3）在确定评价主体时，应将受援人纳入其中。（4）有效运用评价结果，实现评价自身的目的。

（三）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基本要素

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是由相互关联的诸多要素构成的完整系统，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位置并起着特定作用，以确保系统功能的实现。这些要素主要包括评价对象、评价指标、评价主体、评价方法和评价程序。1.评价对象。评价对象就是对法援人员从事的哪些法律援助工作进行质量评价。目前，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法律服务数量很大，2015年办理的刑事、民事案件达5327件，提供的法律咨询更多。考虑到评价的人员、时间、经费有限，办案比咨询对保护受援人权益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将评价对象限于法援人员办理刑事、民事案件的个案质量状况。当然，由于条件限制，我们只能对其中的部分案件进行评价。在确定评价对象时，应考虑如下因素：（1）被评案件的数量。被评案件数量多少取决于评价主体的承受能力和评价工作的经费安排。2013年，浦东新区法援中心监督岗人员对刑事案件的旁听率达5%②，结案后对100个案件（刑事、民事案件各50个）进行专家评估③。综合各种因素，我们认为每年评价150个案件为宜，约占案件总数的3%。（2）被评案件的风险状况。案件的复杂程度、社会影响面和当事人心理期望值决定了案件风险的大小，对办案质量产生影响，从提升法援人员办案水平的目的出发，对风险大的案件进行评价更有意义。基于这种考虑，根据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2015年1月30日的《法律援助案件受理风险评定标准》，结合评价案件数量和目的的考量，A类（风险很大）案件因其数量少且办案能力提升价值高，列入必须评价的范围；B类（风险较大）案件因其数量较多且办案能力提升价值较高，列入选择评价的范围，即采用随机抽取办法加以确定。（3）被评案件承办律师的覆盖面。目前，约160名律师参与浦东新区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为了使大多数律师所办案件能被评价，我们在确定被评案件时，除了A类（风险很大）案件必评外，对B类（风险较大）案件的抽取须做到两点：一是A类（风险很大）案件承办人所办的B类（风险较大）案件，不再列入评价范围；二是仅承办B类（风险较大）案件的承办人，抽取其承办的一个案件列入评价范围。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是过程评价和案后评价的结合，因此评价对象由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指派岗人员按上述办法加以确定。2.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就是评价人员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进行评价的具体标准。它是测量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工具，在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设计评价指标首先就要寻找一系列能够影响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具有可控性和不变性的因素，它反映的是法援人员的办案行为，从一般行为到具体行为，由此形成基本因素和具体因素，然后将这些因素进行排列构成包含多级指标的指标体系。从法律援助质量的要求看，影响质量的基本因素有两个，即法援人员的业务状况和服务态度，它们构成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寻找具体因素，由此设立二级、三级指标。在安排各个指标的分值时，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每个指标的好中差的分值；二是每个指标分值的权重。3.评价主体和评价方法。评价主体就是由谁来实施法律援助质量评价，评价方法就是评价主体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进行评价的途径。由于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是过程评价和案后评价的结合，因此须由多种主体采用各自方法作出评价。具体包括：（1）法援中心受理指派人员通过接受报告、进行检查等方法，对法援人员相关事项报告情况、阅卷和会见受援人情况进行监督，以此了解其业务情况，对其工作作出评价。（2）法援中心监督岗人员通过旁听案件、接受投诉等方法对法援人员办案行为进行监督，以此了解其业务能力和敬业状况，对其庭审表现、办案及时程度、办案中有无违反执业纪律等方面作出评价。（3）法援中心结案岗人员通过收取案卷、办理结案手续等方法，对法援人员的办案行为进行管理，以此了解其文书制作情况，对其卷宗整理情况作出评价。（4）法律专家在结案后通过审阅相关业务材料，了解法援人员办案的业务情况，对了解案情、证据的收集和提供、辩护和的质量等进行评价。（5）受援人采用与法援人员交流中的切身感受，对法援人员的服务态度作出评价。可见，在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中，从案件指派到案件结案后，形成了“五位一体”的评价主体，且各评价主体都采用相应方法进行评价。4.评价程序。评价程序就是法援中心开展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价工作的顺序、步骤。基于科学性、可行性原则，评价程序主要包括以下步骤：（1）制定评价方案。（2）确定评价对象。（3）组织过程评价。（4）组织事后评价。（5）评价结果的统计、反馈和异议。（6）公布评价结果。

二、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的设计

本文从反映案件质量的两大因素，即援助律师的业务水平和服务态度入手，结合民事、刑事案件的办案流程，确定民事、刑事案件的指标及其分值、权重比例，以此建立起法律援助质量指标体系。

（一）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

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由11个一级指标、25个二级指标组成，各指标由相应主体进行评价。指标一：“全面了解、掌握案情和当事人诉求”，分值15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通过与当事人交流、阅卷掌握案情和了解当事人诉求的能力。它下设三项二级指标：（1）谈话笔录的制作，分值5分。考察谈话笔录是否完整记录了会谈时间、地点、当事人讲述的基本案情，当事人是否在谈话笔录上签字或盖章等。（2）当事人诉求的确定，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认真询问并记录当事人诉求。（3）阅卷情况，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通过阅卷对案件基本事实、证据效力、法律适用等案件情况的掌握程度。指标二：“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分值14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对于证据的重视程度，以及搜集证据和运用证据的能力。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调查取证，分值7分。考察援助律师调查取证的方向和范围是否恰当，调查取证的手段是否合法，取得的证据是否为合法证据，涉案的最直接、关键的证据是否获得，是否为原始证据。（2）举证情况，分值7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相应证据，是否制作了证据目录。指标三：“庭审表现”，分值15分。本指标通过援助律师在庭审中的表现考察其职业操守、专业能力和敬业程度。它下设三项二级指标：（1）遵守法庭秩序，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按时出庭，是否存在迟到等情况，庭审中是否遵守法律法规。（2）专业表现，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当庭发问、质证、辩论等口头表现，对对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是否进行了质证，是否完整阐述了意见等。（3）敬业程度，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在庭前准备了发问提纲、意见等开庭准备材料。指标四：“律师文书的制作情况”，分值6分。本指标以律师文书的形式要求考察援助律师的专业水平。它下设一项二级指标：律师文书的规范性，主要从文书的格式、结构、用语方面考察其是否符合规范、表达清晰，并以浦东新区司法局制定的法援律师办案指引中的标准文书格式作为评价的参考依据。指标五：“办案效果”，分值12分。本指标考察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是否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法律效果，分值7分。考察援助律师的意见是否为法庭所采纳以及受援人的诉求是否得到实现。（2）社会效果，分值5分。考察案件的处理结果对社会同类案件的示范效应和社会对该案件处理结果的反应，如社会民众是否认可该处理结果，是否被相关媒体报道等。指标六：“沟通交流情况”，分值8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与受援人、法援中心的沟通交流能力，其实质是反映援助律师维护受援人权益的努力程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对受援人的告知义务，分值4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向受援人告知其程序上、实体上的权利和义务，是否向受援人告知其在案件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免其产生不合理的期待。（2）对法援中心的报告义务，分值4分。考察在疑难复杂案件、、因受援人自行聘请律师、案件被撤销、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承办人自身原因等，导致无法继续进行援助等情形下，援助律师是否对法援中心履行报告义务。指标七：“服务态度”，分值10分。本指标考察受援人或者法援中心对援助律师办案服务态度的总体满意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受援人满意度，分值5分。考察受援人在案件办理中以及结案后对援助律师的主动评价或者法援中心回访时反馈的满意度。（2）受援人投诉情况，分值5分。考察受援人是否存在有效投诉援助律师的情况。指标八：“办案过程管理”，分值10分。本指标根据援助律师在各时间节点的报告义务和具体事项的完成情况，考察其在办案过程中各环节办案的积极性，以体现法援中心的过程管理。本指标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办案过程的时效性，分值5分。考察法援中心对具体事项的完成有明确的时间限制的，要求援助律师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相关事项。主要包括：是否自接受指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联系受援人；是否自结案之日起30日内提交结案材料。（2）办案过程的及时性，分值5分。考察法援中心对具体事项的完成没有明确时间限制的情况下，援助律师应当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同时尽量提前完成各环节工作。主要包括：是否及时反馈开庭时间，如遇变更是否及时告知；在与法援中心办理案件交接手续、阅卷、调查取证、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等各环节工作的及时性。指标九：“结案及卷宗整理”，分值10分。本指标通过审阅援助律师整理卷宗的情况考察其办案的认真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阶段性卷宗材料的完备性与规范性，分值7分。考察结案表格是否填写准确、完备；是否签订《委托协议》，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援助办案要求；是否填写《法律援助案件承办情况通报\报告记录》，办案过程记录是否齐全、完备；移送单、申请表、谈话笔录、证据材料等代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格式正确，表述规范等。（2）全部卷宗材料的有序性，分值3分。考察卷宗材料是否按照要求进行了有序、美观的整理，便于查阅。指标十：“加分项”，每一加分项分值10分。本指标属于选择项，考察援助律师在提供了基本法律援助服务的基础上是否存在一些额外的、值得肯定和鼓励的情形。它下设三个加分项：（1）当事人要求继续。（2）社会媒体正面宣传报道。（3）收到受援人感谢信、锦旗。指标十一：“否决项”。本指标属于选择项，考察援助律师在服务中是否存在违反《律师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的情形。这些情形是对援助律师行为的底线要求，如果其存在逾越底线的情形，则其承办案件的质量评价为不合格。它下设三个否决项：（1）额外收受受援人财物。（2）将援助案件转为收费案件。（3）未经允许擅自变更承办人员。

（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

根据刑事案件的办案流程和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我们设计了适用于侦查阶段、审查阶段和审判阶段的质量评价指标。由于一些指标与民事案件指标相同或者三大阶段中的部分指标相同，本部分作简要阐述。1.适用于侦查阶段的评价指标：指标一：“向当事人了解案情和意见”，分值2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向当事人了解案情，了解当事人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的意见等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制作会见笔录，分值10分。（2）确定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分值10分。指标二：“提供法律帮助”，分值1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情况。它下设一项二级指标：提供法律咨询，分值10分。指标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分值2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运用法律维护受援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申诉、控告，分值10分。（2）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分值10分。指标四：“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分值1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的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向侦查机关了解当事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的有关情况，分值5分。（2）向侦查机关提出意见，分值5分。指标五：“律师文书的制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评价指标四。指标六：“报告义务的履行”，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评价指标六第

（三）项二级指标及其评价标准

指标七：“办案效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评价指标五。指标八：“办案表格填写与卷宗整理”，分值5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办案的认真程度以及办事的规范性和严谨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卷宗的完整度、有序和美观度，分值1分。（2）办案表格填写，分值4分。指标九：“服务态度”，分值10分。本指标考察受援人或者法援中心对援助律师办案服务态度的总体满意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受援人满意度，分值5分。（2）办案的及时性，分值5分。指标十：“加分项”，每一加分项分值10分，但加分最高不得超过30分。它下设五个加分项：（1）提交未成年受援人社会调查报告。（2）辩护意见为受援人获得案件被撤销提供切实帮助。（3）援助律师为受援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获得支持。（4）援助律师促使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促成刑事和解。（5）收到受援人感谢信、锦旗。指标十一：“否决项”。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评价指标十一。2.适用于审查阶段的评价指标：指标一：“向当事人了解案情和意见”，分值1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一。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制作会见笔录，分值7分。（2）确定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分值8分。指标二：“提供法律帮助”，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二。指标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三。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申诉、控告，分值5分。（2）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分值5分。指标四：“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分值15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的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向办案机关了解当事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的有关情况，分值5分。（2）阅卷情况，分值10分。指标五：“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分值2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搜集证据和根据证据规则运用证据的能力。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证据的收集，分值10分。（2）证据的运用，分值10分。指标六：“律师文书的制作”，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五。指标七：“报告义务的履行”，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六。指标八：“办案效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七。指标九：“表格填写与卷宗整理”，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八。指标十：“服务态度”，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九。指标十一：“加分项”，每一加分项分值10分，但加分最高不得超过30分。本指标下设计八个加分项：（1）进行了调查取证，或者申请有关机关进行调查取证，调查取证的手段合法，证据合法，证据为原始证据。（2）向办案机关提交所调取到的有利于受援人的证据。（3）形成证据分析报告。（4）调取或申请调取的证据被办案机关采纳。（5）提交未成年受援人社会调查报告；辩护意见为受援人获得案件获得不结果提供切实帮助。（6）援助律师为受援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获得支持。（7）援助律师促使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促成刑事和解。（8）收到受援人感谢信、锦旗。指标十二：“否决项”。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十一。3.适用于审判阶段：指标一：“向当事人了解案情和意见”，分值1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一。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制作会见笔录，分值7分。（2）确定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分值8分。指标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三。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分值3分。（2）申诉、控告情况，分值2分。指标三：“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分值10分。它下设一项二级指标：阅卷情况，分值10分。指标四：“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分值1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审查阶段评价指标五。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证据的收集，分值7分。（2）证据的运用，分值8分。指标五：“庭审表现”，分值15分。本指标通过援助律师在开庭审理过程中的表现来考察其职业操守、专业能力和敬业程度。它下设六项二级指标：（1）开庭时间及变更的反馈，分值2分。（2）遵守法庭秩序，分值3分。（3）开庭准备情况，分值2分。（4）制作庭审笔录，分值3分。（5）庭审水平，分值3分。（6）提交辩护词，分值2分。指标六：“律师文书的制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五。指标七：“权利义务的交代及报告义务的履行”，分值5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与受援人、司法行政部门法援机构的沟通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对法援机构报告义务，分值3分。（2）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交代，分值2分。指标八：“办案效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七。指标九：“表格填写与卷宗整理”，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八。指标十：“服务态度”，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九。指标十一：“加分项”，每一加分项分值10分，但加分最高不得超过30分。它下设十个加分项：（1）进行了调查取证，或者申请有关机关进行调查取证，调查取证的手段合法，证据合法，证据为原始证据。（2）向办案机关提交所调取到的有利于受援人的证据。（3）形成证据分析报告。（4）调取或申请调取的证据被办案机关采纳。（5）提交未成年受援人社会调查报告。（6）辩护意见为受援人获得案件获得无罪判决结果提供切实帮助。（7）援助律师为受援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获得支持。（8）援助律师使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促成刑事和解。（9）收到受援人感谢信、锦旗。（10）当事人主动要求援助律师继续作为二审的辩护人。指标十二：“否决项”。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十一。

三、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结果的运用

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结果运用是法援中心对被评价案件的质量评价结果运用于法律援助工作管理的活动。这种活动是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活动的延续，是发挥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效应的重要措施。

（一）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结果运用的目的和方法

1.用于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建设：第一，通过奖优罚劣，推进律师提高法律援助质量。具体来说，对案件被评价为优秀的承办律师予以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在精神奖励方面，对他们进行集体表彰，授予其荣誉称号；在物质奖励方面，给他们发放一定金额的奖金，给予今后更多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机会。对案件质量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承办律师进行惩罚，包括批评教育，向其所在律师事务所通报，扣除一定的办案补贴，减少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机会。多次质量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承办律师，取消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资格。第二，通过推广总结，促进律师队伍的办案水平。具体来说，首先，司法局和法援中心应当通过表彰大会、运用各种媒体、编撰优秀案例等途径，宣传优秀案件承办律师的先进事迹和服务精神；通过介绍会、培训班等形式，推广优秀律师办案的好经验、好做法，为其他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提供范本。其次，不定期地召开质量通报会、质量分析会等形式，由相关负责人对办案质量进行讲评，通报质量评价中发现的服务质量方面的突出问题，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组织相关承办律师认真研究，寻找改进的措施，使得其他承办律师避免出现同样问题。2.用于完善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的目的在于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水平，而这种评价是按照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进行的，因此这种评价体系是否科学合理就显得至关重要。评价体系中的要素内容是否科学合理，一方面要通过具体的评价活动来检验，另一方面要根据法律援助工作要求和受援人要求的改变而改进。具体来说，首先，从评价结果看案件质量评价指标能否完全反映法律援助工作要求和受援人要求。其次，从案件质量的总评价结果与各个指标的评价结果的关系上，分析各个指标设计内容、分数及其权重的合理性。再次，从评价结果分析评价对象选择是否合理，分析评价主体确定及其评价权限分配的科学性。

（二）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结果运用的相关问题

1.关于评价结果异议程序的设立。援助律师在收到“不合格”的评价结果后，应当允许其在一定期限内提出异议，以维护援助律师的合法权益，起到类似“行政复议”的作用。笔者认为，援助律师可以基于以下理由，在收到“不合格”的评价结果之日起30天内提出异议申请：（1）对综合评定等级有异议的。（2）认为案件档案样本不足以代表自己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3）有其他正当理由的。法援中心收到异议申请后，要做好异议审查准备工作，由原评价人员和另请的一名资深法律专家组成审查组进行异议审查工作。经过异议审查，作出以下结论，并制作异议审查书面报告：（1）维持原评定等级。（2）改变原评定等级。（3）需要启动第二轮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活动。异议审查结果报告必须上交浦东新区司法局，并接受其专门监督检查后才能生效。监督检查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原评价人员和资深专家按照规定程序完成对异议申请的审查。

第6篇：法律援助的概念范文

关键字：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障碍

诊所式法学教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美国最早的法学教育就是诊所式，即学徒制，让未来的律师在执业律师的办公室“阅读法律”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是从英国一种给有经验的执业律师做书记员的做法上发展而来的。但在法学院设立诊所则是在2O世纪6O年代才兴起于美国。所谓诊所式法学教育，就是通过法律诊所的教师指导学生参和法律实际应用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际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入理解，培养其法律职业道德和职业意识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及其转轨变型,带来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和发展，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亦不例外并已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作为一种舶来的新型教育模式,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还处于边缘地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法学教育怎样界定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学教育中的应有地位,并将其正式纳之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呢，即完成“本土化”过程，这是我国现行法学教育不得不面对和思索的新问题。

一、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法理基础

一项没有理论支撑的制度是人治社会的产物，势必经不起实践的考验而走向消亡，法律发展的整个过程已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当今社会是法治社会，制度的出台首先要经得起理论的反复推敲。诊所法律教育作为一种舶来的新型模式，对于该法律教育模式的本土化有着深刻的法理基础摘要：诊所法律教育模式的引进体现了法律移植和法律本土化的关系。

对于移植的概念，从生物学上讲，是“将身体的某一器官或某一部分移置到同一个体（自体移植）或另一个体（异体移植）的特定部位而使其继续生活的手术。一般是为了修补机体的某一缺陷”［1］，“来自同种动物另一个体的器官或组织的移植称为同种异体移植，除非采取非凡办法来控制排斥，否则这种移植物一般均被排斥”［2］。可见，同种异体移植尚且被受体物所排斥，那么，异种异体移植只能更甚之。就现阶段我国所正在进行的法律改革和发展来看，法律移植恰恰属于一种“异体移植”，即“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注重力的重点放在具有较高生产力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充分反映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西方法治社会的法律资源之上，而审阅中国和西方的法律传统和社会目前状况，而且有介于同种异体移植和异种异体移植的趋向，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偏重于后者。”［3］因此势必增加法律移植的难度。所谓法律移植，是指“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和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国所用。”［4］法律移植是国家及民族交往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自古至今普遍存在的现象。假如说在古代，法律移植受地理因素、交通工具的限制，只能局限于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或民族之间，那么在当代，法律移植已成为一种不受任何地域限制的全球性现象。在当今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都存在着大量的法律移植现象，法律移植是法律文化传播的一种最直接、最明显、最有力的途径。所谓“本土化”，意指在法律移植时，应让受移植法律经过合理的处理和嫁接，使其能渗入到移植国国民的血液当中，进而得到有机的整合，本土化就是法律移植本土运动的过程。本土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对于“体现人类法律文明前进方向的外域法律文化的有益因素，无疑应当加以吸收和采纳，以便使当代中国法律发展和全球法律文明的通行规则接轨沟通。“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只能导致法律文明进步张力的丧失”［5］。诊所法律教育的引进和建设新问题，亦是如此。二、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可行性

作为一个西方舶来品，诊所法律教育进入中国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实践证实，诊所法律教育的引进对中国法学教育改革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给身陷困境的中国法学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任何法律都不是非背景化的普适制度，［6］法律教育也不例外。诊所式法律教育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法学院，主要是对于当时的美国法学教育制度中的某些缺陷的一种反应。这种法学教育的模式之所以被称为“诊所”，是因为它汲取了医学教育模式的经验，即医学院的学生通过有经验的医生的指导而获得有关护理治疗病人的医学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强调从实践中学习，最为理想的就是学生在诊所老师的指导下，参和处理真实的案件，而从办案中学到大量的重要的其无法仅仅从抽象的课堂案例分析中学到的重要技巧和法律思维。目前，拉丁美洲、西欧、东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院校已经广泛而成功的应用了这种教育方式。非凡是20世纪90年代，诊所式法律教育已经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顺应世界法学改革潮流，中国部分高校教师在经过充分的探索、探究和论证后，自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十余所高校在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的同时，各自依托学校成立了法律诊所。截至2006年5月，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共有委员单位47个。尽管在现阶段在中国大量的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尚有非常大的困难，如传统课堂教学思想的束缚，运转资金的来源有限等等困难，但这种新模式在我国法学教育体制中的运用和推广是有着可行性的，理由如下摘要：(一)从诊所法律教育的自身价值来看其本土化的可行性。

1.从诊所法律教育的教育价值来看——拓宽学生视野，加深对法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而这种价值恰恰体现了我国法学教育的教育目标。诊所法律教育的互动式教学、模拟教学等方式，以及在指导教师的监督下独立办案等，给学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学习空间，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所学的专业知识，理解法律、事实和证据三者之间在实践中的关系，并学习如何将他们联系起来。在案件的过程中，学生们发现理论对案件具有指导意义，但仅把握理论是不够的，还需发现事实，将事实转变为可获得承认的证据，并对事实进行法律分析和法律评价，使法律准确地适用于案件事实。同时通过办案，加强学生对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的评价和熟悉，促使学生了解社会，提高对复杂事物的判定能力。

2.从诊所法律教育的社会价值来看——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而这种价值有助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方略的实现。在法律诊所中，学生的一般是法律援助案件，为社会弱者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维护弱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有助于推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维护社会正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程。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说摘要：“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若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法律诊所通过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通过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最终维护了他们的权利，久而久之，受助者就会感受到法律的威严和崇高，因为法律是自己权利的守护神，心中对法律的敬意油然而生，这样便会产生对法律的信仰。

(二)从我国引进和推广诊所法律教育的现实需求来看其本土化的可行性。

1.是我国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证实，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首先要从保护弱势群体做起。［7］法律援助和诊所法律教育关系密切，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已取得不小的成绩，可是任重而道远。中国仍有许多案件需要经过法律援助来解决，可是能通过法律援助来解决的却只有一部分。据统计，我国每年大约有38万余件法律援助案件需要办理，其中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可是按每位律师每年办理1至2件案件来计算，现有的10多万位律师只能办理10多万件此类案件，缺口很大，这为诊所法律教育留下了用武之地。通过诊所法律教育的推进，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法律援助，都有助于促进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现在，中国正需要发展法律援助事业，使更多的贫困人士能得到法律援助，得到法律救济，实现社会公平，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2.是克服我国传统法学教育弊端的需求。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我国法学教育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法学院校及法学在校生人数都有了成倍的增长。但在实践中，传统法学教育存在仍存在不足之处摘要：中国传统法学教育是一种以教师为中心，注重单方面传授知识的教育方式，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忽略学生应用法律能力的培养；缺乏对学生的法律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等，由此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造成国家财产的智力性浪费。而在诊所法律教育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老师和学生，大家都是具体案件的承办人，所有教学内容都是围绕着学生由一个被动的听课者到一个主动的办案者的身份和技能的转换和提高而设置的，教师只是指导者，这样就可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也由此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综合判定能力。

三、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障碍和其本土化的推进

(一)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障碍

尽管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引进对于改革我国传统法学教育的不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功能，但是，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的引进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抛弃传统的教学模式。相反，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应和传统的教育模式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即便是在其发源地美国，诊所式教育也没有取论性的教学和案例教学，而是被用来开发学生的思维和法律逻辑能力，使其知道如何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法律。况且，作为一种舶来品，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引进和发展必须经过认真地整合和规范，“本土化”后诊所式法学教育才能真正地为我国法学教育改革服务。从目前我国部分法学院的诊所课程实践来看，诊所式法学教育在中国的不适症是比较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摘要：

1.观念障碍

我国法律自清末师承日、德后，法学教育模式更是受到大陆法文化环境的影响。大陆法系教育习惯采用讲座式的教学模式，一开始就强调法律的概念性、抽象性、逻辑性、理论性、科学性，而法典也为这种教育模式提供了形成的材料。［8］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也注重法学理论知识的灌输，轻视解决实例的法律分析方法，认为只要把握了系统的法学理论、法律条文知识，碰到现实的案例就能迎刃而解。观念上的这种熟悉，将导致学校管理层不愿意投入经费开展诊所式法律教育等其他法律实践教育，教师也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在被认为惟有操作性，没有理论价值的职业练习上。

法律诊所教育自诞生时起，就是培养律师执业技巧的，这和美国的法官都来源于执业律师的制度有关，美国法科学生的法律职业一般是从律师做起，法学院只需练习学生的律师职业技巧。我国法学院(系)主要是是为公、检、法、司等部门培养法律人才，法科学生有很大一部分要进以上机关工作，而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也不是从律师队伍中产生，从事律师的仅是部分法科学生的选择。所以，以练习律师的职业技能，培养律师思维、律师职业道德为宗旨的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开展，可能得不到法学院(系)领导和教师的应有重视。2.经费障碍。

美国目前的诊所式课程是在福特基金的支持下开展的，在我国由于诊所法律教育项目是舶来品，而且是首先基于外来基金资助在我国启动，因此，来自国内大学本身的经费支持还相当有限，甚至短缺。和传统法学课程不同，诊所法律课程除了需要通常上课的教室之外，还需要具体的办公场所、办公设施，需要雇请管理人员运作整个法律诊所的所有行政事务，这些都在诊所法律教育项目的开展经费之内。“法律诊所”所受理的案件基本上是法律援助案件，是没有费收入的，相反，学生每一个案件，需花费交通、通讯、文印、餐饮等费用约数百元。因此，一旦外国基金的支持减少或撤销，诊所式法学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将受到局限。

3.师生障碍

从诊所课程的地位来看，我国的诊所课程基本上属于一种探索性的实验课，学生参加该课程和其学分并没有多大的联系，教师教授该课程属于一种非正式的专业教学。然而，学生在参和该课程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大于其在传统课堂学习中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从而可能影响其所谓的必修课的学习。诊所教师和传统的法学教学教师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诊所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系统的法学知识，还要有热练、老道的法律职业技能和乐于献身法律的法律职业责任心和职业道德。从我国目前的高校教师来看，大多教师是直接从高校到高校，能够把握和熟练操作法律职业技能的教师是比较少的，至于完全符合诊所教师要求的教师则更少。因此，我国高校现有的教师要适用诊所式教学，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预备课程、联系案件，指导和练习学生，这必然会影响其科研和相关的职称评定。

4.案源障碍

从诊所的法律地位来看，美国的法律诊所可以直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而我国目前的法律诊所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它既不是律师事务所也不是法律援助机构，因此，只能以公民的名义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这对于接受更多的案件来提供给学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而将导致诊所案源不足的情况．

（二）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完善和推进

作为一种舶来的形式，如何更好地吸收诊所法律教育方法的优点来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和教育改革添砖加瓦，这是一个艰难的本土化的过程。其在我国目前遭遇的种种障碍，仅仅是继受和整合过程产生的不适应症。在法律职业教育观念普及法治社会需求大增长的背景下，只要我们找准症结，循序解决，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一定会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和教育改革贡献力量。笔者认为完善和推进诊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有以下办法摘要：

1.转变观念。

转变法学教育观念，进行法律教育模式的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法治发展的需要，更是我国法律服务国际化的需要。明确我国的法律教育重在培养具有法律实际运用能力的人才，而且是具有法律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的高素质的实用人才。中国的法学教育的缺陷不在于基础知识教育，而是在于能力教育和法律技能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给法律实践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路径，虽然法律诊所教育重在培养律师职业技能，但在法律职业中没有比律师职业更为复杂多变的了，可以说，律师职业技能包容了其他类型的法律职业技能，所以，法律诊所作为法律职业技能的练习平台，作为法律实践的场所最合适不过。只要教育管理层和教师的法律教育观念转变了，法律诊所建立的困难和障碍就轻易克服得多，诊所式法律教育就可以在全国法学院(系)得以普遍实施。

另一方面，通过教育管理部门和司法管理部门的协调，要尽快明确法律诊所的法律地位，即明确法律诊所作为一种法定的法律援助机构之一。这样可以明确学生案件的身份，明确其作为人的责任，同时也明确学生和诊所案件中的责任，这也有助于提高当事人对法律诊所的信赖，从而解决了案源不足的新问题。

2.多渠道汇集经费。

经费新问题是制约诊所法律教育开展的重要因素，稳定的经费来源对于保证法律诊所的持久性也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学校管理层应从有限的教育资金里拿出一部分，支持诊所法律教育活动的持续开展，采取办法鼓励教师参和诊所教学。其次，通过政策将法律诊所定性为一种法律援助机构，明确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提供义务，即使是部分的资金提供义务，这对于解决校园法律诊所经费不足的困难是有很大的帮助。再次，应争取国内外各种社会资源的资助。诸如法律诊所和政府的法律援助中心建立密切联系和合作，发挥舆论的力量，宣传法律诊所教育目的，让社会熟悉、知悉法律诊所，一可增加案源，二可接受社会捐赠，筹措诊所教育经费。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诊所法律教育教学中，师资队伍建设至关重要。笔者认为首先，学校应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从取得律师执业证的教师中选任法律诊所教师，甚至可以布置部分具有执业律师资质的教师专门从事诊所法律教育。其次，从事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师的职称晋升应不同于法学院其他教师。这点我们应借鉴美国的经验。从美国的诊所法律教师队伍来看，其构成基本上是从法学院原有的教师队伍之外另行聘请有丰富实务经验并热爱法学教育的律师，而且大部分诊所教师是专职的，无须承担诊所法律课程之外的其他法律课程，在职称晋升上亦有不同于法学院其他教师晋升的评价指标。［9］再次，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师也可直接聘用有经验的律师、法官和检察官来填充到诊所法律教育的师资队伍中来。

参考文献摘要：

［1］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第4972页。

［2］简明大英百科全书［M］.北京，中华书局印行，1989，第154页。

［3］王进文.法律移植社会环境下的文化认同［J］，河北法学，2002，(增刊)。

［4］张文显.法哲学范畴探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第269页。

［5］公丕祥.全球化和中国法制现代化［J］，法学探究，2000年第6期。

［6］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第92页。

［7］王卫国.改革时代的法学探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58页。

第7篇：法律援助的概念范文

2009年8月，浙江义乌稠州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陶旭明，放弃几十万元的年收入，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到长顺县从事法律援助志愿服务。他拿出并不丰厚的存款，买来新车捐给当地法援中心；他积极为当地经济发展牵线搭桥，在他的撮合下，上海世博会在DEVNET馆（国际信息发展网馆）专设长顺日……在近一年的法律援助中，陶律师“满怀信心，带着大家的爱心，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下，尽心地做着自己应当做的和能做到的事”，其中有欣喜、有悲伤、有感动，还有沉重。

陶旭明在长顺度过了人生中极不寻常的一年，他用日志记录了一个自愿者律师在长顺的难忘足迹。我们从中选取几则，向您表述这位长顺公益律师的爱心和正义事迹。

2009年10月25日 朋友的帮助让我感动万分

长顺县白云山镇摆省深处麻山腹地，大多数民房破旧不堪，风雨不能避。8月7日我来长顺的第一个星期天就到了摆省春雷小学，对陈启荣校长和陈玉奎老师表示愿为学校里的孩子提供一些帮助。两位老师非常负责，就具体帮助事宜，随后多次到县城找我商谈，要知道学校到县城的路途非常遥远！我很感动，努力说服我的朋友为学生提供帮助。

8月24日，我收到义乌张云仙女士为摆省小学捐助的140个书包和铅笔等文具。10月18日，收到义乌晨阳英语培训学校的徐丽飞老师捐助的物资，400套儿童棉袄棉裤、100多双学生穿的鞋、100多套儿童内衣，共有49个大包裹。今天我再次收到儿童棉鞋416双、义乌市徐杰商标事务所捐助的袜子1000多双。

最让我感动的是深圳塞飞洛公司的人事经理林小飞。我与他素不相识，他联系到我希望我帮他们寻找帮扶的贫困学生。我介绍了摆省小学的情况后，10月12日该公司董事长金春义和林小飞专程来到长顺，为摆省小学送来1240册图书，还为摆省小学的每个学生定制了两套衣服。他们的爱之真、情之浓，让我感动万分。

2010年1月9日 起草爱心协议

2009年10月，深圳塞飞洛公司的金董和林小飞来到长顺，给孩子们定制衣服，为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16名学生提供每人每年500元的生活补助费。林小飞同我商量希望找到一种可操作的帮扶方法，切实帮到学生。我想到与学校签协议的形式，由学校作为协议的一方帮孩子收取帮扶款分发，这样执行起来较方便。于是我起草了一份《帮扶协议》。2009年年底塞飞洛公司在长顺法律援助中心的见证下，与春雷小学签订了此协议。

在我心中，这是一份爱心协议，也是我律师生涯中最沉重、最有意义的一份协议。

2009年12月10日，义乌市律师协会也以此形式为长顺县摆所镇冗乃小学20名困难学生提供了为期三年的帮助。

2010年3月16日 误解方言差点闹笑话

从浙江来到贵州，最难的就是如何听懂当地方言。在长顺农村，许多人听不懂普通话，如果我不去适应，就很难与当地老百姓沟通。已经7个多月了，我还有许多方言听不懂。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办一起案中遇见的方言。当地公安机关在侦查审讯被告人的笔录里，曾记录着这样一条语言……“我是估到和她发生关系的”。我将“估到”理解为“估计到”，即当事人估计到自己会与女方发生关系，其中就没有强迫的意思了。为了佐证我的理解，我在庭审前特意问公诉人“估到”的含意，结果让我大感惊讶，公诉人告诉我“估到”是强迫的意思！事后我暗自庆幸自己没有自作聪明，要不在庭审中会闹出笑话。

随后，我很留意对当地方言的收集，以免再闹笑话。

2010年5月15日 为贫困者维权

3月的一天，法律援助中心来了一位叫彭乔香的妇女，经了解得知：彭乔香因与乡邻发生纠纷导致他人受伤，被指控犯过失致人重伤罪，附民事赔偿3万多元。

原来，去年8月的一天，彭乔香发现自家的辣椒被人偷了，便在院子里嚷骂，邻居王某认为她是在骂自己，拿起镰刀找彭乔香理论，双方发生争吵，王某用镰刀砸了彭乔香的脚。彭乔香把王某的镰刀抢过来，王某伸手去抢，左手抓在刀刃上，手指被割成重伤。彭乔香因此涉嫌过失致人重伤。若此罪名成立，这意味着彭乔香将被判刑。3万多元的赔偿，对一位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村妇女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没有砍人，是王某自己抓到刀口受伤的。”彭乔香觉得自己冤。但她说不出更多申辩理由。彭乔香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没有能力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她还是文盲，没有法律知识，无法为自己辩护。于是在法庭上我为彭乔香作无罪辩护。

一审法院认定彭乔香犯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判决后，作为被告人彭乔香的法律援助辩护律师，我感到责任十分重大。虽然对于彭乔香来说判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无罪差不多了，但对我而言在司法的公平和正义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意义。人权至上、以人为本的法治社会，不能轻易地判人有罪，于是在上诉期内我当仁不让地继续为被告人提起上诉。

第8篇：法律援助的概念范文

1、程序运行的稳定性

尊不尊重诉讼程序，关系到程序的稳定性。程序稳定，则是当事人在对程序结果有一定预知前提下的选择。因此，诉讼法规定了程序操作顺序，一可避免法院随意改变程序，二可方便当事人选择程序和实施诉讼行为。

诉讼法对管辖、审级、事实调查、证明责任的要求及分配、当事人缺席时的处理措施、程序进行要求、法院的程序职权、当事人的程序权利等等都作了规定。这些规定，组合成为程序稳定的结构，保障程序的有序进行。可以说，程序可变系数越小，程序就越安定，而当事人选择程序的机会便有可能增大。

以程序的相对固定性换取程序稳定的同时，法律并不排斥以灵活性和弹性来消除程序固定下的某些僵硬因素。但是，即使如此，程序的适当变动，也应该给当事人以一定的时间适应。而且，诉讼法本身也已经就程序可能变动事项作了规定，例如，关于中止、终结、延期审理、证据调查等等都作了规定，其目的仍然是保证在可预知前提下的适当的程序变动。

应该指出，与实体法关于法律行为的要件化规定相适应，程序法页就程序行为及程序事项作了要件化规定。要件化规定的优点，在于法官适用的简便，而且当事人页可以据此预测自己行为与要件规定的相符程度，从而在程序法规范的引导下自觉地控制自身的诉讼行为。无疑，本书将这种安定性概括为程序法的价值之一，其缘由也可从此寻找。

2、程序结果的安定性

既然由国家强制力来解决民事纠纷，则必须强调纠纷的一次性解决。我们将民事诉讼视为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屏障，是因为它以国家强制力作为背景。而国家强制力不仅在于强制当事人履行法院裁判确定的义务，还在于禁止当事人就同一案件进行重复诉讼，也禁止法院重复进行矛盾的审判。前者称为实质上的确定力，后者成为形式上的确定力。这种判决的确定效力在民事诉讼中称为既判力，它是法律安定性的内在要求和反映。

民事诉讼是国家为着解决民事纠纷而设置的制度。而解决民事纠纷终极目的，是为了当事人权利的实现和社会秩序的安定。从这一立场出发，由国家审判机关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决定，只要是在公正程序进行下的产物，其终局性效力应该保障。按照第一章所述观点，终局性判决在法律上宣告纠纷结束的同时，也在当事人之间创制了新的秩序关系。这种关系只要处于法律状态，也就要受法律的保护。如果允许对这种状态的重复侵袭，则法的权威性、安定性无从谈起。

确定的生效判决并非不能改变，但是需遵循特定的诉讼程序。我国显然在这方面缺乏立法和司法效率方面的考虑，而突出了实质公正的一面，从而为推翻判决打开了程序绿灯。因此，法院自我审查生效判决，随时有院长提起再审，检察院可以随时就法院的生效判决进行监督，随时提起抗诉的规定，尽管有严格的要件要求，然而却忽视了生效判决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形成的安定秩序。这与对法律安定性的理解有很深的关系。强调程序安定性与法律安定性的对应，强调程序安定性对法律安定性的反映，应该从宪法安定的层面上进行。

三、程序权利的宪法保障

（一）接受裁判权利规定的国际化

现代社会是文明的社会，国家在社会中的地位得到加强。与此同时，民事纠纷的解决，尽管多元化趋势在发展，然而通过国家解决民事纠纷的趋势也并不衰弱。由于社会法治化步伐的加快，国家对于各种纠纷的处理有了更多的能力和手段。为回应社会的要求，国家以法律禁止私力救济的同时，也在不断扩充公民接受裁判权利的渠道。而一些世界性的国际条约和公约，也相继规定了公民有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在诉讼法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程序保障请求权、或者叫做司法保护请求权。

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规定：“任何人在自己的权利义务以及刑事责任别决定时，完全拥有接受由独立的公平的法院进行的公正的公开审理的权利。”，将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作为重要的基本人权来对待。其他国际条约，例如：欧洲人权条约第6条第1款、1966年的关于公民及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关于人权的美洲条约第8条第1款等都作乐同样的规定。上述国际条约、公约的参加国在逐年增加，而且，很多国家在内国法中对相同的内容作了规定。

关于接受裁判的权利，很多国家在宪法中作了规定。巴西宪法第153条第4款、希腊宪法第20条第1款、意大利宪法第24条第1款、日本宪法第32条、墨西哥宪法第17条、荷兰宪法第167条、西班牙宪法第24条、土耳其宪法第36条、前苏联宪法第37、38条等都有类似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的规定。其他没有在宪法中明文加以规定的国家，也在诉讼法等法律中规定类似的权利。

在美国，对接受程序保障极为重视，并认为程序乃是法律制度之核心的的美国，其联邦宪法中包含的“due process”（正当程序）文言，可以说是程序保障的宪法规定，也是宪法对法官保持中立的具体要求。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无论何人，……不经due process of law（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第14条修正案第1款也规定：“任何一州，……不经due process of law，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第5条修正案的规定，适用于联邦层次的立法，而第14条修正案的规定，则适用于州层次的立法。而且，一般认为，上述规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障正当的程序 .正当程序规定所确立的程序保障不仅适用于实体法，也适用于程序法。它已经作为一种基准，用来衡量一个法律或者一个程序是否正当。 作为宪法规定的反映，民事诉讼中的程序保障直接体现为当事人主义的确立和实施。在以当事人主义为基础的诉讼制度和诉讼程序中，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的中心工作之一是致力于保障当事人双方通过诉讼程序展开自己的主张，并以从经过得到保障的诉讼程序中获得的诉讼材料为基础，依据法律和衡平作出判断。

与美国的正当程序近似的概念，在英国称为natural justice（自然正义）。其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1216年制定的英国大。 原来只不过是普通法中用以解释制定法的一个原则而已。由于英国普通法院法官的要求，最终成为制定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一原则具体包括两个具体的方面。其一是任何人不能在自己关联的案件中成为法官（no man may be judge in his own cause），其二是任何人未经审判不被断罪（no man may be condemned unheard） . .第一个方面在当今的诉讼法中具体体现为法官的回避，第二个方面则蕴涵有通过程序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含义。自然正义原则到了14世纪末遂成为英国立宪体制的基本标志。 总而言之，自然正义的原则在近代和现代英国，都被法官积极地适用，并在诉讼程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至于被称为法制体制、社会正义及基本价值的核心。

在德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类似美国的due process或英国的natural justice这样的观念和法律规定。但是，鉴于德国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和纽约人权保护条约中有“接受公正公开审理的权利”的条款规定，以此为背景，一些德国学者主张导入美国due process规定的原理，要求在法律中将公民有获得公正程序（Faires Verfahren）的权利作为诉讼基本权利来加以规定，并以联邦基本法第14、28、29条为依据，认为要求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就如要求保护所有权一样重要。1979年7月25日，当时的联邦德国在关于某医疗事故案件的决定中述道：“诉讼中原则性的武器对等和程序上危险的平均分配，是宪法对法律面前平等原则以及法治国家主义课以的要求。……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必须根据诉讼情形赋予宪法的实体内容、尤其是基本权利以具体的效力。在此框架内，法官必须为形成适当且公正的程序作出努力”。实际上承认了要求公正程序请求权的存在。 考虑到在德国司法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 的决定对程序请求权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日本，也出现了承认“公正审判请求权”的动向。为了给理论寻找法律根据，日本学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上。日本宪法第32条规定：“任何人在法院接受裁判的权利不被剥夺”（简称为“接受裁判的权利”）。该条文本身并未直接涉及程序保障。但是，学者们将该条文同宪法规定的其他基本权利相联系，从而主张，宪法第14条、17条、21条、24条、29条规定的财产、自由、生命等权利，应该通过国家行使裁判的方式来加以保护。因此，第32条规定的“接受裁判的权利”是“确保基本权的基本权”，而宪法第82条规定的对论构造和公开审理则是审判的方式。总而言之，“接受裁判的权利”实际上是程序原则的宪法化，即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加以固定和明确。 可见，日本的程序保障理论的根基并非直接根植于宪法之中，而是依靠对法律的解释，将某一程序原则转化为通过程序实现正当权利的宪法原则，并使这一被解释了的程序保障原则包含了近似美国正当程序的内容，从而为程序保障理论找到了宪法上的立脚点。

我国宪法并无关于程序保障的直接规定，然而这并不等于我国宪法和法律忽视了程序保障原则。我国宪法第33条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125条关于公开审理、第26条关于法院独立审判等规定，无疑可以解释为是程序保障的宪法依据。关于第33条的规定，可以认为该条所说的法律，当指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其中也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换言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应该包含有公民平等地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以及通过法律程序实现权利及获得权利救济的内容。而第125条和第126条，则是实现第33条的程序保障的有效方式。所以，我国程序保障的指导思想，其根基其实是建立在宪法的层次之上，得到这一根本大法的肯定和支持。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我国宪法关于程序保障的规定，的确十分抽象，所以这里所作的理论解释未必能避免牵强附会之一面。因此，在宪法重视程序保障的前提下，对民事诉讼中程序保障的制度基础加以探讨，会贴近程序保障原理的内容，会具有现实意义。

司法保护请求权或者程序保障请求权，在民事诉讼中演化为诉权。诉权毫无疑问属于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要求就自己的请求进行公正审判的权利。诉权的保护，是当事人程序权利保护的起点，如果剥夺了当事人的这一权利，则不仅程序本身无法启动，即使启动，也会因为对诉权的忽视而使程序夭折。我国以往的诉权理论多从国家干预民事纠纷、保护公民权利的角度来议论诉权问题，从而形成二元诉权论的通说。而笔者认为，诉权是一种程序权，这种程序权既是当事人基于纠纷发生的事实向法院请求公正裁判的权利，同时也是宪法规定的接近裁判的权利。因此，宪法关于程序请求权或司法请求权的规定，与诉权有着密切关联。详细将在诉权一章中展开论述。

（二）接受裁判权利的障碍及其排除

纵然宪法及法律为当事人利用诉讼程序、接受裁判提供了法律保障，也并不能就此肯定当事人实质上能够获得接受审判的权利。因为，对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来说，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造成他们无法接近裁判，无法获得实质接受审判的权利。基于这一意义，我们不能仅仅将上述的宪法和法律、国际条约、公约关于接受裁判权利的规定视为一种形式，还必须对宪法及法律等关于司法请求权、程序请求权的实质规定的意义加以认识。笔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来考察我国及其他国家在具体制度层面上是如何保护公民接近裁判的权利的。

众所周知，社会发展以及个人的发展都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平衡同样反映在司法请求权的实质实现上。尽管在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础上，人种、语言、思想观念、民族、社会地位以及财产地位等方面的不平等因素被排除了。然而，在当事人的个人资源以及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还是存在有一些人无法接近裁判的可能。例如，地理及交通条件的限制，无法立即获得司法救济，资力的限制无法获得律师的帮助等等情形，都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之中。这些不可避免的条件限制，形成了公民接近裁判的障碍。

我国不仅在经济上是发展中国家，在法治上也是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司法权以及公民其他权利（包括司法、程序请求权）的完善，是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不断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宪法统辖下的法律在保障公民接近法院、获得裁判权利实现的主要法律及制度是律师制度、诉讼费用缓减免制度、法律援助制度以及其他制度。 下面分别论述。

1、阻害接近裁判经济障碍的排除－诉讼费用制度及法律援助制度

（1）诉讼费用缓、减、免制度

司法、诉讼制度的生存，除了依赖纳税人的纳税外，还必须由请求司法、程序救济的当事人缴纳诉讼费用来维系。换言之，接受裁判的权利并非无偿，而是必须以经济基础作为后盾的。当然，如果案件事实清楚，简单的话，在处理上所花费的费用自然廉价一些。反之，则可能会高一些。

当事人进行诉讼，除了向法院缴纳一定的诉讼费用之外，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可能还要聘请律师、鉴定人、翻译，还要支付证人的出庭费用等等，所有费用加起来，其数目相当惊人。而且，案件涉及面越广，事实关系越多，案情越复杂，解决的难度越大，则需支付的诉讼费用有就可能越高。那么，对于实力雄厚的企业或个人来说，可能并不成为问题。然而，对于资力浅薄的个人及企业而言，高昂的诉讼费用首先成为影响他们走向法院大门、接近裁判、接近正义的障碍；其次，即使他们能够走向法院，也未必能够获得权利的实现。因为昂贵的诉讼费用还影响他们与实力雄厚当事人之间实际力量对比的平衡。可以说，诉讼费用问题首先涉及的是接近裁判权利的实现问题，它是一个诉讼程序问题，更是一个宪法问题。

因此，为了保障当事人接近裁判权利的实质性实现，各国就诉讼费用的缴纳规定了缓、减、免制度。

在德国，联邦基本法第3条第1款明确规定，所有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原则。德国理论界一向认为，这一原则在诉讼上的体现是当事人在诉讼中必须获得平等对待。这种平等对待其实也是保证当事人武器平等（进行攻击防御手段、能力的平等）的重要条件。因此，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股票法、普通约款法、特许法等法律都对当事人的诉讼费用减免作了规定。尽管有学者提出，对一方当事人的减免实际上是在当事人之间制造不平等。然而，大部分学者认为，对资力不同的当事人采取不同的诉讼费用收取办法，乃至减免，是实现裁判合理化的重要体现。因此，德国的上述有关法律规定了根据诉额和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减免诉讼费用以及规定基于诉额设置诉讼费用上限方式来防止因诉讼费用过高影响当事人正常地进行诉讼活动。

在美国，1980年制定的《司法制度平等利用保障法》（Equal Acess to Jutice Act），对传统的美国规则，即律师费用由聘请律师的当事人各自负担进行了修正，规定了败诉人负担的原则。意图为被无理卷入纠纷的当事人解除经济上的负担，并称之为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措施。

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18、120条规定，对于无力支付诉讼费用者，允许他们缓交诉讼费用。其宗旨是对无资力的当事人提供诉讼上的援助，以使他们能够在暂时不缴纳诉讼费用的情况下进行诉讼。

我国《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规定，当事人确实有困难的，可以向法院申请缓、减、免交诉讼费用。我国法律的规定，对于保障当事人在诉讼中有效地进行诉讼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无疑也是对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程序法上的落实。

此外，巴西宪法第53条第17款、意大利宪法第24条第3款、西班牙宪法第119条等都明确规定当事人享有寻求诉讼费用救助的权利。

尽管各国规定不同，然而，在保障当事人在诉讼中平等地位，以及促进当事人积极进行诉讼活动、实现自身权利的重要措施上，各国选择的方式确有相同之处，这充分说明了各国在保障当事人接近裁判上的意图具有相同性。

（2）法律援助（Legal Aid）

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保障当事人走向法院、获得裁判的重要社会扶助制度，自1960年代以来，在各国建立、展开并获得了得到很大的成功。法律援助制度是开启对贫穷者关闭的法院大门的金钥匙。诉讼是解决纠纷有效的、强有力的方式和手段，可是，诉讼又是昂贵的。如果不能将进行诉讼所需费用控制在一定的程度，或者不能为资力匮乏者提供进行诉讼的必要经费，无论诉讼对实现正义有多么重要，诉讼的意义其实是零，诉讼程序也不过是一个虚拟的框架。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谈到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意义时说道：“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如果公民由于经济困难不能取得法律服务，不能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宪法的这一原则就势必是一句空话。”。

法律援助制度起源于欧美国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纵观各国法律援助制度，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与社会发展和人权发展是相适应的。关于法律援助制度最早的规定，在英国14世纪的皇室法律中已有规定。1679年制定的《人身保护法》也作了规定。但是，在其后的历史时期内，英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并没有完全建立。美国1787年宪法、1789年的权利法案和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等都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但是，所有这些国家真正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如美国就是在1960年代才开始制定有关法律援助的法律，动真格地花力气建立法律援助制度，英国更是到了1980年代才开始大规模地整备法律援助制度的法律。这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不同以及经济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都推行的是国家与社会共同援助制度。即国家拨出钱，社会各阶层或团体也提供相应的捐献，设立援助基金为急需资金援助进行诉讼的人提供帮助。

第三，法律援助的机关方面，除了专门从事该项工作的法律援助协会外，更多的是依靠律师提供免费法律服务来进行。有的国家，如美国的律协会甚至规定律师每年必须提供一定的法律援助服务。也有一些国家设立国选律师制度，由法院为无资力聘请律师的当事人免费指派律师辩护等。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源于90年代中期。此前的民事诉讼制度中设立有诉讼费用的缓、减、免制度。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的直接立法规定在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和同年颁布的《律师法》中才出现。然而，这些规定仍然停留原则上，并未得以具体化。1996年6月，我国司法部下发《关于迅速建立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后，各地才开始了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置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初步形成了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立工作。确定了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以社会捐赠、行业奉献为辅的资金来源，和以律师、公正员、基层法律工作者为主的法律援助实施实体。 可以预见，随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我国公民在进行诉讼时的经济障碍将会逐渐清除。而宪法规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会获得实质性的实现。

3、请求律师的权利

社会的现代化，造成法律部门分类越来越细，其结果是要求掌握法律这一科学技术的人才越越来越多，而且其分化越越来越细。我们常常可以看见，法院内部设置有行使不同审判职能的审判庭、检察院亦如此。而律师虽然有万金油之嫌，但是，越是健全的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内部分工也在向细分化方向发展。所以，如果我们将法律视为一部在社会中运作正义机器，就可以看到该机器的构造十分复杂。就整个法律来说不仅需要全部精通法律技术的专业人士来操作，而且法律的各个部件来说也需要不同的精通各个法律部件技能的专业人士来操纵。因此，当我们在论及法治建设时，不仅要注意到法律本身的制定、法律制度的建立，还要注意到操作法律及其制度的专业人员的培养。

法律的复杂，不仅在于作为一部机器，其结构十分精密，同时为了操作该机器而设置的各种法律机关及程序既庞大又纷杂，即便专业人士如果不谙其道，竟也会生出差错，故而专业人士之间的协作对于法律的准确实施和法律程序的运营十分重要。这就是我们迈向法治社会时不得不面临的现实。基于这样的现实，当我们将视线移向法律服务的对象，即社会一般大众时，还能够看到，现实中许多人在发生纠纷、权利受到侵害时，往往在选择诉讼与否的问题上徘徊彷徨。其原因在于法律的复杂及神秘所使然。所以，即使我们对缺乏资力的当事人提供经济上的援助，使他们干预走向法院的大门，开始他们接近裁判、接近正义之路时，并不能保证他们能够顺顺畅畅地走到理想的彼岸。因此，对所有不谙法律，或者即使深谙法律却因为没有时间，又没有分身术来应付各种法律问题的人来说，在法院的法官之外，由熟悉法律操作技巧及其门道的律师来为他们提供服务，是帮助他们实现接受审判权利、实现实体及其他权利的重要方式。因此，获取法律服务就成为一种社会需要，这也是法治发展之必然。

在裁判与民众之间出现距离，影响民众向法院请求司法保护时，国家应该努力消除影响民众接近裁判的因素。然而，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的存在致使当事人不能接近裁判时，律师在其中扮演的桥梁作用就显得举足轻重。

当今世界，凡法治国家都设立有律师制度，而且律师在法律实施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们在议论美国作为法治社会所具有的特征时，总免不了要提及美国的律师人数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惊人。律师不仅仅是法律实现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而且也是社会正义得以伸张的重要力量。在一些国家，为了保证当事人顺利实现自己的权利，规定了律师强制（如德国）。如果当事人没有律师而到法院进行诉讼时，法院可以加以拒绝。美国甚至规定，拒绝律师就是违反宪法。而其他没有采取律师强制的国家，也通过法律规定当事人的获得辩护权利等，为当事人实现权利提供律师。1978年的西班牙宪法第24条第2款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权获得律师的诉讼辅助。前苏联宪法第161条也规定，律师必须为市民或组织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第9篇：法律援助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诊所法律教育 传统法律教学 引入 革新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概念、宗旨以及其在我国的引入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内涵

诊所法律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起源于美国，并在美国被广泛采用的法学教育模式。按照学者的观点，美国的诊所法律教育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经过近50年的发展，美国近130个法学院中的绝大部分都设立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这种新的法学教育模式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法学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而言，诊所法律教育的运作方式借鉴了医学院诊所与临床实践的教育模式，也正因此才被称为今天这样一个名称。根据学者的研究，在法律诊所中，法学院学生在有经验的教师指导下处理真实的案件，为当事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处方”，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并提供法律服务，培养学生从时间中学习的能力以及法律职业道德感。可以说，通过这样真实的体验与学习，学生能够充分掌握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并能够充分理解、运用课堂上所学到的基本原理与知识。

在理解概念的基础上，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美国要创造这样的一种法学教育模式？或者说，这一教育模式产生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根据学者的研究与考察，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虑：

第一，美国的法学教育中需要有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环节。在美国的法律教育过程中，非常注重理论与实务的结合，因此在课程设置上突出了这一思想。因此，美国的法学教育需要一个可以锻炼学生实践能力的机构与场所。第二，美国法学院培养的主要是律师而是其他从业人员。基于这一特征，美国的法学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培养律师的目标去培养学生，目标相对比较单一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第三，使用注意成为进行诊所法律教育的理论支柱。在美国，实用主义的思潮及理念具有较强的主导地位，它对法学教育的影响也比较明显，在法学教育的身上明显具有这一主义色彩和烙印。第四，不少美国公民需要法律援助。按照学者的观点，诊所法律教育与法律援助往往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前者不收取费用的做法，大大提高了美国中的穷人阶层咨询相关问题，并将相关案件交由法律诊所处理的可能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法律诊所业务的增加。

（二）诊所法律教育的宗旨与特征

1.诊所法律教育的宗旨

按照学者的观点，发端于美国的诊所法律教育，其目标是针对法学院学生实务经验不足而着重培养他们的法律技能以及法律职业道德。学生在有经验的教师指导下，通过真实当事人的案件学习法律和法律技能，这也是诊所法律教育的核心原则。可以说，诊所法律教育的宗旨是实现教学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正如学者所言：“学生在办理案件中所做的一切准备和实践活动最终都将回到课堂上，并经历反馈、分析和反复讨论等教学环节。诊所法律教育打开了一扇门，让属于校外的实践进入校内，成为法律教育的一部分，丰富了法学教育的内容。”

2.诊所法律教育的特征

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的法学教育的不同，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教学方法以及教学内容。可以说，前者的创新之处是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实现了法学教育模式的革新。

第一，从教学方法上看，诊所法律教育具有明显的灵活性、互动性、主动性特征。传统法学教育注重法学理念的传授，通常采用的都是“填鸭式”教学方法，不仅压制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往往还难以受到应有的效果。在诊所法律教育中则彻底打破了这一做法，使得互动与主动成为这一教学模式的鲜明特色：“诊所法律教育倡导教师和血红色呢过互动式的教学，教学中的互动包含了师生互动、教师之间的互动、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学生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教育机构与用人机构之间的互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等。”

第二，从教学内容上看，诊所法律教育具有极强的实务性、职业化、技能性特征。众所周知，在传统法律教育中，注重传统理论的传授，而忽视甚至轻视实务技能的培养。因此，“教师根据案件办理进程的各个阶段，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确定每一节课的具体教学目标，系统地、有计划地安排法律职业技能的培训和职业道德的讨论，是学生能够理论结合实际，学会法律的适用。”

（三）诊所法律教育引入中国

2000年，诊所法律教育被引入我国高校的法学院系，作为法律实践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一种重要且有益的积极尝试。具体而言，我国诊所法律教育的引入，与美国福特基金的倡导密不可分。根据学者的考察，1999年，福特基金会再北京办事处开始研究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高校开展的可行性。同年12月6日，福特基金会在北京召开了“关于诊所法律教育课程的研讨会”。会后，福特基金会向各高校发出了《关于参加福特基金会召开的拟在中国法律院系开展诊所法律教育课程会议的报告》。

二、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与缺陷

（一）我国诊所法律教育取得的成绩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诊所法律教育的理念与方法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宣传与普及，随着其方法不断被推广，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和认可。据统计，截止2008年5月，全国已有近90所法学院加入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成为会员单位，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其中，近60所法学院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建立了102个各种形式的法律诊所。可以说，无论是法学教育部门还是法律实务部门，对这一创新的研究方法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按照学者的研究成果，其重要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这一模式促进了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与完善。根据学者的理解，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学教育方法不停，强调的是“从行动中学习”的新型法学教育方法，通过真实的场景，培养学生法律实务思维、法律实务技巧、法律职业道德以及法律公益心。这种新颖的教学理念、互动的教学方法，不仅符合我国法律教育改革的要求，而且有效地促进了法学教育内容结构的变革。也就是说，诊所法律教育理念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原有的教育模式的变革，为我国法学教育的不断科学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和动力。第二，诊所法律教育已然成为我国公益法律事业的生力军。源于美国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理念，我国诊所法律教育也具有无偿援助的基本特点，因此很多经济地位较差的当事人都愿意将相关的案件交由法律诊所处理。根据学者的调查，2007年底，各院校法律诊所共办理了三千多件法律援助的案件。可以发现，它已经成为我国法律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我国诊所法律教育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基本上是移植、学习的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因此基本上是注重传统理念的传授，注重课堂的教学，一度忽视了实务的锻炼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尽管我国已经引入英美法系诊所法律教育的模式也有了一定的时间，但由于时间短暂，加上理念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开展这一活动过程中，也存在不少的问题。简言之，美国模式的诊所法律教育被引进到我国只有短短的十年时间，教育模式的移植必然经历从模仿到消化直至逐渐本土化的过程。概括起来，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建设并不完善，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制度和规范。尽管我国已经引入了诊所法律教育，但是，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以及运作上，并没有完全依照、参考美国的做法，具有很强的随意性。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诊所法律教育需要较大的成本投入，这也让很多高校的法学院望而却步。可以说，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诊所法律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正如学者所言：“成本与经费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未来发展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争取从学校即法学院获得更多教学资金，如何力争将诊所法律教育纳入国家法律援助基金的覆盖范围，如何广泛争取国内外的横向资助，应该成为未来诊所法律教育发展的一个目标。”

第二，我国诊所法律教育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在美国，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需要详尽、周全的法律制度、规范的保障，每一环节都有序地开展，如此，才能保证法科学生的实践效果。而在我国引入这一模式后，由于诸多细节的东西没有引起充分重视，往往造成这一模式运作规程不规范的不良现象，使得这一模式应有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如何参考美国的具体做法，逐步地、全面地完善我国的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学管理环节、实践步骤环节就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客观问题。

第三，我国的诊所法律教育的实际收益及效果有限。如上所述，由于存在以上两个致命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国的诊所法律教育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起到的效果并不明显。由此而造成了如下的特殊现象：首先是学生觉得这种实践并不具有锻炼的效果，因此他们往往还希望去大型、规范的律师事务所锻炼；其次是教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有的教师认为与其这样所谓培养学生的所谓的实务能力，还不如多多地在课堂传授些知识。此外，即使参与诊所教育的老师，有的也是很多敷衍了事，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实践效果。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的诊所法律教育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它本身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因此，今后的工作应当是采取积极措施不断改进这一模式，使这一模式更大地促进我国教育模式的改革，促进法学教育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