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来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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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的来历范文

一、 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

汉代大理是“蜀身毒道”必经之地，印度、缅甸人到过大理。唐代，印度僧人到大理传教游览，有的还成为南诏王的“国师”；唐初，唐将梁建方率兵讨松外蛮，招降河蛮首领杨敛，在大理地区游历考察，他将耳闻目睹的大理地区的部落、特产、风俗等内容写成《西洱风土记》；唐贞元十一年（公元1287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大理旅游，著有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元末明初，有几个日暗本僧人到大理旅游居住，有四位日本僧人圆寂后，还葬在苍山龙泉峰，并修建了著名的“日本四僧墓塔”；元代十七年至二十年（公元1280-1283年），西台御使部松两次到大理游览，调查了大理的山川、风俗、物产、社会生活，写出了著名的《大理行记》。民国初，英国人弗茨杰罗德到大理旅游考察，著有《五华楼--对大理民家族之研究》一书；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被贬到云南的翰林修撰杨慎，与大理白族学者李元阳结伴漫游苍洱名胜，写了《游点苍山记》，明末清初，著名诗画僧人担当，走遍苍洱之间，留下许多赞美大理的诗名；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6年），地理学家徐霞客来大理旅游，在他的《徐霞客游记》中对大理的苍洱名胜、传统的三月街等均作了翔实的记述。清代，大理的苍洱风光业已驰名，来大理游历的人更多，陈鼎在他的《滇游记》中，对大理三塔、一塔、感通寺、三月街等名胜古迹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剑川州牧张泓游历大理，在《滇南新语》中记述了大理的龙女花。大约在四千年前，大理便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战国时期，有大批移民从中原来到大理。早在汉代，大理就是古西南丝路的交通要冲。公元七世纪初，洱海地区出现了六个较大的民族部落。在唐五朝中央的支持下，蒙舍诏逐步吞并了其他五诏和许多小部落。公元738年，南招把政冶中心从巍山迁到了大理，筑太和地为都。同年唐玄宗封南诏王皮逻阁为"云南王"，设"云南安抚司"，从此，大理成为云南的政治中心。公元937年，段思平联络滇东三十七部进军大理，建立了"大理国"。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十万大军乘革囊，渡金沙江，灭大理。大理国相传二十三王，共318年。元朝在云南设立了中书行省，并将行省的治所东移到昆明，才结束了大理五百多年一直是云南政治中心的历史，公元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改大理国为大理府，称太和县。清沿明治，民国二年改太和县。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大理县、下关市建制撤销，组建为大理市。大理白族的风情浓郁，民族文化多姿多采，至今仍保留着独具特色的语言、服饰、风俗。还有许多具有地方特点的民族成会，如本主节、绕三灵、耍海会、三月街等。白族民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华丽典雅，别具特色，"家家养花"的美好环境令人流连忘返。

“文献名邦”一词在云南，常被人们作为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地区的称誉。“文献”二字的含义为：“文，典籍也；献，贤也。”用现代的话说，文指的是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献指的是熟悉典故的人才。因此，文献名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丰富的能够反映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典籍，二是要有精通典籍的人才。大理被誉为“文献名邦”的历史根据，就是高悬在大理古城南文献楼上的匾额。匾额是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云南提督偏图所写。偏图是汉军正白旗人，原姓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偏图以督标别将随云南总督赵良栋征讨吴三桂，第二年被提升为云南随征够兵。平定云南后，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偏图任云南提督。云南提督府衙门就设在大理。偏图身居大理15年，深感这里的人文兴盛故报请清政府颁发了这块匾。大理被誉为文献名邦的依据，在民间还有这样的说法，是根据大理文献村而来的。建于康熙年间的文献楼楼上有一副长联，为大理近代文人周仁所撰：“溯汉唐以还，张叔传经，杜公讲学，硕彦通儒代有人，莫让文献遗风暗消在新潮流外；登楼台而望，鹫岭夕阳，鹤桥小路，熙来攘往咸安业，但愿妙香古国常住于大世界中。”这幅长联道出了文献村的来历。联中的张叔何许人也？乃汉代大理文献村先贤。据传，汉武帝时，文献村名叫南山村。当时，大理地区还不开化，特别是文化方面更处于迷蒙状态。天资聪颖的张叔与同村好友盛览一块放牛时，深感不识文字的缺憾和痛苦，于是二人商议出走学习。他俩历尽千辛万苦，到处寻师访尊，终于寻访到了汉代大学问家司马相如，拜司马相如为师学习经文。司马相如授其经文，张叔、盛览学成归来，教化乡人。因张叔、盛览被后人尊为精通学问、精通典籍的人才，故将南山村改名为文献村。明著名白族学者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人物》载：“张叔，叶榆人，天资颖出，过目成诵，俗不知书，叔每疾之，思变其俗。元狩间，闻司马相如至若水造梁，遂负笈从之，授经，归教乡人。”

二、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与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文化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产生以后，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形成的。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与儒家文化的影响有着根本的联系。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缔造的儒学，自春秋起就开始书写她源远流长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发展的历史的演进，儒家学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了不断地丰富与发展，其社会功能也在与时俱进，并逐步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内涵。孔子通过其经历以及理论为后世的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其后，宋学家朱熹对儒学文化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不仅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与终身性，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如他所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仅要认识，更应该去实践。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矛盾、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2篇：儒家思想的来历范文

每天中午12点45分，我都会准时收看中央十台的“百家讲坛”。“百家讲坛”是由一些大师来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分析一些经典著作，告诉我们为人处理的道理。

我是在妈妈的强迫下看的，那时，我喜爱的动画片------《名侦探柯南》正在热播中，我自然是一万个不情愿，可是，妈妈可不管这么多，直接调到了十台，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没办法，我也只好忍气吞声地呆呆地看这“百家讲坛”。但是，渐渐地，我被里面的故事吸引了，从王立群读《史记》，我知道了一个朝代兴衰的历史原因有很多，明白时代是一步步前进的。从易中天讲诸子百家争鸣，我知道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等思想的具体的内容，虽然有些我还不太明白，但我一定会读读这些经典，吸取里面的精华。从鲍鹏山《新说水浒》，我明白了故事中各个英雄人物性格的形成过程，在以前，我还只是简单地认为《水浒传》只是一本打打杀杀快意恩仇的书，通过鲍鹏山老师对里面细节的讲解，我知道了看名著是要细嚼慢咽地，里面108条好汉，个个性格不一，来历不同，作者能处理得这么好，每一个英雄好汉的性格形成的原因以及各自的归宿安排得合情合理，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有时间，我一定再细细地咀嚼这部经典。从曾仕强教授讲胡雪岩的启示，胡雪岩能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个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我明白了诚信是人的第二性命。从钱文忠老师解读《三字经》，我知道了四书五经的一些大致情况，以后，我也会慢慢地去读这些经典。

“百家讲坛”已经成了我的精神食粮，就像每天要吃饭一样，一天如果没“吃”，我会觉得心里空空的。里面讲解的一些道理，必定会使我受益无穷。我会一直看下去的。

第3篇：儒家思想的来历范文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9-0033-02

PBL问题为本的教学设计，是为实现高中历史课程目标、培养学生灵活掌握历史知识、形成学科思维能力和开启智慧。在此，以人教版必修三《“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为例。

步骤1：图片对比，导入本课

春秋战国是战乱的动荡时代，中国文化却奏起了辉煌乐章。

PPT出示图片：

问题：两组图片的人物分别属于什么时期？哪个国家？

由学生讨论、交流并回答。

教师：两千多年前，古希腊雅典涌现出众多大思想家。同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各思想派别分别从本阶级利益出发，提出不同治国主张，也涌现出诸多的大思想家，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

设计意图：通过比较图片引发学生学习兴趣，结合问题，运用已学知识对比联系、整合中外历史，下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从认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东西方的先哲开始学习本课。

步骤2：分组学习，活动建构

教师：请根据必修一知识，分组思考是哪些因素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契机？

学生讨论交流。

第一组：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社会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第二组：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中解放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争霸事业使诸侯对人才渴求，更大为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一个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对中华民族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产生深刻影响。

第三组：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统一的观念。学术环境宽松活泼，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四组：・・・・・・

教师：正如同学们所说的，是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百家争鸣”应运而生。

PPT出示表格：

教师：“百家”只是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同学们分成四个学习小组，分别代表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四个主要学派，每个同学就自己组对应学派的相关介绍加以阅读，最好能与自己的课外所了解的相关知识相结合，每一组活动后进行小结，在别的学习小组回答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倾听；他们回答不全面或回答错误的地方，进行补充、指正，甚至诘难、批驳，注意取长补短。

问题1：什么是百家争鸣？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

问题2：“诸子百家”中对当时和后世影响较为深远的思想流派有哪些？他们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谁？主要观点是什么？他们的思想与他们所处社会的历史背景以及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之间有什么关系？

学生根据表格和问题，分组学习，讨论交流，回答问题。

教师：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儒、道、墨、法、兵等各家思想流派，争相发表不同的见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设计意图：通过分组活动简要建构本课主要知识结构，运用表格和充分利用课堂时间和学生已有学习经验，进行有效阅读；基于小组合作讨论，既能促进学生取长补短，又能学会交流合作，还能够学会表达、倾听与说服别人的方式方法，并且有利于健全学生尊重他人的人格态度，使学生历史学习的过程成为一种建筑在活动建构基础上的升华过程。

步骤3：创设情景，突破重点

儒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它既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极大地影响了东亚和东南亚思想文化的发展，成为世界文明史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分组活动简要建构本课知识结构后，还需要深入探究以突破本课重点。由于社会地位、思考方式和学统承继上的差异，先秦诸子在学派风格上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PPT出示：

问题1：《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全文10000多字，其中“仁”字出现了100多次。请指出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其含义是什么？应该遵循什么途径来做到它？

问题2：核心思想运用到治国上，孔子提出什么主张？它和“仁”之间是什么关系？

学生阅读材料，思考讨论，回答问题。

教师：孔子试图以伦理道德来规范社会秩序，协调人际关系，对今天塑造理想人格，构建“和谐社会”富有启迪；主张“为政以德”影响今天“依法治国”、“依德治国”的理念。孔子强调“仁”，是想通过和谐人际关系来稳定社会秩序。但春秋是个纷乱时期，仅仅依靠爱心是不行的，所以，孔子还强调“礼”。

PPT出示：

问题1：孔子主张的“礼”实质上是什么？孔子主张怎样实现“礼”？

问题2：“仁”和“礼”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学生阅读材料，思考、讨论和解决问题。

教师：孔子“克己复礼”的目的，是通过对人的规范，最终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从孔子主张恢复周礼，恢复宗法制、分封制的秩序和规范，可以看出孔子思想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因此，孔子的政治理想在当时无法实现。孔子想了什么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呢？

PPT出示：

问题1：孔子在教育上的主要贡献是什么？材料反映了孔子什么教育思想？在当时有何意义？

问题2：请从我校“诚敬”的校训以及日常教学说说孔子教育思想。

问题3：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可在当时他的思想受到统治者重视了吗？为什么？

问题4：后来的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孔子的影响是否仅仅对中国而言？

学生阅读材料，分析问题，思考讨论，回答问题。

教师：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式对话教学、注重人的发展的教育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孔子主张通过礼仪教化建立一个和谐、繁荣的国家，这些思想在当时未受重视，但后经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改造，在战国“诸子百家”中成为蔚然大宗。

PPT出示：

问题1：图中三位思想家分别是谁？在儒学形成过程中，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的思想主张有何异同？

问题2：“君舟民水”的观点，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影响很大，为后来历代有见识的封建统治者所采纳，对封建时代“治世”局面的出现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中大家所熟知的受影响最大的是谁？

学生阅读材料，根据所知知识思考、讨论、交流、回答问题。

教师：儒家思想是在吸收融合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道家、法家、墨家和儒家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

PPT出示：

问题：图中人物是谁？他可能代表哪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又有哪些典故能够反映他的辩证思想？

PPT出示：

问题：图中人物的思想对战国七雄里哪一国的影响最为深远？为什么？

PPT出示：

问题：图中人物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与“仁者，爱人”有什么区别？代表了哪些人的利益？

学生根据材料和所知知识，讨论交流，回答问题。

教师：正是“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

设计意图：通过创设情景，突破重点。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论语》等相关材料，来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培养学生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结合学生学习过的必修一、必修二的知识以及熟悉的学校生活展开讨论，明白孔子对后世以及世界的影响；让学生根据所学知识分析材料，教师适时恰当地引导解决问题，充分发挥导学作用；通过材料、系列问题与探究，了解道家、法家、墨家的主要代表及其主要思想，与学生对话论道，深层解读百家争鸣。

步骤4：拓展延伸，认识感悟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提出：“促成中国文明的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文化遗产。”李泽厚先生曾说：“即使广大农民并不读孔子的书，甚至不知孔子其人，但沉浸和积淀在他们的行为规范、观念模式、思维方法等意识和无意识底层的，主要仍是孔子和儒家的东西。”

教师：本课我们一起感悟了大师们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碰撞出的璀璨的思想火花，那么“百家争鸣”在中国历史上到底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历史影响呢？

问题1：你认为诸子百家思想中哪些思想对现代中国仍具有借鉴意义？

问题2：如果你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你会拜诸子百家中哪个人为师？请阐明理由。

问题3：请大家各抒己见，谈一谈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学生讨论交流，或认真倾听，或畅所欲言，回答问题。

教师：一定的文化就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诸子百家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敢于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以人为本的思想境界，创造性探索的勇气和精神，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勉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设计意图：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拓展延伸部分问题探究，以调动学生主动探索解决问题及创新性思维因素，最大程度发挥学生的潜能，使学生于兴趣盎然间进一步认识诸子百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感悟其学术思想的现实意义。

结束语：就课程目标本教学设计体现知识不是由外部灌输的，也不是由学生内部自发生成的，而是在问题探究活动中逐渐形成的，知识的建构是由探究者自己围拢着问题自主完成的。PBL教学设计需要认真思考：为什么设计这些问题探究学习，不用可以吗？实施问题探究，可能会出现哪些情况？如何点拨引导？如何把全班教学、分组合作与个人自学、教师引导结合起来？如何引导学生学会交往、倾听、表达，提高整体学习能力？同时，考虑学生的体验感受也很重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学生，以学生知识背景为基础，以学生为本创设符合学生实际情况的课堂探究问题，以促进学生习得一定的知识，并使理解能力、创新思维观念和能力、态度与修养有所转化和提升，才能使历史学习为启迪智慧营造广阔的自由空间。

参考文献：

第4篇：儒家思想的来历范文

【关键词】有效沟通 宗教 发展 意义

【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1-0189-02

沟通是任何信息传播与发展的基础，无论在社会的任何领域，如果未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即使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创意都可能无法实现。清晰而有说服力地阐述你的观点和建议，使自己的观点得到大众的认可和支持，是实现目标的关键。

在宗教界，宗教的传播与发展都离不开有效沟通。本文就有效的沟通对于宗教长期存在的贡献作一分析。

一 沟通的要素

所谓沟通，就是指人们之间进行信息及思想的传播的过程。人类大部分沟通都具有本能性、经验性和性格导向性。对于管理沟通而言，就需要管理人员更深入地分析他的沟通计划，并能够客观地对待其可能产生的效果。进行有效的沟通，把握好沟通的要素十分重要。

有效沟通的要素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发起者和接收者。这是进行有效沟通最基础的部分。尽管掌握沟通分析手段和有效传达技术是重要的，但是沟通成功仍极大地取决于沟通发起者从人的角度对自己的理解程度。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修辞学》中经常提到这个问题。他阐释了沟通成功的三个本质特征：理性、感性和道德品质。（2）信息及形式。针对特定的听众，何种信息可实现你的目标？要考虑这些听众需要多少信息，以及他们了解这些信息之后将会产生哪些疑惑，要使对方感到这些信息可以使自己受益，要使自己传达的信息有说服力又容易被记住，考虑该怎样组织这些要点才最有说服力。（3）渠道。这是有效沟通实现的关键一步。沟通渠道选择的好坏关系到沟通效率的高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沟通的渠道也不断扩展，在丰富多样的沟通渠道里选择特定的一种或多种有效渠道，是连接沟通发起者与接收者相互了解的一座桥梁，是发起者成功传递信息的关键。（4）环境与干扰。沟通是在具体的环境中发生的。沟通可能涉及传达给某一个人或几百万人；沟通也可能意味着在特定的公司文化、公司历史或公司竞争形势等准则中工作或意味着向这些准则挑战。所以，在制定沟通策略前，要确保已经了解这个沟通范围。

以上四方面构成了有效沟通的四要素，四种要素呈阶梯状排列，这也说明了有效沟通的四要素是相互依存的，缺少任何一种要素，有效沟通都将难以实现。

二 儒教的发起者——孔子

儒教在中国向来不被认为是一种宗教，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却远大于宗教。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的主张“仁”、“克己复礼”、“因材施教”等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一直是各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孔子把周朝的王官之学带入民间，儒教就是基于诗书礼乐发展而来的礼教，并经过孔子的传承以及后来历朝圣贤对于五经的阐释不断完善。荀子曰：“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儒教以孔子为至圣先师，以昊天上帝为至上神，上帝给人类指派了君和师，让他们来教化、治理上帝的子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如前所述，对于沟通发起者来说，必须具有理性、感性和道德品质这三方面的品质特征。理性，就是要在沟通时注意措辞，每个段落都要传达简洁的思想，能够很好地掌握沟通的结构和措辞；感性，是指对听众情感的控制；道德品质就是要具备一种先进健康的思想，有良好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等。孔子在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在经济上的主要思想是藏富于民与利民、重义轻利、见利义思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在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学而优则仕”，并且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这些事实都证明了孔子作为沟通的发起者，其理性、感性以及道德品质都做到了出类拔萃，这些都为儒家思想后来被统治阶级接受并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儒家思想日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三 佛教文化满足了日本民众内心的需求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于古印度。“佛”是佛陀的简称，其意思是觉悟，而“教”可以理解为宗教或教育，意为佛陀对大众的一种普遍而传承的教育。佛教一般注重人心灵的清净和觉悟，佛教认为世界是遵循因果循环的，只有达到觉悟，才能超越生死轮回。释迦牟尼涅槃后，佛教慢慢衍生了不同的部派。

在当今世界，在佛教徒最为集中的亚洲，日本已成为受佛教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在日本，大大小小的佛堂随处可见，人们定期去参拜、供奉，人们婚嫁、丧葬都要举行有关的佛教仪式。有些地方的寺庙也筹办募捐等慈善活动，为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地区送上一份来自佛祖的“关爱”，这些都让人们懂得信奉佛教不只是一种修行，更让人们懂得了感恩。佛教也正是利用这些渠道，在广大群众中广泛传播其思想，发扬其文化，不仅为了让人们去信奉它，更为了让不信奉佛教的人们学习其处世的精神。

从有效沟通的信息及形式角度来看，佛教在日本传播正是利用了阶级社会人们对社会异己力量的尊崇和敬畏，了解了大众内心的需求，人是社会化的动物，无论什么时候，人们的实践活动都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进行。宗教作为一种以人的存在状况为反映对象的社会意识，它的内容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宗教的产生和存在离不开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宗教的核心内容，因此，社会根源是宗教产生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根源。

四 基督教将音乐作为一种传教的渠道

有人专门研究和介绍过宗教的传播渠道，音乐、宗教绘画、雕塑等都是宗教传教渠道中最经典的范例。而基督教，是利用音乐传播宗教的范例。音乐在基督教敬拜中一直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包括圣诗、无伴奏单旋律圣咏、颂歌圣乐，还有泰泽祈祷歌咏的现代音乐以及其他各种形式。

基督教音乐表现出民族化、地方化的一面。美国黑人在基督教主题中融合进非洲音乐的节奏感，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愿望。黑人神学家詹姆斯·科恩在《黑人灵歌与布鲁斯：一种诠释》中写道：灵歌的基本思想是，奴隶制与上帝相抵触，否认了上帝的意旨。被奴役就是不被当做人，这种生存状态与上帝创造人成为他的儿女相矛盾。

同时，基督教音乐中也有高端作品。世人公认的最伟大的宗教作曲家是巴赫。作为正统的信义宗教徒，巴赫一共写了200余首教堂清唱剧。有研究者指出，“这些艺术经典，都是表达自己的思想与宗教礼仪融合，是表演性多于礼仪性，故只适合在音乐厅表演而与圣堂绝缘。”基督教音乐可以烘托礼仪应有的庄严气氛，可以衔接礼仪中个别的独立环节，还可以启迪和凝聚信众的心灵与传达祷告的心声。

丰富多样的宗教传播渠道，就是为了使宗教的传播表现出大众化和通俗化，使得宗教的思想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得到大众的普遍接受。教皇格里高利一世说：“绘画能让文盲了解到有阅读能力者从文字中了解到的东西。”宗教的传播崇尚通俗，凡是流传较广的宗教往往有一套通俗化的传播方法。而使之形象化，就是通向通俗化的一个途径。

五 伊斯兰教创造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环境

每年11月中旬，会有成千上万的伊斯兰教信徒们聚集在红海沿岸的一座小城——麦加，参加一年一度的朝觐，他们聚集在这里一起祈祷、吃饭、学习，作为伊斯兰教的“圣城”——麦加是这一个月里全世界最受瞩目的城市。在麦加甚至在沙特这样的伊斯兰教徒聚居地，虽然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子女一出生就得信奉伊斯兰教，但这种要求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它已融入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以一种比法律更有效力的方式存在。所有伊斯兰教的重要习俗皆带有政治性；消除内部争斗，以增加团体对抗外敌的力量；禁止不正当的关系，禁止高利贷。伊斯兰教特殊的宗教义务也具有同样浓厚的政治性，见之于其唯一要求的教条：阿拉为唯一真神，为其先知。此外，一生中至少得到麦加朝圣一次，斋戒月禁止白天进食，一周礼拜一次，以及每日祈祷。最后，伊斯兰教对日常生活也有一些规定，例如衣着，禁止使用某些不净的食物，戒酒，戒赌，禁止赌博。显然，伊斯兰教的教条已经融入了整个民族，融入了整个民族人们的生活方式。

伊斯兰教在历史的进程中创造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环境。伊斯兰教起源于中东地区，至今为止伊斯兰教依然是以中东为中心向周边扩展，正因为受当地群众生活环境及地理环境的影响，使伊斯兰教文化一代一代不断传承。由此可见，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之下产生的，没有一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为依托，宗教便失去了其生存的土壤。宗教在产生和发展传播的过程中，对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丰富了人文科学的内容，人文科学也便利了宗教思想的传播。

以上从有效沟通四要素的角度出发，介绍了儒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四种宗教的传播及发展状况，这些例子也鲜明地阐释出有效沟通对于多数宗教发展的重要意义，有效沟通促使宗教的思想在贴近人们情感需求的同时，也更富有理性色彩，它使宗教的“神灵”形象化，更贴近人们的生活，使宗教的思想通过丰富的渠道表达出来，让人们去感悟、去领会其内涵。宗教的传播不仅是为了传教，为了使人们信奉它，更为了让不信教的人们学会其对待生活、对待他人的态度和精神。

宗教在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统治者用以治理国家的工具，虽然我们倡导自由，但许多宗教对待生活、对待世界的态度仍值得我们学习，并且有效沟通之于宗教的意义仍值得研究。

与宗教一样，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我国当今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也离不开有效的沟通。举个简单的例子，要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企业的管理者必须扮演好沟通者的角色，明确企业的目标，分类沟通对象，是客户还是员工，掌握与特定对象沟通的信息，选择适当的沟通渠道，构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沟通环境等等，只有从有效沟通的四要素入手，才能抓住管理沟通的瓶颈，实现有效的管理沟通，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迈克尔E.哈特斯利、林达·麦克詹妮特.管理沟通原理与实践[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第5篇：儒家思想的来历范文

首先，通过社会史的具体学习，能够强化对特定历史阶段历史事件以及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掌握，在此基础上的历史学知识将积累得更加丰富，并且能够使历史知识系统覆盖范围更加广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人们经常会把历史的概念及其涵盖的范围定在政治历史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偏颇，历史应将人类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全部活动都涵盖其中，这样的历史才更加全面，并且从系统性来讲也更加完备。早就有相关的历史学专家针对历史提出了这方面的观点，认为历史应将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的全部历程都涵盖其中，并形成系统性勾连，使得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能够与政治以及经济上的重大事件连接在一起，这样一来历史才能够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此基础上，人们才能够将历史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历史在人们面前才更加鲜活、更加富有生命力。另外，社会史还能够拉近学生与历史之间的心理距离，使学生能够对历史产生近距离接触的感觉，这样学生在历史专业内容的学习过程中才能更加津津有味。没有社会史中丰富细腻的知识内容，历史知识将变得枯燥、空洞，在学生心中成为高不可攀的空中楼阁。在这种情况下，将社会史内容渗透进历史教学中，学生将能感受到有血有肉的历史，能够将历史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对历史的感觉将会更加形象和具体，并且能在历史的学习中感知到生活中的丰富多彩，从而对历史产生兴趣。通过社会史中对历史上人们衣食住行的详细记载，学生将能够产生丰富的联想，并且能够与现实生活相对比，这样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历史内容的深刻解读，还能促使学生对已有的历史知识储备进行具体的应用，从而加深对历史知识的思考和认识，进而站在一定高度上对历史进行深入思考。

二、强化社会史的教学措施

(一)针对社会史进行视角上的渗透

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史是对历史进行观察和总结的视角之一，通过社会史的视角对历史进行审视，这是一种全新的方式。在历史学习中，社会史的角度更加现实和具体，更加强调阶段性历史系统全面的内容，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需要相关历史知识，还需要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理论分析，这样一来才能够对特定阶段的历史作详细而全面的解读。通过这一过程，学生不仅能够温习和巩固相关基础性知识，还能够形成对历史的全面认识，思想观点能够基本成熟，甚至可以有条有理地针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进行褒贬评价。学生将通过这种锻炼来有意识地激发自身潜能，并通过思考对历史进行解析。通过社会史的视角，学生将能够感受到历史的丰富性，使得历史更加具有深度以及广泛性，并且更加客观实际，揭开历史传奇而神秘的面纱，这样一来学生所学习的内容才能更加科学，更加具有逻辑性。

(二)增加社会史的选题

在针对历史进行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要适当增加社会史方面的选题内容，这样教师的教学将能够发生系统性改变，如教学方式和教师与学生沟通方式的转变。在社会史中具有研究价值的内容很多，具体来讲，当中国处于民国时，正是中国历史风起云涌的阶段，政权频繁更替，中国发生了系统性巨变。在这一过程中封建王朝被，北洋政府也被打倒，也经历了阶段性发展，最终消失在中国历史的主流舞台上。在整个变化过程中，不仅政治上跌宕起伏，经济、文化方面都发生了翻天巨变，儒家思想早已经被取代，中国的主流思想也在更替和转变，最终被马列主义牢牢控制。思想文化上的巨大转变，使得中国面貌一新，从殖民地的社会状态逐渐变为独立自主，并最终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不仅如此，还彻底打破了阶级的限制，使得正式掌权。通过这方面内容的增加，将强化学生和教师对于社会史的关注和学习。

三、结语

第6篇：儒家思想的来历范文

关键词：朱熹；佛学；本体；心性；修养

一、朱熹的佛学因缘

朱熹的思想与其个人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朱熹于南宋建炎四年(1130)生于福建龙溪一个儒学世家，其父朱松从小便饱读儒典，深受儒学熏染，后任官于福建、浙江等地，虽然如此，朱松却也耽好佛典，曾与净悟、大智禅师交往甚密，平日为官之外，在家便诵经参禅。同时，朱熹家人也多虔诚信佛，其中有朱熹的母亲、外祖父、舅舅等人。因此，朱熹自幼便是在一个儒、佛两种文化相互交融的家庭氛围中成长，对他日后的思想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朱熹早年受到的还是儒家正统教育，因其父望子能举仕人官，从五岁起便将朱熹送人私塾。但在朱熹十四岁时，即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病死于福建建瓯，临终之前，朱松将家事托付于好友刘子羽，并儿子的学业交于刘子翠、刘勉之、胡宪几位好友，这四位友人都是武夷一带的儒学名家，却都喜好佛学，可谓是儒佛兼修的名士。这几位名士都好交往于僧人，时常便会带上朱熹同行，这使得朱熹对佛学耳濡目染，对佛学开始产生极大兴趣，同时他也随之结交了许多僧人。可以说在朱熹访李侗于南平之前，朱熹是沉于佛学的研习之中的。其自述道：“某年十五、六时，亦常留心于此(指禅)”《朱子语类》卷104。当然对朱熹影响最大的是大慧宗杲禅师及其弟子道谦开善。道谦是五夫里人，在仙洲山修密庵，与五夫里一岭之隔，朱熹年少时，随刘子翠结识了道谦，《朱子语类》有云：“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朱子语类》卷104)这其中的“一僧”指的便是道谦，而且有传，文中所提朱熹去赴试时，箧中唯置《大慧宗杲语录》一本书，他在与许生的信中提到：“夫读书不求文义，玩索都无意见，此正近年释氏所谓看话头者。世俗书有所谓《大慧语录》者，其说甚详。试取一观，则其来历见矣。”(《朱子文集》卷六十)可见当时朱熹是沉浸于佛学研习之中的。大慧宗杲与其弟子道谦所修禅法乃是“看话禅”，即对禅宗公案中禅师的对答进行参究，也就是“看话头”。看话禅是大慧宗杲对华严与禅宗的融会。在理论上，大慧宗果以华严宗的理论立说，认为众生都具本觉真心，要体悟华严真心，必须经过修行，去除蔽障，以显“自性清净圆明体”，即达到妄尽还源的目的。在修习方法上，他的特点是“看话头”，用“常惺惺”的动态功夫以令心灵活泼、生动，对治当时另一主流禅法“默照禅”之昏沉、僵化的流弊。朱熹后来的诸种学说，如参究中和已发未发的话头，主心要常惺惺的主敬功夫，及先涵养后察识之修养法都很难排除不受大慧宗杲的影响。

朱熹出佛入儒的转机应是在见到其师李侗之后。初见李侗于南平，李侗便指出儒佛之不同，评价朱熹所学落于悬空，朱熹再三辩驳，但李侗却没有给予更多的回答，“只教看圣贤言语”(《朱子语类》卷104)于是朱熹便“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来。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朱子语类》卷104)因此朱熹再访李侗时，便相谈甚契，后便拜李侗为师，后朱熹题于西林寺的诗为证：“古寺重来感慨深，小轩仍是旧窥临。向来妙处今遗恨，万古长空一片心。”此诗为朱熹访李侗住宿于西林寺时所题。“向来妙处今遗恨”说明朱熹已开始由佛转儒，完成将生命价值安顿于儒家的抉择。

二、朱熹理学与佛学立论根基之异同

朱熹之于佛教的态度有两面性，既反对、排斥佛教，又吸收、溶摄佛教有关思想。这点首先体现在朱熹理学的思想立论根基层面，即本体论层面上。

朱熹发展前人思想，将道德本体化，以太极为理，阴阳为气，构建了理体气用的“理本论”本体论架构。朱熹抄《太极图解》以表其意：“此(太极)所谓无极而太极也，所以动而为阳，静而为阴之本体也。然非有以离乎阴阳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言耳。”这是说，理是本体，是阴阳动静存在的所以根据。气的动静则是理的外在过程和表现。理在气中与气不相离，但又是不与气相杂的本体。这是朱熹构建宇宙论以及本体论的基础之所在。就理与气、体与用的关系而言，朱熹认为：“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朱文公文集》卷46)理与气是体用关系，是“不杂”，而其又是“浑沦不可分开”的，即“不离”。理与气在时空上无有先后，只是“理”对“气”在本体论的逻辑关系上享有先在性。为此朱熹又有云：“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此外关于本体与现象关系的另一重要概念即“理一分殊”，这一概念指的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只是一理。同时每一事物之中都包含着一个与那“一理”完全相同的理作为自己本性，此即“理一”，而万物由此理禀受不同的气便之所以产生万物之差异，此即“分殊”。这体现的是“一”、“多”相摄，普遍与个别融同的关系。朱熹的此一以“理”为本体的思维模式与佛家的理论架构极为相似。就华严宗而言，该宗有“一真法界”缘起与“四法界”说。所谓“一真法界”是说世间与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此“一真法界”随缘的产物，“法界”是一切客观事物的本质，一切客观事物都是有“法界”派生的，“法界”在华严宗即是“一真法界”，又常称为“真如法性”、“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可以说朱熹的“理”在某种程度上说便是这些概念的代名词。而就体用关系而言，华严宗以“四法界”来诠释，此“四法界”即“事法界”、“理法界”、“理事元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尤其是后两个概念认为，任何事物，任何现象都是“一真法界”随缘的产物，是理体之显现。事物不能离开理体而独存。同时，每一事物都包含摄理之全体，事事都包含理之全体。此即所谓“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包含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一”、“多”相摄关系，这与朱熹的理气体用关系十分吻合。朱熹自己就曾引用华严宗人永嘉的《证道歌》中的话来表“理”、“气”关系，即“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大正藏-卷四十八》)

虽然，朱熹之理学与佛学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受篇幅所限同时前人多有述及，这里仅作简单例证。在朱熹暗中汲取佛教理论架构之时，表面上朱熹是与佛家划清界线的。朱熹以自我为正统儒家身份继承道统，批判、排斥佛教，作出“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的分判，意图扭转前人在理论根源上抨击佛教之不利局面，而从本体论基础层面来否定佛教，朱熹认为虽然儒家讲“理”，佛家亦讲“理”，但是“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朱熹反复论道：“老氏依旧有，如所谓无欲观其妙，有欲观其窍是也。若释氏则以天地为幻妄，以四大为假合，则是全无也”。不过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佛家虽多用“空”语，但儒佛之“理”不可以“有无”来辨之，只是其理的内蕴不同而已，儒佛以相同之本体论架构，承载不同的价值体系。佛家所谓“空”一般地并不是指的空无，而是指的“假名”或者说“不真”，晋代僧肇写的《不真空论》顾名思义，所谓空，便是“不真”，而“不真”也就是假，所以说“是亦为假名”。再者佛说“无我”是从真谛的角度破除众生持假我为真的持着而发，并不“空”去“真我”。正如《中论观法品》云：“有无我，我决定不可得，它有无我?若决定有无我，则是断灭。”，“无我”非终极义理，其意只在肯定真谛自在的“佛性真我”。《大般若经》说：“唯断取着，不断我见，我见着，名为佛性”。“一切诸法悉无我，而此涅槃真实有我”。佛教教义认定人生既是苦，而苦之根源即在人“执着”“假我”而以为真，必须彻底“空”去“假我”方可解脱苦海，达到“佛性真我”，即“涅粲”的极乐世界。从修行的角度看，“空”去“假我”即是去除人之世俗欲念。但佛学不仅讲求践履，更长于哲理建树。在佛学哲学逻辑体系内，为证明去除“假我”之必要，把一切可用言语表述者，包括言“空”之本身皆且为“妄念”之执，皆须“空”去。此“空”观是颇为彻底的，但是彻底的“空”正是为实现彻底的真(佛性真我，涅粱)。“佛性真我”、“涅槃”乃佛教义理，崇高、无限、绝对真常，非人之意识、言语可及，只能永生修行，“空”去“妄念”，才有可能体悟真切，足见佛理与儒理相去甚远，却并非“理空”，佛教传人中国后，在本土化过程中，其重大变化主要是修行方式的中国化，信仰目标并无根本改变。朱熹有时也承认佛教并非无其至“理”，他说：“释氏于天理大本处见得些分数，然却都认为已有而以生为寄。故要见得父母未生时面目。既见，便不认作众人公共底，须要见得为己有死后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为寄寓。”(《朱熹语类》卷126)佛以治心为务，识“天理大本”只是为自身的解脱，即朱熹所谓“认为己有”；儒者以治天下为务，认“天理无私”至公，与天理同一的“圣人无私无我，故功高天下”。(《河南程氏粹言》卷3)儒佛之间，天理样态有别，并无“有无”之异。

三、心性论层面的比较

朱熹的心性论是以“心统性情”为架构来解释心、性、情三者的关系的。

朱熹认为“理”是形而上的，在天为“命”，人禀受形上之“理”而为人恒常不变的本质，称为“性”，由于理气不杂不离，人禀受的“理”叫“性”，所禀受的精爽之气，叫“心”，因为理在气中，故就人的生命结构而言，“性”在“心”中，即可谓“天命之性”，此“性”落于人生便寄于可善可恶的“气质之性”中，“情”便是心感物动形成的心理情感意识，是寓有天命之性的气质之性的发用流行。

而中国佛教诸多宗派心性论皆受到《大乘起信论》的影响，具有“一心开二门”的心性论模式，“一心”即是“众生心”，人的当下现实的心理意识活动。“二门”即是“心真如门”、“心生灭门”。心真如门是此心向上提撕而达到的清净本体。此是真如佛性的“不变”之义；心生灭门是此心向下沉沦而展现的八识变灭、生死流转的人生现实。我们可以说朱熹的“心统性情”正是借鉴了佛教的“一心开二门”模式。

但在相同的模式中差别也是有的。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谈“心”“性”时，乃是视二者为一体，认为三世诸佛，密密相传，都在悟此心之本来面目，可以说“即心即性”、“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这是心体与理体的统一。而朱熹理学的“心”与“性”却另有说法，他认为在未生之前可谓性，却非心，心属气，性属理。“心”“性”非为一物。此乃朱熹理学与佛教特别是禅宗就心性问题的差别所在。

四、修养论与佛教之出入

对于如何规范、提升人心，使心合道，复归天理，朱熹提出了“居敬以涵养”和“格物穷理”的功夫修养入路，也就是敬义夹持的居敬穷理功夫。居敬功夫旨在涵养道德心态，坚定道德意志。穷理功夫旨在究明中节合理的道德知识，对于“居敬涵养”，朱熹说：“居常持敬于静时最好。”接著说：“涵养、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养做头，致知次之，力行次之。”看来在这三项功夫中朱熹最看重“敬”的功夫，即教人自知提起心而莫放散无归，朱熹谓之“提撕”，“常惺惺”(这些都出自佛家用语)。而具体操作方法朱熹特重静坐。他说：“今人皆不肯于根本上理会。如敬字，只是将来说，更不做将去。……看来须是静坐。”(《朱子语类》卷12)又如他教门人郭德元“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他教黄子耕以静养神时说：“但跏跌静坐，目视鼻端，泣心脐腹之下，久自温暖，即见工效矣。”(《朱子大全》卷48)这实行静坐的方法很明显是借鉴佛家的，尤其北宗禅重视坐禅，在禅定中“观心”、“摄心”、“住心看净”，观心、看净是一个心性修行的过程，通过观空和“息想”、“息灭妄念”(拂尘)等，深入认识自己本具清净的佛性。禅门以“行、住、坐、卧”为四威仪，朱熹亦借用此“四威仪”，他说：“读书者当将此身葬者此书中。行住坐卧，念念在此。誓以必晓彻为期。……方谓之善读书。”可以说，朱熹之一持敬功夫以佛家“戒、定、慧”三学中的“定”来概括一点也不为过。

然其不同之处在于朱熹认为穷理有个“因缘时节”可知。他主张格物致知，读书穷理意识方法条理井然，层次分明，循序渐进的。而作为禅宗来说禅宗讲求“无心”、“无念”、“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在禅宗的体系中，是不许分析这个“时节因缘”，否则即非以无所得心来悟道，而落于“执相”、“妄想”的层次。若采分解式的阐述，则成“心外求法”，是外道而非佛法。因此，禅宗若想勉强地用言语来回答“因缘时节”，往往“忽悟”这类字眼，轻轻带过。此乃朱熹认为其修养方法与禅之不同所在，也是他由佛人儒的原因之一。

第7篇：儒家思想的来历范文

关键词：文化互动；大理白族；传统习俗

中图分类号：C912.6.74.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2-0064-05

习俗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袭相承的习惯、风情，被视为划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同时，习俗也是民族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一个民族的习俗所呈现出来的特征，可以折射出该民族文化的主要特征。大理白族是一个民族文化多元融合、开放的民族，这种多元融合、开放兼容的特点在其传统习俗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在白族的传统习俗中有吸收汉族的部分，也有与周边的彝族、纳西族相融合的内容，这些在岁时节日、居住习俗、婚俗、葬俗等方面都有体现。而这种多元融合、开放兼容的民族传统习俗又是与白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互动分不开的，正是在多元文化互动的作用下，才会生成如此绚丽独特的民族习俗。

一、文化互动以及与大理白族本土文化发生互动的文化体系

任何一种民族的文化都存有自己独特的元素，又表现出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之间的千丝万缕，总是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而这种局面究其原因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不可避免的互动作用形成的。

文化互动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冲突与融合，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是民族间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过程。文化互动过程的起点是不同民族间的文化接触，结果则表现为两个方向，一是不同文化相互冲突、碰撞，大家或是“同归于尽”，或是一种文化战胜另一种文化；二是不同文化间相互借鉴、吸收，融合成一种多元特质的文化。从文化互动的观点看，不同文化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实体，不管是同质文化还是异质文化，都必然会在一定条件下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文化的接触和交会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多维的；接触和交会的双方相互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接受者；在双向的接触和交会过程中，不同的文化通过相互解读、相互诠释，不断冲突和融合，不断改变自身，“从本质上看，族际文化互动是一种建立在相关文化调适基础之上的作用与反馈交错出现的连续耦合运作过程”；文化互动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最具有创造性和最富有活力的文化往往就产生于异质文化的接触点、边缘地带或缓冲空间。

云南大理地区由于历史地位和地理区位的特殊，长期以来成为多种文化相互交汇、融合的边缘地带，大理白族文化独特的魅力和持久的生命力与长期以来白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体系的互动密不可分。在白族早期文化体系中属于本土文化范畴的主要包括了古滇文化、早期汉文化、原始崇拜文化、巫文化以及本主信仰文化。这些早期的本土文化体系与同时期的外来文化不断地发生着文化的互动，这些外来文化主要是各种形式的汉地文化如：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巴蜀文化、中国禅宗文化等；来自印度、吐蕃等国各种流派的佛教文化如：藏传密宗、印度密宗的阿吒力教派等；来自周边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如彝族的毕摩文化、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等。这些文化体系经过长期混融、互相影响的互动，最终形成了大理白族多元融合的文化体系，而大理白族的本土文化也在互动过程中影响了其他的文化体系，如在彝族、纳西族的文化体系中都有白族文化的影响元素。如果将这些复杂繁多的文化体系加以梳理，则可以看到在文化互动过程中对白族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其中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对大理白族文化的影响已在拙文“从的视角探析大理白族传统文化的多元融合”中专门阐(见《贵州民族研究》2008.3)和周边主要民族的本土文化。大理本土文化因子与多种外来文化因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系统，其孕育、发展到成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不同文化因子相互冲突到各文化因子融合一致的演进过程，最终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且纵横交错的多元文化的复杂关系体系。大理白族文化的这种多元融合特征在其文化体系中的政治思想、、习俗、艺术等层面都有着丰富的呈现。

二、文化互动环境下大理白族传统习俗的多元融合性呈现

习俗作为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因袭相承的习惯、风情，它涉及到该民族的生产、生活及信仰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具体表现为岁时节日、婚俗、葬俗及饮食习惯等。由于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一样，因而各民族传承下来的习俗也就各不相同，所以不同的习俗也可视为不同民族划分的标志。习俗作为文化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与政治思想、宗教等方面相比较，与百姓的联系要更为密切，习俗作为代代相传的东西，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去遵守和承袭的，不像政治思想是统治者强加于人，也不管你是否信仰某种宗教，只要你生活在某个民族的社会当中，就必然会受到该民族习俗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这些习俗。白族本土文化在长期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作用下，从习俗这一文化层面选择性地吸收了汉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的相关部分，也有与周边的彝族、纳西族文化相融合的内容，这些在岁时节日、婚俗、葬俗等方面都有体现。这些多元的习俗，折射出了白族文化本身的多元融合性特征。

1　文化互动下选择性融合汉文化元素的白族习俗。

白族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民族，这不仅因为白族先民历史上长期保持着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的交流，而且因为白族在形成的过程中融合了相当数量的汉族成分。在与汉文化的长期互动中，白族文化中吸收、融合了越来越多的汉族文化元素。元初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就记述到：“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到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云为，略本于汉。”可见，汉文化对白族文化的渗透是多方面的，白族的习俗中也大量地融入了汉文化的内容。

(1)汉文化对白族习俗影响最深的主要是在岁时节日方面。汉文化传人大理白族地区后，白族在原有的节日之外，也增加了汉族的节日，并且在这些节日的内容上“偷梁换柱”，融入了自己的特色。从现在还存在的白族的节日和汉族的节日相比较来看，二者共有的节日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盂兰盆会)、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这些节日在白族先民那里是没有的，它们是在白族与汉族长期交往后才逐渐被白族接受并使之成为自己岁时节日当中的一部分。从这些节日举行的时间及节日活动的内容来看，显然是白族吸收了汉族的习俗，并加入了自己特色的内容。

春节，是白族较为隆重的节日。白族过春节也和汉族一样要全家团圆吃年夜饭；除夕夜和大年初一的清晨都要燃放鞭炮以求除旧迎新；大年初一，全家人都要吃汤圆，以求在一年中全家人都能团团圆 圆，晚辈要给长辈拜年，长辈也要给晚辈压岁钱以图吉利，这些过年的风俗白、汉是相同的。不过白族也对过年的风俗稍加改动，增加了一些特色的内容，如大年三十晚上，白族人全家老小都要用清水洗脚，并且要洗过膝盖，民间有谚语“三十晚上洗个脚，一年到头吃得着”；年三十白族人家家无论家里有没有柴烧，都要到集市上买一捆柴，白族人把这叫“进柴(财)”，以财、柴的近音，图个吉利；家里要铺上从苍山上采来的青松叶，取“松”之意，求得来年手头的钱多一些，日子过得轻松些，不要紧巴巴的；大年初一不仅要吃汤圆，而且还要喝米花糖水，意味着生活甜蜜。这些过年的风俗都是白族人在汉族春节的基础上，把自己的一些特色融入其中而形成的。

清明节，是白族祭拜祖先、为祖先扫墓的节日。白族的清明节和汉族的清明节的时间都是公历4月5日，在这一天，白族人一家老小都要到墓地为祖先扫墓，并供奉果品、饭菜、烧香焚纸钱，也有插柳条的习惯，这些都与汉族扫墓的风俗相同。不过白族的清明节也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如果是为新亡的亲人扫墓，全家人都要戴孝，此外，一般家境好的白族人家还要蒸一竹蒸笼的米糕供奉祖先。

端午节就更具有汉化的特点，相传白族的端午节也是为了纪念屈原的。在端午节里，白族人家都要包粽子、蒸包子、做米酒、挂艾草菖蒲于门上，用百草煎水给孩子洗澡，这和汉族的端午节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不过，白族的端午节也有自己的特点，如：端午节这一天，白族人聚居的村镇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本主的仪式；大理剑川一带的儿童还要在胸前挂一串布扎，用以驱邪镇恶，以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家人朋友三五成群地到水边结伴而行，白族^称为“走百病”，以祈求自己不要生病等。

中元节又称盂兰盆会，是佛教和道教都有的祭祖的节日，由于汉族和白族都深受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的影响，中元节成为了汉族和白族都有的祭拜祖先的节日，并且由于历史上白族曾全民信仰道教和佛教，所以白族的中元节要比汉族更隆重。汉族的中元节一般只是在农历七月十五这天祭拜祖先，而白族却是从七月初一到十五都要供奉祖先。白族自古就有祖先崇拜，而道教和佛教传人使白族祖先崇拜的内容更为丰富，将中元节“嫁接”过来，成为有特色的祭拜祖先的日子，从七月初一接祖先亡灵回家，直到七月十五送祖先离去，历时半个月，故而白族人又称中元节为“七月半”，在这一期间，每日三餐都要供奉、焚化纸钱，不得在家中吵闹以免打扰祖先，七月十三为新亡的亲人烧“新包”、七月十四为祖先烧“老包”，所谓“包”，是指装有金银纸锭的纸包，还要在家门口泼洒浆水饭，将祖先送回，烧过的灰烬不能乱倒，需于十五日投洒到河中，由祖先带走，到此仪式才算结束。

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也是白、汉共有的节日，白族和汉族在这几个节日的内容上是基本一致的，这些节日也是汉文化传人白族地区以后才增加的。

(2)汉文化对白族习俗的影响还表现在居住习俗方面，包括民居建筑风格和民居使用格局。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的民居，总是包含着该民族该群体的风俗、信仰、经济生活、社会结构、对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民居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文化概貌的图示。白族是我国最注重民居建筑的民族之一，白族民居具有丰富艺术内涵，也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白族民居的基本单位是“坊”，一坊房即一栋三开间二层楼房。内部格局为：底层三间，中为堂屋，供奉神位和会客之用，两侧为卧室，楼层多用来储藏粮食及杂物。平面布局主要有：三坊一照壁，即三坊房加一照壁围成三合院；四合五天井，即四合院，它与汉族四合院的不同之处是，除中央有一大天井外，在院落四角还各有一个小天井，大、小天井共计五个；独坊房，即一坊房加三面墙围成院落。透过白族的民居建筑，我们可以看出白族多元文化的交融。首先，从民居的格局、装饰、使用来看，体现出了很强的汉文化气息。白族较早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也融入了白族文化中。白族民居建筑十分注重对称，房屋内部格局中为堂屋，两侧为卧室，院落布局更是讲究对称严谨、前后左右平衡，房屋的各种装饰图案也要求严格的对称。这一点，可视为中庸之道的一种具体表现。民居建筑中的装饰内容和形式都有汉文化的特征，如大门门头上的龙、凤形象，格子门上所雕刻的“八仙过海”，“渔樵耕读”等。

从民居的使用格局上也体现了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对白族的影响。在四合院、三合院民居中，家长住正房，子女只能住厢房，而且正房的高度总是超出其它几坊房及照壁，独坊房民居中，堂屋右侧为尊，家长即住右侧，这种使用格局显示了儒家所倡导的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伦理思想。

此外，白族的居住习俗还体现出了一定的宗教文化的色彩。如白族在堂屋要有专门的地方供奉祖先的牌位，房屋的许多部位也有神灵，如梁有梁神、灶有灶神、门有门神，这显然是道教文化的影响。同时，白族家里除了供奉祖先牌位外，亦供奉佛龛或佛像，这是佛教文化的痕迹。另外，白族的本主崇拜也体现在民居建筑中。在大理一带，村落民居建筑的布局常以本主庙与庙前戏台组成的方形广场为中心，不少村落还在入口处修建一大照壁，总体看来，一个村子仿如一个大院落，而本主庙即是这一院落的中堂。可见汉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及本主文化在白族的居住习俗中得到了多元融合。

2　文化互动下融合彝族文化、纳西族文化元素的白族习俗。

白族的习俗不仅大量地融入了汉族的元素，而且由于白族长期与彝族、纳西族这些周边的少数民族杂居和相互交往，在白族的习俗中也有和这些民族的习俗相融或相同的部分，这在岁时节日和婚俗、葬俗方面都有体现。

在岁时节日方面，白族、彝族和纳西族都要过火把节，而且时间也是基本相同的，彝族和白族的火把节是在农历六月二十四，纳西族是在六月二十五，在火把节这天，白族、彝族、纳西族都要穿上盛装，举行各种游乐，入夜后点燃火把，奔驰田间，驱除虫害。从这点来看三者的火把节是有着共同点的，虽然说关于火把节来历的传说三者各不相同，但从上述的相同点来看，三个民族的火把节都有对火的崇拜的意味。崇拜火，才着以盛装而敬之，认识了火的用途，才到田间点亮火把驱除虫害，这些不能不说是对火崇拜的痕迹。如果说白族、彝族、纳西族的火把节究竟是何者先产生的，这很难说清，但从三者在火把节中的习俗来看，竟然有如此多的相同点，应该说这不会是偶然的，而是族际文化互动的结果。

另外，纳西族和白族都要在每年农历二月初八举行“牧童节”，节日的内容都是感激牧童一年来放牧的辛苦。从节日的时间和内容来看，纳西族和白族的牧童节也是有着相互影响和融合的。

除了岁时节日外，在婚俗和葬俗方面，也有着多民族文化互动的痕迹。婚俗和葬俗往往能够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内容，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在婚俗和葬俗方面，白族也有着与周边民族相似或相同的地方：

在婚俗方面，白族、彝族、纳西族都有各自的形式，但又都有相似的地方，即女子在出嫁时都要唱“哭嫁歌”，旧时哭嫁歌的内容多是哭诉与家人、朋友的离愁别恨，或是哭诉父母、哥嫂的狠心，控诉买卖婚姻，平时不敢说的怨恨，此刻都一倾而出，现在哭嫁歌的内容主要是感激父母的抚育之恩以及与亲 人、朋友的离别。在白族、彝族、纳西族的婚礼中都有这一仪式。这有可能是人之常情而形成的相似点，但也不能排除交往密切的三个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

在葬俗方面，白族由于受佛教的影响，传统的丧葬方式是火葬，至明清时期由于中央政府明文规定禁止火葬，其丧葬方式才改为土葬；纳西族由于受原始宗教的影响，其传统的丧葬方式也是火葬，1723年“改土归流”后，才被迫实行土葬，这样看来，在丧葬的方式上，白族和纳西族都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从丧葬礼俗的内容来看，二者的相似点也比较多。如老人即将咽气时，老人的儿女至少要有一人守在身边等着老人咽气，白族和纳西族把这称为“接气”；老人咽气后要将包有银屑、米粒、茶叶的红纸包放入老人嘴里，作为死者上路的盘缠；棺材要用六块整板，衔接处不能用铁钉，高寿者的棺材漆以红色，其他用黑漆；开吊时间为三天，在出殡前夜，要请道士(白族)和东巴(纳西族)为死者念开路经；埋葬次日，丧者家属及近亲要到坟上祭奠，添土整坟，谢拜山神。上述的这些仪式和风俗是白族和纳西族都共有的，这种丧葬礼俗带有很浓厚的汉式丧礼色彩，应该说白族和纳西族的土葬习俗主要都是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不能排除两个民族间通过文化互动形成相互融合的内容。

三、大理白族传统习俗多元融合特点的生境分析――多元文化互动的实现条件

大理白族的传统习俗之所以有着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与白族文化和其他多元文化实现互动密不可分。白族生活的自然环境、白族历史上面对的社会因素、以及白族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选择和创造为白族多元传统习俗的生成途径即多元文化互动创造了主、客观因素。

1　白族所处的自然环境造就了白族的性格、思想境界以及认识世界的方法，为白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体系实现多元互动、形成多元的传统习俗提供了心理基础和物质条件。白族集中分布的大理白族自治州位于云南西部，海拔在1500米～4000米之间。气候温和，每年最高温度约27℃～28℃，最低温度约2℃～3℃，而年平均温差只有11℃～13℃，气温变化之小，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大理地区最具特点是苍山和洱海。苍山海拔四千多米，长50多公里，尽管显得高大，但却没有给人压抑的感觉，苍山峰顶终年积雪，给人以高洁雄伟之感，春天融化的雪水顺着十八溪流向大理坝子，灌溉着千亩良田。洱海是沿苍山脚下延伸的一个非常美丽的湖泊，南北长约42公里，东西宽3～9公里，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发出灿烂的光华，给人以洁净、愉快的感受。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白族，其性格、思想境界以及认识世界的方法，或多或少要受到这种自然环境的影响。适宜的气候，使得白族的性情和谐、温和，既没有酷暑使人懒散，也没有寒冬使人畏缩，白族人的头脑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变得更加机灵敏捷；银苍玉洱滋润感染了白族的思想境界，白族人既高洁崇实，又豁然愉快；良好的地形和气候为白族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良的条件，白族的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在这种条件下得到极大的提高，生产的发展，使白族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更为科学。在这种自然环境的影响下，白族的气质中没有强烈的东西，更多的是祥和、是理性，是儒家式的风格，这为白族文化能够与其他文化体系实现互动提供了最基本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从云南的地理位置来说，它位于青藏高原南缘至南亚次大陆东南亚的交汇区域，由于这种地缘上的条件，云南这块土地本身就很容易接受汉文化、印度文化以及东南亚文化的洗礼，而白族又是居住在云南腹心地带的坝区，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这决定了白族所在的地区更易受到多种文化的冲击，这种地理条件为白族文化能够与其他文化体系实现互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2　一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的相互制约和作用直接决定了白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体系实现互动。在经济因素方面，白族是较早进入农业社会的民族，早在东汉时期，白族先民就已掌握了水稻种植技术和牛耕技术，具备了较高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在这种农业生产力的制约和长期作用下，白族文化具有了农耕文化的特征，这决定了白族与同样属于农业社会的汉族之间的交流更为广泛，远在南诏时期，大量的汉人来到云南，既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也传播了汉文化；大理国时期，段氏不断向宋皇朝称臣纳贡，开展互市，汉、白之间的交往更为广泛，白族与汉族的交往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在政治因素方面，由于白族所建立的南诏和大理国政权受唐、宋的影响较重，在制度、政策的制定上又效仿中原，这种效仿本身就是白族在对自己原有文化进行扬弃的同时，又融合了新的先进文化，到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更是加强了对云南的统治，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大理白族地区由于移民的戎边、屯田，使得汉白文化的交流更加深刻。再加上一次次战争、、改革以及对某些人的重用所带来的历史事件的催化，白族文化的这种冲击和重组就更为加速；在意识形态因素方面，白族受儒学的影响颇深，同时佛教、道教对白族的冲击也很大，并且由于白族先民与彝族先民共同创建了南诏政权以及纳西族曾是南诏、大理国政权管辖的民族，长期与白族居住、生活在一起等历史缘故，使得各种思想在白族地区实现了交汇。这些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为多元文化实现互动，进而影响到多元传统习俗的生成创造了基础。

第8篇：儒家思想的来历范文

重阳节的起源

“重阳”一词的来历，据说与《易经》中的“以阳爻为九”有关。“九”在古数中即为“阳数”，两阳相重，故称重阳。重阳节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重阳节起源于先秦之前的丰收祭天，另一种说法认为重阳节起源于古代的祭祀大火仪式。

根据史料，“九九重阳”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中便有提及。屈原在《远游》中咏到“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而到了西汉初年，《西京杂记》中也写道：“九月九日佩茱萸，饮酒，云令人长寿。相传自古，莫知其由。”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重阳节有了企求长寿的含义。唐代时，重阳节被官方确定为正式节日，成为法定的“三令节”之一。每逢重阳这一天，朝廷还对官员加以赏赐，成为名副其实的带薪“官休”之日，足见其地位之重要。后来，重阳节迅速在民间流行开来，宋代时重阳节活动已经遍及南北。到了明代，重阳节更受重视，皇宫上下要一起吃花糕庆祝，皇帝还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以畅秋志。到了清代，这种风俗依旧十分盛行。

现在的重阳节被赋予了新的节日内涵——敬老。1989年，我国把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定为老人节，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尚。今年则正式将重阳节确定为老年节，并写入了新版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重阳节的习俗

历史悠久的重阳节也留下很多习俗，最重要的有以下四种：

1.登高野宴：登高野宴是重阳节的中心内容，登高最初是为了逃避灾祸，后来演变成了习俗。魏晋南北朝时，据说有个地方有一座小山，每到重阳节这天，竟然有三四百人到那里饮酒观菊，可见当时九九登高野宴的流行。到唐朝时，这种登高野宴的风气更胜，李白有诗云“九日天气晴，登高无秋云”，岑参有诗云“强欲登高处，无人送酒来”，邵大震有诗云“九月九日望遥空，秋水秋天生夕风”，都是描写重阳登高的名句。如今在我国的很多地方，重阳节这天也会组织老年人登山秋游，开阔视野，交流感情，锻炼身体，让登高的习俗得以传承。

2.吃重阳糕：和登高相联系的，是吃重阳糕。“高”和“糕”谐音，作为节日食品，重阳糕最早有“庆祝秋粮丰收、喜尝新粮”的用意，之后民间才有了登高吃糕，取步步登高的吉祥之意。

3.把酒赏菊：在九月间盛开，又是传统的草药，所以和茱萸一起成为重阳节的辟邪之物。又名“长寿花”、“寿客”、“黄华”等。古人食菊，是基于对药用价值的认识。能散风清热，平肝明目，古人由的药用价值联想到吃能够益寿延年。关于延寿，还有一个传说：南阳骊县有个山谷，有菊生长，山谷中住着三十多家人，长寿者一百二三十岁，中寿者百余岁，下寿者也有七八十岁，都是因为喝了山谷中泡了的水，延寿的说法因此非常盛行。而重阳饮酿的酒，也是古时十分流行的习俗，不少古代典籍中都有关于酒的记载，《西京杂记》中记载了酒的酿制过程：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酒。古人笃信重阳饮酒能延年益寿。

4.佩茱萸：古代还流行重阳节插茱萸的习俗，插茱萸与头上戴在唐代就已经很普遍。茱萸香味浓，有驱虫去湿、逐风邪的作用，民间认为九月初九也是逢凶之日，多灾多难，所以在重阳节人们喜欢佩带茱萸以避邪求吉。

敬老习俗的发扬

在重阳节的习俗中，还体现了一种敬老爱老的观念。九九重阳，因为“九九”与“久久”同音，有长久之意，所以古人常在重阳节这天祭祖、推行敬老活动。重阳、除夕、清明、中元是中国传统节日里祭祖的四大节日。

追溯起来，敬老的传统始于漫长的农耕社会。那时生产生活经验主要靠时间的积累，老年人往往比年轻人更有经验，年长者会受到更多的尊重。而“孝”又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认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有所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意思是说，作子女的，如果仅是能养父母，并不尊敬他们，更不能以和颜悦色的态度对待他们，就不能算是真正地孝敬老人。孟子则进一步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而历代王朝也对养老敬老做出了许多具体的规定：周朝每年要举行“乡饮酒礼”，讲究老幼有序；春秋战国时期，家里有70岁以上老人的，可免赋役；秦汉时期，国家每年会在仲春、仲秋举行两次养老礼；汉文帝时，国家会供给80岁以上的老人，并奖励孝子；唐朝时，国家负责供给老人的用度；明朝对老人有三优：一是“尊高年”，二是“设里正”，三是“优致仕”。明太祖朱元璋由于出身贫寒，对老年人更是特别体恤。他“诏天下养老之政”，凡80岁以上贫无产业者，只要为人正派，乡里称善，每个月供给米五斗、肉五斤。他还下令各州府县，选择德高望重的老人，上公堂直谏，还可直接报告朝廷。这种尊老敬老的社会风尚，今天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继承。

有道是“百善孝为先”，孝文化流传至今，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山东卫视的“天下父母”栏目讲述了一个当代孝子的故事：一个警察从父母双双患病到父母相继离世的12年间，发明了多种帮助父母生活的椅子、安全带、简易起重器等用品，并每晚左手为父母按摩，右手坚持写作，将自己的心声化为近万篇日记，出版了多部小说。

从古至今，敬老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将代代相传下去。“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将重阳节法定为老年节，能营造敬老助老的和谐社会氛围，小到个人，大到社会，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对家庭的贡献，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各国有趣的老人节

敬老、爱老的传统并非中国所独有，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其独具特色的“老人节”。

每年的5月8日是韩国的“父母节”，可谓把“父亲节”、“母亲节”、“老人节”三节合一。这一天，人们不仅会为自己的父母献上礼物和问候，民间也会举办各种敬老活动。除此之外，10月2日则是韩国法定的“老人节”，当天也会举办敬老活动。韩国对敬老传统的重视可见一斑。

加拿大的“老人节”又叫“笑节”。在每年的6月21日，届时书店会摆出各种幽默书刊，供老人选购。此外，喜剧明星还会在养老院举行义演，电视台也专门推出为老人助笑的节目。

第9篇：儒家思想的来历范文

本文作者：谈新敏工作单位：郑州大学

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中原从古代到近代一直都是宗法、封建专制制度社会，从未出现过民主共和政体。因此，中原传统文化总体上说是专制主义文化。这种文化严重缺失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因素。一是强调义务，忽视权利。从夏朝始，部落首领的“禅让”制度让位于王位世袭制度。为了维护贵族等级制度，奴隶主贵族确立了以宗法等级制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礼”。西周王朝建立后，以宗法式家族制度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进一步制度化。国家组织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形成了从周天子到诸侯、卿大夫，直至士人、庶民的层层统治的宝塔式政权结构。“周礼”就是维护西周社会秩序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为国以礼”是西周时期治国的基本原则。后来历代王朝都继承了周礼，都维护了封建宗法制度。儒家思想就是在“周礼”的基础上和护持下发展起来的。在中原传统文化中基本上没有权利的规定，多有义务的要求。中原传统文化强调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应尽的义务，而不是权利，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更是把“重义”、“重利”作为区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在专制制度下，君、臣、父、子等级分明、层层依附。中原传统文化没有“公民”一说，当然也谈不上公民的权利。二是注重民本，缺失民主。“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意思是说天神时刻都在寻求适合于做民之君主的人。《诗经》中也多次出现“民主”一词，但这里的“民主”是民之主宰之意，与现代的民主思想有本质的不同。周朝的统治者在取代商朝的过程中就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从而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主张“明德慎罚”，这是中原民本思想的萌芽，对后世思想家和统治者有很大影响。“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6］127。“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7］302，“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8］111，“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9］120－121。传统“以人为本”即民本思想的精神实质主要在于告诫统治者:要成就大业，要维护统治，就要重视民众的力量，要关心民众的疾苦，倾听民众的呼声，使民众安居乐业，否则，将事业无成，江山不保。孔子在对待民主的态度上，基本倾向是反对自由民主政治原则，让国民放弃民主议政权力，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传统民本思想一直笼罩在君主专制的阴影里，它把人民放在客体地位，看做是利用和依靠的对象，这与把人民放在主体地位、由“人民当家做主”、“人民”的现代民主思想相去甚远。民主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且至少在形式上承认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意味着公民享有一定的管理国家的权力。正如列宁所说:“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0］201中原传统文化实乃村落文化，而“血缘与地缘结合的村落文化，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载体。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即村落文化。作为调节家庭内基本关系的准则———尊卑有等，亲疏有别———是村落文化之核心要义。在这一文化内，不可能发育出独立、平等个体间的契约合作关系与民主精神”［11］101－102。三是恪守专制等级，讳言自由平等。中原文化不仅缺少自由传统，也缺失平等传统。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秩序，就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上的。儒、墨、法家都维护君臣尊卑等级制度，唯有道家是个例外(传入的佛家也主张众生平等)。庄子是自由平等意识极强的思想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人的自由的思想家。庄子视自由为人的终极价值追求，追求自由是庄子思想的灵魂所在。庄子的自由大致可分为精神自由和理性自由两个层面。在他看来，精神自由是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精神状态。但人生来偏偏不自由，造成不自由的外在因素是人的生存受到自然社会的威胁、统治者的专制压迫和儒墨仁义所形成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言行的束缚。因而，他要求摆脱现实的枷锁，幻想到那自由平等的“至德之世”。而造成不自由的内在因素主要是人们汲汲于追求功名权势，因此庄子强调“无己”、“无功”、“无名”，才能自由。庄子追求的理性自由，在于他认为自由的实质是遵从规律。“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大鹏的自由在于顺风而动，才能游于无穷而无所待。自由来自于“依乎天理”，“从水之道而不为私”。庄子的自由是实实在在的超越自我、摆脱一切传统和政治道德束缚、追求精神解放的自由。庄子是平等意识极强的思想家，他的理想国是一个自由平等、没有君臣贵贱之分的社会。庄子哲学认为宇宙由气构成，人的生命也由气构成。人既秉气而生，而气无贵贱，则人生而平等，何来贵贱之分?遗憾的是，庄子的自由思想、“等贵贱”的思想和“尊卑大小如一”的政治平等原则，既无后来的思想家探幽发微，又无政治家转接于政治实践，犹如黑夜流星，倏忽即逝，也就根本谈不上形成传统。现代政治文化是民主政治文化，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需要民主。经典作家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还没有实现现代化，法治社会还未形成，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不懈奋斗的目标，任重而道远。中原传统文化中非民主的历史太长久了，具有浓重专制主义色彩和前民主观念的中原文化，如何开出权利、自由、平等、法制、民主等现代文化新观念，如何使传统的民本思想转化为现代民主观念，实现从传统的专制文化向现代民主政治文化转型，是中原文化走向现代化最重要也是最艰巨的任务。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建设问题，而且与中原乃至中国经济、教育、科技、法制的现代化程度密切相关。

在社会结构性质方面，中原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因为整个国家就是家庭、家族的放大，由家庭关系直接引申出社会关系，将家庭成员间伦理关系作为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伦理本位”强调以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为根本，注重社会生活中的伦理情谊，重视道德自律，轻视法制他律，这是“人情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人本位”强调以个体的人为根本，重实体而非关系，注重社会生活中的公共道德(这种道德是从个体中抽象出来的)，重视法律的规范，这是“法治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中原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具有不同于个人本位社会结构的文化特性。其一，在经济方面，个人本位的社会财产为个人私有，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而在中原，家庭内部财产是不分的，亲戚朋友乃至邻里之间则有无相通，以资质互相借贷，相互周济，本该由社会和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之责，则由家庭、家族承担。其二，在政治结构方面，表现为“家国同构”，即家庭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家国同构把本属于公共领域的社会关系转化为伦理(私人)关系。其三，在社会生活方面，以道德代宗教，“以孔子伦理为准则而无宗教”(罗素语)。“纳上下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道德之团体”［12］43。在中原社会生活中，伦理情谊发挥着宗教的功能，它对人们的心理情感具有抚慰作用，使人与人之间相处如一家，悲喜共享，而避免由孤独疏离而来的苦闷。其四，在社会秩序的维护方面，“合法律于道德”。“建国之基础以道德礼教伦常，而不以法律，故法律仅立于补助地位”，“立法之根据以道德礼教伦常，而不以权利”，“法律既立于辅助道德礼教伦常之地位，故其法常简，常历久不变(从汉代以迄清末不变)”，而且“中国自古所谓法律，不过是刑律;凡所规定都必与刑罚有关。……社会组织与秩序大部分存在于‘礼’中，以习惯法行之，而不见于成文法”［13］20－21，107。中原传统伦理本位文化与人本位文化之间存在迥然差别，主要表现在:一是重整体秩序，轻个体个性。中原传统伦理社会把整体秩序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强调个体应在既定的人伦秩序中各安本分，进而安于自然和命运，以维护整体和谐及天人和谐。中原传统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注重社会人格，而非个体人格，人们习惯于将人看成是群体中的分子，而不是个体。中原古人侧重于内向探求，注重修身，由此出发以达到修齐治平的人生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既需要摆脱现实的物质利益，“存天理，灭人欲”，去追求内心的完善，又要求外在的行为必须符合于“礼”即社会和道德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种注重伦常秩序的思想倾向在维持社会稳定、天人协调的同时，也严重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和自由自主意识，使人们崇拜地位和权力，不利于独立人格的塑造和形成。与儒家伦理道德来自社会并反过来观照社会不同，西方道德来自个体，并以由个体中抽象出来的道德去建立和规范社会。西方社会是一个重形式的社会，是一个普遍主义的社会，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所说，西方社会中支配着社会关系的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伦理，一视同仁是这种关系中的基本准则;中国社会中人的关系则是特殊主义的，即这种关系中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特殊对象。因而，西方势必建成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由于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也势必使个性得以张扬，从而呼唤出个性的巨大创造潜力。二是重内向追求，轻外向超越。中原传统文化在解决人的生活方式上靠伦理关系的调节，而伦理关系的调节，则靠“礼”的规范、“乐”的感化和个人的道德修养，“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全部道德生活的实质即在于克己修身，追求道德境界。所以，形成了发达的礼乐制度和文化，形成了注重自我克制的道德传统和向内追求的倾向，这与西方较为放逸和向外超越的倾向形成鲜明对照。在宗法血缘纽带解体较早的西方，社会秩序更多地仰仗契约、法律维系，人们关注的重心不再是人际的伦常关系和德行觉悟，而是以更大的兴趣去探索自然和思维的奥秘，主客两分、心物对立的观念应运而生，宇宙论、形而上学得以发展，形成了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文化范式。在这种文化范式中，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各自独立发展，学科界限清晰分明。而在宗法伦理笼罩下的中原社会，人伦效法自然，自然人伦化，从而形成天人合一、主客混融的局面。道德论与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相互涵摄、畛域不清，助长了中原传统文化的伦理化走向，形成了以“求善”为目标的伦理文化范式。在这种文化范式中，客观外物尤其是自然界未被当做独立的认识对象而与人伦相分离，以外物为对象的科学受到抑制，自然科学便难以获得充分发展。三是重自律，轻他律。中原传统文化重视道德主体的内在目的和品性人格的完善，是一种以自律为约束的良心主导型心性伦理。相信只要主体遵循道德规范，按照道德原则塑造自己，安分尽伦，反躬自求，便可达到人格完善及精神提升的境地。人性中具备道德的一切要素和可能，道德目标的实现取决于自主的选择及自我的努力，而非外力所能左右。正如韦政通先生所说:“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伦理实践的方式，似乎并不能达到普爱的理想，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在一对一的实践方式中，自我或己永远是伦理实践的中心，推爱也必须由己出发，道德修养也必先‘反求诸己’，以己为中心的推爱，无论在事实上或理想上都跳不出差序的格局。”［14］15这就注定了这样的一套伦理规范是以强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关系为主的“私德”(熟人道德)，而忽视了个人与社会大众关系的“公德”(陌生人道德)。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建立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相分离的基础上的，而且尤其注重公共领域当中个体的责任观念和行为规范。在中原社会，公共领域的发育相当不成熟，这就注定了中原社会一直割不断与传统社会母体的脐带。传统社会伦理道德至上，情大于法(规章制度)，“普遍物”(法律、生活规范、工作规章制度)没有成为至高无上的神圣法则。四是重传统，轻创新。注重伦理的中原传统文化，使得人们养成了重祖先、尊君父、尚谦卑礼让的性格，形成了传统、因袭和保守的文化特性。中原传统的思维方式表现出重视先例，偏重于从过去的惯例和相对稳定的周期性循环的日常生活中引申出一套基本行为规则。深受传统道德影响的人一般都将先人的典籍和圣人之言视为不可挑战的金科玉律，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总是受到典籍和道德信条的强烈制约，难以实现突破和创新。“四书”、“五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被奉为经典，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和人们生活的普遍准则和规范。“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三畏”表现了一种对传统的盲从，缺乏一种反传统的独立意识和创新精神，这种强调经典权威的保守态度和尚古思想，限制和束缚了人的思想自由和个性张扬，这与喜冒险、张个性、尚创造、崇变革的现代文化性格形成鲜明对照，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大相径庭。

上述反差昭示我们:实现中原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艰巨的、复杂的、长期的历史过程。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因为历史一再表明，“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15］376。“传统得以存在是企图摆脱它的有限能力和继续保留它的愿望的双重作用的结果。”“如果剥夺掉他们所具有的传统，他们便没有物质资源，也没有知识才能、道德力量和眼光来提供在世界中建设家园所需要的东西……传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很少是完善的。传统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人们要改变它们”［16］285。因此，金耀基先生说:“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发挥正面的功能。”［17］8其次是如何处理好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在中西文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因为当今世界各国都处于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碰撞之中，并且我们的现代化还是以西方为参照标准的。鲁迅曾认为，中国要现代化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陈寅恪也认为，中国今后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因此，中原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换，必须汲取和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优秀文化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在汲取和借鉴基础上结合自身文化特点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几个世纪以来，中原文化经受住了存亡续绝的历史考验。尤其值得欣慰的是，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现代中原大地已经成为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原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汇聚之地，这就为中原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换和发展准备了充分的思想资源。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灵魂的新文化的建设，将为中原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换注入新的、深厚而绵长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