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发源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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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范文

近些年，中国元素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世界各大主流体育运动中，比如世界杯、NBA、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各大网球公开赛等。西班牙甲级足球联赛中比利亚雷亚尔队的赞助商是特步，对阵巴萨时更是在胸前打上了新浪微博的logo，塞维利亚和西班牙人的赞助商是李宁，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塞维利亚球衣的背后赫然醒目的写着“你好中国”四个汉字，奥萨苏纳的胸前广告则是吉利品牌赞助的，瓦伦西亚的胸前广告打上了JinKo，是来自中国的晶科公司，4月12日，华为出现在了马德里竞技球衣的胸前，成功登陆了马竞与皇马的“马德里德比”，吸引了全球皇马与马竞球迷的眼球。世界足坛众多豪门俱乐部纷纷落户“腾讯微博”，如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AC米兰等，足坛众多球星纷纷效仿，如C•罗纳尔多，梅西，卡卡等球星每日到腾讯微博与中国球迷互动，而C•罗纳尔多更是创造了三天粉丝飙升100万的纪录。中国元素在国际赛事的影响并不仅仅如此，随着我国运动员进入世界高水平的强队，中国元素更是在其中得到了新的滋养和关注。姚明加盟NBA之初，只有匹克一家合同，2006—2007赛季开始，在姚明效应的影响下，先后有18家中国企业赞助过NBA，其中包括蒙牛，七匹狼，匹克，北京世界城，联想，中国移动，海尔，TOM集团，李宁，OPPO等。在即将到来的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我国“红双喜”和“天速”集团成为了伦敦奥运会的赞助商。不难看出，几乎所有的本土公司都在努力推行全球化战略，这些赞助商的举动与视角充分的证明体育比赛不光是一场力量与速度的较量，更是一场商业宣传，不仅把中国品牌推向了世界，并且彰显了中国国家的强大，社会的安定以及经济的繁荣。作为当今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与中国也有着深厚的渊源，古代足球的发源地正是中国。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先生在2004年5月8日曾经发表声明:足球运动起源于中国古代的蹴鞠，这不仅有力证明了中国是古代足球的发源地，并且引起世界足球参与者以及爱好者对中国蹴鞠的兴趣。2004年5月20日，布拉特先生在国际足联百年庆典上，又授予中国临淄“足球起源地”证书，这极大提高了中国人振兴足球的信心与决心，中国人势必会在现代足球发展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元素在体育文化中的发展与影响

重温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从打击乐器缶到笔墨纸砚、画卷卷轴，再到一个个舞者用舞蹈的形式行云流水般的诠释着中国书画，这些无不映射着中国的古代文化与现代科技文化的交融，中国文化自古以儒家思想文化作为代表，中国传统体育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以“天人合一”作为哲学基础，体育恪守中正温雅的道德理念，把修身养性、强身健体、追求精神境界放在首位，并非以打败对手为目的，注重以武会友。2000悉尼奥运会花剑比赛中，对手运动员意外受伤，我国队员没有趁机扩大比分而是停止进攻，虽然最后以一剑落败，却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重“礼”尚“德”，诠释了中华民族精神伟大之所在。武侠动画巨作《功夫熊猫》于2008年在全球上映。虎鹤双形，蛇形叼手，螳螂拳、猴拳等上古的武侠绝学被贴上了中国标签行销全世界，影片基于观众的审美要求，运用了许多的中国元素，对于美国观众来说，这部片子满足了他们对神秘的东方古国异国风情的体验，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满足了他们的期待视野与骄傲感，正因如此这部影片在美国以及中国都获得了巨大成功以及丰厚的票房。影片中，中国元素无处不在，中国形象有熊猫、龙;中国武侠功夫有比武选神龙大侠的武打场面，浣熊师傅“一指禅”将一圈蜡烛熄灭，点穴、太极、吴式断骨指;另外在影片中还有中国建筑、中国绘画、中国乐器、中国集会、中国针灸医疗、中国书法、中国桥梁和中国灯笼等等。不仅是《功夫熊猫》，一谈到中国电影，电视，更多的国外受众第一反应可能是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一大批功夫明星为代表的武打动作片，这其实就是一个逐渐的文化渗透过程，这些“中国元素”增强了文化传播，让世界更了解中国，更熟悉中国文化，电影风靡世界之时，无形之中将中国的文化与性格也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给了世界。

第2篇：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范文

关键词：跨文化视野 中美文化差异

在信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交流不断增加，跨文化交际这一时代主题也因此逐渐走向历史的舞台。但是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经常会由于不同文化之间所存在差异而产生交流障碍，一般大多都是人们对于其他地区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了解甚少或存在偏见而引起的。鉴于中西方中国和美国分别为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本文将从跨文化视野入手，来探讨中美文化差异和其产生的原因。

一、中美文化的差异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中国家，可是美国却是一个仅有两百年历史但快速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彼此成长背景等方面差异很大，这样带来的文化差异也必然会有很大的不同。下面从伦理观、等级观、时间观、价值观这四个方面来分析。

1.伦理观的差异。在中国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颇多，所以其文化内涵的主要组成是忠、礼、恕等伦理观。“忠”的内涵是自我牺牲，即尽忠于自身的责任，有着尽全力帮助别人的思想和为他人自我牺牲的精神。“礼”的内涵是“敬”，即人与人之间的礼节与相互尊敬，这对维系并改进人际关系有奇效。“恕”即宽恕，这是一种宽仁之道，也是人之间交际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些儒家伦理观点，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得以和谐共处的保障。而美国文化则是受基督教伦理观影响颇深，即提高个人信仰、增强个人责任以获救赎。比如父母只在孩子成年之前有抚养责任，孩子对于年迈父母却没赡养责任，家庭内部的温情感相对缺乏。在这种个人主义的伦理观下，为了享受自我权利与自由而不顾法律约束的人很多，因此美国出台了许多的法律以对这种行为进行约束。

2.等级观的差异。等级观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对于等级观的衡量标尺也不同。中国的等级观地位超然，中国社会注重尊卑区别、长幼有序，这在人际交往中有很大的体现。。比如在向上级汇报工作改进意见的时候，无论自身意见多么优秀，也需补充一句“请指正”、“请帮忙”等以抬高上级。而在美国等级观念淡薄，美国文化强调平等。因此在师生、职别级别不同的人、父母与子女之间都不存在尊卑区别。因此美国人交流过程可能会“直言不讳”，这在中国人的眼里会被认为是不和规矩、失礼等。

3.彼此认识观念的差异。在中国，人们总是会以过去为主要参考，尊重过去的做法并以此为重要参考，因此中国人会对老人以及传统很注重。可是在美国，却是立足于未来，这种未来不是理想的遥远的未来，而是指较快实现的未来，他们做事情很少向过去看，他们认为年龄和经验不一定值得信赖，事物不断地在发展，因此将来最重要。因此中国人不理解美国人对于传统的漠视态度，美国人也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过度注重传统。

4.价值观的差异。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是通过个人对于社会的贡献度而得以体现的。每个人不但需要对自身负责任，也要对社会和集体负责。中国人强调集体主义，注重团结协作，强调集体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融入集体并获得集体认可已经成为中国人重要的价值观点。而在美国，在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影响下，他们主张追求个性自由和自我解放，可以不受外界的限制约束，也不能干涉其他人的自由。这种个人主义观在美国甚至可以主导一切。

二、中美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

由于一种文化的形成是深受自然环境比如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人们会根据不同的自然环境，选择不同的生活模式。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中国也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受农耕文化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注重群体主义，以适应生产方式和当时地理环境的要求。而在美国，由于其殖民地的历史地位以及大量移民的状况，他们的文化组成主要是以希腊、罗马为发源地的滨海商业文化，而希腊、罗马等地域的岛屿众多，人际往来不变，这便逐渐影响了他们对于个人主义的注重，美国文化受其影响也逐渐形成了当今的个人主义。

另外，中国在悠久的历史中，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主要行为原则，受这种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注重礼仪道德、注重长幼尊卑、注重奉献精神，这些有利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和谐共处。可是美国是一个快速发展起来的发达强国，他们的文化主要参考了欧洲文化元素，并对不同的欧洲文化进行了融合以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因为这种快文化体系，美国对于传统和等级观念不注重，他们强调个人发展，强调人权，并重点着眼于未来的发展。

三、结束语

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由于彼此文化差异而产生的交流误会和障碍已经屡见不鲜。这对于各国之间协作发展，和谐进步造成了较大的阻扰。因此学会文化适应，加强加深对于本土文化以及他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非常有必要，这也是目前消除交际障碍的有效方法之一。

社会学家认为，一切的文化都是独特的，都有闪光的地方，因此在交流过程中，试着去理解他国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利于促进各民族文化的进步与成长。中美是东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本文从伦理观、等级观、时间观、价值观这四个方面探讨了中美文化的主要差异，并分析了产生这种差异的一些原因，这些为跨文化交际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郑远明.中美文化视野中对个人主义的认同差异[J].海外英语，2010，222-223.

第3篇：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范文

关键词：先秦；儒家；道家；伦理思想；对比

一、引言

中国作为儒学的发源地，在儒道自然观方面的研究非常深入。儒道人生观作为我国哲学的基础，已经逐渐的发展成为哲学界的思想主题。中国哲学从先秦时期开始实行，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鼎盛时代。哲学也曾面临过百家争鸣的的空前繁荣局面。同时，在哲学发展盛世的时期，曾被德国哲学家所称赞，称盛世时期为“轴心时代”。本文主要从先秦时期的儒学观进行介绍，对儒道的人生观、自然观进行分析，并以此来追寻人类的智慧。

二、先秦儒道伦理自然观的对比

1.儒家的天人合

道德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指导思想，人是否存在的评价标准就是儒家道德性。“天”的存在也有两种内涵：第一，价值本体，这是一种建立在自然界之中的一种有形物体；第二，抽象物质，自然界的客观万物。因此，相对应的是儒家的内涵，它的天人合一也具有双层含义。

第一，自然万物，在儒家思想者的眼光中，是一种人格精神的象征。在万物山水之中，儒家思想是依靠对自然的欣赏，对人格进行颂扬和倡导，以此达到天人合的目的和意向。水的流动和迂回，让人生充满动感的生机；水的流动，不仅可滋养万物还可滴水石穿。“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智者以其付出为乐，山无所求的为自然万物提供庇护，为万物生灵提供保佑，更加打造了自己稳重、高大、涵容和持重的形象。而仁者却以其凝重思想为乐，将人与山与水进行自然的衔接，使人心和自然共同生成一种交织感。自然特性中，人格的自然延伸，为外物的拓展提供了条件，拓展和开发了外物的无限生命。山的仁德，水的智慧，是人们喜欢观赏自然风景的重要原因，也是人们对自然、对人生之道的一种态度。

第二，儒家思想中，天和天道的不断演化，为自然界中的万物创造了较大的生存环境。在天道的不断孕育下，人们的道德价值达到了以天和人的层次。生生不息的天道循环，为万物的化育创造了条件，为天地之间的道德至善提供了基础。

天道的循环往复，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儒家思想，提供了契机。无穷无尽的天道变化，周而复始的气象变迁，使天道达到了无际的边缘。赋予道德精神的天道，为人类的生存及发展提供了指引，人类被赋予道德精神，使人道合乎天道，成为人间正道。因此，在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中，自然观的存在，为人格的道德主线，确定了精确地出发点，也为人性的发展指引了方向和归宿。

2.道家的道法自然

道家的道，追逐与儒家的人合，在道家的道这里，“以人合天”指的就是“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道家四法”，这里的人、地、天、道、自然都有各自的含义，其中“自然”还有更深邃的寓意，除去自然本身的意义外，还有自在本身，自然如此的含义，即指一切顺应天意的自然如此，本来如是的一种自然状态。在佛家思想中，换言之，就是“法尔如是”，也是对道法自然的另外一种解释。

道法自然，在道家思想中，是以“知天”为基线，将道法、自然进行有效结合。顺天而行、洞察宇宙、体验自然、静守虚致，使人的精神得到超越和升华。同时，在自然中，安抚精神、回归自然本性，达到自然和人的相互融洽。

三、先秦儒道伦理人生观的对比

1.儒家的积极入世人生观

将有限的生命，创造具有无限生命意义的物质，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主张。儒家思想主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故，在儒家思想的演变和进化过程中，人生的重要意义在于道的追求。追求道不是一种短暂的追求，而是一种具有长远意义的荣誉。不仅可以使人保持现世的功名，还会提高自身积极的态度，达到永恒。

儒家思想中，“内圣外王”的一种境界，是儒家观念的一种理想状态。其中，在《大学》中，对“内圣外王”的思想境界，进行过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并对其中“亲民，明德，止于治善”的三钢；“诚心，格物，正意，致知，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进行了列举。

格物而知至，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种理论知识，建立在考察和研究事物的基础之上，是道德意识建立的重要内涵。诚心诚意的修身养性，坦坦荡荡的端正心态，明明白白的追寻理想，是自我道德思想完善的重要步骤。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对实现礼仪孝悌教化，具有重要意义，是实现治国的重要保障。“内圣”由此转变为“外王”，达到人生最高层次的理想和人生境界。

2.道家的无为而治逍遥人生观

道家思想主张的是一种超脱世俗、无为的人生观。其具体的展现形式为，超脱世俗、以苦为乐、淡泊明志的人生价值观；顺应天道、顺其自然的生死观，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完美的修身养性，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道家思想，依靠的是一种超脱世俗、追求长生的一种生存方式。即指，不去刻意关注生死，顺其自然、顺应天道、参透祸福、无所牵挂，安然度过一生。

人生之中，浮浮沉沉，生死有命，在一些特殊时刻里，人们只能无可奈何的接受命运的安排。而在道家思想，作为一种智慧，一种修为，在其观念中，认为只需接受现实、静待转机，不可妄自菲薄，改天换命。人在一生之中，只有做好每个阶段的事情，顺应自然，安之若素，就能达到一种平和的心态，如水之平坦，心灵达到自由自在，将内心清空，消弭万物，达到到家的最佳境界。

人生，在其成长的路线中，追寻道家思想，是一种宠辱不惊、超脱自然的人生价值观念；逍遥自在、顺其自然、得天独厚是一种高深境界；人生价值，在道家思想中，核心内容在于精神，而非物质，人的终极价值观，在于得到之后的生命永恒，价值恒远。

四、当代启示

我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国人的人生观是一种积极对待的态度。但是在发展相对较快的现阶段，也出现了较多的问题，悲观厌世情怀的出现、信仰缺失、享乐人生观的增加等，使得国人的人生观发生了失控的转变。在这样的环节中，我们可以依靠儒家以仁知天下的思想，确定自身的人生目标，正确树立人生观、价值观。将自身的有限生命，用于道法自然的领悟过程，为社会苍生服务，为天下人民鞠躬尽瘁。将自身的无限魄力，呈现于世人之中。同时，也可以兼济逍遥知天下的道家思想，以超脱自然，淡然平静的方式度过一生。所有的一切，都需要经过自身的考虑和选择，在担当的前提下，进行抉择的。

积极进取，安然宁静，将自身的价值展现在追求的过程中。保持自己心灵的空白，勇于面对挫折和挫败，执着追求人生目标，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经典格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小结

人为追求客观需要，达到自然生存，不仅需要儒家的入世人生观，对人际关系进行调试，还需要以形为“礼”，准则为“中庸”，核心为“仁”，高尚道德为“精神支柱”的思想，作为人类修身养性的一种哲学。以此来炼化人们的灵魂，孕育人性的感觉，安定道德精神，确保人与自然在生存中的相辅相成。另外，儒家思想，在不同的发展进程中，与道家思想相互结合，分别将其儒家入世精神和道家安然恬淡的思想相结合，超脱物质追求，完善精神生活和质量，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一切。儒家和道家相辅相成的人生观，为时代的进步、人类思想的升华、心灵的安宁，提供了庇护的港湾和指引的方向，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动力、支持和保障。（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陈林群，“国学”的核心[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02期

第4篇：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范文

关键词：祝寿匾额；安康地区；福寿文化

中图分类号：G02？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0-0163-02

在历史的长河中，匾额以其多变的样式，高超的书法技巧与宏伟的建筑相适应，成为建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匾额作为一种生活习俗，也形成了一定的惯制和表现形式，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台海两岸随处可见匾额的身影。

据统计在为数众多的匾额中，表达福寿内容的匾额占据了一半的数目。祝寿作为汉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寿诞习俗，送寿匾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安康出现的众多匾额中，寿匾也是数量最多的一类。

在安康出现的寿匾中，从内容上看，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对寿者达到的一定的年龄而祝贺。古时候，人有上寿、中寿、下寿之分。100岁为上寿，80岁为中寿，60岁为下寿，所以年轻人只能称之为“做生日”，不能称之为“做寿”。在祝寿的匾额中，又分为对单独一个人的祝寿，也有对夫妇二人的同时的祝贺。

在对单独男性表示祝寿的时候，主要运用了以下词句：在“辉照南极”这一匾额中，就是对受匾者到了“寿登期颐”时候的一种良好祝愿，“辉”为照耀之意，“南极”为南极寿星，他主寿，所以在祝寿类的匾额中，大凡要对男性祝寿的时候都提到他。在“南极星辉”中，也展示的是对受匾者高寿的祝愿，希望他寿如同南极寿星一样，长命百岁。“鹤风遐龄”这一匾额中，用高寿的“仙鹤”作为比喻对象，希望受匾者能像仙鹤一样，健康长寿。“福寿长春”中，“长春”意思为长生不老，在这些表达祝寿的句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力。

对单独女性表达祝寿的时候一般用到了“萱茂北堂”、“宝婺滋晖”、“萱堂延年”、“桃献瑶池”、“荆荣萱茂”、“春满瑶池”、“萱茂荆堂”、“宝婺生辉”。“萱”字在对女性的祝寿类匾额中出现的次数很多。我们可以具体来分析一下，这个字的具体含义。“萱”字最早出现于《诗经·卫风·柏兮》：焉得謜草，言树之背。毛传：謜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陆德明释文：謜，本又作萱。谓北堂树萱，可以令人忘忧。在古制中，“北堂”为家中主妇的居室，“萱”又被称为“忘忧草”，“萱堂”也就是指母亲的居室，也代之母亲。所以，“萱茂北堂”、“萱堂延年”都指的是希望母亲大人可以健康长寿之意。“荆荣萱茂”与“萱茂荆堂”这两幅匾额中，出现的“荆”，本意为：我的，属于我的，是旧时对别人称自己妻子时候的谦词。有“寒荆”、“老荆”、“荆室”等。在这两幅匾额中，罕见的是既有儿子的口吻，用“萱茂”指母亲，也有“荆茂”、“荆堂”来指自己的妻子。成为安康匾额中祝寿类的一个特别的现象。此外还有“宝婺”，即“婺女星”，常借指女神，也用为妇女的美誉。唐代李商隐诗歌中就有：“宝婺摇珠佩，常娥照玉轮”。“宝婺滋辉”、“宝婺生辉”都是在祝女寿中，用来表达对受匾者的赞美和尊敬之情。“瑶池”指的是古代传说中的昆仑上的池名，为王母娘娘所居之处。在中国古籍中，西王圣母，绝艳惊世，优雅温婉，瑶池境内种有蟠桃，食之可以长生不老。“桃献瑶池”、“春满瑶池”这两幅匾额中，都是用“瑶池”来代之女性受匾者，盼望其像西王母一样，可以长寿，长生。“锦堂传雅奏恍疑仙母下瑶池，海屋开琼筵会见婺星光碧汉”在这幅匾额中，不但用“宝婺”、“瑶池”这一类对女性表示赞美的词汇，还形象的表达了对寿诞之时盛大景象的期盼。

还有一类匾额，其中的受匾者为夫妻二人，如：“极婺珠联”、“梁孟风高”、“健顺凝厘”、“庆衍齐眉”。这类匾额中，用“极婺”也就是南极星、婺女星，来表示对受匾者男女二人长寿的美好期望，“珠联”化用“珠联璧合”，本来指一种天象，后来常用来比喻“众美毕集，相得益彰”，也用来比喻优秀的人物和美好的事物汇集在一起。所以在“极婺珠联”这幅匾额中，既有对受匾者二人高寿的美好期望，同时也有对二人美好爱情的祝福。“梁孟风高”同样也是化用典故，东汉梁鸿、孟光夫妇，守贫高义，相敬如宾。“粱孟”一词也就变为对人夫妇的美称。“健顺凝厘”表达了对受匾者身体健康，通达明理的美好赞扬。这一类双寿的匾额在表达的内容上既有对受匾者夫妇二人的高寿的美好期望，同时也对二人的相敬如宾的爱情过程表示认可和赞美。所以这一类的匾额往往具有双重的表达作用。

以上我们主要从匾额的内容出发，来了解安康匾额，下面我们可以结合安康文化来进一步了解安康匾额的深层次内涵。

首先我们再安康匾额中可以看到道家文化在安康的影响力。道家学说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影响深远，作为神秘道教发源地的安康，道家思想给安康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安康文化人格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祝寿这一基本观念就与道教中的追求长生不死，成为神仙的终极目标就很接近，我们在众多匾额中，可以看到诸如“南极仙翁”、“瑶池”、“王母”等明显带有道家色彩的词汇出现在匾额的内容中。

第5篇：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范文

一、儒家伦理是韩国道德教育成功的前提条件

韩国自公元前十世纪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那时，孔孟也像在中国一样在韩国被给预极高的名誉。直到1910年日本入侵前，韩国人还尊儒教为“国教”。在几千年中，儒教影响了韩国的政治、法律及社会制度，同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形成了独特的韩民族的性格。甚至有人认为，韩国在保存儒教文化传统方面更甚于其发源地――中国，被认为是“儒教的样板国家”。今天，儒家伦理不但体现了韩民族的精神，更成为韩国的教育主体，是韩国学校德育的灵魂。

首先，儒家伦理是学校德育的主要内容。“正是儒家伦理的浸染与渗透，生长出当今具有独特东方文化特色的韩国教育。”而韩国社会就是依靠学校德育将儒家伦理变为民族道德体系和行为规范。儒家伦理的每一次变革成果都能渗透于学校的德育之中，而学校德育又是儒家伦理每一次变迁的最直接动力。目前，韩国学校德育已成为一种以儒家伦理为主体，突出培养民族精神的道德教育体系。儒家伦理再一次得到相应的改造，为造就有韩国民族精神的人服务。

其次，儒家伦理是家族主义体制的基础思想。这种家族共同体是儒学深化于民族与国家之后的特有发展，是由“三纲五常”伦理关系为基础，以忠孝一体化为中轴点的。这种家族共同体有很强的等级及上下尊卑的家族式秩序，能产生彼此相互依托充分信任的感情，并以特定的道德规范来约束上下行为，统一全体人民的思想。特别是在异族入侵的背景下，这种家族共同体的道德传统会愈加浓厚，共同体也愈加强固，达到家国同事，彼此不分。与此同时，韩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也都贯彻着这种忠孝一体化的原则。

再次，文化风俗中也感受着德育的熏陶。韩国的文化风俗大多和中国相似。而这些风俗中大都继承了浓厚的儒家思想，体现了民族的特色。在这些文化风俗中人们可以感到强烈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可以激发人们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而青少年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也必然会受益匪浅。

二、国民精神教育是韩国道德教育成功的主要途径

韩国极其重视德育教育，并把它列为教育的首要内容和核心思想。国家每时每刻都在提倡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因而，在二战以后，韩国建国之初，就开设德育课。经过不断的德育改革，韩国逐步成为亚洲的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之一。政府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科技的进步以及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又进一步提出了全民教育，即国民精神教育。所谓国民精神教育，就是要确立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立的意识，培养民族自尊心，确立民族性，以实现复兴韩国的理想。它唤起了大韩民族的自立意识，激发了民族复兴的强烈渴望和万众一心的气慨。同时也是韩国德育的成功途径。对其国民精神教育的成功之处，笔者只简析两点：国民精神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礼仪教育。

（一）完善的爱国主义教育

韩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韩国十分重视国格教育，对学生从小就进行忧患意识教育。学校中老师时常教导学生：韩国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只有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提高自身素质，参与国际竞争，才能立国生存。在韩国，培养孩子热爱自己的国家，是每个学校的自觉行为。另外，韩国人爱国，还表现在对本土的热爱。“身土不二”是韩国随处可见的广告词，意思是说，我生在自己的国家，拥有养育我成长的国土，而生我养我的土地上生产的东西才是最适合我的。从幼儿园到大学，这一直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举一个最普遍的例子，在韩国，家长和孩子都吃本国的粮食、蔬菜、水果等食品，虽然超市里国产的某些食品比进口的要贵，但买的人却很多。在韩国，满街跑的汽车绝大多数是韩国产的“现代”或“大宇”牌。在韩国消费本国产品被视为“爱家乡、爱民族、不忘本”，消费外国产品，往往被看作“素质低”或“不爱国”。在孩子们的印象中，热爱本土就是自觉地选择国货，他们从小接受的也是这种教育。除了让青少年在学校接受正规的民族传统教育外，学校和家长更注重利用社会大课堂，对孩子们进行活生生的现场教育。

（二）全民性的礼仪教育

韩国人极其重视礼仪教育，他们认为只有学会做人，才能爱国，才能振兴祖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韩国的学校教育形式多种多样，但是最初的教育都是从礼仪教育开始的。首先是“孝道”教育。孝道，在韩国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浸透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韩国人从小就重视对儿童进行“孝道”的熏陶。因此，韩国孩子从小就认为孝敬老人、赡养父母是一种神圣的义务。其次，谦让教育和榜样作用。韩国的学校和家长非常重视大人与孩子之间的及时交流和沟通，并且鼓励孩子自己协调和解决与同伴的冲突和矛盾。但是，无论错误在谁，大人和小孩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行为是否给别人增加了麻烦和不便，任何时候都应该懂得谦让。另外，在礼仪教育方面，大人的行为习惯具有无声的影响力。孝道、和谐、为他人着想成为韩国家庭教育的重点。大人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遵守秩序，孩子们就会跟着学，从礼貌精神、礼仪形式到实践行动，都对儿童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后，开设专门的礼仪课。韩国幼儿园都有专门的礼仪室和礼仪课，配备以韩式家具、传统的民族服装等。礼仪课则包括如何向长辈问候、小朋友之间如何打交道、吃饭时的礼仪、过年过节走亲戚的礼仪、向老人敬茶时的礼仪等。

三、历史文化教育是韩国道德教育成功的突出体现

历史教育，重点不在历史知识的简单讲授，而在于思想品德教育。而更着意于民族意识，民族复兴教育，突出韩国强烈的民族精神，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韩国学校除了教授韩国被侵略、被压迫的苦难历史，还特别强调在战争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和英勇事迹。另外，韩国的中小学还经常组织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访问历史名流的故居遗址。韩国社会为抗日英雄们树立纪念碑、雕塑像、建陵园庙宇等。今天，在许多公共场所都矗立着抗日英雄的塑像，成为韩国纪念先人教育后人的基地。

韩国的道德课中传统道德部分一直占着重要比重。韩国人视传统为珍宝，认为通过传统道德教育，可以培养青年一代热爱祖国、热爱山河、热爱人民的优秀品德。但这种传统教育的内在精神是为本民族的发展服务的，与民族时代进步相一致，是有助于大韩民族走向世界。同时，韩国学校重视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教育的措施，也为世界所赞叹，甚至许多西方国家也望尘莫及。例如，韩国的中小学内，都设有传统习俗教育室，不仅有许多传统习俗实物供学生参观，还有供学生实习传统礼节的场所。此外，韩国从幼儿园到高等学校，在校园内的走廊里、教室内、办公室内，都可看到精美有力的汉字书法和传统的山水国画，内容多是先贤关于做人的至理名言。韩国还特别认真地保护历史文物，保护祖先留下的文物古迹。这些都能增强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自豪感。可见，韩国鲜明的民族性和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是韩国学校道德教育最为突出的特征。

第6篇：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范文

巴哈若提博士是一位慈祥和蔼、机敏睿智的印度老人，在印度乃至全球极负盛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学者、文化大师及国际演说家，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和谐思想”的传播者。几十年来．他用一种大爱精神孜孜不倦地感动着这个世界，穿梭在世界各个国家，在大学、在民间宣讲他的理念。他曾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梵语及印度宗教的课程，并曾获得卓越教师奖。2000年，他加入世界宗教议会联合国宗教理事会，并参与起草了著名的“世界和平宣言”。

10月中旬，巴哈若提博士应邀到西安讲学，并与本刊记者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巴哈若提博士告诉我们，这是他第二次来西安。他非常喜欢这座古城，熟悉西安悠久的历史，喜爱这里热情款待他的人们。大师说，西安是他所走过的城市中最喜欢的地方之一，这里是中国哲学、文学等文化的发源地。西安城市很美，尤其是西安的古建筑很有魅力和象征意义。

“自觉经济”是巴哈若提博士长期研究的课题之一。他说他很欣赏不丹的国王，因为此人用“快乐指数”指引着全国经济的发展。而不丹深受中、印两国文明的影响，这种“快乐指数”理念与印度甘地时期的治国思想也是相通的。现代社会更多地被西方文明和哲学所影响，而且在过去的两百年里影响着整个人类。巴哈若提博士始终教育自己的学生“施与比接受更有福”，因为施与是一种心灵的快乐与享受。

巴哈若提博士很欣赏中国近些年来所取得的建设成就，非常推崇中国的经济腾飞。对于这一点，博士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数学公式――“中国25年的改革发展成就>美国259年的经营成果”。他非常赞赏中国现在提倡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模式，他说惟有“和谐”才可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巴哈若提博士对古代中国的哲学也颇有研究，尤其喜欢老子和庄子的哲学，对儒家哲学思想也研习颇深。在采访交流当中，记者提到中国传统的“中庸、平和”以及“百善孝为先”的儒家思想时，巴哈若提博士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而在他的研究和实践中，中国的传统哲学的确给了他很深的影响。

巴哈若提博士说：在过去的5000年里，中、印两国和平、友好的相处思想是世界文明进程中罕见的，这本身也是两国思想家心灵始终相通的地方。

谈到东西方哲学的比较，巴哈若提博士非常赞同我们的一个观点：形象地说，西方的哲学家多是在思考，就如罗丹著名的雕塑“思想者”，而东方的哲学家却是在奔走，如孔子、玄奘，乃至印度的释迦牟尼以及奥修等，他们都是在奔走呼号，传经布道，唤起民众的觉悟，促进社会的进步。这就是东方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的根源所在。

巴哈若提博士认为：“人类的进步要求政府和社会应该为人民大众利益思考，我们才将长远生存，这也就是我经常所说的永续发展概念――不只是让后代享有我们当代人享有的一切，它还要求我们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从内心深处自我控制盲目利用资源，以及强烈的占有欲对自然环境带来的破坏，杜绝情绪化经济．要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达到自然、人文、社会环境的和谐共存。”

巴哈若提博士的“永续发展思想论”在世界各地的演说，已经有50多个国家了，此次在西安，大师就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做了专场演讲，其“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全人类和谐共存”的理念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举行的“西安文化名人与巴哈若提博士的对话会”，邀请了西安地区的一批著名文化人和专家学者．包括著名作家贾平凹，著名学者、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余华青，著名学者、中国易学研究院院长费秉勋，著名作家孙见喜等。中，印文化学者的精彩对话，使我们对传统和谐理论的缘起及其精髓有了更深的理解。

余华青院长认为，和谐是一个社会问题。所谓“和”乃百姓口里有粮食，指物质养料；“谐”乃人人皆可言，指精神财富及社会机构模式。若要达到“和谐”，就要具备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而一个社会要“和谐”，首先要求人的内心要明静、和谐。因为个人的行为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人的心灵和谐最为重要。这就要求人要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同时必须控制自己的欲望，把握好度。同时，“和谐”也要求，整个社会机构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强求同一。

费秉勋教授指出，中印历史文化古老而久远，现在全球也有一个共识：21世纪将是东方文明崛起的时代。中国古代孔子的儒家思想，老子的道家思想、孟子的“万物皆被于我”、庄子的“坐望可以认知宇宙，并融其中”等，以及中国古代易经哲学里的“阴阳相别”，与古印度文明在很多地方是相通相关的。而说到“和谐”，它要求社会这样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不可对抗，尽可能不要革命，要中和；不要冲突，要和平。

贾平凹感言，21世纪的中印文化的确很强大，但它们作为世界地域风情的一个重要部分，需要崛起，更应该融入整个人类文明。贾平凹希望加大中印两国文化学者之间的交流，共同促进全世界文化的和谐发展。

作家孙见喜、安室美策划公司赵敏副董事长以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刘克诚教授、西安国土资源局规划处滕恩昌处长也都相继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赵敏先生对巴哈若提博士不远万里来到西安进行国际文化的交流和讲学，表示衷心感谢。他为能在西安举办如此高规格的学术活动深感自豪，同时他也感谢西安地区的专家学者，并希望将此类学术交流活动继续举办下去，以加强西安文化界与国际文化界的沟通。

对中国学者的发言，巴哈若提博士听得非常认真，并且专门作了录音。他在交流中发言说：对于和谐，我认为它本存于世。我通常用印度的纸币作诠释，十五种语言能同时出现在一张纸币上，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然而难能可贵的和谐共生现象。促成和谐是我们共同的一种使命，这也就是我走到每一个国家始终坚持并言传的“永续发展论”。

第7篇：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范文

徐州历史文化悠久，有2600多年建城史，从这里走出的布衣皇帝汉高祖刘邦则一统天下，开创了历史上辉煌的汉王朝。徐州作为诸侯国楚国的国都，是汉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徐州经历了两汉的辉煌时期，留下了很多古迹，最具代表性的是汉墓、汉兵马俑、汉画像石三个方面，徐州地区的汉文化也主要体现在这三个方面。徐州作为汉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近几年来一直致力于传承汉文化的汉代建筑风格的研究与实践。

徐州的汉文化也是一种地域文化，地域文化经历着不断地发展与变革，具有传统性与时代性的双重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地域文化受到了全球化语境的冲击，原先具有的地域性的文化特征逐渐摆脱了传统生存环境和条件关系。在城市建筑设计、规划设计方面，引发了城市空间和建筑形态的趋同，然而随着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以及传统文化的觉醒，日益完善的地域文化观念正在融合地域性、传统性与国际性，在建筑及规划领域呈现出地域建筑的倾向。

汉代建筑艺术分析

汉代建筑艺术体现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最大的一个学派，儒家思想一直影响了建筑艺术。建筑作为礼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项工具，汉代的建筑按照一定的等级，构成尊卑有序、错落有致的等级尺度。汉代建筑营造技术对现代的建筑影响很大，从建筑营造技术技术来看，汉代经历了高台建筑到楼台建筑的演变，对以后建筑影响深远的木构技术也发展成熟了。高台建筑在战国进一步发展，在西汉时期比较流行，高台建筑夯土为平台，分层建造，逐步收小。东汉时期，楼阁建筑取代高台建筑，楼阁建筑以木结构为主，牢固、稳固。木构架技术的发展在东汉时期已经比较完善，台梁和穿斗技术已发展成熟。汉代屋顶采用悬山顶、歇山顶。斗碓诤捍有了初步的发展，汉代确定了一斗三升的标准形制。

运用某种汉代建筑符号意象的形式以及对当地气候及人文特征进行现实再造，进而进行现代建筑及环境的创造，营造传统风格特征的城市建筑风貌，体现徐州汉文化以及徐州的地域文化。现在徐州的建筑是以现代建筑为主，不是特别精致，但却有着磅礴的气势与包容性，这是受汉文化的影响，体现建筑的地域性。

汉代建筑艺术对徐州建筑的影响

在汉代文化的影响下，徐州的一些建筑借助汉代建筑外形，进行建筑设计。由于汉代建筑文化的影响，徐州的一些建筑体现了自己的地域特色，在建筑形式上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进行了传承与创新。徐州的汉画像石馆具有浓郁的传统神韵，在建筑外形上巧妙的借鉴了汉代的高台建筑，庄重、厚重。局部采用了楼阁的形式，神似汉代的楼阁建筑。徐州博物馆在建筑形态上体现了汉代建筑元素。覆斗形顶在反映室内大厅空间的功能形象的同时亦表达了汉代之屋顶的抽象意象。其外表饰以青铜筒瓦形板，形成富有韵律的装饰，并减轻了视觉的厚重感。覆斗之下主入口通高玻璃之上方有郭沫若题写的馆名“徐州博物馆”，以石刻嵌金字，其上之水平檐口以石刻筒瓦。这是一种具有传统神韵又具有时代新意的汉风建筑。

汉代建筑气势宏伟，具有豪迈的品质，现在的一些建筑也体现出了这种文化思想。例如：徐州兵马俑水下骑兵俑展厅采用具有动感的屋顶，并且将重心放低，浑厚的体量给人一种震撼与力量，体现了汉代建筑的神韵。该建筑的屋顶采用了源于汉代大屋顶建筑的建筑元素，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的象征。汉代画像石中经常出现的四阿顶建筑屋顶启发了水下兵马俑的建筑设计，并加以夸张变化，形成了倒斗形的屋顶。这一建筑简洁的建筑形态，内敛的建筑性格体现了汉式建筑的艺术特征。

汉代建筑乃至中国古代建筑都已院落来组织空间，通过院落传达建筑文化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徐州汉文化艺术馆在空间组织上采用了传统的院落围合方式，建筑围绕水池有序的展开，水与竹两种景观要素，铺垫了整个建筑的传统文化氛围，院内景观组织合理，汉画像石、文物古迹营造了特有的文化氛围，烘托了周围历史文化的沉淀。

文化建筑、景观建筑在设计上应该借鉴汉代建筑风格，从而引起人们对徐州汉文化的联想，让建筑成为文化的载体，并与人们的情感、心里和行为模式关联在一起，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加深人们对城市历史文化的认可、理解。

现在所设计的具有汉代建筑风格的建筑不是仿古建筑，它是现代功能技术与汉文化特征的和谐统一。通过现代的技术在大跨度、大空间的营造以及采光通风等各方面满足空能的功能要求，同时体现汉代建筑的雄壮、高大。在材质选择上应该注意对比关系，将一些比较质朴的材料与玻璃、金属等现代材料进行合理的搭配，体现出地域建筑的现代气息。建筑的外部形态决定了建筑的文化内涵，徐州一些建筑在建筑形式方面并没有去简单的模仿，而是将汉代建筑特征和内涵进行了艺术加工及处理，并用现在的建筑及装修材料体现出来。我们的建筑设计不是去复古建筑，所以要提取汉代建筑艺术的语言，汉代有代表性的建筑元素有平直古朴的檐口，简洁浑厚的柱式，高耸气派的石阙等。将这些元素提炼、加工，用现代设计手法体现出来，才能让建筑反映地域文化。汉代比较有代表性的装饰纹样有动物、云纹、植物、几何纹等纹样，对这些纹样进行演变设计、抽象再造，广泛地用于一些文化建筑，景观建筑上，这样，不仅使现代建筑与传统文化在文脉上进行了有机的联系，也为汉代艺术及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汉风建筑就是要在徐州现代建筑中体现汉代文化。

汉风建筑设计方法

李敏的《汉代建筑形式对古风建筑设计的启示和借鉴》一文，徐州汉风建筑的设计创作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用现代的建筑结构形式表现古代建筑的建筑特征，就像徐州博物馆的屋顶、斗拱等的处理。用现代手法表现出传统的建筑形态。如徐州博物馆的斗型屋顶以及兵马俑的入口处理。在建筑空间的处理方面，传统建筑布局与现代处理手法综合运用。徐州博物馆的整体布局是将传统的中轴对称、有序空间与现代庭院的有机空间、流通空间、序列空间进行巧妙的结合，创造出具有汉文化韵味的现代建筑空间。将经过提炼、设计的古典建筑符号运用到现代建筑设计中，用现代材料表现汉代文化主题以及传统形式，找到古与今的契合点，进行设计创作。徐州的龟山汉墓博物馆，外观体现了汉代的古建筑风貌，但内部的藏品的数字化表现以及个性化的陈列、展示手法来表现建筑超越传统的意境。

汉代建筑的艺术特征、建筑风格、群体组合方式来源于其所处的时代与自然环境，并且与长期形成的生活习俗、宗教文化等特定的人文因素有关。如果脱离了这些背景因素，建筑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根基。现代建筑技术的发展，降低了自然环境特征、历史文化特征对建筑形成的制约能力。现今时代的科学技术、建筑材料、施工技术等物质条件与汉代完全不同了。人们的审美观也符合时代特征，不会去欣赏没有创意只是简单模仿的古建筑。所以，反应汉文化的建筑在徐州市有建设需求，并且这种建筑创作应该是符合时代要求，将汉代建筑艺术的思想和内涵经过因地制宜的整合而形成的创新

体系。

结语

历史文化是彰显城市特色的重要元素之一，有特色的城市会增加城市的知名度，整合历史文化资源、再生和利用，创造出地域化的城市建筑，这也是公众对城市文化身份的期盼。中国的历史文化悠久，将传统文化和现代建筑理念相结合，创造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城市建筑，让城市和建筑成为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媒介和传

播者。

第8篇：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范文

关 键 词：体育史；体育文化；蹴鞠；宋代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3）05-0131-04

宋代（公元960—1279年），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历史时期，在手工业、商业高速发展的带动下，宋代的商品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蹴鞠文化发展，使宋代的社会文明更加璀璨耀眼。为了进一步了解宋代蹴鞠文化对整个古代蹴鞠文化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和对现代体育发展的影响，通过查阅有关史料，并进行剖析和归纳，研究宋代蹴鞠文化的发展历程，为弘扬和继承优秀民族体育文化遗产，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体育文化和现代体育文明提供参考。

1 蹴鞠文化的物质层面

1.1 宫廷蹴鞠活动

宋代分为北宋和南宋，历史上这个国家并不是地域概念上的真正统一，而是处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度尖锐的历史时期。北宋统治阶级在获取政权以后，宋太祖大力宣传和追捧蹴鞠运动，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由元代画家钱选摹仿北宋宫廷画家苏汉臣的《宋太祖蹴鞠图》，生动逼真地展现了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匡义等人一起玩蹴鞠的景象。蹴鞠是宋代宫廷表演的节目，《宋史》中记载：“每春秋圣节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坐，……第十二，蹴鞠”[1]3348；《东京梦华录》中对宋徽宗寿辰宴会上的表演也有记载：“百官入内上寿大起居，……第六盏御酒，笙起慢曲子，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三台舞，左右军筑球。”[2]61此外，蹴鞠还是接待外宾的表演项目，《宋史》载：“（金国）使人到阙筵宴，凡用乐人三百人，百戏军七十人，筑球军三十二人，起立球门行人三十二人。”[1]2812这里的“筑球”就是有鞠门的蹴鞠。史料表明，在宫廷内，还有专门的机构——教坊来管辖蹴鞠表演和艺人群体，这个群体被称为“左右军”。到南宋时期，由于宫中资金匮乏，宫廷不再寄养专门的蹴鞠团体，需要时可通过教坊召集社会蹴鞠艺人进行表演。

1.2 民间蹴鞠活动

1）瓦舍蹴鞠活动。

《梦梁录》中记述了瓦舍中的各种娱乐项目，其中就有蹴鞠：“虚空挂香炉、弄花球儿、拶筑球、弄斗、打硬、教虫蚁、弄熊、藏人、烧火、藏剑、吃针、射弩端、亲背、攒壶瓶等。”[3]192又据《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浑身眼，李宗正，张哥，毬杖踢弄”[2]32这些人，就是在瓦舍中进行表演活动的蹴鞠艺人。瓦舍在宋代城市中已经普遍存在，它不仅是宋代一种大众文化娱乐的综合性活动场所，而且还是宋代体育表演从宫廷走向民间的一座桥梁。它同时是宋代传统体育项目发展的舞台，是蹴鞠艺人之间交流和切磋的场所，也是联结传统文化和市民文化的纽带，并为宋代蹴鞠组织的出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节庆蹴鞠活动。

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鞠、踏索、上竿。”[2]38由于宋代坊市分开的废除和城市商品交换的发展，一些民间传统的节庆活动也逐渐向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转移，节庆活动不仅促进了生产和商品的交换，而且也促进了城市消费和文化娱乐活动的繁荣，蹴鞠运动的观赏性已成为民间庙会演出、节庆礼仪表演的宠儿。“七宝”、“瀳马”、“殿司真武会”、“东岳生辰”等庙会在《武林旧事》中已有记载[4]40，在这种盛会中，蹴鞠表演大多是由蹴鞠艺人完成，正如《东京梦华录》所描述：“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踈狂。”[2]42

1.3 蹴鞠器物的发展

1）鞠的制作。

《宋朝事实类苑》记述的宋代制鞠：“今所作牛彘胞，纳气而张之，则喜跳跃。”[5]684鞠皮是用10张或者12张牛皮缝成，如《蹴鞠谱》中的记载：“香皮十二，方形地而圆像天。香胞一套，子母合气归其中。”[6]305宋代还改进了制球的工艺，如《蹴鞠谱》记载：“熟硝黄革，实料轻裁。密砌缝成侵不露线角，嵌缝深窝，梨花可戏，虎掌堪观，侧金钱短难缝，六叶桃儿偏羡”[6]315，意思是指鞠要用12块精加工的上好皮革，经细致裁剪后密砌缝成，在缝制过程中，工匠们采用了里缝法，使缝成的球壳表面不露线角，宋代鞠的外形比唐代的更加圆润，更加光滑，工艺更加细腻。宋代鞠还有自己的品牌，《蹴鞠谱》中记载宋代鞠有40多种。这些品牌充分反映了宋代手工业的水平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达，与汉唐代的鞠相比，不论在制作工艺上，还是在鞠的商业化上，宋代的鞠都有了更好的提升。唐代的鞠是由8片皮制成，而宋代已经发展成12片皮制成。与唐代比较，宋代的鞠不仅是充气的，而且鞠的外观更加的圆润，更加轻巧，其轻弹性也更好。

2）鞠门的确立。

学界认为，唐代虽然出现了单鞠门，但未见详尽的记载。而宋代的单鞠门却有记载，如孟元老[2]61的《东京梦华录》记载：“殿前旋立球门，约高三丈许，杂彩结络，留门一尺”；《蹴鞠谱》中记载有关鞠门的具体规定：“高三丈二尺，宽九尺五寸。”[6]308宋代计量单位一尺相当于现代的32 cm，经过测算，鞠门高度约为6.72 m，宽度约为3.04 m，门的最上端扎彩旗，下面留有门洞，称之为“风流眼”，直径2尺8寸，约0.9 m。这种单鞠门多是在筑球表演中设置，筑球是宫廷接待宾客的特定表演节目，在皇宫表演中，为了便捷转场，还出现了便于拆装的临时球架球门。

3）蹴鞠服饰的出现。

宋代蹴鞠服饰已经趋向于专业和统一，从《宋太祖蹴鞠图》中可以看到，宋太祖头扎软巾，圆领窄袖袍，束腰带，前襟扎起，下身宽裤，脚穿软丝鞋；其余人员，戴幞头，右衽交领袍，前襟扎起，下身宽裤，束腰带，脚穿软丝鞋。服装较为紧凑鲜明、轻便精神。在筑球比赛中，参赛的两队队员分别穿统一服装，在上衣的前后还印有表示不同角色（球头、骁色、着网、区挟、前挟）的文字符号，他们统一穿布鞋参赛，而队长的服装与队员有区别。《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左军球头苏述，长脚袱头，红锦袄，余皆卷脚袱头，亦红锦袄，十余人。右军球头孟宣，并十余人，皆青锦衣。”[2]61这是对古代蹴鞠运动服饰的较早记载，它与现代体育中双方队服的颜色都有区分，如队服上印有名字、号码等形式都非常相似。从现代体育服装的角度看，宋代蹴鞠服装具有鲜明的色彩对比，颜色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这不仅适合竞技的气氛，而且也增加了蹴鞠运动的观赏性，提升了参与者的气势。

2 蹴鞠文化的制度层面

2.1 比赛形式

宋代蹴鞠流行2种比赛形式，即筑球与白打[9]。筑球是古代蹴鞠比赛出现较早的形式，它是由双方队员通过对抗来进行比赛。在宋代，这种比赛形式有所改变，即在场地的中间树立鞠门，双方队员站立两侧进行蹴鞠，这种形式大多出现在宫廷宴会和瓦舍表演中。白打是在唐代后期出现的一种比赛形式，通过个人表演来展示蹴鞠的花样和技巧性。由于白打比赛方法简单，且不使用器械，观赏性又高，使得这种形式成为宋代庙会和民间游戏的主要比赛形式。到了南宋末期，这种形式已经在妇女和儿童中广泛流行。

2.2 蹴鞠组织

宋代出现了很多民间和官方的蹴鞠组织。南宋《武林旧事》记载“二月八日为桐川张王生辰，震山行宫朝拜极盛，百戏竞集，如绯绿社、齐云社、遏云社、同文社、角抵社、清音社、锦标社、锦体社、英略社、雄辩社、翠锦社、绘革社、净发社、律华社、云机社”[4]40中的“齐云社”；《蹴鞠谱》中又记载“夫蹴鞠者，儒言蹴鞠，圆社曰齐云”[6]291中的“圆社”，这些记述都是一些蹴鞠的民间组织，它们广泛流动于集市和庙会活动中。宫廷中也有蹴鞠组织，如《东京梦华录》中提到“左右军筑球”[2]61中的“左右军”，这也是一种在教坊管辖下的蹴鞠组织。

2.3 竞赛制度

随着“圆社”、“齐云社”的出现，蹴鞠活动逐渐形成为一种行业。宋代，蹴鞠竞赛的制度更为详尽，有比赛的规定：“十禁戒：戒多言，戒赌博，戒争斗，戒是非，戒傲慢，戒诡诈，戒猖狂，戒词讼，戒轻薄，戒酒色”[6]295；“十不赛：剃剪，弦子，马前，艘徕，五角，无师，寸道，后局，刊青，（原著缺失一种）”[6]296；“十不踢：网儿里，无下网，灯儿下，表乾操，筵席前，酒儿后，风儿大，无子弟，文庙内，泥水处”[6]297等。这些规定也逐渐形成了严格的制度和规范。此外，同行之间还有严格的礼节规定，例如，在《蹴鞠谱》中就有《蹴鞠须知》的专门要求：“凡子弟蹴鞠，乃是人中高贵，闹里夺尊，以骁俊为奇，在场中要口俊，要样子，要诚实，要动静，要家数，要知其甘苦。”[6]294宋代蹴鞠还制定了严格的比赛规则，例如《白打社规》：“凡白打，部署，教正定下校尉高低，不许旁人膜串，更不许争闹。定对了毕，或三筹两筹五筹十筹，或打三五七间。三小一筹准大一筹。次日教正唱筹，社司记数。若赛过者得名旗下山。”[6]321蹴鞠人员也有自己的称谓，而且还有裁判和工作人员，以及自己的专用名称。如在《蹴鞠谱》中记载：“正挟、副挟、解蹬、骁色、挟色、守网”[6]319等是对筑球比赛中队员的称谓。比赛裁判被称为：都部署、教正，《蹴鞠谱》中有记载：“部署老先生中坐，教正次坐”[6]321。行业内部事务和对外接待的被称为：社司、主会、知宾、节级。由此可见，宋代蹴鞠的比赛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不仅有类似现代足球场中队员的位置名称和裁判员的各种名称，而且在蹴鞠组织中还有具体的工作分工和称谓。

3 蹴鞠文化的观念层面

3.1 道家思想表现

有关宋代蹴鞠存在着道家思想的论述，在《蹴鞠谱》中有记载：“先请下子弟备三牲盘按祭祖师清源妙道真君、企师陆阳真人、齐云会上先亡后化先生，然后行师徒之礼”[6]291，这是表述蹴鞠弟子应先祭拜先人，然后再拜师父。这里的“清源妙道真君”、“企师陆阳真人”是何许人物？2011年笔者有幸采访了临淄足球博物馆馆长马国庆先生，他认为：“清源妙道真君”是当时受到蹴鞠行业普遍崇拜的对象，被称为“鞠神”。在《蹴鞠谱》中也有对“陆阳真人”的记述：“陆阳仙行游蜀地，见其奢华富贵，聚杰少年之辈，取其高名齐云社会，传于江湖。”[6]314意指陆阳真人云游至蜀地，见此地物产富饶，人民富足，于是组织年轻人蹴鞠，成立了齐云社。所以，这两位人物都是宋代蹴鞠的形象代表或者是信仰的偶像，而且他们都是道家人物形象。宋代蹴鞠为何信仰崇尚道家人物，目前还不清楚，但是道家文化思想观念却已融入其中。道家文化不提倡个体感性冲动，宋代蹴鞠也是如此，例如“十紧要：要和气，要信实，要志诚，要行止，要温柔，要朋友，要尊重，要谦让，要礼法，要精神”[6]295。这种观念代表了宋代蹴鞠和谐、谦让、克忍、尚美的道家价值观，也反映出当时蹴鞠者对安居乐业、国富民安的向往，要求人与人之间谦虚谨慎、不耻人后的道家心理定势。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体育最初形成于道家的养生术与导引术，对身体进行一定的修身和养性的道家思想，已被古代各种体育运动的发展所接受。汉代后期形成的道教玄学在魏晋隋唐时期极为盛行[7]60，这对蹴鞠文化的发展势必形成一定的影响。虽然它是一种冥冥之中的颓废迷信思想糟粕，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人们对美好形象的崇拜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虽然，目前学界还没有发现古代文献对宋代蹴鞠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观念形成的记述，但是从逻辑思维来分析，宋代蹴鞠的道家思想观念的形成与魏晋隋唐时期道教盛行有必然的联系，这也就不难理解宋代蹴鞠发展中道家形象和观念存在的原因。

3.2 儒家思想表现

宋代蹴鞠中的行为准则，主要是遵从于儒家思想的道德标准。如《蹴鞠谱》曰：“仁者，乃君子之道。古之圣人，名贤，达士，公子，王孙，仕宦，豪杰，皆要以仁为主。如有盗学轻师，不达圆情，此非人也。如要遇高贵不能相见，可因圆情而识之，此乃不可失仁德也。”[6]292大意是指君子之道，都是以仁为本。偷学或藐视师父，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如果你想结交贵人，可以通过蹴鞠来认识，这才是仁德，此谓之“仁”；《蹴鞠谱》曰：“圆社江湖雅气多，风流富贵事如何；王孙公子须请踢，少年勤学莫蹉跎……如见贵人得喜，如病中得看戏，或死得活，皆是圆社好务以义气相投，不可无义气也。”[6]292大意是指蹴鞠的人重义气，不管王孙公子都可来踢，趁年轻的时候多学习，不管生老病死，蹴鞠的人都是因为义气相投，此谓之“义”；《蹴鞠谱》曰：“礼者，乃人之常也，凡遇外处诸郡圆友到来，必须每日照点相看，施香皮之情。遇江湖闲客，须以礼赠之，凡诸老先生处不可失礼，此乃礼也。”[6]292大意是要守礼节，对蹴鞠朋友要有友谊，要尊重师父和比自己技艺高的人，此谓之“礼”；《蹴鞠谱》曰：“智者，乃是自家心中灵变，虽遇名师开法，亦是踢之于脚，应之于心。昔日轩辕黄帝裁革为圆，以为乐器，计败蚩尤，此乃智者也。”[6]292大意是指要做有智慧的人，虽然有师父的开导和指点，但也要用脚踢，更要用心去踢，此谓之“智”；《蹴鞠谱》曰：“无而不立，与朋友相交不可妄言，是用谨守，当得君子之道也。古人云：人无信不立，此乃谓之信也。”[6]292大意是指蹴鞠者要以信立足，人无信不立，此谓之“信”。 儒家思想观念的“仁、义、礼、智、信”深刻地融入到宋代蹴鞠之中，并且形成了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要求蹴鞠者“无仁者不可同行，无义者不可同商，无礼者不可同居，无智者不可同谋，无信者不可同谈。”[6]310

由此可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思想在统治阶级思想观念中的地位。到了唐宋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在统治阶级中，不仅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而且蹴鞠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蹴鞠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起源于齐鲁文化的发源地，早期受到儒家思想理念的熏陶，而蹴鞠公认的兴盛时期（汉、唐、宋时期）正是儒家思想备受推崇的时期，所以，学界很多研究认为“儒家思想束缚了古代蹴鞠发展”的观点并不准确。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但更重视集体的人和人格完善757。这种思想在宋代蹴鞠的思想观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宋代蹴鞠组织的产生就是对这种集体的“仁”教育和约束的最好体现。从现代体育发展观念来看，儒家思想对蹴鞠项目本身进行了很好的人文教育和保护。但是，由于宋明理学中泛道德价值倾向的进一步强化，导致了宋代蹴鞠中过多强调“孝”、“礼”的规范和情节，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蹴鞠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但这不是古代蹴鞠运动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

宋代蹴鞠文化的发展，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思潮踊跃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以宫廷为主导、民间文化为主要构成的宋代蹴鞠文化，尤其是在宋代统治阶级和民众的共同推动下，蹴鞠在物质、制度和观念文化层面上，都较汉唐时期表现得更为丰富和成熟。在这种条件下，宋代蹴鞠不仅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体育产业模式，而且也给人们带来了较大的商业价值。此外，在古代蹴鞠发展史上，宋代出现了特有的蹴鞠组织，这一组织文化现象的出现，也足以证明了宋代人对蹴鞠乃至体育的理解、执着和严谨，甚至已经上升到了组织化、规模化和制度化的程度。宋代蹴鞠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它不仅局限于组织、技术和制度上，而且在思想观念上逐渐走向成熟，并拥有了自己的信仰和定位，从而继承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在宋代蹴鞠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也掺杂了一些等级观念、迷信思想和拜金主义的色彩，甚至有些文化糟粕也对其技术和观念方面造成了一定的曲解和误导，但是其严谨、尊崇、友爱、进取的文化取向还是值得现代体育人去研究、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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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江少虞. 宋朝事实类苑[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 编纂委员会编. 续修四库全书（1106·子部·艺术类）[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第9篇：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范文

关键词：徽州；宗祠文化；宗教性；探讨

徽州文化博大精深，而一向又具有“东南邹鲁”与“程朱阙里”的美誉，在徽州有很深的儒学信仰。虽然在学术界对儒学是否属于宗教还具有一定的争议，但是徽州文化却是属于儒家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徽州文化和宗教有着很深的渊源，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灿烂的徽州文化却不是一种宗教文化。但是在徽州文化中的宗祠文化，却有着众多宗教的特征。

1 以儒学理论作为根本、以程朱理学作为圭臬的教化宗教性

徽州是宋代时儒学的发源地。在宋代以后各朝代都倡导理学，而程朱理学更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统一的官方哲学，而朱熹集注的著作《四书》和《五经》更是在后期封建王朝中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朱熹所倡导的“理”，增加本质上是对以三纲五常作为核心封建礼教的提升，所以在朱熹的观点里会把“理”说成是父慈子孝、君臣忠义的“仁义礼智信”，也就是五常。而在徽州发展的文化里，人们经常把朱子理学和徽州本来就具有的一些宗教制度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以宗祠文化为依托的特有的徽州礼教。徽州宗族实际上实行的教化是以儒学理论为根本的，他认为五教之目的就是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朋友有信、长幼有序；而学习的五焉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紧接着提出修身之道、处事之道：明其道而不计气功，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接物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行有不得则反求诸己。其中朱熹提出的“为学五序”与“人伦五教”思想就充分地提出儒家思想中的生生不息人生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但是朱熹所列出来的观点不是一般性的哲学论证，而是明显的带有宗教戒律的性质，朱熹在自己的思想里还坚持着神道设教的宗教原则，朱熹指出儒教中的“敬”和“戒惧”的作用是为了明鬼神而作为黔首，然后则百姓畏，而万民服。古人之立社，然启虚设兮？以土地所适宜之木来使民知戒惧，然教莫大焉。而这些思想也是充分的体现出了宗祠文化所具有的宗教性质。

2 以宗祠作为场所、以祖先神作为祭拜、以朱子的《家礼》作为礼仪的宗教性活动

在徽州文化中宗族意识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宗祠，而且宗祠还是徽州宗法的家族制度的标志，宗祠类似于伊斯兰教中的清真寺、基督教中的教堂、佛教中的寺庙。在徽州宗祠祭祀中是举行活动的重要场所。而进行的宗教活动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宗教仪式，而举行的宗教仪式还是宗教观念和宗教体验的表现。一般情况下，宗教活动主要有崇拜仪式、祈祷、禁忌以及巫术等。在实际中举行的宗教祭祀活动和宗教活动相类似，主要包含了宗教活动里的崇拜仪式、祈祷以及禁忌等。在徽州文化中的祭祀活动，也要遵循一定的礼法，而举行的祭祖仪式就几乎全部遵循了朱熹所著《家礼》中的相关规定。在一年里祭礼要被重复举行多次。首先就是四时祭，也就是要在每个季节仲月的时候祭祀所有祖先。其次是立春祭祀先祖、冬季祭祀始祖、季秋祭祀近祖等活动。当然，举行的这些仪式要全部在祠堂来进行。在祭祀的时候，除了对礼仪空间和礼仪时间有一定的规定之外，还对礼仪贡品、礼仪器物、礼仪祷文以及礼仪个人的位置有着明确的规定。在徽州文化里进行礼仪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培养族民的思想态度和相应的礼仪习惯，而在这种祭祀中，族民对先祖的敬爱之情是建立在深切的怀念自身血脉根源基础上的，并且这种敬爱也是出于报恩。在古祭礼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报恩之情，这和基督教中感恩赞美造物主的情怀是相似的。

3 以宗族、血缘作为纽带的宗教性组织

任何一种宗教的组成都离不开具有相同信仰的个体组织，只有这些个体结合层一个团体或者是群体，才会形成宗教组织。在宗教组织中人们的信仰与表达信仰的活动行为就被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里，从而形成了信仰者必须要遵循的神圣制度，而宗教的制度与组织也是一切宗教形成和逐渐成形的最基本要素。在徽州文化里，徽州人比较重视宗法，大多数是聚族而居，在宗族里，“宗”指的是尊重的意思，也就是族人对祖先的敬重并以此为中心来和睦族人。而“族”指的是聚合起各自的高祖到玄孙且相互恩爱各不同辈分的家庭。血缘关系则是宗教形成的命脉依托，也是建立宗族组织的纽带。在徽州文化里宗族指的是在宗法的观念规范下，由男性血缘关系家庭组成的一个社会群体组织。从宗族发展的过程来看，宗族最早是古代父权社会的宗法关系残余，在宋明以后这种关系逐渐加强，也逐渐形成了以族长权利为核心的，以族田、祠堂、族规、族谱以及家谱为手段的一种严密宗教制度。尤其是在清代时候，这种宗族关系遍布全国的城乡，构成了封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宗族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群体，向上可以追溯到高祖、尊祖、祖父以及父亲，而向下则是延续至子、孙、曾孙以及玄孙共九代人，即我们常说的“九族”。在宗族里，宗族成员有着共同的祖先，而且也有着相同的信仰。在宗族里族长代表着族权，对整个族的事务拥有裁判权与决定权。同样，在徽州文化里，族长负责主持各类宗教活动事务，还主持族内的生死嫁娶等活动，同时还要教导劝化族众守法奉规等。

4 以先贤信仰或祖宗作为核心观念的宗教性

各种宗教组织都会有一套可以证明其信仰的观念，这也是宗教组织建立起来的体制骨架，而徽州文化里的宗教性就是体现在以先贤信仰或祖宗作为核心观念的信仰，和宗教具有相似性。在历史发展中，徽州文化的实质是祠堂的形体文化与宗法的制度复合文化形式。从宗法课程上看，徽州的宗祠文化就是典型的一种宗法制度文化，而在徽州的宗法文化信仰里，核心的体系就是祖先神崇拜。在徽州文化里，民众虽然也具有神崇拜的心理，但是由于在封建社会对天神的祭祀权归帝王所有，因而普通百姓就只能通过对先祖的祭祀来表达对天神的崇拜。在祭祀祖先时，对祖先的崇拜还与灵魂观念的关系很密切。一般，对祖先进行的崇拜主要是对死去祖先的灵魂来崇拜的，因此对祖先崇拜的基础就是灵魂观念。这样，祭祀祖先的崇拜活动就具有了强烈的宗教色彩。另外，在祠堂设立祖先的排位，也是祖先的安灵之所，还象征着祖先的存在。后人通过祭祀活动来表达对先人的追念，从而来寻求祖先的庇护，以求福去祸。

5 总结

在徽州文化里，宗族成员共有的精神家园就是宗祠。而在徽州宗族社会里，遵循的是以祭拜祖先为对象、以宗祠作为活动圣地、以朱子倡导的理学作为伦理教条，从而创造了历史上灿烂的徽州宗祠文化。对徽州宗祠文化进行研究，还对凝聚民众的信仰、弘扬徽商精神以及研究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从方面来理解宗祠文化，有利于更加透彻的把握徽州文化的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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