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投资的投资收益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关键词:人才 人才资本 投资 收益
为贯彻落实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更好实施人才强区战略,根据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要求,我们新疆特编制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跨越发展,人才优先。把服务跨越式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目标确定人才跨越式发展任务,充分发挥人才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确立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做到人才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制度优先创新。
一、人才
按照科学人才观,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作出积极贡献,都是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由此,具有较高的内在素质,在某岗位上做出得到承认的较突出实绩,是人才的本质属性。知识、能力、体质等内在素质比别人高是成为人才的必要条件,贡献或劳动实绩比别人大是人才的根本标志,社会承认是一个人成为人才的社会必要条件,品德、知识、能力和实绩是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
二、人才资本
人才资本思想源远流长。威廉·配第在1691年提出了“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认为人的技艺是除土地、资本和劳动以外的第四个要素。马克思不但提出了人力资源概念,而且充分肯定了人力资源在经济活动中的决定作用,并指出“人的价值藏在人的才能之中”。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学习一种才能需受教育,需进学校,需做学徒,这种才能的学习所费不少,这种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他的人格之上,这对于他个人,固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亦然。这种优越的技能,可以和职业上缩减劳动的机器工具作同样的看法,就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
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要求“探索建立人才资本及科研成果有偿转移制度”。人才资本的概念确立,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才价值的科学认识和充分肯定。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处在人力资本最高层的人才资本,是能够在更高数量级上创造利润、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可宝贵的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人才资本又不同于一般资本,具备四个最突出的特点:1.不可分割性。人的知识、技能、健康、创新思维等不能与其载体分割,因此人才资本只能依附人才而存在。2.时效性和可变性。3.人才资本是投资的结果和产物。4.在一定时期内,人才资本能够不断地给投资者带来货币形态的、非货币形态的独特投资回报收益。
在人才资本高度发展的环境中,各技能层次上的人才的生产率会更高,人才资本既强化劳动力的生产率,又强化物质资本的生产率。人才资本投入的是自身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产出的既表现为一般资本的经济意义上的价值形式,又表现为有形的和无形的劳动产量,获取的投资回报是一种主要包括经济回报、职位回报、荣誉回报等综合的社会回报。只有回报体现贡献,赏罚做到分明,才能实现有效激励。因此,人才投入的劳动量与获取的回报是否挂钩、是否成比例,是人才资本运营的核心。
承认人才资本的价值,确立人才资本的价值权利,并依据价值创造来衡量人才的价值,给予人才合理的回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应遵循的人才管理规则。人才资本主要用人才的才能与岗位的结合程度、才能的发挥及其效应、劳动的投入与社会回报等指标来评价其价值的实现情况。人才资本的运营着重于配置、投入、产出、成本、回报,一般采用具体的偏高于市场的经济方式进行。在人才资本运营状态下,各个人才的劳动数量增加与质量的提高,是经济规则下的切身利益要求,对个人而言是主动行为,人才个体必然会从切身利益角度自觉追加劳动数量,提高劳动质量,关注劳动实绩的增加,从而导致全体人才劳动实绩总量的增加。因此,必须依据贡献大小优先分配社会财富,激励人才实现自我价值,最大限度地促进人才资本价值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三、投资收益
关键词:股市指数;年化收益率;投资收益
一、 年化收益率
年化收益率指的是投资期限为一年所获的收益率,仅是把当前收益率(日收益率、周收益率、月收益率)换算成年收益率来计算的,是一种理论收益率,并不是真正的已取得的收益率。
指数化的投资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现资组合理论和有效市场理论的支持。投资者在进行每一项投资之前,必定会考虑到其投资的收益情况。
各指数的几何收益率为下图表示:
上证成分指数深圳成分指数中小板指数创业板指数
收益率14.34%9.66%0.73%2.81%
计算数据来源于东方财富通。上证综合指数的起点时间从1990年12月,直到收盘时间为2013年6月,该时期的上证综合指数的几何收益率为14.34%。深证成分指数的起点时间从1994年4月到2013年6月,该时期深证成分指数的几何收益率为9.66%。中小板指数的起点时间从2005年6月到2013年6月,该时期中小板指数的几何收益率为0.73%。创业板指数的起点时间从2010年5月到2013年6月,该时期创业板指数的几何收益率为2.81%。
二、对不同的指数进行比较
计算数据来源于东方财富通。
在时间相统一的情况下,对深圳成分指数、中小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的年化收益率要和前面较长的几个指数相比较。从上表可以看出,比较时间统一的情况下,深圳成分指数和上证综合指数的年化收益率相比为9.82%。中小板指数与上证综合指数年化收益率相比为7.77%,与深圳成分指数年化收益率相比为13.52%.创业板指数与上证综合指数年化收益率相比为-8.17%,与深圳成分指数年化收益率相比为-8.53%,与中小板指数相比为-1.28%。
进行比较之后,各个指数的年化收益率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创业板指数的年化收益率与其他三个指数相比,都是负的年化收益率。
三、对比较结果进行金融分析
1、代表的行业特性
指数的年化收益率除了与计算起点不同有关,还与各个指数的具体股票有关。上证综合指数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全部股票为计算范围, 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成份股为蓝筹股,这些蓝筹股多指长期稳定增长的、大型的、传统工业股及金融股。 深圳成分指数上市的所有股票中抽取具有市场代表性的40家上市公司的股票 ,综合反映深交所上市A、B股的股价走势。中小板指数选定的股票是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的A股。创业板指数的股票选定的是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交易的A股。正是由于各个指数的代表行业的不同,造成了年化收益率的不同。
2、市场规模的大小
与其他几个指数规模相比,上证综合指数的市场规模是最大的。我国股票市场的规模扩张一直是新股发行的结果,或者是依赖于外延式增长。如果一个股票市场主要依赖外延式增长,在市场规模变化和现存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会变弱,现存股票的收益率远远落后于市场规模的增长。新股票发行较前一年的有所增加,则市场将会上升,反之,市场将会减少。
在1999年之前,上证综合指数将新发行的股票第一个月不计入指数,待其上市满一个月,于上一交易日收盘后进行指数修正。由于新发行的股票并不马上被包括在指数中,所以尽管它们的价值会反映在市场的总价值中,但是,在指数中并不能马上的反映出来。对于上证综合指数、深圳成分指数、中小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由于其规模的不同,在进行比较时的年化收益率就会产生不同。
首先,新股票的发行会减少投资其他股票的资金,会引起原有股票价格的下降。其次,增加新股票发行的数量也可能会引致其他相关股票价格的上涨,因为新发行的股票在第一个交易日内没有价格上的限制。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新发行的股票对现有价格产生的正面效应―指数的上升会拉动其他股票价格的上升,从这个角度看,新发股票数量有助于提高指数的收益。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同一起点时间后,各指数的年化收益率出现不同。创业板指数同其他指数相比的年化收益率为负的收益率,其原因可能就是由于规模的不同造成指数收益的减少。
3、起点和终点特殊性
由于计算年化收益率的起点和终点的日期不同,指数化的年化收益率存在差异。比如上证指数1994年和1995年进行了两年的调整,1996年后,上证指数出现了大幅的上升。有时,具体的月份也决定指数业绩的重要因素。虽然我国股票市场在1996年12月实行了10%的涨跌停板限制,但是这个限制只适用于个别股票,对整个大盘的指数走势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4、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宏观经济的表现主要取决于周期性的因素和政策性的因素。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时,GDP增长率、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变量都会影响到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预期,对于股票价格具有重要的影响。有时,由于GDP和物价指数增长,但是指数可能会下降,这些因素对各指数的年化收益率产生一定的影响。 (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马骥,指数化投资[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兹维.博迪,投资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成立11年来年均收益率8.44%,比同期通货膨胀率高6个百分点。2011年实现投资收益率降0.85%,是过去11年中社保基金第三次未跑赢当年CPI(2011年为5.4%);此前两次分别是2004年和2008年。尽管股票占整个社保资产配置只有20%,但它所实现收益却高达整个社保基金总收益的40%[1]。
二、使用的数据和分析过程
(一)2011年社保基金持股行为分析
造成2011年社保基金收益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是交易类资产公允价值下滑。
2011年一季度,上证指数有4.27%的涨幅,社保基金共计持股245921.52万股,比2010年第四季度的268822.83万股,减少22901.31万股,减少幅度为8.52%。社保基金通过减仓方式规避即将到来的风险。二季度,社保基金乐观看行情,开始加仓,共计持股282374.53万股,比第一季度增加36453.01万股,增幅为14.82%。三季度,上证指数大跌14.59%,社保基金共计持股314267.87股,比第二季度增加31893.34万股,增幅为11.29%。四季度,社保基金未停止加仓步伐。根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14日,共计有428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11年的年报,其中社保基金共计在63家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出现。
(二)我国社保基金的投资结构现状
社保基金境内投资范围包括:银行存款、债券、信托投资、资产证券化产品、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等[2]。基金境外投资范围包括:银行存款、银行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等货币市场产品,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以及用于风险管理的掉期、远期等衍生金融工具。
数据显示,2003年6月以来,社保基金在股市中累计获得投资收益1326亿元,占全部投资收益46%,累计投资收益率364.5%,平均投资收益率18.61%,比全部基金累计平均收益率高出10个多百分点。
(三)社保基金组合的投资路径
总体来看,业绩持续增长股以及政策扶持个股是社保基金关注的首选。此外,超跌、低估值个股也是社保基金青睐的品种[3]。
社保基金在去年末共有64只股票,累计加仓1.13亿股,持股总数达到6.19亿股。从行业特性看,社保的偏好集中在消费类行业和中游制造业。除此之外,从社保持仓的中小板和创业板股票看,政策扶持个股成为社保基金的囊中之物。
(四)2012年社保基金组合收益验证(以103组合为例,见表一)
随机选取2012年3月31期的103组合,该组合投资14支股票。在2012年3、4、5月,103组合的平均收益率-0.278%,收益方差为0.000486,虽收益率为负,但高于上证指数平均收益率-0.313%,而收益方差却与上证指数0.00044的收益方差相当,波动性较小。
103组合指标分析,eviews参数估计。
1、夏普比率=(RP-rf)/σP=(-0.00278-0.00067)/0.022=-0.157
2、特雷诺比率=(RP-rf)/βP=(-0.00278-0.00067)/0.734=-0.0047
3、詹森指数=RP-rf -βP(Rm-rf)
=-0.00278-0.00067-0.734268(-0.003133-0.00067) =-0.00066
通过表1对全国社保基金103投资组合的实证研究,103组合在本期收益情况欠佳,这与大盘整体下挫有一定关系,所以我国社保基金组合的高收益非固定,投资风险较大。
三、对实际的预测应用
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社保基金投资股票资产的比重最高为40%。目前社保基金共计有59个组合,当中4个组合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另3个由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管理,剩下的52个组合分别由9家基金公司管理。这些组合大致分为三类:股票型、债券型、配置型。
稳健、有序的资本市场是社保基金安全有效营运的基本前提。作为长期强制性储蓄计划,社保基金必然谋求安全和较高的投资收益渠道,资本市场无疑是养老基金投资营运的重要载体。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市场发展处于初创时期,无论是资本市场规模、投资工具种类,还是金融体系的监管能力、监管规则的完善等与发达国家均有很大差距[4]。在此背景下,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对社保基金具有更明显和更直接的影响,资本市场的潜在系统风险有可能对社保基金带来巨大的风险。因而,我国应加快资本市场的制度构建,强化金融监管和风险控制,完善社保基金投资的会计与审计规则,使资本市场逐步向成熟化、法制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以便为社保基金的安全营运创造必要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5]。
因此,虽然股票投资波动性和风险性较大,但我们仍然不能否认股票投资收益在社保基金综合收益中的主力地位。
参考文献:
[1]李向军.我国社保基金投资管理问题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郑秉文.社保基金投资股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D].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
[3]赵验昌.我国社保基金投资研究[D].山东大学.
[4]黄熙.社保基金筹资模式选择与投资运营管理[D].天津大学.
[关键词] 技术投资;品牌积累效应;规模效应;效用现值
[中图分类号] F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6)11-0014-03
[作者简介] 张古鹏,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本经济学;
姜学民,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本经济学;
任 龙,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本经济学。(山东 青岛 266071)
一、引言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企业成长背后仍然隐藏着很多问题,技术投资不足便是其中之一。我们过多依赖技术引入,而企业本身技术创新与改进投资不足。许多国内企业只知模仿性地扩大生产,不注重技术投资,导致长期发展乏力,品牌积累效应极低。本文研究了技术投资中的质量投资对企业未来收益和利润的影响。质量创新是技术创新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很多国内企业不注重产品质量提高,导致产品寿命短,故障多,降低了品牌积累效应。品牌积累效应即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而产生对价格和销售数量的影响。一般来说,品牌积累效应与价格和销售数量呈正相关关系。本文利用经济模型就质量投资对品牌积累效应的提高,对企业短期和长期收益的影响进行了论述。
二、模型的基本框架
(一)条件假设
为了建立模型,我们先做以下几个假设:
1.假设一个行业中只包含一种产品A,该行业中所有企业都只生产该产品;
2.假定该行业的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变,即其他企业不进行技术革新;
3.企业进行技术投资只提高产品的质量水平,消费者在反映期到来时获得的效用完全由产品的质量水平决定,而不受名牌效应的影响;
4.消费者对A产品有相同反映期(本文用T表示)。即假设消费者在-T时刻购买了产品,他们都会在0时刻反映出该产品的质量水平并获得不同效用。但消费者无论购买哪家企业的产品,在-T 到0之间的任何时刻获得的效用没有差异。即短期内消费者无法辨别产品好坏。
(二)建立质量函数
对于选定的e企业来说:q(e)=c(e)/c
( c(e)≥c )
(1)
q(e)为e企业生产的A产品的质量函数,它用来衡量A产品的质量水平,我们把它看作单位产品的投入成本函数;c(e)为e企业的单位产品成本,当e企业进行技术投资时,c(e)增加;c为该行业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
(三)建立效用函数
假设消费者在m时刻购买e企业生产的A产品,用u(i)代表秒消费者在i时刻从产品A中获得的效用,不计算i时刻之前或之后获得的效用(即消费者在一件产品的使用寿命期内获得效用,但我们只计算它在i时刻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u(i)的值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不考虑i>m+T):
1. i<m+T 时:u(i)=1
(2)
对这种情况的经济学解释是:由于假设4的存在,在m时刻,无论消费者购买哪个企业的产品,在购买A产品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的任何时刻获得的效用都是一样的。
2. i=m+T 时:u(i)=2-1/q(e)
(3)
由(1)可知:c(e)增加,q(e)增加;由(2)可知:u(i)增加。
它的经济学解释是:企业加大产品的技术投入,使得消费者在m时刻购买的A产品在i时刻获得的效用增加。即随着时间的推进,当到达i时刻,那些质量一般的产品带给消费者的效用会明显低于质量比较好的产品。但消费者的效用不会无限增加,1≤q(e)<∞,因此1≤u(i)<2。
(四)建立记忆函数
m为消费者购买A产品的时刻;i为消费者获得效用的时刻。A(i,n)为消费者在n时刻对i时刻的记忆函数,它用来衡量消费者在n时刻对i时刻获得效用的记忆程度。A(i,n)越大,消费者记忆得越深刻(即事情发生的时间间隔越短,记忆越深刻)。T为反映期,0<A(i,n)≤1。
当n≥m+T时,i=m+T。我们把消费者的记忆函数表达成i,n的幂函数。
当n<m+T时,i=n,A(i,n)=1。在n时刻消费者对立刻获得的效用记忆得最清楚(即对现在发生的事情记忆得最清楚)。
三、计算企业利润和收益
(一)计算效用加权
设0为时间轴基准点,消费者从 -T起开始购买e企业生产的A产品,用U(0,n)为在n时刻消费者在过去的-T 到n购买A产品获得效用的现值加权,我们设定它是消费者在过去的0到n时刻之间获得效用的现值加权(对于从-T到0消费者购买A产品获得的效用现值我们不予以计算),权数是消费者在n时刻对m时刻获得效用的记忆函数。如果消费者在m时刻购买产品,到n时刻过了反映期(n>m+T),我们计算m+T 时刻的效用在n时刻的加权值,此时i=m+T;若到n时刻没有到反映期(n<m+T),我们计算n时刻的效用加总,此时i=n<m+T。
1.计算0到n-1时刻的效用现值加权
五、结论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如果一个行业利润丰厚,进行技术投资短期内不会增加企业收益,而成本的增加会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但就长期看会增加品牌积累效应,提高企业利润和收益;若该行业利润微薄,企业进行技术投资,其长期的利润取决于销售数量与单位产品利润率对成本的弹性;如果技术投资风险过高,企业过度连续的技术投资会缩小企业规模,但一般来说质量投资的风险较低,连续的质量投资会扩大企业规模,缩小成本,增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庄子银.企业家精神、持续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J].世界经济,2004,(12).
[2]戈晶晶.企业创新“后”天不足[J].新经济导刊,2005,(14).
[3]朱秀亮.迎接自主创新经济时代[J].新经济导刊,2005,(2).
[4]朱秀亮.创新头上的“三座大山”[J].新经济导刊,2005,(22).
[5]朱秀亮.创新世界的梦想中国[J].新经济导刊,2005,(22).
[6]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内容摘要:QDII基金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金融危机后,QDII基金的发展面临更大挑战。本文将以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为研究对象,对QDII基金的收益和风险进行分析,借助VaR工具来衡量和控制基金风险。发现QDII基金的分散化投资对控制风险作用明显,美国股市复苏有利于增加QDII基金的收益的同时美元贬值也造成了基金净值的下降。
关键词:VAR QDII 汇率
引言
自2007年9月中国的QDII基金开始大规模运作以来,经过两年多的发展,目前已经发行了12只基金。金融危机过后,通过发行QDII基金,从国际收支平衡的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冲经常项目下顺差,缓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但从另一方面看,我国的基金投资者面临着比投资国内基金投资更大的风险―汇率风险。
从目前市场上存在的QDII基金运作状况看,经营绩效并不理想。一方面来自于国际金融市场比国内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目前美国大量发行货币,引起的美元贬值,人民币相对其他货币升值,从而给QDII基金的经营带来更大的威胁。
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 , 简称 VaR)凭借其明确的经济含义及其简易的可操作性成为了金融市场风险度量和管理的主流方法。但是 VaR方法在我国QDII基金度量以及市场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则甚少,与国外投资基金相比,其在风险管理上尚存在诸多不规范、不合理之处,迫切需要对其市场风险进行定量分析并加以管理,根据我国投资QDII基金的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VaR方法模型有效地度量其风险,探求符合中国国情的投资基金VaR风险管理途径,提高其风险管理水平,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国内目前的QDII基金在股票市场上的配置比例在70%左右,所以,笔者认为QDII基金的投资风险大部分来自于股票市场、外汇市场,故本文选取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由于QDII基金投资于全球股票市场,故本文选取标准普尔指数、日经225指数、富时100指数、沪深300指数为研究对象,近似替代全球指数。
我国QDII基金投资收益与风险分析
设国外投资品价格为p*,汇率为e,该国外投资品用本币衡量为p,则由购买力平价定律p=p*×e,取对数后再进行微分后得:,即表明,本币衡量的收益率可以用外币收益率与汇率变动率之和来衡量。
设本币收益率为R,外币收益率为R*,汇率变动率为i。则R=R*+i。
进行分散化投资,wj为第j种投资品投资比例,则
(1)
QDII基金的收益的方差为,其中,该公式中的σp2,σR*2,σi2分别为外币方差,本币方差和汇率变动率方差。ρ为外币收益率与汇率变动率的相关系数。
分散化投资后的方差为:
(2)
综上可以看出,QDII基金投资相对国内投资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做好QDII基金投资的风险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各指数日变动率的数据特征进行分析得到其分布呈现尖峰肥尾特征(数据来源:中国外汇总局、goole财经),这里,本文近似认为以上数据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最后的风险值由切比雪夫不等式进行调整。所以,由上述数据组成的线性组合也服从标准正态分布(见表1)。
在一个给定的置信水平C下,希望能够找到出现的最大损失,记为VAR,超出这一损失的概率为C,L为损失,用正数表示,即可得到:p(L>VAR)≤1-C。
当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的情况时,设α为正态分布在置信度C下的下侧分位数,W0为初始投资额,W*定义为临界最低回报x,则有,W *=W0(1+x),标准化后得,相对VAR为超出平均收益的损失,所以,。
当收益率不是服从正态分布,而是任意分布时,设α1为任意分布的在置信度C的下侧分位数,由切比雪夫不等式,得出了损失额度落在置信度之外的概率为:。令得,,,由于大部分的分布是不服从正态分布的,所以在由正态分布计算出的VAR值需要乘以一个系数K,。
实证分析
(一)基金收益的实证检验
由于我国目前大部分的QDII基金都是投资于股票市场,故选取全球在地区有代表性的指数来代替全球分散投资,并将所在地区的外汇汇率也列入等式中。根据等式(1),设收益率为R,标准普尔指数、富时100指数、日经225指数、沪深300指数日收益率分别为Rsp,Rfs,Rrj,Rhs,人民币对美元、英镑、日元汇率变动率为emy,eyb,ery,则设统计方程为:
表2是对其中的一支QDII基金回归的结果。
从回归结果看,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QDII基金的经营绩效,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偏差,原因可能在于我们对QDII基金的投资产品并不了解,如果掌握了QDII基金的投资种类,该模型是有很好的解释力的。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美元汇率对QDII基金的系数为负值,所以在当前时刻美元贬值是我国QDII基金亏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次,还可以得到,全球股指对基金净值的影响也非常显著,多数股指系数为负,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也是QDII基金亏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QDII基金VAR的计算
对基金的收益进行分析以后,要对基金的亏损原因进行分析,进而制定出符合风险控制要求的投资方式。各指数间、币种间方差协方差如表3所示(为了便于比较,将方差、协方差数据增加10000倍),其次,美元汇率与标准普尔指数协方差为-0.009922,日元汇率与日经225指数协方差为-0.03004,英镑汇率与富时100指数协方差为0.06102。
设某QDII基金初始投资额为1亿元人民币,投资在美国、日本、英国和中国的比例相同分别为250万元人民币,计算此时在95%的置信度下的VAR值,然后不断变换比例,从而找出最小的VAR值(见表4)。
通过在不同股市配比, QDII基金在初始投资1亿元人民币的情况下,在1天的变动中,在95%的置信水平下多对应的风险价值,即最大损失额,表明随着在美国股市配置比例的增加,风险值变化不大;当在英国股市配置较大比例时,风险值明显增大。在各个国家分散投资时,即比例完全相同时,风险值最小。
结论
QDII基金在全球市场上配置资产时,其收益不仅与股市波动相关,而且还与汇市波动密切相关。实证表明,美元汇率的波动是QDII基金净值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全球股市在2008年以来的低迷也是QDII基金净值下降的另一重要原因。在市场风险的衡量和控制上,本文利用VAR这一传统工具,通过实证,可以看出,在英国市场上配置比例的增大,QDII基金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值。虽然美元汇率的变动对基金净值产生不利影响,但是随着QDII基金在美国股市上配置比例的增大,风险值变化不大,这是由于,美国股市向着利好的方向变动,与汇率变动率的相关系数为负,从而使QDII基金在美国市场上的叠加波动率变小。
本文的另一个结论是,QDII基金投资越是分散,其总风险值越小。这也是QDII基金推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能够利用全球市场实现最大程度的分散化,避免承担单一国家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由于受到百年一遇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全球市场之间的相关性大大增加,表现为同涨同跌,严重影响了QDII基金的分散效应。
参考文献:
1.汤建光.浅谈我国外汇资源的整合与利用[J].经济问题探索,2006(10)
2.封建强.沪、深股市收益率风险的极值VaR测度研究[J].统计研究,2002(4)
3.Philippe Jori on.风险价值VAR(第三版)[M].中信出版社,2010
4.朱立芬.VaR技术在金融风险管理中的应用[J].上海金融,2006(4)
5.王守法.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绩效的研究与评价[J].经济研究,2005(3)
6.林乐芬.“封转开”基金绩效比较研究[J].金融研究,2009(7)
7.张军松.我国QDII投资的汇率风险及其防范[J].商业时代,2009(27)
8.龚纪纲.我国QDII投资现状及发展对策分析[J].特区经济,2010(2)
9.王瑞.特殊环境下我国基金系QDII的行为选择与绩效分析[J].中国商界,2009(6)
作者简介:
一、两类股权投资收益的税务处理比较
(一)两类收益的收入性质分析
1 权益性投资收益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四)项所称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企业因权益性投资从被投资单位取得的收入,因此,投资者通过股权投资从被投资企业所得税后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金中分配取得股息、红利性质的投资收益,属于权益性投资收益。
2 财产转让收入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企业所得税往第(三)项所称转让财产收入,是指企业转让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债权等财产取得的收入。因此,转让长期股权属于财产转让收入,投资人最终转让或处置股权时所获得的收益,通常在转让长期股权、被投资单位清算、发生重组时产生。
被投资单位清算时,投资方分得被投资方剩余财产时,包含两类性质的收益,即权益性收益和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投资方企业从被清算企业分得的剩余资产,其中相当于从被清算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中应当分得的部分,应当确认为股息所得;剩余资产减除上述股息所得后的余额,超过或者低于投资成本的部分,应当确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或者损失。
发生重组时,根据《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规定,一般重组要将股权处置进行相应股权转让或清算的所得税处理;而特殊重组中,新取得股权的计税基础要以其原持有股权的计税基础来确定。对交易中的股权支付暂不确认有关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的,其非股权支付仍应在交易当期确认相应的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并调整相应资产的计税基础。
因此,企业重组需进行股权转让或清算处理时,投资方因重组涉及的长期股权投资让渡而取得的支付对价,也包含两类性质的收益,即权益性收益和财产转让所得。
(二)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分析
1 权益性投资收益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按照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规定,企业权益性投资取得股息、红利等收入,应以被投资企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利润分配或转股决定的日期,确定收入的实现。
因此,投资人在持股期间作为股东从被投资企业分得的收益,因以被投资企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利润分配或转股决定的日期,确定收入的实现。
2 股权转让所得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规定,企业转让股权收入,应于转让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收入的实现。也就是说,股权转让所得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确定,应以股权变更登记为准。即使股权转让合同已经签订,只要股权变更登记没有完成,企业不需确认股权转让所得。
(三)计税依据的分析
权益性投资收益,计税依据系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时,投资方享有的股息、红利金额。
股权转让的计税依据为转让收入扣除投资资产成本后的余额,即股权转让所得,国税函[2010]79号文第三条规定,转让股权收入扣除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后,为股权转让所得。企业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不得扣除被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按该项股权所可能分配的金额。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二款及第三款规定,企业转让或者处置投资资产时,投资资产的成本准予扣除。投资资产成本为购买价款或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
(四)纳税待遇分析
1 符合条件的权益性投资收益享受免税待遇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即符合以下两个条件:(1)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2)居民企业连续持有其它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超过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2 转让所得需全额一次性缴纳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财产转让所得则需要全额计入转让方的应税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股权转让所得需全额缴纳企业所得税,不存在享受税收优惠。
原税法规定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发生的转让、处置持有5年以上的股权投资所得、占当年应纳税所得50%及以上的,可在不超过5年的期间均匀计人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但新税法实施,新发生的上述业务原则上应在实际发生年度一次性计人当年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取得财产转让等所得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19号)一文,明确企业取得财产(包括各类资产、股权、债权等)转让收入、债务重组收入、接受捐赠收入、无法偿付的应付款收入等,不论是以货币形式、还是非货币形式体现,除另有规定外,均应一次性计人确认收入的年度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3 需要区分权益性投资收益和转让所得的情形
(1)被投资单位清算时
被投资单位清算时,投资方分得被投资方剩余财产时,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投资方企业从被清算企业分得的剩余资产,其中相当于从被清算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中应当分得的部分,应当确认为股息所得;剩余资产减除上述股息所得后的余额,超过或者低于投资成本的部分,应当确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或者损失。另根据《关于企业清算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60号)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被清算企业的股东分得的剩余资产的金额,其中相当于被清算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中按该股东所占股份比例计算的部分,应确认为股息所得;剩余资产减除股息所得后的余额,超过或低于股东投资成本的部分,应确认为股东的投资转让所得或损失。
因此,因清算而处置股权,应按实施条例及财税[2009]60号文规定处理,区分转让所得与股息所得,签字全额缴纳企业所得税,后者可享受免税待遇。
(2)企业发生重组时
投资人股权转让涉及企业重组情形时,根据财税[2009]59号文规定,一般重组
要将股权处置进行相应股权转让或清算的所得税处理,需要确认股权转让所得的,按转让收入减除股权投资成本等后余额计税,不区分转让所得与权益性投资收益。需要按清算进行所得税处理的,按财税[2009]60号文规定处理区分转让所得与权益性投资收益。
(五)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及附表填报比较
1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的填报
纳税人享有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在附表五《税收优惠明细表》第3行和附表十一《长期股权投资所得(损失)明细表》中第8、9列填列。
附表五《税收优惠明细表》第3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填报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所取得的投资收益,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井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附表十一《长期股权投资所得(损失)明细表》中第8、9列填列:对于符合税收免税规定条件的股息红利,填人第8列“免税收入”,不符合的填人第9列“全额征税收入”。
上述符合条件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最终通过系统逻辑关系在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的第17行“免税收入”中反应。
2 股权转让所得的填报
纳税人因收回、转让或清算处置股权投资时,转让收入扣除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附表十一《长期股权投资所得(损失)明细表》中第11列填列;
纳税人因收回、转让或清算处置股权投资时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核算核算的投资转让成本的金额在《长期股权投资所得(损失)明细表》中第12列填报,
纳税人因收回、转让或清算处置股权投资时的投资转让的税收成本在《长期股权投资所得(损失)明细表》中第13列填报,
通过填报后,第14列反应了会计上的股权转让所得,第15列反应了税法上的股权转让所得,第16列反应了两者的财税差异金额,通过逻辑关系上述财税差异金额反应在附表三《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第47行“6,投资转让、处置所得”中。
总之,纳税人2010年进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对从被投资单位取得的收益,务必认真分析收益的性质及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从而正确进行税务处理和填报,避免纳税风险。
二、两类股权投资收益的若干实务问题
(一)权益项目转增资本的税务问题
案例:某内资企业注册资本1000万,有三位股东:股东甲(境外非居民纳税人)、乙(境自然人)及丙(内资企业股东),分别占股本15%,20%,65%。2010年10月经股东大会决议,决定将未分配利润1000万对其股东甲、乙及内资企业股东丁实施分红,并将盈余公积500万转增股本。按持股比例分别增加股本75万、100万和325万。2010年12月完成增资相关手续,并支付了分红款。
盈余公积转增股本,对不同性质的股东,税务处理是否相同,当然是不同的。税务处理上将转股视为两个交易事项来处理,第一步是先分红,第二步是用分红去投资。因此,转股首先应确认分红,股东视为取得分红,按权益性投资收益税务处理。再将分红作为投资,增加计税基础。内资企业股东而言是免税收入;对境外非居民企业股东,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对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股东来源于居民企业的股息、红利,采取不同的税收待遇,对于非居民企业股东分得转增注册资本的部分,按照“股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征收企业所得税,由被投资方代扣代缴。对境自然人股东。根据国税函[1998]333号文件明确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转增资本要视同分红,交纳个人所得税。
(二)固定分红的税务处理
企业为了吸引投资者,树立公司良好的形象,往往约定以固定红利分配给投资者,那么约定固定红利是否可以享受免税优惠呢?笔者认为,以固定红利分配,必然和账面计算红利存在差异,如被投资方超出本企业创造利润总额进行分配,净资产会大大降低;如被投资方低于本企业创造利润总额进行分配,大量盈余会被保留。从企业最终清算角度来看,被清算企业的股东分得的剩余资产的金额,其中相当于被清算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中按该股东所占股份比例计算的部分,应确认为股息所得,因此,如被投资方低于本企业创造利润总额进行分配,大量盈余最终体现在剩余资产中,但该部分盈余仍能确认为股息所得,仍享受免税待遇;如被投资方超出本企业创造利润总额进行分配,清算时剩余资产减除股息所得后的余额,超过股东投资成本的部分,应确认为股东的投资转让所得。由于投资期间股息分配过多,会导致最终余额减少,则投资转让所得可能就更大。前期的免税导致后期可能增加资本利得而被征税,从这个角度说,企业实际井未减轻税负。股东分红对投资企业而言虽然总体上来并没有减轻税负,但如果享受免税待遇,存在滥用免税条款的嫌疑。因此,笔者认为固定分红不能享受权益性投资收益免税待遇。
(三)股权转让所得一次性缴纳企业所得税的衔接问题
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19号明确,企业取得股权转让收入应一次性计人确认收入的年度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新法实施前发生的上述所得以及新法实施后发生的上述所得,未一次性确认纳税如何进行衔接或操作呢?
1 新法实施前发生的股权转让所得,仍可继续均匀计人各纳税期间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税务事项衔接问题》(国税函[2009]98号)早有规定:企业按原税法规定已作递延所得确认的项目,其余额可在原规定的递延期间的剩余期间内继续均匀计人各纳税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也就是说企业已按原税法规定在一个纳税年度发生的转让、处置持有5年以上的股权投资所得、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转让所得、债务重组所得和捐赠所得,占当年应纳税所得50%及以上的,其余额可在原规定的5年内的剩余期间内继续均匀汁人各纳税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
关键词:长寿风险;个人账户;精算平衡;投资收益率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6-0003-07
一、引言
在过去的100年里,人类的平均寿命每10年提高2.5岁,呈现出显著的人口死亡率降低趋势。人口寿命延长体现了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但也带来了长寿风险,即人口死亡率的超预期降低所带来的风险。长寿风险对社会不同层面都产生一定影响。举例来说,人口寿命增加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政府必须为未来的预期寿命延长建立足够的战略储备资金;同样,对于持有诸多生存保险保单的保险公司来说,也面临着预期寿命延长所带来的年金给付增加的压力。对于许多金融机构来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也带来了构建新型衍生品和创新金融产品的机会。近些年,国际上关于长寿风险的研究沿着定量化的视角逐步深入,许多死亡率模型不断被提出,这些模型可以有取舍地借鉴到我国的长寿风险研究中。
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养老体系也因长寿风险而面临巨大压力: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老龄人口增加、预期余命延长,这一长寿风险加大了基本养老保险统筹部分的给付压力,特别是使得个人账户的支付年限延长。根据现行支付安排,个人账户的收支缺口由统筹部分承担。故在现行政策下,收不抵支的个人账户数量将增加,且个人收支缺口呈扩大趋势。为了应对老龄化冲击和日益加大的养老金给付压力,我国政府不得不将改变多年的“个人账户空账运行”逐步做实。
很显然,长寿风险将对该个人账户的“做实”带来重大影响。在人口死亡率超预期降低的条件下,个人账户按照现在人口情况进行“做实”将产生“亏空”,导致个人账户“财务”不平衡。为了弥补这种亏空,使个人账户达到平衡,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不同建议。如王积全(2005)利用兰州市抽样数据,对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养老负担比例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首次在模型中引入了收缴率和工资比率等参数,基于此给出了相应的缩减缺口的政策措施。 罗良清(2005)总结并完善了我国个人账户支付模型,使其更适合于现行养老制度的月度缴纳和实际支付方式。潘春雷(2007)评估了在退休年龄、就业比例、工资水平等方面的性别差异对养老基金精算收支平衡的影响。顾文(2010)预测了未来几十年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的人口数据,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平衡、隐性债务规模等问题进行了测算。黄顺林、王晓军(2010)利用基于出生年效应的Lee-carter模型对中国男性人口死亡率进行了拟合,并将其预测结果对养老年金系数进行估计,发现中国现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年金系数被严重低估,这将给未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带来很大的偿付压力。张宁(2015)利用非线性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希尔伯特-黄变换对死亡率进行了不同风险层次的划分,并基于此提出了“长寿风险分级基金”来应对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的“老龄化”压力。
本文借鉴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尝试运用国外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Lee-Carter模型的改进版――泊松对数双线性模型和随机模拟方法,在对未来人口死亡率曲线进行预测的基础上,分析不同退休年龄和投资收益率的最佳组合。泊松对数双线性模型的优点是能够预测出在一定概率下未来人口死亡率的区间估计,从而可以更好地评估个人账户收支在未来面临的不确定性,并且量化不同政策或假定对于账户缺口的影响程度,给出特定缺口水平下的参数设定水平。
二、长寿风险模型与数据来源
1992年提出的Lee-Carter模型是长寿风险模型的重要开端,该模型通过时间和年龄两个角度来拟合中心死亡率的对数:
[μx(t)=exp(αx+βxkt)] (1)
在上述模型(1)中,[αx]代表不同年龄在所有时间的对数死亡率平均,反映了年龄对死亡率的影响;[kt]代表了时间对死亡率的影响;[βx]描述了不同年龄的人群对时间影响的敏感程度,即斜率。
该模型对美国以及加拿大的死亡率拟合较好,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高龄拟合以及共线性等问题。对此也有一些相应的改进模型,例如引入世代效应的APC模型,利用非线性序列分析方式,或者利用长寿风险指数进行测度。其中有一种改进方法被普遍使用,即通过引入泊松假设,假设死亡人口服从泊松分布,可以基于Lee-Carter模型建立泊松双线性模型(Possion log-bilinear):
[Dxt~Poisson(Extux(t))],[μx(t)=exp(αx+βxkt)] (2)
该模型和Lee-Carter模型有同样的参数限制,以确定唯一的参数。
[tkt=0],[xβx=1] (3)
同时,由于引入了泊松分布,我们用最大似然估计来代替Lee-Carter模型的SVD求解方法。
[L(α,β,k)=(x,t)[Dxt(αx+βxkt)-Extexp(αx+βxkt)]+constant]
(4)
在模型(4)中,constant表示常数,[kt] 反映了每个年龄的中心死亡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未来的死亡率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进行估计,同时可以用Bootstrap方法来进行区间估计:
[Mx(tn+s)=exp(αx+βxktn+s)] (5)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1994―2010年的人口死亡率数据,数据来源是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分组方式是每个年龄一组,同时设定最高年龄组为90+。由于1996年、2005年和2010年的数据一直延伸到100+,为了保持一致,将90岁以上的数据合并,形成90+的年龄组数据。
分组后,我们首先获得不同年龄和性别的死亡人数以及年中人口数据 ,这些数据形成了两个矩阵。同时我们还获得死亡率数据 。这里,男性年龄x范围为60,61,…,90+;女性年龄x范围为55,56,…,90+;而时间t为1994,1996,…,2010。由于1995年数据缺失且1994年抽样时间较晚,故时间维度没有考虑1995年。
本文所使用的软件是R软件,该软件是奥克兰大学两位学者开发的免费开源软件,提供了跨平台的数学计算环境,世界各地的开发者为它开发了多种免费软件包;正是由于其免费开源特征,R软件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数据处理领域最广泛使用的软件之一。
三、未来中国人口死亡率预测
下面,我们基于泊松双线性模型(2),用最大似然估计(4)来拟合中国人口死亡率数据(1994―2010),可以得到对应的[α]、[β]、[k]三个参数,其结果如图1所示。其中左侧为男性拟合后的参数计算结果,右侧为女性拟合后的参数计算结果。
从拟合后计算的参数结果来看,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参数[k]在16年里整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口整体的平均死亡率,因此可以说人口死亡率呈现下降趋势,中国社会存在长寿风险,其下降的斜率代表了长寿风险的严重程度。同时,由于参数[β]表示了年龄范围对长寿风险的作用,从图1中(第二行两张图)可以看出,人口死亡率的降低主要体现在80岁以上的人口中,这说明我国超老龄人口的健康状况改善程度要超过普通老龄人口。除了趋势之外,我们可以在图中看到结果的波动,这是由于人口抽样所带来的干扰:我国人口死亡率数据一般采取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而不是100%的人口普查。
图2给出了拟合后的死亡率数据情况,其中左列为男性,右列为女性。第一行是对数据曲面的拟合情况(R2=0.92),第二行是时间维度不同年龄的死亡率情况(R2=0.97),第三行是年龄维度不同时间的死亡率( R2=0.95)。
从R2看,拟合结果整体较好。特别地,对于不同年龄的时间维度拟合效果相对较弱,这是受数据集的影响,因为2010年和2000年为普查数据,而其他时间样本为抽样数据,抽样数据获得的模型参数对普查数据的拟合有一定偏差 ,曲面拟合也受到此原因影响,这是本文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从图2中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增加,各年龄段的死亡率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第二行图),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加,死亡率上升,同时死亡率最高的年代时间是1994年和1996年(第三行图)。
为了更好地度量长寿风险并对未来死亡率进行预测,我们需要对死亡率[kt]进行时间序列建模并预测,这里我们采用的时间序列模型是ARIMA(0,1,0)。具体的区间预测结果如图3所示。
上图2中给出死亡率逐渐降低的过程,并根据其结果,重新利用双线性模型,能够得到未来人口在2011―2020年的死亡率预测,该结果如图4所示。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我们使用的数据中,2000年和2010年的数据是通过人口普查得到的,其他年份的数据是通过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获得的,很显然普查数据比抽样数据更可靠,这也表现在数据拟合时,结果会有一定的波动。如何利用普查数据进行抽样数据调整,这是本文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从预测结果看,各年龄段的人口死亡率都呈现了逐步降低的过程,而且这种降低的趋势并没有减缓,这也预示着长寿风险将长期存在。具体到各年龄段可以发现,死亡率降低水平在不同年龄人群之间存在差别,例如青少年人群(10―19岁)死亡率改善情况相对老年人(50―60岁)要低一些,而高龄老人(80岁以上)的死亡率改善则呈现很大波动性。
四、退休年龄与投资收益率分析
为了对个人账户平衡进行计算,我们用泊松Bootstrap方法来产生1000个未来死亡率样本并利用这些样本来模拟未来死亡率,该模拟包括所有年龄(男性是60―90岁,女性是55―90岁),时间是2011―2050年。泊松Bootstrap是一种随机再抽样方法。表1给出了60岁的人口未来预期余命的变化。
从表1可以看到,在2011年60岁男性的余命为24.18岁,但是到了2020年,余命变为25.74岁,该结果比历史数据总结出来的要快,这正是长寿风险中风险的含义。同样对于女性来说,60岁人口在2011年的平均余命为26.05岁,但到了2020年为27.18岁,从中还可以看到男女预期余命的差距在缩小。
在确定收益模式(DB)下,个人账户的平衡公式由(6)给出。
[PVactual=DB?splanωb-1t=0∞tpbvt=k=0b-a-1cω(1+g)k(1+i)b-a-kkpa]
(6)
在这里,a为进入养老年金系统的年龄;b为退休年龄;[splan]为退休后个人账户的替代率;[ωb-1]为在年龄b-1时候的工资;c为贡献率;g为工资增长率;i为投资收益率。根据当前的中国养老金现状,我们设定的参数为:c=8%,g=10%,i=4%,a=25, b=60(男性),b=55(女性)。
这样,通过Bootstrap方式得到的1000个死亡率抽样样本,我们可以计算出不同退休年龄下的替代率的点估计和区间估计(95%置信度),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到,在当前的状态下(当前参数设定下),个人账户在退休时候的替代率仅仅8%左右。为了进一步计算最佳退休年龄,我们设定特定的替代率,并由此计算对应的退休年龄。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如果个人账户替代率达到预定的10%,那么退休年龄至少要66岁,也就是说,在2015年如果男性退休年龄为66岁的话,个人账户的替代率满足10%左右的要求。
在考虑退休年龄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即研究公式中表示投资收益率的i,如果投资收益率上升的话,其退休后领取的年金增加,也可以提高替代率,因此投资收益率和退休年龄密切相关。下面我们将根据上述计算,设定替代率为10%左右,用Bootstrap方式模拟,来得到对应的关系。
首先设定投资收益率i为5%,来看一下男性在不同时间(年代)的退休年龄。结果如表3所示,此时个人账户替代率将保持在10%左右。
接下来设定投资收益率i为6%,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到,到2020年前,男性退休年龄无须提高,也能保持替代率为10%。
表5和表6分别给出了女性当投资收益率在5%和6%时的退休路径。
从表5、表6可以看到,如果在投资收益率为5%的情况下,女性的退休年龄大幅度增加,比目前的55岁提升了10岁多,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个人账户的10%替代率。而即使在投资收益率变为6%的时候,退休年龄也需要从2013年开始调整,并从61岁开始。
如果要维持当前的女性退休年龄,我们可以计算出投资收益率大约为7%,表7给出了此时的女性退休年龄情况以及个人账户替代率。
由此可以看到,长寿风险给个人账户带来的压力方面,女性要比男性大得多。
当前我们实行的是男女统筹,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进行不同的退休年龄匹配,并考虑当前的政策环境,我们得到了比较合理的投资收益率是6.1%,其退休年龄和投资收益率的关系如表8所示。
综合计算和模拟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1)当我们保持个人账户替代率为10%的目标的时候,男性可以在5%的投资收益率下,提升退休年龄到63岁(2020年)。该投资收益率与当前市场情况符合,可以认为此退休路径是可行的。
(2)女性的个人账户压力较大。当我们维持5%的投资收益率的时候,女性的退休年龄已经达到了65岁。如此快速的提升是不可行的。对此,只有提升投资收益率来进行弥补,计算表明投资收益率达到7%的时候,女性退休年龄可以逐步提升到56岁 。尽管这个结果与现在情况衔接较好(女性工人50岁退休,女性干部55岁退休),但该投资收益率已经超过市场险资的平均投资收益率(2015年,5%左右),综合考虑目前的货币政策,会有一定的实现难度。
(3)为了减少女性个人账户的压力,可以考虑男女统筹计算,我们进一步的计算表明,此时需要维持投资收益率在6.1%左右。与此相配合,男性退休年龄逐步过渡到62岁,而女性逐步过渡到60岁。
五、结论
本文利用泊松双线性模型来度量中国长寿风险,该方法比较好地避免了Lee-Carter模型所带来的共线性等问题;利用该模型,我们基于Bootstrap方法模拟未来的死亡率曲线,从而对个人账户平衡进行了计算,由此分析了不同退休年龄与投资收益率的组合。
从组合情况看,当我们维持5%的投资收益率,男性可以逐步延迟退休到63岁(到2020年);而对女性来说,5%的收益率不足以抵消死亡率改善的效果,即使投资收益率达到7%,女性退休年龄仍然需要在2020年提升到56岁。
如果将男女统一起来解决女性个人账户压力,则需要维持的投资收益率为6.1%。如果考虑养老金未来入市,投资收益率达到6%以上,那么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Lee R D,and Carter L R.1992.Modeling and Forecasting US Mortalit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87(419).
[2]Wilmoth J.R. putational methods for fitting and extrapolating the Lee-Carter model of mortality change. Berkeley:Technical report.
[3]Alho J.M. Discussion of Lee. 2000.North American Actuarial Journal,4(1).
[4]Renshaw A E,Haberman.2006. A cohort-based extension to the Lee-Carter model for mortality reduction factors. Insurance: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41.
[5]Zhang Ning.2012. The modified mortality decomposi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China longevity risk analysis,ICCIA12.
[6]Zhang Ning.2012. Introduction and computation of longevity risk index based on mortality rate decomposition model,Springer Communications i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289.
[7]Zhang Ning.2010. Research about option’s risk and price in China stock market based on non-linear HHT signal analysis in Matlab,ITMS Signal process.
[8]Renshaw,A E,Haberman.2008. On simulation-based approaches to risk management in mortality with specific reference to Poisson Lee-Carter modeling. Insurance: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42.
[9]Brouhns N,Denuit M.,Vermunt J.K. 2002. A Poisson log-bilinear approach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rojected life tables[J].Insurance: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31(3).
[10]Brouhns N,Denuit M.,Keilegom Van I.2005. Bootstrapping the Poisson log-bilinear model for mortality forecasting[J].Scandinavian Actuarial Bulletin,2.
[11]王积全.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缺口实证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05,(3).
[12]罗良清,王茶香.个人账户中养老金给付精算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05,(5).
[13]潘春雷.性别差异对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平衡影响的精算分析[D].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7.
[14]顾文.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精算测评[D].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0.
关键词:风险投资;收益机制;行业超额利润;垄断利润;现值收益;透支收益
关于风险投资超额回报的说法一直不断。典型的例子如ARD投资DEC,据称获得了130%的年收益率(比格利夫、蒂蒙斯,2001)”’。这是奇闻轶事还是客观事实呢?下面我们来做一概要分析。
一、风险投资是否应当获得高收益
风险投资的产生源于小企业的特殊性及传统金融机构对小企业权益性资本融资的“理性歧视”(Rational Discrimination)。小企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没有多少历史经营轨迹”、“缺少硬资产”、“很高的经营不确定性”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等。小企业的这些特殊性使得传统金融机构向其提供资本支持时要付出相对更高的信息费用、签约费用和监督费用,即每单位融资额的交易费用很高,风险也很大。而在传统资本市场上,银行存在着隐性和显性的利率上限:一方面,政府或同业监管部门对贷款基准利率和上调幅度进行限制,这是显性的;另一方面,如果银行提高贷款利率,便会失去那些优质客户,产生“逆向选择”,这是隐性的利率限制。因此,在传统资本市场上,因为不能通过提高利率来弥补贷款风险和高额交易费用,而小企业又缺乏可供抵押的“硬资产”,银行就不可能给小企业以资本支持,这完全是一种“理性歧视”,这种理性歧视使得小企业的间接融资之路被堵死了。那么直接融资又如何呢?直接融资依托于一个有效的证券市场,而这个市场有效运转的基本逻辑是“以充分的信息为基础,用历史来说明未来”,任何一个投资者进入这个市场,一旦买入某种证券,就意味着这个投资者买了这个证券发行者的未来,而按照有效资本市场假设(EMH),投资者买入或卖出某种证券的决策基础是关于该证券的全部信息(即使是弱式有效市场,证券价格也反映了关于该证券的历史价格信息――作者注),如果信息是充分的,信息传输无漏损,信息解读有效,信息反馈又及时,那么该证券的价格就是合理的,如果全部证券的信息都是充分的,市场价格合理,资源配置就有效率,这个市场就是一个有效的市场。换句话说,为了维护一个有效的市场,对进入这个市场的企业就必须设置一定的门槛,以满足市场对信息的要求,让投资者可以合理预期证券发行者的未来。这个门槛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证券“发行上市标准”,包括“一定年限的经营记录”、“一定规模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完善的治理结构”、“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等。显然,小企业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它们缺乏经营记录,缺少收入和利润,资产的专业性很强,无法用“历史来说明未来”,它们的治理结构是创业型集权化的,依靠企业家精神(EntIepreneur―ial Spirits)来主导企业运营,并依靠不确定性来求得机会收益(毕海德,2000;李建良,2003),无法让投资者相信其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和真实性。所以,传统的证券市场也不可能给小企业以资本支持,这同样也是一种“理性歧视”。正是因为银行和证券市场的这种“理性歧视”,使得小企业的权益性资本缺口问题无法在传统的金融制度安排中得到解决,风险投资作为一种弥补小企业权益性资本缺口的新的制度安排便应运而生。
很显然,传统金融机构的“理性歧视”表明风险投资在解决小企业权益性资本缺口问题时的确承担着高风险。而从资本提供者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证券投资者还是风险投资商,其人性假设却有着完全的一致性。也就是说,风险投资商和证券投资者一样是理性(有限理性)的“风险规避者”和“私利追逐者”,风险投资商既然承担了相对于其他金融投资更高的投资风险,他(她)就一定要获取相应的“对价”,即更高的“期望收益”来弥补其投资风险,否则他(她)就会“理性地”退出这个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险投资在理论上“应当”获得高收益!
二、风险投资的“高收益”到底有多高
首先,从长期来看,这个“高收益”应该是有限度的。依据市场竞争原理,风险投资作为投资者众多资产选择中的一种,如果利润太高的话,投资者的趋利性会使大量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从而使行业平均利润率降低,虽然因风险投资的流动性不足等原因,这种调整的短期效应并不明显,但长期趋势则不容置疑!
其次,我们来看风险投资真实的收益率情况。胡海峰、李雯(2003)援引Steven Kaplan、Venture Eco-nomics以及Global Venture Investors Association的数据指出,美国风险投资市场的投资收益率与其股票市场收益率呈同一方向变动,在1981-2001年间美国各类资产的平均收益率中,风险资本的长期收益率最高,达到18.6%。而比格利夫和蒂蒙斯(2001)、则以学术文献的数据为支撑得出结论:“风险投资真正的收益率并不是传说中的30%~50%,它刚处于青春期,偶尔有时候达到20%~30%,但很少在30%以上…即使在投资组合中包含有DEC这样出色的企业,ARD公司在1946~1966年这20年间的平均收益率也只有14%。”上述数据表明,风险投资真实的收益情况与理论推断基本一致:从长期来看,风险投资应当而且事实上存在高收益,但这种高收益是相对的,有限度的。
三、风险投资的特殊收益机制:合理预期的高收益
既然风险投资的产生源于小企业的特殊性和传统金融机构对小企业权益性资本融资的“理性歧视”,那么,风险投资收益机制的构造就必须满足以下两个基本约束条件:(1)不能要求担保和抵押,也不能使用高利率。否则,风险投资的职能就完全可以被银行替代。(2)不能要求历史轨迹和充分、对称信息。否则,风险投资的职能就完全可以被证券市场所替代。也就是说,风险投资只能在不要求担保和抵押、不使用高利率的前提下,利用小企业融资中的非充分和非对称信息来获取较高的期望收益,以弥补其投资的高风险,从而满足风险投资商的“投资理性”。关于这一点,刘健钧(2003)做了开创性研究。他指出,风险投资获得高资本增值收益的奥秘“在于其独具慧眼发现创业企业的潜在价值、通过增值服务和联合投资为所投资企业创造价值并最大程度地实现价值整合、通过适时退出投资实现高资本增值收益”。
从已检索到的研究文献来看,刘健钧是国内第一个对风险投资的风险收益机制做出系统研究的专业人士。但刘的研究仍然存在两大缺陷:第一,没有系统揭示出风险投资发现投资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和管理投资风险各环节之间内在的、必然的逻辑关系;第二,没有揭示风险投资发现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和管理投资风险的具体内容。概括来说,刘健钧的研究概要地指出了风险投资的风险收益机制“是什么”,却未能说明“为什么”。本研究将对此做出补充。
本文认为,风险投资的整个运作模式内含着一个完整、严谨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的起点是投资对象可预期获得的、潜在的“行业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逻辑依托是资本市场基于“历史说明未来”的收益“资本化”机制。贯穿这样一个逻辑,风险投资“合理预期的高收益”这一特殊的收益机制便一目了然,并在实践中体现为一个完整的“项目筛选”、“项目培育”和“项目投资退出”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风险投资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过程。
前面分析到,风险投资恰恰是利用不对称性信息和非充分信息来构造其收益机制的。按照信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信息不对称和不充分的情况下,为解决“逆向选择”问题,一方的“信号传递”和另一方“对信号的主动搜寻和解读”变得十分重要。在风险投资实践中,被投资企业的“成长性”和“独特性”便充当了这样一个信号。这一信号预示着被投资企业存在着获取“行业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的潜力,从而构成了风险投资获取高收益的微观基础。因此,本文认为,风险投资的高收益最终来源于被投资企业可以预期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对于风险投资商而言,他(她)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分享被投资企业的这一超额利润:一是长期持股获取红利,二是适时转让股权,一次性获取“资本利得(Capital Gain)”。显然,从风险投资的资本循环来看,长期持股就意味着要付出很高的“机会成本”,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任何行业最终都要走向衰退,任何创新都将被模仿,故行业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终将被“摊薄”至平均利润,因此,长期持股获取红利不是风险投资商最好的选择。那么,转让股权,一次性获取“资本利得”又如何呢?按照股利定价模型,首先,它要求一个可以合理预期的收益“资本化”机制,依托这一机制,风险投资商将继续持股预期获得的未来分红收益兑现为一个可以即期获得的“现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预期获得的未来分红收益越高,预期的现值就越高;其次需要用“历史”来说明“未来”,即股权买卖双方对未来分红收益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历史来“传递信号”,被投资企业的“历史”越好,投资者对其“未来”的预期就越好。据此分析,只要风险投资商能够协助被投资企业创造一个好的“历史”,这个好的历史就会成为一个信号传递给后续的投资者,使其预期一个好的未来收益,继而兑付给风险投资商一个理想的“现值”,即股权转让价格,“资本利得”由此产生。事实上,风险投资合理预期高收益的奥秘就在这里:它以未来预期收益“资本化”为依托机制和“转换箱”,以被投资企业可以预期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为“基础原料”,以增值服务为“孵化器”。风险投资商为了获得高额投资回报,首先必须寻求那些具有获取“行业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潜质的企业作为投资对象(Zider,1998);为了分享这一超额利润,风险投资商通过资本市场的“资本化”机制将其转换为“资本利得”;为了完成“资本化”过程,风险投资商就必须依照有效资本市场的逻辑协助被投资企业塑造一个“好”的“历史”,向资本市场传递正面信息,并且证明这些信息的可靠性;为了塑造这个好的历史,风险投资商就必须以行业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潜质为基础,按照有效资本市场的逻辑帮助被投资企业塑造“成长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向公开市场的潜在投资者展示出“透明度高”和“职业化”的公司治理特征。一旦这一历史塑造完成,风险投资商便会适时启动“资本化”机制,将被投资企业推向公开资本市场,将其所持股权按较高的预期收益兑付成现值,从而实现高回报。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结果而论,风险投资的高收益只不过是以转换的形式分享了被投资企业的“行业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故,在风险投资整个运作过程中,寻找并投资于那些具备“行业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潜质的企业是投资成功的第一步。由此,我们便得以理解为什么风险投资商并不对所有存在“资本缺口”的中小企业进行投资,而仅投资于其中的一小部分,也就是那些处于“成长期”,并且显示出“独特性”且管理素质相对较高的企业,因为只有处于高成长过程中的企业才有可能获得行业超额利润,只有“独特”才有“创新”,只有“创新”才有“垄断利润”可言!同时我们也由此认识到,风险投资必须“退出”,而且这种退出必须“及时”。因为,如果不退出,行业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就无法转换为风险投资商的即期收益;如果不及时退出,被投资企业的行业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终将摊薄为平均利润,风险投资商最终获得的将只是平均利润而已!
不仅如此,除了以转换的形式分享了被投资企业的行业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外,风险投资的高收益还有另外两个来源,本文称之为“现值收益”和“透支收益”。所谓“现值收益”是指由于未来同样的预期收益因贴现率降低和收益期提前导致预期收益的现值提高而产生的收益。在风险投资的情形里,由于风险资本的注入,放松了被投资企业的“资本约束”,从而使其得以有条件提前投资到不确定性相对较低的领域来获取规模收入和利润。并且,由于这种资本约束的放松和风险投资商增值服务的注入,被投资企业成功发展为成熟企业的概率也大大提高了。这就意味着,在风险投资商依托“资本化”机制将被投资企业未来预期要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部分转换为投资回报的过程中,由于被投资企业未来各期预期收益的收益期得到提前,且获得预期收益的风险被降低,风险投资商兑付的现值要高于以转换的形式分享到的被投资企业的行业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从而获得了一块“现值收益”,这块收益同样构成了风险投资高回报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风险投资价值创造的一个重要体现;此外,风险投资商通常还能在被投资企业未来预期收益的“资本化”过程中从被投资企业未来总的“市值”中得到一块“透支收益”,这一透支收益来源于新的投资者所赋予被投资企业的更高的预期收益:由于收益期的提前,被投资企业的收益曲线向左产生了移动,从而在同一时点上,在“资本化”机制启动之前,表现出了比没有风险资本注入时的收益曲线更高的斜率,并通常会使投资者依据“历史说明未来”的逻辑在心中产生更高的收益预期,从而提高了“资本化”时企业总的“现值”,风险投资商作为“现值”的兑付者之一,自然也要分享到这一块。然而,从长期来看,投资者最终会根据实际的收益情况来调低被投资企业的交易市值,所以风险投资商于“资本化”时得到的这块收益实际上是一种“透支收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提高投资回报,作为私利追逐者的风险投资商还可能会产生“过度包装”被投资企业“历史”并加速启动“资本化”进程的倾向,从而使其投资回报中的“透支收益”更加明显。关于这一点,史莱佛(2003)的行为金融学研究以及冈珀斯和勒纳(2002)的风险投资研究提供了支持。史菜佛对投资者的“反应过度”研究表明,“在一系列利好消息公布后,投资者对未来仍会有利好消息充满乐观的估计,以致将股价推高到了不正常的高度。随后的消息可能正好相反,收益也随之走低。我们也得到如下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稳定消息而进行的证券买卖,不管是利好消息还是利空消息,都可能获得超
额收益”。而冈珀斯和勒纳则指出,“不够谨慎的投资有可能鼓励他们所投资的公司采取某些提高首次公开发行成功概率的行动,尽管这些行动不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下面我们来证明风险投资“现值收益”和“透支收益”的存在。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投资收益率,评价
1 引言
房地产投资经济效益的静态评价是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评价方法,因其计算简单、方便,在房地产投资机会研究阶段有广泛的应用。一般地,投资收益率是房地产投资经济效益的静态评价的主要指标之一。它通过房地产投资估算得来的,主要参照了投资所在区域目前同类型房地产的收益水平、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区域的房地产市场状况以及当地的房地产价格水平。
2 房地产市场的细分
由于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投资者只能将房地产市场划分为具有某种明显特征的细分市场。市场细分一般从消费者的需求差异性出发,并从差异性中寻找具有共同消费需求的消费群,然后划分为若干个子市场的行为。市场细分是投资者选择目标市场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市场细分可以分析每一个细分市场中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市场中房地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程度。论文参考,房地产市场。凡是消费需求尚未满足的市场,或者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程度很低的市场,都可以形成有利的投资机会。房地产市场细分的标准可以如下表2.1[1]
表2.1 房地产市场细分
细分标准 细分市场 地理 因素 城市规模 区位地段 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 市中心、次中心、城郊、卫星城区 产 品 用 途
居 住 档次 低档、中档、高档、别墅 房型 X房X厅X卫X阳台 层高 高层、多层、小高层 商用 商场、酒店、宾馆等 写字楼 甲级、乙级、丙级等 厂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