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并购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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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外直接投资并购范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终于摆脱了多年来徘徊不前的局面。

2005年,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又称流量)达到122.7亿美元,突破百亿大关;2006年达到211.6亿美元,突破200亿大关;2007年达到265.1亿美元。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又称存量)突破1000亿美元,是2004年2.6倍;其中金融业投资存量达到167.2亿美元,非金融业投资存量达到1011.9亿美元。但在2007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仅有63亿美元,同比下降23.6%,低于2005年水平,占当年总流量的23.8%。

全球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外部环境。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559.1亿美元,其中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直接投资302亿美元,是2007年的4.8倍,占当年总流量的54%。各项流量中,金融类并购额为97亿美元,占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69%;非金融类并购额为205亿美元,占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49%。2009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433亿美元,同比增长6.5%;当年前3季度,非金融类并购额占总流量的43.5%,并购主体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业、制造和公用事业等领域。

跨国并购是跨国投资的最主要形式,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方式。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为企业积极参与海外并购创造了条件。除此之外,中国企业掀起海外并购热潮还受其它一些动力推动:

全球产业重新分工。金融危机前后,全球产业出现了重新分工的迹象,中国成为世界最主要的生产基地后,企业竞争力已大幅提高,为适应新的发展趋势,不少企业有了“走出去”的内在动力和压力。

企业力图提高国际竞争能力。1990-2007年,跨国并购占全球跨国投资的50%左右,且主要在发达经济体之间进行。中国企业在积累多年后,也想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这就需要和跨国企业全面竞争,而跨国并购正是这种竞争的手段和结果。目前,中粮、中化和中远集团的跨国指数已分别达到64.5%、60%和43.5%,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中钢和五矿集团的跨国指数也分别达到了27%和20%。

政府鼓励。总体上看,中国政府对海外并购持鼓励态度,这可以在宏观层面缓解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压力。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账户中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呈现“双顺差”,外汇储备规模超过2.4万亿美元,且国际收支矛盾仍在加剧。鼓励海外并购可缓减资本项目下的顺差,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对外绿地投资的不确定性。

金融危机带来机遇。金融危机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信贷紧缩和资本短缺,企业市值大幅缩水,资金链紧张,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投资限制。2008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收缩14.2%,跨国并购收缩34.7%。这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海外并购均出现了超常增长。

这些动力有些会延续,有些则会随着经济局面的好转而消隐。“后危机”时期,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可能会出现一些趋势性的变化。

首先,市场因素将成为推动企业参与海外并购的主要动力。经过本轮危机的洗礼,中国企业已在海外并购中积累了一定经验、国际化水平出现明显提高。他们将更多地考虑短期市场因素、长期发展战略,其海外并购行为将更为理性,并购领域也将从能源、资源、传统制造业转向现代制造业,特别是以研发为核心的高技术制造业领域,金融、研发、设计、营销等现代服务业也将成为并购热点。

其次,民营企业将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新兴力量。到2008年底,中央企业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357.4亿美元,存量高达1165亿美元。民营企业在规模上虽然落后,但其市场反应快、开拓能力强、决策效率高,且部分企业已有相当水准的国际化管理能力,这些都会是海外并购的有效筹码。此外民营企业相对容易取得海外企业的信赖,且易于通过海外当地政府审批,海外并购的准入门槛较低,因此在并购市场上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

再次,中部地区的作用将不断加强。2008年,广东、江苏和山东占据各地区非金融企业对外投资流量的前3名,但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分别增长了35.9%和15.4%,远高于其它地区8.6%的增长速度。2009年湖南对外投资流量上升到国内首位,省内企业共发起海外并购6起,合同金额达9.9亿美元,占同期全省对外投资流量的83%。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中部地区企业终将在海外并购市场上大放异彩。

与传统的国内并购不同,海外并购的风险并不限于长期投资风险和短期财务风险,其风险范围还要更大一些。

首先是政治风险。在发达经济体中并购企业,多半需要经过投资和安全审查。但就目前的情况看,这种审查对来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来自中国的企业抱有明显歧视,如果收购方是国有企业,则歧视程度更甚。如果是在发展中经济体内并购企业,政治动荡和政局变化将是很大的风险,因为企业经营总是需要稳定的法律环境,跨国经营尤其如此。

第2篇：对外直接投资并购范文

（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剧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巩固和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及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来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不得不设法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本身的研究开发投入、谋求战略技术联盟及并购其他企业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和技术开发力量。不断地大量增加研究开发投入进行研究开发不仅风险大、周期长，而且研究开发所需的巨额资金即使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难以承担。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同时，更多地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技术联盟和并购（包括跨国并购）相关企业来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战略技术联盟这种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联合研究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联盟各方技术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联盟成员不愿意看到技术泄密的问题；其二，在战略技术联盟中，联盟一方很难获得联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战略协作的规模和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但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战略技术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获得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获得被并购企业现有技术的静态效益。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企业技术及技术开发力量，正是9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3篇：对外直接投资并购范文

在世界经济前景黯淡的局面下，全球并购市场日渐冷清，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并购市场则略显暖意。尽管在此次全球危机中未能幸免，但很多亚洲公司相比欧美同行拥有更为充裕的现金流，中国公司越来越被视为并购交易中的活跃买家，其在国际并购市场中格外引人注目。规模庞大的资源型企业收购，使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扬眉吐气。然而，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背景下，拥有强大研发能力的技术型企业更能满足企业发展需要。

海外并购　浪潮滚滚

经过多年的资本积累，羽翼渐丰的中国企业逐渐开始走向海外，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也在进行资本国际输出。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521.5亿美元，同比增长96.7％，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同比增长63.6％。2003―2008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70.2％。据渣打银行估计，2009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有望首次超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额。

对外直接投资包括“新设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基本方式。一般来说，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初期，企业大多采用新设投资的形式，但随着企业实力的增强，跨国并购将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与新设投资相比，跨国并购具有建设周期短、经营风险低、投资方向灵活等优点。2008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日益活跃。清科《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并购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并购市场发生的13起跨国并购事件中，有7起为中国企业对外的并购，比重达到了53.8％，而2008年同期该比重仅为20％。

海外并购资源：无奈之举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生水起，触及行业日益广泛，但总体来看，自然资源领域的并购仍较为集中。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以来公布的多个并购案例中，能源，矿产资源领域的并购占了绝大的比重。仅在今年2月份，中国企业就向4家海外资源类公司发起并购，其中的3家均为澳大利亚的资源类公司。

趁国际资源价格下跌出海“抄底”，虽有利于企业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但这也透露出中国资源类企业的一丝无奈。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额的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从而引发能源，矿产类资源需求高涨。但受国内资源供给能力的限制，中国资源类企业不得不依靠进口来确保产能，对外资源的依赖日益严重。而国际矿产资源价格的巨幅波动，严重影响国内企业的正常发展。为掌握更多资源，保障企业的平稳运行，海外并购成了资源类企业的现实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企业目前大量并购海外矿产资源，是国内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一种外延。

然而，高能耗、低水平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集约型”的增长方式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当今经济社会的主题，而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恰好为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当前危机中，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中之重。在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都要求加快产业内部兼并重组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资源虽然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但是先进的技术却是当前迫切需要的。

海外并购技术：当务首选

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无外乎自主研发和外部引进两种途径。自主研发虽然可以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但是在前期科研投入少、科研实力薄弱的情况下，自主研发耗时较长且风险较大。在目前中国产业急需升级的情况下，采用“拿来主义”直接引进国外已经基本成型的技术未尝不是一种快捷的方式。

国际金融危机给各行业都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拥有大量专利技术但由于资金紧张而陷入困境的海外企业并不罕见。为了维持正常经营，这些企业正亟待出售。另外，各国政府在危机下也相对放松了对技术型企业并购的限制。相对于资源类企业的海外并购，技术型企业的并购金额相对较小，不易引起舆论的抵制，所面临的并购风险也就相对较小。因此当前的经济环境，也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技术型企业的最佳时机。

当前，海外并购技术型企业在整个海外并购潮流中还属于涓涓细流。从并购案例上看，海外并购技术型企业主要集中在IT，机械制造等传统行业，被并购企业的技术都是并购方所急需的，并购的规模及影响力都较小。然而我国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行业与国外都存在较大差异，海外并购这些领域具有一定优势的技术型企业存在广阔空间。

政府已经对海外技术型企业并购制定了明确的鼓励政策，在《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实施细则》中提出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兼并重组境外企业和研发机构”，“对境内企业并购境外制造企业和研发机构，可给予相关项目贷款贴息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开展境内外并购贷款业务。”

海外技术并购注意事项

最适合的就是最好的现代科技是各种工具和规则的系统，具有复杂的多元性。在选择海外并购技术的时候，并不一定最先进的技术就是最好的。技术上具有适当的领先性、能够解决企业技术瓶颈，是选择海外并购目标的基本原则。

公道的交易价格技术型企业价值的评估要比资源企业的评估更难，在评估时不但要懂得目标企业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更要了解该技术的市场前景。为了取得双方都满意的交易价格，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参与并购资产的评估是必要的。

第4篇：对外直接投资并购范文

一、完善外资并购的政策法规体系

对于外国资本的进入，特别是外资并购本国一些重要行业领域的企业，大多数国家都有所控制，或采取反垄断法，或采取特别立法。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试图垄断本国市场、危害产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外资并购活动发生。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外资并购将逐渐成为外商尤其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消极地抵制、排斥外商并购投资是错误的、也是不现实的，而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更是力不从心（甚至会引起政府效率下降和损害投资环境并落下政府干预正常市场竞争的口实）。为此，要尽快制定和完善旨在规范外资并购行为的法律法规，使得对外商并购投资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在法制化、规范化和透明化的基础上。

此外，鉴于并购投资有别于“绿地投资”的特点，建议作为对我国现有《反垄断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等法规政策的必要补充和完善，有关部门应出台指导外资并购投资的产业目录，重点对电网、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金融业和重大装备制造业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外资并购投资设置“准入”门槛。

二、尽快建立外商并购投资的部际联合审查机制

从国际上看，即便是发达国家，对外商并购投资的事先审查也是非常严格的，且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审查机制。

目前我国对包括外资并购和“绿地投资”等外商直接投资活动的审批管理，处于分散管理、同时又多头管理的状况，相关职能分散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务院国资委等多个部门。由于受部门职责分工的限制，有关部门之间往往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再加上相关外商投资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实践中现行有关利用外资的政策和措施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对外商直接投资活动尤其是对外资并购项目的管理和监督并没有完全到位。建议尽快改革有关政府部门职责分工中存在的问题。

对外商投资投资中分散管理、多头管理并存的问题，建议借鉴日本“综合安全保障阁僚会议”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等的做法，尽快建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商务部、工信部、国资委等有关部门参与的部际联合审查机制，即：将现有对外商投资活动尤其是外资并购投资项目的管理和监督职责进行适度整合和集中，重点对包括电网、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金融业和重大装备制造业等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和关键领域内的重大外资直接投资项目及外资并购投资项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进行联合审查。

三、建立和完善对外资并购项目的全过程监管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只注重对外资直接投资项目的前置性审批管理，相对忽视了外商投资项目/企业成立后的跟踪监督和后期管理。为更有效地利用外商并购投资，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等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外资并购投资项目的全过程管理和监督。有关部门不仅要在外资并购项目核准（审批）和外商投资企业登记设立过程中严格把关，使其投向符合我国相关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导向政策，同时更应加强对并购投资完成后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阶段的检查监督，督促外方兑现承诺，以切实维护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以及社会公众利益。

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维护产业安全中的作用

第5篇：对外直接投资并购范文

在过去的十年中，大多数国际生产的增长是通过跨国的兼并和收购(包括由外国投资者收购私有化的国有企业)而不是通过新建企业完成的，通过并购完成的交易额已从1987年的不足1000亿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7200亿美元。在所有的跨国并购中只有不足3％被正式确认是兼并，其余的都被认作是收购。全资收购大约占总数的2／3。少数股权收购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收购中约占1／3，在发达国家不足1／5。根据形式不同跨国并购可分为水平型(同一产业内部不同公司之间)、垂直型(客户和供应者、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并购)和集团收购型(在不相关产业的不同企业之间进行)。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部分的跨国并购主要是在追求短期财务收益的驱动下进行的。但今天大部分的跨境兼并和收购都具有战略和经济意义，而不是出于追求财务收益的动机。另外，大部分的并购都不是敌意的，1999年敌意收购占并购总金额的比例不足5％，占总数额的比例不足0．2％。

在1980—1999年期间，全世界并购总数(包括跨国和国内的并购)以年均42％的速度增长，并购总金额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也从1980年的0．3％增加到1999年的8％。两次较大的并购浪潮主要发生在以下两个时期：一个是在1988—1990年，另一个是从1995年至今。最近的这次浪潮伴随着国内并购的增长而发生。除了传统的银行贷款，最近的并购还因大量使用了一些融资机制(像发行普通股、可转换股票以及公司债券等)而得以顺利进行。另外，风险资本也成为一个重要资金来源，从而使得众多的新公司和中小企业也可以从事并购活动。

在这种趋势下，1999年跨国并购增加了35％，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在6000多项交易中总金额高达7200亿美元。2000年几项大宗的交易业已宣布或完成，预计跨国并购将进一步增加，2000年跨国并购总额估计超过10000亿美元。

当前的并购与19世纪末发生在美国的并购(1898—1902年期间达到)有某些相似之处。二者都受到重大技术进步、并购的新融资方式以及管制变化的影响。只是最近的一次浪潮是国际化的，而前者只发生在美国境内。正如前一次发生在美国的并购有助于形成全国商品和服务市场及生产体系、为公司提供了统一的全国市场一样，这一次国际化的并购进一步加强了全球商品和服务市场及生产体系的形成，为公司提供了统一的全球市场。

二、跨国并购的好处

一般来讲，从一个外国投资者眼中来看，与直接投资办厂相比，跨国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主要有两点优势：效率和市场控制权。在现代企业运营中效率是极其重要的，这可以从高级管理人员的口头语中看出，如“我们生活的新经济中，一年只有50天。”“效率是朋友，时间是敌人。”等。跨国并购通常能以最快的速度在新市场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成为市场领导者，并且最终赢得市场主导权，从而扩大公司规模，分散公司风险。此外，跨国并购还能将有关各方的资源和管理经验集合起来，创造出静态和动态的效率收益。

许多因素促成了公司进行跨国并购、直面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如今空前的全球和地区性重组的热潮，反映了这些因素之间的动态的相互作用。对许多公司来说，在已初见端倪的全球市场中生存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跨国并购的热潮也应势而起。在全球市场上，无法获得发展和盈利的公司将成为收购的对象。所有这些促使公司进行跨国并购的基本因素成了公司保持和提高自己的竞争地位时首先考虑的问题。跨国并购的重要性日趋明显，完全是因为它给公司提供了一条取得其它国家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最方便快捷的途径，并可使公司在全国或全球范围内优化其结构，以联合其它公司，获得竞争优势。简单说来，跨国购并使公司能快速取得位于不同地域的资产，这种资产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已成为决定竞争地位的重要因素。

三、跨国并购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

约90％的跨国并购，包括交易额超过10亿美元的109个大宗购并中的大多数，都发生在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并购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高，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迅速增长。

1999年西欧的跨国并购很活跃，售出额为3540亿美元，收购额为5190亿美元。在单一货币和促进深层次一体化政策的推动下，欧盟内部的并购占据了上述交易的相当一部分。该地区以外的大多数购买行为是英国公司并购美国公司。在被收购公司中属于英国、瑞典、德国和荷兰的最多，而英国、德国和法国则拥有最多的购买方公司。

美国公司仍是跨国并购中最大的目标，1999年在并购中向国外投资者售出了2330亿美元。1999年美国所有的并购交易中有1／4强是由国外收购方完成的，而在1997年这个数字是7％。如今，跨国并购已成为外资进入美国的主要方式。1998年，与并购相关的对位于美国的子公司的投资占外资总额90％，占项目数总量的62％。在对外投资方面，美国公司1999年收购国外公司价值为1120亿美元，比1998年少了250亿美元。这主要因为大宗交易的数量减少了。

日本的海外收购价值在1999年有大幅上涨，主要是由于一笔大交易。一般来说，日本的跨国公司比起并购来仍偏爱直接投资办厂，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日本跨国并购中的售出额在最近几年增长很快，在1997—1999年间高于收购额。这是由并购制度上的变化、国外公司倾向于并购的战略选择和日本公司对并购态度上的转变导致的。

直到9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才逐渐成为跨国并购的重要场所。尽管从并购价值上看90年代中期前发展中国家所占的份额一直保持在10％左右，但从并购交易的数量上看，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却从1987年的5％上升到了90年代末的19％。由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作为购买方进行的跨国并购从1987年的30亿美元上升到了1999年的410亿美元。

四、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的区别

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从定义上看是将资产从国内转向国外，并且至少在初始阶段不增加被投资国的生产能力。《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与直接投资办厂相比，跨国并购会给东道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小的正面影响或者说较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市场进入时或进入后不久，表现在：

1．虽然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都能给东道国注入资金，但跨国并购带入的资金并不总是能够增加生产的资本存量，而直接投资办厂就能够。因此一定数量的跨国并购直接投资为生产发展做出的贡献只相当于很少的直接投资办厂方式的直接投资做出的贡献，甚至根本就没有贡献。然而当本地一家公司的唯一选择是关门停产时，跨国并购会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2．与直接投资办厂相比，跨国并购转移的高新技术较少，至少在市场进入初期是这样。另外，跨国并购还会造成本地企业的生产和其它活动(如研发)层次下降或完全停止，或迫使它们迁址。直接投资办厂则不会直接降低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3．跨国并购在东道国不会增加就业，因为并购过程中生产能力没有增加。并且，跨国并购还会引起裁员，尽管收购方如果不至于破产，可能会同意保留原有员工。而直接投资办厂肯定会增加东道国的就业。

4．跨国并购会增加东道国市场的垄断程度，不利于培育竞争。事实上，可以故意用跨国并购的方式来减少或消除竞争。但如果跨国并购中收购的是即将倒闭的企业，那它还有利于防止市场垄断度的提高。而直接投资办厂从定义上看，能增加市场上企业的数量，不会在初始时造成市场垄断度的提高。

但从长期看，考虑到直接和间接效应时，两者之间的许多差别都缩小或消失了，表现在：

1．国外收购方并购后一般都会追加后续投资，有时追加额很大，尤其是在私有化等特殊情况下。因此长期内跨国并购也会像直接投资办厂一样增加东道国的生产能力。这两种方式对东道国企业会产生相似的挤入和挤出效应。

2．跨国并购后收购方会运用高新技术(包括组织和管理模式)，特别是当需要对被收购公司进行重组以提高生产率时。

3．若收购方追加后续投资，并且保留被收购方的原有员工，随着时间的推移跨国并购会增加东道国就业。因此两种直接投资方式在创造就业上的差别在长期内会逐渐减弱。如果为提高生产效率进行裁员，那也比直接投资办厂迫使本土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倒闭造成的影响小。

4．对市场结构的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市场进入之后将长期存在。跨国并购较容易破坏竞争，增加市场垄断，尤其是在政府干预较少的寡头竞争的产业中。

五、东道国的具体情况对确定跨国并购的影响度十分重要

除了上面讨论的市场进入时和长期的区别之外，在评估跨国并购对东道国带来的好处和坏处时，还应认真考虑东道国的具体情况。

1．在正常情况下(即没有经济危机或政治动荡)，特别是当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都可行时，直接投资办厂比跨国购并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在其它因素(进人动机，生产能力)相同的条件下，直接投资办厂不仅带入一整套的资产，还同时提高生产能力和创造就业；跨国并购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但不能立即增加生产能力。另外，某些种类的跨国并购在市场进入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如资产剥离时进行裁员、技术改造进展缓慢等。

第6篇：对外直接投资并购范文

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中国的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考验更为严峻。从历史和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民营企业获取新的发展机遇的重要途径。目前,浙江省是国内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比较早,企业数量相对较多,同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的省份之一。因此,本文通过评析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力图为我国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一些启示。

一、浙江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200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者中,中央企业及单位仅占5.6%,各省市的投资者占了94.4%。其中,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福建、上海、黑龙江六省一市的境内投资者数量占总数的70.2%;浙江省的境内投资者数量最多,占22%;七成的私营企业投资者来自浙江、福建两省。从设立境外企业数量看,中央企业和单位占19.6%,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北京、福建、上海、河南、黑龙江七省两市的境外企业数量占境外企业总数的六成,其中浙江省是中国拥有境外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此外,根据浙江省外经贸厅课题组的《浙江境外投资创业现状的调查》,截至2003年底,浙江省经审批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1382家,位居全国首位;投资遍及世界107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总额6.09亿美元,其中我方投资额4.45亿美元,每年带动出口15亿美元。浙江省企业境外投资的领域除一般性贸易投资外,投资项目涉及轻纺、机械、电子、化工、医药、建筑、专业市场等行业。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后到1999年之前,主要是通过在境外窗口公司设立分支机构,了解海外市场。1999年,浙江省提出了“两个推动”,即推动本省制造业等优势产业到境外投资,积极开展加工贸易;推动省内商品专业市场到境外设立分市场,开展跨国经营。此后,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受政府推动,开始加速发展。现阶段,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全面推进时期,投资规模、企业数量、涉及行业领域、投资方式都在不断发展。

二、浙江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评析

(一)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

“块状经济”专指以制造业为主体,具有产业集群特征,富有浙江特色的区域经济形态。“块状经济”表现为以某一行业的骨干企业作为龙头,以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家庭工厂配套协作为基础,在某一区域内形成的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和现代化生产的企业群体。绍兴的轻纺、领带、袜业,宁波的服装、机电、塑料,嘉兴的皮革、建材,温州的皮鞋、低压电器,萧山的汽车配件和永康的小五金等,都是浙江省具有鲜明特色的“块状经济”。

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浙江省民营企业也通过实施“块状经济”,采取集群式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创造“走出去”的整体竞争优势。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载体就是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兴建的海外工业园区,其中既包括浙江省民营企业投资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如华立集团与泰国安美德集团在泰国东部海岸创立的泰中罗勇工业园,康奈集团牵头建设的俄罗斯乌苏里斯克远东康吉工业园等;也包括民营企业自发到国外开办的工业园,如越美集团投资的越美(尼日利亚)纺织工业园等。

单个民营企业势单力孤,由于受到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等多方面的制约,仅仅依靠自身力量进行跨国经营难度很大。而采取集群式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可以实现专业化分工和相互协作;信息共享、基础设施和服务共用;增强对外谈判能力,节约采购成本;降低海外投资风险,避免恶性竞争。海外工业园区的建立,可为民营企业实现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搭建一个良好的信息提供与运营服务的平台。

(二)开展境外生产加工

浙江省的传统优势行业,如机械、轻工、纺织服装、建材冶金和电子等,普遍存在着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同时面临着国内需求饱和,需求层次升级和出口产品贸易壁垒不断增加的双重困境。因此,浙江省的民营企业纷纷通过开展境外生产加工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为在国内已经处于饱和状态的产品寻找海外市场并转移过剩的生产能力,同时带动国内技术、设备、零部件和劳务的输出。例如,浙江省平湖茉织华实业集团投资250万美元在约旦创办织衣厂,1999年获得批准,当年就派出250名中方员工,并出口了220万美元的设备和材料。宁波海天机械公司已在土耳其、加拿大、墨西哥等多个国家设立了境外加工企业,已成为亚洲举足轻重的塑料机械生产商。

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兴建生产加工企业,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和原产地的多样化,减轻国内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转移本地传统优势产业的过剩产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开展境外生产加工,可以有效地规避贸易壁垒,缓解贸易摩擦,并且利用东道国提供的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此外,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还可以借助发达国家给予东道国的外贸优惠条件进入第三国市场。

(三)构建海外营销网络

浙江省的民营企业为实现“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空间,积极构建海外营销网络,形式包括海外销售办事处、贸易公司、连锁店、贸易中心等。其中,最具有浙江特色的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商品专业市场和海外商城。而一些在国内已具有品牌优势的浙江省民营企业,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建立营销网络,推广自主品牌。例如,康奈集团从2001年开始,就在意大利、法国、美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康奈皮鞋专卖店(柜)。此外,通过实施海外并购,也可以获得外方企业已有的成熟销售网络。例如,万向集团曾经以代工方式,借助美国舍勒公司的销售渠道进入北美市场,后期万向集团通过并购经营陷入困境的舍勒公司,得以直接掌控舍勒公司的市场网络。另据报道,到2012年,浙江省要在境外建设50个省内优势行业的地区营销总部,重点扶持100家龙头企业建设营销网络,其功能主要是自主品牌推广、营销接单、售后服务和物流配送。

商品专业市场和海外商城已成为浙江省民营企业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桥头堡,降低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和风险;通过构建海外销售网络,推广自主品牌,则可以占领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并购国外知名品牌及其销售网络,可以利用已有的成熟销售网络,迅速打开国际市场,改变民营企业以往从事贴牌业务的代加工地位,并获取定价权。地区营销总部虽然是由龙头企业承建的,但也能带动相关配套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走出去。

(四)设立境外研发机构

为积极利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人才和资金等方面的诸多优势,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2001年,华立集团为进入通信高端业务,动用巨资收购了飞利浦的CDMA研发机构,并且拥有了在美国、加拿大的CDMA的实验室和境外创新团队。尽管这一并购未能实现预期收益,但它却开创了我国民营企业从事境外研发的先河。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浙江省民营企业主要还是少数行业龙头企业,如万向集团,康奈集团、奥康集团等,主要方式是并购海外企业或其技术部门,新建独立研发机构和设立合资境外研发机构等。

浙江省民营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主要目的无疑在于获取技术、服务于市场需求,提升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实力。此外,投资于海外研发机构,利用国外的技术和人才,还可以提升浙江省传统制造行业的创新能力。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浙江省的许多民营企业主要还是依靠成本优势,而发达国家的一些同类企业虽然经营陷入困境,却仍拥有完整的研发团队。通过设立海外研发机构,将海外技术资源与浙江省的制造能力相结合,能够有效地提升传统制造业领域民营企业的竞争优势。

(五)实施海外并购

随着企业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也在逐步升级,一些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实施海外并购。万向集团收购纳斯达克上市公司UAI,不仅获得了被收购方的专利技术,提升了制造能力及产品档次,而且还获得了品牌和销售渠道。纳爱斯集团通过收购获得多家香港日化企业的知名品牌,为开拓国际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浙江新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德国自动裁床设备制造企业Bullmdr和Topcut,一举跻身世界缝纫机中高端领域,并缩短了进入欧美市场的通道。

现阶段,民营企业存在的普遍问题是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人才缺乏,研发水平低、没有知名品牌,单纯依靠低成本优势,而实施海外并购,是民营企业实现转型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海外并购,可以获取有效的人力资源和国际知名品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此外,实施海外并购还可以减少投资成本,借助现成的经营网络和社会关系,迅速打开国际市场,降低管理难度和经营风险。

三、几点启示

中国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难免会遇到诸多问题。虽然浙江省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比较早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同样遭受到了很多挫折与失败,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汲取。从浙江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来看,民营企业同样具备从事跨国经营的条件与能力,选择什么样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则应遵循以下一些主要原则:

第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民营企业虽然不具备跨国公司那样的垄断优势,但在资金、技术、管理和品牌等方面已具备了可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的比较优势。例如,相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浙江省民营企业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比较优势较为明显,通过开展境外生产加工,就充分利用了民营企业的生产能力和适用技术。对于经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规模较大、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凭借资金优势、过硬技术和知名品牌,实施海外并购和自主品牌推广,就在发挥比较优势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这些民营企业的竞争优势。

第二,集群式规模化发展。民营企业普遍规模较小、资金有限,承受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能力不强,而采取集群式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则可以形成整体的竞争优势并降低风险。浙江省民营企业通过创办并依托海外工业园区,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就有效地增强了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通过建立境外商品专业市场和海外商城,则为浙江民营企业“抱团”走向国际市场搭建了平台,并加速了民营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第三,循序渐进地逐步推进。为避免盲目性和降低风险,民营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采取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多是从设立境外贸易窗口开始,先熟悉国际市场,再到开展境外生产加工、构建国际营销网络和设立境外研发机构等实体性投资,乃至实施海外并购。这种循序渐进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有利于民营企业逐步积累跨国经营的经验,从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

第四,注重培育国际竞争力。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中,仅仅依靠低成本优势,已经不能满足民营企业的长期发展需要,也与我国努力寻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实相违背。因此,民营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注重培育国际竞争力。浙江省民营企业通过设立境外研发机构、构建国际营销网络和实施海外并购等方式,学习和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广自主品牌,就有效地促进了民营企业的转型和产业升级,并提升了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总之,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民营企业必须权衡利弊得失,结合企业的自身特征和发展战略,细致分析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认真评估各种风险,积极而谨慎地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最终实现民营企业成功“走出去”。

参考文献:

[1]章鹏,徐滢,张勤. 企业对外投资的“双轨模式”――基于浙江企业的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05: (8) .

第7篇：对外直接投资并购范文

关键词：中国企业；投资行为；跨国并购；国际化；奇瑞汽车；同仁堂集团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11-0013-03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现状

（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

早在1998年，中国政府就提出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所谓“走出去”发展战略，是相对于企业生产与市场仅仅面向国内而言的。“走出去”发展战略，是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2001年，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被正式写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此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步伐也进一步加快，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了高速发展的态势。

中国“走出去”的范畴包括三个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往往被看做“走出去”的代表形式。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2002～2005年的四年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为65.6%，2005年的流量比上年增加1.2倍，首次突破了百亿，达到122.6亿美元。截止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733.3亿美元。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了快速发展的进程。

200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拖累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并未能阻止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根据商务部统计，2009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跃居全球第五位，截止到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457.5亿美元；而在2010年更延续了快速的发展态势，全年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同比增长16.3%。

不过，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总体偏小，而目远远落后于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

2.跨国并购逐步成为我国企业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2005年中，企业通过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为65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一半。2006年跨国并购依旧活跃，以并购方式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达47.4亿美元，占同时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36.7%。2008年中国海外并购交易总额达到368.6亿美元，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额增至431亿美元。

由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交易规模和交易量的不断增加可见，跨国并购已备受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中的青睐。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趋于多样化。据商务部《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及德勤于2009年11月的名为《中国崛起：海外并购新领域》的研究报告显示，从2001～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于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制造业，，房地产业，建筑业以及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业等各个产业。2009年的1～3季度，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流向能源、矿产和公共事业领域。

总体来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也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从一般出口贸易、餐饮和简单加工扩大到营销网络、航运物流、资源开发、生产制造和设计研发等众多领域。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鉴于国外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中国的特定国情，也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状况，我国学者纷纷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关于我国企业FDI的理论探讨。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理论。吴先明（2003）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归为4点：寻求新的市场机会，绕开贸易壁垒，跟踪先进技术，获取短缺的原材料。

章海源，王海燕等（2006）的问卷调查表明，中国企业积极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有5个方面：拓展海外市场，扩大市场份额，获取高新技术，增强企业竞争力，企业战略发展需求。

代中强（2008）通过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得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主要由企业的所有权（技术）优势、经济发展和规避贸易壁垒等因素推动所致。

刘阳春在提出一系列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动因的假设后，通过对87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对假设进行了检验，得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重要的驱动因素，实施公司扩展战略与寻求市场是两个重要的动机，同时，寻求自然资源和克服贸易壁垒是第三位的动因。

丁祥生（2009）则通过分析，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两类：一是利用已经具备的优势来获取利润；另一类通过投资来获取利润。指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取优势为根本目标，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威胁，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理论。章海源、王海燕（2006）的问卷结果显示，成本优势、商品质量优势和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更优越的营销策略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优势。

王其辉指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表现在6个方面：大中型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小型企业比较优势，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中国的特殊产品和特有渠道，良好的政策环境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

丁祥生（2009）则是通过将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比较，得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具有大规模低成本制造技术，市场定位能力，市场销售能力以及局部创新能力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不足

国内学者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为我国企业进一步实施“走出去”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重大。然而，由于这些研究大多是在西方经典的FDI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纯粹的数学方法和逻辑推理得到的，而在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实证调研分析还不够充分，因而也许和实际情况会有一定的偏离。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案例

由于中国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规模各异，涉及到的行业宽泛，加之经营理念与管理模式等各方面的区别，企业实行“走出去”战略的动机与优势因素也各不相同。下面，我们就以中国企业中成功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若干案例为例，探讨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进程中的动因与优势。

（一）奇瑞汽车公司的国际化之路

1.奇瑞汽车的国际化道路。

（1）由小规模出口到海外建厂。自2001年第一批汽车出口叙利亚以来，奇瑞汽车的海外扩张的步伐就未停止。在“打造国际品牌”战略目标的引导下，奇瑞已在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伊朗、埃及、马来西亚等地建立了12个海外工厂，并有4个海外项目正在实施中。不仅如此，奇瑞还建成了由1000家销售服务网点组成的海外营销服务网络，都有力地支撑了奇瑞海外市场的销售，成为其海外市场扩张的根据地。奇瑞已经成功打开了东欧、东南亚、南美、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市场，销售遍布80余个国家和地区。

（2）国际合作。奇瑞不仅重视海外工厂的建设，同时很重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技术合作。为了迅速地掌握先进的技术，奇瑞公司与奥地利AVL、美国江森集团、美国PPG集团等企业合作，成功地整合了世界的先进技术。同时，与美国江森集团这样的全球专业汽车内饰系统及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佼佼者的合作，不仅使奇瑞汽车的零部件供应体系更加完整和系统化，也将大大增加奇瑞汽车整车的国际竞争力。

2.奇瑞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成功因素。

（1）奇瑞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第一，海外建厂，规避贸易壁垒。出于对本国汽车产业的保护，一般国家对整车出口会设立较高的关税，很多世贸组织成员国对整车和零部件实行不同的关税税率，有些国家甚至设置严苛的技术标准来阻止外界对本国市场的入侵。种种贸易壁垒导致奇瑞公司加速了海外建厂的进程，从而开拓国际市场的根据地。

第二，“零汽车产业国”吸引，扩大市场份额。在巴西埃及等国家，由于其本国没有或者汽车工业很弱，故政府对外来投资比较重视，也不会担心外来的汽车企业会影响自己国家的汽车工业，所以一般会给予比较优惠的政策。这些“零汽车产业国”优惠政策的吸引，也是奇瑞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同时还可以达到扩大市场份额的目的，可谓一箭双雕。

第三，通过国际化的资本技术合作以获取新技术，培养优秀人才，也是奇瑞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因。奇瑞公司很重视技术研发。奇瑞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如与AVL公司的合作，可以全程参与开发设计，迅速掌握先进的技术，培养自己优秀的研发队伍，使自己具备研发发动机的能力。

（2）奇瑞汽车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因素。

第一，以低价位汽车进入，利于打开市场。奇瑞汽车公司以价格相对较低的小排量汽车开始进入低端市场，以低于合资公司同类产品30%的价格突破产品差异化壁垒，创造出了由低端到高端的差异化的汽车品牌。这是其退汽车公司成功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之一。

第二，较低成本带来竞争优势。奇瑞汽车公司较低的成本，为奇瑞汽车公司带来了市场竞争的优势。据资料显示，奇瑞汽车公司组装线工人的月工资约为132美元，以该公司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计算，每小时的平均工资仅不到83

美分。

第三，奇瑞汽车对外直接投资恰当的区位选择。奇瑞汽车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很有远见。在开拓市场上，奇瑞以准入度相对较低、市场开发难度较小的中东、亚太市场为主，为其海外运输作业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将重点放在了没有本国汽车产业的国家，有效的规避了贸易壁垒；奇瑞还将海外工厂建在具有重要地理优势的国家地区，如拥有潜力巨大消费市场的伊朗，唯一横跨亚欧大陆汽车市场的土耳

其等。

第四，坚持自主研发与创新。奇瑞公司十分重视技术的研发工作，每年将销售收入7%的资金投入产品的研发，在汽车的设计、底盘、电器、发动机等产业关键环节与国际一流公司及高端汽车技术人员合作研发，博采众长，力争创新，培养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二）同仁堂集团跨国投资的成功实践

1.同仁堂的对外投资道路。

（1）北京同仁堂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实现。早期，尽管同仁堂的产品在日本、东南亚已享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是产品的出口地域局限，销售量小，影响力也十分有限。1993年同仁堂成立集团后，获得了独资进出口、直接开展门诊服务以及全方位的营销权，并于香港首次登陆。其“保存传统精华，实现与国际接轨”的经营理念，为其进一步走向世界，实现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打入欧亚市场。继香港设立分店后，同仁堂便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与和记黄埔企业的合作，使得同仁堂顺利地打入了欧美市场。这次合作不仅使同仁堂充分利用作为国际金融和商贸中心的香港的地位和优势，全力进军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同时还可使之树立国际品牌，规避国际风险，为进一步的海外投资打下了基础。自同仁堂获得独资进出口经营权后，其在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市场份额也不断

扩大。

2.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成功因素。

（1）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第一，走向国际市场，扩大市场份额。作为中国医药行业的老字号，同仁堂药店在中国已经占有了较大的市场，将企业推向国际化，扩大市场份额，便自然成为了同仁堂集团继续向前发展的目标。

第二，提升品牌知名度，将中医药文化推向世界。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引起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同仁堂积极借助海外市场渠道，不仅可以提升其品牌的国际知名度，也可以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奇葩的中药文化推向国际市场，促进中国传统医药的可持续发展。

（2）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因素。

第一，投资区位的准确选择。中医药作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产业，其民族文化色彩亦十分浓厚。因此，要想能够成功实现跨国经营，对于不同文化上的融合显得十分重要。同仁堂在对外投资时，首先选择了与本国文化差异较小的东亚、东南亚市场，并以与中国大陆文化最接近的香港为始入点，避免了明显的跨文化风险，然后逐步打开欧美市场，是十分明智的

选择。

第二，利用中药相对优势，以中国特色文化营销。相对于西医药而言，传统的中医药确实有其相对优势。中医在许多疑难杂症中都展示出了其特殊的优势。而对于民族特色鲜明的产品，在全球的营销过程中必须保持其特有的民族特色与文化内涵。同仁堂采用“标准化战略”，在香港、泰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开办的分店都保持了原汁原味的“北京同仁堂”风格，引来众多仰慕中国特色文化的消费者，效果相当不错。

（三）案例总结

通过对奇瑞汽车公司以及北京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成功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各企业由于其在行业种类、企业规模、经营管理模式等各方面均有差异，因此具体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动因与成功优势表现也各有不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企业都是为了实现企业甚至是所属行业的更好发展，获取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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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裴长洪，冯雷.中国国际商务理论前沿（5）[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第8篇：对外直接投资并购范文

关键词：中国企业 华为 并购风险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4-054-02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大力发展，为响应中国企业“走出去”政策的号召，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致力于全球化战略，如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吉利收购沃尔沃，跨国并购已成为中国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重要方式。但实施跨国并购涉及的问题多而复杂，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风险。如果对跨国并购的风险分析不透、防范不当，不但严重影响企业对外投资战略的成功实施，还有可能对企业造成较大威胁。

一、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概况

企业并购是一种复杂的高风险企业重组交易行为，需要企业自身条件和国内外环境相互配合才能获得并购成功。企业跨国并购涉及的环境复杂并且内外部条件苛刻，所以风险高。调查显示，并购失败的可能性较大，中国企业已有的跨国并购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于中国经济崛起所带来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变化等一系列因素，使中国企业的国外并购要想获得成功更是难上加难。

近年来，并购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成稳步上涨趋势，而这一系列的并购中每年大约有10%的失败率。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265.1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并购投资只有63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的23.8%；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559.1亿美元，并购投资陡升到280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的50%；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565.3亿美元，并购占35%；2010年我国企业在国外投资达到590亿美元，其中40%通过并购实现。如下图所示:

二、华为收购3leaf部分资产案分析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广东深圳市的生产销售电信设备的员工持股的民营科技公司，于1988年成立于中国深圳。是电信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华为的主要营业范围是交换、传输、无线和数据通信类电信产品，在电信领域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网络设备、服务和解决方案。2010年5月，华为斥资200万美元收购了3Leaf的部分资产，华为方面透露，2010年9月华为向美商务部递交申请，并获得批准。2010年11月，华为自愿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递交了正式申请。然而却遭到5位美国众议员联名致信奥巴马政府，宣称华为收购3Leaf案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2011年2月11号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曾要求其自愿放弃这一收购，但2月14日华为表示拒绝，称将等待美国政府作出决定。虽然结果不被看好，但是华为方面表示：华为将坚持走完所有程序，直到产生明确的结论，无论这个结果最终是否有利于华为，我们想借这次机会请求美国政府全面地调查华为。2011年2月19日晚间，华为在美国声明表示服从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的建议，撤销对3Leaf某些特定资产的收购申请。

200万美元无论对美国还是对华为来说都是冰山一角，但是美国为什么把这200万美元并购案看的如此重视，并最终以妨碍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华为的收购。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日后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环境将日益恶化，美国某报社曾表示：中国可以买我们的国债，但是绝不能投资我们的企业。笔者认为类似的情况不会仅仅发生在美国，金融危机过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逐渐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类似华为的情况很有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再次发生，此次案件无疑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敲响警钟。

三、跨国并购风险

华为收购3leaf部分资产案以及近几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失败的案例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风险。

政治风险。首先，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的差异，发达国家对中国企业的国外经济活动采取特别谨慎的态度。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突出，威胁到了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全球经济，因此中国企业国外并购很容易受到被并购企业所在国家或地区抵制。其次，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尤其在世界工厂地位以及全球市场份额中存在竞争和摩擦，也会对中国企业的国外并购造成一定障碍。

法律风险。各国法律一般对外资并购均有管制性规定，目的是防止国外企业在本国形成垄断，以保证本国经济安全，所以在跨国并购中，大宗交易往往会遇到法律障碍。目前我国熟悉国外法律法规的专业性人才还比较缺乏，相关的行业协会和为并购服务的专业化组织不健全，不能有效地为企业跨国并购提供法律、财务等方面的法律支持，因此存在法律法规风险。

文化差异引发的风险。首先，各国文化由于历史和制度等方面的不同，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些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用工制度、薪酬、企业管理等方面，对中国都嗤之以鼻。其次，中国企业并购当地企业后，要让当地员工接受企业整体文化存在一定的困难。笔者比较赞同一些学者的观点：选择文化距离越小的东道国，海外并购后的绩效也越好。但随着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区域结构日趋多元化，文化差异成为影响企业海外并购的不利条件之一。

市场风险。包括估价风险，资金风险等。对于估价风险来说无疑是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在并购过程中，双方企业最直接也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并购价格的数量，而成交价格支付的多少与目标被并购企业在市场上的价值和今后的收益利润的多少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因此对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是并购整个过程的核心工作。充足的资金是一个跨国并购能否成功的基本保障。一个企业要实施跨国并购，在资金上肯定有强烈的要求，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并购资金交易是家常便饭，然而大部分企业都不可能完全通过自有资金的支付来完成这样一项大型的并购活动，于是进行并购的企业便选择了债务融资、权益融资、卖方融资、杠杆收购等方式来完成并购活动。由于各国利率与汇率时常变动，巨大的资金将面临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

四、中国企业应对跨国并购风险的对策

对于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对策，笔者认为应该从企业和国家两个层面上进行分析。

首先是从企业层面上分析，笔者认为：

1.企业应该致力于通过各种渠道搜寻东道国背景环境的相关信息，从而对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情况进行评估，这其中主要内容包括东道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外资并购等法规体系与监管政策，还包括东道国与我国政治经贸往来现状，对中国的舆论氛围，东道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等。在此基础上，对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预案，制定有效的公关方案。

2.企业应该合理制定出并购价格。并购前，应对目标企业内外部环境进行详细的调研和分析，从而对目标企业未来的收益能力作出合理的预期，在此基础上评估企业的内在价值;其次，应建立科学的价值评估体系。主要针对企业财务状况和发展趋势、产业背景和产业状况、营运体系作为分析对象，根据不同的评价方法、适用范围建立科学的评估模型作为评估参考依据。再次，企业在具有并购意向时可积极接洽熟悉中国企业及东道国市场环境的国际中介机构，请专业人员全程协助和参与跨国并购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3.企业应该采用机动灵活的融资方式。企业在进行融资战略设计时，要考虑各种可能的资金来源及相应的融资成本，各种融资方式对本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程度，未来汇率变动的趋势，本企业的资本结构、外汇风险、税收、资金来源的分散化，跨国转移资金的自由度等。同时在融资渠道上应采取机动灵活的融资方式。

4.跨国并购要求并购企业必须有一支优秀的团队及运作经验，所以企业应该引进一批高素质的跨国人才。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之前，要做好知识的准备和人才准备。要制定有效的、中长期的人力资源规划，与企业的对外投资战略相匹配。

5.要树立危机意识，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在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要建立良好的财务预警机制和风险评估体系，有效避免或降低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其次，从国家层面上分析，笔者认为：

1.建立政府支持体系。第一，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双边、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对中国企业提供政治风险信息收集、预测、评估、规避的政策指导;第二，政府可以以外交支持经济，在国际政治活动中打经济牌，与东道国的相关职能部门和企业及时沟通，开展有针对性的政府商业外交，为我国企业创造较为有力的竞争环境;第三，按照国际通行做法，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鼓励与制约双结合的措施管理跨国并购。

2.鼓励并扶持非政府支持体系的构建。如加强本土中介机构的培育，使本土中介机构的适应性应更强；鼓励各种形式的金融创新提供金融支持;适度发展外资商业银行，带动我国银行商业化进程，扩宽中国企业的海外融资渠道等等。

3.国家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和完善企业跨国并购的相关政策法律体系。要加强对跨国并购的总体规划，制定宏观战略和相关政策，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定期选定和公布海外投资的鼓励行业，从宏观上指导和把握跨国并购的方向，既鼓励企业跨国发展，又规范企业跨国并购行为。

4.针对国内企业海外并购人才缺乏的问题，国家应在教育层面予以支持，营造有利于海外并购人才培养和选拔的教育制度环境，倡导现有管理者在海外并购中角色的转换，为国内企业未来的发展储备相关并购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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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文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基本情况、总体评估和政策讨论[J].经济界,2010

第9篇：对外直接投资并购范文

［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 经济全球化 产业结构

一、外国直接投资的含义

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一般又称为国际直接投资或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形式之一。它是指投资者到国外直接开办工矿企业或经营其他企业，将资本直接投放到生产经营中去的经济活动。它不是单纯的资金外投，而是资金、技术、经营管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内东道国特定的产业部门的转移，是指以控制国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对外投资，它可以通过在东道国创建一个新的企业或收购一个己存在的企业来达到创建海外企业的目的。

二、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情况，很多外企重都出现了一些垄断现象，民族品牌有开始消亡的迹象，这不得不让我们考虑到，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还存在一定问题，需要不断的改进和完善。

1.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

外商在我国各行业投资比例各有不同，这也是导致我国人均收入差距增大的一个原因。由于各个行业获得的资金不同，其资金利用额不同，盈利也就不同，因此各行业人群的收入也就不同，由此便导致了我国人民收入差距增大的问题。

由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很小,投向第二产业的资金占据主导地位,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结构的深层次优化,即在促进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作用有待提高。在农林渔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商投资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在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领域，外商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由于外资大都看好中国具有劳动力资源优势，加之这些产业资金回收期短、见效快,能够保证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我国要是依靠自身的廉价劳动力赚取少量的利润，而高额利润主要被发达国家占有，他们依靠自身的知识产权或技术而赚取大量利润。

2.导致地区资金投入分布失衡

我国现今中、东、西部经济的差异化也有一部份是各国外资投入失衡导致的结果。

由表2可以看出，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交通较为便利的东部地区，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交通较为不便的中西部地区只投资很小一部份。这也是造成我国现今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异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家的政策导向偏向于东部地区，大多优惠政策都给予了东部地区，而交通较为不便的中西部地区却很少得到这样的政策。为了解决东西部经济差异扩大这个问题，国家如今也实施了不少政策。

由于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影响，外资实际投入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中西部地区受到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吸引，其本来就缺少的资金、人才难以遏制地向东部沿海流动，造成中西部产业的竞争力日益下降，地区间GDP差异无论在相对数还是在绝对数上都进一步扩大，对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3.盲目引进外资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更多大型跨国企业进入我国，如IBM、宝马、沃尔玛等，他们在我国投资建厂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展。但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说，这只是个起步阶段，它还需要更多的资金和技术。

2006年里，我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了20.22%，而在2009年里，同比减少了-5.76%，这说明外商投资减少了。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一栏中，同比增长由2006年的1.44%降到-4.06%，表明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也降低了，这是由于外商投资额的减少而引起。我国外资减少一方面是与我国政策有关，近年来随着我国就的快速发展，我们逐渐认识到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不在是改革开放前的盲目引进，而是认为经济的发展不应该以环境的牺牲为代价，在引进外资与技术的同时，还要看它是否会破坏环境，给社会带来危害，由此也就排除了许多的外资与技术。此外，我国外资的减少还与国际关系有关，近年来，印度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劳动力优势也逐渐显示出来，西方各国把目光投向了这些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地区。

由于人群整体素质不够高，对资源认识不够深刻，人们不懂得如何把资源循环运用，使得很多资源流失。中国在资源利用技术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没有形成一个很大的产品市场。中国地大物博，是一个很大的资源出口国，很多外资就是看中这一点，很多投资商来中国建厂，利用中国的资源，运用高科技技术把产品加工，包装，卖给中国人民。牺牲大量的资源和环境的破坏来换取企业的发展。出现了中国企业为外资“打工”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不但减少了我国居民和企业对资源的利用机会， 而且便利了进口国的发展，浪费的同时又构造了经济发展的竞争威胁。

我国为了经济的发展，把一些损害我国经济环境的一些企业引进国内。为了吸引外资，不计代价。跨国公司把一些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转移到我们国家。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垄断初见端倪，外资并购呈现独资化趋势

部分外国直接投资落户中国后，凭借其高新的技术、庞大的规模、充足的资金等方面的优势挤占我国市场并形成垄断, 尤其在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很多外商企业已占据绝对优势,对我国产业安全构成威胁。

如宝洁在中国除上海沙宣是合资企业外，其余9家已全部独资；欧莱雅仅用50天就整合了中国护肤品牌“小护士”；国内大型超市80％被沃尔玛、家乐福等跨国公司纳入囊中。无论是外资并购、还是外资控股国内企业，近年来都呈现出并购独资化趋势。目前，外商已不满足于直接投资，外资谋求企业控股权的欲望逐渐显露，在控股权、控制销售权及财务权、品牌使用权上提出明确的控制要求。尤其在控股权方面表现得更为迫切，包括最初以参股、相对控股实施并购的跨国企业，现在也谋求通过增资扩股实现绝对控股。从外资并购对象和目标看，外资（跨国公司）已瞄准那些竞争力较强、对产业结构影响深远的行业，特别把一些具有竞争实力的国企作为并购的重点。除了在竞争性行业并购重点企业外，他们也试图在资源等上游产业进行拓展。外资在并购中国企业的热潮中，与地方政府联手，用并购方式直接占领国内市场，消灭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他们对一些国内具有战略产业的企业实行“斩首计划”。即“必须控股”、“对方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三点已成为外资在我国并购企业的基本要求。

外资过度并购将不利于我国产业的发展。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国家的经济控制力受到挑战、弱化和抑制了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容易造成跨国公司的垄断和限制性竞争、对国内企业长远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带来不利影响、导致大批民族品牌流失。我们必须尽早解决这些问题。

三、优化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对策

1.优化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

制定科学的外商投资企业行业规划,配合以有效的产业政策指导。重点引进技术先进型产业的外商投资,严格控制技术传统型产业的投资,适当引进外国金融产业资本进行有效的产业政策指导,完善外商投资的外贸效益检测评估工作。在农林渔牧业行业，我们应该提高技术，发展现代农业，而不是仅仅依靠各种原始工具以及人力。在制造业方面，应该自主研发，研究本国的产品，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从而才能获取更多利润。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相互均衡，健康发展。

2.大力吸引以生态为导向的外国直接投资

中央统一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应该对目前各地实行的一些不规范的优惠政策进行清理整顿，制止各地盲目引进外资的竞赛。坚持科学发展观，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那些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大型外资企业进行严格的把关，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为建立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3.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税收、环保、劳动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健全的基础上，让各个外资企业相互竞争，优胜劣汰。

在外资过度并购方面，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来限制外资恶意并购，赢得宝贵的经济结构调整时间。尽管去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国家六部委联合颁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对外资并购有一些明确规定和约束，但还未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包括反垄断法也尚未出台，特别是在事涉国家安全的经济领域的保护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我们要学习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尽快填补这一空白，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建立健全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起严格的维护经济安全的相关制度，用法律和制度来防范外资的恶意收购和垄断行为。

4.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监管

针对管理水平较低这个问题，国家应该从最基本的教育做起，对于企业人员，国家可进行大量培训以提高其操作水平。但长远来看，应该发展基础教育，从儿童开始，为国家未来的发展作铺垫。

充分利用外资企业的资金，以竞争优势为导向,将比较优势与新技术优势发展模式结合起来,在充分发挥现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制度、管理,支持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结构创新,从而实现出口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和国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利用外资的这个问题上，在法律方面，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法律漏洞；在经济方面，我们应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在政策方面，中东西部应该平等对待，或者现在更多的偏向于中西部地区。只有正确利用和处理好外资的问题，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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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云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发展[J].复旦大学学报,2006(1)

[3]许闻英.从外资在中国产业结构的失衡谈吸引外资产业政策的调整

[4]薛斌锋,寿志敏.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07(2)

[5]泉州晚报.从数字看我国2006年经济形势[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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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战略报.2006年全球直接外资投入增加34%[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