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资源的配置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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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卫生资源的配置范文

1 资料和方法

1． 1 资料来源 某年某区域后方医院、疗养院编制情况汇总; 某年某区域师以下部队卫生专业技术干部和卫生士官队伍调研资料。

1． 2 方法 以现有资料、现场调查资料为基础，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将描述性研究与分析性研究相结合，对军队卫生人力资源配置的问题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

2 结 果

2． 1 总体分布不均衡 超缺编并存 中心医院以上医疗机构普遍超编，基层部队和艰苦岗位缺编。大医院超编现象较中、小医院明显。

2． 2 医院、疗养院人才结构不合理 “断层”现象逐步显现 一是职称结构倒置。某区域医院系统卫生技术干部呈现高职超，中、初职缺的倒“金字塔”现象。由于近年来中、初职人员分配少，引进难，流失多等原因，导致缺编缺口越来越大，人才结构出现“断层”。二是专业结构比例失调。调研结果显示，某区域中心医院及以上医疗机构的护理、医技和药剂专业人员存在不同程度的缺编现象，尤其是护理专业人员缺编严重，对医护质量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三是人员成分结构复杂。随着编制员额的进一步缩减和医院规模的不断扩大，军队医院中聘用人员占比例越来越大，不利于严格正规管理［1 －2］。

2． 3 部队卫生机构技术水平不高 专业队伍不够稳定 部队卫生机构人才队伍存在学历低、技术水平低、专业不对口等现象。任职教育和继续教育跟不上，加之收治对象单一，接触伤病种类少，临床锻炼机会少，导致基层部队卫生机构救治能力不高; 由于基层部队环境艰苦，业务发展受限，加上晋职困难，致使人才保留困难，流失率较高［3 －5］。

2． 4 卫生士官队伍体制编制不合理 培养层次较低一是编制数量不足。卫生士官在部队卫生机构中的工作负担越来越大，但编制数量却明显不足。二是培训机制不健全。首先是培训层次和水平较低。相对院校来说，卫生士官训练队普遍存在着师资队伍不强、训练条件差、训练方法手段落后等问题。其次是培训专业设置不完善。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和官兵健康需求的变化，卫生士官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但是目前我军仅开办了护理士官专业，尚未达不到卫生士官实际的岗位分工需求。再次是继续教育制度不完善。目前尚未建立卫生士官晋级培训和进修学习等继续教育制度。

3 讨 论

3． 1 优化卫生人力资源结构

3． 1． 1 加大青年人才的补充和培养力度 一是每年分配到医院、疗养院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应控制在合理比例，同时确保分配到部队的应届生在基层锻炼完成后能够及时调配到医院、疗养院工作。二是通过落实培养计划、加大资助和奖励力度等措施，加强中青年人才队伍建设，对达到任职标准的、有特殊专长和贡献的中青年技术骨干可破格使用，遏制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流失的趋势［6 －7］。

3． 1． 2 加强对边远艰苦地区和军事医学人才支持力度 一是增加边远艰苦地区医院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编制比例，同时在特招入伍方面可以适当降低引进人才的学历要求。二是安排后方医院高、中级技术人员参与边远艰苦地区医院轮岗工作。三是加大对军事医学学科人才的倾斜力度，从经费、人员配备上加大建设支持力度，作好军事医学人才储备。

3． 1． 3 制定军地不同身份人员管理办法 一是增加非现役文职人员编制员额，使现役军人与非现役文职人员编配合理。二是将聘用人员管理工作作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大事来抓，合理制定聘用人员人才建设规划，规范人才引进、管理、奖惩等相关制度，吸引优秀地方卫生技术人才为我所用［2 －5］。

3． 1． 4 建立配置合理的卫生人力资源梯队 一是充分考虑不同专业岗位人员的实际需求，进行医、药、护、技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强化培训。二是加强人才竞争激励机制建设，严格落实职称晋升续任制，创造人才合理流动的环境，建立合理的高、中、初级卫生人才梯队，推动人才队伍沿着规范化轨道健康发展。

3． 2 提高部队卫生人才数量和质量

3． 2． 1 调整编制结构 着眼实际需求，培养部队用得着、留得住的人才，努力打造基层实用性人才队伍。适当增加部队卫生机构高、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编制比例，并给予一定的倾斜政策，以稳定基层部队卫生人才队伍［8］。

3． 2． 2 改进管理模式 一是推广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临床医学本科毕业生，在中心以上医院完成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培训后再进行二次分配，着力解决分配到部队毕业生的医疗水平不高、实践能力不强等问题。二是建立卫生部门和干部部门联动管理机制。赋予卫生行政部门在卫生技术干部的晋升、调配、进修等方面的参与权和建议权，推进基层卫生技术干部的合理流动。三是强化双向交流，严格落实政策要求，规范卫生技术干部双向代职制度，加强后方医院对部队卫生机构的结对帮带力度［3，9］。

3． 2． 3 加强任职教育和继续教育 一是根据部队实际，科学设计任职培训的班次、内容和方法，使培训切合部队需要，提高技术水平。二是加大经费投入，设立基层部队卫生人员继续教育专项经费。

3． 2． 4 培养全科医学人才 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强调“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军队应重视发挥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引导作用，提高基层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对全科医学工作能力的培养。

3． 3 强化军医大学培养的地位与作用

3． 3． 1 适当扩大培养规模 以军医大学为主体的军队医学教育，为军事医学人才培养、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技术和智力支持。目前部队卫生机构还存在缺编问题，医疗保健机构虽然略有超编，但结构性矛盾突出。从实际需要考虑，建议增加军医大学招生规模，满足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需要［2，4 －5］。

第2篇：卫生资源的配置范文

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卫生领域的人权及政府责任等问题得到了广泛的研究。精神疾病的产生原因十分复杂，很多是个人无法控制的，因此政府必须承担对国民精神健康保障的主要责任，为所有公民（不管他们住在国内的任何地方）提供大致相同的基本精神卫生服务。但前述统计数据显示，精神卫生资源空间非均衡配置问题仍然十分严重，许多地区的精神病人因当地精神卫生资源的匮乏而遭遇到了社会排斥。“社会排斥”一词是由法国社会政策分析家和经济学家勒努瓦(ReneLenoir)于1974年在《被排斥群体：法国的十分之一人口》中首次提出，即用LesExclus（被排斥者）来表征“社会排斥”这个概念，这一概念强调了特定个人、群体和地区与其他个人、群体、地区乃至整个社会的分离和排斥关系。按照勒努瓦的语境，“被排斥者”主要是指那些“没有被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的人包括单亲父母、残疾人、失业者、精神或身体有残障者、自杀者、老年病患、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等易受伤害人群”[2]本文中的制度性社会排斥是指一些地区因未能被社会制度所覆盖而导致精神卫生资源匮乏，这些地区的精神病人被排斥出社会制度，无法在社会制度中寻求自身的合法身份和地位。精神卫生专门法律制度的排斥。

由于各地财政对精神卫生的供给能力差异较大，加之目前还没有从制度体制上很好地解决扶持贫困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问题，致使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精神卫生的贫弱地位未能得到有效改善，在精神卫生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直接导致当地精神病人在参与精神卫生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受到排斥进而影响到精神病人的最基本社会生活的实现。此外，“只给政策不给钱”的政策性投入策略则只是为财政能力强的地区提供精神卫生投入的政策依据，而对财政能力弱的地区造成了制度实施结果上的排斥。

医疗保险制度保障水平低的地区，精神病人的支付能力也相应较低。无论是当地的精神卫生资源配置，还是精神病人，都未能受惠于医疗保险制度。精神卫生资源空间配置中制度性社会排斥的消解构建普惠型制度体系。我国当前精神卫生资源空间配置存在制度性社会排斥的一种重要原因在于制度的不统一。因此，政府首要的责任在于构建普惠型制度体系。即将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将有利于为全国范围内的精神卫生工作提供一致的法律保障。而财政制度、医保制度的全国统一工作还任重道远。其次是加强政策执行的强制性。

全面发展各地经济。我国精神卫生财政投入结果存在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财政能力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逐步拉大，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不仅导致地方财政对精神卫生的供给能力差异，进而转化为精神卫生资源配置上的不均衡，而且通过影响当地患者的支付能力而影响精神卫生机构的自我补偿能力，并最终对当地精神病人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实现全国各地经济的全面发展，对消解精神卫生资源空间配置中的制度性社会排斥具有深远意义。改变观念。有调查表明经济能力并不是影响政府向卫生领域投入的唯一因素，陈洋等[4]调查上海精神卫生筹资状况时发现浦东新区的政府财力较强但对卫生服务的投入不高，而经济能力较弱的崇明县由于政府重视而对卫生服务的投入很高，说明政府理念对于精神卫生服务的投入力度影响甚大。有专家指出，政府观念在精神卫生工作中的作用是第一位的。[5]因此，改变观念是消解社会排斥的重要方法。

作者：陈艳

第3篇：卫生资源的配置范文

关键词：文献计量；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

卫生资源是指提供各种卫生服务而使用的投入要素总和；卫生资源配置是指对相对稀缺的卫生资源在各种可能用途之间进行选择、安排和搭配,以获得最佳效益的过程；卫生资源分配公平性主要是指按需分配卫生人力资源、物力资源[1]。卫生资源配置公平作为卫生服务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卫生服务利用公平的前提，对促进社会公平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文献计量法，回顾和分析2000-2015年我国关于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的相关研究，了解以往研究的优点和不足，为深入研究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提供理论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选取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统计源，以“主题”为检索项，以“卫生资源配置and公平”为检索式，采用“模糊”检索方式，时间限定为2000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共检索出文献1184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分析指标包括年代、关键词、作者、期刊、论文内容等。其中，年代分析、关键词分析、作者分析以1184篇文献为研究对象，期刊分析、论文内容分析以654篇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

二、结果

1.文献总量的年度变化

如表1所示，2000年至2015年6月与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相关的文献共1184篇，其中期刊论文654篇（占55%），硕博论文463篇（占39%），会议论文28篇（占3%），其它论文39篇（占3%），即期刊论文、硕博论文是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相关文献的主要组成部分。文献总量从2000年的19篇增长到2014年的140篇，其中，2010年开始超过100篇，文献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由此可见，2000年以来，随着我国卫生经济学科的发展和医疗改革序幕的拉开，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2.中文关键词分布

统计分析某领域研究论文的关键词，可以发现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问题[2]。在1184篇文献中，出现频次最高的中文关键词是“公平性”（305次），其次为“基尼系数”（153次），“卫生资源”（135次），表明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得到广泛关注，其评价指标主要是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尤其是基尼系数。同时，关于社区卫生服务的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卫生人力资源的配置公平性也是重要的研究领域（见表2）。对1184篇文献的作者所属单位进行统计，排名前十的机构都为高等院校，其中综合性大学7所，医科大学4所，说明高等院校是该研究领域的主力；医科大学的发文量低于综合性大学，可能与卫生经济学科的交叉性有关（见表3）。发文量超过4篇的作者共有33人，表明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有较为稳定的研究队伍。

3.论文的期刊分布

根据布拉德福定律，刊载论文总数占33%的期刊是这一学科的核心期刊[3]。结果显示，在654篇期刊论文中，《中国卫生经济》《中国卫生事业管理》《中国卫生资源》《中国初级卫生保健》《中国医学伦理学》《卫生经济研究》《医学与哲学（A）》《医学与社会》《卫生软科学》9种期刊共刊载225篇与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相关的论文，占期刊论文总量的34.40%。其中，《中国卫生经济》《中国卫生资源》《中国卫生事业管理》《医学与哲学（A）》《卫生经济研究》是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中国医学伦理学》《医学与社会》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表明2000年以来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相关的论文质量较高。

4.论文的研究内容分析

（1）卫生人力资源配置公平性研究。马国芳[4]等运用Lorenz曲线和基尼系数分析2001－2010年新疆13个地州市卫生资源（卫生技术人员、床位、医生）配置情况，发现其卫生技术人员、医生的配置处于不公平状态，建议从卫生投入、人员培训等角度优化卫生资源配置。李贞玉[5]运用泰尔指数分析评价辽宁省医院（卫生院）卫生总人员、卫生技术人员、医师和护士（师）等配置公平性，显示其总体公平性较好，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卫生人力资源配置存在较大差异。（2）卫生财力资源配置公平性研究。郭锋[6]等分析了2010年辽宁省政府卫生支出的资金分配情况，发现政府补助在不同级别机构之间分配不公：城市医院(包括城市中医院)所占比重最高，为70.35%，县医院(包括县中医院)为11.26%，城市社区和乡镇卫生院分别为8.68%和9.71%，也就是说，城市高级别医疗机构获得了大多数的财政补助。吴欣[7]等运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析2008-2011年我国社区中医服务财政投入的区域差异情况，认为东部地区的社区中医服务财政投入波动较大；中部地区总额持续最低，且有逐年减少的趋势；西部地区逐年持续增加。（3）基层医疗机构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研究。王春晓[8]等利用Lorenz曲线和基尼系数对广州市115个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力资源配置公平性进行评价，认为其核定编制数、在编在岗人员数、卫生技术人员数按服务人口分布的基尼系数处于正常公平状态；按服务面积分布的基尼系数处于高度不公平的危险状态。闫亚玲[9]等以29省乡镇卫生院数据为样本，评价我国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卫生资源配置情况，结果表明：我国乡镇卫生院核心人力资源配置在较大程度上关注了当地的健康水平状况，配置公平性较好，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好的一致性。（4）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存在问题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事业发展迅速，但城乡发展不协调、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10]。罗志红[11]等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江西省城乡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存在明显的不公平现象，资金、物资、人力等资源都偏向城市，乡村公共卫生资源难以满足广大农民卫生保健的需要，农村人口均等的生存权和健康权得不到保障。贺买宏[12]等对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卫生资源配置的地理分布公平性进行评价，表明我国卫生资源按地理面积配置处于高度不公平状态，政府部门在制订区域卫生规划时，应着重考虑卫生资源配置的地理公平性，同时注重卫生资源结构的优化。

三、讨论

1.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研究的总体关注度上升，论文质量较好

从文献的数量变化可知，文献总量呈增长趋势，说明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重视，同时，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研究的水平较高。对此，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要挖掘新的研究方向，创新研究方法，发表更多高质量论文。

2.研究主体较为单一，研究内容较为集中，有待进一步探索

根据对1184篇文献的作者单位统计，排名前十的机构都为高等院校，也就是说，研究主力为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而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涉及多方面内容，应得到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科研团体等共同关注。从论文的中文关键词看，相比其它领域，人力资源和社区卫生服务资源的配置公平性得到更多的关注。同时，从论文的内容看，对卫生人力资源配置公平性的研究较为集中，对其它如物力、财力资源的研究较少；以实证研究为主，侧重省级以上的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研究，评价指标主要为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因此，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的研究领域及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柏高原,王耀刚,杨文秀,等.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的政策选择[J].中国卫生资源,2014,6:477-481.

[2]李范,赵玉虹,何欢.我国DRGs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中国病案,2013,2:65-66.

[3]马志强,唐青,朱永跃.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研究现状———基于CNKI的文献计量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2,3:173-176.

[4]马国芳,潘雯,安尼瓦尔•阿木提,等.2001年～2010年新疆13个地州市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分析[J].医学与哲学(A),2013,7:68-71.

[5]李贞玉,孔祥金,高丽敏.基于泰尔指数的辽宁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分析[J].医学与哲学(A),2013,7:65-67.

[6]郭锋,马月丹,万泉.辽宁省政府卫生支出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12,7:40-42.

[7]吴欣,许仁丹,叶清丽.我国社区中医财政投入的公平性分析:基于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视角[J].中国卫生经济,2014,6:55-58.

[8]王春晓,廖军娟,彭荣春,等.新医改框架下广州市社区卫生人力资源配置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4,3:177-180.

[9]闫亚玲,张志明,陈颖.我国农村基层医疗机构人力资源配置研究:基于29省乡镇卫生院数据[J].中国卫生经济,2013,6:37-39.

[10]高建民,杨金娟.健康公平性概述[J].卫生经济研究,2014,10:51-54.

[11]罗志红,朱青.公平正义视阈下城乡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研究:基于江西省的实证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5,3:201-203.

第4篇：卫生资源的配置范文

【关键词】加权秩和比 卫生资源 评价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对卫生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目前，卫生资源量与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卫生保健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凸显。为此，本文采用加权秩和比法对6个省市卫生资源配置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探讨我国卫生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为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卫生资源优化提供依据。

资料与方法

1.资料来源

国家“七五”计划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类地区，根据此标准抽取东部北京市、江苏省，中部湖南省、江西省，西部陕西省、甘肃省的卫生资源配置情况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各省市2011年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为了与全国数据进行对比，特将全国平均数据加入统计范围。根据咨询专家和查阅相关文献，选取反映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的五项指标作为评价指标：千人口床位数、千人口卫生人员数、千人口卫技人员数、千人口执业医师（助理）数、千人口注册护士数。

2.研究方法

由表1可见，卫生资源配置综合评价的5个指标中，千人口注册护士数权重系数最高（0.24），千人口床位数全中最小（0.08）。6个省卫生资源配置WRSR值最优的是位于东部地区的北京市，最差的是位于中部地区的江西省。其中江西省、甘肃省、湖南省卫生资源配置WRSR值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

如表2所示，将各指标的WRSR值由小到大进行排序，计算向下累计频率，通过查《百分数与概率单位对照表》，求其所对应的概率单位值。将概率单位值Y作为自变量，秩和比WRSR作为因变量，经相关和回归分析，因变量WRSR与自变量概率单位值Y具有线性相关（r=0.992），线性回归方程为：WRSR=0.058Y-0.191，经F检验，F=295.911，P=0.000

由表2的结果，按照最佳分档的原则，根据百分位数P和概率单位Y卫生资源配置分为三档，将概率单位X代入线性回归方程：WRSR=0.058Y-0.191，求得分档标准。由表3可见，对WRSR值的排序与分档进行方差齐性检验（F=0.001，P=0.976>0.05），满足方差齐性检验，采用New man-Keule法作两两比较（F=9.866，P=0.028

讨 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卫生资源配置的现状与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联系，位于东部地区的省市卫生资源配置情况明显优于其他地区的省份。位于中部地区的江西省其卫生资源配置最差，说明影响卫生资源配置的因素较多，不只与经济发展有关[1]。因此，我国政府必须通过强化政府职责、加大政府投入，优化我国卫生资源配置，提供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1]彭志丽，何洁仪.我国卫生资源配置的现状， 存在问题及改革的重点难点分析[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05（019）：21-23.

第5篇：卫生资源的配置范文

【关键词】卫生资源；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均衡性

一、前言

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着各方面制度的重大变革，其中医疗制度是特别重要的一项改革。本文将基于京津冀三个城市研究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均衡性。首先综述国内外学者的理论研究，会发现研究者常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均衡性，一个是基尼系数，一个是泰尔指数。第二部分为数据分析，通过北京、天津、河北的卫生机构数、床位数、卫生技术员、注册护士数计算不同年份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最后分别按照时间和不同的资源项对指数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

二、公平性分析

（一）京津冀卫生资源配置的基尼系数分析

北京、天津、河北2000年2012年卫生资源配置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包括三个地区的总人口数、医疗机构数、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数、注册护士数五项基本卫生资源状况，见表1。研究区域的划分以行政划分为标准，分为北京地区、天津地区、河北地区，之所以如此划分还考虑到了地区卫生资源分布的差异性，数据证实北京人均资源第一，天津居中，河北次之。

1.绝对指标分析由表1可见，京津冀地区卫生资源配置总体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持续增加的，人均卫生资源量则稳中有增。人均医疗机构床位数（万）、人均卫生技术人员（万）、人均注册护士数（万）三个指标都显示北京的医疗资源较为丰富，但是在人均卫生医疗机构数方面，河北的医疗机构数远远超过北京、天津，医疗机构等硬件设施资源分配具有公平性，但是在卫生技术人员、注册护士数、医生数等软件资源方面公平性却较为缺乏。

2.基尼系数指标分析

本文采用基尼系数对京津冀地区卫生资源分布均衡性进行度量，得到京津冀地区卫生资源分布均衡性的基尼系数，见表2。由于北京、天津和河北三个地区的卫生资源数据是离散型数据，基尼系数的计算采用公式；；其中为基尼系数；为按各区域人均资源占总资源的份额从低到高的顺序排的；为各区域的人均资源；n为区域数。

本文在衡量公共卫生支出公平程度时，0.15以下为高度公平，0.150.25为相对公平，0.250.35为比较合理，0.35以上为差距偏大。根据基尼系数的大小判断卫生资源分配公平性程度可知：首先卫生机构床位数和卫生技术人员数在京津冀地区之间的分配时较为公平的，介于0.15上下，其中床位基尼系数变得越来越小，目前稳定在0.06，属于高度公平，技术人员基尼系数始终稳定在0.17，属于相对公平。而医疗卫生机构数和注册护士数的基尼系数较大担任属于比较合理的范围，其中机构基尼系数逐渐上升，达到了2.5以上，这与绝对指标分析的结果有出入，综合看来医疗卫生机构在京津冀地区的分布是较为合理的但不是绝对公平的，注册护士基尼系数在0.2以上但小于0.25，且一直保持下降趋势，属于比较合理的范围。综上所述，利用基尼系数对京津冀地区的卫生医疗资源分布公平性判断，总体卫生资源配置是较为公平的。

（二）京津冀地区卫生资源配置的泰尔指数分析

1.Theil指数的计算。；式中为各类地区人口数占三个城市总人口数的比重，为各类地区人口所拥有的卫生资源数占三个城市卫生资源总数的比重。T为泰尔指数，T值越高，资源配置越不公平。与常用的基尼系数和Lorenz曲线相比较，泰尔指数弥补了基

尼系数和Lorenz曲线只能反映总体差异程度的缺陷。

2.由表三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区20002012年期间，各项卫生资源配置非均衡性的排列顺序（由大到小）为：医疗卫生机构，注册护士数，卫生技术人员，卫生机构床位数。

三、结论

京津冀卫生资源在地区间配置存在非均衡，但不均衡状态在下降而且处于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因此，京津冀地区卫生资源均衡性配置的实证分析表明：京津冀城市圈的发展要注重和谐性，北京作为中心要兼顾效率与公平，且政府之间的合作也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第6篇：卫生资源的配置范文

关键词城镇化；老龄化；农村卫生资源配置；医疗保障

1江苏老龄化与城镇化交织迅猛发展

江苏省自“十一五”以来，开始了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目标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预计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2%。与此同时，江苏农村老龄化进程也在加速，截至2015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户籍总人口的22%，而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更为严重，老年抚养比已高出城市6．4%。农村老年人受健康状况、劳动能力和文化程度等因素的限制，不能有效通过人口流动实现个人城镇化，只有依靠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原居住地的城镇化才更现实［1］。然而，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际规划中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村老人对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养老服务资源、医疗卫生资源等方面的需求［2］，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着养老支持弱化与养老需求剧增的矛盾。

2江苏农村卫生资源配置面临严峻考验

2014年5月，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中指出:要努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目前，城乡二元经济格局依然存在，江苏城乡间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在政府财政支出比、卫生资源占有率、硬件建设等方面差距较大［3］。江苏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状况长时间处于边缘化地位，城乡割裂的“碎片化”社会保障格局，阻碍了城乡一体化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

2．1城乡卫生资源共享不够，政府经费投入不足

江苏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割裂的状况从未改变，无序化的城乡卫生资源配置一直阻碍着城乡卫生资源的融合和共享，导致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发展滞后，制约了农村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也限制了农村卫生服务的供给需求［4］。虽然政府不断增加对农村基础医疗卫生的投入，但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投入和完善的长效机制，导致低水平医疗服务与高水平医疗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剧烈。

2．2农村公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非均衡化

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归根到底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故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水平与当地经济水平直接相关，马太效应十分明显。同时，城市迅速发展产生的虹吸效应也导致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在城市，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遭受重创［5］。这种农村公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非均衡化的现状导致城乡公共医疗资源配置的二元化局面持续恶化。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家庭直接到县市级医疗机构就诊，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家庭选择在乡镇级医疗机构就诊，却难以得到有效治疗。

2．3健全的科学诊疗卫生服务体系严重缺失

城市综合性医院的优势在于具备完善科学的诊疗制度，而目前江苏农村大多缺乏健全的科学诊疗卫生服务体系，没有有效开展与更高级医院及医生的有序对接，无法有效完成病患的合理疏导和安置。这必将导致农村小病确诊与治疗的不彻底、大病预诊与诊断的不到位、大病转移与治疗的不顺利、与更高级医院二次确诊的不对接、异地就诊无法进行等一系列严重后果［6］。

2．4农村优质卫生人才匮乏

同样受马太效应的影响，大医院凭借其资金、科研、技术等优势不断吸收优质的卫生人才，而农村医疗机构却由于居住条件、个人收入及职业发展前景等因素不断流失现有的卫生人才。据统计调查，江苏农村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普遍年龄偏大、学历不高、医疗卫生知识有限、专业技术缺乏，严重制约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同时，数据表明苏南农村对卫生技术人才的吸引力高于苏中和苏北(表1、表2)。

3江苏农村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的挑战

传统农村社会中，老年人处于家庭管理的主导地位，拥有家庭资源配置的处置权，故能获得较充足的养老资源和较满意的生活照料。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规模日渐缩小，窄化了农村老人获取养老资源的途径，加上家庭伦理观念和尊老养老社会道德约束力的减弱，农村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7］。与此同时，老年人寿命在不断延长，“421、422、8421、8422”家庭大量涌现，“空巢家庭”和“亲子分居家庭”已是常态，进一步削弱了子女可供养老资源。相比于城镇居民，农村老人深受多子多福与养儿防老的陈旧观念影响，多将毕生积蓄用于子女上学、嫁娶及购房，对自身养老问题却没有长远规划。此外，当前江苏农村实施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诸多不足:一是，仅仅满足了农村老人最基本的养老需求;二是，资金筹集以个人为主，政府和村集体补助只是补充，且补助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三是，养老保险制度缺乏法律强制效力，仅仅只是一项惠民政策，居民是否参保还要依赖宣传教育和个人思想认识［8］。

4江苏农村老年人医疗保障对策

4．1健全农村老年人医疗保障制度

目前，作为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新农合”，覆盖面虽广，但保障水平并不高，表现出筹资总量偏低，抗风险能力弱的特点，与城镇居民的医保差距较大。浙江省近年来建立了“捆绑式”老年合作医疗保险，即个人和家庭缴费与政府补贴相结合，在现有的新农合医疗制度体系内，专门建立老年医疗保险基金账户。当“新农合”不能报销医疗费用时，可在老年医疗保险基金账户中按规定比例报销。同时，可借鉴德国的法定医疗保险制度，将江苏所有城乡老年人都纳入“城乡一体化”的老年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中。政府可通过立法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强制实施老年医疗保险，强制征收保险基金［9］。

4．2促进城乡医疗纵向合作

目前，城市中大量优质的卫生资源并未被有效利用，而农村地区严重不足的卫生资源却出现利用不充分的奇怪现象。若能通过建立县、乡、村区域医疗卫生联合体促进城乡医疗的纵向合作，可有效地整合闲置的卫生资源，实现城乡卫生资源的互补［10］。联合体内实行“基层首诊、分级诊疗、急慢分治、双向转诊”的医疗秩序，这将有利于缓解“小医院看病治愈难”、“大医院看病经济难”的矛盾，也有利于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吸引更多的病患就诊，减轻综合性医院的负担。

4．3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第7篇：卫生资源的配置范文

关键词：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均等化；投入水平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0月14日

一、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筹资过程对比分析

（一）从卫生总费用来看。卫生总费用主要反映的是一段时间内全国范围内投入医疗卫生领域资金的总和，包含了用于医护人员、医疗设备及其他方面的所有卫生支出，是衡量卫生总投入大小的指标。我国每年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几乎都维持在4.5%～5%之间，无法满足城乡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强烈需求。此外，卫生总费用在城乡间的分布也极为不均衡，2003～2012年的城市卫生总费用从4，150.32亿元上升至21，065.69亿元，增长近4倍，同期城市卫生总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也从55.6%提高到67.2%，最高的是2007年，达到了77.5%；而2003～2012年的农村卫生总费用从2，433.78亿元上升至6，781.15亿元，增长约2.8倍左右，但同时期农村卫生总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也从44.4%下降至32.8%。以上数据说明，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筹资阶段中，受到我国长期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城市所获得的卫生资源高于农村。而从全国卫生总费用构成结构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后，政府支出占全国卫生总费用在迅速下降，而个人仅负担全国卫生总费用则不断上升，2002年政府支出与个人支出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分别为15.7%和57.7%。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逐渐加大了卫生领域的财政资源投入，政府支出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在上升。以2012年为例，政府支出与个人支出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分别为30%和34.4%。但是，政府与社会所负担的比例仍旧偏低，而个人负担比例相对较大，加重了社会成员的负担。

（二）从人均卫生费用绝对值来看。2003～2012年间，城市人均卫生费用从1，108.9元上升至2，969.6元，而农村人均卫生费用仅从274.7元增加至1，055.9元。城乡人均卫生费用支出的差距有逐渐缩小的趋势，2003年城市人均卫生费用是农村人均卫生费用的4.04倍，2012年城市人均卫生费用是农村人均卫生费用的2.81倍。

（三）从城乡居民人均保健支出对比分析来看。城乡人均保健支出的相对规模没有太大差距，2003年城市居民与农民人均保健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分别为7.31%和6.0%，到了2012年的数据分别为6.4%和8.7%。但是，城市居民与农民用于保健支出的绝对值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2003年城市居民与农民人均保健支出绝对值分别为476元和115.7元，而2012年城市居民与农民的人均保健支出绝对值分别增加至1，063.7元和513.8元，城市居民人均保健支出是农民的2倍以上，城市居民的人均保健支出上明显高于农民。综上所述，卫生总费用、人均卫生费用和人均保健支出三个指标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我国农村医疗卫生财力配置匮乏的局面。

二、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人力资源配置比较分析

我国当前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人力资源配置水平差距较大，大多数优秀的卫生人才都集中于大中型城市，农村的卫生人力资源则非常匮乏。从人力资源配置数量来看，我国城乡医疗卫生人力资源数量差距非常明显。以2012年为例，城市每千人口所享有卫生技术人数为8.54人，农村为3.41人，城市比农村大近2.5倍；城市医疗机构每千人口执业医生人数为3.65人，农村为1.09人，城市同样比农村大近3.35倍；而城乡每千人口注册护士人数的差距也很大，城市为3.19人，农村仅有1.40人。以上数据表明，城乡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在数量上差异明显，投向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人力资源明显不足；此外，从人力资源配置质量来看，据2013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城市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达到了31.8%，同期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仅为5.3%，以上数据表明，由于基层工资福利水平较低，很多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不愿意留在基层，造成大量优秀的卫生人才流失。我国城乡医疗卫生人力资源配置极度不平衡，我国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水平不高。总之，我国城乡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分布不合理，城乡医疗卫生人力资源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城市居民拥有更优质的医疗卫生人力资源，而农村医护人员数量较少且素质有待提高，无法满足农民对高质量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

三、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物力资源配置情况比较分析

城乡医疗卫生物力资源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城市居民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卫生物力资源，而农民则缺乏基本的卫生物资，缺医少药的现象非常突出。一方面据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3年发表的《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年鉴》显示，截至2012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已经达到572.5万张，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132.4万张，仅占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的23.1%。此外，全国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由2003年的2.49张增加到2012年的4.24张，而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病床数则仅从2003年0.76张增加到2012年的1.24张，上述数据表明我国城乡医疗卫生机构床位的差距较大；另一方面我国城乡医疗机构万元以上设备拥有量差距更大，城市大型医院的资金比较充足，能够大量购买先进的价格高昂的医疗器械，2012年城市万元以上设备台数达到3，276，640台，占全国万元以上设备比例91.35%；而乡镇卫生所的资金有限，在购买大型医疗器械时捉襟见肘，2012年乡镇卫生院万元以上设备台数仅为310，295台。总体来说，我国城乡医疗卫生物力资源差距明显。我国基层医疗机构硬件条件落后。很多农民在生病后宁愿选择到更远的城市医院就医，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城市大医院的拥挤和不堪重负，而乡镇卫生院的资源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综上所述，伴随高速的经济发展速度却没有带来整体国民福利的提高。当前我国城乡医疗卫生资源投入水平差距较大，这已成为制约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影响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的关键性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年鉴.2013.

第8篇：卫生资源的配置范文

关键词：卫生费用 收入弹性 老龄化 道德风险

一、我国近年的卫生费用增长情况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卫生费用支出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由于2005年以前的卫生费用统计未计入社区卫生服务部分，为保持数据的统计口径一致，我们以2005年-2011年的卫生数据进行观察与分析。2005年我国卫生费用支出为8660亿元，到2011年上升至24269亿元，为2005年的2.80倍。对比我国同期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数据，由2005年的183218亿元上升至2011年的471564亿元，为2005年的2.57倍，反映出我国卫生费用的增长要快于GDP的增长。这一趋势也体现在卫生费用占GDP比重的升高上，从2005年的4.73%上升至2011年的5.15%。

我国总体卫生费用的快速增长已受到学者和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卫生费用的增长存在其合理性因素，经济的发展、老龄化社会的压力和政府对民生问题的日益重视，都使得近些年来的卫生费用支出需要快速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医疗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并导致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由此造成的卫生费用浪费，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两方面综合考虑，积极寻求解决策略，才能实现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卫生资源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推动我国的卫生事业前进。

二、卫生费用增长的合理性因素

我国近年卫生费用的快速增长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素。客观来看，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均收入提高和人口结构老龄化，使得社会总体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增大。主观来看，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实力的增强，政府对民生问题日益重视，必然会在政府的卫生财政支出上有所反映。这种经济和政策上的变化引起的卫生费用增长，毫无疑问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一，经济发展引起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增加。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5年的10493元提高到2011年的20810元，增长98.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005年的3255元提高到2011年的6977元，增长114.3%。有研究测算，我国卫生费用的收入弹性为1.2，即人均收入每增长1%，则人均卫生费用支出增长1.2%。另外也有研究报道，认为卫生费用的收入弹性大概为1，即与经济收入同步增长。无论采信哪种结论，卫生费用支出都会以相当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或者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这在现实中也很容易理解，即当人们获得了更多的收入时，则会希望获得更好的医疗卫生条件，以提升生活水平。

第二，人口结构老龄化引起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增加。由于我国实行了持续30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下降，近年来我国开始加速步入“银发时代”。2005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7%，到2011年上升为9.1%[1]，从绝对人口数量来看，则是增加了2193万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由于老龄人口罹患疾病的风险要远远高于低龄人口，且治疗费用也大大增高，因此，急剧增长的老龄人口迅速带动了对医疗卫生的需求，使得社会卫生费用支出快速增加。

第三，我国政府对民生问题日益重视，不断增加卫生财政支出。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与之相适应地，政府职能也在不断变化。起初，由于发展重心转为经济建设及放权让利政策带来的政府职权范围缩小，我国政府的卫生财政支出一度下降明显，由此导致个人医疗负担加重和医疗市场产生逐利行为等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开始逐渐重视民众的医疗卫生服务，加大了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提高了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这都使得政府的卫生财政支出不断增加，从而引起社会卫生总费用的增长。

三、卫生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卫生资源的浪费

分析卫生费用的快速增长，除了考虑到合理性因素，也应看到目前仍然存在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状况，这种现象所造成的卫生资源浪费，也是导致卫生费用快速增长的另一种因素。医疗市场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是影响卫生资源配置的主要因素，降低医疗市场的道德风险，就可有效提高卫生资源配置、减少浪费。

经济学中的道德风险概念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不利他人的行动。通常，发生道德风险的利已者都具有信息上的优势，并且不需要承担行动的全部后果，故而可以完成“损人利己”的不道德行为。它实际上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理论上，完全竞争市场的构成条件之一，是买卖双方都掌握了完全的信息，由此才能使双方站在平等的基础上评估价格，从而使得价格成为了调节市场资源配置的媒介。而道德风险存在的条件之一，就是买卖双方或方存在着掌握信息的不对称性，若在此基础上继续用价格来调节市场的资源配置，就会发生市场失灵现象。按照上述理论来分析医疗市场，那么道德风险现象就是非常普遍的了。

一方面，从医疗供给方的角度来分析医疗市场中的道德风险行为。首先，医疗供给方对信息掌握的绝对优势，使得医疗方具备兑现道德风险的条件。医疗服务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非标准化产品，它本身是由经过训练的医疗人员提供的自身技能，所以供给方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有理论将这种信息优势解释为“诱导消费”，即患者虽然是药物、治疗、化验检查等医疗服务产品的真实消费者，但他们却不具备自己选择消费的能力，需要通过医疗人员提供的诊疗意见来抉择。于是，当医疗人员出于自身利益指引患者过度消费医疗服务产品时，患者也常常遵从要求购买商品，这时便可以发生供给方的道德风险行为。其次，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投入不足，医疗供给方需要用收取额外补偿来进行弥补，这使得道德风险行为具备了存在合理性。近年来，我国政府的卫生财政支出虽然增长迅速，但占医疗机构的总体收入比重仍然很低，2005年-2011年间，这一比率波动在12.9%-19.4%之间，尚不足医疗机构全部收入的1/5。这种收入的短缺就需要医疗机构收取额外费用来弥补，这种“创收”过程中存在道德风险行为在所难免。第三，舆论和政策导致的自卫性医疗增加，加剧了医疗市场的道德风险。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医疗负担加重、媒体对医疗机构的负面报道和“举证责任倒置”政策出台等诸多因素叠加，造成国内医患关系较为紧张、缺乏相互信任的现状。这使得医疗供给方在面对医疗过程中的不确定情况时，往往选择过度医疗的方式来进行自我保护，同时，也就增加的道德风险兑现的几率。所以，从医疗供给方的分析来看，医疗卫生产品的固有特点决定了医疗市场本身存在着道德风险，而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又助长了医疗市场中的道德风险行为。

另一方面，从医疗需求方的角度来分析医疗市场中的道德风险行为。在支付大部分费用是第三方保险机构的情况下，对作为医疗需求方的患者来说，其个人支付的边际成本要小于真实边际成本，故而医疗需求方常常会倾向于过度消费产品以获取更高的个人效用。反映在实际问题中，就表现为有医疗保险的患者，往往要求多开药或使用昂贵的设备诊疗等，这就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医疗卫生市场是一个道德风险较高的市场。医疗供给方具备兑现道德风险的条件，医疗供给方和需求方又同时存在过度消费的需求，加上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得我国目前的医疗卫生市场存在较高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医疗卫生市场存在着市场失灵和资源配置不合理，也就造成了卫生费用使用中的浪费，由此原因引起的卫生费用增长是应该受到控制的。

四、卫生费用的控制与合理增长

我国近年卫生费用出现快速增长，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和老龄化人口结构带来的需求增加，对卫生费用增长形成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政府职能向注重民生转变、不断提高卫生财政支出，形成推动卫生费用增长的主观要求。主客观因素相叠加，导致我国总体卫生费用支出增长迅速。这其中，应该肯定民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合理需求增长，以及政府应对老龄化时代所作出的积极努力。但同时也应看到，卫生费用的快速增长难免会对我国财政支出形成更大压力，所以，控制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与卫生费用中的浪费就成为非常有意义的行动。

控制卫生费用中的浪费部分，需要顺应医疗卫生市场的固有特点，从多角度、多层次出台配合政策才能达到有效配置资源、减少浪费的目的。比如，针对医疗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特点，建立社会监督机制或信誉评估机制，或由保险机构在支付保险费用环节加强审核等，尽力减轻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再比如，针对医疗市场过度消费的现象，可以引入供给方按疾病种类的费用控制和需求方按比例分摊费用，同时提高政府或社会资金对医疗机构的直接投入，切断医药之间的利益输送纽带等。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降低卫生市场中的道德风险，使有限的卫生资源尽可能地得到有效配置。

总体来说，控制卫生费用增长中的不合理部分，需要从医药卫生四大体系着手，包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共同形成有效的变革措施并互相影响，最终在宏观上形成合力保障我国卫生费用的合理增长，以更好的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时代。

参考文献：

[1]卫生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M].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6-2011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2011

[3]廖翔，柯国梁.我国居民医疗消费与收入关系协整研究[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09（12）：54-56

[4]何平平.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与医疗费用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6（3）：90-94

[5]李翔.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运行中道德风险的控制与防范[J].经济问题探索，2011（4）：55-58

[6]陈亚杰，曹燕.我国医疗卫生费用增长的市场推进机制探讨[J].医学与社会，2010（2）：21-22

[7]孙小平.加强医疗保险基金的监管提高基金使用效率[J].财税金融，2011（24）：99

[8]许素友.医疗费用的供方成本分担及其启示[J].医药经济，2011（2）：52-55

第9篇：卫生资源的配置范文

目的通过对2009—2013年甘肃省14个市、州卫生监督机构人力资源现状的调查，分析各级卫生监督机构人力资源配置情况，为进一步推动本省卫生监督机构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可行的科学性建议。方法收集2009—2013年全省及14个市、州卫生监督人力资源有关资料，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截至2013年年末，甘肃省14家市、州卫生监督机构在岗人员较2009年减少了34.28%，5年年均增长率为-9.96%，人员编制总数561人，较2009年减少了31.50%，5年年均增长率为-9.03%，卫生监督员总数414人，较2009年减少了38.39%，5年年均增长率为-11.41%。平均每个卫生监督机构拥有监督执法人员38.21人。每万平方公里及每万常住人口拥有卫生监督人员数量，各市、州相差较大。结论甘肃省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在卫生监督人员编制数和实际在岗人数方面不能满足全省卫生监督的各项实际工作任务。按照服务人口计算，卫生监督人员的配置率较低，未达到国家的相关标准，监督人员在地区间分布不均衡，要加强卫生监督机构队伍建设。

关键词

卫生监督机构；人力资源；甘肃

卫生监督作为国家管理卫生事务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公共卫生管理工作中的基本法制制度[1]，已经成为了政府在法制工作和法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源作为组织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所有资源中的重中之重[2]，卫生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卫生事业的均衡协调发展，保证卫生服务公平地提供有着重要意义[3]，稳定和高效的卫生监督队伍是卫生监督各项职能得以开展和落实的基础性保障，也是影响卫生监督执法能力的重要因素。本文着重分析了2009—2013年甘肃省各市、州卫生监督机构人力资源情况，希望能为本省卫生监督机构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科学性的依据和建议。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甘肃省有92所卫生监督机构，其中包括省级1家，市、州级15家（含甘肃矿区），县（区）级76家，共1911人。

1.2研究方法通过收集200—2013年全省及14个市、州卫生监督人力资源配置有关资料，对其人力资源配置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采用Excel进行数据录入，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分析方法为一般描述性分析。

2结果

2.1甘肃省卫生监督事业基本情况截至2013年年底，甘肃省卫生监督体系改革与建设已基本全部完成，全省现共有各级卫生监督机构92家，其中省级1家，市、州级15家（含甘肃省矿区），县（区）级76家。机构性质实现参照公务员管理的机构80家，占86.96%，事业编制管理的12家，占13.04%。行政级别为正处（县）级的有8家，占8.70%，副处（县）级的有7家，占7.61%，正科级的有45家，占48.91%，副科级32家，占34.78%。各级卫生监督机构的建制和机构性质都各不相同，这与其他各省市的调查结果一致[4-7]。全省各级卫生监督人员编制总数共1859人，实际在岗卫生监督人员有1911人，超编2.8%，全省共有卫生监督员1551人，按2013年末常住人口2582.18万人计算，每万人口拥有的卫生监督执法人员为0.60人。

2.22009—2013年甘肃省市、州级卫生监督人员规模截至2013年年底，在全省各市、州卫生监督机构人员类别分布中，均以业务人员为主，全省市州级卫生监督机构共有在岗人员535人，人员类别构成主要包括卫生监督员、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其中，卫生监督员414人，占在岗人员数的77.38%，技术人员62人，占在岗人员的11.59%，行政人员59人，占在岗人员的11.03%。2013年全省市、州级卫生监督机构在岗人员总数比2012年减少49人，减幅为8.39%，其中卫生监督员减少59人，减幅为12.47%，技术人员增加6人，增幅为10.71%，行政人员增加4人，增幅为7.27%(表1）。增长趋势：由图1可知，2009—2013年甘肃省各市、州卫生监督机构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和卫生监督员的数量总体呈减少态势。其中，2010年的在岗人员、卫生监督员和行政人员的减幅是最高的，都在20.00%以上。2013年在岗人数、技术人员数、行政人员数和卫生监督员较2009年分别减少34.28%、0.00%、26.25%和38.39%，5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96%、0.00%、-7.31%和-11.41%。其中，由于2009年国家大部制改革抽调了一些卫生监督人员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从事食品监管相关工作，这导致各类人员在2010—2011年卫生监督工作人员出现较大波动（图1）。

2.32013年年末甘肃省市、州级卫生监督机构卫生监督员的数量分布及达标情况2013年年末，全省14个市、州级卫生监督机构共有卫生监督员414人，各个市、州人数从12人（甘南州）至92人（天水市）不等，平均每个市、州卫生监督机构拥有的卫生监督员的数量为29.57人，嘉峪关市、张掖市、白银市金昌市、酒泉市和甘南州6个市、州的卫生监督人员较少，均不足20人，其中最少的甘南州仅有12人。兰州、天水和武威三市的卫生监督员较多，其中最多的为天水市，为92人（表2）。从人口数量配置上来看，由于各市、州在人口和面积上存在较大差异，卫生监督人员的配置也存在较大差别，按照《卫生部关于切实落实监管职责、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与卫生监督工作的意见》中提出的“辖区内每万名常住人口需要配备1~1.5名的卫生监督员”和《甘肃省政府关于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中提出的“平均每万人口需要配备卫生执法监督人员0.9~1.1人”的配置标准来看[8]（按最低标准计算），全省14个市、州均未达到配置标准。对各市、州卫生监督机构卫生监督人员数量构成比进行比较，全省各市、州中兰州市、天水市和武威市分别以12.08%、22.22%和9.18%的比例位列前三名。从服务人口数来看，兰州市、天水市和定西市分别以364.16万人、329.3万人和277.07万人的服务人口数排在前三位。每万常住人口拥有卫生监督员数排在前三名的分别是嘉峪关市、金昌市和天水市，分别为0.72/万人、0.28/万人和0.28/万人。其中嘉峪关市的每万常住人口拥有卫生监督人员0.86人，位列全省第一位，是最少的白银市(0.08/万人)的10.75倍。按照地域面积计算拥有卫生监督人员的相对数量，地域面积最大的是酒泉市(19.2万km2)，最小的是嘉峪关(0.2万km2)，两者相差96倍。计算每万平方公里拥有卫生监督人员数量，各市州相差较大，嘉峪关市、天水市和兰州市每万平方公里拥有的卫生监督员数最多，分别为85人、65.71人和37.88人，其中密度最高的嘉峪关市（85人/万km2）是密度最低酒泉市（最低为0.78人/万km2）的108.97倍(表2)。

3讨论与建议

3.1讨论

3.1.1卫生监督机构人员编制偏少，执法队伍力量薄弱。调查发现，甘肃省市、州级卫生监督机构人员的配备数量与目前面临的执法任务极不相配，存在执法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截至2013年年末，全省每个市级卫生监督机构平均拥有职工人数为38.21人，与孙梅等研究者提出的地市级卫生监督机构应该配备职工86名相比[9]，还存在较大差距。卫生监督部门与大多数行政执法部门相比，卫生执法监督部门承担着188部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和监管职能在赋予卫生监督事业责任的同时，也带来了非常繁重的监督任务。而人员编制却相对偏少和工作难度大的现状，这使得卫生监督机构在履行社会公共管理和做好各项监督职责时十分困难。另外，卫生监督员还有额外需要承担的职责，如类似于重大活动卫生安全保障等许多临时性或突发性工作。

3.1.2卫生监督员数量配备水平低，难以满足实际工作任务需要。调查发现，2013年年末，甘肃省市、州级共有卫生监督员414人，按照《中国2000年预防保健战略目标》中提出的“专职卫生监督人员的配备要求为根据人口数量1万~1.5万∶1”，满足卫生计生监督工作实际工作量，使各类卫生职能监督率达到100%，各市、州卫生监督机构应配备卫生监督员1721人，据此我省各市、州还有很大的距离，且没有一个市、州卫生监督所达到该规划标准，最好的嘉峪关市也仅有0.72/万人。编制的紧缺限制了监督员的补充，使卫生监督人员的数量更加缺少，无法满足大量的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需要，从而导致卫生监管不全面、不到位，具体表现为近年来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频繁发生。

3.1.3地区间人员分布不均。就甘肃省14个市、州之间卫生监督人员配置水平看，各城市差异较大。兰州市、天水市等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每万人卫生监督员数、在岗人数和卫生监督员数配置水平较高，而甘南州、陇南市等经济发展较弱的地区配置水平明显较低。按不同市、州卫生监督机构卫生监督人员构成比进行比较，卫生监督人员的分布在经济水平和地区间存在明显的不均衡，兰州、天水、武威三市的卫生监督员分布比例分别以12.08%、22.22%和9.18%位列前三位，对于服务人口数，兰州市、天水市和定西三市服务人口分别以364.16万人、329.3万人和277.07万人排在前三位，即用43.48%的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服务37.59%的人口，说明了卫生监督机构人员在不同地区的分布严重不均，所以今后在卫生监督改革过程中要从省级层面上合理规划各地区卫生监督人力资源发展，从政策及资源上给予区别对待是一恰当选择。

3.2建议卫生计生监督事业的改革发展，其重中之重是人力队伍的建设。要加强执法机构的规格及编制建设，使其能承担起应承担的职能。在队伍建设方面，要在国家已经提出的人力配备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明确省、市、县每一级的卫生计生监督机构的人力配备标准以及相应的编制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人力短缺问题。同时，卫生监督机构的人员配备应进行科学的区域规划，充分考虑区域内的人口数、工作量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9]。实际上，随着甘肃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增长，卫生监督人员的编制已经远远不够，因此，在现有基础上增加卫生监督机构人员编制的同时，还应综合考虑甘肃省14个市、州卫生监督机构辖区内的流动人口、工作量和经济水平等因素，对各级卫生监督机构的人员编制数进行明确规定，合理地配置甘肃省各级卫生监督机构的执法人力资源，更有效的开展执法工作。

参考文献

[1]唐玉洲.襄樊市卫生监督体制改革后的思考[J].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2007(8):107-108.

[2]梁万年,郝模.卫生事业管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208．

[3]郭永松,杜幸之.论卫生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和对策——兼谈卫生服务的公平与效益[J].中国卫生经济，2002，21(8):32-34.

[4]郭清,王小合,李晓惠,等.Lorenz曲线和Gini系数在社区卫生服务资源配置公平性评价中的应用[J].中国卫生经济,2006,25(1):50-53.

[5]冯毅,张瑾.重庆市直辖以来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研究[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28(7):44-45.

[6]翟延宝.山西、陕西两省卫生监督体系建设调研报告[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06,22(2):86-87.

[7]董东风.贵州省卫生监督体制改革和体系建设进展报告[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6,26(2):38.

[8]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批转省卫生厅关于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建设意见的通.甘政办发[2005]1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