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带来的市场机会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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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老龄化带来的市场机会范文

关键词：老龄化 老龄产业 疗养服务贸易

在《联合国2003年全球人口报告》中指出，人口过快增长和老龄化是当今世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致力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既然老龄产业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并发展起来的，那么加强合作，并用开放的眼光寻求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应成为一条重要的途径。

疗养服务贸易问题的提出

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的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类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类型转变，由此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向“老年型”过渡的结果。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老龄型社会。依据联合国有关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我国于2000年跨入了这一行列。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有学者将我国老龄化特征概括为“二高三大”，即高速、高龄；老年人数量大，老年人扶养比大，地区差异大，真实地反映出我国老龄化的现状，同时也表明老龄化将给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将经历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和稳定的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40%-50%。届时，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我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虽然老龄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就业压力，提高就业水平，但也会造成劳动力比例下降，形成劳动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过去人口高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由此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下降。不仅如此，老龄人口的过快增长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客观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目前我国的老年扶养比为0.11左右，即大约9个多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人。据测算，到2050年将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会负担系数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作支撑，也决定着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维继。而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金“空账”已达八千亿。这需要大量的养老资金投入，但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龄社会使得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相比，我国成为世界上惟一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这种状况表明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我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缺口。

老龄化也同时引发了严峻的产业结构矛盾，集中体现在与老龄人口消费需求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上，包括医疗保健、生活抚养、休闲娱乐等方面。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广阔的老龄市场，但另一方面却对老年市场多元化的需要供给不足，同时又需维系并加强老年市场的购买力。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等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养老方式的城乡差异交织在一起，使老龄化问题愈加复杂、艰巨。

上述分析指出的种种矛盾是化解老龄化危机不能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然而事情总有利弊的两面。因为在压力背后是开拓老龄市场和老龄产业的机遇，这必将对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确实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需要，但那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要真正形成市场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续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购买力，从而推动老年市场供给的增加及老龄产业的发展成熟。

疗养服务贸易是指以国外人口、特别是老龄、高龄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医疗保健、旅游、休闲消费、养老托老等综合服务功能为主要内容，以创汇为主要目的的新型国际服务贸易。最早提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设想是在上世纪末。然而由于发展条件和认识条件所限，并未在实践中引起重视。近年来，经济的繁荣增长和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使得从人口、市场、产业等多重角度的综合审视具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因而该领域的发展也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疗养服务贸易潜在的国际市场

目前跨国医疗、旅游、养老的人数不断增加，全球“医疗旅游”人数已经上升到每年数百万以上。到2010年，国际“医疗旅游”行业的年营业额将上升到400亿美元。发达国家医疗保健费用高涨，为亚洲的医疗服务公司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如面对日本老龄市场巨大潜力，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放远眼光，在住房、医疗、旅游等领域制定中长期计划。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已经修改了移民、税收和房地产购买的法规，以吸引富裕的外国退休者。虽然医疗旅游并非等同于疗养服务贸易，但它是疗养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见开拓这一市场的巨大前景。

从产业属性来看，疗养服务贸易属于消费者服务贸易，其不仅包括对相关服务供给能力的规定，从而对国内产业、消费结构和水平以及发展趋势有所要求，同时又需要顺应、吸引、引导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场。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务贸易，需涉及自然人较长时期的跨境移动以及多方面的综合服务内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国家之间的合作。由此来看，发展疗养服务贸易需要从供给与需求及外部条件和环境进行综合审视，其自身较强的专业特征使得除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及服务的相对价格这样的决定需求强弱的因素外，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越加困难，所承担的风险逐渐加大，因而消费服务的寻找及经验特征减弱，信任特征加强，因此对相关服务质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疗养服务贸易则从开放经济的视野下为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径。我国在开拓疗养服务贸易新领域中较之开发“医疗旅游”的东南亚各国，除了共同的有利环境外，更有着自身厚实的优势和基础。主要表现在：

（一）疗养保健资源是疗养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前提

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我国丰富而独特的疗养保健资源的功效。这些资源涉及自然、技术以及社会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术资源为基础，以社会人文资源为依托，形成疗养资源层级、互补结构。具体而言，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疗养资源丰富，以这些资源为基础已经开发出众多旅游度假及疗养胜地，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此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民风民俗等对疗养及形成健康、和谐的疗养环境同样重要。

（二）国内外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关键

从服务的提供地来看，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开发疗养资源及形成配套设施和措施而言比较重要；从服务的消费群体来看，目前能够成为我国疗养服务贸易市场开拓对象的国家和地区基本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实力及消费能力不成问题，而关键在于如何吸引并为自然人流动创造条件。如同旅游市场划分等级一样，疗养客源市场依据地缘、经济实力、消费能力等标准同样可以确定需要开拓的不同等级的目标市场。显然依据我国旅游业及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形势判断，疗养客源市场的开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间。

（三）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客源基础

老龄人口无疑是疗养服务的主要对象，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养老托老方式的变化，为该市场的开发注入了更强的动力。统计显示，到2030年，西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来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选择在国外消费和养老。如西班牙，凭借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吸纳日本的“出口”老人，积极支持国内企业在本国的疗养度假地兴办日本老人村来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为老人提供完善的医疗保健、生活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赚取了可观的外汇，还引进了日本现代科学管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我国开发疗养服务贸易具备相关条件，并有着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价格竞争力，通过积极的应对措施，可以形成广泛而稳定的疗养服务客源市场。

（四）开放条件下的区域合作是外部成长动因

开放经济条件与封闭状态相比，在谋求经济发展的途径、动力等方面显然具备很多优势。疗养服务贸易的开展就是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它为解决各国及各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基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劳务合作、对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强，在解决疗养服务贸易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的难度会逐步降低，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结论

毫无疑问，依据疗养服务贸易的内涵，深入挖掘本国开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各种资源，采取支持、鼓励、引导的政策措施促其发展，不仅顺应了世界老龄化的趋势，充分开拓了该领域的市场，将与疗养服务相关的医疗保健、旅游住宿、养老托老等行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较长的产业链，从而对开展该服务的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发展了无烟而高利润的产业，带动了旅游保健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对于解决本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和实践保障，因此开拓疗养服务贸易的新领域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重要战略选择。

基于对我国老龄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挑战的分析，要用开放的视野去寻求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途径，大力发展我国疗养服务贸易。而我国较之于发达国家，有着自身的优势和良好的基础来开拓更具综合性和发展前景的疗养服务贸易。这无论从财力保障，还是需求供给来看，对于解决我国不断增多的老龄人口的生存及多样化的养老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在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同时要清醒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困难，毕竟该领域在我国处于初始起步阶段。鉴于疗养服务贸易涉及的产业部门众多，利益关系复杂，因此需要政府与服务企业共同努力，将疗养服务贸易统一纳入老龄产业发展规划中，在政策、资金上给予引导支持，协调与疗养服务相关的旅游、医疗、保险、养老、社会保障等部门，整合疗养服务贸易涉及的各种要素资源，发挥地区优势，促进区域合作，同时要重视服务标准的制定，法规的完善，创造疗养服务贸易有利的发展环境，推动该领域的健康发展，使其成为拉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动因之一。

参考文献

1.曾毅.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二高三大”特征及对策探讨[J].人口与经济，2001(5)

第2篇：老龄化带来的市场机会范文

【关键字】 人口老龄化 可持续发展 养老保障

一、引言

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迅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尤其是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是科学与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的标志。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其人口、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不仅将是持续的，同时也将是全方位的，其中既包括人口老龄化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持续压力和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含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制度变革等方面带来的良好历史机遇。事实上，我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老龄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民生问题之一，是涉及国家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性社会问题。因此，正确处理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趋利避害，实现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人口老龄化及可持续发展的涵义

联合国认为，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教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产生的，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取决于出生、死亡和迁移三个因素。决定人口老龄化最主要的因素是生育率下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也不例外，它也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生育率下降的情况下出现的。到1999年，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的行列。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整个人类社会能在资源保证、环境良性状态下持续、健康发展，而人口老龄化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对我国人口、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带来不可回避且深层次的突出矛盾。使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就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趋势

总体来看，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最新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7%。2006年统计数据表明，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是14901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1.3%，65岁以上的人口是10419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为7.9%。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有如下特点。

1、纯老年人家庭迅速增加。“三代同堂”式的传统家庭越来越少，一对夫妇同时瞻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小孩的家庭逐渐增多。有关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纯老年人家庭占老年人家庭比例，城市约为40.3%，农村约为37.8%，并在继续增加。

2、高龄老年人口急剧增长。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1.4岁，80岁以上高龄老人高达1520万，高龄老人是老年人口中增长最快的群体。本世纪前半叶，我国高龄老年人平均增长率超过4%，是老年人口平均增长率的1.7倍。

3、城乡人口老龄化程度倒置。发达国家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我国的情况则相反。2000年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为10.9%，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我国农村2006年老年人口为8557万人，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可见，中国未来老龄化对中国的挑战重点在农村。

4、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我国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而发达国家的情况则相反。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而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100013美元以上。

以现在这种发展趋势，中国老龄人口到了2010年将增加到1.12亿，2020年将达到2.48亿，2051―2100年将稳定在3―4亿。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广泛而深远。

四、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1、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根据人口学的基本规律，老龄化使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下降和劳动力年龄老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的缩减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下降。2045年劳动力老化程度可能升至32.14%。近年我国依靠供应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老龄化将会弱化这种优势。一方面，老龄化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从劳动力价格上升，产品的成本增加，导致商品价格优势丧失。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劳动者年龄的增长使得身体机能也会随着退化，体力和脑力都处于衰退状态，降低了劳动生产率。

2、人口老龄化使企业和政府的养老支出受到影响。对政府来说，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对养老金、退休金，医疗保障的需求自然会扩大，引起老年退休金、养老金、医疗卫生支出、老年福利设施和老年服务等国家支出上升，也就意味着政府消费基金的增加。对企业来说，企业也要负担一部分离退休金、医疗费用和社会养老基金。另一方面，国家为了缓解养老支出的财政压力，会加大税收，这就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打击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企业的投资。

3、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老年人是特殊生活用品、住房、医疗保健以及护理服务等产品的主要消费者。特别是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现代社会，老年人在满足了物质消费的前提下，也会追求家庭服务、心理咨询、休闲旅游等非物质消费，老年人由于心理、生理上的差异，衍生出了特殊的市场需求。随着老年人占的比例不断上升，社会对老年消费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消费正作用于现存的消费结构，促使其发生改变。

4、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压力增大。中国老年人口的近60%分布在农村。同时，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还处在试点阶段，农民的养老、医疗社会保障有待加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西部和贫困地区尤为严峻。

5、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障资金需求影响。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障资金需求压力急速膨胀。老年人是医疗卫生资料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医疗保障制度的重点对象。国际资料表明，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是在职人员的3―5倍。2000年我国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占GDP的0.48%。预计到2010年将占到1.11%，2020年将达到3.06%。同期的老年人口将增加1倍，医疗费用将增长5倍。2030年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将占GDP的8%～9%。老年人口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GDP的增长速度。老年人口数量的急速增长加剧社会医疗保障费用支出规模的压力。

6、人口老龄化对长期照料服务需求的压力增加。长期照料服务是指面向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和临终关怀等综合服务。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解决起来难度最大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据推算，全国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口数量在2020年将超过2000万人，2050年达到3800万人。目前，我国各类为老服务的机构能够提供的床位却很少，其中的长期照料服务床位更是少的可怜。此外，长期照料服务专业性较强，涉及到医疗、康复、护理、心理、临终关怀以及管理等多学科内容，仅靠家庭和政府是解决不了的，因此要大力发展长期照料服务机构。

五、促进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高度重视社区老年服务体系建设，强化社区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功能。面对日益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各级政府应该整合社区为老年人服务的各种资源，构建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社区服务筹资体系，并从政策优惠、服务机构设置、人员职业化建设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以便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2、大力发展银色产业。老龄产业还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口的需求，全国老龄消费者中每年有100亿的购买力得不到实现。换句话说，随着经济的发展，老年人口的养老金、退休金提高了，他们的收入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老年市场商机无限，购买力非常可观。特别是中国作为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如果能充分利用现有的前景广阔的市场，将给我国人们创造许多新的工作机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给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因此，企业开发产品时要针对老年人的需要为，根据老年人衣食住行的喜好，研制适合他们的产品。还要重点发展老年服务业，兴建养老机构，包括医疗服务机构、保健机构、增加老年服务项目等。

3、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虽然人口老龄化，使得青年劳动力数量下降，老年人体力上的衰退，但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在实现了老年人的价值，增加了他们收入的同时，也有效地弥补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缺口，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可以返聘老龄高级人才，如高校和研究所中许多老龄人，仍然能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可发展老年教育，出于经济的困难或排除空虚的需要，一些低龄老年人就业的愿望非常激烈，发展老年教育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资源。

4、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入城镇就业，大量老年人依然留守在农村，造成了农村老年人比例的上升，导致农村养老问题突出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因此，加快健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并且根据农村老年人的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社区服务，兴建老年人服务设施。

5、增强老年保健知识宣传，提高老年人的独立性。这就是要帮助老年人提高自立、自理、自助的能力。老年人从保持身心健康做起，提高实现健康老龄化的自觉性，减少病理性衰老，使各种器官及功能尽可能地延长，使生活自理时间延长，尽可能减少对社会和别人生活上的依赖程度。

总之，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是科学与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的标志。中国作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正确对待老龄化现象，必须集中力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压力；与此同时，要转变观念，建立、健全养老机制，充分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解决养老问题的同时发挥老年人的作用，使得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相协调，做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胡亚兰：浅析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J].商场现代化，2008（4）.

[2] 周战超：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1）.

[3] 刘建峰：浅谈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J].陇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第3篇：老龄化带来的市场机会范文

关键词：银发产业；老年健康产业；老龄化社会

我国人口老龄化已迈入快速发展阶段并有老龄社会的趋势。时下，1对夫妇照料2对老人和1个孩子的“421”家庭格局已屡见不鲜，老年服务需求也随经济增长不断提高，而老年市场中产品与服务资源却供给严重匮乏，这助推了银发产业的大力发展。综合性的银发服务体系在国家老年保障制度的基础上，融合了老年人医疗卫生、养老护理、精神娱乐需求等内容建立了一体化银色服务市场平台，成为当今经济市场的“潜力股”。

一、银发产业需求与内涵

1.人口老龄化与老龄社会趋势。老龄委数据显示，2013年末，全国老年人口（60岁以上）已经突破2亿，预计至2025年可能超过3亿，2033年甚至可能突破4亿。全国老年人数将在今后20年迈入稳步增长期。国际标准界定，国家老年人数（60岁以上）占总人数十分之一时为“老龄化社会”，当达到14个百分点时为“老龄社会”。因此，我国即将由“老龄化”转型为“老龄”社会。

2.银发产业基本内涵。银发产业是针对老年人群体形成的新型综合服务体系。在社会老龄化的大环境下和老龄社会的趋势中，银发产业被灌注了巨大的经济能量和广阔的发展空间。银发产业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与保健服务，除了本位产业之外，银发产业发展了更多的相关产业与子产业，涵盖了金融、保险、卫生保健、护理养疗、旅游休闲、教育等诸多产业。银发产业横跨了制造业、服务业，面对“421”这座结构金字塔，产业的突出多元化使之聚沙成堆，商力无限。

二、银发产业现状与前景分析

1.银发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作为发展中的新型服务类产业，国内银发产业整体缺乏标准化的运作和严格的监管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研产售”一体化产业集群。面对老年保健品基础行业的“一枝独秀”，其它潜力巨大的衍生产品却仍然匮乏，创新产品需要稳定的资金流打入市场，例如老年电子服务类产品。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相对落后也使银发产业的现实构想进展缓慢。发展滞后的老年市场已经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2.国外银发产业借鉴分析。日本作为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一直把银发产业当成经济体系中的大力丸，这也让英国杂志惊叹：“日本正把经济变为银色。”日本用其护理保险制度解决了养护筹资问题，产业侧重于预防健康与精神追求服务。韩国作为亚洲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老年卫生体系与预防保健产业的资金投入逐年上升，在短短12年内用不到7个百分点的GDP就实现了全民医保制度，对银发市场的判断和投资相当效率与准确。

3.银发产业前景分析。社科院预计银发产业在未来20年间有望达到20万亿的产业规模，这期间必将创造大批的就业机会，促进健康消费，拉动经济内需，有利于产业升级转型，经济结构的调整。面对不同层次、年龄的老年人的不同服务需求，市场也会逐步发展得结构多元、内容丰富。银发产业将由以“疾病”为中心逐步转型为以“预防”为中心，朝向医疗卫生、现代服务、和电子信息技术的交叉领域发展壮大，有望形成我国卫生经济转型的新蓝海。

三、银发产业建设对策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这也将助推银发产业的蓬勃发展。以下是对银发产业建设发展的一些建议：

1.银发产业的发展需要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驾护航，这是我国重大而迫切的“银色”任务。当前现有的护理保险制度尚缺乏护理保障，政府要有计划，逐步深入地建立商业性银发护理保险体系，这是国家养老的必然趋势。

2.老年护理业和老年社区服务业作为银发产业的主导产业需深入开发和实践。多样化、多层次的护理体系既是社会养老的迫切需要，也是创造就业机会的有效渠道，可实现银发产业社会和经济的双重效益。

3.构建成熟稳固的金融支持体系是银发产业摆脱规模小、融资渠道狭窄的必经之路。相关部门应协同市场大力宣传“银色”商机，积极引入投资者，成立专门的老年产业融资机构，建立融资服务平台，为企业和服务机构创造持续稳固的资金流。

4.依托老年人不断提升的生活追求和精神追求，拓宽银发消费市场。针对老年人对旅游、文化活动、体育、保健等各种需求引领“银色"产品的开发设计，打造老年品牌，突出银发休闲娱乐，丰富银发市场，实现“老有所乐”。

5.兴办老年教育是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方式，也是银发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老年教育以社区教育为依托，结合老年健康和老年福利教育促进老年教育的市场化、社会化，改变老年人陈旧的消费观念和生活质量认知，提高老年人消费水平。

四、展望

银发产业“钱”景可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和资源带来的巨大压力。蓬勃发展的银发产业将不仅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也将实现社会“老有所医”、“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最美夕阳构想。

参考文献：

[1]陈希琳.“银发”时代新“钱”景[J].经济， 2013（12）

[2]芮晔平.发展“银发产业”化解老龄化危机[J].现代经济信，2013（16）

第4篇：老龄化带来的市场机会范文

关键词：老龄化；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新红利空间；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235-05

引言

人口是综合多种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社会实体。1798年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问世标志着人口理论的正式产生，也引发了学界对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热烈争论。“人口红利”最早由Mason（1997）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提出，它是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进而引发生产与消费变动产生的（Mason，2001；Bloom，2001）。人口转变的三个阶段会相应形成“人口负债（少儿型）―人口红利―人口负债（老年型）”的红利区间，在转变的第二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少年人口数保持高位但逐渐降低，老年人口缓慢消减，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较低，此时总人口呈“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有限时期内高储蓄率与投资率、高劳动参与率、高人力资本、低社会负担，从而实现各个增长要素的充分利用，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经济增长就是“人口红利”（于学军，2003；蔡，2004；陈友华，2005）。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人口问题一直受到重视与深入研究。（1957）立足1955年上海、浙江地区人口调查数据，结合当时中国人口增长快、资金积累少、粮食匮乏、工业化水低的国情，得出中国人口“非控制不可”的论断。其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实施，从1981年至今，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自然变迁的基础上持续施加行政力量，干预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加速了人口红利期的到来。中国在低收入条件下进入总人口呈“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状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的阶段，这种人口结构变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老龄人口比重快速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下降，社会抚养比逐年升高，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面临新挑战。老龄化新背景下，中国人口红利能否继续推动经济增长？我们又如何实现对存续红利的挖掘和兑现？这是亟待我们思考和回答的新课题。

一、中国传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正如Sala-i-Martin（1996）所分析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是由初始条件、人力资本状况、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开放程度、历史机遇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80年代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红利期的到来，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成为了中国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前提条件。

过去三十多年，人口红利拉动了中国1/4以上的人均GDP增长（蔡，2006）。在部分具备人口红利发挥作用条件的前提下，中国人口红利主要通过要素供给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可归结为三条路径：一是丰富的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源构成劳动力要素禀赋；二是劳动人口增加以及人口抚养比降低提高了全社会储蓄率，利于资本形成；三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成为重要的非有形生产要素部分。

（一）人口红利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红利带来的最直接效应是适龄劳动人口增加和人口抚养比降低，它通过该路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仅在于数量方面，还在于衍生出的人力资本提升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具体包括：（1）提高劳动参与率。从数量上看，人口红利期存在大量适龄劳动人口，使得中国劳动参与率在1990―2009年一直保持在73.8%～80%的国际较高水平（郭琳、车士义，2011），这是中国人口年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条件（都阳，200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分析世界115个国家和地区40年（1960―2000）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人均GDP与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变化呈正相关的结论。（2）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人口是劳动力的源泉，人口增长既影响劳动力的数量，又影响劳动力的质量（李通屏，2002）。生产性年龄阶段人口数量的增加，能通过竞争以及传递效应提高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提升人力资本，从而提高社会产出水平。（3）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针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蔡（2008）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延缓了物质资本报酬递减，从而维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人口红利的大部分）流动到城市，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创造出了巨大生产力（汪小勤，2007）。而社会抚养负担降低使更多劳动力从家庭非生产性活动转移到生产性活动中，提高了社会总产出（Lindh and Malmberg，1999）。

实证研究的结果很好的支持了上述观点。蔡、王德文（1999）通过对1978―1998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发现，在此期间实现的年平均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世界银行（1998）的一项类似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对中国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劳动力转移贡献了16%。

（二）人口红利对储蓄率的影响

人口红利提高储蓄率的理论源于“生命周期假说”，在消费者理性选择下，储蓄在个人及家庭生命周期中呈“倒U型”趋势，人在处于劳动年龄阶段时储蓄能力最强。如果一个社会少儿和老年人比例增大，储蓄倾向会降低，而适龄劳动力比例较大时，社会储蓄率较高。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人口红利是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而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有着较强的消极影响。Leff（1969）通过对1964年74个国家（27个发达国家与47个欠发达国家）数据的截面估计发现总储蓄率与非劳动年龄人口数成反比；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分析亚洲国家数据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李克平（2006）认为由于中国家庭户均劳动力比重高，老年和少儿抚养负担较轻，因而出现高达16%的家庭储蓄率。汪小勤（2007）则通过基本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证明了储蓄率上升对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在两者数量关系的具体测度上，Loayza et al.（2000）运用面板分析发现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将导致储蓄率分别减少1%和2%。王德文等（2004）利用Leff的模型得出中国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的实证结果。然而，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持异议：Mason和 Lee（2004）指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数量减少以及老龄化）会带来人均资本增加以及个人养老储蓄动机增强，同样会有力促进经济增长。保罗・舒尔茨（2005）对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的研究扩展后发人口年龄结构并不显著影响储蓄率。袁志刚和宋铮（2000）构建迭代模型发现发现，人口老龄化一般说来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这是造成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基于既有的共识与分歧，我们首先要肯定人口红利通过提升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继而一方面继续利用现有人口红利带来的较多储蓄，进行适度合理投资；另一方面关注和慎重考量老龄化时代储蓄率变化情况，注重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通过经济增长提高人均收入，通过制度设计促使人们保持足够储蓄率，同时疏通投资渠道，利用好每一单位资本。

（三）人口红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生产要素单纯的量的扩大没有关系，而取决于GDP增长率中不能用劳动和资本投入增加来解释的那部分剩余，实际上是一种余值增长。蔡（2012）认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在人口红利消散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够在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后人口红利时代全要素生产率的的改进，并提出应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极应对老龄化、调整生育政策来改善这一生产率来源。车士义等（2011）利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人口红利每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的结论，并提出了相似政策建议。

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角度展开的研究中，人口红利并非单纯被作为劳动力要素的贡献者，而是作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一种隐含着生产功能的投入，这样的考量较全面完整地囊括了人口红利的作用。这也提醒我们在老龄化时代更应注重人口结构转变对人力资本开发、物质资本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的作用，而非专注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减，以期更好地挖掘人口红利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老龄化时代中国人口红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从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规律以及其他国家经验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在21世纪绕不开的重大挑战，也将是中国新时期人口红利继续发挥作用的一大掣肘。

（一）来自老龄化时代的挑战

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总人口13.4亿，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8.87%。根据“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的人口结构为老龄化”的国际惯例，中国已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了老龄化时代。据于学军（2003）、陈友华（2006）的预测，中国人口红利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可发挥四十年的作用，延续至21世纪30年代结束。而王德文、蔡、张学辉（2004）得出了更不容乐观的结论，他们经过模型分析，认为2015年将是中国人口抚养比最低点（达39.4%）以及人口红利转折点，此后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债阶段。

曾毅（2005）认为中国老龄化具有老化速度快、高龄老人比例增长更快、老年人数量庞大、老年抚养比与总抚养比大幅度增高、独居老人比例大幅度增加、城乡与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大等六大特征。此外，“未富先老”也是中国老龄化的一大特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恰与人口红利的促进路径相反，尽管经济增长是个复杂的过程，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劳动力资源的收缩和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储蓄率的降低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将导致人口老龄化较严重地区资本形成的减少；老年劳动力比重的提高将损害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不利于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齐传钧，2010）。

除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不足外，值得特别关注的还有老龄化带给社会的沉重养老负担以及间接制约：

1.老龄化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在财政包揽传统下，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工资支出规模不断扩大；此外，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贴以及老龄人口医疗补贴等都在快速老龄化趋势下压力大增（高淑红，2011）。据《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2012）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养老金缺口将成为未来中国财政的最大风险。

2.老龄化降低消费倾向，引领消极消费结构。王金营、付秀彬（2006）通过分析中国1978年以来的时序数据，认为老龄化会使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减小，长期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王森（2010）完善了王金营采取的计量方法，得出人口老龄化目前对居民消费呈现正负交错的影响效应，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后将会对人均消费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在消费结构方面，老龄化增大社会抚养比，使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养老、护理、医疗等）支出增加，减少了个人储蓄和生产性投资，会降低社会总产出水平（钟水映、李魁，2009）。此外，老龄化还会导致农村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尽管目前该影响并不显著，但确实保有增长趋势（曲兆鹏、赵忠，2008）。

3.老龄化牵制劳动适龄人口生产率。“养儿防老”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和客观现实，当下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开始承担“四二一家庭”养老重担。根据国家统计局1994年10月1日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数据分析，在中国老年人主要经济来源的排序中，57.1%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子女或其他亲戚提供帮助，占最大比重。除过物质上的投入，子女还承担着老人大部分的生活照料内容。① 而中国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尤为庞大（占全国老年人口的60%以上），其中95%没有养老金，只能靠家庭养老。如此一来，不得不考虑到老龄化时代适龄劳动人口在供养较多老人时投入的机会成本和对经济造成的拖累效应。

（二）老龄化时代继续发挥人口红利的应对之策

基于中国实际情况，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等制度性客观约束致使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并未得到充分开发，仍有挖掘的潜力；与此同时，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也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彻底消失，在带来挑战的同时，它也赋予我们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新机遇。新背景下如何继续挖掘与合理利用人口红利是我们的探究方向。

1.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刘元春、孙立（2009）指出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只是反映了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数量，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失业率能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才能充分地发挥人口年龄结构所带来的优势。学者们普遍认为充分就业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关键（于学军，2003；蔡，2004；都阳，2007等）。如果劳动力人口不能充分就业，劳动力人口与未成年人口、老年人口就没有区别，同样是人口负担。郭琳、车士义（2011）通过对1990―2009 年的时序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劳动参与率在20世纪90 年代以来一直趋于下降，降低了人口红利的作用力度。另外，车士义（2009）还提出个人参与工作的意愿也对劳动力资源是否充分利用起作用，由于退休年龄的规定和某些福利制度的刺激，导致目前相当一部分劳动适龄人口不愿参加工作。虽然中国目前劳动力市场还未表现出明显而全面的供不应求，但在老龄化时代劳动力资源禀赋逐渐弱化的新背景下，只有保证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实现劳动人口比例上的提升，才能弥补其总量上的降低，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2.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中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东、中、西部发展也很不平衡。在此背景下，劳动力特别是庞大的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条件。据 Francis （1997）的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均9.2%的GDP增长率中含有劳动力流动方面16.3%的贡献。中国当下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与老龄化构成并生共存、相互影响的态势。此背景下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方法可总结为两个方面：（1）城市化、对外开放进程自然诱发劳动力流动。毛新雅、彭希哲（2012）认为城市化与对外开放政策为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提供了政策制度保障，是引发劳动力流动、获取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而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均等公共服务，又可以从城市化领域继续开发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另一半（蔡，2010）。（2）用一元户籍制度、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制度支持劳动力流动。沈丽君（2005）提出只有通过建设城乡间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破除限制流动和转移就业的政策制度障碍，将农村的劳动力禀赋与城镇的经济机会结合，从而延长农村人口红利期、延缓城镇老龄化，才能打通兑现人口红利的渠道。车士义（2009）从中国现实出发，提出只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才能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得到充分发展，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这需要通过户籍制度的逐渐松动与大幅放开来实现。

3.实现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人口结构优势能否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要看劳动力结构是否适应中国的产业结构、工作岗位需求。在老龄化背景下，我们更要量体裁衣，实现有限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其促增长的作用。根据中国实情，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将人力资源发展为人力资本是我们应迅速展开并长期坚持的重大策略。郭振威、齐险峰（2008）指出人力资本快速积累，不仅可以补偿人口数量红利的消失，而且可以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源泉。车士义（2009）提出劳动力素质应该适应新的产业结构，中国目前仍然存在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尤其是广大农村劳动力，虽然大量存在，却无法适应社会对农业以外劳动力的需求。在具体实施方面，依赖于对教育、公共卫生及健康、就业及培训等公共投资（胡鞍钢，2011）。

4.改革与完善养老保险体制。尽管中国已经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但实际实行的是混账管理的办法，① 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多年且规模剧增，不仅造成巨大养老金缺口，而且对人口红利的发挥造成束缚。蔡（2010）提出要建立起一个具有积累功能，而不是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功能或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可以利用劳动者的养老期望来增强储蓄动机，以及资本市场的增值来保持高储蓄率。在具体的实施方面，学者研究了以下途径：（1）全面构建积累制的养老金。杨娟（2012）提出以EET 延期纳税模式鼓励积累制养老金计划发展，以信托模式构建积累制养老金计划的安全运营机制，参考英国SERPS 计划的退出选择（contract out）机制，构建与收入相关联的强制型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划。（2）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袁志刚（2004）提出达到养老金增值目的首先要规范资本市场，现阶段可让社会保障基金通过委托国际性基金公司走向国际资本市场，得到尽可能高的资本回报。王怡等（2012）提出应借鉴英国经验，由政府设立专门投资运营养老保险基金的部门，来统一运营养老保险基金；并降低银行存款及国债投资比例，适当放开股票市场。而唐均（2012）呼吁“投资不等于入市”，反对证券投资，认为既有国情下仍应通过中央专管机构给予有保障的利率（譬如设立社会保险银行，保证比CPI 高1个百分点）以实现养老金增值。

虽然中国目前正在迈入高速老龄化阶段，但短期内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并不会消失殆尽。鉴于中国城市化虽然经历了超常规增长，但仍然有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等方面的非典型特征（蔡，2010），传统人口红利仍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结语

过去三十多年里，人口红利作为中国最为典型的要素禀赋，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全要素生产率三条路径促进了中国经济腾飞，而其作用的顺利发挥是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等相应制度的建立为前提的。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与有所改观但不甚完善的制度激励相容，从而对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面临老龄化时代的新挑战，一些不完善的经济、行政制度，以及长期存在的不良经济结构已经丧失了过去劳动力要素禀赋对其的替代和弥补作用（户籍制度束缚劳动力自由流动；养老保险体系面临日益增大的资金压力；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造成劳动力市场低效率等）。当老龄化打破了中国经济增长原有的稳态时，其对中国人口红利的继续兑现和进一步挖掘产生了客观的阻碍。而为了保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我们一方面要在给定人口资源约束条件下，纠偏人口要素的错配，提高既有红利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设计，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这些设想的实施需要落实在养老保障体制、金融体制的完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户籍制度的打破，以及一系列经济增长要素的联动之中。

可以说，能否兑现既有人口红利以及创造人口红利新空间，就在于灵活贯通的劳动力市场、完善的教育体系、合理健康的产业结构等一系列良好外部环境能否建立起来，其关键还是得依靠相关政策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这也是新的资源约束条件下提升经济效率的最优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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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老龄化带来的市场机会范文

【关键词】延迟退休 失业 年轻人

一、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在人口结构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加，养老金支付风险和人口红利的消失等问题的越演越烈，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根据《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在32个统筹单位中（31个省加上新疆兵团），如果剔除财政补贴，2010年有17个收不抵支，缺口达679亿元；2011年收不抵支的省份虽然减少到14个，但收支缺口却高于2010年，2011年达767亿元。这意味这中国养老金制度潜在的财务风险已出现明显化趋势，从另一方面也可以想象，如果继续保持现状不采取适当措施，这种风险将会扩大到何种程度。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主要是采取延迟退休年龄这一政策， 在我国，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提出推行这一政策。但延迟退休年龄究竟对就业市场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二、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分析

事实上，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年轻人，特别是16-24岁的年轻人。根据全国的统计数据，16—24岁的人口失业问题最为严重，他们大致占总失业人口的26%。此年龄段的失业人比25—34岁失业人口多26%，他们往往缺乏工作经验，自身技能单一，一旦遇到整个社会就业岗位减少的情况，总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本文将主要从延迟退休年龄对年轻人就业影响的角度来对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市场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延迟退休年龄不等于挤占就业岗位

表面上看，退休年龄的延迟导致更多的劳动者在劳动领域停留更长的时间，劳动市场上劳动力总供给量增多，对劳动力市场就业人员特别是年轻人有挤出效应。中国目前本身就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特别是近2年我国经济出现下滑趋势，政府虽然在努力为劳动者提供的更多的工作机会，但工作岗位毕竟有限，此时失业率将增加。

这实际是简单的认为，一个职工退休创造了一个新的工作岗位，这种认为是十分片面的。首先，一个经济社会就业量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是决定一个人消费需要的最重要因素，早退休职工收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消费水平自然降低，总的消费水平降低自然间接给劳动力市场需求带来负面影响。其次，人口老龄化加剧，如果退休年龄保持不变，退休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养老金缺口加剧，国家不得不通过提高费率、税率来保持养老金收支平衡，这自然抑制了企业的发展积极性，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下降，失业率增加。

相反，在此分析下，延迟退休年龄也可能为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除上述两方面的影响外，老年劳动力的经验往往更丰富，通过对其人力资本的开发，延迟退休年龄还可能增加经济总量从而创造新的就业。另外，老年人因其经验与技能是年轻人在短时间内难以替代的，其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替代关系。Kalwij（2010）就利用22个世界经合组织国家（OECD）1960-2004年的相关数据分析得出，青老年间的就业并不具有替代性，相反不同的年龄组具有一些微小的互补性。他指出，55-64岁间的老年人的再就业率会对16-24岁及25岁-54岁的就业证产生微小正效应，每增加1个老年再就业者，就会有0.059个青年人加入劳动力市场。

因此，可以看出，延迟退休年龄有可能对劳动力市场造成挤占，也可能为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这种效应的正负取决于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延迟退休年龄影响力的有限性

在比较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退休年龄的延迟可以有效增加劳动力供给，以应对劳动力资源供给不足的风险。但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我国每年离退休人员只占全社会就业规模的0.45%，不到1%，虽然每年这个规模在不断增加，但与总的就业规模相比，依然是非常小的。另外，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主要是体现在对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而非正规部门受此政策影响并非特别大。经调查表明，大部门非正规部门职工在到达退休年龄后往往会选择继续就业，城镇正规部门人员选择再就业仅占其很少一部分。可见劳动力市场每年受退休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并非想象中那么大。

中国城镇失业的主要特征是就业岗位的短缺与就业岗位的空闲并存，现在劳动力的过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剩，而是结构性的过剩，是低素质人才的过剩。特别是对大学毕业生而言，很多并不能适应老年人退下来的强专业性和技术性岗位，加之吃苦能力较差，其就业主要渠道就是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因此，延迟退休年龄对年轻人就业，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影响会更大。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延迟退休后，老年人岗位的再停留及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的更多就业机会，大学毕业生迫于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有限性，存在向非正规部门流动的趋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又缓解了其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负影响。

三、结论

当前，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就业效应的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延长退休年龄将导致失业人口激增、失业率上升；另一种是延迟退休年龄不会对就业造成严重影响，原因在于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就业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相反老年人的就业可能会有助于经济总量的增加，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本文通过分析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不存在绝对性。延迟退休年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而这种影响有可能是正影响也可能是负影响，影响的结果取决于上述分析过程中所提到的各种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而不是仅从某方面去进行片面的分析。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年轻人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需要在考虑综合因素的条件下，从实证上下更大的功夫去获得所需要的结果。

参考文献：

第6篇：老龄化带来的市场机会范文

关键词：低龄老年人 人力资源开发 路径

一、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4年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2124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755万人，占比10.1%，首次突破10%。根据国际标准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和唯一一个老龄人口超过2亿的国家，中国老龄化程度之深令人堪忧，但更应引起注意的是中国老龄化的进程仍在加速。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年均递增3%，远高于总人口增长率1.68%，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期。中国在二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完成了从“少年中国”到“银发中国”的转变，将“未富先老”这一问题摆在了一个突出的位置上。不难预见，中国将成为养老负担最高和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积极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充分发挥老年人口红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老年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

长期以来，对人口红利的研究集中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对宏观经济影响方面，较大程度地忽略了人口年龄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世界银行和国内外学术界运用“人口赢利”和“人口机会之窗”审视和预测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此为基础，老年人口理论（新人口理论）的提出完善了人口年龄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该理论强调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在延长，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的提高，也意味着可以利用的老年人力资源和老年人力资本的存量在增加。如果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快于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下降，总体上由于“传统人口红利”减弱所带来的生产能力损失就能够被生产性老龄社会带来的经济社会贡献增加所替代。

三、城市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现状与障碍

1.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严重不足

在低龄老人的年龄划分上，按照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的规定，60-69岁为低龄老年人，属于还能有所作为的年龄段。

从供给角度来看，我国现有8000万企业退休职工领取退休待遇，他们退休时的平均年龄只有54岁左右。60岁及以上人口中，健康状况较差的仅占 26.9%，在那些退休人口中有不少人是具备较高技术水平，积累丰富的专业技术和领导管理经验的。虽然为减轻老龄化现状政府实施了多项改革，但解决重点主要放在老年人的供养、社会保障及娱乐休闲上，却忽视了老年人的社会创造价值，潜意识里将老年人视为单纯的弱势群体和消费群体。这种“一刀切”的思维使许多仍有劳动能力的低龄老人被武断地排除在劳动力阵营之外。

从需求角度来看，《人力资源蓝皮书2013》数据显示我国技能人才总量不足，特别是高技能人才严重短缺。劳动力市场对中级以上技工的供求倍率一般在1.3-1.4，短缺程度严重的地区高达1.6倍，全国技工的供需缺口在2200万-3300万人。在这样大的缺口的存在的情况下，每年仍有不少拥有丰富技术和经验的老年人才不断地退出劳动力市场，造成老年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

2.对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存在认知偏见

认同是国家繁荣稳定的基础，但是当前社会大众仍未普遍认同老年人重返劳动力市场，传统的“退休后就该颐养天年”的观念桎梏了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对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也缺乏客观估价。当前社会主要注重的是老年人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满足，这些形式主要体现的是老年人的伦理性和被动性，忽视了老年人的进取性和社会参与性。即便是老年大学等教育组织，其课程仍然倾向传统文化、生活技能等方面，课程内容专业化设计的匮乏使得教育输出大多沦为老年人的“娱乐活动”，短视和非专业性现象严重，导致老年大学教育在对低龄老年人实现生产性的后职业发展上的作用显得微不足道。

3.以市场为导向的低龄老年人力开发系统相对缺乏

如今的人才市场基本上是年轻人的竞职中心，要实现低龄老年人力资源与劳动力市场的对接，使准备就绪的拥有相当经验和技术的低龄老年人在市场上找准自己的位置还任重道远。老年人才的开发利用还未被纳入人才市场建设的规划中，相关部门对低龄老年人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台搭建不够稳固，当前的老年人力资源收集程度和共享程度均较低，难以为有关部门规划和利用低龄老年人力资源提供决策依据，更难以实现老年人才与企业间的供需衔接，导致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陷入停滞阶段。

4.退休人员再就业的法律保障体系尚不完善

要使低龄老年人重返劳动力市场，至关重要的一步是低龄老年人得到企业聘用并且聘用关系得到法律的保障，但是目前法律和制度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支持和保障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激励机制和实施方案。当前，在退休人员再就业路径中，退休人员与企业间的劳资关系缺乏法律保障被广为诟病，严重挫伤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从企业角度出发，一旦员工达到退休年龄就不再受《工伤保险条例》的调整，员工一旦出现人身意外，企业需按侵权责任法进行赔偿，企业要承担较大的风险;从已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角度出发，《劳动合同法》已不能保障其权利，企业与员工间的劳动关系被劳务关系取代，此时员工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不但面临随时被解约的风险，其薪酬福利也将被大幅削减。

四、城市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路径选择

1.促使低龄老年人树立再就业的理念

由于固有观念，部分人群对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仍有心理抵触，这就要求国家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各个社区举办有关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宣传讲座，小步徐趋、渐进到位，慢慢破除老年人的陈旧观念。同时也在老年教育机构和课程内容上进行改革，包括改革现有老年大学，从休闲娱乐型向职业技能型转变;也可建立专业的老年职业教育大学，继续进修本职业技能;或是高校办老年职业教育学院，获得国家学历资格认可。运用一切可能的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覆盖老年职业教育，促使老年职业教育成为社会常态。

2.产学合作，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老年职业教育

通过老年职业教育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是一项行之有效的“人才储备机制”，它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低龄老年人参与社会所必需的培训内容，在主观上疏通低龄老年人的再就业和创业渠道，促进低龄老年人的“后职业发展”，从而使“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压力转化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毋庸置疑，但仅靠政府难以鼓动老年群众的积极性，企业也应广泛参与到老年职业教育中来，逐渐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局面。在职业培训方面，政府可委托社会经济组织来负责，并对其实施税收减免或进行补贴等优惠政策，实现产学合作、工学结合。这种“学校-企业”的模式可使低龄老年人才的供给与市场需求紧密贴合。

3.完善法律体系，为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提供制度保障

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是一个强政策性工程，有必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解决低龄老年人在再就业过程中遇到的收入福利、竞争激励、年龄歧视等问题。一方面，有关部门需加快出台例如《老年人就业保障条例》等保障老年人再就业的法律法规，针对低龄老年人的需求，提出具体的再就业政策，为低龄老年人提供一个良好的大政策背景;另一方面，改革企业退休制度，完善返聘制度，保障退休返聘人员的权利，学习日本制定《高年龄者雇佣稳定法》等法律法规：鼓励企业设计适合老年人的工作岗位，借鉴韩国开发“老年人工作岗位事业”，把推动低龄老年人再就业视为一项政府工程。

4.建立国家层面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体系

成立国务院下属的“人口老龄化对策委员会”，由各部委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计生委、教育部、财政部等主要部长级单位负责人和人口老龄化研究领域专家组成，制定国家层面的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政策。同时设立低龄老年人才数据库、建立低龄老年人就业指导中心、完善老年人才市场以及成立老年人再就业权益保护协会等，与当地政府、经济组织联手建设业务合作网络，提供各工作岗位信息，并理顺目前各个政出多门、归口不一的老年机构隶属关系，推动低龄老年人再就业，使点状的、分散的开发转向统一的、有组织的开发。（本文第一作者：王红燕;通讯作者：项莹、杨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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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孟.基于积极老龄化视野的我国老年教育发展策略研究[D].陕西：陕西师范大学，2014：1-2

[3]潘静静，程承坪.中国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3（3）：65-72

[4]余兴安，陈力等.人力资源蓝皮书：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李学书.中外老年教育发展和研究的反思与借鉴[J].比较教育研究，2014（11）：55-57

[6]K.W.夏埃等.成人发展与老龄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第7篇：老龄化带来的市场机会范文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债；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2-0015-02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现阶段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现象，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带来的问题主要是指人口负债，在医疗、财政支付和养老保险制度上。随着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逐渐消失，社会老龄化的现象越来越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我们可以认为人口红利是对往期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收入，那么人口老龄化就是人口变迁所呈现的经济、社会负债。

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主要表现在出生率、死亡率、人口增长率和总负担比、儿童抚养比以及老年抚养比两个方面。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是在国家政策的实施下提前发生和进行的。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到90年代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开始显示，但是随之2000年，全国65岁以上老人占全国人口总数达到了7%以上，也预示着中国人口老龄化也提前到来。

从下图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出生率从1978年到1987年都处以一个上升时期，最高点在1987年达到23.33个百分点。但从该年以后出生率都处于一个下降趋势，从最高点开始下降到2010年11.90个百分点；死亡率的变动情况一直处于一个变幅不大的水平区间，但是2000以后可以看出，死亡率开始上升。由于死亡率保持一种不变的速率，人口增长率的起伏与出生率正相关，在1987年是一个临界点，该点之前，人口增长率表现出高增长水平，1987年以后，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

从人口总负担比、儿童抚养比和老人赡养比的情况来看，总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正相关。自改革开放后，人口总负担比与少儿抚养比开始下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1987年，在这一阶段总负担比和儿童负担比迅速下降，可表现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儿童数量开始下降而劳动者开始增加；第二阶段是1987年到1999年，总负担比和儿童负担比变化不大，处于平稳波动过程，可认为经过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率陡然下降，但是随后出生率达到平稳下降水平，此时劳动力却在之前儿童成长后开始增多，也达到劳动者数量略有增长的平稳过程；第三阶段是2000年到现在，经过十多年人口变化后，十年前的劳动者开始走向老人阶段，老龄化开始出现。因此，总负担比中老人负担比开始增加，儿童负担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更加理性地对待“一个孩子“的问题，出生率下降。老人抚养比在三十多处于平稳增长阶段，以2000年是一个临界点，在2000年老人负担比上涨到7.0%以上，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

中国经济奇迹有很大因素是来源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国经济增长中人口劳动力的贡献超过了25%。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式微，对于劳动力的减少和老人抚养比的上升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就是说人口年龄结构的进一步的发生改变，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不确定的影响。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15岁-59岁的劳动者在2008年出现下降，2012年出现负值，15岁-65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将会持续到2014年，达到9.97亿人口。社会总供给劳动力数量开始递减，劳动力出现短缺既能表现在总数量，也能表现在质量上面，中国对儿童成长教育的观点是以读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为荣，而对少年去参加技校，学一门技术的职业学校却带有鄙视心理，这种心理的作用也造成了我国劳动者在蓝领阶层出现短缺，在大学生及以上学历的水平上毕业生出现过剩的现象。

通过分析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变动轨迹可以总结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总体呈现以下特征：第一，劳动人口在总人口比重逐渐上升，其中劳动人口中的就业人数也呈增长态势；第二，相比劳动人口比重，少年和老人人数在总人数的比重呈现相反趋势，儿童少年人数逐渐下降，老人人数比例逐渐增加；第三，与经济增长速度相比，人口结构转变速度要高与经济增长速度，这种人口转变速度不是指的是人口增长速度，而是人口逐渐老龄化速度加快，与之相配套的经济增长总体结构并不能与之相适应，会呈现养老福利基金缺口现象；第四，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特征和人口红利的出现、消失以及老龄化的出现是在计划性政策的干预和经济发展共同驱动的结果；第五，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具有不均衡特征，表现在城乡变动不均衡和地区变动不均衡。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不均衡是因为农村中存在无限劳动供给使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迁移，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不均衡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是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相东部地区迁移，随着西部地区的大开发政策和中部地区的崛起政策，以及东部发达城市生存成本过高导致东部地区劳动者又开始向中西部地区流动。

二、人口负债分析

随着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就是人口变迁所呈现的经济、社会负债。老人的增加，势必会增加财政支付和较少生产劳动力，降低社会总体收入，对于这一系列的影响，可认为是人口负债。

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负债上面。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时期，但是中国经济尚未达到应有的发达水平，人民生活水平还没有得到质的提高，社会养老保险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中国现行家庭的“四二一”格局使得家庭赡养压力增大，中国将会出现“未富先老”的局面。中国由于在政策上对人口变动实行强制性的管理，使得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其他国家变动不一致，在中国经济运行规律上也表现不一致，使中国在没有达到富裕水平的时候人口就已经在开始老龄化，而这种“先老”的局面也增加了社会劳动力供给紧张的情况。

根据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在2030年以前，中国0-14岁区间的人口比重逐步下降，15-64岁区间的人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情况。劳动人口的绝对规模在2015年将会达到最高点。从而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信息，中国人口总体不仅出现老龄化，并且劳动力人口也在将来出现老龄化现象，这种现象对经济增长将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也可以认为是提前到来的人口红利对在未来进行经济补偿，也就是人口负债会在我国出现。

三、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分析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后其增长速度年平均达到了9.79%，这种高速增长状况一直保持着持续性，被世界称为“经济奇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是以高投资为主要形式，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较高的资本形成率促使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这与索洛模型所得出来的结论向左。索洛模型认为，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比率与人均产生水平成正相关，高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可以促使人均产生的增加，但是这种稳定状态不是稳定的，具有不可持续性。中国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是因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在劳动力市场供给方面有充足的劳动者。劳动者在各部门自由流动，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从农村向城市地区迁移，使得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

但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逐渐增加，劳动者所占比开始下降，劳动力市场的无限供给开始向有限供给方向发展，“刘易斯拐点”即将出现。基于此背景，中国一直保持的高投资驱动高增长的模式可能受到挑战。另外，具有工作收入的人群具有投资扩散效应，他们对投资和储蓄的需求会导致外资流入国内；但随着人口偏向老年型转移，这种投资扩散效应也开始消失，随之对资本流入造成影响，甚至可能出现资本外流的情况。

第8篇：老龄化带来的市场机会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经验对策； 借鉴； 发达国家； 中国

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1.017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日益受到全球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国际上公认，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时，即进入老龄化社会。一些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中叶就跨入了老龄化社会，如世界第一个老龄化国家法国、“老人王国”瑞典、“长寿王国”日本以及西班牙、德国等。David预测到2050年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将同样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目前国内外关于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不同国家或地区老龄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分析和预测。如Karl分析了近50年来奥地利人口的时空演变规律及特征[2]，Joshua对2050年美国老龄人口规模和老龄化程度进行了预测和分析[3]；李日邦等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时空间分布特点及区域差异等进行了研究[10-12]。（2）老年人群相关社会问题研究。主要包括老年人贫困问题[13]，老年人日常生活行为时空分异[14-16]，老年产业发展和社会养老设施建设[17]等。（3）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Sumiko等对老年人口及年轻人口迁移对日本传统社会养老模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4]；David、Frank等利用OECD国家相关数据，对各国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应、居民储蓄以及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5]；张桂莲等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消费、储蓄、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养老保障等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8-20]；魏立华等对老年人口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21-22]。（4）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研究。如Maliki、Linda等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议[6-7]；绍国栋等对我国退休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23-24]；李春玲等对国内外企业年金制度的实施和现状进行了比较研究[25]；姚静等就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模式的选择和转型进行了探讨[26-27]。已有研究对人口老龄化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但尚缺乏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本文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趋严峻、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以已有研究为基础，选择瑞典、日本、美国、法国等几个较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系统总结它们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的典型对策及特点；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我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对策和措施。对于有效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对策

2.1 鼓励生育，应对少子化，促进女性投入劳动力市场，保证劳动力持续供应

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时存在于老龄化社会，两者紧密相关且影响劳动力的供应。因此应对少子化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外进入老龄化较早的国家从完善刺激生育的福利待遇和保障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职工重返劳动力市场两个方面解决少子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一方面，政府采取育儿津贴和带薪假期，向离职生育期间的女性提供一定的医疗、营养和薪资等补助和津贴，刺激女性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公共福利在儿童教育、看护和医疗等方面的投入，推行并延长“爸爸月”，缩短低龄儿童父母的工时，实行父母保险（即企业给父母双方带薪假期以照顾幼儿；保证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能重回原工作岗位或者提供类似的工作等）等，以缓解家庭看护幼儿的压力，使父母双方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双重责任，保证女性职工能重回劳动力市场（表1）。

2.2 延长退休年龄，保证老年劳动力来源，缓解政府养老金支付压力

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普遍通过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法对退休年龄制度进行了改革。延长退休年龄，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高领取退休金的最低年龄，将现行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向后延迟，相应延长工作年限；另一种是设立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即对不同退休年龄的老人给予不同数额的退休金，退休年龄越大，退休金数额也越大。日本、德国和法国等主要采用第一种方式延长退休年龄，如日本政府在2006年把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法国在2011年将最低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德国政府计划在2011和2018年期间逐步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28～29]。瑞典和美国等主要采取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如瑞典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对于提前退休的60-64岁的职工，每提前一年退休减发退休金的5%；65-70岁的推迟退休的人员，每延迟退休1个月增发退休金的0.6%；对于有经验且有能力继续工作的退休老人，政府为其提供做义工的机会并根据他们提供服务的多少增发一定比例的退休金（表2）。

2.3 完善社会服务支撑体系，推行“以居家式社区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模式

根据养老场所和居住方式的不同，养老方式可分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受老龄人口增加、女性就业率提高和年轻劳动力迁移影响，空巢老人数量不断增加，传统居家养老模式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而机构养老又受到老年人经济状况和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而在现实中难被老年人接受[27]。目前国外老龄化国家的养老模式主要以居家式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在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居家式社区养老的服务体系中家庭养老发挥着基础作用，但在个人和家庭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引入社会化服务；政府负责采取相关激励政策引入市场机制实现项目建设及服务活动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并协调参与建设和服务的各主体的利益关系；社区负责培育在宅服务人员并不断拓展服务业务范围为老年人上门提供帮助，服务内容主要有住房维修、日常照护、医疗保健和精神慰藉等[30]。养老服务所需的资金来源在不同国家会有所不同：如瑞典的养老服务带有很大的福利性质，服务费用主要由政府承担，但老年人如果想获得更好的服务就必须自己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属于“国家负担型”；美国老年人养老服务所需的资金主要由个人承担，属于“个人负担型”即“投资人同时也是受益人”，这种“个人负担型”的资金来源方式也使得美国“以房养老”的发展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表3）。

2.4 建立多样化的养老金保障体系，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经过不断改革和调整，世界主要老龄化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了从单一养老保障制度向多支柱体系的转变[31]。目前这些老龄化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三种基本的保障制度：基本养老金制度、企业年金制度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金制度。其中，基本养老金制度是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础，一般由国家按照统一政策规定向符合条件的人员支付；企业年金制度是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大支柱；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后两种制度对缓解国家养老金支付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老龄化国家的基本养老金的资金都来源于政府，用于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各国也十分重视企业年金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如美国政府推出“整合企业年金计划”， 把企业年金计划提供的养老金与公共养老金制度所提供的基本养老金进行协调。目前，美国企业年金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国家管理的社会养老金规模[25]。另外，美国不同运营规模的企业间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不同；日本则依据国内劳动力结构，在不同的行业实行不同的养老金支付方式和资金分配比例，从而使得养老保障体系不仅具有“多支柱”的特点，还具有“多层次性”（表4）。

2.5 开发老年人市场，发展老年产业，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

除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人口可持续发展、劳动力供应和社会保障体制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外，开发老年市场，发展“老年产业”是解决老龄化问题、促进经济发展的另一有效途径。国外发达国家的老年产业一般遵循“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模式，即政府建立市场规范和行业标准，并采取相关的优惠和扶持措施，按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引导企业向老年产业领域投资推动老年产业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目前，国外的老年产业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围绕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发展的产业，如老年餐饮、老年人用品生产（保健品、化妆品、服装、交通辅助用品、体育健身用品、生活辅助用品等）、老年房地产开发等；第二类是围绕老年养护形成的产业，包括老年公寓、养老院、老年保险、老年医疗康复用品生产、长期照护产业、医护人员培训等；第三类是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发展起来的产业包括老年大学、老年旅游、心理咨询、老年图书馆、老年电视广播节目等。另外，由异地养老和跨国养老而带动的养老产业在一些自然环境良好、适宜老年人居住的地区逐渐兴起（表5）。

2.6 注重法制建设，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为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与老年人有关的福利保障、产业发展政策等的有效实施和运行，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及相关的管理机构。目前日本与老年人有关的法律体系由《国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等三大支柱及《介护保险法》组成[32]；美国政府先后颁布《社会保障法案》（自1935年实施后经过多次修改与完善，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养老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与救助制度等），《美国老年人法》和《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法》等[33]。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利用国家权力对法律的运行和实施进行监督和管理。如美国政府设立的专门管理老龄问题的机构包括老人问题管理署、政府老龄问题顾问委员会和社会保障总署[33]；瑞典政府设有三个“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和一个“高级公共保险法院”，当公民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的权利不能实现或受到侵犯时，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公民对地方法院判决不服时，还可以继续向高级法院申诉。

3 国外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对策的主要特点

3.1 “开源节流”的人口政策、退休年龄和养老金制度

主要老龄化国家从人口和劳动力的出、入端来应对老龄化及由老龄化带来的少子化、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支付压力等问题。如鼓励生育、吸引海外移民的政策，拓宽了劳动力的来源；推行“爸爸月”和父母保险等为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保障；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或施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则延长了老年劳动力的工作年限，减少了老年劳动力的流出。这些措施共同减少了老年人口的比重、保证了劳动力的持续供应。在养老金保障体系方面，主要老龄化国家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的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金保障体系拓宽了养老资金的来源、缓解了国家支付巨额养老金的压力，也使得现有的养老金保障制度更具生命力（图1）。

3.2 “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制度

主要老龄化国家在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时坚持以“平等、共享，自助、互助”为原则，注重对老年人的人性关怀，尊重老年人的生存尊严、为每位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重视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金在养老体系中的基础作用，保障全民基本生活需要；同时明确规定了包括政府在内的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在缴纳养老金和社会保险时所必须承担的比例，所有公民“要想获得更多的福利、享受更好的养老服务和设施，就得付出更多”，由此建立起了“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制度。

3.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政企合力，多方应对

主要老龄化国家意识到单纯依靠政府养老的压力和不足，采取了“政企合力，多方参与” 的策略来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不管在发展老龄产业，建立社会服务网络、推行居家服务的养老模式，还是在建立多元化的养老保障制度等方面，政府在积极发挥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引入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的力量，构建起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和投入模式，从而保证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各项制度和社会经济等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 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经验借鉴

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不单涉及人口生育政策，还与社会保障水平、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的生育意愿等密切相关，涵盖社会物质、文化和制度生活各个层面。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尚缺乏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完善的法律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在以老龄化为契机、开发老年市场形成全社会力量“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局面等方面，与国外发达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特点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在国内各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性有其形成的内外因条件且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一方面要肯定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所取得的重大成效，继续把“实行计划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人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和新问题，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协调，坚持科学指导，坚持创新发展”的基础上，尊重客观差异性并考虑制度的公平性和弹性，从完善各项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以老龄化为契机促进老年产业发展经济入手，“因地制宜”地采取应对措施统筹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4.1 “分区域、分行业”，建立适合不同区情和行情的退休年龄制度

我国自1950年颁布退休人员管理办法以来，现行的退休年龄制度仅有过两次（分别在1983年和1990年）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规定[54]。考虑到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和人口结构等各方面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确实有再次进行改革的必要。我国是在“未富先老”和“城乡二元结构”二者并存的国情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相适应，同区域差异、城乡差异、贫富差异等问题相互重叠[10，13]；从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就业的影响来看，由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不十分突出[24]。这些特点使得我国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极具特殊性和复杂性且不能在短时期内一蹴而就。大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没有进行改革的必要；但从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二三十年，我国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我国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不同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特点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为实行地区间和行业间有差别的退休年龄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34]。因此，我国可以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具体情况，将改革退休年龄制度与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相结合，积极探索渐进式的改革退休年龄制度的方式。针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较严重的地区以及对技术和经验水平有要求较高的科、教、文和政、企高管类等行业，可以采取梯度式的退休年龄制度并适当提高退休的最低和最高年龄，鼓励老龄人口延迟退休或退休后再就业；针对处于底层、体力劳动强度较大的行业，可以采取按工龄计算的弹性退休制度，在退休年龄上给予照顾。

4.2 改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并普及企业年金制度，优化养老保障体系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保障水平偏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尤其是农村老人；二是全国实行的“统一标准”与经济发达地区的标准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对这些地区来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建立“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体系的做法采取改进措施：以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重视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构建更加公平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各省市、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设立不同的缴费和待遇标准，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刺激居民参保的积极性和有关措施实施的有效性。

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的第二大支柱—企业年金制度，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并存在相关法律法规缺失、规模小、覆盖面低和基金收益率低等问题[35]。所以，现阶段我国最重要的是制定相关法律框架给予企业年金明确的法律地位和实施办法，以法律的形式严格界定企业年金同基本养老保障的关系，企业年金的保障范围、水平、权利和义务以及企业年金的组织和监管体系等；同时注重有关企业年金投资管理的配套立法，发挥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作用，拓宽企业年金的投资渠道、减少收益风险、提高企业年金基金的收益率[35]，以刺激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管理层的参与意愿，逐步提高企业年金制度的参与率和覆盖面。

4.3 “因地制宜”，发挥家庭、社区、机构等多方作用，引导多种养老模式的构建和完善

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使得家庭养老的功能日益弱化，养老模式的选择和转变逐渐正在成为解决我国庞大数量的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探讨的焦点。目前我国正处于养老模式的转型阶段，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家庭的养老功能都在逐步弱化，居家式的社区养老模式正在兴起[27，30，47，57]。考虑到居民传统的养老观念以及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应坚持以“充分发挥家庭、社区、机构等各方面在养老中的作用，引导多种养老模式的构建和完善”[30]为要旨，在弘扬“孝道”思想、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的同时，鼓励并扶持社区老年服务组织的发展，明确将社区老年服务体系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之中并作为政府支持和发展的重点，使社区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构建居家式社区养老的服务模式[27]。针对不同的地区和家庭类型有重点地采取养老抚助政策：在农村地区，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和社会化养老的宣传力度，发挥社会和集体养老的补充作用[57]；在城市地区，以市场为导向并采取激励政策推动城市养老向居家式社区养老模式的转变；另外在有条件的城市地区可以借鉴国外“以房养老”的模式，加大“以房养老”的宣传力度和业务试点并对其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造[55～56]。最近几年来，我国“失独家庭”和“421家庭”的数目越来越多，这两类家庭的养老压力也日益明显。政府可以在社区养老服务组织和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实施一定的优惠和扶助政策鼓励慈善团体、非营利机构大力兴办公益性老年服务机构，给予上述两类家庭物质和精神照护。

4.4 做到“两个结合”，针对主要领域发展老年产业

目前我国老年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36]。因此，未来要加强老年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做到“理论研究与政府决策、企业产品开发和市场培育相结合”，重点对老年人的需求及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老年产业特征、市场规模、基本规律及老龄化过程对市场体系的影响等进行研究，从而为政府科学决策和企业老年产品开发提供理论咨询和支持。另外，国外有相当数量老年产业是围绕居家式社区养老而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与推行社区型居家养老模式相结合，以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使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和“老有颐养”为主线，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在养老产业发展中的作用，重点在养老机构和设施建设、养老入户服务、护理、老年用产品等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领域，开发一批满足老年人需求、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产品。具体措施为：政府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推进公办示范性养老机构建设，同时提高对养老机构建设和运营的补助标准，建立健全养老机构用地、用水、用电、用气等优惠政策，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尤其是鼓励发展医养结合型护理机构以及养老护理人员培训机构和专业服务队伍的建设，以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使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颐养”；政府或企业在以城市社区为依托建设综合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站，为居家老人提供家政服务、生活照料、康复护理、文体娱乐和精神慰藉等社会化服务的同时积极向农村社区推进，形成以点带面的联动的效应，不断拓展养老入户服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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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老龄化带来的市场机会范文

关键词：农村城镇化 农村养老 循环经营

1、我国老龄化趋势严峻，农村老龄化趋势更加突出

农村老龄化速度将快于城市。因为计划生育初期，即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无论城市或农村，生育率下降的速度都很快，但城市略快于农村。进入90年代以后，城市的生育率基本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农村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从水平上看，城市人口的生育率从80年代中期就已经达到了相当低的水平，妇女总和生育率约在1.0左右，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太大幅度的下降。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则从70年代的6.4下降到了80年代的3.5左右，到90年代已达更替水平以下。由此可以看出，未来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会大大快于城市。

随着我国市场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建设的逐步推进，农村大量青壮年涌入城市将不可避免，从而导致农村老年人口比例会大幅度上升，城市人口老龄化速度放慢。21世纪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会高于城市。而且由于城乡差距和城镇化建设使农村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更加突出，应引起足够重视。

2、城镇化建设给农村养老带来新的问题和需求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建设在各地区的发展，虽然在解决城乡二元经济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建设速度过快，一些配套措施不完善，模式也相对简单，没有充分考虑农村老龄人口的具体问题，因此给农村老龄人口的养老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需求。

2.1城镇化建设使农村原有的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使更多的老龄人更加封闭

根据对城区周边城镇化社区的调查，很多在原来本家聚居，家庭之间互相照顾的情况下，很多老龄人家长可以互相走动串门照顾，但由于搬进新型社区，彼此之间距离远了，联系少了，大家都是大门紧闭。原因有三：一、人多了安全问题凸显。二、社区管理混乱，不信任感加剧。三、配套设施不完善，沟通机会少。

2.2过渡时期的城镇化建设给农村老年人带来新的负担

城镇化建设使人口集中，庭院减小，使一些家庭养殖，种植成为不可能。由于文化程度低，接受能力差，很多农村的老龄人唯一的爱好就是种地，养殖。因此一些城市社区的休闲方式并不完全适合农村社区。

再者农村老年人基本都是弱势群体，无法适应社区改革带来的负担。他们在没有满足原来的需求的情况下又带来新的负担，生活更加沉重。一些老年人只有一人住在老村庄，政府在破坏了他们原有的生活环境却没有给他们提供新的生活环境，他们的养老没有得到改善反而下降。

2.3农村妇女的比例大于男性，因此应该特别关注农村妇女的养老需求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我国老年妇女文化水平低，生育子女多，青年时就业率低，职业妇女多数从事体力劳动和工资较低的工作，退休年龄又早于男性，因此收入较低，又因为女性人口寿命长于男性，因此寡居者比重较高，因而她们是更加贫困和脆弱的群体，所以我们在城镇化建设中应特别关注她们的养老需求。

3、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养老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3.1城镇化建设关乎社会的改革，应统筹兼顾制定完善的建设方案

地方城镇化建设不能操之过急，应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先搞，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然后再逐步推广。在建设过程中应该充分论证后，在政府主导、人民群众的监督，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下进行。而且还得特别关注老年人这样的弱势群体，体现出城镇化建设是一项惠民工程。

3.2走养老服务专业化的道路

其一，实行准入制度。当前应尽快出台老年服务的相关法规，规范服务市场，严格就业门槛，实行资格考试，从业人员通过考试后方可从事相关职业。其二，加强学校教育。随着养老形势日益严峻，未来对老年服务专业人士的需求将会大大增加。学校教育应契合社会形势的发展，加大培养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力度。其三，利用各种形式组织培训。如社区、各职业学校也可以开辟这块阵地，从事培训，尽快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通过以上方式，社区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就能得以储备与保证。？？？

3.3建设城镇社区养老循环经营模式

农村城镇化社区建设过程中必然遇到土地，资金，人员等很多实际经营问题。所以在建设过程中应找到一条循环经营模式。首先，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留出社区经营性菜地，养殖区等专门提供给老年服务中心的土地。土地在群众的监督下合理利用，为社区提供经营性农副产品。其次，建立老年社区服务队，在老年人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发挥他们的社会价值。最后，政府应制定城镇社区建设实施方案，不应该摸着石头过河，政府应该在建设之初就充分考虑到农村老百姓的实际问题，也应特别关注到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这些都是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关键。

总之，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带来了一些农村老年人养老的问题，因此在今后的城镇化建设中应特别关注农村老年人养老的具体问题，利用科学统筹，制度管理，政府支持，社会关注，群众监督等方法一步一步的去解决他们的问题。我想我国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能走出一条自己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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