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的现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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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当前宏观经济的现状范文

【摘要】国际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无法为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提供合理的解释。因为传统理论在考虑内外均衡关系时主要关注两者之间的总量平衡，而忽视内外均衡的结构性互补关系。通过考察内部结构调整对外部环境的要求，并结合中美两国当前的经济结构特征，不难看出，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两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的特征和潜在的互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摩擦的产生和解决过程就可以称为协调两国内部结构调整的契机和手段。

一 背景：问题的提出

过去几年，中美两国的经贸交往全面发展.但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也不断升温，并日益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一个热点。进入2003年以后，贸易摩擦升温的趋势更加明显，继美国政府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断对中国政府施压以后，针对中国一般制成品出口的贸易保护措施也被美国政府相继付诸实施。

从中美经贸交往的历史来看，每当美国临近大选年，中美之间总会出现一些争执与摩擦。对于国内外很多关注中美经贸交往的学者来说，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定式。毫无疑问，大选前各经济、*利益集团的角逐，是影响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中美贸易摩擦升温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有人认为除了*因素的影响外，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贸易过程中出现一些摩擦和争执也是必然的。这类似于自然界中混沌和秩序的“和谐悖论”。这两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学者看待中美贸易摩擦的主流观点。

从这两种观点出发，一方面，大选因素只是暂时的，也是中国无法左右的；另一方面，贸易规模扩张和摩擦增多之间又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那么，中国似乎只能采取“无为”的策略。然而问题绝非如此!*利益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离不开经济利益的支撑；规模只是一个总量指标，它掩盖了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贸易结构并没有背离中美两国经济结构的对比现状，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工和交换的特点。因此，如果只是基于静态的分析，我们会得出中美之间不应该出现摩擦的结论。而就*利益来说，一方面，美国在传统产业受到来自全球的竞争，中国在其中的份额并不大；另一方面，为维护这些传统产业的利益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必然要牺牲其他行业的利益，如流通行业或整个服务业。考虑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一直与中国竞争美国市场，美国对中国的产品施加各种保护主义措施，很难改变其国内传统产业的现状，而且会引发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执。

从目前流行的观点出发，我们很难理解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为此有必要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去展开分析。为寻找这个新的分析视角，我们首先分析中美经贸交往赖以发生的大背景。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WTO的诞生，人们所期待的平和、有序的国际贸易环境并没有如期出现。相反，发达国家内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凸现了现行多边贸易和投资体系的不足。从西雅图到多哈再到坎昆，WTO框架下的多边谈判不断重复无果而终的结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美国经济的调整为先导，世界经济步人一个普遍而深刻的结构调整期。

结构调整通常伴随着经济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集中爆发，从长期来看，这是维持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必要条件；但是在短期内，这往往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各种经济、社会和*问题激化。这种短期阵痛可以说是经济调整的必然成本，关键是一个经济体能否承担、消化和吸收这样的成本。一方面，这受制于一国内部的各种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另一方面，在开放经济中，这还受制于外部经济环境。以国际贸易、投资等为纽带的国际经济传导机制，为各国释放内部调整压力、转移调整成本提供了条件，但也增加了各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不和谐性。

多边贸易—投资体系的制度调整滞后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这样的体系自然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对外经济政策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和谐因素就会不断激化，并演变成现实的贸易摩擦和纠纷。这是世界经济理论和实践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中，伴随着各国经济的涨落，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交替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自然规律。反映在理论上，就是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在贸易领域永恒的纷争。

结合全球性结构调整趋势和多边贸易、投资体系在目前所遇到的发展困境，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将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国际贸易领域的所有问题是不是都符合这个特征?具体到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各国自身的结构调整又是如何发生联系和作用的?这个过程又是如何导致摩擦的?我们试图在理论层面上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

二 分析问题的视角：开放经济的动态均衡

国际交换问题的传统分析框架是斯密、李嘉图等人所开创的古典贸易理论，它强调优势互补下的分工和合作原则。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自由贸易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无法在这个分析框架下得到解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古典贸易理论过分强调贸易的福利效应和帕累托改进，忽略了利益分配和利益转移问题。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则是用另一种分析范式分析国际贸易和产业成长过程的融合，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两种研究范式的交织和竞争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变化的主要线索。20世纪70年代以后，为了反映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等新贸易理论逐渐成为西方学者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的主要方法。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新贸易理论分析了国际水平分工和国际贸易背后的利益创造和利益分配机制，对自由贸 易和保护贸易各自不同的政策效应进行了分析。

在考虑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时，上述理论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差异基础上的分工、合作和自由贸易，它与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是不相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所要保护的是处于成长过程中的产业，这些产业必须有发展前景和长期发展潜力。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相关产业主要是纺织、钢铁等一般制造业，这些产业在美国不是幼稚产业，而是接近生命周期尽头的“衰退产业”。新贸易理论分析的是水平分工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和相关政策，这同样不符合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对比的现状。

但是在这些理论框架之外，我们又该如何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呢?为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在开放宏观经济这样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考虑国际贸易及相关政策问题。在开放的宏观经济中，外部均衡是不同国家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的交集。国际贸易之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正是在这个交集中发挥的。国际贸易的变化直接改变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进而影响一国经济的整个外部均衡状况。这是国际贸易政策直接作用的对象，但不是国际贸易政策的终极目标，国际贸易政策最终要影响的是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这也是开放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总目标。从这样的目标出发，国际贸易政策的形成和实施过程都必须依赖和服务于开放宏观经济的整体均衡关系。

内、外均衡是开放宏观经济中最基本的两个平衡关系，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取决于内部均衡状况、外部均衡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和谐程度。因此，国际贸易政策的实施必然依附于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不仅要反映贸易收支或外部均衡状况，更要反映宏观经济的内部均衡状况以及内、外均衡之间的协调程度。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贸易政策必须顺应内、外均衡之间的配合和协调状况。通常的理解是，在内、外部经济同时实现均衡的基础上，开放宏观经济实现总体均衡，这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理想状况。但实际上，内、外部经济同时达到均衡只是一个静态环境下的理想情况。在动态的环境中，宏观经济总是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同时实现均衡是一种“刀刃情况”。更普遍的情况是内、外经济各自都是非均衡的，但它们结合在一起却能实现经济的总体均衡。进一步说，这种状况不仅反映了现实中开放宏观经济的常态，更反映了外部经济在维持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平衡过程中的作用所在。这也可以说是“开放”两字的意义所在。在总量关系上，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在结构关系上，国内供求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在这样一种互补关系中，国际贸易政策的实施方向不仅要维持外部均衡，还要促使进出口适应内部经济的发展、变化和调整。

第2篇：当前宏观经济的现状范文

关键词：国际 金融危机 宏观经济 难点问题 分析

在当前情况下，尤其是在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并且因为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也造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变革表现的更加复杂，对于宏观经济的发展来说，其难点不断增多，并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因此，加强新形势下的经济格局研究，特别是金融危机下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研究意义重大。对此，我们必须明确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进而不断探索，寻求科学有效的方式及方法予以解决。

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问题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国家开始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也出台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一来，虽然确定了经济的增长，但这种模式也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和负面作用。因为，在这种货币政策下，出现了投资以及建设的重复，而且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间的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开始逐渐减少，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力加强投资建设就会在一定的程度上造成产能的过剩。与此同时，在“保增长”的要求下，一些地方部门也在进行盲目的投资，并进行大量的重复建设，这也就进一步的造成了产能的过剩。盲目加大投资力度，导致重复建设、产能过剩。通过投资增长来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由此导致各个地方过度投资、恶性竞争及产能扩张局面变得更加难以控制。而在这种生产的要求下，必然的导致对生产资料的大量需求，随之而来的就是生产成本和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扬，进而出现通货膨胀。因此，在金融危机影响的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定的盲目投资，这样也使得今后经济的发展空间缩小，同时因为大量资产的投资，也极易造成市场上的通货膨胀现象。

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就业之间的矛盾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机遇。而且加强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调整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进而逐渐减小危机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必然的要求着我们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乃至于优化升级。对于宏观经济来说，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创新，对于以往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要予以摒弃。尤其是一些传统“高能耗、高污染、高投人、低效益”的发展轨道。在生产成本日益上涨的情况下，我们必然要选择集约化的生产道路，而不能单纯的依靠投入大量人力进行的发展，要实现技术的创新，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在危机过后世界经济格局也将开始重新的布局，这样一来，激烈的市场竞争必然迫使着我们加强产业的升级。与此同时，因为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我们的产业和市场划分也表现为更加激烈的状态。所以，企业正在寻求新的科技和产业优势，尤其是对于我国的企业来说，其产业结构的调整正在改变以往单纯依靠人力的发展路线，由此一来，也将导致我国的就业出现压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就业之间出现矛盾。这是当前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难点，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协调好的重点问题。

三、扩内需与供给增加及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问题

对于经济的增长来说，必然要不断的扩大内需，因为只有消费，才会带动各项生产的开展进行，进而有效的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对外贸易出现下滑，出易开始减少，这样一来也就导致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放缓，同时造成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增长受阻。因此，在对外贸易缩减的情况下，我们要实现宏观经济的发展就要不断的扩大投资和国内消费，这是当前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当前加大投资促进生产的办法，主要是生产需求，其带来的消费需求则往往是一次性的，难以持续拉动内需。同时，随着投资的增加也将转化为生产能力，即又形成供给，将进一步加大供求结构失衡，供需矛盾加深。所以，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来说，只有消费和内需才是我们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但是，在我们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却有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这就形成了经济增长的一大阻碍。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城乡居民的收入普遍较低，因此其消费能力也相对较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经济的发展过分的依赖于投资来带动，这种情况下，以政府为主体的大规模投资，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居民消费的合理增长，甚至导致积累和消费的失衡。而且，在收入的分配上，大多数的分配是倾向于国家以及企业的，而居民的收入增长则相对缓慢，消费能力自然不足。尤其是对于消费主体庞大的城乡居民来说，其收入的增长是缓慢的，因此消费能力相对较弱，难以形成加大的内需，进而使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是相对落后的，这样一来也在很大的程度上造成了居民消费信心的不足，进而限制了消费的增长，有钱但不敢花的现象表现的较为普遍。由此可见，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持久稳步增长是需要内需带动的，但是如何增加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强城乡居民的消费信心，这是我们这个人口数量庞大的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重点。

四、产业布局的转移造成环境的压力增加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寻求新的增长点，而对于幅员辽阔的地理来说，西部就是一大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其资源相对丰富，同时人口众多，加快产业结构的布局调整对于经济的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种背景下，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及市场开拓有利于带动内部需求和经济的发展。但是，因为产业的转移也对中西部地区的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因为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是相对脆弱的，而随着一些重工业及制造业的转移，对于当地资源的开发加剧，如何科学的开发中西部地区的资源是我们当前应该重视的问题，尤其是西部的生态环境、江河水质以及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西部经济的发展。所以，产业结构的转移和调整，将会给西部原本就相对脆弱的环境造成破坏，进而出现恶化，反过来也影响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如果强行推引一系列污染严重，自然消耗大的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大规模转移，将会带来一系列较为严重的后果。由此可见，在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转移过程中，西部虽然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区域，其可以很好的依靠自身的资源以及劳动力优势促进产业结构转移的顺利开展，并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在我国产业结构转移的过程中也必须要重视对环境的管理，要走人与资源和谐发展的道路，并且要避免不科学合理的经济行为，努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于宏观经济的发展来说是一大控制要点，同时也是难点和必须要重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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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虹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难点问题分析［J］.市场论坛，2011,（1）

(上接第186页)

价值增值上了，追求预算数据的内在本质――企业管理水平和作业活动创造价值的能力分析上面。控制对象不再笼统的以职能部门为中心，而是沿着价值或者作业层次的逻辑直接追溯到价值创造活动本身，着重于对企业当中最直接产生价值的细胞单位，也就是具体的作业。控制的方式上实现在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实时控制，不仅仅是在事后的一种反馈控制。控制信息的形式方面不单独局限于会计计量下的成本利润信息，而且应包含时间、实物以及价值量等指标。

4.建立价值创造导向的预算考评环节

预算考评在价值创造导向的预算管理循环中式最后一个环节，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能够总结企业组织在预算期内的工作成效，包括企业所有员工在预算期的工作成绩和不足，并要针对企业员工预算期取得的成果进行适当的奖惩。即对预算期企业各级员工的工作业绩或者预算业绩进行计量。另一方面由于预算管理的不间断性，可以对下一期的预算管理提供一定的指导。

预算考评的真正实质有两个方面：一是对预算引导下各级管理者管理绩效的考评，实质上是一种业绩评价。预算本身是企业对未来一年内生产经营活动的计划安排，企业上下通过一年的努力是否实现了预定的目标。通过对企业各级人员业绩或者工作成绩的计量之后，最主要的问题是对企业做出贡献创造了价值的人员进行奖励，以此激励他们不断地为企业做贡献，保证企业的价值随着时间维度的发展不断得到提升和增值。二是预算本身工作体系的考评。这一工作通常容易被忽视。前者是对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一个科学评价和考核过程，并由此对他们进行激励，体现企业管理的人本思想；后者主要着重于预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方面，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讲，这也是一种价值创造的手段，因为制度的有效执行，可以减少沟通管理的成本，起到一种无形中让人自动遵循的效果，而不一定要由上级直接领导来维持预算的正常进行。

四、小结

综合以上所述可知，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各大企业越来越关注于企业的预算管理工作，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各大企业在预算管理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并且我国现行的各大企业在预算管理方面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即主要表现在缺乏预算以及企业预算流于形式等等，以上种种现状是源于传统企业预算管理基础之上，因此，这就需要我国现行各大企业以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加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可控性原则以及分级考评原则为理念中心，结合国内外先进的预算管理经验与知识，根据现行企业的发展需求与特点，制定有效的优化措施即打破传统企业预算流于形式的不良现象，切实将企业预算各项机制落实到位以及建立健全的预算管理考评体系等等，进而，确保我国各大企业能够立足于国内外其他企业之上。

参考文献：

［1］朱玉红.企业财务目标: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基于博弈均衡理论视角［J］财会通讯,2009,(03)

第3篇：当前宏观经济的现状范文

【关键词】社会融资规模 GDP VAR模型 冲击响应函数 方差分解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原有的货币度量工具在度量市场融资总量方面的有限性逐渐突出，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201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国务院总理在部署2010年一季度工作时也强调“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和节奏”。2011年初以来，我国宏观调控引入了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新的指标概念。社会融资规模是指实体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从金融体系中通过不同的融资手段获取的资金的总额，包括了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中间业务市场等在内的所有融资资金，准确的反映了“金融服务于经济”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针对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动与宏观经济发展直接的关联性进行研究。Noureddine Khadraoui（2012）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的GMM系统估计法对70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估计，得出资本流动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的结论。花馥翔（2013）等利用2002年到2012年间的季度数据进行计量实证分析，发现社会融资总量、新增人民币贷款、广义货币供给量可以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且社会融资总量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新增人民币贷款和广义货币供给量。尹继志（2011）指出，社会融资规模正在逐渐替代新增贷款，成为能够全面度量我国社会资金流动性的中介指标。盛松成（2011）通过对国际金融市场中货币体系的观点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当前提出的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金融发展现状以及未来金融宏观政策的需要。盛松成（2012）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GDP和CPI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0.8左右，从而判断社会融资规模与这些因素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周丽燕（2012）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的结论也表明，大部分的社会融资形势对于宏观经济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樊元、龙飞（2014）采用了因素扩展型向量自回归（FAVAR）模型检验得出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有很好的相关性。张原，王珍珍和陈玉菲（2014）使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得出了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高度相关，互相作用的结论。

由上述的文献可以看出，社会融资规模作为一个新兴的变量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良好的相关性和联动性。深入分析社会融资规模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性关系问题十分重要，具有良好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利用经典的计量经济模型，全面的分析和度量了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宏观经济发展存在的潜在相关关系，以期在分析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结构的同时，为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健增长提供重要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宏观经济的关联性测度

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我们并且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来检验社会融资规模与我国宏观经济之间相关性的强弱。在此，我们选择2002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4季度之间的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率的数据来度量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发展情况，选择2002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4季度期间的GDP同比增长率的数据度量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以及发展情况。

图1左侧表示的是我国GDP增长率（GDP）及其波动成分（CYCGDP）和趋势成分（HPGDP）的时间轨迹。如图1所示，自2002年开始，我国经济一直呈现出稳健的增长态势，但是自2007年下半年起，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GDP表现出了陡然下降的态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2009年。自2009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逐渐回升，并且逐渐回升至金融危机前的经济水平。然而这种回升趋势并没有持续，从此后几年的走势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整体仍然呈缓慢下降的趋势。从GDP增长率趋势成分（HPGDP）的时间轨迹可以更为清晰的发现上述规律，具体来说，从2002年开始，GDP增长率趋势成分呈现出稳健攀升的状态，而从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出现至今，GDP增长率趋势成分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此外，我们从GDP增长率波动成分（CYCGDP）的时间轨迹可以直观的发现，在过我2007年至2013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及金融危机结束后，我国刺激经济复苏的时间范围内，我国GDP增长率呈现出显著的剧烈波动迹象。

图1右侧描绘了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RZ）及其波动成分（CYCRZ）和趋势成分（HPRZ）的时间轨迹。从2002年至2004年的时间范围内，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呈现出了显著的陡然下降迹象，在2004年至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范围内，我国社会融资规模显现出小幅回升并且持续的上下波动，此后，从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我国社会融资规模表现出了显著下滑，虽然在2012年有显著的大幅回升，但是后期总体表现下滑的趋势。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趋势成分（HPRZ）的时间轨迹进一步印证了上述判断。另外，我们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波动成分（CYCRZ）的时间轨迹可以发现，在2002年至2006年的时间范围内，2009年至2010年的时间范围内，以及2012年到2013年的时间范围内，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呈现出十分剧烈的波动迹象，而在其他时间范围内，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所具有的波动特征较为平稳也相对微弱。

参考上述标准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表示形式，我们将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率（RZ）视为X序列，将我国GDP同比增长率（GDP）视为y序列，从而获得我们所构建的VAR模型中各个系数的具体估计结果。在此我们根据AIC和SBC信息准则确定的最优滞后阶数p=3。数据处理结果表明：

滞后一阶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对GDP的影响系数为0.0276，滞后两阶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0.0028，滞后三阶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0.0011，在不同滞后阶数下，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对GDP增长率均呈现出十分微弱的正向影响。滞后一阶的GDP增长率对其自身的影响系数为0.8270，滞后两阶的GDP增长率对其自身的影响系数为0.0619，滞后三阶的GDP增长率对其自身的影响系数为-0.1575，可以看出在不同滞后阶数下，GDP增长率对其自身影响的程度都是完全不同的。滞后一阶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对其自身的影响系数为0.2026，滞后两阶的社会融资规模对其自身的影响系数为0.2382，滞后三阶的社会融资规模对其自身的影响系数为0.0028，即不同的滞后阶数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对其自身都存在正向影响。滞后一阶的GDP增长率对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1.9801，滞后两阶的GDP增长率对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0.7595，滞后三阶的GDP增长率对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3.7430，在不同滞后阶数下，GDP增长率对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影响方向和大小都完全不同。

（二）脉冲响应

通过运用冲击响应函数，我们得到了图2中，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冲击响应轨迹。

如图2左侧所示，当发生1标准单位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正向冲击时，GDP增长率在当期就呈现出0.007个单位的最大负向影响，随后不断向正方向移动，在第1季度到第2季度之间，冲击影响方向发生了变化，随后，在第4季度时冲击影响达到了正向最大的0.01个单位，此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冲击影响呈现逐渐下降的趋近于零的趋势。

如图2右侧所示，当发生1标准单位GDP增长率正向冲击时，在冲击发生的当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变化，随后逐渐向负向进行推移，并且在第3期时达到了0.09个单位的负向最大冲击响应，随后逐渐向正向推移，并且在第3期和第4期之间冲击反应方向发生变化，并且在第6期时达到了0.08个单位的正向最大冲击响应，之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冲击反应始终处于正值水平并不断向零值回归。

（三）方差分解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发差分解使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水平的贡献程度。我们运用方差分解来研究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相互之间的贡献度问题。如表1所示，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度先减小后增加。在第2季度达到了最小值3.6980，随后贡献度递增，在第12季度达到了最大值14.5887。除此之外我们发现，我国GDP增长率对自身的贡献度所占比例极大，出现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在第2季度达到了最大值96.3019。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有助于我们通过假设检验的方法来确定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下面，我们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来研究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我们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GDP增长率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之间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于GDP增长率不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显著性水平0.5840大于10%的显著性水平，可以看出，GDP增长率不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而对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不是GDP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显著性水平0.0909小于10%的显著性水平，可以看出，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

三、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我们通过建立以GDP增长率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为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冲击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检测了我国宏观经济和社会融资规模在2002年第1季度到2014年第4季度之间的相关性，得到了以下重要结论：

首先，通过建立关于GDP增长率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VAR模型，并且对于不同滞后阶数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在不同滞后阶数的影响方向和程度都基本一致。我国GDP增长率对社会融资规模有十分显著的影响，而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化对于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小。

其次，通过运用冲击响应函数分析我国GDP增长率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之间相互影响的贡献程度所得到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GDP增长率对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影响较强，相反，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冲击响应相对较弱。

最后，基于方差分解的方法所得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程度先减小后增加，而GDP增长率对自身的贡献程度占更大比例呈现先增加而后减小的现象。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GDP的增长和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不是宏观经济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GDP的增长是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基于实证结果，可以发现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宏观经济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社会融资规模是反映金融和宏观经济关系的良好指标，社会融资规模对于政府和央行在未来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可以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统计监测指标之一，同时也对于优化市场中金融资源的配置、完善货币调控政策和加强市场中资金流动性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调控政策与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的中介性指标在统计口径上不够完善，随着融资形式创新，社会融资规模也应包含更加全面的融资形式的总量，如：外汇占额、股权融资、民间借贷和国债等；同时也需要加强统计部门和其他各部门协调部门的数据统计的力度，对各部门中的融资资金流动及时的进行统计和数据分析。除此之外也需要调整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把握好信贷资金的流向，加大对资金薄弱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中小企业信贷的保障支持力度，从而保证在现有的资金量下，资金能够最大限度的流向最需要且对宏观经济发展最有用的部门。同时通过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和放宽债券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准入制度，鼓励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来进行融资，放宽银行债权融资的约束，增加金融体系中的融资手段，建立多元化差异化融资平台，加强中长期融资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保障宏观经济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保证宏观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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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丽燕.社会融资规模视角下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基于协整分析[J].金融经济，2012（8）：137-139.

[8]张原，王珍珍，陈玉菲.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的联动性研究[J].财政研究，2014（11）：54-57.

第4篇：当前宏观经济的现状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宏观经济学；影响；稳增长

1宏观经济学之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2014年底，“首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顺利举办，论坛上就主要围绕“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趋势及成因”展开讨论，深度思考了我国若想实现经济稳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其中还谈到了社会经济深化改革、宏观经济政策包容性、国民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创新等等内容。众多学者专家也希望通过这些创新型思维主题导向国家经济向前发展，满足经济新常态背景宏观经济学背景下宏观调之于我国市场经济增长趋势的有效干预。实际上，我国目前依然还处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初级建设阶段，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尚且不深。所以在利用宏观经济学阐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前景的过程中，客观讲是取法完善的建设思路的，包括对市场经济的调节手段也相对匮乏。在如此背景下，国家政府才开始积极思考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趋势与原因，学者与专家才会利用论坛契机讨论宏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主要影响。它就希望依靠宏观调控帮助我国追赶发达国家，并针对我国所存在的公有经济理念加强宏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主导影响作用，最终促进全中国社会的共同富裕［1］。

2宏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主要影响

在宏观经济学中就提到了宏观管理主要应该采取投资驱动，围绕工业主导，拉高政府投资份额比重。在这里，政府调控与干预对市场所产生的作用十分明显，这一点上我国是明显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举个例子，在美国联邦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他们就主要以消费作为主要驱动，围绕服务业主导展开投资份额分析，一般情况下投资份额主要在私人资本家领域展开。反观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快速，虽然在建设进程中还存在诸多不足，但在近年来广泛借鉴西方国家相关经验后已经有所突破，积累了一定的市场经济发展经验。为此，我国需要在宏观经济学指导下建立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架构，统一完善市场环境，充分适应国家地域空间差异较大较明显这一问题，也考虑到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问题。另一方面，在分析宏观经济学相关内容的指导性与管理性过程中，需要针对不同市场管理模式进行相互比较，必要时还应该建立静态模型，并时刻注意模型中所存在的弊端问题，结合弊端问题对其宏观调控方法进行分析。对于我国来说，在套用国外宏观经济静态模型的过程中应该结合过去国家经济过热的经验教训展开深度分析，客观判断宏观经济的优势内容，虽然说当前的说法无法统一且缺乏共同研究基础，但根据我国对投资、消费与政府财政支出、进出口量等等因素的现状来看，还应该基于不同经济体对所有指标因素进行针对性分析。举个例子，目前我国GDP的影响因素中有60％左右是通过国内外投资带动的，而消费对其所产生的影响占据另外40％。不过在美国，该结果却恰恰相反，它的投资自由流动会受到政府干预及限制转化为私人投资，而私人投资则会被政府投资所替代。所以综上所述，在宏观经济指导下市场经济对GDP增长因素的影响还是存在诸多区别的，投资与消费两种经济拉动模式会共同影响经济发展，并将这种影响不断放大，最终造成质变区别。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前我国的投资企业、金融部门与各个行业都会因宏观经济而产生变化，这就是宏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另一种影响形式。举例来说，西江当今的产业结构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存在微妙关系，在宏观经济学指导下，像某些高耗能行业诸如基础材料工业、能源工业等等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问题，而这一问题也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投融资项目实施。在这种情况，为了避免宏观经济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冲击性影响，规避企业自身所出现的资源配置扭曲局面，就必须思考基于消费领域有效控制自身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微观经济结构，包括消费结构、消费倾向性等等，思考国民经济发展背景下宏观经济调控对企业内外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再者，我国社会企业也应该清晰认识到在宏观经济管理过程中企业包括行业内是可能存在诸多不合理的产业经济结构问题的，为此我国需要基于宏观政策取向将企业微观经济需求面转向供应面，基于长期制度性因素来优化新常态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经济结构内容优化，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传统的要素驱动逐渐向创新要素驱动转化，利用宏观调控下的企业经济与市场经济稳增长刺激企业技术进步，利用政策长期调配企业的专属管理政策，实现企业基于宏观经济学指导下的供给角度“经济结构持续调整”［2］。

3结束语

第5篇：当前宏观经济的现状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 形势分析 宏观调控

中国目前的经济步入稳步增长的良性轨道，面临诸多挑战。下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问题作了分析，并就宏观调控路径的选择提出对策建议。

一、我国宏观经济概括

从宏观环境来看，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实现平稳增长的关键时期。由于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较大，并且调整经济结构的难度日益增加，因此中国将稳增长、抑通胀和调结构确定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与之相适应，中国需要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上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积极的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具有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采取有效措施，在2010年逐步消除全球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并实现了较为显著的经济发展，具体表现为：首先，中国的宏观经济由低谷转入回升阶段，并驶入稳定发展的轨道。其次，内生性的增长机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其三，2010年中国出口的增长势头有所恢复。这些经济发展成果的取得，是促进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基础条件。二是中国经济处于“十二五”这些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当前及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的基础及优势。其次，我国的经济发展当前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遇，那就是“十二五”开局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在“十二五”规划中有以下几个方面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一是“十二五”规划中的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可以进一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二是“十二五”规划中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布局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实现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三是逐步拓宽了民间投资领域逐，对投资环境进行了不断优化；四是收入分配改革为居民收入增长加快提供了体制性保障；五是就业的增加和收入分配的改善为我国经济发展继续保持繁荣稳定提供了保障。

（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急需解决的问题与矛盾。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显著的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协调及发展不可持续的矛盾。首先就是我国的通胀预期还存在，通胀压力甚至有增强的趋势。虽然说当前的总体物价基本平稳，但是我们要看到在多种影响因素综合作用下，诸多抑制和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在2011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中仍然还是存在。其次，令世人瞩目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虽然在去年2011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相继推出后，市场上的商品房销售价格有走向平稳的趋势，但是随后的房地产市场又有了继续反弹上涨的态势。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一方面是因为房地产市场发展长效调控机制缺失，另外一方面最主要的还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房地产的过分依赖，这就导致了房地产调控目前来看还主要依靠的是短期的行政措施，所以调控效果是非常不理想的。最后，信贷高增长的同时，贷款难问题也同时存在。

二、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路径的选择

为了保持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当前必须在保持中国宏观经济运转相对稳定的同时大力推行更多的合理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一）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调控首要任务就是要继续加强通胀预期管理。首先，当前必须要大力扶持农业生产，确保粮食供应充足，要对农业产品市场运行机制和市场规则加以大力监管，以便防止炒作投机，同时避免以农产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快速上涨，确保价格稳定，另外还要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及农产品等价格变动高度关注，以便能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缓解输入型通胀带来的压力。其次就是要适度提高存款利率，要对信贷规模进行合理控制，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要采取有效措施来促进合理均衡汇率的形成。最后就是要通过采取法律及必要的强制行政手段来积极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对市场过度投机行为加大打击和监管力度。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我国经济稳定增长。为了确保我国的经济发展平稳，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优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通过优化财政支出可以保障投资规模合理快速的增长。具体来说首先就是要对投资项目进行合理的完善和管理，对于可能出现的国际金融危机要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其次要通过努力优化投资结构来严格限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同时对于代表了高科技的新能源及新材料要给予大力资金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亮点。除此之外，政府还要逐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加大投资倾斜力度。

三、积极推行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创新

具体来说主要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除了要调控好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还要加快对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调整步伐。积极构建包括煤、电价、天然气及成品油等在内的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价，彻底来改变资源要素价格长期不合理的情况。二是要不断加快垄断行业及部分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可以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来在国有企业内部推行公司治理制度，还可以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能够进入到部分垄断行业的领域中来。三是在我国经济内在增长动力不够强大和世界经济复苏不到位的大形势下，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要过早停止，相反还要继续采取更多的必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当前的经济发展，以确保我国的经济能保持持续回升的发展态势，同时能有效缓解经济发展的压力。

参考文献：

[1]杨晓光。2011年我国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中国科学院院刊，2011-01.

[2]耿庆峰。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及宏观调控对策研究。现代金融，2008-05.

[3]王月。对2011年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观点综述。银行家，2011-02.

第6篇：当前宏观经济的现状范文

内容摘要：利率和汇率政策的搭配，是各国为实现内外均衡的必然选择。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国实力调整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态势受到极大挑战，因此应该有效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并实现内外均衡。本文从利率与汇率政策搭配的角度来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内外均衡。

关键词：内外均衡 政策搭配 后金融危机时代

引言

金融危机的爆发，最终导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各国相继加大财政投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采取了相应的货币政策协调，以期早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时，中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出口贸易受到抑制的前提下通过拉动内需启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世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却仍不明朗之时，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增添了些许新的色彩。

但随着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深入，经济发展势头明显受到了前期经济政策的影响，即2009年9月CPI物价指数由负转正以来，一直持续上涨，通货膨胀的压力已基本显现，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内部制约。另外，由于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源及波及的程度不同，导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对于经济复苏的迹象更难于判定，但由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复苏态势明显好于预期，吸引了更多世界级投资者的眼球，在本国经济复苏缓慢未见起色之时更多投资者选择将资金再次回流到新兴市场国家之中从而导致中国国际收支的波动，最终造成中国内外部经济的失衡。

面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曾作为货币政策独立调控工具的利率与汇率将更具联动性。因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应采取搭配怎样的汇率及利率政策，达到内外均衡并维持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可谓当务之急。

开放经济下以央行政策目标为基础的利率与汇率政策分析

利率与汇率分别作为国内金融市场价格与国际金融市场价格，通过其有效的搭配在促使宏观经济内外均衡方面作用不可小觑。无论一国政府选取财政政策、抑或货币政策还是二者兼用，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利率、汇率水平的变动，这就使得利率、汇率机制的协调问题显得颇为重要。利率与汇率联动机制的理论分析主要集中于对利率平价理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及多恩布什理论的探讨，但因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及模式不一，利率与汇率政策的搭配协调也会存在效果上的差异。从中国的现实操作来看，中国一直采用较为积极的政策手段进行相机抉择进而调控宏观经济的波动，在货币政策的启用上多是央行根据当前经济状况采用相应的调控手段以达到内外均衡的目标，因而中国利率与汇率制度的采取主要来自于央行为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所采取的协调政策，也就使得央行对中国利率与汇率政策干预较为频繁有力。

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GDP 增长和通货膨胀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汇率和利率的不协调也会导致经济的波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采用出口及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拉动经济发展，但随着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程度的加深及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发展对外部依存度过高不仅仅影响到中国的独立性，也会因为汇率与利率的影响而反过来造成中国内部经济的不均衡。

自中国2005年实行以市场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后，对经常项目不加限制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使得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搭配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增强。第一阶段，2005年汇改至2008年次贷危机前，人民币与美元联邦基准利率间利差为负，而人民币汇率却一直上升，按照传统的利率平价理论人民币汇率应贬值，因而实际情况与模型明显不符。在此期间，由于中国较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央行先后上调存款利率5次，可见调控效果不佳导致内部经济失衡，而汇率变化则主要来自于美国国内次贷危机影响导致的总体经济下滑。第二阶段，2008年至2009年间，金融危机的传导使得中国经济也受到冲击，为了促进国内投资，鼓励国民消费，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要求采用较低的利率，减轻企业负担，中国央行于2008年连续5次降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宏观经济调整采取的积极措施，使得经济冲击明显小于其他各国，为了保持中国经济运行稳定，避免汇率变动过大对中国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影响，中国采取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措施（详见表1）。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对外经济现状分析

（一）汇率预期变化导致进出口贸易结构调整

金融危机初期，曾经在中国宏观经济中占据较大部分的出口贸易，由于欧美各国经济颓势导致国民收入的进口需求下降，影响到中国的出口贸易额，从2008年9月开始中国出口贸易额呈现下降趋势，至2009年10月一直在低谷徘徊；直至2009年11月由负转正，后呈高速增长趋势，尽管进入201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基本保持上升势头，但从其构成来说，与危机之前仍有较大差异，剔除价格变化可知，在外需仍旧不足的情况下，进口绝对值明显高于危机之前，与出口额差距大幅缩小（详见图1）。

（二）国际资本流向形势前景不明

曾发生逆转的国际资本流向，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也逐步返回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将可能成为最大流向地。次贷危机爆发时，各国经济出现流动性匮乏，因而各发达国家迅速抽离对中国的直接资本投资救援本国经济，热钱也可能同时流出；但后金融危机时代，因各发达国家经济复苏速度明显弱于新型市场国家，资本逐利性促使热钱再次涌入中国。社科院2009年二季度外汇储备报告中曾指出，中国外汇储备净增长1778亿美元，排除贸易顺差、直接投资和汇率变动后的原因不明外汇流入量高达879亿元，被认为极可能为热钱的涌入。此后中国外汇储备一直保持增长势头，直至2010年二季度，在欧洲危机导致的非美元资产价值随汇率波动而造成中国外汇储备净流入压力得到缓解，主要原因是来自于人民币汇率变化造成的汇兑损失。

（三）经济恢复时差致使世界经济实力调整

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各国受到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同时也受益于不同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走出危机低谷的时机也各不相同。因而各国经济实力会得到相应调整。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可见，目前的经济好转状况，新兴市场国家GDP的增长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详见图2）。

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2007年中至2008年间世界经济剧烈下滑。至2008年11月左右，在各国积极的经济政策下经济得到好转呈现“V”型反弹，但各国的经济恢复速度不尽相同，发展中经济体的恢复速度较快，而发达经济体则相对复苏缓慢。另外，由于各国经济实力的调整也引致汇率将在各国间产生变化。

后金融危机时代利率与汇率政策的调整及配合

（一）有效促进汇率的市场化改革

因次贷危机造成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物价水平下降，央行相机抉择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发展，同时外汇占款增加进一步强化了扩张货币政策的效果，促使人民币升值压力减弱。但随着经济逐步复苏，对中国经济预期明显好于世界其他各国的前提下，贸易收支盈余与资本流入可能再次回到危机前状态，同时伴随前期扩张的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也不期而至，中国又将出现“对外升值同时对内贬值”的现象。且随着国外热钱的涌入，人民币汇率又将陷入调控困境：升值，热钱涌入；不升值，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尽管中国汇率改革正稳步推进，但其市场化程度远不及利率改革，对资本控制较严，因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为避免中国经济再次陷于两难境地，应当逐步推进汇率的市场化。首先，从过于关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调控逐步转向参考一揽子货币的汇率，使得人民币总体比值保持稳定，同时也缓解了因盯住单一货币而带来外部经济体的冲击。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且出口市场分布较广的中国而言，盯住按贸易权重加权的一揽子货币，有助于平衡聚焦于不同目标市场的出口商利益，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其次，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范围，围绕中心汇率确定更大的汇率浮动区。通过扩大交易主体，增加交易品种，建立健全外汇市场，推进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形成。再次，合理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加强国际并购从而拓宽中国外汇资产的投资领域。中国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且储备处于世界首位，在美元贬值的背景下，中国外汇储备必然需要采取相应的方法化解危机，多元化外汇储备的同时加强海外并购，确保中国储备资产的保值与升值。最后，建立完备的外汇储备预警机制并加强外汇储备管理，通过短期经营改善中国外汇储备状况。

（二）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面对通货膨胀率的持续上升，对利率的调整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但从前期利率调控的效果可见，单纯的加息或者减息所带来的政策效果已明显大打折扣。因而对中国利率政策的变革将是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尽管中国利率市场化先于中国汇率市场化改革，并取得了相应成效，但仍任重而道远。

一直以来中国商业银行利率都由中央银行确定，因而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应当在确定基准利率的基础上，确认浮动区域，采取非对称的结构性策略区别对待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从而有利于抑制通胀，加强银行竞争度。同时通过加快短期货币市场的建设，便于央行通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市场化方式调控货币市场进而影响利率水平，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三）促进利率与汇率市场化的协调发展

目前中国利率和汇率都充当着央行的宏观调控工具，分别服务于相应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两个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但在发达金融市场国家，利率与汇率的联动效果明显，通过利率调控影响汇率变化。因而中国在推进汇率市场化的同时需要利率市场化的配合，从而减少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与相互抵消。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协调本外币利率的关系将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通过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利率之间的联动关系加强，影响中国国内人民币利率水平，从而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化。

参考文献：

1.姜波克，李天栋.人民币均衡汇率理论的新视角及其意义[J].国际金融研究，2006（4）

2.郭庆平，王爱俭.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协调机制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3.梅映昱.人民币汇率与开放经济下的内外均衡[J].市场论坛，2006（1）

4.刘巍.汇率与利率―开放经济分析理论和方法[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第7篇：当前宏观经济的现状范文

[关键词]最优货币区内生化；欧元区；经济趋同

[中图分类号] F82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2-0065-04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772008)和河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07457203D-7)的阶段性成果。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Mundell，1961)在其论文“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中提出的，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是指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盯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蒙代尔最先提出了最优货币区这一理论，他从劳动的流动性、刚性价格、特定货币的交易成本及冲击等几个方面对最优货币区进行了分析。这一理论的提出引起了经济学家很大的兴趣，他们对蒙代尔提出的以要素流动性来衡量OCA的标准提出质疑[1]；麦金农(Mckinnon)提出了经济开放度标准。他指出，若一个地区高度对外开放，即可贸易商品占总产出和总消费的比重非常高，浮动汇率作为对外平衡调节器的作用就会下降。在外部价格同样稳定的前提下，那些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开放区就应该组建一个共同的货币区，从而有利于实现内外经济的均衡和价格的稳定；凯南(Kenen)提出了产品多样化标准。他假设国际收支失衡主要是由于需求的波动。当外国对进口品需求发生变化，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将越能抵御外部冲击对经济总产出水平的影响，产品多样化国家和不同出口产品的国外需求相互交叉，足以消除国外需求的波动，汇率波动几乎不再必要。因而，在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之间更适合于实行固定汇率制，组成共同货币区；英格拉姆(Ingram)提出了金融市场一体化理论。他认为，在解释最优货币区标准时，有必要考虑一国的金融杠杆。他提出以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20世纪70年代初，哈伯勒(Harberler)和弗莱明(Fleming)分别提出以通货膨胀的相似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Tavlas(1993)提出的最优货币区国别标准，用以判断一国是否具备加入一个货币联盟的条件，以及Bayoumi和Eichengreen提出的最佳货币区的联盟标准用以判断数个给定的国家是否能组成货币联盟[2] (见表1)。上述关于最优货币区的理论重点是强调组建一个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随后，关于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转为加入货币区的成本收益综合分析。

二、最优货币区的内生化

随着欧洲货币一体化成为现实，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加入欧元区，特别是随着欧元的诞生，关于最优货币区的研究从事先标准的讨论转向货币联盟事后效应的讨论。通过对货币联盟效应的研究发现，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所提出的“事前”标准，实际上可以在货币联盟组建之后逐渐趋同，这就是最优货币区的“内生化”。

Frankel和Rose(1998)在其“The Endogeneity of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3] 一文中首次提到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内生化，他们从贸易一体化和经济周期相关性的角度出发，指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内生性”假说，即如果一国“事先”不满足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加入货币区后可使其“事后”满足。

关于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已经有很多文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Rose(2000)、Rose和Engel(2001)、Glick和Rose(2001)发现货币统一对贸易的促进效应很大，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发展；Frankel和Rose(1998)认为，随着贸易的增长，需求冲击更容易在贸易伙伴之间蔓延，从而导致各成员国商业周期更加相关，并且政策冲击也变得更加相关，即一体化的发展导致经济冲击的对称性更强。Blanchard 和Giavazzi(2001)在其著述中表明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会因商品市场管制的取消和竞争的加剧而逐渐取消，有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弹性具有一定的内生性[4]。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为欧洲货币一体化特别是欧元的引入提供了极大的理论支持[5]，随着欧洲货币一体化实践的不断发展，最优货币区理论也有了更深入的进展。本文将就欧洲货币一体化实践过程中，各项主要的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内生化理论，并且对未来新的欧盟成员国加入欧元区后的状况进行预测。

三、本文的研究框架

(一)测量指标的选取

本文拟对欧洲货币一体化过程中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的趋同性进行分析，特别是考察引入欧元后各国宏观经济的趋同，以验证最优货币区内生化是否存在。因此，根据上述最优货币区的各种理论及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内生化，结合欧元区①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实践，本文拟选取以下指标进行测量：

本文拟选取不变价格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财政赤字与GDP比率(%)以及经常性账目与GDP比率(%)等宏观经济变量②，通过运用ADF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来检测成员国在这些宏观经济指标的表现方面是否趋同。本文共考察了欧元区现有的13个成员国，包括最新加入的斯洛文尼亚。本文选取1990-2007年这一时期的数据进行计量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欧共体/欧盟开始了货币一体化进程，《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制定了三阶段的发展目标，第一阶段即始于1990年。选取这段时期，可以考察从欧共体/欧盟着力于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以来，各成员国宏观经济的表现状况是否趋同，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是否符合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以及是否存在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效应。

(二)本文采用的计量研究方法

在衡量各成员国宏观经济趋同性时，本文拟对所选取的欧元区国家的五个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1990-2007)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其基本检验模型为：

yit-yjt=α+β(yi，t-1-yj，t-1)t+μt+δkΔ(yi，t-k-yj，t-k)+εt

这里yit和yjt代表是否趋同的两个经济变量；α，β，μ，δ为模型参数，Δ代表差分，ε代表随机干扰项。在检测中，我们令yit代表被检测国家的宏观经济变量，令yjt代表欧元区成员国该宏观经济变量的平均值。我们的假设是单位根存在，即β=1对应β

(三)数据来源及数据的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网站(省略)。数据处理运用的是Eviews 5.1软件，在滞后项的选取中，本文采取SIC(Schwarz Info Criterion)原则确定，在“接受”或“拒绝”原假设时本文依据最终计量结果的t值水平来确定在什么样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四、本文的实证结果

基于上述研究框架，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如下：

表2. 欧元区国家宏观经济指标的ADF检验结果 a. 斯洛文尼亚不变价格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的ADF检验从1993年开始检测，经常项目与GDP比率从1992年开始检测；

b. 卢森堡经常项目与GDP比率从1995年开始检测；

*表示在10%的置信水平拒绝原假设；**表示在5%的置信水平拒绝原假设；***表示在1%的置信水平拒绝原假设。

从上述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从1990年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开始启动以来，欧元区成员国的宏观经济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趋同。在不变价格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两项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中，仅有约半数的欧元区成员国表现出趋同，其它的国家并未有明显的趋同表现。在失业率方面，不到一半的国家有趋同表现，在财政赤字与GDP比率和经常项目与GDP比率方面大多数的欧元区成员国都没有趋同表现。财政赤字在欧元区现有的13个成员国中，仅有葡萄牙和新加入的斯洛文尼亚有趋同的表现，其它成员国均未表现趋同。如我们所知，通货膨胀率和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是欧元区两个极为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是价格稳定，以通货膨胀率不超过2%为目标；在财政赤字方面，马斯特里赫特趋同标准规定成员国年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不得超过3%。因此，欧元区成员国在通货膨胀率和财政赤字占GDP比率方面应该有趋同的趋势，但是实证结果却表明成员国在这两个宏观经济指标尤其是财政赤字占GDP比率方面趋同性很弱。这一方面说明了欧元区成员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彼此之间还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也表明欧元区宏观经济的发展实践并不支持最优货币区内生化的假定，即在组成一个货币区之后，各成员国的宏观经济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趋同性。

从国别来看，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和卢森堡等成员国在宏观经济表现方面较为类似，他们在各项宏观经济指标中趋同或非趋同性表现相似；作为欧盟经济的“领头羊”，德国的宏观经济并未表现出与其它成员国的明显趋同性；值得一提的是荷兰和斯洛文尼亚。荷兰在所有选取的宏观经济指标中的表现都是非趋同，斯洛文尼亚除了GDP增长率之外其它几项指标都表现出了与欧元区平均水平的趋同性，这也印证了斯洛文尼亚何以在入盟后两年多的时间就能够加入欧元区。

从上述实证结果来看，欧元区成员国在经济趋同方面的表现并未像人们预期的那样，统一的货币带来市场的统一，从而各国之间将会实现经济上的趋同。现实情况是，各国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差异巨大，不仅从过去几年的经验看如此，从当前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来看也是如此。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欧元区成员国深受危机影响，特别是几个大国，如德国、法国等经济受到很大打击。由于各国受危机影响程度不同，并且大国和小国面临危机的反映也有所区别，因此在采取统一行动时各国之间的协调存在很大困难。欧元区作为一个货币联盟区域，因其缺乏“最后贷款人”，在应对危机时难以发挥主导作用，各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挽救本国经济，这对于欧元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和考验。对欧元区而言，实现经济趋同意味着在遭受经济的内外冲击时，各国经济反映应当较为一致，从而在应对冲击时可以采取统一的措施进行应对，但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欧元区想要达到经济的趋同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总之，尽管从理论上说来，最优货币区内生化是可能的，欧盟成员国可以在加入欧元区之后，采用同一种货币，在统一的欧洲中央银行的管理下，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将表现出趋同性，但是，这将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目前欧元区经济发展的实践并不支持最优货币区内生化的理论，欧元区的经济趋同将是一个漫长的、反复的、曲折的过程，在趋同过程中将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需要成员国共同克服。在当今国际经济形势变幻莫测的背景下，欧元区面临着来自区域内外的各种压力，要想实现经济的趋同性，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五、新入盟的国家加入欧元区的前景

从2004年至今，欧盟已经增加了12个新的成员国，2004年5月1日加入欧盟的斯洛文尼亚已经在2007年1月1日成为欧元区的第13个成员国，塞浦路斯、马耳他已经于2008年1月1日起成为欧元区成员国，斯洛伐克将在2009年1月1日加入欧元区，其它的欧盟新成员国，有些已加入汇率机制Ⅱ(ERMⅡ)，有些还未加入，与欧元区现有的成员国相比，这些新加入欧盟的成员国经济大多比较落后，市场机制也不尽完善，并且这些新的成员国中大多数是原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多数国家都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因此，这些国家在经济基础、经济发展方面与现有的欧元区成员国相比有很大差距(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加入欧盟的新成员国从2004年入盟以后，GDP增长率比以往有了提高，从2004年5.8%增加到2007年的6.3%，人均GDP也有了显著提高，从不到9000美元提高到13000多美元，提高了约50%，这表明这些国家加入欧盟后经济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和经常项目赤字在入盟后也有了提高，特别是经常项目赤字，从2004年的7.7%提高到2007年的11.2%，即这些国家经常项目恶化，有着较高比例的赤字。

尽管新入盟的这些国家在入盟后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经济增长率也比欧元区国家要高，但是，与欧元区国家宏观经济的平均水平相比，这些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新入盟的国家人均GDP仅相当于欧元区成员国平均水平的30%，通货膨胀也比欧元区平均水平高出许多，经常项目赤字方面，新成员国比欧元区平均高出近十个百分点，并且从入盟后这些国家经常项目赤字呈恶化的趋势。因此，这些新成员国如果想加入欧元区，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努力，同样，这些国家在加入欧元区之后，如果想与欧元区国家经济呈现出趋同，也将需要一段漫长的过程。

另外，在当前的国际经济背景下，新入盟的成员国加入欧元区面临着比以前更大的困难。欧元区原有成员国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都遭到了打击，各国目前纷纷忙于采取措施自救，尽管彼此之间存在沟通与合作，但在经济萧条时各国往往更加倾向于保护国内市场，货币联盟作为公共物品的属性，在危机背景下能发挥的作用将大打折扣，这就意味着新入盟成员国在加入欧元区后可能并不会像先前预期的那样从中受益很多，成员国经济尚自身难保，更遑论对新成员国提供更多支持。并且，此次危机一个显著特点是国有化趋势，这对于刚实施完私有化改革的新入盟成员国而言是一个难以接受的选择。这些新入盟成员国在加入欧元区后如何抉择，如何最终实现新、老成员国的经济趋同将是一个难以预知的过程，至于新成员国何时能实现向老成员国的趋同将有待于实践的发展加以证明。最优货币的区内生性若想从实践中得到检验，也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注 释]

①本文选取欧元区13个成员国为研究对象，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于2008年1月1日起加入欧元区，由于其加入时间较短，经济效应不明显，顾本文在研究欧元区经济状况时未将其考虑进来。

②欧盟成员国如果想要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必须满足事先标准，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趋同标准，这些趋同标准只是名义上的趋同(nominal convergence)，本文考察的是货币区的实质趋同(real convergence)，即通过选取的这些宏观经济变量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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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ndogeneit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Bas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ruo Zone

Jiang Yanxia1，Ye Chenyi 2

(1.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2.Shijiang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Shijiazhuang 050031， China)

第8篇：当前宏观经济的现状范文

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关键部分。我国基础教育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普通中学教育(初中、高中)。教育资源是教育活动的展开所涉及到的所有要素，具体而言，也就是教育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教育的人力资源是能动的教育资源，因而也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它包括教师和学生两个最重要的群体；财力资源说到底就是一个经费的投入问题，它是教育得以顺利开展的经济基础；物力资源是保障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1]。基础教育资源是投入到基础教育活动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确定基础教育的合理结构，创造基础教育的良好环境的总和]。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是指在基础教育活动中，由政府主导和市场经济调节的基础教育资源(师资、生源、物力、财力、教育结构、教育环境等)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分配关系。教育公平可以分为人学机会的公平、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教育质量的公平三个维度，在这三个维度中，教育资源配置是教育公平的关键；而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中，布局调整和办学条件的均衡是区域教育均衡与公平的基础[3]。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将直接影响该地区、该民族以及个人的发展[4]。

均等化概念最早源于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思想，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是指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学校之间、同一学校的不同群体之间得到大致均等教育资源和教育条件，使每一个受教育者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保障受教育者的教育权利，促进教育的民主与公平]。但是，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均等化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平等”，而是兼顾供求均衡效率的差异均等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每时每刻各地区都能从不同的渠道获得基础教育资源，也就是说，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而且，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本身也需要付出成本与费用，而当配置所花费的成本高于非均等化所带来的损害的时候，进一步的均等化配置也是不经济不必要的。因此，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均等化，是在一个令人满意的区间内的均等化，也就是说，如果各地区之间的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水平差异在某一个可以认可的区间范围内，就没有必要进一步优化配置。由此，可对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界定如下：在满足各地区基础教育资源需求且获得相应教育资源供求均衡效率的基础上，保证受教育者获得相对公平(在一个可承受范围内的相对非公平)的教育机会与权利(享受相同的基础教育条件和保证基本相同的基础教育质量)而对国家总体基础教育资源在各地区间进行合理分配。

因此，所谓的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更确切地定义，应该是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均等化，它包括双重差异的内涵：1)兼顾“效率”基础上的差异均等化。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均等化并不是在各地区都配置相同数量和质量的基础教育资源，而是根据各地区的教学需求，保证各地区的教育质量，在国家计划和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基础上实施的基础教育资源分配。追求区域问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绝对均等化(完全平等)既不合理，也不现实。中国目前的现状是东中部地区的学生受教育条件要强于西部，不同区域师生享受的受教育条件存在显著差异，而这种差异已经影响到基础教育质量。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的目的，是要保证各地区的受教育条件和教育质量基本相同或者差异较小。因此，就需要根据各地区的基础教育资源需求状况确定供给，而由于各地区基础教育资源需求状况是存在差异的，因此，供给也必然会相应的存在差异，而差异化的供给正是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差异均等化的内涵。2)相对意义上的差异均等化。相对意义上的差异均等化，就是指非完全均等化，而是均等化状况在一定的范围内即可。比如均等化指数最高为100，那么可以假设均等化指数达到7O以上，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状况就是相对均等的。

2影响因素分析与模型构建

2．1宏观经济

教育与经济是一种互动关系]，它体现为两方面：其一是教育投入的增大使得教育规模和教育质量提高，从而促进人才开发与培养，进而从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双方面的提升来促进宏观经济发展，如董艳_7]、甘巧林_8等对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做了实证分析，证明了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其二是经济发展对教育的促进作用，经济水平的提升会为教育提供更为充足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资金资源，如王婷婷就以长三角城市群为对象验证了经济发展对教育的正向影响]。而郑茂刚则就教育与经济的交互作用关系构建了一个经济与教育低水平均衡的恶性循环模型口。宏观经济发展若是出现问题，首要的就是会引起教育投入的减少，而教育投入，无非就是三种教育资源，因此，一个地区的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区域的基础教育资源投入水平，而当各个地区的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时，也就会连锁反应，导致各地区基础教育资源投入不均衡，而这就体现为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非均等化。因此，宏观经济是基础教育资源配置非均等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2．2教育政策

教育政策是一个政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教育发展目标和任务，依据党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基本任务、基本方针而制定的关于教育的行动准则。教育政策是教育政策法规的总和，它以措施、方针、法律、规定、规划、准则、计划、方案、纲要、条例、细则等文本形式存在。教育政策是教育领域乃至社会领域中社会政治和教育政治活动的形式和结果，教育政策活动是社会政治行为在教育领域中的集中体现。教育政策决定着不同主体之间的教育利益分配，教育发展不均衡主要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而教育政策是影响教育资源配置格局的决定性因素口。谢湘等报道：政策原因是教育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很多教育差距是由政策本身造成的，这些政策有些制定的时候就存在偏差，有些制定这些政策时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仍然使用这些政策已经不能反映社会进步的要求，有些政策经过努力创造条件可以得到明显的改进【1引。政策就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的分配，教育政策的核心就在于调节各种教育利益分配关系，教育公平问题源于教育利益相关者对教育资源或利益的不同占有，表现出分配的不公，是教育政策调节所致I1，这其中就包括基础教育资源在区域、城乡、校际之间的分配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从宏观上而言就是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非均等化。因此，教育政策也是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2．3社会需求

社会需求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社会可用于投资和消费的支出所实际形成的对产品和劳务和购买力总量，与教育相关的社会需求主要是指社会人才需求。教育是对人才的开发与培养，而教育的目标是面向社会需求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因此，社会需求在质、量、结构上的变化都会对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从社会需求与教育相互关联的视角，沈肠等提出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变化，是实现成人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_】；杨刘送论证了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关系，提出一方面社会需求对教育活动的开展起着引导和制约作用，另一方面教育也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_1；田贵平、袁建荣提出在高职教育中存在学生需求和社会需求不一致的矛盾，是高职教育不能充分与社会就业相结合的关键问题[I；而李力则提出了社会需求是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切人点的命题_1胡；罗亚萍验证了1979—2007年劳动力的平均教育程度、新增劳动力中的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和大学以下学历人口数与中国城镇就业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大学以下学历劳动力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增强，中国应调整教育结构，使得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以此促进就业增长。由此，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是一种相互适应的关系，当社会需求需要不同的人才需求量和知识结构时，教育也就要伴随着进行调整。但与社会需求产生真正关联的主要是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输送的人才一般不直接面向社会需求，而是面向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因此，基础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是一种间接影响关系。但社会需求增加，在影响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基础教育的繁荣，而基础教育的繁荣也必然意味着基础教育资源的投入增加。由此可见，社会需求的变化，最终会导致地区之间对基础教育资源投入的改变，而变化量的不一致就会带来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非均等化问题。

2．4教育制度

教育制度是一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与组织体系有机构成的总体及其正常运行所需种种规范、规则或规定的总和，它包含有学前教育机构、学校教育机构、业余教育机构、社会教育机构等，还包括各机构问的组织关系、各机构的任务、组织管理等。制度是当代教育的架构，教育公正依赖于制度的公正，教育制度公正是对教育制度的公正性诉求或公正伦理的审视，目的在于确立符合教育公正理念和要求的规则体系及其行为模式[2。教育制度引起的偏差与失衡是引起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非均等化的重要原因，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是对趋于失范的公共教育制度的一种及时调整和再规范_2。李源田提出，除了经济社会、教育投入、师资质量等因素外，教育制度设计对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影响最大，教育制度创新是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根本保障]；而王香丽则认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公平性的教育制度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基础教育阶段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划分、高校录取指标分配以及高校的经费投入和收费等，改革现行的基础教育体制、改革高校招生制度以及改善高校布局等，可作为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性的有效措施[2。；张宝贵则从教育制度的视角提出了教育资源配置均衡化重要性的问题，提出走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的道路，必须深刻认识教育均衡化的重要意义，依法科学配置公共教育资源并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事业_2；李江源提出教育公正是教育制度建设的首要价值。。教育制度的类型分为双轨学制、单轨学制和分支型学制，单纯的双轨学制和单轨学制都已经不存在了。我国目前采取的学制是小学、中学与大学相衔接，但中间又分支出职业教育的混合型教育体系。从国家层面而言，我国各区域采取的教育制度是一样的，而这种教育制度也是由我国统一的教育政策制度决定的。但具体到各个地区，却总会在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上发生调整与变化。如，某些地区特别重视高等教育，在资源配置上也就会倾向于发展高等教育，而基础教育的资源分配相对要少；再如某些区域，由于地方政府特别重视教育，因此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在教育经费上给予大量的地方财政投入，而另一些地区，则主要采取社会资助的方式，大量发展民营教育事业。由此可见，地方政府虽然执行的宏观教育制度相同，但具体在教育偏向和资源分配上却可能出现不同的格局，而这也会成为影响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非均等化的重要原因。

2．5模型构建

综上可知，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教育政策、社会需求和教育制度等四方面，但它们之间对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路径并不是平行的，而是存在交叉作用和间接作用等关系：宏观经济和社会需求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节下对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产生影响，而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则是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作用下对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产生影响；宏观经济和社会需求对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产生的是间接影响，其中宏观经济通过引起区域财政收入和支出对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产生影响，而社会需求则通过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对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产生影响，而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则是对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产生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社会需求、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如宏观经济的繁荣会引起社会需求的增加，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会引起教育制度发生相应调整(如职业性人才需求的增加会导致地方政府加大职业教育资源投入力度)，而宏观经济的繁荣又会对教育政策产生导向调节作用(如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相应增加，对教育的资源投入也会有所增加)。

3统计检验

3．1基本思路和测量设计

首先，由于数据采集的有限性，难以直接测量较多年份的区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水平，也就无法直接测量各影响因素对均等化水平的作用系数，但我们可以测量各区域在某些年度各影响因素与基础教育资源投入之间的关联性或一致性，如果二者在趋势上体现出较大的一致性，则可以认为这些影响因素确实对基础教育资源投入产生影响，顺其自然我们也就可以认为这些影响因素会对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水平产生影响。然后，需要确定影响因素和基础教育资源投入的统计指标。对于宏观经济，可选择地区生产总值指标；对于教育政策，可选择教育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指标；对于社会需求，可选择就业人员数指标；对于教育制度，可选择本级地方政府教育经费拨款占本级财政支出比例指标，说明地方政府对教育的偏向程度；对于教育人力资源配置状况，可采用普通小学生师比和普通中学生师比两个指标测量；对于教育物质资源配置状况，可采用基础教育年末固定资产总值进行衡量；对于教育资金资源配置状况，可采用基础教育事业费指标进行衡量。第三，需要确定统计检验的方法，由于需要检验的是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状况与四大影响因素间的因果联系，因此，本文选择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统计检验，其中自变量为四大影响因素测量指标，因变量为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状况测量指标。

3．2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在进行统计检验之前，需要获得各测量指标的数据，本文数据来源主要为国研网。由于原始数据量纲不同，需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采用直线折算法，其公式如式(1)：，Xij—minx0z“一————————上—一(1)maxx一minx其中，z’为无量纲化后数据，z为原始数据。

3．3统计检验结果

根据无量纲化处理后数据，采用SPS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拟合。，普通小学和普通中学的生师比和宏观经济、教育政策、社会需求以及教育制度等四大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基本能够成立，但宏观经济和社会需求的作用效果非常显著，而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的作用效果要相对较小，并且宏观经济起的是负向作用，而社会需求起的是正向作用。该结果需要进行深入分析以较为清楚的解释：首先，生师比是学生数量与教师数量的比率，生师比越大，学生数量相对增长要快，师生比越小，教师数量相对增长要快；其次，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的是教育投入，也就是主要是影响教师数量的增长，因此宏观经济与教师数量增长成正比，而与生师比自然就成反比，这就是宏观经济指标对生师比起逆向作用的原因；第三，社会需求的增长主要是人才需求的增长，此时学校倾向于多招生，也就是学生数量的增长，因此，社会需求增长与学生数量增长一致，因此，社会需求与生师比成正比例关系，社会需求在基础教育人力资源配置状况分析中起正向促进作用；最后，教育政策与教育制度是两个长效性指标，对基础教育人力资源配置起的作用自然要相对不明显。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总体非常显著，具有很好的拟合性。从参数上而言，区域基础教育物质资源配置状况主要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其次是社会需求，而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对物质资源配置的影响仍旧比较小。这说明对于基础教育的中小学校而言，进行教育物质资源的投资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的作用，如果宏观经济繁荣，政府教育经费和社会资助经费充足，就能进行较多的固定资产投资，而如果宏观经济萧条，固定资产投资就要相对较少。另一个因素就是取决于社会需求，当社会需求增加，学校学生数量增多时，中小学校也不得不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以满足基本的教学需要。显著性系数显示，基础教育事业费对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非常显著，总体拟合效果良好，资金资源配置确实受四大影响因素的影响。由变量拟合参数可知，资金资源配置的主要影响因素还是宏观经济和社会需求，但此时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也对资金资源配置起正向促进作用。该结果验证了四大影响因素对区域基础教育资金资源配置均等化起积极促进作用的命题。

第9篇：当前宏观经济的现状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上市公司；融资偏好行为；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3月11日

一、引言

资金是企业进行经济活动的第一推动力，企业是否能够拥有广泛的资金来源，及时足额地筹集到生产运营所需要的资金，对一个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上市公司选择资金来源的偏好和行为，决定了公司的资本结构，进而影响到公司的总体价值。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选择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有明显的融资偏好行为，这与西方优序融资理论相悖。同时，房地产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长期以来都存在融资结构不合理，融资渠道单一等问题。但是，当前对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行为的研究较少，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融资有怎样的偏好，影响其偏好行为的因素又有哪些？本文将以上市房地产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我国上市房地产公司的融资偏好，以及其影响因素、优化政策建议等进行研究。

二、我国房地产行业特征

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西蒙・库茨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中将二者的关系总结为“发展速度呈正相关关系”。宏观经济的波动对房地产价格有着重要影响，而房地产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势必对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重要影响。

归纳起来，中国现阶段房地产行业具有以下特征：

（一）房地产业发展具有周期性。作为基础建设行业，房地产业属于固定资产投资范畴，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很大，其发展同样具有周期性。

（二）房地产业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性。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的许多行业，如钢铁、水泥、木材、玻璃等都有密切关系，其发展也促使一些新兴行业，如物业管理、房地产评估、房地产中介等的产生。

（三）房地产业受政策的影响非常大。房地产业具有很强的政策敏感性，宏观财政、货币政策、国家产业政策乃至城市规划都会对其开发、流通等环节产生影响。

三、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融资现状分析

（一）股东权益比率分析。对2012年我国100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比率分析了解到，上市公司根据融资偏好以及经营状况的不同，导致股东权益比率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泛海建设的股东权益比率是28.97%，卧龙地产为45.78%，而天伦置业为63.94%，等等。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比率的平均水平为51.6%，普遍热衷于发行股票融资，而对债券融资反应十分冷淡。因此，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关于融资顺序原则存在明显的冲突，即存在融资偏好的特征。

（二）再融资方式分析。在当今全球资本市场中，增股、配股已经在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股权再融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上市公司进行股权再融资最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以配股的方式，向现有股东进行融资；第二种是通过增发新股的方式向投资者进行融资。截止到2012年12月，通过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33家上市房地产公司，以及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67家上市房地产公司的分析研究发现，以增股、配股的方式进行股权融资是一种普遍的方式。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即使在宏观调控严格的时期，依然争先采取增股、配股的融资方式进行融资。2007年至2012年期间，共有61家房地产上市公司通过增发新股、配股的方式进行融资。资料显示，由于国内股票市场规模的限制，上市公司通过股市得到的融资中，只有小部分得到了有效使用。

四、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因素分析

（一）制度因素。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国证券市场上的一些反常行为则可以解释为制度安排存在缺陷，制度建设尚不完善所致。上市公司理所当然利用一切制度许可的方法来合理合法地筹集资金，而置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于不顾。如股票发行制度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对上市公司考核制度的不合理等。

（二）产业因素。企业的产业特征也是影响其融资偏好的重要因素，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所面临的产品市场的竞争不同，而产品市场竞争通过影响上市公司收入来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与融资选择。其中，产业组织与融资结构之间的互动是影响融资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房地产公司属于基础建设行业，其发展速度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也很高。

（三）融资成本因素。从融资成本的角度来说，债券融资方式要比股权融资方式的成本低。在税收方面，发行债券能起到减税的作用，而发行股票，政府要对股东个人资本所得和股息收入以及企业法人双重征税；在发行费用方面，发行企业债券的费用较低；在风险方面，债务上升带来的财务风险也会加大，如果经营不善会导致企业破产；在对企业的监控成本方面，股权融资会导致道德风险，从而增加投资者对企业管理者的监控成本。

（四）股权结构因素。上市公司融资不仅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还受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影响到其融资行为，同时其融资方式偏好的不同，也影响着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房地产上市公司的长期融资比例偏低、短期融资比例过高，股权融资比重较高、债券融资较少，这样的融资结构会导致资金相对不稳定，不利于房地产企业的持续健康经营。

五、对策建议

（一）加强制度建设，健全法制、法规与政策环境。我国房地产企业普遍存在存货比例高的问题，这是因为我国很多房地产企业都在加大力度囤积土地，这就导致了我国房地产企业存货周转率低，导致企业现金流出现断裂。我国应对相关法律规定进行适当的调整，以适应宏观环境的变化。具体工作包括：完善新股发行、配股及增发规则，加强信息披露管理，构建信号传递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