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的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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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的理论

第1篇：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旅游翻译；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策略

一、引言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超过其它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这是一个良机，能够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增进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让中国真正地走向世界。那么，如何既让外国游客更好地对我国五千年灿烂的历史文明有所了解，又使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接受中国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诗词典故，景点传说等，就涉及到跨文化交际下的旅游英语翻译。旅游宣传资料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文化差异给汉英旅游翻译造成较大的困难，因此，要以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为指导，来探讨汉英旅游翻译的原则，提出有效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从而准确、生动、形象地译介旅游资料，推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文本翻译的内容包罗万象，跨文化交际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旅游翻译中进行跨文化译介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有实际意义。优秀的旅游译本能让祖国大好河山由静态变为动态，使悠远流长的历史故事沁入外国读者的心田，唤醒外国游客对中国名胜古迹的深切向往，从而激发他们不辞万里的旅游行为。然而，目前在汉英旅游文本翻译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文军和高存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外国游客理解英译旅游文本的情况作了调查，发现汉语旅游文本英译出现的错误有拼写、遗漏、语法、中式英语、用词不当、累赘、文化误解等若干类型。因此，汉语旅游文本的英译亟待有效的研究和探索。根据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奈达的理论，要真正出色地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翻译是一项高层次的综合思维活动，译者不仅应使两种语言对接成功，更要使两种文化的内涵对接成功。

二、中西文化的差异

文化是一个民族知识、经验、信仰、价值、态度、等级、宗教以及时空观念的综合。不同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中华民族主张“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强调客观融入主观，喜欢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书画、建筑、诗歌都讲究神似重于形似。所谓“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亦如是”的道理。反映在语言上就有了汉语行文辞藻华丽，情感横溢，讲究声律对仗、音韵和美的特点。此外，受中庸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美学观念别强调平衡美，除了极为频繁地使用对仗这一修辞格，还大量使用四字词组。在这方面，西方民族则迥然不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使西方哲学保持物我分离，二元对立，在主观和客观的物象关系上，更多注重模仿和再现，体现了“天人各一”的思想，直面物体本质特点，再现事物原貌。这种趋势反映在语言表达形式上，就出现了英语重形式、重写实、重理性的特点，形成了其句式构架严整、表达思维缜密、行文注重逻辑理性、用词强调简洁自然、描述突出直观可感的风格。因此，中文旅游资料中极为主观，有关感受的描写，在英译时可以倾向于选择细节。

三、文化差异对旅游翻译的影响

（一）由文化空缺和文化冲突造成的汉英翻译的不对应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社会习俗使两种语言的词汇出现非对应和非重合的现象，它们之间没有语义共鸣，有的只是语义空缺或语义错位。也就是文化空缺所产生的词汇空缺以及文化冲突导致的词汇冲突，这些词汇我们称之为“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or culture-bound words）。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形成了语言的特殊性，象“阴阳”、“五行”、“气功”、“八卦”等词汇，严格来说，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象“饺子”、“粽子”、“元宵”等食品也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勉强将“饺子”翻译成“dumpling”，此词指英美人常食用的一种水果馅或肉馅的食品，与中国的饺子并不相同，意思要宽泛得多。再如文化上的缺失，“粽子”可以解释成“a pyramid-shaped dumpling made of glutinous rice wrapped in bamboo or reed leaves (eaten during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但是，外国朋友如果不知道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不知道龙舟节的来历，不知道为什么要在那天吃粽子，粽子的内涵意义仍然没有传递过去。又如“秦始皇”仅仅译成“Qin Shihuang”，可能外国游客就无法理解，如果适当补充历史背景，增译为“Qin Shihuang, the first emperor in the Chinese history who unified China in the year B.C. 221”，就更容易被外国游客所理解。因此，许多专家主张以音译加注的方式来保留这类词汇的特殊文化联想意义。译者在翻译时要克服的不仅有语言障碍，而且有文化障碍，正如王佐良（1989）先生所说的“译者处理的是两种文字，面对的却是两大片文化”。

第2篇：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

对外汉语教学理念文化差异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综合国力增强，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在联合国《2005年世界主要语种、分布和应用力调查报告》上，汉语被排在第二位，仅次于英语。“汉语热”的日渐升温，同时暴露出对外汉语教学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很多教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往往只重视语言结构系统和文字的学习掌握，却忽视了文化的教学，容易导致学生在交流中因对交际礼节、民俗民风、历史沿革等文化因素的缺失，导致表达不得体、理解不达意的尴尬。因此，将文化教学引入对外汉语教学之中，选择恰当的文化教学手段，提高外国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成为提高学习效果的有效手段。

一、对外汉语的教学意义

对外汉语教学是指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是一种外语教学。它的任务是培养、训练学生正确使用汉语进行社会交际；对以汉语研究、教学和翻译为职业的学生则必须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生多半是成年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爱德华?安东尼说：“语言的背后是有故事的，并且语言不可以脱离文化而独立存在”，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基础形态，民族文化对于语言的约束性是非常明显的。民族文化的差别，发展文化的轨道在语言中会留下深深的印记，民族文化对语言的约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表达范围；另一方面，是表达方式。并且民族语言也反映出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民族文化对语言有着非常强烈的约束性，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语言也影响着地方文化。正如爱德华?安东尼在《语言》所表示的方法是，“语言是一种文化功能”“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语言的词汇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史和语言史沿着平衡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语言自身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自然载体，渗透了大量的文化内涵。并且人是使用语言的文化的缔造者，是一种高级的文化产物，不可能摆脱文化之间的约束。

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

人类在情感与思想上表达的方式不外乎就是语言，在这个社会中语言的表达是无法取代的，就像是字、词组、语法等等这些基础性的东西构成所谓的语言系统，不管是语言还是文化，它都必将是人类社会所必须的，是我们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体现。由此可见，在对汉语教学的进程中加入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很有必要的。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可以使得学生了解并喜欢上中国的历史文化，这样能够更好去理解并运用汉语。可见，文化的差异是在语言学习进程中的一大障碍，并且在教学的过程中是很难的到突破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最为根本的特征就是文化的学习与语言的学习是要有一定的统一性。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就需要对这个语言进行文化的学习与理解，并且通过语言学习、推广并且传播这种语言文化。因此，在对外汉语的教学进程中，通常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在语言上有些用法使得学生总是会弄不懂或是含糊其辞，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使得学生不能够进行完全的理解与掌握。也就是说，语言的核心就是词义，并且基础是词汇，而且词义与文化的关系最最为密切的，可以说词汇也就是表现着民族特有的文化精神的一种特殊语言结构的方式，在词汇结构中文化内涵的发掘也是需要花费很打的功夫。在对词汇的内部结构上看来，汉语的词义与词形中的关系要比西方中的表音文字是更为紧密，在汉语的词汇中一些词形是直接来表示词义的，可以说是包含着较为丰富的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在中国文化的特征中，其固定词组与习惯语的作用是突显的，成语典故大都是与民族得习惯与心理是息息相关的。然而，吕必松先生曾说过：“从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就必须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因为语言理解和语言使用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因素。”同时，在外汉语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充分了解汉语词汇和语音以及语法的规则，这样使得学生能够在交际进程中的表达完全符合语言要求的规则要素外，还要帮助并且使得他们充分了解我们民族的文化和这种特定民族文化背景所产生的行为方式与心理特征，能够让他们口中说出来的话非常得体并且有效地传递心中所想的信息。

三、对外汉语教学要求

第3篇：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英语汉语文化差异翻译

引言

语言存在于文化之中，文化存在于语言之中，语言和文化呈相依相存的关系。正如皮萨尔所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与此同时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也指出：“就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译者的双文化功底甚至比双语功底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起作用的文化语境中才富有意义。”所以对一个成功的翻译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彻底弄清英汉文化差异之处，并且在精通双文化基础上的翻译才会翻译准确。因此研究英汉文化差异及其翻译策略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1.文化与英汉文化差异

文化的经典定义，是英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确定的，他认为：“文化是一种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而所谓文化差异是指人们在不同的生态和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历史、语言、知识、信仰、人生观、思想意识、观察、思维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翻译不仅是语言的交流，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交流，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深入理解英汉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1.1英汉两种语言差异在词汇意义、词的搭配能力等方面的表现：

1.1.1英语中词汇与汉语中词汇在词义对应方面：如：mascon（表示月球表层下高密度的物质聚积），beddo（一种多用途的床），这些词在词义上到现在都没有相对应的汉语词汇与之对应。

1.1.2词的搭配能力方面：如：to cut wheat即汉语的“割麦子”；to cut cake即汉语的“切蛋糕”；to cut finger-nails即汉语的“修指甲”，由此to cut的搭配能力很广，可以用于麦子、蛋糕、指甲，而汉语则要用割、切、修等来搭配。

1.2英汉两种语言差异在句法方面的表现：

1.2.1句子结构方面的差异。在翻译中，英汉句子结构有时可以不转换，但有时则要转换，这种转换，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例如：

Here ends the diary of Dr.Watson.

华生医生的日记写到这里就结束了。（英语倒装句结构―汉语正装句结构）

1.2.2句子顺序方面的差异。句序是指复合句中主句和从句的顺序，因为其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不完全相同，因此它们的先后位置也不完全一致，从而导致句子顺序方面的差异。比如：

Nothing has happened since we parted.（后置）

我们分别之后，一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前置）

2.英汉文化差异的翻译

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受东西方文化思维模式差异、文化习俗的差异、地域文化的差异、的差异、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的差异的影响，导致英汉文化在词汇意义、词的搭配能力、词序变化、句法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以上通过举例清楚讨论了这些文化差异之处，于是对这些文化差异翻译的策略选择则具有实际应用意义。为了让更多的读者更加广泛地分享英汉文化精粹，笔者总结了四种针对性的翻译方法：直译、代译、增词、意译。

2.1直译法

直译的优点就在于能够保存文化特征，因此有利于英汉文化的交流，并能丰富译文语言的表达能力。如直译“hot dog”为“热狗”，“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为“血浓于水”等。

文化意义上一方有特殊含义而另一方没有特殊含义的词，也可采用直译法。如：“olive branch”直译为“橄榄枝”，其象征和平的文化意义在原本无此义的汉语中也强化了此意。

2.2代译法

代译是指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译文中的某个概念意义不同但文化意义相近的词语代替原文词语的方法。对于文化负荷较重要的词，由于其排外性太大，用直译法不能传达出原文的文化意义时，可考虑代译法，特别是比喻和习语的翻译中更常用此法。例如“four Asian tigers”译为“亚洲四小龙”。

2.3增词法

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色彩，而直译不容易使译文读者理解的时候，可在直译的基础上增加适当的解释性的词，这样既忠实于原文又易于译文读者的理解。举例说明：“班门弄斧”译为“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the axe before Lu Ban，the master carpenter”，如果不加上“the master carpenter”英语读者就无法理解本句之意了。

2.4意译法

一些文化意义很浓的词汇，直译不能准确传达其文化意义，代译又易将译文强加到原文文化中，增词太多无异于解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妨考虑意译法，即完全用译文中文化意义较弱的词汇去译原文所传达的信息。这样虽然会造成翻译过程中原文文化的损失，但对于达到合理的翻译来说这也是无可避免的。比如说：“child’s play”直译为“儿戏”显然不对，不如译为“非常容易的事”。

3.结语

研究英汉文化差异的目的在于提高译者对英汉语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敏感性，重视英汉文化差异，以便充分理解原语言的文化内涵，再合理地根据译文文化对译文进行调整，从而达到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正如王佐良教授所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研究英汉文化差异，探索英汉文化差异翻译策略，最终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既是对翻译理论的补充，也是翻译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Nida，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

［2］张培基，喻云根，李宗杰，彭谟禹编著.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19-69.

［3］孙小军.浅析英汉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报，2006，（1）：186-189.

［4］王佐良.翻译中的文化比较［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5］范振辉.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与翻译［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2）：91-93.

［6］杨贤玉.英汉文化差异与翻译［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4）：70-72.

第4篇：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

二、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涉外商贸谈判中跨文化沟通，是国内企业谈判者难以把握的内容。如何处理好涉外谈判中的文化沟通，如何避免谈判中的误解……，是国内许多涉外谈判者十分关心的问题。论文从谈判中常见的中外商务谈判的文化冲突分析出发，结合东西方思维方式、商业习惯、社交禁忌与法律等方面的差异，提出了涉外谈判中的跨文化沟通的策略

商务活动开展必须依跨文化沟通来实现。跨文化沟通往往会受到不同的文化差异因素的阻碍。这些文化差异包括语言文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法律规范、风俗习惯等因素。要进行有效的跨文化的沟通，应采取适当的沟通途径，克服文化差异的不利因素，加强理解和融合。

三、选题的学术前史

跨文化沟通是跨国公司管理中的重要方面。文化、文化层次及文化差异在跨国经营中对跨文化管理和谈判的语言沟通与非语言沟通的基础有着重要影响。肩负跨文化沟通任务的跨国管理者们应该认识文化差异、尊重其他文化及努力协同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跨文化沟通指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个体的交际行为、审美观念、时间观念和个人成就观会有所不同

四、选题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

1、商务谈判中的跨文化沟通问题的重要意义。

2、商务谈判中的文化语言文化差异。

3、商务谈判人员的跨文化交通能力。

难点：商务谈判人员应该具备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五、计划采用的方法

6月到9月查找资料，10月整理资料，11月完成初稿，12月修改，定稿。

将用夹叙夹议的方法进行论述。既对跨文化交流学进行论述，又结合涉外秘书的具体工作进行分析。把跨文化交流学的理论有效的运用到商务谈判的具体工作中去。

六、论文纲要

第一章商务谈判中跨文化沟通的重要意义

第二章关于跨文化交流学

第一节内容

第二节文化交流学研究的目的

第三节跨文化交流学的基础研究提高跨文化意识

第四节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第三章商务谈判人员应该具有的跨文化语言修养

第一节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文化差异

第四章商务谈判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七、参考文献

⑴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11第1版

⑵胡文仲，跨文化交际面面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⑶王兴孙，陈洁，报道国际贸易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介绍国际商务知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

⑷王健宜、滑本忠编著：潘雪辉、滑本忠、刘肖云、张季芸，书中所讨论的问题是由三方面的专家共同认为在国际商务沟通方面至关重要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0第2版

姓名：

学号：

专业：

第5篇：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团队学习；文化差异；影响；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9-0180-02

目前，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企业间的竞争由原来的质量、价格的竞争逐渐转向以知识为关键竞争优势的竞争，管理者由此越来越意识到学习，尤其是团队学习的重要性。然而团队中的成员可能来自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区域，他们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文化差异决定了人们不同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及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些不同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会对团队学习产生不同的影响。国内外的学者主要探讨了团队成员个体特征因素和群体特征因素，以及情境变量对团队学习的影响，而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对团队学习效果的影响研究较少。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文化差异对团队学习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内涵

1 团队学习

关于团队学习的内涵，Edmonson提出，团队学习就是团队所从事的一整套加工数据、从而调整自身、进行改进的活动，其特征是提出问题、寻求反馈、试验、对结果进行反思、讨论出现的各种错误或者非预期的结果。熊燕认为团队学习是团队成员共同解决问题、平等对话的过程；团队从过去成功经验和失败检验中不断反思和改进的过程；分享知识和经验、寻求反馈、要求帮助的学习行为。团队学习行为是团队成员在团队互动中表现出的学习行为，其不但与团队成员所在团队结构特征有关（团队领导、团队构成、团队激励等），而且与团队成员对如何有效地进行团队工作和团队互动的共同认知有关。综合来说，团队学习就是知识、技能等在团队这一共同体中的共享，它可以合理的利用每一个成员的知识和技能协同工作，解决问题，相互学习，以达到共同的组织目标。

2 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指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地区在语言、宗教、价值观念、教育以及社会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吉尔特·霍夫斯泰德（Hofestede）从文化的维度出发，归纳并提出了五个随国家不同而不同的识别民族文化的维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利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价值观的男性化与女性化、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荷兰的经济学家特罗姆皮纳斯提出了爱国个体现国家与民族文化差异的维度：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中性化与情绪化关系、关系特定与关系散漫、注重个人成就与注重社会等级、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基于文化差异的理论，我认为对团队学习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团队学习的目标、行为、过程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

二、文化差异对团队学习的影响

1 文化差异对团队学习目标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人们在制定目标时更加看重未来的利益，注重长期的发展，是长期导向的目标。长期导向的文化使团队目标更多的倾向于个人能力的提升，他们参与到团队学习中是为了共享团队的知识经验，以提升自己的能力，使自己在以后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西方文化则注重短期收益，他们的目标是追求短期收益的最大化，是短期导向的目标。在团队学习中短期导向的团队目标则是强调员工眼前利益的获得，他们参与团队学习的目标往往是工资的提高以及职位的晋升。

2 文化差异对团队学习行为的影响

中国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多地强调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团结合作，更愿意合作和分享，时时以整个团队的大局为重。同时中国文化比较保守，讲求中庸之道，善于预见未来的危险性，更愿意维护现状，保持和谐，这就导致在个人权利和责任的承担上会有回避心理。

西方文化则是以个人价值观为中心，强调个人主义，以个人的成功来衡量人生价值，鼓励人民开拓创新，个人为了充分展现自己的个性以及实现个人的价值，喜欢竞争胜过合作，个人可能会产生新的想法，但是出于竞争的意识，未必会将想法分享给其他成员。

3 文化差异对团队学习过程的影响

中国的文化有着较大的权力距离，人们的等级观念非常强烈，团队学习的过程是上级下达指示，下级按照指示学习的过程，团队中的个体较少积极地创造学习机会，不去主动思考团队中存在的问题，而只依赖于上级的决策。

西方文化一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平行关系，团队学习的过程是个人充分发挥自己潜能的过程，团队成员具有更多的主动性，承担更多的工作责任，他们可以参与到与自身有关的决策之中，更有利于促进他们开展创新活动以及对自身工作的改进。

4 文化差异对团队学习中人际关系的影响

中国的管理方式是人治为主，关系网络对一个人的成长有重要影响，人际关系偏向柔性，人们注重人际和谐、彼此的合作，倾向于采用和解的方式解决团队冲突的问题，有利于团队学习中进行成果的分享，但是人们为了与他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在自己本来不认可的观念前妥协，不利于团队的创新。

西方人则是以自我为中心，工作独立于个人生活的其他方面，偏重于刚性的人际关系，人们会按照既定的规则制度进行学习、工作，他们认为工作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在浪费时间，这样的文化会提高团队学习的效率，但不利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信息的分享。

三、基于文化差异的团队学习的对策建议

通过理解文化差异对团队学习的影响，下面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提出对团队学习的几点建议：

首先，使命陈述，塑造共同目标。共同的目标是团队学习的基本前提，只有这个目标符合客观规律，并被团队成员一致认可，团队成员的行动才会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因此，在塑造团队目标时，要将个人文化融入到团队目标中，通过使命陈述、学习沟通等方式，在尊重不同文化的前提下，制定被团队成员一致认可的共同目标，从而保证团队学习的效果。

其次，正视文化差异，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文化差异不是障碍，而是创新的推动力，合理的利用文化差异，可以创造竞争优势。一方面，要正确面对和认识不同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加强对多元文化知识的透彻把握。在团队学习过程中，可以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持有不同价值观、具有不同期望的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使团队学习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

最后，注重沟通，提升文化理解力。沟通的核心在于通过沟通与协调，提高人们对彼此文化的认识，消除文化差异带来的鸿沟，增强团队成员彼此间的信任。在团队学习过程中，只有团队成员之间相互信任，才能增进团队的互动和合作过程，促进团队学习行为，没有团队信任会让团队成员不敢冒险，且安于现状，使团队学习陷入碌碌无为的状态。

四、总结

跨国公司的兴起以及各国之间人员交流的增多，公司的员工可能包含不同国家及地区的成员，这使团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差异。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团队成员，只有充分发理解人们不同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以及这些差异对团队学习的影响，才能有效利用这些差异，合理引导团队学习的行为及过程，促进团队学习达到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1] Edmondson，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learning behavior in work team[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9，（44）： 350-383.

[2]熊燕，团队学习中习惯性防卫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管理学院，2006：6

[3] Mohammed S， Dumville B C. Team Mental Models in a Team Know ledge Frame work： Expanding Theory and Measurement across Disciplinary Boundaries[J].Jom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1，22（2）： 89- 106.

[4] HOFSTEDE G. Cultural constraints in management theori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993，7（1）： 81-94.

第6篇：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

论文提要：本文运用后现代意义上的“差异”观和“差异政治”观，简要评价了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延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典型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的代表——它们从多元文化、文明作为理解差异政治的切入点，为理解多级的世界政治格局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但同时它们也过分彰显和强调了当今政治学中差异与冲突的固有性和不可避免性。只有辩证地理解政治文化中的“异与同”，用辩证的观点来审视文化、文明中的差异以及后现代差异政治观，才能真正科学把握纷繁复杂的世界政治图景，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一、“差异”与“差异政治”的内涵

差异，作为一种哲学范畴，早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就业已存在。它通常被理解为矛盾的一个要素，是矛盾发展过程中的最初阶段和表现，它处于二种尚未激化的矛盾状态。简而言之，差异就是矛盾或对立统一的幼体。

然而，在后现论视野中，辩证法“总是错误地解释差异，它是对谱系学的一种混乱倒置”。因此，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学者虽然也使用“差异”这一术语，但其内涵却是与辩证法迥异的。他们承认差异性，否认同一性，反对把差异最终归入更高的统一之中。尤其在德里达那里，“差异”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常用“延异”加以替代。

“延异”(diferance)是德里达自撰的一个重要术语，是其锵构主义理论的奠基性概念。从词源上考证，德里达的“延异”是由“diference”(差异)演变而来。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关于语言学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任意性”和“差异性”。按索绪尔所说，语言符号都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自然或本质的关系。不仅如此，符号还有严格的区别意义的作用，即差异原则。语言是一种差异关系而无确切的意义系统，语义主要“撒播”在一连串能指的转换过程中，它是压抑差异或不断变动的结果。

索绪尔的差异原则，经德里达继承和批判衍生出了“延异”这一全新的概念。按德里达的说法，延异是“不再以在场(pres-ence)／缺场(absence)的对立为基础而构思的一个结构或运动。延异是差异、差异的踪迹和诸因素得以相互关联的间隔(spac．ing：)的系统游戏。这种间隔同时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没有这种间隔的产生，‘完整的’术语就不能指示其意义，就不能发生作用”。在德里达看来，延异至少有两种不同而又相关的意义：即它同时既指差异(todif—fer)又指延宕(todefer)。一方面，延异包含着“在场”与“缺场”之间的非同一性或差异；另一方面，延异既不是“在场”也不是“缺场”，而是指意过程成为可能的游戏，“在场”既与“缺场”相异，又延宕到“缺场”，同时“缺场”又延滞了“在场”。德里达认为“延异”是无法明确界定的，它必须避免概念化，否则它将会使“中心”与“根源”等含义重新进入“延异”之中。如此说来，“延异”是一个非在的存在，不管多么完美、独特或超验。它不控制任何东西，不主宰任何东西，不在任何方面行使权威。

概而言之，“差异”或“延异”是德里达用来借以消解现代哲学的一种后现代策略性用语，它具有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异性、非意义性和非真理性等内涵。

说到差异政治，就是指在后现代思潮中，用差异性原则或策略对当代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进行理解的一种方式。具体说来，它的主要内容是：以德里达的“差异”或“延异”、利奥塔的反对“宏大叙事”观作为哲学基础，以多元政治观和差异政治观为基线，反对建构任何类似于“启蒙理性”那样的大一统政治哲学，强调政治价值向度的多元化、多维化倾向。无论是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抑或后现代女权主义、黑人政治、族性政治等等，无不具有浓厚的差异政治色彩。

后现代政治观的首要目标是反对现代政治学中的宏大统一叙事体系，进而要求建立具有异质多元的差异政治观。这一差异政治观多从政治文化论研究人手，随着文化学研究视角的不断转向而形成并扩展。

当代美国政治哲学的代表罗尔斯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一方面坚持了《正义论》一书中提出的“无知之幕”，即将人们用于选择权利的生活基础“虚化”；另一方面，针对哈贝马斯、“社群主义”等等的挑战，提出了所谓在诸差异的理解基础上的“交叉共识”观。这一观念，与哈贝马斯的以商谈交往为基础、以真理为内容而具有强烈重建现代主义愿望的“普遍共识”相抵触，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

库恩指出，在世界上，各种不同民族的语言可以互相翻译，但不存在凌驾于众多语言之上的“世界语”。差异政治观对于自启蒙学派以来的现代政治学的“统一、宏大叙事方式”以及抽象统一的思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冲击，对西方“中心论”的政治观也存在着深刻的批判性。它强调多级主体性，并关注异质性，这都有助于当代政治学的思维范式由单一主体论向多级主体交往实践的政治学的转型，进而推动着世界多级格局的最终形成。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作为差异政治观的典型代表，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从差异性、多元性的文化、文明作为理解差异政治的切入点，将差异政治和多元文化、文明并置或联系在一起，从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来理解差异政治的基础，从而为现代政治学进入后现代轨道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二、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

帕依认为，现代政治学一直将政治权力视为一种抽象的、统一的和总体性的存在。而实际上，现代政治学在基础方面存在着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重大差异。在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亚洲权力与政治学——权威的文化向度》等著作中，系统地考察了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东西方关于“政治权力的本性及其运作”在理解方面的差异的史实，进而提出了政治文化差异观。他认为“那种追寻有关权力的一般特性的理论是完全不得要领的，因为在所有社会现象中，唯有权力是一种对文化细微差异都成为最为敏感的因素，它的多样可能性和界域总是由时间和空间来规定的”(帕依，1985)。

具体而言，他的差异政治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政治学基础观上，他反对现代政治学的抽象同一观，强调政治学基础的差异性。由抽象的人性和理性所导出的抽象统一的现代政治学，是非历史的和非辩证的：它将古希腊城邦的政治与现代国家政治都纳入到同一概念体系中加以抽象研究，所以是非历史的；这种抽象的政治观忽视了各种文化的差异对政治的主导性影响，所以是非辩证的。帕依看到了文化的差异对政治的影响，但是他没有进一步提及不同文化或不同政治之间的关系如何。若按博厄斯文化相对论认为，政治和文化一样，此政治与彼政治、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然而此政治与彼政治、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决不存在谁优谁劣的事实。

(2)其文化差异决定论。在探究政治差异的基础上，帕依认为，不同模式的文化差异造成了政治观的差异。这是一种关于政治学理论基础方面的“文化差异”决定观，他指明了政治权力对于所属的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认为在多元文化背景中，由于人们的文化视野、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对于权力等政治运作现象的观念就会不同，当然其评价合法性、合理性的标准也就不同。他通过对马来西亚、缅甸、印度的实地调查，亲身体验了不同文化中对权力和权威的“应是什么”、“实是什么”所作出的根本不同的回答。

(3)帕依还具体分析了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文化模式的文化机理，他认为，由于西方个人价值观主导性，决定了西方政治的民主制模式。而由于亚洲的群体价值观的主导性，相应地产生了权威主义政治模式，这一模式是从社会文化机体中“总和地”酝酿产生的。帕依从公众文化、社会心理、政治运作等多元视角对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产生的原因作了独特的分析。从公众文化层面来说，整个亚洲社会对于像权威和权力这样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都有合理而清晰的见解。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它们总是普遍深入地存在于政治文化的“集体经验”中，甚至内化于每个人的私生活中。在文化熏陶下的人们懂得必须对占有权力和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者以及其神圣权力本身顶礼膜拜，而在这种崇拜权力的活动中必然也使权威和权力的政治理念得到进一步的同化和加强，从而为权威主义政治模式打下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从社会心理学层面来看，亚洲人对权威的接受是满足其个人安全需要的手段。对他们来说，西方的自由和个性是“异在”的。而追求同一性就是追寻一个能隶属的群体，即寻找一个适合于己的家长制权威形式，使自己能隶属于其中，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从政治运作层面来看，亚洲后发式“赶超型”的现代化要求权力的高度统一，因此，权威主义的政治模式也是符合他们的效率观念的。帕依认为，考察亚洲社会内部诸文化模式的差异固然重要，但是考察其内部文化差异对于政治运作的主导性的影响更有意义。他认为，亚洲诸文化民族善于把握依顺性，并将之变成行为心理意义上的运作的能量释放——这是一种最具深刻意义的依赖性。通过“民族主义的亚洲形式”或由“种族的同一性”、群体的依赖性等因素构成了亚洲权威主义的新形式，而亚洲社会政治的运作则主要依赖于这种“权威一服从”的两极纽带。所以没有权威主义，亚洲的政治运作就失去了准则和模式。

总而言之，帕依一方面强调东西方文化差异所造就的政治差异的现实性，这对于消解政治观上的“西方中心论”，尊重各国政治价值观多元存在的现实，推进在承认差异和多元的前提下各文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平等对话与交往是有益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具体阐释亚洲政治文化何以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机理时所采用的一系列概念，如“家长制”、“权威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由之所形成的具有依赖性的“权威一服从”式的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模式理论，其科学性则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

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如果说帕依的政治文化差异观还停留在比较政治学层面，那么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等论文中就将差异政治观应用于全球政治结构分析，以“文明”为单元建立起国际政治理论。从思维范式转型角度来看，亨廷顿完成了从单一主体观或抽象统一政治学范式向多元主体的差异政治观范式的转化。

现代政治学理论话语的核心观——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正义、国家法理等理念，以及整个政治学的思考方式和观视方式都源于l7一l8世纪资产阶级政治学家们援用的两大哲学公理——人性和理性，以及抽象的“一般观视方式”。它以单一、普遍、抽象的人性观构筑政治学的基础，以抽象的理性构筑政治学方法论，沿用自然法的宏大叙事结构，采用元理论和元叙事所产生的等级体系。由此可见，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政治哲学无疑是以大写的“人”为中心的单一主体性哲学，这一哲学视野的基本缺陷是单一主体中心性即抽象的人。抽象理性主义基础观、抽象普适方法论观念和具有严格逻辑与大一统的等级秩序理论叙事话语，遭到了后现代政治学的猛烈批判。后现代政治学以“多级主体交往观”为哲学基础，是无中心或多中心的，且没有可以制约主体的客观底板。因此，多级主体产生多级、多元视野，在彼此对话和交往中是开放和互动的。它只有游戏规则而无真理制约，主体间性是由差异的、异质的主体彼此交往而构成的。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浓厚后现代政治哲学色彩的“差异政治”观。亨廷顿在其一系列论文中一反传统的“西方中心论”，以多级主体差异政治观来勾画全球政治学。在亨廷顿看来，冷战时代是建立在以美苏为代表的西东两个集团各自“具有绝对权威和绝对真理性”的“单一主体性”的视野基础之上的。而现在，世界政治正进入一个全新阶段。需要有一个多级主体间的差异结构的全球政治观。亨廷顿认为，这种差异政治的基础在于差异性的文明，而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纷争，也不是民族国家之阿的竞争。

亨廷顿认为，文明间差异必然演化为主体际政治冲突，文明间的差异是差异政治观的主要源泉。文明通过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重要的宗教把人与人区分开来，不同文明的人们对一系列政治价值观的见解有着重要的分歧。这些文明差异是差异政治观赖以生存的“语境”，它作为历史积淀并非短期能够清除，因此它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利差异更为根本。差异并不等于冲突，但却是冲突，尤其是持续长时间激烈冲突的导因。世界正在变小，不同文明间(主体际)人们日益频繁交流强化了文明意识(文明的自我认同)，加深了人们对同一文明的认同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的意识，从而推动了不同文明问的差异甚至敌意的增长，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文明的寻根意识。经济全球化使得人们超越了原先民族国家和地方区域性的狭隘眼界，从而从“比较文明”的差异性角度追寻对“跨国界文明的认同感”。

亨廷顿还认为，西方文明的“中心化”迫使非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意识崛起、强化。这种文化特征和差异具有稳定性，因而它比政治、经济特征更难协调与变更。在阶级和意识形态冲突中，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人们可以选择站在哪一边或改变之。而在文明冲突中，问题变成“你是什么人?”而这是既定的和不能改变的。另外，经济区域主义使文明内部的聚合力增强，也使差异文明的离异度增强。文明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政治(人权、正义、价值观等)、经济(贸易和发展权等)到环境等一系列政策和观念的分歧，西方文明越是将自己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作为“普遍价值观”进行推广，越容易激起来自其他文明的反对，文明间的差异必然演化为主体际政治冲突。

总而言之，差异政治观成为亨廷顿观察世界政治、建构全球政治学的基本范式。在亨廷顿的视野中，文明问的差异和冲突成为主宰全球政治的主范式，较之帕依的“文化差异决定政治差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无疑是一次提升和发展，而且是一种朝向极端方向的发展。许多差异政治论者由差异必然性而导出了相互宽容、忍让、理解、尊重等后现代结论，而亨廷顿却将之推到另一个极端，强凋“冲突”主题政治论，无疑是重蹈冷战时期的“集体对抗”思维的覆辙，有悖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四、差异政治观之启示与误导

综上所述，无论是帕依的政治文化差异观，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将多元文化、文明与政治差异相关联，将政治的差异性、多样性归因于文化、文明的多元性，进而与现代主义的“普遍共识”相抵触，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成为后现代主义政治学的一种典型现象或典型形态。他们是借“文化”之异而强调“政治”之别，其内涵是通过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来揭示政治范式、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话语中异质存在性和差异性，由此导出多级政治主体问存在着一种异在(无统一范式)的交往关系。既然主体际的政治范式各异，因而就难以通约，难以将之再统摄到一个更高、更大的范式中并加以转换。

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正如眼睛、鼻耳朵存在着差异，这是客观；但是眼睛、鼻子、耳朵之间决没有谁优谁劣的说法，这是主观。如前所述，文化差异、文明差异也是差异政治的形成基础，但是，多元文化、文明本身一定会冲突吗?差异政治一定是冲突政治吗?好比男人和女人也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既可以相互成仇，也可以共同构建幸福美满的家庭，双方相敬如宾、恩爱一生。所以，古代圣人讲“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也就是说，水到牛那里就变成珍贵的牛乳，水到蛇那里就变为有毒的液汁。文化、文明乃至政治的差异也像水一样，我们应该学会以善美的心态去应对它的存在。

第7篇：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

多元文化思想应当成为初中阅读材料的取向之一

教科书中选择的阅读材料，要反映出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流，也就是我国社会在对待外来文化，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思想主流。根据传统的教学体系，语文主要是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和文化知识，并不是专门介绍文化及文化差异的，但是作为向学生传达多元文化思想最好的途径，语文课程内容的多元化是应该且必须的。就目前文化教育状况来看，多元文化的教学内容的缺失对于学生的世界观都产生了影响，这种负面的影响不利于学生的自身发展。结合语文阅读独特的思考过程，阅读材料中融合多元文化思想，更加全面的考量语言知识和文化思想的比例，适当突出多元文化思想和民族文化理论，扩大阅读材料的选择范围，增强语文阅读材料的丰富性的同时，强化多元文化思想与阅读的融合有其时代必要性。

多元文化与阅读材料的有机融合

多元文化主要涉及到多民族文化，多种族文化，多地区文化等，为了方便将多元文化的内容与阅读材料有机的融合起来，既要考虑到文章的中心与主题，也要考虑到学生能够理解的深度。在国别文化中，传统的教材多通过课外扩展阅读安排外国文学阅读，或者通过文体介绍内容融入西方诗文或剧本，体现国别文化和自然知识的较多，涉及人文方面的较少。不难发现，要想正确理解多元文化差异，少不了这些内容的普及。而且涉及多元文化的文章一直处于不被重视的位置，阅读训练仍然是以传统的文章为主，多元文化理论的传播效果不十分明显。

实际上多元文化理论的融合，也可以从最原始层面开始，也就是以国内地区文化差异和民族文化差异作为阅读材料的核心。语文教材中，常以主题划分独立的章节，通过不同作者对于同一主题的描述，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实际上，安排中外文学作品对比阅读，不仅能够达到培养能力的目的，在开阔视野的同时，也能部分的向学生传达中外文化的差异。朱自清的抒情散文《春》，十分鲜明的描写对象，让学生很容易在脑海中呈现出一副春景。与之相对比的有英国作家威廉布莱克的散文《春》，全文节奏明快，朗朗上口，虽然只是简单的将春天所见的人和事物素描下来，也不难看出作者对于春天的热爱和喜悦之情。通过这两篇文章的对比阅读，学生很容易感受中外散文的差异，中国更注重写意，国外则更注重写实，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中外文化的差异。从思想上来看，中国人更加注重思想上的享受，国外则更加注重实际生活的物质性。所以说对比阅读的过程，就是学生自我思考的过程，通过合理的文章安排，学生很容易感悟到文化的差异和思想的差异，通过适量的多元文化融合对比，很容易将文化差异的理论传递给学生，学生也能通过自我思考建立起个人观点。另外，中外文学融合对比，对于学生的阅读能力也有很明显的提升作用，对比阅读产生的个人观点更加多样化，理解的层次也更加深入，能够很好的培养学生的自主思维和创新意识，可见多元文化与传统内容的有机融合对于教育来说有诸多好处。

不过，多元文化在融入初中阅读材料的过程中，要注意引导与内容控制，过多的文化引入很可能影响学生个人思想的完善，甚至出现弱化传统文化的问题。所以在多元文化引入初中阅读材料的过程中，要强调“有机”融合。所谓有机，就是合理安排多元文化所占有的比例，加强学生自我能力的培养，教师注重核心内容的指导，只有在这些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阅读教育水平才能得到提升。

第8篇：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跨文化贸易能力跨文化能力发展曲线跨文化能力培养教学方法本科

贸易全球化和自由化使跨国公司越来越多。新的国际贸易形式的出现,比如战略联盟和国际易货贸易,这意味着企业对具有跨文化管理能力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跨文化管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20世纪末首先在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出现的。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企业跨国经营的日益深入,跨文化领域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了,美国和欧洲一些一流的商学院非常重视培训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总的来说相对较低,对这个课题的研究起步也比较晚,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跨文化能力对国际贸易的重大意义。

跨文化能力的内涵

在跨文化能力内涵的研究上,跨文化意识、跨文化商务技巧和国际管理能力已成为研究的核心。

跨文化意识

跨文化意识是指商务人员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并做出适当反应的一种商务意识。换言之,反映国际贸易者本土文化的价值观的行为标准已不能满足跨国公司发展的需要了。国际化的企业运作中的各个环节,如:人力资源管理和激励机制、国际营销、交流决策,都需要较高跨文化意识。在文化研究的范畴内,很多研究者提倡将文化差异概念化,以使学习者认识到文化多样性对商务的影响,并为跨文化意识培养奠定基础。

GuyandMattock(1991)提出了地域、宗教和历史是影响文化的三个重要因素。BonvillianandNowlin(1994)则深入的解释了文化差异对个体行为方式的影响。他们指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个体的交际行为、审美观念、时间观念和个人成就观会有所不同。Hofstede对文化差异的实证研究则在该领域最具影响力。他认为,生活在不同文化下的个体受到态度、价值观、文化差异的巨大影响。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个体从四个维度上互相区别: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生活数量与生活质量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Hoecklin(1994)提出文化意识不仅仅是在国际贸易中对文化差异的反映,良好地跨文化意识是跨文化贸易组织创造竞争优势的首要条件。

不同民族的文化是影响国际商务活动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起决定性影响。以上有关文化意识的文献回顾旨在为国际商务人才培养者提供一个框架,使他们能更好帮助学生深入、客观的了解和理解文化多样性。应当注意的是,仅仅了解文化差异是不够的。至少,跨文化意识必须转化为跨文化商务技巧才能为商务活动服务。

跨文化商务技巧

对国际商务人才所应具备的商务能力的研究,美国学者Bigelow在此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贡献。Bigelow(1994)提出跨文化商务环境下的商务能力应涵盖十个方面:对文化和组织的理解力、适应能力、建立关系能力、系统和多视角的思维能力、态度、敏感性、语言能力、文化影响下的决策能力、外交能力和跨文化能力。Lane与Distefano(1992)在回顾了有关全球国际商务战略管理和国际营销领域中急需解决的人力资源能力问题后,强调了国际商务管理人才必须具备的能力包括:发展和运用国际商务技巧的能力、管理变化和过渡的能力、在多元文化下进行管理的能力、在各组织结构中设计和运作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和在组织中学习与转移知识的能力。显然,良好的跨文化商务技巧能使商务贸易者有效的参与国际贸易事务。

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语言、文化、商务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此方面的研究集中揭示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和培养方式。冯毅(2004)阐释了企业管理中的跨文化沟通。提出从认知层面、价值观层面、语言层面和非语言交际层面构建我国企业跨文化沟通体系的建议。周锰珍(2004)从言语行为、非言语行为、意识形态、价值标准、礼貌策略等方面分析了跨文化经济交际在商务话语系统中的表现、作用和影响,并提出了深入了解对方文化和遵循经济市场的共同规约等建议。

诚然,跨文化商务技巧的发展需要在商务环境中得到磨练,实践经验和大量的在职培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高等教育在培养商务人才时,义不容辞要以培养学生跨文化商务技巧为核心。越来越被首肯的做法是通过跨国合作提供国际商务课程。让学生有机会参加多文化的小组活动,与来自不同文化的同学进行合作与交流。

跨文化管理能力

跨文化管理能力与跨文化商务技巧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强调综观全局的高级管理能力。一个跨国公司跨国投资经营时,他们往往需要融合三种文化:自己国家的文化、目标市场国家的文化、企业的文化。跨文化管理能力在国际化经营管理中非常重要(黄华,2004)。国际管理能力包括:具有国际视野的商务能力、在国际贸易管理中协调不同文化的能力和在国际贸易中有效管理人力资源的能力。合格跨国管理人才应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对地方情况快速做出反应、协同学习、转变和适应、跨文化交际、合作与国外经验等素质(Adler和Bartholomew,1992)。

跨文化贸易能力的发展顺序

在国际商务课程中,有效跨文化素养发展途径要求其培养过程必须符合一定的能力发展顺序。Clackworthy(Laughton和Ottewill,2000)的跨文化能力发展曲线将跨文化能力发展分为六个阶段(见表1)。

发展的第一阶段被Clackworthy看成为“质疑”或“无知”阶段。他把受训者称为“本地专家”。也就是说,受训者具有较表层的文化差异的认识,而他们行事以本国文化为标准。在“觉察”阶段,学习者逐渐意识到跨文化差异的存在,同时他们也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优势和弱点及存在跨文化技能差距。到了“理解”阶段,学习者开始深入的了解跨文化差异的内涵以及跨文化技能发展的性质和纬度。在“合成”阶段,学习者开始将本土文化和异国文化进行融合,这些“二元文化专家”开始掌握了以技能为基础的跨文化能力。接着学习者自然的过渡到了“选择”阶段,学习者又被称为综合者,能够自如的融合两种文化,并结合技能方法构建跨文化能力。到了最后的“能手”阶段,学习者能够利用跨文化能力管理国际贸易项目,达到了一个多元文化“领导者”应具有的能力水平要求。

高校国际商务课程是符合市场需要,并急需通过与国际接轨来加强建设的一门学科。对我国高校国际商务课程建设者来说,其挑战在于开发将跨文化能力发展曲线和技能发展有机的融合在一起的课程内容,,以使学生的跨文化能力逐步得到提升。在采取这种培训理念时,整个程序中的技能发展培训必须在多元文化的视角下进行。但是在课程整合与统一的现代国际商务教学下,方案的设计有一定的难度。在英国,大部分大学的商校开设的国际贸易专业的一些课程的教科书都已将跨文化教学内容独立成章,其他课程则将文化教育很好的融入各个章节中。在美国,不少商学院开设了“国际贸易文化”课程,如圣路易斯大学开设了“欧洲政治和文化环境”、“拉丁美洲政治和文化环境”、“亚太政治和文化环境”和“管理文化差异”等课程,以期更好的培养学生的跨文化商务能力。

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教学方法

深入到培养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具体教学策略,我们可以从人力资源培训项目中汲取经验。下文以Clackworthy的文化能力发展曲线为基础,结合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培养任务提出具体的教学建议。

从教学的模式来说,我们可将教学分为事实教学、分析教学、实践教学(见表2)。

事实教学

事实教学一般用于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的初级阶段,学生此时往往会对异域文化存在疑问,开始觉察到文化差异的存在,容易会以固有的本国文化来对异域文化想当然。教师在教学中要恰当的介绍不同的文化,并简单介绍相关的文化理论(如:Hofsted的四维理论),使学生在了解大量的有关跨文化知识的同时建构初步的理论框架。具体的实施方法有讲课、提供相关书籍、播放录像、专题讲座等。

分析教学

分析教学是指以对比分析为手段,深入分析理解国际商务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学生对不同的案例加以分析,将理论与实践相融合。较深层次的理解和掌握跨文化商务的技巧。在此阶段,基于案例分析的教学方法是最有效的。教育者也可以采取课堂语言训练、比较练习、多媒体交互学习等方法来进行教学。

实践教学

实践学习适用于跨文化能力发展的最后阶段。教师以发展学生多元文化能力为目标。教育学生利用已有的跨文化技能构建正确的文化观。初步参与并利用已有的跨文化能力进行商务实践。这一阶段是针对大三大四开始参加商务实践的学生设计的。教学以参于活动的方式为主。可以采用的教学活动方式有:跨国小组活动、文化训练自我诊断、角色扮演、国际工作经验、跨国商务谈判模拟等方法。这一阶段的关键是发展学生的文化元认知能力,在每一项活动前,让学生事先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事后有反思:做了什么,成功否,学到什么,如何做的更好。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加快了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跨文化素质是跨国界合作的必备素质。任何高校的人才培养都应服务于市场需要。忽略劳动力市场发展趋势的培养模式将导致学生面对挑战无所适从。以上对跨文化能力的内涵界定和发展顺序的分析,以及便于操作的具体教学建议供高校国际经济贸易课程设计者、教材编撰者、一线教育者参考。

参考文献:

1.曾宇平.国家经济与贸易人才独特素质及其培养对策.经济师,2003(11)

2.陈立新.跨文化管理对我国企业跨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商业时代,2004(12)

第9篇：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