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求规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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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力供求规律范文

[关键词]高校　化学专业　学生就业

化学专业大学生就业市场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供求双方在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受让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这是完全自愿的一种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大学毕业生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它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以下几种趋势：

一、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由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所决定；反之，其价格又与劳动力供求紧密相联。一般情况下(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供大于求由于较易找到所需劳动力，工资趋于下降：工资的下降，又会使得一部分劳动力供给减少，需求增加。而供不应求时，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工资趋于上升，工资的上升，又会使得需求减少，供给增加。一直到供求关系趋于平衡时，价格相对均衡，这种运动才会逐渐停止。而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也正是在这一供求与价格的变动中实现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即：价格趋向于劳动力供求双方能够提供到市场上的数量相等。均衡价格决定于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市场上的均衡数量。价格上升，引起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价格超过均衡点，亦会引起供给的相对减少。价格下降，引起供给减少，需求增加。当供给不变时，需求大于供给，引起价格上升需求小于供给，引起价格下降。当需求不变时供给大于需求，引起价格下降：供给小于需求，引起价格上升。劳动力市场正是遵循这一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利用价格信号及工资率的引导，通过社会大量的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使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及各个部门、企业之间进行配置并使这种配置尽可能地达到优化。这也正是价值规律在劳动力市场运行中最显著的作用之一。

利用上述规律，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资是可以上下波动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随劳动力市场上该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而变化。我们将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归为两大类：受过高等教育者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根据该规律便会有以下推论：如果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增加，供给较之以往更加充分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就会下降。然而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与多数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一样高等教育毕业生比其他层次教育毕业生具有相对低的失业率相对高的工资收入以及获得高社会地位的更大可能性。

二、应届毕业生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

在工作队伍中，每一项工作都对劳动者的技能有所要求，位置越靠前，对劳动者的要求越高相应地付与他们的工资收入也越高。在求职者队伍中，学历层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获得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

应届大学毕业生由于对社会了解不多寻找理想职业的期望值往往较高因此“摩擦性失业”人数有增无减。尽管这种“自愿失业”从理论上来讲是求职者根据其报酬期望与搜寻职业成本进行核算的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是短时间的、不危及其生计的但如果这种“摩擦性失业”增长太快也会增大社会的不稳定性，仍然值得关注。与此同时结构性失业的势头开始出现有报道警示：45％的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50％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正是这种结构性失业的生动写照。

三、在应届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

当然面对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和择业难度加之应届毕业生对社会了解甚少很难一次性地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况且他们在求学期间已经付出不菲的经济代价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再拖累家庭和父母，需要尽快落实工作单位这些客观因素让他们无暇考虑岗位是否真正适合自己、自己能在某个岗位上服务多久。同时高校为了追求就业率这块“金字招牌”也为学生的“饥不择食”推波助澜，其结果是不少学生在并不清楚单位究竟是否真正适合自己的情况下，只好无奈地先进去再说。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因素致使应届大学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的意识增强，临时就业者比例有增长的势头。

先就业、再择业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同时提醒：先就业、后择业的观点可能影响大学生的诚信形象。不少应届毕业生将用人单位作为跳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必然使用人单位感到伤心和失落，产生被欺骗和被玩弄的感觉，甚至会逼迫他们采用更加强有力的自我保护手段以约束求职者。事实上有的用人单位干脆拒用应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赌博，这对大学毕业生来说决不是好兆头。一旦形成恶性循环用人单位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之间“麻秆打狼一两头怕”，不仅影响高等学校和大学生的长远利益，也影响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

供需双方趋于理性，复合型人才。近年职业中介机构加大了对用人单位的指导，取得了明显成效。表现在单位招聘人员日趋理性和务实根据单位发展的实际需要招聘。目前人力资本市场招聘的职位越来越市场化，表现为职业分类越来越细并且不断有新的职业和岗位出现，市场需求对求职者的专业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应聘人员不仅需掌握所学专业的知识技能，还应掌握最新科技最新管理理论了解市场行情、具备公关和管理能力、精通计算机操作这种复合型人才需求走势看涨。

一般来讲掌握一门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将如鱼得水。懂技术、善管理、了解国际市场运作规律的人才最受欢迎。一句话复合型人才越来越俏。

第2篇：劳动力供求规律范文

关键词：明星 明星效应 劳动力价格 供求定理

一、相关概念

1.劳动力的价格

劳动力价格是指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源的主要表现形态，自身具有商品属性，劳动力价格就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并围绕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在一般情况下，劳动力价格的高低体现了劳动力价值的大小。

2.供求定理

需求规律是指在影响需求的其他因素既定的条件下，商品的需求与其价格之间存在着反向依存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把价格与需求量联系在一起的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称作需求曲线。需求分为个人需求和市场需求。本文分析市场如何运行，采用市场需求曲线，表示一种物品的总需求量如何随着该物品的价格变动而变动的关系。

供给规律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者的供给量与商品价格之间呈现同方向变动。把价格与供给量联系在一起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称为供给曲线。

当供给和需求相交于一点时，这点称为市场的均衡。任何一种物品价格的调整都会使该物品的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如图1所示，E为均衡点。L为均衡就业量，P为劳动力价格，市场为劳动者提供的均衡工资W。

图1

二、提出问题

1.问题的提出

2010福布斯名人收入榜公布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百位明星排行榜”，2010年中国100个大中型城市人均GDP收入排行也同时公布。

对比1：福布斯明星榜排名第一的姚明年收入达3亿8千8百万人民币；而中国内地大中型城市人均GDP最高的克拉玛依市，因为拥有特殊能源才使得人均年收入达到34901元。对比2：明星排行榜上末尾的非一线明星年收入已达408万人民币；而中国内地大中型城市人均GDP最低的兰州市只有3681元，至于较为落后的中小城市、甚至是更为贫困的西部农村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可想而知。

从这两组数据的对比中，人们不难产生诸多疑问：明星为何主要集中在体育和娱乐行业，而木匠和管道工等行业为何不存在超级明星？明星的收入为何如此之高？明星的劳动力价格是否偏离了明星创造的价值？是否违背了价值规律？

2.明星效应及其特点

本文所指的明星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明星效应是指所有企业的每一种产品都应该追求市场的最大效用。曼昆指出，超级明星的产生在市场上有两个特点：第一，市场上的每位顾客（消费者）都想享受最优生产者提供的物品；第二，使最优生产者以低成本向每位顾客提供物品成为可能的是生产这种物品所用的技术。

三、明星高收入原因分析

1.从劳动力需求方面分析

（1）不同主体对明星劳动力需求的原因分析。

第一，公众对明星的精神需求不断增大。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述，公众对这类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人群具有一定程度的关注，这种关注度形成一种精神需求并不断提升，甚至达到信赖及崇拜。为能看到高水平的体育或影视表演，得到一种良好的享受，公众愿意为得到这种精神享受出高价。因此，明星收取高价是公众基于自身需求自愿给付的，导致其劳动力价格不断增长。

第二，社会需求不断扩大。文化娱乐、体育竞技、科技研发等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而每个领域的明星正是这个事业蓬勃发展的代言人，他们不仅能代表某项事业的发展状况，甚至可以激活、促进、带动这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国家、社会和市场需要明星的这种导向和榜样的作用。

第三，企业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升。企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由一位拥有良好公众形象的明星代言，会产生更大的宣传效力，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提高企业的产品信誉，增加产品销售量，使企业获得更多利润。企业愿意为明星付高额报酬，以保持更持久、更丰厚、不断增长的产品销售利润。因此，明星的劳动力价格会随着企业利润的增大而增加。

第四，明星不是一劳永逸的，再优秀的明星也会黯淡。企业不会单靠一个明星带动人气，而是会根据创新、产业结构优化来寻找适合自己产品特点的明星宣传机制。因此，各类明星需求量源源不断；另外，同类属性产品间的宣传模式相似，在明星选择上会发生冲突，企业为竞争同一明星也会开启价格战，刺激个别明星的劳动力价格激增。

（2）明星的劳动力需求曲线。

笔者认为明星既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还具有奢侈品的属性。明星的劳动力需求曲线是富有弹性的。如图2所示。

图2

首先，人们在物质需求相对满足的情况下，开始追求更高层级的精神需求，明星效应由此产生。其次，对于明星提供的相关产品，如演唱会、体育比赛等，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来选择享受这种产品的方式。经济条件好的，可以支付高价格获得更好的效果、更优质的服务；经济条件差的，可以通过广泛的传播媒介，只需付出等待时间或非最佳效果的代价。最后，企业作为市场需求的主体也可根据自己的经营状况选择明星。企业经营效益好，就可以聘用知名度更高、影响力更大的明星做代言，投入虽然高但会有高回报；反之，企业经济效益差，就可以选择一般的明星甚至是不采用明星代言的方式。

如图3所示，供给曲线S和均衡曲线D相交于均衡点E，D1是富有弹性的明星劳动力需求曲线，在供给S不变的情况下与D1交于E1，W1是明星的劳动力价格，高于均衡工资W。

图3

2.从劳动力供给方面分析

（1）明星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明星是一种垄断性极高的稀缺资源，因此明星的供给曲线是缺乏弹性的。如图4所示，明星的供给曲线是接近垂直的。Sˊ与Dˊ相交于均衡点Eˊ，决定了明星的数量Rˊ十分稀缺，而劳动力价格rˊ非常高。

图4

（2）明星劳动力供给的原因分析。

第一，明星的供给量有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想要成名的人很多，但是概率却很小，而且超级明星在不断减少，维持知名度的时间也在缩短。这使得明星的供给量是有限的，超级明星甚至出现稀缺，从而导致劳动力价格高。

第二，明星的培养成本很高。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教育，而对于明星来说，这种教育的投入可以理解为在成名前为自己的各种投入，且这种投入远远大于普通劳动者。例如，运动员放弃欢乐童年、温暖家庭与正常学业，进行非常人所能忍受的艰苦训练，这精雕细琢的过程非常人能完成。因此，高成本必定会带来较高的劳动力价格。

第三，明星的能力与天赋很重要。由于先天遗传因素，人们的体力与脑力都有一定差别。许多超级明星就是具有超越常人的天赋。拥有特殊才能的人是极少数的，而将这才能发展为自己一生的事业，进而创造财富与实现人生价值的更是少之又少。这些特征决定了明星的产出效率较高、效果较好，因此明星的劳动力价格较高。

第四，成为明星的风险相对比较大。例如，运动员要承担伤病甚至残疾的风险，在大型竞技比赛中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社会大众的舆论关注以及比赛失败不成名等多种风险。高风险高回报使得明星劳动力价格较高。

第五，机遇作为外因也对成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良好的机遇可以使有准备的人一夜成名，这种急速的效应也使明星的劳动力价格激增。

四、结语

明星的高收入是由其供求关系决定的。从市场供给与需求的角度考虑，一方面明星这种要素其供给极为稀少，供给曲线缺乏弹性；另一方面，社会对明星这种要素的需求是无限扩大的，明星的需求是富有弹性的。供需两方面共同导致明星的价格（收入）不断上升，因此明星的高收入从理论上来讲是合理的，没有违背价值规律。但实际上这种高价格（收入）会拉大收入差距，这会带来许多的负面影响。明星收入要合理，一定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例如，对明星的高收入的部分可以通过税收等形式进行适当的调节，体现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还可以让明星作为表率，发展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4]余永定，张宁燕，郑秉文.西方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5]梁军锋.收入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1）.

第3篇：劳动力供求规律范文

一、几个公式

（一）价值决定公式——价值规律公式之一

马克思关于价值决定的基本观点是：“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关于价值决定的这个观点是价值规律的首要内容。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理论界通常所说的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用个量t[，1]及其总量T[，1]表示）。对于t[，1]参与价值决定，在承认劳动价值论的学者中是没有争议的。但也许正因为没有争议，人们对t[，1]的认识一般也就没有深化、细化和量化。其实，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和社会实践，t[，1]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有必要在认识上加以深化、细化和量化。

从内涵来说，马克思所说的t[，1]至少包含着三个重要的规定：一是劳动时间，并且是有效劳动时间，是制造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二是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三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基本上也就是社会平均的或中等的生产条件。后两个规定结合在一起，也就是社会平均的或中等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生产力（在这里，这两个概念完全一致，可以通用）。这样，商品的价值量（W）就是劳动时间（t）和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力（N）的函数，即：

W＝f（N，t）

在这里，N又是由多种情况和要素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这多种情况中的每一种，都是一种或一类生产要素，每种要素又都包含着许多方面和因素。具体说：

第一，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可以说是劳动力要素（r），其中包括劳动者的德、智、体素质，这又取决于先天的体质和智力遗传因素、后天的教育和环境因素，特别是本人的主观努力以及这种努力的方向和程度等等。

第二，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可以说是科学技术要素（e），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应用程度，相关知识、信息的获取、传递、加工、贮存、应用水平，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所承载的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种类和含量等等。

第三，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可以说是管理要素（g），其中包括微观的经营管理，宏观的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政治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纪律、制度、政策、措施、分工、协作，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力系统。

第四，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可以说是资本要素（c），其中包括资本的积累、积聚、集中、筹措、运作，生产资料的获取、配置、利用、更新改造等等。

第五，自然条件主要是土地要素（d），完整地说应该包括人类自身的自然（已列入劳动力要素之中）和人类外部的自然，后者又包括土地、水源、森林、矿藏、日照、气候、其他动植物、生态环境等等。

所有这些要素，都是劳动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从而都是商品价值量的决定性因素。仅以上述五项要素列入价值决定的关系式，可得出以下公式：

W＝f（r，e，g，c，d，t）

以上因素都影响到价值决定，其中有的是加和关系，有的是比例关系，有的是非加和性、非线性的关系。

从外延来说，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存在着多层次的生产力，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生产条件和劳动力条件。同一规格质量的产品都可能有多个不同的生产者向市场提供；这些生产者有的是个体，有的是企业；企业中有独资的，有合资的，有股份制的，有国有的。不同生产者会有不同的生产条件、劳动力条件和由此决定的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这些生产者各自的个别劳动生产率（N）可能分别等于、大于或小于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N[，1]），从而N与N[，1]的比值n（我们把n叫做相对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指数）可能分别等于1，大于1或小于1.即N＝N[，1]，N＞N[，1]，N＜N[，1]，亦即n＝1，n＞1，n＜1.但无论个别劳动生产率N和个别劳动时间t怎样不同，同一规格质量的产品投放到同一市场上价格都相同，从而社会价值W都相同。因而n值越高，在相同劳动时间t里产品产量越大，产品总价值也越大。于是就存在以下的数量关系和价值决定公式：

W＝t[，1]＝nt

当n不变或相同时，W与t成正比；当t不变或相同时，W与n成正比，即与N成正比，与N[，1]成反比；当W不变或相同时，t与n成反比。这就是说，当劳动生产率不变或相同时，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成正比；当劳动时间不变或相同时，商品价值量与相对劳动生产率即劳动生产率指数成正比，或者说与个别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当商品价值量不变或相同时，也就是在等质等量商品中，包括单位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时间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劳动生产率越高，所需劳动时间越少，反之则相反。因此，我们应该区别不同情况、不同概念的劳动生产率，来全面认识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三者关系；否则就会在这三者关系上纠缠不清，争论不休。

在计算同类商品总量、部门商品总量、社会商品总量时，由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总是根据所有个别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计算的，因而这时n＝1，从而，W＝nT＝1T＝T.其中总劳动时间T＝∑t＝∑t[，1]＝T[，1].所以，无论是同类产品、部门产品还是社会总产品的总价值量总是等于耗费在产品中的总劳动时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了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后，又在《资本论》第三卷进一步指出：“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必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理论界通常所说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用总量T[，2]和个量t[，2]表示）。显然，作为完整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对社会生产、对生产部门、对社会供给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社会需求、对消费者及其购买力来说也是必要的；不仅要具有劳动耗费上的社会平均性，而且要具有劳动效果上的社会必需性，即具有两种含义上的社会必要性，也就是必须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这就是说：“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然后再根据从这样决定的商品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单个商品的价值，即由“所生产的总价值除以产品数，决定个别产品的价值，而且个别产品只有作为总价值的这种相应部分才成为商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因而，完整意义的社会价值，是由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某种商品社会必需总量（B）所必要的劳动时间（T[，2]＝Bt[，1]）决定该种商品实际生产总量（A）的实际总价值（W），并由从这个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单个商品的实际市场价值（w），即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1]、T[，2]）共同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包括总量价值W和单位商品价值w）。用计算公式表示，即：

W＝T[，2]＝Bt[，1]＝B（T[，1]／A）＝（B／A）T[，1]＝b[，T]

w＝W／A＝T[，2]／A＝Bt[，1]／A＝bt[，1]＝bnt

其中，T[，1]＝T，为生产A量商品实际耗费的总劳动时间，t为单位商品个别劳动时间，n为相对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指数，b＝B／A为供求系数或产品需求率或产品稀缺率。

上述公式把产品需求率b列为价值决定的一个重要变量，从而把供求关系列入了价值决定。而市场供求是复杂多变的，因此，“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样，供求变动就决定了价值变动，进而决定了价格变动。从这种新观点来看，商品价格随着供求变动而上下波动，并不是商品价格与价值偏离，而正是有规律地必然地向价值接近，与价值相一致。

再从供求变动趋势来看，“如果供求决定市场价格，那么另一方面，市场价格，并且进一步分析也就是市场价值，又决定供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种供求与价格的相互作用，供求的价格弹性，会把供求、从而也把价值和价格拉向一个均衡点。这样，虽然在任何一定的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就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来看，供求总是一致的；不过这种一致只是作为过去的变动的平均，并且只是作为它们的矛盾的不断运动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时，A＝B即b＝1，因此，就一定时期整体来看，价值决定公式仍然应该是：

W＝bT＝T

w＝bt[，1]＝t[，1]

这个公式里，似乎b可以消失，不再发生作用，实际上这个公式成立的条件是b＝1即A＝B，亦即供求平衡，实际上供求在这里仍然是起作用的，而在其他任何一定的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也就是A≠B，b≠1，从而b都不能消失，供求都起作用。

总之，在以上价值决定公式中，既包含了实际劳动时间（t和T），又包含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1]和T[，2]）。在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既包含了劳动时间，又包含了劳动生产率因素。其中也就隐含了决定劳动生产率并进而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多种情况和多种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资本、土地等等要素。在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既包含了劳动时间，又包含了供求因素，既包含了生产过程、产品供给和劳动耗费因素，又包含了交换过程、产品需求和劳动效用因素，而在产品需求中也就隐含着产品的效用因素。因为没有效用也就不可能有需求，没有使用价值就不可能有价值；而且效用越大，越普遍，需求量也就越大，两者总是成正比。因此，这一公式既保留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核，又融合了效用论、供求论、生产要素论、生产费用论、积累劳动论的合理内核，从而这个公式是一个既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基本观点、又综合了各种价值论合理因素的价值决定公式，它适用于产品个量价值和总量价值的计算，经得起生产和交换实践的检验。以这一公式为结合点和切入点，我们可以通过吸纳各种价值论的合理因素而使劳动价值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并可以进一步探讨各种价值论（和以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学）的沟通和综合。

（二）价格决定公式——价值规律公式之二

马克思关于价格与价值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由此可见，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是劳动时间，计量单位是时、分、秒；外在的价值尺度是货币、计量单位（以我国现行纸币来说）是元、角、分。商品的价格应该以商品的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马克思关于价格的这个观点，是价值规律的又一重要内容。有人由此认为，理论价格就等于价值，诸如1小时劳动＝10元之类的等式，在一些文章中时有所见，其实这些等式是不成立的。在这里，至少要加入一个单位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的货币转换系数h，才能使两边相等：如只有当h＝10元／小时劳动，才能使10元／小时劳动×1小时劳动＝10元。我们设商品价格为G，商品价值为W，货币系数为h，以上关系式可通化为价格决定公式：

G＝hW＝hbt[，1]

这里的价格只是一般理论价格，实际市场价格与这个价格还会有或多或少、或正或负的差价，这些差价有的是由不同地点、不同流通环节商品中包含着某些追加劳动、从而商品价值变动引起的，有的是由自然条件变化（如季节、气候变化）、市场竞争因素、国家政策因素、消费心理因素、社会时尚变化，以及种种偶然因素引起的（供求因素已被列入价值决定的内生变量，在此可不再列入）。其中由劳动量变动即价值变动引起的差价可纳入W之中，其余因素引起的价格变动和差价可用G表示，列入价格决定的一个子项，从而上式可完善为：

G＝hW＋G

其中G可大可小，可正可负，从社会总产品来看在一定时期可作为正负值互相抵销，也就是∑G＝0.从而使社会产品总价格仍然等于总价值、即总劳动时间乘上货币系数，即∑G＝∑hW＝h∑W＝h∑T.

由此，h＝∑G／∑W＝∑G／∑T

就一个国家一定时期（一般以一年计算）来说，G应该用全年全国劳动者国内生产净值计算，W或T应该用全年平均劳动者人数乘劳动者全年平均劳动时间计算。由于目前统计指标和数据上的局限性，G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W或T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平均从业人数（R）乘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时间（T）计算，即：

h＝GDP／RT

通过不同年份的不同h值，可以计算出h值的年变化率h′。用计算公式表示，即：

h′＝（h[，j]＋1）／h[，j]（其中j为基期年份）

根据以上公式和有关统计资料，我们可以大体计算出一国h值和h′值。以我国近几年为例，可通过测算列出表1：

表1中国h值测算表

GDPRThh''''一年定期居民消费

（亿元）（万人）（小时）（元/小时）（%）储蓄利率物价指数

（%）（上年=100）

1990185316390924401.19

1992266526555424401.67121.97.56106.4

1994467596719922403.11145.310.98124.1

1996678856885020244.87126.89.18108.3

1998783456995720245.53104.54.7799.2

2000894047115020006.28108.12.25100.4

说明：T根据我国从1994年实行每周5.5天工作制、从1995年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从1999年节日假由7天延长至10天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1）》，《中国统计年鉴（1998）》。

以上测算结果表明，h、h′都是客观存在、可以计算的，h值实际上是以货币计算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h′部分地反映着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变化，部分地反映着货币币值的变化，h′值与物价指数和利率水平都存在着正比例或正相关关系。h′值变化表明，同量劳动在不同年份会对象化为不同的货币量，其货币量一般会逐年增加；反之，同量货币在不同年份会代表着不同劳动量，其劳动量（从而价值量）会逐年减少。由此可见，一定量货币、投资额会发生有形无形贬值，给予适当利息补偿是必要的、合理的。

以上的价格决定公式，也就是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式。这个公式表明，价格与价值并不直接等同而有明显区别，同时又有密切联系，具有正比例或正相关的关系，归根到底，价格是现象，价值是本质，价格是形式，价值是内容。正如列宁所说：“价格是价值规律的表现。价值是价格的规律，即价格现象的概括表现。”（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1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但在传统理论上总是把供求关系排除在价值决定之外，把投资利息排除在价值构成之外，这样就使价格与价值越来越远，使价值越来越成为不可捉摸的东西，使等价交换只能成为偶然现象，使价值规律不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稳定性、重复性，也就不成其规律；相反，不等价交换才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稳定性、重复性，从而具有规律性。现在我们通过以上价值决定和价格决定的理论和公式的确立和推导，价格与价值、理论与实践就能无限接近，趋向一致，价值范畴就能从价格形式上经常得到反映，使价值真正成为价格的规律，使价格真正成为价值规律的表现，使劳动价值论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三）劳动价值论视域的利息理论和利息率公式

马克思关于利息和利息率的基本观点是：利息是资本的单纯所有权所提供的剩余价值，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规律决定，而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这种决定是偶然的，纯粹经验的，其最高界限是平均利润率，最低界限则完全无法规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06～4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西方经济学在利息理论上则有时间偏好论、节欲论、迂回生产论、投资和储蓄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论、由资本供求决定的均衡价格论等等。我国学者对利息的存在一般是从资本的贡献、资本的稀缺性、激励投资的必要性等方面来解释的，而利息的来源仍然是剩余价值或社会纯收入。所有这些理论都没有从劳动价值论上对利息和利息率作出科学的说明。

其实，利息和利息率完全可以从劳动价值论视域来认识和说明。事实上，合理的利息并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更不是瓜分剩余价值的剥削收入，也不是由资本的单纯所有权所提供的。利息率的决定，不只是有一个平均利润率的界限，也不只是由供求关系决定，也不是纯粹偶然、纯粹经验、没有规律地决定的，而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是由投资贬值、投资费用、投资风险、供求关系等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资本额或投资额都表现为一定的货币量，代表着投资者提供的积累下来的一定劳动量和价值量，但同一价值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表现为不同的货币量，通常是由于通货膨胀而发生货币贬值，这是投资的有形贬值，理应得到补偿。其次，“撇开一切偶然的干扰不说，现有资本的一大部分，会不断在再生产过程的进行中或多或少地贬值，因为商品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商品原来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再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并且这种时间由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减少。因此，在社会生产率的较高的发展阶段上，一切现有的资本不是表现为资本积累的长期过程的结果，而是表现为相对地说非常短的再生产时间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是投资的无形贬值。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必要的投资额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离不开作为过去劳动积累的资本的一份贡献。因此资本的无形贬值可以而且应该在资本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贡献的限度内得到补偿。例如，从以上表1可知，同样1小时劳动，如将劳动复杂程度变化忽略不计，其价值量是相等的，但却表现在逐年变化的货币量上，1990年是1.19元，1995年是3.84元，2000年是6.28元，1995年是1990年的3.2倍，2000年是1990年的5.2倍。这里有货币贬值、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因素。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不算，那么在1990年投资1.19万元，至2000年就应获得本利和6.28万元，其中获得的5.09万元利息，是投资者投资有形无形贬值的应有补偿，是投资者投资所代表的劳动量和价值量的回收，其中并没有占有任何人的劳动和剩余价值。再次，由于自然的和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种种原因和变故，投资会有部分乃至全部丧失的风险，股市有风险，银行贷款有风险，其他法人、自然人投资也有风险，因此，适当的风险补偿也是必要的。最后，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要付出劳动和费用，如1999年我国银行系统职工人数已达205万人，（注：《中国统计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要付出大量劳动、工资和费用；股民需要关注股市行情。把自己长期劳动积累的资金投放到某个项目上，对谁都不是一种小事，都是一种极其重要极其复杂的劳动。资本的成功运用和运作所要求的知识、洞察力和判断力，以及为此需要付出的劳动和努力，决不比其他劳动来得差。（注：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序第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由于这一切原因，合理的利息是投资有形无形贬值、投资风险、投资费用必要的补偿，是对过去积累的劳动和正在进行的投资劳动的必要的补偿，是劳动耗费的一部分，是产品成本的一部分，是一种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此外，资本供求率始终是市场利息率的决定因素之一。这样，理论利息率的决定和计算就有了客观依据，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理论利息率＝（通货膨胀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资本贡献率＋投资风险率＋投资费用率）×资本供求率。

（四）劳动力价值公式

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基本观点是：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及其子女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同时还要包括必要的教育训练费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93～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以及必要的医疗保健费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Ⅰ），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资本家用来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也就是支付给雇用工人的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为工人阶级是挣一文吃一文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雇佣工人所得的工资将全部用于生活消费而没有分文剩余，其结果，资本主义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劳动力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是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的这些观点符合他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与一百多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我们必须研究新情况，作出新概括，提出新理论。

第一，今天的工人阶级和工薪阶层，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就绝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再是挣一文吃一文而无分文积累，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个人积累和私有财产。至2000年，中国个人储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已达10万亿元以上，加上个人经营投资和住房投资已达20万亿元以上，股民已达5800万户。（注：《中国统计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工薪阶层个人积累和私有财产更远远高于中国。这些新情况是传统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工资理论和积累理论解释不了的。因此，现代工人阶级的劳动力价值已经不仅仅包括马克思所说的生活资料价值和教育医疗费用，而应该包括更多的项目。

第二，既然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其他商品的价值都包括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和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两部分，那么劳动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和教育医疗费用，充其量也只是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部分，仅有这一部分还不足以生产和再生产、培养和造就出现代劳动力，这里必须付出两种不可或缺的活劳动，这就是家务劳动和求学劳动。

第三，家务劳动是劳动力再生产中完全必要的活劳动，是劳动力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保姆等人的家政服务已经成为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由于反作用，家庭成员从事的这种服务在家庭内部也应该视同商品，承认其价值和使用价值，尽管这种价值很快被家人消费了，但家务劳动者仍然是创造价值的。这种劳动完全是生产劳动力的必要活劳动和必经工序；否则，婴儿甚至无法长大成人，更谈不上再生产劳动力。再则，按照传统理论，同样两个劳动力，如果一个使用保姆，一个不使用保姆，由于有无保姆费用的不同，两者的劳动力价值就不同，工资也应不同，这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是讲不通的。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指出：“对每个国家的经济来说，家庭内的生产都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家庭和其他居民户，事实上都可视为小型的工厂。即使是最先进的国家，这些地方也都可以生产出极有价值的商品及服务。”“现在的确是把家务劳动也算在GDP里面的时候了。”根据一位教授的统计，“美国从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为止，家庭内的生产值，超过了GDP的20％以上，而联合国最近公布的人力开发研究报告显示，家庭内的生产值占全球生产值的比例，竟然高过40％。”（注：加里·贝克（贝克尔）：《生活中的经济学》，中文版，140～14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第四，求学劳动是现代劳动力再生产中极其重要的活劳动，是劳动力价值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在劳动力培养和劳动力价值中，人们往往只重视教师劳动和教育费用，求学劳动往往被忽略不计。其实，学生和成人的求学劳动是劳动量更大、更为重要的一部分劳动。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学习是劳动，并且应当永远是劳动，是充满了思想的劳动。”（注：乌申斯基：《教学法原理》，中文版，125页。转引自王涵等：《名人名言录》，2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事实上，同样的生活资料和教育费用，同样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培养出的劳动力的素质可能有很大不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人自己的学习和努力不同。教是外因，学是内因，学生的劳动比教师的劳动更重要。人是主体，物是客体，人格化、人才化劳动比物化劳动更重要。当今世界，经济是知识经济，教育是终身教育，社会是学习社会，社会组织是学习组织，求学劳动更为长期，更为艰巨，更为重要。据统计，至2000年，我国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已达2.2亿人，占全国人口17.4％，约占6－60岁人口22％。（注：《中国统计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据我国学者王琪延研究，中国城市男女居民在终生总时间中，有45％属于生活必需时间。29％属于闲暇时间，10.5％属于工作时间，8.5％属于家务劳动时间，7％属于学习时间。（注：王琪延：《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0（4），第93页。）在工作、学习和家务劳动三项劳动时间中，工作时间占40.4％，学习时间占26.9％，家务劳动时间占32.7％。可见，学习时间加上家务劳动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工作时间。因此，我们研究劳动价值论，应该研究家务劳动和求学劳动创造的价值（这是一种凝结于劳动力价值中的潜在价值，这里不去多说）；我们研究劳动力价值，应该包括家务劳动和求学劳动等劳动力生产中所必要的活劳动所形成的价值。

由此可见，劳动力价值（以V表示）应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其一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中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教育培训费用和医疗保健费用（以V[，1]表示），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的构成部分；其二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中所付出的家务劳动形成的价值（以V[，2]表示）；其三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中所付出的求学劳动价值（以V[，3]表示）。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较为完整的劳动力价值公式，即：

V＝V[，1]＋V[，2]＋V[，3]

这个公式更符合现代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客观实际，能合理解释劳动者个人积累和私有财产的价值源泉。

（五）成本新论及其公式

马克思关于成本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产品成本（K）包括生产资料耗费即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C，其中包括劳动资料价值C[，1]和劳动对象价值C[，2]）和工资即劳动力价值（V）这两项。从现代社会化全球化生产过程和社会分工协作关系看，产品成本中除了包括各种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C[，1]＋C[，2]）外，还应该包括各种非物化劳动有偿转移的价值（C[，3]），如各种外购服务产品和知识产品转移的价值。同时，除了这些企业成本、直接成本、显性成本外，还应该包括各种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

其一是宏观管理和公共产品分摊的费用。这些公共产品包括社会公共需要的社会制度、社会管理、社会规范、社会秩序、社会环境等等。这种公共需要是从人类共同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现在随着生产社会化、全球化、电子化、信息化、知识化、智能化的发展，不仅一个企业内部需要严格的科学管理，而且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全球，都需要加强宏观的科学管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一切政治上的劳动都是间接的生产手段，都是整个社会劳动中必要的组成部分。恩格斯说过：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促进和阻碍两种不同的反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7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邹东涛教授以日本明治维新、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为例，论证了制度是更内核的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观点。（注：邹东涛：《制度是更内核的第一生产力》，载《理论动态》，第1522期。）我国近50年来的历史经验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证明了这些观点的正确性。而优越的社会制度等公共产品的提供，需要公务人员付出艰巨复杂、优质高效的公务劳动。这些公务劳动所形成的价值一般是间接融合和实现在其他各种社会产品中，是通过税收等形式实现补偿和再生产的。因此，国家税收并不完全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税收中用于经济、社会、行政管理和国防的费用，用于科技教育卫生事业和环境保护的费用，并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是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的一部分。

其二是投资利息，如上所述，这也是一种间接的劳动耗费和劳动补偿，是一种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

其三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成本，包括为了开发利用土地、水源、森林、矿藏、生物等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产前、产中和产后付出的或追加的劳动和支付的费用，这也是一种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以土地资源来说，传统理论认为，土地是自然资源，地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实际上，开垦了的土地不只是自然资源，也有人类劳动凝结在其中，也有价值，合理的地租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劳动报酬，一种间接成本。

由此可见，传统上所说的成本只是企业成本、直接成本、显性成本，只是部分成本而不是完全成本，完全成本还应该包括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成本公式，即：

K＝C＋V＋S＝C[，1]＋C[，2]＋C[，3]＋V[，1]＋V[，2]＋V[，3]＋S[，1]＋S[，2]＋S[，3]

其中，S为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S[，1]为宏观管理和公共产品分摊的费用，S[，2]为投资利息，S[，3]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成本。

（六）剩余价值新论及其公式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价值，是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差额，也是商品价值与成本价格的差额；剩余价值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反映着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范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235～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对这一传统理论，我们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再认识：

第一，剩余价值始终是商品价值的构成部分，因而剩余价值范畴与价值范畴一样，是商品经济所固有、并与商品经济共生共灭、始终并存的历史范畴，它适用于一切存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从而既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在不同社会，剩余价值有不同归宿，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归资本家所有，反映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归社会公众所有，反映着劳动者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剩余价值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被创造出来，因此不是一种个人力量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力量的产物，理应归社会公众所有，为社会公众造福，为社会进步服务。这正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合理、更进步、更优越的真谛所在，也是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坚实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应该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

第二，传统理论把利息、地租和全部税金都看作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实际上，合理的利息和地租以及部分的税金并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是产品社会成本、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我们应该把这些成本从剩余价值中剔除出去，较为确切地计算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其计算公式为：

M＝W－C－V－S

第三，传统理论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雇佣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活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而现代化社会化全球化的大生产大流通表明，剩余价值及其转化形式：利润不只是来自于生产工人，也来自于科学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而且不只是来自于生产工人或总体工人的剩余劳动，还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科学技术成果潜在价值的转化和实现，来自于生产力巨系统中的系统效应。因此，剩余价值的来源决不只是一个而至少有三个：一是来自劳动者（包括生产工人、科学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等总体工人）活劳动中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M[，1]）；二是来自无偿利用的他人和前人的科学技术成果的潜在价值转化而来的剩余价值，也可以叫知识剩余价值或技术溢出价值（M[，2]）；三是来自生产力系统中系统效应形成的剩余价值，也可以叫社会剩余价值或系统剩余价值（M[，3]）。

根据以上认识，我们可以把不属于剩余价值的社会成本从剩余价值中剔除出去，又把剩余价值的来源从一个扩展为三个，从而就能较为准确地计算出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以及活劳动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其中计算剩余价值量的公式是：

M＝W－C－V－S＝M[，1]＋M[，2]＋M[，3]

以上公式在简化形式上只是加减法，而实际上要复杂得多，要应用现代数学和现代系统科学。

（七）价值构成新论及其公式

第4篇：劳动力供求规律范文

一、劳动力市场现状

据统计，2018年北安市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93家企业、总用工人数6000余人，用工单位多集中在服务业与制造业。用工年龄集中在25岁到40岁之间，男女用工比例基本各占50%。专业技术人员占10%。文化程度初、高中占85%，高学历比例较低.底薪1500元至2000元占80%，2000元至4000元15%、4000元以上占5%。虽然用工需求量较大，但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仍然存在着招工难、就业难的问题。

二、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

1、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在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较大，劳动技能相对单一，缺乏较高专业技术和开拓创新、积极进取的市场竞争意识，就业困难。

2、不愿在本地就业。部分劳动力（尤其大专院校毕业生）在选择就业时对用人单位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等要求较高，加之外出打拼心理，选择外出就业，造成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增多。

3、对信息知晓度低。部分劳动力对用工信息专栏和信息平台不关注，导致很大部分外出返乡人员和本地待就业人员对用工信息知晓度不高。

4、维权意识不够。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在遭遇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不予办理购买社保、拖欠工资等侵权行为时，维权意识淡薄，无法找到合理的处置方法。

5、成功创业有困难。劳动力一方面面临项目、技术、资金缺乏的障碍，另一方面对市场需求、风险预测等难以准确把握，单凭创业热情和苦干精神难以成功创业。

三、劳动力市场存在问题的原因

1、城镇劳动力供大于求，供求比例严重失衡。国有、集体企业在容纳劳动力方面，均趋于饱和状态，加之近几年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企业内部改革不断深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使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发生困难，失业、下岗职工群体成批增加。

2、企业用工行为不规范。企业片面强调用工自主权，大量使用廉价农村劳动力，冲击了城镇劳动力的就业，一方面企业内部下岗职工大量存在，一方面又用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3、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且择业要求过高。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就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过去就业只是为找个饭碗，而且现在就业则较多考虑到个人的爱好、工作环境、报酬高低等多种条件因素，一方面苦、脏、累工种招不到人，加之城乡判别在一定时期仍然存在，引发了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拾遗补缺；另一方面，企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也更高，而求职者缺乏学习技术的积极性。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中，显现为用工单位想招的人招不到，求职者想去的单位去不成，即形成“有人无事干，有事无人干”的结构性失业。

4、社会保险的社会化程度低，不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劳动力进入市场，必然存在一定的风险，需要形成完备的市场保护机制，人们对社会保险意识不强，参保积极性不高，特别是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参保的积极性不高；农民包括乡镇企业职工和城市农民工仍以土地发挥保险职能。劳动者个体在流动和转换工作岗位时，要由自己承担风险，使劳动者在参于市场竞争就业时顾虑重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速度。

5、社会分配不均衡，直接影响劳动力的配置。工资水平是劳动者择业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在垄断行业中职工收入偏高，使劳动力市场中作为劳动力价格的工资，对劳动力供求的调节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另外，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全市劳务中介组织中，除市职业介绍所有服务场地外，其余的多数是临时租用房屋，设备简陋，服务手段落后，远不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需要。

四、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几点思考

1、各类职业介绍机构，积极收集用工信息，开展求职登记、组织劳务洽谈，为用工单位及求职者双向选择提供服务。通过为企业招工、介绍家庭各类服务、开展技术工人交流、劳动力余缺调剂等多种形式，强化对劳动者的指导，树立正确择业观念。利用培训会、招聘会引导企业和劳动者树立正确的用工、择业观念，在充分满足企业用工的同时，不断提高就业率，促进人力资源供求双方的有效平衡。

2、市工商联、女企业家协会与劳动力市场建立用工平台。女企业家发挥领头军作用引导雇佣就业向自主创业转变，鼓励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分类型整合同行业就业人员，形成一个收集信息、统一分配的就业链条，增加就业渠道。加强引导，促进就近就业。利用外出务工人员办事处，加大对北安经济发展成果和发展思路的宣传，鼓励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就业。并利用春节长假的机会，加大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培训，在车站设立宣传点发放宣传单，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就近就业，为建设美丽北安贡献力量。

第5篇：劳动力供求规律范文

一、初次分配的概念及范围界定

现有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概念的理解主要存在三个不同的角度：

一是从收入分配的顺序考察，认为初次分配是个人收入的第一次分配。这种观点把个人通过自己的工作取得收入的过程称为“初次分配”，因为这是收入第一次分配到个人手中；相应地把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以及各种转移支付活动称为“再分配”，把“再分配”理解为收入到个人手中后再从个人手中流出、转移的过程。沿着这一思路，又进一步把通过慈善机构募集资金资助困难群体的活动称为“三次分配”。

二是从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理论出发，认为初次分配等同于功能性分配。经济学理论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遵循两条线索：一条起源于古典经济学派，讨论了劳动、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即功能性收入分配。它旨在说明各种要素的价格形成，各个要素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目的在于如何确定要素收入份额以使生产效率达到最高。另一条来自于帕累托，分析某一类阶层的人口或家庭的比重与其所得的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研究每一经济单位所得到的收入，着重于经济单位在分配后的相对地位的研究，旨在解释微观经济单位中的收入分配形成的特征和与此相关的收入不平等的测量，称之为规模性收入分配。由于功能分配决定和影响着规模分配的结果，任何强化功能分配的措施都会恶化规模分配，功能分配在整个总分配结构中处于基础、首要地位，初次分配是奠定分配格局的基础，因此，国民收入的功能分配就是初次分配。

三是从分配的主体出发，认为初次分配是企业内部分配，政府参与的分配是再分配。这种观点认为，初次分配是指企业单位内部的分配，其依据主要是效率原则，即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的效率带来的总收益多少进行分配，高效率获得高回报。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调节各收入主体之间现金或实物的分配过程，也是对要素收入再次调节的过程。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在整个总分配结构中处于基础、首要地位，并不是指“第一次”，但客观上看，“第一次”分配又是决定收入分配结构最重要的一环，因此，上述第一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却不能用它来界定初次分配概念。对于第三种观点，政府参与的分配并非都是再分配，也不能用于界定初次分配。第二种观点明确了要素分配的基础性地位，是界定初次分配概念可取的观点。

二、要素收入份额长期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柯布和道格拉斯首次对国民收入功能分配的理论做了实证分析，得出了Y=ALaK1-a公式，并根据美国1899―1922年的统计资料，得出工资和利润各占国民收入的75%和25%，两者之比为3∶1。只要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型，则工资（利润）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是恒定的，劳动报酬份额作为CD函数中的参数将不随时间变化。Barro对1890―1913年期间英国功能分配进行了经验分析，认为劳动份额不变，这就是所谓的“博尔雷法则”（Barrorule）。Kaldor（1961）通过对发达国家自工业化开始的数据考察，得出关于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事实，其中之一是，各种要素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是长期平稳的。由此，要素收入分配比重保持不变被认为是一个“典型化事实”，此观点在相当长时间内被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情况与这一判断高度一致，导致要素分配份额问题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的研究中一直乏人问津。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些国家要素收入分配比重的变化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兴趣。Harrison（2002）发现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呈现截然不同的变化规律：工资份额在发展中国家下降而在发达国家上升。Guscina（2006）的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劳动报酬份额从1975年的57%下降至2000年的52%。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也呈显著下降趋势，其由1995年的51.9%下降到2007年的39.7%。一些研究指出，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同向变动趋势（Elias，1992；Young，1995）；Gollin（2002）对上述针对“收入份额空间稳定性”的质疑予以回应，认为导致结论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质量问题。尽管在常用计算方法之下，Gollin所用跨国数据显示各国劳动份额在约0.05―0.8的巨大范围内变动，但对各国收人数据做深入考察和重新计算后，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份额都落入0.65―0.8的范围之内。Bernanke和Gurkaynak（2002）使用扩大的跨国样本，再次确认了Gollin的发现。作为最主要的发达国家，美国的初次分配结构代表了发达国家的一般特征。利用Mitehell（1988）和BEA（1986，1990）的数据，Gollin（2002）表明英国的初次分配结构和长期趋势与美国高度一致。Jeandro和Joan（2003）也表明，其他一些具有长期历史数据的国家，如德国、法国、日本、荷兰，其初次分配也体现出与美国类似的规律。

综上所述，在劳动份额空间稳定性争议中，对“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一致且长期稳定的初次分配结构”是有共识的，发达国家初次分配结构的长期演进规律可作为我国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前车之鉴，发达国家初次分配结构也能进一步用作评价发展中国家初次分配问题的经验标准。

三、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及其原因分析

（一）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实证研究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劳动要素以外的生产要素绝大部分归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生产要素价格和要素收入份额都通过计划手段来确定，因此，在讨论收入分配时往往关注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三大收入主体之间的分配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一直都是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问题以及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宏观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居民间收入分配问题两方面，而对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要素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

随着我国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确立，形成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新体制。在此过程中，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资本收益不断增加，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要素收入分配问题。2007年，党的十七大后，关注要素收入分配的研究不断增加。具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结果如表1所示。由于选取的研究年份、数据来源和测算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但从中仍可以看出，2003年以后的研究大都认为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二）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原因分析

关于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有一种解释认为是因为统计口径差异和统计核算办法调整导致的（白重恩、钱震杰，2009），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结论。张璐琴（2011）对不同数据来源的优缺点，及其与国际标准的统计口径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我国包括农户收入在内的劳动报酬比重不断降低，说明了我国非农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比重下降幅度更大。

对劳动报酬份额变动背后原因的分析，已有两种观点为：

一是经济发展阶段市场自发作用因素，包括劳动力市场供给大于需求、劳动对产出的贡献率低、产业结构和企业性质结构变动因素等。如汪涛（2010）认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配比例主要是由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各占多大比例来决定。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分析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劳动报酬占比来说明，产业结构逐渐从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农业部门转向较低的非农部门，使得全国劳动收入份额在1995―2003年间降低了3.36个百分点。持不同性质企业变动因素主导的观点认为：劳动报酬比重变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结构调整中，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提高，而私营企业劳动报酬比重较低，同时，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不断提高，使劳动报酬比重有所下降。例如，李韬葵（2007）指出GDP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并指出服务业比重较低、资本密集型技术的使用和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是可能的解释。李稻葵（2009）也以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为背景，建立了一个二元经济中劳动力转移的数理模型，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时，由于面临的摩擦力大于资本运动所面临的阻力，因而劳动力转移速度低于资本的转移速度，所以劳动力份额在经济发展初期是下降的，当劳动力转移逐步完成，劳动份额开始上升，呈现出所谓的U型规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府不需要对劳动报酬比重进行干预，随着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劳动报酬比重会自发提高。现阶段政府在初次分配中可以做的是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进一步扩大就业。

二是深层体制机制和立法执法因素，包括劳动力市场不健全、集体谈判机制缺乏、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垄断、户籍制度制约、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不严等。如宋晓梧（2010）指出，我国劳动报酬比重的下降虽然受到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产业结构变动等上述因素的影响，但劳动报酬过低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劳动力资源配置转型不到位，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合理发挥作用的结果。光（2010）劳动者工资的增加不仅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还取决于劳资谈判，而要进行劳资谈判，工人就需要组织权，但是在我国目前情况之下，劳资谈判作用发挥非常有限。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报酬比重的调节应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入手，尤其是要打破不合理的行政和资源垄断，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破除户籍制度阻碍，完善相关劳动保障法规，健全集体谈判制度。

在我国整体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结果是工资水平的下降，这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然而，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不能成为劳动报酬比重低的充分理由。由于市场完善程度不同，劳动报酬比重下降并非都由单一的供求关系决定。已有实践证明，即使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收入分配也是向劳动者倾斜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进程的高峰时期，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在当时的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占强势地位，劳动力供求严重失衡，这一时期美国劳动报酬比重虽然达到了历史最低点55%左右，但即使是这一最低点水平也远高于我国现有水平。劳动报酬比重并非与劳动要素的贡献直接对应，技术进步创造的新价值实质是人的进步，是劳动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因此，仅通过要素投入的生产函数来决定要素收入的分配显然也缺乏依据。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造成的，这与政府对初次分配的直接干预有很大关系。

四、政府调节初次分配的责任

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坚持效率与公平相结合，而把重效率简单地认为是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政府不干预。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认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主要是调节再分配。2007年，党的十七大之后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政府调节初次分配的职责。

许多学者也认同调节初次分配的重要性，但却认为政府在调节初次分配中缺乏有效的抓手和有力的措施，而只能通过调节再分配来实现。这种观点突出表现在：认为对不合理行政垄断行业劳动报酬的调节应主要靠财税制度。诚然，不合理行政垄断产生的暴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税收机制进行调节，然而，既然承认是不合理的垄断，为什么不改革造成不合理垄断的制度基础，而是反过来去调节已经产生的暴利？而且税收对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有限。若对暴利进行高税率调节，在现有体制机制不变的环境下，是否又会使暴利进一步增加，从而强化已有的垄断和既得利益？

强调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其前提是在尊重、不破坏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找到着力点。政府是否可以直接干预企业的工资发放？有学者提出：使企业工资与利润挂钩，认为这是劳动者分享利润、提高劳动报酬的重要举措。还有学者借鉴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经验，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希望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针对以上建议，不少学者表示担忧。宋晓梧（2010）指出，这些建议如果形成行政指令，将使政府完全界入企业内部分配，在短期内劳动报酬可能会提高，但这将是对市场机制的严重损害。我国的收入差距之所以大，不是市场之过，恰恰是市场不规范的结果。我们不能一方面给正常的市场博弈设限，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出发进行各种各样的微观干预，妨碍市场的良性运行。余斌（2010）指出，强调初次分配的重要性，是需要政府打破阻碍市场有效运行的各种体制和政策障碍，推动市场整合，而不是直接干预市场运行甚至直接管制要素、商品和劳务的价格。

强调政府调节初次分配的重要性，并不否认或忽视政府在再分配领域的作用，而是在充分发挥政府税收、社保等再分配调节手段的同时，进一步明确现阶段合理定位政府职能、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调节初次分配中的基础性、紧迫性和重要性。那么在初次分配环节，政府的职责有哪些？

第6篇：劳动力供求规律范文

关键词：就业；大学生；劳动力市场；金融危机

一、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

一般来说，经济的高速发展会带动就业的增长，可以说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就业的根本保障。因为经济发展了才能创造就业岗位。如果没有经济的健康稳步增长，就很难保障就业的增长。但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又不是同步进行的，其中会出现就业缺口。以我国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增长比例为例（如图1），2001—2007年经济增长率稳步上升，而大学生就业增长率却起伏不定，甚至很低。如2006年的就业增长率比2005 年还低仅为5.3%。从2000年起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以9%的速度增长，可是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却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加，说明经济的增长带动就业的增长只是相对而非绝对的。经济学中还用就业弹性系数来反映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就业弹性系数是从业人数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即GDP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就业弹性系数越大，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弱[1]。图1中可看出就业弹性系数曲线基本与就业增长率曲线同步。

如果就业问题没有解决好，反过来也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失业上升使人们收入减少，减少社会总需求，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失业率高影响社会的稳定，增加犯罪与自杀率。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研究表明 [2]，失业率上升1个百分点，自杀率就要上升4.1个百分点，犯罪人数增加5.7个百分点，国民生产总值要减少4.7百分点。如今正值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民生问题就是当下的关系到两千多万人的就业问题，处理好这一问题，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另外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就业也是有很大益处的。我国第一产业萎缩，第二产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迅猛发展[3]。一般来讲，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功能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功能弱。技术密集型产业有两种情况，一是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功能相对较强，二是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功能相对较弱。当然实际就业功能及差别还要取决于产业的发展水平，趋势和特点。基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状况，应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可以调整就业结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二、劳动力市场的AD-AS模型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扩招，浩浩荡荡的大学生就业队伍也越来越庞大，其速度远大于社会所需人才增长的速度。而且，加上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出现的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三峰叠加”的态势，即应届大学毕业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下岗职工再就业，共同构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庞大供给流。现在又受到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以及人民币升值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严重的供大于求的失衡局面.

根据劳动力供求均衡理论[4]（如图2），假设劳动力市场供求均衡（事实上根据我国目前人口多、基础差、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现代化水平低等基本国情，充分就业这一均衡点是很难做到的），则均衡劳动工资为(W/P)* 。但由于目前劳动力供给L2远大于劳动力需求L1 ，这就造成大部分人口失业（L2-L1）。根据市场规律，供过于求，产品价格下降，因此剩余劳动者为了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必然会降低工资率，使工资(W/P)1 向(W/P)*下滑，从而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供给减少，缓解就业压力。 在经济困难阶段企业本身就面临着各刚面成本过高的压力，如果求职者向企业提出过高的工资，肯定减少企业的用人需求，给就业带来困难。因此在现阶段求职者应该降低自己的期望值，以便找到合适的工作。

三、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与经济周期进展

国际短期资本[5]流动的消极影响，包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和对汇率的冲击。短期内外资的大量流入或流出将引起该国金融市场上资金供求的均衡状况剧烈变化，导致利率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进而影响到该国的经济运行。

资本的进出改变了外汇资金的供求均衡，必然引起外汇汇率的波动。外资大量流入，本币升值；资本大量流出，外币升值。该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恶化，使一国微观经济主体（例如企业）的行为乃至于宏观经济变量都受到巨大影响。资本的流动直接体现为投资。投资有益增加需求，带动就业和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投资过热，资本短期无法实现收益，造成资本供应链断裂，不利金融市场的稳定，并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最终影响到就业。

1929的美国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致使欧美等发达国家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各大国有银行，工厂等也纷纷宣告破产倒闭。经济一旦崩溃，直接受影响的就是劳动者。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同样给世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打击，世界各国的就业形势都很严峻。欧美等国家失业率急剧攀升，创历史纪录。法国百万失业劳动者游行示威，造成社会的混乱，可知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就业带来的影响有多深。2008年我国GDP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仍保持着9.0%的速度增长，但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表示，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009年劳动就业量达到2400万人，其中1300万新增城镇劳动人口，800万下岗失业人员，此外还有其他人员300万人需要等待就业安置[6]。当今为了避免使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世界各国应联合稳定货币金融体系，才能保障经济的稳定发展。从而解决就业问题和促进全人类社会的稳定。

受经济周期影响而引起的失业就被称之为是周期性失业[7]。经济衰退通常引起周期性失业(Cyclical unemployment)。由于经济衰退，社会总需求不足，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难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发展进而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削减。

四、国际收支状况与汇率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一直保持着顺差的态势。如图3，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国际贸易收支顺差额逐年都在增长，贸易顺差从2004年的321亿美元到2006年的1775亿美元再到2008年的2954亿美元。然而中国长期的贸易顺差引起了欧美国家的眼红。长期以来，欧美国家动辄以逆差为由，要么对华进行贸易制裁，要么要求人民币升值，从而使我国面临巨大的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

人民币升值通过影响对外贸易，改变国际收支状况，进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我国产业大部分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导向型企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的主要动力。然而近年来人民币以平均每年3％左右幅度升值[8]，人民币升值使出口贸易品价格上升，企业成本增加，从而影响我国出口贸易量，减少国际贸易收入，改变国际收支状况。人民币升值特别对纺织、服装、制鞋、玩具、家电等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带来不利影响，而这些行业正是就业需求大户，如果这些用人单位产品出口不畅，其用人将受到影响。去年底各媒体纷纷报道，因人民币升值，致使长三角﹑珠三角数以万计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成本上升，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相对竞争力，由此而停业甚至倒闭。同时人民币升值还不利吸引外商投资，这样就不能增加社会总需求，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最终影响老百姓的就业。

五、劳动力质量与生产要素成本替代效应

过去几十年大学生很吃香，毕业后都不用愁没工作。如今随着高校大规模的扩招，劳动力市场供求脱节，大学生的价值降低。他们的综合能力也遭到了质疑，大学生找工作越来越难。因此劳动质量成了用人单位招人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依照中国的国情，我认为大学教育必须与市场需求接轨，和政府一道承担解决中国劳动力就业问题的责任，培养社会需求的人才。然而由于当前大学教育与市场需求的脱轨，导致大学生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专业知识和基本职业素质。

有的人懂理论却不懂实战（如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有的人懂实战却又不明理论（如外来务工人员等）。如果把这种劳动当成产品，从成本与效益的角度来讲，企业自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产品，因为这不会给他们带来完美效益。市场需要的是既懂理论又懂实战的人力资源，公司认为这样的人才能给公司带来即时高效的服务和效益。于是公司会从优质的产品（劳动力）中去选择以替代质量差的产品。很自然差的产品就会被社会淘汰，这也符合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法则。

另外因为经济的发展是技术、资金、劳动力和管理等众多生产要素一起作用的结果。如果其他要素对劳动力的替代性越高，成本相对劳动力越低，且能产生较劳动力更大的经济效益，那么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依赖就越低。因而从成本角度考虑，企业也许会放弃劳动要素而选择其他可替代的生产要素，从而增加了社会就业的难度。

为此大学应该注重教育的培养模式，与人才市场需求接轨，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避免造成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大学生也要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的结合。学好专业知识，并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到单位去实习，尽快学会将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笔者认为，在没有毕业时，免费给单位打工，老板更愿意接受，同时你也能从中学到许多书本上根本学不到的东西。我们不要总奢望单位先给我们多少钱，在你什么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先考虑你能给单位带来多少经济效益，并带着学习知识、经验的目标去做事。只有提高了劳动质量，你才具有人才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六、自愿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

面对低工资，可能有的劳动者无法接受，特别是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读了十几年的书，毕业后肯定是希望能找到个好工作，在经济上独立起来，而不再是依靠父母来养。从心理角度讲，这也很正常。但是，在现在这种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应该顺应当前这种工资下滑的市场规律。要记住大学生吃皇粮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根据价值规律，价格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当前工资下滑只是短期的，大学生找工作也不必太悲观，调整好心态还是可以找到工作的。但如果劳动者不愿接受低工资的现状而放弃就业，则构成所谓的自愿型失业（voluntary unemployment）。

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在经济学中被解释为工人与工作相匹配的过程[9]。在现实中，总有就业者不考虑自己的职业技能和专业水平盲目地偏向于到经济发达的地区、条件优越的工作单位和相对热门的工作岗位中去寻找工作机会。而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条件相对差些的单位和不够热门的工作岗位却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这就形成工人与工作不匹配的现象，造成摩擦性失业。这也是导致大学生失业的一个原因。俗话说，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同样我觉得越是在困难的地方，越有你展示才华的机会，通向成功彼岸实现人生价值的可能性也更大。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协调，特别是西部偏远地区，经济相当落后，基础设施差。近年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鼓励企业家到西部投资，鼓励大学生到西部就业。国家对进入各地基层和西部地区就业的大学生已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各地基层和西部地区对大学生的需求很大，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好的机遇。所以大学生在当前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应该理性选择自己的工作，降低就业标准，先就业至少比失业要好得多。

七、用人单位的用人观念

很多单位在选择用人时很注重学生的出身，即你是来自哪个学校的。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你就有可能被录用，你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你就靠边站。因为名牌大学出身给用人单位的感觉就是他（她）们的素质比较高，动手能力和思考问题的能力比起普通大学毕业的学生要高。录用他（她）们能给企业带来即时有效的生产收益。而那些出身普通大学的学生总是被排挤在用人单位门口之外。因为他（她）们给用人单位的感觉是低素质，低生产能力和高风险。这就是信息经济学里所提到的信号传递行为[10]。因此对于那些来自名牌大学的求职者来说，在求职时是比较有优势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宁愿花高成本，读个不好的专业也要进个名牌大学就读的原因了。在此也建议用人单位在选用人才时理性选择，避免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成本和麻烦。好与不好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不可否认普通大学里也有大量各式各样的人才。

参考文献

[1]中国劳动力市场：压力仍较大 从就业弹性系数看海南就业趋势[EB/OL]。[2004-04-22] lm.gov.cn/gb/news/2004-04/22/content_26490.htm

[2]俄罗斯，BK先恰科夫：经济安全——生产财政银行[M]。中国税务出版社，2005。P340-341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01—2008 stats.gov.cn/index.htm

[4]梁东黎：宏观经济学[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P154

[5]胡曙光 门淑莲 张帆：国际经济学[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P237

[6]新浪财经：人保部称明年2400万人待就业[EB/OL]。/finance.sina.com.cn/g/20081225/16085685692.shtml

[7]百度百科：周期性失业[EB/OL]。 baike.baidu.com/view/592808.htm

[8]中国经济网：外贸发展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上) [EB/OL]。[2007-01-15] ce.cn/cysc/main/jtfzspsy/shwll/200701/15/t20070115_10091553_1.shtml

第7篇：劳动力供求规律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失业；就业弹性

一、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必要性

事实证明，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约因素，直接影响到劳动就业这一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已经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1.解决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难题，就必须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功能，尽可能使不同市场主体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异性相对缩小，从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对称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为实现充分就业创造必要的信息条件。

2.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扩大异地就业的需要。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流动总量的增加和频率的加快，个人的职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没有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高度统一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户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对劳动力在不同工作单位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流动加以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动率是很低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加快，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率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的调查，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城市，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改变过工作单位的个人比例仍较高，达30%以上。这一比例与日本横滨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国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这种状况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是比较低的，已经严重阻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国际接轨，也不利于我国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进一步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即劳动力流动的频率与跨度）已经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缓解摩擦性失业的社会压力，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摩擦性失业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过在我国问题尤为严重，表现为一定时期内某地某种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种劳动力却大量过剩，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业从根本上说是在劳动力总供求基本均衡状态下的失业，其解决路径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完备和对称。而后一方面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摩擦性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制约因素，有必要作为我国政府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加以解决。

4.进一步提高就业弹性，遏制我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趋势的需要。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其计算公式是：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就业弹性应在0—1之间。一般地说，就一国长期总量生产函数而言，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但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失业人员逐年增多，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4.3%，1991—1997年间，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保持在0.08—0.17之间，明显偏低。2002年的就业弹性系数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个百分点。要遏制劳动就业方面这种非正常状况，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调节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市场化的调节机制协调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路径

尽快改变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的“三不”状况，使劳动力市场成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健康有效的平台，并做到与国际劳动力市场接轨，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有效路径。

1.进一步从理论上给劳动力以科学的市场定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劳动力作为商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为社会各界所公认。现在的问题是必须真正确立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允许其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优化配置，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理论观点。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劳动力的流动，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劳动就业问题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各种行政壁垒，正视并解决劳动力自由流动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2.对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定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一样，是完整的市场体系的一个局部，是市场体系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与否反映一个国家的市场体系是否健全，也是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劳动力市场还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场，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交易对象是劳动力，而劳动力的载体是人，所以，劳动力市场是特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市场。同时，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的状况离WTO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一些西方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把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作为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抓好，并尽快解决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第8篇：劳动力供求规律范文

一、关于资本主义的规定性

（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从一开始，有点机械的亚当斯密关于商品生产的描述就不同于辩证的马克思的描述。“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惭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1）。在这里商品生产成了某种天然的普遍的人类倾向的产物（如果能这样看商品生产倒是能给现代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家省不少气力！）。马克思的描述完全不同：“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近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都有系统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通过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来实现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2）。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商品生产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这两个条件缺失任何一个便构不成准确的商品生产的概念。

现实社会可以是商品生产要素和其它要素的混合，但任何不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社经验材料绝对不能混入商品生产的概念中去。如此强调这一点似乎多余，可我们很快会发现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所谓理论，其拙劣的根源就在于此。

从在现实社会中作用的程度、规模、范围等标准出发，将商品生产分为简单的小商品生产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是顺理成章的。后者由于技术条件的成熟，大批量的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成了商品，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提高到过去任何社会形式从未达到的水平，商品生产已是社会增加财富的主要源泉。但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这一逻辑主干之上的一个支干，考察社会经验材料能否混入资本主义概念中，还是首先要看它能否混入商品生产的概念中去，剩下的任务只是辩明它属于小商品生产概念还是资本主义概念。

（二）商品经济的规律性和资本主义的规律性

第9篇：劳动力供求规律范文

【关键词】创新思路；加快发展；农村经济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要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构建文明和谐的农村社会。

一、用新思路指导农业结构调整

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不能再走简单的数量、比例变动的老路子，应向生产的深度进军，提高农业的质量和综合效益。这次调整，一要稳定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有些地方过分强调“压粮扩经”，大面积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导致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因此，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突出抓好品种和品质结构的调整，合理确定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确保粮食供求平衡，粮食供求平衡是农业结构调整的基础和前提，一定要警惕在粮食问题上再起风波。二要大力发展优质名牌和绿色安全食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和国际市场对农产品的质量及安全性要求越来越高。为此，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推广优质抗病新品种，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坚持无毒、无残毒、无公害的“三无标准”，努力扩大绿色、安全、优质、名牌产品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份额。三要适应畜禽养殖业发展的需要，积极发展饲料、饲草作物。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逐步实现由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为主的二元结构向粮食、经济、饲料作物协调发展的三元结构转变。从目前情况看种草效益大大高于一般大田作物，要把建立三元种植结构列入今后农业结构调整的规划，引导农民种植优质牧草和退耕还林还草。四要尊重农民意愿，防止强迫命令。政府主要在宏观指导方面当好农业结构的领路人和参谋，帮助农民解决好一家一户办不了或办不好的事情。对于农户具体的生产经营项目要由农民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意愿自行决定。要使农民由“要我调整”变为“我要调整”。

二、立足资源，面向市场，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综合开发当地资源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而发展商品生产，必须充分认识市场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各级党政领导首先要拿出比抓生产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抓好农产品市场的建设和外埠市场的开拓，找健全市场法规，强化市场管理，严厉打击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等不良行为，为农民进入市场创造良好的环境。二要综合开发当地优势资源，变单一化经营为多元化经营，分散经营风险。在一些地方强调“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扩大经营规模的同时，应注意避免在更大范围内（县、省、全国）形成产业或产品结构的趋同，避免市场出现饱和。近几年的实践证明，多样化经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分散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最有效的办法。三要搞好农产品加工，实行产业化经营。当今时代，只有经过多序加工的农产品，变初级产品为市场俏销的深加工精品，才能更好地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当前，应抓住中国加入WTO后的国际市场扩大和引进先进技术的机遇，搞好农产品加工，要鼓励发展多层次、多类型、多种所有制的加工企业，变当地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三、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功能

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实行的是家庭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基本上分散在两亿多个农户中经营。如何使这些规模狭小的农户进入国内外大市场，是当前面临和必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在这种新形势下，如果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没有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就无法适应千变万化的国内外大市场。因此，要使农民顺利地进入市场，使农民能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并且能卖个好价钱，必须依靠政府为农民提供服务，特别是信息服务。灵敏、及时、准确的信息是农业商品生产者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指南。政府应利用现代技术建立农业经济信息服务中心，开展“网上交易”，利用有线电视免费为农民传递互联网上所提供的市场信息，并将本地名优稀特产品的品种、产量、质量、价格等信息通过互联网发往各地，利用信息“高速公路”扩大农产品的销路。政府部门不仅要为农民提供现时的信息服务，还必须要重视市场调查研究，对未来市场需求的变化及发展趋势作出准确的超前预测。因为，现代市场瞬息万变，今天滞销的产品，明天可能供不应求；今天俏销的产品，明天也可能滞销。农业生产周期长，农民安排生产的依据往往是眼前的或上一个生产周期的市场价格和供求状况，其结果往往是上一个生产周期价格高的农产品，但等农民生产出来之后，又变得价格低了，甚至卖不掉。因此，各级政府有关领导和业务主管部门要有超前意识，加强市场供求趋势的预测预报，正确引导农民按照市场需求安排生产计划，降低市场风险，避免经济损失。

四、扩大就业门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必须创造有利环境，帮助农民广辟就业门路。为此，一要积极发展乡镇企业。从长期看，乡镇企业就业的总量还是呈扩大趋势的。今后乡镇企业在发展布局上要与城镇建设结合起来，集中连片发展，以便利用城镇现代化设施，降低交通、通讯、交易等费用，获得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在产业选择上，要以劳动密集型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以适应市场需求，增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二要加快城镇化建设。据专家预测，我国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即可多吸纳100多万个农村劳动力。因此，政府部门要搞好规划，增加投入，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为农民进入城镇就业创造宽松的环境。三要进一步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发展第三产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量资本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是第二产业的3～4倍。从目前情况看，个体私营企业吸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但目前个体私营业主普遍反映“负担重”、“贷款难”，需要政府部门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优惠政策，制止“三乱”，帮助个体私营业主解决经营中的困难，充分发挥个体私营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四要搞好劳务输出。当地主管部门对准备输出的劳动者要进行必要的培训，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国家应加快改革劳动就业制度，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外出打工的农民大开绿灯。

五、发展教育，推广科技，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积极推广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为此，一要在普及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办好各种形式的农业技术培训班。近几年，枣庄市与国内36家农业院校和科研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年请专家、教授举办3000多期培训班，有的乡镇还请来外国专家为农民讲授农业技术，还有的采取农民互教互学的方式，把当地“土专家”、“种养大王”等能人组织起来到各地巡回演讲，很受群众欢迎。二要搞好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建设。枣庄市农业高新科技示范园从国内外引进100多个名、优、稀、珍、特瓜菜新品种进行试种、育苗、定值，组织周围农民参观学习，带动起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积极性。三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据调查，某市近几年乡镇一级的农业科技人员外流552人，而后来调入的551人中仅有72人是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因此，必须加快改革劳动人事制度，纠正不合理的用人制度和用人之中的不正之风，保持农业科技人员的相对稳定，站常为他们提供再学习的条件和机会，提高农业科技人员的整体素质。四要加大农村教育、农技推广、农业科研等方面的投入，增强农村经济发展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