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统计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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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民经济统计报告范文

【关键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绿色GDP;可持续发展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与绿色GDP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被人类的接受,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以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出发点,将自然资源与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化”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绿色国民经济经济核算、构建绿色国民经济分析方法体系就成为研究热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即是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考虑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将经济活动中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污染代价予以扣除,进行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描述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决策和评价提供依据。为进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而确定的一整套理论方法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称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有关文献使用的概念是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缩写为SEEA)。

如同GDP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SNA)的核心指标,绿色GDP则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绿色GDP是在对现行SNA中GDP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前学术界对绿色GDP尚无一个权威的定义,但各种定义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即它们都是在考虑了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破坏的基础上对GDP进行修正来定义绿色GDP。目前,国内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绿色GDP是在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后得到的一个总量指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以后的经济活动之最终成果。绿色GDP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保护和谐度越高,反之亦然。

在人们对绿色GDP的种种争议中,有四种观点值得特别关注,即绿色GDP万能论、绿色GDP迫切论、绿色GDP简单易行论和绿色GDP无用论。绿色GDP万能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是完美的、是万能的,他们把目前经济建设中产生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欠缺,认为只要进行了绿色GDP核算,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就可以转变目前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绿色GDP迫切论的持有者主张应尽快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并以其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在短期内迅速以此来衡量经济运行情况和政府的能力。绿色GDP简单易行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这个指标能否计算只是资金投入的问题,只要政府肯投钱、研究人员肯出力,环境成本和资源损耗就能得到合理的量化。与绿色GDP万能论相反,绿色GDP无用论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没有什么用处,没有必要核算,根本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统计指标,对绿色GDP持有抵制的态度。

笔者认为,绿色GDP是在GDP的基础上考虑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是一种兼顾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护的指标。其反映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是效率与速度的协调发展。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对绿色GDP进行了近40年的不懈探索,我国对绿色GDP的关注与研究也有20多年的历史,这本身就说明绿色GDP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必要性。此外,不少人把绿色GDP核算等同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认为只要有了绿色GDP就可以反映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就像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产物一样,绿色GDP来自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核算离不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因此,应当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绿色GDP,即不能人为地夸大其作用,盲目崇拜,也不能消极地认为其无用甚至抵制,既不能轻言简单,也不能急于求成,应当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相当艰巨而又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完善其理论基础,积极稳妥地推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状况

(一)国外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各国政府、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和学者一直为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着艰辛的探索。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ERI)”,试图利用该指标定量测算与反映经济增长对于资源环境的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1972年托宾(James 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将家务劳动价值、地下经济创造价值、闲暇以及环境成本考虑到GDP核算中。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 National Welfare),主要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1989年卢佩托等(Rober Repetoo)提出国内生产净值(Net Domestic Product,简称NDP),重点考虑了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 B. 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并于1994年进行修改,该指标考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1995年9月,世界银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大组要素构成。同年,世界银行提出了“真实储蓄率”(Genuine Saving)指标,真实储蓄率是从国内总储蓄中扣除人造资本、自然资源和环境折旧,它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评判依据。

近年来,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在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西蒙等人(Simon,2000)的《绿色国民核算》就综合反映了绿色核算的最新成果。他从国民账户的历史出发,提出了绿色国民核算的方法、模型、构造与应用等。哈特维克(Hartwick,2000)的《国民经济核算与资本》分析了纳入环境资本后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账户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和经济方法的改进。巴特尔穆茨等人(Bartelmus,1998)的《环境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了国际收入与财富在资源环境方面的应用,提出了关于资源环境核算的框架、理论与方法。马肯亚等人(Markandya,1999)在《欧洲绿色国民核算――四国案例研究》中,根据荷兰、英国、德国、意大利四国绿色核算实践,对自然资源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进行了研究。在上述理论推动和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及多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目前已逐步形成若干重要的核算体系,包括:联合国等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缩写为SEEA)、美国亨利・佩斯金(Henry Peskin)教授的应用于菲律宾的《环境与自然核算项目》(缩写为ENRAP)、欧盟统计局的《欧洲环境的经济信息收集体系》(缩写为SERIEE )、荷兰统计局的《包括环境账户的国民核算矩阵体系》(缩写为NAMEA )。相比之下,当前比较权威的是SEEA核算体系。SEEA体系是惟一获得国际权威性机构认可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统计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且其卫星账户与总量指标相协调,该体系的编制方法已被20多个国家或地区采用。目前SEEA已经有了1993- SEEA , 2000-SEEA和2003-SEEA共3个出版物,它们分别标志着SEEA发展的不同阶段。1993- SEEA提供的是理论框架,2000-SEEA提供的是操作指南,2003-SEEA则是实践经验的总结,SEEA已从理论走向实践。但就目前来看,SEEA仍然处于研究过程中,其中一些内容至今还存在争论,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随着对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日益重视和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核算方法研究的不断完善,一些国家在资源与环境核算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挪威、芬兰、德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前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菲律宾、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印尼海地、萨尔瓦多、泰国、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政府或研究机构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或环境核算理论、方法的研究与实施方案的探索和试验,目前探索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国家的数量呈上升趋势。

(二)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我国关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研究起步略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目前,中国的环境资源核算研究大多分为环境污染损失核算研究和资源核算研究两个方面。对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最早也比较全面的研究是过孝民、张慧勤于1984年开始主持的《公元2000年中国环境预测与对策研究》。该项研究在计量方法、数据处理、结果表述方面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被冠以“过――张模型”,该模型重在对污染损失的计量。1988年由李金昌主持进行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侧重探索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90年代初由金鉴明主持的“中国典型生态区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研究,在生态损失的计量研究上取得了进展,使得人们对中国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有了一个大致的量化概念。

从国内的各学术研究机构来看,1988年受国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首次尝试进行了关于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1996-1999年,北京大学研究小组应用投入产出技术,提出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即对资源、环境、经济的综合核算,重点对核算模式、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2000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设计了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核算体系,并以北京市为对象,系统地进行了1997年的环境质量和资源资产的经济价值和绿色GDP测算,得出在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带来的损失后,北京市的绿色GDP为当年核算GDP的74.9% 。

在政府层面上,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部门主要是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做了大量的研究实践工作。2004年3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色CDP核算)研究》项目,开展环境污染核算研究工作,初步建立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并于2005年在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四川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是依据《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而建立的。《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对资源的核算,同时兼顾了环保支出与环境成本,主要对资源耗减价值核算、环境退化价值核算和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支出核算进行研究。《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以及环境保护成本的核算。基于环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是一份可以为全国及局部地区进行环境核算提供具体指导的框架性指南,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上述两个核算体系框架的基础上,完整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分为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和环境退化成本核算两部分,其中环境退化成本包括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具体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五大类;环境污染损失具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污染等三大类。

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手首次正式了《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报告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 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该报告是第一份基于全国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环境污染核算报告,是迄今为止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最新、最权威的研究结果,标志着中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过,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此次核算未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是计算了部分环境污染损失,一个完整的绿色GDP还需要更为艰苦的工作。

考察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较为完善,国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有待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配套机制的完善上加强研究和规范。二是国外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成果尽管丰富,但相当多的指标体系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在具体的实施上需要有所发展。三是从指标构建来看,各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容虽不相同,但指标构建方向都是社会、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体系。四是核算方法总体上讲侧重于实物核算,价值核算由于涉及内容的复杂性,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核算方法的多种多样,导致了计算结果难以统一,相互间的可比性差。五是从目前国际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和效果看,虽然在具体核算项目选择、定价方法和评价有效性方面各有千秋,但普遍存在具体核算过程的实现和核算精度受数据资料基础约束的问题,而且往往编算范围越宽泛,这种影响越突出。总体来看,由于绿色GDP在数据获取和核算方法上存在很多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一套国际公认的绿色GDP核算制度,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数据。目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仍然是一个充满探索、实验的研究领域。

三、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的问题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

目前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基本上处于对国际成果的跟踪状态,还不能全面、系统地把握整个SEEA(2003)所提供的理论与方法。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初步构筑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与基础,但它们对实际数据测算工作的理论支持和指导程度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很多技术挑战

一是资源环境的产权划分难以实现。除了已探明、确定归属的自然资源,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产权归属确定十分困难。二是资源环境的定价较为困难。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关键点就是资源和环境的价值计量,资源和环境大多数无法从市场价格中寻找参照,而目前所提出的各种估算方法还难以形成统一的、举世公认的标准。三是资源环境损失与经济发展缺乏同步性。通常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直接环境损失人们往往能够计算,但却很难预料到间接的后果和长期的损失。四是按地域扣减资源环境损失很难实现。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开放性”,当环境损耗跨地区时,无法确定该损耗的具体归属。

(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基础薄弱

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还不健全,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的核算资料主要靠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广泛设立网络式检测站点直接进行测量来取得原始数据,这就使得有些资料难以全面采集,有些数据的采集成本非常昂贵,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存在很大的缺陷。

(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空白

一是环境法规、统计法规的不完善,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有关的环境统计规划、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还未出台,导致统计的不完整和不精确。二是评价标准的不完善,资源环境核算本身就极具复杂性,而我国还没有建立针对资源环境核算的工作规程、制定评价和评审的标准。

四、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完善和发展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和实践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合作与努力。

(一)加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完善资源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

加强对森林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地上资源耗减的估价方法研究,实现宏观耗减核算与微观企业耗减核算工作一体化。目前对环境损失的估价方法都具有很强的个案性和特殊性,应进一步探讨模型化、标准化的评估方法。加强对生态成本计量和评估研究,使其研究成果能够应用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领域中。

(二)建立绿色会计制度,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微观基础

会计核算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微观基础,借鉴国外经验,加速我国绿色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系统完整并符合国情的企业绿色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建立完整的绿色会计信息系统和企业绿色报告信息披露制度,设计与制定具有操作性的绿色会计准则。

(三)建立环境资源核算指标体系和数据采集系统

从反映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环境污染等角度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统一统计调查方法,完善统计报表制度,对核算口径、核算方法、数据质量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和标准,相关部门建立必要的数据信息交换机制,为后续研究和核算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和数据保证。

(四)加强合作与交流

搭建相关部门统一的工作平台,下设若干核算专题小组,在统一协调部署下,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和目标,负责组织试点和实施工作。继续加强国际合作,从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统计能力等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外的经验,采用适合我国实际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

综上所述,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任重道远,应坚持科学性、理论性、前瞻性和适用性原则,以联合国SEEA2003为指南,加快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设,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研究课题组.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第一版本)[S].2004.

[2]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研究课题组.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第一版本)[S].2004.

[3] 潘岳,等.建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4] 朱启贵.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论[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5] 吴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及其思考[J].统计研究,2005(9).

[6] 耿建新,等.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及其评价[J].城市发展研究,2006(4).

[7] 王金南,等.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6).

第2篇：国民经济统计报告范文

摘 要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相关财务经济关系的科学管理。当前社会经济形势下，坚持实践创新原则，构建会计与统计核算的一体化运行体系，实现财务核算的协调性发展，是促进国民经济科学发展的必要措施和有效策略。

关键词 财务管理 会计核算 统计核算 一体化体系

财务预算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是采用会计与统计相结合的方法，针对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数量关系，进行科学系统、协调统一的核算，它是社会宏观经济信息管理和决策的基础与核心。市场经济环境下，构建科学的会计、统计一体化核算体系，是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一、会计核算与统计核算间的联系

会计核算是以货币为主要量度，采用专业会计方法，针对国民经济组织的生产运行过程与结果进行系统全面地记录、计算和分析，定期编制并形成财务会计报告，为实现经济科学决策和宏观经济管理，提供可靠信息依据的会计活动。会计核算与统计核算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

1.会计核算是统计核算的基础

统计核算中的很多指标数据均来自于会计核算资料，统计核算所运用的复式计账方式也遵循了会计核算的借贷原理和权责发生制原则。

2.统计核算是会计核算的衍化

财务核算是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形式，能够反映社会经济成本投入与利润分配、流通资金等构成形式的运行状况、统计核算的基础信息是根据会计核算资料的宏观观察、分析和推断，统计核算来源于会计核算。

3.会计、统计核算互为渗透和借鉴

相对于核算指标来说，时期指标是统计核算的最基本指标，是统计核算的起点，被会计核算所反映。在核算方法上，会计成本核算中的移动平均法和加权平均法均来自于统计平均数理论。二者互为渗透和利用。

二、会计核算与统计核算的差异性

会计核算、统计核算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计量手段，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1.核算目标及原则的差异

会计核算目标主要是向主管部门提供相关财务状况、现金流量和经营成果等会计信息，反映经济运行状况，帮助决策层进行科学决策；统计核算则是运用系列统计指标，针对国民经济的相关财务进行全面、集中、综合地反映，为各种宏观经济分析、政策制定和决策提供信息服务。

2.核算机制与方法的差异

会计与统计核算的管理机制不尽相同，会计核算资料往往属于分级管理，统计核算管理体制是为适应经济管理的平衡需求，采取以块为主的属地原则，掌握全部核算资料，形成总体核算。会计核算是通过设置账户，依据会计凭证采用复式记账方式对每项业务加以分类记录、汇总核算。统计核算则是运用综合指标法、动态数列分析法等来把握经济现象的总体特征，推断发展总体趋势。

3.核算配比与分类的差异

配比在统计核算中是建立在生产基础上的，它强调要保持中间消耗和总产出相结合，以保证准确反映当期经济活动与成果。会计核算要求在核算当期盈亏时，要依照各期间内的相关收入和费用进行正确配比，包括因果配比和时间配比。

企业会计核算主要按主管部门进行行业分类，统计核算则主要依照产业或产品类型进行分类。

4.核算计价和指标的差异

通常情况下，对于会计要素的计量往往采用历史成本计量，以实际成本作为资产计量的金额，采用实际成本计价，使核算具有客观性。统计核算对各种经济交易均以当前以市场价格作为估价基础。会计核算以经济利润作为经济效益的考核指标和企业最终目标；统计核算则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要求，以企业增加值作为经济效益指标或衡量企业对社会贡献的依据。

三、构建会计与统计核算一体化的必要性

作为社会经济的计量手段，在经济管理中，会计、统计核算的信息具有互补性，二者存在的内在联系为其协调统一提供了可能性，构建会计与统计核算的一体化体系，是推动现代社会经济管理水平的必然选择。

首先，实现会计、统计核算的一体化，是维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市场经济条件下，统计核算强调相关信息的及时概括性，会计核算强调信息的真实精确性，要实现经营决策的科学化，必须准确、及时、完整地获得各个方面的综合信息，必须强化统计核算与会计核算的协调性。

其次，实现会计、统计核算的一体化，可以提高统计与会计信息的管理效能，实现经济信息标准规范化。计划经济体制下，会计、统计核算作为相对独立的体系，造成核算信息的浪费和矛盾，淡化了经济核算的整体功能。为提高经济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实现经济管理的科学决策，必须加强会计、统计核算的统一。

四、实现会计与统计核算一体化的途径措施

国民经济核算由会计、统计核算综合组成。建构会计、统计核算一体化体系，必须以国民经济核算为主导，以综合平衡和宏观调控为杠杆，提高信息资料的共享程度，最终实现会计、统计核算的协调统一。

1.完善会计、统计核算一体化管理体制

当前形势下，要实现国民经济核算的科学性与高效性，必须根据实际需求，针对社会经济组织的运行状况和经济构成信息，制定和完善满足国民经济核算要求的财务收支统计制度或会计决算制度。运用相关财务管理的规章制度作为依靠和保障，推动社会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

2.加强会计、统计核算信息一体化管理

现代经济管理的重点在于经营和决策。经济组织经营目标的规划决策是否科学准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计统计核算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决策者对与相关财务信息的会计统计核算资料的了解程度，加强会计、统计核算信息一体化管理，既能满足国民经济管理的需要，又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发展。

3.规范会计、统计核算的指标原则和行为

会计、统计核算的指标和原则是国民经济核算科学性的重要保障。构建会计、统计核算一体化体系，要在核算过程中保持核算指标，计算方法、核算原则的一致性，便于标准接轨。

4.培养会计、统计核算一体化复合型人才

构建实行会计、统计核算一体化，需要综合能力较强的专业型人才。

第3篇：国民经济统计报告范文

[关键词]旅游卫星账户；发展；方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7－0011－08

旅游卫星账户(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各国普遍认可的、科学的旅游统计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基于旅游卫星账户的经济分析。中国的旅游卫星账户肇始于2003年到2005年的江苏省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编制。2005年，浙江省也编制了自己的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现在，部分旅游城市正在探索性地讨论编制城市旅游卫星账户的可能性。

本文将着重理清旅游卫星账户发展的脉络，说明旅游卫星账户的核心方法，初步讨论编制区域和城市旅游卫星账户需要考虑的问题。

1　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

在加世纪最后的20年，旅游卫星账户从一个学术概念发展成为现实的旅游统计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三个国际性组织和一个国家对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贡献良多，他们是世界旅游组织(UNWTO)、经济合作组织(OECD)、欧盟统计处(Eurostat)和加拿大。

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概念发展阶段、探索阶段以及融合与深化阶段。下面将分阶段记述旅游卫星账户的重要文献和研究成果。

1．1　概念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

关于旅游卫星账户概念的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这之前，旅游统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旅游本身的定义方面。1963年联合国召开的国际旅行与旅游大会最终确定了国际通行的定义，包括国际游客(visitor)、国际旅游者(tourist)和国际一日游游客(same-day visitor)。三者之间的联系是，国际游客包含国际旅游者和国际一日游游客。其定义如下：

国际游客指离开其惯常居住地到别国，并不以赚取酬劳为目的的任何人。国际游客包括国际旅游者和一日游游客(当时称短途游客，excursionists)。国际旅游者指在别国至少停留24小时以上的国际游客，目的包括休闲、商务、家庭、公务、会议(UNWTO，1981:5)。

在1978年，联合国出版了《国际旅游统计临时手册》。1963年确立的这些基础概念都被采纳，从而奠定了旅游统计的基础。1994年世界旅游组织确立的关于旅游的定义系统，也是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产生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旅游组织就在推动旅游卫星账户发展方面扮演了积极的角色。1983年，世界旅游组织就发表了一个报告，强调旅游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以及它与经济、社会的相互影响和依赖。报告建议将旅游作为一个产业直接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个建议并没有被联合国采纳，原因在于，旅游产业被普遍认为是不同于传统产业的特殊产业。但是这个报告宣告了旅游统计发展的新方向，它论证了旅游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重要性，强调旅游统计要与国家统计系统相衔接。

忒勒特(Teillet，1988)在1988年讨论了通过修改国民经济账户体系评估特殊行业的可能性。他专题讨论了与旅游相似的教育行业。他强调国民经济账户体系需要显示各种行业的资金流动情况，以便为管理提供依据。同时，他建议卫星账户应包含一些非货币数据，例如产业的就业规模、固定资产等。虽然他没有直接去讨论旅游卫星账户，但这些观点对旅游卫星账户都有直接指导意义。

1．2探索阶段：20世纪90年代

宣告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是加拿大旅游卫星账户的草案和经合组织的旅游经济账户手册。另外．还有一个事件对旅游卫星账户有重大影响，它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SNA’93)的颁布。

1991年世界旅游组织在渥太华召开了一个题为“旅行与旅游统计”的国际会议。世界旅游组织强调，旅游信息系统必须与国民经济账户体系相结合，旅游卫星账户是旅游信息系统发展的现实途径。同时，与会代表同意，国际通行的“旅游”的定义必须符合如下标准：1．全世界通用，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定义应简单、明确；3．严格地以满足统计的需要为目标；4．与现行的国际标准和分类相一致，这里就是与国民经济账户体系以及国际工业分类体系相一致；5．定义应简单而且可测量(UN&UNWTO，1994:3)。

在1991年以前，经合组织、世界旅游组织、法国、加拿大都了与旅游卫星账户相关的报告。这些报告有两个特点：1．都建立在投入产出表框架的基础上；2．都局限于旅游特征产业方面，即仅研究饭店、旅行社等直接与旅游相关的产业。法国被认为是建立了第一个旅游卫星账户体系的国家，但是，法国并没有向世界公布法国旅游卫星账户的结构、内容和结果。因而，加拿大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旅游卫星账户的者(Lapierre，et al，1991)。

从1987年开始，加拿大国家旅游数据工作委员会(The National Task Force on Tourism Data)要求加拿大统计局发展加拿大旅游卫星账户。加拿大统计局于1991年在渥太华会议上宣读了小组研究报告，掀开了旅游卫星账户的新一页，题目是“卫星账户与旅游信息系统”。这被认为是第一部对外公布的国家旅游卫星账户(Smith，2000)。

1993年，联合国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版(sNA’93)。在这个体系构架内，所有的独立产业都是从供给的角度加以定义的，即生产相同产品或者提供相同服务企业的总和被定义为一个产业。例如，农业企业都生产农产品，那么凡是生产农产品的企业都属于农业生产部门；民航业提供民用航空运输服务。然后再以投入产出矩阵为框架，具体描绘了各种产品对生产情况以及在各个产业部门之问的资金流动情况。

可是，从供给的角度，旅游企业并不生产同一种产品或同一种服务。饭店总体上提供以住宿为核心的服务，旅行社提供的是一种综合服务，旅游车船公司则向旅游者提供交通运输服务，等等。显然，所谓旅游企业提供的服务并不相同。因此，在SNA’93的体系内，旅游不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

SNA’93考虑到了旅游业的特殊情况，它建议了两种方法来测度旅游业。一种方法是，修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每个与旅游相关的产业和产品下都细分出旅游子目录，然后分别做相应的评估。例如，在航空业、交通业等行业下都分出旅游子目录，分别统计后进行累加。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将旅游列入 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可以直观地看到旅游在各产业中的比重；然而这种方法破坏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完整性，改变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本结构。另一种方法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体系，专门评估旅游产业的规模。后一种方法被普遍认为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因为它对整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做任何修改，同时运用其中的相关数据，实现对旅游产业规模的评估。使用后一种方法，形成的建立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上的附属体系，就称为卫星账户。

因而，旅游卫星账户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着同构的特点，卫星账户是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补充与完善。正是卫星账户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这种亲缘关系，使得卫星账户的结果可以拿来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结果进行比较；具体地说，有了旅游卫星账户，旅游产业就可以同农业、建筑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等其他产业进行比较，明确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具置。旅游卫星账户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补充账户的方式被写入SNA’93。这成为旅游卫星账户发展的强心剂，从此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投入到旅游卫星账户的研究和探索中来。

1994年世界旅游组织出版了《旅游统计建议》(Recommendations on Tourism Statistics)以及《旅游活动国际标准分类》(The Standard InternationalClassification of Tourism Activities，简称SICTA)。前一，个文件是对1991年渥太华会议以后在旅游相关定义方面研究成果的总结，正式提出了一整套国际通用的定义。这一定义系统一直沿用至今(UN &UNWTO，1994)。

1999年，作为对多年研究探索的初步总结，世界旅游组织出版了《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卫星账户：概念性框架》(UNWTO 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TSA)：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经合组织也大大推动了旅游卫星账户体系的发展。经合组织在这方面的尝试始于1991年。该组织了旅游经济账户手册(Manual on TourismEconomic Accounts)，并在成员内部推行。旅游经济账户(Tourism Economic Accounts，简称TEA)是最早的度量一个国家的旅游产业规模的系统之一。这个系统与后来的旅游卫星账户的主要区别在于，旅游经济账户局限于所谓的旅游特征产业，即与旅游有直接关系的产业，如饭店、旅行社、民航、交通等。而旅游卫星账户则还要考虑到所有与旅游者消费有关的产业，如汽油、服装等的零售、文化消费等等，并不局限在传统认为的旅游特征产业。同时，经合组织始终坚持从服务于政策咨询的角度完善这一系统。

从1997年开始，经合组织开始建议其成员国从旅游经济账户系统向旅游卫星账户系统转变。经合组织接受了旅游卫星账户的合理性和可行性。1999年经合组织旅游委员会自行编制完成了新版本的旅游卫星账户以及旅游就业测算方法，并在2000年出版了《经合组织旅游测算方法》(Measuring the Role 0f Tourism in OECD Economies)。这个手册说明了经合组织推荐的旅游卫星账户的方法以及16个成员国在编制旅游卫星账户方面的经验，这些国家包括走在世界前列的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英国、美国、西班牙，等等(OECD，2000)。

欧盟统计局也很关注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它更关注旅游统计方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结合。1995年，欧盟统计局也作了专项研究，讨论旅游的产出和供给在一个具体区域的平衡问题。

正是以上三个国际组织最终促成了旅游卫星账户方法的融合。

就国家而言，对旅游卫星账户贡献最大的是加拿大。加拿大1991年对外公布了第一个国家旅游卫星账户的构想，1994年对外公布了第一个国家旅游卫星账户的结果。这向全世界宣布旅游卫星账户从一个概念发展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统计系统。加拿大还发展出了一套适合旅游卫星账户需要的数据收集体系，即旅游者调查体系，国际游客和国内游客在一个游程中停留的所有省、市都被记录下来，在各个地区的旅游花费也被记录下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不重叠的数据体系。同时，在国家旅游卫星账户的基础上，加拿大还为各省编制了省级区域旅游卫星账户。所有这些事实，使加拿大成为旅游卫星账户的先驱。

1．3 融合与深化阶段：1999年以后至今

费彻林1999年在讨论卫星账户的方法时表达了他对旅游卫星账户发展现状的担忧。世界旅游组织和经合组织都在发展自己的国家旅游卫星账户体系，同时这两个国际组织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是“不能保证这两个组织能够在方法上达成共识”，似乎旅游卫星账户方法上的分歧不可避免(Frechtling，1999)。

然而，就在同一年，世界旅游组织就在法国尼斯召开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国际大会，会议的主题是“量度旅游的经济影响”。会上，三大国际组织――世界旅游组织、经合组织、欧盟统计局同意成立一个专门工作组，来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形成一个国际通行的旅游卫星账户体系。两年以后，也就是2001年，世界旅游组织和加拿大旅游局在温哥华召开另一次国际会议，了三个组织共同的研究成果：《旅游卫星账户：推荐方法框架》(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Recommende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简称TSA：RMF)，这是现在最通行的旅游卫星账户版本。

这一文本标志着旅游卫星账户方法上的融合，一个全球统一的旅游卫星账户系统得以形成。

现将所有与旅游卫星账户有关的重要文献罗列如下(见表1)。

在2001年以后，旅游卫星账户的编制成为研究和讨论的重点，对旅游卫星账户的研究也更趋深化。例如，具体讨论数据的收集(Frechtling，2005；Smith，2000)、编制的过程与经验(shanna&Olsen，2005；Fleetwood，2005)。对旅游卫星账户研究的另一方面的深化是旅游卫星账户的区域化。例如，加拿大、法国就在国家旅游卫星账户的基础上编制了省旅游卫星账户。

最近的一次国际会议是2005年10月在巴西召开的，题目是“旅游卫星账户：理解旅游和设计战略”。很多国家在会上交流了编制国家级旅游卫星账户的经验，同时也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课题，例如琼斯教授在2005年就谈到了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和特殊问题(Jones，2005)。

1．4 WTYC与国家卫星账户体系

一个颇具争议的系统是世界旅行与旅游协会(WTTC)于1993年颁布的国家卫星账户体系(theNational Satellite Account，简称NSA)。世界旅行与旅 游协会是以世界最大旅行商的CEO为成员形成的国际组织。重要的航空公司、旅行商、酒店集团等的CEO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因而，这个组织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国家卫星账户体系设立的目标是测度“旅行和旅游行业”对经济的贡献率。虽然，这个系统也叫卫星账户，但是它和通常意思的卫星账户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国家卫星账户测度的是“旅行和旅游行业”，而旅游卫星账户测度的是旅游产业。其次，国家卫星账户以美国的数据为基础，以国家间的消费指数为桥梁，推算出各个国家的相应数据；而旅游卫星账户以投入产出表为基本结构，以当地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另外，在旅游消费等关键概念的认定上，也有较大区别(WTTC/WEFA，1993；WTTC/WEFA，1996)。史密斯教授曾经从概念、结构、方法、数据来源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这两种方法间的区别(smith，1997)。

通常，国家卫星账户体系关于旅行与旅游行业对经济贡献率的结论比旅游卫星账户得出的结论大很多，有的甚至是几倍的差距。学术界普遍认为，旅行与旅游协会关于旅行与旅游行业规模、就业规模的测算，与旅游卫星账户相比，在方法上存在缺陷，结论上夸大事实(smith，1997；Hansen&Jensen。1996)。

但是，世界旅行与旅游协会在旅游卫星账户探索的初期，对旅游统计系统提出了非常好的构想，在研究上是有贡献的。某些观点也被世界旅游组织采纳了。例如，SUV的消费是否应算入旅游者消费，这一问题就是世界旅行与旅游协会提出的(WTTC/WEFA，1993；WTTC/WEFA，1996)。

2　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旅游卫星账户在江苏省的实践

2．1 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中国的旅游卫星账户正在经历本土化的过程。在讨论旅游卫星账户本土化之前，先要讨论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历程。总体上说，中国的统计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1952年至1984年。这一阶段采用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即MPS体系。它源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前苏联，是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的历史产物。它适应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为我国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科学的计划经济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阶段为1985年至1992年。在当时我国国民经济的管理是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主导思想的背景下，这一时期，MPS和SNA两种核算体系共存。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既要考虑有计划指令为主导方面所需要的指标体系，又要兼顾有市场调节为辅所需要的数据资料，以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过程，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党政决策部门的需要。在这一阶段，我国统计工作者与经济、理论、教育工作者密切合作，研制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把两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互转换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年》，并付诸实施，较好地解决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时期的核算问题。第三阶段为1993年至今。为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取消了MPS，建立与联合国新SNA接轨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版本。从1993年起，国家统计局对1992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进行重大修改，探索建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版本。因而，我国现行的统计制度本质上是源于SNA’93(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李强，2001)。

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个大背景下，发展旅游卫星账户在我国成为可能。

2．2　江苏省区域旅游卫星账户

2001年在江苏省旅游局的主持下，开始了旅游卫星账户在中国划时代意义的实践。2002年9月，工作组完成了《江苏旅游卫星账户体系构建》，系统提出了江苏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构想。2002年江苏省旅游局代表李明耀在世界旅游组织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宣读了《关于构建中国江苏旅游卫星账户体系初步设想》的研究成果。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正在进行的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实践。2003年，江苏省旅游局委托西安交大签订合同，委托其进行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研究。2003年9月形成了《江苏旅游卫星账户构成数据机构调查方案》，并报江苏省统计局审批后实施。同年江苏省旅游局请江苏省社会经济调查队进行了有关江苏旅游卫星账户结构性抽样调查。2004年9月在国家旅游局和国家统计局的联合主持下，江苏省旅游卫星账户通过评审(江苏省旅游局，2006a；江苏省旅游局，2006b)。

江苏省的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研发是在我国还没有全国旅游卫星账户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能够依据的资料是世界旅游组织推荐的方法框架，世界上60多个国家建立国家旅游卫星账户的经验，以及加拿大、西班牙、英国少数几个建立了区域旅游卫星账户国家的研究经验。其重大难点在于，区域旅游卫星账户需要在一个开放的区域内研究旅游统计与评估。这也是区域旅游卫星账户与国家旅游卫星账户的巨大区别。

江苏省的区域旅游卫星账户是中国第一个旅游卫星账户的实践，同时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区域旅游卫星账户之一。它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中国样本，为中国提供了旅游卫星账户的成功示范，为国家旅游卫星账户和其他省级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开发提供了经验。

在此以后，浙江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都相应编制了旅游卫星账户，分别在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编制方面做了新的尝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区域旅游卫星账户在中国的实践。个别城市，如苏州、大连、成都、秦皇岛等都在尝试进行城市旅游卫星账户的编制。区域和城市旅游卫星账户在中国的发展需以后作专门的论述。

旅游卫星账户不仅是一种统计制度，更是一种分析方法。在区域旅游卫星账户建立之后，如何运用旅游卫星账户，如何选择分析方法成为一个课题。

3　旅游卫星账户方法

旅游卫星账户的方法简要地可以从定义群、投入产出模型和卫星账户报表来说明。

3．1 定义

旅游卫星账户是一种统计制度，它必须以科学的定义系统为基础。旅游卫星账户的定义都是建立在世界旅游组织定义体系的基础上。世界旅游组织1995年出版了《旅游统计的概念、定义与分类》(Concepts，Definitions and Classifications for TourismStatistics)，系统定义了旅游，并将旅游分为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国内游。

旅游活动包括“人们离开惯常环境并停留在一个地方，连续不超过1年，以休闲、商务和其他目的为目的的活动”，这个定义有四重意思：首先，旅游被定义为一种活动，不是一个产业，这是因为旅游是从需求的角度来定义的；其次，旅游活动需要离开其惯常环境并停留在目的地；再次，旅游活动有个时间限 制，连续不超过1年；最后，旅游不仅包括以休闲为目的的活动，以商务为目的的活动也包括在内。

在这个定义中，惯常环境最难定义，各国也有不同的标准。2002年加拿大和西班牙就此专门成立了工作组，对世界上39个国家的情况进行了调研。他们发现，20个国家以距离作为标准，如加拿大旅行超过80公里才被认为是旅游，澳大利亚是40公里，美国是100公里。有13个国家以访问频率作为标准，瑞士和波兰认为，每周都去一次的地方都属于惯常环境。6个国家采用其他标准，如提前计划的旅行就是旅游，或者将过夜客人都认为是旅游者，或者在节假日的出行都被认为是旅游。也有些国家采用了综合标准，如芬兰认为，离开惯常居住的50公里，并且不是每周都去的目的地的旅行才是旅游。

我国现有对旅游的标准是，离开惯常居住地10公里，路上花费6小时。

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是被普遍认知的定义，这成为组织旅游卫星账户的一个依据。同时，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的一组定义：国际旅游(International Tourism)、国民旅游(National Tourism)和域内旅游(Intemal Tourism)。国际旅游包括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它用来描绘国际收支平衡情况；国民旅游包括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它说明国内居民的旅游活动；域内旅游包括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它描绘旅游者在一个区域的总花费。旅游卫星账户主要分析域内旅游数据，即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出境旅游虽然在卫星账户中有反映，但主要是数据形式，没有形成有意义的经济分析结论。

3．2　投入产出模型

投入产出模型是一种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它是SNA’93的基本框架，同样是旅游卫星账户的基本框架。其基本假设是投入和产出有着平衡关系。

投入表描述不同行业对不同产品的购买行为，就是描述不同产品因消费而在不同行业间的流动。产出表描述不同行业对不同产品的生产行为。

旅游行业的特点是，从消费的角度，旅游企业既向旅游者提品，也向非旅游者提品，如酒店为旅游者提供服务，也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从生产的角度，旅游企业生产旅游产品，其他行业也为旅游者提品。这样就需要在投入产出表中分门别类地进行汇总。

旅游卫星账户中，投入表的数据来自有针对性的旅游消费调查，产出表的数据来自统计部门的商业调查。有了这两种数据，并在投入产出模型的框架内组织起来，就是旅游卫星账户的数据基础。

3．3　报　表

世界旅游组织的推荐方法框架(TSA：RMF)中的10个表和经合组织手册中的16个表没有本质区别。区别大体是三点，第一，经合组织的卫星账户没有入境、出境、国内旅游的分类；第二，经合组织用一张表专门描述旅游者的特点；第三，经合组织的卫星账户分别用当前价格和基准价格来描述需求与供给情况。

下面以世界旅游组织推荐的10个表来简单说明旅游卫星账户表间的关系。10个表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投入产出模型组织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数据。表1到表4从需求的角度分别描述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的消费情况，并由表4做域内旅游的汇总；表5从供给的角度描绘旅游业；表6得出旅游卫星账户最重要的结论――旅游增加值(Tourism Value Added)。第二部分是旅游卫星账户的结论部分，包括表6到表10，分别描述旅游增加值、旅游就业、旅游业固定资产、旅游集团消费(指政府为促销发展旅游进行的消费)和一些非金钱指标。

TSA：RMF推荐的旅游卫星账户10个表的关系如图2所示。

3．4　核心指标

《旅游卫星账户：推荐方法框架》(TSA：RMF)推荐了4个核心经济指标，域内旅游花费(InternalTourism Consumption)、旅游产业增加值(Value Addedof Tourism Industries，简称VATI)、旅游增加值(Tourism Value Added，简称TVA)和旅游GDP(Tourism GDP，简称TGDP)(OECD，et al，2001)。

域内旅游花费是入境旅游花费和国内旅游花费的总和。旅游对当地国民经济的贡献是由域内旅游花费拉动的。因而，这是旅游卫星账户首要的核心指标。

另外三个核心指标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

旅游行业增加值是所有旅游企业一定期间内创造的增加值的总和。这一数值不去考虑旅游企业的产品或者服务是提供给了旅游者，还是提供给了非旅游者。提供给非旅游者的产品和服务其实不是旅游产生的增加值。旅游行业的总产出减去中间花费，得到旅游行业增加值。

旅游增加值是指由于域内旅游花费而引起的增加值，它可能是旅游行业创造的，也可能是与旅游相关联的其他行业创造的。它通过累加所有旅游者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引发的增加值得到。

旅游行业既向旅游者提品和服务，也向非旅游者提品和服务。旅游者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被定义为旅游消费品，非旅游者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被定义为非旅游消费品。旅游领域的复杂性在于，旅游行业既生产旅游消费品，也生产非旅游消费品；旅游者既消费旅游行业生产的旅游消费品，也消费非旅游行业生产的旅游消费品。因而旅游消费对旅游行业产生的GDP有贡献，对其他行业产生的GDP也会有贡献。这是旅游统计、旅游贡献率的评估难于其他行业的原因所在。

旅游GDP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因域内旅游花费而生成的GDP。GDP是一个增加值的概念。它是一个区域内、一定时间段内，所有当地生产者创造的增加值的总和，再加上相应的税收，减掉政府返还的补贴。从这个定义看出，GDP是由当地的生产者创造的；旅游GDP则是由当地的域内旅游花费创造的。前者是从供给角度衡量GDP，后者则从需求的角度创造了旅游GDP这一新概念。

旅游业增加值、旅游增加值和旅游GDP三者的异同可以总结为表2。

4　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区域、城市旅游卫星账户

从1999年开始，旅游卫星账户进入了融合与深化的发展阶段。2001年，国家级旅游卫星账户方法的融合已经完成。2001年以后，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方法本身的细化，表现为对信息收集方法、旅游卫星账户本身结构的讨论；一个是旅游卫星账户的区域化，甚至城市化(江苏省旅游局，2006a；江苏省旅游局，2006b；浙江省旅游局，2006；潘建民等，2005)。

区域旅游卫星账户或者城市旅游卫星账户都要着重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建立区域或者城市旅游卫星账户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建立为前提。因为对于卫星账户而言，编制旅游业相关的投入产出表是必不可少的。在我国，大多数省定期编制投入产出表；而在城市一级，大多数城市没有编制。所以，编制区域或者城市旅游卫星账户前需要进行编制的可行性研究。

第二，区域或者城市旅游卫星账户的建立，不但要考虑如何为政府争取资金、争取政策、管理市场、引导企业服务，更要为地方的旅游业经营者、投资者服务。这就需要在旅游卫星账户的内容和结构方面提出适合区域和城市需要的、比国家级旅游卫星账户更加灵活的方法和结构，最终形成以旅游卫星账户为核心的新的旅游信息体系。

第三，区域或者城市旅游卫星账户的设立需要考虑整个旅游信息系统的提升。从统计数据的采集、数据的汇总与分类到卫星账户的编制，都要求以旅游卫星账户的新方法为基础，按照其要求进行调整，甚至创新。而旅游卫星账户编制完成以后，基于此的经济分析也会成为旅游研究的重大课题。

5　结　论

国家旅游局和国家统计局已经将国家级旅游卫星账户的开发列为近两年工作的重点，部分省也在开展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实践。一些城市已经就建立城市旅游卫星账户进行了调研。这为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空间。

第4篇：国民经济统计报告范文

[关键词] 中美比较 版权产业 经济贡献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1-0093-05

1 研究背景和目的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视，中国对版权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认识越来越深刻。人们不再单纯地从法律或者文化艺术的层面来看待版权，版权的经济效用更加凸显。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积极推动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开展了版权相关产业经济贡献的研究。

从2007年开始，中国国家版权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委托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在中国开展版权相关产业经济贡献的调研。调研目标是利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的方法，对中国版权相关产业进行调查并提供量化分析，具体包括行业增加值、就业人数、出口额三个经济指标。调研组分别在2010年12月和2012年6月了2004年、2006年和2007—2009年的中国版权相关产业经济贡献调研成果。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美国是世界上版权相关产业最发达的国家，不论在国内产值总量上还是在国际贸易中都位居前列。美国版权产业一直以超过美国经济增长率两倍的速度增长，对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版权相关产业的经济贡献调研，是开展版权相关产业经济贡献调研最积极、最全面和最深入的国家。美国的调研方法和经验为后来很多国家开展此项调研提供了重要参照。

国内此前的一些研究大都聚焦在中美两国的版权制度比较或者仅限于两国的图书版权贸易研究，研究数据大都来源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每年的全国版权统计。而利用中国版权相关产业经济贡献的调研成果，对中美两国版权产业的差异进行研究的很少。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中美两国2004年和2006—2009年的版权相关产业经济贡献调研数据以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全国版权统计数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相关统计数据，来比较两国在版权产业经济上的差异。

2 版权相关产业的概念和分类

版权相关产业的概念首先由美国提出。1990年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开始研究版权相关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了《美国经济中的版权相关产业》报告。此后许多国家采用“版权相关产业”概念进行研究，但分类方法有所不同[2]。2002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家工作组在赫尔辛基召开会议，最终在版权相关产业的定义和分类上达成一致意见：版权相关产业为版权可发挥显著作用的活动或产业，分为核心版权产业、相互依存的版权产业、部分版权产业和非专用支持产业[3]。从2004年开始，美国开始采用这种分类方法，此后许多国家的研究也采用这一分类方法。这种版权产业的定义同时融合了法律和经济的内涵，为我们对版权产业的研究提供了法律、经济，定性、定量多重统一的研究视角。

参照《版权相关产业的经济贡献调研指南》，根据实际情况，中国版权相关产业经济贡献调研组对版权相关产业的定义为：中国版权相关产业是全部或部分活动与中国版权法保护的作品或其他受版权法保护的客体相关的产业。这些活动包括创作、制作、表演、广播、传播以及展览或者发行和销售。具体分为核心版权产业、相互依存的版权产业、部分版权产业、非专用支持产业四大类[4]。它把完全或主要基于版权的产业和对版权内容依赖程度较小的产业区分开，体现了版权产业根据“版权性”这一核心宗旨进行分类的标准[5]。

具体来讲，核心版权产业是指“完全从事创作、制作和制造、表演、广播、传播和展览或销售和发行作品及其他受保护客体的产业”。典型代表如文字作品、电影、软件、广告等。相互依存的版权产业是指“从事制作、制造和销售其功能完全或主要是为作品及其他受版权保护客体的创作、制作和使用提供便利的设备的产业”。典型代表如音像设备、计算机、复印机等。部分版权产业是指“部分活动与作品或其他受版权保护客体相关的产业。这些活动包括创作、制作和制造、表演、广播、传播以及展览或者发行和销售”。典型代表如纺织品、手工艺品、玩具等。非专用支持产业是指“其部分活动与促进作品及其他版权保护客体的广播、传播、发行或销售相关且这些活动没有被纳入核心版权产业的产业”。典型代表如与上述活动有关的批发零售业、运输仓储业等[6]。

3 中美版权相关产业经济数据对比

3.1 中美版权相关产业行业增加值对比

从统计数据看，版权产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以及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但与美国相比，无论是从总量上还是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上看，差距都还很大。

第5篇：国民经济统计报告范文

内容摘要:本文以传统GDP的局限性为基础谈起,进而引入绿色GDP的概念,介绍绿色GDP在我国及国外的核算方法,指出我国绿色GDP核算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及不足,为我国今后推广绿色GDP的核算提供参考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GDP 绿色GDP 绿色GDP的核算

近些年来,高消耗、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凸显,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核算绿色GDP已被愈来愈多的国家所接纳。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正在不断突破克服各种困难,积极推进绿色GDP核算体系。

GDP的局限性

GDP于1953年初步形成,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经济核算体系,它包含了所有国民经济行业,并基于SNA核算体系的国际通用准则,因此,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虽然GDP 在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及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GDP中一些服务的价值没有办法计算,但是又不可缺少,如网络制止犯罪,警察提供的服务;GDP无法反映产品的质量改进,例如,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其质量上升,而其价格却在不断下降,因此,在其他因素不变时,这一部分GDP是降低的;一些挽救人类的活动,如为了弥补战争和自然灾害等非经济因素造成的损失而重建家园的活动和医疗活动。GDP没有反映环境因素的影响,GDP高增长的同时可能带来高污染、高消耗,以至损失大量资源。

基于GDP这样的局限性,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GDP不衡量社会成本,也就是本来应该由企业承担却让外部承担的成本GDP的负面影响;GDP不衡量增长的方式和代价;GDP不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GDP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GDP不衡量价值的判断,例如社会公正,例如幸福。

绿色GDP的提出

传统GDP的核算存在着上述许多局限,基于此,联合国统计署在1989年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为日后世界各国统计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总量、自然资源账户和污染账户提供了雏形。SEEA颁布后,发达国家凭借尖端的科技水平与雄厚的经济实力率先开始实行绿色GDP的核算。但在我国,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绿色GDP核算开始得较晚,在2002年修订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首次在附表中增加了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虽然这些核算绝大部分仅限于实物量,并未涉及价值量,但这一举措为我国日后进一步发展绿色核算奠定了基础。到2004年,主席公开提出了绿色GDP之后,我国对绿色GDP核算办法的建立才正式步如正轨。

绿色GDP核算的国内外比较

(一)国外的绿色GDP核算

SEEA颁布后,挪威率先在1978年开始了部分绿色GDP的核算,编制了自然资源核算账户,包括能源、矿产、森林、渔业和土地使用等。挪威自1997年开始执行的经济和环境核算项目包括三大领域:一是将环境统计纳入到经济统计中;二是将已经包括在经济统计中与环境相关的信息分离;三是对重要自然资源进行评估。迄今为止已完成部分项目。其他发达国家,如德国、美国也推行了绿色GDP的核算。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发达国家率先实施绿色核算的情况下,墨西哥作为发展中国家,也积极推进绿色GDP的核算,将石油、各种用地、水、空气、土壤和森林列入环境经济核算范围,进而将这些自然资产及其变化编制成实物指标数据,最后再估价将实物量数据转化为货币数据,最后再在GDP中扣除这些作为损失成本的货币数据得到绿色GDP。

(二)国内的绿色GDP核算

2004年,原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了一份经过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确立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环境实物量核算,运用实物单位建立不同层次的实物量账户,描述与经济活动对应的各类污染物的产生量、去除量、排放量等,具体分为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物实物量核算;环境价值量核算,在实物量核算的基础上,运用两种方法估算各种污染排放造成的环境退化价值;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东西部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此,绿色GDP核算应因地制宜,以便分析与治理。2005年初,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浙江省、安徽省、广东省、海南省、重庆市和四川省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并于2006年9月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报告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其中,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情况差异较大,见图1和图2。

我国绿色GDP核算存在的困难

我国现行绿色GDP核算中包括的项目有:环境实物量核算、环境价值量核算、环境保护投入产出核算以及经环境调整的绿色GDP核算,由这四方面计算出的损失只是整个实际资源环境成本的一部分,并未得到一个完整的绿色GDP,其原因是在我国现行制度和国情下,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绿色核算的实施过程会遇到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首先,由于我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忽视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资源的破坏,而没有建立起较全面完整的环境资源统计指标数据体系,如水资源统计,土地资源统计等。其次,资源难以定价,比如居民饮用了被污染的水资源造成疾病,看病付出的代价没办法估计,或者被污染的水造成土地被腐蚀等问题都是不容易估算其代价的。再次,绿色GDP不仅是对传统GDP核算的一项重大挑战,也是对公众观念的一种转变,这意味着公众不能再像过去把目光只放在经济数字上,而是从综合的角度审视国家经济发展取得的进步和付出的代价。

绿色GDP核算的不足及改进

我国现在对绿色GDP核算的办法,将自然资源环境因素充分考虑了进去,但却缺乏对社会环境的考虑。笔者认为衡量绿色GDP应该考虑三个层次,分别是经济发展的指标、自然资源环境的指标和社会环境的指标,也就是说,绿色GDP是在传统GDP的基础上,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同时考虑的。显然,GDP的作用已经不再局限于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力,而是综合地反映出一国人民生活质量水平以及包括经济实力与软实力在内的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另外,我国目前在绿色GDP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处于空白,核算方法和相关理论的体系也不够完善,有的省市退出了绿色GDP的核算,学术界对绿色GDP是否适合于我国现阶段国情,以及绿色GDP的核算能否起到保护环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存在着质疑,因此,我国还应在努力推行绿色GDP核算的同时,尽快出台有关绿色GDP核算的法律法规,完善绿色GDP理论体系方面的研究,并加大宣传与推广,将其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中,使得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成为每个人的一种自觉观念。

参考文献:

1.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统计局.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

第6篇：国民经济统计报告范文

关键词：第三产业 产业关联度 投入产出表 产业部门

引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的某些产业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其中第三产业发展的突飞猛进成为一个亮点。上海作为经济结构转型的先行者，提出“四个率先”的目标，正进一步加强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预计到2015年，上海第三产业收入占全市经济产值的三分之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65%，高于2010年的57%。其实，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市政府就提出了“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方针，2005年《上海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实施纲要》的推出，使得上海第三产业出现“加速度”增长的良好形势。当前，“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的转变已经开始。但服务业内部行业产出结构是否合理，各行业间产业关联、产业波及效果影响的大小，值得深入探讨研究。

在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各个产业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紧密的技术经济联系，这种联系在产业经济中被称为产业关联。产业关联是指各个行业之间相互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一个产业生产产品要消耗其他产业提供的产品，也要将本身的产品用以满足其他产业的生产，继而构成产业与产业之间相互消耗关系。1936年，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创立了投入产出分析法，为分析国民经济活动中各产业之间存在的复杂联系提供了重要方法。列昂惕夫认为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是投入产出分析法的理论基础，“投入产出法是用新古典学派的一般均衡理论，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活动之间在数量上相互依存关系进行经验研究”。

投入产出分析法是通过编制投入产出表和构建投入产出模型，用于分析产业结构或各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能够反映各产业、各部门在生产与消耗之间的直接与间接联系。

本文利用上海市2007年投入产出表测算上海市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产业关联现状，分析主要产业经济特征。

上海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影响力分析

影响力系数是某产业的影响力与国民经济各产业影响力的平均水平之比。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bij是第j产业对第i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

影响力系数反映了某一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程度大小的相对水平，影响力系数大于或小于1，说明该产业的影响力高于或低于社会平均影响水平。一个产业影响力系数越高，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就越大。发展这些产业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通过计算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影响力系数，来判断哪些行业能作为第三产业发展的主导行业，甚至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行业，从而决定是否对其进行重点扶持，促进其快速健康发展。

由表1 可知，上海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影响力系数均未超过第二产业，有少数一部分行业的影响力系数超过第一产业。总体来看，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都属于低影响力行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低于第二产业的水平。

如果按影响力系数是否超过1，可以将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影响力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些行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虽然不及第二产业的水平，但是还是高于第三产业的平均水平，因此可以成为第三产业发展可供选择的主导行业。另一类是低影响力行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房地产业、金融业，这些行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仅低于第一、第二产业，也低于第三产业的平均水平，因此，希望通过发展这些行业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效果不佳。

上海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感应度分析

感应度系数是某产业的感应度与国民经济各产业感应度的平均水平之比。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kij是第i产业对第j产业的完全分配系数。

感应度系数反映了某一产业受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力程度大小的相

对水平，当某一产业感应度系数大于（小于）1时，表示该产业的感应程度高于（低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即该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程度也就越高，越具有基础产业和瓶颈产业的属性，应该得到优先的发展。通过计算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感应度系数，来判断哪些行业能作为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行业或瓶颈行业，从而决定是否优先发展该行业。

由表2可知，上海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感应度系数均未超过第二产业，但许多行业超过了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中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感应度大于社会平均水平，这两个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需求比较大的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以及批发零售业的感应度系数尽管略低，但其系数值接近社会平均水平，但其余行业的感应度系数都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总体来看，第三产业中的绝大多数行业受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较小，也可以说明中国的第三产业还未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瓶颈制约。主要原因是目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程度较低，从而导致对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需求程度也不高。

2002年和2007年上海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关联度比较

将《上海市投入产出表2002》调整为第一、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内部十四个行业，与2007年相对照，虽然这两者之间的数值不具有直接可比性，但是各个行业的排序仍然能反映出其在国民经济中发展地位的变化。

对比2002年和2007上海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内部各个行业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表（见表1、表2、表3），可以发现：

首先，第二产业影响力和感应度系数都位居第一。第二产业的感应度系数远超过1，其受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较大，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会产生较大的制约作用，应对其给予更多发展的空间。 其次，住宿餐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影响力系数略有上升。这些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从理论上说，金融业、房地产业的影响力应该比较高，但从表中的数据来看，这两个行业的影响力排在第三产业各产业的最后，除统计原因外，可能与该行业的发展体制有关，例如寡头垄断性行业的金融业可以阻断该行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波及作用，从而使该行业的影响力缩小。

再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住宿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和地质勘查业的感应度系数略有上升。随着服务经济的发展，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等新兴行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逐渐显现，应依靠科技信息化技术、国家政策扶持加快这些行业的发展，推进第三产业结构优化。

结论与建议

综合比较上海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影响力和感应度，可以发现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感应度与影响力的大小不存在一致性，甚至存在一定的反向性，例如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影响力都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感应度却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即有些行业感应度高，影响力却低；反之，影响力高的行业，感应度却低。为此，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发展政策应该是针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力和感应度的特点，采取主动发展或者自主发展的政策措施。

上海第三产业的发展问题，是上海也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十二五”规划明确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和步骤，中央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性举措。当前，在工农产品附加值的构成中，纯粹的制造环节所占比例逐渐下降，中间投入品中服务业投入的比例越来越高，如在产品中产品研发、市场调研、员工培训和销售服务的投入日益增加，服务业已经成为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也逐渐成为上海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此，有必要在高度重视此问题的前提下，深入分析、研究第三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与一般趋势，引导其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投入产出学会课题组.我国目前产业关联度分析—2002年投入产出表系列分析报告之一[j].统计研究，2006（11）

第7篇：国民经济统计报告范文

（一）开展“十二五”中期评估。组织人员、聘请专家编写《“十二五”中期评估报告》，对我区“十二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系统评估，对“十二五”各项指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对比、分析、预测，并提出部分指标调整建议和“十二五”后期重点工作建议。

（一）科学编制年度运行报告。科学撰写了2013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全面、客观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运行情况，并提出相应的工作建议。在完成年度经济运行报告的基础上，我委坚持每季度对我区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分析比较，并完成201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执行情况报告，提出相应经济社会发展措施建议，切实为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当好参谋助手。

（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立项、备案审批。截至11月底,我区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立项、备案89个,总投资额280.15亿元。其中房地产项目41个，总投资额136.87亿元；工业项目17个，总投资额4.47亿元；服务业项目18个，总投资额66.17亿元；农业项目5个，总投资额约3.73亿元；其他项目8个，总投资额约68.91亿元。其中有部分项目企业注册地址不在我区，在我委和招商办共同协调下，共有18家企业将注册地址迁移到我区，促进全区财税收入增加。

（三）公务车车编管理。根据区领导专题会安排，我委牵头起草《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并依据各单位人员编制及工作情况对区直党政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车编进行重新定编，相应的定编通知已下发至各单位。11月对《管理办法》进行修改完善，现已完成初稿并征求公务用车管理相关部门意见。

（四）经济发展指标协调与促进。根据区政府工作报告责任分解，固定资产投资由我委主要负责协调和促进。根据工作安排，我委对区内近两年备案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回访，了解项目开工建设进展情况，并敦促企业积极上报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同时与区统计局统计数据进行核对，发现存在我区建设项目列入其他区、漏统和少报、部分项目征地拆迁款项没列入统计等问题。经我委和区统计局共同努力，目前已补统投资项目24个，固定资产投资额增加19.65亿元。10月份对追加部分政府投资项目征地拆迁款列入固定资产投资，追加固定资产投资18.09亿元。截止10月底，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60.66亿元，增长28.7%，增速全市第一。

（五）政府投资项目申报。根据市发改委《关于编报2014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的通知》文件要求，我委积极组织相关单位进行项目申报工作，并对各相关单位申报项目进行筛选，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充分考虑我区经济、民生等要素，着重向基础设施建设及城市改造方面倾斜，最终汇总出41个政府投资项目上报市发改委，计划总投资额233041万元,其中2014年度计划投资107935万元。

（六）统筹城乡和加快镇域经济发展。参与《加快统筹城乡和镇域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的起草工作，多次协同市发改深入乡镇开展调研，积极配合上级部门申报城乡统筹示范实验区项目。

（七）党风廉政建设。组织全委干部认真学习市委《关于规范公务消费行为入推进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意见》、市委市政府《关于印发<公务接待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海办发〔2013〕20号)、市纪委《关于严明纪律过节坚定不移纠正“”的通知》等相关文件。开展廉政风险防控自查，并针对各风险点提出切实可行的防控措施，制定风险防控管理工作方案，完善“三重一大”等事项审批流程。

（八）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前进村挂点帮扶工作，春节期间，我委深入挂点村了解村民生产生活情况，并为40家困难户赠送慰问品（油、米等生活必需品）。加强对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指导和监督，主要抓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消除不稳定因素，做到心中有数，加强指导，及时化解矛盾和问题，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办理答复人大、政协代表提案件15件，其中主办件2件，协办件13件，代表满意率100%。其他“美丽乡村、洁净家园”、安全生产、计划生育、“五大工程”环境保护等工作按区委区政府要求顺利开展。

二、存在问题

一是对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监控和预测能力不足，造成部分经济社会指标计划制定偏高。

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运行情况分析深入程度不够，主要有关职能部门对管理行业管理不够深入，造成部分行业发展数据空缺。

第8篇：国民经济统计报告范文

关键词： 自然资源核算;环境经济综合核算;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中图分类号：F231.1，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1-0074-04

一、自然资源核算的历史演进

自然资源核算源于对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正，属于环境会计的范畴。传统的国民账户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只重视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增长速度，而忽视资源基础和环境条件，容易造成一个国家陷入“虚假繁荣增长”与资源“空心化”的悖论^[1]。SNA因只描述经济发展未核算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退化而一直备受争议，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有学者开始关注资源、环境的计量与核算问题，并尝试将其纳入到广义的经济系统中;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开始了自然资源账户的尝试，在自然资源核算账户中，一是描述自然资源期初、期末及增减变动量的实物量数据;二是在此基础上，按照一定的估价原则及方法确定相应的价值量指标^[2]。挪威是最早进行自然资源核算的国家，1981年挪威政府采用15项指标首次编制了自然资源核算账户，并于1987年公布了《挪威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报告;法国自然资源核算委员会提出了自然财产账户（Natural Patrimony Account， NPA），建立森林资源、动植物资源和内陆资源的实验性实物核算账户，随后又将实物核算与货币核算结合，以期得到一个真正的自然资源价值核算体系。

1993年，联合国统计署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SEEA-1993），其历史性贡献是为自然资源账户、环境污染账户和经过调整的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框架。该框架建议建立一个资源和环境的卫星账户，同时与国民经济的核心账户相联系，提出绿色国内生产总值（EDP）的计算方法，即EDP=GDP-固定资产折旧-（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退化损失）^[3]。2003年，联合国修订了SEEA-1993，简称SEEA-2003，对相关概念和定义进行了统一，明确了各个账户核算的方法和步骤。在SEEA-1993和SEEA-2003的影响下，国际社会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许多国家相继对本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进行了系统性构造，并估计出较为完整的实例体系^[4]。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如墨西哥、巴西等国）和亚洲国家相继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关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和研究方法的讨论日益活跃，其功能也超越单纯的统计核算体系，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债务风险、评估偿债能力的研究框架。虽然对于已经探明储量和政府目前持有的大部分自然资源，无论是否纳入资产负债表，并不改变政府的偿债能力^[5]。但许多学者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已经达成一个共识，保持国家自然资源体系的价值并作为国家总资产的一部分，是使一个国家的人口在将来如同现在同样富裕的一个必要条件^[6]。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5年第1期2015年第1期（总第193期）黄溶冰，赵 谦：自然资源核算从账户到资产负债表：演进与启

关于自然资源核算的最新国际进展是SEEA中心框架（SEEA-2012）的颁布，在联合国、欧盟委员会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共同的SEEA-2012中，基于一致的核算概念、定义、分类和规则，首次制定出环境-经济账户的国际统计标准，并建议各国采用SEEA替代传统的SNA^[7]。

二、自然资源核算的国内外实践

（一）美国

1994年，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了其资源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Satellite Accounts， IEESA ）及今后开展资源环境核算的计划，该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立基础框架，完成矿产资源的核算工作和自然资产的原型估计;第二阶段：可再生性资源核算;第三阶段环境资产核算。目前BEA已完成前两个阶段的工作，开展了对本国地下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的初步核算。

例如，在密西根森林资源资产的核算中，BEA通过自然资源核算（NRA）框架，监测美国中北部与加拿大接壤的77.1万公顷的低地针叶森林的可持续利用性。通过综合考察自然增长率、开发率、死亡率和土地转移等因素，估计出期末的存量;进而利用恰当的数据和模型，评估未来森林资源隐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核算结果表明：在密西根，这些北部的森林资源并没有被木材加工业过度利用，而森林的总资源量超过了34.7×106m3，开采的木材量低于总量的0.5%。如果开采率提高一倍，缓慢增长的森林资源总量仍可以维持25年。如果按照目前的开采率，到2020年，森林资源的储量将增加到39.8×106m3^[8]。

（二）英国

英国的自然资源核算主要采纳欧盟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系统（European System for the Collection of Economic Information on the Environment， SERIEE）。SERIEE包括一系列的卫星账户，分别为环境保护支出账户、自然资源使用及管理账户、环境产业记录、特征活动投入产出分析及物质流账户（Material Flow Accounts）^[9]。这些卫星账户除描述与资源环境相关的经济活动及交易之外，还与实物数据相联接。

2011年，英国统计局根据首相戴维・卡梅伦的建议，开始独立编制自然环境白皮书（NEWP）。在此基础上，英国政府尝试将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纳入国家资产负债表框架下的“环境账户”科目。“环境账户”分为三类：（1）自然资源核算账户，主要包括土地、木材和已探明可开采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2）物流核算账户，主要涵盖化石燃料和能源耗减，大气排放和物料流量;（3）财政核算账户，涵盖环境税和环境保护支出^[10]。自然资源核算账户的具体编制安排如下：2013～2015年，初步完成土地覆盖账户、碳账户、林地账户、农田账户、湿地账户和海洋账户的计量评估工作;2015～2020年，逐步完善城市账户、草原账户、荒地账户、水资源账户和土壤账户的计量评估工作。

（三）荷兰

NAMEA为荷兰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系统，荷兰的产业多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因此，NAMEA最大的特点是将生产和消费支出划分为一般和环保两类。NAMEA将国民经济核算矩阵加以拓展，产生两组与环境有关的账户，一组为环境物质账户，另一组为环境主题账户，环境账户编制的重点在于自然资源物质投入量和残余物产出量的一致性^[11]。

环境主题账户包括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两个全球主题账户，以及自然资源变化、酸化、富营养化和废弃物等若干个国家环境主题。其中：自然资源变化主题与天然气和原油两个指标有关，从中可以看出经济活动和自然资源损耗的相互依赖程度。通过NAMEA衍生出环境与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指标，以说明本国的能源使用效率、可持续发展水平等。如利用单位产值能源消耗表示能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判断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压力之间是否超过可持续发展的阈值。

（四）菲律宾

作为发展中国家，菲律宾共有两种自然资源核算体系，分别为ENRAP（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Project）和Philippine SEEA。ENRAP明确把资源环境作为一个生产性经济部门，采用大量虚拟技术测算资源环境服务的价值;SEEA则采用 SNA的生产部门定义与核算准则^[12]。两者在资源环境服务的核算内容、核算方法和核算结果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菲律宾已经完成对森林、渔业、矿物和土壤等自然资源的核算。在核算中对于资产账户包括资源期初存量、因经济活动而引起的存量改变（如耗竭或开采）、其他累计量与其他因素造成的数量改变（如技术进步及新矿发现），以及资源期末储量。在自然资源消耗方面采取净价格法估算，并据此对NDP（扣除固定资产折旧后的GDP）进行调整，计算EDP（绿色国内生产总值）。菲律宾1988年和1992年的EDP分别为NDP的97%和99%，说明菲律宾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得到了改善^[13]。

（五）中国

在中国，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和实践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通过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对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的方法、体系、制度以及水、森林、能源等领域的具体应用进行了探索^[14]。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同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合作，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1992年，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由MPS转型为SNA，并加快了对GDP指标的修正研究。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了以SEEA-1993为基础的中国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框架（CSEEA）。2003年，国家统计局开始试编《全国自然资源实物量表》，土地、矿产、森林和水资源被纳入其中。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上述四种自然资源的价值量核算，估算出1992年全国的资源损耗和环境退化成本约占当年GDP的4.87%^[15]。2005年，在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统计局的主持下，启动了10省市绿色GDP核算试点。2006年7月，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统计局首次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作为迄今为止唯一以政府名义公开的绿色GDP核算研究报告，引起了较大社会反响。2013年11月，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我国首次提出了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构想，要求“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三、评价与启示

从国内外自然资源核算的历史演进和国内外实践可知：第一，自然资源核算总体上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1992年，关注于自然资源核算账户的建立，并进行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1993～2011年，以SEEA-1993为标志，自然资源核算账户开始与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联系，自然资源核算从理论体系发展到实际核算和实践阶段;2012年至今，以SEEA-2012为标志，联合国开始建立环境经济综合核算国际标准，并推荐各国采用。第二，自然资源核算通过两种方式纳入到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通过卫星账户的形式与主体账户建立联接，或者将资源、环境信息与经济信息整合起来，全面嵌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6]。前者在操作上相对容易，但刻画账户间关联和平衡关系的功能较弱。后者在数据收集、整合、平衡以及价值量估算方面具有较大难度，但便于资源、环境与经济信息的总体考察。第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与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不存在从属或替代关系。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揭示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自然资源在某一个时点的状况，核算自然资源资产数量的增减和质量好坏的变化，反映的是考虑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关系之后的生态建设水平，偏重按照会计等式进行关系核算^[17]。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主要反映一个时期的流量概念，最终结果是经资源损耗、环境退化调整的GDP核算，偏重按照指标数据进行统计。第四，无论是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还是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自然资源核算账户以及有关实物量和价值量核算数据是两者的编制基础。从勾稽关系来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与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中实物及复合账户体系，资源与环境相关经济活动的核算、主要自然资源核算以及耗减、退化等方面的数据应该相互衔接、相互验证。

综上，自然资源核算账户、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以及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相关概念间的关系

关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根据EBSCO、EMERALD、Spring、Elsevier等多种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自然资源核算（Natural Resource Accounting）的文献较为丰富，但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Natural Resource Balance Sheet）精确匹配的文献却十分匮乏。虽然国际上已经开始将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纳入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尝试，但由于未系统考虑到自然资源负债的估值，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资产负债核算。各国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的经验具有借鉴参考价值，国内的研究和实践也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提供了数据基础，但由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与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揭示和反映的重点不同，不能简单照搬。

在我国当前国情和体制下，维持一个地区高速的经济增长是地方官员最为关心的事项，这种政治晋升锦标赛模式带来了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将官员政绩与自然资源保护挂钩，成为改革绩效考核模式，强化“绿色约束”的现实依据。作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创新，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环境会计与政府会计的深度融合，是构建政府宏观会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基础。目前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制度方法，有许多问题亟待研究和探索，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内外自然资源核算的经验，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合理规划、共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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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胡文龙.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基本理论问题探析[J].中国经贸导刊，2014，（4）：62-64.

Natural Resource AccountingFrom Accounts

to Balance Sheet： Evolution and Enlightenment

HUANG Rongbing1， 2，ZHAO Qian3

（1. Department of Auditing，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9， China;

2. Dongwu Business School， Soochow University， Soochow 215021， China;

3.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Fiscal and Public Management School， Harbin 150028， China）

第9篇：国民经济统计报告范文

1979年以来，我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以年均23.9％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11.4％的增长率，被国外学者称为增长之“谜”。与乡镇企业高速相对应，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国有企业却经历了一个速率递减的增长过程。应该说，乡镇企业产生于国有企业的缝隙之中，但短短20年间，却在工业经济中由原来微不足道的补充地位，到80年代末和国有企业分庭抗礼，90年代末占据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一批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一时成为界的焦点。同时近年来，随着“苏南模式”由盛而衰的变化以及“温州模式”、“横店模式”的迅速崛起，使人们不禁思考一个，即同属于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以及不同类型的乡镇企业之间缘何产生如此之大的经济效率差异？经济学者关于两类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分析和讨论，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本文则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人力资本产权的角度，对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原因作出解释，以求与经济学界同仁探讨。

一、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近年来的有关和统计报告。这些调查统计报告和数据对分析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经济效率的具体差异性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针对性。笔者从利润率、资本产出率、劳动产出率三个方面对两者作全面的分析，结果见表1.

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