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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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传统文化；网络文化；冲突；融合发展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快速发展的网络文化以其不可阻挡的威力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中华名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在接受前所未有的挑战的同时，也以自身的厚重积淀和顽强的生命力对网络文化产生着深远影响。准确把握二者的冲突与融合发展对当今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一、传统文化与网络文化的界定及特征

（一）传统文化的界定及特征

1、传统文化的界定

传统文化是人类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并传递下来的文化。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史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当代文化的“活”的中国古文化。它既以有关的物化的经典文献、文化物品等客体形式存在和延续，又广泛地以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知识结构、行为规范、风尚习俗等主体形式存在和延续。以儒家思想为主，通过融汇吸收各家思想和外来文化，形成了体现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思想体系。

2、传统文化的特征

（1）人文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与社会的人文之化，这种人文之化的品质就是经世致用，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

（2）时空性。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都有所不同，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也有差异性。如齐鲁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关中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西北文化、滇黔文化、东北文化和岭南文化等等。

（3）群体性。文化是超越个体的，只有被社会的某个群体所共享的行为、价值等才能成为文化。如“吃”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老话有“民以食为天”、“衣食住行”等，这与中华文化属于农业文化类型有关，人们的温饱问题是生活中的首要问题，这就是具有群体性的普遍文化现象。

（二）网络文化的界定及特征

1、网络文化的界定

网络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划时代成果，广义上说，网络文化就是网络时代的人类文化，狭义上指知识和信息以计算机可识别的代码形式记录下来，并依赖网络进行传播和交流的一种文化。

2、网络文化的特征

（1）虚拟性。网络技术和数字化技术提供了网络文化虚拟性的可能，它使现实的客观世界转换成了文字、声音、图像等数字化符号。在网络文化世界中，人们超越了现实世界的限制而设计出了虚拟的自我、国家和社会。虚拟性是网络文化区别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2）开放性。互联网是一个全球的开放系统，实现了地域文化向全球化文化的转变，任何民族的文化、任何群体的意识形态、任何人的思想观念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正是这种开放性使网络文化得到快速膨胀。

（3）快捷性。网络技术极大地压缩了文化传播的物理时空，实现了文化传播的高时效性。网络信息几乎可以在瞬间到达分布在各个地区的用户，网络技术可以实现文化传播的零距离。此外，网络文化还具有功能的多样性、使用的普及性及影响方式的渗透性等等。

二、传统文化与网络文化的冲突

“冲突”指“对立的、互不相容的力量或性质的互相干扰”，文化上强调的是价值观念的冲突。网络文化是和传统文化相对的新文化，发生冲突是必然的。从严格的时间角度来看文化的新旧，新的文化都会和已有的文化发生冲突。在冲突之中，旧的文化要么消失，要么得到改进，和新的文化相融合成一种更新的文化获得发展。冲突同时也是对新文化的检验，新的文化是否就是先进文化，是否优越于旧的文化，在冲突中得以检验，其结果要么新的文化消失，要么吸收旧文化的精华而壮大。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从时间来看，有先后之别；从本源看，二者的冲突也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问题。

1、语言冲突

网络文化倡导方便、快捷和实时性，网络语言作为网络文化的一部分是网民在交流的过程中对传统语言简化再创造的产物。它的出现具有客观现实性，但是会造成对传统语言文化的冲突。一方面，汉字的信息化会造成书法艺术的消失。汉字的信息化以敲击键盘代替了传统书法写作中的用笔，敲击键盘生产出统一的铅字，从而会使苦练多年个性化的书法艺术消失。另一方面，网络语言创造出许多新的文字及表达方式，会造成传统语言文字的失范和混乱。如把“妹妹”说成“美眉”，把“变态”说成“BT”等等。青少年长期使用此类语言的话可能会造成中华民族整体汉字运用水平的下降。

2、价值观念的冲突

传统文化是历经几千年的历史锤炼才得以形成的一种集体智慧，是历经学习和灌输才形成的文化心理。而网络文化却几乎一下子就抓住了人们的心灵，以致传统的价值观念大厦瞬间倾塌。传统文化中形成的许多观念都受到虚拟文化的冲击，传统的家庭观念、婚恋观念、朋友观念、交往观念等等都在悄无声息的发生着改变。思想观念的改变根源于人生价值观念的改变，价值观的冲突是网络文化和传统文化冲突的内核。传统文化有助于人们产生较强的民族归属感和凝聚力，网络给人类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但是网络文化的盛行使人们更加倾向于将情感诉诸于互联网并试图从中找到精神寄托。当前，网络中的个人主义抬头、泛自由化突出，产生了道德虚无主义和人生虚无主义。网络传播所载送的西方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无处不在地动摇着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从而造成人们价值标准的混乱和精神困惑。

3、民族文化的冲突

西方文化在网络文化中处于强势地位，形成了新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美国是世界上传媒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它使用一百多种文字向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昼夜新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互联网用户占到了国家互联网用户的70%以上。信息技术等高科技方面的优势转化为文化的优势，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输出国。网络文化从一开始就是西方文化，网上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世界观、价值观都是西方化的，互联网已经成为西方宣扬价值观念和政治准则的重要渠道。文化霸权的实质是文化帝国主义，主张全球文化的同质化。文化帝国主义无疑给全球的民族文化发展带来了影响，威胁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文化霸权推行的文化同质导致人们民族文化认同危机。我国当前网民趋向低龄化、低学历，2009年网民所占比重最大的是10到20岁的人群，比例为31.8%；小学及以下网民群体增速超过整体网民增速，比例为8.8%。可见，网络文化中缺乏文化建构与引领的精英阶层，网络时代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堪忧。随着网络的发展，强势文化借助网络载体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其他国家的文化认同、文化安全，也就是网络时代国家的文化发展问题成为各国的焦点，民族间的文化冲突将会愈加激烈。此外，因特网可以说是美国的语言俱乐部，也是美国文化的倾销市场，中国文化应该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传统文化与网络文化的融合发展

网络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在新世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着社会稳定、民族素质提高等重大课题，是意识形态最为活跃、争夺最为激烈的媒体，是传统文化的新型载体，是新时代民族文化创新与发展的重要载体。网络文化的本质是技术文化，只有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网络文化才能走得更远。传统文化要实现现代转换，发扬其优良部分，在时代条件下创新。二者各有所长，优势互补，融合发展是二者发展的未来走向。

1、发挥网络的媒体功能，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技术平台。

媒体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实现文化的教化功能和获得传承发展。互联网作为媒体承载了文化传承和教育的功能，并把这一功能发挥到了极致。网络可以通过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甚至以更丰富的技术方式，比如论坛、微博等新技术来对文化传统加以传承和发展，对人们产生感染和影响。网络传播的形式、方式的丰富，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换代，恰恰成为了传统文化和网络文化融合的基础。优秀的传统文化应该利用这种新技术形式来加以发扬光大，和新的技术进行融合，来促进其传承与发展。在网络时代，要辩证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彻底否定，也不能全面复兴，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换言之，越是具有民族国家内涵的网络文化才越是真正的网络文化。传统文化必须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任何具体的特殊的传统文化，只要它能够使自己数字化，就可以转化为网络文化。而使自己数字化，这应该是任何传统文化自身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所具有的意向性，任何有价值的传统文化都将在网络时代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

2、发扬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倡导文明上网。

传统文化能为网络文化提供精神寄托和价值旨归，要建设网络文化中的精神家园。网络文化交织于科技，最大限度的张扬工具理性，把自由开放自我推向极致，结果产生倒错的道德意识，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被无限放大，而传统文化主张的人生理想、人生价值对建构网络文化价值有积极意义。传统文化中的“自律修身”和“慎独养性”等观念，有助于营造网络道德责任感，增强网络主体的道德意识和自律意识，为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道德理性的自觉维护，防止网络行为中的滥用自由、放弃伦理责任和道德约束的一剂良药。

3、吸取传统文化精华，构建网络伦理秩序。

要积极探索，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整合传统伦理资源，从自律入手，培养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责任、义务意识，共同建立一种全新的道德的网络伦理和规范，并在实际的网络行动中自觉地遵守规范。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在道德垂范、伦理观念、修身意识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我们必须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道德潜力，使其在网络文化中发挥作用。

4、利用传统文化的优良资源，打造网络文化精品。

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宝贵财富，在网络文明的塑造中，如果失去了传统文化，网络文化也会失去其独立存在的内在根据，文化霸权、殖民主义便有了可乘之机。而传承传统、引领网络文明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打造具有传统文化魅力的网络精品，用精品文化积极主动地占领网络阵地，不断推出人们喜闻乐见、生动鲜活的文化形式，让健康文明的文化产品去主导市场，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让人类文明之花在网络文化的园圃中绽放。

总之，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面对的不仅是挑战，同样也是机遇。可以说，这是中华民族在信息领域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一次良机，我们完全有可能借助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信息化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金振邦.从传统文化到网络文化[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 王维，张健.浅谈网络文化[J].文化研究，2008（8）.

[3] 曹学娜，蔡静静.冲突融合中的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J].理论与改革，2011（5）.

[4] 陶春.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J].党政干部学刊，2007（8）.

[5] 宋楠.浅谈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J].辽宁师专学报，2008（2）.

第2篇：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范文

从文化类型看,草原文化为地域文化之一种,而游牧文化则为经济文化之一型。

从地域分布看,草原文化基本同草原地带的分布相一致,而游牧文化则不尽然。

从文化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看,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并非一直处于同步发展状态。

从建构特征看,草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而游牧文化是一种单一文化。

近两年来,随着草原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梳理和辨析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已成为该领域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学理问题。虽然学界至今尚未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展开专题讨论,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或分歧已有所表现,其中较为普遍的倾向是,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化,从而对开展草原文化研究提出质疑。本文试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内涵、分布、起源和建构特征等几个方面进行专题讨论并重点说明二者之间的非等同性,以求教于有关专家学者。

一、研究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

关系问题,首先应当明确界定什么是草原文化和什么是游牧文化。虽然作出这一界定并使之能够得到学界较大范围的认同并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必须要作出的尝试。我们认为,所谓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这一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不同族群的人们共同创造的文化。它是草原生态环境和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人们相互作用、相互选择的结果,既具有显着的草原生态禀赋,又蕴涵着草原人的智慧结晶,包括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基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等。可以说,草原文化是一种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形态之一。

所谓游牧文化,就是从事游牧生产、逐水草而居的人们,包括游牧部落、游牧民族和游牧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它的显着特征就在于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方式——游牧人的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等等,无不是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反映和写照。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具体要素。

从上述简略的界定中不难看出,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确实具有一些重要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在一定范围和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实际上,不少学者把草原文化直接指称为游牧文化,或者把草原文化视为草原游牧文化的略称,都是从这个特定范围、特定时期出发作出的界定。然而,超出这种特定的范围和时期,再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化,进而质疑草原文化概念的提出,显然是缺失必要的逻辑基础和科学依据的。因为一旦超出特定的范围,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就完全从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领域。前者从属于区域文化类型,可列入海洋文化、大河文化、森林文化序列;后者从属于经济文化类型,可列入狩猎文化、采集文化、农耕文化序列。明确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只是界定概念的需要,更是从内在属性上把握其同一性和差异性的需要。

二、从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区域分布看,二者之间也有

很多不尽相同的地方。由于草原文化是依草原生态环境生成的,因此草原文化实际就是依草地资源的分布而蔓延于世界各地的。现在我们确切知道的是,草地资源分布于世界各大洲,草原面积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5以上。其中最大的一片是欧亚大草原,从我国大兴安岭东侧到欧洲多瑙河下游,东西跨110个经度,绵延万余里。这些草原由于气候和植被条件不同,又分为典型草原、草甸草原、荒漠草原及山地草甸类、沼泽类等不同类型。而生活在这些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草原上的人们所创造的草原文化虽然存在地域的区别,但都是以草原这一自然生态环境为载体的,具有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因而在更高层级上都属于草原文化。

如果说草原文化是紧随草地资源分布的话,那么游牧文化的分布就不尽其然。据ThomasJ·Barfield的《游牧选择》一书介绍,现今世界上存在着五个主要游牧地带:1、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2、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3、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到中亚山区一线。4、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5、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还有一些学者对游牧文化的分布作出另外的归类和划分,这里我们不再详细引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对游牧文化分布的划分不管有多么不同,但有一点却非常一致,即他们都没有把游牧文化的区域分布同草原地带的分布完全等同起来,有的甚至认为只有欧亚大陆草原地带才是游牧文化的真正分布区域。

从上述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不尽相同的分布情况来看,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和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具有很多质的差异性。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主要是以自然地理条件为依据的,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则主要是以生产方式为依据的。三、从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期看,二者之间也具有明显的非同步性。

关于草原文化的起源问题,包括草原文化兴起的区域、起源的时间、最早的主要生产门类和经济文化形态等等,似乎至今还未得到专门的研究,更谈不到有确切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预设(也只能作为预设)提出的基本看法是,草原文化同其他古老的地域文化如两河流域文化、古埃及文化、黄河文化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以中国北方地区为例,从距今大约70万年前开始这里就有远古人类繁衍生息。到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早期阶段,这里相继出现以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为代表的早期草原文化繁荣景象,被学者确认为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关于游牧文化起源问题则早已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已有相当集中的讨论,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四种有代表性的意见,即:“狩猎说”、“农耕(畜牧)说”、“气候说”、“人口说”。后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尽管视角更加新颖,但主要的进展也只表现于提出“混合经济说”和不同来源说,由于对游牧文化起源缘由的不同认识,导致学界对其起源时间的认识出现重大差异。对于这一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游牧文化起源可追溯到较早时期,例如狩猎或早期畜牧阶段。虽然我们不能把早期畜牧业视作游牧,但起源阶段的游牧又很难同畜牧作泾渭分明的划分。这一时期大致在公元前9000年至7000年间,而其形成期应在青铜器时代中晚期,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

四、根据上述游牧文化

起源问题的讨论情况,我们试采用一种“相互印证”的方法,具体讨论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在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联系与区别。为此,我们将草原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分为如下三个历史阶段,并加以简要说明与阐释。

一是前游牧文化时期。这是草原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期,时间大致在从远古到游牧文化形成期。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多种文化,即采集、渔猎、畜牧、农耕等相继出现并处于交互作用状态。由于草原各地类型、气候及族群不同,这些经济文化类型在各地出现、持续及处于主导地位的状况也千差万别。但总的看,在这一时期的草原文化中,采集、狩猎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二是游牧文化时期。这是草原文化的兴盛期,时间大致从游牧文化形成期到其衰退期。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游牧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在很多草原文化分布区域,特别是在欧亚草原地区,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完全交融在一起。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草原文化完全可以与研究游牧文化等同起来。

三是后游牧文化时期。这是草原文化的转型期,时间是大致从游牧文化衰退期开始的。这一时期

草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游牧文化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农业、工业作为新兴文化的因子,其影响不断扩大,地位不断提升,草原文化再度迎来了多种经济文化并存的格局。 通过上述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历史分期的对比分析,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的关联状态并不完全一致,即:在前游牧文化时期,草原文化主要是以狩猎、畜牧、农耕文化形态存在的,如果说这一时期的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有什么关系的话,只不过是为游牧文化的孕育、产生创造条件而已;后游牧文化时期,草原文化更多的是同新的文明形态结合在一起,游牧文化在草原文化中已处于“隐而不彰”状态;只是在游牧文化时期,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才大致处于重合状态。因此,我们不能不分时期、不顾历史条件简单地将草原文化指称为游牧文化。

五、从上述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在内涵、分布、起源、发展历程中的比较分析,我们还看到这二者之间在建构特征上也有明显不同。

首先,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首先是指孕育、成长于某一草原地域的文化,包括原生文化、次生文化和共生文化在内。这里,草原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蕴涵着特有的普遍意义。草原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相对于两河流域文化、黄河流域文化这些大的地域文化而言,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它是一种多民族文化,是由部落联盟、民族族群共同创造开发的文化,而不是单一的或单一民族主导的民族文化,因而使草原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形态和族群文化样式。而游牧文化,作为一种经济类文化主要是产业经济与民族的统一,虽然游牧生产也离不开草原区域,但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同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还是有重大区别的。

第3篇：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范文

而所谓的游牧文化，就是从事游牧生产、逐水草而居的人们，包括游牧部落、游牧民族和游牧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它的显著特征就在于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方式――游牧人的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等等，无不都是游牧生产方式和游牧生活方式的历史反映和写照。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与游牧生活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构成游牧文化的具体要素。

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在建构特征上有明显不同。

首先，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首先是指孕育、成长于某一草原地域的文化，包括原生文化、次生文化和共生文化在内。这就是说，从远古至今，生发在特定草原这一地理范围内的文化，都分属于我们指称的范围内。需要指出的是，生发在这里的文化，虽然形态各异，但都是以草原为共同载体的，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形成为统一的草原文化。这里，草原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蕴涵着特有的普遍意义。

草原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相对于两河流域文化、黄河流域文化这些大的地域文化而言，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它是一种多民族文化，是由部落联盟、民族族群共同创造开发的文化，而不是单一的或单一民族主导的民族文化。由于这些民族在文化上拥有各自的特性，又作为草原文化的民族主体相继跃活于不同历史时期，因而使草原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形态和族群文化样式。比如中国北方的草原文化，在秦汉时期主要表现为匈奴民族文化形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表现为鲜卑族文化形态；隋唐时期，主要表现为突厥族文化形态；宋、辽、金时代，主要表现为契丹、女真、党项族文化形态；元代前后，主要表现为蒙古族文化形态。由于蒙古族在世界历史上影响深远，实际上成为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传承者，是草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而游牧文化，作为一种经济类文化主要是产业经济与民族的统一，虽然游牧生产也离不开草原区域，但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同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还是有重大区别的。

其次，草原文化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的，而在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中，从古至今相继产生采集、狩猎、游牧、农耕、工业等多种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为草原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以多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种文化的集合，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统一。例如，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早在史前时期，继原始采集、原始狩猎业之后，就已出现原始农业，并成为中华文化的滥觞之一。只是后来由于气候的变化，游牧生产开始勃兴。但即使在游牧生产完全占居主导地位之后，农耕生产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以早期游牧民族――匈奴为例，农业生产仍是他们重要的生产方式之一。而游牧文化作为一种经济文化，虽然我们不能将之绝对纯粹化――事实上那种纯而又纯的绝对游牧生产并不符合历史状况――但我们仍然不能将一种经济文化同其他经济文化统一起来，实际上这种统一只能在地域文化中得以实现。

再次，草原文化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有悠久的文化底蕴和古老的文化传统。在几千年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草原文化虽历经多次更替、演变，但其内在脉络始终没有中断，成为人类文化最具古老传统的地域文化之一，对世界文化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草原文化在保持和发扬固有的古老文化传统的过程中，积极吸纳现代文化的一切有益因素，从内涵到外在形式不断增强其现代性，与时代同步发展，使草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统一的整体。在草原文化各个领域，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物质文化形态到精神文化形态，从思维方式到认知体系，从生活习惯到制度规范，传统和现代的东西无不在碰撞、冲突、相互吸纳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统一。而游牧文化自近、现代以来，随着生产方式的逐步改变和多样化，其典型的逐水草而迁徙的生活方式已开始向定居、半定居及都市化方式转变和过渡，游牧、定居、半定居和都市化生活并存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游牧文化受到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其基础和核心，即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方式的历史已趋于终结。因此，我们很难认为，游牧文化同草原文化那样，是一种古老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

第4篇：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 影视文化;服饰文化;补子

シ饰能在影视作品中发挥塑造角色形象、创造环境、烘托氛围、强化主题等重要作用,是影视文化表达的重要途径之一。回顾近些年来的影视作品,尤以清代史料为素材的最多,如《铁齿铜牙纪晓岚》系列、《康熙微服私访》系列、《清朝秘史》系列、《黄飞鸿》系列、《方世玉》系列、《还珠格格》系列、《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等等。于是,一段时间内,人们打开电视最常看到的画面就是花花绿绿的长袍马褂、顶戴花翎等。早一段时间的一部《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又把我们的思绪拉到了明代,并随着情节的起伏和不同角色的出现,让人们欣赏到了明朝的服饰系列。虽然影视中的服饰不完全是历史的再现,但这些影视作品中所传递出来的服饰文化吸引了许多人对明清服饰的关注。

ブ泄服饰的历史源远流长,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明清两代是我国服饰制度的集大成时期,官员服饰上更加注重等级标志,不同等级的官服从头至脚都有所区别,这使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在服饰上的表现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下文我们首先分析了影视、服饰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以明清官服中最具有文化性的“补子”为例,来探析其中的文化奥妙,从而体现影视作品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播优秀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价值。

ヒ弧⒂笆印⒎饰与文化

ビ笆雍头饰都是人类所创造的特有文化现象,是人类的劳动、科学发明、审美需要、审美情趣等共同的结果。影视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民族性和倾向性,尽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现的服饰文化形态、内涵各不相同,但是其中包蕴的文化阐释大体是相通的。影视场景中,我们很容易从导演的精心安排的角色服饰中得到某种信息的暗示,在导演表达的空间的拓展之中,观众所获得的除了直接的感官感受之外,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暗示。[1]

シ饰是指人类穿缀于身体上的衣服、饰品和妆饰的总称谓。服饰是人类适应自然生存环境的物质支柱,也是人类适应社会变革、经济发展需要的精神文化,它一方面具有器物文化性质,是人类物质劳动的成果,即物质文化的体现;另一方面,服饰又是人类精神生产的成果,人类在创造服饰的同时,将他们的习俗、风尚、审美情趣乃至、观念及其各种文化心态附丽其上,故服饰又是人类精神文化的积淀。[2]

シ饰是表达影视文化的最基本的元素之一,它所起的作用远远不再是局限于传统外观审美和愉悦受众这一基本美学价值。服饰在影视中作为一种传达信息的外在媒介与文化符号,无论在气氛营造还是对于人物心理的象征以及文化学意义上的指称都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服饰可以定位剧中人物的身份,定位剧中人物的性格,定位影视作品的时代气息,定位影视的整体节奏,可以推动情节的发展。服饰可以加强影视的气势,当然反过来影视也可以推动服饰的发展。

プ魑一种文化和艺术形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服饰标志着一个民族的审美情趣的高低,而影视则传递着所演示民族的服饰文化。服饰文化的外衣虽然给人只是视觉上的冲击力,反映的却是时代的烙印。服饰文化与传统文化虽然有不同的相貌,却也有着相似的本质,都是对一个民族文化的诠释,更体现出服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相通。传统服饰图案在影视中的应用,使创作出来的影视作品不仅能保留传统艺术的精神,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还能充分表达作品所蕴涵的理念和个性。影视中传统服饰反映了观众的审美情绪,而影视利用服饰的变换,对于表现剧中人物情绪的变化,是任何影视语言都不可替代的。[3]

シ饰在影视作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影视作品是一项综合而又复杂的艺术集合体,其影视语言的表达离不开服饰效果的紧密配合。影视语言一般可以分为有声语言和无声语言,而影视服饰就是影视艺术表现的无声语言。影视服饰在影视作品中默默地传达着不容忽视的文化信息,不断地与其他无声语言和有声语言一起起到传递信息、烘托气氛、推动情节、塑造和刻画人物形象以及体现时代背景的作用。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影视作品的创作手法也越来越多样化,然而无论影视作品的创作手法怎么变化,影视作品中人物的服饰都不可或缺。服饰艺术是影视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影视作品人物的服饰以其独特的文化和色彩吸引着影视观众的目光,成为塑造影视作品人物形象和提升影视作品感染力的重要手段。

シ饰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变与进步,影视文化的发展只不过是对服饰文化以及社会文化再现的一个方面,它的发展不仅体现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统一,以及审美主体内心情感的外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特定社会文化结构下人们的生活习俗和审美理念,以丰富的符号化视觉语汇及独到的视觉审美视点,概括地反映了人类文化的本质特征。

ザ、明清官服补子的文化内涵

ピ诜饨礼制对服饰的影响下,中国历代王朝对服饰的等级之别都十分注重,服饰成为代表等级身份的符号。我们下面介绍明清官服中最具文化代表性的补子及其文化内涵,来探析服饰文化的奥妙。

(一)补子的文化特征

ゲ棺邮侵该髑骞僭狈装的前胸和后背缀着的带有各种禽兽图案的方块纹样,也称“官补”或“背胸”等,这些禽兽图案一般用金线和彩丝刺绣的。“补子”的起源可追溯到唐朝的武则天,当时以不同的锦纹赐予百官,称为“袄子锦”,到明代演变成为缀于官服袍子上的补子,成为明朝官服上代表官位的一大特点,清代仍沿用明朝的补服制度,但与明朝又有一定差别。

ゲ棺邮呛好褡宕统文化的凝聚体,它是带有明显符号意义的图案,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它给予服装特殊的伦理意义和政治意义。文武官服所用补子图案各不相同,文官的补子用禽,武官补子用兽。文官儒雅娴静,官服以禽鸟为补子图案纹样,以彰显其贤德文采;武官勇武剽悍,威风凛凛,以猛兽为官服补子图案,以彰显其勇猛威仪。

ッ鞔官员服装分朝服、公服、常服三大类,补子只缀于常服上,一品至九品所用禽兽尊卑不一。文官补子:一品为仙鹤,二品为锦鸡,三品为孔雀,四品为云雁,五品为白鹇,六品为鹭鸶,七品为,八品绣黄鹂,九品绣鹌鹑。文官补子上的鸟都是常见的吉祥鸟,观赏鸟,有祝福之义。武官补子:一品二品为狮子,三品四品绣虎豹,五品绣熊罴,六品七品绣彪,八品为犀牛,九品为海马。武官补子上的兽都是深山大海中的威猛之兽,自然对武官有褒扬之意。同时这些官服上的补子也隐含对文臣武将安邦定国的厚望。

サ搅饲宕,文官的补子各品级略有区别:一品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鸳鸯,七品,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职则把明代一品到四品两两合补的现象改变,成为一品一补,次第为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另外,清代执法官吏,如都御使、副都御使、按察使、御使等不分品级,补子上都绣獬豸。清代武官服饰补子上的其他品级的兽都取自于深山大海,惟有一品麒麟和执法的獬豸取材传说,其象征意义十分明显。

チ硗,除了一品至九品的文武官员服装上补子外,还存在其他类型的补子图案:明朝公、候、驸马、伯用绣麒麟、白泽;杂职的补子上绣练雀;风宪官的补子上绣獬豸;还有皇帝作为赐服专门赐给特定人物的赐补,绣斗牛或飞鱼两种。清朝亲王及亲王世子用五爪金龙四团补,郡王用五爪行龙四团补,贝勒用四爪正蟒二团补,贝子和固伦额驸四爪行蟒二团补,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民公、候、伯用四爪正蟒方补等。[4]

(二)补子的文化意义

ゲ棺拥男问胶臀蒲在服装上有着特殊的文化意义,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思想和美学价值积淀。[5]首先,补子表现了官服制作和管理的先进思想。补子出现之前的官服上绣有不同纹样图案,制作工期长,成本高,稍有不慎则会使全衣报废。补子的出现,使标识图案和成衣分离,可以分开独立制作,既提高了效率,又降低了费用,同时便于更换,是生产力发展和先进生产方式的一种反映。

テ浯,补子起源于唐朝的武则天,是对唐代绣服的继承发扬,并使汉族官服出现了符号化因素。不同的补子图案不仅仅是一个图案上的区别,它更注入了当朝统治阶级对各品官员的希望和要求。如以雁行列有序,象征官员应有威仪,处事不乱;满鹈天性喜食短脚狐狸,有逐害之义,象征官员应为民除害之意等。这样以不同动物飞禽来象征官阶和任官要求,把思想和标志统一在不同符号之中,高度概括地表现了朝廷对官员的任职要求和品级管理。补子的出现把官服从单纯的颜色和繁缛的冠冕制中提升到符号化的高度,使政治、伦理观念在服饰上展现无遗,对人类服装的发展具有促进的作用。

ト、结 语

ビ笆幼髌肪哂行蜗笾惫邸⒋播广泛、为人们喜闻乐见等特点,凭借其叙述引人入胜的情节、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示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以及强烈的视听效果等艺术手法,是大众文化消费的首选。较之其他传播媒介,影视作品在弘扬传统美德、传播优秀文化方面更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我们关注影视作品并不能仅仅看到影视作品的娱乐消遣功能,要能认识到其在宣传教育和文化信息传播等方面的功能。

シ饰是影视文化表达的重要元素之一,影视文化研究不能忽视服饰文化的研究价值。服饰的发展史见证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研究服饰中所承载的文化意蕴和历史内涵,对我们今天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递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服饰文化的研究也是现代服装设计的要求,现代服装设计是一种文化和美的设计,设计的落脚点应该首先放在文化的设计上。传统的东西如何在现代设计中合理运用,要靠设计师善于挖掘隐藏在现象下的本质和精髓。研究服饰文化,寻求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消费观、审美观、价值观及处世态度和人际关系、思维方式等,从而应用文化做可以真正满足人需求的设计。

ケ疚耐ü分析明清影视作品中所传递出的明清官服补子文化的内涵,来达到使大家认知影视作品中灿烂的服饰文化的目的,为传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推进服饰文化与影视文化研究服务。

[参考文献]

[1] 洪华平.服饰文化与影视文化的关系浅谈[J].电影文学,2009(02).

[2] 文平.浅析服饰文化的意义[J].大众文艺(学术版),2009(14).

[3] 邓伍英.论影视中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应用[J].电影文学,2008(02).

[4] 王渊.补子纹样解析[J].南通职业大学学报,2001,15(03).

第5篇：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范文

不同于单向度的现代大众文化传播方式，网络文化构建后现代双向沟通模式，兼具小众与大众传媒功能。人类从单一狭窄的“媒体-受众时代”，迅速跃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介生态环境。这就是说，一元化、中心化、霸权化的现代主义文化逻辑被颠覆了。正如比尔•盖茨所说:“信息高速公路将打破国界，并有可能推动一种世界文化的发展。”网络生态环境是一个天然适合民主意识培养和民主机制运作的环境。纵观计算机发展的历史进程，由最初的中央控制式的大型主机转变为家庭化的个人电脑，本身就是一个从“集权”不断走向于“分权”的过程。互联网的崛起则进一步打破信息垄断与集权控制。“计算机带回真正的个人权利。赛博网络帮助坐在电脑终端的思想一致的激进者结成同盟，他们使用邮件和网页来散布消息与组织战斗。通过这种分析，计算机很明显的服务于一种进步的民主的和去中心化的趋势。”事实上，在网络生态系统中，主体因子、信息因子、环境因子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双向可逆的，都具有“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美国传播学家戈夫曼在《公众的关系》一书的前言中，曾极有远见地建议使用“互动生态学”(interactionecology)来指称传播行为在微观语境和互动结构中的意义和构成研究。网络文化传播媒介作为社会的一个具有自组织结构的子系统，它自身的各种微观层面构成要素之间，它与中观层面其他媒介系统以及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均存在着彼此牵连、相互制约的能量交换与互动关系，维持着网络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中国学者邵培仁提出:“与以往不同，我们主张确立的媒介生态互动观，在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考察与认识上，不仅反对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二元论’观点，而且质疑‘人定胜天’的合理性;倾向于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一元论’思想，相信‘人天双赢’的可行性，主张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社会与环境和谐协调、携手并进。”这就是说，整体平衡与循环互动构成网络文化生态性建构的基本原则。回瞥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恰恰存在着极为丰富的强调整体性、综合性而否弃独断论价值霸权的生态性思想资源与思维方式:认同人与自然的一体，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作为儒家群经之首的《周易》讲天、地、人三才之道，就是三者有机统一的整体世界观。

《周易•乾卦•文言》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讲的就是以“与天地合其德”的理想来表达“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们的—切行为都要以遵从自然规律、符合自然现律为前提，才能获得成功，这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注:“与自然无所违。”《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儒道两家明确主张的“天人合一”与佛家的“依正不二”在根本思想原则上是一致的、相通的。“依正”二字，是“依报”、“正报”的略称。正报，指众生乃至诸佛的身心，即生命主体;依报，指生命主体所依止的国土，即生存环境。不二，亦作“无二”，大致有两层意义，首先是指矛盾、对立的双方并非只是水火不容的敌对关系，而是互相关联、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其次是指矛盾、对立的双方体性是一，在其深层或就其终极本质而言，本无矛盾对立，本无差别。从天人合一和依正不二观念出发，中国佛寺素有育林护山、绿化环境的优良传统，至今尚可见寺院也多是林木扶疏、景色怡人。可见，中华民族很早就拥有自己的生态文化和生态思维。东方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迈向文明的道路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的祖先生存在封闭或半封闭的自然环境之中，周围足以河谷为主体的地貌结构，这种文明起源的早期生态环境规定了他们以治水为、以农业立国的生存方式。同时，由于原始氏族内部的血缘宗法关系保留着“人和”的习性、于是保留了人与自然流动变化的节律及社会生活秩序和睦相处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渗透着许多带有古朴而神秘的色彩但又非常深刻的生态直觉。这种生态直觉又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凝练化、抽象化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与西方文化迥异的思维模式。季羡林先生指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区别，随处可见。它既表现在物质文化上，也表现在精神文化上。具体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我个人认为，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来源于思维模式之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分析思维模式正相反……‘天人合一’这个命题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当然，今天关注和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生态文明因素，并不是要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要通过创造性地发掘和阐释，为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思想活力与精神动力。格里芬所言极是:“后现代精神并不是要前现代的传统主义，它只是恢复了人们对过去的关注和敬意。”也正如科布博士所指出的“我不会将任何前现代的东西说成后现代的。但从某个角度看，后现代思想从前现代思想中受益非浅。中国传统思想对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到它。它需要通过认真对待科学和重视已经发生的社会变革来更新自己。”毋庸讳言，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带有某些前现代神秘主义甚至迷信色彩的东西，这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性思想资源进行理性扬弃与阐释，在现代文明平台上深刻把握前现代传统文化与后现代网络文化的隐秘关联乃至某些方面的深层契合，使作为中华民族独特思想贡献的天人合一思想在网络时代重新焕发生机。

二、网络文化全球化与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互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指出，因特网的兴起和普及，已成为当今全球传播的利器。传统的国际传播是国与国之间的，但主要依托因特网和卫星技术的全球传播则从根本上跨越了国家界限，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因特网构成全球化进程的急先锋和推进器。现在的问题是，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吗?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观点仍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他把全球化看成是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认为它“不仅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种蔓延过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罗伯森则强调，“全球化本身产生变异和多样性，从许多方面来看，多样性是全球化的一个基本方面……强调重点转向了……在一致性中寻求独特性，而不是在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全球化包含了普遍与特殊的同时性。”这就是说，全球化应当具有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双重面相，网络全球传播吹响的不是同质化的号角，而应奏响多元文化共容共存的欢歌，各民族传统文化所包蕴的地方性知识的文化生态价值理应得到高度重视。从保持良性的文化生态系统平衡的角度说，作为当代高科技文化旗手的网络文化面临危机。一方面当代自然科学和高端科技的飞速发展，往往掩盖了地方性生态知识的光辉;另一方面，网络传播并不能从根本上消弭信息鸿沟、信息隔膜的存在，以至于某些极具生态文明价值的地方性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被忽视、歪曲，甚至是诋毁。因此，基于维护人类文化生态安全的共同利益，迫切需要从文化生态人类学角度重审中国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无可替代的生态价值。从哲学传统上说，西方人的认识路线是“主客二分”，即把客体看成是外在的被认识者，主体是内在的认识者，两者彼此外在;中国人则把人与世界的关系视为“天人合一”的“在之中”。换言之，人在认识万物之先，早已与世间万物融为一体，早已沉浸在他所活动的世界万物之中，不能将世界万物与人同它们打交道的活动过程分割开来。

历史地看，人类对自身和外在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第一阶段农业文明的“主客浑然一体阶段”，第二阶段现代工业文明的“主客体两分对立阶段”，当前正处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即后现代生态文明的“主客体辩证统一阶段”的转化进程中。中国传统的主客一体、天人合一的理念，对于当下正在形成之中的“主客体辩证统一”思维方式显然富于巨大参照价值。诚然，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实现“主客体浑然一体”向“主客体两分对立”的转化———这一历史任务由西方现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成功完成了，但中国传统智慧阐扬的人与自然的一体观、人与人和谐统一的观念、协和万邦的和谐世界理念对于纠正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导致的种种弊病，特别是校正当前网络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霸权和价值殖民倾向无疑具有巨大纠偏、解毒作用。国际互联网是全球化的物质载体，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边界的概念、国家的概念受到了冲击，信息共享正把地球缩小，世界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但是，麦克卢汉“地球村”的美好设想远未实现，而网络化的世界更像是一座“全球都市”。“地球村”所蕴含的是“天下一家”式的农业文明想象，而现存的全球网络生态体系远未达到平衡、合理的理想状态。无论从技术手段上，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上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网络媒体集团占有绝对的优势，处于“全球都市”的富人区、核心地带，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全球都市”的边缘地带，它们在融入这个“全球都市”体系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待遇。发达国家控制着当今世界信息生产和传播，有数据显示，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至少要比它的反向流量多100倍以上。全球信息传播系统中还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平衡，存在着少数传播大国和多数传播弱国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以网络为推进器的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物质生产的过程，更是一个精神生产的过程。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对发达国家的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依赖，正面临遭受“信息霸权”(informationhegemo-ny)和“电子殖民主义”(electroniccolonialism)掠夺的威胁。正如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一样，文化多样性也是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维持文化生态平衡的关键。没有文化多样性，就失去了资源共享的前提;没有资源共享的需求，最终将导致网络文化的萎缩，危及网络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再生产。网络文化中的西方价值霸权与价值殖民的实质是价值专制，与多元互动、众生喧哗的网络精神格格不入，与强调整体、循环、平衡的后现代生态文明原则背道而驰。暂时抛开政治、经济、社会等复杂原因不谈，其思想根源与误区仍在主客二分的割裂式、掠夺式思维方式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价值判断习惯。人类的网络生态系统是一个多元价值共生的体系，这一体系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恶性膨胀与价值霸权必将影响其与其他诸价值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乃至影响整个网络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文明生态的深层结构是价值生态，文明的合理性，是价值生态的合理性;价值生态的合理性，是文明有机体的整体合理性，而不只是其中任何一个文明因子的合理性。”因此，在当今网络全球传播语境下，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霸权，重建网络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对话关系，实现生态价值互动，很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三、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协同进化

在生态学中，协同进化(coevolution)是指两个相互作用的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发展的相互适应的共同进化。它是一种进化结果，更是一种进化机制。这一机制能够促进物种的共同适应，维持生物群落的稳定性。举例说来，猎物-捕食关系的形成就是典型的互惠共生的协同进化关系。捕食者和被捕食者都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被捕食者要加快奔跑速度才能逃脱追捕，而捕食者则必须加快奔跑速度才能捕获猎物。这一生物界的由生存本能驱动的协同进化现象，对于重审由文化创新驱动的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性关联不无启迪意义。人们往往普遍地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实，从生态文明视角看，人和社会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只不过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由自然界中最复杂的生物———人类的行为和他们组成的更为复杂的系统的规律。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实际上是同一个自然界在不同层次上呈现出来的特征和规律，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构而言，传统文化不是沉默矗立的博物馆、纪念碑，更不是僵死之物，而是活的源泉、活的主体。用黑格尔的话说，“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应该也应当实现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协同进化。数千年文明史铸就的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根基，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立足点。在网络文化所产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多元化的前提下，更要明确网络文化必须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美国是因特网的故乡，但因特网属于全世界。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基于我国网络空间，源于我国网络实践，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网络文化不是西方网络文化的简单横向移植，而是一种具有本土气质、中国风范、中国气派的新媒介文化。因此，我们既要积极融人世界文明之中，又必须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充分实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独特性与完整性，否则将不可避免地被世界文化一体化的激流所淹没。

第6篇：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范文

1.1网络文学的发展涉及了传统文学

很多以网络写作起家的作者在网络写作后，不仅积累了一定的文学经验，还有了一定的人气指数，逐渐的网络作家身份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追求，他们开始了向传统文学方面发展。在传统文学中，文学期刊以及出版社在以前一直都被认为是传统文学的稳固阵地。但是，由于在近几年来，网络文化向文学文化的延伸，改变了传统文学的稳固阵地，很多网络作家已经进入了各级作家的协会系统，这一巨举措标志着网络作家和传统文学作家的身份已经趋向于融合发展的方向。

1.2网络作家与传统文学作家之间的分歧虚假化

很多时候，网络作家与传统文学作家之间存在的矛盾被虚假化，这里的虚假化是指二者的分歧被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也被一定程度上娱乐化。事实上，网络作家与传统文学作家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那么多，因为有很多人对网络与网络写作并不了解，并且，他们所持的文学观念不同，虚化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矛盾，从而扩大了二者的冲突。

2传统文学逐渐向网络文学扩展

尽管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也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不仅网络文学向着传统文学方向延伸，传统文学也向着网络文学方面不断的发展。传统文学作家在创作了一部作品以后，利用网络发表自己的作品，或者是开设博客等等，其目的在于扩大传统文学作者所创作作品的影响力。另外，也有很多的传统文学期刊在网上将自己的作品开设了电子版，虽然传统文学作者需要注意作品的发行量，但是，在网上上传作品会使作品发行量滞后，可上传后的传统文学在此时也被称之为“网络上的文学”。除此之外，传统文学不断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创作团队，还拥有一个文学批评团队，这两个团队的存在，为传统文学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网络文学作品的一个较大的特点就是篇幅较长，而传统文学的篇幅一般较短，这也是两者之间最大的一个区别。如，网络小说与传统小说，网络小说的篇幅远远超过传统小说的篇幅，这也是网络阅读的一个最大特点。网络文学的出现给传动文学带来的不单单只有冲击，它还从某一方面上推动了传统文学的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也同样存在着互补性，在某一方发展的同时，也会映射出另一方的影子，同时，两者也向彼此延伸发展。

3结语

第7篇：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吉林省；回族居民；文化；教育；饮食

一、吉林省地区独特的回族现代文化的主要特点

（1）人文性格方面。回族人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相融合是其现代文化的主要特点。信仰为本，尚洁求真是回族人的主要人文性格。同时回族也是一个乐于学习和吸收外族文化的民族，他们对生活环境及社会条件有极大的适应性，但不会牺牲自己本民族的信仰。（2）文化科技方面。据相关资料记载，回族人在省内的科学研究机构中技术人员的数量也占不小的比例。在吉林松原有天厂矿单位，也有一些技术人员奋战在一线。文艺方面也有大批优秀人才，包括文学创作、表演艺术等不同行业都有回族人的身影。

二、吉林省地区回族教育

回族以长春、吉林、通化、四平市居多。吉林省在长春市、吉林市等地均有回族小学、中学，其他地区主要集中在回族乡内。回族的孩子接受教育的形式与汉族孩子相同，她们使用的书本都是全国统一的教科书，与普通的学校没什么大的差异，在很多方面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关怀和经费的优惠。（1）传统教育。第一，家庭教育。我国家庭教育专家赵忠心先生指出：家庭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私人教育，是一种非正规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明朝时期，回族的先民渐渐失去元时在政治、科技等方面的优越地位。由于明清两代统治者的汉化、“抑回”政策，加之明朝全面实行“海禁”，在中国，内地的回族和阿拉伯世界没有更多的联系，尤其是生活在吉林省境内的回族人民，宗教职业者稀缺，加之汉语的全面推广，回族大分散、小聚集的居住模式，使得原来回族家庭中那种自发的、零散的纯粹用阿拉伯文、波斯文教育子女的状况已不多见，越来越多的回族人已看不懂波斯文、阿拉伯文，无法领会《古兰经》精神。传统的回族家庭教育对此已无能为力。随后由胡登洲将回族家庭教育推向经堂教育。后在清末经堂教育失传。解放后回族的家庭教育与回族社区教育、经堂教育等形成了回族独特的家庭教育。第二，学校教育。吉林省的回族学校教育从20世纪70年代前后开始兴起。最早是在吉林市北极街建立的一所回族幼儿园，规模很小。随着社会的发展，回族青年男女就业人数的增加，对儿童的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也有了较高要求。回族的小学和中学发展到现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学校的学生受到的是和其他民族相同的书本教育，并且有很多优惠政策。（2）现代教育。第一，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过渡。主要是经堂教育向现代学校教育的过渡。这种过渡包括学习内容和学习形式上的变化。经堂教育是在清真寺经堂里实施的教育。内容一般为阿拉伯文的形态学、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以及哲学、《古兰经》注疏学、文学、历史等。主讲教师大多为清真寺聘讲的知名阿訇，或为某些学科的专家。现代学校教育主要在教室里完成，由各学科的老师传授相应学科的知识，和汉族的学生没有区别。第二，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传统的回族文化和现代的教育相结合，把最新最快的现代知识传授给回族的新生力量。同时，现代教育中的开放精神也给回族的学生带来新鲜的信息和勇于拼搏的勇气，形成现代回族特有的文化素养。第三，回族现代教育现状。有专门的回族学校，也有一部分回族学生和汉族学生一起在学校里学习，用现代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在省内有长春市回族小学、长春市回族中学、吉林市回族学校、九台市胡家回族学校等。

第8篇：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新农村；农村文化；可持续文化动力；第三种力量；文化安全

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丰富内涵，其中农村文化建设正日渐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动力。目前，我国农村建设与新农村的要求差距较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已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最显著的矛盾之一。解决这一矛盾，需要调动广大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长效机制的建立，社会第三种力量[①]激发政府与市场的合力，进行农村文化创新。第三部门从文化冲突中寻求创新动力，实行文化宽容，进行文化整合，以求在实践中贡献文化的价值。既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又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加强城乡之间、国内外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创新，从而促进我国农村先进文化的形成。

一、文化冲突与外发：第三种力量解构农村文化的文化动力

泰勒认为，文化是各种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文化作为综合概念，是社会传统的沉积，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基础，主要有内含于社会生活之中的隐性文化和外化于社会之中的显性文化，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力”概念最早见诸于日本，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已在日本得到验证。农村文化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以农民行为为基础逐渐形成的文化，具有明显的封闭性、边缘性和落后性，因此我国农村文化动力具有区别于城市的自身特点。社会是矛盾的统一体，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不断从一个问题走向另一个问题，从一个矛盾走向另一个矛盾，在这冲突和矛盾中产生社会进步的力量，从而促进社会发展。我国广大农村积淀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古典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社会形态代代相传，历久不变，这种“闭固性的风格”在社会高速发展中产生了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冲突。因此，我们需以内涵和外延的综合视角，解构农村文化动力，从文化冲突中寻求发展之道。

文化是复合性、综合性的概念，文化动力是一个系统性的有机整体，因此在解构文化动力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文化动力的内涵予以明确，特别要对可持续文化动力加以理解。可持续文化动力是一个可循环的有机整体，除内含文化动力的基本内涵外，还包括文化内在张力、文化承载力、文化发展力。首先，内在张力和承载力是文化发展的内涵基础。文化的内在张力和承载力属于两个不同层级，内在张力在文化发展起基础作用，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积极的体现文化的宽容度和吸纳能力。承载力则是静态的概念，具有相对确定性和被动性。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具有去粗取精、自我发展的优秀传统，是一个能够保持和发扬自身特色而广泛吸收、融容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系统，具有宽阔的胸襟，能充分吸纳先进文化并不断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我们应明确文化张力和承载力需要依赖于一定外部环境，但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以及落后的经济条件，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传统文化张力的发挥，从而产生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与短裂。其次是文化动力。文化，产生于社会生活，同时也反哺予社会生活。从深层次考究，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生存方式、社会发展进路、社会规则的制定等。文化动力有推动社会发展的正动力和抑制社会发展的负动力之分。我们应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使正动力外发成新农村建设的助推器，使文化负动力转化为协调力，从而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间接动力，使之成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从文化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究，应在此基础上形成可持续文化动力。

现代化的发展，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新陈代谢，是中国传统的合理的保持下的更新，是体现了传统文化动力的可持续发展。从文化角度考虑，中国现代化决不能建立在虚无之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对传统继承和发展之上，现代与传统之间没有一个楚河汉界，传统与现代实是一“连续体”，因此我们不应、也不能完全铲除传统。[1]最后是文化发展力。从文化动力到文化发展力，既需要文化动力的内在优化，又需要外部环境的推动。我国正努力进行先进文化建设，以先进文化为引导力，促进社会发展，就体现了文化发展力。可持续文化动力的四个层级，是一个不断循环发展的有机整体，文化承载力和文化张力明确了文化的融容度和吸纳能力，从而加速文化正动力的形成，促进文化发展力的生成。而文化发展力又能拓展文化的承载力，外发文化的内在张力，逐步形成文化可持续动力体系。随着社会发展，传统文化所影响的农村乡土自生秩序逐渐受到现代社会秩序的冲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产生了剧烈的碰撞，主要包括：先进隐性文化与传统隐性文化的冲突；先进隐性文化与传统显性文化的冲突；先进显性文化与传统隐性文化的冲突；先进显性文化与传统显性文化的冲突。[②]如何引导使之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目前，在现实中我国农村文化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优秀文化遗产流失，封建落后文化复兴，文化交流融合缓慢，农村内部文化组织松散，农民文化自主创新不够等。传统政府力量无法在广大农村设计出文化进步的捷径，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服务社会时，往往倾向于“中位选民”的偏好，不可能在质和量方面满足各方面的需求。社会多样性的发展，人类价值观和需求的多样性，传统第一种力量无法单独满足这种多样性需求。市场能力更是无法完成。萨缪尔逊（P．A．Samuelson）认为，“市场不是理想的，存在着市场失灵”。市场竞争并不能够提供市场机能充分运作的法则，因而造成所谓“契约失效”的问题。目前促进社会发展的传统力量，即第一、二种力量，在农村文化创新中显得动力不足，无法形成强大合力，需要在文化冲突中形成外发力，需要在农村内生出全新动力，并对各力量进行重新组合。社会第三部门以公益性、民间性、志愿性为特征，注重人们之间的互动和参与，发挥人们互和利他性，进一步提升人们的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意识。现实社会实践告诉我们，如果社会主体行为无法发挥最大效益或取得满意绩效时，可以考虑改变其行为方式和组织形式进行战略组合。农村的松散个体农民无法在农村文化创新中发挥最大作用，可以考虑进行组织合作，农村社会第三部门以农民为主体，改变单个农民行为方式，以增强农村的凝聚力和组织性。为了发挥农村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动力作用，我们需要建设一个以政府引导，市场推动，农民自主创新“一体多元”的中国特色农村先进文化体系。

二、文化宽容与内生：第三种力量创新农村文化的原创性资源

文化创新应具有四个条件：第一是创新的动力。没有动力的文化创新过程是不可想象的；第二是创新的资源。创新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第三是创新的机制。促进各种创新元素有效地运作起来，形成资源整合；第四是创新的价值。创新的价值应当具有可感性，并能给社会发展带来利益。文化冲突并外发创新动力，文化宽容创新农村文化原创性资源，文化宽容为农村文化创新丰富了内涵和价值，促生社会第三种力量，并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反过来，第三种力量又能为文化宽容和外发提供现实条件，从而形成了内生与外发的完美结合。中国文化是一种以道德精神为本源的人性“本善”文化，故而可以通过教化内在地达致“天人合一”的境界。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论述到“家族生活、集团生活同为最早人群所固有；但后来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各走一路，西方之路基督教实开之；中国之路则打从周孔教化来的，宗教问题实中西文化的分水岭”[2]。文化是在人类互动中产生的，而互动会导致人们修正自己的行为，就必然包含着为别人着想的意识，包含着从互动中实现双赢的意识。当前社会是一个冲突不断、日新月益的社会，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具有多元不足、整合不够的特点，这种特点在广大农村地区表现尤为突出。进行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建设应对农村内生资源进行原创性创新，以建立长效的促进机制，包括内涵的丰富、价值理念的升华、作用力量的内生和作用机制的创新。

第一，文化内涵的丰富。人性是一个古老的话题，现代市场建构的基础是对各种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假设。随着社会发展，“经济人”仅仅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假设、一个对人类道德“零值”的预设，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验证。现实要求人类逐渐从传统的“经济人”上升为“道德人”“社会人”“公益人”。这种人性升华的过程中具有层次性，“道德人”属于人的基本本性，随着社会化的发展“社会人”成为人的本性假设，而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需要实现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公益人”便浮于现实中，并呈现出愈渐壮大之势。同时，人的利他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人和其他生命物种进化中得到表现，并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即奉献精神，从而在现实生活不断丰富了文化内涵。

第二，价值理念的升华。现代市场经济文化价值取向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追求效率和功利的经济价值观；二是认同崇尚自由竞争的行为价值观；三是尊重个人独立和追求多元价值的权利价值观；四是形成普遍认同的公正价值观念，即在个人权益和社会性道德义务要求之间达致某种平衡。这四个方面具有实现层级性，个人权益与社会性道德义务要求达致平衡是社会最高层次，使社会人利他性最大发挥。

第三，作用力量的内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多样性需求，促进文化繁荣的重要方式是让更多人参与文化与学术的研究和竞争，需要一个文化发展的载体，为文化创新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支持，社会第三部门发展将成为这种需求的全新载体。第三部门以公益性和志愿性为特征，以奉献为活动价值取向，在此氛围下，第三部门的活动促进了社会捐赠、义务劳动等社会志愿活动的展开，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从而实现社会和谐。近代社会以来，人类社会需求的满足主要通过四种途径：法定途径、商业途径、非正式途径、志愿途径，志愿途径主要依靠介于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提供特定服务来实现。[3]志愿途径的积聚满足了人类的时代需求。第三部门可以有效沟通城市与乡村，既可以积聚农村内部的松散资源，又可以创新和拓宽外部捐赠等公益性资金的输入途径。第四，作用机制的创新。马克思指出，当一种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时，它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巨大促进作用，而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与状况时，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作用机制的创新包括多方面：市场机制的完善、第三部门内部管理制度的创新、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文化动力与人文生态环境的协调创新等，农村文化创新力量的发挥依赖于相关机制的有效运行。

当然，文化宽容对农村内生资源进行创新，建设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并不是主次不分，而是按照“双百”方针，以主流文化为主导性文化动力与支流文化辅文化动力形成的“一体多元”有机整体，从而形成以农村先进文化为导向的可持续文化动力体系格局。总之，第三部门既是文化宽容的重要载体，又的能够创新农村内生资源，改善外部环境，促进农村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载体。

三、文化整合与创新：第三种力量创新农村文化的运行机制

广大农村发展相对落后，农村文化处于相对边缘、落后和封闭的状态，吸纳先进文化的能力不强，多元共存、分化不足、整合不够是当前我国农村文化主要特征。促进农村文化创新，寻求在农村社会中促使个人权益和社会性道德义务要求达致平衡，必须整合各方资源，包括文化动力、环境力和制度力的协调整合问题，从而创新农村文化运行机制，实现农村文化的理念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第一，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建设理念的创新。以和党的领导为原则，以先进文化为引导方向，坚持以民为本的创新理念。我国把作为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文化必然是以为指导的文化。从根本上正确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农村，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落后、愚昧、盲从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难以彻底消除，必须经过长期的思想教育和农民自身的实践进行文化创新。同时，我们应明确创新的服务宗旨，根本性问题是农村文化建设与发展是为什么人服务的。农村文化创新是为了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在我国实践中，农民是农村文化创新的生力军。因此，我们必须以民为本，以广大农民为出发点和归宿。先进文化需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得人治思想已经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改变目前落后的状况必须以尊重和实现人民的基本权利为前提，实行依法治国，使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从而促进我国先进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建设组织的创新。改革政府文化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以“民办官助公督”为基础，以“国投官办民参”的先进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建设思路。近日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农村文化建设，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包括：加快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逐步推动经营性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大力发展农村民办文化等。”这为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农民是农村文化创新的主力军，要形成农民自己的特色文化，应创新文化价值观，丰富文化内涵，体现科学性，增强社会认同感。科学性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特征，以科学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科学文化以成为先进文化的先导。科学文化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思想方法和科学精神几个方面，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先进文化的基础框架，科学的创新理念和价值取向代表了先进文化的活跃前沿，科学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社会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由于政府行为的有限性和人们需求的逐渐多元化之间产生了对抗式矛盾，政府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多样性需要，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回馈或让渡部分权益给社会，让社会有能力自己承担起社会发展的主体责任，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有序运行。在农村文化创新中，政府作为传统力量应逐步从具体管理中退出，发挥其应有的引导和宏观调控作用，让农村内部形成创新环境，以城市带动乡村，促进城市和乡村的文化资源整合，[4]从而建构和谐新农村的全新组织载体。

第三，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运行机制的创新。逐步建立以先进文化为导向，以法律为保障是运行机制创新的目标。农村文化通过历史的因袭而不断巩固、完善和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农村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应寻求经济与文化的结合点，寻求社会与文化的结合点，寻求环境与文化的结合点，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人文历史与经济建设的结合点，更应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创新点。在实践中，我要努力发掘农村的村落文化，树立农村品牌文化，对外可以扩大影响，对内可以促进凝聚力；[5]我们要坚持和党的领导，大力推进特色文化建设，推动农村先进文化的建设，逐步形成“一体多元”的农村文化新格局。农村文化创新实践还应以法律为保障。首先，农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家”的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舍己为家的意识浓厚，个人权利意识淡薄，这也是农民权益屡受侵犯，农民自主创新能力差的原因之一。其次，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建立现代制度，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序的市场运行。最后，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其一，文化资源保护法律的健全。目前我国传统文化资源正不断遗失，而且创新的知识产权也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因此必须不断完善和创新相关法律制度。其二，第三部门的法律规制。目前，我国对农村各种民间组织立法尚未出台，需要进一步用法律来规范民间组织的发展，为其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其三，农村文化资金管理法律制度。政府财政对农村文化坚持的支持在逐年加大，但成效不够明显。社会力量对农村文化事业的捐助，支持建设农村公众文化事业，加强这些资金的监管，促进效益最大化。

第四，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相关资源整合创新。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是价值的引导和民族的粘合剂，其作用不仅停留于满足人们精神上的愉悦，而是已体现于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巨大的实践价值。为此，我们要对可持续文化动力的相关资源进行整合创新。首先，文化动力与环境力的整合创新。文化发展与环境密切相关，文化主体的文化创作对环境的影响也日渐加强，同时环境对文化发展也发展着重要作用，因此文化与环境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整体，即文化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是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借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是人类主体文化活动得以进行的天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统一体。[6]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环境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动力，从而形成环境力，正如《文化部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西部文化建设的意见》中提出的“在搞好西部再造山川秀美工程的同时，要重视西部文化生态环境建设，做到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环境并举。”其次，文化动力与市场力的整合创新。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按市场规律进行配置，文化资源也应以市场为基础，在市场中体现价值，建设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就必须充分利用市场资源。最后，文化动力与制度力的整合创新。制度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障，良好的制度能保证文化动力的有序。社会制度同样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动力，从而形成制度力，在和谐理念指导下的新农村文化建设，制度力与文化力、环境力能形成有机整体，能促进文化正动力的发展，抑制文化负动力的负影响。 四、文化贡献与和谐：第三种力量实践农村文化的创新价值

文化事业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关系到人类自身的发展，农村文化发展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文化包括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隐性文化隐含于社会生活之中，并影响和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显性社会文化，产生文化动力，因此文化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我们不仅要创新隐性文化，提升人们的意识、价值观和道德观，还要使隐性的文化在现实生活实践，创设先进的显性文化。同时，创新农村文化要产生社会价值，具有可感性，并能真正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利益。国办2005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公共文化建设，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规范农村文化市场。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对人们意识、习惯的改变，到人性的升华，社会资源的积聚，人文生态环境的改善，文化制度的完善等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已成为实现农村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织形式。笔者认为，第三种力量对建设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贡献在现实中体现为“五个创新”，即内涵、动力、环境、机制与实践的创新。

第一，创新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价值实践，丰富农村文化内涵。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影响的价值观、社会意识、习惯等不同，文化内含的价值理念也具有多样性。首先是人性的升华。从起初的“自然人”，再到“经济人”“道德人”“社会人”“公益人”，实现了层次上的逐渐递进。其次是社会利他性的发扬。这种人的利他性在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即奉献精神，从而使人性价值得以体现。再次是现代法文化的形成发展。随着法治进程的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然在法治环境下进行，我国传统文化中不乏“法治”资源，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发展范式无法生成现代法文化，培育农村现代法文化应是农村文化的重要内涵。最后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和谐创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形成背景和涵盖的内容侧重点不同，但相互之间互补形成良性互动，共同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境界。

第二，创新农村文化的动力组合，促进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生成发展。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的有机体，其生成和发展以农民创作为基础，而目前松散农民的单个行为无法形成强大合力，政府与市场又无法满足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建设的需要，第三种力量应运而生，为农民创造提供载体，协调了政府与社会存在的某些对抗关系，激发了政府与市场的内在合力。

第三，创新农村人文生态环境，促进文化力与环境力的整合与和谐。文化发展需要在社会中实践价值，良好的环境是文化实践的条件。农村文化建设应注重文化力与环境力的发展，既要注重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又要加强人文环境建设，以保持良好的农村文化生态环境。第三部门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绿色环保组织在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作用、农民合作组织在协调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作用等。

第四，创新农村文化促进机制，完善农村文化运行体系。体系包括价值理念、主体、行为方式、制度等要素的有机体。第三种力量从丰富农村文化的价值理念，到创新动力的解构，再到主体创作方式以及相关制度的完善都发挥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建设应以农民的主动参与为基础，以农民组织为组织载体，以提高农民的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制度为保障，最终形成可持续的农村文化运行机制。第五，创新实践模式，促进农村文化的健康发展。农村文化可持续发展，需要从三个基本方面着手：首先，培养农村文化人才，加强公共文化建设。人是因素是发展的关键因素。高素质、复合型的文化人才是发展农村文化的关键。目前，农村文化人才匮乏，工作质量低下，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第三部门的发展能促进文化活动的组织性，很好的连接城市与乡村，统筹城乡文化人才开发，促进文化人才交流，“文化下乡”和“乡戏进城”就是很好探索。其次，推动农村文化市场发展，活跃农民文化消费。农村文化产业目前非常薄弱，但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农村文化市场具有极大的市场潜力，文化消费正逐步在农民生活消费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规范农村文化市场，对文化经营者和服务者进行管理，并对文化产品价格进行差别管理。创新农村文化产品网络，改变农村市场供给不足的现状，以第三部门为纽带，把农民的消费需求反映出来，把各种农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及时送到农民身边。最后，促进农村文化健康发展，维护农村文化安全。文化具有特殊性，不同国家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以及意识形态和公共管理文化也不尽相同，因此文化发展的路径也不一样。文化具有二重属性，它在繁荣文化的同时，也难免会带有逐利性等特点，歪曲先进文化本质的现象，如失之管理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应坚持以农村先进文化为引导，防止其异化，维护农村文化的安全。

结束语：文化是社会的血液和灵魂，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涵。目前，我国农村文化正处于“文化矛盾凸显期”和“文化发展战略机遇期”，应整合社会力量，走出农村文化的冲突困境，构建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实现农村文化现代化。第三种力量为农村文化的发展进行资源的原创性变革，包括农村社区文化的建设、城乡文化交流的拓展等诸多方面，并与其他各力量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在新农村建设中，真正实现文化的价值创造与价值贡献。

注释：[①]第三种力量，即第三部门，有人也称之为“社会中间层组织”、“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经济”等，其内涵所指称的范围几乎一样，本文中主要使用第三种力量、社会中间层组织、第三部门是同一内涵的概念。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民间性、公益性等特征。在我国农村社会的第三部门组织，目前正在发展之中，文中所提第三部门，并不仅指农村内部的第三部门，还包括已经城市发展较完善的第三部门在广大农村的拓展。笔者认为应是各类组织协调发展、综合促进，如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业行业协会、环境保护协会、文化艺术协会等。

[②] 文化冲突在现实中的表现如：先进的法文化受农村传统习惯影响无法植根于广大农村，先进的显性制度也无法在农村产生最大社会效益，甚至在实践中往往让位于农村内部传统制度等。

参考文献

[1]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44。

[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95。

[3] Hayes， Treasa (1996): Management ， Control and Accountability in Nonprofit/Voluntary Organization ，Aldershot:Ashgate Pubishing Limited.

[4] 李长健．农村文化转型及其化阻机制[J]．河北学刊，2005.11：120-123。

第9篇：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范文

每一种特殊文化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都会遇到文化的构建问题，可参照先行者的角度来看，中国民族文化的现代构建与德意志民族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现代化浪潮的发展下，文化的现代构建既肯定了社会的现代性，也反映了对现代性无限扩张的某种反驳。当前文化构建的核心问题便是如何构建现代精神生活，这也是现代社会中存在的难题。一方面传统的民族文化中很多内容并不适合现代生活要求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人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存在，并不能完全脱离传统。同时，在哲学的双重逻辑关系中，实践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层面，由于实践对象的具体性，人类需要更多的实践经验去把握具体的实践活动，而后抽象的科学理论才可以被转化为实践智慧，其中具体的转化过程便是人本逻辑与科学逻辑之间的相互中介，一方面，科学逻辑可以普遍反映人类思维实践活动规律，另一方面，人本逻辑也可以将文化理想作为需要实现的现实目标，这样双重逻辑之间的相互中介，便最终会转化为一个可以引导具体实践的总体观念。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解决哲学精神构建问题的过程中顾及了现实生活与文化理想，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解决方式，可以为中国哲学精神的现代构建提供更多启示。

二、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学

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化的不可避免性与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问题，那么中国哲学精神的构建实质就是在现代化事实下的重构哲学精神。任何民族的哲学精神都应该充分体现该民族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终极理想目标，中国哲学精神也不例外，它可以为现代的中国人提供一个更为温馨的精神家园。因此构建过程中必须兼顾当下的社会现实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儒学思想。与自由主义不同，现代新儒学主要寻求一种道德层面的理想主义道路，虽然它也提倡复兴传统儒家思想，但这种复兴的前期应该是在现代生活之中，因此必须面对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中国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学之间的对立体现了现代社会矛盾的根本对立，甚至不可能因为某种理论方式而消解。

三、构建中国的哲学精神的可能方式

关于科学主义的自由主义无法合理的解决文化构建问题，为此便亟需探索一条新的出路。而且这种新的构建方式必须由根本上破除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学的影响，这样才可以在结合中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实现哲学精神构建的目标。此过程并非简单照搬，也不能盲目的延续守旧。一方面应突破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理论，另一方面也应突破自由主义全盘否定优秀文化的传统倾向，应最终建立一种直面现实的哲学思想，并承认人是一种具有双重生命的生物。在构建中国哲学精神的过程中，应始终秉持双重视角，既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一，也不能不折中的合并在一起。所创造的关联方式应为现代生活奠定一个超越性的目标，并使其成为生活的规范标杆，或者是批判生活的终极标尺。不但应在历史与现实的逻辑中掌握中国独有的文化构成思维方式，构建本民族最为本己的文化思想，还应对当下现实中的不同文化加以区别予以批判，并不断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经验，从而构建最新的文化思想。

当今中国社会形势下，现代性的现实生活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中国道路。同时，文化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并非刚性，而是一种柔性的构建，在此参照条件下的文化理想一定存在着比较广阔的可能空间。同时，现实生活也会经常处于变动之中，由此现实历程中文化理想的构建必然也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断进行的历史过程。为了进一步实现哲学精神的构建过程，还需要为终极价值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构建一种柔性关联，且要以人类历史科学的认识为基础，由此可以看出，以马克思方式构建中国的哲学理想，并在其与现实生活价值之间构建一种柔性关联，便是最为适合的构建方式。

四、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