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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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文

[关键词] 一体化文化交流

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一体化进程进程越来越快，中外文化交流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现代化的程度越高，与世界的联系就越紧密，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就越来越扩展，只要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不停顿，就会努力去促进与世界的文化交流。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国，文化的包容性较强。随着国力的增强，拥抱世界文化的胸怀会更加宽广。有交流才能有发展，必然会产生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一、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1.文化与经济融为一体

当前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与经济已经密不可分，文化本身成了一种产业，一种可以带来高额利润的产业，以致使文化成为经济的主角。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发展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同时，文化的发展也规范着经济的方向和推动其发展。这种形势下的文化交流，其内容、方式、渠道等已经显示出多元化、全方位的特点，就文化谈文化已不合时宜。

2.文化发展和交流的全球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化发展和交流的时间和空间被彻底打破，无论在出版、报刊、音像，还是在影视、娱乐、广告和旅游业中，资本的国际化、技术的国际化，形成了文化发展交流的国际化，地域和时间概念越来越模糊，文化的世界性日趋突出，固守原有的传统变得越来越困难。

3.参与文化交流的人员群体越来越广泛

尽管现代技术的发展，使文化交流可以借助于各种现代信息载体进行，但通过人员进行的交流更加广泛和深入。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各个领域的交流都更加活跃，参与对外交流的群体大大扩展，而不仅仅局限于专业人员。

二、中国文化面临的挑战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这样一个背景下，固有的中国文化不可能不面临新的挑战。

1.如何处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传承性

这是几千年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一个老问题，也是今后必须解决好的一个新问题。自秦统一中国以来,由于中华文化一直保持着强势的地位,故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总的来讲一方面表现出很强的扩张性和渗透性,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很强的包容性和同化性。就扩张性、渗透性而言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总是在经意不经意间将自己的主导价值观向一切与之交流的外来文化施以影响或进行灌输 ,使这种价值观逐渐进入那些外来文化之中并成为其支配性的思想和观念。在这个过程中 ,外来文化逐渐消解了“异已 ”的面貌 ,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改变了上述情况。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为使中国的新文化既包容现代性，又接纳好的传统，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模式。这些模式都试图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中找到一个科学而带有永恒色彩的不变的框架，但皆含有很强的主观因素。真正科学地做到以开放促交流，以交流促现代化，以现代化促传承，非常困难。往往讲现代化时，就忽略了继承传统；弘扬民族传统时，又和文化的现代化对立起来。忽略了传统的继承，会导致对外来文化的不准确的选择；忘记了现代化，又可能出现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就一般民众来说 ,在一部分人中文化认同感严重地淡漠了，认为中国文化落伍了，只有外来文化才是现代的 ;而在另一部分人文化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他们希望通过排斥西方文化来弘扬传统文化 ,以此重塑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两种人的思想倾向和方式虽不同，却表现了同一个东西 :对自己本土的文化传统信心不足。因而，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明确提出注意处理现代性和传承性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值得进行长期研究的。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自然要去处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自然要用现代的理念、现代的价值判断去重新解析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传承顺理成章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以实现。所以解决现代性与传承性的问题，应该以现代驾驭传承，最后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归宿。

2.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所谓文化的“世界性”，就是指文化的先进性和时代性。具体来讲，就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化要保持先进地位，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始终维持一种高势能的文化。这种世界性，没有文化的交流是无法实现和保持的。从目前看，其中最主要的是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

在目前的文化生活中,一方面正统价值观占据了宣传领域的支配性地位,各种主流渠道都在唱响“主旋律”，以正面宣传为主；另一方面,来自西方 (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各种文化却席卷着文化市场,而且势头越来越猛。比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把看好莱坞的大制作故事片当作电影消费的唯一选择，越来越多的孩子把肯德基、麦当劳当做家常便饭，可以说美国文化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主导。尽管这种美国文化是伴随着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强权地位进行传播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文化在保持美国传统精髓的同时，融合了许多外来因素，并逐渐适应了当地的文化环境。中国的肯德基、麦当劳餐厅，在制作食物时均考虑了中国人的口味习惯，所以赢得了中国人的认同。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作品在国际获奖，也表明中国文化被世界的认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刻苦而持久地进行中外文化的研究，同时持久不懈地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才能使中国新文化和世界接轨，才可以具备文化的时代性和先进性。当然，也不能忽略文化的民族性。外来文化在中国真正扎根，必须具备了中国的民族特点，才有可能变为现实。民族性是外来文化存在的必备的形式。相反，文化的民族性，只有具备了时代性或先进性之后，才可以传播、发展。文化的先进性或时代性是内核，文化的民族性是形式。时代性必须依赖于民族性才能生存；民族性只有寄托于时代性才可以保持。

3.国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国民性的改造问题

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的交流，新文化的建设，就更和人的水平、人的特性、人的素质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往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证明，人的素质决定着文化交流的风貌。

第2篇：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文

关键词 玄览论坛 传统文化 海峡两岸

分类号 G256.1

DOI 10.16810/ki.1672-514X.2016.11.023

Abstract In August 26， 2016 the Third Xuan Lan Forum was successfully held by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aiw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y， Fo Guang Shan Foundation for Buddhist Culture & Education and Nanjing Library. Experts and scholars attended this meeting focused on the hot issues of the Belt and the Road， innovation of public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so on， discussed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written in ancient books and so on， and hoping to be useful for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Xuan Lan Forum. Traditional cultur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玄览论坛”由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迄今已成功举办两届。两馆在历史上皆源于1933年筹建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时至今日，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图书文献资源，而且积淀了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如何更好地激活两馆雄厚的文献资源，使其在当下发挥更大的价值，同时延续两馆悠久的学术传统，是两馆面临的共同课题。2011年5月，南图学术代表团访问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两馆商定以举办论坛的方式，搭建两岸图书馆界沟通交流的高端学术平台，加强合作，增进两岸图书馆界的认识，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普通百姓更好、更深入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10月，经文化部批准，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在南京联合举办“首届玄览论坛：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海峡两岸60多位专家出席论坛。首届玄览论坛圆满举办并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中国文化报》、新华网、人民网、求是网等主流媒体均对论坛进行了报道与转载。2015年8月两馆联合国家图书馆、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共同举办“第二届玄览论坛”，以“阅读经典，精彩人生”为主题，研讨经典阅读与阅读推广，力图营造阅读经典的氛围。台湾地区对玄览论坛的成功举办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已经成为两岸文化交流之品牌，两岸文化之盛会。

为了巩固“玄览论坛”前期成果，进一步加深两岸图书馆界、出版界与高校之间的交流，南京图书馆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共同发起海峡两岸第三届玄览论坛，于2016年8月26日在南京开幕，论坛设南京主会场与南通分会场。本次论坛敬邀国家图书馆、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联合主办，两岸著名图书馆馆长与专家学者、高校知名教授、出版社社长及造诣精深的佛学界人士出席了此次论坛，以“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主题发表演讲，探讨如何将古籍焕发出现代风貌，重现经典之美，共同为此极具意义且有价值的文化传承而努力，让古籍重现新气象、新发展。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曾淑贤、佛光山副主持兼南华大学使命副校长慧开法师、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辞。两岸图书馆界人士、专家学者、高校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约200余人参与，并在现场交流互动，探讨典籍保护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期望能更好地利用两岸图书馆界珍贵资源，唤醒沉睡在库房中的古籍，彰显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价值，营造全民阅读氛围，全面提升图书馆的影响力。

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在发言中首先从玄览论坛的命名出发，回顾玄览堂丛书收藏经历，向郑振铎等爱国人士在抗战期间冒险抢救整理古籍的英勇行为致敬，高度称赞论坛在继承先贤遗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保护中华典籍方面的重大意义。其次结合此次论坛的主题，介绍国家图书馆丰富藏书，以及国家图书馆在服务领域的新拓展。多年来国家图书馆在致力于文献的收藏、保护和研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开拓创新，采取讲座、论坛、夏令营、公开课等多种形式，拓展图书馆的服务领域，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鲜活起来而不懈努力。近年来，国家图书馆专门成立了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了中华优秀典籍系列展，与大中小学和社会各界合作，策划了走进典籍博物馆大课堂，国图公开课等社会教育活动，同时以中华典籍为元素，独立开发了一百多种文创衍生品。无论是展览文创衍生品，还是各类社会教育活动，都以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多角度地展现了优秀典籍，社会反映强烈，让传统的阅读方式得到了延伸，让典籍在参观者的心中活跃起来。最后，陈力馆长对此次论坛在弘扬和推动传统文化、加深人民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上寄以厚望。他指出本届玄览论坛以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主题，这意味着我们所要讨论的内容已经不单纯是古籍的保护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让古代的思想和文化能够为普遍百姓所理解，让古代典籍中鲜活的正能量，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增强以文化为内涵的民族凝聚力，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精神密码。

本次论坛的台湾参访团团长曾淑贤馆长于开幕致词中指出，本次与南京图书馆共同举办之“玄览论坛”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为了重现古籍的价值，让书写在古籍中的文字可以被欣赏，并将古人的智慧运用于现代生活，图书馆通过复刻出版，举办讲座和展览，规划多媒体的多元化展演活动，以及多元活泼的课程和影片的设计，让不同年龄层的民众乐意接近古籍文献，容易阅读古籍文献，并贴近古人的生活和社会，运用古人的智慧。此外，通过对古籍中的文字及图像通过加值运用产生经济价值，并美化人们的生活，亦成为近年古籍典藏单位的文创开发新尝试。人类的智慧，经过千百年岁月的蕴涵，尽显图书群籍之中。古籍除了审慎典藏维护之外，更应随时供学者研究利用，藉广流传，进而阐扬中华文化，让许多特殊又珍贵的出版品重新赋予生命，以全新面貌与当代的读者接触。曾淑贤馆长最后强调，本论坛主要价值为弘扬文化、经验分享及维系情谊，共同打造中华典籍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全面提升图书馆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引领和推动学术进步。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与南京图书馆在开幕式中互赠图书，增益馆藏，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以《日治时期的台湾》《世纪容颜》《寄给时间的漂流记：华人世界明信片图像写真精选集》赠送南京图书馆，相信对于祖国大陆研究台湾地区发展的学者专家，是极为重要的研究资料。

佛光山副住持、南华大学使命副校长、教授慧开法师代表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致辞。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一直重视阅读对提升全民素质和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在星云大师的精神感召带领之下，很早就开始在佛光山范围内推广全民阅读，举办读书会。慧开法师结合印度和中国古代社会有关文字起源的说法，指出语言文字具有神秘的魔力。而中国文字由于统一已有两千年之久，可以直接通过文字去了解两千年前古人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是其他文化难以望其项背的。慧开法师结合自己亲身经历，讲述印度学者对中华古典文化的高度赞扬与羡慕，并指出“我们推行中华文化到全世界正当其时”。他认为中国现在已经酝酿了恢复汉唐盛世的潜力，中华古典文化不止要在中国发光发热，更要影响到全世界。他盼望通过这次论坛让古代优秀思想与文化活跃起来，真正影响现代人的生活，再现中华盛世。

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教授在主旨发言中以“五书”论，回答如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是“展书”，通过展览的形式将深藏在库房中的典籍展示给民众；二是“出书”，有计划地将重要典籍出版发行，让更多的人能读到；三是“读书”，即引导民众阅读古籍、喜欢古籍；四是“研书”，对古籍进行科学研究，将古书中的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他认为真正要做到“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跃起来”，还在于第五点“用书”，即用记载在古籍中的思想、精神和信仰去改变社会与人生。

第3篇：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文

文化交流对人类有何功用？季羡林先生在丛书序中讲：“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分属于不同学派的民族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等相关问题时，提出了文化传播论：即少数优秀民族创造文化，其它民族通过传播接受。这一理论是德国文化圈派、英国传播学派和美国历史学派的一致意见，虽嫌极端，但也从侧面说明：交流、传播确是文化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不同国别、不同学派研究不同对象后所得的共同认知。“写文化交流史能够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人类的互相依存，说明人类的相辅相成，说明人类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③季先生会设“音乐交流”为专题，单独以专书出版，就是意识到“音乐交流”在人类社会中有存在，并承载了重要功能。

然而，自1922年叶伯和先生所著中国第一部音乐史专题《中国音乐史》算起，直至1998年，才出现了一部以中外音乐交流为视角写作中国音乐史的著作，这就是冯文慈先生的《中外音乐交流史》。六十多年间，学者们采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剖析中国音乐史的发生、发展，但以“交流”为题眼来研究中国音乐以及外国音乐的第一部著作确为《中外音乐交流史》。该书分五编，共十三章，下设三十九节。五编以时段划分，分别是：（一）先秦时期；（二）秦汉时期；（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四）宋元时期；（五）明清时期。涵盖的十三章则依据中外音乐交流活动的产生以及逐步深入进行划分，分别是：音乐交流之谜，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端绪，与西域音乐交流的开篇等。这种结构可谓“纵横交错”，长时段中又排布了该时段的横向发展；横向布局时，先以历史分期总设不同阶段，再配以“端绪”、“开篇”等词展示发展脉络。真可谓“独具匠心”的安排！三十九节的每一节都是对中外音乐交流史中某一问题的专题研究。例如？押中国的伶伦律管是来自西亚古国巴比伦吗？张骞是否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先设问，后自答，便于读者理解。此外该书还附有图片目录，以及书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书名、曲名、文化音乐术语的索引，使得该书又具有中国音乐辞典的性质。

《中外音乐交流史》还有诸多优点值得借鉴，而给予笔者的最大收获是冯先生的怀疑精神。不夸张地说，这种收获可用“震撼”来形容。在书中，冯先生敢于对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几乎已成定论的问题提出质疑，并收集相关史料分析、论证，修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错误结论。这使笔者充分意识到慎重选择史料、分析研读史料，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解读史料，而后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前人研究中出现错误的原因，大多是因为在选择史料时不够慎重、分析史料时不够严谨所致。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古书中许多名词今人已不明所指。故在参考古代音乐文献撰写史学论著时，必须进行史料分析。一旦对古籍中的名词做出错误解释，据此构建的“史实”就成了空中楼阁。试举《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几例为证，浅析笔者由“震撼”带来的读后感。

《中外音乐史》第一章第一节谈到中国的伶伦律管来自哪里时，涉及到《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的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於溪之谷，以生空窍厚薄钧者……”④对于“大夏”、“昆仑”这些古地名，今人的理解较为模糊，要正确解读这段文字，就必须先做史料分析。冯先生认为，这段古文需要校订的文字不少，又因为学者们也意见不一，造成了读者的困惑与误解。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是在中国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的著作中提出的：伶伦到达的大夏是葱岭之西的一个古国，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一带。因为错误理解了这段史料，王光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中国人是从西亚古国巴比伦学得的律学。对此，冯先生出：“中国史书上记载着不同的大夏，而且中国古代对于昆仑山的方位的观念有时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观念。两个大夏：一个是古代国名，地处葱岭以西，即今阿富汗北部一带。此说见于《史记・大宛传》等记载。后世的史书又记作吐胡罗，或吐火罗，这是一个人们比较熟悉的概念。另一个是县名，地处甘肃兰州一带，临洮西北，见于《汉书・地理志》等记载。”⑤在此基础上，冯先生又结合其他材料予以辨析，得出《吕氏春秋》所言“大夏”是《汉书・地理志》所注的甘肃兰州，而非《史记》所言的阿富汗北部。对于“昆仑”，冯先生则依据传世史料和已有的学术成果为论据，认为战国时期人们所指的昆仑山在今青海西宁之西的湟源一带。以这一时期昆仑山的位置和自然条件来说，从中土到达那里的现实可行性是较强的。然而照王光祈的理解，伶伦越过葱岭到达大夏国，再折回往东到昆仑山北坡寻找竹子，对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缺乏可行性。所以，《吕氏春秋》中的大夏应该在甘肃兰州一带。得出结论之后，冯先生并未止步，又分析了王光祈形成错误结论的两个原因：一，他的精力以及时间有限，没有掌握足够的史料。二，他受到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文化圈”理论的影响，主张“中国从古希腊学到律制”。

冯先生鞭辟入里的剖析，使笔者有了这样的心得：在史学研究的当中，想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必然要遵守两个准则：一是尽可能的穷尽史料，二是切忌从自己假定的结论出发，而后仅寻找有利于自身研究的史料论证观点。冯先生对《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相关文献的重新解读，充分证明了分析史料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步冯先生“怀疑精神”之后尘，笔者不能肯定冯先生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冯先生分析史料的方法、思路，以及前人结论后继续追寻前人得出错误理论之原因的做法，却是值得学习的。

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留下了丰富的传世文献，但因年代久远，同一问题会有诸多相异的记载。所以，如何选择史料也就成为了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另一个重要问题。冯先生在《中国音乐交流史》第一章第二节论述中国西周穆王是否到过古代西亚一带进行音乐交流时提出：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在讨论中外音乐交流活动起源时，以《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中的相关记载为依据，得出中外音乐交流活动可能起源于西周的结论。原因是《穆天子传》记述了穆天子驾驭八匹骏马，西升昆仑以观黄帝之宫的奇异经历。其间涉有西王母在瑶池相会并歌诗唱和，屡次演奏“广乐”等内容。《列子・汤问篇》中又发展出周穆王把能制作傀儡艺人的偃师带回中国的故事。但冯先生认为，《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中的记载都带有传说性，清代《四库全书》已改变了过去把《穆天子传》归为皇帝“起居注”分类办法，将其归入“小说家类”，原因是它“恍惚无征”，这代表了清代学者对其作为信史材料的否定。此外，相对于以上两则文献，《史记》中也有关于周穆王的记载，但《史记》中只有周穆王征伐西邻犬戎、周穆王令造父造车“西巡游，见王母，乐之忘归”以及赵简子听“广乐”的零散记载。有关西周穆王巡游奏广乐的故事是小说家结合了上述事实和神话编撰而成的。⑥此外，冯文慈在《崇古与饰古――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择评》还提出，杨荫浏先生将《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当做信史使用是想将中外音乐交流的历史推的更古，是带着“崇古、饰古”的心态来选择史料的。⑦笔者认为，杨先生著史时是否带有某种心态，今人已不得而知，也不好自行推断，但冯先生在论述该类问题时慎重选择史料的态度，确实让笔者受益匪浅。

《中外音乐交流史》多次体现了冯先生在研究中国音乐史相关问题时，对史料的选择、分析。严谨的分析不胜枚举，例如：在论述中日音乐交流史时，重新解读了《海内经》中提到的“天毒”，提出“天毒”乃“夭毒”，即日本的邪马台。⑧在质疑张骞是否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时，详细分析了《古今注》、《晋书・乐志下》以及《西京杂记》、《乐府诗集》中的相关记载，提出张骞带回《摩诃兜勒》的说法还需要有力的佐证。⑨在讨论长颈圆盘式琵琶是否与细君公主远嫁乌孙有关时，比较了傅玄《琵琶赋・序》和刘熙《释名》、应劭《风俗通义》中相关记载，并提出《释名》和《风俗通义》的史料价值显然要比《琵琶赋・序》高。⑩毋庸置疑，冯先生在《中外音乐交流史》的写作中体现出的治史方式，是值得推崇的；依据史料撰写音乐史时，分析、选择史料的方法，是值得学习的。因为正确选择和解读史料，是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得出正确结论的基石！这就是笔者读冯先生巨著后最深的感受，也是日后研究时谨记于心的良言。

①分别为：《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外美术交流史》、《中外图书交流史》、《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外医学交流史》、《中外哲学交流史》、《中外宗教交流史》、《中外文学交流史》。

②季羡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③季羡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④吉联抗《吕氏春秋音乐文字译注》，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⑤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⑥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10页。

⑦冯文慈《崇古与饰古――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择评》，《音乐研究》1999年第1期。

⑧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⑨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2页。

第4篇：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文

此次山东博物馆策划推出的“山东地区两汉文明展”侧重于多元化地展示山东地区汉代文化的重要研究成果，弘扬山东地区汉代的辉煌文明。该展览由山东博物馆主创，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淄博市博物馆、齐故城遗址博物馆、青州市博物馆和巨野县博物馆六家文博单位的支持下，于2016年7月26日开幕，展期为三个月（图一）。

一、展览构思及内容设计

此次展览以山东地区发现的汉代大型诸侯王墓为主体，包括巨野红土山汉墓（昌邑王）、章丘洛庄汉墓（吕王）、临淄大武汉墓（齐王）、曲阜九龙山汉墓（鲁王）、长清双乳山汉墓（济北王）和青州香山汉墓（淄川王）等六个大型汉墓出土的文物精品为主，兼顾其它重要的遗址、墓葬中发现的精品，各类展品盗看锏290件（套）。本次展览是诸侯王大墓珍贵文物的首次聚集，众多展品均为首次亮相。

展览设计以汉代诸侯王贵族的生活为主线，分优雅生活、宝马华车、事死如生、文化交流、艺术之美五个单元，以直观清晰的方式条分缕析地展示了山东地区近年来的汉代文化研究成果，更是与古罗马帝国文物展同时推出，将历史上同一时期鼎力世界的两大帝国的文明精华一同展现在观众面前，展现了拥有雄厚历史积淀的泱泱大国风范。

在展品的遴选上，我们优中选优地将展品以最合理的方式组合排列，尽可能地展示汉代山东地区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鼎食宴舞的优雅日常（图二），到宝马华车的雍容出行（图三、图四），再到事死如生的隆重丧葬（图五），生动地铺陈出一张张汉代诸侯王奢华生活的图景。

汉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活跃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享誉中外，而海陆交通便捷的山东，作为丝绸制作的中心之一，无疑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做出了重要贡献。本展览的文化交流篇章重点展示山东出土的带有鲜明外来因素的展品，与同时开展的古罗马帝国文物展形成呼应（图六）。

艺术之美篇章主要展现汉代的书写及雕塑艺术。汉代文字从篆书发展为书写更为简便的隶书，遗留下来的竹简、印章和碑刻生动地诠释着书写艺术的内涵。东汉时期，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的雕塑艺术与本地的雕刻艺术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代雕塑（图一）。

整个展览以汉代山东地区的精品文物贯穿主线，多方位全面展示汉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用物质的展品为载体反映汉代人的精神世界。此外，展厅和展陈背板的形式设计别具匠心，用鲜明的汉代元素营造出汉风浩荡的亲身体验，给观众带来一场难忘的汉文明之旅。

二、汉代的精神文化生

活及精品文物展示

1、“事死如生”概念的形象体现

在中国古代，人们相信人死之后在阴间仍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因而对待死者也应该“事死如事生”，所以陵墓的地上、地下建筑和随葬品多仿照生前。《荀子・礼论》记载：“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秦汉时期，这种丧葬观念在贵族墓葬中得以鲜明的体现，也方便了我们从墓葬中直接获得关于当时社会文化体系的直接资料。此次展览中的展品绝大多数出土于汉代山东地区的诸侯王墓，可以说是“事死如生”的丧葬观最生动的体现，为我们展示出汉代诸侯王贵族的真实生活画面。

汉代是中国建筑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建筑形式和门类已经相当完备。现实生活中的门阙、亭台楼阁、苑囿等建筑范式，常以陶塑和石刻汉画等形式出现在墓葬中。汉代方士公孙卿曾言“仙人好楼居”，认为仙人都是住在高楼之处，因此汉代贵族豪强热衷修建高楼（图七）。墓葬中陪葬的陶楼既含有此寓意，也表达了对生前居所的沿用之意。

作为汉代山东地区的最高等级贵族，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各类用度必然是极为细致讲究的，先抛开各类精巧美观的器物不谈，单从随葬的各类陶俑就可见一斑。各种侍从俑可以随时为墓主人提供贴心的服务，乐舞俑为宴飨助兴，兵马俑保卫墓主人的安全，各种陶俑成为汉墓中最常见的陪葬品之一（图八）。

2、炼丹术及其精神追求

炼丹始于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时期，秦汉两代开始盛行。人们从金、玉不朽的特性出发，试图用铅、汞、硫、砷等重金属炼制黄金，虽制成了多种貌似黄金白银的假金，但也创造出了多种炼丹仪器和提炼药品的方法。东汉魏伯阳编著的《参同契》是我国第一部炼丹术著作，也是世界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炼丹书。服食丹药、长生升仙在汉代以及后世成为帝王贵族们的热衷，虽然长生不老未曾实现，但是炼丹术的发展间接地促进了火药的发明，成为影响文明进程的四大发明之一，享誉中外。

此次展出的一组炼丹器物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展品为巨野红土山昌邑王刘m墓出土的盛放丹药的鼎、丹药、药匙、药杵臼（图九）。这件铜鼎出土时发现盛有丹药，同出的药匙和杵臼也是制作丹药的器具。这组展品生动地表现了汉代人追求长生的愿景，与文献记载的汉代贵族乃至帝王炼丹求仙的记载相吻合。

3、日用器中体现的精湛工艺和美学价值

宴飨在汉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饮食器物因而成为汉代文物中的大宗。山东地区诸侯王墓出土的各类饮食器华丽精美、设计巧妙，是汉代贵族奢华生活的最有力的体现，也反映了汉代工匠高超的锻造技艺和审美水准。

临淄商王墓出土的错金银铜盒（图十），通高12.4厘米，腹径15厘米，极为精巧雅致。整个器物纹饰繁复有序，器腹和盖面饰多周错金银花纹。器盖上纹饰极为精美形象，五周错银细弦纹将纹饰划为内外两区，内区为双龙双鹿纹，外区则饰龙凤纹和虎纹。龙体弯曲似腾云，双鹿两角相柢，卧虎张口而啸，飞凤张喙而鸣。龙凤虎鹿皆为首部错金，身饰错银斜线和鳞状纹，空白处饰有卷云纹。整个图案龙腾凤舞，虎卧鹿柢，颇具动感。此外，盒的内地和盖内各铸刻“钧奠”二字。出土时盒内盛有大枣，枣肉已经干瘪，可能为祭奠所用。

临淄商王墓出土的一件青铜汲酒器造型独特，设计精巧，颇为引人注目（图十一）。该器物通高65.2厘米，其中长柄近60厘米，呈竹管状，下接平底、中空、形如荷蕾的球形器，球形器腹径7.2厘米。柄外表为四竹节形，柄端封闭并饰龙首衔环。在龙首之下第二竹节处有一长方形孔，与球形器底部中央的圆孔互相贯通。使用时，手握柄将球形器没入酒水中，手指按压柄上方的孔洞，同时将器物从酒水中提出，再将器物移入接盛酒水的酒具，松开按压柄部孔洞的手指，酒水随即进入酒具嘲。这是利用气压原理来汲酒的精巧器物，生动地体现了汉代工匠的巧思构想，也是汉代科技发展的成果体现。

4、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文化交流

山东发现的西汉时期的金银器虽数量不多，但特征鲜明，其中有些器物风格与中国迥然不同，带有浓郁的西域文化特色。在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工匠依据本土传统对其加以改造，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极富特色的典型器物。

1978年临淄大武齐王墓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蒜头壶（图十二），高42厘米，腹径21.8厘米，该壶呈直口，细长颈，球形鼓腹，圈足，平底。肩有一对铺首衔环，颈部上、下和腹中部各饰一周凸弦纹。器盖为弧面母口，上饰凹弦纹，器盖中央有一环钮。该器物口沿下部凸起呈蒜头形，是带有典型西域风格的装饰艺术特征。另外，汉代虽财力充裕，但金质容器比较少见，多以鎏金器替代，此鎏金铜蒜头壶就是其中的代表。

第5篇：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文

《元代龙泉青瓷的贸易与新安沉船的相关问题》、

《水下考古发现的龙泉窑青瓷》、

《在印度喀拉拉邦l现的浙江瓷器》……

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书记沈岳明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导秦大树教授，福建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栗建安研究员，故宫博物院王光尧研究馆员等10多位专家学者精彩的学术演讲，从多角度切入，全方位探寻了浙瓷的文化艺术特征和走向世界各地的历程及其现存的丰厚文化遗产。

2016东方文化论坛之中国（浙江）青瓷与海上丝路研讨会不久前在杭州举行。中外陶瓷历史、考古界著名学者和有关领导、媒体记者60多人会聚一堂，对中国青瓷尤其是浙瓷的发展历史、文化遗产和海外传播及世界影响，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

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对中外文化交流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浙江是我国原始青瓷的最早发源地，历史上浙江的越窑、龙泉窑、南宋官窑、婺州窑、瓯窑等都盛极一时，尤其是越窑秘色瓷和南宋官窑、龙泉窑的梅子青、粉青瓷造型和釉色艺术，达到了青瓷工艺的顶峰。“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浙江的青瓷文化是浙江先民创造的宝贵文化遗产。瓷器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输出的大宗产品之一，浙瓷沿着海上丝路传播到东亚、南洋、西亚、北非和西欧等世界各地，深得当地人民喜爱，迄今留下许多文物遗迹，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浙瓷是丝绸之路尤其是海上丝路输出的大宗产品之一，唐宋时期通过明州（今宁波）、杭州、温州等沿海港口大量出口，行销世界各国。1975年至1977年在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1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窑、婺州窑青瓷占了9000多件。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誉为“陶瓷之路”。

浙瓷传入朝鲜，直接影响了“高丽青瓷”的工艺技术；传入日本，被称为“砧青瓷”，并大量仿烧，带动了日本瓷业的发展。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博物馆，迄今藏有中国古代龙泉青瓷3000余件，伊朗德黑兰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等世界上著名博物馆都收藏有浙瓷。南洋各国、印度、埃及等海上丝路沿线，都曾出土浙江出产的青瓷器。16世纪晚期，当龙泉青瓷传入法国时，风趣的巴黎人将青瓷的美丽色泽，与当时风靡欧洲的名剧《牧羊女亚斯泰来》中主角雪拉同的天青色长袍相比拟，称之为“雪拉同（Seladon）”，这一雅称一直沿袭至今。记录西方与中国瓷器贸易情况的《葡萄牙王国记述》一书，称龙泉青瓷“是人们所发明的最美丽的东西，看起来要比所有的金、银或水晶都更可爱”。中国瓷器风行欧洲，导致了英语中把中国称为“China（瓷器之国）”。

浙瓷是中国瓷器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蜚声海内外。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符号，它对东西方文明交流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她跨越时空，从历史来到现实，依然熠熠生辉，温润可爱，备受人们的喜爱。浙江的工艺陶瓷、艺术瓷和仿古瓷仍在国内陶瓷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特色小镇建设和恢复发展传统文化产业中具有潜在的资源优势和文创价值，在参与接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推动浙江瓷器文化产业走出去中具有较大的产业潜力和现实意义。

第6篇：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文

关键词：翻译；文化；对比；理解

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7）02-0017

近些年来，翻译中的文化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重视翻译中的文化问题，源于对背景知识作用的正确认识。在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不解与误解导致误译和错译的例子屡见不鲜。于是文化因素对英文翻译的影响，便成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对象。翻译并不像许多人想象得那么容易，深层次的思想意识方面的“文化鸿沟”时常难以逾越。由此可见，文化因素在翻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翻译与跨文化释义

1. 翻译与跨文化的内涵

翻译的诞生给讲不同语言的人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它是人们彼此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桥梁。所谓翻译，就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进步。

2. 翻译与文化的关系

任何翻译都离不开文化，许多有经验的译者或翻译研究者都比较注意文化与翻译的关系。在翻译过程中，表面上存在中外文字表达上的差异，仅仅从文字技巧上来着手是难以解决含义差异的，必须要从文化背景上来处理中外文字在表达内涵上的差异，因为这些差异源自生活上的不同而形成。文化背景对翻译是极其重要的，缺乏文化元素的译文等于缺乏了灵性的翻译。

二、英文翻译对文化因素的影响

1. 思维方式方面

翻译是语言的翻译，而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迥然不同的自然、社会条件使人们在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上自然不同。西方民族惯用抽象性、由一到多的分析型思维方式，句子常以主语和谓语为核心，统摄多个短语和从句，由主到次，但形散而意合。而东方民族的综合思维方式，使中国人注重整体和谐，强调“从多到一”的思维方式；句子结构上以动词为中心，以时间顺序为逻辑顺序，横向铺叙，层层推进，归纳总结，形成“流水型”的句式结构。英汉民族熟悉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其在翻译过程中句式选择、遣词造句、词句省略等的不同。例如：

“It had been a fine，golden autumn，a lovely farewell to those who would lose their youth，and some of them their lives，before the leaves turned again in a peacetime fall.”

如直接译成：

“那是一个夸姣的金秋，在离别了那些可能丢失他们的青春甚至生命的人之后，树叶才慢慢地落下。”

这种翻译显然受到了语言形式的拘束，译句结构混乱、呆板、没有条理性，且语言支离破碎。如将译文译成：

“那是个天色晴朗、金黄可爱的秋天，夸姣的秋色为那些青年们送别。待到战后和平时期，黄叶纷飞的秋天再度来临时，当日的青年们已经失去了青春，有的甚至丧失了生命。”就比较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失为一段出色的翻译。再如奥运口号“北京欢迎您！”表达了中国人民欢迎世界各国人民到北京的心情，我们常见的译文为“Welcome to Beijing！”翻译中句式的改变，使用英语祈使句，恰当地表达出中国人期盼奥运会的热情。如译为“Beijing is welcome you”，则语气过于清淡，效果大打折扣。

2. 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方面

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背景差异对翻译实践产生很大的影响，并对翻译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族文化背景对语言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每个民族的语言都会带有各自历史文化的痕迹。英汉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同，因而语言中沉积的文化内涵也不相同。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为历史典故和习语；要译好不同语言中的习语和历史典故，就必须对该语言所反映的历史文化有所了解。

社会习俗更是如此，它影响和制约翻译的精确性。在英语国家对一个经过长途旅行后的人可以说“You must be tired from such a long trip.”“Did you have a good trip？”，表示“路上辛苦了”“一路好吗？”之类的问候。对正在进行或刚完成一项艰难任务的人，可以说“Well done，That was a hard job”。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因此在翻译时，一定要考虑两种文化间的差异，绝不能望文生义，更不能机械地直译。又如，bread and butter这两种东西在英语国家历史悠久，面包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日常的主要食品，所以在语言中的转义也较多。如“bread and butter”还有“生计，谋生之道，靠山”等含义。

3. 习语方面

习语的翻译可算得上是难中之难了，因为习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文化产物。如“黔驴技穷”可译为英语中的习惯说法“at one’s wits end”，也可翻译为“The proverbial donkey in ancient Guizhou has exhausted its tricks，and it can do nothing more.”这种翻译，既传播了汉文化、保存了原汁原味，也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达到使文化交流贯穿于语言交流的目的。如：“Love me，love my dog”，译为“爱屋及乌”；“A loss may turn out to be a gain”，可译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三、结束语

第7篇：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文

[关键词]高职院校 校园文化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1-0106-02

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是以就业为导向，以校园精神为底蕴，融入更多职业特征、职业技能、职业道德、职业人文素质的校园文化。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内涵建设应涵盖校园环境、课堂教学、学生活动、网络阵地等方面，让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提前领会职业生活特点，对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综合职业素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使学生在毕业时能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在岗位上能将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所倡导的理念合二为一，成为优秀的高级技术人才。

国际学院是南宁职业技术学院的二级学院，承载着学校国际合作职能的主要任务，国际学院校园文化建设宗旨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提高学生国际意识及人文素质、加强学生就业竞争力为目标，以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为载体，从校园环境、课堂教学、文体活动、对外交流、网络阵地入手建设国际学院中外文化交融的国际化校园文化品牌。国际化校园文化内涵建设对于学生国际意识的加强、国际视野的开拓、就业能力的提高，甚至对于整个学校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内涵建设现状

中国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有十年历史，成果颇丰。以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学院为例，该学院在长期的校园文化建设中已注意并注重了在学生活动中渗透国际交流内容，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常规活动，具有较扎实的工作基础。

（一）国际化的环境氛围建设

国际学院设有越南语阅览室、泰语文化活动中心，教学楼、语音室、国际学院网站呈现着外文格言、国际教师风采照片、域外风景或跨国就业工作场景图片等充满国际元素的宣传材料。主教学楼从楼名到楼内的标牌、班级牌，各种语言实训室标语等都用中外两种或几种文字设计；各楼层走廊墙上，悬挂中外名人名言、国际学院校园文化宣传口号。学院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时刻提醒学生“我是学外文的中国人”，更注意对学生进行形象气质的培养。

（二）国际化的课堂教学模式

国际学院善于调动全体教师的育人功能，将课堂教学也作为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的主渠道，教师或为来自语言国的外教，或为出国交流过的“海归”教师，专业课堂教学以外语为主，学生进入课堂就进入相应的语言环境，教师在讲授知识的同时渗透与知识相关的文化内容，打破单纯传授形成技术能力知识的课堂教学模式，引导学生主动了解、学习国外文化，通过中外文化对比开拓国际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素质。

各专业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如泰语专业每年组织学生参加南宁高校泰语演讲比赛，担任南宁市泰国风情节活动志愿者；每年4月迎接泰国交流生，举办庆祝泰国泼水节活动；每年6月送学生出国交流学习。如英语专业每年组织学生参加大学英语竞赛、大学英语戏剧节等活动；每年12月迎接欧美学生来访，进行文化交流活动。课堂的专业技能学习，专业实践活动的开展，学生的外语口语能力、国际化职业素质和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连年承办各种大学英语技能大赛，学生主持人、参加选手、志愿工作者都因表现出色得到了各方赞赏。

（三）国际化的学生活动

1.日常常规活动：每日各国外语晨读；每周中外文海报出版。常态化的活动营造良好学习氛围，不断提高学生们的听说能力。

2.特色社团活动：国际学院学生四大社团活动都融合了中外文化交流内容，如外语协会经常举办外语角，每年定期两次大型外语角；Sunny艺术团的外文歌舞在学校已小有名气；民族工艺协会和彤阳文学社在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在中外学生交流中亦起到重大作用。

3.组织学生积极参加院内外各种活动都注重展示国际特色：

院内每年举办“FLYING”杯多语种专业技能大赛，内容包括多国语种书法比赛、朗诵比赛、歌唱比赛、外文导游比赛、外文原声电影配音比赛等多种学生喜闻乐见，寓教于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形式。

迎新生晚会上表演中、英、越、泰四国歌联唱；校运会上特色方块队表演中、英、越、泰四国服装、礼仪展示，呐喊四国运动口号。

参加学校外中国―东盟志愿者等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展示国际语言才能。

这些活动提高了学生外语专业技能，加强了学生的国际意识，开拓了学生的国际视野，也锻炼了学生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社交能力，整体提升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但是，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存在一定问题：

第一，不能很好地控制技能活动和技能学习时间的合理分配。虽然说高职院校与一般高校不同，以能用为度，实用为本，科研性、钻研性的要求和强度没有一般高校大，但目前高职院校的学生文体活动过于轰轰烈烈，其中不乏打着专业技能大赛的旗号开展的学生文体活动，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出发点极好，但过犹不及，学生真正静心认真学习专业技能知识的时间和环境严重不足。

第二，不能很好地控制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结合程度。学校有些专业实行全仿企业化管理，辅导员是董事长，班长是总经理，同学们分任各种角色，甚至以学分代替奖金实行一定的奖罚制度。这样的校园管理模式是充满了企业文化特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与企业接轨的作用，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充分体会职场的规则，但同时也无法避免地让学生们失去了作为学生所特有的青春朝气，过早成熟老练，抑制了创造力和活力，从长远来说并不利于企业和个人的发展。

二、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内涵建设的目标定位

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特点决定了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最终评价标准是学生，是学生毕业时是否能展现校园文化精神而为企业所接纳，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是否践行了校园文化所倡导的理念，是否能实现校园文化理念和企业文化理念的合二为一。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学院学生的就业大方向是各级各类涉外企事业单位，包括外企、外资、涉外酒店、涉外旅游、涉外码头等，这对学生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既要有扎实的外文能力和国际化职业素养，同时又要在外文这种辅导性工具的基础学习上加强其他实践技能学习，或是商务技能或是酒店服务技能或是旅游服务技能等。

三、国际学院校园文化内涵建设的思路与建议

高职院校特色和各专业特色的不同，校园文化内涵建设的方向各不相同，在此仅就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学院校园文化内涵建设提出思路与建议：

（一）国际学院校园文化内涵建设要进一步与其他技能紧密结合起来

因为语言只是一种辅助工具，高职院校学生的外语与一般高校学生相比在深度广度上有一定距离，必须采用“外语+技能”的模式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比如“外语+旅游”，课堂教学可以先学语音，学对话，通用为度，实用为本的基础上，强调让学生在仿真的环境中进一步了解工作所需的外语，实地训练自己的外语能力。

（二）进一步抓好两个课堂的建设

发扬以往的优良传统，抓好学生第二课堂，把取得成效的传统项目如晨读、“FLING”杯专业技能大赛、四大社团特色活动等做精做细，不断提高活动项目质量；在此基础上，多层次、多角度地开发更多富有情趣、学生喜爱的文化活动项目，把国际化校园文化活动做大做强，如组织学生到外企表演，面向全校甚至校外举办中外文辩论赛、中外文歌舞大赛、外文电影角色饰演等，形成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品位高雅的校园文化，把中外交融的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与学生的人文素质、实践与动手能力的提高结合起来，使学生的知识得到充分丰富，情趣得到进一步提高，视野得到进一步开拓，最终达到提升学生职业人文素质，提升就业竞争力的目的。

（三）争取网络阵地助力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

信息时代里，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网络文化，对校园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网络成为我们主要要争取的阵地，为良好的主流的校园文化服务。

第8篇：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文

[关键词]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

前言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贸易的通道，它作为古代海上交通大动脉，促进了中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交流。广东是我国经济、贸易、人口第一大省，有着深厚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广州是广东的省会，自秦汉至明清，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如何发展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是当前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关注的焦点。因此，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和现实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试图通过对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研究，在回顾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和现实意义的基础上，对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新时期的发展起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一、概述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下文将从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五个方面，分别论述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状况，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秦汉时期形成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秦汉之际，番禹（今广州）作为越南国的国都和岭南中心城市，是南海北岸的主要港口和舶来品集散中心。1982年，南越王墓出土的具有波斯风格的银盒、两河流域工艺制作的金珠泡饰、非洲原支象牙等珍贵文物，见证了当时“番禹都会”的贸易实况。南越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使得广州作为岭南中心城市和国内著名都会，贯通着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

（二）魏晋南北朝发展海上丝绸之路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海航技术和航海经验的积累，海上丝绸之路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从广东到东南亚各国的商船开辟了从广州启航，穿越海南东部海域进入南海的深海航线，这条航线穿越印度洋后，向西延伸到了阿拉伯半岛，大大便利了不少前往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

（三）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达到繁荣

海上丝绸之路在隋唐时期达到繁荣，也就是说隋唐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得到空前发展，广州成为唐朝最大的贸易中心与南海交通枢纽，东南亚诸国基本上进入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海海洋贸易圈内，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考古发现显示，唐代广州极可能已开辟直航菲律宾的航线。

（四）宋元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

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中国海商只要在官府挂上号，就可以自由出海，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政府的支持也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宋代不断颁布和修订海外贸易管理措施，元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都属于鼓励海外贸易的范畴。其中，神宗时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海洋贸易管理条例――《广州市舶条》，并在元朝时得到进一步修订和完善，规范了广州海上贸易。

（五）明清时期使海上丝绸之路发生转折

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长期以来，由于明清帝国长期采取海禁政策，西欧殖民扩张愈演愈烈，商业活动常常伴随着战争硝烟和武装抢劫，压制了唐宋以来蓬勃发展的海洋贸易，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清朝后，中国与西方贸易逐渐集中到广东，形成了以广州――澳门为中心的贸易架构。至1757年及以后的100年期间，广州成为西方人唯一可以进入和从事贸易的中国口岸。

二、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现实意义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与历年来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密不可分，从广州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和其对丝绸之路产生的影响看，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分别是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广州历代军政长官肩负着海事、广州首创一系列海外贸易制度、广州对中外文化交流影响巨大。具体说来，南海之滨的广州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优越，有利于早期的航海活动的开展，因此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而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广州历代军政长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肩负并行驶着代表国家管理部分海路外交、经贸等事务，为广州海上丝绸贸易的合理有序发展。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为适应对外交往、海外贸易发展需要，海外贸易管理制度也随之制定并执行，唐朝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及市舶使院，为宋元明代所借鉴，对后世影响深远，元朝颁布的《延v市舶法》，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完整和系统的海外贸易管理法规，这些一系列海外贸易制度为广州首创，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外，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广州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窗口，中西方文明借助广州这个平台得以交流，而广州的发展得风气之先因此变得更有活力。

三、结语

总之，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发祥地在广州。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我们在研究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时，应联系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和现实意义，明了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排头兵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贡献和作用，发展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传统友谊，以便进一步促进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玉霞，高芬.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交流[J].兰台世界.2011，（05）.

[2]刘根勤，陈超华.广州亚运会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的开发策略研究[J].文化遗产.2010，（02）.

第9篇：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范文

关键词：明清；基督教；传教；文化交流

利玛窦是明清之际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人，四方人士无不知者。利玛窦为16世纪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他通晓历数、天道、数学、医学、能绘制世界地图，制作天文仪器，具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他华言华服、以西儒自称，[1]利玛窦于1583年9月10日由澳门前往中国的第一站肇庆，其间整整为时6年。并于1585年11月24日在肇庆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座天主教教堂仙花寺。[2]1589-1595年持续6年的时间，利玛窦基本上是在韶州度过的。利玛窦通过语言和文化的了解逐步加深了对中国文明的理解，自1583年至1601年历经了漫长的将近19年的时间，利玛窦来到肇庆至1601年他成功进入北京城。他前后在中国活动长达28年之久，1610年5月11日去世，终年58岁。[3]他对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人民都充满了友好感情。

利玛窦何以能够在明朝政府闭关自守的日子里，在中国站稳脚跟并得到当时统治者和士大夫以及学者的信赖？要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利玛窦在中国活动的特点谈起。

首先，利玛窦虽然以传教为主要目的，但他能够顺应中国的礼俗，利玛窦吸取了其他传教士来华传教失败的经验和教训，走“适应”的道路，积极与中国儒学相结合。就如范礼安所言，要想在中国传教，“最要之条件，首重熟悉华语”。 [4]传教士们认为：“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学习中国语言，像人们所称呼的那样，学习这种语言的官话，即在全国通行的特殊语。”[5]更为重要的是，利玛窦为了能够长期在中国发展，他将儒学应用于天主教，并对天主教的教义进行改良。

其次，利玛窦传教的同时，注意宣扬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进入万历年间以后，内忧外患更加严重，明朝政府日益衰落。一批有识之士挺身而出，他们主张发展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学说。而利玛窦的一系列活动正迎合了当时的需要，利玛窦来到中国，不仅带来了基督教教义，还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期间一些先进成果。与此同时，中国的哲学、历史、音乐、美术、医药等学科的先进成果也传播到了西方，以致出现了“西学热” 和“中国热”的局面，规模巨大，影响深远。

再次，利玛窦在中国期间，广泛结交各阶层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他以“西来儒者”的身份与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密切交往，并逐步跻身上流社会。在北京更是“交流益广，著述益多，进与名公论学，旁及度数。”[6]每当认识一些新朋友时，利玛窦都会赠予他们一些西方的地图、西洋琴、自鸣钟，并向他们推销天主像、天主圣经、小十字架等。[7]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有利于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及生活。恰恰因为利玛窦适应了当时中国的国情并与士大夫交好，因而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获得了统治者的信任。

毋庸置疑，明清之际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目的是传教，但他们所传播的西方宗教思想和科学技术对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却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西学传入，使明末清初被程朱理学所笼罩的沉闷的思想界如沐春风。

对封建制度统治下的知识阶层而言，起到了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汲取新知识的作用。[8]人们期盼逃脱长期以来的束缚，进行新的探索。与此同时，天主教教义中所宣扬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天赋人权、博爱等思想，也容易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而利玛窦所带来的关于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的著作更是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

其次，就宗教而言，明清之际对于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一切，士大夫阶层中始终存在矛盾冲突的两派，最典型的两派是：一派是肯定“天学”者，一派为反对“天学”者。以徐光启为代表的较为进步的士大夫认为西方传教士所传来的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是值得推崇的。另一派，则是以鳌拜、杨光先为代表的顽固派，他们固守传统封建正统思想，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并声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9]

再次，利玛窦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传教，他在寻找天主教与儒学契合点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耶稣会士加莱格尔在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做英译本序言中说，利玛窦把孔夫子介绍到欧洲，把哥白尼和欧几里德介绍到中国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显示了一种新的文化交流局面。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活跃时期。

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承认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核心人物，他具有非凡的个人魅力，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文明使者，他的传教活动独具特点。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但中西方文化始终不能完全融合，而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东方大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更不可能被其所同化，无可厚非，无论哪种外来文化都无法操纵另一种文化。而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都必须有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各国文化相互吸收，取长补短，跨文化交流才是时代的主旋律。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多样化发展日益被提上日程，而广泛的异域民族文化交流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迫切需要，“”才是王道。

历史证明，那种自我封闭、墨守成规、孤芳自赏、以大国自居的态度无疑是异域民族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最终必然走向死胡同。因此，我们必须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待异域民族的文化，既要学习它民族的优秀文化，又要传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个性，最终实现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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