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的艺术价值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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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间文学的艺术价值范文

    影视作品是城市文化的极好载体。很多城市知名度的提高都得益于影视作品。如电视剧《上海滩》与上海,电影《唐山大地震》与唐山,动画《水漫金山》与镇江等。就青岛影视产业发展而言,已出品了不少以青岛历史为题材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作品,如《青岛之恋》、《青岛往事》、《跑马场》、《风雨劈柴院》等。尤其是2009年4月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九州同映国产电影院线公司联合拍摄的公益电影《寻找微尘》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绩。影视动漫作品则有登陆央视的青岛本土动画《小牛向前冲》。这些影视作品对打造青岛城市文化品牌,促进青岛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相对而言,从青岛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中取材的青岛影视作品却很少见。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影视动漫是根据城阳区民间文学作品《童恢传说》改编而成的《不其清官童公传》。中国影视作品历来承继着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丰富题材资源与艺术灵感的良好传统。中国着名的民间文学作品几乎都进行了成功的影视改编。如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说》、《牛郎织女》等都被高频率改编成影视作品。鉴于此,笔者认为,青岛在打造影视之都的当下,在发展影视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既可以从青岛历史中选材,如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可以从青岛民间文学中寻找灵感,将青岛民间文学中较为优秀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影视开发,制作成影视动漫作品。或者在制作影视作品的同时,创造性采用青岛民间文学元素,融入到影视作品当中。以电影《红高粱》为例,《红高粱》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其成功运用民间文学元素不无关系,如民间故事叙述方式、民歌、民谣、俚语、谚语等都为影片《红高粱》增色不少。[3]这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改编无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一方面对青岛民间文学与文化起到宣扬作用,一方面对打造青岛影视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内涵起到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青岛有着良好的影视资源,作为影视剧组的天然摄影棚,青岛接纳了大量影视作品到青岛取景,如《恋之风景》、《美人依旧》、《盛夏晚晴天》、《海洋天堂》、《珠光宝气》等。青岛的都市丽景在这些影视作品中一一闪现,营造了独特的影像青岛的奇特景观。而青岛籍当红明星众多,如唐国强、林永健、黄渤、黄晓明、陈好、朱媛媛、白百合等。他们共同构筑了青岛影视产业的宝贵资源。比如,在着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中,有45位青岛籍演员同时出演,共同演绎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其他还有电视剧《青岛往事》邀请黄渤、林永健主演,《青岛之恋》则由黄晓明主演。

    二、青岛民间文学影视开发的途径探析

    1.与地方高校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在对青岛民间文学进行影视开发时,可与青岛地方高校联手,制作出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地方高校在地域文化保护与传播、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比如具有浓郁东北特色的《白山神》就是由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等单位联合创作的。闽北首部原创动画片作品《大红袍传说》、《大王玉女之传说》则由福建武夷学院艺术系动漫专业师生挖掘武夷山本土文化,根据地方民间故事“大红袍的传说”和“大王玉女之传说”改编而成。具体到青岛动漫,目前很多青岛高校都设立了影视动漫专业,如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和青岛农业大学等,在这三所学校分别设立动漫文学创作中心、动漫科技研发中心和动漫培训中心。还有像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青岛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校落户青岛,以及中国动漫集团文化产业、中国传媒大学落户青岛开发区,华强科技文化产业园和中视动漫城落户城阳区都将对青岛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起到很好推动作用。目前正在制作的动画电影《崂山道士》就由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等共同打造完成。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由青岛农业大学牵头,联合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等高校共同组建。

    2.与知名导演、影视制作公司、动漫企业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

    地方政府参与影视制作早有成功先例。动漫作品在传播地域文化方面占据先天优势。地方政府在宣扬与保护地域文化过程中,如能巧妙借助动漫艺术形式,往往会取得很好的艺术与社会效果。如中国第一部体现中华传统武侠的动画作品《虹猫蓝兔奇侠传》就是由张家界和宏梦卡通联手制作完成的精品,该剧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风景秀丽的张家界。观众在收看《虹猫蓝兔奇侠传》之后,对张家界的山水风光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再比如52集动画连续剧《盘瓠与辛女传奇》是由泸溪县政府与长沙殷氏卡通制作有限公司合作拍摄。2010年《盘瓠传说》已被列入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泸溪县政府为保护与传扬盘瓠与辛女古老的传奇故事和泸溪悠久的历史文化,借助现代动漫艺术形式,制作出专题画册、电视专题片、主题歌曲等,取得很好的宣传与保护效果。这种开发方式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无疑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在电影领域,有唐山市政府入股6000万,参与制作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在电视剧领域,则有福建莆田政府参与大型神话剧《妈祖》的制作。具体到青岛,青岛地方政府已经有成功的合作案例,如着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由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等合作完成。而反映青岛历史上第一代青岛移民的创业之路的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汇集了鲁剧创作精英,力图打造反映青岛历史与文化的艺术精品。

    3.青岛名山民间文学与青岛影视产业开发

    从青岛名山文化入手,选取与青岛名山文化相关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具体到青岛名山文化,可以借鉴泰山文化的影视开发。根据泰山文化、泰山民间传说等创作完成的大型动画片《泰山》已于今年三月份在山东电视综艺频道首播。该片“意在用大型动漫系列片的形式,将泰山的景致和泰山文化做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影片把泰山文化中传播广泛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和相关史料,用动画艺术形式进行全新的演绎。”[4]相关影视动漫作品还有《泰山石敢当》等。青岛市内名山林立,其中最着名的当属崂山,其次还有青岛市区的信号山、浮山、信号山、太平山、观象山、小鱼山,青岛郊区的山如即墨的马山,平度市区的大泽山,黄岛区的大小珠山,胶州市区的艾山,莱西市区的大青山等。纵观青岛市境内的名山发展历史,会发现几乎每一座名山历史积淀甚厚,有无数动人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名人佚闻或遗迹。比如平度大泽山与大泽山民间故事,胶南大珠山与大珠山民间传说,胶南琅琊台与徐福传说,即墨驯虎山与童恢驯虎传说,即墨小龙山与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即墨灵山与灵山老母的传说,胶州艾山与石耳争奇的传说等。以即墨马山为例,翻开即墨民间故事,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马山的民间传说,在这些神奇的民间传说当中,又有很多是关于马山狐狸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构筑了马山独特的狐文化。如此众多的狐狸故事与瑰丽多姿的狐文化,无疑都构成了影视开发的极好来源。

    4.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与青岛海洋影视产业开发

    青岛正在建设滨海文化名城,挖掘蓝色海洋文化内涵既是建设海洋文化名城之必需,也是其重要表现。作为青岛蓝色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海洋民间文学当中有大量关于海洋、海洋生物、海洋地理、海洋特产等的民间传说故事。它们广泛分布于青岛市辖属的七区五市的民间故事当中,具有浓郁的海洋文化特色。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为青岛海洋影视产业提供智力支持。青岛作为知名沿海城市,应大力发展海洋影视产业。2013年年初在CCTV-8热播的大型海洋神话电视剧《妈祖》就是将海洋文学与海洋文化结合的成功案例。青岛海洋民间故事是一座巨大的题材宝库,有些海洋故事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好这些海洋故事,将大力推动青岛海洋影视产业的发展。在具体开发过程中,应着力于凸显海洋文化特色,包括故事的背景发生地,故事的主人公等都可以以海洋为主体,或创造或改编出与海洋相关的影视动漫作品。

第2篇：民间文学的艺术价值范文

关键词：格萨尔王；流传；说唱；价值

一、格萨尔王的故事梗概

《格萨尔王传》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天灾人祸妖魔鬼怪遍行其间，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深受毒害，苦不堪言。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请愿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而天上的大神念黎民百姓的艰辛，却又不想为人们出手除掉妖魔鬼怪，于是商量派下天神之子下界斩妖除魔，救众生于苦难，带领人们团结统一，凝聚力量，共陌；妖魔。神子崔巴噶瓦自愿舍弃天上的一切下界，甘愿做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经历一样的悲苦和艰难，做黑发藏人的君王-格萨尔王，带领他们走出苦海。

在下界之前，西天诸佛们为他聚集一切福德与法力。格萨尔王降临人间之后，多次遭到迫害，但是因为他自身的力量和西天诸佛为他加持的福德与法力，他不仅没有遇害，反而将害人的妖魔和鬼怪杀死。格萨尔王即觉如自诞生之日起，就造福百姓，为民除害。但是由于人们的怀疑和不信任，觉如和他母亲五岁时移居黄河畔。八岁时，他的部落岭部落也移居于此。十二岁时，觉如在部落的赛马大会上打败他的叔叔晁通获得最终胜利，获得王位，建立王国，同时娶森姜珠牡为妃。自此，觉如带领他的王国东征西伐，南征北战，降伏了入侵岭国的北方妖魔，战胜了霍尔国的白帐王、姜国的萨丹王、门域的辛赤王、大食的诺尔王、卡切松耳石的赤丹王、祝古的托桂王等，他的王国越来越庞大，最后统一。而在降服了人间妖魔、处死奸人，带领百姓过上了幸福团结的日子以后，觉如功德圆满，和母亲王妃一起返回天界，《格萨尔王传》的故事至此结束。

二、格萨尔王故事的产生

《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大约产生在古代藏族氏族社会开始瓦解、奴隶制国家政权逐渐形成的历史时期，即公元前二、三百年至公元六世纪之间，那时藏族社会正处于一个相当长的分裂割据、动荡不安的历史阶段：吐蕃王朝建立之后（公元七世纪初叶至九世纪），《格萨尔王传》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吐蕃王朝崩溃、藏族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也就是藏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历史时期（十世纪至十二世纪初叶）得到广泛流传并且日臻成熟和完善。在十一世纪前后，随着佛教在藏族地区的复兴，藏族僧侣开始介入《格萨尔王传》的编纂、收藏和传播。史诗《格萨尔》的基本框架开始形成，并出现了最早的手抄本。手抄本的编纂者，收藏者和传播者，主要是宁玛派（俗称红教）的僧侣，一部分就是“掘藏大师”他们所编纂、传抄的《格萨尔王传》，初称为“伏藏”的抄本。

三、格萨尔传故事的流传

《格萨尔王传》之所以能较为完整和全面地保存至今，主要依靠两种形式在民间流传。一种是口头说唱的形式，一种则是以抄本、刻本的方式流传下来。而口头说唱是其流传下来的主要方式，说唱艺人们游吟说唱、世代相传，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传播格萨尔王传奇的一生。《格萨尔王传》的传唱者，藏语叫“仲肯”，“仲”是故事的意思，而且单指格萨尔的故事；“肯”是人、说唱者的意思。在众多的说唱艺人中，那些能说唱多部的优秀艺人往往称自己是“神授艺人”，即他们所说唱的故事是神赐予的。“神授艺人”们大多说自己在童年时做过梦，并在梦中得到神或格萨尔大王的旨意，然后生了一场病，病中或病愈后又经喇嘛念经祈祷，得以开启说唱格萨尔的智门，从此便会说唱了。在藏区，有些十几岁目不识丁的小孩病后或一觉醒来，竟能说唱几百万字的长篇史诗，这一神秘现象至今无法解释。

四、《格萨尔王传》的价值

《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的一部英雄史诗，它原来是民间流传千年的脍炙人口的故事，后来整理成书。全书共有120多部，100万诗行，2000多万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格萨尔王传》的价值体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在11世纪前后，随着佛教的兴起，藏族佛教的僧侣们开始参与《格萨尔王传》的编纂、收藏以及传播。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框架就是在他们手里形成的，并且在那时出现了最早的手抄本。而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加入了古代藏族佛教的因素，所以，《格萨尔王传》对于我们研究古代藏族佛教很有价值。《格萨尔王传》来源于古代藏族社会生活，它是藏族历史的一面镜子，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映，具有很深远的历史价值。

第3篇：民间文学的艺术价值范文

［关键词］民谣 对比分析 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1－0045－02

一、民谣的含义

民谣，又称顺口溜，是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诗经园有桃》中说过，“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所谓民歌民谣，就是民众的歌唱或韵语，其内容无所不包，小到织布采桑，婚丧嫁娶，大到天子朝政，人生哲理，最多的还是男女之情，正所谓“无姐无郎不成歌”。民谣创作者多为只字不识的牧童村妇，或者是落拓士子、深闺怨妇等社会底层的众生。它之所以被人们所深切喜爱并不是因为它们的技巧，只是在于它们的天然无雕饰。民谣是一种社会语言学现象，研究民谣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和历史，对社会语言学、民俗学、文化学等的理论建构以及对民族精神文化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民谣发展史

（一）中国民谣发展史

1.中国民谣发展史。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歌谣蕴藏极其丰富。从《诗经》里的《国风》到解放后搜集出版的各种民歌选集，数目众多。南北朝是民谣创作极为发达的时代，吴声的柔情似水，西曲的爽朗健康，无不意气风发。隋唐五代的民歌在曲子词，宋元的民歌在小令。以宋代著名民谣《月子弯弯》为例：

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零在他州。

那简短活泼而又自由灵活的形式，使其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流行歌曲。

明代是民谣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时代，卓文月在《古今词统序》中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儿《打枣杆》《吴歌》之类，为我明一绝耳。”民谣在中国的发展主要从三个主要时期来看，即从南朝到明代，再到现代，民谣一直不断发展着。衣食住行历来是民谣反映的题材，从这一实事方面来说，民谣的艺术价值远远低于其政治价值。因此，人们一方面将民谣视为民间口头文学的形式之一；而另一方面，人们透过民谣来看事物。

2.中国民谣的特点。

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它不仅能反映出他们的历史文化背景，也能对当时人们生活的方式、思考的方式进行描述与归纳。同样，民谣中的一些词语也能反映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一些特征。无论是产生于明朝的民谣还是出现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民谣，二者共同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民谣具有流动性。刘建明先生曾指出“作为浮动意识的舆论，所表现出来的第一种外部特征，是它经久不息的流动性。”民谣，作为舆论的重要形式，也同样具有流动性特点。民谣的这种艺术特征为民谣传播插上了翅膀，民谣的这种艺术性实现了民谣作为舆论传播的流动性的要求。

（2）民谣具有口头评述性。无论时代的大众媒介多么发达，民谣总是悠然地在这个社会中显示其应有的力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总会产生一定的新闻求知欲和评说新闻的舆论欲求，尤其是当社会出现动荡和危机时，人们的舆论欲求变得十分强烈。这时，如果大众传媒媒介不能及时、充分的解释和评述这些社会矛盾，民谣就会充分显示出超乎寻常的舆论作用。

（3）民谣具有表层性。与哲学、政治、法律、艺术这些深层意识形态相比，民谣只是一种表层意识形态，作为艺术的民谣，是术语知识世界的内容，而作为晕轮的民谣，则是属于经验世界的产物。民谣既反映出社会的某些真实现象，表达出人们的真切的情绪，又表现出一种过度否定式的偏激。

（二）英国民谣发展史

1.英国民谣发展史。

起源于中世纪末期，即12、13世纪，兴盛于14、15世纪，复兴于18、19世纪，是英国最古老的诗歌形式之一。英国文学史中，尽管在任何一个时期内都有民谣产生，但在这一时期内，主要有两个里程碑：（1）十五世纪的流行民歌民谣；英国文学在十五世纪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民间文学的繁荣，民间文学以民谣最为突出。这一时期内George K.Anderson的The Geste of Robin Hood（绿林英雄罗宾汉）尤为著名，并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与青睐。（2）十八世纪中后期罗伯特•彭斯所做的民谣。其中《一只火红火红的玫瑰》家喻户晓。

2.英国民谣的特点。

英语民谣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开头都是贴近故事的风土人情的小片段，而很少给出任何写作背景。在故事被陈述之前，很少让听者了解其特征。英语民谣的另一个标志性特征是故事叙述者的客观性。创作者的感情和反应几乎不能在文章中有所发现。

三、从民谣对比看中英文化异同

（一）词汇方面的对比分析

明代民谣主要以吴歌为主，吴歌与英语民谣都有着地域性的特征，即以方言的形式说唱。在决定区别地域特征以及歌词的区域性起源上方言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如 《月上》：

约郎约到月上时，那了月上子山头弗见渠。

咦弗知奴处山低月上的早？咦弗知郎处山高月上的迟？

其中这里面用“奴我，弗不”。类似的在其他诗篇里面还用到了奈，侬你，俚，伊奈他。同样，英语民谣中也出现了大量方言，如苏格兰方言：Waewoe，aneone等。尽管两者在方言的使用上都表现了相似之处，但在词语的选择上表现出了中国人自谦语使用的频繁性，英语和汉语一样有尊称，但鲜有谦称。汉语则不然，谦称有且相当繁杂。古今常用的谦称“鄙人、奴、在下”等，往往是贬低自己，让对方产生优越感；而西方人则要求自己不卑不亢，充满自信。所以英语中很少有谦称。这种自谦语的产生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并一直奉行着“中庸之道”有着密切不可分的联系，而在西方，一切都是由实力决定，突出得体原则。

（二）内容方面的对比分析

民谣是对平民百姓的真实反映，这是所有民谣应具有的共同特征。明朝时期出现的民谣内容大多数都是鞭笞、讽刺封建婚姻制度的爱情诗。拿明朝一短民谣《梦》为例：

正二更，做一梦，团员得有兴。千般恩，万般爱，搂抱着亲亲。

猛然间惊醒了，教我魂神不定。林中的人儿不见了，我还向梦中去寻。

嘱咐我梦中的人儿也，千万在梦儿中等一等。

文中把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强烈渴望和执着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明朝时的大量私情歌谣，都充分展现了晚明时期的社会风气。而在英国民谣中尽管有部分是描述爱情的，但大一部分都是关于社会平等的。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的春风并没有对英国造成太大影响，所以当时英国社会还是比较黑暗，广大穷苦农民备受欺压，民不聊生，因此反映出来的多是民生民权问题。

（三）风格方面的对比分析

明朝时期，以口头方式阐述的民谣内的重要因素就是词语的重复和不间断的变更，同样的文章绝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展现出来，且必须是由预先编造好的短语和主题来加以构成。如下面这首民谣：

我唱山歌来问询，我唱山歌不算多。

我唱山歌来问正，我唱山歌乱说多。

江南水乡地区的民谣，有其鲜明的特色，通常是用委婉清丽、含蓄缠绵来概括它的特点。具有浓厚的水文化特点。

然而，英国的民谣与下个世纪的民谣本身有着很大的区别，它们有着自己惟一的风格。

O shall I kill her，nourice? Or shall I let her be?

O kill her，kill her，Lamkin，For she ne'er was good to me.

英国民谣最显著的特点即是他们以一种非常实际的吟唱方式来转述故事并对故事中主人公的感情给予少量描述。爱情死亡以及背叛之类的话题经常是被着实表现出来。并非同中国一样委婉、含蓄。同时，英国诗歌的另一个特征是缺少细枝末节。对人物、地点、时间的描述往往是比较零散的，风格上体现出了两国文化的大不同。

四、结束语

总结来说，民谣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对民谣的分析也是我们追溯历史、分析两国文化异同的一个有效手段，它不仅是地区中至今仍然存活在民间的口头文学形式，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社会、世界观等）和审美价值（艺术），而且也是研究方言的珍贵资料。作为一种口头文学，它的艺术研究价值和人文研究价值越来越高，它是艺术创作上可资借鉴的丰富源泉。

【参考文献】

[1]Antoinet Schimmelpenninck.Chinese Folk Songs and Folk Singers.Chime Foundation. Lxiden,1997.

[2]M.H.Abram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Fourth Edition).New York. London,1979.

第4篇：民间文学的艺术价值范文

传统的巴蜀民间艺术研究，多把重点放在其起源、发展及艺术形态的分析上，这些研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弥补了民间艺术在艺术学研究领域的空白，提升了民间艺术在学术史上的话语权，丰富了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成果。然而，民间艺术是劳动者为满足自己的生活和审美需求而创造的艺术，我们不能把民间艺术与民众生活的文化空间完全分割开来，使其脱离了具体的情境与生存的土壤，进而缺乏细节描写与深度阐释，忽略了民间艺术与乡土社会的互动关系。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民间艺术的内涵不断扩大，不再拘泥于民间工艺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戏曲等艺术形式，诸如民间文学、民间杂技与竞技、民间手工技艺等等都统统归属于“民间艺术”的范畴，人们对民间艺术的内涵和价值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巴蜀民间艺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具有学术整合的研究价值；艺术人类学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将开启巴蜀民间艺术研究的新领域，以学术研究带动传统文化保护，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一、巴蜀民间艺术的人文内涵及当代价值

巴蜀民间艺术是古老的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已有的考古成果显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文明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盛极一时。三星堆出土的造型独特、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和玉石器，尽管残留着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痕迹，但也充分证明了古蜀先民在文化互补互融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原始造型艺术。这些原始造型艺术本质上是巴蜀先民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的产物，事实上它们不可能完全脱离民间艺术而存在，应该说，它们是当时社会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和最高表现。由此可以推断，古蜀时期的民间艺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尽管四川盆地周边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这种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大地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古蜀文化不仅与荆楚文化、秦陇文化、中原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还通过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与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地区都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巴蜀先民不拘于内、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形成了巴蜀文化“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最终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巴蜀先民在他们所处的特定生态环境和生活背景中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和文化，他们又创造出了各种艺术形态来表达他们的思维观念和知识体系。巴蜀文化源远流长，文化生态系统复杂多样，民间艺术也表现得丰富多彩、灿然可观。由于历史上巴蜀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源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长时期的民族交往、民族迁徙与文化振荡，使巴蜀民间艺术具有地方个性的同时，又呈现出多元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巴蜀民间艺术具有实用和审美的双重价值。就民间艺术的内涵和功能来看，它涵盖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艺术和美学范畴。绝大多数的民间艺术并不具备纯粹的审美价值，恰恰相反都是从实用性出发，渐渐发展、产生出审美价值的，如民间建筑、民间服饰等等。因此，大多数的民间艺术与艺术学的艺术形态是有本质区别的。由于民间艺术与民众生活方式、民俗活动及其他形态的艺术相结合，决定了其特殊的艺术形态特征，诸如体裁、样式、功能、结构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形态，也就是说，与一般意义的艺术比较而言，民间艺术是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于一身的艺术形式，实用性是其本质特性。

巴蜀民间艺术承载着历史的文化记忆。民间艺术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人文环境中产生的，是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历经岁月沧桑保存、流传下来的，它们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地方性知识，反映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发展与变迁，保留着浓缩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纷繁多样的巴蜀民间艺术蕴含着巴蜀传统文化的根基，反映了巴蜀地区民众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审美观念等等，体现出巴蜀文化的历史文化发展踪迹，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巴蜀民间艺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脱离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不脱离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呈现着巴蜀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沉淀着发展的经验、生存的智慧，这些维持民族或群体血脉的因素反过来又世代塑造并延续了这些民族或群体一脉相承的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从而形成特有的文化传承和群体意识，成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识别标志。因此可以说，巴蜀民间艺术与更广泛的巴蜀文化一起，承载起了一个特定地域民众的生命动力和情感依托，为他们构建了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巴蜀民间艺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快、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化的普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民间艺术在内的民族民间文化赖以存续的文化生态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很多民间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

2004年，我国政府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并将此前已经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2年）一起汇入到世界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2006年以来，我国先后公布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涉及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等门类。这些门类大部分是具有民间性、民族性和集体性的艺术形式，对于研究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文化特征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巴蜀民间艺术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登上了“大雅之堂”，许多魅力独具、底蕴深厚、具有重要保护和研究价值的巴蜀民间艺术形式进入国家级名录之中，充分展现出了巴蜀民间艺术的多元与多样的特点：

有表现各种劳动形态的，如：川江号子、抬工号子、竹麻号子、巴山背二哥、川北薅草锣鼓、薅秧歌、高腔山歌等等；

有表现民风民俗的，如：婚嫁歌、滚板山歌、高台狮子舞、木板年画、夹江年画、雨坛彩龙舞等等；

有表现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传说、民间信仰和习俗的，如：彝族的支格阿鲁、毕摩经诵、阿都高腔、漆器制作工艺；苗族古歌；藏族史诗《格萨尔》、热巴舞、弦子舞、扎呗麻呢舞、唐卡；白马藏族的舞；羌族的卡斯达温舞、羌笛等。

这些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巴蜀民间艺术具有共同的特征，如地域性、集体性、传承性、象征性等。首先，巴蜀民间艺术是世代生活在中国西南一隅的巴蜀地区的民众创造并享用的各种艺术形态，是他们在这一特定的地域生态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人文景观。尽管很多艺术形态在中国其他地区也同时存在，但是由于受到各种自然生态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呈现出不同形式和特征，“巴山蜀水”独特的自然景观必然孕育出匠心独具、性格鲜明的巴蜀民间艺术。第二，巴蜀民间艺术是巴蜀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集体创作、传承并享用的文化遗产。尽管在代代传习中，民间艺人都可能将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倾注于艺术活动之中，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但是每一个民间艺人都不可能脱离生育、养育他的社会文化土壤而存在，因此他们所传承的民间艺术也必然具有集体性的特征。第三，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活态性”，而活态的具体表现就是传承。巴蜀民间艺术的传承，不仅表现在艺术门类自身的继承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其产生的艺术价值和精神力量的传递。另外，民间艺术在传承的过程中既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又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产生变异。第四，凝聚着巴蜀民众集体智慧的民间艺术是巴蜀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是巴蜀文化特征直观生动的反映。巴蜀民间艺术以各种形式展现出巴蜀文化独特的气质和内涵，这是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区别于其他地区文化的标志性文化，因此，也可以说，巴蜀民间艺术是巴蜀文化中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历经几千年沧桑的巴蜀文明所涵养的巴蜀民间艺术浩如繁星，其蕴含的人文价值和精神财富是不可估量的。然而，迄今为止进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巴蜀民间艺术门类和数量还不是很多，事实上，最终可能有很多的民间艺术不能被纳入到国家视野之中，但它们的价值依然非常重要，不容忽视。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巴蜀民间艺术作为民族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连接着传统与现代，承载着维系民族情感和展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历史使命，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但是，在这一浩大而本文由收集整理长远的工程中，各方利益的诉求又可能使原本面临生存危机的民间艺术加速走入绝境。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以人为地干预而迫使其改变原来的形态，特别是以强力手段迫使民间艺术转型，增加其与民族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不相容的内容都所谓创新，都是以破坏和牺牲民间艺术的民族特点和乡土特点为代价的，因而也是不可取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工作。虽然许多国家都有着丰富的保护实践经验，但是国情不同、文化特性各异都决定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国策问题，还应该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

三、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巴蜀民间艺术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之下，让我们更加意识到研究包括巴蜀民间艺术在内的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价值，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现实角度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艺术人类学将为巴蜀民间艺术研究开拓新的视野。从社会分层来看，以往的艺术史，不仅是以欧洲为中心，同时也是以上层的文化艺术精英为中心。这不仅是世界艺术史的问题，也是我国艺术研究的一种传统视野。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边远地区的民众所创造的艺术长期以来没有被划入艺术史、艺术学研究的范围中。艺术人类学立足全人类艺术现象，极力主张并且强调民间艺术也是人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人类艺术中最根本、最基础的部分。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巴蜀民间艺术研究，必然会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融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发展出综合的、交叉的、跨学科的方法和技巧，其特点与优势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关注巴蜀民间艺术的文化整体性

任何一种民间艺术形式都产生于一定的文化生态中，这种文化生态又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对于巴蜀民间艺术的研究必须与巴蜀文化联系起来，与巴蜀文化产生的自然、地理、历史等诸多因素联系起来，否则很难准确把握这些民间艺术的个性和精髓。以广大民众为创作者和享用者的巴蜀民间艺术必然是巴蜀民间文化的物化形式，是巴蜀民间文化的生动展示，自然也就反映了巴蜀文化的精神和特征，同时巴蜀文化的诸多特点也就必然通过民间艺术这样丰富生动的载体表现出来。

民间艺术是相对于官方艺术、上层艺术或者精英艺术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但是不能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应该纠正民间艺术是边缘文化、落后文化的传统观念。事实上，前者与后者不是彼此孤立静止的，它们的产生都有着相同的社会土壤和文化背景，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又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从另一个方面说，整体性还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从时间上看，把巴蜀民间艺术融入到巴蜀文化当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不仅关注现代民间艺术，也要与巴蜀文化的历史发展结合起来。从空间上看，笔者提出巴蜀的范畴，而不是以省区来划分，正是从历史发展和文化的地域特征着眼，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尤其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学术概念的提出，使得巴蜀文化更是融为一体，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这样有利于将巴蜀地区的民间艺术与周边文化圈艺术门类作比较研究。

（二）关注巴蜀民间艺术活动中的“人”

对于巴蜀民间艺术的研究虽然以具体的艺术形态为对象，但是研究的实质应该是对人的关注和重视。人不仅是民间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也是民间艺术的拥有者、享用者。任何形态的艺术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从根本上来说，都远远没有创造和拥有这些艺术形态的人本身更为重要。一幅精美的年画、一出经典的戏剧固然能引起人们的审美共鸣，然而那些创作并传承这些艺术形态的民间艺人及其高妙的智慧、精湛的技艺才是这些“遗产”的灵魂所在。这些民间艺术的精髓似乎很难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种种手段去进行有效的捕捉和保存，艺术人类学却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那就是——写文化。因为民间艺术与民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就可以透过对特定区域内民众生活的关注去探究一项民间艺术的本质。

巴蜀民间艺术的创造者和享用者是广大的民众，使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的群体。因此，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去审视巴蜀民间艺术，更多会关注巴蜀地区民众的生产方式、生活状态、精神世界和情感因素等。对巴蜀民间艺术的研究作为全球化背景之下对自身文化的一种反思，在反思中形成正确的文化理念，与世界其他文化一起共同维护人类精神生活与文化的多样性、在社会急剧变迁中为人类构筑起理想的精神家园。

（三）重视文化理解和意义阐释

在艺术人类学的视野中，没有“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的分别，每一种艺术形态相对于它那个民族或族群而言，就是最好的、最适宜它自己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每一种艺术形态相对于它的民族或者族群而言是一定有意义的。艺术人类学就是要去找寻蕴含在其中的意义所在。

艺术人类学并不会将纷繁复杂的所有艺术现象都纳入研究的视野，而是需求有价值和意义的艺术现象进行剖析。当然，也有很多艺术现象、尤其是民间艺术的价值和意义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这也将是艺术人类学在寻求研究对象时应该重点关注的。巴蜀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中国多元文化的重要一支，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民间艺术是巴蜀民众共同创造的一道文化景观，是巴蜀地区特有的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些民间艺术也滋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着社会大众的心态。因此，巴蜀民间艺术还具有文化认同价值和丰富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四）注重个案研究和田野调查

个案研究和田野调查是艺术人类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研究手段。对于丰富多彩、数量可观的巴蜀民间艺术，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民间艺术进行逐一研究和关注。而是应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态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从中探寻民间艺术发展的规律、蕴含的文化价值以及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田野作业使用的各种手段，都将记录下濒危的民间艺术。写文化不但可以使我们知道一种民间艺术的传承方式、表演方式，同时还可以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深刻地了解到民众的生活实情，他们的喜怒哀乐、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他们对于民间艺术的看法。扎实的田野工作、开阔的理论视野将为对巴蜀民间艺术进行系统的学理性阐释提供充足的空间。这有别于那种纵观千年的宏观叙事特征的研究方法，也有别于那种不见具体人和事、琐细罗列艺术形态本身的传统解读模式，强调民间艺术的本质是民众是为了生活的有序与精神的完满而主动进行的一种文化创造，主张以民间艺术为轴心建立起田野研究的相关动态视野，从民众行为实践中发现并揭示民间艺术活动中的文化逻辑，以跨学科的理论视野和田野实践实现民间艺术的研究价值。

结语

第5篇：民间文学的艺术价值范文

文化内涵是艺术的本体，将文化内涵融入到动漫设计中，动漫作品才具有灵魂和渗透力。文化内涵对动漫设计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在形式上避免了对传统图案或器物形态等表面文化的简单移植和拼凑，在内容上将湖湘民间文学、传统音乐、舞蹈体育、游艺与杂技、戏曲等元素融入到故事情节中，挖掘湖湘文化中真正对人们生活造成无形影响的精神力和风骨特征。湖湘动漫创意设计依托于湖湘文化，只有湖湘文化才能使动漫湘军具有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而湖湘文化的内涵精髓才是动漫创作取之不尽的创意资源。

目前，湖湘动漫作品在内容叙事中逐渐远离了传统文化这一重要的文化源头,使得当前动漫内容与传统文化的融合问题日渐突出。湖湘动漫求发展，就应探索新时期的动漫创作规律，在创作思维、审美理念、视觉形态等方面的进行转变。在湖湘非物质文化的基础上，打破原有的保守动画题材，展开丰富的创造力和想像力，拓展新的民族艺术形式，探索出一条适合湖湘动漫民族化道路。注重湘西少数民族文化的承载,形成对优秀民族文化资源的发扬自我意识,将湖湘文化的内在逻辑、湘西少数民族文化内容以及各种富有湖湘元素的形式在湖湘动漫产业中予以贯彻,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将湖湘民族文化的精髓传递给年轻的一代,使其加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动漫传播创意策略包含文化传播与市场营销传播

动画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媒介和艺术符号，承担着文化传播的功能和市场传播功能。一部艺术与商业价值并存的优秀动漫作品必然是文化、艺术与市场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文化传播是动漫实现艺术价值的内在要求

以动漫产业为代表的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动漫产业具有强大的延伸力和扩张性，以饱含民族文化符号和含义的动漫形象延伸出来的产品，传达给受众的不仅是一件普通物质产品，而且是一种文化载体。湖南省动漫产品需要用湖湘文化资源和民间艺术设计来拓展创意思路，提升原创项目开发的创作水平，塑造具有湖湘特色动漫的文化品牌以达到文化和艺术属性价值最大化。这就要求在动漫设计之时，对动漫内容的文化内涵进行准确定位和剖析，把要传达的文化气质经由动漫载体的形式进行承载和体现，从而把文化的魅力传播出去。文化的传播需要树立民族文化认同的自觉意识和传承意识，将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加以提炼和升华，无缝融入到动漫的设计之中，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给观众，其形式是动漫，骨子里是文化，将湖湘文化精神蕴涵其中，使湖湘动漫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传统文化的动漫传播不仅关系着本土原创动漫内容瓶颈的突破,更是紧密联系着传统文化如何搭载影视、网络等新媒体优化传播效果,进而在全球化语境下更好弘扬传统文化的魅力,彰显异质文明的特质。

2.市场传播是动漫实现商业价值的必然要求

市场传播功能依靠湖南现有渠道和媒介，通过动漫跨界传播和产业协作实现动漫商业属性利益的最大化，进行“动画先导、文化渗透、市场拓展”的创意整合。形成以动漫设计为特色，以文化创意为核心，以衍生产品为拓展，相互协作的多赢局面，实现商业价值的最大化，为动漫文化产业创造出更多的衍生价值和附加值。整合渠道融合媒介，实现跨媒体传播。“跨媒体传播”概念由复旦大学的王晴川博士提出，其定义是指信息在不同媒体之间的流布与互动，它至少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是指相同信息在不同媒体之间的交叉传播与整合，其二是指媒体之间的合作、共生、互动与协调。动漫作品可以在图书报纸、音像电子、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的媒体上并行生存。动漫作品在传统媒体体现在视觉影像、艺术性、故事性，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在新媒体的优势在于主体体验的互动性、个性化和多样化，具有强烈的互动性，只有将动漫作品内容和平台组合，才能实现跨媒体传播。

动漫主要渠道定位于传统媒体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所在，手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正蓬勃兴起，整合传统媒介和新媒体媒介已成为大势所趋，来为动漫的传播提供更广阔空间。传统动漫品牌影响力如果只依靠传统媒介，即使有创意的动漫也往往由于传播渠道的约束不能迅速深入人，为观众长久地记住，如果运用多元媒介融合的传播，就能使动漫品牌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通过整合渠道融合媒介可以使动漫商品实现其商业价值的利益最大化。开展“产业协作式”动漫营销模式，扩大动漫与相关文化产业的传播力。动漫作为一种文化创意产品，貌似难以直接转化为刚性需求，但一旦动漫与消费品、旅游、早教等传统行业相融合，则能创造出很大的衍生价值，并转化成为相对刚性的需求。“产业协作式”营销模式是从动漫作品创作之初，就全面考虑与游戏、广告等文化产业结合，形成授权经营模式、渠道运营模式并存的格局。从娱乐角度扩大动漫与相关文化产业的传播力，在不同媒体上展现相关动漫产业的游戏、广告、手机电子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将传媒公司、广告公司、玩具商、游戏软件公司授权经营共同开发。

通过“产业协作式”动漫营销，预估其潜在效益和投资回报周期时间，并重点打造卡通形象对一些特定目标消费群体的吸引能力，通过科学有效的寻找与动漫产品形象相关的游戏、广告、玩具等衍生品的契合处，挖掘动漫制作以外的附加产值，进行更多的口碑传播，强化社会效应和品牌美誉，使民族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相关产业的优势和竞争力，产生更多的附加值。从2001年湖南蓝猫卡通公司首次与服装制造业合作针对儿童设计具有蓝猫形象的服装之时，就意识到挖掘动漫创作以外的附加产值的必要性。之后，湖南山猫卡通动漫公司与体育用品等传统行业合作，开发出“山猫兄弟”系列篮球等产品，成立了拥有千余学员的山猫功夫武术俱乐部、摔跤俱乐部。以优秀的动漫产品为基础，将体育、旅游、餐饮、娱乐、教育等传统行业与动漫产品进行对接、融合、跨界，用产品的独特功能来增强产品的影响力，从而使得卡通品牌的价值得到延伸与发展。只有对动漫品牌和附加产业进行多方位的深入协作，利用其象征价值和文化价值进行文化渗透、市场拓展，建立具有直观针对性的渠道，才能提高动漫企业营销的效率，完成商业的持续升值。

结语

第6篇：民间文学的艺术价值范文

一、 选材要灵活多样

不拘泥于课本内容，适当选择一些流行音乐。虽然现在的教材中已经加入了一些流行音乐，但这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对流行音乐的需求，而且因为流行音乐的流行性很强，课本中选编的流行音乐往往早已经是“昨日黄花”了。虽然众多的流行音乐良莠不齐，但不能以偏概全的视流行音乐如洪水猛兽，应该客观的认识到，流行音乐中也有许多具有艺术价值的、积极教育作用的作品。比如，现在的学生大部分都很喜欢周杰伦，视其为偶像，有些教育工作者一味的批评他的音乐。但我却认为，他的某些作品是很有意义的。如《听妈妈的话这首歌曲》，歌词简单直白的语言表达了他对母亲的爱和尊敬，同时教育听者要尊敬长辈。这对普遍正处于叛逆期、甚至于父母产生严重隔阂的中学生来说，难道不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吗？且旋律朗朗上口，易学易唱。让学生听这样的歌曲不是很好吗？不胜过老师喋喋不休的耳提面命吗？

二、 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

1、多学科综合渗透式教学

高中学生已积累了一定的知识经验，有一定的知识面（包括文学、历史、地理等），对于事物也有自己的认识和观点。在教学时，如果还照搬照抄原来的老方法，把音乐欣赏课上成枯燥的“解剖课”，是绝对行不通的，应在音乐欣赏的内容和含意上作更宽泛一些的探索，站在音乐文化的高度上欣赏作品，融入人文色彩，使音乐欣赏更贴近学生已有的历史、地理、文学知识，可能更容易被广大的学生接受，也较容易激发学生欣赏音乐的兴趣，进而培养他们主动参与对作品的感受体验、分析、理解。

（1） 音乐与文学的综合渗透。

音乐与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音乐与诗词结合，成为各种歌曲。我国的曲艺音乐就是民间文学和民间歌唱的结合。教师可以以学生较为容易接受的文学引入到音乐。

（2） 音乐与历史、地理的综合渗透。

在教材的作品中，有许多或直接或间接反映历史事件的音乐作品。比如《十面埋伏》、《飞驰的鹰》、《渔阳鼙鼓动地来》、《黄河大合唱》等等，在欣赏这些作品之前，如果先和学生一起回忆一下这些历史事件，分析当时的大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作者的创作意图是什么？作品的大致情感应该是什么样的？让学生在知与不知之间去欣赏，更能引发他们的兴趣，使其更深刻的体会音乐作品的情感和社会价值。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机会出国游历，但是我们可以乘着音乐的翅膀游历世界。于是外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欣赏就这样开始了。并且在每欣赏一个地区的音乐之前，和学生共同探讨当地的一些地理风俗，观看一些影像资料，使学生真正经历一次丰富的音乐之旅。

2、 探讨式教学法

第7篇：民间文学的艺术价值范文

【关键词】青海民歌；花儿；演唱风格；传承

1 导论

关于“花儿”的源流 、 国内外名闻遐迩西北“花儿”被誉为“大西北之魂” “活着的诗经”，是数百西北多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的流传，族属等学术界意见不一，多数学者倾向于“花儿”源于甘、川、交界处的藏族及其先民，吐番﹑的民歌。关于流传地区的学者发现除西北五省之外，内蒙古，乌兹别克斯坦都在流传，现在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荷兰、新西兰、等国家学者在内的中外学者进行研究，山西、四川、、也有部分地区流传，国外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目前研究花儿的文章有；2000-2010花儿研究学家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82期上发表《甘肃的歌谣——花儿》等近乎三百篇文章，西北地区颇有影响力的“花儿”歌手大多数已故或者年事已高，一些热爱花儿的年轻人忙着外出打工。长此以往，“花儿”这多民间艺术奇葩必定衰落甚至消失。不过国家已经很重视它的传承了，正在通过歌手大赛、巡回演出、花儿音乐素材在创作等，是花儿能够在民众中广泛流传。在国际上：2009年，甘肃花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从青海花儿的擂台比赛，到轰动海内外的青南藏族原生态歌舞，再到一场场不断引发热烈太讨论的青海花儿会，无不成了青海文化界关注的焦点，史青海花儿走向了世界的舞台。

我国的西北，地域非常的辽阔，包括青海、宁夏、甘肃、陕西，新疆也属于西北。新疆的民歌不次于内蒙古的民歌，它有着庞大的完整的、民歌体系，陕西的陕北民歌也都脍炙人口。“花儿”是流传在中国青海、宁夏、甘肃、陕西，新疆五省的民歌，笔者出生在甘肃，是在花儿的影响下成长的，对花儿也是很了解和熟知。而“花儿”在西北民歌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首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宁夏回族山花儿”榜上有名，成为国家保护的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这之后，我们虽然在传承和保护花儿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因重视的程度不同，经费开支困难，移民等诸多因素影响，导致山花儿的抢救保护与传承工作缺乏深度与广度。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花儿”的发展和前景，将我们的传统文化继续传承和发扬下去。

2 花儿”的来源及传播

“花儿”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在清代，在青海，随时随处都有“花儿”的歌声。花儿不是指一种花。“花儿”是青海回族地区的一种民歌体裁，广泛流传青海。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曲调优美，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高原风格，深受当地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在我国民间歌谣的百花园中，别具一格，占有独特的地位，堪称为珍贵的口头文学遗产。口头文学就是口传心授的文学。花儿是由民间的口头文学形式的，是群众在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它和其他地区的山歌、民歌、情歌一样，有其约定俗成的规矩。 花儿起源于男女青年的情歌，属于民歌中最纯真、最优美的部分，表达率直自由。演唱“花儿”最有民俗特点的是著名的“花儿会”。每年农历五、六月间，民间自发地组织“花儿会”。与会者少则几千人，多则十几万人。每年高原的夏天是最美的季节，这时草儿青青，麦苗肥壮，花儿开了，树叶儿绿了。各族男女老少身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满怀欢乐、幸福、喜悦的心情前来参加“花儿会”。“花儿会”上对歌赛歌，人山人海，从各地赶来的“唱家”、“歌把式”即兴编唱，歌声此起彼伏，动人心弦，昼夜不息。歌声、笑声、掌声、喝彩声汇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在青海民歌里流传最广的就是脍炙人口的《花儿与少年》。

3 “花儿”的发展状况

“花儿”是西北地区自古流传下来的一种脍炙人口的口传民歌，也叫“少年”。宁夏“花儿”是西北“花儿”的一个分支，因其曲调优美、流畅，真实反映劳动人民的“心里话”，在我区尤其是南部山区，有着广泛的群众传唱基础和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宁夏回族“山花儿”还于2005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然而，“花儿”和其他许多传统文化一样，随着时代的变迁，也面临着后继乏人、传承困难的尴尬。我区“花儿”学者、北方民族大学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教授武宇林说：“目前‘花儿’尽管在西北一些地区看起来很繁荣，但实际上唱‘花儿’的大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不唱、也不会唱‘花儿’；唱‘花儿’的大都是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低的人，有文化的人不会唱‘花儿’；唱‘花儿’的地区大都是偏僻落后、经济不发达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人们不会唱 ‘花儿’。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花儿’正处于青黄不接、濒临失传的境地。”

为了保护这一优秀文化，武宇林建议从教育上入手，加强宁夏“花儿”的传承。作为“花儿进校园”的倡导者之一，她认为，要继承和发展“花儿”这门民间艺术，就要编写有关“花儿”的教材，让大家从学生时代就系统掌握“花儿”的起源和发展，熟悉“花儿”的特点，形成传承“花儿”艺术的有生力量。同时，“花儿”的创作要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在原生态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有所创新，让“花儿”在更大范围传承下去。

4 “花儿” 腔韵特点分析

“花儿”是产生和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以及 新疆等省（区）广大地区的一种以唱情为主的山歌， 是这些地区的汉、回、土、撒拉、东乡、保安族以及部 分裕固族和藏族群众用汉语演唱的一种声乐艺术 形式。“花儿”在长期的演唱中，受河州方言的影 响，形成了与“花儿”的唱词相互依存的衬字、衬词、 衬句，这些衬字、衬词、衬句构成了“花儿”的衬腔。 衬词衬腔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语言、音调的艺术再现。一些“花儿”的曲令名称多来自衬词，衬词衬腔 在曲调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衬词衬腔与“花儿”的 曲令溶为一体，加强了“花儿”正词的表现力，使曲 调更加婉转动人，也使“花儿”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除此之外，“花儿”中还有许多少数民族语言的 衬腔，如土族的“买宁格刀得”、“呀来”，撒拉族的 “阿细毛告”、“哎啼”等，这些都是“花儿”演唱中展 现民族特色以及表现各个民族曲令鲜明个性的主要因素。大量的衬词和多样的衬腔在“花儿”中的 运用，在保留“花儿”的早期特色的同时，又起着活 跃演唱气氛和深化艺术形象的作用。河州方言和旋律的四度框架是构成“花儿”特殊风格的两大要素，与“花儿”的传唱地区。

“花儿”唱法很多样，大部分为真假声相结合唱法（称为“尖音”）和单纯真声唱法（称为“苍音”）两种，前者用的比较多。花儿的曲调——“ 令”一般分为“大调子”（“大令”）“小调子”（“小令”）两个种类。“大令”属于山歌类型“小令”融合了山歌和小调两种体裁 因素以小调体裁为主。“大调子”曲调高亢嘹亮，旋律悠长，节奏音域宽广、自由，旋律经常有即性变化，大多用真假声“尖音”结合演唱，而“小调子”曲调短小平和、节奏、结构、旋律紧凑，音域较窄，风格与小调相似，大多用单纯的真声（“苍音”）演唱。

5 “花儿” 社会功能和艺术

任何艺术形式都有其一定的社会功能，没有社会功能的艺术形式是没有生命力的。“花儿” 作为一种青海的民间艺术，世世代代居住在青海的汉族、回族、东乡族、土族、保安族、等等都非常善唱“花儿”都喜欢用“花儿”表达对生活的体验与感受、理想与憧憬。为什么能世世代代流传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有独特的社会功能。主要有抒情功能、和民俗功能等。

（1）抒情功能：从内容看，“花儿”主要有三种型；一是情歌，二是生活歌，三是本子歌。情歌是表达男女的爱情歌；生活歌是情歌之外的反应生活内容的；本子歌是以历史故事、神话故事、民间故事为内容的。

（2）民俗功能青海地区的“花儿”不仅是自身体现着的一种民俗，同时它还包孕着其他民俗事象。一般来讲，“花儿”之民俗功能主要分表象性和隐含性两部分。所谓表象性民俗功能是指在“花儿”演唱过程中体现出的与“花儿”之行为方式有直接的关系的，所谓隐含性民俗功能即指在“花儿”内容之中的但与“花儿”无表面联系的其他民俗事象。

6 “花儿”的情感处理

青海“花儿”是由汉族、藏族、回族、撒拉族、土族以及蒙古族用汉语演唱的一种民歌。青海“花儿”是“万花筒”，包涵着丰富的社会内容，承载着人民大众的思想情感。从“花儿”的整体作品去考察，我们认为“花儿”的社会内容一般在首句，思想情感往往在尾句。首句多比兴，兴为主，比兴的内容无所不包，常见的有记载神话传说、记录民俗民情、铭记历史人文和描写山川胜景四种。尾句多抒情，情的内容有两类：一类是表达男女爱情婚姻的，这类作品数量最多，主要有表达男女爱情、描述男女情爱、抒发生活情志和传递生活情趣四种；另一类是描写社会情感内容的，这类作品数量虽不是很多，却突破了常规的男女情爱范畴，使思想情感得以升华，主要有揭发黑暗丑恶、歌颂快乐升平和感悟人生哲理三种。但总的来看，青海“花儿”是情歌，情是人们所要表达的核心价值，是内在的最本质的东西。周汝昌先生说得好：凡是带“青”者，皆为物之精华也，“情”，左为竖心旁，右为“青”，自然是人心之精华。从这个角度来看，花儿“的思想情感统领着社会内容，所有的社会内容都是为思想情感服务的。一“花儿”是民歌，首句内容大多以比兴为主，首句比兴的目的是在尾句中抒发人的真情实感。比如《上去高山望平川》乐句悠扬、宽长，起伏较大，旋律高亢、自由舒缓，在高亢、刚健之中又带有抒情、缠绵的情调。极富西北地方色彩，经牡丹比喻心爱的女子，表达了青年男子对心爱姑娘的罹和倾慕之情。深刻地抒发了在旧社会里，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而不能实现，只能望“花”兴叹的感慨心情。

结论“花儿”是流传在西北青海地区地方色彩浓郁，风格十分独特的民歌，是我的家乡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花儿”不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变迁，使他的光泽不在，出门在外有权利让家乡的声音传播的更远，更有义务将家乡的过去继续继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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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守民，陈建宪.民间文学教程 [M] .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 吴宇林. 中国花儿通论，临夏人民出版社，2008

[5] 雪犁，柯杨编选.西北花儿精选[M].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6] 罗子云.从“话青海”到“唱青海”的心路历程—试论滕晓天先生的“花儿”情结与学术成果[J]群问天地.2011，（09）

第8篇：民间文学的艺术价值范文

    [关键词] 陕北民歌 艺术性 自然奔放

    提起陕北民歌,我们不由得想起那首唱遍全中国的《东方红》,那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续写着军民鱼水情。就是那一溜溜沟沟,那一道道山峁,还有那滚滚逝去的黄河水。飘洒于陕北父老的口耳之间,世代不息。就在这儿——陕北的黄土地上,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式的农民,勤劳、朴素……

    六十年前,美国人斯诺说:“走进陕北,才看到一个真正的民族,才看到真正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确,古老的陕北民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诗经》中的《国风》,在《国风》中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约500年间,流传于北方15个地方的民歌。而我们的祖先在劳动中创造了有节奏的喊声,唱出了最早的民间歌曲——劳动号子。黄土高原——在这片广袤的黄土地上,永远吸引着人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无论是谁走进这片土地都会被一种激情所占有和征服,这就是陕北民歌的旋律,她开阔奔放,感情炽热而深沉,有浓厚的抒咏性。随着历史的漫长发展,她敞开胸怀吸收了北方各地民歌中的精华,再后来慢慢地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充实了她的内容,这其中自然饱含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

    陕北位于黄土高原的腹地,具有独特的地貌,大自然用它鬼斧神工的艺术魅力,精雕细刻,雕刻出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在历史上陕北属边塞要地,是我国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区域,由于十分优越的地理位置,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这独特的环境中,产生了陕北特有的风土文化——陕北民歌。

    陕北民歌具有高亢、悠扬的旋律和清新、质朴的风格,以其感情的真挚深深的撞击着每个人的心灵。民间歌唱家把内心无尽的寂寥,炽热的企盼,复杂的感情,毫无保留的宣泄出来。真实的表现了陕北人的精神世界和陕北的自然景观、地方民俗。陕北民歌包涵了陕北人生活的全部,她们当中绝大部分是情歌,这一点与其他民歌相似,充分体现出陕北女子的泼辣与柔情,体现出陕北汉子纯朴敦厚的性格。如:只要和妹妹搭对对,铡刀剁头也不后悔。三天没见哥哥的面,拉上个黑山羊许口愿。这种直爽的表达方式,很难相信出自是见了外人连说话都脸红的陕北农村姑娘的口中。

    陕北民歌道出了年轻人对纯洁的爱情追求和向往。如《五哥放羊》中“有朝一日天睁眼,我和我的五哥把婚完。”尽现了妹子对她的情哥哥细致入微的关怀和对幸福生活中期望。和这首歌相比,同样是放羊人的男主人《陕北自由汉》却是包含心酸和无可奈何的寂寞,“渴了喝凉水,饿了就吃干粮,想哭我就哭,想唱我就唱,想喊我就喊,想骂我就骂,哎……”从这点可以看出陕北民歌的热情直白,没有半点‘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感。

    解放前,有一支特殊的运输大队——赶骡队,活跃在三边,绥德,米脂及周边地区。说他们是运输大队,其实也不过是几个或者十几个人,赶着几十头骡子和毛驴,来回贩运货物,主要是食盐、毛皮等,风里来,雨里去。运输队成员大多是青壮劳力,一年四季来来回回难得有几次回家,特别是有些还是刚结婚不久的,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踏上赶脚汉的路。那首和着骡子铃声的《赶牲灵》,就是他们在运输途中创作出来的:“你若是我的妹子,招一招那个手;你不是我的妹子,走你的那个路。”这就是黄土高原式的爱,淋漓尽致地唱了出来。憨直的陕北汉子,拿着陕北特有的“玫瑰花”,送给心上人表白自己的爱恋:“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觉还想你”,感情表达的酣畅淋漓,自然、真实,生动感人。

    陕北民歌传唱悠久,在今天流传面越来越大,得到了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喜爱。首先就是因为它唱出来的是真实的感情。其最大的特点是融合了很多陕北方言,表达出更多的情感,如《骂媒婆》:“捣灶鬼媒人两头扇,我大我妈耳朵软”。单看“捣灶鬼”、“两头扇”表现出劳动人民对媒人的厌恶,“耳朵软”更是对父母见钱眼开,不顾一切把女儿往火坑里推的责怪,表现出姑娘对落后的婚姻制度的极度不满,同时也表现出她对自由婚姻的向往与追求。

    陕北民歌旋律高亢悠扬,腔调豪壮婉转,尽情的吐诉出心中的艰难悲壮,几乎是吼出来的,陕北老百姓形象地称之为“拦羊嗓子回牛声”。如奔放激昂的《艄公谣》:“日头头烤红胳膊膊弯,风里雨里我浪花花里钻。一字一顿无不凝结着艄公的血和泪,挣就个骨头练就个胆,从小就学会个搬水船”。先不说是陕北的人民为生活艰辛所迫,一句‘从小就学会’足见其中的辛酸。艄公们用高亢的嗓音倾诉着自己与黄河天险拼争,与生活的坎坷经历,没有丰富的生活经历,是不可能创作出如此大气磅礴的《艄公谣》。

    陕北民歌的句式和我国历代民歌的句式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多为上下句结构,上句和下句章节相同,上句和下句的两个尾字押韵,形成一个段落。七言句式是陕北民歌是最普遍的结构形式。如《哭嫁》“正月里来就正月正,大花眼眼就两盏灯,弯弯眉毛就两张弓,你说心疼就不心疼。”其中也有八字句、九字句,但中间多为衬字,例如,“千里(里)的雷声(噢)万里的闪.咱们革命的力量大发展。”《》:“桃花(花)(那个)(还)没开杏花(花)(那个)开,站住牛惧(呀)看你上来”。“干妹子儿你好来实在是好,走起路来好像水上噢飘。有朝一日翻了身,我和我的干妹子儿结个婚”。以上都属于七言变体,它们都借助衬词,突破了七言的限制,使歌曲更加接近群众语言,上口能唱,唱起来宛转流畅。这种句式结构,从修辞手法上来看,上句或用“赋”,或用“比兴”开头,下句点题言实.虚实相结,浑然一体。每个段落构成一个画面,或是一个情景,根据内容灵活多变,使感情得以充分表现。

    陕北民歌在语言上的特点是喜用叠音。常见的做法是把一个单音节字相叠,形成叠音双音节,用于句中,形成一种特有的节奏,使整个句子显得轻重缓急自然合理,形成一种音节、音响上的旋律感和音乐感,极大地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陕北民歌中的叠音通常是把两个相同的音节相叠后镶在一个单音节的形容词、动词或副词之后,中间有时加有时不加衬字“格”,构成一个音节繁复的多音节词,用它来把现实生活中丰富多彩的声音、颜色、动态等摹拟出来,呈现在人们面前,给人以直观的形象,使人感同身受,使语言富有独特的韵味。如“青线线蓝线线,蓝格英英的彩”。“一对对鸭子一对对鹅,一对对毛眼眼望哥哥。”

    “对对”“眼眼”,把单个量词、名词迭连起来,借繁复的语音感觉突出形象,“对对”突出鸭子也能相依相偎,相亲相爱,何况有感情的人呢?“眼眼”强化了主人公是大花眼,眼睫毛长,暗指女孩子聪明有主意。这样,借助迭词化生硬为柔和,化抽象为具体,从而给人可观可感的立体形象和亲切动人的心理印象,同时又增强了歌词悠扬婉转的音乐美。

    任何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种类,都有与之相应的表现手法。陕北民歌也是这样。陕北民歌这朵在黄土地上绽放的民间文学奇葩,也有着丰富而独特的表现艺术。陕北民歌的魅力是多方面的:它是陕北文化乃至黄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散发着黄土地上泥土的芳香,流淌着黄土儿女最通俗的词汇和最高昂的激情。它是我们黄土地的母语家园,更是我们黄土文化的特色和精粹。它土得掉渣、大得雄奇、美得撩人。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它的魅力与多种修辞手段的灵活妙用有着极大的关系。以陕北民歌歌词的修辞特色为切入点来研究陕北方言乃至现代汉语的修辞艺术,既有学术价值,又有艺术价值。贺敬之说:“一切来自人民并为人民而创作的作品和由它们组成的艺术长河是不会断头的。”正是“哪哒哒也不如咱山沟沟好”,“信天游永世也唱不完”。陕北民歌陕北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尽管文明的发展已经使它更多的变形后走上了舞台,但是出于对民间艺术的传承,我们应加大对它的研究。

    参考文献:

第9篇：民间文学的艺术价值范文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122-04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少数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其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关于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民族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渗透与交叉性的研究居多。笔者检索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3个主要数据库2005—2013年的相关文献，其中，以篇名“少数民族非遗”共检索出文献135篇，分别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0篇，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篇，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3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围绕在研究中理论界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进行综述和简要评析，力图呈现理论界对该命题的研究状况及研究特点。

一、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界定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对其进行界定的学者不多。韩小兵将目前有关“少数民族非遗”的几种主要学理解释归纳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综合文化体系”说，主要指产生并流传于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与各少数民族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传的综合性文化体系；二是“表现手法特征”说，特指由少数民族创造的，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法，依靠特定民族、特定人的展示而存在的“活”的遗产；三是“公约定义套用”说，是“非遗”的下位概念，是指被各少数民族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

上述三种说法中，“公约定义套用”说较为常用，即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而在其特征等方面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是借助特定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所表现的该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利益。

二、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与价值

（一）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总体特征，覃志鹏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文化变迁与传承中显露自己特有的时代特征，具有现实生活性、民间地域性、以人为主要载体、生态性与濒危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要素互相关联，有机地存活于民族群体之中，体现了丰富久远的文化蕴涵[2]。韩小兵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具有活态遗产性、民间传承性、环境依存性、口传身授性等非遗的一般特征，同时具有源生主体归属上的特殊性，即归属于相应的少数民族，而且与汉族非遗存在表象与特质差异，即在表现形态上更具有多样性，普遍具有异于主流文化的构成要素，具有更强的濒危性[3]。还有很多学者针对特定地域的少数民族非遗特征进行了研究，除具有共性以外，大多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

（二）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张世均从总体上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立和谐社会、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在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的审美、艺术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在科学认识与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科学价值；在民族旅游资源利用和旅游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价值[4]。郭剑英，余晓萍从地域的角度指出，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非遗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要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旅游价值[5]。

三、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综合来看，主要集中于保护现状和保护措施两方面的研究。

（一）保护现状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些困境。汪立珍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挖掘保护工作隐藏着不足与缺憾：一是挖掘保护工作没有一个系统持续的计划，断裂现象十分严重；二是挖掘保护的方法、手段单一 [6]。乌丙安指出，相对说来偏重于文化表现形式类遗产的保护，对民间传统的文化空间类遗产的有效保护有所忽略[7]。陈莉指出，虽然我们已开始着手对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保护，但还是有许多被改造成文化消费品，失去文化遗产的内在精神，进而在保护中走向消亡[8]。覃志鹏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实践存在着许多问题：保护意识淡薄；不但保护主体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而且不时出现单纯的保护文化碎片现象；竞争力在比较中呈现不断弱化的趋势；相关法制建设相对滞后[2]。

（二）保护措施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措施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研究视角：

一是从总体上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9]。乌丙安认为，民俗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7]。覃志鹏提出了树立保护意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逐步实现产业化等重要举措[2]。罗正副提出了对无文字民族非遗保护的思路和方案[10]。赵艳喜提出了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即涵盖非遗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遗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11]。张晓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视角提出，传承与发展非遗的有效途径是符合时代特征的“动态保护”[12]。吴兴帜从文化生态区的理念出发，探寻了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道路，为非物质文化能够继续活态的、原真性的存续提供一种方法论视角[13]。韩成艳认为，非遗的保护必须落实在特定社区[14]。

二是从立法方面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立法是抢救与保护口头与非遗的根本措施[9]。黎明认为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调整涉及少数民族非遗的社会关系，依法确立与制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正确方向和措施，才能真正地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15]。王培新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应遵循拯救第一、分层次保护的原则[16]。高燕对少数民族非遗的自治立法进行了研究，指出自治立法应当坚持传统文化保护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平衡的立法价值取向，注重动态保护与静态保护的结合，根据自治层级和民族地区实际，科学合理选择立法模式，并加强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衔接[17]。周超指出，社区参与是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还有一些学者针对特定地域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提出了一些思路[18]。

三是从保护主体的视角提出针对传承人的保护举措。如今，依靠传承人进行非遗保护，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尹凌、余风指出，非遗传承人是完成非遗保护这一使命的重要文化因子，并针对目前传承人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保护传承人到培养继承人这一创新思路[19]。郑土有指出，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20]。郎玉屏指出，传承人是少数民族非遗有效传承的首要因素，要增强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使其愿意并欣然传承本民族的文化[21]。陈静梅、文永辉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传承人的分类保护举措[22]。

四是从教育传承视角提出保护举措。汪立珍认为，把少数民族非遗纳入教育体系是保护、开发、传承少数民族非遗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并从教育思想、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提出要特别注意的问题[6]。吴正彪指出，少数民族非遗要得到科学的传承与保护，民、汉双语教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23]。普丽春也指出，学校教育是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观点[24]。张丽萍认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参与非遗教育传承，既是非遗传承的需要，也是高校职能体现的需要，并提出了几条高校加强教育传承的具体措施[25]。

五是从其他角度提出保护举措。一是数字化保护举措。蔡群，任荣喜、邱望标认为，采用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如通过对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及三维数据信息进行数字化保存、组织和存储来实现对遗产的保护，可以实现对贵州非遗的快速有效地保护[26]。二是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保护举措。叶建芳认为，保护民族地区非遗是民族博物馆的主要职责与功能，应通过各种方式抢救、保护、创新和发展民族非遗[27]。李树林提出，民族地区图书馆应责无旁贷承担起保护非遗的使命，发挥自身优势，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普查采集、保存利用、传播展示非遗，实现人类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共享。胡芸、顾永贵就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了讨论[28]。

四、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

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一）总体思路研究

陈廷亮认为，对少数民族的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只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适度合理进行开发利用，不但能使少数民族非遗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对其本身的活态保护与传承也大有裨益。并选择湘西、湖北少数民族非遗为例，强调指出，少数民族非遗的产业开发没有也不能是一个统一的模式，应该根据不同类别的非遗制定不同的开发模式[29]。

（二）旅游开发研究

对于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的关系研究，很多人认为旅游开发破坏了少数民族“非遗”的生态环境，也有人认为适度的旅游开发可以促进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肖曾艳认为，旅游开发可以促进遗产保护，遗产保护好后反过来可以提升旅游开发层次，从而形成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的良性互动[30]。周丽洁指出，非遗的保护已不再是静态的抢救与整理，并以湘西地区为个案说明以旅游为媒介，在尊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民族成员意愿的原则下，文化重构是保护非遗行之有效的路径[31]。陈炜、杨曼华在剖析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当前西部地区非遗旅游开发的实践，指出对非遗旅游开发进行适宜性评价是应时之需，符合各利益相关体的需要[32]。

对于非遗的旅游开发应采取保护性开发模式，这一点学者们都达成了共识。张博、程圩指出，实现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必须了解非遗的特性，并基于其特征分析，提出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33]。黄继元指出，云南非遗旅游开发中存在过度开发、碎片式开发、孤立式开发等一系列问，必须采取“完善建立管理机制和政策法规监督体系”、“加强理论研究和科学规划”、“重视人这一核心载体的保护和提高”等一系列对策[34]。王汝辉以四川省理县桃坪羌寨为例，对非遗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可持续利用的对策[35]。韩富贵在研究非遗保护传承和旅游资源开发的契合点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即“专题展演”模式、“沿途文化生态保护区”模式、“主题公园”模式、“旅游纪念品开发生产”模式[36]。

（三）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研究

在非遗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的研究中，李昕认为，西部地区丰富的非遗是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探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途径是极其重要[37]。王松华认为，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利用过程中，通过产业化的手段寻求非遗在新的环境下传承与传播的市场空间，并借市场化的机会扩大规模与集聚资金，实现非遗存续与发展的良性循环[38]。谭志国以土家族为个案，针对非遗本身所具有的可位移性和可展示性的先决条件，提出了会展项目保护与开发这一新模式[39]。

五、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分别选择一些个案进行了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个少数民族的非遗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一类型非遗的研究。在第一类研究中，学者们主要结合各个民族自身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非遗特点、类型进行研究，并在探讨其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对策。在第二类研究中，主要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遗进行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门类划分，选择其中的某一项具体个案，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探讨该项非遗传承保护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变迁原因，并提出一些具体的保护和发展举措。

六、研究述评

从以上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们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而且其研究现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从观点上来看，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但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不论是哪一类少数民族非遗，都是有着生命力的活态文化，其保护不是要把它封闭在一个既往的历史时空点上，也并非是一种书斋里的历史研究或者仅仅给博物馆提供某种展品，而是文化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在既不改变其按内在规律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又不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开发式保护途径，而且要逐步构建起完善的保护体系。

2.从研究方法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存。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理论和实践意义都很强的论题，大多数学者能充分契合这一特点，既能广泛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旅游学的相关理论开展研究，而且非常注重田野调查，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指导。

3.从研究对象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从宏观视角，以整个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为研究对象；也有从微观视角选择具体某一个少数民族或是某一具体类型的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个案研究。

总之，目前我国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开发的理论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实践工作相比，相对概念化和程式化的研究还显得有些滞后，真正有创见的、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甚少。今后，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实践，通过跨学科的互动与对话，拓宽视野，努力提炼出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和方法，使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走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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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view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DENG Xiao-yan1，2

（1 South-Central Nationaliy University ，Wuhan 430074，China；2 Hubei Economy college，Wuhan 430205，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