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范文

【关键词】指定辩护 刑事诉讼 法律援助

一、研究意义

作为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规范和完善刑事司法活动具有积极作用，该制度在中国起步较晚，且任意性指定范围太广，未能充分体现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的现代司法理念，现代法制对于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任何涉及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及如何处罚的审判，都必须给予他充分的辩护权，包括保障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为此，在审判实践中，指定辩护制度平衡控辩双方的地位，从而有效地制约司法权力的滥用，保护涉诉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

指定辩护制度的设置，意在帮助诉讼中的弱者，而且刑事被助者不仅仅是能否得到法律援助的问题，而是怎样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服务问题。只有遵守司法程序公正的最基本要求，刑事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才能得以维持。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活动兼具的两项功能，无论何时，维护社会秩序都不能忽视司法正义的需要。在当今中国社会迈向法治之国的进程中，不但控制犯罪和人权保障应同时成为刑事法律的终极追求，公正本位，兼顾效率本应当成为现代司法的恒久主题，而且程序优先，实体与程序并重也应当成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价值选择。就指定辩护制度而言，关注刑事诉讼中的弱者，对完善科学且人性的诉讼程序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指定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中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份，亦属于法律援助的范畴，是一个国家司法人权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指定辩护制度在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保障特定主体的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已成为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刑事诉讼中部分被告人享有获得指定辩护的权利。然而，目前我国的指定辩护制度无论是在立法规定、制度建构以及司法实践中都存在较大程度的缺陷与不足，直接影响到指定辩护基本功能的发挥，进而影响到整个刑事辩护制度功能的实现，乃至整个刑事诉讼的发展，亟待加以完善。

二、刑事指定辩护制度的立法规定及概念辨析

（一）刑事指定辩护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辨析

刑事指定辩护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对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无力聘请辩护人的被告人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进行辩护的一项法律制度，它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被指定的辩护人只能是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入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

刑事指定辩护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是两个外延不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从广义上讲，法律援助包含了指定辩护。但是，从狭义上讲，他们并不是同一概念。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范围不同。根据《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的第三条规定：“（一）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①刑事案件；②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的法律事项；③除责任事故外，因公受伤害请求赔偿的法律事项；④盲、聋、哑和其他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索侵权赔偿的法律事项；⑤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案件；⑥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法律事项；⑦其他确需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

根据我国刑事法律相关规定，指定辩护的范围仅仅是符合特定条件的部分刑事诉讼案件，从范围看，指定辩护是法律援助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次是对象不同。根据《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的第二条规定： “法律援助的对象：（一）具备以下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申请法律援助：①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帮助；2.确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由各地参照当地政府部门的规定执行）。②盲、聋、哑和未成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其他残疾人、老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能力聘请辩护律师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③刑事案件中外国籍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指定律师辩护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而指定辩护只限于刑事诉讼关系中符合特定条件的被告人；而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范围更广一些。另外，对于外国人多数国家确定在刑事和行政诉讼中，外国人可以作为法律援助的对象，民事诉讼中外国人不作为法律援助的对象，对于法人多数国家没有把法人作为法律援助的对象，这是因为法律援助是一种保障制度，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因此，各国一般都不对法人提供法律援助。

第三是条件不同。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有：①经济困难者。世界各国的法律均规定，只有经济困难者方可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是从司法上对经济困难者进行救济的一项制度。旨在避免公民因经济困难，无法承担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在我国，对于确实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可申请法律援助。②确实需要帮助者。为了避免有人利用法律援助而滥用诉讼权利，世界各国的法律大都规定，申请法律援助者须有正当理由进行诉讼，即须有胜诉的可能性。如日本法律规定，法律基于无力支付诉讼费用的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给予诉讼帮助，但仅限于该案有胜诉的希望。在我国规定，确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帮助的，可申请法律援助。

而指定辩护的条件是指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来成年忍而没有委托辩护人或具有法定的七种情形之一。

第四是程序不同。根据《司法部关于开疑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的第四条规定，属于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案件（即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及最高院司法解释第36条、37条所规定的案件），由人民法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再由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指定律师担任刑事被告人的辩护人。而其它法律援助案件，则由申请人向有管辖权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或向其住所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指定辩护与法律援助不是同一概念，但法律援助在某种意义上讲包含了指定辩护，指定辩护仅仅是法律援助的一部分。

（二）我国关于形式指定辩护制度的立法规定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指定辩护包括任意指定辩护和强制指定辩护两种。任意指定辩护是指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①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②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③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④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⑤具有外国国籍的；⑥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⑦人民法院认为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强制指定辩护是指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①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②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③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

此外，在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中也有相应的规定。如第ll条规定，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12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肓、

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三、我国刑事指定辩护制度的缺陷

（一）指定辩护制度在适用范围上的规定有局限性

北京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工作指导处所的相关数据显示，2000年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共承办刑事法律援助案件500件，其中刑事被告人是盲、聋、哑的案件4件，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案件23件，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346件，该三类案件共计373件，占74.6%：区县的法律援助中心共承办刑事法律援助案件733件，刑事被告人是盲、聋、哑的案件125件，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案件467件，两类案件共计592件，占80%。另外，从2006年的统计数据看，2006年全国共办理指定辩护案件为96762件，其中未成年人案件53591件，可能被判处死刑案件24206件，盲、聋、哑人案件5017件，一般贫困者案件7056件，其他指定辩护案件6892件。上述五类指定辩护案件的比例为56：25：5：7：7。

通过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适用指定辩护的案件中，绝大部分指定辩护的适用对象是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成年人和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而被指定辩护的案件较少。

法律规定的强制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包括三种特殊被告人。但在实践中，需要保护的特殊群体不仅仅局限于此，除肓、聋、哑人以外，身体有其他重大残疾的被告人、或是虽不够判处死刑但可能被判处重刑的被告人都属于需要法律特殊保护的对象。由于强制指定辩护要求人民法院必须为三种特殊被告指定辩护人，人民法院不享有指与不指之间的自由裁量权，只能依法直接操作。该制度在适用范嗣上规定的过于狭窄，使得受该制度保护的被告人的范围也就很小，那么所谓的法律援助实际上并没有最大程度地顾及所有需要特殊保护的被告人。

对于任意指定辩护，我国法律规定了7种情形，多数针对有经济困难的被告人。“任意”是指人民法院享有两可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出现了法律规定的7种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也可以不指定辩护律师，即使不给特殊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也不违反法律。在司法实践中，与死刑犯、未成年犯的数量相比，因经济困难而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告人占很大比重，笼统地将这些被告人列入任意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中，会由于法院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使得很多贫穷被告人无法获得国家提供的免费辩护。如何更好地行使司法权力，同时又能充分保障受追诉者的权利，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刑事指定辩护制度在适用阶段上的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指定辩护制度只适用于审判阶段。换言之，在审判前的侦查、审查阶段，刑事追诉机关不承担指定辩护的义务，受追诉者不享有获得指定辩护律师帮助的权利。这种仅在审判阶段才可获得指定辩护人帮助的规定，对特殊被告人来讲是十分不利的。按照现行法律，特殊被告人可以获得指定辩护律师的时间是开庭10日以前，这就要求，被指定的辩护律师必须在开庭前的短期内完成会见被告人、阅卷、调取证据等辩护准备，由于从时间上显得太过仓促，故不能保证取证的质量和出庭辩护的质量，指定辩护制度并没有发挥出充分协助被告的作用。因此，指定辩护制度在适用阶段上的规定存在缺陷。被指定的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过晚，无法作充分有效的准备，也不可能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虽然在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公诉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但申请法律援助并不代表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指定辩护。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的身份不是辩护人，只能算是提供法律帮助的顾问。因此，法律援助条例中的这一规定不能说明指定辩护适用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

四、我国刑事指定辩护制度的完善

（一）扩大刑事指定辩护的适用对象范围

联合国准则明确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穷无钱聘请律师的，要为其免费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贫穷者的利益，防止因经济条件的不平等而在司法上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将指定辩护分为强制性的指定辩护和任意性的指定辩护，实际上剥夺了一部分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毫不否认生理、心理有障碍或可能被判处极刑的被告人应当得到特别的保护或慎重对待；但是是否身心健全，经济困难，罪行较轻的被告人就不应得到法律上的特别保护？答案是否定的。由于行使辩护权方面的特定要求，刑事诉讼中的弱者并不是指生理上、心理上有困难的人，而是指无力充分有效自我防御以对抗国家公诉权的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所有经济上有困难而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告人都是弱者。因此，有必要将强制性指定辩护的范围扩大，将因贫困无力自行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纳入到指定辩护惠及的的范围中；换言之，将强制性指定辩护和任意性指定辩护合并，不存在所谓的“可以”指定的情形，但凡涉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要是因为贫穷无力聘请律师，都有权利获得国家为其指定的免费律师——从而打破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上的不平等。

（二）将指定辩护的适用扩展至侦查阶段

新《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之后活着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是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但是，这仅仅是从法律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的一种“权利能力”，至于他有没有实际能力来行使这项权利，法律似乎是在所不问的。如果我们采用目的解释的方法来推敲这一条款，即法律既然规定了当事人委托辩护人的权利，那么在他未明示放弃该权利而又确无能力委托律师时，负责侦查的侦查机关为其指定辩护律师协助其行使辩护权应当是“有权委托辩护人”的题中应有之义，也符合该条款设立之意旨。惟有如此，才能为律师提供充足的时间来就案件情况进行调查、取证以提高辩护质量，也才能真正做到保障人权，消除在法律保护方面的“贫富差距”。此外，将指定辩护的阶段向前延伸至侦查阶段，可以使指定辩护人获得更加充足的时间去取证，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抑制刑讯逼供的频繁发生。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辩护制度的实证考察[J].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

第2篇：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范文

关键词：中国法律援助；多学科；多层次；完善

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对我国的法律援助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同时结合社会实践生活中法律援助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提出了有关方面的应对措施以及法律援助存在的价值。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绝大多数法制健全的国家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法律援助制度，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上，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保障制度。法律援助制度起源于15世纪的英国，1994年，我国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作为一种救助社会弱者的制度，有其存在的法理基础。

（一）符合保障人权的根本要求

首先，符合我国宪法保障人权的要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面对经济特别困难无力请律师为其出庭辩护等情况下，国家免费为他们提供法律工作人员的资源利用，可以实现与他人平等的诉讼地位，从而实现基本的人权价值。其次，符合法学的保障人权的法律思想，作为一部伟大的思想论述，其中表明了要关注工人阶级的人权，反对资产阶级压榨工人阶级，这只是马克思关注人权的一个小小缩影，马克思恩格斯在后来的很多著作中都以保障人权为其指导思想，始终站在广大人民的利益基础之上。

（二）实现社会平等的价值要求

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一原则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是主体平等，即任何人都不允许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第二就是适用平等，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平等的适用于每一个人，不论其贫富状况、社会地位、文化程度、民族差异以及性别差异等等。这一原则规定的初衷是极好的，但是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公民无法寻求法律救济，因为他们有些人缴不讼费用无钱请律师，他们的诉讼权利就得不到充分的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出现恰到好处的化解了这一问题，也就是说政府通过法律援助使那些社会弱者得到国家的关怀，获得法律人士的帮助，真正能使我国的司法资源平等的适用于需要这些资源的人。

（三）实现社会公平主义的必然要求

一个社会不仅要强调形式的公平，而且还要注重实质上的公平。实质公平是指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应该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加以区别对待。就如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禁止妇女从事高度危险矿井下作业，禁止用人单位聘用童工一样，我国对处于弱势地位、确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给予这些人特别的权利保护，既是公平正义的体现，还是我国实现实质公平正义的要求，因为只有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加以区别对待，才能实现社会目的。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

“中国法律援助的三个专业实施主体是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主要提供诉讼法律援助（包括刑事辩护、刑事和民事诉讼等）和非诉讼法律援助；公证员主要提供公证事项的法律援助；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提供法律咨询、代书、普通非诉讼事项的帮助等简易法律援助。”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存在以下漏洞。

（一）立法不完善

我国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散落于多部法律和《法律援助条例》中，使得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查找相关法条比较麻烦，而且还很可能导致公民遇到受援案件时不知适用哪部法律的现象大有存在。而且，随着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在修改法律援助方面的法规条例时，由于涉及到多部法的修改，会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果，影响多部法律的稳定性。

（二）法律援助在我国的分布不平衡

在我国呈现出这样一种现象，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法律援助机构越多，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机构也更少，沿海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明显更多，在中西部法律援助机构明显更少，这就使某些真正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得不到援助，使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得不到充分的实现。

（三）法律援助质量低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实行免费的义务制，使得律师在法律援助时因为得不到报酬而对法律援助案件随便应付了事，其办案质量可想而知。其实追踪到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法律援助工作者的道德素质低、法律修养不高。

三、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措施

面对社会法律援助需求的增多，政府作为法律援助的主要责任主体，它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必须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辅助作用。国外很多国家其实也是以政府作为主导作用，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作为补充。社会学是理顺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一门学说，在非政府组织研究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从法学角度研究,注重政府在法律援助中的主导作用

大多数学者研究法律援助时对于怎么完善这种制度都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一个共同点都认为应该发挥政府在法律援助中的主导地位。法律援助制度要在偌大的中国完美施行，必然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国的法律援助以政府主导，政府负有法律援助的主要责任。法律援助队伍可以通过国家统一的考试招录的方式来选拔，择优录取，首先保证考试的人员必须是法律专业科班出生，提高法律援助队伍的质量。“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覆盖法律援助咨询服务，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点，开通网上法律援助热线，构建起多元服务平台。”

（二）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发挥市场在法律援助中的激励作用

1.针对特定的人收取一定的费用。其实有些人是在胜诉后，是有能力缴纳诉讼费以及律师费的，为此我们可以针对这部分人收取定额的费用，对那些经济特别困难的公民还是免除费用，无偿性的提供法律帮助。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既能够避免法律援助案件泛滥，又能够照顾特定的受援人，还能够彰显出法律援助的平等性价值，公平正义的价值属性，更重要的是还能够收取一定的法律援助费用，可以收归国家财政收入，用来支撑法律援助的机构本身运行。

2.制定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激励机制。比如，2013年后，有个别省份明确规定“对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于该种奖励机制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在我国全国范围内实施，古语有云，奖励之下有勇夫，也就是说有相对应的法律激励机制，法律援助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就能够调动起来。其次，在这种激励制度下，针对每一个法律援助工作者而言，机会都是平等的，只要你认真对待法律援助工作并且取得突出贡献，你就可以获得国家的奖励。再者，既然制定出这种激励机制，国家就应该给满足条件的人给予奖励，比如物质奖励有金钱，精神奖励有证书表彰、荣誉称号等等，而不能够使这些制度形同虚设，如同一张白纸不能发挥实际社会作用。最后，对于这些有突出贡献的人给予奖励后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宣传，鼓励更多的法律工作人员参加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同时调动他们更大的积极性。

（三）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辅助作用

面对数量繁多的法律援助案件，单靠政府的力量是明显不够的，还要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首先，民间的法律援助组织要自觉地组织起来，构建起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的社会团体。并且自觉地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咨询、诉讼文书、作为诉讼或者辩护律师出庭等等。当然要做到这一步必然要求这类主体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以及法律修养，为此政府应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法律援助工作者自觉遵守司法工作人员道德职业准则。

四、结语

本文阐述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价值和诸多缺陷，并基于此希望从多学科多角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特别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我国当前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和开放性等一般特征，国家鼓励市场主体在自由公平有序的条件下进行自由竞争，允许市场在社会资源中占主导性的支配地位，对法律援助的激励机制就体现出这一点。

作者:陈飞 单位:赣南师范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

参考文献：

[1]李东骏.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有关问题思考[J].中国司法,2014,(01).

[2]李想.为更多困难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援助[J].法制日报,2015,(01).

第3篇：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范文

一、指导思想

通过加强法律援助优质服务办案工作，带动和促进法律援助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提升法律援助工作整体水平，使法律援助工作与困难群体的需求相适应，与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相适用，与民主法制建设相适应，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使其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工作措施

（一）加强法律援助及相关法律的学习贯彻，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法律援助条例》、《律师法》是指导法律援助工作、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务相关科室及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要加强《法律援助条例》和《律师法》的学习贯彻，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大力弘扬执法为民、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增强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观念，提高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要定期对律师、法律工作者进行专门培训，将法律援助相关业务知识纳入到培训内容中，提高律师、法律工作者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责任意识和承办能力。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建设，在原有注册志愿者队伍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力量，壮大法律援助服务队伍，以适应困难群众的维权需要。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时，要依照司法部、律师协会有关执业规范的要求，尽职尽责地履行法律服务职责，切实将援助的义务落到实处。

（二）进一步调动律师、法律工作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确保法律援助义务量的完成。

承办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是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依法应履行的义务。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每年都要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办理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各所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年度义务量，由法律援助中心根据实际和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的人员数量等情况确定。法律援助中心审查结案案卷材料合格后，要及时向办案人员发放办案补贴。为进一步调动律师、法律工作者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自今年开始在全区开展法律援助“优质服务办案”评选活动，每年评选出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优秀办案人，予以表彰。

（三）畅通渠道，加快案件办理速度。

1.简化法律援助申请、审批手续。法律援助中心在接待请求法律援助申请人时，要遵循“两快、一降低”的原则予以办理。“两快”就是尽快指导和审查申请人搜集与立案相关的证明材料；尽快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办理法律援助立案、审批手续。“一降低”是申请人办理立案手续过程中缺乏非必要相关证明时，降低门槛优先为申请人办理手续，相关证明可在立案后补交到法律援助中心。

要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中心与各街道司法所的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建设。要发挥街道司法所法律援助联络站及“12348”法律服务网络平台作用，在解答法律咨询的同时，对通过网络平台请求法律援助并符合条件的人员可实行网上申请，尽快受理。此外，联络站经初步审查，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也可通过网络平台将相关材料传送至法律援助中心，帮助申请人尽快立案并办理必要手续。

2.加强法律援助的案前实质审查，把好立案审查关。法律援助的案前审查是启动法律援助程序的第一步，是保障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的关键。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对案件的实质审查，即除对法律援助申请人的主体资格和申请事项所作的形式上的审查外，还要对案件内容进行审查。通过对申请事项的诉讼请求、证据和理由根据现行法律进行审查，确定申请事项是否符合法律援助范围、是否可能明显败诉以及是否有法律援助的社会效益，最终作出是否予以法律援助的决定。

3.适当选任、及时指派案件承办律师、法律工作者。适当选任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法律工作者是保障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基础。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要根据律师、法律工作者的专长选任专业水准高和执业能力强的律师、法律工作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给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的法律援助案件，各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在接到指派通知后，应当在24小时内，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安排合适人员承办。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应当在接受案件指派后的3个工作日内与受援人或其法定人签订委托协议。

4.疑难案件审查时加强集体讨论研究。根据《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规定，对重大、复杂、疑难的法律援助案件，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应当研究，确定承办方案，确保疑难案件的办案质量和效果。依据这一规定的精神，各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可成立法律援助案件审查小组，加强对疑难案件审查时的集体讨论，研究制定方案。如遇审查小组不能决断的案件，应及时与区法律援助中心讨论研究决定。法律援助中心要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公益事业形象的作用，积极为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创造有利条件，建立重大疑难案件指导机制，对疑难复杂的法律援助案件进行研究论证，积极协调法院等相关部门，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顺利办理。

（四）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力度。

加强监督是保障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法律援助中心要健全法律援助监督检查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监督检查内容

（1）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对法律援助案件的收案、安排登记情况；

（2）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是否在规定时间，安排承办案件的律师、法律工作者；承办人员是否在规定时间接待当事人，办妥授权委托手续；

（3）案件承办人员是否及时书写、递交相应法律文书，进行必要全面的调查取证，按时出庭；

（5）刑事案件的会见过程、会见笔录是否符合要求，有无违法违规行为；

（6）答辩状、词、辩护词等法律文书能否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全面客观地提出法律意见；

（7）重大疑难案件是否讨论研究，重大情况是否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

（8）有无收受受援人财物，接受受援人吃请，及其他损害、谋取受援人利益的行为；

（9）有无拒绝、拖延或中止法律援助事项的行为；

（10）有无泄露国家秘密、商业机密，当事人个人隐私的行为；

（11）有无其他违法、违规或有损法律援助信誉的行为。

2.监督检查采用方法

法律援助中心在监督检查中采取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相结合，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主要采取下列方法：

（1）参与重大疑难案件讨论研究；

（2）参加案件的审理旁听；

（3）走访听取受援人意见；

（4）电话联系，及时了解案情及进度情况；

（5）接受投诉，调查处理；

（6）审查案卷，检查归档情况；

（7）情况通报；

（8）其他方法。

3.监督检查程序及责任追究

法律援助中心在进行监督检查过程中要以事实为依据，做到合法、客观、真实、全面、公正，对发现的问题应及时予以制止，督促整改。工作人员应持介绍信和专用监督检查表格进行监督检查，工作完成后要及时写出监督检查报告，提交法律援助中心审查。法律援助中心根据情况向被监督检查单位或个人提出反馈意见，发出整改通知，并将监督检查情况作为确认完成法律援助义务量和发放援助案件办案补贴的依据。对办案不认真、服务态度差、造成受援人合法权益受损的办案人员，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向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理意见；对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及时报告司法机关。如果监督检查人员在监督检查过程中，敷衍了事，弄虚作假，要给予批评教育或处分。

4.监督检查时效

监督检查自案件指派之日起，至案卷报送法律援助中心审查结束之日止。

（五）加强档案归档和规范化管理。

认真贯彻落实区司法局下发的《关于转发〈市法律援助案件档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要求，自2006年7月1日起法律援助案件档案按照该管理办法立卷、归档。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员自办结各种法律援助事项后15日内，向指派案件的法律援助中心提交承办案件的全部案卷材料。法律援助中心自收到结案材料之日起15日内完成审查、移交手续，由法律援助中心负责归档保管，实行法律援助档案的规范化管理。

三、几点要求

（一）提高对加强法律援助优质服务办案工作的认识。法律援助是政府为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服务机构是这一惠民工程的执行者。全局上下要切实提高对法律援助优质服务办案质量的认识。法律援助中心要全面落实法律援助各项法律法规，增强工作责任心，完善法律援助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要加强内部管理和制度建设，确保法律援助案件优质服务办案质量。

第4篇：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范文

论文关键词 法律援助 衡量标准 审查方法

随着法律援助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相继颁布，法律援助机构在审查申请者经济条件时，有了相对明确的法律依据。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现实生活中申请者的多样性和案件具体情况的复杂性。下面将浅谈的是在立法既定的前提下，如何发挥法律援助人员的能动性，采取何种措施以统一衡量尺度、克服审查难度，提高法律援助审批决定的规律性和正确性，指导实践操作的问题。

一、现行的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很难设定一个全国统一的经济困难标准。为此，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自行设定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司法部表示，希望各地在制定地方标准时，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既考虑贫困群众的实际需求，同时兼顾地方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国家鼓励经济发达地区尽量放宽标准、降低门槛，使更多人在法律援助制度下受益。

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困难标准：为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援助范围，让符合条件的困难公民都能获得法律援助，有的地区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困难标准。比如：（1）享受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2）没有享受低保待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本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夫妻双方下岗或失业均未再就业尚需抚养子女或赡养老人的、家庭遭受重大变故或其他特殊情况，收入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3）外来务工人员；（4）农村人员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本地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标准的；（5）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妇女；（6）见义勇为的无须审查经济困难证明；（7）现役军人（仅限士兵）无须审查经济困难证明；（8）在押服刑人员无须审查经济困难证明；（9）孤寡老人、孤儿和农村“五保户”。

二、目前通行的审查方式

法律援助机构在审核申请人的经济条件时，主要是通过向申请人发放《经济困难状况证明》，要求如实填写，并由有关部门签章证明其反映的内容属实。法律援助机构通常只通过这种格式证明对申请人的经济条件进行审查，对申请人提供的格式证明以外的其他证明一般不做实体评价，这实际是一种形式审查。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简便、直观、便于判断、审查效率高。

三、在实践中，审查经济条件的主要难点

（一）衡量标准的多元化

经济困难标准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那么审查人员究竟是以申请人月收入与最低生活标准比较，以申请人家庭月均收入与之比较，还是综合评价申请人收入支出差额后再与其比较？很难回答哪种评价标准是科学无误的。经济困难标准是能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分水岭，即使相关标准有了具体法律规定，然而现实中要正确判别这条“分割线”并不简单。

（二）受查个体的多样化

一方面，申请人经济困难可以分无收入、正在接受“低保”救济、收入低于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或者收支差额低于该标准等多种情况，“低保”对象的审查相对容易，无职业者是否参与其他非正规就业、及其具体收支情况等事项审查难度显然较高。另一方面，申请人可能是本地居民，也可能来自外地，向户籍在本辖区外的申请人原籍地或居住地的有关部门获取其经济状况的信息，工作量大、工作周期长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三）免审情形的丰富化

根据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申请者经济状况可以免审的情形不断丰富。其中有硬性规定的，如：《规定》第七条对公民因见义勇为行为而主张权益需要法律援助的，规定免于审查其经济状况。再如：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精神，2006年起对部分农民工法律援助申请免除经济条件审查环节。又有一些弹性标准，如本地部分法律援助机构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这些特殊的申请者免审经济条件，就属于这类情况。免审情形的丰富，尤其是弹性标准的增加，对审查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提高审查准确率和效率的措施

（一）统一标准，综合评估

这里的“标准”非指省市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而是衡量申请人经济实力的具体指标。那么，公民个体的哪项具体指标同规定的标准作比较，才能确切反映申请人的经济困难状况呢？不同省、市、地区对该指标的选用也有差异。我国立法虽没有规定，但是法律援助实践表明，选择上述任何一项指标可能都有局限，唯有将申请人所有的总资产、收入和支出的整体、资产流动能力、固定资产变现的可能等条件作出整体评估，这样的审查结果才可能最接近客观事实。简言之，就是将收入和财产总和扣除基本生活开支后的结果作为基础评判指标，其他特殊收入（如接受赡养抚养）、支出（如医疗费支出）等作为补充衡量指标。关键是这种综合评价的标准在各法律援助机构中能够得以一致地施行。

（二）注重方法，加强协作

首先，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加强审查工作的思想重视程度，树立审查人员的工作责任感。其次，在审查方式上采用书面审查为主，以向申请人、家庭成员、居（村）委、工作单位等对象询问了解为辅，如果上述形式审查后仍不能确切掌握申请人经济状况的，审查人员应当实地调查、开展实体审查。法律援助机构人员资源有限，应对日益增多和愈加复杂的法律援助案件也许会力不从心，因此依托法律援助多级网络，向基层政府部门、基层群众性组织借力，将是很有效的解决方法。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寻求协作：（1）对街道（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居（村）委会法律援助工作点的人员，加强经济条件审查方面的业务培训；（2）对负责开具证明的街道（镇）政府的民政部门、社保部门的有关人员，使其熟知法律援助程序及出具经济困难证明的法定义务；（3）申请人需要开具经济困难证明时，工作站、工作点的人员给予具体指导；（4）遇到出证单位难以查实申请人经济状况的，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由各部门协商具体审查方式；（5）需要进一步实体审查的，有关单位应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申请人工资单、税单、社保缴费记录等证明信息，提供其他可能的协助。

（三）秉持宗旨，依法把关

第5篇：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范文

关键词 刑事 法律援助 律师队伍

作者简介：李霞，青岛市黄岛区法律援助中心。

法律援助是国家对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或不能完全支付法律费用的公民给予免收费或者由当事人分担部分费用的法律帮助，以维护法律赋予公民的权益得以平等实现的一项司法保障制度。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宪法依据来源于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代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核心，本质上是以国家力量来保障公民平等的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从权利义务的关系角度来讲，现代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理论依据是：一方面，为社会的贫弱公民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应负的责任；另一方面，从国家获得刑事法律援助是社会贫弱公民的权利。但实际运行中，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不少问题，急需完善。具体来说：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制度设置上的问题有立法层次过低，指导思想不明确、不统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意义重大，但目前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明显对其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受援条件中的经济困难标准不够具体且实际适用的标准不符合当前社会实际，援助的覆盖面窄，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有待规范和提高；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在实践中存在问题有责任主体不明确而引起很多负面效应，审判阶段法律援助人员介入案件的时间过迟；刑事法律援助需求量与供给能力之间差距较大，刑事法律律师发展很不平衡；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不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经费紧张，缺乏物质保障基础，严重阻碍其发展等。

针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状况，本文从以下几点对策做出完善性分析。

一、构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体系

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保障刑事法律顺利实施的重要方式，对于整个刑事法治程序的推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健全立法体系则是推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关键环节。目前比较系统完整的规定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状况的法律只有《刑事诉讼法》和《法律援助条例》，其余的规定都散见于相关的政府规章当中，因而法律援助依旧存在着体系单一，规定的原则过于模糊、粗略，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丛立法构建的角度来看，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补充和完善。

首先，从理论上应重新界定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内涵。目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只规定其内容为提供刑事辩护或，其中以辩护为主。辩护权固然是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一个最需要保护的权利，但是诸如调查取证权、申请鉴定权等权利也需要得到重视。现实中有些案件的进行需要依赖于一定的科学技术鉴定，而有些科学技术鉴定的费用相当昂贵，严重超出了当事人的预付能力，这就可能导致当事人的权利得不到保护，或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可见，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内涵过于狭窄，限制了其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概念应重新界定为：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在刑事诉讼中，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客观原因而无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当事人，提供、辩护、鉴定、取证等无偿法律服务的制度。如果这么界定，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内涵将得到扩充，而其立法及制度建设也需要重新作出相应调整。

其次，将法律援助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入宪。由于我国宪法并未规定公民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所以无论是低位阶的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缺乏纲领性指导文件。唯有将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入宪，才能使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有存在的前提和根据，也才能保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在将权利入宪以后，还要加大对这项权利的宣传力度，使广大公民真正了解其享有这项权利，并理解其权利的内容和行使方式。刑事法律援助有了强大的法律依据并被人们深刻理解后，必将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与普遍实施。

最后，提高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立法层次并加快立法步伐。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出现种种问题，这与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层次不无关系，这也表明我们要加快法律援助立法步伐，尤其是将法律援助制度单独立法。从总体上来说，应该建立上到宪法规定，中到单行刑事法律援助立法和相关法律规定，下到地方法规、规章以及特定地方的变通执行规定的一整套的法律援助立法。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部科学的单行法律援助立法。只有完善了立法，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贯彻落实，进而推进我国法治进程，也才能真正有效保障人权，使司法公正成为使然。

二、构建完善的刑事法律援助机制

首先，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资金供给保障制度。资金不足是阻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这造成了很多案件的当事人得不到应得的刑事法律援助。目前，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仅仅是靠政府的财政拨款和很少的民间机构的捐赠，而且同国外的很多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财政拨款要比同期的很多国家低很多。法律援助资金状况反应了各外国政府对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视。当然，现阶段的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完全由国家和各级政府财政承担法律援助的全部开支，既不实际又是不可能的。而大力吸收民间资金和国外资金赞助、发行福利彩票、通过经营使原有法律援助资金合法增值等方法都可以有助于解决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资金的问题。同时，我国还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实践来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例如，西欧的德国、瑞典、芬兰等国广泛使用的以法律援助保险来解决法律援助经费的方法不失为一种可鉴之举。 其次，整合刑事法律援助资源，导入激励机制。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责任主要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虽然律师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有一定的补贴，但是这种补贴是按案件数量发放，这就无法满足不同的案件对办案资金的不同需求。对于较复杂的案件，如果承担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尽职尽责的完成援助任务的话，很可能不仅得不到任何收益，甚至还要倒贴，而且办理刑事案件还有一定的风险。这就导致了执业律师对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没有兴趣。如果对律师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产生的费用进行实报实销的同时还能给予律师适当的补贴，使刑事法律援助能以市场机制运作，将会大大改善我国现在律师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最后，重新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防控体系。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机构一方面是法律援助案件的实施者；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检查法律援助人员在结案后提交的法律文书副本或复印件等材料以实现对法律援助人员进行监督。法律援助机构目前既是管理者，又是部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实施者，这样就导致了职责设置的混乱，由自己监督自己，那么其监督的质量就不想而知了。笔者建议，具体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全部交由公职律师或委托社会律师办理，而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专门负责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审查和监督工作。这样就既有利于实现有力的监督，又可以使各个主题职责分明，利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开展。

三、建立和完善旨在解决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问题的制度

我国目前的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刑事法律援助并不完善，所以供需矛盾突出。目前，我国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制定较高的行事法律援助标准，控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这种规定，并不能解决这一矛盾，而且从设计这一制度的初衷来讲，这种规定也是违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目标，这将不利于法治的发展。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且建立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科学界定经济困难援助标准，改变套用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做法，采用所得税征收起点的标准。制定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仅要考虑政府的可承受能力，还需要考虑社会对刑事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并力求在两者之间实现平衡。国家设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是要促进司法公正、维护人人平等的权利，而目前我国实际采用的经济困难援助标准是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由于这个水平实在太低，根本满足不了社会需求，所以导致了很多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上但却迫切需要刑事法律援助的贫弱公民得不到国家的刑事法律援助，这严重违背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初衷，使其价值目标难以充分实现。目前采用国家个人或企业所得税征收起点的标准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做法。因为这一标准不仅可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适时调整，而且与党和国家调节收入差距的政策目标相一致。

第二，建立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庭前审查机制，实现刑事法律援助效益的最大化，由于调整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经济困难受援标准，实行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征收起点标准以后，会使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大增，超出我国当前的承受能力，那么就需要制定其它的相应制度予以适当控制，减少数量，使没有必要提供援助的案件排除在受援范围之外，具体做法是，建立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庭前审查机制以审查并决定对某些案件是否提供刑事法律援助，一方面，参照死刑复核制度的价值理念，适当放宽刑事法律援助提供标准，另一方面也适当从严，对于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独使用附加刑的案件，由于我国目前国情所限，则原则上不提供刑事法律援助，但是也必须严格规定其适用标准，实践中可由立法机关对其标准进行细化。

第6篇：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范文

【关键词】完善；地方法律援助制度；建议

当前我国的地方法律援助制度依旧存在某些不足，也许应该认真思考，寻找到具体的方向，以此明确解决问题的途径，进而使得法律援助制度最大化地实现其价值，即让更多的需要法律帮助的人获得法律上的救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一、明确法律援助范围

法律援助范围的明确，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使得百姓们清楚地知道可以得到法律帮助的具体情形，以避免可以得到帮助的百姓因条件不明确而没有求助，或者有人鱼龙混杂。法律援助的范围一方面要予以细化，比如明确申请者的年收入在何种水平、何种文化水平，案件所涉及的标的物的重要性或者占据其收入的比例才可申请；另一方面要予以扩大，要深入农村，尤其要重视到涉法涉诉的上访案件。

二、规范法律援助监督

一句格言道出了“质量”的重要性，即“质量体现素养，素养决定质量，质量决定生存。”而质量的保证离不开有效的监督。因此，加强法律监督是至关重要的。当前，只是有部分地方建立了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并没有完全推广，即很多地方缺乏全面地、系统化地法律援助质量监控系统。监控体制要构成一个监控网络，对于法律援助工作者的评估应包括受援助人的回馈、法官的看法、同行的评价以及法律援助机构的考核。首先，受援助人对于法律援助质量的高低最具有发言权；其次，法官见证了法律援助工作者在审理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同行的评估具有客观性，利于法院工作者的进步；当然，法律援助机构的考核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现在存在着一种情况就是大多数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特别是市以下的机构既承担着管理职责，又承担着办案任务。这种体制机制不利于科学实现监管职能。只有把目前的法律援助机构职能定位在质量监管方面，以审查指派案件，制定准入标准、服务标准，实施服务考评等，才能实现管理的高效化、专业化。[1]因此，地方应当加强法律援助监管网络的铺设，将受援人、法官、同行、法律援助机构的评价予以综合，以此作为对法律援助工作者奖惩的标准，使其具有客观性，同时也利于法律援助事业质量的提高。

三、壮大法律援助队伍

法律援助队伍既包括律师也包括志愿从事法律援助事业的社会人士，而壮大法律援助力量，不仅仅是法律援助工作者数量的增多，还包括法律援助工作者素养的提升，即质量的提高。

（一）建立专职律师队伍

专职就是所有的法律援助案件均由专业律师承办，专办就是在骨干律师事务所的基础上形成几家各具特色的专办所、品牌所（如劳动争议、刑事犯罪、老年维权等）；在骨干律师的基础上形成未成年、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类案件等多支律师专办队伍。[2]当然，各地需要结合本地律师资源的具体丰富程度，如果律师资源匮乏，就不易实行这一模式，如果律师资源丰富，可以借鉴这一模式。不论是何种情况，各地区都应该完善对律师从事法律援助事业的具体制度，包括办案补贴、奖惩机制、责任承担方式等，根据当地财政收入的具体情况，各地区应该加大对律师的补贴数额，提升他们的待遇，由此增强律师们的积极性，让更多的律师参与法律援助事业。另外，要合理地分配律师的责任，奖惩分明，由此减少律师们怕承担的风险太大的忧虑。

（二）吸引更多人加入

法律援助事业若实现辉煌，绝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或者是律师们的责任，它需要更多社会民众的加入。当前，很多高校开设有法学课程，有的院校甚至设有法律诊所，因此，可以充分利用高校教师、学生这一资源，让他们积极地加入到社会援助事业中，既增加了他们的实践能力，也增添了法律援助的力量。另外，可以通过某些优惠政策，吸引社会上更多人士积极参与法律援助。

（三）提升工作者素养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希望工程”，它不仅需要援助者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还需要他们具备法律素养、道德修养，因为他们需要耐心地为受援者讲解各种法律知识，需要耐心地帮助受援者寻求各种证据等。对此，一方面，可以集中培训法援者；另一方面，可以邀请从事法律援助事业时间较长的有经验的工作者为大家讲解，渐渐地提升每一位法援者的道德水准。

四、丰富法律援助方式

（一）推行“巡回”制度

所谓“巡回”制度就是指地方的有关机构可以集合法律援助的从业者以及志愿人士不定时地到各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或边远的山区进行调查，一方面向当地百姓传递法律援助的相关制度、有关知识，另一方面积极援助需要法律帮助的百姓。

（二）推广“指派点援制”

指派点援制是让受援人在法律援助机构公布的法律援助志愿律师名单中选择承办人，再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该承办人的办案方式。但目前点援制只适用疑难复杂重特大案件，普及程度不高。[3]因此，各个地方可以根据当地的律师资源，完善法律援助志愿律师团体，让指派点援制得以推广、得以普遍化。

（三）规范民间援助力量

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则是指出于公益目的，为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公民依法免费提供法律事务方面帮助的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4]各个地方要结合本地民间援助发展的具体情况，积极鼓励民间援助力量地发展，同时，规范这一力量，让其有效地弥补政府法律援助力量的不足，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本地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五、协调各部门工作机制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各部门工作协调职能，主要体现在法律援助机构与相关部门之间进行联系沟通，相互交换意见，理顺工作关系，为本辖区内的法律援助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协调既包括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行政内部相关业务部门，如律所、基层工作管理部门之间、不同地方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协调，也包括法律援助机构财政、法院、社会团体等相关部门的协调。通过协调，相互间就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某些事项达成一致的看法，或者共同下发有关规范性文件，以保障法律援助工作顺利开展。[5]对于这一机制的协调，应当具有具体的政策、制度，或者是法律文件，不同地方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合理地协调不同层级或同一层级不同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之间以及法律援助机构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使法律援助更加顺利地开展，以更顺畅地保障人民的权益。法律援助需要实践，一切美好的理论如果不被践行，那只是一张张写满文字的毫无意义的纸。所以，各个地方不仅要结合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状况不断地完善相关制度，同时，要将这些“顶层设计”运用到实际中，构建具有本地特色的法律援助机制，让百姓真正地得到实惠，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获得正义，同时，让更多人的法律素养有所提升，以此推动当地的法制建设。

【参考文献】

[1]郝茂成.关于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J].中国司法，2014(12):56.

[2]刘玮琍.法律援助的专办制度和集约化管理———以上海浦东实践为例[J].中国司法，2015(1):67.

[3]李立家.我国法律援助若干理念辨析[J].中国司法，2014(8):63.

[4]武元军.民间法律援助与政府法律援助之关系研究[J].20153(中):166.

第7篇：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范文

为此,国务院通过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劳动关系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解释(二)》、司法部通过了《关于为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通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通过了《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等相关的法规、解释和政策,为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和政策上的保障,但由于各项制度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现象仍十分严重。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7年2月所做的调查显示,欠薪仍在困扰者农民工。工资拖欠现象虽有所改观,但仍在部分企业存在。调查中,被拖欠工资的企业农民工平均被拖欠金额约为2100元,平均被1.9个企业拖欠过工资【1】。为贯彻“执政为公”、“司法为民”的理念,平衡农民工劳资纠纷中的弱势地位,发挥我党领导下的综合治理的优势,应建立多元化农民工劳资纠纷解决机制,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一、目前农民工劳资纠纷解决机制

(一)向劳动监察部门提出举报和投诉

根据国务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的规定,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通过日常巡视检查、书面审查、举报等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的,应当及时立案查处。对不属于劳动保障监察职权范围的投诉,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应当告诉投诉人;对属于劳动保障监察职权范围但不属于受理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管辖的投诉,应当告知投诉人向有关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根据《劳动法》第91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1)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2)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3)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4)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照本法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国务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6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分别责令限期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劳动者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50%以上1倍以下的标准计算,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1)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报酬的;(2)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3)解除劳动合同未依法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第15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告知投诉人依照劳动争议处理或者诉讼程序办理:(1)应当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的;(2)已经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申请调解、仲裁的;(3)已经提起劳动争议诉讼的。

(二)劳动调解委员会的调解

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是单位工会组织下设的民间自治性组织,是处理劳动纠纷的重要机制,调解非劳动纠纷解决的必经程序,当事人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申请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根据《劳动法》第77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讼,也可以协商解决。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是具有劳动合同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关系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解释(二)》第17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在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具有劳动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具有劳动合同的约束力,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

(三)劳动仲裁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劳动法》的规定,对于劳动争议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当事人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协议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一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又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发生以下劳动争议可以申请劳动仲裁:(1)因用人单位开除、除名、辞退劳动者和劳动者辞职、自动离职发生的争议;(2)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3)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四)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劳动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讼的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对仲裁裁决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讼;二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绝大多数的案件都要经过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只有少数的劳资纠纷的案件,劳动者可以不经仲裁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关系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解释(二)》第3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该解释第17条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在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仅就劳动报酬争议达成调解协议,用人单位不履行调解协议确定的给付义务,劳动者直接向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

二、目前农民工劳资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一调一裁二审”的体制导致劳动争议纠纷解决过程周期长、成本高

根据《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的规定,劳动仲裁庭处理劳动争议的期限是60日,案件复杂可适当延长,但不得超过30日。当事人不服裁决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法院适用民事程序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一审普通程序的审理期限是6个月,有特殊情况可以延长6个月;若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可以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上诉,二审程序审理期限是3个月,特殊情况也可延长。这样,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在正常情况下也往往需要近1年的时间才能解决。这种耗时费力的争议解决机制,往往会给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造成很大的损害,因为资方利用法律规定中的弊端采用拖延战术,劳动者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很可能因为折腾不起而放弃救济。从审判的社会效果来看,后一种处理方式程序相对繁琐,时间消耗较长,农民工往往难以等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到了岁末年尾就会出现讨要高峰,外出务工者急于拿到工钱后返乡过年,长时间的等待容易引发恶性事件。

(二)农民工文化程度偏低,维权意识比较淡薄

农民工受文化知识水平及经验所限,往往不知道该到哪个部门投诉,致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久拖不决。农民工的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比较淡薄,用人单位拒签劳动合同,也听之任之。有些农民工为了保证择业自由,自己也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一旦发生侵权事件,农民工自身缺乏证据,加之取证困难,导致其合法权益难以受到法律保护,不利于维权工作开展。

(三)部门缺乏配合协调,维权资源存在不足

当前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上,存在着制度不衔接、工作不顺畅等问题,由于条块分割,各自为阵,缺少统一的机构和协作机制,部门之间虽然有一些小范围的协作和配合,但总体来看,在协调配合上还不适应维权需要,维权资源还未有效整合,综合维权优势还未形成。在财力、人力上,维权经费和人员配备的缺口较大,使部门职能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三、农民工劳资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针对我国农民工劳资纠纷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建立多方联动、彼此协调、相互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

(一)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为解决目前我国农民工劳资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各自独立、互不衔接的局面,以及农民工对各种解决机制不了解、缺乏必要的取证能力等特点,在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我党领导下多方参与的社会综合治理的优势,建立多方参与的农民工劳资解决联动机制,形成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的成员包括:法院、劳动监察部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建设部门、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办。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应建立、健全农民工投诉登记制度,对于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案件简化立案程序、及时予以处理,需要其他成员单位协助解决的,及时联系有关单位;对于不属于自己处理或管辖的案件,将登记信息及时通知主管单位,引导投诉农民工到主管部门解决,并建立案件处理信息反馈制度,跟踪了解案件处理进程和结果。各部门应指派专人负责,定期把农民工投诉登记信息、立案情况、案件处理情况汇总报办,由办汇总,在联席会议上进行通报,对一些重大、复杂的案件、群体性案件共同会诊,建立多成员联动的简便、快捷的解决纠纷机制,确保农民工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二)建立综合分析、协调处理机制

充分发挥的信息畅通机制,在办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劳动纠纷解决窗口,对农民工的投诉及时登记受理,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把案件移交相应的单位进行处理,建立案件跟踪和反馈制度。办同时担负起联席会议沟通部门的作用,对于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定期汇报的农民工投诉、立案及处理案件的信息进行汇总,加强综合分析,及时反映社情民意,协调各单位对农民工劳动纠纷的联动处理。通过月矛盾纠纷预警排查调处机制、月通报、要事快报和不定期汇报制度,排查不稳定因素,及时解决农民工劳动纠纷。

(三)加强劳动监察处理机制,完善劳动监察与其他部门的协调体系

根据我国《劳动法》、国务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规定,劳动监察是我国劳动法授予劳动行政部门的职责。劳动监察部门接受劳动者的投诉、履行日常检查和书面审查职责,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用人单位有权采取相应的行政处罚措施,可以进行强制性的调查收集证据和证据保全活动,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重要的行政部门。国务院在《关于解决农民工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加强劳动保障监察队伍建设,完善日常巡视检查制度和责任制度,依法严厉查处用人单位侵犯农民工权益的违法行为。健全农民工维权举报投诉制度,

有关部门要认真受理农民工举报投诉并及时调查处理。劳动监察部门对于发现的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项应及时登记,对于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项及时立案处理,需要人民法院协助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及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接到申请后,应当及时审查及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对于农民投诉或在例行检查中发现属于国务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1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第15条、16条规定的情形,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赔偿发生争议的,依照国家有关劳动争议处理的规定处理。对应当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的事项或者已经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申请调解、仲裁或者已经提讼的事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告知投诉人依照劳动争议处理或者诉讼的程序办理。劳动监察部门对于劳动赔偿争议等事项虽然没有处理的权力,但是对于用于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规章的事项应及时予以查处,在查处过程中,要培养证据保全意识,妥善保全证据,并引导当事人到相应的部门进行处理,协助有关部门提供案件相关的证据,在仲裁、诉讼过程中积极帮助农民工提供、收集证据,在按劳动争议程序解决的过程中,发现用人单位有毁灭证据、转移财产等行为的,及时向农民工和案件受理单位报告,引导农民工申请采取证据保全、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措施,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四)关注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建立仲裁申诉绿色通道

国务院在《关于解决农民工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工作。对农民工申诉的劳动争议案件,要简化程序、加快审理,涉及劳动报酬、工伤待遇的要优先审理。根据实践中的经验,可以推行“农民工案件优先”原则,坚持快立、快审、快结,使有争议的案件能够及时办理,尽早办结。在受理农民工拖欠工资案件全过程中,不向农民工收取任何费用。在劳动仲裁中,从保护农民工权益出发,对《劳动法》第82条规定的“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算”的解释要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关系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解释(二)》第1条规定。在劳动仲裁中根据情况,需要作出先予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的、证据保全的,及时引导农民工主动申请人民法院予以协助和支持。同时,在劳动仲裁过程中,对农民工履行释明义务,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五)做好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

国务院在《关于解决农民工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做好对农民工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要把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要简化程序,快速办理。对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法律援助的,不再审查其经济困难条件。有关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应引导法律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积极参与涉及农民工的诉讼活动、非诉讼协调及调解活动。鼓励、支持律师和相关法律从业人员接受农民工委托,并对经济确有困难而又达不到法律援助条件的农民工适当减少或免除律师费。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一定的法律援助资金,为农民工获得法律援助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根据国务院的精神,全国许多城市先后建立了农民工法律援助站,由政府出资给援助站,提供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适当给予支持【2】。法律援助人员积极参与农民工劳动纠纷的调解工作。积极与劳动监察部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法院联系,为农民工劳资纠纷解决提供法律援助。尽管农民工法律援助站对于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能提供有益的帮助,但是由于人员、经费等问题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笔者认为,司法局和律师协会应规定,每个律师每年至少承担一件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同时应鼓励在校法律院系学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六)建立快速立案、审理和执行的诉讼机制

随着我国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劳动关系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全国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每年约以20%的速度递增,成为民事审判中的热点和难点。《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这一情况更为突出。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7月10日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农民工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特别是积极解决建筑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明确劳动者以单位的工资欠条作为证据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第8篇：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范文

[关键词]诉讼保险制度；制度移植；制度设计

接近正义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诉讼领域兴起的一股潮流，至今仍方兴未艾。针对不少公民因为无力支付诉讼费用而被阻挡于法院大门之外的现状，现代各国设立了各种援助制度，诉讼保险制度(legalexpensesinsurance)即为其中之一。那么，我国是否能够并且应当移植该项制度呢?若然，具体制度又该如何设计?本文拟对此作一研究，以求教于同行。

一、诉讼保险制度概述

诉讼保险是指投保人事先购买确定的诉讼险种，当其就承保范围内的事项与他人发生民事诉讼时，有权要求保险公司按照约定向被保险人支付一定诉讼费用的一项保险法律制度。诉讼保险制度最初产生于19世纪的法国，其雏形是1897年成立的“医疗纠纷基金”(SouMédical)，该组织要求其成员每天认捐一个“苏”(Sou，法国辅币名，相当于1/20法郎)，而认捐“苏“的行为相当于今天的购买诉讼保险行为，凡认捐的成员都可在日后与他人发生法律纠纷时，通过组织的力量获得法律帮助和经济援助。1917年法国鲁曼地区出现的“汽车运动保卫制度”(DéfenceAutomobileSportive)即是现代意义上的诉讼保险制度诞生的标志。随后，德国也设立了“德国汽车保险制度”(DeutscherAutomobileSchutz)，并将诉讼保险的范围逐步拓展到其他财产性民事纠纷领域。到目前为止，欧洲各国普遍建立了诉讼保险制度，并在巴黎设立了欧洲保险委员会，其成员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丹麦、意大利、英国等。

诉讼保险在形式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单独式(Stand-alones)，是指与其他保险类别没有联系而独立存在的诉讼保险；二是附加式(Adds-ons)，是指在其他险别上附加的诉讼保险，其投保对象主要是房地产和机动车诉讼；三是合作式(Cooperatives)，是指从事传统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与专营诉讼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合作开办的诉讼保险。

诉讼保险的保险范围通常包括法院费用和律师费用，并以后者居多。保险公司承担的诉讼风险包括合作风险(riskofcooperativeagreement)和异议风险(riskofdisagreement)。在合作风险中，诉讼风险主要是由诉讼进程时间不确定而产生的风险，在其承保范围内，将来可能发生的理赔金额是能够预测的，但在异议风险中，诉讼时间和诉讼费用都很难预测，其原因在于，投保异议风险的案件在发生时间上具有不确定性。例如，人们无法预测交通事故发生的确切时间，也很难预测为此进行民事诉讼所需的诉讼费用。正是由于异议风险的存在，才促使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保险方式来分散个体的诉讼风险负担，这也是诉讼保险制度得以产生和发展根本动因。

诉讼保险是一种将诉讼风险进行社会分散的法律制度，其主要适用对象是介于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中产阶层。有学者认为，当权利受到侵犯时，诉讼保险的被保险人提讼的倾向性大于未投保者，就此而言，诉讼保险具有促进潜在权利显现化、形式权利实质化，进而实现法的支配和法律平等的“公器”功能。此外，诉讼保险还具有副位功能，即通过向当事人介绍律师以及扩大有诉讼经济能力人的范围，以普及法律服务，进而促使律师业务更趋于合理化。

二、我国移植诉讼保险制度的分析

(一)经济分析。保险学中的风险是指损失发生及其程度的不确定性，其构成要素有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三者的关系是：风险因素(如火灾隐患)的客观存在导致了风险事故(如火灾)的产生，风险事故的产生引起了风险损失(如财产毁损)，风险则为三者的共同作用结果。面对诉讼风险，我们可以作如下解释：人们进行经济交往必然产生利益冲突，冲突的客观存在必然导致发生民事诉讼，诉讼费用作为一种经济损失随之产生。由此可见，诉讼费用风险在构成上完全具备可保风险的基本要素，从而对诉讼费用予以保险是可能的。

有风险就要进行管理。诉讼费用具有可保性并不意味着非保险诉讼费用风险就无法进行管理，这里还有一个最优选择问题。常见的风险管理方法有控制型(如回避、预防等)和财务型(如自留、转移等)两种，保险属于财务型手段。每一种风险管理手段均有其适用范围：当损失程度高但损失频率低时，可选用风险回避；当损失程度低且损失频率也低时，可选择风险自留和损失预防；当损失频率和损失程度都高时，就应选用风险转移和损失抑制了，此时，保险为最佳选择。

(二)法律分析。就诉讼费用导致的“权利贫困化”，学者们设想了各种解决方案，有的主张取消审判费用，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是为取消主义；有的主张由国家对确有经济困难的人员实行司法救助，减免其审判费用，此为减免主义；还有的主张实行法律援助，减免当事人的律师费用。

先就取消主义来说，其理论基础是：解决纠纷、保护私权是国家的责任，现代国家又都是租税国家，故诉讼费用应当由国家财政负担。但是，制度构建往往是相关制度原理相互竞争的产物。就诉讼费用的负担在国家与当事人之间如何分配而言，还应当考虑国家财政负担、民事诉讼的性质和原理、防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以及制裁民事违法行为等因素。就此，学者们多持受益者负担原则，即审判制度的维持不是完全依靠一般的公共税收，实行公共负担原则，而是要求当事人也负担一部分。由此可见，取消主义不可行。

再就减免主义而言，司法救助是对审判费用的负担在国家与当事人之间进行的调整，将本应由当事人负担的部分费用转由国家暂时或最终负担。但从上文可知，这种转移是有限度的。因此，减免主义亦有其局限性。

现代各国多将法律援助定位为国家责任，由此出发，法律援助只能是有限的。目前，我国的民事法律援助只能适用于我国公民，团体组织不能申请，但现实生活中并不乏经济困难而又亟需法律救济的团体组织。其次，申请人确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时才能获得法律援助。最后，法律援助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也制约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例如，虽然从理念上说法律援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具体的制度构建和实践都抹上了浓厚的行政色彩，出现了强调国家利益和国家政策而忽视当事人权利的总体趋势，隔断了法律援助与保障当事人权利之间内在的固有的联系。因此，法律援助制度也有其不足。

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制度属于国家对公民实施的“他律性援助”，并且其主要适用于经济困难群体，中产者是被排除在外的，于是就可能导致中产者虽难以支付诉讼费用，但却无法获得援助，而成为真正的“权利贫困者”。而受制于国家财力等因素，诉讼免费主义也行不通。因此，有必要探索一种既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又具有广泛适用面的新型制度。诉讼保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具有以商业活动为基础来达到公共目的的复合性格，为促进公益性调整与私益性调整相互结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三)其他条件分析。根据西方的实践经验，诉讼保险制度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保险公司在接受当事人投保前，应当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费用数额进行准确预测；二是存在一定的保险市场份额和一定数量的保险公司；三是有一批符合资质的诉讼保险法律专家。先就条件一来说，根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审判费用是较容易预测的。律师费用虽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随着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协陆续出台律师收费指导性规定，并要求律师履行收费告知义务，目前律师费用大体上是可以预测的，现实中发生的律师费用纠纷，主要是律师未能善尽职责或未能履行费用告知义务所致。因此，诉讼费用是可以预测的。再就条件二而言，虽然我国至今还没有诉讼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诉讼保险制度还缺乏法律支持；法律界和保险界对诉讼保险的学理研究也不够；许多公民的法律维权意识还不强，但是，这并不会妨碍诉讼保险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恰恰相反，法律规范和理论建树往往是在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后才出现的。认为我国公民的维权意识不强可能影响诉讼保险市场的成长，则更是没有道理。目前，在沿海发达地区，尽管法官们普遍超负荷工作，案件积压仍较为严重，即使是在内地，案件也不在少数。传统无讼价值观对公民诉讼意识的影响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大，许多人在权利受到侵犯之后没有诉诸法院，往往是在利益权衡——尤其是对因司法腐败等因素可能导致司法救济低效甚至无效予以考虑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至于诉讼保险还要求具有一定数量的符合资质条件的法律专家，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也是不难的，现有法律从业人员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就能胜任。

三、建构我国诉讼保险制度的具体设想

(一)模式之选择

国外的诉讼保险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市场模式。即公民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自由决定购买何类险种，并且可以在保险条款约定的法律服务费用的额度范围内自由选择律师，保险公司则根据事先商定的法律服务明细表约定的金额支付保险金。二为政府指导模式。其最大特点是由政府确定诉讼保险制度的具体内容，险种的设置及其收费标准以及市场化程度等均须经政府许可或确定。该模式主要适用于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如劳动保护诉讼等。三是利益协同模式。其最大特点是将全面成功报酬制与保险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以促进律师业和保险业的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模式下，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理赔之后便取得了向律师收取一定费用的权利，诉讼保险制度依靠预收的保险费和律师业务的恢复额两部分资金进行运营。

上述三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市场模式虽然具有保险关系各方权利义务明确的优点，但可能发生“市场失灵”现象；政府指导模式虽然能够发挥政府调整市场的作用，但可能影响保险公司的积极性；至于利益协同模式，虽然可以提高各方的积极性，但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可能导致保险公司和律师过于追求商业利益从而损及接近正义目标的达成。本着扬长避短的原则，笔者以为，应当区别不同险种而采用不同的模式：对于非公益性的诉讼，可以采取市场化模式和利益协同模式；对于公益性较强的劳动保护和医疗诉讼等，可以考虑采取政府指导模式；而对于环境侵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等主体众多但利益分散的诉讼，可以采用利益协同模式。

(二)具体制度设计

1.保险责任范围和除外责任。总体而言，诉讼保险的责任范围包括当事人在诉讼中支出的各种费用，包括审判费用、当事人费用和人费用。但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产生的费用、因被保险人的不当行为而额外增加的费用以及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的诉讼费用除外。

2.保险费率。保险费率的确定应当分别不同险种，根据各类险别的风险大小和损失率高低来确定，然后采用表定法综合每一被保险人的具体情况对基本费率进行修正。为了减少管理费用，在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可以采取经验法，依据最近三年的平均保险费确定当年的保险费率。计算公式如下：

M=(A-E)C/E

在上述公式中，A代表最近三年的平均损失，E代表适用的预期损失，C代表依据经验确定的可靠系数，M代表修正系数。

3.赔偿限额和免赔额。诉讼保险的承保对象为诉讼费用，其数额大小往往很难准确预测。因此，诉讼保险没有保险金额的规定，而是采用由保险双方约定赔偿限额的方式确定保险人的责任限额。赔偿限额的确定方式有三种，即每次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及每次赔偿限额和累计赔偿限额相结合。由于诉讼保险的保险标的一般较小，故而一般不宜对作为起赔点的免赔额进行规定。大型企业间的诉讼保险除外。

(三)法律规制措施

由于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诉讼保险致使诉讼费用的预防和惩罚功能相对减弱。因此，便可能发生当事人滥权的现象，如缺乏准备、提出过高的诉讼请求、和解率下降以及上诉率升高等。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进行规范。措施之一是由保险公司聘请法律专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当事人评估诉讼成本和诉讼收益，以决定是否或提出多大的诉讼请求额等。措施之二是由保险公司对当事人的进行诉前审查，但审查标准不应过于严格，只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是没有依据，均应允许其提讼。为了防止保险公司利用提供法律咨询和诉前审查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应当赋予当事人救济权利。对保险公司拒付保险金不服时，当事人可以自行委托律师对拒付理由进行调查直至提讼。

参考文献：

[1]廖永安，等.诉讼费用研究——以当事人诉权保护为分析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2]袁彬.诉讼保险：二十一世纪新型诉讼救助[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

[3]王亚新.日本民事诉讼费用的制度和理论[A].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4][美]李本.中国的律师、法律援助与合法性[A].许传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律发展[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第9篇：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范文

一、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

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首先必须弄清诸如核心概念、构建原则、基本要素等重要理论问题。

（一）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核心概念

1.法律援助质量。质量概念有广狭二义，前者指法律援助工作满足明确或隐含需要的能力的特性总和，后者是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案件活动满足明确或隐含需要的能力的特性总和。本文采用狭义阐述。其中，需要和满足需要为质量的核心内容，这种需要包括法律和行业规范规定的要求，也包括受援人提出的要求。因此，法律援助质量实质上是法援人员办理案件活动满足法律、行业规范要求和受援人要求的程度，它是通过法援人员办理案件活动满足各种要求的能力的一系列特性表现出来的。揭示法律援助质量所包含的特性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反映了办案的要求和满足要求的能力，也是制定法律援助质量标准和评价指标的基本依据。我们认为，这些特性主要包括：（1）功能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2）规范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按照法律、行业规范规定的环节和要求操作。（3）可靠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做到准确，不出差错。（4）安全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有效避免受援人的诉讼风险。（5）时间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做到及时、准时和省时。（6）勤勉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做到勤勉尽责，最大限度地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7）文明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做到主动热情，尊重、重视受援人的意见和诉求。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特性只是确定了法律援助质量标准的基本方面，而它们所提出的要求则构成法律援助质量标准的具体内容。对于确定该标准的基点，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应当是一个合格标准，即基本要求或最低要求”①。我们认为，该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它为制定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进行了定位。当然，基于这些特性所提出的基本要求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法律、行业规范的修改和受援人要求的提升而不断提高的，由此法律援助质量标准也将随之不断提升。2.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是指在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中和办结后，由评价主体按照评价指标对法援人员承办案件质量进行全面综合审查和评定的活动。它具有三个特征：第一，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统一。从评价内容看，评价主体是对法援人员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办理案件能力的评定，这使得评价活动具有法律专业性；从评价手段看，评价主体是按照一系列评价指标对法援人员办案情况作出评定，这使得评价活动带有技术性。第二，全程性和事后性的统一。从评价实施看，它是受援人、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人员进行的过程评价和法律专家进行的案后评价的结合，评价结果是两者评分的相加。第三，全面性和综合性的统一。全面性就是评价主体对法援人员在了解案情、证据搜集、参加庭审、整理案卷等各办案环节的工作进行评价；综合性就是评价主体对法援人员办案的业务状况和态度状况作出综合评价。法律援助质量评价能有效弥补法律援助质量评估和法律援助质量过程监管的缺陷。质量评估仅是结案后的专家评价，其最大缺陷是专家面对的案卷材料和受援人反馈意见等评估材料不能充分反映法援人员庭审表现等动态状况和现场效果，也不能准确反映受援人的真实感受和投诉原委，从而影响评估的准确性。过程监管是由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人员实施的，由于监管者受到人员数量、专业能力、查阅完整案卷材料等限制，加上质量监督体系缺乏，这种监管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以过程评价和案后评价相结合、多元主体参与评价为特征的法律援助质量评价能够很好解决上述问题，以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3.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是指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评价要素构成的整体，包括评价对象、评价指标、评价主体、评价方法、评价程序等。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的内涵特征。从整体性来说，评价体系是由上述若干评价要素所构成的一个整体。从系统性来说，评价体系是由这些评价要素构成的严整有序的运行系统，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从协调性来说，评价体系的各评价要素之间相互协调配合，紧密衔接。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核心是强调以人为本。这是因为，法律援助的服务需求来源于受援人，而服务的提供者是法援人员，建立该体系的目的根本上是为了满足受援人的需求，实现他们的合法权益，也是为了使法援人员积极地参与法律援助服务工作，提升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二）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是奠基于一定的原则之上的，因为这些原则内含了构建者的价值追求，决定了体系中各要素的内容确定和规范设计。1.科学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就是构建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必须遵循援助案件办理的规律，符合法律援助质量及其评价的要求，确保质量评价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它要求：（1）在设计评价指标时，要按照案件办理的各个环节，对照法律援助的质量要求，找到影响质量的各种因素以及支撑这些因素的可考量的办案行为，并按照影响大小合理分配评价分值，以此形成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2）在确定评价主体时，要分析评价工作的具体内容以及对于评价主体的要求，以此作出不同评价主体的合理定位和事务安排。（3）在考虑评价方法时，要研究评价主体进行评价的分工和内容，以此确定保障其准确评价的基本方法。（4）在制定评价程序时，要认真分析各个工作步骤与评价结果的关系，以作出合理的程序设计。2.可行性原则。可行性原则就是构建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必须符合本地区援助案件办理的实际情况和实施质量评价的具体条件，便于有效开展法律援助质量评价工作。它要求：（1）在设计评价指标时，要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出发，找到影响案件质量的核心因素与重要行为，构建起适合本地区、简便有效的指标体系。（2）在考虑评价主体、方法和程序时，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明确评价主体的各自权限，确定切实可行的评价方法，形成高效便捷的评价程序。3.合目的性原则。合目的性原则就是构建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必须合乎自身的目的，即更好地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和提升案件办理质量，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援助质量评价工作。它要求：（1）在设计评价指标时，要从影响案件办理的关键行为和提升办案水平的重要环节入手，考虑一级、二级指标和具体评价标准，确定其分值和权重。（2）在确定评价对象时，要将案件风险状况和承办律师覆盖面作为考量因素。（3）在确定评价主体时，应将受援人纳入其中。（4）有效运用评价结果，实现评价自身的目的。

（三）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基本要素

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是由相互关联的诸多要素构成的完整系统，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位置并起着特定作用，以确保系统功能的实现。这些要素主要包括评价对象、评价指标、评价主体、评价方法和评价程序。1.评价对象。评价对象就是对法援人员从事的哪些法律援助工作进行质量评价。目前，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法律服务数量很大，2015年办理的刑事、民事案件达5327件，提供的法律咨询更多。考虑到评价的人员、时间、经费有限，办案比咨询对保护受援人权益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将评价对象限于法援人员办理刑事、民事案件的个案质量状况。当然，由于条件限制，我们只能对其中的部分案件进行评价。在确定评价对象时，应考虑如下因素：（1）被评案件的数量。被评案件数量多少取决于评价主体的承受能力和评价工作的经费安排。2013年，浦东新区法援中心监督岗人员对刑事案件的旁听率达5%②，结案后对100个案件（刑事、民事案件各50个）进行专家评估③。综合各种因素，我们认为每年评价150个案件为宜，约占案件总数的3%。（2）被评案件的风险状况。案件的复杂程度、社会影响面和当事人心理期望值决定了案件风险的大小，对办案质量产生影响，从提升法援人员办案水平的目的出发，对风险大的案件进行评价更有意义。基于这种考虑，根据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2015年1月30日的《法律援助案件受理风险评定标准》，结合评价案件数量和目的的考量，A类（风险很大）案件因其数量少且办案能力提升价值高，列入必须评价的范围；B类（风险较大）案件因其数量较多且办案能力提升价值较高，列入选择评价的范围，即采用随机抽取办法加以确定。（3）被评案件承办律师的覆盖面。目前，约160名律师参与浦东新区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为了使大多数律师所办案件能被评价，我们在确定被评案件时，除了A类（风险很大）案件必评外，对B类（风险较大）案件的抽取须做到两点：一是A类（风险很大）案件承办人所办的B类（风险较大）案件，不再列入评价范围；二是仅承办B类（风险较大）案件的承办人，抽取其承办的一个案件列入评价范围。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是过程评价和案后评价的结合，因此评价对象由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指派岗人员按上述办法加以确定。2.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就是评价人员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进行评价的具体标准。它是测量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工具，在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设计评价指标首先就要寻找一系列能够影响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具有可控性和不变性的因素，它反映的是法援人员的办案行为，从一般行为到具体行为，由此形成基本因素和具体因素，然后将这些因素进行排列构成包含多级指标的指标体系。从法律援助质量的要求看，影响质量的基本因素有两个，即法援人员的业务状况和服务态度，它们构成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寻找具体因素，由此设立二级、三级指标。在安排各个指标的分值时，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每个指标的好中差的分值；二是每个指标分值的权重。3.评价主体和评价方法。评价主体就是由谁来实施法律援助质量评价，评价方法就是评价主体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进行评价的途径。由于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是过程评价和案后评价的结合，因此须由多种主体采用各自方法作出评价。具体包括：（1）法援中心受理指派人员通过接受报告、进行检查等方法，对法援人员相关事项报告情况、阅卷和会见受援人情况进行监督，以此了解其业务情况，对其工作作出评价。（2）法援中心监督岗人员通过旁听案件、接受投诉等方法对法援人员办案行为进行监督，以此了解其业务能力和敬业状况，对其庭审表现、办案及时程度、办案中有无违反执业纪律等方面作出评价。（3）法援中心结案岗人员通过收取案卷、办理结案手续等方法，对法援人员的办案行为进行管理，以此了解其文书制作情况，对其卷宗整理情况作出评价。（4）法律专家在结案后通过审阅相关业务材料，了解法援人员办案的业务情况，对了解案情、证据的收集和提供、辩护和的质量等进行评价。（5）受援人采用与法援人员交流中的切身感受，对法援人员的服务态度作出评价。可见，在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中，从案件指派到案件结案后，形成了“五位一体”的评价主体，且各评价主体都采用相应方法进行评价。4.评价程序。评价程序就是法援中心开展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价工作的顺序、步骤。基于科学性、可行性原则，评价程序主要包括以下步骤：（1）制定评价方案。（2）确定评价对象。（3）组织过程评价。（4）组织事后评价。（5）评价结果的统计、反馈和异议。（6）公布评价结果。

二、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的设计

本文从反映案件质量的两大因素，即援助律师的业务水平和服务态度入手，结合民事、刑事案件的办案流程，确定民事、刑事案件的指标及其分值、权重比例，以此建立起法律援助质量指标体系。

（一）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

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由11个一级指标、25个二级指标组成，各指标由相应主体进行评价。指标一：“全面了解、掌握案情和当事人诉求”，分值15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通过与当事人交流、阅卷掌握案情和了解当事人诉求的能力。它下设三项二级指标：（1）谈话笔录的制作，分值5分。考察谈话笔录是否完整记录了会谈时间、地点、当事人讲述的基本案情，当事人是否在谈话笔录上签字或盖章等。（2）当事人诉求的确定，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认真询问并记录当事人诉求。（3）阅卷情况，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通过阅卷对案件基本事实、证据效力、法律适用等案件情况的掌握程度。指标二：“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分值14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对于证据的重视程度，以及搜集证据和运用证据的能力。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调查取证，分值7分。考察援助律师调查取证的方向和范围是否恰当，调查取证的手段是否合法，取得的证据是否为合法证据，涉案的最直接、关键的证据是否获得，是否为原始证据。（2）举证情况，分值7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相应证据，是否制作了证据目录。指标三：“庭审表现”，分值15分。本指标通过援助律师在庭审中的表现考察其职业操守、专业能力和敬业程度。它下设三项二级指标：（1）遵守法庭秩序，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按时出庭，是否存在迟到等情况，庭审中是否遵守法律法规。（2）专业表现，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当庭发问、质证、辩论等口头表现，对对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是否进行了质证，是否完整阐述了意见等。（3）敬业程度，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在庭前准备了发问提纲、意见等开庭准备材料。指标四：“律师文书的制作情况”，分值6分。本指标以律师文书的形式要求考察援助律师的专业水平。它下设一项二级指标：律师文书的规范性，主要从文书的格式、结构、用语方面考察其是否符合规范、表达清晰，并以浦东新区司法局制定的法援律师办案指引中的标准文书格式作为评价的参考依据。指标五：“办案效果”，分值12分。本指标考察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是否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法律效果，分值7分。考察援助律师的意见是否为法庭所采纳以及受援人的诉求是否得到实现。（2）社会效果，分值5分。考察案件的处理结果对社会同类案件的示范效应和社会对该案件处理结果的反应，如社会民众是否认可该处理结果，是否被相关媒体报道等。指标六：“沟通交流情况”，分值8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与受援人、法援中心的沟通交流能力，其实质是反映援助律师维护受援人权益的努力程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对受援人的告知义务，分值4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向受援人告知其程序上、实体上的权利和义务，是否向受援人告知其在案件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免其产生不合理的期待。（2）对法援中心的报告义务，分值4分。考察在疑难复杂案件、、因受援人自行聘请律师、案件被撤销、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承办人自身原因等，导致无法继续进行援助等情形下，援助律师是否对法援中心履行报告义务。指标七：“服务态度”，分值10分。本指标考察受援人或者法援中心对援助律师办案服务态度的总体满意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受援人满意度，分值5分。考察受援人在案件办理中以及结案后对援助律师的主动评价或者法援中心回访时反馈的满意度。（2）受援人投诉情况，分值5分。考察受援人是否存在有效投诉援助律师的情况。指标八：“办案过程管理”，分值10分。本指标根据援助律师在各时间节点的报告义务和具体事项的完成情况，考察其在办案过程中各环节办案的积极性，以体现法援中心的过程管理。本指标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办案过程的时效性，分值5分。考察法援中心对具体事项的完成有明确的时间限制的，要求援助律师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相关事项。主要包括：是否自接受指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联系受援人；是否自结案之日起30日内提交结案材料。（2）办案过程的及时性，分值5分。考察法援中心对具体事项的完成没有明确时间限制的情况下，援助律师应当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同时尽量提前完成各环节工作。主要包括：是否及时反馈开庭时间，如遇变更是否及时告知；在与法援中心办理案件交接手续、阅卷、调查取证、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等各环节工作的及时性。指标九：“结案及卷宗整理”，分值10分。本指标通过审阅援助律师整理卷宗的情况考察其办案的认真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阶段性卷宗材料的完备性与规范性，分值7分。考察结案表格是否填写准确、完备；是否签订《委托协议》，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援助办案要求；是否填写《法律援助案件承办情况通报\报告记录》，办案过程记录是否齐全、完备；移送单、申请表、谈话笔录、证据材料等代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格式正确，表述规范等。（2）全部卷宗材料的有序性，分值3分。考察卷宗材料是否按照要求进行了有序、美观的整理，便于查阅。指标十：“加分项”，每一加分项分值10分。本指标属于选择项，考察援助律师在提供了基本法律援助服务的基础上是否存在一些额外的、值得肯定和鼓励的情形。它下设三个加分项：（1）当事人要求继续。（2）社会媒体正面宣传报道。（3）收到受援人感谢信、锦旗。指标十一：“否决项”。本指标属于选择项，考察援助律师在服务中是否存在违反《律师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的情形。这些情形是对援助律师行为的底线要求，如果其存在逾越底线的情形，则其承办案件的质量评价为不合格。它下设三个否决项：（1）额外收受受援人财物。（2）将援助案件转为收费案件。（3）未经允许擅自变更承办人员。

（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

根据刑事案件的办案流程和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我们设计了适用于侦查阶段、审查阶段和审判阶段的质量评价指标。由于一些指标与民事案件指标相同或者三大阶段中的部分指标相同，本部分作简要阐述。1.适用于侦查阶段的评价指标：指标一：“向当事人了解案情和意见”，分值2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向当事人了解案情，了解当事人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的意见等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制作会见笔录，分值10分。（2）确定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分值10分。指标二：“提供法律帮助”，分值1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情况。它下设一项二级指标：提供法律咨询，分值10分。指标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分值2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运用法律维护受援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申诉、控告，分值10分。（2）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分值10分。指标四：“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分值1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的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向侦查机关了解当事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的有关情况，分值5分。（2）向侦查机关提出意见，分值5分。指标五：“律师文书的制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评价指标四。指标六：“报告义务的履行”，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评价指标六第

（三）项二级指标及其评价标准

指标七：“办案效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评价指标五。指标八：“办案表格填写与卷宗整理”，分值5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办案的认真程度以及办事的规范性和严谨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卷宗的完整度、有序和美观度，分值1分。（2）办案表格填写，分值4分。指标九：“服务态度”，分值10分。本指标考察受援人或者法援中心对援助律师办案服务态度的总体满意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受援人满意度，分值5分。（2）办案的及时性，分值5分。指标十：“加分项”，每一加分项分值10分，但加分最高不得超过30分。它下设五个加分项：（1）提交未成年受援人社会调查报告。（2）辩护意见为受援人获得案件被撤销提供切实帮助。（3）援助律师为受援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获得支持。（4）援助律师促使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促成刑事和解。（5）收到受援人感谢信、锦旗。指标十一：“否决项”。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评价指标十一。2.适用于审查阶段的评价指标：指标一：“向当事人了解案情和意见”，分值1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一。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制作会见笔录，分值7分。（2）确定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分值8分。指标二：“提供法律帮助”，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二。指标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三。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申诉、控告，分值5分。（2）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分值5分。指标四：“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分值15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的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向办案机关了解当事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的有关情况，分值5分。（2）阅卷情况，分值10分。指标五：“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分值2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搜集证据和根据证据规则运用证据的能力。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证据的收集，分值10分。（2）证据的运用，分值10分。指标六：“律师文书的制作”，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五。指标七：“报告义务的履行”，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六。指标八：“办案效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七。指标九：“表格填写与卷宗整理”，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八。指标十：“服务态度”，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九。指标十一：“加分项”，每一加分项分值10分，但加分最高不得超过30分。本指标下设计八个加分项：（1）进行了调查取证，或者申请有关机关进行调查取证，调查取证的手段合法，证据合法，证据为原始证据。（2）向办案机关提交所调取到的有利于受援人的证据。（3）形成证据分析报告。（4）调取或申请调取的证据被办案机关采纳。（5）提交未成年受援人社会调查报告；辩护意见为受援人获得案件获得不结果提供切实帮助。（6）援助律师为受援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获得支持。（7）援助律师促使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促成刑事和解。（8）收到受援人感谢信、锦旗。指标十二：“否决项”。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十一。3.适用于审判阶段：指标一：“向当事人了解案情和意见”，分值1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一。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制作会见笔录，分值7分。（2）确定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分值8分。指标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三。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分值3分。（2）申诉、控告情况，分值2分。指标三：“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分值10分。它下设一项二级指标：阅卷情况，分值10分。指标四：“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分值1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审查阶段评价指标五。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证据的收集，分值7分。（2）证据的运用，分值8分。指标五：“庭审表现”，分值15分。本指标通过援助律师在开庭审理过程中的表现来考察其职业操守、专业能力和敬业程度。它下设六项二级指标：（1）开庭时间及变更的反馈，分值2分。（2）遵守法庭秩序，分值3分。（3）开庭准备情况，分值2分。（4）制作庭审笔录，分值3分。（5）庭审水平，分值3分。（6）提交辩护词，分值2分。指标六：“律师文书的制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五。指标七：“权利义务的交代及报告义务的履行”，分值5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与受援人、司法行政部门法援机构的沟通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对法援机构报告义务，分值3分。（2）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交代，分值2分。指标八：“办案效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七。指标九：“表格填写与卷宗整理”，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八。指标十：“服务态度”，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九。指标十一：“加分项”，每一加分项分值10分，但加分最高不得超过30分。它下设十个加分项：（1）进行了调查取证，或者申请有关机关进行调查取证，调查取证的手段合法，证据合法，证据为原始证据。（2）向办案机关提交所调取到的有利于受援人的证据。（3）形成证据分析报告。（4）调取或申请调取的证据被办案机关采纳。（5）提交未成年受援人社会调查报告。（6）辩护意见为受援人获得案件获得无罪判决结果提供切实帮助。（7）援助律师为受援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获得支持。（8）援助律师使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促成刑事和解。（9）收到受援人感谢信、锦旗。（10）当事人主动要求援助律师继续作为二审的辩护人。指标十二：“否决项”。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十一。

三、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结果的运用

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结果运用是法援中心对被评价案件的质量评价结果运用于法律援助工作管理的活动。这种活动是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活动的延续，是发挥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效应的重要措施。

（一）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结果运用的目的和方法

1.用于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建设：第一，通过奖优罚劣，推进律师提高法律援助质量。具体来说，对案件被评价为优秀的承办律师予以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在精神奖励方面，对他们进行集体表彰，授予其荣誉称号；在物质奖励方面，给他们发放一定金额的奖金，给予今后更多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机会。对案件质量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承办律师进行惩罚，包括批评教育，向其所在律师事务所通报，扣除一定的办案补贴，减少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机会。多次质量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承办律师，取消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资格。第二，通过推广总结，促进律师队伍的办案水平。具体来说，首先，司法局和法援中心应当通过表彰大会、运用各种媒体、编撰优秀案例等途径，宣传优秀案件承办律师的先进事迹和服务精神；通过介绍会、培训班等形式，推广优秀律师办案的好经验、好做法，为其他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提供范本。其次，不定期地召开质量通报会、质量分析会等形式，由相关负责人对办案质量进行讲评，通报质量评价中发现的服务质量方面的突出问题，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组织相关承办律师认真研究，寻找改进的措施，使得其他承办律师避免出现同样问题。2.用于完善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的目的在于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水平，而这种评价是按照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进行的，因此这种评价体系是否科学合理就显得至关重要。评价体系中的要素内容是否科学合理，一方面要通过具体的评价活动来检验，另一方面要根据法律援助工作要求和受援人要求的改变而改进。具体来说，首先，从评价结果看案件质量评价指标能否完全反映法律援助工作要求和受援人要求。其次，从案件质量的总评价结果与各个指标的评价结果的关系上，分析各个指标设计内容、分数及其权重的合理性。再次，从评价结果分析评价对象选择是否合理，分析评价主体确定及其评价权限分配的科学性。

（二）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结果运用的相关问题

1.关于评价结果异议程序的设立。援助律师在收到“不合格”的评价结果后，应当允许其在一定期限内提出异议，以维护援助律师的合法权益，起到类似“行政复议”的作用。笔者认为，援助律师可以基于以下理由，在收到“不合格”的评价结果之日起30天内提出异议申请：（1）对综合评定等级有异议的。（2）认为案件档案样本不足以代表自己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3）有其他正当理由的。法援中心收到异议申请后，要做好异议审查准备工作，由原评价人员和另请的一名资深法律专家组成审查组进行异议审查工作。经过异议审查，作出以下结论，并制作异议审查书面报告：（1）维持原评定等级。（2）改变原评定等级。（3）需要启动第二轮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活动。异议审查结果报告必须上交浦东新区司法局，并接受其专门监督检查后才能生效。监督检查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原评价人员和资深专家按照规定程序完成对异议申请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