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的好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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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直接投资的好处范文

在过去的十年中，大多数国际生产的增长是通过跨国的兼并和收购(包括由外国投资者收购私有化的国有)而不是通过新建企业完成的，通过并购完成的交易额已从1987年的不足1000亿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7200亿美元。在所有的跨国并购中只有不足3％被正式确认是兼并，其余的都被认作是收购。全资收购大约占总数的2／3。少数股权收购在家的跨国收购中约占1／3，在发达国家不足1／5。根据形式不同跨国并购可分为水平型(同一产业内部不同公司之间)、垂直型(客户和供应者、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并购)和集团收购型(在不相关产业的不同企业之间进行)。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部分的跨国并购主要是在追求短期财务收益的驱动下进行的。但今天大部分的跨境兼并和收购都具有战略和意义，而不是出于追求财务收益的动机。另外，大部分的并购都不是敌意的，1999年敌意收购占并购总金额的比例不足5％，占总数额的比例不足0．2％。

在1980—1999年期间，全世界并购总数(包括跨国和国内的并购)以年均42％的速度增长，并购总金额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也从1980年的0．3％增加到1999年的8％。两次较大的并购浪潮主要发生在以下两个时期：一个是在1988—1990年，另一个是从1995年至今。最近的这次浪潮伴随着国内并购的增长而发生。除了传统的银行贷款，最近的并购还因大量使用了一些融资机制(像发行普通股、可转换股票以及公司债券等)而得以顺利进行。另外，风险资本也成为一个重要资金来源，从而使得众多的新公司和中小企业也可以从事并购活动。

在这种趋势下，1999年跨国并购增加了35％，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在6000多项交易中总金额高达7200亿美元。2000年几项大宗的交易业已宣布或完成，预计跨国并购将进一步增加，2000年跨国并购总额估计超过10000亿美元。

当前的并购与19世纪末发生在美国的并购(1898—1902年期间达到)有某些相似之处。二者都受到重大技术进步、并购的新融资方式以及管制变化的。只是最近的一次浪潮是国际化的，而前者只发生在美国境内。正如前一次发生在美国的并购有助于形成全国商品和服务市场及生产体系、为公司提供了统一的全国市场一样，这一次国际化的并购进一步加强了全球商品和服务市场及生产体系的形成，为公司提供了统一的全球市场。

二、跨国并购的好处

一般来讲，从一个外国投资者眼中来看，与直接投资办厂相比，跨国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主要有两点优势：效率和市场控制权。在企业运营中效率是极其重要的，这可以从高级管理人员的口头语中看出，如“我们生活的新经济中，一年只有50天。”“效率是朋友，时间是敌人。”等。跨国并购通常能以最快的速度在新市场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成为市场领导者，并且最终赢得市场主导权，从而扩大公司规模，分散公司风险。此外，跨国并购还能将有关各方的资源和管理经验集合起来，创造出静态和动态的效率收益。

许多因素促成了公司进行跨国并购、直面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如今空前的全球和地区性重组的热潮，反映了这些因素之间的动态的相互作用。对许多公司来说，在已初见端倪的全球市场中生存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跨国并购的热潮也应势而起。在全球市场上，无法获得发展和盈利的公司将成为收购的对象。所有这些促使公司进行跨国并购的基本因素成了公司保持和提高自己的竞争地位时首先考虑的问题。跨国并购的重要性日趋明显，完全是因为它给公司提供了一条取得其它国家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最方便快捷的途径，并可使公司在全国或全球范围内优化其结构，以联合其它公司，获得竞争优势。简单说来，跨国购并使公司能快速取得位于不同地域的资产，这种资产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已成为决定竞争地位的重要因素。

三、跨国并购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

约90％的跨国并购，包括交易额超过10亿美元的109个大宗购并中的大多数，都发生在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并购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高，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迅速增长。

1999年西欧的跨国并购很活跃，售出额为3540亿美元，收购额为5190亿美元。在单一货币和促进深层次一体化政策的推动下，欧盟内部的并购占据了上述交易的相当一部分。该地区以外的大多数购买行为是英国公司并购美国公司。在被收购公司中属于英国、瑞典、德国和荷兰的最多，而英国、德国和法国则拥有最多的购买方公司。

美国公司仍是跨国并购中最大的目标，1999年在并购中向国外投资者售出了2330亿美元。1999年美国所有的并购交易中有1／4强是由国外收购方完成的，而在1997年这个数字是7％。如今，跨国并购已成为外资进入美国的主要方式。1998年，与并购相关的对位于美国的子公司的投资占外资总额90％，占项目数总量的62％。在对外投资方面，美国公司1999年收购国外公司价值为1120亿美元，比1998年少了250亿美元。这主要因为大宗交易的数量减少了。

日本的海外收购价值在1999年有大幅上涨，主要是由于一笔大交易。一般来说，日本的跨国公司比起并购来仍偏爱直接投资办厂，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日本跨国并购中的售出额在最近几年增长很快，在1997—1999年间高于收购额。这是由并购制度上的变化、国外公司倾向于并购的战略选择和日本公司对并购态度上的转变导致的。

直到9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才逐渐成为跨国并购的重要场所。尽管从并购价值上看90年代中期前发展中国家所占的份额一直保持在10％左右，但从并购交易的数量上看，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却从1987年的5％上升到了90年代末的19％。由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作为购买方进行的跨国并购从1987年的30亿美元上升到了1999年的410亿美元。

四、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的区别

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从定义上看是将资产从国内转向国外，并且至少在初始阶段不增加被投资国的生产能力。《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与直接投资办厂相比，跨国并购会给东道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小的正面影响或者说较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市场进入时或进入后不久，表现在：

1．虽然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都能给东道国注入资金，但跨国并购带入的资金并不总是能够增加生产的资本存量，而直接投资办厂就能够。因此一定数量的跨国并购直接投资为生产做出的贡献只相当于很少的直接投资办厂方式的直接投资做出的贡献，甚至根本就没有贡献。然而当本地一家公司的唯一选择是关门停产时，跨国并购会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2．与直接投资办厂相比，跨国并购转移的高新技术较少，至少在市场进入初期是这样。另外，跨国并购还会造成本地的生产和其它活动(如研发)层次下降或完全停止，或迫使它们迁址。直接投资办厂则不会直接降低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3．跨国并购在东道国不会增加就业，因为并购过程中生产能力没有增加。并且，跨国并购还会引起裁员，尽管收购方如果不至于破产，可能会同意保留原有员工。而直接投资办厂肯定会增加东道国的就业。

4．跨国并购会增加东道国市场的垄断程度，不利于培育竞争。事实上，可以故意用跨国并购的方式来减少或消除竞争。但如果跨国并购中收购的是即将倒闭的企业，那它还有利于防止市场垄断度的提高。而直接投资办厂从定义上看，能增加市场上企业的数量，不会在初始时造成市场垄断度的提高。

但从长期看，考虑到直接和间接效应时，两者之间的许多差别都缩小或消失了，表现在：

1．国外收购方并购后一般都会追加后续投资，有时追加额很大，尤其是在私有化等特殊情况下。因此长期内跨国并购也会像直接投资办厂一样增加东道国的生产能力。这两种方式对东道国企业会产生相似的挤入和挤出效应。

2．跨国并购后收购方会运用高新技术(包括组织和管理模式)，特别是当需要对被收购公司进行重组以提高生产率时。

3．若收购方追加后续投资，并且保留被收购方的原有员工，随着时间的推移跨国并购会增加东道国就业。因此两种直接投资方式在创造就业上的差别在长期内会逐渐减弱。如果为提高生产效率进行裁员，那也比直接投资办厂迫使本土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倒闭造成的小。

4．对市场结构的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市场进入之后将长期存在。跨国并购较容易破坏竞争，增加市场垄断，尤其是在政府干预较少的寡头竞争的产业中。

五、东道国的具体情况对确定跨国并购的影响度十分重要

除了上面讨论的市场进入时和长期的区别之外，在评估跨国并购对东道国带来的好处和坏处时，还应认真考虑东道国的具体情况。

1．在正常情况下(即没有危机或动荡)，特别是当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都可行时，直接投资办厂比跨国购并更有利于发展家经济的发展。在其它因素(进人动机，生产能力)相同的条件下，直接投资办厂不仅带入一整套的资产，还同时提高生产能力和创造就业；跨国并购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但不能立即增加生产能力。另外，某些种类的跨国并购在市场进入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如资产剥离时进行裁员、技术改造进展缓慢等。

第2篇：直接投资的好处范文

（一）国际直接投资持续低迷，流入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继续续下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2007年达到1.9万亿美元后逐步下降，2008年全球投资同比下降了14%,为1.7万亿美元；2009年全球投资仅为1.11万亿美元，比2008年大幅下降34%，其中流入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减少近60％。2010年，尽管全球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国际直接投资也只有1.12万亿美元，增加不到1%，仍远远低于危机前水平。其中，流入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萎缩，仅5270亿美元，再下降约7%。

（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增长，但分布不均衡。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继续成为最受欢迎的直接投资目的地，2010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约10%，首度超过发达国家，占到当年国际直接投资总量的53%。其中，流入东亚、东南亚、南亚的国际直接投资比上年增长18%，占当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46.4%。流入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的直接投资大幅增长，而同期流入印度的直接投资下降32%。流入拉美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占23.8%，增长21%。东南欧和独联体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增长1%，占11.9%，其中流入东南欧转型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下降31%，独联体国家直接投资流入增加5%。流入西亚的国际直接投资下降16%，占9.6%。非洲吸收直接投资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之后持续下降，降幅高达18%，仅占8.4%。

（三）跨国并购明显上升，“绿地投资”继续下降。2010年，全球跨国并购较上年增长了37%，其中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并购额增加了一倍。“绿地投资”的金额及项目数继续下降。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增长，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盈利不断增加，2010年跨国企业利润再投资较上年增长了近一倍。

（四）低碳投资显著增加。跨国公司既是主要的碳排放来源方，也是低碳投资和低碳技术的供应方。2009年仅流入可再生能源、循环再利用、环保技术和产品制造等三个主要低碳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就达到了900亿美元。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吸引外国低碳投资仍将为它们带来生产能力扩大、出口竞争力提高、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好处。

（五）各国有加强对国际直接投资监管的倾向。2010年，各国一方面继续推动外国投资自由化，促进外国投资，另一方面又强化其对外国投资的监管，设法调整国家与投资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2010年对外国投资产生影响的政策措施中有近三分之一属于更严格的监管，这是自1992年以来此类措施占比最高的一年。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再诉诸国际仲裁程序解决与投资者之间的争端，甚至退出《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公约》。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一）国际直接投资将恢复增长。2010年大大改善的宏观经济环境增加了跨国企业的盈利，提高了股票市场的估值水平，将推动跨国公司利用其充裕的现金流进行海外投资。同时，跨国公司也需要通过战略性投资加强其在后危机时代的战略地位。预计2011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将增加到1.3万-1.5万亿美元, 增长约16%―34%，基本恢复到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2012 年将向1.6-2 万亿美元挺进，有望创出新高。

（二）发展中经济体吸收国际直接投资份额仍将扩大。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流入上升9.7%，而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下降6.9%，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率先恢复和最为活跃的地区。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缓解了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短缺，更多的机会、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利润和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将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在中国，国际资本的流入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增长，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外溢效应”与“学习效应”，使中国经济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不断提升，从而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

（三）中国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将继续保持增长。2010年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达105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出约48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五。到2010年底，中国吸收外资存量5500多亿美元，海外投资存量约2300亿美元。统计显示，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较快发展主要得益于服务业及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大幅增长。鉴于今后中国服务业将继续加快发展，以及随着中西部地区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这一诱因将得到强化，新一轮向服务业和中西部地区投资的热潮可期。

（四）跨国并购占比将继续提高。跨国并购通常能够对经济形势变化较快地作出反应。2009年全球跨国并购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例为67%，2010年达到90%以上，2012年预期将进一步增加。

三、对做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工作的几点思考

世界直接投资逐步恢复增长，中国仍然是外商看好的重要目标区域，这将为招商引资工作带来良好机遇。

一要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眼前与长远的关系，以提高质量为中心，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正确把握投资导向，营造综合竞争优势，积极探索和拓展利用外资的新方式。

二要更加重视投资环境建设。随着优惠政策“洼地”逐步填平，服务已成为吸引客商的一块强劲的磁铁石。要充分正视当前利用外资工作面临的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国内其他省市的竞争，重视投资环境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要更加重视吸引低碳投资。有针对性地发掘筛选一批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方面合作项目，积极创造条件开展项目承接和运作，进一步扩大低碳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第3篇：直接投资的好处范文

这场闭门会没有对媒体开放，跨国CEO们的对话背景可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增长17%，达1.5万亿美元，超过了危机前三年的平均水平。但是，FDI流入量的增长主要不再由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增长11%）推动，而更多的是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增长35%）以及其他转型经济体（增长31%）驱动。

中国2011年的FDI达到115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公布数据），但最后两个月的FDI呈负增长。进入到2012年的前4个月也持续负增长。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组织也调低了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4%调低到3.25%）。这些情况表明，2012年全球和中国的FDI增长仍面临着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因篇幅所限，《博鳌观察》遴选了部分精彩观点，以会议综述的形式为读者作扼要呈现。

跨国公司能做的事情比想象的多

在鲍尔森看来，对外直接投资总是包含着极大的矛盾。首先，它非常有价值，接受投资的国家都很受益。而外商愿意对一国投资，正说明是对该国的最大信任。但是这样的价值与被投资国的社会公众对它的评价却不匹配，甚至有时社会公众对FDI充满了恐惧和憎恶，由此而产生了政治层面上的阻力。“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最需要外资的国家，却又是最抵触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会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但实际上，跨国企业和投资者却感受和体会到了各种歧视。”

在这种充满悖论的环境中，跨国公司能主动做的事，会比想象的更多。鲍尔森说：“我做企业的时间比做官员要长很多，企业家总是呼吁政府给予更多的好处，但是有些事并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即使政府按照要求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企业家仍然会有各自的想法，因此企业自身必须提高自己的投资能力。”比如对政府的各种规定、对政府能做好和应该做好的事务进行说明、阐释和答疑，是企业能比政府做得更好的事情。

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增长中，对外直接投资功不可没。长江管理学院院长项兵认为，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开放性。在世界重要的大型经济体中，很少有比中国经济更为开放的，因为中国七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率和对外贸易相关。日本和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但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则少得可怜。这说明中国相当开放，对来自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需求庞大。

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企业与百事可乐、爱立信等很多跨国公司一样，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调动资源。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输入国，再过一年就会超过美国。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是美国的1/2，长久发展下去，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会非常独特。美国、英国和日本都有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在中国，没有一个占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

来自中国华为公司的副总裁蒋亚飞表示，华为公司的业务范围遍及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的销售额达到320亿美元。现在华为正在进一步加强本土化的进程，在海外的子公司都制订了自己的本土战略，目前的本土化率达到了75%，华为希望下一步从层面上、数量上都继续提升本土化率。

中国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认为，中国企业很赞成平等互利的原则，全球化是在全球范围内更加优化地配置资金、资源和技术，毫无疑问，这对全球经济都有意义。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历史情况，全球化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发展会不一样。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技术比较落后，虽然有资源，却很担心这些资源会被别人拿去。所以在过去很多国际会议召开时，都能看到当地有很多人在会场外游行，反对全球化。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猛烈，应该是对全球化的一个逆转。尽管这最终改变不了全球化进程，但应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艰苦的过程。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面临一个新的调整过程。过去的许多规则，由于历史原因，都是由发达国家来制订。未来的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要从根本上解决危机根源，特别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要重新制订和调整规则。在此过程中，应该考虑到新兴市场的利益要求，要真正做到互利，就必须修改规则，否则全球化的进程就会延缓。

对于正在发生的欧洲债务危机，马蔚华行长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欧洲出现了债务危机，毫无疑问，中国肯定要提供支持。支持援助的办法有很多，比如可以去直接投资，但在现实中，中国到欧洲投资遭遇了很多限制。也可以加大中国对欧洲的商品进口，但事实上，有很多产品进口又有限制，特别是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限制更多。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要中国买他们的债券，可这不符合互惠的原则。盟国都不肯买的债券，让中国买，这当然不合理、不现实。

危机下全球治理模式的变化

与会CEO们认为，当今各国处于全球化的不同阶段，因而适用不同规则。全球化模式是在起作用，但还不完善，应该予以发展和变通。在金融管制、环境检测、包容性增长这三大方面，重点应放在各个利益攸关者的利益平衡上。新的治理模式，不能只考虑发达市场通行的规则，而必须是以一种“全球+本土”的方式逐步演变，为世界各个国家量身打造全球规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相互忍让，而不是从全球化这一概念向后撤退。

鲍尔森对全球治理模式的看法并不乐观，“我们其实不会达到全球治理，因为很难达到。我们某些现存的全球治理模式已开始显现老态，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因此人们才特别倚重二十国集团的机制。在金融服务方面，把所有规章进行统一未必是好事。对环保产品和服务征收关税，把清洁技术拒之于各种市场之外，肯定是不道德的。很明显大家必须找到合作的方式。”他还以美国为例，阐明了阻碍全球治理模式建立的更深层次原因。

“在美国，我们一向自诩说自己的市场最开放，但是在证券领域有很具体的限制。我的中国同事总希望告诉他们哪些领域可以投资，哪些领域不可以投资。其实，看看中国企业在美国所做的投资，看看并购的数量，不成功的案例其实很少。大约95%的并购最后都能得到批准。毫无疑问，在政治上这些并购不受欢迎。哪个国家的政府恐怕面对广大民众都不能高呼‘我们希望外国投资者进来’或‘让外国人来竞争吧’。许多中国企业感觉我们不够开放。如果跟市长、州长谈促进投资，在接触地方政治时，就会发现美国其实对外来投资的需求和意愿都很大。”

CEO们也都认为，“企业自身其实都没有好好地宣传全球化的概念。大家不擅长解释全球化的好处，或者把竞争者引入国内或当地市场的好处，我们要想让对外直接投资和全球化继续发展，关键词就是互惠。我们既要擅于解释为什么需要走出去投资，也要擅于解释为什么行业的竞争者可以到我们的地盘来投资。”

鲍尔森给跨国公司4条意见

1要做好投资本身

好的投资必须对各方都有利，对股东有利，对所有利益攸关方都要有利。特别是投资的当地国，如果投资能够让当地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并能消除部分收入、就业等不平等现象，那么投资的各种阻力就会减小。

2准备好政治顾问

即使政府已经尽力，投资法律法规清晰明确，经济环境对外资很有吸引力，并且在长时间内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投资一样会遇到政治问题。所以鲍尔森指出：“跨国公司要做好投资，除了有很好的金融顾问外，还需要有很好的政治顾问，这一点不容忽视。”

3欢迎对手来自己地盘投资

跨国公司往往支持自己的对外直接投资，一旦他们发现另一公司进入其市场竞争领域，就会游说政府反对他们。鲍尔森开玩笑说：“大家都喜欢竞争，但就是不能在自己的地盘竞争。”

他认为企业需要在打开国外市场的同时，努力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有市场都是国内市场，每一项进口都能给整体经济带来益处，增强生产竞争力并保持产品低价，这才是真正的互惠。

4各个跨国公司都应该鼓励各国政府继续改革，把蛋糕做大

例如在中国，需要提高中国经济的内需比重，尽一切努力让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断继续，让投资人不断在该市场投资。

共同的抱怨：原油价格太高，高得离谱。

看2012投资环境：现在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危机阶段。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充满机会也充满不确定性。有人反对—特别是那些有债务和经济问题的国家，认为外国投资影响了自己的经济和储蓄的平衡。有人欢迎—因为对外投资能够拯救某些国家的经济窘境，会受到当地的欢迎。

看好的新投资方向：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性标准是要看损益表以及投资回报率等经济数据，但在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和荷兰，金融和整体投资环境稳定，特别是创意设计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完善，都成为强烈吸引外资的条件。

对新经济体的要求：加大力度放松对汇率、利率、股市，甚至股价的管制，政府的作用应该进行调整。公共产品和服务可以继续由政府提供，但一般的商品和服务应该交给企业来完成，这样才能促进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如何看待中国的投资环境：1.目前中国几乎所有行业的劳动薪酬都呈两位数增长，这样的增长太快，中国已不再是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制造业国家，这已导致FDI负增长。

2.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是全国性的增长，是中国大部分人口进入中等收入人群的必经过程，也是中国政府的目标。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3.中国市场必须更加公平和开放。而目前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还有明显的障碍，例如在证券市场领域。

4.中国的私营企业抱怨自己没有外贸权，没有资金权，可是跨国公司却两者都具备。CEO们呼吁中国的私营企业也应当获得这方面的权力。5.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半来自投资。但从长远看，投资能否持续值得怀疑，因此必须创造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

看中的人才：

各国人才和教育的质量千差万别，他们需要真正能融入全球化环境的人才。这些人才服务的地域是投资当地国，但必须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能力。

Robert Kimmitt谈美国投资环境中的政治因素：

1.本届美国政府是35年来，第一个由总统公开发表投资政策声明的政府，把驻外主要大使馆的资源整合起来创建的“选择美国”计划，也意在吸引投资者来美国投资。

2.美国2007年通过了一项新法律，使得投资过程更为投资者所理解，尤其是必须在决策中综合考虑商业、金融和政府，分析各种因素的投资者。

3.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投资问题将会特别棘手。明年会好得多。这就是一个政治因素。

如何看待印度的投资前景：1.人们担心自然资源的流失，担心印度的资源价格过低，轻易被外国公司剥夺占用。如何能够建立一个资源体系，既让资源能保证供应，又能保证价格，还能保证不会受到市场的干扰？这个话题在印度引起很大的争论。在争论没有结果之前，这种资源流失的担心对跨国公司和印度公司都不是一个利好消息。

2.印度今年的GDP增速预计可以达到7%，以后可能会达到9%或10%，但贫富差异的悬殊，让更多人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

3.最新的挑战则来自零售业对外资的开放，这在印度引起很大反响，人们忧虑贫富不均会因此进一步加剧。

4.印度企业的CEO们欢迎外国投资也希望贸易平衡，印度卢比经不起继续贬值，一定要保持金融支付体系的平衡。

韩国企业家很享受全球化：

1.韩国对美国有直接投资，这与他们在欧洲的直接投资一样成功。

2.美国与韩国之间各项资源产品的贸易公平合理，两国的经贸关系和相互投资都非常顺畅。

中日应相互投资

过去10年间，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为4000亿美元，是中国最大的国外直接投资。但中国对日本的投资几乎为零。在鼓励日本公司来华投资的同时，中国公司也需要对日本增加投资。

去日本和谁谈投资？

在日本，与中央政府谈对外直接投资，和跟地方或城市政府探讨，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答案。地方的市长们非常关注增加就业岗位，希望外资建企业、增加就业。中央政府的情况却变得比较复杂。

第4篇：直接投资的好处范文

1、全球化的主要理论

经济的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主要趋势，早在十八世纪，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关于自由主义经济的思想中阐述了他的经济全球化思想，他看到了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说：“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对外贸易上。”而斯密的“绝对成本”说则是他的经济全球化理论的集中体现，如果各国都按照自己拥有绝对优势的产业进行生产和交换，就会使各国的生产因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能够提高全世界的财富。也就是说，斯密认为全球化的基础是后天的生产条件，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能增加全球的财富。李嘉图的“相对成本说”则认为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也可以生产并出口商品，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同样会进口商品，这样，在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各国通过自由贸易可以增加各国的生产总量，使得每个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都获利。“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它使得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李嘉图将国际贸易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使得经济全球化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当代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大致可以分为新自由主义流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怀疑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和秩序转型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的作用，大力赞颂经济全球化，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必然能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怀疑派则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指出早在十九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就曾经出现过高度的全球经济一体化，1913年的一体化水平就已经达到了1993年的水准。现在所谓的一体化只是一些大国集团的区域一体化，并且没有使得贫富差距逐渐消失反而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渐被边缘化。也就是说当下的经济全球化没有使得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秩序转型派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力量是一种“转型”的力量，推动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并且经济全球化的作用方向是不可知的，它将构建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无法预测的。

2、经济全球化的现状

暂且不提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多大贡献，在华盛顿共识形成后，全球开始了财政约束和自由化的浪潮，但世界并没有像WBG承诺的那样减少了贫富差距。1999年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遭到了反对者的抗议，这次的抗议事件似乎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导火索，抗议者的愤怒情绪不断蔓延。自一位抗议者在2001年的热那亚抗议运动中丧生之后，反全球化战争已经升级为一场流血的战争。全球化曾经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来说，初期的全球化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发展，改善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经济状况，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知识壁垒，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提供了更好的接受知识的机会。然而现实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危机频发，发达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在推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所许下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全球化利益的分配并没有帮助落后的国家顺利实现产业结构的改革，也没有帮他们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更不用说经济增长的长期目标。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发展中国家，失业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国家的失业工人们为了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不得不联合起来抵制全球化。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

2014年9月12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正式公布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度数据。《公报》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中国对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者构成、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地区和行业分布、综合统计数据等六个部分。

从这份报告中我们不难看出国家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注集中于投资的规模和范围的大小，只有在最后一项中提到了“双赢”，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96.7万的就业，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责任的理念。然而这样做远远不够，我们究竟是创造的就业机会多一些还是造成的失业多一些，统计部门无法给出准确的数据，但是这里存在一个简单的逻辑，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跨国企业，其母国的劳动生产率大于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这也就意味着母国的资本有机构成高于东道国的资本有机构成。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技术的同时，跨国企业也破坏了其劳动力的供求平衡。伴随着对于环境的破坏，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攫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接受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以透支发展潜力为代价换得经济的短期发展。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还要考虑地缘政治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从民众所关心的角度出发，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反对看似是在帮助他们的直接投资。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如何照顾民众日益增加的反抗情绪，已经成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全新课题。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社会责任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社会责任很久前就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国际劳工组织的MNE宣言就是一个约束性的通用工具，引导企业的全球经营及其社会政策。MNE宣言旨在鼓励跨国公司积极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做贡献，解决他们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任何难题。在经济全球化没有为贫穷国家带来曾经许诺过的利益时，反全球化的思想开始蔓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试图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更加稳定和高效的国民经济体系，促进这些国家的长期稳定的发展。遗憾的是，政治和经济的交锋，正义和野心的较量正在让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这些良好关系曾经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巨大的便利。然而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转变，曾经的合作伙伴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略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恶意诽谤，只考虑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伴随资本市场的开放和贸易壁垒的消除，高利率和高失业率是渴望经济发展的贫困国家所不能接受的。中国如果不能在投资中为东道国家创造足够的收益，帮助解决失业，关注民众的心声，那么随之而来的将不仅仅是民众的反对和破坏，还将面临大量失业人口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不但要承担投资项目无法完成的风险，还将面临无法收回投资的危险。

第5篇：直接投资的好处范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回归分析；区位[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8-0040-04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投资区位的选择显得愈发重要。投资对象国的GDP、政府政策、基础设施及行业现状等因素，都会对对外直接投资效果产生一定影响。本文将在对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以期为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理论参考。

1 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现状及分析

由于数据采集方面的限制，目前只能找到2011年及以前年份的详细的统计资料，因此，本文选取2006—2011年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样本，以增强本文的可比性与可靠性。

根据《山东统计年鉴2012》公布的资料，截至2011年年底，山东省累计核准境外企业（机构）投资项目2758项，协议投资总额1000129万美元，其中中方协议投资额累计824611万美元，占协议投资总额的82.45%。2011年，全省新核准境外投资项目数372个，比上年增长3.3%，协议投资总额296066万美元，其中中方协议投资额270922万美元，占协议投资总额的91.51%；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747265万美元，比上年增长42.67%；对外劳务合作营业额72592万美元；外派劳务人员48836人。从地区来看，2011年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仍然主要集中在亚洲，其协议投资总额为153361万美元，占到2011年全年协议投资总额的51.80%，主要流向中国香港、日本、柬埔寨、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北美洲，为51316万美元，占协议投资总额的17.33%，主要流向美国和加拿大；排在第三位的是大洋洲，为39619万美元，占协议投资总额的13.38%；投资额最少的是拉丁美洲，仅为9187万美元。

从近几年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呈现出进一步向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趋势，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在亚洲及欧洲的比例有所下降；而对发达国家较为集中的北美洲以及亚洲的中国香港、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量有显著增长。其中对北美洲的投资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11年比2010年对外协议投资额上涨了115.07%。虽然在短期内我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结构不会发生大的改变，但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趋势，开始逐渐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向中国香港、韩国、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

2 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

针对山东省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对象的变化，本文试图通过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找出影响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进而发现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特点。

2.1 变量选择与模型建立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经济因素、制度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其中，经济因素主要包括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市场规模、汇率等。制度因素包括东道国的经济开放程度、政策连续性以及东道国与我国的贸易关系、外交关系、文化差异等。其他因素则包括我国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存量、东道国的地理位置等。

本文选择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协议投资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本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状况，用FDI表示；由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很多，若每个因素都作考虑会引发多重共线性、数据难获取等问题，因此本文只选取几个重要的解释变量，而将其他影响因素归入随机扰动项中。

解释变量主要有：①东道国的市场规模，采用其国内生产总值来加以衡量，用GDP表示；②我省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存量，用TCDI表示；③距离，这里指我省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表示为D，这里定义亚洲国家距离为1，大洋洲国家距离为2，欧洲和非洲国家距离为3，美洲国家距离为4；④贸易关系，将山东省对东道国的出口值和进口值加总的值作为变量，用Q表示。由此，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和有效性，本文根据以下原则选取了20个样本：一是经济状况、地理位置等方面大致均匀分布；二是山东省对其直接投资达到一定规模；三是变量数据来源可靠。根据《山东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山东省对这20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75.3%，截至2011年年底，对这20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占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 60%以上。

2.3 检验结果

利用这20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进行模型的估计，最后得出的回归结果为：

新方程的样本可决系数达到了0.8089，说明回归方程对样本数据拟合得较好。而且通过ARCH检验，得到Obs×R-squared=0.5104

2.4 对检验结果的分析

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山东省在东道国的投资存量对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影响，首先来分析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与马先仙用2001年的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刘建光、丁卫国用2000年的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所作出的回归结果正好相反，而与熊洁敏用2004 年的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所作出的回归结果一致，但是熊洁敏的回归结果中，GDP的系数并不显著。从本文的回归结果来看，虽然GDP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了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呈现出向发达国家转移的趋势，但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仍然没有占到主导地位。

结合本文所用的2011年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以及以前一些学者的回归分析，本文认为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首先，总体上山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呈现出了向发达国家转移的趋势，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越来越明显，在未来几年里发达国家将成为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阵地，而这也符合我省的技术能力和投资经验不断提高的实际情况。其次，山东省对东道国的投资存量与其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的关系，这体现了存量投资对流量投资的影响，也就是说当山东省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越多，山东省就越倾向于投资该国家。这一方面是由于很多的投资项目并不是短期工程，一般为中长期的投资项目，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可能会存在追加投资，从而构成了新一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此同时还涉及一个投资的资金到位率问题，通常来说资金不会一步到位，而是分期投入，这也会增加新一期的投资；另一方面在对已有国家进行投资的过程中，企业积累了很多经验，对东道国各方面的环境比较熟悉，甚至已经建立了企业自己的社交圈，选择这些国家会使企业降低很多不必要的成本，又能很快地使工程项目进入运转赢利阶段，同时很多时候还会考虑到国际援助的因素，因此再次投资的时候就会倾向于这些国家。再次，山东省对东道国的出口与其对外直接投资呈负相关的关系，说明了山东省对东道国的出口对山东省的直接投资具有负效应。当今世界各国都或多或少地实行贸易壁垒政策，虽然近年来关税壁垒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非关税壁垒却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在阻碍着国际直接贸易的发展，企业为了避开重重壁垒，就得另辟蹊径，而到东道国直接投资就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选择。另外，企业到东道国投资对于刺激其国内经济的发展，缓解就业压力，促进技术升级等都存在着很多好处，因此相比于出口，东道国更欢迎对其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最后，山东省与东道国之间的距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现代社会交通、通信高度发达，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已经不是山东省选择对外投资目的地的一个重要因素了。

3 对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建议

从山东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可以看出，目前山东省的对外投资还是以亚、非、拉国家和地区为主，这主要是由于我省企业的现有技术水准还比较有限；同时，可以看到近年来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呈现明显的上升势头，这也是企业技术水准提高和海外投资经验丰富的表现。通过以上的实证分析，本文认为山东省企业在选择投资对象国的时候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在现阶段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抓住有利时机有针对性地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能够给企业带来巨大商机。这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发达，市场容量大，居民购买力较强，科技水平高度发达，投资环境优越，投资机会也会很多，这些有利的条件为企业进入其国内市场投资提供了先天的便利。

第二，继续增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毕竟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山东省在技术和资金方面的竞争力虽有所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发达国家市场对外国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要求很高，某些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偏高，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虽然此次的金融危机为山东省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契机，但是危机总是会过去的，从长远来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省份，在整体竞争实力还不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情况下，要首先抢占发展中国家市场，尤其是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山东省资源比较丰富，但人均资源不足，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平衡，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的约束。利用外国资源，弥补省内资源不足，是解决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的一种重要手段。由于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开采成本低，技术资金缺乏，而山东省的资源密集型企业正好有这方面的优势，这也正好符合垄断优势论、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的要求。对资源的投资可采取在东道国进行资源的开采和粗加工，再运回国内进行精细化深加工，这样可带动国内相关行业的发展。

第三，继续增加在投资存量较多的国家的投资，正如上面分析中提到的一样，在投资存量较多的国家进行投资，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运营周转的时间和费用，企业在熟悉的社会环境中，从企业自身的交际圈中打开出路。同时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的投资对于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等有巨大的提携作用，企业应该抓住这次机遇，积极行动发挥各方面的力量，有效利用各国政府提供的各项优惠政策，增加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从而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四，基于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贸易政策的影响，适当地增加对国家避税地，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的直接投资。企业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地区设立离岸公司的动机之一就是规避其他国家对产品出口的贸易壁垒，而金融危机导致主要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有上升的势头，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在增加贸易壁垒。因此投资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金融政策和公司管理制度较为宽松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减少企业出口的阻力。

第五，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时，要结合不同产业的特点和发展阶段，有针对性地选择重点投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经验表明，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层次性，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局也会相应地表现出层次性，山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亦是如此。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应该投向处于经济发展较高阶段的美、日、欧以及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可以投向一些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山东省的优势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同时又可以在投资的过程中取长补短，提高资金、技术等方面的竞争优势，提升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1]赵春明，何艳.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J].世界经济，2002（5）：21-24.

[2]熊洁敏.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思考[J].特区经济，2007（5）：35-36.

[3]张如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5（3）：24-25.

[4]邱立成，王凤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宏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8（6）：52-54.

[5]马先仙.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6（1）.

[6]谢绵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5（1）.

[7]刘建光，丁卫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实证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6（10）：55-58.

[8]方爱华.WTO 背景下企业全球运营的区位与产业选择[J].中州学刊，2002（7）：39-41.

[9]张新乐，王文明，王聪.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5）：23-24.

[10]曾小荷.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J].国际贸易问题，2003（5）：80-82.

第6篇：直接投资的好处范文

[关键词]规范　完善　课程　教学内容

《国际经济合作》课程是20世纪80年代新兴起的一门学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持续深入发展，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全面接轨，与各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科技、服务等各个领域中的合作全面展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国际经济等相关专业的专业课程《国际经济合作》应运而生。就实践而言，国际经济合作已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及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理论而言，国际经济合作学科也已成为我国经济学界中的一门重要新兴学科。该课程的重点集中在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理论主要包括国际分工理论、国际相互依赖理论、经济一体化理论；实践方面主要集中在法制规则、合同条款以及具体操作规则方面的研究与讲述。

一、传统的《国际经济合作》课程重点

1、吸引外资。当时中国的国情是大力吸引外资，从中央到地方，是我国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工作重点。因此，将吸引外资作为《国际经济合作》课程中的重点章节，旨在研究吸引外资的优势和政策，以及外资进入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及坏处。

2、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在当时中国面向国外的经济合作中，其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工程承包方面，包括修建水坝、公路、房屋。劳务合作一般与工程承包相连，主要研究国际招投标过程、合同签订、风险规避等方面内容。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作为当时国际经济合作的重点，也是该课程的重点。

3、国际租赁。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普遍缺少资金，国际租赁这种与信贷相结合的合作方式是中国利用外资的重要手段，深受资金匮乏的企业青睐。国际租赁作为课程的重点，主要研究国际租赁的方式特点、作用及租金的计算等问题。

4、加工装配与补偿贸易。现代的大机器生产促使国际分工发展，使各国卷入世界市场。跨国公司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要素优势，组织生产所需零部件，集中装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产的国际化，市场的国际化，交通、通讯、信息的发展，促使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迅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政府提出发展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经济特区，从而促进了投资少、风险小、见效快、方便灵活的“三来一补”业务迅速发展。另一方面，补偿贸易因其所需外汇少，在当时中国企业外汇普遍较少的情况下迅速发展，因此可以在传统课程中将加工装配与补偿贸易作为课程的重点，主要研究加工装配与补偿贸易发生的形式、特点、做法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与作用。

二、《国际经济合作》课程重点调整

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有了很大变化，对外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新的经济合作领域不断出现，尤其是中国人世以后，对外合作的力度空前加大。因此，在《国际经济合作》课程的设置中也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在课程的设置上除传统的重点之外主要增加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和讲述。

1、中国对外投资。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投资的特点是金额和数目都非常少，虽然不是当时中国经济的主流(主流是吸引外资)，但是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允许外资向更深和更广的领域扩展，同时中国企业也可以向世界其他国家投资。于是产生两个新的合作重点：一是外资进入中国的来势凶猛，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从观点上明确今天外资的进入与早期外资的进入有很大的区别即可，前者是主动吸引，后者是主动加被动；二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发展迅速，尤其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1990年到2000年10年之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流量不超过50亿美元，2001年首次超过50亿美元，2002年、2003年、2004年又趋于下滑态势，直到2005年达到112亿美元，2006年达到211亿美元，到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559.1亿美元，较2007年增长111％。截至2008年底，中国8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74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12000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839，7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2008年底，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达102.6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45.5万人。2008年底，中国的12000多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覆盖率为71.9％，在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最高，分别达到90％和81.4％。

在目前出版的《国际经济合作》教程中，约80％的课本未提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例如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李小北与小野寺直主编的《国际经济合作》，在该章节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产生、发展、股权的参与方式及非参与方式，未提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北财大出版社出版的魏巍和冯林编辑的《国际经济合作》，在该章节主要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分类、投资理论、中国吸引外资等问题，未提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人大陈健主编的《国际经济合作教程》，在该章节主要研究国际投资的方式、发展等问题，未提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此外，约20％的《国际经济合作》的出版物涉及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但既不完善也不规范。例如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赵永宁编辑的《国际经济合作》，涉及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和特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措施、宏观管理及审批程序，但不足之处是涉外投资理论未提及，涉外环境评估也未谈及。人大出版的盛鸿昌主编的《国际经济合作》主要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国际投资环境的评估、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设计投资理论及宏微观管理较少。

鉴于以上原因，对外直接投资应作为重点章节出现，尤其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课程内容上应该进行相应的规范和完善。具体的课程设置应包括以下内容：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与发展分为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历程及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历程(以中国为例)；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即包括发达国家的理论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国际直接投资面临的环境评估；国外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策略；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环境选择；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赢利能力分析；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规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区域研究等。鉴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课程教学内容较多，在课程的设置上，也应加大该章节课时量，作为重点章节，以8--10个课时为宜。

2、国际经济协调。在国际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国际协调早已存在，只不过因为过去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力度不够，经济实力较弱，所以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分量不足，协调的作用也不明显。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大国地位的不断强大，协调能力的不断提高，国际经济协调作用也在逐渐提升。例如在2010年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上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改革前，中国与印度、俄罗斯、萨特并列第五，通过这次改革，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目前的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方案提高了对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的要求，是迈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分享投票权的重要步骤，是提升中国话语权的表现，是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有力保证。伴随着外资不断进入和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需要协调的领域越来越多，协调已经作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部分存在。

第7篇：直接投资的好处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动态影响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6-0062-02

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逐渐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我国于本世纪初开始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继而提升了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同时也增强了我国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程度,因而不得不说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我国是目前世界上经济活动人口最多的国家,就业问题极为严峻,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庞大,第一产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成为经济发展中最应该被考虑的突出问题之一。2008年,我国从业人口总量是77 480万人,其中,第一产业30 654万人,占比39.56%,第二产业21 109万人,占比27.24%,第三产业25 717万人,占比33.20.%。据保守估计,我国第一产业中的富余劳动力即隐性失业人口已超过1.5亿人,在我国二元经济体制下,这些农村富余劳动力都属于待转移人口,足见我国目前就业问题的严峻程度。

在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我国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尽量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对外资的引进就是其中之一。因而我国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起规模和水平上必须考虑其能给国内就业带来的机会和影响。

一、影响就业弹性的因素

我们借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研究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原函数中没有考虑竞争因素对经济总量的影响,然而垄断势力的存在会使经济均衡点比正常状态生产更少产品。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大多需完成股份制改革,以加速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同时外资的进入正好可以顺应这种潮流,通过其高明的技术和管理能力进一步打破原国有企业的垄断,促进竞争。所以我们引入一个衡量竞争程度的变量C。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演化为:

Y=AKαLβCγ,即:

lnY=lnA+?坠lnK+βlnL+γlnC, 0

上式中,A代表广义的技术进步,K代表资本,L代表劳动力,C代表竞争程度。我们将经济发展的就业弹性表示为:

βlnL/lnY=1-lnA/lnY-?坠lnK/lnY-γlnC/lnY

影响就业弹性的因素可以归结为技术水平、资本存量和竞争程度。

对于竞争程度,由于0

通常来看,技术水平越高,劳动力越可能会为技术所排斥,因为更高的技术预示着企业将不再需要原有数量的劳动力。外资的引入可以带来更高的技术水平,劳动力的就业前景堪忧。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技术进步会使经济体更容易产生新需求和新行业,这也会增大劳动力就业规模。可见技术进步到底是排斥还是吸纳劳动力取决于技术取代劳动力和开创新行业的速度对比。

外资的进入会引进大量投资资本,短期内,新资本会吸纳新的劳动力就业,之后,资本可能会排斥劳动力,而长期来看,大量的资本自身会去追寻新的利润增长源,继而产生新行业,这将进一步吸纳劳动力在新行业中就业。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动态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短期,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开设新企业能吸引一定的新增劳动力就业;而在中期,外资利用其较强的技术而获取竞争优势,从而击垮一些本土企业,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则可以产生较强的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不断开拓新行业,从而对就业产生持续的促进效应。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短期吸收效应

自外资进入国内伊始,跨国公司通过在我国新建大量管理规范,资本规模巨大,技术先进的新企业;或者在我国寻找一些有收购价值的本土企业,选择并购这些企业,纳入自己的经营体系等方式扩大规模。这些企业的建立必然需要相应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等劳动力,这无疑是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一大利好。可见在短期内,跨国公司的进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本国就业。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中期挤出效应

跨国公司往往比本土公司拥有更多经营优势,如更高的经营效率,更低的生产成本,宽广的营销渠道等。跨国公司进入本国投产后,依托其各方面的领先优势必然会对本土企业产生巨大的竞争压力,后者往往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本土企业可能会出现倒闭现象,跨国公司的进入将会减少本土企业的存活数量,从而跨国公司形成巨大的市场势力,减少供给,实现垄断,从而造成一定的劳动力失业。

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替代效应:跨国公司由于拥有更高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其在生产过程中会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更多地使用高技术,较少使用普通劳动力。此时就业状况将会因技术对劳动的替代而出现恶化,尤其是对技术水平不高的普通劳动者而言。

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结构失衡效应:跨国公司以其先进的技术和充裕的资本往往进入利润较高的高技术行业。但由于占我国劳动力大多数的普通就业人员个人技术水平不高,很难达到这些行业的技术要求。进而,很多需求高技术人才的岗位招不到足够的就业人员,而低素质劳动力失业严重的结构性就业失衡会变得异常突出。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长期促进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在进入我国后会产生较多的知识溢出,即本土企业不断向跨国公司模仿和学习,从而逐渐减小与跨国公司在技术和管理能力上的差距,本土企业也会成长为有一定竞争力的新型企业,继而扩大用工规模。

市场开放带来的就业拉动:当一国经济面向国外开放后,通过引入外国资本,本土企业会在一段时间后,学习到较高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之后本土企业将会走上与跨国公司平等的竞争舞台,这会大大增强本土企业的实力。同时本土企业还会走出国门,向国外投资,增加产品出口。这些都会直接带来对劳动力就业的促进效应。

政策环境变化对就业的拉动:在一国引入外资前,不开放的经济体在管理、监督等政策、经济体制上都会处于劣势,国有企业往往在竞争中占得先机,民营企业发展不足。而开放经济大门后,本国的经济运行环境会逐步符合国际规范,后者往往比国内原有制度更具效率,因此境内企业也会得到政策高效的好处,扩大其生产规模,增加对就业的吸纳。

资源有效配置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在与跨国资本的激烈竞争,本土企业会更加注重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在有优势的行业扩大产能,资源在优势产业和劣势产业间的转移会加快,这其中包括劳动力资源,这会增加就业合理性。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在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影响后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是动态的。在短期,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具有吸收效应;在中期,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具有挤出效应;长期看,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实现对国内整体就业的促进效应。

为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促进效应,减轻就业挤出效应,本文给出下述建议:

1.增加全民基础教育和劳动力职业教育的投入,使全体国民的劳动素质得到提升,增加对产业升级的适应性,避免结构性失业。

2.政府加大对科学技术开发的投入力度,并完善专利技术的交易制度,从而使本土企业增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提高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力。

3.对外商直接投资所能进入的行业加以限制,防止出现跨国公司在某些重要领域实现垄断,以避免我国劳动力就业受损。

4.加强立法,完善经济政策环境,使各种性质企业的发展得到公平对待,从而增强市场竞争性,使优秀企业得以生存,实现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合理顺利转移,进而提升企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

参考文献:

[1] 胡峰.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中的就业效应剖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12):51～55.

第8篇：直接投资的好处范文

巨大的“资本流出缺口”

纵观近年来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位居前列的东道国。1993―2003年，中国连续十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家。截止2004年末，我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08941个，合同外资金额10966.08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21.01亿美元，中国2004年以606.30亿美元的流入量已成为当年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

从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看，我国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从对外投资中的资源开发、境外加工组装起步到政府大规模地倡导“走出去”，对外投资的形式日益多样化。目前中国海外投资涉及的领域已从过去的以贸易和餐饮为主逐步拓宽到矿产、森林、渔业、能源等资源开发，家用电器、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境外加工贸易，农业及农产品开发、餐饮、旅游、商业零售、咨询服务等行业在内的全方位的经营活动。但总体规模仍然很小。截至2003年底，我国累计在境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净额为332亿美元，以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与外资累计来华实际投资总额相比，只相当于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6%。

外商FDI大规模的流入和中国FDI小规模的流出，形成了非常明显的“资本流出缺口”。近几年来在中国，FDI流入量一直为流出量的十几倍乃至上百倍（2001年除外），2003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20.87亿美元，资本流入额为535亿美元，资本流出约占流入的5.4%左右。表1反映了外商FDI流入的成功与中国FDI流出的缓慢所形成的巨大反差。

从表1可知，从1996―2003年，外商的FDI每年流入都在400亿美元以上，而这期间中国FDI的流出总量比外资任何一年的流入量都要少，流出量最少的1997年，竟然只流出2.72亿美元，仅相当于当年流入量的6‰。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的数据，1979―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5014.71亿美元，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为332亿美元，资本流出缺口高达4682.71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何其强劲

中国形成如此巨大的“资本流出缺口”，首先表明外资流入中国的势头强劲。造成外资多年来持续增加来华直接投资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1.外资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根据日本学者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的解释，对外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对发达国家而言，投往中国的外资主要是已经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密集部门以及某些行业中装配或生产特定部件的劳动力密集的生产过程或部门，这些传统部门在发达国家已无任何成本优势，转移到与生产要素和技术水平相适应的中国进行投资，不仅可以延长本国传统产业的生命周期，而且可以创造出新的比较成本格局。这种国际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曾成就了60-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辉煌，现在轮到了中国。

随着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进程中，对外开放、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主流。跨国公司为了实现更大的经济利益和保持竞争优势，以资源最佳配置为目标，把生产活动的不同环节分解到全球不同区位进行生产，使国际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而中国，恰好是承接这种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佳目的国之一。通过在世界上成长性最好的中国市场投资，将中国纳入其国际化经营棋局，变中国市场为其内部市场，降低交易费用和克服中间品市场不完善对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已成为多数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最好解释。另外，全球化带来的商品、服务、人员等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及政策壁垒特别是贸易与投资壁垒降低，这些都构成了大量国际直接投资涌入中国的外部原因。

2.FDI流入能使中外双方都获得“双赢”的结果。

利用廉价的生产要素和占领中国广阔而持续增长的国内市场，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两大动机。对于外商来说，以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中国，不仅可以接近市场、获得廉价的生产要素等资源，还可以在规避贸易壁垒的同时受到中国的“超国民待遇”，大力拓展销售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潜力的市场，2005年1月，人口已达到13亿，并且每年以净增长700-80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将惠及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意味着越来越大的市场发展空间。这使外商来华投资可以获得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市场机会。而对于中国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弥补资金外汇缺口、带动就业、税收、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高等诸多好处自不待言，外资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改革和机制转换。平心而论，如果没有外资的大量进入，中国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3.中国经济的多元化特点强化了中国的资本吸收能力。

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发展阶段的多元化特征，使中国对类型各异的直接投资产生各自适应的吸收能力。发展阶段低的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适宜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寻求我国廉价要素的中小资本；而处于较高发展阶段地区的要素和产业结构，则会产生具有熟练劳动力、企业家才能等内涵的能力结构，从而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项目有吸收能力。我国一些人力资本密集、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中心城市有能力吸引研究开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一些经济欠发达但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城市有能力吸引生产制造型的国际直接投资；一些有大量既存或潜在消费力的城市有能力吸引消费娱乐型的国际直接投资。总之，各种目的、各种类型的直接投资都能找到充分的理由进入中国。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多元性，既是产生对国际直接投资巨大需求的经济背景，也是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吸引大量国际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原因，从这一角度也可较好地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的原因。

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乏力的原因

如前所述，与2003年中国作为世界引进外资最多国家的地位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则相距甚远。面对政府大力提倡的“走出去”的政策鼓励，面对“入世”后的国际竞争国内化和对华频繁的反倾销制裁等因素，中国企业并没有因此而将对外贸易转化为对外直接投资，原因何在？

1.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目前“资本流出缺口”的存在。

著名国际投资专家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投资发展周期是指一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从无到有、直至发展成为一个净对外直接投资国的过程。邓宁实证分析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联系，并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一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减去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是该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邓宁区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DP低于400美元的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只有少量的外来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间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与内部化优势不显著，对外直接投资相对较少，但国家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大量外资，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负值，且绝对值有增大的趋势；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国家，在这一阶段，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量仍然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处于经济发展第四阶段的国家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呈正数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2003年的人均GDP为1087美元，因而正处于第二阶段，这就决定了目前“资本流出缺口”的存在。

邓宁的理论也得到了现实数据的支持。从表2可以看出，从所有国家的总体情况看，资本的流出和流入大体是相当的。但如果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看，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出始终大于资本流入，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出始终小于资本流入，并且小于的幅度相当大。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资本缺口，需要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入以弥补。而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动则完全是为了寻找更有利的投资场所。

可见，资本在国际间的运动是与它们国内各自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并不明显，许多核心技术还依赖大量进口，竞争实力不强。正如TCL董事长李东生所说：“从实力上看，中国企业还没有到能够走出去的阶段。现在我们出去与索尼、松下、LG、三星这样的公司竞争，实力不足，风险很大。”是否选择去国外投资，是厂商进行收益与成本、优势与劣势、回报与风险比较之后才能做出的决策，而在这一阶段，国内尚有很多投资机会，大规模向外投资的时机尚未成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能力都不强。

2.中国对外投资的宏观政策环境存在缺陷。

国家境外投资政策对资本流出的作用不亚于引资政策对资本流入的作用，因此分析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较小的原因不得不考虑我国现行的境外投资政策。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是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核心设计的。因此从对外直接投资导向上看，是以扩大出口为首要目标的，缺乏相对独立性。即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的定位存在缺陷，不能满足促进中国FDI发展的客观要求。再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一直沿用行政性审批方式，带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色彩。政府作为管理者和国有资产对外投资的所有者（出资人）职能交叉，时常混淆、错位。部门分割审批，使审批制度处于复杂和不甚透明的状态。这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相适应的对外投资审批制度也是影响资本流出的一大因素。这种状况2003年以后虽有明显改进，但仍无本质性的变化。

加入WTO后，我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要实行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现行境外投资管理体制中，政府对民间对外投资管理缺位，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没有正常“走出去”的渠道，形成了对外投资管理的“盲区”。其实不少民营企业早已具备走向国际进行海外投资的实力，由于审批制度过于繁杂和严格，有实力、有优势的企业从正规渠道走不出去，而一些没有实力不该出去的企业却通过非法途径逃避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溜”了出去，这也是造成部分国内资产的海外流失或资本的非法外流的原因。

3.企业自身存在问题。

中国企业主体的构成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乏力的重要原因。目前最有活力的企业大多是三资企业，而三资企业系外商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的一种方式，其母公司对华投资利益多多，不大可能对其投资母国反向投资。中国民营企业中确有一部分已具备走向国际市场进行海外投资的实力，并已不乏取得成功的案例，如万向集团等，但从总体看，由发展阶段所限，尚未达到普遍大规模对外投资阶段。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国有外贸专业总公司和工业企业集团为主体，国有企业固有的弊病同样存在于对外直接投资中，尤其是“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让对外投资往往“亏了企业，肥了个人”。这种制度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

资本流出缺口对中国经济不无影响

中国的资本流出缺口，在初期是非常必要的，当时中国利用外资完全符合“两缺口模型”的理论。大量的外资流入，有效地弥补了当时中国的投资缺口和外汇缺口。特别是外资流入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对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换代，对我国贸易发展、国际收支平衡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人民币汇率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企业以后融入国际社会做了演习性的准备。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功不可没。而外资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改革和机制转换。

然而，时过境迁，自1989年后，储蓄开始大于投资，投资缺口不复存在。此后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03年末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年末为208056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58996亿元，存差为4906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1月13日正式公布，2004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6099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二位。此时，资本流入大于流出的缺口对中国的影响和意义已发生了变化。在外资大量涌入和中国银行业存在4.9万亿存差的背景下，这种缺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值得我们重新评估：

1.中国资本流出的巨大缺口，意味着国内的投资市场被外商占领。

巨额缺口的存在意味着外资与内资之间存在着激烈地争夺投资市场的竞争。虽然从宏观上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有明显的益处，但从微观上看，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企业在利益上存在冲突也无须讳言。外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夺走了许多最好的投资机会和市场份额，它们享受各种超国民待遇的优惠，对中国各种产品的高端市场长驱直入，几乎所向披靡。这种竞争固然有逼迫国内企业提高竞争力的积极作用，但其“肥水流入外人田”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并且对中国银行业的贷款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2.中国资本流出的巨大缺口造成中国在GDP增加的同时GNP减少。

外资企业的利润收入既是中国的GDP，也是外国的GNP，外国直接投资往往靠抢走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来获取利润，它常常会在增加中国总产出的同时减少中国人的总收入。这是一个有关国家利益的实质性问题，尤其当外资的数额很大时。从1979-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为5621.01亿美元，相当于46485.75亿元人民币，倘以10%的利润率计算回报，每年约为4648亿元人民币，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而实际获益者是外商投资母国。另外，外资企业对中国就业的贡献不是很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年鉴的数据，2002年在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和外商投资单位就业的劳动者为758万人，大体上只占全国劳动力的1%。尽管这部分劳动者的工资一般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由于所占比重甚低，所以对中国GNP的贡献比较有限。

3.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使中国难以摆脱不利地位。

外国直接投资确实会给中国带来先进技术，加快中国的技术进步。可是即便如此，在跨国公司控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产业也只能被限制在产业链的低附加值一端，永远不会将中国导向高技术、高收入的富强境地。这样的经济发展格局一旦形成，中国的支柱产业还将完全受外国的指挥中心控制，离开外国人就无法运转，从而丧失安全保障。

4.从长远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大多数产业，中国都对外商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其内销产品，而所得人民币经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可以汇出中国。根据有关专家估算，入世大约5年以后，我国外商实际直接投资总规模将会达到8000亿美元左右，按照年内销利润的10%，即相当于800亿美元的人民币计算，就有大约7000亿人民币汇出，亦即每年汇出的外汇很可能接近甚至超过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

据金融专家的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所引起的金融外汇危机，要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其主要环节出在人民币利润的集中汇出，可能引起境内居民和企业挤兑外汇存款，进一步引起黑市上以人民币兑换外汇，并挤兑人民币。而更为严重的是，外商每年数千亿的人民币利润，有大约90%并没有汇出，而是作为再投资，重新投入到国内。至于有多少是买了土地厂房，多少是进入股票市场投机，虽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估计数额会相当大，而一旦这个数字与国家的外汇储备大致相等时，就会面临危机的临界点。如遇突发事件，外商集中兑换，即有可能触发外汇挤兑。

如此看来“资本流出缺口”随着国内经济情况的变化，经历了利大于弊、利弊相当的阶段，现在很可能走向弊大于利的阶段。

对缩小“资本流出缺口“的思考

然而无论资本流出缺口带来的后果有多么严重，我们不可能重闭国门。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是我们无可逃避的命运。那么如何直面挑战，解决资本流出缺口给我们造成的难题呢？

首先，应当切实调整我们引进外资的政策，从引进外资追求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正如国有企业进行战略结构调整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样，引进外资也到了必须进行结构调整的阶段，有必要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对外资项目进行甄别选择。绝不可再以引进外资的数量多少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目标。要理性地看待“引进外资第一大国”的地位，不能盲目的以此为豪。我们究竟需要多少外资才是最合适的？有关部门应进行这方面的量化研究。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

第9篇：直接投资的好处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温州　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对于资本比较缺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弥补了资本的不足，对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此以外，外商直接投资是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重要渠道，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优于国内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放缓，也可归因于外国投资的缺乏。为了提高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各个地区努力提高自身的投资环境，制定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提高地区经济活力的相关政策。这样，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也在增强。

一、温州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模式。令全国各地刮目相看。温州的眼镜、打火机、人造革、不锈钢管四种商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为90％、90％、80％、90％，国际市场占有率分别为70％、80％、60％、40％。截至2007年底，温州GDP已经超过2000亿元大关，达到2157亿元。但是，自2003年以来，温州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媒体和学术界纷纷质疑温州模式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

(一)贸易壁垒下的出口受阻

随着温州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其面临的贸易壁垒也在不断增加。温州的鞋业、眼镜业、打火机业频频受到反倾销调查或遭遇各类贸易壁垒，出口成本大大提高。温州出口产品的主要优势就在于价格低廉。贸易壁垒使温州出口行业遭到了很大的打击。

温州出口产业遭遇贸易壁垒，主要是其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对一些发达国家的市场和产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发达国家致力保护的结果。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温州企业即使产品的质量同发达国家企业的产品质量相同，也很难被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接受。一方面，品牌认知度对工业化国家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有很大的影响，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独立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普遍缺乏品牌认知度。另一方面，和发达国家企业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没有全球分销渠道和市场网络，产品也很难进入国际市场。

(二)产业集群层次有待提高

集群经济是传统温州模式成功的一个法宝。但是，随着集群经济的快速发展，群落内各种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攀升，融资困难、用地紧张、劳动力工资上涨等问题成为集群发展的制约因素，削弱了集群产品的竞争力。

在新经济条件下，科技和创新成为竞争优势的主力，而温州的一些产业集群还处于低水平集群的阶段。产品附加值低、经营者素质偏低、产业主体规模偏小、集群内低层次竞争、企业布局分散且缺乏层次性，生产系统发展有待深入等问题，必将限制温州产业集群层次的提升。

(三)轻型化的产业结构

区域产业结构从农业向轻纺工业，继而向重化工业、高加工度工业和高技术产业演进，是一个经济体产业升级的路径。位于不同层次的产业，其竞争力也不同，一般而言，高端产业的竞争力比低端产业的竞争力要强。

在过去20多年中，温州的产业结构并没有明显的产业升级过程。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温州的普通机械、纺织、化工等行业的产值呈大幅下降态势。到1990年，皮革、塑料、电气成为前三大行业，纺织被挤出了前5位。普通机械在1995年以后退至第4位，轻型化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温州经济的主角。

2003年以来。我国进入了新一轮重工业化时期。在浙江，以宁波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发展迅速，但是温州除了轻工业，其他类型的企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几乎是零。以重化工业为龙头的经济腾飞，温州只能与之失之交臂。产业的结构性缺失导致温州经济发展速度在省内相对缓慢。

(四)企业创新能力有限

企业创新能力既包括技术方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方面的创新。企业创新能力的高低。与企业科技创新投入有着密切的关系。2006年，温州的科技投入(科技经费投入、R&D经费支出、财政科技投入、企业科技投入)各个项目增长比例均低于浙江省11个城市的平均水平，2001-2006年。温州授权专利增幅最小，只有2.12倍，而增幅最大的湖州市已经达到10.69倍。

人才是创新的主体。高等教育实力不足、发展缓慢，导致温州人才总量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一个地区高等教育的状况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改变，因此其在知识、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不利影响也将成为温州产业层次提高的一大瓶颈。

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成为温州经济层次提高的羁绊，也给温州经济发展转型提出了要求。小商品、大市场，曾经是温州经济领跑全国的秘诀，但是在当前，国内国际市场都是买方市场的条件下却难有更大的作为。产业结构轻型化、产品附加价值低，使温州企业未来发展空间有限，既而使温州经济增长乏力。产生的上述问题。温州企业创新能力薄弱难辞其咎。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温州经济的正面影响

温州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民营经济一直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而外商直接投资则非常少。温州经济发展当前面临的问题与吸引外资较少有一定的相关性，

外商直接投资是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温州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呢?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在技术和管理上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溢出效应，外商投资企业也会对民营企业形成示范效应，在企业之间形成竞争。外资的大量引进非常迅速地促进了产业技术的整体进步，“有效利用外资是其用市场换技术的成功之处”。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加速了企业制度变迁。

(一)促进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开拓

温州民营企业在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但由于产品大多集中于“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廉价商品的层次，难以为国外消费者认同，并引起了国际市场上其他生产厂家的恐慌，继而催生了各种贸易壁垒。

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温州的出口企业，可以在产品的设计、制造以及销售等各个环节，引入国外产品设计经营理念，更加贴近当地市场。同时，通过合资，还可以利用外国投资合资伙伴的品牌经营、市场开拓经验，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从而更有力地开拓国外市场。

(二)提高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

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对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所谓技术溢出效应，是指外资企业所拥有的产品技术、管理技术和研发能力向东道国本土企业的扩散。外资企业的进入，通常会给本土企业增大竞争压力，当地企业不得不通过技术创新，以保住或扩大市场份额。对于外资企业上下游关联企业来说。与外资企业的合作，更有利于当地企业在技术、质量、管理方面缩短与外资企业的差距。在竞争、学习的过程中，温州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动

将更加活跃，创新能力也将大大提高。除此以外，外资企业对当地员工的培训，提升了员工的素质。如果劳动力在市场上自由流动，这些受过培训的员工将成为提高当地企业技术管理水平的重要力量。

我国曾经把“以市场换技术”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口号，即希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是，外国投资者对当地企业或行业实现溢出效应，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比如外商投资企业自身的经营能力、东道国当地的市场环境、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以及生产融合程度等。因此，要实现溢出效应，配套的政策措施非常必要。

(三)提升温州产业集群层次

温州当前的产业集群全部是内生型的民营产业集群，这也是温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有利条件。温州可以采用定向嫁接的方式，提升本地产业集群的层次。“定向嫁接”是指在当地形成了一定产业基础、甚至已产生民营企业集群效应的基础上，定向引进外资项目，以拓展地方产业链或弥补产业链上的薄弱环节，并利用外资在技术、机制、理念等方面的优势，刺激本地创新活动。

在集群相关外资企业进入后，本地民营企业主动地调查市场、学习和创新，有效借助外资企业对配套产品苛刻的技术质量要求，不断进行技术和管理上的创新，提高地方集群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在此过程中，民营企业也会增加其人力资本存量，建立起独特的能力与优势，最后形成与外资企业的竞争合作关系。另外，在为外资企业配套生产的过程中，本地民营企业还可以充分利用其产品销售渠道来扩大本企业的知名度。

(四)带动产业升级。优化出口结构

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温州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质量会得到很大的提升。首先，具有所有权优势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会带来先进的生产要素，从而在东道国创造企业价值。其次，外商投资企业的新技术会产生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独特的管理、竞争、营销技巧也会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从而刺激国内企业改善经营方式，并提高相关产业素质和带动产业结构调整。更重要的是，在吸收外商投资企业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温州的民营企业可以培养出自己的技术队伍和研发人才，这有利于促进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建立起既竞争又合作的新型产业关系，将带动地方产业网络向更高的发展阶段演进，

根据日本学者小岛清的模型，当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了外向型经济中的贸易出口部门时，直接投资不仅是资本跨国流动，而且是技术、生产、出口、资本运作的系统整合运作，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增，越来越明显地改变了出口部门原先的结构，较大提升了出口部门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不仅体现为出口数量的增加，而且更加体现为内生变量的优化与改进。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温州经济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温州经济的发展并非一把万能钥匙。不加选择地吸引外资，或者是不利用产业政策对外资加以引导，都将不利于外资对温州经济产生正面的影响，甚至会适得其反，给温州经济造成比较严重的问题。

(一)挤出效应

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非常有限，甚至为负，在某些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会对当地企业产生挤出效应。这里的挤出效应，是指外资与中资企业争夺有限的能源、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和市场，使得优质要素向外资企业倾斜，挤压本土企业的利润空间和生存空间。例如，我国东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过分密集，已经在所投资的产业上引发了过度竞争，由此削减了资本效率，影响了产出的增加。

温州生产要素价格比较高，在当前国内买方市场条件下，本地民营企业之间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因此。温州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外资对当地经济的挤出效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特别是不加选择地吸引外资，为了吸引外资而吸引外资的思路，是非常不可取的。

(二)使当地企业处于产业链低端

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技术进步的影响，常常是不确定的。首先，外资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技术，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技术。外资企业在进行投资的时候，获取较高的利润是其根本的目的，其转移技术的先进程度，更多地是从市场和生产成本的角度而非东道国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的。其次，外资企业可能利用其技术优势实行产业控制。外资企业的进入会引起对物质、人力资本等稀缺资源的争夺，进而抑制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再次，即使温州民营企业可以从示范效应、生产的前向和后向联系以及人力资本形成等方面享受到外资企业技术溢出的好处，但这也容易产生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

在当前温州企业技术及管理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如果外资企业根据其自身的全球战略规划将价值链中增值较小的环节在温州投资。从而节约成本，就会造成当地长期处于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不利于温州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温州的一些产业集群比较成熟，已经具有较为完整的价值链体系，如果只是被动地与外资企业合作，可能丧失企业原有的独立性，丧失企业的自有品牌。也不利于温州产业整体实力的提高。

(三)对经济安全构成威胁

外资企业以大型跨国公司为主体，资金、技术力量非常雄厚。在我国逐渐放开对外资并购的限制以后，外资企业在国内往往借助其资本优势，利用其在其他市场上成熟的资本运作经验，收购国内竞争对手，从而迅速占领市场。温州企业与外资企业合资联姻，可以利用国外合资方的资金、经营管理经验。但是，切不可在大意中失去民营企业的经营主动权，在发展过程中过于依赖跨国公司。国内一些知名企业，在与外资企业合资经营的过程中。走进了“合资一亏损一收购一独资”的魔咒，或被外资吞并，或被外资挤垮。逐渐丧失了自有品牌，这也是温州民营企业在与外资合作过程中的前车之鉴。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