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的概念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直接投资的概念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自然生态系统；对外直接投资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F752.0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3.002

“生态学”一词是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1]1866年提出的。海克尔在《普通形态学》中将生态学定义为：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特别是动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有益和有害关系。后来，其他学者[2]在生态学定义中又增加了生态系统的观点，并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归纳为物质流动及能量交换。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学则被进一步概括为物质流、能量流及信息流。

美国生态学家E.P.Odum[3]38在其经典著作《生态学基础》中提出，生态学起源其生物学，但早已超越了生物学的范围，不仅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更多的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生态学是一门广泛的多层次的学科，与其他相对较狭窄的传统学科有着较好的交叉。胡艳[4]认为，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的应用有两种：一是研究对象与生态环境有密切关系的学科，如农业生态学、医学生态学、工业资源生态学等；二是研究对象本身具有生态系统的特征，即研究对象具有生态系统的特征的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如知识生态学、产业生态学等。

在投资行业实际上也存在类似自然生态系统的投资生态系统。硅谷银行主席魏高思[4]表示，美国硅谷产业群实际上就是一个整合了高校学科优势、风险资本和创业企业等资源要素的良好投资生态系统，使得该地区获得了良好的投资效果。胡艳[3]等提出了风险投资生态系统概念，并对其框架和特征进行了分析。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也认识到投资行业里存在一个生态系统，并认为中国本地的（风险）投资生态系统越来越成熟[4]。

上面介绍的投资针对的是风险投资，目前还没有专门介绍对外直接投资的生态系统的文章。而风险资本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在投资者、投资方式以及外部环境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从我国2000年提出“走出去”战略到2011年温州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凸显出OFDI在经济中的地位在加强。但是从十多年的成效来看，我国OFDI之路并不顺畅，2009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为全球最高，达到12%；2010年这一比率降至11%，但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4]。笔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生态学特征。理论和实践日益表明，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步伐的加快，应该从生态系统的角度，保证对外直接投资与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协调发展。为此，笔者在本文中提出OFDI生态系统概念，并分析其基本特征。

一、对外直接投资生态系统的概念及其意义

（一）对外直接投资生态系统的定义

对外直接投资生态系统（简称OFDI生态系统），是模仿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在研究和分析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时提出的。OFDI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直接投资主体在特定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机制约束下，通过与对外直接投资运作中的劳动力、资本、管理、制度和信息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形成的有机统一体。

（二）OFDI生态系统的内涵

理解OFDI生态系统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在该系统中是相互依存的完整统一体，主要投资主体是企业、政府、行业组织、中介机构等，个人也是重要投资者，但通常是依托于某个其完全控股企业的，因此将其视为企业组织。主体结构及其职能分布状况直接影响到投资生态系统的效率。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环境包括内部和外部环境，也覆盖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内部环境主要是指企业自身投资决策程序的科学性，投资效率的高低以及企业组织结构、文化、资源等部分。外部环境主要是影响企业OFDI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经济环境的总称。宏观环境主要是政府投资政策、经济周期、资本市场等因素。中观层面的环境主要指行业组织、投资产业相关政策及产业结构。微观环境主要指企业竞争力以及相关中介机构（包括金融机构）的影响。第三，OFDI生态系统的结构与系统的能量（如劳动力、资本、管理能力、制度约束和信息等要素）密不可分，相互影响互为反作用。

（三）OFDI生态系统的意义

提出OFDI生态系统的概念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参考生态学比较成熟的思维模式，从整体上把握科学的对外直接投资框架，从整体效用最大化出发，明确相关利益方的职能和地位，推动我国“走出去”战略持续快速地发展。生态学的重要目标是在有限的资源和特定环境下，在维持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是在实现国内外资源要素平衡和特定的投资环境下实现投资价值的持续积累。另一方面，如果对外直接投资符合生态学的理论和实践，那么就可以借鉴比较完善的生态学数学模型和相关指标来定量测量OFDI有关指标，这也是很多其他学科积极与生态学结合的原因之一。

二、OFDI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对比分析

随着生态学成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生态”二字有了更深刻的含义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李宏煦[6]认为，生态是一种竞争、共生、再生、自生的生存发展机制；生态是一种追求时间、空间、数量、结构和秩序的持续与和谐的系统整合功能。随着对OFDI发展的进一步认识，人们逐渐认识到OFDI在机制和功能方面与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相似度。下面从构成要素与行为模式两个方面，将OFDI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类比。见图1。

生态位在生态学中的含义是指有机体在生物群落中的功能和地位，它具体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生物个体或种群来说，它在种群或者群落中的地位与功能，包括空间、时间、营养及与其他生物个体或种群的相互关系；其二是环境所提供的资源和生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应度[7]。显然，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生态位是指各参与方在群落中的功能和地位的定位，以及对投资环境的适应能力。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各相关利益方并没有充分认识各自的职能，甚至一些职能长期缺位，如中介机构队伍并没有相应壮大，相关的金融服务缺位，尚无专门提供海外投资保险的保险公司，这无疑加大了企业的投资风险，阻碍了海外投资的步伐。同时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些分析模式，如种群增长模式，都可能适用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增长模式，因为OFDI中母国的投资企业要受到相关国家的资源、技术以及政策法律、市场规模影响的限制。

（二）OFDI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模式对比

OFDI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从各自的行为模式来看，也具有共同的生态学特征。以互利共生为例，自然生态系统中互利共生是指两物种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相互依赖，双方获利的依存度达到了彼此不能独立生存的地步。在OFDI生态系统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如中介机构与投资者的关系，还有投资产业分布中上下游产业的关系，其结构的优化都会促使其产生互利共生关系。再如竞争关系，自然生态系统中，由于食物网中资源有限，不同的物种之间可能产生竞争关系，是一种此强彼弱的关系。在OFDI生态系统中同样有这样的问题，比如东南亚接收外来投资，长期以来是日本占其直接投资市场的主导地位，而最几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发展迅速，在东南亚投资市场份额不断上升。中国在东南亚的市场侵入必然将引起中日两国在其投资市场的竞争关系加剧。从生态学的竞争关系考虑，或许我国可以找到一些投资应对策略。再如耗散结构系统、反馈调节机制方面，OFDI生态系统都与自然生态系统有着类似特征。见表2。

三、OFDI生态系统框架的构建

1959年E.P.Odum[3]94建立了一个普适的能量流动模型。他认为该模型利用不同的能量通道，根据能量流动路径，将不同的营养级连接起来。其中自外由内有日光输入和现有有机物输入两个能量输入通道。同时也具有自内而外的三个能量输出通道，即光合作用中没有被固定的日光能、生物呼吸以及现成有机物的流失。

对外直接投资生态系统中也具有类似的能量输入通道，并将各参与方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输入通道来看，一个是资格准入通道，通常一些国家都会对直接投资准入行业设置相关权限，或者对投资者身份有相关的规定；另一个是要素输入通道，通常会对资本、劳动力、技术等方面有相关的要求，如对股权比例和用工条件设置要求。从输出通道来看，一方面是产品输出、技术输出（这有赖于OFDI不同的投资动机），另一方面是价值的输出，表现为资本的回笼和利润的汇回。从实践来看，签订多边或者双边的投资协定，提供投资便利措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通投资的输入通道与输出通道，只有比较通畅的投资通道（包括输入通道和输出通道），整个投资生态系统才能高效率地运转。

四、OFDI生态系统的特征

自然生态系统与OFDI生态系统都是依据生态学原理运作的，他们具有系统的一般特征，但是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也具有各自的个性特征。作为一个系统，OFDI生态系统具有其一般特征。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L.V.Bevtalanffy[7]3031认为，系统是相互作用的诸元素的综合体。他认为系统都具有如下共同特征：整体性、层次性、结构性、功能性、变异性和相对稳定性。自然生态系统与OFDI生态系统还存在如下共同特征：都具有开放性特征；都在远离平衡状态中发展；要素间都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联系。

作为一个非自然的生态系统，OFDI生态系统具有自己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OFDI生态系统是一个人为的、非自律的生态系统。自律系统是指那些处于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但OFDI生态系统是以人的行为为主导，以社会投资环境为依托，以生产要素为命脉，以政策体制为经络的复合生态体系。投资体系所需要的能量和信息需要人为地传输转换和加工处理。人既是决策者又是调控者；既是建设者又是破坏者。

第二，OFDI生态系统是一个依赖性很强而且比较脆弱的生态系统。虽然该系统本身具有投资运作中客观存在的反馈调节机制，但是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能量的输入和输出通道对政策的严重依赖且参与者较少，从而使得该生态系统比较脆弱。例如，跨国公司依据全球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分布等因素决定其经营决策，并通过掌握这些相关的市场要素变化来调整其经营决策。这些市场要素在短期内并不会轻易改变，但是对外直接投资流动规模却受要素之外的政策影响较大，如税收、对外国投资者政策等，同时少数的巨型跨国公司占据了直接投资市场的较大份额，因此当环境变化时，相对于国际贸易而言OFDI波动更为明显，这表明OFDI生态系统是脆弱的。反过来说，要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OFDI生态系统，就要努力控制经济系统参数之外的变量，如保持投资政策的稳定性，形成一致性预期。

第三，OFDI生态系统是一个流量大运转快的开放生态系统。从二战以来，世界直接投资规模日益扩大，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投资兼并浪潮，并且从二战以来的经济周期和数次金融危机来看，直接投资规模变化都较为显著，这表明OFDI生态系统的运转速率较快。同时，OFDI生态系统是开放的，随着企业自身实力的增强和外部条件的成熟，除了实力较强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也进入到这个系统，成为系统分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四，OFDI生态系统能量和信息是循环流动并且增值的过程。自然生态系统中，能量的流动是单一方向的，能量以光能的状态进入生态系统后，将以热的形式不断逸散于环境之中。能量在生态系统流动的过程，就是能量不断递减的过程[7]124。但是，OFDI生态系统中，能量和信息是循环流动的，并且在投资运作中与其他资源要素结合，通过再投资运作产生增值。在外部和内部环境承受范围之内，通过能量和信息的循环和增值流动，投资者规模实力不断壮大发展。

五、结语

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企业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元素，通过搭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长期合作平台，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的长期稳定的经贸合作，使得各国近年来日益重视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OFDI生态系统的构建，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其投资增值的可持续性的思维方式为我们合理构建投资框架体系提供了指导。提出OFDI生态系统概念后，后续研究的重点应该是生态运行的机制问题，同时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标准型OFDI生态系统，并建立系统的运行监测指标。

[参考文献]

[1]李振基，陈小麟，郑海雷.生态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2.

[2]孙振钧，王冲.基础生态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47.

[3]E.P.Odum，Gary W.Barrett.生态学基础[M].陆健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89.

[4]胡艳，张光辉.风险投资生态系统的构建及其特征分析[J].：信息与管理工程版，2007（8）：9899.

[5]薛松.中国企业跨境收购屡受挫 失败率全球最高[EB/OL].（20110225）[20120328]http：∥/a/20110225/000163.htm.

[6]李宏煦.生态社会学概论[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9：7.

第2篇：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

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一)生产活动全球化。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1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变化。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界限进行的分工；从生产领域分工向服务部门分工发展。2国际分工的形成机制在变化。即由市场自发力量决定的分工，向由企业，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分工和由地区经贸集团成员内组织的分工发展，出现了协议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为产品型号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网络。5世界性的国际分工使各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它有利于世界各国充分发挥优势，节约社会劳动，使生产要素达到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1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拉动作用增强。它表现为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如以1990年为100，世界货物出口值指数从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产指数从86上升到107；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同期从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间，世界贸易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6％；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2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世界服务贸易额从1985年的380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亿美元，在国际大贸易(货物与服务)中的比重同期从163％上升到188％。3国际货物贸易交换品种多样化。在世界贸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货物从1980-1981年的11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种。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开始超过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货物种类从1980-1981年的6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种。4发达国家同类货物相互交换增加，主要的经济贸易大国一般既是某类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也是该类商品的主要进口国。5国际贸易趋同化。它表现为：电子化贸易手段普遍使用，EDI(电子数据交换)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EC)，电子贸易撮合(ETM)，电子资金转账(ETF)等已在许多国家开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为国际贸易商品的共同标准；贸易合同标准化。6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多边贸易体制正式确立。1995年1月1日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化，世界贸易体制开始形成。作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组织和法律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其法人地位对所有成员方都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囊括当今世界贸易诸多领域的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已经构筑起来。

（三）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大银行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开始了大规模合并、收购活动，以提高效益。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买下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附属机构。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国民希敏寺银行也吞并了一些欧洲其他国家的小银行，以扩大在欧洲的网络。为了提高本国银行的竞争能力，很多国家对于大银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1993年以来，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内的大银行之间至少发生过25次合并。2地区性经贸集团的金融业出现一体化。欧盟统一大市场建立后，银行、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可在欧盟内经营不受国界限制的保险和投资业务；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则可通过收购、兼并等形式加紧渗透欧洲市场，欧洲的金融市场将演变为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3金融市场迅猛扩大。到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上升为世界贸易额的60倍，全球外汇日交易额已超过12万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国际信息的网络化，外汇市场的资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

(四)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投资成为经济发展和增长新支点。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额与年均国际贸易额的比例在缩小，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率高于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贸易额为41，14571亿美元；同期，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56535亿美元，二者之比为160∶1，差距进一步缩小。1991-1996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据统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从1985-1990年年均1，55578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3，46824亿美元。同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45005亿美元增长到2，94732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932％下降到849％；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0554亿美元增长到51469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41930亿美元增长到3，49227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从1，16744亿美元增长到2，08226亿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中的比重从822％下降到596％；发展中国家从24736亿美元增长到1，28741亿美元，所占比重从174％上升到369％。第叁，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并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发达国家中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同时也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1995年，德国、法国、瑞典、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国家占当年世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3％。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1985-1995年，有2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国际借贷资金流动量增长很快，证券股权投资迅速发展。1993年流动金额为8185亿美元，1994年增加为9534亿美元，1995年增加为12，584亿美元。与外国直接投资一样，证券股权投资依然偏向于少数新兴市场国家，1995年亚洲就占了流向新兴市场的外国证券股权投资净流量的53％。此外，外国证券股权投资的来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兴市场的这种投资35％以上来自美国，15％来自日本，11％来自英国。近几年来，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投资者也向新兴国家进行这种投资。第五，投资自由化成为各国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目标，国际直接投资规范安排提上日程。90年代以来，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签署这种条约1330个，涉及162个国家，在5年里条约数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国政府共对外国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约600次调整，其中95％是放松对外资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个国家的112项立法变化中，106项属于趋于自由化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立法。国际社会为达成国际性的投资协议开始行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第一次将投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的体系，并达成《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出现通过协商建立一个综合性多边国际直接投资框架的行动，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九次会议对未来多边投资框架进行了探讨，并已达成协议。

(五)跨国公司作用进一步加强。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第一，跨国公司的数目剧增。据统计，1996年跨国公司已达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659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基地的最大跨国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国资产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的外国附属企业中拥有17万亿美元的资产(控制了约1/5的全球外国资产)。第叁，跨国公司开始结成新型的"战略联盟"。面对竞争压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资领域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采取各种办法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结成联盟。通过兼并与收购在国外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以保护、巩固和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1988年到1995年间，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总额增加了一倍，达到2290亿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国兼并与收购的规模超过10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跨国公司以协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强联合。1995年缔结了近4600项这样的协定，而1990年只有1769项。1990年以来，跨国公司之间在核心技术(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强了战略性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第四，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规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其国家贸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现了无国界经济。

(六)经贸文化、人才出现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多媒体网络正在覆盖全球；出现了经济生活和贸易文化的全球性趋同现象；"国际人"开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发展目标形成。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取胜，"国际人"正在成为各个国家、各大公司的首选目标，培养"国际人"、寻找"国际人"已成为世界性的人才战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国际人"战略。他们认为，国际人应具备以下10个基本条件：积极肯干，但是不蛮干；人际关系融洽，不以自我为中心；兴趣广泛，知识丰富；外语出色，乐意结交外国人；行动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适应并爱上异国他乡；意志刚强，富有忍耐性；深谋远虑，但不优柔寡断；安排、处理好家庭生活关系；身体健康，精神焕发。此外，绿色主义、环保哲学，共同反黑、扫黄、打白(毒)和反腐败，共同致力于发展与和平，共同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均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传统的衡量国家之间经济贸易权益的概念与统计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

1.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之间货物、服务、资金、技术和市场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上述关系也在加强。

2.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传递障碍在减少，互动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下，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在各国之间的经济传递中的作用在加强。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与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将影响到发达国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震动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并未使发达国家幸免。

(二)经济全球化迫使人们的概念在创新。1大国际贸易概念出现。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外经济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虑货物贸易，还要把货物贸易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技术综合考虑。因为，货物贸易与投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支点。2将大国际贸易概念与本国经济的调整优化、改革开放密切地结合起来；"贸易立国"、"贸易为本"的传统信条已让位于"经济接轨"和"市场融合"。3变被动接受经济全球化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结果，是大势所趋，纷纷主动改革本国经济体制，发展开放性经济，推行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为跨国公司创造投资条件，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活动。4变单边制裁为求得"双赢"。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另一国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贸易摩擦"、"贸易制裁"等以邻为壑的措施，已开始由自我保护的工具变成了双刃剑，在制裁别国的同时也会使自己受到伤害。其上策是通过谈判，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促进双方的经贸发展，取得"双赢"。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家受到冲击，相互协调成为时代主旋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传统的国家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是一国独有的权利，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协定、规范和惯例来运作；跨国公司在各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干预作用在减弱。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让与，但它是以对等为原则的。当今世界各国都是拥有的独立国家。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也就不会有让与。经济全球化迫使各国把二者结合起来，出现了相互协调，使它逐步成为各国处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基石。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协调管理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和各国贸易政策中开始成为主流。

(四)经济全球化要求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体化。20年来，面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新贸易理论将产品差异、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工业组织理论引进传统的比较优势框架，为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做出了贡献。但它仍然假定企业只在某一个区位生产商品和服务，将对外直接投资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不同类型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的各类贸易流动，但仍是以单个企业为依据的投资分析，未推广到国家层次。8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要求把贸易与投资理论结合在一起分析贸易与投资利益与效益，出现了新的理论分析，其理论模式主要集中于纵向或横向一体化。在这些理论分析中，产品增值链活动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进行，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加工。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理论中，企业行为被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总部行为。总部行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务，以及信誉、商标等甚至可以无偿转让给远方生产区位的服务，这类行为有时被简化概括为研究与开发。

第二，实际生产行为。实际生产行为又可再分为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生产(终极产品)。所有这些行为都被假定为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由于总部服务的运输成本极低，企业可以将生产行为从总部分离出去，但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将某些生产行为集中在某一区位。在贸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两国均衡框架，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企业在两个国家进行活动时，可以将总部行为安排在母国进行，但其实际生产或转移到东道国进行(纵向一体化)，或者既安排在国内，又安排在国外进行(横向一体化)。因此，现在的企业不仅通过价格和质量进行竞争，而且还通过生产的组织进行竞争。这些理论模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单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决定了国内、国际经营企业的总格局。这一问题属于理论分析中的国际化生产部分。一旦国际化生产活动分布格局形成，国际贸易的格局便随之确定。贸易与投资理论的一体化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单纯的贸易行为来衡量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

(五)经济全球化对表明国家之间经贸权益的传统概念和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1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贸利益出现了几种变化。第一，在产业内部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得；第二，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商品直接出口，变相地进入了东道国的国内市场，因此，母国公司在东道国国内的投资和商品、服务的销售收益应计入母国的经贸收益；第叁，在一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情况下，把该国进出口贸易额作为该国的贸易利得，更加失实。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下，在计算各贸易国的贸易收益时，上述几个现象不能忽略。2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应予修正。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来源于美国，并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各国的贸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之都有相应的条款和协定。在国际贸易局限于产业间和投资不普遍的情况下，按原产地进行统计基本上可以反映贸易国的贸易利益。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按原产地统计则会出现两种误差。第一，未能如实反映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活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化经营，它们生产的零部件、产品的进出口，按价值链、资本所有，理应属于母国，但却计入东道国的贸易统计。第二，原产地规则以货物贸易为主，未包括服务贸易等，因此，原产地统计在不能真实反映货物贸易的同时，也不能全面如实地反映国与国之间的大贸易关系。

(六)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第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资本外投。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1996年接受了129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投资了510亿美元，二者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它们在获得世界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个最不发达国家在1996年的资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第二，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由于资本的流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和本国产业结构的改造，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560％上升到1990年的733％和1994年的777％。

第三，迫使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予以考虑和解决。发达国家日益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下，它们的经济稳定和发展有赖于发展中国家。在债务解决、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联合国的改革等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第四，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改革。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构筑以其为中心的国际经贸基础。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将会受到更大的削弱。2发展不平衡在加剧。

第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平衡在加剧。经济全球化为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资本开拓了寻求更高利润的地域和空间，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差甚大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在拉大。1965年，七个主要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是世界最贫困国家的20倍，1995年扩大到39倍。

第3篇：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绿色经济；启示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8-00000-02

当前，各国对环境问题认识日益加深，我国政府对绿色发展也高度重视，将绿色发展理念写入“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并将其设定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终极目标的必然过程。然而长期以来对我国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亟待结合绿色发展理念加以规范和引导。文本援引南非、美国、韩国3个国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低碳绿色经济的成功案例，分析了各国投资促进和贸易发展机构吸引外商参与绿色经济发展的经验做法，并提出促进我国绿色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及国外对发展绿色外商直接投资的认识

联合国制定并于2016年1月1日启动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含了为未来15年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丰富的绿色内涵。同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第21次会议上，195个成员国一致同意进一步采取措施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持全球温度上升水平低于前工业水平2°C。而我国在《十三五规划》中也从战略的高度指出，要坚持绿色富国和绿色惠民，支持绿色清洁生产，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发展和建立绿色金融和绿色发展基金，实施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园区循环式改造的循环发展计划，着力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产方式。这些绿色发展行动计划要求在能源、交通和其他几十个行业进行变革，并需要数万亿美元的巨额投资。而低碳投资又称为绿色投资，包括减少温室气体影响的生产工艺的投资、清洁能源投资及在生产和制造减少温室气体的相关产品的研究和生产投资等方面。绿色投资都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而我国，绿色产业和绿色发展实践相对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需要充分借鉴外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绿色经济的的经验并利用绿色外商直接投资资本。

本文结合全球三个利用外商投资发展低碳绿色经济的典型案例，分析了来自发达和新兴市场国家不同地区和环境下投资促进和贸易发展机构吸引外商投资参与绿色经济发展的经验做法。三个案例分别是：南非利用外商投资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项目、波特兰发展委员会吸引外商投资扩大地方清洁技术产业群、韩国蔚山生态工业园区中心建立园区公司网络系统促进投资者发展绿色经济。分析结果表明，各国、各地区的投资促进和贸易发展机构对发展绿色经济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发展绿色经济没有完全、统一的解决方案，持续的绿色战略必须适应当地环境。

二、国外促进绿色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做法

（一）南非利用外商投资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项目

一是突出绿色经济发展地位。南非拥有大量的煤炭储备，化石能源占全国能源供应的87%，能源获取容易且廉价，但绿色经济在南非经济发展中占据突出位置。南非是非洲大陆上可再生能源方面，政府和企业合作领域的典范。据彭博新能源财经ClimateScope报告南非位居全球35个国家吸引低碳投资第三位。其成功主要得益于其良好的投资环境、简洁便利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大力支持环保企业。

二是签订绿色经济发展协议并给予补贴。2011年，南非政府、商界、劳工组织和民间机构签署了一项绿色经济协议。该协议达成12项绿色经济发展承诺，包括推广可再生能源、回收使用工业废水以及工业改造。其中，政府承诺将会购买40亿瓦特利用可再生资源生产的电力。同时，政府拨款300万美元用来帮助公司改造现有设备以利用可再生能源，这项拨款占改造总费用的30%。公司可用拨款来购买屋顶大阳能电池板等绿色设备。政府支持绿色产业的政策行动给南非外商投资者提供了投资方向，刺激了国外投资者投资兴趣。

三是成立专业机构提供绿色投资服务。专门成立南非绿色投资促进机构，向外商投资机构提供信息帮助服务，使外商投标程序满足本国政府条件。同时，向潜在投资者营销投资机会，将外商资金用在再生能源发电方面，并使这些投资转化成为国内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业的催化剂。此外，机构还提供可再生能源设备（如光伏电池设备）生产方面的技术知识，为投资者了解当地生产力和竞争力方面提供案例。

四是注重建立外商投资者与本地企业之间的联系。南非在与西班牙GRI公司谈判建立风力发电厂时，告知其本地供应商发展潜能，鼓励其与本地企业建立联系，实现共赢。通过外商投资和本地供应商的协作与相互支持，南非拥有了非洲第一家生产风塔的公司，并可组装或制造可再生能源设备。

（二）美国波特兰发展委员会吸引外商投资扩大地方清洁技术产业群

一是制定绿色技术发展计划。波特兰的公共政策和市民文化一直以绿色环保著称，并有大量的清洁技术和绿色建筑公司，但没有一家发展成为大公司，波特兰也未充分利用其潜在外商直接投资绿地的地理优势。为支持当地绿色企业出口绿色产品和服务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波特兰发展委员会制定了全球贸易和投资计划，并通过与布鲁金斯学会的合作，将清洁技术作为其首要战略计划来发展。

二是举办投资招商会推荐新产品。在波特兰和俄勒冈州的政府政策的领导下，委员会通过举办投资招商暨清洁技术创新发展会议，将拥有清洁技术的公司聚集在一起，来帮助他们在国内和国外的公司中寻找合作伙伴，从而开拓新市场。如通过招商会顺利为储能系统的清洁技术项目融资320万美元作为其2015年的发展资金。

三是提供清洁技术创业创新安置服务。波特兰发展委员会管理着60多家重点企业，包括它们的技术、市场、发展水平、国际足迹、融资需求等信息。这使得波特兰发展委员会能够站在一定的全局角度分析这些企业的优势和差距，给予新创业创新企业有别于其他企业的发展和投资政策建议。考虑到大量波特兰地区清洁技术公司创业失败率高，委员会的援助对这些新公司的生存意义重大。

（三）韩国蔚山生态工业园区中心建立园区公司网络系统促进投资者发展绿色经济

一是创新绿色生态工业发展概念。韩国蔚山市工业区，是韩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区内有15个工业园区，而其中的Mipo和 Onsan工业园区就有约1200家公司和120000多名员工。但在这1200多家公司中仅有个别公司将绿色产业作为他们的主要业务。为测算这一集中区域内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并监控资源的浪费以限制污染输出，韩国在2005年贸易、工业和能源大会上倡议将混合型工业过渡到绿色生态工业的概念。

二是成立韩国蔚山生态工业园中心。作为绿色生态工业发展计划的一部分，朝鲜工业园区公司和韩国蔚山大都会在韩国蔚山工业区建立了韩国蔚山生态工业园中心，中心委员会包括负责工业园区管理的国家代表机构、私人企业、非政府组织和蔚山大学研发中心。园区中心主要为商业开发机构在绿色产品生产过程中识别投资机会，并从中帮助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除废水处置和污染减排外，园区中心还试图循环利用水资源，使得废水和能源能够相互转化使用，从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三是制定潜在绿色项目并试点。为促进绿色项目发展，园区中心确定了一系列蒸汽循环的绿色潜在项目。潜在项目与利益相关方和研发中心共享，并共同调查项目的可行性，制定最终项目报告和商业案例。为显示绿色概念的可行性，园区中心运行试点一些精心挑选的项目，随着几个试点案例的成功，园区成功建立了该园区大部分公司的销售渠道和废弃物分布点。

四是帮助企业建立共生关系以降低成本增加就业。园区中心帮助企业之间建立共生关系，并且与其他公司共享公共设施，从而实现集群效益，降低成本，增强生态友好性。如将冶炼企业排放的高浓度二氧化碳输送到造纸企业用作产品加工用料，冶炼企业排放的热蒸汽被输送到造纸企业用作热源。例如，Sungam市政废物焚烧设备公司和Hyosung公司以500万美元进行蒸汽网络投资，每年节约成本累计700万美元，并增加了150人的就业岗位。

五是帮助企业建立项目经济效益愿景。每个共生项目开始前，园区中心都向投资者讲明项目吸引力和将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并作出将会帮助其解决相关问题的承诺，以此募集投资者。共生项目的持续成功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从而吸引了新投资者的参与。截至2014年底，韩国蔚山生态工业园区第一个共生项目已启动8年，涉及31家企业，共节约7400万美元成本，创造4500万美元的新收入。

三、对我国促进绿色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启示

（一）政府政策支持是决定外商投资的关键。政府对于当地环保领域的政策和倡议是外商进行投资时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大多数绿色产业和技术相对年轻，对于市场和价值链来说，绿色产业早期的增长大部分来源于公共政策的支持。上述三个案例，政府在韩国蔚山的规划愿景、南非政府的公共政策以及波特兰当地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支持都有助于创造投资机会。

（二）投资促进机构发挥重要作用。投资促进机构和商业发展机构通过了解开发专业知识，针对合适的部门和活动创建和演示成功的商业案例，在促进绿色投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投资促进机构和合作伙伴需要跳出固有思维模式来识别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发展其绿色经济的机遇和途径。绿色投资机会普遍存在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及现有经济转型和绿化中。而挑战在于确定一个适当的目标区域，并选择合适的方案来解决投资障碍。在不同的条件下要用不同种类的办法，但都需要考虑当地市场状况和投资促进机构所面临的资源约束。

（三）需要清晰明了的绿色投资机会和商业论证。投资促进机构可以通过成功的试点项目，提高绿色投资机会的可行度和做好获益项目的渠道准备工作。如投资促进机构可以创建可行的商业投资方案（南非投资项目）或者展示投资者在传统产业如何利用低碳实践来获得盈利（韩国EIP），以使绿色投资项目更加清晰明了。

第4篇：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贸易的关系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以往大部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常常停留在出口贸易模式方面，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也只是流量而非存量。本文引进了贸易模式演进的概念，使用流量与存量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贸易条件三个方面较为完整地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贸易模式演进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1)外商直接投资指数和我国商品进出口总额成正比。(2)FDI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模式有长期均衡显著影响，会引起工业制成品进、出口比重的上升，有利于我国贸易模式的正向演进。(3)外商直接投资指数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总指数的改善起积极作用。

迄今为止，全球化的浪潮发展得如火如茶，国际投资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更为迅猛，经济一体化的纵深写作硕士论文发展使得国际贸易的作用发挥得更为自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的报告显示，200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538万亿美元，超过2000年创下的前历史纪录1.4万亿美元。其中，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吸引的FDI总量居世界第五位。2007年中国实际使用非金融机构外商直接投资7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6%(按照uNcTAD①统计，为670亿美元，下降3.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的FDI从最初的每年几亿美元到后来的每年十几亿、几十亿美元再到现在每年几百亿美元，可以说FDI在量上的发展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增大，国际游资等大规模FDI流入中国，2007年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较上年增长13.8%，创下了中国FDI的最高纪录。FDI对我国经济的各方面影响甚广，其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外贸进出口的贡献。从以往的数据及前任研究成果看来，FDI与一国的贸易额有极大的关联性，并且相关系数还不小。从我国的情况看来，外商投资企业通过扩大自身优势产品进出口不仅大幅度增加了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量，而且对我国进出口结构也起到了很大的提升作用。据海关统计，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760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8%。其中，出口9691亿美元，增长272%;进口7916亿美元，增长20.0%。出口大于进口177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755亿美元。与此同时，全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非金融部分)16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6%②。

在这种背景下，研究FDI对我国贸易模式转型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国FDI和贸易进出口额虽然增长迅速，但我国目前进口的是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制成品却大多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浅、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③，或者是粗加工或初加工产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仍然很少。具体表现在纺织品出口比重过高，远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贸易利益与贸易总量相比十分之少。但是仅仅从总量上分析FDI与我国贸易结构的关系显然是不妥的，这也正是之前的学者研究时容易忽略的地方。本文将通过FDI如何影响贸易模式的理论研究及对FDI和我国贸易进出口总额、贸易结构、贸易条件三个角度的实证分析来研究其与贸易模式转型的关系写作硕士论文及其从何种机制、渠道来影响贸易模式，并据此探索应当如何对FDI在各个层面加以引导，为今后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第5篇：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

以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中的全球流量、存量为基期进行测算，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1.68%和0.59%。

事实上，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超过100亿美元。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当年流量的一半，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的贷款形成的其他投资在直接投资中占43%，以投资控股为主的商务服务业投资占当年流量的四成，在开曼群岛、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投资占当年流量的81%，对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超过亚洲地区跃居第一，地方的投资流量较上年增长一倍多。200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继续放大，投资分布的国家（地区）更为广泛。从存量的构成上来看，利润再投资所占比重最大。从行业分布情况看，商务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占到投资存量的一半。

此外，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特点突出，表现为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从境内投资主体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占到投资主体总数的五成半，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纺织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从境外企业的分布情况看，亚洲、欧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到93%和85%。从境外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看，制造业占境外企业总数的34.7%，批发和零售业占17.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17.5%，建筑业占7.6%。

二、员工的海外培训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占全球总额的比例依然很小，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我国企业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实际上，目前我国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国际化人才的缺乏。由于缺乏具有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我国企业很难有效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已经实施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很多以失败告终。国际运作相当复杂，而国内的企业经理人普遍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更缺少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往往过于依赖国外的银行、律师和一些国外中介机构，这不仅影响到中国企业正确、及时、科学的决策，有时候还会因合同缺陷等原因上当受骗。员工的海外培训是解决国际化人才短缺的有效途径，能缓解我国国际化人才缺乏的局面，并能进一步加速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使更多的中国跨国公司崛起。

中国企业应借鉴跨国公司的成功经验，利用国际市场培养人才，员工接受海外培训是实施中国企业国际化人才战略的重要环节。跨国公司在培养员工方面的很多理念都值得中国企业学习。例如，IBM公司多次成为《财富》杂志“全球培训百强”冠军。IBM公司每年用于员工培训的投资约占年营业额的1-2%，每名IBM的员工每年至少会有15-20天的培训时间。再如，微软公司的员工几乎每人每年都有机会到国外接受培训。技术人才借此跟踪最新技术进展，营销人员借此了解技术新概念，学习新的营销方式、理论和策略等，行政人员则可以借此了解到总部的工作方式和方法。这种培训短则两三天，长则一个月。微软、IBM公司每年也都会把优秀的中国员工送到国外去培训。跨国公司之中，类似微软和IBM的例子不胜枚举，它们会尽可能给员工提供学习的机会，真正地重视员工、理解员工才是企业前进的不竭动力和竞争力的真正源泉。借鉴跨国公司的成功经验，中国企业首先要意识到为什么员工接受海外培训能促进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培训员工有哪些主要方式？海外培训员工有没有风险？

（一）海外培训员工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海外培训员工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了解海外市场，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做好准备。国际化人才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桥梁，中国企业需要借助他们了解进入国际市场的基本游戏规则，了解企业所进入或将要进入的“生态环境”。例如，鞋业制造商派遣员工海外培训就能清楚地告诉本土企业：这个目标市场的消费者喜欢什么式样的鞋？喜欢和忌讳的颜色是什么？平均的温度和湿度适合穿什么鞋？当地主流价值观认同的服饰中，鞋子精美与高贵的标准是什么？实用耐用的鞋是什么式样等。了解海外市场是中国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第一步。

2.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先锋部队。中国企业在进入海外后，要建立熟悉当地人脉关系的机构，通过当地的渠道熟悉各种相关政策和法规，熟悉商业获准资格的管理渠道等。在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投资区域，中国企业越早培育成熟的海外机构人员，越有利于在新的竞争环境下占据有利地形。海外培训员工是学习取经、为我所用的最佳方法。海外培训员工可以使员工从了解中寻找差距，从学习中快速提高，这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说至关重要。作为先锋部队，派遣到海外培训的员工将为中国企业投资主力军的到来铺平道路。

3.抢占战略性优势。让员工在海外竞争环境中学习和锻炼，对于中国企业最终在国外市场获得战略性优势地位至关重要。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前，中国企业应该与海外的潜在市场建立信息与物流的“联络站”。巩固和发展这些根据地的员工，让他们具备战略性管理和市场研究的综合能力，这对中国企业提高抗风险能力至关重要。经济全球化不断催生产业链的子集在世界各地繁衍、复制与发展。如果失去了对外界环境的应变能力，那中国企业只能被动地在国内等待跨国公司侵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夺走自己原有的市场。通过海外培训可以提高员工对外界环境的应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为抢占海外市场战略性优势地位作好准备。

4.提高员工国际化的素质。海外培训员工，对于员工本身来说，无疑是提高他们自身素质及开阔眼界的最佳途径。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行各业对国际化人才需求高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对人才的定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专业知识的稳固扎实，而更注重其社会能力、全局观、对新事物的敏感度以及全球化的价值观。中国企业要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和市场定位的全球化，必然要求更多的能够与世界接轨的员工与之相匹配。把员工送到海外培训不仅是中国企业国际化人才战略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整个中国人才素质必要的一环，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前提。员工是企业最基本、最核心的要素，员工的素质水平直接反映了企业的方方面面，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发展。当海外员工亲身实践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时，他们的切身体会将对传统观念进行比较彻底的“思想变革”。当海外员工体验到ISO系列标准在周围的社会环境中普遍应用，并且从企业管理的流程和具体项目管理流程中体会到高效率、高质量管理的魅力所在时，他们会自动改正在国内企业养成的惰性或无质量控制与能源节约意识的行为，使自身的国际化素质大为提升。

5.培养国际化的高端人才。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大量国际化的高端人才。没有海外市场的亲身磨练，就难以培养国际化的高端人才。海外培训员工是培养国际化高端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人才素质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把员工送到国外去培训，实际上是让员工学会看世界的新视角，从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不同思维方式的冲击中，使视野更为开阔、思维更为灵活、认识更为超前。接受海外培训后的员工必然对市场定位和产品的把握有了全新的认识，眼界放宽了很多。他们思考问题会从全球出发，而绝不是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地区，而这正是国际化高端人才的基本素质，也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不可或缺的。

（二）海外培训员工的主要方式

海外培训员工一般有以下三种主要方式：

1.短期培训。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时间比较短，成本相对较低，但缺点在于缺乏长时间在国外环境下具体工作的经验，培训比较理论化。

2.实践培训。将具备潜力的员工派遣到国外工作，通过实践锻炼能力。这种方式针对的人群较少，必须是符合特定标准、具备在外工作能力的员工才能采用这种方式。而且这种方式的成本比较高，人员流失的风险比较大。但是从提高员工国际化水平的角度看，这种方式的效果要远高于第一种方式。

3.合作培训。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或培训机构合作，中外双方共同制定培训方案、教材和课程等，共同参与培训。

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员工海外培训都是采用上述三种方式，如日本、新加坡等，它们要么把员工送到国外合作伙伴企业进行短期或实践培训，要么就是与国外企业或培训机构共同制定课程，对员工进行合作培训。

（三）海外培训员工的风险防范

第6篇：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

一、环境承载力的指标构建

本文将环境承载力分解为自然环境承载力和社会环境承载力两个一级指标，在两个一级指标下可分解出环境污染、资源消耗、自然资源、环境治理、经济发展、人口类、生活质量等七个二级指标，在这七个二级指标下又可以分为24个可直接量化的三级指标。（表1）

本文收集了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除外）1999～2004年24个测度指标的面板数据。由于各个指标原始数据之间量纲不同，从而会导致估计结果的差异。为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并更好地分析各指标之间的关系，对原始数据必须进行标准化处理。根据上述指标的作用性质及表现形式，本文采用两种不同的标准化模型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

一种是针对自然资源指标、环境治理指标、经济发展指标、生活质量指标等正向指标（即越大越好），我们采用极大值标准模型进行无量纲处理：

Zij=Xij/Max（Xi）（1）

其中，i=（1999，…，2004），表示时间截面，j＝（1，…，31），表示省市自治区的区域截面；

另外一种是针对环境污染指标、资源消耗指标、人口类指标等负向指标（即越小越好），我们采用极小值标准模型进行无量纲处理：

Zij=1－Xij/Max（Xi）（2）

其中，i=（1999，…，2004），表示时间截面，j＝（1，…，31），表示省市自治区的区域截面。

本文对环境承载力的指标测度分别对6年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通过提取7个因子对指标进行筛选，因子旋转采用方差最大法，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分别达到了87.34%、86.74%、85.62%、85.49%、86.19%、85.36%，具有较强的说服力。通过计算出30个省市自治区的因子得分，结合主成分的方差贡献度，最终计算出各省市自治区的因子总得分，也就是本文所要量化的环境承载力指数。由于下文面板数据分析的需要，故将各省市自治区的环境承载力指数进行标准化，保证其位于0～1区间。具体的标准化公式为：

其中，i=（1999，…，2004），表示时间截面，j＝（1，…，31），表示省市自治区的区域截面，

二、基于中国区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设定。本文在模型中引入工业化指数这一解释变量，通过实证分析，来解释我国在积极推动工业化进程以来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具体影响。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承载力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使当地经济实现内生增长，它不仅给东道国带来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还产生了促进东道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外部性或外溢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会扩大东道国环境承载力；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也给东道国带来了众多环境问题，只不过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危机的一种手段，从这个方面来说，外商直接投资有着使东道国的环境承载力恶化的趋势。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承载力产生了正的或负的影响。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一个时间界面和区域截面的计量模型：

其中，ECP代表环境承载力指数；Hoover代表工业化指数，工业化指数是对各地工业化阶段的表征，也是通过指数评价法得到的。根据标准工业化理论，再考虑我国的世界情况和数据的可得性，笔者选取了以下四类指标作为计算工业化指数的依据：a、工业结构指标：重轻工业比例；b、产业结构指标：非农产业产值比重；c、收入水平指标：人均GDP；d、就业结构指标：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然后，对6年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通过提取2个因子对指标进行筛选，因子旋转采用方差最大法。通过计算出30个省市自治区的因子得分，结合主成分的方差贡献度，最终计算出各省市自治区的因子总得分，即工业化指数。由于面板数据分析的需要，故运用公式（3）对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业化指数进行标准化；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A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本文根据Baro和Salar-i-Martin给出的选取政策变量的建议，并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模型引入如下变量：a、政府管制，b、人力资本存量；?着表示误差项；?茁0为常数项，?茁1、?茁2、?茁3为各自变量的系数。

2、回归结果分析。实证选取了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除外）作为截面样本，时间段从1999～2004年。本文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3是没有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我们发现，模型1没有考虑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工业化指数与环境承载力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承载力是正相关，但并不显著，而且模型的拟合优度只有0.29；模型2考虑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达到了0.825，但是工业化指数和外商直接投资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3考虑随机效应，工业化指数与环境承载力显著正相关，外商直接投资依然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也只有0.086。在模型4～6我们加入了控制变量，较之模型1～3相应的拟合优度均有提高，说明了作为控制变量的政府控制以及人力资本存量对环境承载力所起的作用较为显著，模型4没有考虑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没能通过显著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也较低；模型5和模型6分别考虑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比较这两个模型，模型5的拟合优度大大超过了模型6，达到了0.977，并且在模型5中，工业化指数和外商直接投资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Hausman检验结果也显示固定效应模型要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最后我们决定采用模型5。（表2）

进一步分析发现，工业化指数除模型2之外的其他模型当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和环境承载力都是正相关关系，即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环境承载力就越好，说明在工业化相对比较高的地区，较为关注和解决环境问题，这和当今世界的现状是吻合的，国际上的环境保护政策大多数是由发达国家发起实施的，而发展中国家也大多一味追求经济的飞速增长而忽视环境的恶化，我国的区域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起步较早，发展程度也较高，所以更为注重环境的保护与治理，环境承载力高反过来就能支持工业化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而中西部地区在追求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忽视环境的作用，没有好的环境就不能支持新一轮的工业化，继而使得东西部的差距越拉越大。模型5中，外商直接投资于环境承载力呈现显著负相关，即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扩大，地方的环境承载力反而会减小，这符合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状，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可以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许多地方政府积极引入外资，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当地的环境恶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三、结论

本文以环境承载力的理论研究为基础，综合测算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环境承载力指数，进而建立了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因素模型，并且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由此得到以下建议：

首先，积极推动工业化进程。实证研究表明，工业化指数与环境承载力呈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好的环境往往又能支持新一轮的工业化进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注意对环境的保护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一方面防止工业化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负外部性大于正外部性，从而产生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防止由于东西部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和发展速度的不同而造成东西部经济差距的加大，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以东部的工业化带动中西部的工业化进程，应摈弃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地区间的合作。

其次，王志鹏、李子奈认为，利用外资可以缩短地区间的差距，但本文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承载力具有负向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能够合理地利用外资。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不能保证环境问题会得到改善，所以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导很重要，一方面要积极利用外资所带来的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来拉动本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往往缺乏对外商投资行业环境状况的有效管制。

第7篇：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

一、价值链与价值链区位选择的意义

“价值链”最早是由美国战略学家波特在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的，他把企业内外价值增值的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基本活动涉及企业进料后勤、生产、销售、发货后勤、售后服务。支持性活动涉及人事、财务、计划、研究与开发、采购等，基本性活动与支持性活动组合构成了企业完整的一条价值链。

在价值链概念提出之前，学术界更多地把对外直接投资看成是在海外设立“企业”――一个在境外独立生存和竞争的、具有完整的价值创造功能的实体的问题来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现实并不符合。现实情况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设立的并非总是具有独立生存和竞争能力的“企业”，更经常的情况是，所设立的仅仅是一个在企业价值创造全过程中承担某一单项功能的“部门”或分支机构。也就是说从价值链层面看，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上就是企业价值链的某一个(些)环节的活动被安排到了境外，比如在境外设立生产基地、研发机构或销售中心等。显然，从价值链特定环节而不是从总体企业整体层面来考察和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符合现实情况。价值链概念提出有着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它使得我们能够从价值链的每一个具体环节，而不必停留在企业整体层面来考察企业竞争力的源泉；另一方面，它也使得我们能够从价值链区位的跨国安排，而不是企业整体区位选择的角度来揭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本质。

企业实质上是一个在全球动态竞争环境中谋求长期生存和发展的竞争主体，对外直接投资是谋求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与企业竞争优势长期保持的源泉，是对企业未来竞争力的战略性投资，这才是企业对外投资的本质动因和核心目标，而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优势驱动型动因(或者说是利润驱动)和优势创造型动因(包括市场驱动、自然资源驱动、信息资源驱动、学习驱动等)只不过是企业谋求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一个直接动因，或者说是传导动因，是企业动态竞争力循环中的一个具体环节而已。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本质动因是提升企业国际竞争优势，区位选择的“价值链”理念，就是围绕着如何增强企业竞争力来对区位选择及其布局进行设计的。将企业创造价值的各个环节分布在全球不同的区位，赋予不同区位在价值创造中的独特作用，围绕增强竞争力来展开，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的分布上能最大化的符合企业投资“动机”要求，从而使投资区位决策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长期性。在实践上，区位选择“价值链”管理的核心是将区位选择及其布局纳入“一体化”管理的框架。通过一体化管理，使区位选择及其布局在企业统一战略目标的指导下有计划地进行。各区位之间相互促进、相互配合，形成有机整体，产生整合协同效应，使企业获得最大化投资收益，增强企业竞争优势，从而使区位选择实现优化。

因此，“价值链”理念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优化提供了一条现实的路径，通过对我国企业区位选择“价值链”管理，有利于减少我国企业区位决策的盲目性和价值链环节过于集中的问题，弥补区位决策的盲区，强化决策目标的明确性，从而使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具有合理性；有利于增强区位结构的协调性，产生整体的协同效应，使我国企业应对区位环境变化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得到增强。

二、价值链区位安排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企业的价值创造功能相互不同，相应地，各个环节所要求的生产要素投入和环境条件也就各不相同。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产品研发、售后服务环节具有高人一筹的优势；我国、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在产品的生产、组装上具有相对优势；印度在软件开发、金融服务产业上具有其特有的优势。如果再进一步细分，我国在劳动力价格上具有比较优势；美国在高科技领域、产品设计和完善上领先其他国家；日本在产品生产运做效率上一直处于领先；欧美国家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有优势明显。因此，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优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就能够转化为企业价值链特定环节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就会综合东道国区位在价值链某一环节的相对优势(与其他各国比较)与母国的某一环节相结合。由于一种产品的各个生产工序间是无法贸易的，因此要想在价值链上获得价值增值最大，就需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选择合适的东道国，将价值链不同环节分布在不同区位，以获取竞争优势。

在极端情况下，各区位的要素禀赋差异充分大，以至于跨国企业必须为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寻找一个最佳区位，如表1中的“”所示(即最优区位选择)。当然在现实经济中，企业价值链的某一特定环节可能同时安排在多个区位，如表1中的“”所示(即次优区位选择)，跨国公司在多个国家地区(A、C、E)设置装配中心；也可能把多个价值链环节集中在某一个特定地区，如表1中“”所示，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常常也是R&D、生产、营销和售后服务中心。“×”表示当前没有或很少选择的区位，“”箭头方向代表不同的价值链环节投资区位流向。

这样，传统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址问题，实际上就深化为价值链环节的区位选址与实现路径问题。由于不同国家的初始条件和不同企业的投资动因上存在差异，因此价值链环节的区位选址与实现路径问题就会有所不同。典型的表现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价值链区位流向的差异。一般来说，对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而言，优化生产区位以提高成本优势是首要任务，因此在价值链投向上选择发展中国家建立生产组装基地，以降低生产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相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提高技术研发能力是首要任务，因此在价值链投向上选择发达国家建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以缩小技术差距。实践上，近年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举向中国、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投资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向发达国家如美国、西欧的学习型投资也部分说明了价值链投向上的差异，但他们的本质动因都是一样，就是协调与优化价值链全球区位分布，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三、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

区位战略

就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言，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存发展的时间还很短，竞争意识和竞争战略的规划和实施能力还很弱，只有较少企业能够有意识地从价值链层面考虑投资区位选择与安排问题，多数民营企业目前仍然受“一企、一厂、一地”(即一个企业、一个工厂、一个地区)传统模式制约，从而不同价值链环节在对外投资区位布局上往往呈现出过度集中倾向。一直到最近几年，在电子和信息产业中的一些民营企业能够充分利用不同区位的独特优势，在全球布局价值链环节，从而有效增强了企业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如联想集团等目前已形成了技术开发一大规模生产一销售维修网络垂直一体化的对外直接投资体系。联想在纽约设立集团总部，在北京和美国罗利设立全球运营中心，在美国硅谷、香港、深圳、北京设有研究开发以及生产中心，各中心有不同的分工：硅谷是情报信息站，实时监控世界最大电脑市场的最新技术商业动态；香港承担主机板的新产品的开发与试产；深圳直接为香港服务，承担大批量的主机板生产，主要为降低人员开支。在销售环节，北京联想拥有国内销售网，香港联想拥有国际销售网并在其他14个国家建立了25个子公司，形成一定规模的国际销售网络。

可将“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大型的高科技民营企业，以联想、华为和中兴通讯为代表；另一类为非高科技(适用成熟技术)民营中小企业，以“走出去”的温州民营企业为代表；同时将企业价值链简化为研究开发、生产与装配和销售与售后服务三个环节。

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外国跨国公司有显著的区别。我国民营高新技术企业所处的母国是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东道国区位主要是发达国家，而外国跨国公司所处的母国是发达国家，海外投资东道国区位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这种区位上的不同，导致了中国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价值链各环节的区位选择与外国跨国公司有很大的不同，同时与中国其他非高新技术民营企业价值链各环节的区位选择也有很大的不同。从表3中可以看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已全面建立了全球化经营的战略，在全球各个区域进行价值链的安排，整合全球资源进行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价值链区位战略可以概括为：在发达国家研发，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在全球销售。而从表5中可以看出，中国民营适用技术企业的价值链各环节的区位选择：除在母国进行研发、生产和销售外，生产组装环节基本上不会安排在发达国家，有部分中低端非自主创新产品也在发达国家或地区销售。但相比之下，我国民营适用技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区位战略是以在发展中国家(东道国)建立生产和销售中心，以发挥民营企业的成熟适用技术优势，获取最大利润与市场空间。如温州双合盛鞋业有限公司到尼日利亚投资开办制鞋企业，是将价值链的最后一道工序搬到当地完成，而出口由原先的成品改成半成品。又如东鹰家纺(纳米比亚)有限公司是中国企业在纳米比亚经营比较成功的一家民营企业，该公司从国内进口棉布等原材料和加工设备，从南非进口棉芯，在纳米比亚设厂进行棉被、窗帘、枕头等纺织品的加工，产品主要销往南非、博茨瓦纳等周边国家，是比较典型的按价值链进行区位布局的民营企业。

从表4中可以看出，我国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价值链各环节的区位选择是：研发在母国和发达国家东道国齐头并进，生产在母国进行为主同时不失时机的兼顾发展中国家生产，销售则基本定位在发达国家市场，母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海外投资前期阶段较少涉及。显然，从表3与表4和表5的比较中，可以得出我国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外国跨国公司和中国民营非高新技术企业有很大的不同。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产品当前也很少销回母国，同时也很少销往其它发展中国家，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到发达国家投资的动因主要是学习国外知识、技术与管理经验，其试用开发的高端产品还不具备大规模生产条件；另一方面，在前沿技术战略基础上研发出来的创新产品(如华为公司的3G技术产品)在我国本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的空间还相对较小。

当然随着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消费需求的升级和产品生命周期的延续，高端创新产品可以在下一轮消费中实现规模化生产，从而在滞后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得到前期对发达国家投资消耗的补偿。另外，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创新产品中很少在发展中国家东道国进行生产，很显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具备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中的成本优势，加上对母国的环境熟悉，创新产品的销售当前也不在发展中国家，所以没有必要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另外，也可看出，由于技术创新的风险大，研发过程寻求全球合作非常重要。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与外国跨国公司一样，基本上采取了国内国外齐头并进，同步研发的战略。

第8篇：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

一、理论基础

相关学者的著作以及实证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输出过剩产能，提高科技水平，就业的替代及刺激效应及固定资产投资情况，产业关联效应等来使一国产业结构得以不断调整升级。本文从国际直接投资宏观及综合理论出发，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明确提出：根据从比较劣势行业开始投资的原则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扩大两国比较成本差异，创造更多贸易机会。一国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产能过剩产业寻求国外市场，通过东道国的市场以及资源优势，一方面转化为东道国比较优势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带动本国上下游企业的发展并形成产业连锁效应；另一方面此举将释放出国内部分资源用于新兴产业发展，并加速国内资本积累，使交易成本最小化，推动产业层次的提高。

而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基本思想阐述一国要同时拥有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带来的收益，必须选择对外直接投资途径。一方面其可以规避竞争壁垒、交易成本、政策壁垒等问题，形成企业优势，改变其国际生产格局，促进国内企业技术更新换代；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能改善本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从贸易角度出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

产业结构的升级变化具体可以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值等表示，在本文中笔者根据徐德云一文中对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设计研究，采用不同产业占比赋予不同权重来表示：U=u1+2×u2+3×u3其中u1为第一产业比重，以此类推。其中，产业结构层次越高，U值越大。其次，用ODI流量来衡量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以1982至2011的数据对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

（二）ADF检验与Granger检验

对两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其中一个前提条件是时间序列必须具有平稳性，否则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现象。通常采用迪基―富勒检验来对各时间序列平稳性进行检验，滞后阶数由AIC准则确定。

结论：产业结构升级不构成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不构成在长期构成产业结构升级的格兰杰原因，即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产生时滞的原因：1）对外直接投资对传导机制中间指标的影响，产业关联效应、产业竞争效应等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发挥效应甚至做出改变；2）政府并未及时进行宏观政策的指导，企业由于自身原因所做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方向不相符；3）可能出现“产业空心化”，其对国内就业以及进出口贸易结构的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政策建议

首先，政府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足够的政策支持。政府如果单靠进出口来获得国家所需的战略性以及稀缺性资源，一方面不利于国家安全以及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另一方面不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国家处于被动地位。尹音频和高瑜（2009）对中国ODI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政府政策对ODI有最为显著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只有在政府扶持及其它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能促进企业克服走出去的障碍，进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但也要同时注意“度”的问题；这要求我国在制定政策时关注相关问题，如侧供给改革如何在消灭僵尸企业同时兼顾失业人员就业问题；

其次，国内应该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有力的金融与信息环境。我国国内部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面临着融资难以及商情信息缺乏系统性与全面性、时效性的问题。国内应建立对外直投融资支持体系，税收补贴及提高银行系统对稳健民营企业的融资额度；同时建立相应的信息系统及对外投资中介机构等，及时准确地国内外的市场信息并提供服务与支持；

第9篇：直接投资的概念范文

杨志远(1983-)，湖南湘阳人，安徽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

冯德连(1962-)，安徽明光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

摘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日益快速发展，其中资本的跨国流动对于东道国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然而，一方面对于企业跨国经营的研究长期局限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框架内；另一方面，对于倾销的研究大多是从法律规制的角度入手。文章首次将两者相结合并提出隐性倾销这一全新概念，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及Eviews软件对跨国直接投资与我国企业的竞争力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从而证明隐性倾销的存在，并给出实例加以佐证。希望以此对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选择有所启示。

关键词：隐性倾销：国际直接投资；修正的显示性竞争优势

中图分类号：F74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7)07-0053-04 收稿日期：2007-04-29

在国际贸易的实践中，倾销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价格歧视行为，即某种商品在国内实行高价而在国外却以低于国内价格或生产成本的价格抛售。各国政府和理论界均认为这种价格歧视行为扭曲了竞争机制下的价格信号，违背了公平竞争与公平贸易的原则，因此纷纷对其采取管制和报复，进而使得倾销这一非公平竞争手段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不断发展，一种新的价格歧视行为――隐性倾销，正在对东道国的相关产业产生实质性的损害，它已日益成为各国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企业争夺别国市场的有力武器。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并不多见。各国学者有些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研究对倾销的管制策略，如比利时学者Wilfried Pauwels和Linda Springael对欧洲国家的反倾销策略及其影响所进行的深入剖析；另外一些学者则在国际直接投资的框架内，从企业竞争力角度分析了资本流入对一国经济的影响，这其中有Helpman与Elhanan，他们按企业的竞争力将所有企业分成三级，分别分析了每级企业与FDI的关系；我国学者周斌和朱文清也在研究中发现FDI对我国国有企业提高竞争力没有发挥作用。

一、隐性倾销概念

隐性倾销是指出口商以直接投资或间接投资的形式在进口国建立经济实体，并通过该经济实体生产产品，以低于母国国内价格或成本的价格在东道国国内进行销售。这种倾销不具备倾销三要件，因此进口国政府无法对其进行管制，但是确实对进口国企业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各国纷纷通过立法、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等方法来加强对倾销的控制，以保护本国企业利益不受损害。对于有意进军国外市场的企业来说，直接通过商品出口来占领国外市场已经过时；而选择跨国直接投资，或自己建立绿地企业，或与东道国相关企业合资新建企业，可以规避东道国的反倾销管制，最大程度获得隐性倾销的利益。

这里假设有甲、乙两国的A、B两家相等规模的竞争企业，在两国政府都严禁倾销的情况下，A企业计划通过倾销挤垮B企业从而控制整个乙国市场来享受垄断利益。如果A以低价直接向乙国倾销商品会招致乙国政府的反倾销管制并被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无法实现既定目标。这时A企业可以在乙国国内选择一家相关但非竞争企业c，与之合资新建企业D。A企业充分利用其在资金技术上的优势以及与c企业的战略联盟，为新建企业D提供支持，通过企业D以低价挤垮B企业。由于新建的合资企业属于东道国国内企业，所以这种低价竞争不属于倾销范围，东道国政府在这一点上无能为力。同时，新建企业可以以东道国为基地辐射周边国家市场。如果在产品品质上，新建企业与母国企业能够保持一致，那么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新建企业又有了另一个角色――母国企业全球布局中的生产基地和仓储中心。

二、实证分析

如何选择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来测度隐性倾销对东道国企业的伤害程度，或者说证明隐性倾销的存在性是实证分析的关键。在此笔者期望通过建立以我国企业竞争力指标为被解释变量，以国外直接投资为解释变量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证明隐性倾销的存在性，即国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具有负面的影响。

(一)我国企业竞争力指标的选择目前理论界常用的指标有以下三种：可比净出口指数(Normalized Trade Balance NTB)； 巴拉萨(Balassa1965)的显示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Advantage RCA)；沃尔拉斯的显示性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 CA)。但这三个测度指标都有其缺陷：NTB没有考虑国际市场的影响；RCA没有考虑进口这一重要影响因素；而CA则没有剔除外商企业的出口额。因此笔者根据CA的计算公式做出修正，使其更适合本模型。

CA=(Xcx/Xct)，(Xwx/Xut)-(Mcx/Mct)/(Mwx/Mut)

其中，Xcx表示国家c在产品或产业x上的出口；Xct表示国家c的总出口；Xwx表示全世界范围内产品或产业x的出口；Xut表示全世界的总出口。M则表示进口，下标的含义完全相同。若CA＞0，表明c国的x产品或产业具有显示性竞争优势；反之，则说明该产品或产业具有显示性竞争劣势。这里，考虑到外商企业对我国的投资集中在制造业，对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以将外商企业的出口额视作外商企业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同时，为了将外商企业对我国出口额的影响从指数CA中剔除，使之更准确的反映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我们将分子中的Xcx减去外商企业出口额Xf，这样便得到了修正的显示性竞争优势ACA：ACA=[(Xcx-Xf)/Xcx]/(Xwx/Xut)-(McxMct)/(Mwx/Mut)

我们将表1、表2、表3中的各项时序数据代入ACA的计算公式便可得到我国企业的修正的显示性竞争优势值。

(二)模型的建立与检验这样，只要将ACA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国外实际投资作为解释变量。就可以建立计

量经济学模型。如果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与外国直接投资额是负相关或零相关的关系，则可以认为隐性倾销确实存在并对

我国企业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

由于我国政府是从1993年开始正式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所以这里选取1993年到200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FDI选取从1992年到2005年的数据。根据ACA的计算公式可以得到表4的结果。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除去外商企业的影响，我国的制造业常年处于竞争劣势，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是由于我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技术水平落后，生产力相对偏低。接下来我们按照最初的设想设定含有滞后变量的线性模型，来考察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产业的影响。首先建立四组模型以供比较选择：

ACAt=C+αFDIt+ε

(1)

ACAt=C+αtFDIt-1+ε

(2)

ACAt=C+αFDIt-2+ε

(3)

ACAt=C+αFDIt-1+βFDIt-2+ε

(4)

利用Eviews软件对四组模型进行回归检验，以获得弹性系数。这一模型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而证明隐性倾销的存在。四组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ACAt=-0.3115-0.000356FDIt

(1)

ACAt=-0.3346-0.000332FDt-1

(2)

ACAt=-0.3599-0.000303FDIt-2

(3)

ACAt=-03662+0.000055FDIt-1-000346FDIt-2

(4)

通过以上四组模型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最优良的是模型(3)，而且模型(3)也通过了异方差和自相关的检验。我们注意到，模型(3)的R2和R1：偏低，只有0.3827和0.3266，即国外直接投资在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所有影响因素中只占38.27％。这说明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对ACA.有重要影响，比如劳动力因素、固定资产因素等等。但这里我们只看重直接投资与我国企业竞争力的关系，因此可以通过其结果分析我们的结论。可以看到解释变量FDIt-2的弹性系数为负，这说明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是有损害的。除此以外有两个事实我们还没有考虑到，即一方面我国为了引进外资花费了大量成本，包括优惠的税收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另一方面外资进入我国对于相关行业是存在“溢出效应”的，但通过统计数据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效应所发挥的作用。综合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跨国直接投资的隐性倾销效应确实存在，其负面影响对东道国的相关产业或产品造成了损害。

三、案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