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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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FDI)

制造业

市场结构

市场集中度

一、前　言

三十多年来，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取得了优秀业绩，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外资大规模流人中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资本总流量大幅下降，但中国吸收的外资仍然保持了良好势头。2008年达到924亿美元，2009年为900亿美元，2010年上半年，FDI流入514亿美元。截至2010年6月，外商对华投资累计设立企业70万家，实际使用外资超过万亿美元。

FDI源源不断地流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其中，对市场结构的影响一直是引人关注的领域之一。影响市场结构的因素包括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和进入壁垒等。其中，市场集中度是测量市场结构集中程度的指标，反映企业数目和相对规模的差异，是衡量市场结构的最重要指标。本文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深入探讨FDI对我国制造业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文章结构如下：一是文献综述；二是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影响市场集中度的因素；三是在二位、三位行业细分基础上，统计我国的市场集中度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四是对重点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进行剖析；最后是结论性评述。

二、文献综述

关于FDI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探讨。Lall(1979)研究FDI对马来西亚46个产业市场集中度的影响，认为跨国公司进入后，不断开发新产品，提高资本密集度，导致东道国市场集中度和进入壁垒提高。Nigel Driffield(2001)以英国为例，研究FDI与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关系，证实了FDI通过增加东道国产业的竞争压力而降低其市场集中度。Artless&Roberts(2006)研究产业集中度水平及其变化的决定因素，认为所有制因素与市场集中度之间呈现U型关系，最小经济规模是影响市场集中度的唯一因素。Mod & Peria(2007)的研究表明，FDI提高了拉美银行业市场集中度，Barajas，Steiner&Salazar(2000)，Denizer(2000)&Demirguc-Kunt，Leaven&Levine(2004)也得出了类似结论。Filiz Elmas(2009)通过对土耳其制造业的研究，发现FDI与市场结构并不存在相关关系。

国内学者江小涓(2002)以我国汽车、移动通讯设备和洗涤用品行业为例，分析FDI的市场结构效应。认为外资进入使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加之FDI的溢出效应，使跨国公司难于保持垄断地位，市场结构由垄断转变为完全竞争。吴定玉(2004)通过实证研究，认为FDI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汽车业市场集中度和进入壁垒，但不会导致垄断。易小佳等(2006)运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斯坦克尔伯格模型分析外资对我国市场结构和市场格局演变的影响，认为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的竞争将提高市场集中度，导致市场趋于垄断。曾慧(2008)认为FDI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因进入阶段而异，FDI进入初期导致市场集中度降低，进入一阶段后导致市场集中度提高。

以上成果显示，对该领域的研究视角多样，结论未能统一，FDI对东道国市场结构或集中度的影响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并且，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特定行业，缺乏总体性分析，没有对市场集中度的统计考察，也未能进行动态分析。本文采取实证的方法，建立综合性面板模型，对外资对我国制造业市场集中度的影响进行研究；然后，在三位细分行业的基础上，采用统计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制造业市场集中度的特征。既丰富了研究内容，又体现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三、市场集中度的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许多研究采用回归分析法论证市场集中度水平的决定因素，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一系列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Lall(1979)选取规模经济、资本变量、市场规模、市场容量增长率、广告投入以及外资份额等变量，作为影响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因素。Bourlakis(1987)将出口值、杠杆比率等变量加入模型，对其研究进行补充。Curry，Bruce&K，D，George(1983)将若干研究结果进行总结，认为市场容量增长率、广告支出、资本需要量、企业规模、规模经济等因素影响市场集中度。

根据产业组织理论，借鉴国外研究中的资本变量、杠杆比率、市场规模等变量，并将外资份额变量置换为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加入行业内企业数目变量，以此作为影响市场集中度的因素。各因素分析如下：

1.外商直接投资额(FDI)。FDI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方向不确定，可能导致其提高，也可能导致降低，亦可能不存在相关关系。

2.行业内企业数目(NUM)。在竞争性程度较高的市场上，随着企业数量增加，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降低，市场集中度降低，因此，行业内企业数量与市场集中度负相关。

3.资本密集度(FOTA)，一定程度上反映资金进入壁垒，潜在进入者要进入市场，必须具备资金实力，这种增大的资本量就构成较高进入壁垒。资本密集度系数越大，资金进入壁垒越高，新企业难以进入，市场集中度愈高。计算方法为：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预期资本密集度与市场集中度正相关。

4.杠杆比率(LEV)，即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率，杠杆比率反映规模经济壁垒。该比率越高，表明规模经济壁垒越高，在位企业市场份额越大，市场集中度相应较高，预期LEV变量系数为正。

5.市场规模(G)。市场规模越大，行业内有效厂商越多，预期市场规模与市场集中度负相关。采用销售收入衡量市场规模。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以制造业市场集中度(Y)为被解释变量、以上各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的面板模型：

(二)数据与方法

本文应用我国制造业169个三位细分行业2003-2007年相关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FDI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其中市场集中度选取前四家企业的市场份额(CR4)。

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直线回归分析，为避免异方差，采用GLS方法，研究FDI与我国制造业市场集中度的相关性，并建立市场集中度的回归模型。

(三)模型结果

利用Eviews 6软件，使用GLS对制造业市场集中度与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通过Hausman检验，得到结论是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首先将所有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

下：

Y=14.9580-0.000333FDI-0.000140NUM+O.006746FOTA+5.499335LEV-1.87E-09G

t=16.45072-0.639839-1.736211

1.3169683.665195-4.478666

p=O.0000 0.5225 0.0830 0.1883 0.0003 0.0000

R2=0.988579

F=335.7249D.W.=1.816135

模型的可决系数R2=0.988579，拟合较好。当显著水平为0.05时，F值为335.7249，大于临界值，总体显著性较好。DW值为1.816135，不存在自相关。检验各变量的显著性，当显著水平为0.05时，常数项和解释变量LEV、G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但FDI、NUM和FOTA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不显著。将NUM和FOTA去掉后，再次回归，结果如下：

Y=15.01522-0.000294FDI+5.104689LEV.2.17E-09G

t=17.79673-0.5770663.583879－5.716944

p=0.0000 0.5641 0.00040.0000

R2=0.986766　F=293.4488.D.W.=1.815457

模型的可决系数R2=0.986766，拟合较好。当显著水平为0.05时，F值为293.4488，大于临界值，总体显著性较好。DW值为1.815457，不存在自相关。检验各变量的显著性，当显著水平为0.05时，常数项和解释变量LEV、G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但FDI却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不显著。

杠杆比率(LEV)变量与市场

集中度正相关，其系数为5.104689，表明杠杆比率提高一个单位，市场集中度将提高5.104689个单位，该结论证实了理论分析结果。

市场规模(G)，其系数为2.17E-09，说明市场规模每扩大1单位，市场集中度即降低2，17E-09单位。理论上讲，市场规模越大，即意味着该行业销售收入越高，行业内有效厂商越多，每一厂商市场份额相应降低，市场集中度随之降低。该结论符合理论预期。

四、市场集中度的动态统计分析

衡量市场集中度主要有两种方法：绝对集中度和相对集中度。绝对集中度是最基本的指标，反映产业内大企业的市场份额，通常以销售额或资产总值为衡量标准。相对集中度反映产业内所有企业的规模分布，赫芬达尔一赫希曼指数(HHI)应用最为广泛。各类集中度衡量标准如表1、表2所示。

该部分采用统计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制造业市场集中度进行动态分析。

(一)制造业两位细分行业市场集中度

依据2003-2008年数据，我国制造业两位细分行业市场集中度仍处于较低水平。30个两位细分行业的CR4均低于30％，按照贝恩市场结构分类，属于原子型，其中，CR4低于10％的有22个行业。2003-2008年，7个行业的集中度趋于上升；23个行业的集中度呈现下降趋势，下降行业占76.7％(表3)。

对于CR8，29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低于40％，按照贝恩的市场结构分类，属于原子型，其中，18个行业的CR8低于10％；只有C16介于40―45％，属于低集中寡占型市场结构。2003-2008年，6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呈现上升趋势；其余均下降。集中度降低的行业占80％(表4)。

基于相对集中度分析，我国制造业的HHI值也较低。30个行业的HHI指数均低于500，属于竞争II型市场结构。其中，HHI指数值在50以下的行业有22个；4个行业的HHI值介于10和100之间；C25、C28和C43的HHI指数值介于100-150之间；只有C16的HHI值在400-500。2003-2008年。30个行业中，5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趋于上升；其余25个行业均降低，集中度降低的行业占83.3％(表5)。

概括起来，我国制造业市场集中度呈现上升趋势的行业有：烟草制品业(C16)，纺织业(C17)，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C18)，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c33)，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40)，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c42)。

(二)三位行业细分市场集中度

依据2003-2008年制造业三位细分行业数据分析，我国制造业市场集中度依然较低。在169个子行业中，151个行业的CR4低于30％，属于原子型市场结构，其中，65个行业的CR4低于10％；卷烟(C162)，竹、藤家具(C212)，再生橡胶(C294)，橡胶靴鞋(C296)，烘炉、熔炉及电炉(C356)，航空航天器(C376)，其他电气机械及器材(C399)等7个行业介于30-35％之间，属于低集中寡占型；介于35-50％之间的有5个行业，分别是：其他烟草制品加工(C169)，纸浆(C221)，贵金属冶炼(C332)，农、林、牧、渔专用机械(C367)，通信设备(C401)，属于中(下)集中寡占型；烟叶复烤(C161)、交通器材及其他交通运输设备(C379)、雷达及配套设备(C402)、其他仪器仪表制造及修理(C419)4个行业介于50-65％之间，属于中(上)集中寡占型。动态剖析，只有34个行业市场集中度趋于上升，其余均呈现下降趋势，市场集中度下降行业占79.9％。

基于CR8，有151个子行业的CR8低于40％，属于原子型市场结构，其中，CR8在10％以下的包括32个行业；C294、C367、C376、煤制品制造(C423)等4个行业介于40-45％之间，属于低集中寡占型；12个介于45-75％之间，属于中(下)集中寡占型，最高的是C169。动态剖析，只有28个行业表现出上升趋势，其余行业市场集中度均降低，集中度降低行业占83.4％。

对于HHI指数，160个行业的HHI指数低于500，属于竞争Ⅱ型，其中，HHI指数低于100的就有94个行业，占55.62％；C169、C296的HHI值介于500-1000之间，属于竞争I型；C221、C402介于1000-1400之间，属于低寡占Ⅱ型；C161、C379介于1400-1800之间，属于低寡占Ⅰ型；只有C419介于1800-~3000之间，属于高寡占Ⅱ型。动态分析，只有32个行业市场集中度呈现上升趋势，其余均下降。

五、重点行业的市场集中度

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我国吸收外资的重要行业，本部分选取绝对集中度CR4指标，对其市场集

中度分析。

(一)医药制造业市场集中度

在医药制造业三位细分行业中，根据贝恩市场结构分类，化学药品原药制造(C271)由低集中寡占型演变为原子型。化学药品制剂(C272)，中药饮片加工(C273)，中成药(C274)，兽用药品(C275)，生物、生化制品(C276)，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C277)等行业一直处于原子型。动态分析，C271下降较快，C272变动平缓，C273、C276、C277振荡下降，C275、C275平缓下降(图1)。

(二)通用设备制造业市场集中度

通用设备制造业中，锅炉及原动机(C351)，金属加工机械(C352)，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C354)，轴承、齿轮、传动和驱动部件(C355)，风机、衡器、包装设备等通用设备(C357)，通用零部件及机械修理(C358)，金属铸、锻加工(C359)都是原子型，起重运输设备(C353)由低集中寡占型变为原子型。烘炉、熔炉及电炉(C356)由原子型变为低集中寡占型，后又进入原子型。C355、C357-C359的CR4基本低于10％，平缓下降；C353趋于下降；C356下降明显(图2)。

(三)专用设备制造业市场集中度

专用设备制造业9个细分行业中，只有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C367)为低集中寡占型，其余行业均为原子型市场结构。C367行业集中度先升后降，波幅较大；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C366)平缓下降；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C368)下降幅度较大；其余行业平缓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图3)。

(四)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市场集中度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7个子行业中，交通器材及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C379)由中上集中寡占型变为中下集中寡占型；航空航天器制造(C376)由中下集中寡占型变为低集中寡占型；其余行业均为原子型。动态分析，铁路运输设备制造(C371)、摩托车制造(C373)、自行车制造(C374)波动不大；汽车制造(C372)、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C375)平稳下降；C376振荡下降，幅度也较大；C379下降明显，由65.28％降为39.2％(图4)。

六、结论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大量的FDI对我国经济的各个层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产业依附、行业垄断、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等成为广泛关注的问题，其核心是外资是否控制了我国的产业，市场集中度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FDI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研究结果证明，FDI没有对我国的制造业市场集中度产生影响，各细分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呈现日益下降的态势。

关于本文的研究结论，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一，市场集中度与市场结构。市场集中度是衡量市场结构的重要指标，但并非等同。因为影响市场结构的还有产品差异化、进入壁垒等因素。由于公司之间差异较大，且具有隐蔽性，所以难以对差异化和壁垒深入研究。事实上，目前许多跨国公司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封锁、商业贿赂、上下游关联企业控制等手段，在华构筑了层层市场壁垒。表面上完全竞争的市场，背后隐含了种种不公平的竞争。

第二，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本文判断市场竞争性的唯一依据是相对集中度和绝对集中度指数。该指数的计算与国家的经济规模密切相关。像中国这样经济总量庞大的国家，任何一个细分行业都存在成千上万的企业，任何一个企业要想谋取较大的市场份额都十分困难。CRn和HHI指数所决定的市场结构类型，未能将大国和小国经济加以区别。因此，根据CRn和HHI指数所判定的我国市场结构类型容易造成低估。

第三，FDI的不均衡性。长期以来，我国吸收的FDI存在显著的不平衡性，特别是行业和地区不均衡。表面上，我国FDI的2／3流入了制造业，约1／3进入服务业。事实上，服务业中房地产占60％，商务服务和零售批发占30％；制造业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FDI总量的10％以上。虽然FDI对我国的整体市场没有构成垄断，但部分行业被外资牢牢控制，例如IT产业，外资占据了国内市场的65％，垄断了出口市场的93％。在个别产品上，外资企业的控制力更为明显，例如上海强生与罗氏制药一起垄断了目前中国血糖仪60％到70％的市场。所以，鉴于FDI的行业不均衡性，需要仔细分析个别行业、个别产品的市场集中度，当然，外资企业并非是利益共同体，彼此之间的市场竞争也是十分激烈的。

第2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产业选择；直接投资；动因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9-0123-04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利用国内外市场获取资源和市场，以便降低成本获得利润最大化成为国际跨国企业的必然选择。企业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或者绿地投资，或者跨国并购，特别是2000年以来。全球性的并购浪潮此起彼伏，跨国投资已经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按照邓宁的国际投资阶段理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的国家就迈入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阶段。中国目前就符合这一阶段。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开始转向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企业出现破产的浪潮，很多国内企业到国外收购企业和品牌。但是在对外投资规模扩大的同时，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不均衡。在中国对外投资行业结构中，资源和采矿业占到较大比重，而制造业的比重相对较低，这与国际社会的投资行业选择出现偏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特征？如何优化中国对外直接的行业结构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特别是目前中国不断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如何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来优化国内的产业结构，实现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上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梁静波（2012）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不尽合理，结构失衡严重，不利于产业升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选择的重点是加大资源获取型行业投资，获取稳定的资源供给。雷鹏（2012）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安全的关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双目标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目标，提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渐进性、多元化和动态性的产业选择战略，并具体对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对资源开发型产业、研究与开发型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的选择提出了建议。祁春凌、黄晓玲（2012）研究发现这个对外直接投资比较多的行业分别是商业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郑磊（2012）对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与东盟相关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强，中国对其投资具有较大发展空间。随后运用灰关联度法分析了2005-2009年中国投资东盟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投资东盟的金融业、交通运输和邮政业、制造业对中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起到较强的推动作用。田尧、杨坚争（2012）利用偏离系数法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量化指标，在构建适当模型的基础上，以1991-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运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的关系。协整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为此，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并对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影响因素的探讨，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的对策建议。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现状和特点

整体上看，不论从流量视角还是从存量看，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商贸服务业一直都是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所占比例较高，采矿业一直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商贸服务业、金融业和采矿业，这三个行业所占比例超过60%。在所有行业之中，制造业所占比例不高。

1 商贸服务业一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从规模上看。商贸服务业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32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为44%，存量上为972.46亿美元，所占比例为30.66%。从所占比例看，2010年度的商贸服务业投资出现上升。商贸服务业主要面向消费者。这也有我国对外贸易的规模相对应。我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为了开拓市场和售后服务的需要。必须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但是从投资区域来看出现过分集中的局面，主要集中于香港和东盟地区，香港所占比例为83.2%，东盟地区接近5.5%。在经营主体上主要是民营企业为主，国有企业比较少。

2 采矿业所占比例较高。随着中国不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重工业的发展越来愈迅速，需要的能源和金属等越来越多，但是相比较巨大的需求，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还是难以满足迅速增长的需求。中国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矿产品。而在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期货化的今天，往往受国际垄断实力制约，为掌握主导权，减少对国际大供应商的依赖，中国企业加大了对国外矿业的投资，特别是铁矿石，中国对澳大利亚采矿业的投资就超过100亿美元。不仅仅铁矿石，原油开采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的主要行业，在非洲、中东、中亚等地区，都有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企业的身影。中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和跨国并购等，掌握了大量了国外能源和资源的开采。

3 制造业所占比例较低且属于低层次投资。与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部分属于制造业不同，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少。2011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总体投资的比例为6.77%，存量上只占5.61%。这与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不相符合。而且中国直接投资产业中先进制造业占的比重非常低，这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动机严重不符。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先进制造业部门的市场准入壁垒高。阻止了中国对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部门的直接投资。预计在未来10年里，由于发达国家接受现实，市场准入壁垒降低，将出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占比上升趋势。资源行业，从绝对投资额来说，还会维持一定的上升趋势，但是所占比例会出现明显下降。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影响因素

（一）产业结构的变化

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来看。从原始社会的狩猎业，再到农业社会，逐步到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这是从大的产业演进规律，从目前的产业结构看，一般分为三次产业结构：农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发达国家经过工业化的发展。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向服务产业结构为主专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约占70%左右，即使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服务业产值占GDP得比重也超过45%，而我国服务业所占比例偏低，虽然经过近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服务业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目前也仅仅占1/3左右，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特点是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经过快速上升以后平缓增长。第三产业的增长势头最猛。但是整体看，我国在确立工业立国的基础上，吸引偏向制造业FDI，对服务业FDI设置的壁垒较高，而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趋势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化，工业只有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才能取得较高的效益，部分先发展起来的新兴国家承接了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换结构，也把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所以中国工业所占比例上升是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但相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优势，吸引的制造业FDI还在持续增长。因此，中国的制造业还处在吸纳国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本身的产业结构还处于升级过程中，对外投资的比例较少。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商贸服务业。这是为了出口的需要而进行的投资。不是发达国家第三产业那种类型的投资。

（二）区位优势的演变

按照邓宁的国际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没有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以没有对外直接投资，仅有非常少的外商直接投资。到了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具备了一定的区位优势，但是没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多。到了第三阶段，内部化优势增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有所也有所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幅快速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但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远远小于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现在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阶段，具有区位优势。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区位优势在跨国公司竞争优势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区位优势的内容和特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是人口大国，在制造业和大规模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我国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起其他国家有劳动力数量大且廉价，成本低的优势。中国可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把原材料或半成品按要求加工组装成成品后再进口。但是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环境恶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外经济依赖加深，出现与国际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输人性的通货膨胀也时有发生。因此，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快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步伐。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上的地位较低，并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

中国企业还处于对外投资的初期阶段。由于国外第三产业进入门槛低，因此，为技术含量少、资本额小的商业资本提供了机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流人中国的外资来说，中国的第二产业有吸引力；而对流出中国的资本来说，国外的第三产业更有吸引力。中国现阶段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的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和第二产业的采矿业等产业中。中国对外投资从投资主体构成来说主要是大量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这些小型投资者投资主体数量众多，资本额比较小，主要活动在第三产业的批发和零售业、旅游餐饮等行业中，对于这些抗风险能力弱的投资主体，投资少、见效快的第三产业是它们更好的选择。

四、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选择的对策

当前中国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机遇，在对外直接投资上需要优化投资行业结构。以配合国内的产业升级，这就需要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上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层次。

（一）加大制造业对外投资力度

无论是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还是巴拉萨的外贸优势转移假说，一个国家对外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按照阶梯状从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逐步对外进行转移。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环境成本不断加大的背景下，部分行业如纺织服装等产业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这就需要寻找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这就产生了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产业方向，还有部分行业如冶炼、化工、医药和电子等产业由于投资的潮涌而使得产业过剩。就需要加大对外产业转移的力度。中国适用性的技术在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具有优势。

（二）增加对资源耗费型产业的投资力度

近年中国高耗能产业快速发展，但国内的资源远远供应不上，不得不从国外进口，比如铁矿石产业等，使得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大，为保障国内资源供应，国内企业也加大了对国外矿产开采的投资力度。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对矿产资源开采的投资一方面受制于被投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大部分资源都被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领，留给中国的相对较少，且大部分处于高风险地区：另外一方面，资源开采后的运输面临国际政治军事的干扰，在国际原油价格飞涨的情况运输成本增加。再加上为保障资源供应需要中国政府加大对相关国家的投入。当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大对高耗资源产业的对外投资力度。实现当地化生产，这样就可以避免被投资国政府的干扰，减少中国对国际资源市场的依赖程度。

第3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由于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破坏等使得传统的依靠要素投入的发展模式受到挑战。特别是中国居民收入大大的提高，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制约。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其核心依赖于技术创新，另外中国要想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国外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了技术创新的提升是必然路径。对于如何实现技术创新，很多研究认为中短期需要不断增加科研投入，增加科研人员投入当量，长期需要提高教育水平，实现劳动者素质的整体提升。上述技术创新的提升路径为中国实现新常态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除此以外，还有其他路径。技术创新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来源于自主创新和外源技术，实现科研投入的人力资源和资金规模的增长目的是为了自主创新，而外部技术的吸收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实现的技术创新大部分是外源的技术创新，通过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提高了技术水平，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吸引外资可以提升技术水平，对外直接投资能不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呢?Coe和Helpman(1995)、［1］Lichten-berg和Potterie(2001)、［2］Chang等(2012)［3］都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国内近年也开始对此进行研究，分别从整体、地区和分行业等方面展开。吴建军和仇怡(2013)［4］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技术创新活动带来了正的影响，且大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研发投入与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影响程度。从区位方面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的也比较多，陈菲琼等(2013)［5］选取2003～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L－P模型中加入技术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的交叉项，通过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有提升作用。苏文喆和李平(2014)［6］运用门槛检验方法，认为吸收能力跨过一定门槛后，OFDI对中国部分地区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会显著提高。能够有效吸收OFDI母国技术创新效应的主要是部分东部沿海地区，而绝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省份仍未跨过吸收能力的高门槛。余官胜(2013)［7］从地区吸收能力的视角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阚大学(2014)［8］基于2003～2009年中国省级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发现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制度改进有效地促进了O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外溢，市场化程度越高，技术创新外溢效应越强，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反而存在负向效应。部分研究也从行业视角进行验证，吴晓波和曾瑞设(2013)［9］在系统梳理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创新、母国自主研发及母国技术引进影响的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中国部分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自主研发有显著正向作用。与以往文献不同，尽管本文也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但是笔者主要针对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对于目前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有重要作用，而且2009年以后中国高科技产业加快了跨国并购的步伐，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技术;其二，笔者的研究针对高科技产业的细分行业，而且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细分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效应具有显著的差异;其三，笔者利用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这个模型可以有效的解决一个事件发生的次数或事件计数来估计(Maddala1983;CameronandTrivedi，1998)。本研究中的事件次数是专利申请数量。事件次数被定义为一个非负整值随机变量。笔者假设专利数(patentsi)服从负二项分布，即专利数量被建模为一个引入异质性的未观测误差参数的方差以及解释变量的向量(x)强度参数的泊松过程。

二、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技术创新的机制

Grossman和Helpman(1991)［10］认为，技术创新与从国外获得的知识正相关，新增长理论模型也强调技术创新的“干中学”过程。假设1: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技术创新绩效有正相关关系。传统跨国公司理论认为，发达国家拥有技术优势，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的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达到技术升级的目的，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理论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在自身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实现向比其落后的国家进行投资。但是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的绿地投资或者并购，实现产业创业技术升级，特别是跨国并购，通过并购成熟的发达国家企业，从而拥有了其申请的专利和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比较新的产品和技术，最终实现技术创新。联想电脑对IBM的并购实现了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获得了较多的世界市场。假设2: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母国行业的自主创新由于既定资源的限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相对就会减少母国的资金支出规模，这个支出包含了大量的科研人员支出和研发支出，相对就会减少母国的自主创新程度。这是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但是大部分研究认为，跨国对外投资的增加会增加企业自主创新的程度，这主要是由于技术的规模经济效应。中国的很多高科技产业缺乏在关键技术的创新，陷入了技术创新的瓶颈，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者招聘别国的优秀科研人员进行研发，或者直接并购拥有关键技术的国外企业，母国企业在拥有关键技术的情况下通过对技术的整合，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创新，也同样达到自主创新的目的，这就是和购买国外技术同样的原理，购买—吸收—创新的路径也同样适用于对外直接投资。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的实证检验

1．模型和数据来源按照本文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实证研究中可以将影响国内技术创新的变量分为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两类构建本文的计量回归模型:lnNPV=β0+β1lnLit+β2lnODIit+β3lnRDit+β4lnRDit×lnODIit+β5lnRDit×MG+μt+εit其中，NPV代表新产品产值，新产品产值越高，表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越强，同时笔者用行业在国内外申请的专利数量来代表技术创新;L代表行业劳动力人数，笔者用企业用于研发的劳动工时当量代替，表明企业投入研发的人力资本越多;RD代表企业用于研发的投入越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越强;ODI代表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在研究中，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显著的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但是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会减少母国的技术研发投入，还需要考查RD变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时对RD和ODI进行交叉分析，MG是跨国并购占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笔者还对RD与MG进行交叉分析，以确定直接投资的哪种模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大。下标i和t分别代表行业和时间，μ和ε分别为时间变量和回归残差。由于统计范围的限制，各国对高科技产业包含哪些产业存在差异。美国国家统计局于1989年7月确定了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子、信息通讯、电子、柔性制造、先进材料、航空航天、武器、核技术等10个为高科技产品，美国官方又以10位海关编码(HS－10)为基础、对“高科技产品”(AdvanceTechnologyProducts———简称ATP)做了详细的界定。根据科技部对高科技产业的定义，我国高科技产业主要包含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这五大行业，又细分为22个小行业，本文以五大细分行业为研究对象。高科技产业的新产品产值、科研投入的人力和资本状况等来源于《中国高科技产业统计年鉴》，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我们的研究期间为2002～2013年。高科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报告》。技术专利申请数量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际知识产权组织。2．实证研究结果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中，由于资源禀赋的限制，我国主要投资于资源开采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自然资源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投资的主要地域也主要集中于中东、非洲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特别是2009年以来中国对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投资增速非常迅速，所占比例也非常高，在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中，制造业的投资所占比例超过40%，其中又以高科技产业为主。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近年也快速发展，根据孟祺(2014)［12］的研究，中国制造业出口附加值所占比例从2009年开始，一改以前下降的局面，出现了缓慢的上升，这说明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在不断提升。笔者主要研究高科技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根据前面的逻辑框架，主要集中于两个因变量，一个是高科技产品新产品价值，一个是专利申请数量。模型1和模型2主要针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一般回归分析，对于RD和ODI的交叉变量和RD与MG(并购所占比例)的交叉变量，这两个变量都是衡量对外直接投资能否直接促进技术创新的条件。在模型3和模型4中进行了断点分析，研究2009～2013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劳动投入当量、研发资金和对外直接投资这些变量都对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其影响有显著差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研发投入，其次分别是研发人员当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较小，在模型1和模型2中，即使添加了两个交叉变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仅仅在10%的水平下显著，模型2的系数稍微高于模型1，这两个模型对应的是2002～2013年的数据。在模型3和模型4中进行了断点分析，以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性水平为5%。究其原因，一方面专利申请数量是一个即时的直接变量，而高科技产品新产品价值是一个较长的变量，根据一般推论，短期对外直接投资并不直接增加新产品价值;另一方面，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相对较小，还难以对技术创新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本文又对高科技产业的细分行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电子通讯行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的各项因素都比较显著，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查过平均水平，而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制造业以及医疗仪器设备行业在研发人员当量、研发资金的影响上比较显著，对外直接的影响并不显著，从交叉变量来看，RD×ODI以及RD×MG的影响在各个细分行业上都显著，但只是在电子通讯行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行业以及医疗仪器设备行业上影响比较大，而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在医药制造业和航空航天制造业这两个行业的显著性水平为10%。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第4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美国的直接投资制造业吸收外资比例中国俄罗斯

中国和俄罗斯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状况比较

俄罗斯(前苏联)和中国过去是两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大国。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于1978年,远远早于俄罗斯。1992年正式确定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济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近20年来,中国的GDP年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俄罗斯的改革开始于1992年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解体后的激进改革,导致俄罗斯在一段时期内经济大幅下降,经济总量甚至只及改革前的三分之一。直到20世纪末,俄罗斯的经济才止跌回稳。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达6%多,经济总量增加了70%。同时,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超过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

中俄两国的改革,都是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实行市场经济就势必融入世界经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中俄两国存在着很大差别。

中国FDI流入量远远多于俄罗斯。1990年中国FDI流入量为35亿美元,2003年达到535亿美元,是1990年的15倍。2005年的金额是790亿美元,2006年是870亿美元。同时,2003年俄罗斯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仅仅10亿美元,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低谷,随后大幅增长,2005年是150亿美元左右,2006年达284亿美元。尽管如此,俄罗斯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金额仍远远低于中国。

DeMello(1997)指出,FDI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最重要因素是生产的私有化和全球化。其他因素还包括政治稳定、政府政策的性质、贸易和投资的制度安排、接受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以及接受国的市场规模等。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定位于“改革和开放”,吸收外资是改革开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俄罗斯实行的是激进的改革,私有化力度很大,但政府没有特别提倡诸如中国“对外开放”那样的政策导向或“引进外资”的政绩考核指标。

可以说,中国和俄罗斯在吸收外资方面,无论是金额还是政策导向上,都存在不小的差异。正是由于这些差异,使得对两国吸收的外资在行业间的分布特点进行比较才有意义。

本文拟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制造业接受美国直接投资的变化状况进行比较。这一比较是基于计量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诸如中国和俄罗斯那样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主要产业,其他众多的“非制造业”部门尚居于次要的地位。俄国是制造业强国,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制造业也一直占50%以上。美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直接投资输出国,中俄两国制造业接受美国直接投资的状况基本可以反映两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在行业间的分布状况,从而反映出两国经济结构的变动趋势。

对中国和俄罗斯制造业吸收美国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全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历年公布的资料。美国商务部公布它们时,已对数据根据历史成本进行过调整,可比性更好。美国对中国制造业及俄罗斯制造业直接投资金额占美国对它们直接投资总额的百分比是笔者根据两者的数据计算的。

首先研究美国向中国制造业投资的金额对美国向中国直接投资总金额的弹性。计量模型如下:

lnMANt=α+βlnFDIt+μt(1)

其中,ln是自然对数符号,MAN是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直接投资的金额,FDI是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总金额,u是误差项,t是时间序列的符号,α、β是参数。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应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拟合程度非常高,自变量前面的参数非常显著。回归结果说明,在1982到2004年的23年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每增长1%,其中对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约1.22%。对制造业投资的增长速度比直接投资总金额的增长速度快22%。这就导致对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金额在投资总金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由于俄罗斯的数据是从1993年到2004年的,为了与这一时间段相匹配,以期更好地进行比较,本文从表1中截取1993到2004期间的相关数据来考察美国对中国制造业投资的金额对美国投资总金额的弹性。仍用计量模型(1),这时的时间段是1993到2004,其他符号的含义不变。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应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拟合程度也非常高,自变量前面的参数非常显著。在1993到2004年的12年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每增长1%,其中对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约1.09%。对制造业投资的增长速度比直接投资总金额的增长速度快9%。虽然制造业吸收的直接投资金额的增长速度没有23年间的总体速度快,但制造业吸收投资金额的增速仍比投资总金额的增速快。

最后再来看看1993年到2004年间美国对俄国制造业投资金额和投资总金额之间的关系。仍用计量模型(1),这时MAN是美国对俄罗斯制造业直接投资的金额,FDI是美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总金额,其他符号的含义不变,时间序列的长度是1993到2004。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应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拟合程度较差,自变量前面的参数也通不过5%条件下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说明,美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总额的增长,和其对制造业的投资金额的变动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结论与分析

根据以上数据及计量回归的结果,本文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在1982-2004年间,中国吸收美国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而中国制造业吸收的美国直接投资增长更快。基本上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金额每增长1%,投向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金额就增长约1.22%,制造业吸收美国直接投资占美国总投资的比例从1982年的22.45%增长到2004年的55.67%。仅制造业一个行业,吸收的美国直接投资就占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从1993-2004的12年间,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金额每增长1%,投向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金额就增长约1.09%。而在俄罗斯独立后的1993年到2004年,俄国制造业吸收美国直接投资的金额变动与美国对俄国投资总金额的变动基本上没有相关性。美国是世界主要的直接投资输出国,对外投资的行业也很齐全。一国的不同行业吸收美国直接投资的比例基本上反映了该国经济结构的真实情况。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国的制造业接受的外国投资不断提速,成为“世界工厂”的趋势非常明显。其中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政府倡导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吸收外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二是中国较低的工业水平和庞大的劳动力使得低附加值的制造业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能与外资的投向一拍即合。

俄罗斯的情况较之中国大为不同。在实证研究所涉及的12年中,俄国接受美国直接投资的总额也有8倍的增长,但制造业吸收的投资金额上下变动很大,没有明显增加。直接投资总额的增加大多落实到了“非制造业”。因为俄国比较彻底的私有化使得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政府没有明显地提倡诸如“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之类的发展经济的政策取向(即使提倡也未必被私有化了的企业所认可);再者,俄罗斯的制造业水平远较中国为高,其他国家的制造业未必比俄罗斯本地的制造业有优势。这就限制了制造业向俄罗斯的转移。

如第一部分所述,外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最重要因素是生产的私有化和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是在政府的开放政策倡导下以开放促发展,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主要是以彻底的私有化促发展。俄罗斯的私有化经历了私有化股权证时期(1993-1994年)、债转股时期(1995-1996年)和个案私有化时期(1997年以后)三个阶段,其中虽多有缺陷,对私有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但其最终的彻底私有化目的还是达到了。可以说,中国吸收外资的主要因素来自大力对外开放,俄罗斯吸收外资的因素来自经济的彻底私有化。外资流入两国制造业的重大区别是否是由于两国吸收外资的因素不同所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俄罗斯的制造业吸收外资的比重不随吸收外资总金额的增加而增加,从一个方面说明俄国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制造业并未挤压其他行业—特别是代表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的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的差别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的两份报告,.2007.1.29

2.唐以今.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之比较研究[J].现代财经,2005(5)

3.中国证券网,.2007.1.11

第5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升级；自由贸易园区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6）06-0054-05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取得巨大成功，在资金、技术和现代管理等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开始深度融入快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提升开放水平，持续放宽外商直接投资准入条件和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快速增长，2015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1360亿美元。

国内一些文献也给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结论。沈坤荣和耿强（2001）通过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具有技术外溢效应与学习效应，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促进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1]；郭克莎（1995）认为外资的大量进入增加了国内企业提高生产水平、转变经营方式的压力和紧迫感，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资金和技术基础[2]；裴长洪（2006）研究认为，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知识以及产生的溢出效应，促进了我国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接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3]。

当前我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充分把握外商直接投资新变化，积极应对外商直接投资新问题，对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新常态下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变化

（一）外商直接投资增速稳中放缓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在国内经济下行和经济要素价格上升以及印度、美国等国竞争压力增大的影响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保持稳健增长（见图1）。相比2001―2011年我国利用外资增速的大幅波动，2012年以来进入相对稳定状态，外商直接投资增速稳步增长，2013―2015年分别增长234%、370%和583%。但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均呈现增速放缓态势。从纵向看，在我国加入WTO后的2002―2011年十年间，平均利用外资增速为1021%，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2012―2015年四年中，我国平均利用外资增速相对较低。从横向看，将金砖五国之一、人口与我国相近以及领土与我国相邻的印度作为比较对象，据联合国贸发会数据显示：2012―2015年印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242亿美元、282亿美元、344亿美元和590亿美元，三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年均增速高达3459%，远远高于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速。

（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发生显著变化

12012―2015年香港地区对大陆地区直接投资快速增长（见图2），2012年直接投资额为7129亿美元，2015年快速增长到9267亿美元，直接投资绝对额增加了2138亿美元，仍然保持了913%的年均增速，远远高出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速，香港地区直接投资占我国利用外资比重从2012年的623%上升到2015年的734%，三年内投资占比提高了111个百分点，我国利用外资更加依赖香港地区。

2台湾地区对大陆投资、日本和美国等对华投资规模不升反降，而且下降幅度较大。台湾地区：2011年对大陆直接投资6727亿美元，2015年下降到441亿美元，绝对额减少了2317亿美元，年均降幅10%。日本：2012年对华直接投资高达738亿美元，为当年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随后几年直接投资额迅速下降，2015年仅为321亿美元，下降了一倍多，年均降幅45%。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也呈现下降趋势，2012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313亿美元，2015年下降到259亿美元。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加强，对华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2164家，同比增长183%，实际投资846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其中，东盟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154家，同比增长52%，实际投资786亿美元，同比增长206%。

（三）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质量不断提升

1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额快速上升，高端制造业引资能力逐步加强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放宽服务业准入条件，简化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手续，优化国内软环境，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快速上升。2011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比首次超过制造业，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524亿美元，制造业利用外资521亿美元。2012―2015年，服务业与制造业利用外资绝对额差距不断拉大。

2012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455%，跃升为第一大产业。2013―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1%，比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高出08个百分点。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为341567亿元，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至505%，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扩大了服务市场需求，提升了服务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2015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7718亿美元，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611%，其中，高新技术服务业利用外资快速增长，2015年前11个月实际利用外资723亿美元，同比增长517%，数字内容及相关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增幅较大，同比分别增长859%、551%和297%，计算机应用服务、综合技术服务、建筑、金融、卫生、文化艺术等成为外资流入的热点领域[4]。

2011―2015年，我国制造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下降幅度较大。2015年利用外资额创5年来新低，仅为3954亿美元，比2005年的4245亿美元减少了近30亿美元，所占比重由近70%下降为31%，在制造业整体利用外资走弱的同时，高新技术制造业利用外资却呈现另外一番景象。2015年的前11个月，我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854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占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总量的238%，其中，生物药品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电子元件制造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3663%、1426%和186%。反映出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市场需求减少，同时，劳动力成本、资源要素成本和环境破坏成本快速上升，中低端制造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减弱，我国中低端制造业正处于去产能、结构优化的艰难转型期。而我国高端制造业拥有越来越广阔的市场前景，对外商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制造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制造业正在从中低端逐步向中高端发展。

2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上移，利用外资质量不断提升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等问题凸显。国家引资政策也出现了新变化。由过去利用外资的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2010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以及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外商直接投资，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等产业链上游行业。2015年，我国在钢铁、水泥、电解铝、造船、平板玻璃等国内市场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基本未批准新设外资企业，严格控制产业链低端产能过剩型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鼓励外资投向产业链上游行业，2015年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汽车、生物、医药、通信、金融、软件服务等行业中新设企业或追加在华直接投资。德国奥迪、大众、戴姆勒、汉莎航空，意大利菲亚特，瑞典沃尔沃，韩国现代、起亚汽车、三星电子，日本电气硝子、普利司通、伊藤忠商事，美国英特尔、克莱斯勒、空气产品、礼来等跨国公司都在上述领域新投资或增资，单项金额均超过1亿美元。此外，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消费层次上移，对高端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不断扩大。跨国公司为进一步扩大我国市场，抓住我国高端产品与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的机会，在转移了产业链下游环节以后，逐渐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纷纷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设计创新中心、物流配送中心、结算中心、财务中心和跨国公司总部等。2015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设立的地区总部、研发机构等高端功能性机构快速集聚，设立研发机构超过2400家，比2010年的1400家增长了近一倍。同时，我国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从2010年的196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4年的325亿美元。

（四）进一步扩大对外改革开放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取得新成效

1自由贸易试验区吸引外资聚集效应凸显。2015年1―11月，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共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040家，合同外资额44581亿元人民币，其中，通过备案新设外商投资企业5088家，合同外资额33266亿元人民币，占比分别为842%和746%。扩展区域后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吸收外商投资占全市的一半。融资租赁、科技研发、创业投资、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等高端产业向自贸试验区集聚的态势明显。

2北京市扩大服务业开放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效果初显。2015年北京市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率先推动科学技术服务、互联网和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健康医疗服务六大重点领域扩大开放。这六大重点领域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068家，实际利用外资955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102%和625%，占全市吸收外资总量的735%；其中，金融、科技领域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占全市564%和76%，增速分别为157倍和14%。

3广东省借力自贸试验区和《在广东省对港澳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利用外资额大幅回升。2015年广东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157%，实际利用外资额同比增长427%，超过217亿美元，其中，吸收港资同比增长483%，吸收澳门投资同比增长2222%。

二、我国利用外资出现的新问题

（一）利用外资额占全球比重快速下降，引资压力加大

联合国贸发会2016年1月份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控》显示：201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跳跃式增长365%，全球对外投资金额达到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值17万亿美元，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5%，达到5480亿美元。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仅增长58%，远远低于全球同期的365%以及亚洲发展中国家的15%，根据联合国贸发会数据计算，2015年我国利用外资额占全球比重从2014年的105%迅速下降到80%，2016年我国引资压力增大。首先，中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2015年我国经济增速破“7”，全年经济增长69%，这是近年来经济增长的新低，2016年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全年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在65%―69%之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吸引力下降。同时，美国的“再工业化”政策、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和加息，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深化对外开放、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度，进一步增加了我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压力。美国2015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迅速从2014年的924亿美元增长到3840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为我国的近3倍。同时，印度2015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到590亿美元，是2014年344亿美元的近2倍。美国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快速增长挤压了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空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市场波动、总需求疲软、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减速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升高和地区局势紧张，预计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将会下降。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不升反降，进一步增加了我国引资压力。2016年1月份，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08家，同比下降114%。2016年1―2月份，全国实际利用外资额2252亿美元，增速迅速下降到27%，而2015年同期增速为17%。2016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开局艰难，全年引资压力巨大。

（二）外资来源地“香大”，但技术外溢效应不断减弱

近年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几乎全部来源于香港地区，“一地独大”（见图2）。

其他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绝对金额还是占比均快速下降，绝对金额从2012年的419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336亿美元，占比从2012年的37%下降到2015年的27%，增加了我国利用外资波动的风险。随着香港地区对大陆投资趋向谨慎，港商撤资风波不断，进一步加大了我国利用外资波动风险。另外，香港地区发展以贸易与金融业为主，跨国高新技术大公司很少，不同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主要以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模式[5]，随着我国与香港地区经济水平差距的不断缩小，香港地区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断减弱。

（三）外商投资逐步“去工业化”

图42009―2014年房地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近年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去工业化”倾向。服务业利用外资额快速上升， 主要表现在房地产业利用外资快速增长，从2009年的168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3462亿美元，增长了2倍多，房地产业占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从2009年的44%上升到2014年的52%，助推了我国房价的快速上升，增加了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逐步“去工业化”和向房地产业集中，从长期来看，不利于我国经济长远健康发展。

（四）外资在我国区域分布呈两极分化态势

从近年来外资在我国区域分布情况看，东部地区仍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主体，历年利用外资占比均近80%，截至2014年，东部地区累计利用外资占比8056%；西部地区利用外资额从2011年的11571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10779亿美元，占比从933%下降到839%，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

随着服务业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制造业利用外资额下降，东部地区在市场环境、产业配套能力、高端人才储备上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此外，随着自贸区的相继设立，进一步放开外商投资准入，东部地区再次占据我国吸引外资的政策先机，未来一个阶段内，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可能进一步两极化。2015年1―11月，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9742亿美元，占同期全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854%。

（五）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出口贸易促进作用减弱

截至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我国近1/4的工业产值、1/7的城镇就业和1/5的税收，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促进作用逐步减弱，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速快速下降，从2010年的2828%下降到2015年的-65%，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增速低于同期全国出口增速。此外，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不断下降，从2010年的5465%下降到2015年的4410%，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10047亿美元，低于2012年的10227亿美元，2016年1月，出口711亿美元，同比下降168%，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的出口促进作用减弱（见图5）。

三、经济新常态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大力推动外商直接投资由“量”到“质”的战略转变

经济新常态下，在努力保持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量”稳定前提下，要积极实施利用外资向“质”的战略转变。根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三缺口”模型（发展中国家对外资需求的原因，除了储蓄不足和外汇储备缺乏，更重要的是技术落后），在当前我国国内储蓄与外汇储备充足但缺乏高新技术的情况下，要将重点放在引进高新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高端人才[6]。要积极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战略措施，实现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新跨越。

（二）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吸引外资优惠政策

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紧密结合，对不同产业实施差异化优惠政策，积极推动外商投资企业向产品的价值链上游转移。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结算中心以及成本和利润核算中心等功能性机构。鼓励中外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合作，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支持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上述行业的要放宽投资准入条件和加大优惠力度。此外，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去产能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产能过剩、高污染、高消耗和资源型出口行业要采取更加谨慎的措施，进一步减少外资进入这些行业。

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相结合，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区实施差异化优惠政策。对东部地区，要利用好当地的人才优势、市场环境优势、产业配套优势，促进外资投向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等行业，加大对外资投向战略性新兴行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快高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部地区的产业聚集。对中西部地区，要加强与东部省份的战略合作，推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形成优势互补的双赢局面[7]。此外，要积极利用好中西部工业园区与经济开发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利用外资的政策优惠力度，放大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中西部地区形成制造业的集群效应，推动当地工业化进程。

（三）深化自由贸易区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改革

根据世界银行的各国外商直接投资“容易指数（0―100）”显示：我国得分637，远远低于美国的80、日本的816，甚至与印度的763还有较大差距。同时数据显示：外商在中国投资建立一个企业要花费65天，走18道程序，高于印度的46天和16道程序。此外，据经合组织的各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指数（0―1）”数据显示：我国是0418，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值的0068，比印度的0263还高出很多。表明我国在外商直接投资放宽准入条件、简化手续、优化服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深化自由贸易区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改革，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和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大力推进外资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服务质量。对条件成熟的改革措施要加快在全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推广。

（四）加快我国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当前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单一化、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我国直接投资止步不前甚至有所下降的前提下，我国要加快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特别是要积极推动中美、中欧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进程，有序推进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开展谈判，改善引资环境，促进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加大我国对欧美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五）加强招商引资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招商引资管理水平

加强招商引资的人才队伍建设，善于利用社会力量和培养一支专业化的招商引资队伍，推动招商引资工作科学化和合理化。提升招商引资管理水平，摒弃过去单纯的以招商数量和引资额来评价招商引资成绩的考核标准，从长期的经济社会效益出发，持续跟踪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效益影响。

[参考文献]

[1]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5）：82-93.

[2]郭克莎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J]管理世界，1995（5）：31-40.

[3]裴长洪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2006（1）：33-39.

[4]王晓红，沈家文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与趋势展望[J]国际贸易，2015（3）：41-48.

[5]姚国利香港企业对内地的直接投资与日本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比较[J]国际金融研究，1995（8）：38-41.

第6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产业选择

资本流出流入

一、对外投资产业选择的理论分析

一国(地区)资本向外转移时，首先面临的就是产业的选择。日本小岛清提出边际产业扩张论，核心即对外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边际产业)开始并依次进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产业转移，以规避产业劣势，转化和优化产业结构，即一国应将本国已处于或即将处于劣势地位的产业转移至该产业正处于优势地位或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这样双方都可以获取比较利益。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投资理论概括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产业国际转移的模式，也说明了亚洲出现的以日本――四小龙――中国――东盟各国(地区)为序的产业调整递进过程。

巴拉萨(Balassa，1981)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了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阶梯比较优势论。巴拉萨认为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排列着许多阶梯。更新发展阶梯的过程是连续的而非中断的。按发展阶梯划分，当今世界经济中大致存在以下几类国家和地区：属第一阶梯的发达国家；属第二阶梯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亚洲“四小龙”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属第三阶梯的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盟各国(新加坡除外)、中国和印度；最后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根据这种阶梯划分，阶梯比较优势呈现出动态演变的过程：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出口，能够取代已发展至更高阶梯的国家原来的出口。在阶梯式发展的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将分别发展起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落后国家就能够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进入更高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阶梯。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方向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产业选择应该首先是第二产业。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是加工制造业大国，号称“世界工厂”，虽然中国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纺织、食品、冶炼、化工、医药、电子等产业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并且已经拥有过剩的生产能力，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国内市场上已经饱和，属于“边际产业”，理应大规模向海外转移。此外，中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如轻型交通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阶梯度较小，易于为它们所接受。

可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中国第二产业却并没有大规模地走出去对外投资。从表1可以看出，截止到2008年末，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分布呈现多元化特征。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及制造业聚集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91.4％，但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第二产业仅占20.2％。

这一现象，不仅与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的现实不符，也与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不符：中国是一个正处于全面实现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提供的数据计算，从1978-2007年这三十年间，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为22.1％，第二产业为45.5％，第三产业为32.4％。从逻辑上说，对外投资理应由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为辅。然而事实却大相径庭。

理论的演绎、逻辑的推导和产业发展的现实都应该是在国内占据将近半壁江山的第二产业应成为走出去投资的主体。但表2的数据显示出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截止到2008年，对外投资中第一产业只占0.8％，第二产业占20.2％，第三产业却占到了79％。第二产业对外投资的规模与其国内的产业实力是完全不相称的，而国内很不发达的第三产业，倒扮演了中国对外投资的主力军。这是什么原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依据究竟是什么?

三、中国第二产业对外投资规模较小的原因分析

表1显示，中国第二产业对外投资存量中比重最高的是采矿业(12.4％，主要分布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和制造业(5.3％，主要分布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两者合计占17.7％。由此推断：

(一)　中国第二产业依然拥有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二产业中的加工工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发展依托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和国内广阔的市场。三十年后的今天，虽然中国的劳动力和其他市场要素的价格都在持续上升，比较成本优势有所削弱，但是与国际水平相比，中国加IT_业的生产成本依然低廉，以加工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拥有比较优势。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提供的资料，中国生产工人2004年每小时平均工资为0.8美元，相当于韩国1／13、日本的1／26、美国的1／27的水平，不到泰国、马来西亚一半的水平。根据200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计算，到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日平均工资为111.99元，每小时平均工资约为2.05美元，依然非常低廉。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水、电、气等资源，都是由政府管制价格，总体看依然偏低。加之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所以中国还没有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的阶段。这可能是中国第二产业对外投资规模不大的原因之一。

(二)　中国第二产业尚未进入大规模向外转移的阶段

中国是一个国内市场广阔、产业转移拥有巨大回旋余地的国家。沿海地区加工业的要素成本提高后，企业可以在国内中西部地区和国际成本更低国家(地区)两个方面进行选择。但从目前看，由于中国国土辽阔，市场腹地纵深，资本首先考虑的应该还是在国内的转移。根据区位优势理论，决定投资者投资的有三项成本：从原料产地到生产地点的运输成本；生产地点的劳动成本和其他生产成本；制成品从生产地点运到销售市场的成本，简单地说就是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虽然资本从沿海转移到中西部，会加大流通运输成本，但劳动成本和其他生产成本会下降。尤其是以国内销售为主的企业，还可以更贴近市场。比如珠江三角洲的很多企业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搬迁到了要素成本相对低下的江西。企业迁移到国外去，虽然要素成本会下降，但制度条件会发生很大变化，与其配套的产业集群很难同步迁移，庞大的国内

市场不可能外迁，企业要面对全新的软硬环境，适应成本也不低。所以笔者推断中国尚未进入第二产业大规模外迁的阶段。这也说明我们原来对国内第二产业发展的成熟度判断可能有误，所谓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加工产业在国内市场上已经饱和、已经过剩、属于“边际产业”的说法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三)　第二产业的学习型投资不足

当前我国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总体上处于中游地位，这种特定位置决定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同时存在。一类是优势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即以发挥局部相对优势、转移边际产业、促进国内产业调整为目的而对更低阶梯的国家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另一类是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即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而向更高阶梯国家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上文已经分析了第一类对外投资不足的原因，从制造业所占比例只有5.2％来看，第二类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也是严重不足的。

四、第三产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排头兵的分析

(一)　中资流出的产业选择依据：遵循市场化原则

中国政府一直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互利共赢的对外投资合作，坚持以企业为市场主体，按商业原则开展对外投资合作，这是中国政府推进跨国投资的基本原则。投资的产业选择是企业的个体行为，只要企业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外部条件，它们就将在市场信号的导向下自主完成在东道国投资的产业选择和资源配置。或者说，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主要是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自发完成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应该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更看好第三产业的盈利机会和市场前景，换句话说，国外的第三产业相比第二产业，为中国对外投资提供了更合适的投资机会。表2的数据表明，截止到2008年底，国外的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第三产业，聚集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79％。这说明，中国企业还处于对外投资的初期阶段，由于国外第三产业进入门槛低，因此为技术含量少、资本额小的商业资本提供了机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流人中国的外资来说，中国的第二产业有吸引力；而对流出中国的资本来说，国外的第三产业更有吸引力。

(二)　中资流出尚处于起步尝试阶段

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从资本额来说主要是大型国有企业。根据商务部提供的资料，截至2008年底，国资委监管的136家中央企业中，共有117家发生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占中央企业总数的86％。2008年末中央企业在全球127个国家(地区)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791家，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357.4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4％；年末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165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63.3％。也就是说，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方面还处于尝试阶段。大企业，小投资，这是中国现阶段对外投资的重要特点之一。它们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的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和第二产业的采矿业等产业中。

中国对外投资从投资主体构成来说主要是大量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这些小型投资者投资主体数量众多，资本额比较小，主要活动在第三产业的批发和零售业、旅游餐饮等行业中，属于典型的“蚂蚁部队”。对于这些抗风险能力弱的投资主体，投资少、见效快的第三产业是它们更好的选择。

五、中国对外投资产业选择的思考

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得当，可以为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推波助澜，推动本国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发展。相反，如果对外投资的行业选择失误，可能会带来重复建设、替代贸易、阻碍产业结构调整等多种恶果。在目前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对外投资结构中，从事商品流通的贸易企业偏多，而生产性企业和金融服务性企业偏少，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拉动效应微弱。综上分析，中国目前的对外投资结构确实还存在着改进的余地。

(一)　加大中国制造业的对外投资规模。拉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加大制造业对海外的转移，把中国的边际产业转移到下一个梯次的国家，这理应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策略。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国第二产业尚未进入大规模向海外转移的阶段，但由中国复杂的国情和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中国制造业中确实出现了边际产业，同时制造业目前仍是国际直接投资中机会最多的热点行业。中国制造业在机械加工、纺织、轻工、化工业已具有一定的优势，产品和技术的国际竞争力较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中国适用性中间技术和传统技术可以在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发挥优势。同时政府也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中国企业扩大学习型投资的规模，双管齐下，以加速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二)　加大对资源获取型产业的投资，调整对外投资产业方向

根据国内的需求，加大对资源获取型产业的投资，包括采矿业和农业、渔业、林业等产业。发展资源开发业有助于缓解资源短缺这一经济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原油铁矿等资源。针对中国资源缺乏而进行资源开发型的跨国经营可以缓解国内资源不足的矛盾。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南美洲、中东各国等资源较丰富国家及地区的直接投资，这不仅可以降低通过市场转移资源的交易成本，也有利于规避世界市场资源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逐渐调整到第二产业为主的方向上来。

(三)　中资流出的产业选择趋势

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在华机构――德勤中国，最新研究报告指出，2009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仍然活跃，并未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前三季度，中国企业完成的海外并购交易达到61宗，交易金额高达212亿美元。从行业来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持续集中于能源、矿业及公用事业三大行业。自2003年开始，这三大行业的交易占海外并购总成交量的29％，价值则为总值的65％。2009年前三季度，交易更趋集中，并购总成交量和价值占比分别上升至40％和93％。该趋势已显示由第三产业为主向第二产业为主转变的苗头。

总之，从投资领域看，只要能够尊重投资主体的选择，顺应国际市场和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制定合理的政策，“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就能够从以往以贸易服务和小型加工为主逐步发展到以能源资源开发、家电轻纺等加工制造、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中国就能够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更好地为中国经济腾飞服务。

[本文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和区位选择研究”(课程号：32002.)成果。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贸学院]

参考文献：

第7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1―8月，我国吸收外资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主要呈现以下五大特点：

一是全国吸收外资总体继续保持增长。1―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8538家，同比增长10.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488.3亿元人民币（折858.8亿美元），同比增长4.5%（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8月当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36家，同比增长13.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73.2亿元人民币（折87.6亿美元），同比增长5.7%。

二是服务业吸收外资保持增长，高技术服务业等服务领域增幅显著。1―8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87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70.7%。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为272.6亿元人民币、398.9亿元人民币和648亿元人民币，增幅分别为105.5%、198%和73.4%。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67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98.2%。在高技术服务业中，信息技术服务、数字内容及相关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实际使用外资涨幅较高，同比分别增长322.7%、46.7%、 40.5%和39.7%。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为184.2亿元人民币和117.8亿元人民币，分别增长16%和5.2%。

三是主要来源地投资保持增长势头。1―8月，前十位国家/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实际投入外资总额5201.2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94.8%，同比增长5.9%。其中，美国、德国、英国和瑞典，增幅分别为79.7%、79.2%、96.6%和48.1%，增长较快的主要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以及制造业等行业。同期，东盟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95.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1%；欧盟28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425.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9%。“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307.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

四是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增幅较高，东部地区保持稳定，中部地区降幅较大。1―8月，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393.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5%；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4818.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5%。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275.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41.1%。长江经济带区域实际使用外资250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5%。

五是通过外资并购方式实际使用外资继续增长。1―8月，以并购方式设立外商投资企业919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72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5%和20.4%，占比分别为5%和19.5%。

1―8月，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业务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对外投资合作继续保持稳定增长。1―8月，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180.6亿美元，同比增长53.3%；8月当月对外直接投资153.1亿美元，同比增长13.4%。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1327.7亿美元，同比增长6.2%；8月当月新签合同额187.9亿美元，同比增长25.3%。

二是对外投资区域仍呈集中态势，发达国家和地区增长迅速。1―8月，我国内地对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和日本7个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合计876.6亿美元，占同期我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4.2%。对美国投资流量增长迅速，增幅达193.2%。青岛海尔公司并购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家电业务项目，实际交易金额达55.8亿美元，为8月当月我企业完成交割的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

三是对外投资行业分布格局进一步优化，对制造业投资持续增长。1―8月，对外投资主要流向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占1―8月投资总额的25.7%、 17.9%、15.7%和12%。流向制造业的投资额达211.1亿美元，同比增长209.3%。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140.8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4.7倍，占制造业对外投资的66.7%。

第8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　日本　对华投资　就业

海外投资对本国就业的影响始终受到投资国的政府和学者的关注，对有大量海外投资的国家来说更是这样。我们知道，就业直接相关于国民的收入，国民的收入直接相关于国民的需求，而国民的需求直接相关于整个国家的经济。而且，正是因为就业问题与每个国民息息相关，有更多的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普通人给予关注，所以，即使在整体上或实际上并未对国内就业产生影响，对国民心理的影响也会影响整个经济。上世纪90年代，当日本对中国投资发展最快的时候，也恰是日本国内就业水平下降最快的时候。因此，当时很多日本学者和政府官员评论认为，是对中国大量的直接投资导致了日本就业状况的恶化(参见江瑞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实态、症结及其“中国因素”，《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第7页)。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对这一评论进行探讨，同时对日本就业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文献回顾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围绕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结构和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杨建清(2004)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业替论、就业补充理论、就业结构优化论、公司战略论。目前来看，有关流出FDI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经验证据比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台湾地区对所有国家流出FDI而创造的技术和管理岗位的工作超过了1993－2000年技术和管理工作数量的总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认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间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门创造了33600个工作岗位。而Ellingsen Gaute和Win－flied 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即没有发现流出FDI对新加坡劳动市场造成负面的影响，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国出口的证据。戴翔(2006)通过对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FDI型企业对不同的劳动群产生不同的影响，科技人员就业增长从FDI的发展中受益最多，其次为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公司内部的劳动分工会进行重新配置，从国内生产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转变。王峰和王博(2007)运用协整方法对台湾地区失业率上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活动并非是造成台湾失业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长期来看，对大陆的投资改善了岛内劳动力就业质量，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指出，岛内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宏观经济环境低迷，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是台湾改善经济环境和降低失业率的明智选择。

国内外专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水平影响的文献较少，多数是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影响及产业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随着日本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产业向国外的转移，日本就业人数逐步减少，因而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问题，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丰田章一郎就对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张国成，1994)。庞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一种外部性现象，跨国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造成国内制造业生产下降、就业减少、产业衰退，进而对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制造业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恶化了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状况，有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国内学者就日本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日本国内就业水平影响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伞锋、曾浪(2005)通过分析日本直接投资的增长与日本进出口和就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业的关系得知，“中国因素”不仅不是日本产业空洞化的祸首，反而是新一轮景气回升的重要动力。“中国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业化进程，尽管使日本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但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务业过多的规制和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使逆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释放出的失业人员不能向服务业进行有效转移。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2006)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数据分析了FDI、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时，转移了其国内的制造业产业，输出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但是由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弹性大于1，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总量上增加了就业机会，在结构上促进了日本国内就业结构优化。

二、日本就业变动与对华投资之间的关系――描述与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中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迅速恶化。如图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长时间内，日本的失业率基本上在2-3％之间波动，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业率却迅速增加。根据2003年日本统计年鉴上的资料，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在1990年仅为134万人，1995年已增至210万人，2000年再增至320万人，2002年3月最多时曾达379万人。其完全失业率在1990年仅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关，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从作为对外投资主体的制造业来看，1992年以前就业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此后发生了逆转，1993年比1992年就业人数减少了39万人，1994年比1993年减少了34万人，1995年再比1994年减少了40万人。尤其是海外投资率高的产业就业减少的现象最为明显，其中纺织和电器机械产业最为严重(庞德良，1998)。1991至1994年，电器机械产业的就业人数减少18万人，服装和纺织产业减少10万人。除此之外，一般机械产业减少了8.1万人，金属制品产业减少了6.9万人，汽车及附属产业减少了4.6万人。就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对比来看，1992至2002年间，制造业失业者增加了347万人，服务业就业者增加了322万人(吉田惠美里，

2006；日本总务省，2003)。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就业问题的日趋恶化确是事实，大量对外投资的产业就业问题较为严重也是事实。然而据此认为对外投资是日本国内就业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进而说明对中国投资是这种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问来自于下面的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中国投资同样是迅速增长，但此期间日本的国内失业率却很低。在此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横向比较。韩国同样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投资保持迅速发展态势的东亚国家。韩国对华投资始于1992年，虽起步较晚但增长十分迅速，从1992年的1.19亿美元到1997年的21.42亿美元，年均增长78％。从1993年到2000年，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分别占其对外投资总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4.4％，在投资规模方面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然而资料表明，韩国在同一时期内的国内就业状况却呈现日益改善的趋势。在1993至2002年期间，韩国的平均失业率为3.6％，低于日本0.3个百分点，而且考虑到此前韩国失业率长期大大高于日本，这种转变更是十分显著。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在日本失业率一再上升的情况下，韩国失业率却连续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业率分别为4.1％、4.0％和3.5％。

其次的疑问在于，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并不高。以日本在90年代对中国投资最多和增长最快的1995年为例。这一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为44.78亿美元，仅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8.7％，占日本对亚洲投资总额的36.2％，而仅占日本对美国投资额的19.8％，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额还不到对美国投资额的1／5。如果有影响，也只能说明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就业水平的影响很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日本的失业率却在降低。据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2004年失业率为4.7％，2005年为4.4％，日本的正式工人数出现了1997年以来的首次增加，同时青年就业人数增加，2005年，25岁到34岁的失业人口同比下降3％。2006年5月份完全失业率为4.0％，6月份完全失业率为，完全失业者数比前年同月减少2万人，就业人数比前年同月增加20万人。由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诱发出口”效果大于“出口替代”和“逆进口”效果，反而带来了日本国内就业机会的增加(吉田惠美里，2006)。

三、对外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理论分析与日本的现实

在分析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具体影响时，我们先来分析一般条件下的情况。所谓一般条件，就是指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直观地看，对外投资就是将国内即将用于或已经用于生产的资金或生产资料装移到国外，我们将这些资金或生产资料统称为资产。不难理解，如果这些资产在国内进行生产，势必要在国内招募工人因而增加国内的就业，然而对外投资减少了这部分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一个方面。同时，这些资产的转出就意味着已经存在的或即将存在的生产活动的转出，则本来或潜在以这种生产为原料供给对象或产品销售对象的生产者将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它们的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二个方面。很明显，以上两者都是负面的影响。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还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即通过向国内购买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增加本国的就业，这就是一些学者谈到的扩大出口效应。不过问题是，如果这些生产者仍在国内，它将向国内购买更多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即使考虑到对外投资使生产规模增加因而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或中间产品，此时向国内的购买量也不会大于在国内时向国内的购买量。可见，扩大出口的效应是微不足道的，至少难以大于上述第二方面的负面影响。因此，总的来看，在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下，对外投资应该减少国内的就业。在此，我们特别强调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因为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上面的结论将不再成立。非经济平稳发展的极端情况亦即经济过热和经济低迷。在经济过热时，对外投资减少的就业会立即被吸收；在经济低迷时，对外投资根本就不减少就业。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外投资不会对国内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在此意义上甚至应该理解为增加了就业)。

作者认为，基于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的背景，日本当时的经济现实就属于经济低迷。从国内大环境来看，由泡沫破灭导致的不良债权问题日益突出，银行惜贷现象严重，以致企业破产增加，就业环境恶化；就业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加重了日本国民的不安心理，导致消费需求下降，企业生产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萎缩，雇佣人员进一步减少。可以想象，面对国内的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那些对外投资的企业即使待在国内也不可能创造就业，而只能造成资源的浪费。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那些仍然留在日本国内的企业的开工率都十分低下，不仅不能通过扩大生产来增加就业，反而还在竞相裁减员工。例如，到90年代中期，在日本中小企业聚集的东京大田地区，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比泡沫破灭前的高峰期下降了40％，工厂数目下降了25％(国家信息中心，2004；伞锋、曾浪，2005)。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日本对外投资的企业不存在对国内就业的前两种负面影响，而其第三种正面的影响却在整体上显示出作用。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对外投资没有破坏国内就业，相应地，日本近年来对中国投资的迅速发展也没有降低其国内的就业水平。如果一定要定性其影响，应该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

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没有恶化日本就业：一个实证的证据

对于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引起日本国内就业恶化的言论，还可以在计量研究的基础上提供反驳的证据。我们的做法由两个步骤组成：首先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是否下降，如果没有下降则没有必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其次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下降与日本对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长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之所以用制造业作研究对象，是因为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投资以制造业为主体。而用上述比重作主要变量，则是考虑到，如果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没有下降，即使制造业就业下降也没有必要关注海外投资对日本就业的负面影响，只有在上述比重下降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必要研究日本对中国投资是否影响了日本的就业。

首先来看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的变化。从图2来看，在1979-2004年的很长的一个时

间内，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始终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这符合了上面所说的进行第二步工作的要求。但这里也有问题：长期持续的比重下降很难与对中国投资建立密切的关系，而总就业与制造业就业在90年代的下降也增加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对于第二步的工作，我们通过检验下面的

回归模型来完成。

E1=β0+β1FDI1+β2FDIt-ll+β3FDIt-2+β4FDIt-3+εt

其中，E为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FDI为日本对中国的制造业投资，t为时间。考虑到日本对中国投资对其国内就业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3个滞后变量。经过对E和FDI的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发现两个变量都具有1阶单位根(由于篇幅所限，检验结果不再列出)，所以在模型估计中我们采用两个变量的l阶差分。下面是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1)。

表1中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FDIt、FDIt-l、FDIt-3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它们对日本国内的就业没有影响；FDIt-2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但由于其系数为正值，不仅不能证明FDI对日本国内就业有负面作用，而且还显示了FDI与日本国内就业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日本国内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对日本就业下降原因的进一步认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近年来(主要是90年代)的就业恶化呢?首先，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其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的状况。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使很多企业不得不减少生产，也就不得不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而且也正是日本国内经济的状况导致了以终身雇佣为主的原有雇佣制度的变化，使很多原来的全职工作变成了兼职工作。因此它使企业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同时又消除了其裁减员工的障碍，故而导致了国内大量的失业。其次，在国内经济状况、自身发展要求、对外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影响下，日本需要也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本身也会带来一定量的结构性失业。正像一些日本经济学家指出，日本的就业市场近年来处于一种失衡状态，传统产业由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或资源转移等原因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而一些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却存在劳动力不足。最后，由于日本国内生产成本的提高，原来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所赖以存在的外需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要说中国对日本就业有所影响的话，那么近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发展夺走了日本的外需应是最为突出的因素。中国大量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吸引了世界的眼光，使日本国内的生产不得不减少，因而促使其就业水平下降，但这与日本对中国投资的变化无直接关系。所以，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对外投资是其必然的要求，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其必然的要求，因此，只有解决自身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使自身经济重新步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本国就业状况恶化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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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翔：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新加坡为例。《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王峰、王博：台湾投资祖国大陆对岛内就业的影响――基于制造业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庞德良：日本海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空心化。《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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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外国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第9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贸易投资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贸易

一、遭遇反倾销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我国当前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屡屡遭到国外反倾销调查。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发起首次反倾销调查算起，截至2002年底，我国已遭受反倾销诉讼511起，给中国出口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16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从目前看，对我国发起反倾销绝对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占总数的2/5，但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增长明显，成为另一支需要重点防范的新生力量。可以通过下表清楚地看出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遭遇反倾销的基本状况：

中国历年遭受反倾销状况

项目（年份）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合计

对华案件数目（起）（1）2043332841435317278

国际案件数目（起）（2）1572242432543552883471111979

占有比例（3）=（1）（2）13%19%14%11%12%15%15%15%14%

中国出口额（亿美元）（4）1488151118281837194924922661325617022

世界出口额（百亿美元）（5）5160539055765492570364316176642446352

占有比例（6）=（4）（5）2.9%2.8%3.3%3.3%3.4%3.9%4.3%5.1%3.7%

另据商务部的资料，中国目前约有4000多种商品遭受过反倾销的调查。越来越多的反倾销使得我国部分主要出口产品市场不断萎缩，相关产业效益下滑，企业停产，工人下岗失业，国外反倾销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毫不夸张地说，面对国外频繁实施的反倾销，中国已经无路可退，必须奋起应对。

二、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规避反倾销壁垒

面对国外对华反倾销不断增长的势头，我国的出口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加强联合，多管齐下，采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完善反倾销应诉机制等措施进行积极的应对，同时还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试图通过加大对相关国家的直接投资，到相关国家内进行投资设厂等方式绕过反倾销壁垒，推进中国的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为此，有关部门和企业认真研究了一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个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倾销诉讼所达成的“有序市场安排”和“自动出口限制”协议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国企业改变了向美国出口打字机、彩电、汽车、钢铁和半导体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国当地去生产。Barrell和Pain（1997）也发现，日本1981～1991年间对欧盟和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渐增多的反倾销诉讼的影响。1991年，韩国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揭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贸易联系比较密切，如开拓市场和回避进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国作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正面临着20世纪日本和韩国在出口贸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国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从而绕开贸易保护壁垒，改变国际贸易关系中被动的局面。事实上，在不断面临国外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的压力下，我国一些企业也已经转而采取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例如我国彩电厂商到土耳其设立生产基地，不但带动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为避开欧盟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成功进入欧洲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如TCL公司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国境内设厂生产各种型号的彩电整机，利用原产地规则有效地绕过贸易壁垒，其效果更为显然。

三、中国进一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贸易的分析思考

我国根据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积极实践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绕开国外的贸易保护壁垒，推动本国对外贸易发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调整。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截至2002年年底，我国设立境外中资企业总数6960家，中外双方协议投资总额137.8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金额93.4亿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42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1.22亿美元，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投资的行业领域也从最初的只投资于与贸易有关的服务业，逐步拓宽到工农业生产、投资开发、交通运输、餐饮旅游、咨询服务、技术开发、贸易、金融、房地产等各种产业。特别是服务贸易型的行业投资十分突出，按照投资额计算，截至1999年年底，在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投资占62%，资源开发型投资占19%，生产加工和农业开发投资占18%.此外，对外投资的区域逐渐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延伸。在中国跨国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由于投资主体的限制，外贸公司的投资区域多选择在原进出口市场集中的地区，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为主，而承包工程多集中在中东和非洲。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海外投资从以港澳、东南亚地区为主逐渐扩大到其他国家。截至2001年年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遍布154个国家和地区，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200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排前10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美国、中国香港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泰国、墨西哥、赞比亚、俄罗斯和柬埔寨。中国在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都超过了1亿美元，约占中方投资总额的67%，其中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额都超过了3亿美元，占中方总投资额的29.4%.所有这些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应当承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效用不够明显。根据国内有关院校和学者的调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目前还比较复杂，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既有可能是母公司出于长期战略和开拓外国市场的目标需要，也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已经存在的贸易壁垒，还有可能是为了安置和转移国内过剩的资源，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在所有的动因之中，通过增加或扩大直接投资，以绕过贸易壁垒，克服进口国贸易限制的动因所占比重是很低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在面临贸易壁垒时，较少使用直接投资的方法去绕开。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不大。如2001年，中国向对反倾销问题叫嚷最厉害的地区之一的欧盟出口了492亿美元，而对欧盟的投资仅为1161万美元，是中欧贸易额的2%.统计中还发现，中国对欧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德、法、英、意等大国，即使在这些中国企业投资偏好的国家中，中资企业的总投资额也不足5000万美元。另一方面，据统计资料显示，1998～2000年三年内，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分别达到281亿、302亿和455亿美元，但三年内中国对欧盟投资总量增幅不大，分别为5097万、5149万和5884万美元，就是明显的例证。

怎样进一步发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贸易的作用？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除了需要积极地鼓励与提倡服务业和自然资源开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之外，应当重点抓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较为复杂。首先，由于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中，有近一半投资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加工，生产初级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对带动我国相关行业的贸易出口作用很小，但如果能进口该初级产品，经过深加工再出口，则能间接起到贸易创造效应。其次，产品附加值较高的制造业如机械行业，由于其技术是与原材料、零部配件等高度结合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我国相关技术、原材料和零部配件的出口，因此具有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此外，遭受贸易壁垒的行业如纺织品业，由于直接出口的困难较大，出口成本提高，为了规避这一壁垒，寻求在海外的市场，争取参加国际分工，企业往往转而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对贸易的替代，补充市场的贸易损失。如果在投资中可以使用国内原材料，则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的出口，对贸易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虽然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是复杂的，既可能产生替代效应，也可能会有创造效应，但经验性研究表明，作为投资母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替代效应，对外直接投资会改变母国向东道国出口的商品构成，以中间产品出口代替终极产品出口，这也就更说明了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联性将会不断发展，我国应该适应这一新的形势，积极改变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缺乏竞争优势，与对外贸易的规模不相适应的状况，鼓励企业在加强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制定确实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同时，政府要加速完善境外投资立法，利用财政、金融等多种手段支持企业开展跨国经营，为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提供优质服务，努力建立起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健康良性的发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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