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的种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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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际直接投资的种类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 外商独资企业 投资效应

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出口商品制造业的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引进外资使我国出口商品制造业的技术和产品种类、数量上有极大的提升。1997-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额显著增长，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从成本角度讲人民币持续升值，中国就会变成相对较昂贵的投资地。大量外资企业将从中国撤出寻找更为便宜的生产基地，尚未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也会因为投资成本的上涨而放弃对中国出口产品生产制造领域的投资，或者进入中国的国内市场领域。外资企业的撤出、以及降低对中国投资对中国出口商品制造业的影响力是长期的，投资不足将会使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无论是出口商品的种类还是出口商品数量，甚至在出口贸易方式上上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二、文献综述

Wilhborg(1978)认为汇率的波动程度等价于投资者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东道国汇率频繁或剧烈的波动对于风险厌恶偏好的外国投资者，往往具有负面效应。Cushman(1985)认为汇率波动对FDI的影响取决于跨国公司产品的销售地。于津平 许小雨（2011）的研究认为：长三角地区在投资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该区域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特征并没有根本改变。宣烨 李思慧（2010）的研究表明：FDI地区间差距与我国制造业竞争力存在负相关关系。目前学者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多倾向于对本国产业的挤出挤入效应，本文立足于发展中的中国出口制造业分析汇率变动导致的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情况，本文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导致外国直接投资在出口商品制造业中的比例下降，如果外国来华投资有流回趋势，这对于我国的国际收支将产生不利影响。

三、实证分析

本文对1997-2009年外商在华投资额的变动情况进行回归分析。因为名义汇率的变动是外商投资的风向标，所以此处本文选择人民币与美元的名义汇率（间接标价法）作为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中外合资企业投资额、中外合作企业投资额、外商独资企业投资额的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单位亿美元）。

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结果显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动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呈负相关关系，当D.W.统计量低于1.5时，序列可能存在正自相关，所以本文对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外合资企业投资额、中外合作企业投资额的过去观测值的误差包含到现在观测值的回归模型中即引入AR（1），这不会改变对系数、标准误差和T统计量的解释，只会使系数的估计以及系数的估计标准差更为可靠。单整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的结果显示，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时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的投资额可能会增加，外商独资企业的投资额会减少，外商独资企业的投资额下降将使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迅速下降。

四、结论

2008-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外商独资企业的实际投资额从2008年的723.15 亿美元降为2009年的686.82 亿美元，降低了36.33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从2008年的923.95亿美元降为900.33亿美元。从2002年开始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60%以上都是外商独资企业，2008年这一比例甚至达到78%，所以人民币兑美元的变动方向对外商直接投资有重要影响。国外直接投资（FDI）企业的出口额已占我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50%以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将导致中国出口商品制造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下降，尤其外商独资企业的生产制造类产品的出口数额将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不是大幅度利润流回型的外商投资下降，我国的经常账户和贸易收支应该不会受到很大影响。我国也可以趁此机会，加大对本国大型出口商品制造企业的政策扶持，使其加快技术更新换代、产品创新升级，产品质量上一个梯次，海外竞争能力更强。经济的发展不能太刻意的破坏经济规律，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在应对策略上下功夫，政府的调控办法会遭致多方面的抵制，所以针对汇率变动导致的出口商品数量和种类的减少，政府应该加强容忍度，加快本国经济结构合理化，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Cushman,D.O.(1985)Real Exchange Rate Risk,Expectations and the level of Direct Investment.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67(2):297-308.

[2]Wilhborg,Clas(1978).Currency Risk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No.44,Princeton University.

第2篇：国际直接投资的种类范文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第3篇：国际直接投资的种类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三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三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三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一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三种可以归纳为一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零；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一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一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一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三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二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一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四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二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三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一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一致，二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二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四，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一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第4篇：国际直接投资的种类范文

关键词 中国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 竞争优势 战略选择

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回顾及其简要评析

1.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回顾

在国际上，影响广泛的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有：海默、金德尔伯格和约翰逊的垄断优势理论，维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巴克莱、卡森与拉格曼的内部化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

1.1.1 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海默以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为对象，采用了不完全竞争的基本假定和产业组织理论，首先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

该理论认为，美国企业拥有的技术与规模等垄断性优势，是美国企业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垄断优势的产生在于美国企业控制了技术的使用以及实行水平一体化与垂直一体化经营。美国跨国公司拥有三类垄断优势：一是来自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如产品判别、商标、销售技术与价格控制等；二是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包括专利与融资、管理技能等；三是企业拥有的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

该理论解释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与决定性因素，以及产生这些条件的原因所在。

1.1.2 维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维农以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为研究对象，采用了产品生命周期和区位理论，提出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产品周期理论。

该理论认为，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产品周期有关，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产品周期运动中，由于生产条件和竞争条件变动而作出的决策：在产品创新阶段，美国企业主要通过出口来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在成熟阶段，美国企业考虑并进行对西欧等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在标准化阶段，美国企业开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该理论首次在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增加了动态分析和时间因素，解释了美国企业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和区位选择。

1.1.3 巴克莱、卡森的内部化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英国里丁大学学者巴克莱、卡森与加拿大学者拉格曼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西方学者，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含日本）为研究对象，沿用了美国学者科斯的新厂商理论和市场不完全的基本假定，建立了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内部化理论。

该理论从国际分工不通过世界市场，而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来进行这点出发，研究了世界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跨国公司的性质，并由此解释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决定因素，其中市场不完全性及企业的性质是内部化理论的核心。该理论有助于说明各种类型跨国公司形成的基础。其后有些学者将技术优势及内部化概念进一步引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该理论还解释了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安排这三种方式之间选择的依据。

内部化理论是西方学者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依据。以前的理论主要研究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动机与决定因素，而内部化理论则研究各国（主要是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形式与企业国际分工与生产的组织形式，认为跨国公司正是国际分工的组织形式。

1.1.4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里丁大学教授J.H.邓宁提出了他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由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组变量决定。这三组变量的不同组合决定跨国公司在出口贸易、直接投资与许可证安排之间的选择。同时这三组变量的结合决定了各国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类型、行业及地理分布。

该理论从各国经济活动的结构、经济环境与政府政策的特点说明了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的起源与特点，并把它们与各国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的特征与类型联系起来。还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与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与结构联系起来，研究了各国国际生产或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性质。

1.1.5 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是日本学者小岛清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

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以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些产业是指已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力密集部门以及某些行业中装配或生产特定部件的劳动力密集的生产过程或部门。凡是本国已趋于比较劣势的生产活动都应通过直接投资依次向国外转移。小岛清认为，国际贸易是按既定的比较成本进行的，根据从比较劣势行业开始投资的原则所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扩大两国的比较成本差距，创造出新的比较成本格局。据此小岛清认为，日本的传统工业部门很容易在海外找到立足点，传统工业部门到国外生产要素和技术水平相适应的地区进行投资，其优势远比在国内新行业投资要大。

1.2 简要评析

这些理论始终以欧美各国的跨国公司先行者们为研究对象，例如，垄断优势理论、国际产品周期理论的研究对象仅是美国企业；内部化理论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欧美国家企业。其主要内容是解释海外直接投资行为，揭示其中的。其中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被认为是现有跨国公司理论中最权威的一个，虽然存在诸多的局限性，但总的说来对于发达国家私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大的阐释力，同时对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上述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类经济技术状况背景下提出的，这种状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难以很好地解释跨国公司近10年来的发展，很难解释价值链“爆炸"的诸多。

2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问题

2.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中国商务部数字显示，2003年，经商务部批准和备案设立的境外非类中资企业达51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20.8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5.7%和112.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二、三产业中都有分布，其中，服务贸易、工业生产加工、农业与农产品开发、资源开发等行业相对集中。

2.2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首先，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明显偏小。中国境外投资金额仅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0.15%。据统计，吸引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为1∶1.14，发展中国家为1∶0.13，而中国仅为1∶0.09。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

其次，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也并不高。尽管近几年中国海外投资质量和档次有所提高，出现了一批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项目，还有一些高企业积极在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建立独资或合资的研究机构和技术中心，但总体来说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仍然偏小。由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类似产品的竞争，这类项目拓展海外市场的前景不甚乐观。

第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地区结构不尽合理，这也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进一步拓展。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46.8%在港澳地区；其次是北美，占13.7%。从整个海外投资布局来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仍明显偏少。要想企业在海外投资影响力和竞争力扩大，这些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但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较快。10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76.8%，这将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力。

3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

由于企业战略环境在20世纪最后十几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化、技术信息化、“温饱后”，汇成自工商企业诞生15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变革，而且企业跨国经营已成为其在全球化条件下成长的一般方式之一。若干原来没有什么竞争优势的公司却通过跨国而取得了竞争优势。作为未开始或正开始进行国际化经营时就面临着国际市场中的许多跨国公司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总体上处于中游地位，这种特定位置决定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同时存在。一类是利用既有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即以发挥局部相对优势对更低阶梯的国家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另一类是通过跨国经营获取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即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而向更高阶梯国家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

3.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地理区位选择要根据企业跨国经营战略目标和中国企业本身优势来决定。如果企业以开辟市场、增加产品销售为目标，则应以发达国家为主要目标市场；如果企业以利用国外资源为目标，则应到资源丰富而投资办企业环境又较好的国家和地区，例如林业开发应以北美为主，矿产资源开发应以澳大利亚为主，如果企业以获取技术管理为目标，应选择发达国家为主，如欧洲、北美和日本等；如果企业以提供服务为主要目标，则应选择发达国家和石油出口国为主，因为这些国家国民收入水平高，对服务业需求也很高。

总的来说，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较好，投资于发达国家有利于汲取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使中国企业绕过非关税壁垒，直接在东道国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但发达国家市场竞争激烈，优惠措施较少，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和、赋税风险。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中国的传统市场，对外资优惠措施多，对技术工艺水平的要求比发达国家低。对其投资有利于利用其资源优势，同时带动中国相关机械设备、技术和劳务的输出。但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较差，且受、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较大。

3.2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国际经验表明，不管是美、日等发达国家还是亚洲新兴化国家与地区，其产业选择大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型———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获取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生产性资源是现阶段海外投资必须考虑的投资重点，因为像生产活动中的铁矿、石油和木材等资源在中国已变得日益短缺。但是，资源开发业毕竟属于低附加值的行业。而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更有效地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中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从以资源开发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加大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

(1)由于中国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对中国现阶段的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而言，我们认为投资重点应放在生产能力过剩、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或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制造业上。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相对优势主要体现在成熟的标准化技术和适应较小市场需求或适应当地投入要素的技术。由于本国(地区)市场容量较小，资金技术实力较发达国家不足，他们往往要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进行改造，使之符合自身需要。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海外子公司充分利用这些已经发展成熟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技术进行生产。由于这些技术更符合那些国内市场有限、劳动力众多的发展中东道国的实际，因而在这些国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迄今为止，中国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虽然中国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纺织、冶炼、化工、医药等产业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此外，中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如家用电器、、轻型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阶梯度较小，易于为它们所接受。

(2)以高技术产业为主的优势产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它将决定中国未来在国际投资领域的竞争力。

高、尖、精技术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稀缺的资源。因此，中国海外资源性投资的一个重点，应是寻求高技术资源。新技术革命以来，欧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是全球和先进技术的先行者，特别是美国在机、生物工程、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领域占有世界领先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都重视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其主要动机之一就是追求美国的高，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以求在高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作为后发展起来的中国跨国公司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通过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投资，以获得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对产业的选择和对投资区位的选择，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成败的关键。实际上，区位的选择与产业的选择是相互关联的。企业应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实力特点进行产业和区位选择。政府也应鼓励更多的企业走向世界，同时，应提供政策性指导，这有助于减少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盲目性，更好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既定目标。

1 龙永庆. 跨国经营管理百科全书[M]. 北京：远方出版社，2002

2 王志乐. 走向世界的中国跨国公司[M].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

3 赵春明. 企业战略管理———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第5篇：国际直接投资的种类范文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  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  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  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  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85.

[2]  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  张二震，马野青.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福建论坛，2002,(3).

[4]  高乐咏.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与企业.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5]  冯昭奎.10+3：东亚自由贸易区之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3).

[6]  Kindleberger.c.p.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Columbia  Joural  Of  World  Business,Vol.1.1996.

[7]  Peter  Robson.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Routledge,1998.

[8]  Mira  Wilkins.The  Growth  Of  Multinational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9]  Yannopoulos.G."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Jou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28.1990.

[10]  Shyamalendu  Sarkar  And  Hong  Y.Park"Impact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第6篇：国际直接投资的种类范文

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 外贸收益 影响效应

国际直接投资分为外国直接投资(Inward 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它对一国的外贸收益有着重要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跨国公司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相互促进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重点之一。20世纪50年代，蒙代尔、弗农和小岛清等人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马库斯、斯文森和邓宁等在20世纪80年代初做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并对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理论进行了综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Bhagwati和Dinopoulos等经济学家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了研究。而后又有研究将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对外直接投资纳入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探讨了不同类型国家之间贸易与投资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并不是孤立的，对外贸易规模发展越快，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就越大，而外资对东道国的出口增长也能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本文就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收益的影响进行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外贸收益的影响效应分析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提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出口导向型政策，再加上我国有丰富的、较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所以连续十多年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吸引外资约占全部发展中国家总额的1/5， 2004年中国吸引FDI突破500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FDI最大的受资国。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总量不断增加，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起到了很强的促进作用。

(一)数量效应:增加我国外贸总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外国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出口贸易发展，增加我国的外贸总额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额从1991年的120.47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4442亿美元，增长了36.87倍，年平均增长率达193.62%，增长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呈现加速的形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自1991年的16.75%开始逐年递增，1995年时突破30%，1997年则突破40%，2001年达到50%，至2005年已经上升到58.29%，之后年份小有波动，仍呈上升态势。从出口增加额的角度看，尽管因为受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有过较大波动(如1994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增加额占全国出口增加额的比重只有32.38%，而在1996年则高达637.20%)，但总体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出口增加额占据了全国出口增加额的主要份额。

2007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到8.8%，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不到1%提高到2007年的近8%，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其中外国直接投资具有重要作用。外国直接投资有着极强的外向拓展力，没有外资企业的出口绩效，我国就难以实现对外贸易的平稳快速增长，也就是说，在华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尤其是贸易创造和市场扩张效应是极其明显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促进外贸总额的增加。 转贴于

(二)结构效应:促进贸易结构优化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调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外国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的转变有直接效应，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与外贸企业增长发生着相随的变化，在外资企业迅猛增长的同时，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我国出口结构也基本实现了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为主的根本性转变。目前我国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达到85%以上，机电产品、服装纺织、皮革、家用电器、文体用品、塑料及金属制品和电子通讯设备等外资进入比较密集，且外资出口比重高、增长快、贡献率大的行业的迅速增长在我国贸易结构转变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外国直接投资有间接贸易效应，即经由生产技术和营销知识的外溢、市场网络的转移和示范效应等，带来国内制成品企业出口状况的改善，从而带动中国企业出口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内含的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先进生产力等要素通过各种渠道非自愿扩散， 为我国带来了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科学的管理经验与管理模式等，实现了技术知识的外溢，带动和加快了我国产业与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这有利于扩大我国企业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增强了国内企业的竞争意识，促进我国生产率增长和贸易结构优化，在我国经济建设的转轨时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的建立以及市场机制的完善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外国直接投资在带给我国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首先，从整体上看，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在我国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格局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很小，投向第二产业的资金占据主导地位，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结构的深层次优化，即在促进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作用有待提高。其次，外资企业进口增长过快，以及进入成熟期的外资企业利润汇出的逐步增加，给国际收支平衡造成压力。再者，部分外国直接投资落户中国后凭借其技术、规模、资金等方面的优势挤占我国市场并形成垄断， 尤其在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部分外国企业已占据绝对优势，对我国产业安全构成威胁。

提高外国直接投资外贸效益的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外贸发展呈现进出口增长速度双双回落，贸易顺差明显缩小的特点。在国际市场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形势下，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依然保持了13.4%的增长率，所以当前我国在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继续强化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政策建议如下:

利用我国劳动力和资源等比较优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推动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对外资企业出口实施更为有效的管理，保持其贸易高速、稳定的增长。各种旨在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努力，都应以促进结构优化为核心。

优化宏观环境，进行税制、外贸体制改革，促进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联合与竞争。加速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加速银行商业化进程，健全资本市场，增加金融产品种类，拓宽储蓄转化投资渠道，增强市场活力。建立健全法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外国直接投资创造良好环境。

制定科学的外商投资企业行业规划，配合以有效的产业政策指导。重点引进技术先进型产业的外商投资，严格控制技术传统型产业的投资，适当引进外国金融产业资本进行有效的产业政策指导，完善外商投资的外贸效益检测评估工作。

改变传统的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在出口导向战略条件下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以竞争优势为导向，将比较优势与新技术优势发展模式结合起来，在充分发挥现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制度、管理，支持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结构创新，从而实现出口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霍爱英.FD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效应分析.统计与决策，2008(18)

第7篇：国际直接投资的种类范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产业；变参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6-0276-02

一、模型与数据

二、制造业和服务业出口贸易与OFDI互补的原因

OFDI促进出口贸易扩大的原因可以从企业对外投资的类型及地域分布的特点这两方面来分析。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技术导向型。技术导向型OFDI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增强母国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从而使生产率得到提高，产量增加，同时，随着世界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服务的可贸易性增强，从而促进出口扩大。2010年中国对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OFDI流量占投资总额的83.7%，而这些地区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这就决定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一部分是垂直型的。技术差距的存在会导致一定的贸易创造作用，这种类型的OFDI会带动机器设备和技术等的出口，也会带动其他中间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OFDI也会产生贸易关联效应，产品的出口要涉及许多中间环节，中国企业在国外建立相应的服务设施，发展仓储、零售、运输、银行保险业和咨询等服务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和其他国内相关企业出口贸易的发展。企业通过OFDI在国际市场上建立更为先进的营销网络也会对国内产品和服务出口有促进作用。

服务业OFDI对其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小于制造业OFDI的出口扩大效应，这一方面是因为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OFDI规模相当较小。另一方面，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纺织机械等产业已经发展比较成熟，规模经济水平较高，技术和管理水平也相对较高，而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规模较小，技术和管理水平也相对比较落后。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服务业OFDI对促进出口贸易发展方面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为了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效应，中国应该鼓励有条件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走出去，特别是对发达国家进行逆向投资以利用创造性资产获得技术溢出效应，一方面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一方面还可以降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依赖。

三、农业和矿业OFDI与其出口贸易呈替代关系的原因

中国农业和矿业OFDI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资源导向型的横向直接投资，而横向直接投资由于对中间品等的需求少，不容易产生贸易创造作用，贸易替代作用比较大。农业和矿业中未经加工或轻加工的初级产品价格低廉，加之出口会产生运输和劳动力等方面的成本和费用，通过对自然资源丰富和存在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进行效率型投资，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以及运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但会产生贸易替代作用，不利于出口贸易的扩大。另一方面，国外分公司或子公司为了使母公司获得稳定的资源供应，向母国出口各种矿产资源等初级产品促进了母国进口的增加。对农业和矿业的OFDI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加之近年来发达国家对中国设置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等贸易壁垒越来越多，也刺激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第三国市场出口至欧美等市场，这种“迂回出口”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

加强对农业和矿业深加工产品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缓解以上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企业应该注意在转型中促进行业内结构的优化升级，并在对外直接投资时注重关联配套，形成一体化的产业链以带动上下游关联产业的发展，提高整体效益。

参考文献：

[1] 张如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3）.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19）.

第8篇：国际直接投资的种类范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基础：战略

一、西方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介评

在讨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以前，很有必要先对西方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予以简单评价。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国外可谓众说纷纭，但从学术渊源或其基础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两大体系，一是以国际经济学，主要是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的体系；另一个是以产业组织为基础的体系。前者是宏观分析，即从国民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其重要假设之一是完全竞争；后者是微观分析，即从企业层次出发进行分析，其重要假设是不完全竞争，由于完全竞争假设与经济生活的现实相距太远，同时从微观层次出发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更切合理论上和实际上的需要，故后者是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主流。从微观方面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理论，主要包括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巴克利的内部化理论以及费农、约翰逊的区位因素理论等，这些理论都是单纯从某一个方面来说明国内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因此，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十世纪70年代末，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教授邓宁在总结了这些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成为这些传统理论的集大成者，二十多年来这一理论成了解释西方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经典与主流。

邓宁认为，前几种理论都是孤立的研究跨国公司的投资动因和行为机制，而实际上，直接投资只是跨国企业全部经营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跨国企业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和经营形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和方式。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垄断优势论、内部化优势论和区位理论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把跨国经营的决定因素概括为三类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并把这三类优势的拥有程度作为垄断企业跨国经营方式选择的依据和条件。按照邓宁的看法，跨国直接投资发生的充分条件是需要三个优势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客观地讲，虽然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内容上只是一种“综合”，没有多少创新，但它吸收了各派理论的精华，运用多种变量来分析解释跨国公司外直接投资能力，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困此相对其它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但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适用范围也具有一定的局限，该理论是根据西方私人对外投资行为提出来的，难以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做出科学的解释。

1、该理论过分强调了跨国经营企业的既有优势，即各种优势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由于跨国企业是在与本国环境不同的东道国内动作，强调企业本身拥有某些优势以抵销跨国竞争的额外成本，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以邓宁为代表的优势论者强调只有三种优势同时具备，一国企业才可能进行跨国投资，并且把这种认识从企业推广到国家，这是不太吻合现实情况的，事实上，并不同时具备这三种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已突破主流优势论者的论断，发展对外投资，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还直接向发达国家投资。这种现象给优势论者以沉重的打击，究其根源，优势论者至少忽略了三点：一是企业跨国竞争的优势具有相对性，而非邓宁所说的绝对化；二是跨国经营企业的优势具有动态性，即优势可在企业进行对外投资中积累；三是这三种优势具有互相替代性。

2、该理论的另一个缺陷，是来自理论视角来展开分析，抽象掉了投资企业同所在国家间的利益联系。前面所述的优势理论，基本上以企业作为不受国家任何直接干预的独立主体为前提，这在一些实行自由企业制度的发达国家中可能是恰当的，但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这种抽象并不恰当。在这些国家中，国有制企业的跨国投资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利益，也同国家利益息息有关。国有企业所进行的对外投资活动，通常也是国家贯彻特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分析跨国投资动因时，完全不考虑国家的利益追求，是不适当的。

二、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前面的论述表明，西方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过分强调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既有优势，这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是不相符的。作者认为，必须从这一理论的缺陷及其与现实的差异寻找突破口，来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1、企业的竞争优势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并且优势总是相对于同一市场中同一行业的其它企业而言的。在世界范围内，从不同国家企业的总体实力对比上看，发达国家企业具有明显优势，但如果深入到具体行业看，不同国家的企业则又各有所长，从而各自有自己的相对竞争优势。在对外投资领域，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国家的企业在进入不同东道国市场，企业优势对比的这种相对性就更为明显。我国的某些制造企业在进入发展程度更低的国家时，其密集使用劳动和规模较小的设备和技术，就可能比发达国家先进但密集使用资金的企业更受欢迎。

2、作者认为，跨国投资企业的优势具有动态性，即优势可以在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不仅是企业实现优势的活动，也是企业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优势、发展壮大自己的活动，对于一国企业而言，只要国外确实存在着可供自己利用的有利条件，而这种条件又是国内暂时没有或不易取得的，企业就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谋求这种优势，国际上许多知名的公司，如丰田、可口可乐、雀巢等一开始都是在具有相对优势的情况下，通过跨国经营才成长壮大的。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可以用这些有利条件获得发展的机会，使企业本身的规模和实力更为强大，目前我国规模较小的公司也同样可以走出去，获得和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实现从小到大的迅速成长，积累自己的优势。

3、前面谈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主要从微观的角度来分析，它抽象掉了投资企业同所在国家之间的利益联系，这是不适当的。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作者认为，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搞跨国经营不失为国有企业改革走出困境的一条新思路。

（1）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可以为国有企业提供现成的外部环境。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关键环节之一不在于企业本身，而在于企业的外部环境，如规范的市场行为、成熟的法律框架、社会保障制度、发达的劳动力市场等。在国有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本身的经营效益并不差，但在不利的外部环境下却不能得到真实的体现，从而也压抑了其发展。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搞跨国经营可以使国有企业直接进入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真正地显示其效益，走上良性循环之路。

（2）企业的产品结构可以得到调整。国有企业整体效益较差的一个原因是产品结构不合理，在国内市场饱和的条件下无法继续生存。海外经营可以使一部分产品向正在起步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为国有企业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3）创新是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源泉。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搞跨国经营是一种全新的企业经营方式，从企业的原材料和半成品的供给到生产的工艺，方法和生产的产品以及它所面对的市场和企业生产的组织体系等方面都将面临一次彻底的创新。这必将对我国的企业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

目前，我国从事海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有外贸公司、生产企业、工贸企业、金融性企业、服务性企业等多种类型。但总的来说，规模少而分散。而国际竞争是规模与实力的竞争，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往往是大型的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应该积极发展具有海外投资实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1、大力发展实业型跨国公司。规模化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之一。目前我国企业的规模化水平普遍很低。为此，我们应该通过政策倾斜、扶持等措施积极鼓励国内企业的强强联合，发展以大型企业为核心，融资本、生产、技术为一体的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实现规模化经营，并以之作为我国对外投资的主体。另外，要鼓励已有的企业集团积极走出国门，开展跨国投资，以便迅速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2、充分发挥综合商社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主体作用。我国旧的统收统购的外贸经济体制使得工业和贸易二者脱节。若用综合商社的形式，将两者联合，使工业企业较强的投资生产能力和外贸企业拥有的国际营销网络及经营经验相结合，再加上跨国银行强大的金融支持，则可大大提高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能力。因此，综合商社组织是我国开展跨国经营的理想的投资主体。

（一）投资方式战略

1、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应以合资为主，灵活多样。一个国家的自身经济状况从一个方面决定了它对外投资所应采取的主要方式。目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自身资金比较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过剩型”对外投资，相对来说，机会成本较大。为了更有效地回避和防范投资风险，更充分地利用东道国资源和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享受更多的东道国投资优势待遇，降低生产成本以及较快地占领东道国市场，选择合资的方式对我们比较有利。

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和动机也决定了应以合资方式为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起点较低，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无论是从技术方面，规模方面，还是从体制因素方面来说，都不明显，有的方面甚至还处于劣势，这就决定了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应以学习和获取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外资为主。以合资方式进行投资，有利于我们这一目标的实现，并且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便于自身的发展和壮大。

当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是由企业特定优势、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企业的对外投资动机三个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以上意见只是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总的看法，具体到每一个投资项目，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选择、相机决策。

2、应该重视以实物出资的方式来发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我国国内正处于一个产业调整、结构转变的时期，前一段时间由于盲目引进、重复建设、结构趋同等原因造成的国内产业内部过度竞争、生产能力过剩等现象将得到比较彻底的清理。在这一过程中将释放出许多闲置的生产设备和其他资源，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起来，选择适合的国家和地区，以实物出资的方式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这样不但促使了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变，减少了浪费，而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使其发挥出新的生命力。

3、应重视直接对外投资中的跨国购并方式。目前跨国购并已成为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主要方式，但我国对这种方式还不太熟悉。跨国购并具有其它投资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在许多情况下，通过购并进入比新建更为优越。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这一海外投资方式，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有选择地加以灵活动用。

（二）地区选择战略

目前，从投资地区分布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遍布世界134个国家和地区，但大多数集中在港澳地区，其次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不难看出，投资过于集澳和发达国家，而忽视了最广阔的市场——发展中国家。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关系较好，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很大，而中国企业又具有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占比较优势的技术、设备、原材料、要素等。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可以充分发挥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创造比较好的经济效益。那么具体选择哪些国家呢？作者认为一般应考虑下列因素：一是本地区、本行业的优势与经济技术条件：二是是否符合东道国规定的优先发展领域，能否享受优惠待遇；三是考虑利用当地资源和带动国内商品出口的程度；四是能否做到投资少，见效快，共同受益；五是分析各国投资环境、考察项目的发展前途。

（三）宏观支持战略

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纯粹的企业行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从战略的高度来对待我国的跨国投资工作。

第9篇：国际直接投资的种类范文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7-0026-02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有了不俗的表现。2014年末，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更是连续三年保持了世界第三的水平，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企业作为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主体，国际化程度也逐年攀升，为中国实现对外投资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平衡、促进包容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数据显示，中国2014年全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参与境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投资者共对全球逾156个国家和地区的452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投资活动，累计金额达到1029亿美元，同比上年有14.1%的增幅，其中非金融类投资898亿美元，能源矿产领域仍为投资热点所在。与此同时，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国家中，发达国家占比有了较大提升，其中对欧盟投资也有约1.7倍的增长，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对欧洲投资的“跳跃式”增长尤其引人注目。

中欧长期以来稳定而密切的经贸往来，双边贸易在2013年底达到了5591亿美元的规模，其中欧盟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市场，同时中国也是欧盟的第一大进口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那么，作为一个新兴发展经济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伙伴国结构迅速从发展中国家和资源型国家向欧美发达国家集中的现象，内在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又有着何种形式和行业分布形态？欧债危机背景下，中国加大投资力度的现象是否是长期性的趋势？这些问题，都将留待本文在余下部分逐一展开进行探讨。

二、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

（一）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活动的规模与主体

据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数据可知，2010年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存量仅为61亿欧元，位居印度、冰岛等国之后，而截至2012年末，这一金额已增长了4倍之多。与此同时，数据显示2013年初中国在欧洲直接投资企业为7148家，企业资产总额为878亿欧元，中国企业投资的欧洲国家也由两年前的28个增至35个，且早在2012年末，中国在欧洲所设立的直接投资企业便覆盖了全部欧盟成员国。由图1的部分关键指标可以看出，单就企业数目而言，两年时间内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的企业数目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涨幅高达57.9%；且伴随着对欧洲直接投资额的迅猛增长，相关企业的从业人员也有了大幅增加。此外，诸多数据也表明中国对欧洲ODI活动中企业偏向于“年轻化”的局面，中国企业在对欧洲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经营水平也正在不断的提升。

（二）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流量与存量

伴随着中国与欧洲双边资金流动规模的增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多，根据由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都有了跨越式的增长。2004年中国对欧盟等国的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分别为5.37、0.73亿美元，到2012年底则分别突破了315.38、61.2亿美元，增长速度尤其迅猛。无论是直接投资的存量还是流量，亚洲始终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集散地；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了包括香港、开曼群岛以及澳大利亚等传统的避税区，欧洲地区在2012年分别吸纳了中国约8%的投资流量和7%的投资存量，相较之下规模较小，但是仍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全年对欧的直接投资占到了流入欧洲的全部外资的1.4%，这一比例显著需要增强。

三、中国企业对欧洲ODI的投资结构特征

（一）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投资结构

自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国际投资者纷纷撤资，而中国资本却在此时背道而驰，加大了投资规模，大量中国资金进入欧洲市场。例如，中国山东重工集团收购德国叉车制造商凯傲集团25%的股份、国家电网投资21亿欧元购买意大利国有存款银行能源网资产35%股权、复星集团出资10.38亿欧元收购葡萄牙储蓄总行保险公司的80%股权等等都是典型的代表。整体而言，通过对各行业的流量和存量占比、资金规模都不难看出，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以及金融业是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三大领域，且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也是增长较快的行业部门。

与此同时，也通过选取部分欧洲国家，详细探讨了中国对欧ODI的行业分布结构。如表1所示，在7个样本国家中，能源、交通、技术和不动产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覆盖面相对较多、投资规模较大的产业部门。这与上文所分析得出的结论相一致，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以及金融业吸纳了大多数的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

根据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这两种投资形式，结合企业投资的行业流向，本文借鉴Hanemann & Rosen（2012）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企业在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中，绿地投资模式是投资者更多采用也更为偏好的投资方式，但并购的方式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在项目合作方面，通信设备及其服务、工业机械、设备和工具以及替代/可再生能源产业是相对集中的三大产业。当然，目前中国的对外投资领域开始向酒店、医疗、电信、地产等产业迈进。

除了产业分布结构方面的特征，伴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的不断扩大，从国家和地区分布结构来看，2014年中国在欧洲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是意大利，而中国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的投资从2011年到2014年有大幅的增长。与此同时，卢森堡、英国、法国、德国、瑞典和荷兰是吸引中国直接投资最多的欧盟国家。显然，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分布呈现出西欧多于东欧、北欧和南欧的局面。然后，在不同的地区内部，各类企业的占比也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例如，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占据了西欧投资者的主体，而东欧则以个体及家族企业为主。

根据上述关于企业的行业和地理区位的分布，更进一步对企业所有权结构等特征进行展开。德意志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海外投资曾经主要来自中国的国企，但在2011到2013年之间，中国私企在欧洲大陆的投资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从之前三年的4%上升到30%。

（二）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特征

基于上述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规模和结构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表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首先，中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不断增加，增速明显，但同时所占比重并不大。伴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同时欧债危机为中国企业投资欧盟提供了不少难得的机遇，中国投资者对于欧洲的投资兴趣不断升高，投资规模有了很大程度的增长。但正如前文分析得知，欧洲地区在2012年分别吸纳了中国约8%的投资流量和7%的投资存量，相较之下规模较小。其中2011年中国全年对欧的直接投资更是只占到了流入欧洲的全部外资的1.4%，相比之下，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无论是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在欧盟吸收的全部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都还比较小。

其次，中国对欧投资重心逐渐从投资自然资源和促进贸易两方面转移到全产业链的投资模式，投资行业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当前，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几乎覆盖了大多数行业，但是主要集中在中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截至2010年底，中国企业对这三个行业的投资存量占同期对欧盟投资存量总额的83.2%，其中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存量为58.76亿美元，对制造业的投资存量为30.79亿美元，对金融业的投资存量为14.51亿美元，分别占对欧盟投资存量总额的47%、24.6%和11.6%。近年来，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行业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开始向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住宿和餐饮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发展。即便如此，工业仍是中国对欧投资的重点领域，化学产业、汽车、煤炭原油和燃气的投资比重仍然相对较大。

最后，中国企业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地域分布不均，主要投资仍然集中于欧盟核心国家。据商务部统计，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的欧盟核心国家，截至2010年底中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存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卢森堡、德国、瑞典、英国、荷兰、匈牙利、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波兰，这十国的投资存量占对欧盟投资总额的94.7%。相比之下，中国对于其他新增的欧盟国家投资则极少，比如2010年对马耳他的投资仅为237万美元。

四、中国企业对欧ODI投资的动因和变动趋势

（一）中国企业对欧洲进行ODI投资的动因

国际投资理论将企业寻求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为四类，包括资源寻找型、市场寻找型、效率寻找型和战略资产寻找型四种。而且，根据该理论的表述，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一般会选择自己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而从降低自己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以获得比在母国更高的利润回报。

然而，上述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框架却很难与当前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现状相结合起来，因为中国对欧洲PDI活动的范围十分广泛，很难将其归于四种类型中的单一一种，更多情况下是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结果。与此同时，在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中，中国企业并没有将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欧盟，而是将投资重点集中于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这恰恰又是中国企业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因此，需要将分析视角与全球价值链相结合，中国主要是通过加工制造业嵌入国际生产网络而参与国际分工并获得产业发展的，这也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全球产业链的主要方式，但是中国参与的部分位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并没有主导整个产业链，所以，中国企业很难进行将自身优势产业进行海外转移的对外投资。上述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促进了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现存局面，而随着国际、国内竞争的日益加剧，走出去成了更多企业的选择。欧盟作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完善的市场制度以及极大的市场需求，基本可以满足中国企业投资发展的需要，因此，扩大对欧盟的直接投资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中国企业对欧ODI投资的变动趋势

现详细分析了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征，同时在特征部分指出了一些细微的不足之处。在近年来不断增长的势头下，中国对欧ODI的投资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趋势。

首先，中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规模将继续扩大。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净额总体不断上升，存量和流量每年都以较大的比重增加，按照这样的趋势，在双边贸易政策和国家关系稳定的情形下，中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规模必将继续扩大。事实上，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为中国的投资带来了机遇，同时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与欧盟“2020战略”深度对接的背景下，中欧政策的高度一致，为中国企业对欧盟的直接投资提供了宏观的支持，因而未来的投资规模将会有更进一步地扩大。

其次，中国企业对欧盟新成员国的投资也将不断的扩大。由前面的分析可知，中国对欧盟新成员国的大部分国家投资非常少，更多的集中于欧盟的核心成员国。根据国际化相关理论可知，实际上这些新的成员国或地区是中国扩大对欧盟投资的潜在区域，伴随着他们商业法律环境以及市场机制的日渐完善、投资环境不断优化，通过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不仅能够实现互补，同时也可以开拓新的国际市场。近年来，中国对于部分新加入的欧盟成员国的投资规模均有了大幅的增加。

最后，跨国并购方式占对欧直接投资的比例将持续提高。跨国并购模式凭借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并占有市场份额，有效降低了进入新行业的壁垒，减少了对外投资的风险等优势，风险较小、投资收益较快，是中国企业投资欧盟的主要模式，在今后的投资中这种模式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