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本争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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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学的基本争论范文

摘要：本文历史态的梳理了建国以来国内学者关于《巴黎手稿》美学思想的研究活动，着重关注学者们关于《巴黎手稿》美学思想研究的焦点问题的讨论，进而理清焦点问题争论的理论分歧所在，客观的呈现《巴黎手稿》美学研究的基本现状，为进一步正确解读《巴黎手稿》的美学问题找到理论突破点。

关键词：实践；美的规律；异化

《巴黎手稿》是马克思思想转型时期的一部重要的文献，它是马克思新哲学世界观的诞生地，其哲学思想呈现出了古典哲学向新哲学过渡时期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思想的矛盾性、复杂性，它也给后世的研究者带来了巨大的争论，同时其哲学世界观的转型，也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引发了新美学的诞生，可以说国内美学的发展是在研究讨论《巴黎手稿》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内学者关于《巴黎手稿》美学思想研究的历史进程以焦点问题讨论和时间维度可以划分为三个问题和三个时期。

一、“新美学”研究时期

四十年代是美学研究的起步阶段，学者们开始尝试初步的解读《巴黎手稿》的美学思想，但是研究还不深入，《巴黎手稿》的基本美学问题还没有全面的提出，还没有开始大范围的争论。

1937年6月15日，发表了《我们需要新的美学――对梁实秋和朱光潜两位先生关于“文学的美”的辩论的一个看法和感想》的文章，认为旧哲学的改造要依靠历史唯物主义观来改造，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观是为新美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1]1947年，蔡仪发表《新美学》一书。其中有多次提到了《巴黎手稿》的内容，其中就包括“美的法则”和“音乐的耳朵”等。[2]

二、实践与美的关系研究

五六十年代是美学的初步研究阶段，一部分学者开始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立场来批判古典唯心主义美学，他们认为《巴黎手稿》中的感性对象性劳动的观点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应该以《巴黎手稿》中的基本哲学观点来作为新美学的哲学基础。此外部分学者还讨论了“美的本质”、“美感问题”，学者们还从艺术实践的角度探讨了“艺术的起源”、“艺术的本质”等问题，学者们有意识的开始用《巴黎手稿》的哲学思想来解读美学问题，《巴黎手稿》中的美学思想开始被正式的提了出来，例如“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自然的人化”、“劳动创造美”、“美的规律”等，这一时期《巴黎手稿》基本美学问题开始正式形成。

1956年，李泽厚发表了《论美感、美和艺术（研究提纲）―兼论朱光潜唯心主义美学思想》一文，开始运用《巴黎手稿》中“人化自然”与“异化”等概念来论述“美感、美与艺术”等问题。[3]1957年1月9日，李泽厚发表《美得客观性和社会性―――评朱光潜、蔡仪的美学观》一文，提出自然美也是有社会性的，认为对象的现实处处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都是他本身的对象化，可以看出李泽厚是从《巴黎手稿》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理论来论述审美活动。1960年朱光潜发表了《劳动生产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美学的实践观点》一文，提出应该用《巴黎手稿》中的感性对象性的实践观点来解读美学问题。1960年4月，蔡仪在《论朱光潜美学的“实践观点”》一文中，蔡仪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的观点就是实践活动，就是劳动；认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这一理论应该放置于实践活动当中去理解，具体就是指劳动，即主体通过劳动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对象化就是劳动的物化。”1962年李泽厚发表了《美学三提议――与朱光潜同志继续论辩》一文，认为人类也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同时提出“美感的矛盾的二重性”、“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的观点，同时指出朱光潜美学是以唯心主义为基本哲学基础的。李泽厚自此基本上形成了他以“自然人化”为理论基础的实践美学的观点。

在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中，《巴黎手稿》中的实践的观点成为大多数学者解读美学问题的基本哲学依据，大多学者都讨论了实践和美的关系的问题，八十年代李泽厚发表了《审美与形式感》一文，以《巴黎手稿》中的实践观点为理论依据，提出“积淀说”，同时从审美活动的角度提出“文化心理结构”等学说，建立了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思想，进而构建了他的“客观社会派”的实践美学观。[4]

朱光潜发表了《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美学的实践观点》等文章，也是运用《巴黎手稿》当中的实践观点做为美学解读的基本依据，认为审美活动就是一种实践活动，美感是在主体的实践活动当中形成的，在审美活动中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就是一种实践关系，可以看出朱光潜是从实践的关系的维度来解读审美活动，在这种实践活动中主体和客体才能达到统一。此外刘纲纪、陈涌、蒋孔阳、朱立元、王南等学者也从实践的维度来谈论审美活动，认为美的问题应该在实践活动当中去寻找答案，《巴黎手稿》的基本哲学立场为当代实践美学的形成提供了哲学依据。对于美是什么问题的讨论，容易受到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维模式的束缚，造成对美的形而上学的解读，对实践的哲学的真确解读成为对美的解读的前提。

三、“两个尺度”与美的规律问题的研究

在五六十年代，“两个尺度”的美学问题还没有成为美学争论的焦点。

到八十年代，“两个尺度”的问题开始被当做一个正式的美学问题被讨论。在讨论中主要形成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内在尺度”就是物的尺度。蔡仪认为“物种尺度”是指该种事物的普遍本质特征，是该物之所以为该类的一般本质，而“内在尺度”是指事物的内在的本质特征，是事物之所以为它自身的本质特征。“两个尺度”实际是一个尺度。实际上蔡仪关于“两种尺度”的理解仍然是将“内在尺度”放置在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下考察，所以是忽略主体存在的一种考察。还有部分学者从翻译的角度认为“内在尺度”是物的尺度。如程代熙、墨哲兰等就是从翻译的角度来阐述内在尺度的问题。[5]第二种观点认为“内在尺度”是人或主体的尺度，其中应必诚就认为“内在尺度”实际上是主体的人的尺度，认为客体是不具有社会规律的，实际上应必诚的这种解读方式还是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第三种认为“内在尺度”既包含主体尺度，又包含客体尺度，是主客体在实践关系中交互作用中形成的。

“内在尺度“问题的讨论导致学者们开始研究”美的规律“是主观还是客观的问题，在争论的过程中形成了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美的规律”是客观的，主要代表是蔡仪、陆梅林、汤龙发等。蔡仪认为“美的规律”是客观规律，完全站在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的角度来考察独立的客体。坚持“美的规律”是客观规律的学者还有陆梅林、程代熙、王善忠、曾簇林等人。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的规律”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朱光潜，认为“物种的尺度”是指物种作为主体的尺度，认为“内在固有的尺度”则是指对象本身的尺度，完全承认对象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6]

第三种观点认为“美的规律”是人的尺度，主要代表人物是吕荧、高尔泰。

第四种观点是用实践的观点来解读“美的规律”，认为“美的规律”是主体在与客体的交互活动中，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按照自身的需要，价值判断来进行生产，实际上这里已经在用对象性理论来解读审美实践活动，将“美的规律”的讨论放置于实践范围之内来考察，表明审美实践活动是渗透有主体的因素在其间的。

对于美的规律的解读的前提是如何正确的解读人的审美活动，审美活动中主体和客体是一体的互动过程，割裂两者都是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都是缺乏实践基础的片面活动。

四、关于“异化”问题的研究

在中国，七十年代末以来，对《巴黎手稿》中“异化”理论的探讨成为一股热潮，这种探讨首先是在哲学层面上开始的，其中主要涉及人道主义方面的探讨。在美学层面，异化劳动能否创造美的问题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并且形成了两种基本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异化劳动不能产生美。蔡仪发表于《美学论丛》1997年第一期的《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一文中，蔡仪认为不能用异化劳动来解释美，异化劳动不能产生美。

第二种观点认为异化劳动能够创造美。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蒋孔阳、陈望衡等。1980年蒋孔阳在《美的规律》一书中，认为异化劳动与人类的自由劳动不同，自由劳动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异化劳动虽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和阻碍，但仍然能创造美的事物。[7]

陈望衡在《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兼与蔡仪先生商榷》一文中，对蔡仪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异化”和“对象化”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不应该把“异化”和“对象化”对等起来。朱立元在《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论马克思与美学问题》一书中，认为“异化劳动”具有“两重性”，这个结论的原理来自于劳动的“二重性”理论，即劳动的具体方面和抽象方面，朱立元认为“异化劳动”也同样如此，也具有“二重性”原理，即“异化劳动”在具体方面创造使用价值，即创造美的产品，在抽象方面创造交换价值，朱立元认为异化劳动是劳动的特殊形态，异化的是劳动的抽象方面，而具体劳动方面则没有被异化，异化劳动也是劳动，他同样可以生产出物质产品，只不过是在抽象的产品价值的所有权上发生了异化，应该看到异化劳动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产品的抽象价值所以权的异化导致主体的劳动与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主体在一种“非人”的状态下劳动，对主体审美创造性起到了消极影响[8]。

总之，在解读异化劳动时应该看到异化劳动积极的一面，对劳动的解读仍然是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巴黎手稿》中透露出的人的概念的正确解读，才是劳动概念正确解读的前提。在什么样的哲学层面上去解读人，决定着对美及其审美活动的解读的理论高度和视角，应该看到对《巴黎手稿》美学问题的解读有一个总的趋势，就是在哲学视角上开始摆脱主客二分的肢解式的哲学思维方式，开始将美学问题置于一种关系情境去解读，而实践这个概念恰好契合了这种理论趋势。

五、结语

《巴黎手稿》的美学思想的解读应该是建立在《巴黎手稿》的哲学思想解读的基础之上的，对《巴黎手稿》哲学思想的解读成为美学思想解读的灵魂，合理正确的挖掘《巴黎手稿》的哲学思想所采取的正确方法应该是将《巴黎手稿》置于德国古典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背景之下，客观的呈现《巴黎手稿》的在思想史上的位置，准确的定位《巴黎手稿》的哲学思想，然后以这个哲学思想为基础才能客观的解读《巴黎手稿》的美学思想。纵观国内学者关于《巴黎手稿》美学思想的解读历程，可以发现在其美学思想的争论的背后往往是对《巴黎手稿》哲学思想的不同解读，所以继续对《巴黎手稿》哲学思想的解读仍然是美学思想解读的基础性工作。（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蔡仪.《美学论著初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3]李泽厚.《论美感、美和艺术（研究提纲）―兼论朱光潜唯心主义美学思想》[J].《哲学研究》1956年第5期。

[4]李泽厚.《审美与形式感》[J]《文艺报》，1981年第6期。

[5]墨哲兰.《人的本质与美的规律―就的一段译文同程代熙同志商榷》[J].《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6期。

[6]朱光潜.《马克思中的美学问题》[J]《美学》第二期。

第2篇：哲学的基本争论范文

关键词：哲学；会计理论；会计哲学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

一、导言

“哲学”一词来自希腊文philosophia，由“爱”和“智慧”两词组成，意为“爱智慧”。哲学的经典定义是对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会计理论是采用一定逻辑形式对会计客体的本质及其规律具有综合性和条理性的理性认识。从概念可以看出，哲学和会计理论都是一种认识，但是哲学的认识范围更广，抽象程度更高，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哲学的思想、哲学的方法以及哲学的理论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会计理论发展，会计理论研究中的许多争论，都涉及到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问题。我国著名会计学家王世定曾指出：“会计观是人们对会计的基本认识和本质看法。它是研究会计理论，做好会计工作的基础。当今世界上的各种会计学派，无论他们在具体观点上有多少分歧，归根结底都可以从会计观上找到缘由”。“会计观应该是指人们对会计工作的基本认识和基本看法”。

哲学对会计理论发展的影响由来已久，本文意在总结前人的哲学思想在会计理论的体现，分析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区别，同时，探讨哲学思想在会计理论中的应用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

（一）关于会计哲学。会计哲学是理论会计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它提供给会计学的仅仅是思想方法层次或关于经济方法的哲学反思而并非直接、单纯的会计理论。通过对会计哲学的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会计学科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构建相关的新型会计学科，完善已有的会计学科理论体系，推动会计理论研究向深层次发展。

1、会计哲学的涵义和定位。关于什么是会计哲学，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但至今尚未形成共识。著名会计学家于玉林（2003）认为，会计哲学应分为以下两个层次：①会计人员以哲学原理为指导进行会计工作，即会计应用哲学；②对会计人员在会计工作中应用哲学的实践进行总结，并使之理论化、系统化，从而形成一门分支学科――会计哲学，是依据哲学基本原理，结合会计原理，研究会计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应用哲学。

2、会计哲学的基本内容。关于会计哲学的内容，国内一些会计学者已经进行了探讨。有人认为，会计哲学包括会计本质论、会计内容论、会计形式论、会计关系论等；也有人认为，会计哲学包括会计研究方法、会计对象的哲学探讨、会计职能的哲学探讨、会计形式的哲学探讨、会计的时空观、会计的意识论、会计本质的探讨、会计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会计改革的哲学探讨等。

（二）关于会计应用哲学。汪新泉对会计理论的一些内容（如会计等式）进行了哲学上的思考。李法贵认为会计理论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轨迹遵循哲学否定之否定规律。栾甫贵探讨了哲学在会计制度建设中的理论基础作用，并指出会计制度的变迁离不开哲学的指导。

三、会计哲学、会计应用哲学在会计理论中的应用

（一）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区别。从上面文献综述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区别主要在于：

第一，性质不同。会计哲学是应用哲学基本原理认识会计规律的知识体系。它属于一门相对独立的应用哲学分支学科。会计应用哲学是在会计领域应用哲学基本原理，是在会计工作内容或在会计理论体系中反映应用哲学的基本原理。

第二，对象不同。会计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会计领域表现为世界观方面的一般会计规律，实际上是会计人员对这些一般会计规律的基本看法。会计应用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在会计领域各个方面的一些具体工作上，应用哲学原理进行处理的内容；这是具体问题应用相关哲学原理进行的具体处理。

第三，内容不同。会计哲学反映的内容是会计人员对会计一般规律的认识规律，是回答“怎样去认识”。会计应用哲学反映会计人员对会计领域各方面的某些问题，应用哲学原理是怎样认识的，是回答“是什么”。

（二）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具体应用。会计哲学的具体应用如对会计规律形成的条件（一定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科技、法律和管理等客观环境，会计人员素质、研究水平等主观因素）、内容、关系、因素、作用和发展趋势等的认识。

会计应用哲学的具体应用例子，如马慧如将会计假设、原则与哲学概念、规律和范畴统一起来，如会计主体假设与空间观，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假设与时间观，货币计量中的币值稳定假设与质量互变观，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与本质观，配比原则与联系观，重要性原则与重点观，会计原则的冲突与矛盾观。

会计应用哲学和会计哲学阶段均属于自觉使用哲学的阶段，两者很容易混淆。综合不同视角考察和研究的结论，笔者认为，会计哲学作为一门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会计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学科，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就是会计世界观和方法论；会计应用哲学则重在其指导实践的应用性，两者互为补充。

四、结论和展望

哲学中所运用的观点，譬如现象和本质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等等，都是会计研究所运用的哲学原理，他们共同组成了“会计哲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哲学思维对会计研究的渗透和应用。

我们要良好地区分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充分运用哲学原理，服务会计理论建设。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只研究了哲学原理在会计理论中的应用，对于西方先进思潮对会计理论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参考文献：

[1]宋小明，杨智杰.会计本质的哲学分析与现实论断[J].当代经济管理，2006.2.

[2]喻采平.哲学与会计理论发展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8.1.

[3]郭小芬.会计理论的哲学思考[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1999.2.

[4]马慧如.关于会计假设、原则的哲学思考[J].财会通讯，2002.9.

[5]栾甫贵.论会计制度的哲学基础[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3.12.

第3篇：哲学的基本争论范文

关键词:是｜有｜本体论｜译名之争｜中华思想

无可否认，西方哲学的译介与研究对中国思想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即使在中国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中谈论本体论，为了寻根究源，人们总要追溯西方哲学中ontology一词的涵义、问题与历史。事实上，西方哲学对本体论讨论的影响之深甚至超乎我们的自觉，第一哲学的提法、本体论在第一哲学中的地位，甚至本体论一词的标准涵义，都是从西方哲学得到规定与解释的。通过这种解释，中国思想所关心的“本”、“体”问题也被顺理成章地吸纳到ontology之下了。

但从西方哲学研究界内部看，对于本体论这样一个牵涉哲学本身的大问题，其最久远、最广泛、最深入的争论却是在探讨具体的翻译问题时出现的。有关Being②以及与之有形态关联的其它词汇的翻译已经造成了把好几代西方哲学研究界头面人物卷入的漫长辩论。迄今为止，这场争辩已经引发许多出自不同背景，却均发人深省的高论，但远未取得一致意见。③但如果Being一词的翻译尚待商榷，那么对源于该词的ontology的理解，就不会全无可议之处。事实上，关于本体论的任何讨论首先应该澄清Being的涵义。这种澄清就是所谓译名之争的基本内容。

一、译名之争及其引出的问题

关于Being一词的翻译，历来有“存在”、“在”、“有”、“是”等若干种翻译。这些译名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强调Being的系词来历，主张以汉语的“是”予以对译。另一类则专注于Being指涉存有的一面。汉语的“有”与“存在”(“在”)自然有区别，但这个区别对两派意见来说都不是第一位的。④值得注意的只是，系词派从陈康开始，一直主张“是”的译法，且不时以一系列论证发起有益的争论。而存有派很少主动正面阐述自己的意见，且所主张的译名有变化。就目前状况而言，大陆流行“存在”的译名，港台则多主张以“有”译之。这显然与这种背景有关:大陆思想界的经典地位由文献占据，①而港台学界主流仍然保有中国传统典籍的记忆。

为什么关于这个词的翻译总是挂一漏万、难以统一?扼要地说，基本理由无非两条:第一，Being一词的歧义太多;第二，没有一个象Being那样常见的汉语字、词同时具有其所有基本歧义。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五卷第七、八章里列举了to on(实是)与ousia(本体、那是着的、是着性)的若干种歧义。前者主要有:谓词(云谓)或属性、断真与潜在-现实。就大体说，即分为“本性之是”与“属性之是”。后者基本有主词(基底)与分离独立(“这个”)两层涵义。②据语文学的研究，早在巴门尼德时代，希腊词einai主要具备这样三种歧义:系词、表示实存、断真。③这个说法虽必须加以补充，④其大体则是可以成立的。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哲学家与哲学史家的印证。总结起来看，Being一词最重要的歧义应当是存有、系词、断真(同一性可以归入系词结构)三种。其它歧义或多或少地可以追溯其上。而在这三种之中，断真的功能在形式上可以归并到系词-谓词结构中去，在实义上则又与存有直接相关，那么为简化讨论计，可将Being的基本歧义定为存有、系词两种。

有丰富中文经验、一定中文知识的人都很清楚，中文没有同一个词同时具备“存有”、“系词”两类涵义。⑤语言史的工作已经表明，古代汉语的系词出现得相当晚，⑥至少晚于先秦时中国思想的高峰期。甚至在系词已然出现或接近出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系词对当时玄佛问题的提出没有任何影响。实际上，系词与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正面联系。倒是系词的晚出及其在日常用语里的可有可无，从某个侧面暗示了中国思想的特点。那么，将Being翻译为“是”的主张，其代价也许就是对“存有”这层涵义的牺牲。而只有这层涵义而非系词，才能既提示中国思想固有的最高问题，又引出Being的源始意蕴。

对于将Being翻译为“存在”、“在”、“有”(姑且笼统地称为“存有”派)的意见，我们应予以更谨慎的辨析。首先，这个翻译肯定失去了原词固有的与系词的直接联系。但失去这种联系是否就意味着这种翻译全不可取?这要视语境而定。例如对于通过主谓句法结构研究ousia(“是着性”)的亚里士多德而言，“是”就比“存在”更妥当些。但对于力求将Sein从系词理解中解放出来的海德格尔来说，“是”并不比“存在”更合适(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存在”是最合适的译名)。更重要的是，对于用汉语思考的人来说，这派翻译开启而又遮掩了中国思想的最高问题。说开启，在于它提示了从“是”以外思考“本体”问题的道路。说遮掩，乃因它基本没有注意“存在”与“有”的区别，而有把“存在”代替“有”立为思想最高问题的倾向。①在中文中，“有”与“存在”之间有着微妙而重大的区别。“有”的含义更为宽泛，它既可以包含“存在”之义，也表达“存在”一词所不可能有的“显现”、“出场”(“在场”)、“持有”(“具有”)等义。例如现代汉语可以说“今晚没有月亮”，但恐怕没有谁会说“今晚月亮不存在”(相反“月亮不在”倒也说得通)。现代汉语的这个情形其实是保留了古代“有”字的初义。“有”的“显现”、“到场”义，在字源上与思想上，都是本源性的。这一切揭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派”与“存有派”的意见无法两全。中文在根本上没有可能提供对Being一词的贴切翻译。译名之争的一大功绩在于揭示了这个事实。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事实解释为中国思想的根本处境。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陷入译名之争的大多数学者，执着地一定要为“Being”一词找到合适的翻译并为此不断争论。这当然说明他们是不承认这个事实的。也有个别清醒的学者看到了这一点。但在如何看待与解释这个事实的问题上，他们的看法也有耐人寻味的出入。本文即尝试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没有系词本体论是中国思想的缺陷还是幸事

汉语无法提供对Being一词的贴切翻译。对于这个事实，国内学者的评价是有差别的。有的学者很正确地要求反思这个事实，但却把这点当作缺陷看待。②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汉语没有一个词兼有系词与实存的含义，这“也许是幸事”。③这主要是站在分析派逻辑哲学的角度说这番话的。在符号逻辑那里，系词消失在谓词函项的结构里，而实存被表示为量词，实存者即所谓“约束变项的值”。也就是说，汉语是符合理想语言的，用不同的字表示系词与实存恰恰是“逻各斯精神”的表现。我们基本同意这个判断:汉语的这个特点“也许是一件幸事”。但具体的根据不必完全相同。本文拟从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角度，提出一个理由。这方面的论证，也有学者提出过。④本文的持论则完全基于“是”与“有”的根本差别。我们不认为汉语的这个特点表明“中西学之不可比较”。⑤“也许是幸事”这个判断正基于某种“比较”。但这种“比较”不是解剖地甚至机械地找出“相同”、“相似”或者“差别”，而是诉诸对基本问题的把握及其展开的时机。也就是说，汉语思想的殊胜是从基本问题、最高问题方面说的，并且是对“现代”说的。

如果汉语思想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与西方哲学或者哲学本身毫无关联，那么任何“比较”都是不可能的。但哲学的最高问题不就是本体论吗?本体论不就是研究to onheion(BeingquaBeing)也就是第一ousia(Substance)的问题吗?正如亚里士多德所云:“Kaidekaitopalaitekainunkaiaeizetoumenonkaiaeiaporoumenon，tito on，toutoestitisheousia.”(“所以从古到今，大家所常质疑问难的主题，就在‘何为实是’亦即‘何为本体’。”)⑥“本体”问题之根源既然在于“是”，在于那“只可能是不可能不是”的真之路。那么其基本问题从来不被“是”所引导的汉语思想之不是哲学，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中西之间不是典型的风马牛不相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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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所提的这个问题仅仅在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学”中是最高问题。如果哲学就等于亚氏“形而上学”，那么“中西比较”云云在实质上只能是无稽之谈。但一部西洋哲学史还提供了其它的可能。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柏拉图便将哲人王的最高知识确定为关于“善”的知识，理式(eidos，相、形)“从善得到它们的是(einai)与本是(ousia)”而善却是“在地位和能力上都超越了本是(ousia)”①柏拉图的这个洞见，及其在哲学史中留下的隐秘线索，这里就不多谈了。我们且来看一下也是将其基本视野保持“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一位“近人”:海德格尔。我们关注他有这样三点理由:首先在所有思考西方哲学最高问题的大师中，只有他基本算我们在现时代的“同代人”;其次他与那条柏拉图的隐秘线索有些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近二十年中国思想界在西学方面的最大动力来自海德格尔。现在甚至连对马克思的解释都开始笼罩在他的阴影之下。人们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兴趣重新讨论陈康先生在翻译柏拉图时提出的译名问题，主要缘于海德格尔的刺激。

不错，海德格尔接过了亚里士多德的那个问题，甚至明确援引亚氏以说明自己。但他恰恰通过对后者的“现象学解释”②把系词导致的对Being涵义的预先领悟悬置乃至解构掉了。用海德格尔的语言，这就是说，Sein之系词涵义所对应的是现成存有领悟。③换言之，命题主词是对系词的分有，在这个意义上是存有者或者不如说是者。主词是在句子结构中得到规定的，而支撑句子结构的无非是联系动词。作为命题主词的存有者之涵义就只能从系词而非存有上加以领会。“形而上学”追问存有者的根据。无论这根据是“实体”还是“主体”，都被领会为现成的、在流变中常驻永存的、并因而掩藏在现象之后与现象对立的“本体”。这个“本体”不会为谓词的流转所动摇。它仅从系词得到单纯的规定，是纯粹的“是者”。本体的实质就是主词。主词的实质就是“那只能是，不能不是的”。纯粹主词、真正够的上主词或者说本体的，只能从“是”而非其它规定。主词的实质正在于系词“是”。

要之，“形而上学”在于对Sein的遗忘，这种遗忘正是通过以“是”解Sein完成的。那么，被“是”所遮蔽的Sein之本义何在呢?“是”何以遮蔽了这层本义呢?这种遮蔽是否全然的“错误”?如何破除这种遮蔽显露Sein之本义呢?

扼要地说，海德格尔的运思完成了这样几个任务。首先，在《存在与时间》中，他以“存有论只能作为现象学才可能”这一断言，将Sein与出现、显现、事情自身的站出等“现象”的原初涵义联系起来。在《现象学基本问题》中，他专门批判了整个系词学说的传统。④这两件事原是一体的。所谓现象学的存有论必定批判对Sein的系词理解。因为这种理解正是“现象”与“本是”(Wesen，一译本质)、“存有”(Sein)与“显象”(Schein)对立的根源。所谓系词理解，就是仅从“S是P”的基本主谓结构中理解“Sein”。由于主词(个体)或种(形式、相)与偶性在“是”上的逻辑不对称。⑤这种逻辑不对称被“形而上学”地理解为“是”(Being)与“变”(Becoming)的对立。现象是意见，是“是又不是”。现象是变，而在变中“是而不变”的则是与现象对立的，在现象背后的“本是”。现象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恢复了现象、流变的原初地位，悬置了其背后的“是者”，乃至从现象出发“构成”那“是者”。可以说，正是现象学才开始消解了从系词理解Sein的传统。从这里看，不问语境地将Sein翻译为“是”，乃是前现象学的旧“形而上学”思路支配的结果。现象学领悟的Sein，就是“有”。

出于种种原因，后期海德格尔不再把自己的工作归属现象学。但他强调Sein显现、到场的这一点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得到了印证与发挥。他开始把对Sein涵义的提玄勾沉与哲学史、最终是语言史联系起来。不仅德国哲学的Sein，希腊哲学的to on、ousia、parousia等均当如是领会。例如他认为parousia最贴切的翻译是德文的Anwesen heit(在场性，在场这回事而非在场者)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的最大问题，或者西方哲学的命运，是遗忘存有者与存有之间的存有论差异。是以对存有者，或者不如说“是者”的探讨(即“形而上学”)遮掩了存有之思。后期海德格尔一直在思索:这种遮掩是何以发生的?对思想的命运来说它又意味着什么?语言史的工作表明，①印欧语言，例如希腊语有明确的动词、动词不定式与名词的分野，这点对存有领悟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存有最初只有动词的涵义。后来逐渐演化出不定式与名词。对存有的存有者理解、是者理解，就是把存有这回事误认为在这回事中存有着的存有者。从语言方面看，这就是以不定式乃至名词替代本源动词涵义的结果。西方语言的词类分野是无法撼动的，在这种语言之下的存有之思，只能通过对具有高度名词(是者)倾向的Sein“做手脚”来发动。这个情形导致晚期海德格尔甚至不再依据Sein，而是依据更为源初的Lichtung或Ereignis来思此前在Sein之下被思的东西。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我们从系词“是”去把握存有之问的基本脉络。

如果说，“转向”之前的海德格尔主要从在场者(存有者)与在场性(存有一般)之间的存有论差异入手。那么，其后他则更溯在场而上，追问An wesen lassen，这早已超越了“是”所标画的逻辑-形而上学范围，而进入了“有”之思。海德格尔很清楚，这一思之方向恰恰是背离西方传统的:

“在西方思想之初，存有(Sein)就被思了，但‘有’本身(Es gibt als solches)并未被思”。②

我们也许可以大胆地说，西方语言是不适合后期海德格尔期望中的存有之思的(虽然这种不适合被他看作存有之天命)，但在一种既区别“是”与“有”，又没有固执名词形态的语言中，存有论能否得到真切的体认呢?这是西方哲学为中国思想留下的最大机缘。

中国思想的最高问题不可能源于Being，因此不可能属于以对系词进行逻辑分析为基础工作的系词本体论(即主要从系词“是”方面理解的ontology，可称之为“本是论”)。在这方面，翻译的胜利很可能导致思想的失败。也许我们能够通过“合适的”翻译在中国思想中找到与Being最有联系的问题。但翻译永远是抹消而非展露差别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顺理成章地认为，中国思想的这个问题就是Being的问题，就是本是论的问题。其至尊地位与标准方法一如西方第一哲学处理的本是论。这样我们就会在根基处全然误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这种误解的代价是中国思想的形存实亡。

说中国思想之最高问题并非源于Being，这并不意味着前者与Being丰富的源始涵义之间毫无联系。中国译介、领会西学的最高任务，恰恰在于如其所然地揭示、解释这种联系。如海德格尔所言不虚，Being的意义事关西方思想的天命。那么，这个任务同样也是中国思想的命运所系。

第4篇：哲学的基本争论范文

关键词：公共管理研究;技术设计;范式;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5）01-0016-09

一、导 论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自觉地对公共管理研究的方法论进行反思，先后经历了三波反思和争论。第一波以西蒙（Herbert Simon）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和以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为代表的规范主义之间的争论为焦点。两者就公共管理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加之学者们对公共行政的学术地位、研究范围、主题等方面认识的分歧，引发了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1]和“思想危机”^[2]。第二波以批判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的争论为焦点。1979年罗伯特・丹哈特（Robert Denhardt）针对西蒙的理性实证方法，将批判方法论引入公共组织的研究中，引发了实证方法论和后实证方法论之间的争论^[3]。第三波以倡导方法论的整合为主要特征。1986年杰・怀特（Jay White）提出后经验论哲学用以整合公共管理研究的实证、诠释与批判三种取向^[4]。斯托林斯（R.A.Stallings）则认为成功的研究应该整合经验主义传统的量化研究与现象学传统的质性研究^[5]。中国台湾学者江明修^[6]、颜良恭^[7]等人则使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理论探讨了公共管理的多元方法论及其整合问题。

上述争论使得公共管理研究似乎走向了繁荣，但在公共管理方法论的争论中，学者们辩论的主线是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规范、诠释和批判）的对立和融合：实证主义者将公共管理现象看做是“自然的”，非实证主义者将公共管理现象看做是“人文的”。事实上，公共管理并非单纯的“自然”存在，亦非单纯的“人文”存在，而是介于自然和人文之间的“人工物”。虽然将公共管理作为“人工物”的思想从公共管理学诞生之初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一思想亦在西蒙那里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论证，西蒙认为：“人工物具有以下特征：人工物是经由人综合而成的（虽然并不总是、或通常不是周密计划的产物）。人工物可以模仿自然物的外表而不具备被模仿自然物的某一方面或许多方面的本质特征。人工物可以通过功能、目标、适应性三方面来表征。在讨论人工物，尤其是设计人工物时，人们经常不仅着眼于描述性，也着眼于规范性。”[8]（p.103）但是在公共管理学的方法论的论争史上，人们一直陷于“自然”和“人文”的对立，没有在公共管理作为“人工物”的基础上，形成清晰而完整的公共管理技术设计研究范式。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旨在解释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缺位”的原因，阐明该范式的方法论基础，说明该范式的基本议题，厘清其基本逻辑。

大部分的公共管理研究（包括学术、咨询和实务问题的解决三种形态）本质是在进行技术设计活动，即为了实现既定目标，以科学原理为基础，通过政策、制度、体制、机制和治理工具的设计，实现特定的目标，解决公共管理的实践问题。凡是寻求合理手段实现特定目标的思想、程序、知识和技艺都属于技术的范畴。“设计”则是产生技术知识的核心环节。正如西蒙所言：“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的教授是科学学科的任务：自然事物的存在状态怎样，它们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关于人工物的知识的教授是工程学院的任务：如何制造具备人们想望性质的人工物，如何设计。工程师并不是唯一的专业设计师。凡是以将现存情形改变成想望情形为目标而构想行动方案的人都在搞设计。生产物质性人工物的智力活动与为病人开药方或为公司制订新销售计划或为国家制订社会福利政策等这些智力活动并无根本不同。如此解释的设计是所有专业训练的核心，是将专业（Profession）与科学区分开的主要标志。工程学院像建筑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医学院一样，主要关心设计过程。”[8]（p.103）

1968年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对库恩的范式作了系统的考察，他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进行了概括，总结了范式的三重含义。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在库恩看来，范式不是客观世界的知识，是科学共同体用来解决科学研究中的各种难题的工具。“范式”是一个比“理论”和“理论框架”含义更复杂、广泛和多样的概念，范式除了理论框架的含义外，还包括科学共同体的信仰、解题规则、实验手段、成功的示例等含义^[9]。

本文所说的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意指：将公共管理活动看做“人工物”的构造活动，并据此形成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论、学术传统和解题（研究）逻辑。换言之，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是哲学和方法论基础（哲学范式）、学术传统和主要议题（社会学范式）、开展研究的基本逻辑（构造范式）三个层面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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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哲学的基本争论范文

2、经济学。经济学是一个学科门类，下面包括两个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3、法学。法学是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结合。既要学法律规定和法律运用，也要学基础的法学理论和争论。

4、教育学。教育学专业可以做包括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德育原理、教育社会、教育统计测量评价、哲学、中小学语文或数学等科目的老师。

5、文学。文学类专业包括：中国语言文学类、外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类三大类 。

6、历史学。历史学类专业主要有历史学、世界史、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文物与博物馆学等本科专业。

第6篇：哲学的基本争论范文

关键词：西方；启迪；借鉴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8-0200-02

西方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又不断发展，20世纪50―60年代达到。习惯上，通常指由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所引发的西欧和中欧地区左翼激进思想家(包括部分党员或被开除出党的理论家)重新诠释马克思学说的思潮。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对西方进行研究，但对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目前学术界还存在着诸多争论。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是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更需要积极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但是，学习和借鉴不能脱离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决不能把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制度的思想理论整体照搬过来，对于其中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也要立足于中国国情，通过分析借鉴和吸收，使其成为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而不相抵触的有益成分，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

一、深入发掘“西方”珍贵的思想遗产

“西方”者中不少人比较尊重历史，重视对思想遗产的深入发掘和对历史经验的认真总结。

本世纪20年代初，当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结合本国革命实践从事理论探讨时，第二国际的一些思想家们仍在把庸俗化，把变成某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和宿命论。他们蔑视辩证法，抛弃黑格尔。但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哲学的基本来源之一。“西方”最早的一批代表人物，为了总结欧洲某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遭受挫折的原因，针对第二国际思想家们的错误倾向，就十分重视从揭示哲学的理论来源、揭示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入手，试图恢复和阐明的革命本质，要求弘扬人的主体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后来的“西方”者，在西方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下，除了继续发掘黑格尔的思想遗产之外，从更为深远或广泛的角度追溯和探讨了康德、费希特、歌德、孟德斯鸠、卢梭、斯宾诺莎、伽利略、亚里士多德等人对马克思的影响，侧重于辩证法、人、主体性以及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等方面，同时涉足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科学、文艺等领域。这就拓宽了理论研究的向度，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就哲学史而言，他们着重发掘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遗产，特别是那些被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们和苏联者所忽略或淡忘了的部分。他们主要以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为依据，要求恢复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辩证法的革命本质，恢复人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这是马克思的思想原来包含的精华部分，后来被遗忘和淹没了。因此，他们要求正本清源，尽力发掘和阐明马克思思想的本义和内蕴。他们重新提炼和概括了一些重要范畴和方法论原则，是值得当代哲学认真研究的。

二、西方哲学理论问题对于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价值和意义

西方的哲学理论是西方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它集中于对哲学理论体系和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形成了它们的哲学观。其基本特点是反对立足于近代知识论哲学的立场解释主义哲学，反对对哲学的经济决定论的科学实证论解释，反对用现代西方哲学融合、解释哲学，强调哲学的独创性和产生的革命意义，强调哲学的价值功能。具体而言：

关于哲学的现代性质与独创性西方都强调哲学和近代西方哲学的断裂，这种断裂体现在哲学思维方式、哲学形态、哲学研究对象、哲学的功能等方面，西方理论家从不同侧面论述了这种断裂及其后果。尽管他们的具体理论观点各异，但是其共同点则是要求将解释哲学的基本原则建立在现代哲学的基础上，这又必然导致哲学理论体系和形态的根本变化。

关于哲学的理论体系和哲学形态西方理论家强调哲学的理论本性并非是近代意义的体系哲学，而应该是超越近代知识论哲学的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他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其一是强调哲学理论体系是一个生成过程，而非理论家单纯逻辑建构的过程。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哲学史、文化史，离不开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它生成于对以往的哲学史、文化史的批判，对现实日常生活的政治批判、经济批判和文化道德价值批判，因此，哲学既应该充满历史的内容，同时又离不开和现实的关联。其二是把哲学理论体系具体划分为以实践为基础、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以探寻人的价值和意义为目的的实践本体论，和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上的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和文化价值批判两个方面的内容。哲学形态和哲学理论体系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哲学研究对象和哲学功能的变化。

关于哲学的研究对象、主题和功能，西方理论家强调，作为现代哲学形态的哲学虽然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是它并不构成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哲学总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社会历史地看待和研究自然，因此哲学的重点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于近代哲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它的主题是探寻实现人的价值、解放和自由的现实之路。围绕这个主题，哲学的价值维度尤为重要。西马主要人物的一系列理论强调的都是如何发挥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如何在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之间保持平衡和张力的问题。

面对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西方理论家没有固守哲学的具体结论，也没有固守某一种类型的哲学理论，而是运用的辩证方法，结合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西方哲学文化传统，提出了一系列关乎坚持与发展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如哲学形态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与时代之间的关联问题；哲学的理论本性与理论体系问题；哲学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关系问题；哲学的基础与主题问题；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也正是当前学术界研究和争论的热点问题，研究西方对上述问题的论述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三、结合西方，认真思考人类的发展趋向

“西方”者一般都把特别是把哲学看做一种开放的体系。他们不受某种固定结构、范畴框架的束缚，在面向现实、注视科学发展、吸取当代西方哲学成果的同时，往往以敏锐的眼光展望未来。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的有些派别就把注视科学和社会的目光投向了全球性的问题，如“生态危机”、“后工业社会”、“女权问题”等等。运用总体性思想，他们进一步要求把本国、本民族的现实生活问题与人类全球性的问题、人类未来的问题联系起来探究。

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重大动向是逐渐恢复了本体论问题的研究。“西方”的一些学者也表现了对本体论问题的关注，促进了本世纪本体论研究的复兴。卢卡奇在1971年出版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意味着一种新的开端。这部著作和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相比较，有很大的转变，比如肯定了自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但其中的基本思想，仍然是试图回到早年马克思的传统和道路上去，以社会实践，特别是以劳动为基础，来建构的新的本体论。这对于哲学体系的改造和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先声。

原“东欧新”者中的德国哲学家布洛赫的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研究，他曾经对卢卡奇的思想发生过重大影响。布洛赫的思想富于思辨和独创性，也许可以说他是的未来学的一位开创者。布洛赫主张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主客体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把主、客体的辩证同一看做一个向前敞开的动态过程，从而发展出一种面向未来的哲学。这种哲学就是一种“开放体系”，它的特点就是把未来作为思考的基础和中心，而不是像传统哲学那样一味地“回忆”过去或拘泥于现在。他还在哲学中引入“希望”（hope）的概念。他所主张的开放的体系，正是建立在对未来的希望的基础上的。他的理论探讨，正是要求以“开放体系”的新哲学为出发点，来建设的完整的伦理学、美学以及宗教学说。显然，布洛赫所设想的这种哲学体系，是一种向各方面敞开、积极地展望未来、并且充满着希望的哲学，它是一种善于吸取人类知识的各种有益成果、具有生机与活力、永远向前发展的哲学。布洛赫的观点和主张，尽管包含某些空想甚至神秘的色彩和成分，但就其基本倾向看，他的开创性的思考和探究，可以说给当代哲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息。

“西方”者展望未来的积极思考，对于我们当前理论体系中某些僵化孤立的结构和观念，对于我们社会实践中的某些急功近利的思考和政策，应当是有冲击作用的；对于我们的整个经济、文化和理论的现代化建设也是有启迪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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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哲学的基本争论范文

综观2005年国外的研究，其主要研究热点仍集中于西方和后的研究。具体而言，其特征表现如下：一是继续追踪和深化西方的有关人物和问题的研究，如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和列斐伏尔等；二是扩展并加强了对某些西方流派的深度挖掘；三是对后或后现代的哲学研究取得明显的进展。

一、西方代表人物和流派的研究

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全球化的浪潮和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革命景观，以及国内哲学创新的迫切性，国外的西方研究似有重“热”之趋向。因此，整理并发掘已有的史料，立足于新的视野，重新研究西方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流派，就成为一项摆在面前的重要工作。就过去的一年看，西方的研究覆盖了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列斐伏尔和阿尔都塞等人，也包括了各个思想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西方国家理论、英国的等。既有新译著的面世，也有立足新角度的深入挖掘。

1.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

在过去的一年中，对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和晚期列斐伏尔等人的研究是国内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首先要提及的是卢卡奇的一本重要著作《理性的毁灭》，于2005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从意识形态上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做了“追究既往”式的思想清算。作者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追溯到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学说，对自20世纪起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源流、演变和社会后果等做了系统的考察和批判。作者认为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承担了不可推卸的“思想责任”。卢卡奇的这一观点在我们看来并不陌生，也不一定完全赞同，但此书的出版为国内的卢卡奇研究提供了另一新的材料来源。另外，其他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对卢卡奇的思想做了分析。张亮对卢卡奇的研究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在对卢卡奇自传文献产生过程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其政治辩护的本质和自我遮蔽的不良后果，并为国内研究走出卢卡奇晚年自传的阴影提供了建设性的向度。张双利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末世论的洞见》一文中阐释了早年卢卡奇思想向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转变的内在历程，以此为基础，作者在现代性批判的论域中，重新阐释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理论和阶级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认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末世论的洞见，它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末日，也预示了末日之后灾难重生的光明道路，唤起了理论中革命的阶级意识。张秀芹以“物化、总体性与阶级意识——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为题，仔细地考察了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卢卡奇作为西方的鼻祖，虽然国内对其研究较多，但对有关其意识形态理论则关注不够；而且卢卡奇本人可能也没有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论述，所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考察卢卡奇，不失为一个较好视野。

2005年有关葛兰西的研究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葛兰西是西方的重要代表，而且还因为葛兰西的理论，特别是其意识形态和“霸权”(也有译为“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等)理论与我们当今的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内学界对后研究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国内近年来后研究的兴起，葛兰西思想与后的关系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理解和翻译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葛兰西思想的不同取向和视野。因此，对葛兰西的思想及其影响给予格外的关注，自有其合理性。周凡和杨海锋都对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做了辨析。周凡在《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一文中，从"hegemony"的译名，即目前国内将之翻译为“霸权”、“文化霸权”、“领导权”和“主导权”等数种译名出发，结合葛兰西对"hegemony"的使用及其理论扩展，详细考察了葛兰西的"hegemony"一词的意义及其演变。他认为，"hegemony"描述的是某一社会集团争取其他集团对其表示积极赞同，自觉地服从并自动融入到该社会集团的权利结构中来的一种控制方式。葛兰西的"hegemony"的产生既表现为一个负责的历史综合，也表现为一种意义的把握和延伸，而其理论内涵在市民社会、完整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概念的阐发中得到了深度而充分的展现。因而，将"hegemony"译为“霸权”是恰当的。杨海锋在《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研究》一文中也比较详细地考察了"hegemony"一词的含义及其延伸意义。此两篇文章都与国内对"hegemony"一词的多种译名有关，也与葛兰西理论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有关。杨海锋还在《葛兰西对克罗齐哲学的批判改造》一文中就葛兰西与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关系做了探讨。他认为，葛兰西批判地改造了克罗齐的哲学，而克罗齐的哲学则构成了葛兰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2005年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诞辰120周年。布洛赫的思想研究，是中国的西方研究的相对薄弱环节。有学者发表多篇文章，对布洛赫思想加以评述。梦海发表《思想就意味着超越》和《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等文，对布洛赫的思想予以评论。他认为，布洛赫著作是具有包罗万象性质的形而上学体系，在哲学的贫乏时代，布洛赫通过《希望的原理》等一系列著作使形而上学重新成为真理与现实。20世纪西方世界是人性严重扭曲、精神普遍衰退的世纪。与听天由命、悲观绝望和虚无主义相反，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积极进取、富于挑战的思想。在此意义上，他的哲学思想远远超出了20世纪西方哲学史。此外，夏凡对布洛赫哲学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做了概述和评论。他认为国内外的主流意见有两种，第一种意见是把布洛赫当做一位乌托邦的者，第二种是把布洛赫哲学看做与犹太—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的结合。夏凡则倾向于把布洛赫哲学理解为一种人本主义伦理学。他在总结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布洛赫思想渊源的“五基音”说，认为布洛赫哲学是由基督教伦理、古典人本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人本主义共同谱写而成的交响曲。

列斐伏尔是西方的重要代表，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消费社会的研究者鲍德里亚的导师，其日常生活理论与当今世界的消费社会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但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列斐伏尔的思想研究不够，而对其晚期思想研究，国内学界更是缺乏应有的重视。刘怀玉近年来一直在对这位西方学者进行研究。他强调了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状态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指出其意义在于它是列斐伏尔一生中惟一一卷将日常生活概念及其基本范畴进行周密而系统地阐述的著作。刘怀玉还对晚期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的生产”思想进行了评介，指出晚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包含着更深层的逻辑分歧，而晚期列斐伏尔在生产的历史辩证法与空间的生产辩证法之间的左右客串和摇摆对这种分歧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另外他还在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视域中介绍了列斐伏尔引发的消费社会批判思潮，并把它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公共生活领域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

当然，关于2005年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绝不止上述几位，诸如对阿尔都塞、柯尔施和柯亨等人的思想的研究。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其研究重心基本转移到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国内学界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有关这一理论及其影响，仍需给予更深入的探讨。但从总体来看，2005年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并未超越张一兵的《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一书所涵盖的范围。当然，这并不排除在阿尔都塞研究方面的一些补充性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阿尔都塞早期政治哲学论文集《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已由南京大学唐正东等人翻译出版，它为阿尔都塞的早期思想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文献资料。此外，“西方”早期代表人物柯尔施和西方的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的思想也受到了国内学界的注意。

2.西方流派的研究

(1)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多年来法兰克福学派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诸如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研究。2005年，仍有不少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倾注了心血。如张亮从历史的视角，对阿多诺的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历史缘起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批判的思想进行了重新评判。法兰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目前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哈贝马斯的其他思想，诸如有关精神分析理论与批判理论、哈贝马斯有关科学技术(特别是有关基因技术)的论述，已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并可能成为未来关注的热点。另外，在已有多本哈贝马斯研究专著的基础之上，2005年我们又看到了有关哈贝马斯的另一本研究专著。贺翠香的《劳动交往实践——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一书于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哈贝马斯为什么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是如何重建的，他重建的怎样这三个方面的分析，讨论了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及其不足。本年度，除相关研究论文和专著外，也还有相关的译著面世。马尔库塞弟子，现已移居到加拿大的芬伯格教授的技术批判理论综合了技术建构论和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科学技术观点。芬伯格的研究路径和观点显然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已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和研究。他的《技术批判理论》一书也于2005年由韩连庆等人翻译出版，这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

近年来，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已转移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诸如哈贝马斯的学生韦默尔和霍耐特等学者的身上。必须承认，法兰克福第三代学人所面临的是不同于早期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等人的理论语境和和社会实践背景。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兴起、西方社会物质匮乏的消失、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变化，都向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三论家提出了更多理论挑战。韦默尔和霍耐特二人虽然都是哈贝马斯的弟子，但二人与哈贝马斯的思想的远近却并不等同。相比较而言，韦默尔更多地继承了哈贝马斯的新启蒙和新理性的思想，他的思想的核心目标仍是建立后形而上学的现代性理论，批判地重建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而霍耐特则试图另立门户，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关注较多的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从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的研究还仅仅刚刚开始。近年来，学界对韦默尔的思想已有所关注和研究，如在《现代性的现象学》一书中就有专章介绍，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霍耐特的思想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但可喜的是，这一状况将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得到改观，因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已普遍地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

(2)生态研究。生态学是西方的最新流派之一。2005年，学界对生态学有较多的关注，发表了不少相关的研究论文。20世纪以来的现当代社会，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着现代人生存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对生态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注。王雨辰对奥康纳的生态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分析了奥康纳与其他生态学理论家在理论上的异同及其理论得失。郭剑仁则对以福斯特、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考察，指出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王建辉认为生态学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其整体性方法。陈食霖针对部分论者将生态学看做是后思潮或后现代哲学思潮，指出应当在西方论域中认识生态学。郇庆治在《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述评》一文中概述了国外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他认为，20世纪以来，北美的生态学比欧洲的理论更活跃。

(3)西方的国家理论。国家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和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葛兰西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者R·米利班德等人围绕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功能展开长时期的争论。可以说，西方理论家在这一领域已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讨。因此，加强对这一领域的追踪研究，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任务。就国内目前已有的文献和已发表的论文看，有关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对这一课题不断地进行追踪研究。2005年南丽军、尹树广以“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为题介绍了雅索普的国家理论。他们认为，雅索普在综合了制度主义、西方的话语分析理论、自组织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基础上，发展了西方的国家理论。在国家的方法论层次上，雅索普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强调国家、经济和生活世界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雅索普认为，虽然国家自身的规定性建立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制度化分离的基础之上，但其分离的界限则是复杂多变的，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策略选择能力的前提。

(4)英国的研究。英国的研究具有长久的历史传统。20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学界左右两翼围绕着展开长期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传入英国之后，又引发了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以及其他研究派别的争论。综合国内近年来的研究，可以说，英国的，特别是文化学派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总的来说，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力度还远远不够。乔瑞金、师文兵在《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一文中，对英国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的发展做了追踪考察。他们认为，自20世纪中期后，英国出现了一批新者，也形成了许多新学派，其中历史主义的和结构主义的两个学派尤为引人注目。历史主义学派包括M·多布、E·霍布斯鲍姆、C·希尔、R·希尔顿和E·P·汤普森等。汤普森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之一。而结构主义的学派则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们由P·安德森、T·奈恩和布莱克伯恩等人组成，安德森是其领军人物。由于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同，这两个学派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尤其以汤普森和安德森的长期论战最为突出。汤普森继承了英国的经验主义的传统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而安德森则对来自于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方法，尤其是法国的结构主义方法特别关注，并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分析。乔瑞金、师文兵从这两个学派的不同的学术传统和方法的对立出发，具体分析了两派争论的焦点、实质和目的，并对历史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方法的区别及其特征做了对比分析，认为双方虽然在研究中各有重点，但并非是拒绝相互借鉴和吸收。英国历史主义学派并非仅仅使用历史主义方法，而结构主义学派也并非仅仅使用了结构主义方法，他们常常是二者的相互结合，其中的差别仅仅在于其侧重点不同。这可能是关于这两个学派研究中应该予以注意的。

二、后的研究

2005年，后研究逐渐成为国外研究的一个热点，并迅速地扩张其研究领地。涉入到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尽管对“后”这一称谓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但这不并妨碍对这一最新的国外思潮的研究和挖掘。事实上，如同“西方”这一概念已经存在的歧义和争议一样，笔者以为，有关“后”这一称谓，最终也不可能取得一个完全一致的规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当是我们所期望的。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有关“后”这一术语的探讨和争论，会有助于该概念的澄清。

1.拉克劳、墨菲与后

拉克劳和墨菲作为后的代表人物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周凡分别以《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后：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中、下)等文，对后的源流和概念谱系进行了详细的追踪考察。他认为，后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外的一种新思潮，其盛行的主要根源可追究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的挫折、的复兴、新左派的思想转变、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重要性的衰微，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背景。后解构了古典的核心范畴，并在话语理论的支撑下，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战略性的重建。正由于此，后自从它一出现起，就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和来自不同方向的理论回应。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标榜“后”而闻名的拉克劳、墨菲只能算是后的旗手，而不能被视为后的鼻祖。因为在其之前的70年代，就既有英国的赫斯特和辛达思这样的后的先行者，也有50年代末的波兰尼和70年代的D·贝尔等西方学者。而围绕后的有关争论，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扩大了拉克劳、墨菲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和知名度。付文忠在《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一文中，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墨菲的后的政治哲学思想。他认为，作为后的重要代表人物，墨菲在后期介入到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有关政治自由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墨菲拓展了《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有关“政治先于社会”的命题，强调冲突和对抗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政治竞争的对手不是有待消灭的敌人；现代民主的整个问题均与多元主义有关，并力图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力图超越二者之间的争论，等等。孔明安在《“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理论》、《后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等文中对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的观点做了评述。他认为，“社会对抗”学说构成了后的核心概念，它是拉克劳、墨菲在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阿尔都塞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思想、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基础上精心构建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体现了拉克劳、墨菲在构建后理论方面的苦心孤诣，也是后理论区别于其他流派学说的关键。而且，“社会对抗”概念使拉克劳、墨菲与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沟通了起来，并通向其所主张的“多元、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学说。这一学说使拉克劳、墨菲成为后政治学说的核心，并使其区别于当今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大流派。因此，对“后”的政治哲学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2.《马克思的幽灵》与广义的后研究

从广义上而言，后当然绝不仅限于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那些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学者也可以被纳入到后的行列之中来。就此点而论，南京大学早在本世纪之初，已率先对该流派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2005年，张一兵在以往构建的全新理论平台的基础上对该领域个案人物拉康、德波和德里达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学解读。他系统地对精神分析大师拉康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本专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他还解读了德波的《景观社会》的一些重要章节，发表了相关的系列文章。同时，张一兵近年来在完成了对阿尔都塞的研究之后，开始关注德里达。虽然德里达在国内的影响颇大，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也早已翻译出版，但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的幽灵》的系统解读也只能说刚起步不久。围绕着德里达的思想，张一兵在《德里达幽灵说的理论逻辑》一文中，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理论逻辑基础，并阐释了德里达试图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的真实含义。尚杰多年从事德里达研究，近来他也开始涉猎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他在《“看不见的现象”暨“没有宗教的宗教”——再读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们〉》一文，试图把《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的德里达与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联系起来。他认为，德里达隐晦哲学的思想并非无“规律”可寻，但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对德里达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因为德里达的主要哲学贡献不是对传统哲学的消解和颠覆，而是揭示出哲学从未有过的新面貌，即事物如何出场和如何传播；德里达正是根据这样的思路来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而这样的阅读同时也是对《资本论》中“看不见的现象”的阅读，是对书中“幽灵性”的阅读，这一态度，表明了德里达所持的是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的立场。杨生平则从一种通常的视角来解读隐晦哲学家德里达。他认为，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实际上是一种解构主义精神，德里达所提倡的马克思的解放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延异精神。因此，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不是为了发展，而是借马克思的文本进一步完善解构主义，使解构主义一开始就具有而始终未得到系统表达的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展开。《马克思的幽灵》抓住的至多只是马克思的“幽灵”，丢失的却是马克思的“灵魂”。

当然，有关国外的研究，绝不止上面所述。2005年有关研究还涉及到当代的一些西方学者，如鲍德里亚、利奥塔、吉登斯、德里克，以及日渐走红的齐泽克等。另外，还召开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学术会议。如2005年4月由南京大学召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及其当代价值暨第二届广松涉与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1月，法国《今日马克思》杂志和复旦大学当代国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马克思哲学与现时代”的国际会议；2005年12月由中国当代国外研究会、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在北京共同举办了西方专题研讨会。

另一方面，就问题而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似也应纳入到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革命与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形式、社会分配、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调整与改革，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政治民主的新发展及其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21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关系及其变化的新课题，等等。这些都是国外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内哲学工作者今后必须加以追踪和研究的问题。我们注意到，目前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和研究专著面世，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是一个艰深的理论课题，需要更多的哲学工作者参与其中。

【参考文献】

[1]张亮：《让卢卡奇从晚年自传的阴影中走出来》，《学术研究》2005年第3期；《阿多诺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解读》，《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

[2]张双利：《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末世论的洞见》，《与现实》2005年第4期。

[3]张秀芹：《物化、总体性与阶级意识——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7期。

[4]杨海锋：《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葛兰西对克罗齐哲学的批判改造》，《现代哲学》2005年第2期。

[5]梦海：《思想就意味着超越》，《现代哲学》2005年第4期；《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哲学动态》2005年第12期。

[6]夏凡：《恩斯特·布洛赫哲学研究状况综述》，《哲学动态》2005年第12期。

[7]刘怀玉：《为日常生活批判再辩护——论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的基本意义》，《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以列斐伏尔为个案》，《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消费社会批判：西方的重要转向》，《理论探讨》2005年第2期。

[8]毕芙蓉：《穿越意识形态的迷雾》，《哲学动态》2005年第9期。

[9]段忠桥：《谈谈柯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功能解释》，《哲学研究》2005年第5期。

[10]王雨辰：《试评科尔施的哲学观》，《江汉论坛》2005年第6期；《略论早期西方的哲学观》，《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文化、自然与生态政治哲学概论：评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理论》，《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11]郭剑仁：《北美生态学述评》，《哲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2]王建辉：《略论生态学的整体性方法》，《哲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3]陈食霖：《在西方论域中认识生态学》，《哲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4]郇庆治：《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述评》，《与现实》2005年第4期。

[15]南丽军、尹树广：《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与现实》2005年第2期。

[16]乔瑞金、师文兵：《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7]张异宾：《颠倒再颠倒的景观世界》，《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景观拜物教：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江海学刊》2005年第6期；《虚假存在与景观时间》，《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景观意识形态及其颠覆》，《学海》2005年第5期；《德里达幽灵说的理论逻辑》，《理论探讨》2005年第5期。

[18]周穗明：《后关于当代西方阶级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19]周凡：《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后：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中、下)，《河北学刊》2005年第1-3期；《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现实》2005年第5期。

[20]付文忠：《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

[21]孔明安：《“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理论》，《哲学动态》2005年第1期；《后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第8篇：哲学的基本争论范文

刘述先先生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哲学界视其为“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言人”。他虽已年届古稀，却仍然活跃在中国哲学的前沿领域，他学贯中西，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他以《新时代哲学的信念与方法》、《中国哲学与现代化》、《理想与现实的纠结》等的著作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宏博精深、融通中外、会通古今、自成一家言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在海内外广为流播，影响深远。作为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新儒家，他既具有坚定的学术信仰，又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

以这位对中西哲学涉猎甚广的当代儒者的思想学说为研究对象，前无借鉴，难度颇大。姚才刚博士迎难而上，敢攀高峰，反映了他勇于探索的精神。从这部约23万字论著的构架及其论题的逻辑展开来看，作者在充分占有相关资料、全面把握海内外儒学研究动向的基础上，对刘述先的新儒学思想进行了系统、全面且具相当深度的学理分梳，该著具有以下特色与创获：

选题具有前沿性。该著首次对刘述先新儒学思想进行了细密梳理与系统分析，阐释了其思想源渊、学思历程、学术成就及学说特质，尤其深入研究了刘述先有关“理一分殊”、“两行之理”、“哲学全观”等方面的论说。作者在评析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的过程中，对现代新儒学研究领域的诸多学术前沿问题，亦作了富有创见的思考。尤其是对现代新儒家所谓“门户”问题、“道统”问题、“内在超越”问题、儒学与宗教关系问题、儒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等热点问题，作者的分析肯綮，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得出了一系列饶有新意的学术观点。在对刘述先学术思想渊源作了深入的挖掘和剖析之后，作者将刘述先的学术思想定位于方东美和牟宗三之间，且从存有论和宗教哲学的角度，着重强调了儒家的仁心与生生精神的现代价值，这是较为准确的，道前人之所未道。作者还首次指出，刘述先新儒学思想贯穿着“理一分殊”的方法论原则。尽管“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家使用的一个基本范畴，但刘述先对此范畴高度重视，并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把它看成是一种广义的方法论原则，试图解决当前中外文化所面临的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的紧张与冲突，同时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及中外文化的会通架起一座桥梁。作者的这种分析深得刘述先学术的真精神，论证也充分有力。

视野开阔，研究方法灵活。作者并不是孤立地讨论刘述先及其新儒学，而是紧扣现代新儒学的时代背景与整体特征，来观照刘述先的新儒学思想，尤其剖析了“第三代新儒家”兴起的时代背景。作者将研究对象置于当代文明对话、全球伦理的建构等有关学术思潮的背景之下，来加以考察，这就使作者探讨刘述先及现代新儒家的有关学术论题富有历史感，也较多地涉及了当代学术焦点问题。作者对研究对象既有同情的了解，又进行了客观、理性的评析，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出了较强的辩证性、合理性。作者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刘述先与前辈新儒家的差异，刘述先与杜维明、成中英及“鹅湖”诸君子等“第三代新儒家”之间的思想异同，得以突现。通过作者辩证公允的剖析，不仅凸显出刘述先作为笫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术地位，也展示了作者的研究实力和水准。

第9篇：哲学的基本争论范文

摘要：教育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长，大学的历史不到1000年；教育学的历史不到400年，高等教育学的历史更短。教育学这个学科在中国大都设在师范院校，教育学应该设在综合大学里，而且教育学对综合大学发展作用十分重要。教育学不能孤立地发展，孤立地发展不可能有高水平的教育学；教育学有两个重要基础，心理学和哲学，此外，教育学还与美学、生理学等多个学科密切相关，并以这些学科为依靠。另一方面，最高水平的大学都是最自由的大学，要办出最自由的大学，校长必须对大学有正确的理解与把握，艾略特和对大学都有正确的理解与把握；这种理解与把握，是关于大学的学问，是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大学健康发展需要教育学。

关键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1-0060-03

收稿日期：2013-11-30

作者简介：张楚廷（1937- ），男，湖北天门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长沙，410081。

首先说一下大学、教育和哲学的历史。谁的历史最长？哲学还是教育还是大学？

教育最早，跟人类历史一样早。人类文明史5000年，人类史382万年。人类史是考古学证明的。有了文字以后肯定就是有了教育，事实上，在文字出现以前就有了教育，所以，教育的历史最悠久。其次是大学还是哲学？当然是哲学。哲学有好久了呢？

古希腊是一个神话世界，达到了智慧的高峰，到现在还很难超过。它的神话之一就是它的哲学，非常了不得！到现在为止，不仅是智慧的最高峰，而且还是继续产生智慧的源泉。在西方大学，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斯多德的著作，今天仍然是必读书；教育家用它们培育“人作为人和人作为公民的卓越性”［1］。哲学的历史是以古希腊为标志的。

大学有好久历史了？大学以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的诞生为标志。［2］最早是博洛尼亚大学，其次是巴黎大学，建立在大约900年前。书院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但是，书院不具有大学具备的特征，所以不被认为是大学。中国大学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很晚很晚。中国大学以北洋学堂、南洋学堂的产生为标志。这是1898年的事情了，到现在中国大学的历史也就120年左右。

19世纪上半叶以前，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极其发达的国家，但是，大学不首先产生在中国，反而产生在当时相对落后的欧洲。当时的欧洲远远不及中国，但是，大学恰好不产生在中国。为什么经济这么发达，大学却不产生在你这里？这当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事情。

再讲讲历史。关于大学的学问叫高等教育学，关于教育的学问叫教育学。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哲学，这三个学问的历史，哪个最长？最早的学问是哪个？哲学，哲学有2500年吧。［3］教育学，世界上公认的，是1632年，即17世纪以后才有教育学。［4］不是先有教育学再有哲学的，是先有哲学后有教育学，教育学产生得非常之晚。高等教育学还要晚，到19世纪中叶才有。

教育、大学与哲学的历史是不一样的。教育的历史最悠久，其次是哲学，再次是大学。关于它们的学问产生的历史也是不一样的。

教育学这个学科在中国大都在师范院校。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也有综合大学设置教育学院的，比方说北大。高等教育学呢，最强的不在师范院校，最强的反而在综合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国主要在综合大学里面进行。

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学校叫做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它是水平非常高的法国的一流大学。法国的一流大学在世界上也就是一流，当然也到了综合大学的地步。

欧洲的古典大学里面，没有教育学。古典大学，在12世纪，在中世纪早期，就是四大学院，文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和医学院。教育学实际上产生在17世纪，四院里面当然就不包括教育学。

美国的高等教育很厉害，它的最强大的大学几乎全是综合大学。教育学也很强大，这有一个历史的演变。美国综合大学的前身，包括现在世界一流的美国大学，他们的前身很多就是师范院校，很多大学是从师范院校演变过来的。

教育学为什么摆在综合大学里面？

芝加哥大学的教育学院就是很了不得的，很了不得是因为有杜威（John Dewey）。这是英雄造时势吧。因为有了杜威，芝加哥大学的教育学院特别有名。芝加哥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绝对属于世界一流了；多年来，它一直跻身于世界前列。

美国最古老的大学算是哪一所？1636年建立的哈佛大学，是最古老的。芝加哥大学却晚在1891年才诞生。1891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北京大学是什么时候诞生的？1898年，就是说，芝加哥大学只比北京大学早了7年。可是，芝加哥大学，经过30多年的建设以后就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了，现在牢固地站在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我们北京大学曾经是亚洲绝对一流的，也是水平非常高的大学。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离世界一流很远了，亚洲一流都有问题了。

民国时期，北大有一批优秀校长。最著名的是，然后有傅斯年，有。很了不得的大师级人物做校长，那时北大是鼎盛时期。从此以后，北大人自己都讲，我们再没有出过那么好的校长了。张楚廷：教育学与大学

不是钱多就会世界一流的。

曾经有日本、美国和俄国的业内人物在一起议论说，美国人你们大学的水平怎么会很高，就因为美国人有钱。美国人立即回答说，那你们错了。我们不是钱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大学是最自由的大学。最高水平的大学就是最自由的大学，最自由的大学是不是最高水平的呀？最自由的大学有可能是最高水平的大学。

19世纪末的时候，美国非常落后，它就学德国，正是哈佛大学的校长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特别努力学习了德国。德国是一个国家主义的国家，但是很巧，它的大学却是非常非常自由的。它的大学跟政府之间有一个默契，就是政府给钱给大学，然后不管大学，就是我给钱你，但是我不管你。大学则可以说，你给钱我，但你不能管我。今天美国的学校特别有钱，又特别自由，因此它有特别高的水平。美国大学成功的秘诀，就在这个地方。

先生留学德国，在任北大校长时，他也是学习德国的。

我做大学校长的时候，目标之一是让湖南师范大学成为最自由的大学。这就要知道最自由是最重要的；同时，要有办法让你的大学享受到自由，这个更不容易。

下面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为什么教育学最好是设在综合大学里面？二，为什么教育学对大学是十分重要的？这是有联系却并不相同的两个问题。

首先，为什么教育学院最好办在综合大学里面？教育学院要办在综合大学里，把湖南师范大学办成综合大学，这样我们的教育学院不就也办在综合大学里面了吗？为什么说教育学要放在综合大学里面呢？因为教育学跟其他的学科密切相关，所以必须把学校办成综合大学。文、史、哲、数、理、化、医、农、管全搞，连医学院都办起来了。我把湖南医专接过来就变成师大的医学院了，在一个职业技术学院的基础上发展成工学院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个是基于我对教育学本身的理解，第二是我对大学的理解。当然，做老师在综合大学里面做，才能体现出一个老师的真正水平。

对教育学怎么理解呢？就是因为教育学不能孤立地发展，孤立地发展不可能有高水平的教育学。这样，就会想把自己的学校办成高水平的大学，就会想将教育学跟其他学科关联起来发展。

然后也取决于我对大学的理解。大学是什么呢？最好有100种不同的想法，它有很丰富的内涵。若要研究高等教育学，要对大学是什么至少做出60、70种回答来，才能把大学基本上搞明白。

我认为，必须把学校所有其他学科的水平都弄上去，否则教育学也不可能水平高。

对大学有很多的说法，其中一个特别妙的说法就是：“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5］就是两个意思，囊括大典和网罗众家。什么叫囊括大典？就是学问包罗万象。网罗众家，就是把很多成了“家”的人聘到北大任教。对大学有极好的理解。

讲教育学跟其他学科的关系，首先要说到心理学和哲学。教育学实际上最重要的基础是两个，一个是心理学，一个是哲学。古希腊时候，心理学和哲学是没分开的。那时，心理学叫灵魂学，是哲学的一部分，都是哲学。教育学一定是以心理学为前提，以它为基础的，所以一定要有高水平的心理学。我为把师大的心理学的水平搞上去做过很大的努力。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非常密切。杜威有两句话讲得非常好，第一句是哲学是在教育的压迫下产生出来的，第二句话是教育是哲学的最重要的实验室。［6］你的哲学好不好，就拿到教育这里试一试，是真的哲学吗？

教育学与美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美学教育与教育美学这两个词有区别吗？美学教育是把美学作为一个课程来教给学生，这是美学教育。教育美学呢，是把教育活动本身的美构成一个学问。是在中国第一位开设美学并在北大亲自授美学的人。［7］美学以及美育在后来中国的命运，这是大学所熟知的了。

教育学跟生理学关系密不密切呀？非常密切。有些人专门研究人的思维的过程，看人的神经、脑细胞的生物化学反应过程，从这个反应过程中去研究思维的变化过程。这种研究就属于生理学范畴了。既然教育学与生理学关系密切，所以大学的生命科学也要很强。

教育学真正要发展起来，还与很多很多学科都有关系。教育学是不可能孤立发展的。它有那么多的依靠，有那么多的相关学科。

对于师大的哲学的发展，我做了三件事情。哪三件呢？师大曾经是没有哲学系的，我建立了哲学系。原来哲学就是一个课程而已。原来没有哲学专业的，我建立了哲学专业。第二件是，我从一些著名的大学里面聘来一批哲学博士，从北大，从复旦，从武大，从中山大学弄来一批哲学博士。第三件是，我把哲学定为全校学生的必修课。

哲学曾经是德国繁荣的一个根子。为什么德国全面繁荣呀？它的哲学不是做样子，不是装饰品，不是附带的，不是辅助物，哲学是个根本的东西。整个德国的全面繁荣是哲学带起来的。有一个德国诗人叫海涅（Heinrich Heine），他说得非常好，他就赞赏康德（Immanuel Kant）。他说，自从出了康德以后，一批大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意志领土上，他们带来了德国全面的繁荣。这个话也可以对杜威讲，杜威确实对美国的近代繁荣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他的贡献是什么？也是哲学。全世界称得上“哲学家”的哲学家60%的在美国，全世界60%的哲学刊物在美国，这两个数字足以说明美国是一个非常深思熟虑的国家，非常有远见卓识的国家，它不是肤浅的。

有一个争论曾经特别严重，就是争论“师范性”与“学术性”的关系。我做教师的时候就不参与这种争论。关于“师范性”与“学术性”的矛盾问题，我认为是一个伪问题，它并不是一个问题。我甚至认为这是庸人之争，就是没有本事的人庸人自扰。湖南大学是工科型高校，没有争论学术性与工科性的矛盾；湖南医科大学没有争论学术性与医科性的矛盾。就湖南师范大学争论学术性与师范性的矛盾。这不是自扰吗？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我历来就不接受什么特色办学这个说法，“特色”是什么意思？“特色”是个无奈的说法呢，搞不赢别人，就搞个“特色”。“特色”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你脸上没长疤吧，我脸上长了个疤，这是特色。“特色”就是回避，回避你的“落后”。

后来可得出进一步结论，比如说，要把湖南师范大学办好，别人的数学强，我们也要数学强，我们就比水平。哪有什么特色啊，哪有什么甲数学、乙数学呀？数学就是一个东西，就看谁的水平高。于是，我们就全面提高学校的学科水平，你搞我也搞，就看哪家水平高，所以我从不特色。

参考文献

［1］Hutchins，R.M. The Great Conversation：The Substance of a Liberal Education ［M］. 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1952：3.

［2］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40-42.

［3］杜威，J.哲学的改造［M］. ，唐擘黄，译.2版.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4-15.

［4］顾明远，叶澜，杨小微.教育学原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8-12.

［5］.《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J］.北京大学月刊，1919（1）：1.

［6］杜威，J.杜威五大讲演［M］.，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85-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