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的文学成就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古罗马的文学成就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古罗马的文学成就范文

［关键词］ 西方电影，文学，关系

一、电影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是文本思维的领域，电影是视听思维的阵地，二者看似互不相关，但是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并且一直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我们也发现最优秀和最有影响的影视剧，大多出自文学改编和作家改编。那么，文学具有哪些优势，使得它成为影视创作中不可或缺的资源？首先，文学对影视的贡献之一在于它的故事性。众所周知，故事性是影视剧的核心。影视剧要用故事的艺术性、情节的严密性，生动鲜明地将故事要素以视听的叙事方式呈现给观众。而文学作品在叙事方面与影视创作有着相通之处。其次，文学对影视创作的贡献在于它为影视剧提供了人物素材。文学作品以或是虚构、或是真实刻画现实主义的人物的形式对人物进行塑造，这与影视剧创作人物形象的诉求一致。影视剧中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通常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人过目不忘，久久回味。再有，文学作品的语言对于影视创作也是一个重要的来源。文学的语言由描写语言、心理语言和对话语言组成，影视创作通过镜头和画面来取代文学作品中的描写语言，但是生动并富有特色的心理语言和对话语言在影视制作中通常会被保留和利用。由此看来，电影源于文学，文学造就电影，甚至一些影视评论者认为“电影是文学的”。

二、西方文学在影片制作中的体现

西方电影的文学源泉来自于西方文学。西方文学有两大源头：古希腊罗马文学和以《圣经》为代表的古犹太文学，两者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深刻、全面的影响。

古希腊文学产生于公元前8～5世纪，其主要成就在于诗歌和戏剧。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代诗歌的杰出代表，电影《木马屠城记》就是根据《伊利亚特》改编的反映古代特洛伊战争的经典之作。而取材于神话的悲剧则是古希腊罗马文学的顶峰，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更是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电影《玛莲娜》中，一个西西里岛的青春期男孩讲述了一段美丽又残酷的初恋故事。真正优秀的电影总有着丰富的意蕴，不尽的解读空间，《玛莲娜》也不例外。在这个有着纯净风景的世外桃源般的小岛上，在一群活出了人类各种原罪的小镇居民中，沉淀着《圣经》带给电影作品的想象力。众所周知，《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对世界各民族尤其是欧洲文学艺术产生了无可比拟的深远影响。《圣经》的叙述与意象遍布欧洲文学艺术的各个角落，如果没有《圣经》，一部西方文学史要重新编撰。欧美各国几乎所有重要诗人、作家都与《圣经》中的观念和意象紧密相关。而《玛莲娜》的导演托纳托雷正是出自意大利这一有着深厚的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因此，若在《圣经》的观照中来审视这部电影，用来自《圣经》中的原始意象解读这部电影的人物与叙述模式，能使这部名片的内涵得到更清晰的阐释。这一时期的戏剧除悲剧还有喜剧，最优秀的是阿里斯朵芬的《阿卡奈人》等。古罗马文学主要继承希腊文学而逐渐发展起来，在戏剧、史诗、小说、神话、散文、文艺理论等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

《圣经》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组成，合称《新旧约全书》，与古希腊罗马文学一道形成了西方文学与文化的两大源头。

第2篇：古罗马的文学成就范文

关键词：历史记忆；草纸；皮纸

只要一提起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历史，一定会令人想到那位皈依基督教，为法兰克国家奠定基础的克洛维一世，以及统一了西欧大部分地区并重建“罗马帝国”的查理大帝。的的确确，法兰克王（帝）国的历史是中世纪史学人无法回避的研究对象，因为法兰克人在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历史舞台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在西欧社会由古代向中古交替嬗变的过程中，以一种相对落后的文明征服了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并君临西欧大陆诸民族之上，实现了西欧社会的封建化。所幸的是，在法兰克人建立的第二个王朝加洛林王朝统治时期，曾经衰落的古典文化有所复苏，史学创作也较为活跃，这为还原那段历史提供了便利。1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今天所能看到的许多前加洛林时代的历史著作，并非最早的原初版本，而是由加洛林时代的抄书员重新誊抄整理后留下的。2毫无夸张地说，古代世界的许多历史记忆都是借加洛林法兰克人之手保存下来的。加洛林法兰克人为何能在保存历史记忆方面有如此突出的贡献？1西方学者做过多方面探索，如：伯恩哈德・沃尔特・肖尔茨和芭芭拉・罗杰斯认为“查理曼时代的教育改革和学术复兴大大改进了当时的拉丁语风格，激发了人们对古典学识和古代基督教加以深入探讨的兴趣，汇集了日耳曼人对以往的记忆，引入了盎格鲁――萨克逊的史学传统。而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一种范围宽泛、关注现实、个性化的且超越地方狭隘视野的史学编纂的兴起。”2詹姆斯・韦斯特福尔・汤普森认为“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的根子扎在不列颠的土壤中。这个王朝的史学主要是在盎格鲁―萨克逊史学的启发下复兴的。”3史学事业的“繁荣”必然会对加洛林法兰克人保存历史记忆的活动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史学“繁荣”意味着更高的史学创造力，许许多多的历史记忆会由于高产的史作数量而被记载下来。另一个不大为人关注的现象是：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人主要以皮纸作为自己的书写材料，于是，笔者鲁莽地另辟蹊径，试图以书写材料为视角，揭开加洛林法兰克人保存历史记忆贡献卓著之谜。不当之处，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史学的基本任务――保存历史记忆

史学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史家的基本任务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存和传承记忆。古往今来，人类各个民族的历史能跨越时空存留在后人的心目中，主要归因于人类借助了语言、文字等手段对历史记忆加以保存。在古文字产生之前，人类借助语言的形式，如传说、神话、民谣、口碑等传承延续着人类的历史。然而，靠语言延续下来的历史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在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由于以讹传讹而造成的讹误现象。所以口头记忆在文字出现之后便降为了人类保存历史的一种补充形式。相较于以语言为载体的口头记忆形式，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记忆形式能够容纳更多的信息量且更为准确地保存人类的历史。笔记、日记、档案、石刻、碑文、方志、历史著作等均为人类保存历史的文本记忆形式，但它们所容载的历史信息大多属于历史片断似的不完全记忆，无法反映历史的全貌，唯有历史著作能够更为全面、充分地反映历史的前因后果乃至细枝末节。

西方史学自萌生时期起，就与历史记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古代希腊史学脱胎于散文记事。那些古老的散文作家大多有闻必录，将散于民间的系谱、神话、传说记载下来，传承下去。4

希罗多德在《希波战争》（《历史》）开篇之初，即已告知我们，他的写作目的在于保存和传续历史记忆，他写道：“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发表出来，就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5及至中世纪，尽管西方史学在文笔流畅、修辞优雅方面不及辉煌的古典时代，但其保存历史记忆的基本职能却并未丧失。都尔的格雷戈里在《法兰克人史》的序言中写道：“尽管我言辞粗鄙，但也要把往事的记忆流传后世”。1我们从加洛林史家的述说中也能充分地体会到这一点，如普鲁姆修道僧勒斋诺对于修史存志、保存历史记忆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体认，他曾为加洛林史家的失职无为而痛心疾首。他在《普鲁姆勒斋诺编年史》的序言中写道：“希伯来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其它民族的历史学家们通过其著作将他们那个时代的事迹传达给我们，然而有关我们自己时代的事迹却（无人述说），未曾有人打破这一连续的沉默，尽管它们距离我们更近，似乎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人类的活动业已终止，或许人们的所作所为丝毫不值得记忆，倘若那些值得记忆的事情却曾发生过，那么一定是没有能够胜任其职的史作家把这些事迹付梓成书，史作家们由于粗心大意而趋向于无所作为。”2有鉴于此，勒斋诺撰写了一部能够保存传承加洛林王朝全部历史记忆的史著――《勒斋诺编年史》。

加洛林时代的史家为保存历史记忆而创作出许多记史体裁。其中在加洛林时代兴起、繁盛的年代记体裁3（annals）即因记忆备忘之需而产生。通常的观点认为最初的年代记以复活节年表页边注释的形式呈现于世，之后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演化过程，最终形成了详实的大年代记。事实上，在法兰克王国，复活节年表仅仅是原始年代记（简短的页边注释）最主要的载体，而非唯一的载体。殉教者名录、死亡者名单同样也是原始年代记的载体，例如，在埃希特纳赫的殉教者名单上便出现了类似于复活节年表页边注释的简短年度词条。4这些原始年代记完美地体现了用文字形式记载保存历史记忆的功能，因为这些记载在殉教者名录、死亡者名单上的年度词条诠释了殉教者、死亡者的生平事迹，保存了有关逝者的历史信息，生者能够透过它们追忆逝者，由此，对逝者的回忆和对历史的感知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如果说上述原始形态的年代记保存的是有关个人历史记忆的话，那么修纂于修道院中的小年代记则保存了有关修道院的历史记忆。这些小年代记记载的主要是修道院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事件，英国学者罗塞蒙德・麦克特里克特将其定性为一种只关注修史主体（修道院）自身历史的内视性文献并认为公元8、9世纪的小年代记纂修者不遗余力地修纂这种小年代记是为了构筑本修道院的历史记忆，在这些小年代记中，一些早于纂修者时代的历史信息也被囊括其中，以致人们对于修道院的历史记忆能够一直追溯至往昔的墨洛温时代，甚至一直追溯至遥远的古代。一所修道院据此能够寻找到某种历史认同感，其成员的精神情感也能找到某种历史寄托。5

在加洛林时代，许多历史著作都带有某种回忆录的味道，它们是一种以回忆形式保存下来的历史记忆，反映了僚属、随从对昔日恩主的追忆与怀念。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就属于此类作品。爱因哈德曾任查理曼的侍从秘书，得以参与各项机密政事。他在《查理大帝传》的序言中明确表示对于先皇查理的恩宠眷顾，铭感五内，无法释怀，唯有把先皇的丰功伟业著录下来，方能报恩于万一。他在序言中写道：“还有另外一个理由，甚至单凭这个理由就足以让我动笔，那就是我所受到的养育之恩以及我与国王本人和他的孩子们的友谊，这种友谊自从我在宫廷里居住的时候起，一直没有间断。由于在这种情况下他使我同他如此投合，使我在他生前和死后感戴不已，如果我把他所赐给我的一切恩惠忘掉，如果我使这样恩遇我的人的丰功伟绩湮没无闻，如果我容许让他的生平不见著录，不受颂扬，就像他没有存在过一样，那么说我忘恩负义，对我来说则是罪有应得的。”1结舌者诺特克的《查理曼事记》也反映了僚属、随从对于主君的回忆，尽管诺特克并非查理曼同时代的人，但他在写作《查理曼事记》的时候，采访了其朋友韦林贝尔特的父亲阿达尔贝尔特。阿达尔贝尔特系查理曼妻舅克罗尔德的部下，曾跟随查理曼参加了针对匈奴人（诺特克记载为匈奴人，实际上是阿瓦尔人）、萨克森人和斯拉夫人的战争。据诺特克所述，他年幼之时曾住在阿达尔贝尔特的家中，阿达尔贝尔特常常向他讲述一些有关查理曼征战的轶事。2

阿达尔贝尔特的回忆成为了诺特克写作的主要材料来源。除了上述两部史著，根据英国学者罗塞蒙特・麦克特里克特的考证，“天文学家”的《虔诚者路易传》、出自美因兹大主教随从之手的那部分《富尔达年代记》、虔诚者路易宫廷图书馆管理员杰沃德撰写的《克桑滕年代记》都带有一点回忆录的味道，反映的都是僚属、随从对于主君的回忆。3

由此可见，自古典时代以降，直至加洛林时代，保存和传承历史记忆一直是西方史学的基本任务。那么，在这一史学基本任务始终如一的前提下，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历史记忆的保存状况为何会有所差别呢？笔者以为这种差别不仅受社会文化水平、史家个人素养等环境、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书写材料这一客观因素的制约。

二、古代世界的两种书写材料

在加洛林时代以前，环地中海世界主要盛行着两种书写材料――草纸和皮纸。草纸是一种生长在埃及野外沼泽湿地中的水生植物，其底端的根茎宛如人的臂肘般大小，倘若要把这种植物制成卷轴，则须先把其根茎的外皮削去，然后再把它的内茎切成若干长条，之后把这些长条切成一片片薄片并排放在一起，薄片之间的边缘部分要有少许的重叠，之后再在这一层薄片上以同样的方式垂直铺加下一层薄片。然后把这两层薄片平摊在亚麻布中间，使用木槌趁其湿润用力捶打，于是薄片被压成皮片，再挤去水分并用石头等重物压，待其干燥后用浮石磨光就制成了草纸。草纸一般以卷轴的形式使用，即把多张草纸黏在一起并卷成一卷存放，使用时则把其展开。在古典时期，草纸是地中海世界最为普遍的书写材料。4根据玛尔库斯・瓦罗（Marcus Varro）的说法，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于草纸的使用始于亚历山大东征时期，当时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发现了草纸这种书写材料，此前，并无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使用草纸的记载。他们使用棕榈树叶、树皮、铅片、亚麻布片、蜡板等多种材料进行书写，但自从亚历山大大帝发现草纸后，这些书写材料便统统被草纸所取代。正如古罗马作家、博物学者老普林尼在他的《博物志》中所记载的那样：“我们的文明或我们所记载的一切事情基本上都依赖于（草纸）这种纸的使用。”5由于草纸仅仅产自埃及等东部地中海沿岸地区，墨洛温法兰克王国所需之草纸皆源自海外贸易。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格雷戈里在书中提到了南特主教费利克斯写信咒骂他的这一事实，格雷戈里以如下的话作答：“但愿当初马赛接受你为主教！因为船舶决不会给你运来油或其它商品，只会运来草纸。这样你就可以有更多的地方来写诋毁好人的话，现在由于缺少草纸，你的唠叨也为之缩减了。”6可见，在墨洛温王朝的治下，马赛这一海港城市系地中海世界草纸贸易的集散地。不过，作为源自埃及的一种书写材料，草纸在低纬度地区干燥的气候条件下能够保存完好，但是在西欧这样的高纬度地区，这样寒冷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草纸的保存状况就不能令人满意了。由于冬季天气的寒冷，草纸的质地更为脆弱，在卷拢摊开卷轴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纸张破损的现象，而且它还会经常受到潮湿气候和霉菌的影响而腐烂变质，其记载的文本内容往往因为书写材料的毁损而丢失。罗马教廷的档案保存状况清楚地表明了草纸的这一特点，在西方社会全面使用皮纸以后，恪守传统的罗马教廷仍坚持使用草纸颁布公文，直至公元10世纪后半叶教皇档案处（papal chancery）方才使用皮纸，教皇档案处现存最早的草纸文件是公元788年哈德里安一世书写的一封信函，自此之后直至公元10世纪后半叶，仅有40份教皇训喻的原件保存了下来，数以千计的草纸文件消失得无影无踪。1

皮纸的产生要晚于草纸，它最早产生于公元前190年的小亚。据古罗马作家、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博物志》的记载，当时帕加马国王欧迈尼斯二世打算建立一个能够与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相抗衡的图书馆，面对帕加马的竞争，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停止了向其出口草纸，于是欧迈尼斯二世被迫开始生产和使用皮纸。2

皮纸是一个宽泛的术语，不仅包含了羊皮纸，也包括那些使用牛犊、猪、兔子等其它小型哺乳动物皮革制成的皮纸。生产皮纸的过程描述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则需要具有高超的技艺和准确性，首先须把带有毛发或皮毛的皮子放在石灰水中浸泡几天以溶解皮毛和脂肪，之后挤压拧干并刮掉多余的毛发和皮脂并摊放在皮架子上晾干。当皮子被完全晾干后，再用一把半月型的刀刮皮子。之后，把皮子裁剪成恰当的尺寸并保存起来以便备用。皮纸一般以抄本（codex）的形式使用，即按照刀数（二十四或二十五张皮纸为一刀）把一张张皮纸折合在一起，再在上下两面各自添加一个或硬或软的封皮，最后缝合起来形成一个抄本――我们有时也把一个抄本称为一卷。皮纸是一种奢侈的书写材料，一本手抄本皮纸《圣经》就要耗费近250张皮子，其价格之昂贵可想而知。倘若使用皮纸来大规模地保存历史记忆，则必须有一个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力量作为后盾，否则的话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如此劳民伤财的文化活动绝非史家个人的经济实力所能承受。由于皮纸价格的昂贵，人们被迫在蜡板上进行写作，但蜡板上的字迹易受摩擦而模糊，故而蜡板也不是一种好的保存历史记忆的书写材料。

三、加洛林时代皮纸的使用和生产

在加洛林时代，人们主要使用的书写材料是皮纸。传统观点认为，由于阿拉伯人于公元634年征服了草纸的供应地埃及，影响了埃及对西欧的草纸供应，这才迫使法兰克人骤然停用草纸，转而就地取材使用皮纸。3近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许多学者都证明了阿拉伯人的崛起并非加洛林法兰克人使用皮纸的唯一原因。4不过，不管是否出于阿拉伯人的原因，法兰克人在由文化蛮荒时代走向文化建设之际，愈益青睐皮纸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公元7世纪墨洛温法兰克君王的敕令直观地反映了他们的这一使用偏好，墨洛温王朝的中书监最早以皮纸颁布的一份敕令是公元677年9月以狄奥德里克三世的名义颁布的，而之前的敕令尽皆使用的是草纸。1从使用的角度来看，皮纸抄本要比草纸卷轴优越，因为皮纸抄本的正反两面都能摊开平放，人们能够利用皮纸的正反两面阅读和书写，而且与草纸相比，皮纸的纸质更硬，加玺盖印后不会导致纸张的破损变形，在法兰克人愈益依靠印章来鉴定和签署证书文献的年代里，皮纸方便了人们对于印章的使用。另外，皮纸抄本也使得图书馆的图书分类工作更为容易，因为抄本能够被垂直地放置在书架上。单就质量而言，皮纸也是一种较好的保存文本内容的书写材料，因为兽皮不易腐蚀，如果保持干燥和清洁，在良好的保存状态下能够存在3000年不腐，而加洛林时代距今也不过1200余年，所以在加洛林时代使用皮纸重新誊抄和书写的史作大多能够传延至今。下列这两组数据能够清楚地表明皮纸长久保存书写内容的功效。“公元800年之前的西欧大陆只有1800部手抄书籍或残篇流传了下来，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公元8世纪誊抄的。然而同样在西欧大陆，我们却拥有9000多部由抄书员在公元800年至公元900年誊抄的手抄书籍或残篇。”2加洛林时代传世的著作如此之多，甚至远远超过了之前所有历史时期的总和，恐怕并不能简单地归功于当时加洛林法兰克人的创造力，因为即便在“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推动下，加洛林法兰克人的文化水平恐怕也难以超越文化昌盛时期的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例如，在他们所谓原创的作品中，有许多是对古典作品亦步亦趋的模仿，如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就是模仿《十二凯撒传》写成的。看来，这种数量上的超越只能归功于下列原因：加洛林法兰克人使用的书写材料――皮纸比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常用的书写材料――草纸能够更为长久地保存书写内容。

但从供应量和成本方面来看，皮纸并不是一种理想的书写材料，我们毋需多想，便能体会到一本由250张皮子制成的《圣经》意味着一笔多大数额的财富。正因为受限于高成本，在加洛林时代，主要掌控这一稀缺资源的是：修道院、主教区大教堂以及加洛林宫廷。上述都建有抄写室和图书馆，在中世纪的西欧，举凡建有抄写室和图书馆的机构一定拥有大量的皮纸，否则，抄写、保存图书的活动必然走向无以为继的窘境。另外，皮纸是一种可重复使用的书写材料，若用小刀刮掉上面的字迹，则可重新书写，图书馆中收藏的皮纸图书皆为潜在的书写材料，故而，抄写室、图书馆的所在地往往拥有较多的皮纸。

在加洛林时代，由于查理曼等帝王的鼓励和期许，许多修道院、主教区大教堂已然成为了帝国文化和学术活动的中心。查理曼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懂得“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在其当政期间，查理曼颁布了若干督促地方教士和修士发展文化教育的敕令，如由阿尔昆起草的《论学术知识的培养》（On the Cultivation of Learning），旨在督促修士研习《圣经》并对青年予以指导。《798年敕令》（Decree of 798）则督促高级教士（prelate）和乡村教士要为民间孩童开办学校。3无论是钻研神学，还是普及教育都离不开图书这一知识传播工具，故而这一时期的修道院大多设立了誊抄皮纸抄本的抄写室和保存皮纸抄本的图书馆，其中，圣・阿曼德、图尔、科尔比、富尔达、切尔斯、圣高尔等修道院均为当时法兰克帝国读写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地。为了满足抄写室中的修士对于皮纸的需求，当时的修道院可能自主地生产这种书写材料，而修道院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又恰好能支撑这种生产活动。加洛林时代的修道院均为一个个自给自足的经济组织，修士们自己种植谷物和蔬菜，烤面包、酿啤酒、经营鱼塘、香草园和果园。尽管修士们只有在身患重病的时候，方才被允许吃肉，但奶、奶酪和禽蛋却是修士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修士们也喂养家禽和牲畜。修道院完全可以就地取材，依靠自养的牛犊和羊羔为修道院中的抄写员们提供皮纸。由于缺乏充足的资料，笔者无法得出绝对的结论――加洛林时代的修道院普遍存在生产皮纸的活动。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至少公元9世纪早期的科尔比修道院存在过这种生产活动，在科尔比修道院住持阿代尔哈德于公元822年颁布的一条法令中提到了一位皮纸制造者，他是一位俗人，在本院生产皮纸的活动中，负责对皮革的加工处理工作进行监督。1不仅修道院，某些主教区的大教堂也掌握了不少皮纸，如维尔茨堡主教区的大教堂，抄写室、图书馆、教育年轻教士的学校等文化设施一应俱全。维尔茨堡主教亨伯特还是一位热忱的书籍收藏者。他意图收藏富尔达修道院住持哈拉班・莫尔评注的《圣经》，于是向富尔达修道院发去了一份请求誊抄的申请函，并送去了大批空白的皮纸。2

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了维尔茨堡主教区并不十分缺乏皮纸，否则，亨伯特主教也不可能如此的大方。在中央层面，以王/皇室的富有，估计建有抄写室、图书馆的加洛林宫廷同样不会缺少皮纸，宫廷用“纸”的奢华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加洛林宫廷不仅使用黄色、白色等天然色泽的皮纸，还使用一种用紫色燃料浸染过的皮纸，以彰显王/皇家的尊贵与奢华。如公元783年查理曼就曾授意宫廷抄写员哥德斯卡使用紫色的皮纸抄写《福音书》。3

四、教职人士垄断修史活动的物质基础

修道院、主教区大教堂、宫廷对皮纸实行占有的事实对加洛林法兰克人保存历史记忆的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我们细细地梳理一下加洛林史家的身份，便会发现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的史家都是教职人士，包括以默思修道为业的修士，以教化俗人为业的教士以及那些身处宫廷，为君王效力的宫廷教士，而真正世俗出身的史家只有查理大帝的外孙，《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的作者尼萨德1人。如此不平衡的比例，难道是因为教职人士对于修史活动情有独钟，而俗人对之了无兴趣吗？恐怕并非如此，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西方史学自古典时代以降，直至加洛林时代，保存和传承历史记忆的功能始终如一，如此看来，古往今来之人皆有保存历史记忆的欲望和冲动，这种欲望和冲动自然也不会因为人的世俗身份而有所消减。譬如，在西方的古典时代以及修史活动异常发达的古代中国，都存在着大量世俗身份的史家，而并没有出现修史活动被祭司、僧道等教职人士垄断的局面。唯独中世纪的西欧，教职人士垄断史坛的现象较为严重，笔者以为这种垄断不仅与教职人士垄断文化的状况有关，也与教职人士占有皮纸这一稀缺而昂贵的书写材料密不可分。无论是西方古典时代的草纸，还是古代中国的纸张都比皮纸更为廉价和普及，即便古代中国某些封建王朝施行高压专制的文化政策，但由于纸张的廉价和普及，大量的稗官野史也始终未曾断绝，从而使古代中国形成了官私并存的双轨修史格局。反观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王（帝）国，皮纸稀缺而昂贵的特点为人们步入史坛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有能力读写的普通人即便存有保存历史记忆的念头，也很有可能由于无法得到高价皮纸而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保存历史记忆的活动只能由那些掌握和接近皮纸资源的人――修道院中的修士、主教区中的教士以及宫廷教士来执行了。

在加洛林时代，由于拥有充足的皮纸，那些在修道院、主教区大教堂抄写室、图书馆中任职的修士、教士得以把本修道院和本主教区的历史记忆保存下来，于是，他们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小年代记、历代主教传、历代住持传：

《圣阿曼德年代记》（Annales Sancti Amandi）、《蒂里安年代记》（AnnalesTiliani）、《伦巴森年代记》（AnnalesLaubacenses）、《摩泽尔年代记》（AnnalesMosellani）、《伯塔维安年代记》（AnnalesPetaviani）、《给尔服拜坦年代记》（AnnalesGuelferbytani）、《纳赞里安年代记》（AnnalesNazariani）、《萨尔茨堡年代记》（AnnalesSalisburgenses）、《因沃文森年代记》（AnnalesInvavenses）、《弗洛达尔德年代记》（AnnalesFlodoard）、《拉文纳历代主教传》（Liber pontificalis ecclesiae Ravennatis）、《万德里耶历代住持传》（GestaabbotumFontanellensium）……一些修士甚至并不以单纯保存同时代的历史记忆为满足，他们在誊抄、缮写皮纸抄本的同时，也把一些古代的史作誊抄了下来，如公元8世纪末、9世纪早期的洛斯奇修道院留存了许多载有古代晚期史作的抄本，其中就包括了奥罗修斯、尤西比乌斯、鲁菲努斯、约瑟夫斯、赫格西仆、阿米亚努斯・马塞林、恺撒、李维的作品。1在我们今天已知的大部分古典著作中，有70位古典作家的作品，其最古老的抄本是由公元750年至公元900年加洛林时代的抄书员整理的。2今天我们看到的凯撒、萨鲁斯特、李维、塔西陀、苏埃托尼乌斯的史作都是由加洛林时代的抄书员重新抄录到皮纸上方才幸存至今。在中央层面，那些在加洛林宫廷文秘机构（中书监、王室祈祷堂、王室图书馆）中任职的教士――如“天文学家”、杰沃德等人同样不会因为缺少皮纸而苦恼，他们有充足的物质条件把其昔日恩主――加洛林君王的种种功绩以回忆的形式保存下来，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帝王传记和宫廷年代记：《查理大帝传》（Vita KaroliMagni）、《虔诚者路易传》（Vita HludoviciImperatoris）、《克桑滕年代记》（AnnalesXantenses）、《王室法兰克年代》（Annales regni Francorum）……无论是加洛林史家原创的史作，还是由他们誊抄的前代史作，都由于著录它们的书写材料――皮纸的不易腐烂、持久耐用而长存于世。尽管“加洛林文艺复兴”充其量不过是把处于普遍文盲状态中的欧洲提高到小学生的水平，加洛林法兰克人的史学创造力也根本无法与古代希腊、罗马人相提并论。但在历史记忆的保存方面，加洛林法兰克人却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由于加洛林法兰克人常用的书写材料――皮纸比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常用的书写材料――草纸能够更为长久地保存书写内容，所以不仅加洛林法兰克人原创的史作能够传承下来，甚至许多古典史作也都是仰赖加洛林法兰克人的重新誊抄，方才穿越漫长的历史时空而幸免于湮灭的命运。

五、结论

史学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史家的基本任务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存和传承历史记忆。自古典时代以降，直至加洛林时代，尽管西方史学在史学精神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古典史学的“人本”转变为中世纪史学的“神本”，但西方史学保存和传承历史记忆的功能却从未改变。自文字产生以后，人类保存历史记忆的能力便开始受制于书写材料。皮纸由于其材质的不易腐烂而成为了古代世界一种有效保存历史记忆的载体。加洛林法兰克人能够传承如此之多的历史著作，在历史记忆的保存方面贡献卓著，似乎并不仅仅是他们史学创造能力提升改善的结果。诚然，由于“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推动，加洛林法兰克人的史学创造力在墨洛温时代后进的基础上有所提升，更多的人有能力从事史学创作和前代史作的誊抄，但这种有限的提升只有和他们常用的书写材料――皮纸结合起来才能起到有效保存历史记忆的作用。否则，即便如古希腊人、古罗马人那么出众的史学创造力，也无法把他们史作的原始版本全部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在评判某一历史时期的史学状况时，不能仅仅着眼于当时史学创造力的进步与否，对于书写材料保存历史记忆的因素也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和考虑。

第3篇：古罗马的文学成就范文

一、全面整合学科知识

1.用通史体例整合历史知识，增强历史的时空感。

新的历史教材（必修）是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三大模块来编排教材的，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培养出较强的时空感，因此按通史来整合历史知识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按通史体例将教材整合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古代史和世界近代现代史五个部分。然后将每个部分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模块来整合。如中国古代史可以整合为：

2.用专题来整合历史知识，构建学科主干知识体系。

近几年高考试题中，无论是选择题还是问答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根据某一专题挑选材料，然后依材料设计问题。因此按专题来整合历史知识、构建学科主干知识体系也是非常必须的。

如中国古代史先秦和秦汉时期的阶段特征可以整合为：先秦（远古～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时期；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起到了奠基作用。

政治方面：

（1）商周时期，王位、爵位实行世袭制；地方管理实行分封制，确立了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王族内部实行宗法制。

（2）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制逐步走向瓦解，出现了诸侯争霸和割据混战的局面；各国纷纷开始变法，封建制度逐步确立。

（3）秦朝统一后，中央实行帝制、三公九卿制，地方推行郡县制，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4）汉承秦制，又有所损益。汉武帝时重用身边工作人员，削弱相权，地方推行郡国并行制，又实行“推恩令”等措施，解决了王国问题。

经济方面：

（1）生产工具：自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到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方式的转变；汉代犁壁的发明和二牛一人犁耕法使牛耕方式发展。铁犁牛耕成为古代主要的耕作方式。

（2）经营方式：经历了从集体劳作到个体自耕农的发展过程，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形态。

（3）土地制度：经历了井田制到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过程，封建土地私有制成为封建社会土地兼并现象的根源。

（4）经济政策：从西周时期“工商食官”到春秋战国时期大商人的出现；秦汉统一了货币，但秦汉时期歧视商人和实行专卖制度，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5）手工业：商周时期，青铜器盛行；汉代开始用煤作燃料冶铁；秦汉时期，陶瓷丝绸远销欧洲，获“丝国”称号。

思想文化方面：

（1）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纷纷登场，提出各种治国方案和道德思想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2）秦汉时期，实行思想文化专制，西汉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纳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众多学派的思想，形成了新儒学；汉武帝接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官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3）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石氏星表》成为天文历法成就的代表；《诗经》《楚辞》代表了当时的文学成就；战国的帛画浪漫而古拙。秦汉时期，以医学、数学、天文学和造纸术为代表的古代科技得到发展；“赋”成为主要的文学体裁；“印宗秦汉”的篆刻艺术产生。

3.用不同的历史观整合知识，培养多角度深层次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

（1）从文明史观看，其主要内容有：

从横向看，包括经济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政治文明（从人治、专制到民主、法治）和精神文明（从迷信、愚昧到科学、解放）。

从纵向看，人类文明经历了农业文明时代（新石器、青铜、铁器）、工业文明时代（手工工场、蒸汽、电气和信息）。

从范围上看，可分为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中华古代文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若干系统。

文明史观的掌握一要注意不同文明类型的特点与主要成就。二要抓住两个重点：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华文明（古代）、工业文明时代的西方文明（近现代）。三要突破一个难点：政治文明史。以政治制度文明为核心，辐射物质文明史和精神文明史。

（2）从现代化史观的角度看，其主要内容有：

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

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民主化、法制化。

人们思想意识的演化――世俗化、理性化、科学化。

社会生活和风俗的演进――城市化、衣食住行现代化。

对现代化评价：现代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需要人类在探索中纠正失误。如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生活恶化，女工、童工问题和环境问题等。

（3）从全球史观看，其主要内容有：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初步形成、最终形成；世界经济的体系化、制度化、全球化、区域集团化发展；中国古代文明对西方文明进步的影响及相互关系；西方近代文明对中国等落后地区的冲击与这些国家的变化；中国对外开放历程与和谐世界建设的主要举措等。

（4）注意在不同史学观理论的指导下多角度地审视重大历史事件。

二、如何提高材料处理能力

通过前面知识的整合，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历史思维能力都会有较大的提高。但要想高考得高分，还需要提高材料处理的能力。

1.仔细审题，带着问题精读材料。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材料解析题，仔细审题都是解题的前提条件。审题要做好“四读”：一读提示语，判断是根据材料来作答还是结合所学知识来作答；二读主干语，划出材料中的主干知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三读限定语，找准限定内容的时空范围，有的放矢；四读求答项，找准要求回答的内容。

2.把握命题意图，弄清几组关系。

首先是材料与设问之间的关系。据统计，70的主观性试题都是要求直接从材料中提取答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带着问题去读材料，同时在阅读时要时刻想着问题。其次是设问之间的关系。主观题各设问之间往往是递进关系，问题设计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直至推导出结论。在解答时不仅要注意各问之间的纵向联系，还应关注其横向关系。最后是材料与教材之间的关系。高考设计的材料再新，也都与教材有着密切的联系，均是针对某一知识点而设计的，所以，再难懂的材料，也可以与教材中的具体专题对号入座。

3.提炼观点，列出相应提纲，整合有效信息。

材料中体现出来的信息（包括显性和隐性两种）均显现或隐于材料之间。这些信息需要去归纳、提炼、总结。然后依据总结、提炼的观点，列出相应提纲，在列提纲时注重层次性。

材料一 ①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②江南城镇附近农户不事农耕，“尽逐绫绸之利”，渐成风尚，城中“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的情形亦载于史籍。③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织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清初在苏州复置官局，设机800张，织工2300名。至康熙六年（1667）缺机170张，机匠补充困难，而同一时期苏州民机不少于3400张。④“家杼轴而户篡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材料二 ①自中世纪晚期开始，乡村手工业特别是毛纺织业在英格兰东部、西部和约克郡地区快速发展。②商人发放原材料，回收产品，销往海内外，这种新型的“乡村制造业活动”被称为“原工业化”。③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厂”，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16世纪初，纽贝里的一家毛纺织“工厂”雇佣了1140名工人，其中近三分之二为妇女和儿童。海外市场的需求大大的刺激了此类“工厂”的发展，英国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毛纺织产品生产和出口国，1700年毛纺织品占国内出口商品的70%。④棉纺织业作为新兴行业随之兴起，其他行业也迅速扩张。机械化逐渐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并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

――摘编自《剑桥欧洲经济史》

材料三 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恩格斯《反杜林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明清之际江南手工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中期以前英国工业发展的阶段及阶段性特征。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对恩格斯所说“历史前提”的认识。

步骤一：整理设问，理清目标与路径。

步骤二：概括材料，结合所学，得出关键词。

步骤三：判断观点，寻找依据，做出论述。

观点描述：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相应的历史前提条件。

寻找证据

从材料看：材料一描述了中国古代手工业在明清之际得到发展，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材料二描述了中世纪后英国手工业得到发展，不仅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且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通过材料一、二的对比，材料三借恩格斯的言论做出结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相应的历史前提条件。

从所学看：教材提到明清之际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联系以后的历史看，却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因在于专制主义制度的束缚。教材也提到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在新航路开辟、殖民扩张的刺激下，资本主义获得长足发展。所学知识与材料信息基本一致。

第4篇：古罗马的文学成就范文

关键词：汉语书写系统字母词

一、汉语书写系统面貌更迭

书写系统指的是由文字符号、标点符号、图形符号等构成的，用来书写记录语言的视觉符号体系。以具体语言种类作为区分标准，书写记录汉语的就是汉语的书写系统。

众所周知，汉语的历史要远远早于汉字。汉字产生之前人们口耳相传，只有口语没有书面语；汉字产生以后，打破了汉语在时空上的局限，成为记录汉语的最重要的符号，汉语的书写系统随之形成。汉语最初书写体系不仅符号单一――只有字符，而且字符形式单一――只有汉字。后来，符号形式慢慢地有所增加，除了字符外还出现了“句读”和段落号，甚至出现了“。。。。。。”“……”这样强调句子的精彩部分的密圈、密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非字符号多用来表示停顿，没有多少意义上的差别，而且这些符号的使用也极少，所以古汉语的书面书写系统总体上看还是比较单调的。以后，新思想传入，西式标点也跟着进来了。1919年4月，以为首，包括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在内的六位教授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的提案，要求政府颁布通行“，。；：？！――（）《》”等标点。11月底，对上述方案作了修改，把原方案所列符号总名为“新式标点符号”。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批准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诞生，使得汉语书写系统发生了新的改变。此外，字符形式也有所变化。公元13到14世纪，阿拉伯数字传入我国。由于我国古代有一种数字叫“筹码”，使用汉字书写，所以阿拉伯数字当时在我国没有得到及时的推广运用。20世纪初，随着我国对外国数学成就的吸收和引进，阿拉伯数字在我国才开始慢慢使用，阿拉伯数字在我国推广使用才有100多年的历史，现在已成为人们学习、生活和交往中最常用的数字了。阿拉伯数字与汉字数字目前在汉语书写系统中均在使用。《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规定》（1996）对二者的使用范围进行了界定。至此，我国汉语书面书写系统产生了重要的改变：由古汉语时期汉字字符包打天下，“句读”等符号若有若无的状况转变为汉字字符和标点符号“双管齐下”，汉字式数字和阿拉伯数字“比翼齐飞”的局面。

标点符号和阿拉伯数字已经大幅度地改变了汉语书面书写系统的面貌，然而由于文字才是记录语言的最重要的工具，而在我国封闭的封建社会里自古以来就由汉字来担任这个工作，其他类型的文字不可能对汉字的地位产生影响，所以在汉语书面书写体系当中汉字“唯我独尊”的状况并没有彻底改变，直到字母词在汉语中异军突起。

二、字母词的缘起

字母词进入汉语大众书写系统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先驱――鲁迅先生的身上。鲁迅用字母词“阿Q”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彪炳千秋的人物形象。另外，与“阿Q”同时存在的还有“小D”一词。然而，从那以后汉语中字母词销声匿迹，直到后来，3K党、X射线扩大了“势力范围”，最终进入汉语的词汇体系，阿Q才不再孤独[1]，但字母词在那时仍然人丁不旺。不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信息交流日趋频繁，字母词于是如雨后春笋般在汉语里蜂拥而现。如卡拉OK、X光、B超、AA制、T型台、IC卡、IT业、T恤、IP电话、BBS、CT、E-mail、HSK、VCD、WTO、WC、Windows98/2000/XP等等不一而足。2001年7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字母词词典》，这部词典收录了2000余条字母词。近十年之后，字母词的数量又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了。如今好多的综艺节目中，源自网络游戏的“PK”一词已经大行其道了。字母词已经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体系中的一员，而且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交流日益频繁，随着中国与世界融合得越来越紧密，它在汉语中的作用和影响也必定要不断扩大。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以汉字作为汉语词汇的书写形式。从甲骨文、金文到篆书再到隶书、楷书，乃至由繁体变简体，不论如何演变始终都没有脱离汉字这一文字形式体系。而现在，许多拉丁字母形式的词汇大量地在汉语词汇系统中出现，这里面必定含有特殊的因素。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词语意义内容与承载意义的文字形式之间的矛盾。文字与语言是记录与被记录的关系，即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则是一条根本规律。文字归根结底是记录语言的词汇，这一点从鲁迅为“阿Q”命名上就可以得到证明。阿Q没有姓氏，人都叫他阿Quei，为了给这一音找到合适的汉字，鲁迅费了不少工夫，但最终都不能准确地表示阿Q的名称概念，最后只好“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汉语词汇中的第一个字母词就这样诞生了。正是由于词语意义内容的要求，其文字形式才不得不绕过汉字而采用了拉丁字母。后起的字母词同样都具有这一内因。

事物的产生、发展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字母词的出现离不开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20世纪初，正是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不断涌入，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语言文字也不例外。同样，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与世界接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加快了融入世界的步伐，信息化、现代化过程中，拉丁字母词才脱颖而出。我们从更深层次的文化角度来看，字母词实际上也就是文化流动的“风向标”。文明落后的古罗马人征服了文明发达的古希腊人，反过来要学习希腊文化，借用大量的希腊词汇，以致于在拉丁字母表中还加进了两个希腊字母“Y”“Z”。目前，中国在科技、文化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向先进学习的过程中，在文字上就会留下某些印记。“传统文化是不能造成与汉字不匹配的，只有现代科技和外来文化才可能造成不匹配。而这种不匹配必然促使寻找新的补充物来加以调整。看来，处于现代文化革新阶段的中国，不断输入新的或外来的视读单位也是必然的，也就是拉丁字母出现在汉字系统中是不可逆的”[2]。

除此之外，当代字母词的兴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环境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地推广、普及英语教学及汉语拼音教育。这也是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无数次外来文化的输入和冲击，都没有在社会上产生像今天这样多的外文字母词的缘故。英语教学的普及，拼音字母的推广，使得普通人对英语及拉丁字母也较为熟悉，也使得拉丁字母词在社会上、在民众中有了存活的环境与土壤。

三、字母词与汉语书写体系的变革

如前文所述，汉语书面语体系符号单一，即使后来有阿拉伯数字和标点符号，但书面语字符仍然是汉字一元格局。字母词成为汉语书写体系变革的里程碑。

首先，字母词的出现，打破了汉字一元格局。汉字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它与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钉头字并称为“三大古典文字”[3]。汉字在中国的语文生活中占据至尊的地位，被附着上一层神圣而神秘的光环。在古代，人们就认为“仓颉四目，生而知书”；“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汉字神圣，一笔一画无非天经地义”。现代仍然有人认为“汉字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文字”。几千年的时间积累，使人们对汉字普遍怀有一种眷恋情节，把它当作一种文化标志的符号和文化区别的象征，有些人甚至将汉字作为图腾来崇拜。汉字也的确在中国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为多民族、多地域方言的中国书面语统一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在信息技术瞬息万变的今天，汉字也的确存在着诸多不合时宜之处。在表达新概念、新事物，尤其科技内容很多的词汇时，汉字就会捉襟见肘。比如，一度非常流行的“MPEG 1 Audio Layer3”，汉语翻译时用汉字来记录则相当困难。实际上只能做到为它做阐释说明，即“一种常用的数字音频压缩格式，也指采用这种格式的音频文件及播放这种格式音频文件的袖珍型电子产品”[4]，根本就没有办法为它立名。而且，翻译中“一名之立，旬月踯躅”，“一名之定，十年难期”与现实交际的迫切需要严重脱节，所以通用、简洁的“MP3”就被大众约定俗成了。字母词也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了汉字的助手，在它“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替代汉字来为汉语服务。从此汉字就不再是记录和书写汉语的唯一的文字了。汉语的文字格局就要从原来的汉字一元化渐渐走上字母与汉字二元化的道路。

不管人们感情上是否愿意，心理上能否接受，字母已经在汉语里大量使用却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汉字而言，字母词的出现实在是“及时雨”。它不仅帮助汉字更好地完成了服务汉语的任务，而且将汉字从“高不胜寒”的神坛地位上解放出来，打破了汉语只能由汉字来记录的偏见。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冷静更理智地去对待汉字，不“掩瑜”也不讳饰。字母词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文字为工具的本质，使人们可以更清楚地区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促使我们可以真正地把汉字作为一种工具来看待，而不只是图腾标志。

字母词打破了汉字一元格局，也就改变了汉语书写体系的面貌，成为汉语书写体系变革的里程碑。它的出现和大规模使用使得书写汉语又多了一种形式，而且多了一种文字形式。汉语文字体系由“一语一文”（汉语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变为“一语双文”（汉语普通话和汉字及拉丁字母）。

字母已经和汉字混用形成字母、汉字的混合体。在词汇上有汉字、字母共同组成的词，如AA制、IC卡、T恤等。在语句中有字母与汉字共存的句子，如“北大彩票所结合了MPA与MBA二者的特点，进行课目设置。”[5]在当今的书刊、报纸、杂志上，这样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了。当然，现在来看，字母与汉字还不成比例，汉字仍占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字母相对而言还处于弱势。但是不管怎样，这毕竟是现代汉语书写系统发生的新变化，必然会对将来的语言文字生活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字母词的出现和使用标志着中国正在进入双文制时代。因此，它也成为汉语书写体系变革的里程碑。

注释：

[1]我国权威的规范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于1978年12月初版把阿Q、三K党和X射线收入词典。

[2]史有为：《汉语如是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页。

[3]周有光：《汉字和文化问题》，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4]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五版，第18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