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艺术和古文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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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科学艺术和古文化范文

【关键词】糖画 传统文化 传承推广

在众多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糖塑是与甜食紧密联系的传统技艺。糖画是民间糖塑的一种，食用性和观赏性是糖画的两个最显著特点。文献记载，糖画起源于四川，脱胎于明代的“飨糖”，之后吸收了民间皮影、剪纸艺术的表现技法得到了发展。由于时代的改变，曾经流传很广的糖画现在很难见其踪迹，现在只有古文化街、庙会等特定场合才会出现，其中以天津、四川为多。糖画作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民俗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传承先辈们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必须走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才能摆脱现阶段糖画发展面临的困境。

一、糖画发展处于困境的原因

糖画发展经历了萌芽期、兴盛期、衰退期三个阶段，其中，糖画的衰退期持续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因为环境和政策的改变，才重新唤醒糖画的生机。在此之后的十几年时间内，糖画凭借广泛群众基础，迎来了短暂快速发展期，但这仅仅维系了十几年，之后又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一直到现在。糖画在改革开放后快速兴起又快速消失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物质条件的富裕，健康标准的提高。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追求的标准也随之上升。特别是在饮食方面，卫生、安全是唯一至高标准。由于糖画是民间走街串巷的技艺，在制作工艺上难免与手接触，因而容易导致细菌滋生和传染。在高质量生活标准面前，传统糖画的消费群体消失不可避免。

第二，获取糖的途径广泛、花样繁多。糖是中国人非常喜爱的食物，由于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已是今非昔比，获取糖分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身体对糖分直接获取已经不再重要，致使消费糖画的群体正在慢慢变少。

第三，国家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不够重视。中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片面强调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弱化了民间传统艺术的延续和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国家层面想快速恢复国民经济，缺少传统民间艺术保护和传承的政策；二是没有强化民众保护和发展传统民间艺术的意识，基础教育没有正确的引导；三是缺少长远眼光，没有看到民间传统艺术背后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缺少对传统文化产业扶持的政策。

二、糖画发展的出路

1.糖画工艺技术的改进

糖画在消费群体的压缩、售价不高的情况下，糖画艺人付出劳动的收获很难支撑生活的需要。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打开市场，首先要在工艺上改进，提高糖画的卫生安全标准。工艺改进可从两方面体现：

一方面，调节糖稀制作配料的成分。糖在短期内容易吸收水分而潮解，不易长时间保存；制作糖画的糖稀冷却凝固容易变脆，这两个因素导致糖画不易批量生产。为了使糖画能长时间保存，增加糖画的韧度，有必要改进糖稀的原料配比。通过调节糖稀成分的比例，可以延长糖画融化时间，保持酥脆的口感。

另一方面，采用自动化设备（糖画机）。传统制作糖画时的熬糖和作画可由机器完成。只要在原料盒里装好预先配置的原料，糖画机可以做出恰到好处的糖稀，然后自动输入到铸好的成型模具中，放置竹签调温冷却至凝固成型。采用糖画机生成的糖画，在制作工序、效率、卫生方面有明显的优势。目前，糖画机在天津、四川等地古文化街、庙会等场合经常见到，成为糖画制作的一股新兴力量。①

2.糖画作为民俗文化推广的载体

糖画是中华文化传承的一个载体，可以把民俗场景和民间艺术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从民间技艺传承的角度上讲，糖画不是孤立存在的，从糖画的身上可以看到民间皮影、剪纸艺术和雕刻的影子，这说明糖画在发展过程中借鉴了其他民间技艺的创作手法。②糖画创作题材包括小说戏剧人物、神话人物、上古神兽、帝王将相、花鸟虫鱼、飞禽走兽、民俗场景、吉祥图案等，这些题材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③通过糖画的展现，可以感受古代中国民间艺人的智慧和伟大，聆听他们创作的气息。把糖画和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融入现代设计理念，创作出适合现代人审美情趣的作品，可以有效地保持糖画的生命力。一方面，糖画可以通过民俗文化题材的创作而得以更好地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民俗和民间艺术可以通过糖画进一步发扬光大。

3.糖画的市场化与国际化

虽然国家已经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但其力度远远不够。国家在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同时，还要在物质上给予支撑。政府政策的保护，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关键是要把传统的民间技艺市场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糖画发展面临的困境。糖画消费者是糖画的生命力之源，要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把糖画推向市场。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要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向世界，让更多外国人感受古老东方文明神奇的民间艺术。

结语

糖画的发展历程是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一个缩影，糖画赖以生存的条件改变以及新兴事物的出现，势必吞噬糖画存在和发展的土壤。为了更好地延续先辈们遗留下来的中华民族瑰宝，必须认清糖画发展道路上面临的困难，在此基础上挖掘糖画中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在发展过程中寻求传承的途径。

（注：本文为天津市文化艺术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项目编号：D12022；天津科技大学校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20228；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210057019）

注释：

①高乃明.舌尖上的职业――糖画艺人[J].职业，2012（8）.

②董飞飞，谢朝.浅析糖画的制作工艺[J].艺术与设计（理论），2010（4）.

第2篇：科学艺术和古文化范文

关键词：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 历史 研究

一、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概述

“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指的是二十世纪末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仍在发展的一个文学进程。是古代中国文学到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演变并最终成为现代文学的完整过程。作为推动中国文学向世界文学格局并入发展的重要进程，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在中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与交流中形成了文学方面、道德方面、政治方面等民族意识，并且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折射出中国古老民族及文化在新旧交替中收获的成果和精神。现阶段，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主要包括以下主要类型：即将融入“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中华民族灵魂”的主题文学；以“悲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美感文学；从文学语言结构中散发出来的艺术风格现代文学等。

二、世界文学形成及发展进程

1827年，歌德大局性以普遍人性观点为出发点，对世界声明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因此，随着世界各民族的开放及发展，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文学汇聚形成了世界文学，因此，抛却世界文学单独叙述某一个国家文学的独自发展已经脱离了事实，由此可见，二十世纪的文学已经不再是国家封闭环境内发展起来的文学，而是世界共同发展而来的文学。

世界文学不断发展，直至二十世纪末期才达到上限。在融入世界文学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融入途径也不相同。首先，获得独立的拉丁美洲以《拉美文学史》这一著作的出世宣告了汇入世界文学。其次，具有丰富古文化的非洲大陆和亚洲则有所不同。二十世纪非洲的传统文化开始向现代文化转变。而亚洲日本、印度则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开始了自我现代文学的崛起，从世界各种文学成果中汲取经验和灵感，以推动本土文学的前进。

而中国，也在世界文学迅速融合发展时同步发展，尽管遇到了一些险阻，但是却从失败中学到了文学艺术、经济法律、政治观念等。其中，裘廷梁《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将文学媒介中的问题清晰的提了出来。而这代表着中国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开始划清，包括文学观念、作家语言、表现手法及地位。时期，是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蓬勃发展时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极其痛苦、充满不堪的情况下融入世界文学的。

三、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悲剧感

在不断发展中，中国文学向世界展现了本身灿烂的东方文化，并且在世界中展现着自身发展中的创造性，对于世界文学的研究一直都在进行，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却一直停留在浅显层次，甚至无法明确二十世界中国近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事实上，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不如表面上的一帆风顺。因为，在落后的民族、文化极其贫瘠的亚洲，文学的发展环境过于动荡不安。

首先，这个时期的文学担当起了对大众启蒙的职责，并且企图通过民主、科学的方式来打击封建传统，鲁迅就是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发展中的代表者。文学围绕着政治形势做着一切宣传，并且不断服务于民族解放。其次，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斥着焦虑、危机的时代，因此，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表达中充满了对生命及社会的焦灼感和危机感，并且表现出与十九世纪激情、正义、理性迥然不同的文学气息，笔者将这种气息归纳为充满现代悲剧感的气息。其次，在世界焦虑的影响下，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在悲凉沉郁当中继续前进，但却少了真正意义上的号召力，号召内容严重空泛含糊，给众人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错觉，充满了时代悲哀与悲戚。

四、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变异

单纯从表面内容上对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整体性进行分析，不难看出文学发展进程与艺术形式有着密切关系。而中国文学史上，也发生了以文学艺术变化为主体的形式变异，文学的不断发展使得不妥协的形式革命代替了传统上递增并存形式的兴衰变化。一直占有文学主要地位的古典文、曲、词、诗的主体文学地位也开始动摇，文言小说几乎消失，而现代短篇小说、散文诗、报告文学、话剧等前所未有的新型文学文体开始出现在文学领域。令众多担心的不是新型文学的出现，而是每一种文体都是新出现的，而且在文学表现上还不完全成熟，在发展中势必面临着更多更艰巨的挑战。

五、总结

总之，文学领域是一个新旧交替时常发生的领域，不断都新鲜热血流入文学领域，不可能得出更加定性的研究结论。尽管从整体对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进行分析，充满了变数，也缺乏更充分的资料支撑。但是，通过本文对世界文学及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多元化相融合将会是我国现代文学最正确、最合理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1.王成一，崔斌.《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道德'》[J].山东社会科学，2009，（1）

第3篇：科学艺术和古文化范文

我从小就喜欢涂鸦,在陶瓷艺术的环境中长大,对传统陶瓷艺术有着很深的感悟,后跟杜浩生学艺,所以传统的元素是扎根于我的脑海中。我一直在陶瓷上进行传统粉彩山水和花鸟画创作,后来又学了一些现代山水画,所以经常在两个艺术空间中穿梭。在两个艺术形式中吸收营养。我把认可的现代艺术元素用于陶瓷传统绘画中,开始有点难以适应,要理解古人是怎样画画的,他们对大自然的审美意趣如何,这些东西都要有一定深度的了解,才可能画好传统的艺术陶瓷绘画。是不是传统,是不是很到位一般人是不容易看得出来的。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逐步领会传统陶瓷艺术的诸多要素,也领会了传统绘画的其中奥妙。慢慢也就相得益彰,收获丰厚了。下面我就个人在传统陶瓷绘画中的心得谈谈感受。

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全世界就我们独有,所以我们说中华文化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世界其他古代文明几乎都消亡了。中国的绘画,也就是中国的水墨画是中国文化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绘画在历史上是以传承的方式来延展的。这个可能是和中国的文字与毛笔分不开的,不管今天的人们如何使用钢笔和电脑,只要中国的文字不变,中国的文化基因就不会变,那中国的特有的水墨就不会变。我们中国早在隋代的展子虔,到唐代的李思训父子,北宋的“米点山水”和“青绿山水”。“米点山水”的创始人是米芾,一直到明清,中国传统水墨画发展基本上没有脱离这根线,到了民国一些大家出国留洋才有所改变,但水墨韵味和特色还是没有变。如刘海粟,林风眠,黄宾虹、傅抱石、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大师等等。这些大家们,他们无不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完善自我、最后超越自我。

中国画是我们中华艺术的主要载体,中国的艺术陶瓷是亚载体。两种载体互为因果,为母子关系。其实陶瓷绘画比中国水墨画的历史要早两三千年之久,如红山文化就有彩陶,以及河南的仰韶文化中的彩陶图案,已经是中国古文化基因进化雏形的开始。当然彩陶其工艺本身有一定的难度,造价高和推广难,作为器皿仅限不大的生活领域。而中国纸张的发明和毛笔的运用是中国水墨画得到基本地位的确立。因为纸和毛笔成本低,在传播文化上最后起到主流作用。中国文化基因开始有型了,进化的方向已经确立。中国的水墨画反过来又影响到陶瓷艺术的装饰。而景德镇的艺术陶瓷自民国以来,珠山八友等一批文人墨客的介入,直接把中国画融入了陶瓷,从此景德镇的陶瓷不再是图案的天下。珠山八友的文人画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以芥子园画谱为基础的青山绿水。他们有的就是学扬州八怪的画,也是直接拿来主义,景德镇的陶瓷山水从此丰富多彩,又有了新的品种。今天景德镇的传统粉彩山水画以汪桂英为代表的一支和王云泉后人为代表的一支,两系支基本上是同工异曲,基本都是珠山八友的后代。我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在传统陶瓷绘画的熏陶下,自然非常深爱这些民粹,加上又学了新的现代美学,所以不能完全走老路,既要保持传统的风格和美学。又要有所突破。景德镇艺术陶瓷是中国陶瓷集大成于一身者,有着深厚博大的文化底蕴,是中国绘画的一个特殊的载体,它不完全同于纸本画,当然是它的工艺造成的,因为陶瓷的材质非常优美、白里泛青、如玉一般。这是纸本没有的优势,所以更要注意留白,青山水色要和优质的陶瓷浑然一体,才是艺术家最高的境界。所以我在有意无意中寻找突破。通过大量的写生得知西画很多的科学方法,如焦点透视、三维空间和色彩的冷暖对比,自然界里的四时季节、晨昏阴晴,如光对山石物象的雕刻、明暗对山石层次的衬托等等。树木品种丰富千树百态,从枯树入手捕捉各种树木的特点和造型。树木生长依自然环境不同而有种种变化。我从传统中走出来,又回到“传统”中去,这不是简单的回去。不仅是绘画的表现技法更多的是思维方式,和对美又有了新的见解,包容了西方绘画的元素,色彩更加自然。画对山石保留原有的状态,有点西画中的风景画。自然也有点国画的神韵,这也许是时代的变迁,从传统中走出的不仅是绘画技巧还有人的思维的变化。这就是我在画粉彩陶瓷时候,要把西法加以改造,有面又有线,又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欣赏习惯,又符合我的个人口味和又被现代人认同,它不是完全用线来表示的,而是用面来表现的。但我在画粉彩陶瓷的时候,要把西法加以改造,有面又要有线,这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欣赏习惯,又符合我的个人口味和又被现代人认同,这就是我的目标,这就是我的发展方向。

总之,画画是一件很难很难的艺术工作,画瓷器似乎更难,因为她是工艺艺术品,直接面对市场,个人的艺术感觉很重要,可客户的感觉也很重要。尤其在这个很重视职称的年代,年轻的艺术家是很难发挥其艺术个性的,只能依靠市场来发展自我,慢慢地向自我的艺术靠近,完善自我。艺术瓷器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其装饰性,这点和其它的艺术品是有区别的,把握其装饰性,一定是很漂亮的。我在画花鸟的时候就是用很强的装饰色彩,甚至现代解构,在不同的空间中穿插,大胆地简化,是简练而不是简单,在色调中找到和谐,在自然中找到抽象。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在我每一件作品上加一点新的元素,使之日趋完善。完善自己,超越自己,这是一个真正艺术家所需要的本能。但愿我以后有更大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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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科学艺术和古文化范文

研讨会收到论文30余篇,28位代表在大会上宣读论文。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本次学术研讨会旨在弘扬、保护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深入开展阴山音乐文化研究,交流近年来内蒙古地区民族、民间音乐教育经验和乡土音乐教育研究成果。会议围绕阴山音乐文化的科学界定及其概念、范畴、源流、内涵与外延、学科定位,乌拉特、鄂尔多斯音乐文化、二人台、漫瀚调、爬山调等方面的研究,黄河音乐文化与草原音乐文化的关系及比较研究,环阴山地区宗教、仪式音乐以及音乐文化志的考察与研究,匈奴、突厥等古代阴山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及阴山地区音乐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同时对内蒙古乡土音乐教育的现状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另外对于新世纪内蒙古高校乡土音乐教育的探索与创新,内蒙古乡土音乐资源与高等音乐教育之关系,高等师范音乐教育如何突出民族与地域特色研究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综观会议研讨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关阴山音乐文化的诠释

这是本次学术会议的重点研讨议题之一。这方面的论文集中就阴山音乐文化的科学界定及其概念、范畴、源流、内涵与外延、学科定位等问题做了必要和细致的探究,采用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拓宽了研究领域和视野,以有利于阴山音乐文化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

樊祖荫(中国音乐学院)在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谈到:“本次会议把阴山音乐文化与乡土音乐教育研究联系在一起进行研讨很有意义,很有战略眼光。这是两个既可相互独立,又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课题。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渠道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民间活态的自然传承;另一个即是通过学校的教育传承。我谓之“双渠道传承”,后者正是我国百年学校音乐教育中所严重缺失的。只有让青少年们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能使民族文化之根深深扎入大地,继而枝繁叶茂”。

赵宋光(星海音乐学院)在题为《阴山南北河套内外,地理迁活历史》的论文中,通过从古到今这一地域的35项可以载入史册的事项的详尽描述中指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几十个古代民族曾在这里交汇融合。几大文化板块交接在近代史上撞击出绚丽的火花,当代航天飞船返回地球恰恰选中这里的一片平坦的草原为适宜的着陆场等,这一切历史事项又将预示着什么样的经济、文化前景呢?解答这一历史之谜是当代文化研究的职责”。

冯光钰(辅仁音乐学院)在《阴山地域文化区传统音乐的保护与当代生存发展之路》的论文中指出:“阴山山脉横亘在内蒙古中部及河北北部的广大地区,是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区。有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品种,应当从系统性、整体性、开放性三方面揭示这一地域文化区传统音乐的特性;进而去寻求这些传统音乐当代的生存之路。”同时他还提到:“值得高兴的是,继长江、草原的纵横交错板块状地域音乐研究取得初步成果后,现今又由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阴山音乐文化与内蒙古乡土音乐教育研究’学术研讨会,开启了‘阴山山脉音乐文化’研究的进程。这次学术研讨会将‘阴山音乐文化’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无疑是很有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良好开端”。

潘照东(内蒙古社科院)在《阴山文化及其历史影响》的主题报告中指出:阴山音乐文化是阴山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要研究探索阴山音乐文化,就有必要对阴山文化做全面的诠释,从阴山的定位、内容、内涵、特点及其历史影响做出翔实、严谨的学术阐释。并引用明代顾炎武之言,以“得阴山河套得天下、阴山河套安天下安”之言,强调了阴山独特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阐述了阴山文化是联系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纽带,在整个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阐述了移民文化所具有的包容并蓄、融会贯通的多元复合型文化的特点,内涵、底蕴更为丰富,历史影响更为深远广泛。

柯沁夫(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在《高举阴山文化旗帜,探寻啸乐文化源流》的论文中首先高度地评价了包师音乐学院高举“阴山音乐文化”旗帜的深远意义。并通过“阴山文化”与“泛阴山文化”区域范围的阐释中指出,必须承认阴山文化圈的文化是以草原原生文化为基本形态,是最为生动和最有代表性的,是以草原民族和中原民族交融中实现文化变异和创新发展起来的次生文化、共生文化。三种文化共同组合为中国北方富有特色的复合文化。并对“啸乐文化”的界定、内涵与外延,“啸乐文化”的重大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炜民(包头师范学院历史学院)对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阴山文化研究》课题做了介绍,并就此课题选题的意义和思路,中国文化和阴山文化的关系;阴山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他强调阴山文化在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却没有真正反映出来,并呼吁深入地挖掘阴山文化是我们的职责。

张贵(包头医学院历史学院)在发言中认为,阴山音乐是中华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阴山音乐有着自身的特点和独特的魅力,发掘阴山音乐文化资源,创作阴山音乐精品,必将推动本土音乐的发展,促进我国音乐的繁荣。

二、蒙汉交融的区域性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研究

研讨会将乌拉特、鄂尔多斯音乐文化、二人台、漫瀚调、爬山调等方面的研究作为本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体现了本次会议对蒙汉交融的区域性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研究特别关注,并试图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研究这些姊妹艺术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明确这些姊妹艺术在其整体文化中的位置和作用。

郑少如(西口文化研究会)在《再论西口文化》的论文中指出:“西口文化是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交流汇萃之地,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汇交融之果,因此有着鲜明的特色,是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是草原文化最为闪光的一颗明珠。”并通过西口文化与草原文化;西口文化与包头的品牌文化;西口文化与晋商文化;西口文化与旅游文化四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包头是个非常适合发展经济的地方。又是晋商发展延续的脉络,所以包头要打出自己的文化品牌,以使相关产业才会兴旺发达,繁荣昌盛。

柳陆(包头文联)在题为《西口路上的苦歌与心歌》的论文中通过多次对西口路的田野调查认为:“走西口的人共同唱的这些民歌,是在黄土高原那些穷乡僻壤缘起的,其传承流变中经受苦难历程。大量的民歌所反映的生活、表现的主题、演唱的风格、抒发的情感、律动的节奏,无不带有比一般民歌更加浓厚的悲切色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民歌不是唱出来的,而是“哭”出来的。山曲儿作为民间乡土文学,它最大的特点是方言的使用。也正是这些大量的有生气的方言,才丰富了这些山曲儿的艺术魅力,使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

李野(内蒙古诗词学会)在其论文《蒙汉文化交融的产物———漫翰调与二人台》中认为:“包头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包括北方许多游牧民族和汉族)的活动区,因此,包头的历史,是历代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共同编写的。包头的文化,也是先后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包头的文化,是一种多元融汇的文化。所谓多元融汇:一是多民族文化的融汇;二是多种宗教文化的融汇;三是多种地域文化的融汇。”由于蒙汉两族音乐长期的密切接触和双向交流,所以二人台的唱腔和牌曲,从旋律、节奏、发音吐字的方法到器乐的演奏技法,无不渗入了蒙古族音乐的一些影响、一些韵味。而融入二人台音乐的蒙古族乐曲,也受到汉族民间音乐的影响,发生了一些变化,变得同二人台音乐浑然一体。漫瀚调的曲调主要来自鄂尔多斯高原的蒙古族短调,虽然也有一部分源于汉族的山曲儿,但从总体来讲,漫瀚调是蒙古族民间音乐同汉族的民间诗歌的融合,也可以说是一种大型的“风搅雪”,鲜明地显示出蒙汉两族文化交融的广度与深度。

王星铭(包头市广电局)以1978年包头日报曾开辟了一个专栏“以李野老师为旗帜号召二人台必须走戏曲道路”为话题,谈起了当时自己对二人台体裁的困惑,并多年进行田野采风,曾在二人台研讨会议上阐述过自己的观点:“二人台有曲目和剧目组成,二人台艺术形式应包括二人台坐腔、二人台舞蹈,二人台歌曲、二人台戏曲等多元形式,二人台打坐腔中存在着多元发展的可能,二人台只是一个戏路的形式还不是戏曲的形式。”同时谈了对漫翰剧和包头的音乐风格的认识。

苗幼卿(内蒙古艺术研究所)在《二人台牌子曲探究》一文中认为,二人台牌子曲系内蒙古西部区最具影响的民间丝竹乐种,要早于二人台的形成,曲牌源于多方面,既有古乐曲遗存,也有从蒙古族民歌和汉族民间音乐中衍变而来。同时,还吸收了部分宗教音乐,系中原汉族移民音乐文化与当地蒙古族民间音乐文化的艺术结晶。

李红梅(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关于二人台传承与发展的的几点思考》的论文中提出;“随着当代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生活的巨大变革,二人台的生存环境也变得日益严峻和复杂,面对新生代对二人台喜爱程度的弱化趋势,如何挖掘、整理、保护、发展二人台音乐,使二人台的音乐精髓得以保存,艺术生命得以延续,是摆在音乐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在二人台的继承与发展中需要通过横向借鉴与纵向继承的统一,程式性与即兴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等方面来继承、发展二人台”。

臧志君(内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在题为《从蒙古民歌的多样性看西部民歌的多样性》的发言中讲到:“在研究蒙古族民歌时看到西部民歌也存在多样性的特点,近年来发行了民歌典藏———三代长调歌唱家的原声汇萃、六大民歌色彩区民歌经典,在出版发行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由于不同色彩区受所居住的如山地、河流等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所以其曲调、风格、形态各有不同”。

杜容芳(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在发言中深入浅出地讲解并演唱了不同的漫翰调、爬山调、山曲儿、风搅雪,从而直观形象地介绍了各种姊妹艺术之间风格的不同。她强调指出:民歌是人类文化最珍贵的部分,因为民歌是从泥土中来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研究民歌要深入下去,由对文化的认识引申到对民歌的进一步认识。她特别强调漫翰调的传承靠年轻人,靠学校。希望能办一个传承班。

刘新和(内蒙古艺术编辑部)在其论文《爬山调美学四题》中认为:“言爬山调美学,必须先言爬山调;言爬山调,必先言‘西口人’。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如果没有西口人,便没有爬山调;西口人是一个由来自内地移民与其后代构成的复合体。近年来,学界将由西口人创造的文化称之为‘西口文化’。透视爬山调,人们不难看出西口文化所蕴含的独特美学价值。爬山调全面、系统、直接地反映了明中期以后延至清、民国及以后西口外人民群众的生活风貌,描绘的是具有多种多样画面的场景,表现出不同层面人物心理与思想状态,质朴、深邃、凝炼,特别是对爱、爱情的理解与表述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马春生(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爬山调文化艺术研究之思考》的论文中指出:目前对爬山调文化艺术科学的认识与梳理还缺少大文化的观念与多元文化、异质文化共生的理性分析,缺少从爬山调产生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爬山调生成的环境,爬山调曲式结构、音阶、音调、节奏、节拍等的运用,爬山调歌唱形式及歌唱方法,爬山调歌词的艺术特色研究等方面的系统梳理与阐述”。

姜晓芳(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试论爬山调与信天游之比较》一文认为,爬山调和信天游基本上同属于一种类型的民歌体裁,因此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如都采用两句一组,每句字数不限,多用比兴的手法,并在歌词中出现大量的方言土语,使其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同时,由于地理环境、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的不同,两者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朱文成(内蒙古河套大学)在《音乐艺术的常青树———山曲儿的艺术特点及审美》的论文中指出:“山曲儿短小精美,琅琅上口,是深受晋、蒙、陕、冀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应当呼吁共同抢救、挖掘、整理创新民族音乐,使山曲儿扎根于民族历史与生活的土壤中绽放异彩”。

胡佳(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论文《浅析内蒙古西部汉族民歌的艺术特征》中通过对于爬山调、漫翰调的历史来源及艺术形式、题材内容进行分析,概括出各自具有多元化和独特化的艺术手法和特点。

贺宇(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其《探寻格亥图村秧歌艺术的载体———秧歌队》的田野调查报告中指出,格亥图村的生活环境和秧歌队产生的土壤血脉相连,要想了解跑圈子秧歌在格亥图村的重要位置,首先要了解该村秧歌队的构成。秧歌队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时代的产物,从队员的地位以及队员身份的演变中可看出时代的烙印。一个地区民间音乐的形式,常常是折射这个地区音乐生活的一面镜子。对于当地秧歌队员的生活、生平以及周围村民对他们表演的评价、观察和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寻找传统文化历时与共时的轨迹,有利于深化对跑圈子秧歌的理解、认识和研究。

三、环阴山地区宗教仪式音乐及音乐文化志的考察与研究

这是近年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学术研究方向是通过对宗教音乐在宗教和宗教仪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宗教音乐传播的本土化、变异等问题深入调查,仔细分析,拓展其研究领域后展开的,并通过图、谱、志等音乐文物的出版介绍,为研究阴山音乐文化提供更为翔实丰富的实证。

杨玉成(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其论文《18世纪蒙古族音乐巨擘梅日更葛根》中讲到:18世纪上半叶,蒙古族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杰出的人物———梅日更葛根。他有超常的智慧和渊博的知识,且一生孜孜不倦,硕果累累,在佛学、经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医学等诸多领域中均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特别是为藏传佛教的蒙古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他也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音乐巨匠,从18世纪中叶以来,内蒙古西部乌拉特各旗大大小小二十几座寺院,一直用他编创的曲调念诵他翻译编配的蒙文经文。他一生作有大量的歌曲作品,这些歌曲目前已经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歌体裁,乌拉特人称之为“希鲁格哆”。这个人就是被乌拉特人尊称为“喇嘛歌者”的三世梅日更葛根罗桑丹毕坚赞。该文对梅日更葛根所做贡献进行了深入、客观的学理阐释。

段泽兴(内蒙古艺术研究所)从《内蒙古音乐文物大记———内蒙古卷》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启示中谈到,“此书是把流传于内蒙古所有音乐方面的文物分为乐器类、图像类提供给大家作参考,通过此书收录的文物可以进一步了解内蒙古地区丰厚的音乐文化遗产,可以通过文物证实历史上中国北方民族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十分密切,如距今6000年以上的埙的发现意义极其深远。阴山音乐文化的概念很大,其中有许多文化现象是重叠的,其文化内涵及外沿的界定应更为清晰”。

张晓武(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其论文《分析两首———“草原圣歌”从圣诗音乐创作作品看内蒙古环阴山地区基督教(新教)圣诗音乐本色化作品变化进程》文章中,例选了两首“草原圣歌”进行分析研究,揭示出这一地区圣诗音乐本色化创作作品的特点以及在内蒙古环阴山地区地方音乐文化中所处的地位和对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圣诗音乐本色化创作的意义。

佟占文(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故事•表演•文本———蟒古思因•乌力格尔〈宝迪嘎拉巴可汗〉探微》一文中,对布仁初古拉演述的蟒古思因•乌力格尔《宝迪嘎拉巴可汗》的故事及文本进行类型学分析,讨论了故事如何通过表演而生成文本的过程。认为,蟒古思因•乌力格尔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故事类型,其表演按照既定的程式进行,文本是表演的结果,同时它是反映故事、考察表演过程的参照。

四、内蒙古地区乡土音乐教育的探索与创新研究

为了使内蒙古的乡土音乐资源能够转化为教育资源,使内蒙古的音乐教育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本次会议特设了此方面的研讨内容,与会的专家们对此议题提出了很多良好的建议,使大家充分地认识到教育在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就引进多元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实现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达成了共识。

张天彤(中国音乐学院)首先传达了近期在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召开的音乐学院学科建设会议的精神,并以《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科建设》为题介绍了中国音乐学院在其学科建设方面的经验和在传承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模式中所取得的一些优秀成果。

金铁宏(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关于民族音乐教育的若干思考》的论文中强调:民族音乐艺术传流,是整个民族的精神纽带,它作用于民族个体和群体;能使整个民族思想统一,情感融洽,意志集中。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一项基本工程。

因此,加强民族音乐教育的意义,已不仅是音乐教育本身,而是对我们的新一代树立起健康的审美心理和正确的价值观念,热爱中华民族,热爱民族的音乐艺术,从而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并使整个民族团结一致,奋发向上,对于创造性地振兴中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崔东伟(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高校公共音乐课与民族情怀的培养》一文中通过对高校开设公共音乐课的作用、艺术教育与民族情怀的关系以及高校公共音乐课如何实践对大学生民族情怀的培养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为高校艺术教育的完善提出新的思路。

李书宇(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其《写在包头市中小学音乐教师骨干教师培训后的感想》的论文中提出:“我区有着非常丰富的音乐资源,我们可以尝试编写我区自己的中小学音乐地方教材。例如,二人台进入中小学音乐课堂。二人台是内蒙古地区的重要艺术资源,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受到了许多其他音乐文化冲击。如今,在文化界人士的大力呼吁下,二人台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在我区中小学开设二人台课有利于强化学生民族文化学习的意识,更可传承我区民族优秀文化,并可提升学生对于民族、民间艺术良好的鉴赏能力。”在文中他还对提高教师培训的认识,对音乐教师培训的经费投入,提供更为广阔的继续教育平台等方面提出了良好建议。

张静(河套大学)宣读了其论文《内蒙古西部河套地区钢琴教育研究》,并在发言中谈到她参加巴盟河套地区阴山音乐文化教育课题组的工作情况,提出今后努力将地方性的民族文化资源引入大学的课堂中的设想。

王文娟(包头市北重中学)在《对现行初中音乐教学内容更新的建议》一文中提出:只有对初中音乐教学内容进行不断的更新,才能更好地提高初中生对音乐的兴趣,培养初中生具备自主能力、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激发他们热爱祖国音乐艺术的情感,培养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

第5篇：科学艺术和古文化范文

【关键词】经济；民族；文化；彝族；保护

一、楚雄市彝族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

楚雄市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公元前4―5世纪，这里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并有了较为发达的古代文化。在先秦、两汉至魏晋时期，居住在西南及楚雄境内的氐后裔，被称为叟、氐羌、青羌等。经过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分化与组合，到唐初出现了“乌蛮”、“白蛮”两个族群。“乌蛮”是以清寒时期的叟为主体发展而成的，其后裔主要成为彝族。“罗罗”是彝族的旧称，现在楚雄境内还有自称罗罗颇的彝族。楚雄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汇之地，各种文化在此交融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同时也有许多南诏大理文化和彝族古文化的痕迹。彝族有十三个支系，在楚雄市辖区内主要有的主要是罗罗支系，语言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

二、楚雄市彝族文化的现状

楚雄彝族的住房大致分为瓦房、茅草房、土掌房、闪片房、垛木房和麻秆房，随着经济的发展，彝族农村住房多被砖木结构的瓦楼房所取代。住房坐像多为坐北朝南，少数因地势关系各异，但绝无向西的，因为太阳西落，意味着不吉利。

彝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音乐舞蹈因绚丽多姿的表演形式、丰富广泛的表演内容、浓郁质朴的民族气息、激情豪放的地方特色使人如痴如醉。楚雄市境内的彝族舞蹈主要有：大三弦舞、葫芦笙舞、羊皮鼓舞、左脚舞等；歌乐主要有：酒歌、祭祀歌、阿苏、山歌、笛子调、小三弦调、葫芦笙调等，其中内容最丰富，内涵最深厚的歌舞为大三弦舞、羊皮鼓舞、阿苏、酒歌、祭祀歌。彝族的器乐也很独特，如树叶、小闷笛、月琴、大小三弦、芦笙、羊皮鼓、毕鲁等都是彝族群众喜爱的乐器。

毕摩文化是世界民族宗教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是中国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涉及和包容了彝族的哲学思想、社会历史、教育伦理、天文历法、文学艺术，风俗礼制，医药卫生等丰富内容的完整的活态原始宗教文化。在彝族的生产和生活中，天天有歌舞，月月有节日，每个节日都有一套完整的仪式和美丽动人的传说。例如：“火把节”的祭火神、祭天神、祭羊神、耍火把趋害虫祈求来年五谷丰登；“马樱花节”的祭马缨花、爬刀山、梅葛说古、插花；“彝族十月年”祭太阳神、庆丰收过大年。每当节日来临，彝族群众全村载歌载舞、纵情欢乐。彝族的许多史诗、古歌，大多是由毕摩祭祀口传心授以说唱的形式传承下来的，例如彝族英雄史诗《铜鼓王》，民间史诗《梅葛》，以及《五兵歌》、《茶姆》、《阿鲁举热》、《毕摩经》等都是彝族文学中的瑰宝。

古老的彝族十月太阳历是彝族群众智慧的结晶。据推测，此种历法渊源于远古伏羲，约有上万年的历史。它把中国的文明史追溯到埃及、巴比伦、印度三大文明之前。彝族十月太阳历以12属相回归纪日，3个属相周期为一个时段（月），即36日为一月，30个属相周为一年。1年10个月，360日，10个月终了，另加5日“过年日”，习称“过十月年”，全年为365天。每隔3年多加1天，即闰年（闰日），为366天。

楚雄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广场中间红、白、黑等多种颜色的花岗岩墙壁上雕刻着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明过程和计算、换算方法，彝族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以及彝族古代文明成果等，有的用文字记叙，有的用图画说明，人和动植物形象栩栩如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随处可见，可谓是一部浓缩的彝族历史。

三、楚雄市彝族文化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彝族与汉民族的经济文化的不断融合，加上“强势文化的不断冲击，使得彝族群众的思想意识、传承观念、发生了变化，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一些民族文化元素临近消亡，作为彝族外在标志的服饰和内在标志的语言也被逐步同化。

传统的民族特色逐渐被淡化，讨亲嫁娶民俗简单化，火塘文化功能丧失，以前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隆重而火热的节日，如今也简化成了商品交易。群众对传统文化意识淡薄，民族文化传承出现断层，没有形成自觉、自愿、主动传承民族文化的共识。

旅游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的矛盾。由于楚雄市努力打造彝族文化旅游品牌城市，在民族文化旅游经济不断成熟的同时，也使许多本来的民族特色文化逐渐丧失，转而发展成为商品化的样式。比如许多彝族村落婚丧嫁娶等都有一套本民族的原始的风俗和仪式，但由于受到旅游文化改造的影响，加上许多年轻的彝族同胞意识方面欠缺，致使本来纯朴的民风民俗也日益向着以发展旅游经济为目的的商品化方向发展，即不再遵从本来的样式，形成了一种民俗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改变的趋势。

彝族文化开发和利用不够。本地区对于彝族文化的开发大多仅限于对那些具有商业价值、观赏价值的文化、以及城区周边的村落文化进行开发，而不注重甚至忽略了对那些原始的、本民族内在的具有本民族内在特征的文化的开发。另外，旅游景点的商品大多是一些普遍的旅游通用商品，缺少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旅游商品，独特的民族文化品牌未形成。

四、对楚雄市彝族民族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整合文化产业资源，加大特色文化保护中的科技投入，积极引进专业人才。在诸如文化搜集、提取和文物保护等多个环节，必须要有足够的科技和人才作后盾，才能保证在文化的开发过程中合力利用，精细分析，否则可能由于缺乏相应的科技投入和相关人才导致利用与保护出现矛盾，民族文化因此遭到破坏。另外应继续培养文化传承队伍，特别是对个别民族文化气息比较典型的村落和地区，应该加大文化传承的宣传力度，培养本地区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积极性，让民族文化得以原汁原味的传承下去。

要科学编制彝族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划清开发与保护名录。把彝族文化保护与开发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通过各个涉及单位之间的密切配合，科学论证、精确定位，对可以实施开发的项目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对该实施保护和传承的项目妥善安排、加以重视。资金方面，在开发旅游项目的同时，应相应加大对保护项目的投资，以便这些传承千年的文化得以留存发展。

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一味的追求经济的发展，也不能总是强调一成不变的传承民族文化，毕竟民族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自始至终都处在新旧更替的不断变化发展中。今天对于民族发展的过程来说，也只是一个阶段，而不是民族最终的形态。因此，我们不能为了经济的发展亦或是民族文化的保护而忽略了民族本身的发展。一个民族想要强大，在关注自身已有条件之外还要取长补短，不断的发展更新已有经济或是文化。总之，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不能以少数民族的原始落后为代价。

【参考文献】

[1]巴莫阿依，等.彝族风俗志[M].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2]杨圣敏，等.中国民族志（修订本）[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第6篇：科学艺术和古文化范文

关键词：城市建设遗产保护

现代城市建设和历史遗产保护

在历史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交叉路口,文化遗产是个充满魅力而又令人感到沉重的话题。如何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传承文化遗产,如何既对得起子孙又无愧于祖先,值得每一个城市和她的人民进行思考和探索。文化遗产既是昨天的辉煌、今天的财富,也是明天的希望。因此,面对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必须以文化战略的眼光进行审视,从全局的、宏观的、战略的和发展的角度来加以思考和分析。

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存，一个城市和建筑本身都是文化现象，城市和建筑不单单有它物质的内容，也有它文化方面的内容。对于文化来讲，继承传统，延续历史是必然的现象。应该说文化和科技大概有很大的不同，当然广义的文化也包括了科学技术，狭义的文化是指文学艺术、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如果这两个范畴分开的话，应该说它有不同的性质，就一个城市来说，它既是一个科技的产品，又是文化的产品。它既要承载生活，也有文化的内容。所以一般讲城市要区分文化艺术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不同。科技的发展靠的是发现、发明、创造，有了新的就不用旧的。在发展过程中不时回顾传统和以前，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读唐诗三百首、我们甚至可以读诗经，这都三千多年了，城市和建筑恰恰是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综合，所以我觉得我们谈问题的时候分清属性，对历史遗产的保存，恐怕就是对于文化延续的这方面所要了解的。

历史遗产体现出的城市文化特征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对于现代都市人而言，还是一种精神的慰藉和一种“审美”的渴望。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已逝历史的残留物，而一个遥远的历史时代能够成为人们憧憬和崇敬的对象，并能够示范和评断当前将会流行的行为范型、艺术品范型和信仰范型。正历史的辩证法同时也证明，对过去的依恋和移情，有时又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一种精神力量源泉。正是人类的过去，扩大了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生活空间，从过去寻找精神的慰藉，吸取自信和勇气，获得明智和谦逊的品格。籍助于此，现代都市人可以认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孤独的。

城市的特色通常由以下几方面构成：一是文物古迹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城市文物古迹所代表的历史文化内容和形式上。如开封是历史上著名的宋东京城（又称汴梁），其文物古迹所呈现的主要是宋朝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开封的铁色琉璃塔塔都是宋代的文物遗产，大相国寺虽是明清时代的建筑，但使人联想到的，仍然是脍炙人口的宋代轶事。安阳城内外留有各个时代的文物古迹，而最重要的，则是我国有史以来最早的都城遗址――殷商遗址。因此，殷墟王宫遗址、墓葬及与此相关的文物陈列，是安阳古都最明显的特色。

二是自然环境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名城的山、水、风景的特色风貌上。绍兴是江南水乡城市的典型；承德以大型皇家园林、外八庙和承德十景为主要特征；大理滨临洱海，泉州紧靠晋江，从而形成各自的自然环境特色。

三是城市的格局特色，它反映了一个城市的规划思想。如河南商丘县，外城圆形、内城方正，河壕宽广，城中道路纵横规则，路格划分均等，是典型的州府城市格局；苏州因水网密布而形成前街后河的街河相交的双棋盘格局。

一个城市并不一定必须完全具备上述诸方面的因素，才能被称为有特色的城市。但是，有特色的城市至少必须具备这些因素之中的一个或几个因素。毋庸置疑，在上述诸因素中，历史文化遗产是最能体现一个城市特色的东西。

在城市建设中对历史遗产的保护

首先是第一个层次是保护文物古迹，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文物保护法》规定要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定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古迹是一般名称，“文物保护单位”是法定保护的名称。文物保护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保护的目的是真实全面地保护并延续其“历史信息”和全部价值。所有的保护措施都应该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目前对文物价值的损害大多是反映在对文物环境的破坏上。保护文物古迹的历史环境不只是为突出文物建筑的观赏价值，还有多方面的意义。它可以完整体现文物建筑历史上的功能作用，可以让人们认识文物建筑原来的设计匠心和艺术效果，还可以让人们全面准确地理解当时的历史事件。

其次是保护历史街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应予以保护，划定为地方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这个提法突出了传统风貌和一定的规模，体现了它与“文物保护单位”在层次上的差别。历史街区、历史地段是一般名称，“历史文化街区”是法定保护的名称。凡是需要保护的地区，就不能按房地产开发的方式进行运作，其保护整治不能要求就地平衡资金。一些城市的经验证明，在历史文化保护区中即使制定了好的保护规划，但若由开发商来主导建设，为了平衡资金、追求利润，只能是不断修改规划，其结果是达不到保护的目的。正确的作法是由政府主导，按照规划的要求制定相关政策，保障按规划实施。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整治不可大拆大建，要采取逐步改善的方式，尊重居民的意愿，保护居民利益，保持社会的稳定。可以政府出资为主，居民出资为辅，按“政府主导，居民参与，公司运作，渐进改善”的方式，作好保护区的保护整治工作。

第三才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关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原则，既要使城市的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又要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善居民的工作生活环境。城市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成千上万人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城市的经济要发展，设施要改善，生活水平要提高，要实现现代化，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还要积极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它在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促进作用。对古城格局和传统风貌提了保护和延续两层意思，对现状完好的应予保护，新的建设则要求延续，延续格局和风貌特色应成为古城地区的建筑创作设计的一项原则，新建筑的形象要考虑与传统建筑的对话与联系，作到既有时代感，又与历史相呼应。

结论

在历史文化名城的非历史传统地区，即城市新区，新的建设本不必受到诸多限制，但做为一个城市整体，还应该创造自已的城市特色，避免千城一面。对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来说，应该尊重历史传统，延续历史传统，建设与历史相联系的美好城市特色。

参考文献：

[1] 阮仪三,李红艳. 原真性视角下的中国建筑遗产保护[J]. 华中建筑, 2008, (04) .

[2] 魏秋利,张建军. 建筑遗产保护[J]. 陕西建筑, 2006, (02) .

[3] 李求军. 建筑遗产保护的未来之路[J]. 中国房地产, 2008, (02) .

[4] 朱光亚,杨丽霞. 浅析城市化进程中的建筑遗产保护[J]. 建筑与文化, 2006, (06) .

[5] 喻学才. 中国建筑遗产保护传统的研究[J]. 华中建筑, 2008, (02) .

[6] 李新建,朱光亚. 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对策[J]. 新建筑, 2003, (04) .

[7] 郑林伟. 从“原真性”出发理解建筑遗产保护[J]. 建筑与文化, 2005, (03) .

第7篇：科学艺术和古文化范文

盘点――文化积淀着实深厚

禹州历史悠久，丰富的文化遗存和积淀奠定了禹州颇具潜能的文脉基础。一是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遗存。禹州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是一座具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在阳翟建都，使禹州成为中国最早的都邑，享有“华夏第一都”之誉。瓦店、吴湾、阎寨遗址的成功发掘，成为禹州“夏文化”的有力佐证。宋钧官窑遗址、神后古瓷窑遗址、钧瓷一条街、禹州钧陶城和怀帮会馆、药王祠、禹州中药材专业市场等，彰显着禹州辉煌、连绵的“钧瓷文化”、“中药文化”。画圣祠、画碑林苑、吴道子画会展示着禹州独特的“画圣文化”。二是群星荟萃的名人文化。禹州人才辈出，相继孕育出了先秦法家韩非子，秦代杂家鼻祖吕不韦，西汉政治家张良、改革家晁错、史学家褚少孙，东汉行书鼻祖刘德升、曹魏谋臣郭嘉，东晋政治家褚子，唐代书坛大家褚遂良、百代画圣吴道子，明代五朝元老马文升，清代重修《禹州志》的王聿修等贤达名流。三是脍炙人口的传说典故文化。有上古黄帝的传说，巢父、许由的传说，夏禹的传说，张良的传说，钧瓷的传说，吴道子的传说等，此外，夏启大飨诸侯于钧台、少康中兴、成汤灭夏、狄人破栎、金元三峰山大战、李自成克禹州、捻军据禹、蒋冯阎大战等，也在禹州留下动人的历史典故。四是星罗棋布的古迹名胜文化。境内已查明各类有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达70余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13处，许昌市级10处；各类古文化遗址23处，古冶金和古瓷窑遗址148处，古建筑100余处，古墓葬200余处。五是独具特色的民间工艺文化。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窑变著称的钧瓷艺术和剪纸、农民画、葫芦烙画、刺绣、泥塑、布老虎、民间灯艺等。

传承――强力实施文化带动战略

（一）逐渐完善文化设施。随着经济发展，禹州市逐步加大了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投资370万元建立新广播电视发射塔；投资100多万元开通MMDS微波传输系统，建成有线电视站20个，实现广播和有线电视的全覆盖和村村通；投资127万元，修建电影院广场、影剧院广场；成立画圣吴道子书画院、吴道子艺术研究院、吴道子画廊等。尤其是近年来，文化建设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1999年10月，市图书馆成为许昌市范围内唯一一家“国家二级图书馆”；图书发行网点覆盖全市26个乡镇（办），经营品种达12000种；市中心LED全彩户外电子显示屏为活跃和丰富城市居民文化生活增添了一道亮点；颍河游园、滨河游园、颍夏广场、影剧院广场等一批绿化广场设施逐步齐全；市图书馆新馆、科技文化中心、体育馆、少年宫等一批规模大、品位高的文化基础设施正在筹建，博物馆建设已列入重点工程项目。同时，对古钧台、禹王锁蛟井、钧官窑遗址博物馆等一批文化设施进行了更新、改造和维修。

（二）不断夯实文化产业基础。近年来，禹州市大力实施“文化兴市”战略，文化产业基础进一步加强，产业规模进一步膨胀，由不同文化领域的市场――图书报刊、广播影视、戏曲表演、电子音像、网络文化等构筑的一体化的文化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全市具有一定规模的各类经营性文化单位达500余家，市豫剧团、市图书馆、禹州电视台等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文学艺术领域创作出了文学作品《河南民间文学集成・禹州故事卷》、《禹州历史名人胜迹》、《大禹的传说》，豫剧《少年英魂》、《颍河骄子》、《青山情》，剪纸《麒麟送子》、《千蝶图》、《图》、《献给母亲的爱》以及《禹州市志》、《禹州年鉴》等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影响较大的文艺精品。文化产业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势头。

（三）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禹州市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单位的内部改革，逐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抓经营性文化单位的体制创新和机制转换，发挥市场机制对文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解放了文化艺术生产力，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市图书馆、文化馆、新华书店大力推进劳动人事、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激发了内在活力，服务水平和质量进一步提高。市电影公司改制工作已纳入2005年全市改制重点单位序列。市豫剧团拓宽经营思路，大力推行以文养文、文企联姻，先后组建了盘鼓队，开办了戏曲茶座，举办了一系列小型营业性演出和各类庆典演出，并与市大涧工贸实业有限公司联手，取得了第七届中国“映山红”民间戏剧节金奖第一名，并成功筹办第八届中国“映山红”民间戏剧节，使剧团逐步走上了良性的发展轨道。

（四）积极组织大型文化活动。2002年以来，禹州市成功举办了药王孙思邈国际医药文化节、钧瓷文化周及禹州市农民文化艺术节、禹州杯全国豫剧票友（戏迷）大奖赛、方山恳亲溯源大会、第八届中国“映山红”民间戏剧节等多项大型群众文化活动。此外，颇具地方特色的灯节群众文化活动一年胜过一年，竹马、旱船、高跷、秧歌等内容鲜活的民间艺术表演以及灯谜晚会、风筝放飞、象棋等一系列文体活动，较好地满足了各层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需求。

聚焦――文化资源有待整合

近年来，禹州市的文化建设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但总的看来，禹州的整体文化资源优势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文化资源整合利用不够，文化资源的优势尚未转变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一是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潜在价值缺乏深入研究和发掘利用，没有很好地将文化资源融贯于塑造城市的特色中，使禹州的城市形象不够鲜明。二是对旅游资源的统一规划管理和整体开发利用做得不够，在景区建设中对文化内涵表现的完整性、系统性重视不够。三是大型文体场馆、标志性文化建筑少，演出场所少，社会娱乐场所欠缺。四是文化产业发展尚未形成规模，总体上处于小规模的粗放经营阶段，投资渠道单一。五是城市建设的文化基调不够清晰，对文化品位和地方特色考虑不多，成片建设还没有纳入文化范畴。

彰显――张扬文化力

增强经济竞争力

（一）提高对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要制定和完善文化发展战略目标，坚持以城市文化整体发展为前提，以提升城市文化品味为重点，以优化文化产业结构为关键，振兴禹州地方文化，促进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要加强对禹州文化特色的研究，深入探讨如何开发利用独有的文化资源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问题。要把文化建设融入城市总体发展中，在文化标志、文化形象、文化氛围、文化特色上大做文章、做大文章，在城市建设、经济建设、文化事业发展方面凸显地方文化特色。

（二）融注人文特色，提高城市建设品位。一是城市规划设计注重提炼特色。把城市文化建设与城市建设和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把功能性与审美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大城市建设中的文化增量，提高城市设计和建设的文化品位。宏观上，总体把握城市形态规划，融进文化因素，注重景观视野和城市特色的保护，突出城市鲜明的个性和地方文化特色。中观上，在城市街区、建筑群、大型景观以及道路交通的规划设计工作中，重视整体设计，统一风格，构成城市市容文化景观。微观上，严格质量，讲求当代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呼应，讲求街市、广场、高层建筑、楼台亭榭的艺术品位，呈现审美观念和审美特色。二是城市建设注重文化品位。要重视和加强人文景观建设，在与环境相协调的基础上，讲求造型优美有特色，展现地方风格。要注重营造艺术化的生存环境，重视园林、雕塑、建筑小品在景观中的作用，注意注入艺术性和文化含量，讲究整体协调和有序搭配，起到“文化之眼”和“画龙点睛”的功效，凸现禹州空间的文化含量和文化特色，构建禹州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外观特色。三是善待城市文化资源。要处理好旧城改造与传统保护的矛盾，把珍贵的历史文化符号和质素作为积极构件融入新建设中。要保护好城市历史文物、场所以及历史性建筑、街区、地段，保持其传统风貌，重点保护、修复和开发利用一批代表禹州历史文化的文物建筑和优秀历史建筑。

（三）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一是把文化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要把兴建一批规模大、功能全、品位高的文娱、体育等文化设施融入城市发展规划中，并逐步配套完善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等文化娱乐场所，加快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改变文化设施落后状况。二是积极举办大型节庆文化活动。继续办好药王孙思邈医药文化节暨药交会、钧瓷文化周、画圣艺术节等，争取举办全国性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三是增强文化保护意识。切实做好文物古迹等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走综合利用与保护一体化之路。搞好民间艺术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开发戏曲、民间工艺等艺术资源。

（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要创新文化体制，放开文化发展市场。政府要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转变，文化企业单位要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独立法人实体。要改革文化投资体制，允许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生产、经营文化产品，逐步形成政府、集体、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多体制并存的文化发展格局。要发展一批文化产业项目，组建若干文化产业集团，形成规模优势。要积极争取承办、举办全省性和全国性经贸洽谈会、文物珍品展、钧瓷精品展等会展活动，把更多的人吸引到禹州来，提升禹州的文化地位。

第8篇：科学艺术和古文化范文

关键词: 孔子 教育思想 教育方法 创新

孔子长期从事教育活动。他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的有七十多人,有一整套完整的教育理论,这些理论中都包含着创新教育的思想因素,他对我国的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是空前绝后的。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在长达四十年的教育生涯中所积累起来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经验,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经过两千多年社会实践的检验,直到今天仍然散发出熠熠的光辉。

一、教育思想的创新

教育思想指人们对人类特有的教育活动现象的一种理解和认识,这种理解和认识常常以某种方式加以组织并表达出来,其主旨是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

孔子之前的古代教育制度是官学,可以说是一种贵族教育。他生活于春秋晚期,那个时候礼崩乐坏,世衰道微,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完全被打乱了,“学在四夷”。孔子以“存亡继绝”的历史使命感,抢救并整理了濒临散失的上古文化典籍,同时以此为教本,创办私学。孔子的学生中既有鲁国的子路、伯牛、颜渊、仲弓、樊迟,又有卫国的子贡、陈国的陈子禽、吴国的子游;既有比孔子小4岁的秦商,又有比孔子小53岁的公孙龙;既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颜渊,又有“以私车五乘从孔子”的公良孺;既有“闻一知十”的颜回,又有“闻一知二”的子贡。子曰:“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总之,孔子不因为贫富、贵贱、智愚、善恶把人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他一手把官学转为私学,将贵族垄断的知识才艺传授给庶民百姓,使教育由贵族化走向了平民化。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虽说今日早已把“有教无类”这一教育思想落到实处,但在2500年前,这一思想毫无疑问掀起滔天巨浪。这种敢于打破世俗独创教育思想的做法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二、教育方法的创新

(一)“夫子教人,各因其才”。

孔子弟子众多,素质各不相同,因此孔子针对各人的能力、性格、志趣等具体情况实施不同的教育。具体情况可以由以下两则事例说明。

1.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

孔子对自己学生的性格为人、资质才艺十分了解,对他们的优长与缺点也非常清楚。子路直率、胆大过人、自以为是,他行事处世比较鲁莽,容易犯冒进主义错误。冉有谦虚、懦弱,做事无主见,善退缩,胆小怕事。鉴于两人性格不同,孔子给子路泼点冷水,告诫他凡事要谨慎考虑,多听他人意见行动;给冉有加油打气,鼓励他更加果敢大胆地行动。

2.众弟子问仁。颜渊问仁,孔子以“克己复礼为仁”教之;樊迟问仁,他以“爱人”答之;仲弓问仁,他以“己所不为,勿施于人”应之。孔子认为颜渊能实行孝悌、忠恕等道德;樊迟天生愚钝;仲弓,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三人水平不一,三个答案深浅不同。

所以,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后来,朱熹在《论语注》中总结孔子一生“施教”理论,归纳出八个大字:“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高度概括出“因材施教”这一伟大的教育思想。孔子的这一思想传承至今,已经成为尊重学生个性、促进主动学习、实现各展所长的一剂良药,在当时是具有超前意识的。

(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孔子曾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则不复也。”孔子认为启发诱导学生思考问题,也要看火候,不到想求通又无法弄通的地步,不去开导他;不到想说出又说不出来的地步,不去启发他;举一例不能类推出其他几例就不要再教下去了。这就更说明孔子采用的启发式教学也具有创意意识,这与传统的生填硬灌式的教学方式有根本区别。这是一种高超的教学艺术,这个教育的精神就是学习的主动权必须交给学生。

前苏联著名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苏霍姆林斯基说:“世界上没有才能的人是没有的。问题在于教育者要去发现每一位学生的禀赋、兴趣、爱好和特长,为他们的表现和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和正确引导。”这段话再次验证了孔子具有创新性的教育方法是正确可行的。

(三)教学相长。

子贡请教孔子说:“穷而无诌,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于是说:“《诗经》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学而》)由此可见,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在教学上是互相启发、取长补短的。孔子认为只有师生之间互相启发,才是最好的教学方法。反过来,颜回在孔子面前从来不提相反意见,孔子就批评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孔子提倡“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认为求学者要有强烈的主体精神和求学要求。孔子虚怀若谷,善于从每个弟子身上吸取所长,弥补不足,“回之信”“赐之敏”“由之勇”“师之庄”“贤于丘”,做到取长补短,教学相长。这与以往的一味维护师道尊严有本质的区别,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同时提高老师和学生的水平。

现行素质教育要求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尊重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获得发展。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当今的素质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科学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第9篇：科学艺术和古文化范文

关键词: “河图洛书” 黄河文明 产生条件

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没有衰落的大河文明,尤以黄河文明最为光彩夺目。

黄河文明的形成期大体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前后经历了两千年之久。在这一时期,神州大地出现了许多地区性文明,如在长江流域有成都平原文明、江汉文明、太湖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在黄河流域有甘青文明、中原文明、海岱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在东北有燕山地区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红山文化。各个地区性文明都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学术界都给以高度评价,但是到后来有的文明中断了,有的文明走向低谷,只有黄河文明如中流砥柱,朝气蓬勃,吸纳、融合了各地区文明精华,向更高层次发展。

黄河文明的发展期是它的升华阶段,从时代来说主要是夏商周三代。这时的黄河文明主要凝聚在黄河中下游的大中原地区,大中原地区文化是黄河文明的中心。在大中原域内的河洛地区文化是黄河文明的核心。考古学家发现了属于王朝性质的都邑有登封王城岗原八方遗址古城、新密新寨古城、偃师二里头城址、郑州商城、偃师尸乡沟商城、安阳殷墟和洹北商城,以及在陕西和洛阳发现的西周、东周都城遗迹,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均在河洛地区。因此,河洛文化不仅是一个地区性文化,而且是延续约两千年的王都文化,是黄河文明最核心的载体。

二、从“河图洛书”的产生条件看其与大河文明起源的关系。

先说明中国的文明是黄河文明,中国文明的产生都是由水而生的。因此这个至今还充满神秘感的“河图洛书”的主要特点就是源自于水文化,从它的传说中也透露出水文化的气息。

(一)从远古传说看,人对自然的需要促使了“河图洛书”的产生。

相传上古伏羲氏时,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为《周易》来源。又相传大禹时,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如《竹书纪年》记载:“舜乃设坛于河,依尧故事。至于下昃,荣光休气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言:当禅禹。”这是说禹执掌天下,是在舜设坛沉壁祭天之后,河图传达的天命。还说:“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讫,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退入于渊。治水既毕天赐元圭以告成功。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至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禅即天子位。洛出龟书是为洪范。”这一段话,除反映君权天授外,值得注意的是提到河图是言治水之事,提到的洛书(龟书)是洪范,而洪范是治国的大法。显然,在这些中国古文化最权威的经典看来,“河图洛书”应是远古东方庄严而崇高的法典,是华夏传说中祥瑞而神秘的圣经。另外,《春秋运斗枢》言及黄河出图,在场者有帝舜及大司空禹;《尚书》称“天乃赐禹洪范九畴”;汉代孔安国称:“天癸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第之,以成九类常道。”《广物博志》亦述及“禹授河图”之事。“河图洛书”的产生都与大禹有关,与战胜自然灾害有关。从诞生来讲,重点提到了黄河与洛河,从而也说明了它与水的紧密联系,与人类的母亲河――黄河的关系。

(二)“河图洛书”为何诞生于黄河流域。

“河图洛书”最早诞生于河、洛两条河流,也同样说明了它与水的密切关系。“河出图,洛出书”,明确地告诉了我们黄河、洛河与“河图洛书”的关系。远古时代,“河图洛书”作为传授“天命”的重要方式,为什么会与水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呢?如前所述,它源于当时严重的洪患灾害。人们为了谋求生存,不得不长期与洪患灾害抗争。在原始社会,人们过着渔猎、游牧的生活,“逐水草而居”,“择丘陵而处”,以逃避洪水。到了传说中的神农时代,有了农业,有了一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需要保护,采取了“潺”和“堙”,防止洪水入侵,即以挡水的办法来防止洪水灾害。到了尧舜以后,大禹首先使用了“疏”和“分”的方法,即以宣泄减免水患。另外,也说明了河洛地区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考古专家已经证实,夏禹宇宙期后,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部族逐渐向黄河流域集中,河洛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史记》语),即夏、商、周三代皆建基于此,“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在这里产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从“河图洛书”的产生地――洛I看,“河图洛书”的产生有何特殊条件。

“河出图,洛出书”为什么会发生在“洛I”?“洛I”之名最早见于先秦文献,是传说中黄帝“修坛沉壁”的地方(《水经注异闻录》载:“黄帝东巡过洛,修坛沉壁,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字。”),尧、舜、禹、汤等也都在此举行祭天仪式,并接受“河图洛书”。《尚书・禹贡》说大禹治水,“东过洛I,至于大邳”。“洛I”位于巩义市境内的黄河、洛河交汇处。那么,这个地方在远古时期为什么会像秦以后泰山那样引起古人和古代帝王的高度重视呢?这是与当时“洛I”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河、洛交汇后在这一带发生的河势变化等有着密切关系的。一是“洛I”周围早在远古时期便是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地方。裴李岗遗址、仰韶遗址、龙山遗址,以及夏商周各代遗址等都是在这一带被挖掘发现的。发展到中古时代,这里曾一度是政治、军事战略要地,也是水运交通的枢纽。洛口仓、洛口屯、洛口城、洛口驿等,都先后出现在这里,可见“洛I”的重要历史地位。二是“洛I”在古代还曾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有许多传奇性的故事发生在这里。如,《尚书・夏书》中记载:“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I,作五子之歌。”太极图、河图、洛书、八卦等这几项享誉中外古今的传统文化,也都与“洛I”有关。有人认为太极图虽然含有深奥的哲理,但它的图像源于自然界,是受河、洛在“洛I”两水相撞,形成漩涡,清浊分明的启发而构思出来的。邙山上“伏羲画卦台”的存在,更有力地证明了八卦的产生也始于“洛I”。三是与“洛I”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水情有关。据专家考证,远古时期,黄河、洛河交汇的地方有着广袤的水面,特别是在汛期。从华阴、砥柱一泻东下的黄河,在这里南纳入伊洛河水,北接入济水、沁河后,忽被横亘在面前的大邳山阻挡,于是湍悍之水涡漩,抬升而形成巨大、宽广的水面。因此,也就有了“沉壁祭天”、“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洛I”作为这一神话传说的诞生地,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

三、剥离“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色彩,或可以将其看作黄河文明起源的侧记、缩印。

传说,往往是一个民族古老的记忆,“河图洛书”也不例外。深入研究“河图洛书”及与此伴生的古代水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它对后人治黄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大禹治水的精神,始终是后人治黄、战胜严重的黄河洪水灾害的动力和源泉。我国是一个水利大国,也是一个水利古国。中华民族的治水传统与华夏文明一样源远流长。

“河图洛书”传达了古人什么样的治水信息呢?“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是讲大禹受“天命”而治水的事。大禹成功治理水患,既是上天的安排,又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三过其门而不入”。因此,他也就成了人们永远敬仰的英雄。另外,在《尚书・顾命》篇中将“河图洛书”与“大玉、夷玉、天球”等并列,似乎其应该是玉类宝器,故元朝人俞琰的《周易集说・系辞》中推测“河图”是刻有文字的宝器,南宋人薛季宣的《河图洛书辨》中推测“洛书”是古地图,“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类似《禹贡》、《山海经》一类图书。

到了现代,更有人把“河图洛书”推测为我国游牧时代的气候图和罗盘。但深究起来,“地图”说更为可信。远古时期,人类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居所不定是其最大特点,长途跋涉在所难免。在和大自然的抗争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地图的重要性,地图成了人们战胜自然,获得生存的重要工具。当然,地图也被首领和古代帝王视为神授之物,拥有了它,也就拥有了一切。然而,在众多的文献记载中,“河图洛书”为什么又成为代表神意,是“圣人”得到“天命”的征兆,相当于符命一类的东西了呢?“凤鸟不至,河图不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等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符命又是什么呢?它是被歪曲了的自然现象。如果我们剥去它的宗教神话外衣,便显现出一个核心观念:文化起源于人类模仿自然。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河图、洛书、八卦,都是初民图绘自然界物象,用以说明事理的,现在虽然所绘的物象已不可见,但在传说中还保留着这个图绘记事的面影。”不难看出“河图洛书”的出现与古人治水的密切关系。因此,如果说它是一种文化现象的话,它首先应该是水文化。水文化起源于“河图洛书”,后人在治水中所创造的灿烂文化都是这一现象的继续和延伸。

参考文献:

[1]杜学知.河图洛书八卦与图绘记事.《大陆》杂志,VOL8,(2).

[2]李雪格.探寻黄河文明[M].东方出版社,2004.

[3]马新,齐涛.中国远古社会史论[M].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