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中的女性地位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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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中的女性地位范文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高中语文教学中儒家思想的体现

韩愈在《师说》中强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古往今来以一贯之的教育思想 。在中国教育史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者一直贯彻着人格培养精神。因为儒家着重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十分关注人的存在，十分强调“为仁由己”“君子求诸己”“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心”“诚意”“修身”“慎独”等观念，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道德学问和人生志向方面自主自强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儒家学者在开创了中国“语文”的教学体制的同时，即把“语文”教学与学生人格培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所以，纵使时代变迁，儒家传统思想在当代高中语文教学中仍有体现：

1、 高中语文教材内容

高中语文教材中直接选录了不少《论语》、《孟子》、《荀子》和《学记》中的篇章，而教材中其他诸多的文言作品也渗透着儒家思想。

如《述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公治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等，还有人教版必修三《荀子•劝学》中“学不可以已”，“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人教版必修一《名著导读》中《论语》提到：“‘仁’绝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它也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要达到“仁”，就要做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些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作品，不仅从教育学习的角度传授给学生以文化知识，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而且还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2、 教学方法

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对儒家的教育方法感受最深。它的因材施教的思想、教学相长的思想，它的启发式、积渐式方法等等至今应用广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的权利。这也时刻提醒我们，用爱来关注学生，平等地对待学生。在六年的教书生涯中，我也能始终做到不以成绩好坏另眼看待学生，总是耐心的回答学生的提问，特别关注学习有问题的学生。儒学认为：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 特别是“因材施教”的思想，对现代教育影响尤为深远。《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到高中语文课程要“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这个个性其实就是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个性化。而要做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必须要因材施教，从学生和教材两方面出发，教材必须符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同时考虑学生的个性特点和个性差异，适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使每个学生的才能品行获得最大发展。

3、 高考试题

作为高中教学的指挥棒――高考试卷，从近几年试题的选文来看，也深刻反映出儒学的影响。

2010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辽宁卷）第一卷阅读题的现代文阅读《文化遗产的寿命》剖析了儒家思想，选择题“2 下列关于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理解，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也特别关注儒家学说。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Ⅱ）第一卷的第二大题《经典是这样铸成的――编辑．流传小史》也关注了儒家经典――《论语》。

浙江省的高中语文新课程有一个特点：要求学生研读儒家经典《论语》。2009年浙江新高考试题中，考查了对《论语》片段的理解，要求“根据孔子与子贡的对话，概况出一条教学原则，并加以评析。”这些考题的出现提升了高考语文卷的品位，为新高考语文试卷也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三、 语文教学的价值取向与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虽然说儒家思想一开始出现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不可否认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儒家的内在精神是内仁外礼、培养人才、教化民众，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高度文明与和谐。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高中语文课程要充分发挥其促进学生发展的独特功能，使全体高中学生获得应该具备的语文素养，并为学生的不同发展倾向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要为造就时代所需要的多方面人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发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点和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基于此，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就更应具备儒学观念，时刻准备把儒家教育渗透进语文教学中。在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的同时，让学生乐意地去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提高自身修养，增强民族自豪感。

第2篇：儒家思想中的女性地位范文

《凤顺姐姐》中的凤顺是一个一生都在不断上演逃离―私奔―失踪戏码的悲剧女子，“逃离后爸，逃出教会执事家，与洗衣店伙计私奔，后跟了个走南闯北的木匠，这次又是狗贩子……”，短短几句话就勾勒出凤顺的整个人生历程。这个在当时的韩国为人鄙夷、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物，其悲剧形象的背后又有对生命的不屈不挠与对生活的另类感悟，其悲剧命运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意在分析凤顺这一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和悲剧命运，并探讨产生其命运悲剧的原因。

一.凤顺的人物形象特点

1.命途多舛、颠沛流离。文中凤顺似乎一生都与悲剧结缘。出身困苦，生活中一直都在逃亡和流浪。幼时遭遇后爸与教会执事的虐待，成年后所遇非人，总是为人利用，为一个个男人私奔、生小孩，继而又毫无例外的被抛弃，这无疑是极其悲惨的。而这在当时的韩国社会，比起同情，获得的更多的是鄙夷和嫌弃。这从主人公妈妈满是鄙夷的口吻中就可窥见，“凤顺好像跟一个流窜的狗贩子对上了眼…留下四个异父孩子，也不觉得害臊”、“说老实话她是长得好看哪？还是身材好哇？……还不是看她能干就骗走她，好使唤她嘛”。周边环境的排斥更加剧了凤顺的悲剧，她的困苦无助非但未得到同情与救助，反而更遭孤立嫌弃。直至最后，从小被凤顺带大，一直视其为亲人的主人公在时隔30年后偶遇凤顺时，看到一身褴褛、脏乱不堪，身上“散发着刺鼻的味”，“抱着一个脏包袱打着瞌睡”，样子与乞丐无异的凤顺，在地铁上被人用嫌弃鄙夷的眼光打量，被小声议论“有些精神不正常”时，自认“体面”的主人公也无法顾及幼年亲情，赶忙扭过了头。至此，凤顺彻底成为边缘人物。

2.坚强勇敢、倔强执着。一生都与悲剧相伴的凤顺，从另一角度，也可看到其内心深处的坚强勇敢与倔强执着。当从妈妈口中听闻凤顺第三次与人私奔时，主人公毫不惊讶，因为知道“她会那么做的。即使过了五十奔六十，她也会那么做的，那样的她才是凤顺姐姐。”继父打骂，教会执事虐待，洗衣店伙计轻贱与殴打，七八个月胎儿流产，第一任丈夫病死，从小当做亲人的主人隔阂疏远，如今的居无定所。当其中任何一个都可将人完全击垮的磨难集凤顺于一身时，我们却看到一个对生命不屈不挠，对磨难与希望有着另类感悟的人物形象。凤顺在第一次与洗衣店伙计私奔时痴心一片，在已知第一任丈夫有病，娶妻仅为传宗接代时，仍毅然嫁入，后又因同情与狗贩子私奔，都可看出其内心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只要有一丝希望，她从不放弃。在经历诸多坎坷后，她仍能笑着说“那个人不一样啊，我觉得这回是命运的安排呢”。这就是凤顺姐姐，她仅有一个最朴实的希望，那就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文中对凤顺眼神的描写，尤为印象深刻。刚经历丧夫之痛，又被唯一可投奔的女主人拒绝收留时，凤顺的眼神使主人公“心脏好像蓦地停住了”，眼神中“好像包含无论怎样被搓揉也依旧傲然的自尊心，也似乎透着临过绝境的人才会有的达观”。这种类似“希望”的眼神，在时隔30年后，电车上偶遇时，仍“令人可怕的”在她的目光里出现。此时的她已一身落魄，俨然成为另类，“希望之类的东西”出现在这样的人眼中，似乎是如此不协调，也正因如此，它带给主人公和读者的震撼可想而知。

二.凤顺人物悲剧的成因

1.外部原因。小说的背景是在60～70年代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此时，人们初尝经济发展带来的甜头，对物质的欲望空前膨胀，人性与道德逐渐被对物欲所替代。凤顺所遇之人，就是当时社会大众的缩影。洗衣店伙计把凤顺的痴情用作赚取陪嫁的工具;穷困时期相濡以沫的主人公一家，也因钻戒的丢失对她怀疑拷问;第一任丈夫家为传宗接代，不顾丈夫生病娶凤顺进门;其后的男人为得到免费长工，对其百般欺骗。就连从小被凤顺带大，视其为“妈妈”、“姐姐”的主人公，30年后重遇凤顺时，也因顾忌社会眼光，对其敬而远之。在物质和社会眼光的操纵下，对利益的追逐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所以凤顺才会在怀有身孕时仍被洗衣店伙计抛弃，才会被视作亲人的主人公一家猜忌直至离家出走，才会在刚诞下儿子为丈夫家延续香火后，寡居乡里，才会循环往复地被人利用和抛弃。

2.内部原因。韩国与中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礼仪文化等方面，韩国也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尤其中国儒家思想中的“男尊女卑”思想也深深扎根于韩国历史，并一直影响至今。例如韩国有如下俗语：男人是天，女人是地。可看出韩国男尊女卑思想的理所当然。甚至有“明太鱼要三天打一次才好吃，女人要三天打一次才懂事”、“女人的八字就是井绳八字”等俗语，将打骂女人看作理所当然，并将女人看作劳动工具，女性地位的低下可见一斑。

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经济迅速发展，女性参与工作的比率不断上升，新一代韩国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女性地位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像凤顺这样未能接受现代教育、仍被传统思想禁锢的传统韩国女性，不可能跟上社会节奏，她们的观念中仍是以夫为天，只能任劳任怨地干活、生小孩，被打骂、遗弃也无意识去争辩、去维护自己权益。在利益至上的经济发展大潮中，她们只能被动地被利用和排斥，直至完全边缘化。然而凤顺性格中坚强倔强的成分又使她在经历一次次磨难后，仍能不为命运叹惋，以一颗乐观之心感染别人。这也是凤顺在其悲剧命运之外，带给读者无数感动的地方。

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凤顺之流已然渐渐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她们在无穷无尽的岁月磋磨中已然被放逐。然而，作为韩国传统女性中坚强倔强、不屈服于命运的代表，凤顺们仍然顽强地生存，固守着她们微薄而又坚定的信念，被岁月放逐，却没有自我放逐。

参考文献

[1]孔枝泳，凤顺姐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

第3篇：儒家思想中的女性地位范文

关键词：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国文化；文化符号；内涵分析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083-03

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淀，其内容涵盖政治、历史、地理、风俗、建筑、法律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从独特的视角出发，在反映特定地区文化积淀的基础上进行创作。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是美国亚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中国传统文化态度及立场的转变深刻地体现在其文学作品中。20世纪中叶，部分华裔女性作家由于缺乏真实的生活经历和现实体验，更为了强化自身对美国本土文化的认同、彻底融入主流文化中，其作品中的华裔形象大多是“刻板”和“消极”的。而到了70、80年代，部分华裔女性作家立足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其创作渐渐的向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方面开始转变，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女性智慧、勇敢形象的塑造，极大的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等西方世界的传播。

一、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中国文化符号概述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作品中对于中国文化的书写和表现主要以消极符号和积极符号为代表进行具体创作。一方面，华裔女性作家排斥中国传统文化，作品中充满了对中国文化中迷信、愚昧、封建无知的描写。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思想一直处于社会思想的主流地位，女性在社会及家庭中的地位低下，不具备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地位，更不具备话语权和决策权，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遭受着传统文化迷信、愚昧的迫害，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时，传统女性人物的人生多是悲剧性结局。因此，华裔女性作家总会从性别角度出发，在文学创作中深刻反映封建、愚昧、无知、重男轻女的思想。另一方面，华裔女性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继承、创新与宣扬。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对中国文化中勇敢、正义等积极的文化符号进行了描写，运用女性视角对其诠释解读，将中国女性勇敢、无畏的精神深刻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对长期充斥美国主流文化中的中国妇女软弱、逆来顺受的形象进行了彻底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益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二、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中国文化消极符号――以《华女阿五》为例

《华女阿五》是黄玉雪的代表性作品，是一部自传体小说，采用第三人称进行故事⑹觥N闹性擞么罅康钠幅介绍中国传统的生活习俗和价值观念，特别对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念进行了介绍。作者通过第三人称视角将自己和父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和认识深刻体现在作品中，最终的落脚点是对儒家思想中“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道德规范的批判，尤其是对女性饱受封建传统文化迫害的情况进行了刻画和描述，对中国文化中一贯奉行的“家国天下”的文化给女性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损害进行了批判和否定。“在《华女阿五》中，作者积极探讨了女性独立、婚姻自由以及自我奋斗等主题，对中国文化中家庭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以及限制女性自由、压抑女性人格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进行了否定和批判。”[1]此外，黄玉雪还将自身所经历过的家庭传统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困惑在作品中表达出来。其中最为明显的中国文化符号是对中国葬礼祭祀文化的细致描写，表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迷信”思想。“迷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特色的文化符号之一，对中国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民群众生活乃至建筑房屋的选择都有着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迷信对现今生产生活的影响已经微不足道，但是不能否认其仍然存在。黄玉雪将中国文化中独特的“迷信”思想与她自身所接受的西方宗教思想进行了对比，试图通过这种对比分析，积极探讨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

三、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中国文化积极符号――以《女勇士》为例

《女勇士》是美国华裔女性作家汤婷婷的代表作，“汤婷婷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力，通过简洁的白描展示了美国华裔女性的现实生活”[2]。在《女勇士》中，作者讲述了女性为争取家庭地位的改变、获得社会的认同进行了积极奋斗的故事，其对主要女性人物的刻画和描写都是从最初的在父权压制下的沉默不语到最后主动争取话语权，女性形象的改变与成长表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勇敢无畏女性思想的萌发。作为华裔女性中的一者，汤婷婷通过在《女勇士》中对“无名姑姑”悲惨故事的描写，呼吁家庭和社会给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认同与尊重。由于意外怀孕，无名姑姑遭到家人的抨击，觉得有愧对于祖先、无法在世人面前挺胸抬头，最终无法接受封建男权家庭的压迫，选择抱着孩子投井自杀结束自己的一生。在讲述中，作者的母亲不允许她把“痛恨洋鬼子”的话说出去，这也表示部分中国女性在西方主流文化的压迫下保持沉默、处于失声的状态。此外，作者积极构建了两位典型的中国女性代表人物――“花木兰”和“蔡琰”，对女性的地位进行了重塑和构建，对中国文化中女性应保持沉默的思想进行了反驳。在整个《女勇士》的故事过程中，女主人公从一开始的沉默到最后的勇敢无畏、奋起反抗的形象刻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追求平等、独立自由的伟岸形象，对美国流传的中国女性地位卑下、思想固化的形象进行了有力的反驳。蔡琰在被迫嫁给匈奴人之后，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乐观生活，创作出了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胡茄十八拍》。蔡琰在坚持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积极适应匈奴文化，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成为中国传统女性的杰出代表。蔡琰的形象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忧患意识，以及能够在多元文化中找到自己归宿的坚强勇敢的精神。《女勇士》突破了以往华裔文学作品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描写，在对中国文化宣扬的倾向上做出了根本的态度转变，为中国文化在美国等西方世界的传播及宣扬争夺了话语权。

四、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中国文化符号内涵分析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的中国文化符号的转变代表着华裔女性作家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态度及立场的转变，无论是积极的文化符号，还是消极的文化符号，都有其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意义。

消极的文化符号往往是西方文化看待中国文化的一种“刻板印象”，“迷信的人一般都是无知的，比较愚昧，对事物的理解往往依靠‘神’的旨意，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信仰，相信上天宿命的安排”[3]，这种思想贯穿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已成为部分西方人眼中中国文化的一种代表。基于美国西方世界长期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愚昧、迷信思想的刻板印象，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家在接受美国主流文化的基础上对这种长期盛行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认为其是对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的严重损害。在中国传统文化世界中，迷信思想对国民心态和行为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并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迷信思想被披上了文化的外衣，大多数信奉迷信思想的人将迷信活动称之为“玄学”，变成了中国的学问，并将迷信中有代表性的算命活动声称是通过《周易》和八卦进行推理。中国文化中迷信、愚昧的思想与女性的压抑和女权主义思想是截然相反的。但是，在现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华裔女性作家及文化传播者可以积极的对隐藏在这些迷信文化思想之后的积极意义进行挖掘。如中国的封建迷信文化从侧面解读，可以理解为中国人儒雅、求和、崇尚“静”的文化思想，代表中华民族的“以和为贵”的思想。“中华民族一向拥有卓越而朴素的自然主义信仰，古代圣贤以老庄哲学为代表对迷信思想进行了清除和另一种解读诠释，为后世留下了呵护心灵、完满精神以及地域偏执的良方。”[4]中国的老庄哲学抛出了迷信的思想，运用中国人崇尚“静”的文化思想将朴素的体用观念对当代人更好的运用科学造福人类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这种侧面的解读能够改变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看法，对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积极的文化符号代表的内涵则更值得解读，部分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对中国传统女性的女性意识觉醒、追求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认同、打破沉默等事例进行了讲述，表现了“追求平等独立、崇尚自由的中国女性形象，特别是中国传统女性能够积极的适应多元文化，对促进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5]，展示了中国传统女性不槲鞣绞澜缢认知的一面。美国华裔女性作家长期生活在美国，其思想也受到了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因此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创新的过程中，在作品的描述中，她们对来自父权社会的压制进行了勇敢的反抗，其作品对传统女性人物形象从一味的服从到打破沉默、积极争取话语权刻画的十分丰富，反传统的意味非常浓。同样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多元影响下，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家中的中国传统女性的地位从人格依附及从属地位有了清醒自觉的意识，女性对于自身的生存方式和生命价值有了新的感悟和思考，女性意识在自我觉醒和自我探索中不断进步。“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家在接受西方主流女权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对中国女性形象进行了解读，对于纠正中国女性的世界认同感有着积极的作用”[6]。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通过对中国传统女性的描写和刻画，反映了存在于女性身上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女性文化，对造成女性悲剧的封建、迷信和愚昧的消极传统文化进行了抨击，积极探讨勇敢、无畏的消极文化中现代女性思想。美国华裔女性作家打破了中国文化中存在的迷信给女性造成的压迫的消极文化困境，对中国传统女性勇敢、无畏的形象进行描写，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化崛起的有力支撑。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英勇无畏的中国女性思想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女性文化的认同，改变了美国等西方世界主观上对中国文化存在的偏差，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基础。同时，美国华裔女性文学是在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构建上进行的，其多元的文化视角对于女性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对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中的错误看法和刻板印象起到了重要的纠正作用，对于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有益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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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晓南，赵新红，郭晓慧.浅论黄玉雪的小说《华女阿五》中的东方主义[J].时代文学月刊，2011，（5）：109-110.

〔2〕陈晶.浅析汤亭亭《女勇士》中华裔美国人的文化适应模式[J].学术交流，2011，（3）：192-194.

〔3〕董向慧.中国人的命理信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阎瑾，杜军.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身份构建――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

第4篇：儒家思想中的女性地位范文

婚姻地位；政治地位；社会权利；经济地位；家庭角色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2-0044-03

女性作为两性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在男权制度确立后，女子地位随着社会体制的不同不断发生改变，女子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个阶级或阶层的社会发展如何，通常能从其女子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宗教地位以及它在社会文化和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上来寻找出答案。所以，本文在研究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时，主要从其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家庭地位等方面进行探究。

一、上古时期女子社会地位的黄金时期

“结绳记事之初，茹毛饮血之始”，没有男人和女人的劳动分工，过的是原始公有制的生活。原始人为了生存，只能群聚一起，合力互助、相互依赖、共同劳动、共同消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原始的自然平等的关系。这也证明了女性地位并非是先天低下的，相反，还出现过一个曾经属于妇女的时代即母系氏族时期。

在母系氏族时期，主要从事采集果实，及简单的生活工具制做。女性天生的优势就充分发挥出来。从女性使用纺纶、骨针及蚌刀随葬，说明妇女担任主要的纺织、缝纫和农业活动。而从男子缺乏农业工具等随葬品来看，也可以说明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由于女性在这些活动中表现突出，因而在经济活动中占据了主要位置，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角。特别是女性作为人类之母，在人类本身的生产活动即繁衍后代这一意义上更是备受尊崇。在人类之初，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有父，在古人眼中，孩子的血统仅维持在母亲身上。古代典籍中常称圣人乃其母感神而生。如《尚书？尧典》说尧是其母庆都感龙而生；王充《论衡？诘术篇》说禹的祖先之母吞薏苡而生，商朝祖先契是其母简狄吞燕卵所生，周朝祖先稷是其母姜嫄履天帝足迹而生；《史记》载伏羲是其母“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等等。种族的繁衍、氏族的维系似乎由女性起主要作用，使女性具有一定地位。在《说文解字》中，尚有“嬴”、“姒”、“妘”、“妫”等古姓，也均从女。姓乃是人的本源，自古及今人们都把姓氏看得极其珍贵。这些古姓的存在是女性为氏族之长的旁证，也是反映女性曾经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佐证。

二、女子社会地位的转折

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也随之而生，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剩余产品的掠夺，出现战争，这时男子先天的优势就显现出来。男子成了战争的主要力量。男子在战争中获得的俘虏变成奴隶，使自己逐渐走上奴隶主的宝座，拥有了大量的财富和人力（包括军队），经济大权在握，妇女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被逐渐替代，从而进入了父权时期。到了奴隶社会后期。特别是商周二朝为华夏制度文明确立的关键时期，为了巩固和强化男性的支配地位，便制定出了一系列宗法伦理的信条，既以规范社会，更以桎梏女性。女性地位更加全面低落。因此，这段时期成为妇女地位发展史的分水岭，在这之后，妇女地位一落千丈，沦为男子的附庸。

1.女子的婚姻地位

《诗经》中曾描写到：“乃生男子，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弄之瓦。”男女从出生时便被定义为“璋”“瓦”之别，可看出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同。女子生来就注定无法与男子享同等的权力，也没有同等的期望和责任。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男尊女卑的思想贯穿于史书和人们的思想中。

女子家庭地位的下降是随着周朝或者儒教的出现而形成的。周朝时期，已婚妇女地位卑下，婚姻关系能否维系取决于丈夫的好恶。丈夫愿意维系，她是丈夫的附庸；丈夫不愿维系，就要被丈夫扫地出门。“嫁者，家也，妇女外成，以出适为家”。周代已经完全实行从夫方居的居处原则，成婚后女子脱离父宗，加入夫族。顾炎武《日知录》云：“已嫁也，于国君则称姓，冠之以国；于大夫则称姓，冠之以大夫之氏。”已婚妇女称谓随夫改变，深深打上了妻隶属依附于夫的烙印。《诗经》中《邶风？谷风》、《卫风氓》表达了弃妇的悲戚之声，说明了夫妻间存在不平等的婚姻关系。

到了秦汉时期，女子的婚姻地位有了提高。秦朝夫妻地位几乎相等，“凡取妻出女之日，冬三月奎娄吉。以奎，夫爱妻；以娄，妻爱夫。”此处说明，秦时夫妻双方已有追求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的观念，在这里，看不到一点绝对夫权制的影子。同时，秦律规定，妇女有婚姻自，并保护合法的婚姻。汉初女子地位也并不低，馆陶公主随母姓为“窦太主”，汉武帝太子刘据随母姓为“卫太子”等。但在汉朝后期，儒家思想加强，从刘向的《列女传》到班昭的《女诫》开始要求女子遵循不合理的道德规范，造成女子地位的下降。

隋朝时，文帝曾下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然而在唐代，这种情况又略有改观，法律上为离婚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女性离婚也不再受到世人的非难。在改嫁观念上，往往认为守节是理想，但也不反对再嫁，这显示了唐代社会在再嫁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是理性的和具有一定弹性的。例如，上层妇女中，唐太宗时期有五个公主都曾改嫁。总体上来说，唐朝是女子社会地位较高的时期，

中国封建礼教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宋朝，禁锢妇女思想、残害妇女身心的缠足恶习、禁止再婚改嫁等都是从宋展流传下来的，因此是女子社会地位又一转折时期。由于程朱理学极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蔑视妇女的权益，甚至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秦汉时期虽然出现了贞节观念，但是人们对于女子的贞节要求远远淡薄于世，到唐代仍是如此。当时妇女改嫁与再嫁现象广泛存在，广大妇女并不以此为耻。南北朝开始出现“离婚”二字，到唐代已被广泛使用，并规定如果夫妻感情不好，不能相互和谐生活，双方商量离婚，政府不予处罚。只有到宋时才真正开始了禁止妇女再嫁。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本来与赵明诚为夫妇，在丈夫病死后改嫁，但是，李清照后半生的这段经历却往往被欣赏她才华的文人所隐去，不为世代人所接受。

到了明清时代，对于妇女的生活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压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大明律》中还首次明确规定了：“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追夺并离异。”明清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业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断强化对妇女守节的推崇和提倡。《内训》、《古今列女传》、《规范》等所谓女教读物铺天盖地，明清帝王都曾下过不少诸如此类的诏书、制文。民间那密布的贞节牌坊和各地方志中守节一生、甚至殉夫从死的妇女大量的涌现。

2.女子的社会权利

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女人们就一直为争得自身的权利而不断抗争，虽声音弱小，又势单力薄，终就还是有所表现的。《汉书》记载了“桑间濮上”之现象：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向礼教进行抗争、要求重视女权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史上出现过很多：如西晋曾有绿珠为报石崇知遇之恩，不惜坠楼明志的佳话；梁祝化蝶的传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等。

古代女子并未有参政的权利，《大雅？荡之什？瞻卬》的结论“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明白指出有智能、善言辞的女性，都具有危险性，只有男子才能建国，女子参政只会亡国，“夏亡以妹喜，商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每一个朝代灭亡时，都把脏水泼到女子身上。政治的舞台一直开放给男性，但历朝都有闪光的女子出现在舞台上。

西汉中前期，人们对女子社会权利的认识并不狭窄。汉高祖的吕后，首次由女子隐居幕后执掌实权，司马迁为之立《吕后本纪》，对其政绩诸多赞美。到了西汉中后期，女子的社会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受到质疑，汉儒提出，“后妃当国，未有不乱者”，女子应从事家庭事务，而不是从事社会事务。宣帝时的王吉，哀帝时的李寻都上书皇帝反对女子专权。东汉汉和帝的皇后邓绥是一位贤后，在和帝病故后执掌大权，本有治理天下的才华，却深信女子不能干政的言论，最终导致昏庸之辈即位，国衰家破。可见儒家对女子的约束思想害人不浅。

唐朝是女子社会权利最多的时期。尤其是出现了第一个历史上唯一的女皇之后。武则天第一次从幕后站到朝堂之上，以女子的身份治理偌大的帝国。由于武则天重视女权，当时还出现了著名的才女女官上官婉儿。唐玄宗有一个女儿万春公主，在当时是一个著名的外交官，专门和国外贵妇打交道。唐朝是文化繁荣中外交流的鼎盛时期，对外族人限制都少，相应来说对女子权利有了更多的认同，减少了各种束缚。唐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女道士盛行。有了这个身份，女子有更多的社会权利。

到了宋朝之后，对女子贞节观的强烈推行，同时妓业的繁荣却把对妇女的玩弄合法化，使妇女地位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妓业的发展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商朝时就有妓的产生，当时名为女巫。但当时地位并不低，权利也有，屈原还为之写过诸如“疏缓节兮安歌，陈竿瑟兮皓”之类的诗。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就是歌妓出身。曾说，妓制是妇女界最大的耻辱。宋朝时已严重危害到女子的人格和生命，就谈不上什么社会权利了。

3.女子的经济地位

马克思哲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如果没有独立，一个人就会处在受压制的地位，甚至侮辱人格。女子经济地位的不独立是导致“男尊女卑”现象的根源，也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中，受“男主外，女主内”思想与男女本身生理特性差异的影响。男子的活动空间大大超过了妇女，男子活跃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女子几乎只禁锢在家庭这个小小的范围中。男子在成年后大多都能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而女子则“在家从父，既嫁从夫”，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必须依附于男人生存。衡量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一般是将其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在家庭中的财产所有权、支配权、继承权作为判断尺度。

在周代，在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方式下，妻子的劳动是家庭经济中不可小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代妇女主要从事桑织、采集、酿酒。未嫁时所受的女事教育早已为此打下基础。操持家务还被视为妇女的天职。。但妻子虽承担沉重的家庭劳作，却没有对家庭财产的自由支配权。《礼记？内则》：“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正是这种“男不言内，女不言外”严格的家庭分工模式，把妇女束缚在家庭之中，置于丈夫的支配之下，无法改变其被歧视被奴役的地位。在继承权上，作为长姊的继产份额不但不能与兄长相等，而且不能与名分低于自己的诸弟相比。

秦由于商鞅变法推行分户制以建立小型家庭政策，使一个个小家庭摆脱父家长的控制而自谋生业，这在一定程度使妇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秦代的妇女在婚后，拥有其独立的财产权，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她们只有在犯罪的情况下，其财产才能为其丈夫所有。她们并不像后代的妇女那样在经济上依赖丈夫，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而标志着女子地位的提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勤劳善良的农妇辛苦稼穑，成为男子耕种的得力助手。她们用汗水和智能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既是家庭物质生活的提供者之一，又是国家重要的劳动力，是政府财政收入的输送者之一。其在农业领域的重要地位和杰出贡献，既展现了此时女性生机勃勃、蓬勃向上的气质，折射出相对独立的光芒，又对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贡献了力量。

明代时江南的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社会风气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在这种社会变动中，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表现在家庭经济方面，由于婚姻重财，妇女的嫁妆是家中经济的重要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妇女以“女红末业”加入商品经济，她们的劳动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以妇持门户”的风俗。在这一时期，由于女子的经济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家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

以上时期是女子经济地位较高的时期，因此也导致自身在社会、家庭地位方面的提高。其余时期，除了对女子约束较少时，女子仍是男子的附庸，无法改变被忽视，被奴役的地位。

三、不同角色女子的地位

妇女地位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志是在家庭中角色的地位。而在家庭中，不同角色女子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在为人母，为人妻，为人女三种角色上，各自所处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

1.为人母

在母系氏族时期，母亲的地位是很高的。随后伴着父系制的产生与发展，女子地位一落千丈，但在家庭中，为人母的地位仍是比较高的。母亲受到尊敬，因为母亲繁衍后代，后世儒家也提倡“百善孝为先”。母亲的地位并未随着女性地位的衰落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相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母亲仍然是备受尊崇的。在《说文解字》中有关母亲的称呼就有好几个，如姑、姐、媪、妣、妪等；《列女传》把《母仪传》列为传首，既是尊重长辈的思想所致，同时也反映了尊母风气的存在。我们经常说封建社会是男人的社会，但奇怪的是母亲似乎经常性地占据文学创作乃至现实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与女性整体地位的下降形成鲜明的对比。

母亲有抚养教育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育子、教子是为母者的权利和义务，母亲是家庭教育的主要执行者。《列女传》中讲述的“孟母三迁”教育孟子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母亲与父亲共同作为家族的家长，对于子女的婚事有决定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古代对子女的婚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太平广记》卷63“崔书生”条记载的一则故事说：有崔书生，在东州某地见到一美貌女子，遂向女子求婚，女从之，择吉日成婚。当书生携妻面见寡母时，母以子“不告而娶”大为恼怒，并以新妇“妖媚无双”、“必是狐鬼之辈”为由，加以强行拆散。又如广为人知的《孔雀东南飞中》，尽管焦仲卿深爱妻子，但仍不能违背母亲的意愿而休妻。

但是，虽然母亲在家庭中享有较高地位，《礼记》中有“夫妻一体”之说，但在实际生活中，丈夫在世时，一家之主只能例由丈夫一人担任，身为人母的女性仍不得自专，她们在名分上首先必须是“从夫”。她们在丈夫面前则降格为“卑者”，地位明显低于丈夫一等。

2.为人妻

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最低的。前面已详细说明了女子的婚姻地位，而她们在家庭中，又受到怎样的待遇呢？

“嫁者，家也，妇女外成，以出适为家”。正所谓“出嫁随夫”，已婚妇女称谓随夫改变，深深打上了妻隶属依附于夫。这样的附属关系使得在家庭生活中妻子必须服从于丈夫，妻子对于丈夫要恭行。在家庭经济中，遵循男主外、女主内严格的家庭分工模式，把妇女束缚在家庭之中，置于丈夫的支配之下，无法改变其被歧视被奴役的地位。

在婚姻上，更是遵循男尊女卑的观念。古代实行一夫多妻妾制。妻子地位低下暂且不谈，妾的地位更是令人同情。按古代的规矩，《谷梁传》：“毋为妾为妻”。就是说，妾没有资格扶正为妻。《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妾乃贱流”、“妾通买卖”、“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假如将妾升为妻，就是触犯了刑律，一旦事发，是要夫妻一齐服刑一年半的，而且完了照样得离异。这样的法律之下，做姬妾的女人便已经不是人了，丈夫或嫡妻凌虐姬妾，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丈夫眼中姬妾只是可打可骂之物罢了。丈夫尚且如此待妾，嫡妻当然就更不用客气。南宋时的名将杨政，杀妾更是家常便饭：“姬妾数十人，皆有乐艺，但小不称意，必杖杀之，而剥其皮，自首至足，钉于壁上，直俟干硬，方举而掷诸水。”直吓得幕僚口不能言。还有“姬婢伎”，她们事实上就是妾，但是由于没有法律地位，她们的遭遇连妾都不如。唐朝乔知之爱上了自己的婢妾窈娘，由于她身份低贱，身为官员的乔知之不能娶她为妻，便甘愿不婚。结果窈娘被武延嗣强夺，带着乔知之的情诗投井自尽。武延嗣迁怒于乔知之，竟将他诬陷入狱，害得家破人亡。

而妻子某些时候也和妾有了相同的命运。春秋战国时，吴起为了自己的富贵，得到战将的位子，为消除国君疑惑亲手杀死了妻子。唐朝名将张巡誓死守城成为当时眼中的英雄，可谁又注意到城破时被他和部将亲手杀死的妻子的血泪呢？还有李自成手下的刘宗敏，据明史记载，他表示忠心的方式就是杀死自己的妻子，“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子愿从者。”平民如此，纵使女子身份尊贵，有时也依然逃脱不了这种命运。唐太宗与长孙皇后最小的女儿新城公主，由于被武则天排斥竟被为讨好武则天的丈夫所杀。明朝崇祯皇帝自缢前，逼迫皇后妃子自尽，长平公主被砍伤。这些血一般的事实都说明，在丈夫眼中，妻妾不过是自己可以随意处置的东西罢了。

3.为人女

除了开放的唐代对女子约束较少，其余朝代里，女儿毫无人身自由权可言，而是处处受制于封建家长的管束。至于处于卑弱地位的女子，且不说敢于在公开场合下“抛头露面”，甚至连独自外出行走的自由都没有。而且即便有事出门，必须“拥蔽其面”，其结果必然严重束缚了女子的人身自由与个性解放。

为人女的受教育权也与男子不能等同。私塾里受教育的全是清一色的男子，为了“学而优则仕”，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封建礼教下，有的竟认为“妇人识字多诲”。正是这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剥夺了妇女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与机会，不主张女子读书做学问，即便是学习，也主要是学习诸如班昭的《女诫》，长孙皇后的《女则》之类的书罢了。封建社会的这些所谓女教、女学，不是真正的女子教育，而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奴化教育。向女子灌输奴性服从的礼教纲常，给她们套上精神枷锁，束缚女子的言行，限制她们的发展，以使女子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自觉遵行者和殉道士，使她们长期安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孔雀东南飞》中描绘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但教育内容主要也是以“女红”为主。

女孩在身心上也受到了严重摧残。南宋朱熹做官时就曾下令女子缠足，以疏远男人。后发展为谁家女儿不缠足便不好嫁出去，这种陋习给女子造成了旷日持久的伤害。孔子主张“男女行者别于途”；孟子力倡“男女授受不亲”。女儿被幽禁于深闺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随着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女儿的贞节观变得十分重要。宋朝以后，假如一个女孩嫁到夫家，20岁不到丈夫病故，就得守寡终生。有些订下娃娃亲的，女儿还未嫁，对方准丈夫病死，也提倡守寡，这叫“望门寡”，在当时被奉为刚强、烈女而大加赞赏。这是封建礼教强加给女子身上又一把沉重的枷锁，毁了无数女子的幸福。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我国古代女子的经济地位，社会权利及家庭地位等方面的分析，纵观历代女子地位沉浮变化。我认为，古代女子总体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其中包括偶尔夹杂着对女子约束较少的时期，以及女子所起作用较高的时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妇女地位相对较高的时期，是当时社会文明和物质财富高度发展的时期。这也充分说明了只有提高妇女的地位，发挥好妇女半边天的作用，社会才能有更好的进步和发展。否则就会发展缓慢，或停滞不前。我们通过对她们的研究，不但可以加深对古代女子被压迫、被奴役的认识，并且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也可以从她们的这种种处境中悟出一些今天的女性该如何自立、自强、争取平等权利的道理，实现“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便在社会和家庭等方面发挥妇女应有的作用和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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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柳洁挺.明代江南妇女的家庭经济地位[J]，《财经界》，2006年2月.

第5篇：儒家思想中的女性地位范文

一、中国与英美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差异对比

首先,中国女性在婚姻爱情上的态度表现得含蓄、深沉,而英国女性则会更加勇敢、直接。不同的民族性格导致了中西方女性在表达爱情的方式有差异。深沉含蓄、温柔体贴是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相比之下,西方女性则显得大胆、热烈而又执着。例如《皆大欢喜》中的女主人公罗瑟琳。她在逃往森林寻找父亲的途中,看见了爱人奥兰多为她写的诗歌。她足智多谋,通过施计来试探出爱人对她的感情程度。罗瑟琳这一大胆追求自己爱情的可爱女孩,深深地打破了那种在封建社会中女人软弱无能、男人附属品的形象。中国女性在这一点上远不如西方女性。

其次,英美国家的女性有着较强的独立人格,而中国女性深受三从四德影响因而有较强的顺从心理。有关男女平等问题的争论从古至今都没有停止过。女性一直在争取与男人有平等的人格地位。而英国女性追求独立平等要早于中国女性。《简?爱》女主人公简?爱是一个追求平等与自主的知识女性形象,通过这个受过良好教育但社会地位卑微的女子的思索和抗争以及简?爱曲折丰富的情感经历,我们可以体会到女人必须有独立的人格,自尊自爱,不依附于其他人才可以赢得别人的尊重和热爱,才会有真正的幸福。

对中国古代女性来说,一生都要受“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教条的束缚。对于婚姻大事,更是要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选择她的伴侣。

第三,英美国家女性形象自我意识较强,重自身情感,而中国女性则重社会评价和信义名节。西方女性这种独立的自我意识使他们在婚姻爱情上作出正确的选择。在《仲夏夜之梦》这部戏剧中,女主人公赫米霞是对爱情非常忠贞、敢于追求爱情自由的女性。赫米霞与拉山德彼此相爱,但是女方的父亲坚决反对。他试图促成赫米霞和狄米特律斯的结合,但也同样遭到赫米霞的拒绝。盛怒之下的伊吉斯将自己的女儿带到提修斯公爵面前,提修斯公爵告之他们以如下意见:按照雅典自古相传的法律,赫米霞必须服从父亲的意志。否则,要么披上修女的服饰终身不嫁,要么违背父愿而按律处死。不过赫米霞对这种封建旧礼教弃之而不顾,她最终顺从自己的真实情感和拉山德相守一起。《西厢记》中,崔莺莺在与张生一见钟情后,若按照西方人的思想会直接地表露自己,可她以考虑到这种结合会遭到社会上的非议和父母的反对,只能私下偷着约会。她的这种不敢直接说明就是考虑到了社会评价和信义名节。她受到自我意识的束缚。因而,西方女性形象着意于“我要怎样”,而中国女性形象则更多地注意“我该怎样”。

第四,作为英美女性形象普遍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而中国女性形象就表现得较为懦弱。虽然在中英两国社会都存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但英国女性和中国女性对待不合理的制度的做法却大相径庭。当代美国杰出的非裔女作家艾丽丝?沃克的代表作《紫色》,就是一部黑人女性意识觉醒的着作。它是一本向传统男权文化进行解构的女权主义文本。在小说中,沃克以黑人女性独特的视角,以书信体形式向读者呈现了女主人公西丽悲惨的人生境遇及在女性朋友莎格和苏菲亚影响和帮助下其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并以强烈的女权主义意识向传统男权文化进行抗争,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获得人格的完整和独立,并为其他被压迫的群体开创一片新的天地。作为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则甘愿当玩偶,一生都受父母、丈夫等人的摆布, 当面对应该主动抗争的事情也只是消极反抗而已。《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之妻刘兰芝,本可以与丈夫相处得很美满,可迫于婆婆的意愿最后投河自尽。

通过上面对中国和英美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对待婚姻爱情及人生的不同态度的对比,我们对中西方女性形象有所了解。造成这种中国和英美国家女性的这种差异,笔者认为是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中西方的文化传统观念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差异。

二、中国与英美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差异的原因

首先,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受到了传统思想观念、道德观念的影响。中国社会的思想一直受到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的禁锢,纲常伦理道德的束缚,使得中国女性在婚姻爱情观上没有独立性、自由选择权和强烈的反抗精神。封建的礼教道德规范束缚着中国女性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封建统治阶级所规范的这些规范,完全使中国女性思想封闭,逆来顺受性格由此形成。女性在婚姻爱情上所受的遭遇及悲惨的命运都归咎于当时传统道德思想观念。从而也造就了她们那种含蓄深沉,缺乏自我意识,软弱、消极反抗的形象。

其次,中国和英美国家由于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了中国与英美国家女性有着不同的婚姻爱情观。中国的女性社会地位相当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没有什么权利。这种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决定她们只能处在从属地位。同时,在婚姻制度上,中国女性对自己的婚姻没有发言权,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反的,西方女性却不仅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且拥有支配自己财产的自由。作为女性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又为英美国家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扞卫自身人格奠定了基础。而不像中国封建社会所奉行的一夫多妻制,使得女性的地位就更低,而且受到丈夫的虐待。即使她们反抗也是无能为力的。

三、 中国与英美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差异的态度

正因为在社会制度上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婚姻制度上的差异,造成了中西方女性对待婚姻爱情的不同态度。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婚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社会的婚姻爱情生活。西方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中国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两种不同的思想,造成了女性对待婚姻爱情的差异。

曾有人这样说过:没有女性便没有文学。着名女作家冰心说:“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女性作者认识自己人生价值的固有思维定式得到诸多男性作者的认同,大家都热情描写女性,关切妇女的切身问题。的确,在世界文坛上,在古今中外作家的心灵和文艺作品中,女性形象占据了重要地位。在19世纪以来的英国现代小说中,女性,尤其是知识分子女性数量较多,有的人物形象非常丰满,而在现代小说中知识分子女性形象得到嬗变、演进,她们在文学史上呈现出渐变的轨迹。在这里我们以《简?爱》为例,《简?爱》是19世纪英国着名的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女主人公简?爱,男主人公罗切斯特,他们两个是互相吸引的,首先正视自己内心所向的是男主人公,但他不知道女主公有没有同样爱上自己,所以,男主人公故意在女主人公面前说他要结婚,女主人公就急了,终于说出她爱他,到了结婚当天,因为某些原因导致女主人公悄悄离开。过了不久

,男主人公家失火,一段时间后,女主人公无意当中知道男主人公因救火而残废。这时,女主人公才真正正视心中所向,衡量后,她决定主动去找男主人公,说她要留在男主人公身边,那时,男主人公不想耽误女主人公而叫她离开,但女主人公当时说:“我现在已经有钱了,是一个独立的女人了,我想上哪就上哪,想在你家附近建房也是用我的钱……”后来,故事以一个美好的结局收尾。在作品中作者对英语语言的运用与她对英美两国生活的熟悉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在当下这个社会环境下,人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为了情“生者可以死,死可复生”的想法。作品中的简?爱是个性解放和对爱情自主追求的真正代表,并且她最终取得了胜利,唱出了当时社会女性主义反抗取得胜利的凯歌。 笔者通过英美文学中对女性形象刻画的典型形象简?爱的详细讲述,以及西方文学史中女性地位的重要性。首先说明女性在英美文学中的分量的重要,并且这种分量不只是其在文学作品中充当的角色而已。西方的文化、宗教、法律等等近代的许多改革,都是和女性密切相关的,这里面有社会形态问题,有禁欲思想的解放问题,而女性在这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很多现实社会问题都和女息相关,用她们塑造文学中要表现的形象再合适不过了。所以很多的英美作家都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来极力塑造一位女性形象,其目的是有很深用意的,在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形象时可以影射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可以这么说,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代表的不仅仅是作品中的她,更是整个社会的折射。

第6篇：儒家思想中的女性地位范文

【关键词】男性色彩；自然审美；社会审美；文化审美；精神审美

中图分类号：B83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1-0218-03

根据中国流行色协会所做的《中国居民色彩取向及色彩流行趋势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居民男性中近50%的人群有偏好使用中性色的习惯，远高于喜欢中性色的女性和农村居民比例。中国男性对于正装的颜色搭配首选黑色和白色。在对彩色喜好调研中，男性最喜欢色彩的前三名分别为蓝色、红色和黄色。[1] 这些喜好是偶然还是必然？中国人的色彩偏好形成原因是什么？虽然这些问题存在了千百年，但由于熟视无睹的原因，到目前还较少有人涉及和研究。从研究结论看主要有眼睛结构说、大脑思维说和自然选择说三种观点，这些观点虽然从生物或自然角度阐释了人类色彩偏好形成的原因，但这些事实和依据却无法解释色彩审美的差异性问题。为此，本文以男性色彩发展历程作为突破口，试图解开中国居民色彩取向产生的谜团。

一、男性色彩的自然溯源

自然界的色彩千变万化，原本并无区别。但因为人类的生产和社会活动，出于崇拜和敬畏心理对自然色彩进行了重新定义，而这些定义被广泛认可后，逐渐成为了先民的图腾色彩。这些图腾色彩成因非常复杂，正如著名的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所说：“要想把握住中国古代文明特征本质，考察的对象应该是：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从比较早期形态到较高级形态演变的一段历史”，[2]而这些历史最客观的载体便是原始岩画。中国岩画尽管分为南北两个系统，且表达方式不尽相同，但表达的内容却有惊人的相似性：主要为战争、狩猎、农耕场景，图腾崇拜等。内蒙古阴山岩画群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图1中刻画了一位生殖器且手拿弓箭的猎人形象。这些内容充分展现了原始人类对于社会和自身的认识，而这些认识自然而然会影响到人类对于色彩的偏好。由原始岩画的题材看，绘制者最关注的内容有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和社会因素等。首先是环境因素，男性的身体特征适宜于野外狩猎和异族征伐，在长期艰苦险峻的自然和战争环境中，形成了善用逻辑思维来思考和观察问题的习惯，而这种思维方式逐渐演变成了理性、坚韧和沉稳的性格特征；第二是遗传因素，男性存在的目的之一在于能更多地繁衍后代，这就要求男性要有健硕的身体来吸引异性的注意并保护自己的遗传因子得以延续，健硕的形象逐渐衍生出阳刚、征服和俊毅等要素特征；第三是社会因素，在男性出生和成长过程中，社会不断强化上述性格特征，使男性对于自己所拥有的特质深信不疑，在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阳”为中心的男性文化，“闻天地之道， 阴阳刚柔而已”， 男性作为其中的阳面， 合乎于天地之道。这些男性特征经过千百年的演变与发展，逐渐形成了固化的色彩和符号，例如黄色作为大地和太阳的色彩引申出男性的“阳刚”外貌，红色作为火焰和血液的色彩引申出男性的力量和征服的欲望，青色作为蓝天和绿地的色彩引申出男性坚强隐忍的性格，黑和白作为夜间和白天交替的色彩代表了沉稳神秘的气质等。随着狩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过渡，人类逐渐聚居成为村落，男性在相对安逸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为了获取女性芳心及谋求部落地位等因素，常常通过穿戴这些带有鲜亮色彩的服装和配饰来展示和突出自己的优势特征，逐渐地，这些色彩以图腾的方式代代相传并被进一步强化，成为了男性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故《史记・秦本纪》记载：“夏得木德，尚青，其帝为青帝；商得金德，尚白，其帝为白帝；周得火德，尚赤，其帝为赤帝；秦得水德，尚黑，其帝为黑帝；汉得土德，尚黄，其帝为黄帝。”古人的这些色彩喜好在考古中也有佐证，如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甘肃广河县半山区出土的彩陶器上出现了红、黄和黑色搭配的原始纹饰，见图2。这种粗犷的审美特质在现代也能够找到延续的基因，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綦江农民版画。綦江位于重庆南部，是汉族、苗族、彝族、土家族等16个民族的聚居区，各民族传统的色彩审美喜好在这里得以集中呈现。綦江版画色彩鲜艳，善用黄、黑、白、青和蓝等色，通过黑线来分割各个色块，具有强烈的乡土特色，见图3。这些色彩的偏好不局限于中国，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往往具有共通性，例如欧洲偏向白、黑、红、黄、蓝绿、金色等[3]。可见原始色彩，一方面源于先民观察万物和异性吸引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自然界赋予人类审美的必然选择。

二、男性色彩的文化溯源

（一）儒家文化下的阶级审美

进入以男性为主导的阶级社会，“儒”、“道”、“释”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三大支柱，这些思想从社会、哲学和心理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男性对于色彩的审美偏好。每个人都在这些思想的约束和要求下确定了自己的身份，男性的优势特征不再只有外貌和力量，更多地取决于其所属的阶级成分，男性色彩的原始特征逐渐转变成为阶级身份的象征。“儒”、“道”、“释”在中国一方面是三源合流，另一方面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色彩审美观。

儒家思想起源于“礼”，追求“克己复礼为仁”的目标，通过长时间的发展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代表的严格制度要求和道德规范。色彩被人为地进行了划定和细分，并被赋予了专属权利。《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儒家严格地沿承了这种色彩美学标准，通过“树五色，施五彩，列文章，养目之道也”（《吕氏春秋・孝行览》），“白当正白，黑当正黑”（《说苑・反质》），“恶紫之夺朱，紫色夺正不仁”（《论语・阳货》），“君子不以绀j饰，红紫不以亵服”（《论语・乡党》）等理论，正式确立了黄、红、黑、白、青五种色彩的正色地位，除此之外其余颜色皆为“贱色”。原始的尚黄习俗到隋唐时期逐渐成为皇权的专属色彩，《通典》注云：“黄者中和美色，黄承天德，最盛淳美，故以尊色为谥也”[4]。原始尚红习俗也逐渐演变成紫红、深红等色彩样式，大红大紫被赋予了“富贵”的身份象征。汉代规定了用冠帽和颜色区分官阶等级，隋代施行了“品色衣”，唐代制定了“三品以上着紫色，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的官服制度。在儒家思想的主导下，色彩由自然审美进入象征审美，概括为“正色优于杂色，暖色好于冷色，深色强于浅色”，色彩成为展现男性高低贵贱等级身份的象征。民众出于对权贵崇敬和畏惧的心理，在阶级观的引导下男性形成了独尚五色的审美标准，并且有“喜暖斥冷、好深反浅”的审美趋向，使男性色彩带有了一定的社会性和阶级性。

（二）道家哲学下的文化审美

“道法自然”是道家思想的核心，通过“无为而治”来实现“天人合一”，主张“去甚、去奢、去泰”，反对一切“过”的形式，追求平实朴素的精神境界。这种哲学思想在色彩审美上也有独自的看法，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道德经》），庄子亦云：“五色乱目，使目不明”（《庄子・天地》）、“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这种尚黑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道家“玄逸、淡雅、空灵、虚静”的意境与中国文人士大夫“朴素”的审美情趣一拍即合，“意足不求颜色似”，“运墨而五色具”，黑色的妙处在于通过视觉感官色彩的“无”生出心理色彩的“有”，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哲学思想的具体实践。宋代郭熙父子所著的《林泉高致集》中将黑色进一步阐述为“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5]，在道家精神的影响下，男性崇尚黑白灰关系运用和雅致的搭配，使色彩审美具有了文化性。

（三）佛家思想下的精神审美

佛家思想自印度传入，在华夏大地上流传千年不衰。《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第十七卷云：“若不彩画，便不端严。佛若许者，我欲装饰……”[6]，中国佛教早期绘画风格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也以丰富的彩色搭配为主。例如北魏时期敦煌莫高窟“九色鹿本生”壁画中，画者将大面积的红与石绿、白、黑等颜色搭配组合，视觉效果鲜明而稳定，见图4。随着佛教的传播，其“忘我”与“无我”的境界恰好与中国道家“无为”的思想不谋而合。魏晋之后，佛学在吸取道家玄学等思想精华基础上，开创了佛教的一个本土化流派――禅宗。禅宗通过“参禅悟道”的方式，追求一种平静、自然、空灵、适意的精神状态，而这种以自我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观对于被功名所累的士大夫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士大夫与禅僧的相互融合，通过“诗入禅，画入禅”的方式，追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打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特质，催生出了“清、幽、静、雅、寒”的审美标准[7]。在这种审美标准下传统的艳丽色彩不再是男性美的唯一标准，素雅和含蓄逐渐成为文人志士淡泊宁静的身份象征。饱和度偏低的色彩正好符合这种心理诉求，逐渐地，男性的色彩观发生了改变，男性不再以亮丽的颜色搭配为美，取而代之的是明度趋和、纯度偏底，对比度小，柔和而缺少刺激的中性色，男性色彩从艳丽逐渐过渡到了沉稳，成为表达内心感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对当代男性色彩审美的影响

男性色彩溯源于原始社会图腾崇拜，是人类观察和认识自然的一种客观表现，并逐渐形成了尚五色的自然审美雏形；这种雏形在阶级观的影响下得到了强化，并最终成为了文化的一种符号，这种符号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确立了独尚五色的色彩观，将颜色人为地区分为“正色”和“贱色”，划定了男性色彩的可选范围，使男性对于色彩的审美有了色相的参考标准；在道家哲学的引导下，推崇黑白单色的应用，强调用黑白灰代替彩色，使男性对于色彩的审美有了明度的参考标准；在佛家思想的教育下，从精神层面倾向于中性色的选择与应用，注重人内心的审美感悟，使男性对于色彩的审美有了纯度的参考标准。在色相、明度和纯度这三大色彩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男性逐渐树立了自己独立的色彩审美法则，而这些法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男性的色彩审美观。经过原始社会的自然审美和儒道释等思想的熏陶，男性色彩不再是纯粹的视觉符号，而是人们外在身份和内在精神的集中体现，而这种体现对于当代男性的色彩审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在《中国居民色彩取向及色彩流行趋势调查报告》中，男性最喜欢色彩的前三名分别为蓝色、红色和黄色，而这些色彩的选择都与“尚五色”的内容一致，是原始审美观和儒家色彩观的延续；对于正装的颜色搭配首选黑色和白色，这种需求恰好与道家审美思想不谋而合；偏好使用中性色的习惯，正是佛家精神审美的体现等。

解读男性色彩的自然审美内涵，对于现代艺术创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方面，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人群其色彩的偏好往往呈现出自然审美的一些特质，更多地受视觉感知的支配，通常会选择能够积极影响大脑视觉感官的色彩，这些色彩具备色相多元、高明度、高纯度等特点，例如鲜红、大绿等，而且这个理论在眼睛结构说、大脑思维说和自然选择说等论证中也得到了解释。为此，在针对这些人群的色彩应用过程中，应该以自然审美为依据，创作出该群体喜闻乐见的作品；另一方面，在民俗文化题材创作中，特别是像彩灯、龙舟、蜡染、风筝等中国传统手工艺品的设计上，也应该强调自然审美风格，创作出大俗即大雅的作品。例如中国京剧脸谱，巧妙地通过红、黑、白、紫、黄、绿、蓝等色的夸张组合，以极富视觉冲击力的方式来展现人物的忠奸美丑，是中国色彩自然审美的得意之作。

解读男性色彩的文化审美内涵，对于设计创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方面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其色彩的偏好更多地受文化感知的影响，往往展现出文化审美的一些特质，例如喜用中性色、黑白色等，因这些人群往往居住在城市之中，恰好与流行色协会所做的城市居民色彩审美调研数据相符；另一方面，针对这些人群的艺术创作往往需要从内心或文化上着手，契合其精神审美的内涵。例如靳埭强先生在《香港著名画家十三人展》中运用一点朱红来象征画家的创作心源，通过“少即多”、“白当黑”的布局，运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段创造出了“处处皆妙笔”的气势，展现了色彩的文化性和精神性。男性色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心理、性格、思维方式的浓缩，正如刘勰所说：“情以物兴”、“物以情观”，所以在创作过程中不仅要注意表现手段，更要注意与男性的精神共鸣，“心中有佛则处处是佛”，“返璞归真”的色彩也未尝不是一种“上善之美”。

四、结语

色彩本是自然之物，但因自然、文化等因素被人为地赋予了特殊的情感。在原始自然审美、儒家社会审美、道家文化审美和佛家精神审美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男性形成了鲜明的色彩意识，如偏好五色、注重色彩的象征和文化意义、喜用内敛的中性色等特点。为此在艺术创作过程中需把握色彩要点，针对不同人群深入挖掘“男性色彩”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使男性色与男性的审美文化相符。中国男性色彩承载着华夏文明五千年的审美基因，只要用心调配，就能彰显出无穷的魅力。

参考文献：

[1]中国流行色协会.中国城市居民色彩取向调查报告[R].上海：流行色，2004.105.

[2]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83.

[3]程亚鹏.中西美术色彩观的比较[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9，（9）：148-151.

[4]杨华.红黄颜色词在中西文学中的内涵研究[J].作家，2010，（12）：174-176.

[5]赵建中，刘国芳.论“三远”法的贡献[J].美术观察，2009，（8）：108.

[6]张鹏.唐代地上壁画试探[J].美术观察，2002（6）：57-58+56.

[7]（明）何孟春.怜冬序录[M].台湾：艺文印书馆，1966.

作者简介：

第7篇：儒家思想中的女性地位范文

关键词 杂志广告；女性形象；刻板印象；性别；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41-0040-02

在日益多元化的传媒环境中，广告作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传播工具，将现实中的诉求言简意赅地表现于视觉影像之上，同时也影响着受众的文化和物质生活。在杂志广告中，由于篇幅有限，女性形象作为重要的传播符号被广泛的应用。相较于男性，其自身的生理和性格特征更容易对观众造成冲击，刺激购买欲望，增强广告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女性在广告中的刻板印象一直深受诟病，虽然近些年来，多元化的形象在逐渐增多，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女性的刻板形象仍然是大量存在的。 所以本文从杂志中的广告入手，从模特所展示的传统与现代形象模式的角度，试图对女性形象进行解析。

1 杂志广告中传统的女性形象模式

1.1 家庭妇女的女性形象

由于几千年来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贤妻良母类型的女性成为了中国女性的价值典范。她们被要求为老公操持家务，打理好生活琐事，为儿女的成长尽职尽责。此类型的女性形象弱化了个人的性格特征和内涵，其主要特征是为家庭、老公、孩子服务的工具。在过去，传统的家庭妇女形象被大量应用，不过在女性地位日益平等、提高的今天，此类形象在杂志广告的应用有了明显的下降，不过这种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仍然根植于中国社会，并未消失（Chen，2010）。

在平面杂志广告中，表现贤妻良母的方式比较单一，多是以不同年龄层的妈妈形象出现，她们温柔、体贴、乐于为家庭奉献，并且陶醉于家庭生活之中。这些产品类型多以家庭生活用品为主，根据杂志类型、受众群体的不同而加以区别。比如时尚杂志中的家庭妇女形象，会添加清新、靓丽的时尚元素，模特的年龄层也偏年轻化。又比如健康类的杂志，其中的妈妈类角色以中年到老年为主，她们有着温柔、善解人意的眼光和依然矫健的身姿。满面愁容的家庭妇女形象非常罕见，这些妈妈仿佛都因此成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过，这也暗示着女性仍然被应用于操持家务、丧失自我的刻板印象之中。在童芍素和胡晓芸（2002）对广告的数据分析后也证明了这一点，即女性的性别角色仍然存在传统化的问题，其发展受到男性话语权的主宰。

1.2 美丽性感的女性形象

对漂亮而具有曲线的女性形象的喜爱，不仅仅是女同胞自身的向往，也体现了男性对女性形象的心理期待。杂志广告善于采用美女进行推广，因为杂志广告的版面有限，如何能在第一时间吸引读者的眼球，增强记忆度，美女是必不可少的传播符号。陈锋和梁灿（2011：90）在研究中曾说“美女文化是视觉的、可被消费的媒介文化，其核心特质是以美女形象的传播为中心，吸引受众注意力，以达到推广、销售某种产品、服务或理念的目的。”此类女性形象面容娇俏动人，身材火辣完美，最重要的是她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靓丽的外表，强化了她们的被观赏性，而内涵却相对缺失，其主要的运用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展示女性专注于如何使外表变得美丽动人，多以表现柔嫩的肌肤、长睫毛、顺滑的长发为主，集中在女性的上半身，此类形象多被大量应用于女性消费品上。其言外之意是，如果使用了该产品，也可以和画面中的模特一样明艳动人。这种表现手法尤其针对女性群体，有显著的传播效果，容易激发对美好形象的渴求和心理认同，从而刺激购买欲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广告中的女性被限定为主要追求外表，而不注重精神内涵的形象。她们绽放着自信的笑容，仿佛这一切都是由美丽的外表而赐予，削弱了其社会属性和职业属性。女性的品德、才能和创造力被相对抹杀，“只剩下由男权文化决定的外表价值，实质上是对女性人格的否定。”（吴延俊，郑h，2004：68）。

第二，凸显女性的性特征，招徕受众，多以较为的衣着和身体部位的特写为主。随着西方文化和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女性形象逐渐挣脱传统美，而出现了更多性感时尚的女性形象，但不可避免地含有强烈的性暗示。此类形象用的肌肤和身体，式的身体抚摸等动作吸引观众的眼球，集中表现女性的生理性特征。其产品功能主要围绕着美容化妆用品、服装等女性消费品。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以男性为主要消费对象的酒类、服装、汽车等，也应用了相对较多的性感女性形象，并作为男模特的陪衬出现。该类广告以男性认知为主要出发点，女性成为了性对象在广告中加以展示，其数量远远大于大性（Koemig & Granitz， 2006：91），使女性形象流于表面和肤浅。

第三，杂志广告中还有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她们妆容淡雅，但青春、活泼，生机勃勃，仿佛暖风一般带有十足的活力。 此类形象不仅外表清新可人，同时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气质鲜明。她们所表现的产品类型以运动、青少年保健、食品饮料等类型为主，多以使用者形象出现。此类广告不仅仅专注于女性的外表，也提倡了热爱运动、富有活力的女性生活方式。

2 杂志广告中现代的女性形象模式

2.1 女强人的女性形象

“强者”，在过去的广告塑造中，往往更多的与男性形象相关联。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女强人的形象也层出不穷，她们身着职业装，有着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行事干净利落，智慧与自信并行。随着文化转型和民主改革的不断深入，新时代中国女性的身份认同也不断深入人心。她们的形象已不再顺服、依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强悍”。

杂志广告在展示此类型的女性形象时，往往安排她们身处职业环境之中，比如以高档写字楼、办公室为背景，模特手持文件或资料夹，以自信的姿势出现。或者一些有关健康产品的广告，会以资深业内人士推荐的角度出发，给观者以值得信赖的传播理念。此外，该类女性形象以脑力劳动者居多，强化了女性自身的社会价值。

2.2 现代的都市女性形象

此类广告形象不局限于表现女性的家庭属性，而是通过服饰、氛围、职业烘托出了独立、自主、智慧而又优雅的现代女性形象。她们摆脱了传统广告中的贤妻良母和附属依赖的女性刻板形象，在一些主流的品牌广告中被广泛运用。特别是在一些品牌推广的广告中，其意旨不是销售特定的产品而是传达品牌的内涵。她们多以独立、职业女性的特征出现，并不拘泥于穿着工装或者身处办公环境，但是个人的气场和手提的公文包显示了她们的工作属性。她们或是身处高端的宴会，或是享受一杯下午茶，体现了女性日益上升的社会地方和属性。并且，焦点不仅仅聚焦在模特的外表，其他道具、背景所隐喻的多元化的性格特征。

该类型的女性形象不再是男权社会的附庸，而是富有人格魅力的新女性形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文化层次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在大都市尤为显著。“所以，风格和品位成为了品质生活的‘风向标’”（Hung&Li，2006：14）。在时尚杂志中，特别是国际一线的奢侈品品牌广告中，独立、职业而又具有个人鉴赏能力的女性形象应用最为广泛。因为受过高等教育和具有较好的生活品味的女性是此类品牌的目标群体，用多元化的形象进行传播更具有说服力和认同感。

3 对杂志广告中女性形象的总结与思考

广告作为一个传播工具，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仅起到引导和促进消费的作用，更是社会中文化价值观的体现。反而言之，社会的发展需要传媒如实的反映与展现。在过去，中国广告中过于渲染女性的家庭属性和服务功能，忽视了她们自身的性格魅力与特征。而如今，由于更多的女性踏入职场，她们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着作用，这在杂志广告中也得以表现。女性的形象开始变得多元、立体化，她们独立、自信、智慧，不再是男人的附属品，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的经济文化建设中来。

但是，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杂志广告中的性别歧视仍然是大量存在的。它们多专注于外在化的、较为肤浅的女性形象，而忽视了女性所拥有的丰富情感和内在品质。媒体中所表现的刻板印象会反作用于社会行为，从而影响社会舆论。杂志广告中所赋予的女性传统、顺从、漂亮等属性，会构成社会价值观中男女不平等的性别区分，引导受众对性别差异的歧视。女性因为其自身的生理特点，而使其更易于展现外表，吸引眼球。因此，当今社会的媒体创作者，应采用多元化的视角，避免刻意的追求经济效益而滞留在单一的刻板印象。通过恰当而适度的表现手法，创新的观念，更多地塑造全面、良性的时代女性新形象，从而构建积极健康的媒体环境。

参考文献

[1]Chen， W. （2010）. Research on the stereotype of western women in advertising of Chinese fashion magazines. China Media Research， April 1.

[2]Hung， H. & Li， S. （2006） Imag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man in advertising in China： A content analy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nsumer Marketing， 19（2）：7-28.

[3]Koernig， S.K. & Granitz， N. （2006）. Progressive yet Traditional： the Portray of Women compared to that of Men in E-Commerce Magazine Advertisements.Journal of Advertising，35（2）：81-98.

[4]陈锋，梁灿.论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J].新闻爱好者，2011（4）：90.

第8篇：儒家思想中的女性地位范文

关键词：炫耀性消费；消费动机；感知；消费效用

无论国外还是国内，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以炫耀为目的消费活动都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将这种以炫耀为目的消费活动称为炫耀性消费。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炫耀性消费文化已成为消费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尤其在中国，很大一部分关于奢侈品的消费都是炫耀性消费。根据2013年世界奢侈品协会的《2013“黄金周”华人境外奢侈品消费统计报告》，在7天国庆黄金周期间，中国大陆居民在境外消费的奢侈品累计约342亿元，比2012年同期增长6.5%[1]。炫耀性消费的不断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

一、炫耀性消费的概念

炫耀性消费的概念最初是由加拿大经济学家约翰・雷提出的，但是首次将炫耀性消费引入经济学领域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上引起轰动的却是凡勃仑。他从炫耀性休闲与炫耀性消费的对比中得出了炫耀性消费的定义，即人们通过消费昂贵的商品来显示财富进而获得地位的消费方式[2]。

很多学者都采用或借鉴了凡勃仑关于炫耀性消费的定义。但是，不少学者也从其它角度对炫耀性消费进行了界定，如O'Cass and McEwen从地位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的对比中得出――炫耀性消费是个体为了提高自身形象而公开消费能传递地位信息的炫耀性商品的行为倾向，是否公开（或炫耀）自己的财富是二者最大的区别[3]；Pirón认为炫耀性消费是一种社交活动，通过产品的炫耀性特征，其消费过程能被其他消费者所感知[4]。

二、炫耀性消费的动机

根据前人的研究，凡勃仑关于炫耀性消费的定义是较为狭隘的，因为人们进行炫耀性消费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社会地位和声望，还包括很多其他的目的，如提升自我形象、展示自我个性、获得和维持伴侣、获得和提升面子等。基于此，我们将从个人、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来讨论这些动机。

1、个人层面

（1）自我

自我也叫自我概念，是一个人对自身存在的体验。个体会通过经验、反省和他人的反馈逐步认识和发展自我。根据个体将他人和社会嵌入到了自我的程度，其可以分为个我性自我和公众性自我。当他人或社会嵌入到自我概念的程度越深时，个体就越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从而其炫耀性消费的倾向就越强。

与自我角度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就是自我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个体的消费是一种发生在印象管理过程的活动。个体购买产品不仅是为了获得其功能价值，更多的是要利用产品所包含的象征特性向外界传递自我概念，提升自我形象。在炫耀性消费中，消费者拥有的财富和地位已嵌入到自我概念中。为了提升自我形象，炫耀性消费者一方面重视产品的象征特性，另一方面也倾向于选择品牌形象与自我形象一致的产品来表达自我[5]。

（2）物质主义

物质主义是指消费者对世俗财物的重视程度。对于物质主义者，物质的拥有是生活的重心和幸福快乐的来源。这样的个体往往通过拥有的财物数量和质量来衡量个人成就和地位。在消费的过程中，他们更加重视可视程度高的物品、更喜欢从物品的展示而不是使用中获得快乐，因而更倾向于购买能够表达声誉或改善形象的奢侈品。这种特质和炫耀性消费密切相关，相关研究也表明不管是在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文化中，物质主义和炫耀性消费之间都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6]。

（3）两性关系的获得和维持

从进化的视角来看，资源的炫耀性展示可以作为一种旨在获得后代繁殖机会的交流策略。根据高成本信号理论，尽管这种展示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代价高昂且毫无用处的行为，但却可以向异性传递自己作为伴侣的优良品质。研究表明男性较之女性更喜欢炫耀性地展示自己的资源，因为女性更加看重男性的财富和地位[7]。在激发被试求偶动机的情境下，男性对炫耀性奢侈品的支付意愿显著提升，对非炫耀性产品的支付意愿则没有变化[7]。但是并非所有男性在求偶动机被激发后都会增加炫耀性消费，只有遵循低投资求偶策略的男性，在短期求偶动机被激发后，其炫耀性消费才显著增加[7]。然而，这些实验结果并不适用于女性，其原因可能是男性在寻求异时更看重女性的物理特征，如外貌、健康等而非其经济行为。

和男性向异性炫耀奢侈品不同，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炫耀性消费旨在向其他女性传递信号。研究表明，女性在维持夫妻（或恋爱）关系上较之于男性会更加倾向于购买炫耀性的奢侈品[8]。这是因为女性更加重视两性关系的维持，为了防止第三者破坏夫妻（或恋爱）关系，她们会利用炫耀性的奢侈品传递丈夫（或恋人）对自己忠诚的信号，以警告会对其造成威胁的其他女性。

2、社会层面

（1）社会地位

地位动机是炫耀性消费最重要的动机。社会地位有两种获得方式：支配和亲社会声望。前者关注自身，强调自我放纵；后者关注他人，强调自我牺牲。只有当个体试图通过支配方式获得社会地位时，才更容易进行炫耀性消费[9]。此外，很多研究都是将地位动机与富人或上层阶级联系起来，很少涉及处于社会中下层的贫困阶级，但是凡勃仑认为地位动机也会导致赤贫阶级的炫耀性消费[2]。Ordabayeva和Chandon发现随着收入分配的平等性增加时，炫耀性消费能够让底层消费者超越更多的消费者，从而那些追求地位的个体就越倾向于炫耀性消费[10]。

（2）人际影响

除了社会地位外，人际影响也是炫耀性消费的一个重要维度。在炫耀性消费中，人际影响主要是指参照群体的影响，其可以分为三类：信息性影响、功利主义影响和价值表现影响。这三种影响都与炫耀性消费有关，其中价值表现上的影响与基于物质享乐主义的炫耀性消费行为显著正相关，而信息影响和功利主义影响与基于群体归属交流的炫耀性消费行为正相关[11]。

受到功利主义影响的消费者会受到顺从参照群体的压力。如果个体感觉到某些行为会导致奖励或者惩罚，且群体重视行为产生的结果，则该个体就会按照参照群体的期望行事。因此，具有高社会顺从倾向的消费者更加在乎外界的感知，更加希望获得参照群体的接受和认可，因而更加有可能进行炫耀性消费[3]。

受到价值表现影响的个体希望和某人（群体）产生心理联系并且会接受这个人（群体）的定位。这种心理联系有两种形式：试图成为参照群体的成员或者仅仅是情感上的喜爱和依恋。前者更有可能导致消费者的炫耀性消费，尤其在一个强调社会等级的群体中，如在奢侈品的消费群体中，暴发户或装模作样者为了融入更高地位等级的群体，会试图模仿该群体的消费行为，以获得其认可[12]。

3、文化层面

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动机在不同文化中均广泛存在，由于不同文化所遵从的价值观不同，这些动机在程度上会有所差异，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东西方社会中人们所持有自我概念的差异。西方文化中，个体看重个人目标胜过群体目标，且个人成就通常是以财富的积累来衡量的，所以物质主义在个人主义主导的社会更为普遍。在东方文化中，传统的儒家思想提倡节俭和谦卑，物质主义和这种价值观背道而驰。因此，在个人主义社会中，炫耀性消费更有可能被物质主义激发出来[13]。

但是在东南亚社会中，依存型自我强调将社会角色和公众认知作为个体认同的中心。个体的消费活动不是为了满足自身内在需求而是为了维持和提升外在形象即面子，因而在东方文化中，面子意识更容易导致炫耀性消费[11]。同时更多地注重面子导致东南亚的消费者比西方消费者更强调公众可视的东西。面子意识能正向地影响炫耀性消费，并且其与炫耀性消费行为各维度如地位展示、人际关系调节、物质享乐主义和群体归属交流维度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5]。

三、炫耀性消费的效用和感知

炫耀性消费的效用往往用相对收入或地位提高所带来的主观幸福感来衡量，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方面，炫耀性消费主体通过产品的排他性产生优越感，提升自身形象，从而导致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另一方面，炫耀性消费可能导致地位踏板效应，即人们为了维持现有的地位不得不更多地进行炫耀性消费。Frank指出虽然炫耀性消费使个体超过了别人，但是其从中获得的主观幸福感会被消费的总体水平所抵消[14]。总体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得更多人能够购买炫耀性产品，进而导致这些产品失去原有的排他性和炫耀性。人们为了维持现有的地位状况就会更多地进行炫耀性消费，而成本的提高最终会导致主观幸福感的降低。

炫耀性消费在通过消费将自身信息传达给其他消费者的同时，其他消费者也在感知炫耀性消费者传达的信息。个体的炫耀性消费可能导致旁观者对其动机的怀疑，认为这种行为是出于印象管理或者获得社会认可而不是因为产品本身的原因。当具有低自我――品牌联系的观察者感知到其潜在的动机，很有可能会对使用者产生反感进而产生品牌稀释效应[15]。Sundie等在探究产品失败的情形中发现当个体看见他人的炫耀性消费时会对品牌产生敌对情绪[16]。但是，他们认为这是个体的嫉妒导致的，而Ferraro等发现不管是对于高自我―品牌联系或者低自我―品牌联系的观察者，品牌的炫耀性使用都导致了更低的嫉妒，从而排除了嫉妒的影响[15]。

还有学者研究了买方对卖方炫耀性消费行为的感知。他们发现提供某些复杂、无形的体验型商品的卖方（例如律师，房地产经纪人等），其炫耀性消费行为能够向消费者传达高收入、高质量的服务信息[17]。在此基础上，Scott等考虑了内外部因素（商业关系类型和消费者个人特质）的影响[18]。他们发现当商业关系（或消费者的关系导向）以交换关系为主时，消费者从卖方的炫耀性消费中感知到更高的能力，从而增强了对卖方的态度和消费意图；当商业关系（或关系导向）以互惠为主时，消费者从卖方的炫耀性消费中感知到更低的热情，从而态度和行为意图降低。一旦消费者察觉到卖方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说服他们时，无论在哪种商业关系中，都会降低消费者感知到的卖方热情。

四、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虽然炫耀性消费已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但目前学者对炫耀性消费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消费动机上。到底影响炫耀性消费的动机有哪些，且这些动机及它们的交互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炫耀性消费，依然得不到统一的结论。

炫耀性消费的特点决定了所消费的产品类别绝大多数是价格高昂的奢侈品，特别是来自国外的奢侈品品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通过购买大量低价位的商品也可以达到炫耀性消费的目的。低财富水平消费者与高财富水平消费者竞相购买炫耀性商品的成本高于他们从中获得的效用，高财富水平的消费者只需要在购买数量上取胜就可以炫耀自己的财富。

炫耀性消费最突出的作用是获得和提高社会地位，不少研究中直接将地位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等同，认为地位消费就是炫耀性消费的表现，这肯定是不妥的。根据O'Cass和McEwen，地位消费是一种重视地位且想要获得和消费那些能够提供地位的产品的行为倾向[3]。消费者购买地位产品可能是出于内部动机（如品味、偏好、能力等）而不是为了向别人炫耀。

综上所述，对炫耀性消费的研究还有以下方面待挖掘：

第一、炫耀性消费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对于不具备经济能力的消费者，追求社会地位的动机可能会导致其购买假冒的奢侈品来实现炫耀目的。为了争取到这类消费者，奢侈品企业可以适当地进行产品延伸。但是这类消费群体如何在延伸产品和假冒奢侈品之间进行选择依然缺乏实证探讨。

第二、对于大多数的非单身女性，守护伴侣的动机会激发其选择炫耀性的奢侈品，但是仍然有部分女性更倾向于低调的奢侈品，例如富有的女性在追求或保持长期伴侣时可能更偏好显著度低的奢侈品。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产品的显著度在两性关系中的作用。

第三、社会地位的获得方式决定了地位动机既可以导致炫耀性消费又可以导致慈善行为或绿色消费。如何利用这一动机有效引导奢侈品消费群体的消费方式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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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儒家思想中的女性地位范文

文章以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为调查对象，从网络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调查入手，对网络文化背景下高职院校大学生幸福观教育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网络文化背景下高职院校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对策。

关键词：

网络文化背景；幸福观教育；高职院校

高职院校学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线人才，高职院校学生的幸福观直接反映了我国社会青年幸福观的主流方向。因此，高职院校大学生幸福观的教育成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网络文化背景下，这一问题又出现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一、网络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调查

要针对网络文化背景下高职院校大学生幸福观教育进行研究，首先需要就网络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进行调查。本次研究向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发放《关于网络对大学生幸福感影响的问卷调查》100份，在整理问卷后得出有效问卷共88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88人中，理工类大学生有63人（71.59%），文科类大学生有20人（22.73%），艺术或体育类大学生有5人（7.96%）；88人中，男性62人（70.46%），女性26人（29.54%）。

（一）高职院校大学生网龄分布

所调查的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88名大学生中从未上过网的人数为0，50名学生（56.82%）拥有5年以上网龄，31名学生（35.23%）拥有3～5年网龄，仅有7名学生（7.95%）只有1～2年网龄。

（二）高职院校大学生上网行为

所调查的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88名大学生中，上网打游戏的有45名（51.14%）、聊天的有79名（89.77%）、看视频的有62名（70.45%）、刷社交网站的有54名（61.36%）、逛论坛贴吧的有32名（36.36%）、学习的有27名（30.68%）、网上购物的有42名（47.72%）、其他的有3名（3.41%）。

（三）高职院校大学生网络与幸福感的关系

所调查的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88名大学生中有26名学生（29.09%）认为在接触网络后幸福感有所增加，9名学生（10.91%）认为在接触网络后幸福感无明显变化，22名学生（25.45%）认为在接触网络后幸福感有所降低，30名学生（34.55%）认为在接触网络后无法准确描述幸福感是否存在变化。在明确了网络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后，则可以根据调查结果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幸福观教育工作。

二、网络文化对高职院校大学生幸福观教育形成的机遇与挑战

（一）网络文化对高职院校大学生幸福观教育形成的机遇

网络文化对高职院校大学生幸福观教育形成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网络文化使得幸福观的教育内容更加丰富。网络文化包含的内容众多、类型多样，涉及多个行业领域，包罗万象[1]。而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凭借着便捷性、高效性的优势能够与高职院校大学生形成十分紧密的联系，无论是生活、学习，还是求知方面，高职院校大学生都能够从网络中获取足够的信息。更为重要的是，网络内容的多元化使得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大学生幸福观教育不再是基于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以通过图片、音频、视频等方式来体现，大大丰富了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教学内容。第二，网络文化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幸福观。网络文化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高职院校的学生作为国家需求的综合型人才更加容易吸收新鲜的事物，特别是网络所包含的多元文化。在网络文化背景下，高职院校大学生可以形成强烈的爱国主义，看到自身未来的发展机遇，激发潜在的民族精神，从而形成正确的幸福观[2]。

（二）网络文化对高职院校大学生幸福观教育形成的挑战

第一，影响了大学生的正常人际交往。虽然网络的出现给大学生带来了更加宽广的交际平台，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学生的生活交际空间。而部分大学生过度依赖网络，已经出现了人际交往困难，常常出现在网络沟通、交往自如，在实际交流上却难以正常沟通等情况。第二，导致大学生形成多元化的幸福观。网络文化内容丰富多彩，多元文化争奇斗艳，部分大学生不具有坚定的意志与正确的价值观，十分容易被多元文化影响，崇拜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导致其幸福观与主流幸福观背道而驰。第三，降低了幸福观教育工作者的作用。在传统的幸福观教育中，教师往往占据了教学工作的主导地位，教师可以针对学生对幸福观教育的需求来制定教学计划、选择教学内容。而在网络文化背景下，幸福观教育工作者的地位受到了冲击，大学生可以自由地从互联网上获取各种关于幸福观的信息，十分容易被各类型的文化所影响，降低了教育工作者管理教学活动的能力。

三、网络文化背景下高职院校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对策

（一）建设网络教育平台

网络教育平台是传播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要途径，也是互联网环境下进行幸福观教育工作的关键载体，因此，学校应该充分发挥精英的引领作用，认真组织高等学校、研究院所等单位的相关专家开展专题网站建设、相关宣传教育软件开发等网络文化建设的研究”[3]。积极完善校园网站，旗帜鲜明地进行网络正面宣传，使其成为学生交流学习的主要平台，从而引导学生提高鉴别能力，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各种网络信息。网站建设必须要始终坚持思想原则，秉持着科学发展观以及师生平等互动的主体观，重点突出关爱学生、服务学生的理念，为培养学生正确的幸福观营造健康的氛围，创造良好的条件[4]。在网络平台内容建设方面，要做到生动活泼、形象直接、联系生活，实用形象、内容上要紧贴大学生的实际生活、满足大学生的实际生活需求，用直观的表现方式将幸福观教育的关键内容传递出来。将幸福观的教育内容渗透到日常新闻、生活资讯、娱乐新闻、就业指导等内容中去，让学生能够在浏览网站的过程中随时随地接受幸福观的教育。

（二）健全网络教育内容

当前大多数高职院校并没有建设完整的幸福观教育体系，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在幸福观教育方面也仅仅只是通过其他课程的教授进行一定的渗入与融合。由此可见，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幸福观教育作为重要的价值观教育部分，其内容十分匮乏。而网络文化背景则给高职院校大学生幸福观教育带来了发展机遇。高职院校应当从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将网络幸福观教育与大学生现实生活统一起来，构建以学业成长幸福为基础、职业发展幸福为指向、社会公益幸福为重点、休闲生活幸福为补充的幸福观教育内容体系。同时，可以在基于的基础上，重点挖掘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教育内容，将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儒家思想的幸福观教育内容通过图片、视频、文字的形式上传至网站中，以便让学生在通过网络学习的时候接受融合了传统文化的幸福观教育。同时，还可以利用院校的先进人物、先进实例来丰富幸福观教育的内容，使得幸福观教育更具说服力。

（三）完善网络教育方式

除了在学校相关网络平台添加关于幸福观教育的内容，还可以通过网站平台与学生开展直接的沟通与交流。由于在网络文化环境下幸福观教育者的教育功能被弱化，因此教师可以利用论坛、QQ、微博、微信等多种工具与学生开展自由、平等的交流，让学生能够通过网络来诉说自己在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提升个人幸福感，学会乐观地看待社会环境、正确看待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关系、正确理解金钱对于幸福的重要性、建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等等。

总之，在网络文化背景下，高职院校开展大学生幸福观教育是时代进步的要求，同时也是高职院校大学生与网络接触越来越紧密的价值观教育的需求。高职院校要借助网络文化来开展幸福观教育，可以通过建设网络教育平台、健全网络教育内容、完善网络教育方式等途径来实现，力求将幸福观教育渗透到大学生的网络生活中，让大学生能够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作者：文婷 单位：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端阳.网络文化对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功用及其实现[J].学理论,2013(8):261-262.

[2]向娴华.网络文化对大学生道德信念的影响及预防机制[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4(1):112-116.